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篇1
关键词：科学与人文；哲学反思；文化融合；实践超越?
abstract:philosophicalreflectionontherelationsbetweenscienceandhumanitieswasimportantin20th?century,butitdidnotresolvetheconflictbetweenthemforphilosophyinthepastdidnotrecognizethe?significationofpractice.marxistphilosophyofpracticeemphasizeshumansociety'suniqueexistenceand?essence,reviewthenatureandhumanitythoroughly,soitcanleadtointermediation,interpenetrationand?amalgamationofscienceandhumanities.?
keywords:scienceandhumanity;philosophicalreflection;culturalamalgamation;practicaltranscendency
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国内外学者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内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层面，即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二是精神层面，即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关系。
一、哲学反思：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理性关注
科学是一个具有社会历史性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产生于19世纪，此时的科学定义为系统化的实证知识。将之看作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文化是基于现代科学而产生的一种现代文化。“人文”与表示自然界变化的“天文”相对，泛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自从有了人和人类文明，就开始有了人文文化。而系统的科学文化的形成，则在近代科学技术出现之后。人文文化历史远比科学文化源远流长。”［1］但科学从产生之初就与人文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人比喻科学与人文是人类发展的两翼，缺一不可。既然作为人类发展的两翼，就应该是和谐、均衡发展的。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关系却是一波三折。?
在人类历史上，科学与人文曾完全内在地融为一体，在古代，科学、文学艺术和哲学没有截然分开，只是在后来母体文化直接同一性消解和文化分工逐步深化之后，科学与人文才陷入关系的外化。智者派兴起后，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之后苏格拉底把目光投向人，“认识你自己”成为人类自我认识的响亮口号，此时人文地位不断攀升。在基督教统治的欧洲中世纪，人的地位和尊严被贬低，人和自然被看作上帝的产物。科学和哲学被看作神学的婢女，科学和人文同时被淹没在神学的权威之中，科学家和人文学家受到迫害。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肯定了人的价值，宣传人的解放，被教会压抑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转向了关注人和自然。文艺复兴是科学和文学艺术的共同复兴。17世纪以后，科学以强劲的势头发展，出现了科学革命。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而带来物质资料的空前繁荣，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科学文化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理性关注，应该说首先是西方人对科学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西方自文艺复兴开始的科学对宗教的反动，一定层面上体现出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而在哲学反思的层面上，其始自休谟对“是”与“应当”的划界，强化于康德哲学关于“本体”与“现象”、“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划分。18世纪欧洲的机械唯物主义哲学，尽管积极地反对了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然而却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用纯粹力学的观点解释一切现象，甚至也把人看作机器。这种离开了人的社会性和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和认识问题的认识方法，进一步使科学与人文走向殊途。而同时，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理性认识完全不用依赖于感性经验，这一派哲学中的“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由于缺少科学性而走向神秘化，最终造成人的属性对社会存在的游离，从而使科学与人文处于对立的境地。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而带来物质资料的空前繁荣，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科学文化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文文化处于进一步的劣势地位。科学主义思潮兴起后把科学视为唯一的客观知识，科学方法无所不能，一切人生问题和伦理问题都可以用科学解决。
科学与人文的分裂对立，早被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意识到。卢梭认定科学和工艺的进步与人文精神的失落有着密切的因果关联性，他明确指出科学与艺术不仅不能敦风化俗，反而会伤风败俗。因此，科学是人类的祸患、道德的敌人；胡塞尔则认为欧洲陷入了人性的危机，原因是“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科学造就了只见事实的人”［2］。显然，科学被认为是使人类落入一个不幸时代的根源。科技发展与人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哲学反思的一个重大课题。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学者都专门探讨过科技与人的关系问题。20世纪科学人文主义思潮也是高潮迭起。自萨顿提出“科学人文主义”之后，这一主张得到了以社会科学家贝尔纳、历史学家布洛克等为代表的众多学科领域学者的赞同，并得到科学家波兰尼、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大卫•格里芬等人的追随，科学人文主义思潮成为一种融合科学与人文最为引人注目的思潮。萨顿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最可怕的冲突就是两种看法不同人之间的冲突，一方是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这些所谓的人文学者，另一方是科学家。”［3］萨顿认为，要使科学不至于失控，使之为人类的发展服务，就必须将之视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而不能将之视为一种与人文文化结合起来的方法。他认为，在旧人文主义者同科学家之间只有一座桥梁，那就是科学史。但是，萨顿强调了科学中的主体性，从而也否定了科学是并且应该是追求“纯粹客观”的传统观念。罗蒂企图超越柏拉图主义传统，消解实证科学的理性与客观性，进而消除科学的权威性，降低科学的地位，使之与人文学平权，进而把科学归于人文学之中。费耶阿本德在阐发了他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后提出了“反规则”和“反归纳”的方法冲击经典和经验的归纳法。消解科学和人文的矛盾。大卫•格里芬在《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一书中，指责现代科学观的错误，导致人的异化，意义的丧失，整个自然界的全面“祛魅”，认为科学的“祛魅”是造成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的根本原因。以整体有机论取代心物二分的机械还原论，以建设性或修正性的后现代观取代或说超越现代科学观，以达到科学、人、自然乃至整个宇宙的“返魅”。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科学大战”更是空前地体现了科学与人文之间的激烈冲突。人文知识分子发起对科学的新一轮批判。通过解构科学的实在性、客观性和真理性来消解科学在现代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科学像文学、艺术、宗教一样，完全是人类的一种文化构造，科学理论不过是科学家集团的一种社会性建构，消解了科学的神圣地位，以文化的僭主地位。这引起了科学家的不满，双方论战激烈。?
尽管西方学者对科学和人文的关注以及积极的建设性思考具有积极的意义与作用，但由于没有充分认识到实践的积极作用，在科学文化日益膨胀的今天，很难具有可行性与操作性。在科学与人文关系上，马克思实践观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文化融合：科学与人文关系的应然与必然
要探讨科学与人文的融合问题，前提是必须关注科学与人文对立、背离的原因何在。?
许多人在探讨科学与人文关系问题时，都要谈到1959年c•p•斯诺在剑桥大学发表的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他是在文化活动中科学主义取向和人本主义取向日益极端演进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他认为两种文化的对立主要是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两大集团互不理解，甚至互相敌视。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两大集团的对立是科学与人文对立的特殊形式，也是凸显的方面，其实这种对立背后还有深层次的原因。林德宏教授从文化层面探讨了工业社会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失衡的两个主要标志：其一，同社会科学相比，自然科学的发展速度、认识作用和社会文化作用占显著优势，出现了唯科学主义思潮——在认识论和科学观上，认为自然科学是科学的唯一形式；其二，同艺术相比，技术的社会作用特别是经济作用十分突出，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从自然生存转向技术生存，出现了唯技术主义思潮——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唯一决定性因素。［4］317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导致科学与人文对立的社会历史根源是科学的资本主义应用。马克思说：“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5］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导致功利主义科学观的社会根源。马克思指出：“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6］因此，从社会根源上看，它是资本主义文明和文化存在着深刻矛盾的反映，科技的异化是导致科学与人文对立的重要方面。而从认识根源看，是与人们片面的科学观，以及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划界简单化、绝对化等密切相关的。?
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局面是继发性的，是后天形成的，因此也是可以改变的。?
“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协调的关键，是科学精神与人文技术的结合。”［4］317从精神层面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具有统一性，即人文精神是具有科学精神的向度，而科学精神具有人文精神向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物质对于精神具有决定作用，而精神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人的智慧的花朵是在物质的升华中产生的，但往往人们对精神对物质的能动作用的认识是弱化的。“在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体系中，科学技术的功能主要是在生产力的范围内得到阐述的。”［7］实际上科学技术改变物质世界的过程就是人的精神对物质进行能动的改变的过程。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也是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物质与精神只有在契合点时才能上升为意义和价值层面，才具有精神和文化功能。因此文化的融合的基础是精神的融合。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相互关照是两种文化融合的主要方面。“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充满人类理想和激情的并与人类自身发展、前途和命运息息相关的社会活动。”［8］科学技术的双重属性告诉我们：科学技术既是一种物质力量，具有生产力功能，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源泉，具有开辟道路，决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确定方向之作用，是第一生产力；同时，它也是一种精神力量，具有文化功能，它对精神文明建设起作用。可以说，以求真和求实为核心的科学精神与以强调人的价值与尊严、尊重人的个性及关怀人类处境为核心内容的人文精神其实并不矛盾，人类精神是相通相融的。?
从文化方面看，文化本身都具有实践性。文化问题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关注对象，马克思对于人的实践活动的整体性与文化的人化本质的论述构成其文化形而上的基础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类创造性劳动的结晶，是人类为了适应和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而进行的精神生产的产物。“自然界没有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9］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与劳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猿人们进行的‘真正的劳动’，不仅使它们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也是人类开始创造文化的标志”［10］。人是通过改造自然获得生存的资本，也是通过改造自然创造丰富的物质文化成果，从而改变生存环境和条件提升人本身的。“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11］两种历史都因为人的参与而相互有意义。人参与两种历史的创造过程是通过实践完成的，正是由于实践人类创造了强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成为两大文明的重要表征。?
“人的本质是物质性和精神性的统一，所以两种文化的统一是人性的要求，两种文化的对峙，则是人性的分裂。”［4］329因此，科学与人文融合具有理论上的应然与实践中的必然。
三、实践超越：突破科学与人文对立关系的现实途径
解决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关系还要回到马克思。马克思深刻地把握住了人在实践基础上生成的社会及其历史这一人的真正现实，从而科学地解决了科学与人文的对立。?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12］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过去的“科学”对于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过去的“人文”只是抽象地发展人的能动的方面。由此而发生哲学中的“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两大思潮的对立。原因在于，它们都不了解人的实践，而“实践”这一联系人和自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对象化活动，正是实然与应然、现实与理想、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关键。?
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的分裂是19世纪以前科学的特征，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则力图克服这种分裂，实现科学的统一。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3］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他们学说的过程中，自觉地从不断发展着的自然科学中吸收有益的成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19世纪40年代的历史条件下，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需要，在创立新世界观的过程中，形成了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科学理解，为了创立新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需要，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去关注研究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并直接推动历史前进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关注与他们同时代的科学技术进步推动的产业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巨大作用，他们自觉地把科学技术纳入到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社会科学有其特殊性，但在确定其科学性时，在使其科学化时，总是要直接、间接地以自然科学为参照系，总是要尽可能地借鉴、移植自然科学的方法与标准。其中最重要的是运用科学实践观对人文关系进行考察、分析，得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断，把科学的发展视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视为人的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基础，同时揭示出科学与人文在本质上的统一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实践是科学与人文统一的基础。他们从唯物史观的高度不仅把科学看作生产力，而且把科学与具体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联系起来考察，从人类全部社会生活与实践的关系上去理解和把握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正确指出了科学与人文统一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尤其是这一活动的基本形式——生产活动中。在他们看来，人类实践“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这样，整个世界由“自然和历史”两方面构成，而实践既是构成自然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将它们连结起来的桥梁。正是在实践中，自然和历史被赋予了对立统一的关系，使历史“自然化”，使自然“历史化”。所以，“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4］。?
实践这种人类有目的地改造和探索现实世界的客观物质活动能够并且必然改变科学与人文的对立，主要在于：?
一是实践体现了自然物质性和人文价值性的统一。萨顿指出：“无论科学活动的成果会是多么抽象，它本质上是人的活动，是人的满怀激情的活动。”［3］38马克思也指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这种活动集中反映了人作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和人类“生命活动的性质”［15］。人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达到自由本性的自我确证、自我展现和自我追寻。?
二是实践实现了主观目的性和客观因果性的统一。人是一种目的性的存在，人的目的和需要是社会和人类自身发展的动力，人类从事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基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又把自己的目的、需要运用到客体对象上去，创造出人类所需要的新的有用客体。自然是一种客观规律性存在，具有因果性。而作为实践的科学活动是人目的实现的重要方式。在实践中主观目的性与客观因果性达到了契合和统一。?
三是实践达到了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的统一。物的尺度，即外部事物的本质与规律，是人对事物进行正确的事实判断的基本前提；人的尺度，即人的知识、情感与意志，是人对事物进行合理的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一方面要受到物的外在尺度的制约，另一方面要受到人的内在尺度的制约。自然科学，主要依据物的尺度，确保合规律性，体现了人类科学活动中求真的向度；人文科学，主要依据人的尺度，确保合目的性，体现了人类科学活动中求善和求美的向度。?
在实践中生成的社会，是人类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结果，是人化的自然，也是现实与理想、科学与人文、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的统一体，它既有源于自然的自然物质性、客观因果性，又有源于人的生命和精神需要与追求的人文价值性、主观目的性，高度体现了科学与人文融合的结果。所以，要正确解决科学与人文的对立，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用实践的观点才能卓有成效地把握人类社会独特的存在和本质。只有全面地考察自然物质性和人文价值性、客观因果性和主观目的性、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才能真正达到对科学和人文的互为中介、互相贯通并融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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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篇2
关键词科学技术价值基准以人为本
1科学技术的本质和价值基准
关于科学技术的价值，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产生差异的根源在于对科学技术本质的不同认识。马克思、萨尔顿、海德格尔关于科学技术与人的关系的论述表明,科学技术的本质是展现人的存在本质的一种方式,是人类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人与自然之和谐统一正是人的本质的存在方式的表现。
科学技术的本质决定科学技术的价值基准。从科学技术的本质出发，以人为中心，从人的立场和视域出发，科学技术才有价值和意义。所以，以人为本，以人为尺度,为人类造福,应当成为科学技术的价值基准。这个价值基准既体现了发展科学技术的主体目的性,又表明了科学技术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内在要求与价值方向。只有正确认识和展示科学技术的本质,重构以人为尺度的科学技术价值观,才能规范科学技术向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本质展现的方向发展。
1.1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体现了科学技术人文价值的理性回归
科技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社会活动,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人在自然中的生存地位。发展科技正是为人类解放而创造物质条件。科技的任何现实运用,必然与人有关,因而,科技在现实中应用价值的人文属性是显而易见的。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体现了科学技术的人文属性要求，要求人类在进行科学探索、科学实验、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当中，一定要对人类社会问题予以高度关注，把人文精神始终贯穿于科学活动的全部过程，要注重从人性和人文关怀的角度,对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实行社会控制，避免科技活动中负面影响的产生,以保证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自身的健康发展。人文关怀的实质是以人为本,强调要尊重人,充分肯定人的价值,人类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应是决定科学技术取舍选择、发展方向的最终依据。要力求把科技发展控制在有利于人文关怀的范围内,以尽量减少其对社会利益的损害。
1.2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承袭了科学技术的本质
科学技术的本质决定了科技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着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发展，科技不仅要力求还原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更重要的是依据发现的客观规律去实现人的意志,把自然对象从“自在存在”改变成为符合人的需要的“属人存在”，科技活动的全过程始终应贯穿着人文精神。爱因斯坦在1931年对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说：“如果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他的话对人们应该有重要的启发，科学的兴衰与人类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须要突出人文关怀，在科学的视野中重视科技活动及其成就对于人的利弊、对人类命运的影响，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起来，由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危机才会被科学技术所克服,科学技术才能真正成为人类克服各种危机的可靠保证。
1.3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符合科技与人之间互渗互促关系的要求
科技与人之间本来存在着互渗互促的关系，一方面，人类正是借助于科学技术，使自己从动物界中走了出来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另一方面，科技作为人类的认识成果，由人类创造和应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回顾历史,社会的每一个进步,都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人的解放与社会进步同步,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而归根结底要以科技的革命性进展为前提。科技革命引发的知识革命,极大地提升了人的理性力量、认识水平和思想境界,从而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最根本的源泉和动力。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的来临和高科技的兴起,科技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力越来越大,人类对它的依赖性就会增强,科技的负面效应也会突出，因此，强调科技与人之间互渗互促的关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技术价值基准，对科技的发展和应用进行人文价值的引导,对科技的功用和发展方向做出合乎人文精神的规定,使得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达成和谐统一，对真善美的追求实现有效的沟通，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健康、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实现科学技术最大限度的服务于人类生存的终极价值目标。
1.4以人为本的价值基准，坚持了人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人是社会的主体,在社会活动实践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永恒的主题。所以,在高科技时代更应以人为本,提倡科技人文精神,在崇尚、尊重科学,积极研究开发利用先进技术的同时,更应该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满足人的需要,追求人的发展,实现人的价值,使科技进步、经济发展与人的幸福和人的价值的实现相一致。科技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协调，这应该是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要求，也应该成为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2科学技术的人文价值目标
2.1实现科技发展与人的协调
康德在其目的论哲学中明确提出：“人就是现世上创造的最终目的”。因为,“人乃是世上独一无二的能够形成目的概念的存在者,能够从一大堆有目的而形成的东西,借助于他的理性,而构成目的的一个体系”。康德提出的人不依赖于他物而成为目的的思想,对于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科技与人的关系,是有启发意义的。科学技术价值的实现主体是人类自身,科学技术是在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自然界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也是人类有别于其他的生物的地方。科技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社会活动,其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提高人在自然中的生存地位，发展科技正是为人类解放而创造物质条件。树立发展科技以人为本的理念,把科技发展同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这一崇高目标联系起来，严格把握科技运用的伦理尺度和伦理范围,避免科学技术的滥用、误用和恶用。要把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归结到人的生活本身,从人们的“美好生活”的高度来审视科技进步，科技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人们幸福地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要发展以人为中心的科技,科技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应关注人的生存处境和人的精神生活的提升，在科学技术发展的目标中应包含与人类最佳结合的内容，使得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达成和谐统一，使科技发展与人的发展保持协调。
2.2关注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平衡
发展科学技术的价值在于真善美的和谐统一,追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由和完善是科学技术的终极目标。社会的发展应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科技进步应与社会协调发展相平衡。现代科学技术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迅猛发展,一方面扩大了人类改造自然的活动领域,提高了人与自然作斗争的能力,从而把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也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近几十年来人口的过快增长、粮食供应短缺、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使作为科学技术发展主体的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只有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才能保证科学技术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主体在发展和应用科学技术时，关注科技进步与人类社会的和谐统一。从科技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考察,衡量科技进步与否的标准,无疑在于科技是否朝着对人类终极关怀的方向发展,是否有利于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
2.3综合协调人、自然和科技的关系
人类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要改造自然界,但同时应积极地适应自然界,把改造和适应自然界有机地统一起来,使自然环境可以承受人类的改造活动,从而将改造活动限制在对生态环境危害最小的合理范围内。人类通过科学来认识自然，但人类不能成为科学技术及其丰硕物质成果的奴隶;科学研究和技术的应用理应更多地服务于恢复人的价值、人格、尊严、个性和自信心。科学技术是调节人和自然关系的重要手段，因此，人类在自觉地建立人类与自然的平衡关系时，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中必须要树立生态文明意识，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注意科技进步的生态化趋势,实现工业化与生态文明的有机结合。从而为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2.4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作为主体的活动,必定会受到人们自身的信仰、观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及身处的时空条件的影响,必定渗透着某种价值判断与选择,也就是说必定带有主体性。科学技术的危机实质上是一种人类价值观念的危机。现代技术之所以成为威胁人类的恶魔,其实是对技术本质的误解,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错误的科学技术观和对科学技术的误用。如果回到根基上来看问题，科学技术的危机归根到底还是人的问题,特别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人与人的关系利益化、金钱化、客观化,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就会盛行,就会造成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人们为了满足自身日益膨胀的欲望,不可避免地会向人所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大肆攫取，在经济活动中就会丧失人文理性,造成文明的畸型。爱因斯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指出:“我们认为今天人们的伦理道德之所以沦丧到如此令人恐惧的地步,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这是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一个灾难性的副产品”。如果人的行为是合理的,人们能够合理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科学技术的危机和负面价值也就会降低到最小的程度。所以，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创造精神文明，唤醒其内在的人性觉悟，使人们能更理性地看待自然,看待社会,看待人类自己,更科学地揭示客观规律,更合理地改造世界。依赖科学和理性,对客观规律和人性有正确的认识,促使人的行为合理化,既合乎规律又合乎人的需要和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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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篇3
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长期以来人们形成了多种学说或观点，如所谓的“冲突说”、“相互关联说”、“认识的不同状态说”、“完整知识说”等等（注：“冲突说”认为科学与宗教之间是绝对对立的冲突关系：科学代表着真理，宗教代表着谬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1875年英国科学家j.w德雷伯(j.w.draper)的《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相互关联说”认为，科学与宗教处理的是不同领域的事情，各自满足人类的不同需要。许多科学家都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认识的不同状态说”是孔德提出的。他认为人类理智的内在发展在历史上出现了宗教、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三个连续的阶段：宗教充当了人类知识的必然出发点，而科学则提供了量终的认识状态。“完整知识说”是19世纪俄国哲学家索洛维约夫提出的。他认为，实证科学、哲学、宗教的综合，即所谓的“完整知识”，是人类理智发展的“最高目的和最终结果”。）。这些观点虽然彼此间在基本内容和原则上相距甚远，但它们在思维方式上仍都局限于科学与宗教“对抗”或“非对抗”的二元关系模式，没有考虑或者完全排除了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对抗”与“非对抗”模式都基于一定的历史事实，都能解释一定的历史事实，但也总有一定的历史事实不能解释。对抗模式基于中世纪宗教对科学的迫害，如实地描述出西方近代史上科学与宗教的斗争史，但它很难合理解释现代条件下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对于杰出科学家，如刻卜勒、波义耳、牛顿可以同时是虔诚的宗教徒，甚至出于宗教的目的而研究科学这类现象，也很难解释清楚。非对抗模式却恰好相反：如果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可以简单地归并为“关于事实即追求真”与“关于价值即追求善”的关系，或者甚至可以进一步认作和谐共存、相互促进的关系，那么它们在历史上就不应该也不会表现出如此尖锐的矛盾冲突。这说明，过去人们对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认识有一种简单化倾向，这种简单化造成了一种二难境地：一方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成为了一种人们熟知的常识，而另一方面，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也成为一个理论上缺乏研究的神秘问题。
因此，笔者认为，合理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理论应具备两个基本点：一是超越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二元模式，从科学和宗教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基本方式的复杂的多元关系出发来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坚持科学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又强调人的文化本质。一般地说，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涉及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评价，也涉及科学与宗教在人类整体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各自从其他文化样式所得到的评价。二是能合理解释下列典型事实：①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宗教对科学的压制；②宗教与科学在发生学上的关系；③像牛顿、波义耳等大科学家为什么能同时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为什么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都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活动中宗教的精神价值，并对它们的关系做了本质相同的阐述？
从“同时态”的角度看，作为两种文化现象的科学与宗教，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方式。所谓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简捷地说，“就是人类把‘自在的世界’变成自己的‘世界图景’的方式”[1]，也就是人类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与世界发生真实关系的“中介”。这种中介，对人类来说，不仅是指其自然器官，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人类在其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属于人的文化。常识、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等，就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这些文化样式之所以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在于它们一旦产生，不仅以作为世界图景的知识的形式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已内化为人的本质力量，成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为人的思想和行为提供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范。因此，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具有“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三重内涵。科学与宗教，作为这种把握方式的两种，它们既为人类提供了宗教的世界图景和科学的世界图景，而且也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了各自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因而它们都是各自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统一。这样，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在人的文化世界中，就分离为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科学的价值规范与宗教的价值规范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笔者认为，只有从人的文化本性出发，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及作用进行这种分离，并在这种分离的整合中对之进行理解，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符合历史与现实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解释。
2
首先是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的相互作用。所谓“世界图景”，“是指人在自己的表现和思想中所构成的关于经验世界的整体图景”[2]。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是科学与宗教各自在自己的概念框架中形成、理解和表现的关于人的经验世界的整体图景。二者之间的关系可在两个层次上表现出来：一是对于自然界具体现象与事件的解释，二是对于自然界物质实体及其过程的卒质的信念。我们认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不仅是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的关系，而且对科学与宗教在世界图景这两个层次上的关系也必须作出具体分析。科学与宗教都以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基础，都提供对人的经验世界的解释。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之间具有明显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是绝对的和直接的。比如，科学解释是对自然现象本质的揭示，宗教解释虽然也是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但它提供的却是一个直观的、象征性的世界图景；科学解释的可接受性是建立在对对象本质的把握、概念意义的明晰性、概念之间联结的逻辑严密性，以及外部的经验证实基础之上的，而宗教解释的可接受性则建立于人对虚幻的“神”的超经验的信仰，以及宗教概念框架中存在的或多或少用理性的能力无法彻底说明的神秘性因素基础之上的；科学解释是发展的、可批判的，宗教解释则依存于信仰和皈依，自认为提供了关于一切的终极解释，不能接受和容忍来自宗教内部的批判等。人们所持的“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科学代表着真理，宗教代表着谬误”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本质的、理性的、发展的和自我批判的科学解释与直观的、象征性的、信仰的、情感的、非批判的宗教解释之间的这种直接的对立。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整体上是正确的，但在细节上却过于简单化。它将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的上述关系等同于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之间的关系，进而将后者等同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这种做法，一方面将宗教解释与宗教同一，另一方面将科学与宗教的对象、范围和宗旨同一。实质上，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其存在和解释的范围要宽广得多，它力图终极一切自然现象和生命现象——因为科学解释以经验规律为解释项，只能立足于已知自然规律基础之上，而宗教则由虚幻的“神的存在”这个所谓的“第一原则”指向了对未来和无限的解释。因此，从宗教自身来说，宗教存在的根据，不仅仅是或者不首要地是提供人的经验世界的解释系统或整体图景，除此之外，它还力图以自己的方式和原则告诉人们，如何对待现实的人生和社会，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因此，宗教对具体自然现象的直接的虚幻的解释被否定，虽然不能像俄国著名哲学家索洛维约夫那样认为它“丝毫也不牵扯宗教本身”[3]，但也不能像实证主义哲学那样得出否定宗教的意义与价值的结论。否则，我们就不能合理解释科学史上宗教解释不断被否定，而许多大科学家同时却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以及刻卜勒、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都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活动中宗教信念的存在价值这样一些和科学发展有关的事实。
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在第二个层次上的关系，涉及对自然界本质的看法。现实的科学活动以由人的历史性而来的“前理解结构”为基础。前理解结构是人作为历史的“产物和结果”而获得的他的实践活动的现实条件和本质力量。毫无疑问，和哲学信念一样，对自然的宗教信念也是这种作为科学可能性条件的前理解结构的组成部分。科学家在具体的科学活动中，常常被字宙那和谐的秩序、庄严的规律、普遍的因果关系激起一种顶礼膜拜的情感。这种对自然的合理结构和未然秩序怀有的类似于宗教的深深敬畏和赞叹的心理状态，爱因斯坦称其为宇宙宗教感情，认为它在人类的科学活动中起到前提和预设的作用，是“科学家研究的最有力、最高尚的动机”[4]。虽然宇宙宗教和恐惧宗教、道德宗教相比，没有人格化的上帝，没有教义和组织，也没有一套祭献的仪式和规矩，但它却反映了一切宗教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即根植于深深敬畏和赞叹中的信仰。也许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爱因斯坦才说：“科学没有宗教，是跛足的”[5]。这实质上也是现代文明条件下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虔诚的宗教徒的真正原因。
当然，我们强调科学与宗教，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的关系的区别，并不是要否定它们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历史上宗教的发展，特别是宗教从包罗万象的、坚持自己与真理同一的“原始宗教”，演变为只能从人的终极意义和宇宙的终极存在方面寻找存在根据的所谓的“高级宗教”，很大程度上得于近代科学独立以来科学解释对宗教解释的否定以及人们常识的科学化。正如怀德海所说的：“宗教的发展主要就是清除前一代人用幻想的世界图景来解释它的观念时所产生的复杂成分而把自己的固有的观念解放出来”，“科学的进展必然会不断地修正宗教思想，因而对于宗教有莫大的好处”[6]。
3
其次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科学与宗教，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都蕴含着与各自的存在和价值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科学被认为是理性的事业，它诉诸的是可检验的事实，在自然客体的存在状态与人类本质力量的耦合关系中把握自然规律，理解自然现象。因此，科学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散式思维、逻辑化的理性思维。它运用的是体现人本质力量的实验方法，能够理性分析的数学和逻辑方法，能精确把握本质并导致运用的定量方法等等。而宗教则以信仰为核心，它是从虚幻的“神”的存在这个第一原则出发来解释人和世界，一切活动都以强化人对所谓的“神”的信仰为中心。因此，宗教思维本质上是非批判的收敛式思维、非逻辑的整体性思维，它运用的是直觉的、整体的、思辨的、象征的、隐喻的、“奇迹”的方法（注：“奇迹”是宗教教义中描述的现实知识无法解释的现象，它能把“宗教表现出的主观意识的变化转变为客观明确的实际感受”，实质上是“表达力量和神秘观念的变化方式”（池田大作，b.威尔逊.社会与宗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39.）。）。因此，可以说，在人类的文化世界中，科学与宗教代表了
人类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
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将科学与宗教两种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的关系简单化，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
从历时态的角度看，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在起源上就和类宗教的思维方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人类最早的思维方式是神话诗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按照人的行为和目的去说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由于自然界的人格化与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和图腾崇拜这种原始宗教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神话诗思维和神话诗解释方式本质上带有宗教的性质。宗教学的奠基人麦克斯·缪勒说：“如果我们跨越文字时代，深究人类思想最深的层次，就会发现在人类思维早期就已出现了宗教的因素。”[7]对于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来说，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神话诗思维方式具有发生学意义。首先，它作为最原始最朴素的人类智慧，同时起到了解释的作用，即对那些模糊的、不可控制的自然现象的理解和说明。在自然的神话诗解释中，通过将不可理解的现象类比于人类已有的经验，自然现象具有了可理解的形式。在想像构思的结果中，行为、起源、原因、结果、意图均采取了概念化的形式。这种对异己现象的反应，“不再是一种动物性的反应。事件得到理解，反应是深思熟虑的”[8]。其次，这种神话诗思维和解释方式，蕴含着被视为科学思维和科学解释逻辑基础的因果关系的原型概念，它为未来的科学思维与科学解释提供了概念框架。随着“一神教”的惟一的“神”的观念的产生，神话诗思维进一步分化出宗教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而脱胎于宗教思维的哲学思维则为科学思维的产生提供了最直接的形式。
从共时态的角度看，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都是人理解自己、创造有意义的世界所必须的。这种必然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意识地为了自己的存在，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客观地认识外部自然界；同时，有自我意识的人为了实现和创造自我的意义世界，意识到不仅要外向地认识外部自然界，而且要内向地认识自我。而宗教的思维方式（当然也包括其他的思维方式）恰是人内向地认识自我所必须的。正如在人的活动中“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9]，宗教的思维方式、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及艺术的思维方式等等也伴随着并补充着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正由于多种思维方式的共存，人才创造了丰富的属于人的文化世界。
4
再次是科学的价值规范与宗教的价值规范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所谓“价值规范”，就是对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认同、价值选择、价值评价和价值践履等等的规范。作为文化现象的科学与宗教，各自通过自己价值的实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科学作为知识体系，精神价值是其价值的直接体现。一方面随着科学理论的扩散和科学思想的渗透，科学中蕴含的实证精神、定量的分析态度，科学表现出的简单性、系统性、统一性、客观性、合理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规范不断社会化，得到普遍性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的价值规范通过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结构显示出来，r.k.默顿将之概括为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以及有条理的怀疑性。科学的这些价值规范，是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它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不断普通化、社会化和常识化，成为人的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部分。对科学价值规范意义的确认，既要超越“科学是关于事实的，科学与价值无涉”的观点，也要避免科学主义立足于科学，要求对人及其文化做单一的“科学”理解的做法。与科学一样，宗教也力图通过自己特有的规范结构及其向日常生活世界的渗透和扩散，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但与科学不同的是，宗教特别是现代所谓的“道德宗教”，被认为首先或主要是作为一种价值规范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意义与价值与宗教的价值规范被认为是直接同一。宗教以信仰为核心，其思维的向度是未来和无限。在如何对待生命和人生活的意义等问题时，宗教常常通过教义与仪式，力图要求和教导人们寻求心理和精神的平衡、社会环境的安全感、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但“宗教的任务不是使人们到达那个目标，而是使人们充满希望地走过人生旅途。在使人获得新的生活体验时，宗教就已经表现了自己的价值”[10]。因此，理性化的科学的价值规范与情感化的宗教的价值规范，不论是具体内容还是思维向度，都存在不一致甚至对立的方面，但它们都是在人追求生活意义的过程中创造的，都是对日常生活世界价值观念的超越。它们的常识化，共同构筑了现实的人的社会价值观的主要部分。人的价值是多元的，我们既不能像中世纪那样对人及其生活进行单一的宗教理解，也不能像科学主义所要求的，对人及其文化做单一的“科学”理解。在人类的整体文化中，如何在既坚持科学在人类文明中的基础地位，又强调人的文化本质及人类文化世界的丰富性的基础上，合理地评价科学与宗教的价值规范以及它们在社会价值观中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当然，价值规范是不能脱离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而存在的，它们统一于特定的概念框架。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相互联结，不断转换，而价值规范本身就是由依赖于一定思维方式所进行的价值判断构成的；从另一方面说，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层面上的取舍与选择又是基于一定的价值规范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统一性，从另一侧面说明，我们在讨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时，不能将之归化为其中任何一个单一层次的关系，而必须对科学与宗教在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三个层面上的关系按照其内在联系进行整体的把握。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对抗模式”和“非对抗模式”，都是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归结为其中一个层次的结果。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取决于它们在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三个层面上的相互评价和相互作用，也取决于科学与宗教在整个文化中的地位及受到的来自其他方面的评价。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系，形成一个多元的逻辑关系模式。
【参考文献】
[1] 孙正聿.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1.
[2] 孙正聿.哲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54.
[3] 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147.
[4]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c].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82.
[5]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晚年文集[c].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27-28.
[6] 怀特海.科学与近代世界[c].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80-181.
[7] 麦克斯·缪勒.宗教的起源与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3.
[8] 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62.65.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篇4
因此，笔者认为，合理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理论应具备两个基本点：一是超越科学与宗教关系的二元模式，从科学和宗教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基本方式的复杂的多元关系出发来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坚持科学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又强调人的文化本质。一般地说，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涉及科学与宗教的相互评价，也涉及科学与宗教在人类整体文化中的地位以及它们各自从其他文化样式所得到的评价。二是能合理解释下列典型事实：①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宗教对科学的压制；②宗教与科学在发生学上的关系；③像牛顿、波义耳等大科学家为什么能同时成为虔诚的宗教信徒？为什么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都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活动中宗教的精神价值，并对它们的关系做了本质相同的阐述？
从“同时态”的角度看，作为两种文化现象的科学与宗教，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两种不同的基本方式。所谓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简捷地说，“就是人类把‘自在的世界’变成自己的‘世界图景’的方式”[1]，也就是人类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与世界发生真实关系的“中介”。这种中介，对人类来说，不仅是指其自然器官，而且更重要的是指人类在其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属于人的文化。常识、宗教、艺术、科学、哲学等等，就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这些文化样式之所以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在于它们一旦产生，不仅以作为世界图景的知识的形式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已内化为人的本质力量，成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为人的思想和行为提供各种各样的价值观范。因此，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具有“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三重内涵。科学与宗教，作为这种把握方式的两种，它们既为人类提供了宗教的世界图景和科学的世界图景，而且也为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提供了各自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因而它们都是各自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统一。这样，科学与宗教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在人的文化世界中，就分离为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科学的价值规范与宗教的价值规范的相互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笔者认为，只有从人的文化本性出发，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及作用进行这种分离，并在这种分离的整合中对之进行理解，才有可能得到合理的符合历史与现实的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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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的相互作用。所谓“世界图景”，“是指人在自己的表现和思想中所构成的关于经验世界的整体图景”[2]。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是科学与宗教各自在自己的概念框架中形成、理解和表现的关于人的经验世界的整体图景。二者之间的关系可在两个层次上表现出来：一是对于自然界具体现象与事件的解释，二是对于自然界物质实体及其过程的卒质的信念。我们认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不仅是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的关系，而且对科学与宗教在世界图景这两个层次上的关系也必须作出具体分析。科学与宗教都以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基础，都提供对人的经验世界的解释。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之间具有明显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是绝对的和直接的。比如，科学解释是对自然现象本质的揭示，宗教解释虽然也是对“为什么问题”的回答，但它提供的却是一个直观的、象征性的世界图景；科学解释的可接受性是建立在对对象本质的把握、概念意义的明晰性、概念之间联结的逻辑严密性，以及外部的经验证实基础之上的，而宗教解释的可接受性则建立于人对虚幻的“神”的超经验的信仰，以及宗教概念框架中存在的或多或少用理性的能力无法彻底说明的神秘性因素基础之上的；科学解释是发展的、可批判的，宗教解释则依存于信仰和皈依，自认为提供了关于一切的终极解释，不能接受和容忍来自宗教内部的批判等。人们所持的“科学与宗教是对立的，科学代表着真理，宗教代表着谬误”的观点，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本质的、理性的、发展的和自我批判的科学解释与直观的、象征性的、信仰的、情感的、非批判的宗教解释之间的这种直接的对立。应该说，这种观点在整体上是正确的，但在细节上却过于简单化。它将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的上述关系等同于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之间的关系，进而将后者等同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这种做法，一方面将宗教解释与宗教同一，另一方面将科学与宗教的对象、范围和宗旨同一。实质上，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历史上其存在和解释的范围要宽广得多，它力图终极一切自然现象和生命现象——因为科学解释以经验规律为解释项，只能立足于已知自然规律基础之上，而宗教则由虚幻的“神的存在”这个所谓的“第一原则”指向了对未来和无限的解释。因此，从宗教自身来说，宗教存在的根据，不仅仅是或者不首要地是提供人的经验世界的解释系统或整体图景，除此之外，它还力图以自己的方式和原则告诉人们，如何对待现实的人生和社会，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和情感。因此，宗教对具体自然现象的直接的虚幻的解释被否定，虽然不能像俄国著名哲学家索洛维约夫那样认为它“丝毫也不牵扯宗教本身”[3]，但也不能像实证主义哲学那样得出否定宗教的意义与价值的结论。否则，我们就不能合理解释科学史上宗教解释不断被否定，而许多大科学家同时却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以及刻卜勒、爱因斯坦、普朗克等人都深深感受到了科学活动中宗教信念的存在价值这样一些和科学发展有关的事实。
科学的世界图景与宗教的世界图景在第二个层次上的关系，涉及对自然界本质的看法。现实的科学活动以由人的历史性而来的“前理解结构”为基础。前理解结构是人作为历史的“产物和结果”而获得的他的实践活动的现实条件和本质力量。毫无疑问，和哲学信念一样，对自然的宗教信念也是这种作为科学可能性条件的前理解结构的组成部分。科学家在具体的科学活动中，常常被字宙那和谐的秩序、庄严的规律、普遍的因果关系激起一种顶礼膜拜的情感。这种对自然的合理结构和未然秩序怀有的类似于宗教的深深敬畏和赞叹的心理状态，爱因斯坦称其为宇宙宗教感情，认为它在人类的科学活动中起到前提和预设的作用，是“科学家研究的最有力、最高尚的动机”[4]。虽然宇宙宗教和恐惧宗教、道德宗教相比，没有人格化的上帝，没有教义和组织，也没有一套祭献的仪式和规矩，但它却反映了一切宗教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即根植于深深敬畏和赞叹中的信仰。也许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爱因斯坦才说：“科学没有宗教，是跛足的”[5]。这实质上也是现代文明条件下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同时又是虔诚的宗教徒的真正原因。
当然，我们强调科学与宗教，科学解释与宗教解释的关系的区别，并不是要否定它们之间的联系。事实上，历史上宗教的发展，特别是宗教从包罗万象的、坚持自己与真理同一的“原始宗教”，演变为只能从人的终极意义和宇宙的终极存在方面寻找存在根据的所谓的“高级宗教”，很大程度上得于近代科学独立以来科学解释对宗教解释的否定以及人们常识的科学化。正如怀德海所说的：“宗教的发展主要就是清除前一代人用幻想的世界图景来解释它的观念时所产生的复杂成分而把自己的固有的观念解放出来”，“科学的进展必然会不断地修正宗教思想，因而对于宗教有莫大的好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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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科学与宗教，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都蕴含着与各自的存在和价值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科学被认为是理性的事业，它诉诸的是可检验的事实，在自然客体的存在状态与人类本质力量的耦合关系中把握自然规律，理解自然现象。因此，科学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散式思维、逻辑化的理性思维。它运用的是体现人本质力量的实验方法，能够理性分析的数学和逻辑方法，能精确把握本质并导致运用的定量方法等等。而宗教则以信仰为核心，它是从虚幻的“神”的存在这个第一原则出发来解释人和世界，一切活动都以强化人对所谓的“神”的信仰为中心。因此，宗教思维本质上是非批判的收敛式思维、非逻辑的整体性思维，它运用的是直觉的、整体的、思辨的、象征的、隐喻的、“奇迹”的方法（注：“奇迹”是宗教教义中描述的现实知识无法解释的现象，它能把“宗教表现出的主观意识的变化转变为客观明确的实际感受”，实质上是“表达力量和神秘观念的变化方式”（池田大作，B.威尔逊.社会与宗教[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39.）。）。因此，可以说，在人类的文化世界中，科学与宗教代表了方式。
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将科学与宗教两种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的关系简单化，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
从历时态的角度看，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在起源上就和类宗教的思维方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人类最早的思维方式是神话诗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按照人的行为和目的去说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由于自然界的人格化与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和图腾崇拜这种原始宗教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神话诗思维和神话诗解释方式本质上带有宗教的性质。宗教学的奠基人麦克斯·缪勒说：“如果我们跨越文字时代，深究人类思想最深的层次，就会发现在人类思维早期就已出现了宗教的因素。”[7]对于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来说，这种具有宗教性质的神话诗思维方式具有发生学意义。首先，它作为最原始最朴素的人类智慧，同时起到了解释的作用，即对那些模糊的、不可控制的自然现象的理解和说明。在自然的神话诗解释中，通过将不可理解的现象类比于人类已有的经验，自然现象具有了可理解的形式。在想像构思的结果中，行为、起源、原因、结果、意图均采取了概念化的形式。这种对异己现象的反应，“不再是一种动物性的反应。事件得到理解，反应是深思熟虑的”[8]。其次，这种神话诗思维和解释方式，蕴含着被视为科学思维和科学解释逻辑基础的因果关系的原型概念，它为未来的科学思维与科学解释提供了概念框架。随着“一神教”的惟一的“神”的观念的产生，神话诗思维进一步分化出宗教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而脱胎于宗教思维的哲学思维则为科学思维的产生提供了最直接的形式。
从共时态的角度看，科学的思维方式与宗教的思维方式都是人理解自己、创造有意义的世界所必须的。这种必然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是有自我意识的存在物。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有意识地为了自己的存在，运用科学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客观地认识外部自然界；同时，有自我意识的人为了实现和创造自我的意义世界，意识到不仅要外向地认识外部自然界，而且要内向地认识自我。而宗教的思维方式（当然也包括其他的思维方式）恰是人内向地认识自我所必须的。正如在人的活动中“对生活的内向观察伴随着并补充着那种外向观察”[9]，宗教的思维方式、哲学的思维方式以及艺术的思维方式等等也伴随着并补充着科学的思维方式。也正由于多种思维方式的共存，人才创造了丰富的属于人的文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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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是科学的价值规范与宗教的价值规范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所谓“价值规范”，就是对人们的价值取向、价值认同、价值选择、价值评价和价值践履等等的规范。作为文化现象的科学与宗教，各自通过自己价值的实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社会价值观。科学作为知识体系，精神价值是其价值的直接体现。一方面随着科学理论的扩散和科学思想的渗透，科学中蕴含的实证精神、定量的分析态度，科学表现出的简单性、系统性、统一性、客观性、合理性和完美性等价值规范不断社会化，得到普遍性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建制的科学的价值规范通过科学共同体的规范结构显示出来，R.K.默顿将之概括为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以及有条理的怀疑性。科学的这些价值规范，是对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它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不断普通化、社会化和常识化，成为人的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部分。对科学价值规范意义的确认，既要超越“科学是关于事实的，科学与价值无涉”的观点，也要避免科学主义立足于科学，要求对人及其文化做单一的“科学”理解的做法。与科学一样，宗教也力图通过自己特有的规范结构及其向日常生活世界的渗透和扩散，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社会价值观。但与科学不同的是，宗教特别是现代所谓的“道德宗教”，被认为首先或主要是作为一种价值规范而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意义与价值与宗教的价值规范被认为是直接同一。宗教以信仰为核心，其思维的向度是未来和无限。在如何对待生命和人生活的意义等问题时，宗教常常通过教义与仪式，力图要求和教导人们寻求心理和精神的平衡、社会环境的安全感、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但“宗教的任务不是使人们到达那个目标，而是使人们充满希望地走过人生旅途。在使人获得新的生活体验时，宗教就已经表现了自己的价值”[10]。因此，理性化的科学的价值规范与情感化的宗教的价值规范，不论是具体内容还是思维向度，都存在不一致甚至对立的方面，但它们都是在人追求生活意义的过程中创造的，都是对日常生活世界价值观念的超越。它们的常识化，共同构筑了现实的人的社会价值观的主要部分。人的价值是多元的，我们既不能像中世纪那样对人及其生活进行单一的宗教理解，也不能像科学主义所要求的，对人及其文化做单一的“科学”理解。在人类的整体文化中，如何在既坚持科学在人类文明中的基础地位，又强调人的文化本质及人类文化世界的丰富性的基础上，合理地评价科学与宗教的价值规范以及它们在社会价值观中的地位，就显得特别重要了。
当然，价值规范是不能脱离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而存在的，它们统一于特定的概念框架。世界图景与思维方式相互联结，不断转换，而价值规范本身就是由依赖于一定思维方式所进行的价值判断构成的；从另一方面说，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层面上的取舍与选择又是基于一定的价值规范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统一性，从另一侧面说明，我们在讨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时，不能将之归化为其中任何一个单一层次的关系，而必须对科学与宗教在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三个层面上的关系按照其内在联系进行整体的把握。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对抗模式”和“非对抗模式”，都是将科学与宗教的关系归结为其中一个层次的结果。在一定的历史文化中，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既取决于它们在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三个层面上的相互评价和相互作用，也取决于科学与宗教在整个文化中的地位及受到的来自其他方面的评价。这两个方面互相联系，形成一个多元的逻辑关系模式。
【参考文献】
[1]孙正聿.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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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篇5
库恩：科学革命的阐释
在人类认识史上，有一个难题一直困扰着哲学家，那就是：自然科学是否存在有方法论的理想模式？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传统的看法认为：自然科学家说明自然现象；而社会学家则是理解社会现象，一个是关于事实的判断，一个是关于价值的判断，两者之间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从19世纪开始逐渐形成两大对立的派别：一是以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哲学家为代表，认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在认识论或方法论上没有原则上的区分，自然科学在进步和发展中建立的认识论或方法论的理想模式完全适用于人文科学，另一派与此相反，狄尔泰、泰勒等人认为，在阐科学意义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完全不同：“自然需要说明（explaination），人则必须理解（unelerstanding）”〔2〕库恩从科学史角度反对实证主义的教条，同时又对泰勒等人的阐释学区分不以为然。在库恩看来，自然科学同样需要阐释，也与文化相关。1988年库恩与泰勒为此展开一场大辩论。泰勒认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人文科学的对象本质上是自我解释的；而自然科学的对象则不必，也不应该被理解为自我解释。如果说自然科学在某种意义上是解释的，那么人文科学则是双重的解释：不仅提供解释，而且是解释的解释。库恩基于对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或进步的动态模式，对库恩的区分方式表示置疑。他认为，“自然科学在任何时候都是建立在现代实践者从他们的前人那里继承来的概念基础上的。这个概念是历史的产物，它包括在文化中，是现代实践者通过训练模仿得来的，而这只有通过阐释学的技巧，由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去理解其思想模式后，才能影响社会的其它成员。”〔3〕在此，库恩已意识到我们所接触的世界被前理解所表述过的世界；我们关于自然知识，是对先天知识以及它所倒置的成功或失败的一种反应。如电池、共鸣器或电子振荡器以及化学反应等，都属于人类活动的一个有意义的范围，处于历史中并具有与历史不能分割的意义。在他的《从必要的张力》一书序言中，库恩使用了“释义学”这个词，是为了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一书作释义学的理解。库恩实际上已经揭示了自然科学的释义学特征。
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实在论问题。实在论是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在某些领域里信念的真假，依赖于对象在该领域里的真实特性即它们所拥有的特性，而不管人们的信念、实践或标准是什么。泰勒就自然科学对象这一意义来说是实在论者，库恩则在自然科学方面对实在论发起猛攻。在库恩看来，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人们对自然会作出不同的科学说明。他引用泰勒《阐释与人的科学》一文中同样的“天空”例子说：“虽然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天空与日本的天空相比较”，但是可以肯定，“我们的天空与古腊的天空是不同的。”〔4〕而且，我们和希腊人对天空的分类也不同，因为我们的天体分类学与希腊人的天体分类学截然不同。库恩立论的科学革命，他坚持相互竞争的科学的实践和标准的不可通的约性，并且否认我们能够立于科学历史而达到对世界真正认识。这在人文科学领域如此，在自然界也同样如此。
如果说在上述两个问题中，“库恩和我（指罗斯）站在一边”〔5〕始终保持一致的话，那么在最后一个问题上两人则出现了分歧。这个问题即：对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来说，是否在认识论上存在有区别的解释活动？泰勒坚持一种强的观念，在那里，诠释是人文科学独有的；自然科学独立于文化，因而是非诠释的。库恩反对泰勒的区分方式，但仍然承认两者存在有不同的解释活动，特别是在实践中，当我们面对不熟悉的或使人迷惑的本文（text）时，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家必须经常进行诠释，而物理学家或经济学家则根本不必这样做。罗斯反对库恩的这一区分，把科学的解释范围界定为实践的解释，在这一背景下，任何把科学同其他文化领域区别开来的普通的方法论或合理性的标准，都是不存在的。罗斯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库恩的这种区分同罗蒂曾经在阐释学与通常的演说之间所作的区分是相似的〔6〕。
罗斯与库恩的分歧是从他阅读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开始的。首先在他对库恩的“两种理解”中，罗斯比库恩本人“更乐于把他的科学陈述观点远远地作为一种实践，”并声称这样做是“为了加剧两个库恩的明显区分。”他说“我的目的不是诠释，而为了发展科学的解释，而这在库恩那是经常不被注意的”。〔8〕因此与库恩不同，罗斯把范式看作实践活动的共同领域而不是信仰的共同领域。其次，语言与世界实在的关系，在库恩那里没有得到有意义的说明。罗斯强调语言和社会实在的不可分离性，认为语言的区分及其使用方式，深深地同我们社会实践情境联系在一起。同时这种实践情境，离开了合适的语言来源就不可能存在。在此基础上，罗斯提出了他对科学知识的批判分析。
罗斯：科学批判理论
如果说现代阐释学最初是人文科学阵营内部，以理解作为人文科学独特方法开始去反对实证主义科学认识论的“称王称霸”，那么罗斯与库恩出发点相同，都是从自然科学出发对泰勒等人的阐释学进行分析的。一方面与库恩一致，罗斯看到泰勒为建立人类科学唯一性所作的论证恰恰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陈述，从而证明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并没有阐释学方法论的区分。另一方面不同于库恩，罗斯否认阐释学或阐释学的解释区别于其它质疑形成。他认为库恩对此所作的区分“是不成立的”。〔9〕
罗斯的主要哲学思想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对作为实践活动领域的科学的关注。第二，我们不能把科学的认识论范围和科学的政治范围截然区分开来。正是说明科学知识增长的实践，在政治范围内，也必须理解为贯穿科学本身和对我们其它的实践和团体产生重大影响的，进而最终影响我们自身理解的种种权力关系。
在罗斯看来，“在人文科学中存在有一种与其自身的实践背景的合法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在物理学或生物学中具有同样的重要性〔10〕。在他的《知识与权力》一书中罗斯谈到，科学家经常联系实践的敏感性、精确性、有效性以及技术技能从事科学研究。他声明，重要的不在于我们是否完善地描述自然特征或者自然是否由我们“创造”，而在于我们通过实践在一定的场境中与自然交往是恰当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罗斯在实践方面比库恩走得更远。罗斯把库恩科学革命的思想发展为激进的库恩—库恩。不同于库恩：把科学团体当作信仰者的共同体，“对于库恩来说他们是实践伙伴的共同体”。（11）前者认为共同体不能容忍基本的异议，后者认为科学共同体充满了不一致。科学共同体的特征，是由共同的问题和技巧以及由对相同成果的说明规定的，而不是独立地由共同舆论决定的。异例不是理论之间的冲突，而是实践的困难。而危机的到来，则标明科学家们不再有共同的活动领域。区别于库恩，库恩并不是强加给科学历史一个固定的发展模式，常规科学和危机并不是历史的过程，而是实践科学的方式。那种通常认为在某一范围内科学革命核心概念和理论变化是同一的观点，对于库恩未必是事实。新的设备、技术或现象，能够在某一确定的研究中发生同样的基础性变化。
罗斯用“实践理性”代替了长期以来统治科学的“理论理性”，进一步阐明了科学知识与政治和权力的相互关系。在他看来，科学实践以及自然世界通过实践呈现的方式，是语言与实践构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实践属于副科学称为“统治”的领域：“统治并不是仅仅指政治结构或国家的管理……统治就是去构造其他人行为的可能范围”。（12）一个行为领域，是由材料背景，技术能力和在该背景中的共同理解这两者组成的。罗斯认为，科学实践在它有助于以两种方式构造我们的行为领域这一意义上是政治的。它改变了我们的材料背景和技术能力；也有助于规定（及被规定）表明行为的概念和实践。他说：“我们同自然世界的联系……在广泛的意义上必须被看作是一个政治观点”。（13）罗斯是从两个方面阐明科学解释的政治特征的。一方面科学革命改变了旧的自然秩序的理想，揭示了一个无限的宇宙，同时也是改变了人类面临的种种问题。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自然世界已不再是中立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另一方面，我们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也包含了政治观点。因为我们对自然的理解及其评估包含了客观的理性，这种理想反过来又与我们作为行为者的自我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海德格尔所说：“客观性是揭示对象的一个主观的特性”。罗斯强调，无论如何，客观地理解自然的恰当观点是什么，并不能从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能够和应该怎样彼此联系这些政治问题中分离出来。
对于怎样理解权力和知识，最近大多数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解释是：权力和知识是人类关注的不同领域；但两者仍以某种重要的方式相互作用。罗斯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他那里，权力关系，知识的产生和评估“不代表不同的领域”，而是以某种相互关联的方式“关注同一领域”。（14）在《知识与权力》中，罗斯对权力和知识作了重新的考察，他把权力从狭窄的社会相互运行，展为包括实践及事物过程变化的更丰富的内涵。同样地，科学知识也是能动的，知识不是一种拥有或可交换的东西，而是由不同的相互竞争的共同体思考获得的一个过程。因此，“一个陈述，技能或模式并不孤立地被看作是知识，在对它的认识过程中依赖于其它许多的实践和能力关系，特别地依赖于再生产的改变的和扩展的关系”。（15）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实践领域，罗斯称之为“场境”（fielel）。它包括了一个比信念网络更多的内容：技能和技术，可供操作和使用的仪器及物质系统，可用的资源（包括资金、设备、信息及职员等）、团体结构及相关的其它社会实践或政治关注，等等。
对于权力与知识、科学的关系，罗斯察觉到至少有两个重要的观点是传统哲学未提及的。第一，正是要求对象领域精确或更易于了解后努力，使权力与知识趋于一致。第二，社会运动或变革可能同时在认识论和政治上产生影响。罗斯总结说：“权力和知识既不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又不是同一个东西”。（16）两者代表我们认识世界和彼此交往的不同方式。没有对权力与知识的相互关注，就不可能达到对科学知识正确的批判性的认识。
几点结论
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库恩与罗斯对科学的阐释，科学的合理性及其发展，科学与实践的关系等问题存在着很多共同一致的看法，同时也有分歧。
（1）库恩与罗斯批判地分析了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从方法论与本体论方面打破了科学理性的一统天下。不同在于，库恩是从科学革命的角度展开这种批判的。库恩不满意于当时逻辑实证主义撇开科学史孤立研究科学著作时，能够让历史发挥更大的作用”。罗斯也反对实证主义科学知识和科学研究，“超越根限的地位”。（17）但他是从科学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从科学实践（包括技术设备，物质条件等）的角度进行批判的分析。
（2）罗斯与库恩都关注于自然科学领域，关注自然科学的阐释特征，责怪泰勒等人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阐释学区分，认为自然科学也同样需要阐释。尽管如此，库恩还是承认在认识论上存在有不同的解释活动。他说：“虽然自然科学可能要求一个称作阐释学基础的东西，但它们本身并不是阐释学的事业。另一方面人文科学则经常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18）它彻底需要阐释学的阐释。这是因为人文科学缺乏范式，没有自然科学式的常规解疑研究。罗斯反对库恩上述区分，认为它“预设了科学理论的一种构想（19）”
（3）罗斯与库恩都反对自然科学的实在论，强调科学本质上不是一项一成不变的事业，反对科学行为定下不变的，不可违反的规则和规范方法论。但是对于范式及科学革命等，两人仍存在着分歧。作为科学哲学中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库恩创造性地在科学哲学中引进了心理学与社会学，为突破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注：
〔1〕〔7〕〔8〕〔10〕Rouse，Joseph.Knowledgeandpower:towardapoliticalphilosophyofscience，filstpublished1987bylornelluniversitypxi，chap2，p27，p177，p32，p187，p40，p181.
〔1〕狄尔泰《狄尔泰全集》第5卷p144
〔3〕〔4〕kahn，tomass，thenaturalandthehumanseience，intheinterpvetiveturn.ed.byDavidR.Hileyandothers，cornell1991，p22，p19，p23
〔5〕〔6〕〔9〕Rouse，Joseph.interpretationinHumanandnotualScience;intheinterpretiveturn，ed，byDavidR.Hileyandothers，cornell1991，p44，p45注〔3〕p43
Foucault.michel.thesubjectandpower;inDreyfusandRabinow1983，p221.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篇6
关键词：人与自然；科学技术；生态文明；生态技术
剖析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就会发现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人与自然关系历史演变的重要驱动力。人们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对科学技术的过分推崇及不当运用，正是造成当今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
一、科学技术推动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
人是自然的产物。当第一个手拿石器的原始人跌跌撞撞地试图站立起来的时候，人与自然分离的过程就开始了。刚刚脱离自然母体的人类，只能抓住自然之母的直接馈赠，从总体上与自然界融为一体。在热带地区，生存方式以采集为主。在寒冷地区，由于植被稀少，生存主要依靠狩猎和捕鱼。从人对自然的敬畏、崇拜和依附关系看，人与自然无疑具有统一关系。在这种原始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自然界处于一种非常重要的主导方面，而人在其中只是处于一个顺从、被动的方面。随着畜力的使用和金属犁的发明，人类社会从狩猎——采集社会进入到农业社会。灌溉的普遍使用使农业对自然的依赖有所减弱，人们开始有了较为稳定的食物来源。随着食物供给的逐渐充裕，村落的集镇化、城市化初露端倪。城市的出现和人口的增加需要更多的食物、燃料和建筑材料，为此，大片的森林、草原被开垦，自然环境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这种负面影响还是局部的、可恢复的。从总体上讲，农业文明就是创造适当的条件强化动植物的生长条件或利用可再生的能源(如水利、风力、畜力)，它对自然不能实行根本性的改造，自然较少受到深度破坏，人与自然处在低水平的平衡关系之中。
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把人类带入了工业社会，自此，家庭作坊式的手工业被大规模的机器生产所代替，以牲畜为动力的马车、犁耙和以风为动力的帆船被以煤、石油为动力的火车、汽车、轮船所取代。在工业社会，人类对矿产进行大规模开采、冶炼、合成，凭借机器实行机械化流水线生产。工业社会中的农业生产同样是工业化的，大量使用机械、农药、化肥和塑料地膜，等等。工业社会给人类带来已往社会不可比拟的物质财富，同时，它也极大地增强了人类的自信心。人类由过去的恐惧自然、崇拜自然，转变成要为所欲为地支配自然、征服自然。工业社会的人与自然已经严重分离，人似乎成为超越自然之上的宇宙主人。
现代技术不再满足于对自然的浅表改造，而是要对自然实行“伤筋动骨”的根本性改造。现在地球上所存的核武器数量足以把地球摧毁几十次这一事实不仅表明了现代技术的威力，同样也是对于人类自身及其自然界存在的威胁。当人类陶醉于“胜利”的时候，接踵而至的却是自然界的种种“报复”与“惩罚”：温室效应加剧，酸雨污染，淡水短缺，林地草地锐减，废水废气废物泛滥，能源枯竭……这一切表明，现代技术条件下的人类生存正面临着严峻的环境考验。现实的环境问题迫使我们思考，人类能否真正地超脱自然，统治自然，做自然的主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决不同于站在自然界以外的某一个人，——相反，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支配力量就是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
人类几百万年历史，几乎都是在同自然抗争以谋得人类生存的基本物质生活必需，然而，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人类的生产能力已经极大提高，物质产品已经相对丰富(只是从整体而言，不排除某些弱势群体的贫困状况)，生产“量”的增加并非社会的急迫，也不再成为社会进步的惟一标志。面对着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自然的生态价值、审美价值凸显，人们不再固执于对自然的“征服”、“统治”，而是转向对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进理想关系的追求。这不是向古人“天人合一”的超脱精神境界的复归，而是现代技术条件下的现实选择，是对“天人合一”精神境界的否定之否定，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现代升华。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根源于错误的科学技术观
在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历史进程中，人借助于不断进步的科学技术，完成了从对自然的“敬畏”到对自然的“掠夺”的地位转变。科学技术在给人类提供根本改造自然的手段的同时，也彻底改变了人的观念。这是科学技术进步的胜利，也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某种失落。
科学展露头角是从天文学领域开始的，这就是哥白尼——牛顿革命。在这次革命中，最杰出的人物是牛顿。牛顿力学的成功，强化了人们的科学信念，直至走向科学主义。科学主义同传统决定论观点同出一辙，它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一个自然秩序之内，认为只有科学方法才能理解这一秩序的所有方面——无论是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和心理的。科学主义的社会基础在于近代科学的成功运用。19世纪中期，由于蒸汽机的应用和产业革命的发展，科学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使得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0世纪初以电动机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使冶金、电力、机器制造和化学工业为内容的现代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取代轻工业而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国民经济的命脉，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和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正是由于科学技术运用的这种成功示范，科学主义者坚信，人的创造性可以借助科学而无限发挥，科学不仅能为我们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同时它也是我们改造社会和包治各种社会顽症的良方妙药。
正像胡塞尔指出的那样：“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对科学的总估价出现了转变”，“在19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了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2]。“……通过伽利略对自然的数学化，自然本身在新的数学的指导下被理念化了；自然本身成为一—用现代的方式来表达一—一种数学的集”[2]。由此，自然的实在内容及神秘性已经荡然无存，它成为科学推算和技术摆弄的对象。这正是科学逻辑得以贯彻、技术理性得以无限扩张的必要前提条件。科学统治、技术理性在自我循环的反复论证中不断地强化自身，自然则成为被鞭打、役使、索取的对象，生活的本真意义也被扭曲。当人生失去了它内在意义，人类只有抓住科学、技术这一救命稻草，在对自然的挑战和征服中感受生命的存在，也获得一个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动力。
科学是人类认识自然的理论成果。人们认识自然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准确把握人的眼前需求与长远需求、个人需求与社会需求，要依靠评价性认识，属于价值论范畴。科学属于真理性认识，它只能告知科学规律，而对于怎样具体地运用科学规律以及如何改造社会等问题则爱莫能助。自然科学及其技术成果寻求的是“合规律性”，它能够提供工具合理性，却难以提供价值合理性。社会进步不仅需要自然科学，还需要社会科学，也需要哲学的引导。为确保科学技术的合理发展和合理应用，必须打破科学主义的教条。
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模式
人类发展经历了传统的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是在农耕牧渔生产力较为低下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它与自然的关系是“天人合一”的。工业文明是在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强调征服自然、改造自然。20世纪60年代末以罗马俱乐部的一系列报告为标志，人们开始从工业文明及经济增长的陶醉中惊醒。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继续按工业文明的传统发展道路走下去，人类文明将全面崩溃，人类将面临灭顶之灾。
经过近20年的探索，人们提出了生态文明观。生态文明观是对传统工业文明观的扬弃，它继承和发扬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长处，修正了传统的“人类中心”、“改造自然”等陈旧观念，强调人类与生存环境的协调发展。从农业文明的“天人合一”、工业社会的“人定胜天”到生态文明的“天人协调”，可以看出人类自然观的辩证发展过程。从农业文明人类对自然的崇拜、敬畏、屈服，工业社会人对自然的拷打、掠夺、改造到生态文明人对自然的尊重、协调、共进，可以看出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生态文明观是当今人类惟一正确的选择。
生态文明观的意义不在于理论探讨，它是人类行为的再调整，是对人类发展目标的重新抉择。传统工业文明的经济观念缺乏环境意识，因而在处理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个重大问题上显得无能为力。生态文明观不仅关注工业生产的速度、产值，更关注生态环境及其社会发展。生态文明观从对事物的单纯真理性认识转移到真理价值与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相结合，旨在培养国民生态意识及生态行为规范，从而保证人类社会及其自然复合系统的共同持续发展。
每一文明方式必有一定的技术实践方式作支撑。工业文明的技术方式只是技术的一种特定的历史类型，我们不能把它绝对化、永恒化。工业文明的技术方式就是建立在机械论的自然观基础之上，力图把一切都置于分割、控制、操作之下。这种技术方式只是拘泥于科学规律及技术可能性，而无视技术置身于其中的整个自然界以及在其上的整个人类社会。这就违反了自然过程的流动性、循环性、分散性、网络性，干扰了自然过程的多种节律，破坏了生物圈整体的有机联系。工业文明的技术方式具有工具理性，以技术效率为惟一价值取向，不考虑人的目的和终极价值，并缺乏对自身的批判和限制。这是工业文明弊端的深层根源。
生态文明需要“生态技术”作基础。所谓“生态技术”，是建立在现代生物学基础之上，它重视生命过程的复杂性，要求把握生命整体与其环境的复杂关系网络，使技术具有一种有机的、能与生物圈进化过程相协调的和谐性质。生态技术的发明不仅是遵照科学规律，它也尊重自然秩序，遵循自然规律；技术发明不再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对自然肆意巧取豪夺的“技术统治”手段，而是体现生态与人文价值的艺术创造。如果说，追求单一技术的低能耗、低排放还只是“生态技术”的较低层次要求的话，那么，“技术生态”则是“生态技术”的较高层次追求。所谓技术生态，不仅关注单一技术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生态和谐，更强调技术之间的一种生态化和谐。在技术生态中，某一技术的废料成为另一技术的原料，废物在技术系统内消化而不是排放到自然环境之中，实现整个技术系统的低能耗、低排放。技术生态可能比追求单一技术的低能耗低排放更为经济合理，技术可行，实效更好。基于生态文明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决定了我们所需要的技术只能是一种吸收工业文明技术的合理因素，而尽可能地消除其负面效应，与自然相融合、符合人性发展需要的生态技术。
参考文献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篇7
关键词：自然科学；真理；价值
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和人文修养的融合问题被提出来，是因为在当今个体实践越来越受到重视，个体实践的作用之大，无论从广度上还是深度上。几乎囊括了人类生活实践的个个领域。这并不是说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发展过了头，而是，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作为一种自觉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对象性活动，是一种现实的物质力量，现实生活中，每个人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活着，实践着。这些独特的实践方式，就形成了个体的实践模式，对于个体的实践而言，整个社会的实践模式我们不能选择，但自然科学下的个体的实践活动对于促进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改善以及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有着巨大的影响。特别是个体实践活动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发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使人们忽视了人文修养的重要性。人文修养以人文教育为主，人们往往认识到传统教育的改革要与时俱进，以此顺应现代化科技发展带动经济发展这样的时代特性，而往往忽略人文教育对于人文修养，甚至是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的重要性。因此，人文教育在某种程度上的弱化，人文修养修养的忽视，在自然科学下个体实践能力不断进步的同时逐步显现出一些问题。人文修养的弱化必然会对个体实践产生不良的影响，那么，怎么对待这个问题呢？
一、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与人文修养
这里所说的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就是在追求真理的自然科学指导下的个体实践。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科学发展关系的密切性显而易见的。在历史上，自然科学指导下的个体实践对革命，对传统人文学科的突破，才能够使得社会快速发展。在今天，它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的成果在社会中的运用，不仅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并且广泛应用于社会各个部门，深刻影响着社会和人的活动。可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资源等问题。在矛盾如此严重的情况下，唯有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与人文修养结合，才是比较正确的选择。人文教育促使人们用科学的观念和思维来认识世界的教育。人文教育下的人文修养就是以人为本，教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告诉人们怎样做人做事，告诉人们怎样认识客观世界以及正确处理好种种关系，它着眼于思想道德的培养，立足于个人整体修养的提高，从人的内心最深处改造人，并最终达到整个社会的人的普遍行为规范，进而以和谐的人与人关系这种形态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文追求的高级境界就是提升个人的人文修养。这样一来，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与人文修养的就更要融合了。
二、真理与价值
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与人文修养的实质真理和价值关系。人类活动的两大原则就是真理原则以及价值原则。认识论中一个标明认识深度的层面就是真理，揭示了事物存在本质和规律。真理原则，在意识及行为中探究真理，服从真理，坚持并且执行真理就是真理原则。真理原则要求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须依据世界的固有规律。价值，就是客体满足主体的有用性。坚持这一点就是坚持价值原则。主体的需要必然寓于人的意识以及行为之中。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必然以人的尺度和需要去执行。价值原则体现的是主体性原则，价值标准以及价值原则是与主体性相一致的。人们的意识和行为都要最大程度的保证人的社会需求以及利益，使客体最大程度的服务与主体。
人们的主观世界要和客观世界相是真理原则的一个必然要求，而客观世界要与人的主观世界相符合是价值原则的必然要求，但是不统一性又是真理与价值关系的一种必然，真理揭示了客观规律，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价值却是与人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并且随主体利益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是，从某种程度上讲真理与价值又是辩证统一的。真理和价值互相包含，互相渗透，并不是可以完全的区分开。真理和价值在人类实践过程中可以相互转化，其中间环节就是主体的需要，人的行为目的是作为动力，主体把真理性认识和与自身相关的利益需要紧密联系起来，并用真理性的认识来指导具体行为。人的需求是从低级向高级不断变化发展的，当主体的需要被满足以后，新的主体需要以及行动的目的会再次出现，为了能够满足这种需要，价值目的就会作为能动的力量促进主体再去认识并了解客体，探究真理，并去改造客体，最终证实真理。与此同时确定价值，并且创造出新的价值。价值转化为真理，就是说，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以价值作为目的和动力，促使主客体不断的进行对象化以及非对象化的变化运动。真理和价值的关系就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不能把二者绝对分离或者完全等同，真理以及价值是不同性质的认识，不能混为一谈，不然会造成思维的混乱。但是二者在人类实践基础上又是相互统一的，真理为实践提供可行的依据，价值为实践提供能动的动力。真理和价值的结合形成了认识和改变世界的动力。
真理和价值都具有局限性，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价值的主体性特点，使得价值包含着主体本身的特点。正是这样，真理和价值必然是互补的，这种特点也为我们融合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与人文修养提供可能。
三、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与人文修养的有机融合
目前，在国内，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相对于人文修养更会被社会重视。特别是，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被人们普遍接受以后，要改变落后的局面，讲科学，注重个体实践会成为第一性的选择。这里所说的人文修养，不仅仅是对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中个体实践的补充。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之一，在个体实践的推动下，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结构，而这种改变也要求人文修养和人文观念进行不断地更新。如果教条化的照搬传统诚信，反而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规则有序进行。
因此，融合自然科学下的个体实践与人文修养，必须重视大学的作用。发挥大学的人文教育作用，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使人得到长足的进步，社会也能更加和谐。（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篇8
[论文摘要]：社会和谐，实质上就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是一个整体推进的过程经济、社会、政治、科技、文化、生态等多维度协调统一，共同发展。其中，推动科学创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科学创新将充分发挥其在建立人与世界和谐关系中的作用。科学创新创造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自由全面关系。
“科学”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今天所说的“科学”首先指的是近代自然科学。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这个定义即使从西方来讲也是很狭隘的。科学来自于希腊的人文理念。也就是说，科学从一开始就是希腊人、欧洲人表达“理想人性”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希腊人把“理想的人性”等同于“自由”。实现这种自由的方式是理性。为了实现这样的一种“自由”，希腊人在知识形式上强调理性，这种“理性”的形式，后来被称为“科学”。可见，科学最初产生于人文理念当中，科学的理想和目标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终极关怀，因此，广义上讲，科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人文社会科学。
人的任何活动都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这种关系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我的关系，科学创新活动也包括这三重关系在内。人们在科学创新的过程中不仅形成了这种关系，而且不断地创造着这种关系，使人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丰富。同时，人通过科学创新活动认识必然，打破外在必然性的限制，从而在创新中感受到～种真正的自由。在这里，自由指主体运用自己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打破外在必然性限制的活动，也就是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越是从事科学创新活动，对必然性的认识越深刻，也就越自由。因而科学创新与人的自由全面关系包含三重关系：一是科学创新创造着人与自然的自由全面关系；二是科学创新创造着人与社会的自由全面关系；三是科学创新创造着人与自身的自由全面关系。
一、科学创新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
“相信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外在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是科学创新的基础。人与动物一样，靠自然界生活，然而人同自然界的联系，根本不同于动物对自然界的依赖。动物对自然界的依赖是通过单纯的生物适应来实现的，动物的存在方式就是其本能活动，是在消极适应自然界的过程中维持自己生存的。“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人面对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自然界，但人作为主体的存在，就得进行创新实践，创造属人世界，使自然界更符合人的生存与发展。人的存在方式就是积极的创新实践，正是人的这种生命活动，展现了人的“一个种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作为一种高级的创新形式，科学创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改善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科学创新活动形成并丰富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制造工具标志着真正的人类劳动的开始，也标志着人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这表明人从打制出第一件哪怕是最粗糙的石器的那个时候开始，与自然界的关系就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此后，自从科学产生以来，人类的每一次科学创新，都是一次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新创造。人也只有在科学创新实践中，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获得“实在的自由”。因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自然界是运动发展且丰富多彩的，人们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和掌握不可能一次完成。人们只有通过科学认识创新和实践创新，才能实现对自然的自觉把握。从宏观上来说，科学创新使更宽广的自然界进入人们的视野，成为人们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人们能够在认识和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获得更大的自由；从微观上来说，科学创新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更深入，能够揭示事物更深一层的本质，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产品以满足人的需要。
第二，科学创新活动提高了人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的手段和方法。制造和使用工具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从古代最粗糙的石器到蒸汽机到现在精密的计算机等，无不反映人们在创新工具方面的伟大力量。人们利用自己所创造的工具去进一步认识未知的自然界，获得对自然界的更深更广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实现对自然界的改造，使客观世界更好地为自己服务。与此同时，人的思维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和培养，掌握了越来越多认识的方法。科学创新是实现全人类全面发展的根本，也是实现每个人发展的根本。
第三，科学创新改善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逐步达到和谐统一状态。科学创新的不断发展，反映了人的主体地位的加强，反映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程度和对自然的把握程度的提高，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在多大程度上居于主导地位。随着实践的深化和认识能力的提高，人类日益频繁地进行科学创新，就必然会使人类摆脱大自然的盲目支配，逐渐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但是这种关系的协调发展，需要一个长的时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即从自然作为被人类崇拜、仿效的对象到作为被统治、被征服的对象。人本来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自然有一个古老的同盟。但是随着经典科学的建立，人与自然的同盟破裂了，形成了两个世界、两种科学、两类文化。而现代科学创新正在把两者重新统一起来，建立人和自然的新的同盟，形成一种新的自然观。传统工业社会的“发展”是建立在人对自然的统治、征服、掠夺的基础上，从而引发了人口爆长、物种锐减、资源短缺、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等诸多全球性问题，并呈现出加速恶化的趋势。科学创新的发展观旨在强调创新的知识经济，它将着力于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逐步摆脱客体的束缚，而且在科学创新实践过程中开创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相比较而言，知识经济具有特别明显的优势。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都属于一种受资源稀缺限制的经济形式，而知识经济因为知识发展的无限性以及使用的非消耗性从而摆脱了资源稀缺的限制，呈现一种持续递增甚至加速发展的态势。而且，相对于传统农业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往往是建立在剥夺自然资源因而直接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性而言，科学创新基础上的知识经济运作过程不必依赖大量自然资源的消耗，并且本身还可以开发出新的资源，这与人类长远的可持续发展要求是相一致的。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人们通过科学创新能不断创造出人与自然的新的关系，在新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人和自然最终达到和谐统一状态
对于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的科学，存在两种主要思想倾向：一种倾向是科学乐观主义，认为科学能彻底解决一切人与自然的矛盾；另一种倾向是科学悲观主义，认为世界性的环境污染问题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是科学进步带来的毒果，生态危机是技术圈冲击生物圈而形成的负效应，新的科学会毁坏地球，危害人类生存。其实后者并没有看到很多人与自然的问题(特别是环境问题)往往是因科学不发达所致：科技落后是许多环境经济决策失误的症结；科技落后也是自然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因为科学技术水平低，资源利用效率就低，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数量自然就多；科技落后更是当今生态环境破坏的内在因素，因为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复功能的动态平衡系统，而落后的科技手段往往将这种平衡破坏到不可逆转的地步。
走发展绿色科技道路，也就是实现人与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社会发展道路，是科技在和谐社会中发挥纽带作用的具体体现。在现有科技条件下，我们就是要使社会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负荷和影响最小化，最终将这种负荷和影响控制在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能力范围内。发展经济不能以破坏自然环境、浪费资源、损害后展能力为代价，这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广泛共识。先发型国家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竭泽而渔、掠夺式开发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发展观的表现；而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和科技的创新、创造潜能，以较低的自然环境代价利用各类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才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选择。同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融合的趋势，是现代科技发展的特点，而这种整合必将使科学在解决社会、经济、环境等错综复杂的问题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二、科学创新丰富了人与社会的关系
马克思在读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所做的笔记中阐发过这样的思想：“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这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产生于人的反思，它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产物”。人应当承认自己是主体，并且“按照人的样子来组织世界”，否则“这种社会联系就以异化的形式出现”。这说明社会关系是在人们的实践中形成和丰富起来的，而且是“个人在积极实现其存在时的产物”，从而强调了创新活动相对于一般实践活动的重要意义。人的变化发展同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关系的变化发展是相一致的。人创造社会关系的活动是向着全面性的方向发展的，人在创造全面的社会关系的历史过程中也使自身达到全面性。社会关系的全面性是历史的产物，人自身的全面性也只能是历史的产物。在日益丰富的社会关系中，人会获得多方面的社会规定性，成为日益全面性的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上，科学的出现，使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新变化。科学创新创造了人与社会的自由全面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科学创新进一步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人是自然的人，但本质上是社会的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个人的存在与发展是以他人、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为前提的。固然没有个人就没有集体或社会，但是没有集体或社会，任何个人都无法存在，更谈不到他的价值和自由。人的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在科学创新活动中，科学创新主体除了要与作为客体的自然、社会以及人的思维发生关系之外，还必然同作为客体存在的其他主体发生相互关系，要与他人结成各种各样的关系，表现出与他人交往、协调共处的能力和特性。“不同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人只有在交往中才能生存，人的世界就是一个交往的世界。而且由于人的这种活动，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科学创新活动的不断涌现，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人的新的活动领域，使人们的交往范围越来越大。回顾我们人类历史走过的历程，我们无不感到科学创新在创造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的伟大力量。原始社会初期，人与人的关系仅仅局限在血缘的范围内，慢慢地这种血缘关系被突破而变成一种地缘关系，但开始还只是在非常有限的地域范围内，随着人们实践能力的提高，科学的出现和科学创新的开始．这种交往地域不断扩大，从地区走向全国，从全国走向全世界，人们之间的交往已突破了地域的国籍的界限。所谓地区一体化、经济全球化、地球村就是这种关系的生动写照。
第二，科学创新使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趋于复杂化。科学创新扩大了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活动范围，也产生了不断发展的相应的交往形式，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使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人们之间的关系从最简单的血缘关系已发展到政治关系、经济关系、伦理关系、文化关系等等。
第三，科学创新创造了多样化的交往手段。科学创新为人们之间更好地交往和协调乃至结合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人类交往的未来展现了广阔的前景。科学创新所带来的社会的巨大进步，它所创造的各种交通工具，使人们之间的交往手段越来越多样化，交往信息的容量越来越大，交往的速度越来越快，交往的形式越来越简便，交往需要传递的内容的精确度越来越高。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小，人们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密，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感觉到互联网对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冲击，来自其他国家的变化对我们所带来的震撼。
三、科学创新发展了人与自我的关系
“劳动的对象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当主体把自己，把自身的行为当做观照的对象，主体就与自身发生了关系。在科学创新活动中，科学创新主体随时都在与自身发生关系，总要对自身的情感、能力、品性扶态、需要、价值取向等属性产生认识，作出评价，并把它运用到客体上去。而这种关系有时是不被人察觉的，它表现为对自身的调节、控制、激励和超越。科学创新创造人与自身的自由全面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科学创新提高了人对自身的认识能力。我们达到对自身的认识，是通过反思我们跟其他人一起的生活，通过反思我们的活动，尤其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活动这条途径来实现的。在人文社会科学创新活动中，人能够将自身作为意识的对象，认识自己的本性、需要和本质力量，将其作为内在的价值尺度外化到客观对象中去，改造客观世界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因而，科学创新的不断发展，不仅是在既有实践基础上对不断变化的客体事物的结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也是对主体自身不断变化的需求、利益和能力的认识，科学创新的发展过程也是人不断提高对自身的认识能力的过程。
第二，科学创新加强了人的自我意识。“破坏”或者保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是由人的行为来引起的。过去或现在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不是出自于自然本身，而是社会尤其是人自身的原因。人的问题，也不仅是科学技术水平的问题，还包括人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认识能力等问题，即“自我”的问题。历史与现实已经表明：人如何对待周围环境实质上是人类如何对待自我的问题，是人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现在与未来之间关系的问题。正是人在物质生活追求上的短视、局部利益的价值取向，使人类面临着三大危机：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或称自我危机，指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思维方式的分裂的片面性和绝对化以及人性的扭曲等)，即人们在向外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把自我的“存在”和“生存”忘却了，亦即人被“物化”或“异化”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实现人的革命、“自我”的革命，增强人的自我意识。当然我们强调的“自我”指的是人的思想和行为对自身的意义、作用和影响，并有利于他人、集体、社会、自然和全球，并非鼓吹个人主义、自我中心,、自我膨胀。科学创新就是这样一个创造和创效的双重活动过程，它要求人始终把自身需要的内在尺度和客观世界的外在尺度结合起来，把人的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人的永续发展。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篇9
论文关键词：人文学科人文教育博雅教育通识教育概念辨析
自1998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教高【1998】2号）文件颁布以来，中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究其原因既有指导理论上的贫困，又有学科专业化和社会职业专门化的冲击，还有缺乏一支优秀的人文素质教育教师队伍。此外，对相关概念理解不清，也影响了教育目标的实现。为此，有必要对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全人教育、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课程与课程群、人文课程与通识课程等一系列相关概念进行辨析，以便更准确地进行课程群设计与建设，推进大学人文素质教育工作。
一.“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
（一）“人文学科”
“人文”一词，在我国古典文献中，较早出现于战国末年儒生编辑的《易·贲卦·彖传》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很显然，这里的“人文”是指人伦社会规律。“人文”与“化成天下”联用，凸显了“以文教化”之思想。我们今天之所以特别强调“人文”以及“人文文化”，主要是为了匡正科技文化之局限性而言的。
人文学科（美国叫人文科学）源出于拉丁文humanities，意即人性、教养，在欧洲15世纪就开始使用这一名词，其含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人文学科是指对拉丁文、希腊文、古典文学的研究。广义的人文学科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学艺术的研究，包括哲学、经济学、史学、法学、文艺学、伦理学、语言学等。英国《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人文学科”的解释：是指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的总和。从上述解释可以看出，欧洲的人文学科是包含了一部分社会科学内容的（如法学、经济学），而美国的人文科学则主要是指文、史、哲、艺等学科，法学与经济学则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对于人文学科内容的界定，中国官方与民间学术界也有区别，中国官方习惯称“社会科学”或“哲学社会科学”，很少称“人文学科”或“人文社会科学”，人文学科附属于社会科学之中，这种学科分类法在学理上是有一定问题的。而在民间学术界则比较认同美国的学科分类法，把人类知识体系一分为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习惯称“人文学科”或“人文社会科学”。
（二）自然科学
它是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研究自然界物质的各种类型、状态、属性及运动形式，其任务是揭示自然界发生的现象和过程的实质，把握这些现象与过程的规律性，以便为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合理而有目的地利用规律开辟各种可能的途径。自近代以来，科学在给人类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也同步呈现。基于此，反思与规范科技发展，就成为当今一项世界性课题，为达目的，一度被冷落了的人文学科又被重新提出来，并成为了前沿问题。
（三）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比较
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区别主要体现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语言特征、论据来源和社会职能等五个方面。在研究对象上，人文学科是以人的生存和人与世界的感受价值关系为基本研究对象，主要研究人的精神世界，“主要是回答‘人应该怎样’的问题，引导人们思考人生的目的、意义、价值，去追求人的美化。它是一种评价性和体验性的学问”。自然科学以自然界为研究对象，它主要关注自然界各种物质的属性、状态及其运动规律，它是一种工具性的学问。在研究方法上，人文学科主要以想象、直觉、思辨、体验等个体性、独特性、创造性的感觉和表达为基本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受到人的主观情感和人生经验的影响，具有主观性。自然科学则以数学、实验、实证和逻辑推理为主要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尽量避免人的主观影响，具有客观性。在语言特征方面，人文学科偏重评价，自然科学偏重描述。在证据来源方面，人文学科主要关心经验中的“是什么”和“为什么”，蕴含“应该怎样去做”的意义；自然科学则主要关心因果关系，强调合理性的逻辑。在社会职能方面，人文学科没有直接的功利性，其主要功能在于发展人性、提升人格。自然科学则通过技术中介去实现效益，有强烈的功利性。
二.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
理想的教育应该是以全部人类文化知识为基础的教育，它包含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两个方面，彼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教育的一体两面关系。
（一）人文教育
人文教育就是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文、史、哲、艺等）通过知识传授与环境熏陶的方式，使之内化为人格、气质和修养，成为人的相对稳定的内在品格，更加强调“全面发展”、“通才教育”与“文雅教育”，是一种区别于专业教育的非专业、整体性优化教育，实质是人性的教育，主要途径是文学文化名著经典的研读，核心教育目标是人文精神与人文素质的养成。
（二）科学教育
科学教育的目的重在培养人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任务在于揭示和把握自然界各种现象及其规律，为人们合理利用这些规律开辟各种可能途径。科学教育的特征是“教学内容学科化”、“教学方法心理化”、“教育制度职业化”、“教学手段现代化”、“教育目的功利化与唯知识化”。
（三）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比较
在教学理想上：人文教育重人格塑造，培养完人；科学教育重培养科学家。在教育目标上：人文教育重发展素质，追求开发潜能、传递文化与增进和谐；科学教育重知识传授，追求传授科学知识、培养科学能力与养成科学品质。在教育内容上：人文教育内容人文学科化；科学教育内容自然科学化。在教育方法上：人文教育重名著研读、榜样激励、对话讨论与环境陶冶；科学教育重观察、实验与问题探究。在教育手段上，人文教育注重良好人际关系和情感氛围的营造；科学教育注重物质条件的建设。在教育主体上，人文教育要求教师热情、感性、有主见；科学教育要求教师冷静、理性、保持中立。
三.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全人教育（全面和谐发展教育）、通识教育、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教育
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全人教育（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通识教育等概念是同一层面、意义比较相近的一组教育观念或教育思想，可分别对应于专业教育，并与专业教育一起构成完整的教育。
（一）“博雅教育”（liberaleducation）也叫“文雅教育”或“自由教育”，来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把人分为自由人和奴隶两种，并认为自由人有责任从事博雅学科的实践，应该能够进行逻辑思考、理性阅读和生动演讲，否则，他就不可能是个自由人，如果一个奴隶能够具备自由人的品质，他就可以得到自由。亚里斯多德曾经把博雅教育看成是与职业教育相对立的教育观念，他认为博雅教育为自由而设立，不应当有适应性和职业性，教育目的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培养能够自由地对新的变化的境遇独立做出正确判断的人——绅士。
（二）“全人教育”与“全面和谐发展教育”
1.“全人教育”是日本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依据柏拉图的“和谐就是善”和裴斯泰洛齐的“和谐发展教育”等教育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经验，于20世纪中期在日本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是指培养“完美和谐的人”的教育、“全人格”人的教育或“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全人教育思想由学问、道德、艺术、宗教、身体和生活六个方面的内容组成，学问求真，道德求善，艺术求美，宗教求“圣”，身体求健，生活求富。这六个方面是一个整体。全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多方面和谐发展的人，其途径就是实施上述六个方面的教育。小原国芳的“全人教育”思想对我们今天研究通识教育有重要意义。
2.“全面和谐发展教育”是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依据马克思列宁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结合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经验，于20世纪中期在前苏联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的任务就是要培养“个性全面发展”的人，其途径就是要坚持德、智、体、美、劳等诸育的协调发展。苏霍姆林斯基把对学生进行“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的过程，看成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个系统由外部教育环境、校内教育结构、师生集体关系三个部分组成。学校、社会、自然、家庭构成外部教育环境，校内教育结构是“三维系统工程”的基础，德、智、体、美、劳等五育的科学实施，是校内教育结构的核心。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要重视大自然的教育，要把利用自然、保护自然、改造自然作为强有力的教育手段。苏霍姆林斯基的关注环境、关注人自身的和谐发展、注重人文知识对人成长的意义，对我们今天推行的文化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有重要意义，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的思想对我国教育曾经产生过深远影响。
（三）“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是由亚里斯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发展而来，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项本土化创新。它主要相对于专业知识教育（specialeducation）而言，是高等教育中人人必须接受的非职业与非专业性的共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了保证学生拥有健全的知识结构而采取的措施，其观念是强调文理知识整合和智慧教育，其内容是一种广泛、非专业性、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识、能力、态度和价值的教育，核心是文理教育，目的是引导学生从狭隘的学科中走出来，为学生将来的学习打下广博而坚实的基础，把学生培养成健全的个人和负责任的公民。开设核心课程、以经典名著研读为中心、小班化教学是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最普遍、最基本、最有效的形式。
大学通识教育理论的形成经历了两次“通识教育运动”。第一次通识教育运动以耶鲁大学的《1828年耶鲁报告》为标志。报告认为：大学教育的目的有两个，那就是智力开发和知识传授，但前者比后者更重要；培养和训练学生的思维方式、情趣爱好、判断力和想象力，是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共同学科”的学习，对学生从事任何职业都是必需的，职业科目不应该在大学存在；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是教育的重要内容与重要手段；经典科目的学习，是奠定学生正确情趣的基础，也是从事各项职业的最好准备；博雅教育与职业（专业）教育并不完全对立，但教育必须以博雅教育为先导和基础，反对过早专业化；要求以经典和基础科目来训练学生心智，反对课程杂乱无章。第二次通识教育运动以哈佛大学1945年发表的《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哈佛红皮书》）报告为标志，显示了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理论体系的基本成熟。红皮书认为：通识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完整而有教养的人；这种人才应该具备“四种能力”，即有效的思考能力、清晰的沟通能力、恰当的判断能力、分辨价值的认知能力；“四种能力”的培养，必须依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领域的全面知识。红皮书还认为，为了应对现代社会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群体之间的高度分化现象，以实现彼此沟通与达成社会共识，必须提供一种“共同教育”，这种教育的基础乃在于对西方文明传统和美国历史的共同体认，这种“共同教育”将使大学生毕业后无论涉足哪个行业、哪个领域都能够因为有“共同教育”背景而现实有效沟通。
（四）素质教育与文化素质教育。
1.素质教育是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开展的以面向全体学生（主要是针对中小学学生）、以提升国民素质为根本目的、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为特征的一场教育改革运动。素质教育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回应基础教育领域“应试教育”愈演愈烈，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这一社会现实问题。素质教育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以知识传授为重点、以升学考试为目的教育模式，重新调整教育思路，重新确立人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把教育的重点从以知识为重点转移到以学生全面发展和实现国民素质的整体提升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它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教育改革运动。素质教育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学习，注重为未来生活打好基础，强调自我学习、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知识和能力，努力使学生掌握具有继续学习、继续生存、继续工作的本领。
2.文化素质教育是对应于西方通识教育的概念，是基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逻辑和实际，并结合外国经验而进行的本土化创新。它主要发端于我国基础教育领域的素质教育，如果以官方文件为标志，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始于1998年，比素质教育要晚十多年时间。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不仅涉及课堂教学与课程体系，还涉及校园文化建设和社会实践活动。主张通过对大学生加强文、史、哲、艺等人文学科知识的教育，同时也加强对文科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以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本质是人文素质教育，其核心是强调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引导大学生学会怎样做人，怎样做一个好人。
3.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的比较
中国内地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与美国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实施的通识教育属于同一层面的概念，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其一，就产生的背景来讲，美国大学通识教育主要是针对西方高等教育越来越专业化、大学生知识结构越来越专门化的现实情况而提出的；我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是针对高等教育专业化与职业化、大学生知识结构越来越窄、人文素养不高的现实情况而提出的。其二，就发展历史来讲，美国大学通识教育承接古希腊和欧洲的博雅教育传统而来，提出和实施已有了近100年的历史，有较为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完整成熟的课程体系；中国大学文化素质教育的提出与实践，至今不到20年历史，其教育理念和课程体系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其三，就概念内涵来看，通识教育比文化素质教育的内涵要窄一些，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都通过完整的课程体系去实现，此外，文化素质教育还强调要进行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是美国通识教育没有强调的。其四，就教育目标和实现途径来看，两者的教育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培养高素质人才和负责任的公民，但达成这一目标的教育内容、途径、方法与手段却不尽相同。
（五）专业教育（specialeducation）。东西方的古代教育都不是专业教育，专业教育是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与大机器生产的结果。我国的专业教育主要是学习西方教育的产物，尤其是上个世纪50年代，学习前苏联教育模式以后，我国的教育进一步专业化，为当时国家建设，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但随着专业教育的发展，其弊端也不断表现出来。由于学科关系的断裂，造成了人才知识结构的不健全，进而影响到人才的心理健康发展，其结果是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大多是有“才”无“人”的半成品，这极不符合“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人文教育加以匡正。
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比较。关于两者的关系，《红皮书》做了这样的解释：1.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同为人的生活的两个方面，是平起平坐与平分秋色的关系，两者彼此关联，不可分离。通识教育意在培养视野宽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健全、具有综合知识和综合眼光的公民；专业教育则更主要是给人以“本领”，意在培养学生将来从事某种职业所需的技能与能力。2.专业主义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离心力，更需要通识教育提供一种协调与平衡的力量。教育的作用应该在于提供广泛的批判意识，使学生成为既掌握某种特定的职业或技艺、同时又掌握作为自由人和公民的普遍技艺的专家。专业教育主要关注与操作活动有关的知识，其作用在于扩增新的知识领域并推动技术的进一步应用。
（六）“课程”与“课程群”、“人文课程”与“通识课程”
1.课程与课程群
课程。现代学者认为，课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课程是指所有学科（教学科目）的总和，或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各种活动的总和。狭义课程是指一门学科。现代课程类型有很多，如学科课程、活动课程、综合课程、核心课程、必修课程、选修课程、基础课程、专业课程、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等。
课程群（简称课群）。是为完善同一施教对象的认知结构，而将本专业或跨专业培养方案中若干门在知识、方法与问题等方面有逻辑关系的课程加以整合而成的课程体系。课程群组建有几个基本特性：在组建规模上，是若干门课程，一般不得少于3门、多于6门，少于3门，难以成群，多于6门，则系统过于庞大，协调性差，不利于统筹规划、设计与管理；在课程性质上，是从属于某个学科，也可以是跨学科，彼此具有关联、渗透或互补之关系；在建设目标上，是要优化教育资源，以获得整体教育效果；在建设方法上，要对原有课程进行重新规划、整体设计、创新构建新课程体系；在建设层次上，课程群是与课程（微观层面）和课程体系（宏观层面）相对应的处于中观层面的课程体系。
2.人文课程与通识课程
人文课程是指以发展学生人性、完善学生人格、实现学生人生全面发展的课程体系，如文学、语言学、哲学、美学、艺术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知识。其职能是精神引领、意义探寻和价值实现。人文课程与专业课程都是完整的和谐人教育的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通识课程，也叫通识教育课程。在大学教育中，它是与专业课程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泛指专业课程以外的所有课程。通识性、综合性、多样性、民族性与国际性是通识课程的基本特点，但通识性是通识课程的本质属性。通识课程的类型，有显性通识课程与隐性通识课程、必修通识课程与选修通识课程、正式通识课程与非正式通识课程、基础技能类通识课程与核心通识课程之分。正式通识课程又可分为核心通识课程与基础技能类通识课程。核心通识课程是指基础技能类课程以外的那些通识课程，其目的是为了提升人文素质、完善人格、平衡知识结构，培养高素质人才和负责任的公民，核心通识教育是高校通识教育的核心与重点。核心通识课程内容必须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化研究四大类的通识课程。
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关系篇10
【关键词】科学/宗教/进化论/基督教
【正文】
在西方知识界，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数百年来人们关心和争论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某一具体的科学理论来说，没有哪个理论能象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那样对基督教产生如此巨大深远的影响。因此，进化论与基督教的关系问题倍受关注。本文试图结合西方学者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的一个侧面——基督教对进化论的反应——进行分析，来说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人们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发展变化，进而揭示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模式。
关于基督教对进化论的反应，西方学者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1979年，摩尔(jamesr.moore)在《后进化论的争论》一书中曾提出过三种反应类型：基督教反对进化论(christiananti-darwinism)、基督教达尔文主义(christiandarwinisticism)和基督教进化论(christiandarwinism)。1982年，桑顿(leosandon)在一次讲演中提出了宗教对进化论反应的四种模式：神学反对进化论、进化论的神学(theologyofdarwinism)、神学与进化论不相干(theologyabovedarwinism)以及神学与达尔文主义和谐一致(theologyanddarwininsticisminconcert)。与摩尔相比，桑顿不但考虑到达尔文时代的自然主义，而且还透过伦理道德问题解释其反应的认识论根源。([1],p.111)
然而，桑顿的模式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它们还不能揭示出这些反应的变化过程。它们不能说明进化论学说是如何被作为一个科学理论来理解，又如何被掺杂进其它内容变成一种哲学神话。而这两个问题正是分析宗教对进化论反应的关键。尼布尔(h.richardniebuhr)的《基督与文化》一书则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样板。
在上述著作中，尼布尔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基督徒对社会可能采取的各种不同的态度，从对世俗文化影响的敌意的排斥，直到对那些影响的完全的顺应。”([2],p.435)从而揭示了某一时期的宗教思想与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联系。在谈到宗教与文化的关系时，尼布尔提出了“五种典型答案”：宗教反文化、文化宗教、宗教与文化不相干、宗教与文化的悖论以及宗教改变文化。威尔金斯(walterj.wilki-ns)则在摩尔和桑顿的基础上，分析了基督教对进化论反应的四种类型，并比照尼布尔的第五种“典型答案”指出正在形成的新的发展方向。本文将其进行推广，并认为它们基本上代表着西方知识界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模式。
一、宗教反对科学
具体到关于进化论的争论，基督教对进化论的反对，主要是因为“进化论导致了对设计论、人类处境、伦理的基础以及《圣经》权威的一连串的质疑。”([7],p.126)但是，他们反对的理由又各不相同，美国宗教哲学家霍奇(charleshodge)以苏格兰哲学中的“常识实在论”(commonsenserealism)和培根的科学方法对进化论的认识论、方法论基础提出了质疑。
霍奇认识到真正对宇宙目的论和设计论构成威胁的不是进化论学说的结果，而是作为进化机制的自然选择。物种由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并没有否定神的设计，以自然界中的生存竞争、物种对环境的适应来解释生物进化，才最终排斥了超自然力量存在的必要性。受瑞德(thomasreid)的常识哲学影响，霍奇认为，任何知识和科学都必须建立在自明的原理的基础上，而这些原理则是人们依据常识所作出的判断。他强调“人类的直觉和不可抗拒的信念”（转自[1],p.44）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认为科学理论不应该与常识相矛盾。在霍奇看来，任何具有常识的人都会认识到，自然界中处处存在着设计的迹象，其背后必然有一个设计者，这与一本书必定有其作者一样明显。基于这种观点，霍奇认为，对宇宙目的论和上帝的存在产生质疑的进化论违背了作为认识基础的常识。
霍奇这种强调常识的论点在培根的科学方法中找到了方法论上的依据。培根的经验——归纳法是建立在对感觉和实在的信任的基础上的，而感觉又依赖于常识，归纳必须包括所有的事实。基于上述认识，霍奇以培根的科学方法对进化论的方法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达尔文提出进化论所依据的事实是不充分的，他排斥了真正的知识所必须的其它类别的证据。他还认为，达尔文没能正确地区分事实和对这些事实的解释。他说“进化论者所依赖的全部事实，对于科学领域的人们来说，是早已熟悉的，所有的变化只是主观的变化。”（转自[1],p.45）是以作为进化手段的自然选择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发生了变化。霍奇进一步认为，达尔文没有认真地对待培根的科学方法，当考虑到所有事实时，他的进化论只是一个不能被证实的假说。因此，霍奇得出结论：进化论既不符合常识哲学的认识论，也不符合培根科学的方法；进化论是一种糟糕的认识论和粗糙的方法论。([1],pp.43-45)事实上，这正是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进步的体现。达尔文以“假设－演绎”的革命性方法取代了培根科学的“经验－归纳”法，动摇了常识哲学的基础。
在反对进化论方面，正如霍奇被认为是达尔文派的代表一样，布朗逊(orestesbrownson)被认为是罗马天主教派的代表。布朗逊对进化论的抨击再现了罗马天主教的认识论和预定论。他在“科学与学科”一文中对那些认为培根的分类和归纳法是科学的人们提出强烈批评。他认为，康德已证明本体不可能从现象中推论出来，因此上帝也不能从宇宙中推断出来。他把攻击近代科学的方法作为他的主要目标。他论述道，近代科学的缺陷是在方法上处于分离状态，偶然性与必然性分离，经验与观念分离。“它（近代科学）的归纳和抽象只不过是对现象或具体事物进行不科学的和武断的分类。”（转自[1],p.47）他指责以达尔文为代表的近代科学，在认识论上把观念排斥在解释领域之外，在方法论上把上帝排斥在解释宇宙之外。
布朗逊认为，任何真正的科学都始于上帝的创世行为，然后从这个整体深入到各个部分。如果没有天启的帮助，理智就不能正常地工作。信仰有助于理解科学所必需的自然法则，而这些自然法则又源于超自然现象，因此，必然有一个依赖于上帝创世行为的偶然存在物。如果在方法论上否认上帝的创世活动，就不能理解或解释自然法则。这样，布朗逊就提出了用信仰弥补和完善人类知识这一罗马天主教立场。
布朗逊清楚地认识到进化论及其哲学解释对的威胁，他将达尔文的学说与斯宾塞等人的进步发展理论混为一谈，把进化论转变成情感上、道德上的问题，并以《圣经》为依据对其进行抨击。
与霍奇和布朗逊一样，当代的宗教哲学家反对进化论也是出于对其哲学解释的恐惧。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科学创世论者”，其代表人物是莫里斯(henerymorris)。1974年，莫里斯发表了《科学创世论》一书，它的目的是通过批评进化论学说，提供一个替论，即科学创世论。在该书中，莫里斯首先将其注意力集中在物种起源而不是物种进化的问题上，试图以科学方法的核心——观察和可重复性——来否认证实物种起源的可能性，进而提出在认识自然现象中信仰的重要性。其次，他以创世论和进化论都不能被证实为由，否认进化论的科学地位。第三，他从著名科学家批评进化论的教条主义和不可反驳性的言论中断章取义地选取一些论点来支持他的论证。于是，他得出结论：自然选择只是一种同义反复，因为它试图以简单地说“适者生存”来解释所有的事物。
在批评了进化论之后，莫里斯提出他称之为“科学创世论”的观点。他认为，宇宙处于一个从最初的完美世界不断向低级退化的过程中。这个最初的完美世界只能来自某种特殊的创造行为。“这些特殊的创造和整合过程已不再运转，一旦完成了创世，这些创世过程被一些守恒过程所代替，这些守恒过程是上帝为了维持他所创造的宇宙而设计的。”([3],p.12)为了符合他的科学标准，保护他的上述论点免遭质疑，他进一步说，“真正的科学必须被限制在对现在的现象和过程的研究，显然，没有办法知道这些过程和描述它们的规律在过去或在将来是否总是同样的。”([4],pp.12-13)这样，莫里斯实际上是否认了普遍规律的存在，从而“放弃了在科学共同体内对话的机会。”([1],p.63)
二、科学的宗教
在宗教对进化论的反应中，与霍奇等人不同，19世纪“人类宗教”和20世纪“自然主义宗教”的倡导者们，不但不反对进化论，而且还试图以进化论作为的基础。前者在美国的代表是弗罗星汉(octa-viusb.frothinghan)、阿博特(francise.abbot)等。后者则以韦曼(henryn.wieman)作为代言人。
弗罗汉星是自由信仰协会最杰出的领导人。尽管他的科学和进化概念主要受惠于黑格尔哲学和浪漫主义而不是达尔文学说，但是，他声称所有的宗教思想都必须以进化的事实作它的坚实基础。他认为“任何时代的精神都是上帝的精神，”([1],p.67)主张对古典教义进行重新解释以适应时代的精神。他并没有因为达尔文学说的反宇宙目的论倾向而排斥进化的思想。相反，他认为进化论所揭示的从低级到高级形态的发展，是神的意志的体现。他把社会想象成一个系统地发展着的创造物，社会发展的规律就是进化的规律。尽管弗罗星汉也认识到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的被动地位，但是他认为这与进化理论给人类带来的自信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他把人类的充分发展作为他建立“人类宗教”的目标，并以科学规律和进化理论的名义，用他的“人类宗教”清除任何超自然神的传统概念。他接受了达尔文的学说，赞赏自然选择的重要作用，主张在对自然过程进行科学解释时，排除任何神的干扰。但是，他并未能摆脱超验主义，他关于发现真理的观点更像是“浪漫的理想主义或达尔文主义的”([1],p.70)
阿博特是自由信仰协会的另一位代表人物，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对认识论、科学方法论及其对信仰的影响进行严格的分析上。在认识论问题上，他反对任何形式的二元论，特别是现象与本体、知识与信仰的划分方法。他的主要著作是《科学的一神论》，在该书中，阿博特声称他的“关系的客观性”和“有洞察力的理解”是摆脱二元论困境的唯一出路。他认为，近代科学和科学方法证实了“事物之间客观关系”的存在，只是“客体与主体之间动态的相互关系”。科学通过描述宇宙中的客观关系证明世界的统一性和可理解性，而关系论是允许科学提供关于世界知识的唯一的哲学体系。
阿博特把宇宙看成是一个具有无限智慧的关系系统，并认为可以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来阐明宇宙的含义。有机体和机械的概念是设想这一系统的两种不同方式。最完美的关系系统是一个有机体，因为它活着和生长：它进行自我设计，使外部力量服从它自己的目标，从而实现自我生存。阿博特把宇宙看作是有机体的思想是以“进化的事实”为基础的，但他反对机械的进化观。他认为，进化论确立了自然界中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可理解的关系系统，并且在自然过程中几乎排除了超自然力量的干预。但是，这种机械的进化观仍然允许用最初的神奇创世行为来解释生命的起源。在他看来，所有机械自然观的失败在于它们排除了宇宙目的论而恢复了外在的创造者。
然而，有机的进化观需要宇宙目的论的思想：“它仿佛是在整个过程中存在着一部有规则的思想进行曲——宇宙观念的发展。”（转自[1],p.73）对处于联系中的有机体来说，它自己就是它的目的。与此同时，它也是宇宙有机体目的的一种手段。这样，一个有机体的存在，既是为了实现自我又是为了完成宇宙有机体的使命。前者要求有机体进行自我保护，而后者则需要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因此，阿博特认为，从宇宙目的论的角度，理解生命和进化论是哲学上理解达尔文学说的唯一出路。
谈到自然选择，阿博特认为，达尔文确实在解释物种适应环境所产生的进化方面排除了设计论，但是，他没有说明自然系统作为整体为何会以它所采用的方式发展。阿博特则把它解释为“规划的统一”(theunityofplan)，它来自力的统一性和规律的统一性。科学是揭示力和规律统一性的唯一手段。这样，阿博特把宇宙的目的视为上帝的存在，而要揭示上帝的存在，只有通过对自然现象进行科学研究。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阿博特把科学作为揭示上帝预言的先知，即他的“科学的一神论”(scientifictheism)。
与弗罗星汉和阿博特一样，美国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韦曼也在认识论上接受了进化论的暗示，并结合实用主义、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柏格森的进化观，创立一种关于宗教思想的经验的自然主义的方法。
韦曼认识到，传统的基督教教义已经破产，要解决人类的问题，必须通过观察发现和明确界定当人们谈论经历和信仰时他们意味着什么。与杜威一样，他也认为知识的获得必须通过观察预期结果的经验方法，“因而不必注意所谓超验的领域，而应注意在我们对世界的历时体验中实际发生着的事情。”（转自[5],p.78）在他看来，近代自然科学不但提供了发现自然规律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同样也适用于人类生活，并且应该成为宗教思想的基础。
在认识论上，韦曼深受柏格森和怀特海的影响。柏格森反对机械决定论的进化观，声称在自然界中有一种创造的冲动在起作用。他提出了创造性进化论来代替机械论和目的论。他认为在自然界中“有着不受因果律和决定论束缚的真正变化和真正自由的活动余地”([6],p.64)。在《自然的概念》一书中，怀特海提出了“创造有机认识论”(organice-pistemologyofcreativity)，将“事件”作为精神和目的创造“新奇”的场所。虽然韦曼反对怀特海的上帝的概念，因为它含有超自然的成分，但是，他接受了柏格森和怀特海的概念，并将其与创造性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创造行为是最高利益，为了维持创造过程，人类必须牺牲某些具体利益。他认为：真正的宗教应该包括那些具体地界定最高利益的概念，并以此来调节人类的行为。既然所有形式的知识都容易发生变化，宗教必须不断地变革自己以便在变化的文化中阐明它的信条。因此，他认为科学与宗教应该合作，将科学方法而不是具体的科学理论（如进化论）作为宗教思想的来源。值得注意的是，韦曼、弗罗汉星和阿博特在进行他们的尝试时，抛开了与传统宗教思想的联系，而这正是下一反应类型的基本立足点。
三、宗教与科学协调一致
在谈到基督教与进化论的关系时，这一类型的宗教哲学家保留了设计论，恢复了宗教体验在宗教思想中的地位。他们不仅接受了进化论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直接暗示，而且还吸收了与进化论有关的哲学和社会思想作为他们调和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理论来源。在这一部分，我们选取费斯克(johnfiske)和泰亚尔(teilharddechardin)，分别为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这一类型的代表。
费斯克的主要观点往往被称为“宇宙哲学”。它以康德的相对真理观和斯宾塞的社会进化理论为基础，试图调和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费斯克反对基于神学教条的创世论和物种不变论，赞同斯宾塞将进化论推广到社会领域。他把进化看成是一个调整的过程，把生命理解为一种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的不断平衡。他认为，有机体的生存和进化取决于它们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而对人类来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调整而不是生理上的调整。他意识到，接受进化论的最大障碍是需要建立起人类与低级生命形态之间的密切关系。他建议通过对社会进化的研究将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之间的联系同低级生命与人类的联系进行对照，来解决这一难题。他认为，两者的差异在于文明社会中的人们具有更好的推理和想象能力。这样，费斯克既回避了达尔文的遗传问题的实质，又修改了斯宾塞的社会发展理论。他称赞说：“达尔文理论第一次向我们清楚地表明，人类的产生和完善是如何作为大自然不懈努力的目标的。”（转自[1],p.97）在他看来，生存竞争的普遍存在体现了宇宙的目的，即我们通过调整自身，适应自然法则，摆脱野蛮状态，达到永生。这样，费斯克既保留了传统宗教思想的设计论，又将宗教与进化论调和起来。
耶稣会古生物学家泰亚尔表述了一种被巴伯称之为“趋同性”的进化观。他先后两次到中国，并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这使得他对重建达尔文学说权威的“新综合”理论知之不多，但是他却得到“新综合”的权威人物朱利安·赫胥黎的称赞。因为后者曾为泰亚尔死后才得以出版的《人的现象》作了序，并肯定了他的大多数论点。
泰亚尔把宇宙的进化分成了四个相继的阶段：物质、生命、思想、社会。他将他的“人的现象”作为物质通过生命到达思想和社会繁荣的转变过程。他认为“在世界中，不是已经以一种模糊和原始的方式存在过的东西决不可能以终级的形式突然出现，横贯进化相继越过的不同门槛……每一种东西都以自己的一种极其微弱的形式在最初瞬间就存在着了。”([7],p.502)尽管他也同意进化过程中有许多分界线或转折点，每一个转折点都是达到新层次的突破，但是就其整个过程来说是连续的、渐渐展开的。
谈到进化的方向性，泰亚尔认为每个进化阶段都具有趋同性。“复杂性规律”(lawofcomplexification)是泰亚尔理论的重要内容。它是指随着内部的进一步统一和聚集，有一种朝向增加结构复杂性的趋势。他认识到“生存竞争”和作为自然选择结果的“适者生存”在解释进化过程中的作用，但是他认为它们忽略了“生命体内部”的过程。他把进化过程看作是一种“摸索”，一种“得到引导的机遇”的过程。其中，大量的个体在探寻它们的特定目标中进行了种种尝试，“靠亿万次尝试和错误”，通过有机体自身的因素，使有利的组合得以积蓄和改进，从而产生进化。
在解释了进化的方向性之后，泰亚尔又把进化过程推广到未来。他认为，进化过程的趋同性发展将会聚为他所称的“终点”(omega)，即万物在上帝之中的一种超人格的统一。([2],p.337)在他看来，上帝是宇宙最终的而不是起始的原因，他吸引万物趋向与他自身之中的完善。这种“吸引”就是泰亚尔所说的“辐射能”(radialenergy)，它源于上帝，体现在“事物内部”，并在进化过程中起作用，它就是上帝之爱。这样，泰亚尔既肯定了进化论，又解决了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并且根据进化过程创立了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宗教学说。
四、宗教与科学互不相干
这种反应类型的主要论点是科学发现对真正的不会产生影响。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后期的唯名论者，并在伽利略和培根的著作中找到依据。具体到关于进化论的争论中，持这类观点的宗教哲学家试图结束科学与宗教界的论战，保持这两大知识领域的完整性。在这一部分我们选择鲍恩(bordenp.bowne)和莱·尼布尔(reinholdniebu-hr)为代表。
在鲍恩之前，持这种观点对进化论作出反应的有“格雷学派”的基督教科学家。在美国最早接受达尔文学说的科学家之一是长老会植物学家格雷(asagray)，他通过强调科学在方法论上的中立，认为科学发现与无关，并提倡进化论，他的学生赖特(chaunceywright)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强调科学在哲学方面的中立，他晚年的朋友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克·赖特(frederickwright)试图建立一种方法论，来区分科学与宗教的任务，将两者限制在各自的领域。他们更主要是作为科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来关注这一问题的。
鲍恩的哲学观点往往被人们称为“个人唯心主义”。他深受康德和洛兹(lotze)的影响，反对斯宾塞的认识论和进化哲学，并对常识实在论提出了批评。1882年，鲍恩发表了他的主要著作《形而上学》。他主张将实在区别为现象的和本体的，并认为前者属于归纳科学研究的范围，后者属于形而上学的研究领域。他强调科学研究无需形而上学的干预，但又同时指出如果科学家将他们对现象之间的一致性研究作为一个自足的和完备的规律体系，那么科学家就变成了一个形而上学哲学家。他认为，科学与哲学不但不会相互冲突而且会相互补充，“它们之间的所有冲突完全是误解和愚昧的结果”。（转自[1],p.139）
鲍恩并不赞同康德的主客观二元论，他认为可以通过一种“基本力量”(basalpower)来克服这种主体与客体、本体与现象的二元性。在他看来，这种“基本力量”就是一个人的精神活动，它可以在思维领域找到一种既包括主体又包括客体的实在。思维领域的核心是因果关系，它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同一事物的先后因果联系；二是不同事件的相互因果联系；三是一种动因的自我因果联系。归纳科学关注的是第一类因果联系，它揭示事件发生的顺序。这种科学解释给我们提供了有用的知识，但它不能给我们一个关于“原因”的完整理解。只有当我们理解了先前事件与后来结果的“动态决定关系”，我们才达到了对因果关系的真正理解。科学的因果关系以过去的外推来解释一个事件。而动态的因果关系以智慧对事件的选择而面向未来。当科学以发生的相互作用来解释这些规律时，人的心灵需要“一个一元的存在，它假定和维持它们处于它们的相互关系之中”。（转自[1],p.140）通过这一存在，每一事物有了它存在的真正原因。
基于上述分析，鲍恩对科学与宗教活动进行了明确地区分。他认为，对任何事件都可以提出两种不同的问题，科学的问题是它是如何发生的，哲学和宗教的问题则是它意味着什么。这两类问题是有区别的，不应该被混淆。与创世论者相反，鲍恩断言科学家发现的自然规律与宇宙目的论无关，也不会对宗教构成任何威胁。相反，科学能帮助我们摆脱无知和迷信，对宗教提供很大的帮助。
具体到关于进化论的争论，鲍恩主要集中在达尔文学说和其它进化理论在哲学方面的正确性和适用性。他认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进化论描述了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秩序，但在哲学方面应该对因果联系保持沉默。这一理论面对的是科学事实和争论，任何人都能接受它。在他看来，在进化论问题上产生的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实际上是“哲学之间的战争”，是对进化论所进行的不同形而上学解释之间的战争。他分析到，斯宾塞进化哲学的错误就在于它把自然理解为“一个独自的自足系统；并把自然规律看作是支配自然的必然物”。([1],p.141)然而，自然的因果关系与社会的发展规律之间并无逻辑上的联系。他反复强调，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和目的论的问题不能被混为一谈，必须将它们严格地限制在各自的领域中。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宗教与进化论的冲突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与鲍恩不同，美国后自由主义神学家莱·尼布尔是从对人类本质的极大关注进而探讨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的。受欧洲新正统神学的影响，他强调不同知识领域的辩证关系。他认为，本世纪的科学有一种向形而上学和历史领域扩张的趋势。这是人类对科学的信心增强的表现，也是人类为了避免关于人类存在这一基本问题的模糊性所作的努力。科学几乎成了真理的同一词，描述具体过程的科学理论常常被当做形而上学的原理来解释任何事物。达尔文的进化论被看作是宣布了宗教神话的破产，甚至否认了宗教存在的必要性。面对这样的形势，宗教思想家不应该坚持宗教神话的科学准确性，应该避免与科学发生的任何可能的冲突。他尖锐地批评了创世者的论点，“这种将宗教堕落成一种糟糕的科学的做法激起了科学时代的正当反抗。同时，它也有助于诱导科学变成一种糟糕的宗教。”([8],p.33)在他看来，适当的反应是对创世作圣经意义上的理解，在自然和理性的因果关系领域之外坚持这一神秘的事件。
莱·尼布尔进一步强调了人类生活的深层，强调了自然过程与人类历史的差异。他指出，科学分析可以解释生命的过程和描述这些过程之间的因果联系，但是，人类生活深层的人类自由是不能用自然的因果关系来解释的。人类生活深层的自我也不是一个空间的客体，任何将其作为客体和试图用理性解释的企图都将降低它的地位。这种自然的必然性与人类自由之间的矛盾为神秘的创世活动提供了存在的可能性。莱·尼布尔强烈地反对将进化论推广到人类历史领域。一方面，他谴责斯宾塞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把“适者生存”变成一种道德法则；另一方面，他又指责费斯克等人将进化论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和宗教的乐观主义进步观。他认为“必须将自然领域和人类历史领域从根本上进行区分，……这种区分的理由就在于人类自由的独特性。”([9],p.199)“无论是称之为‘科学的’或‘哲学的’进步观都掩盖了人生戏剧中变幻无穷的自由与必然间的相互作用。”([10],pp.1493-4)对他来说，人类历史是神性活动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人与上帝相遇，接受审判和再生，它们不能通过科学的方法来证实。这样，莱·尼布尔就将科学排斥在社会历史领域之外，显然，科学与宗教也就不会发生冲突了。
这种反应模式虽然保全了科学与宗教各自的完整性，但是它仍然断绝了这两大知识领域对话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既然认为科学与宗教是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双方也就没有了解对方的强烈愿望。而另一方面，双方为了防止对方的侵入又必须了解对方的发展状况。因此，这种模式至少在操作上仍面临着不可克服的困难。
五、宗教与科学相互渗透
通过以上分析，人们不难看出，上述科学与宗教关系的四种模式各自都存在着某种缺陷。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威尔金斯认为，尼布尔关于宗教与文化的第五种“典型答案”——“基督，文化的变革者”(ch-rist,thetransformerofculture)，可能是建立科学与宗教关系第五种模式的努力方向。他认为，尼布尔关于神的创造力通过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结构起作用的论点，可以作为这一新模式的思想基础。这种新模式将对科学与宗教进行认识论和社会学分析，通过强调知识的历史性、相对性和不完整性，承认科学和宗教表述在认识论上的多元性。这种模式将一贯地强调科学与宗教共同寻求对实在的理解。
威尔金斯注意到，最近的几项研究表现出人们试图趋向这一模式。嘉斯塔弗逊(jamesgustafson)建议在宗教概念和重要的科学理论之间建立一种相似的、语法上一致的模型。巴伯的“批判实在论”为建立一种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新模式提供了哲学基础。它认为科学与宗教各自提出的关于世界的真理是不完整的。既然基督教的范式的确提供了作为创造者的上帝并且确实唤起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那么上帝的模型必须适合于科学对上帝所创造世界的理解。因此，巴伯认为怀特海和哈特索思(c.hartshorne)的过程哲学是最有能力提供这种模型的。
皮考克(arthurr.peacocke)的近期研究也以“批判实在论”为基础，他认为“在对实在的探讨方面，科学与宗教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启发的。”（转自[1],p.165）在他看来，科学所揭示的实在是一个已进化了的等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等级越高越复杂。宗教关注的是这一等级体系的高层，它必须考虑（但不是屈从）科学对系统底层的理解。这样，科学与宗教都主要是对相应层次的认识，共同对认识实在这个等级系统作贡献，从而使两者的对话成为可能。
这是否意味着科学与宗教关系的第五种模式已被找到了呢？威尔金斯认为，巴伯和皮考克的研究只是提供了可能建立起这一模式的线索，而真正建立起这一模式仍需研究者的进一步努力。的确，1988年于荷兰召开的第二届欧洲科学与宗教学术讨论会就曾把议题定为“一个世界”，这表明一些学者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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