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西茶文化篇1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文管会普查队：《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川西茶文化篇2
中国古代有一条从成都经重庆、遵义、贵阳、都匀、独山、南丹、河池入广西的川黔桂茶马古道。唐代陆羽《茶经・八茶之出》已经提到贵州遵义的茶。明洪武年间曾在成都、重庆、保宁（阆中）、播州（遵义）置茶仓，获取并转运川黔桂茶叶北上与西番茶马互市。2006年8月，我曾到贵州遵义一带考察。2014年10月下旬，我有幸跟清华大学蔡曙山教授一起回到他当年插队的独山县黑石关寨考察，沿途还考察了贵阳青岩镇、黔南独山县和荔波喀斯特自然文化遗产区。同行的还有《科学中国人》张刚总编辑、德国机器人专家张建伟教授等。一路上贵州茶叶得以生长的自然环境喀斯特森林地貌见证了川黔桂茶马古道形成的独特自然条件。惊叹之后是担忧。当年的古道主干已经被公路、铁路覆盖，民族语言正在大量流失，盲目追求GDp的趋势正在破坏自然生态和文化生态。如何保护川黔滇古道上的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生态，建立真正的幸福家园？考察队员们在回程途中陷入沉思。
川黔桂古道：西南入华南之重要通道
南宋时期，由于中国北方战争频繁，中国南方由广西横山寨到云南的买马道异常活跃，形成历史上著名的买马道，但绍兴三十一年，买马道路段上自杞与罗殿有争，广西到云南的买马道受阻，从广西宜州、南丹经过贵州独山、都匀再西去云南的古道异常活跃起来。据《岭外代答》卷五《宜州买马》记载：
“马产于大理国。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贵州兴义一带）、罗殿（国都在今贵州贞丰）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也。罗殿甚迩于邕，自杞实隔远焉。自杞之人强悍，岁常以马假道于罗殿而来，罗殿难之，故数至争。然自杞虽远于邕，而迩于宜，特隔南丹州而已。绍兴三十一年，自杞与罗殿有争，乃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宋）周去非《岭外代答校注》卷5《财计门・宜州买马》，杨武泉校注，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9-190页。）
周去非所说的“由南丹径驱马直抵宜州城下”这条线路，就是川黔桂古道的重要段落。川黔桂古道是西南入华南的重要通道，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支脉，线路始于成都，经过重庆、贵州遵义、青岩、都匀、独山，再经过广西南丹、河池到广西宜州，从宜州东可去柳州、桂林，南可去南宁。
明代因为茶马互市的需要，在西南置四所茶仓，播州（遵义）为其中之一，《明太祖实录》卷251：
“洪武三十年七月，命户部于四川成都、重庆、保宁（阆中）三府及播州（遵义）宣慰司置茶仓四所贮茶，以待客商纳米中买及与西番商人易马，各设官以掌之。”
由此可见川黔桂古道上贵州遵义一带茶马互市的重要性。遵义汇集的贵州、广西茶叶，通过川黔桂古道北上与西番商人进行茶马互市。
明代徐霞客提到了云南到广西有三条间道，其中一条和川黔桂古道部分重叠：
“按云南抵广西间道有三：一在临安府（今云南建水县）之东，由阿迷州（今云南开远市）、维摩州抵广南富州，入广西归顺（广西靖西县新靖镇）、下雷，而出驮伏，下南宁。此余初从左江取道至归顺，而卒阻于交彝者也，是为南路。一在平越府（今贵州福泉市）之南，由独山州（今贵州独山县）丰宁上、下司入广西南丹、河池州，出庆远。此余后从罗木渡取道而入黔、滇者也，是为北路。一在普安之南、罗平之东，由黄草坝，即安隆（指今广西隆林旧州）坝楼之下田州（今广西田林县），出南宁者。此余初徘徊于田州界上，人皆以为不可行，而久候无同侣，竞不得行者也，是为中路。”（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750-751）
徐霞客从广西入贵州，即沿着川黔桂古道北上，先从南宁府（今南宁）北上庆元府（今宜州），再经过河池、南丹、独山、都匀、福泉、贵定、龙里、贵阳、青岩（《徐霞客游记》，p390、p478、p648）。
川黔桂古道也是重要的行军路线。1944年冬，日军试图取道川黔桂古道，从广西进入贵州，在独山城北深河桥遭到阻击未能成功。
川黔桂古道与贵州茶
贵州著名的茶山主要分布在黔桂茶马古道上的遵义、贵阳、都匀、独山一带。这一带的茶属于高寒地带茶，茶叶质地很好。这次考察的一天晚上，张刚社长带我去了他朋友在贵阳开的茶室（“四品君”――碧海总店），品尝了贵州名茶都匀毛尖和湄潭翠芽。张刚告诉我说他晚上喝茶从来不会失眠，可是那天晚上几杯看似清淡的绿茶，让我和张刚一晚上没有睡着觉。不过我那几天因为大鱼大肉过量饮酒而上火的体征全没了。我们领略了贵州茶的力度，原来过去喝的茶有不少都缺少茶性。张刚的朋友告诉我们，贵州因为经济条件有限，茶山很少施化肥和农药。我这才弄明白为什么过去我喝的很多茶叶，越喝越上火。贵州是全国著名的产茶大省，茶园面积多达500多万亩，盛产绿茶。黔南布依族地区尤其有着悠久的茶叶历史，最有名的是都匀毛尖。1982年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名茶评比会上，都匀毛尖茶被评为中国十大名茶。都匀一带属于中国著名的川滇黔桂喀斯特地貌中的森林喀斯特，这一带海拔多在1000左右，地下水源丰富，海拔、温度和湿度极利于茶叶生长。
贵州茶历史久远，唐代陆羽《茶经》已经有贵州茶的记录：
“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淮南，以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寿州下，蕲州、黄州又下。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润州苏州又下。剑南，以彭州上，绵州、蜀州次，邛州次，雅州、泸州下，眉州、汉州又下。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台州下。黔中，生思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生鄂州、袁州、吉州。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陆羽《茶经・八茶之出》，沈冬梅校注，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p80-82）
思州在今贵州铜仁市沿河县一带。播州即贵州遵义，费州在今贵州铜仁市德江一带，夷州在今贵州遵义市凤冈绥阳镇一带。我和张刚品尝的湄潭翠芽，即产于遵义市湄潭县。有名气的贵州遵义红（红茶）、贵州绿宝石茶叶、锌硒茶和春江花月夜茶叶也都产于遵义市的凤冈县。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到了清代，贵州各地都有了种茶记录。贵州茶生在独特的高原喀斯特森林地带，森林滞留水与地下水丰富，气候湿润，工业污染少，空气清新，茶叶质纯正清香。川黔桂古道穿越在喀斯特森林地带，我们考察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境内的茂兰喀斯特森林处在黔桂边界，那里物种丰富独特，布依、水、瑶、苗、毛南、壮等保存着自己的语言，沿途随时可以录到布依族的对话。
中国茶路上茶的读音有三大系统。一种是cha系统，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即西南茶马古道上，一种是chaj系统，主要分布在北方茶马古道上，即早期的丝绸之路上。一种是te读音，主要分布在海上丝绸之路上。川黔桂古道上的茶的读音属于cha系统，沿途的布依族等少数民族的茶的读音也属于cha系统，或有属于cha系统的变体，显示这些民族都不同程度地加入到了川黔桂古道上的茶文化传播活动中。
从青岩古镇到黑石关寨
青岩古镇是川黔桂古道上的重镇。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三十万大军远征从四川、湖广两路征云南，从湖广的一路经过贵阳到云南，沿途设堡，其中一部分留在青岩屯田，后发展为“青岩堡”。屯军率领当地少数民族开筑道路，六十里为一驿，为川黔桂古道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明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设青岩司，青岩地位进一步提高。青岩镇以贵州为基地，控制着川、滇、湘、桂驿道。黔南、黔西南茶叶北上要经过青岩古镇，青岩古镇地处茶马古道要冲，也是军事要地。明朝旅行家徐霞客从都匀北上到青岩镇，在他的《徐霞客游记》中青岩被作为一个要道中心来描述：
“青岩屯属贵州前卫，而地则广顺州（今广顺镇）所辖。北去省五十里，南去定番州三十五里，东北去龙里六十里，西南去广顺州五十里。有溪自西北老龙脊发源。环城北东流南转，是贵州省南鄙要害，今添设总兵驻扎其内。”
从青岩镇经龙里、都匀、独山，再经广西南丹即到广西河池，从河池往东可去广西柳州、桂林，往南可去广西南宁，由此构成川黔桂古道的南段黔桂古道。
独山是西南入两广的重要关口之一。早在汉代，独山一带已纳入控制。汉代属毋敛县，王莽时毋敛县改称有敛县。唐代置石牛县，属南寿州治。宋代置中平县，大观四年，废中平县，并入庆远府河池县。元代，置独山州蛮夷军民长官司，明代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置独山州。因独山自古为南下两广的交通要道，故文化底蕴深厚，是贵州汉文化的发源重地。据清人莫与俦《毋敛先贤考》可知，秦汉以前，贵州文化缺乏史料记录。自东汉章、桓年间（76-149），毋敛（独山）人尹珍（字道珍）北上求学，先后师从许慎、应奉，回乡设馆传授许、应之学，官至尚书丞郎、荆州刺史等，贵州汉学汉文化进入汉文记载。到了清代，出现了莫与俦、莫友芝等著名学者。
明代徐霞客过独山县时，独山为布依族所居，楼房连成街道：
“历石壑而渡其北，又缘西界支陇北行五里，为羊角寨。乃蒙氏之砦也，在西山麓。又北三里，有小水自西坡东注，涉之。又北二里，入独山州之南隘门。其州无城，一土知州，一明知州。土官蒙姓，所属皆土人。即苗仲。明官多缺，以经历署篆，所属皆客户。余所主者，江西南昌人黄南溪也。其人忠厚长者，家有楼可栖。盖是州虽无城，而夹街楼房连属，俱用瓦盖，无复茅栏牛圈之陋矣。”（朱惠荣校注《徐霞客游记・黔游日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p653-654）
徐霞客自注中所说的“苗仲”，即今布依族。
过去独山布依族多有种茶世家，也自己酿酒，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独山茶有高寨茶（高寒贡茶）、沟山茶，为贵州名茶。高寨茶曾一度被选为宫廷贡茶，有“斗米斤茶”之说。曙山教授插队的独山黑石关寨海拔900米左右，是高寒茶生长的有利地带。我们到黑石关寨的21日晚和曙山当年的布依族乡亲以及中学同学聚会，布依乡亲杀了一头200多斤的家养生态猪，大家席地而坐，我们一边和村民唱着山歌录音，一边喝着村民自己酿的刺梨酒。因为高兴喝得太多，第二天头重脚轻，幸好喝了曙山教授的五嫂泡的独山高寒茶，精神格外清爽。
独山地处高原，森林覆盖面积大，阳光、雨露和氧气充足，昼夜温差大，无工业污染，所以茶叶质地好，独山县以高寨贡茶、沟山毛尖、影山翠绿、影山毛尖、影山苦丁最为有名。
五嫂：黑石关末代布依语人
随着川黔桂铁路、川黔桂公路覆盖川黔桂古道，各民族的经济收入得到改善，但民族语言和传统文化也正在流失。我们考察的黑石关寨是川滇桂古道上语言文化流失过程的缩影。川黔桂铁路和公路由北向南贯通独山县全境，黑石关寨坐落在公路边。昔日的古道已经被覆盖，说汉语的布依族越来越多，会说布依语的人越来越少。过去的干栏式楼房或半边楼式的石板房，已经被水泥墙的楼房、瓦房所覆盖。服饰、头饰和汉族基本没有区别。语言是携带文化精神的符号系统，黑石关寨布依语言的流失是布依文化流失最重要的见证。村寨里60岁以下的人基本不会说布依语，能听的也很少。他们基本都用汉语对歌或唱山歌。他们所说的汉语是一种受到布依语影响的汉语，和通行的贵州话有区别。这样的汉语显示出黑石关寨这些说汉语的布依族是在最近几十年里丢掉了他们布依语。
70多岁的五嫂，是曙山教授当年插队时的大姐，是黑石关寨少有的几位还在说布依语的人，汉语也说得很好。她没有穿布依族服装，也没有带布依族头饰。她和她的子女用汉语对话。布依族地区的语言对话状态有几种基本模式：
家庭1家庭2家庭3家庭4家庭5
父>母布依语汉语汉语布依语汉语
母>父布依语汉语汉语布依语汉语
父>子布依语汉语布依语汉语汉语
母>子布依语布依语汉语汉语汉语
子>父布依语汉语布依语汉语汉语
子>母布依语布依语汉语汉语汉语
子辈语言情况说布依语说布依语说布依语听布依语说汉语
黑石关寨的布依族对话状态处在家庭4和家庭5之间。这里的符号>表示对话方向，“父>母”表示父亲对母亲说话所用的语言。以上能用布依语对话的基本是五嫂这样一些70岁以上的人。如果不采取措施来拯救黑石关寨的布依语，再过一代人，布依语将在黑石关寨彻底消失，这正是青岩镇已经存在的现状。
川黔桂古道上强势汉语正由内向外、由北到南蚕食着布依语，古道上的布依语从南到北流失越来越严重，我们调查的三个点正好代表了布依族语言在古道上由南向北的流失历程，荔波喀斯特森林以南的布依族还在说着自己的母语，往北的黑石关寨只剩下70岁以上为数不同的末代布依族可以说布依语，再往北的青岩镇布依语已经无踪无影。这也正是茶马古道上很多民族语言流失的历程。民族语言的流失是民族深层文化的流失，伴随的是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的流失和破坏，保护和抢救茶马古道上的语言文化势在必行。
作者简介：
陈保亚，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联合大学语言与人类复杂系统联合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汉语研究中心主任。本项目得到以下项目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严格语音对应的汉语与民族语关系字专题研究，批准号13aZD051。
川西茶文化篇3
【关键词】茶马古道;理解;分析
一、茶马古道的形成
茶马古道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茶马古道是以云南、四川为中心，同时包含、湖南等省份与缅甸、印度、老挝等东南亚的商路和南亚国家之间的传统交通运输线路。狭义上来说，在传统的茶叶贸易中用马帮等载体运输茶叶到藏区以此来换取藏区的皮毛，故以此而得名，茶马古道的范围还可进一步延伸到青海、甘肃等省区。因此，在茶马古道的分派上有三个部分，如川藏线，滇藏线与青藏线。它绵延于巍峨壮丽的横断山脉，盘旋在高山峡谷之中，随着历史的侵袭，时间的流失许多古道已消失殆尽，如今保存较为完好的地段有丽江古城的拉市海、大理州剑川县的沙溪古镇、祥云县的云南驿、普洱市的那柯里。
从历史因素方面来说，早在两千多年前西汉时期，天府之国四川就是中国茶的原产地，当时茶已经作为商品进行贸易。蜀郡的商人们常以本地特产与大渡河外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简单的物物交换。而这一时期，由于牦牛在这一通道的重要性，因此又古称“牦牛道”，它也是最早的“茶马古道”。“其路线是：由成都、临邛出发，经雅安、渡大渡河，经磨西，至木雅草原。”[1]以邛崃为例，由于其是当时蜀郡的商贸中心和茶、铜铁器的主要产地，故成为汉代茶马古道的起点。这条最早的茶马古道，实际上即“南方丝绸之路”的第一段，只不过“南丝路”由成都、邛崃至旄牛县后，不是向西进入康、泸地区，而是转向南，进入邛部（西昌地区），然后进入云南，再通往印缅。到了唐宋时期随着茶叶的盛行，西南地区的茶叶流入藏区，同时也开启了藏族人民饮茶的历史。在唐代，吐蕃王朝对外扩张，由于其军事扩张，导致线路受到影响，因此只能通过由天水、大非川、暖泉、河源、通天河到逻些（今拉萨）。因此唐代与地区的沟通交流主要通过青藏道。随着吐蕃王朝的瓦解，宋代藏族地区处于分崩离析的状态，原先的青藏道已失去了固有的军事要道之用。宋代中央王朝将大量的茶叶运往甘肃，青海的同时，并开设茶场与马市，并规定茶叶贸易只能依靠马匹兑换，因此青藏道由军争要道变为茶道。从明朝开始，才使得川藏茶道正式形成，明朝政府规定四川、陕西两省是分别接待的入贡使团的主要省区，而明朝使臣也亦分别由四川、陕西进入藏，因此在地理位置上四川与陕西成为了非常重要的地点，通过这两条线在茶叶运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通过西北输入藏区的茶叶仅占全川产量的十分之一，数量有限，绝大部分都是通过四川进入藏区。到了清代，清政府进一步巩固了明朝政府的经营，放宽了茶叶输送，并设置台站，使川藏道进一步走向繁荣。因此在明清时期形成了由雅安、泸定到康定的大路茶道与北路茶道，这两条支线，方便了茶叶的运输以及进入藏区的贸易与效率大大得到了提高。
在茶叶的运输中，由于由雅安至康定，康定至拉萨的茶道崎岖陡峭，只能依靠人力进行背负，因此产生了背夫，随着入藏茶叶数量的大大增大，又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茶叶运输团队“马帮”。同时通过茶马古道多民族在该地融合，多宗教在此地传播，中原王朝也通过该道到达对藏区进行管理，或通过改道与东南亚、印度取得联系，因此它既是一条经济运输线路也是重要的国防线路，将内地与地区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
二、茶马古道的形成渊源
从自然因素来说，茶马古道的形成与藏族等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息相关，“在我国广大的西部边疆地区，由于气候条件的影响，少数民族以游牧为生，牛羊肉，奶制品作为他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具有较高的热量，食奶酪，牛羊肉制品包括性热的高原作物青稞都会产生消化不良，油腻等生理问题”。[2]而地处高原山区的西南边陲不盛产蔬菜等绿色食物，这时候饮茶恰恰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喝茶能够促进消化，也能够促进动物油脂的消化与吸收。对于茶的渴望，进而产生了需求。
从政治因素上来说，出于对边疆稳定和统治的因素考虑，从唐宋开始历代中央王朝都设置了各种制度来巩固茶马贸易，“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时期，明、清时期逐渐走向成熟，其不仅仅简单的是进行茶叶贸易的交换，也是我国西部历史上汉藏民族间文化交往的走廊，我国著名民族学学者费孝通教授，曾经将西北的文化沟通线称之为河西走廊，将广东地区文化交融地点称之为南岭走廊，而茶马古道处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横断山脉，以及与、东南亚之间的联络，途径藏族、彝族、瑶族、羌族等，因此称之为藏彝走廊。
因此可以说茶马古道是一种传统的以茶叶作为主要交易内容的商业往来道路，在这条道路的使用与发展中还兼有文化交融以及政治管理的作用，是中原王朝对于藏区、东南亚联络的大要道，因此也可以说茶马互市也是古代中原地区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商业贸易的主要形式的写照。
三、启示与解读
古云：“北有丝绸之路，南有茶马古道”。茶马古道是一条与丝绸之路同样孕育发展中华文化，以及联络藏区、东南亚、印度兼有贸易、文化、外交的重要通道，当今伴随着现代文明的冲击以及交通业的发达，它逐渐湮退出历史舞台，消失在茫茫的历史尘埃中，但它的历史作用与价值依然熠熠生辉，众多学者以对它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调查。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茶马古道是在唐、宋时代汉、藏两族通过茶马贸易而兴起的贸易通道，后被逐渐发展和利用，并在贸易的基础上加上了其他的功效，并相当繁荣，对于藏区的贸易往来、文化交通以及政治管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它的开发过程中，历代王朝对于其功效不断扩大，逐渐成为了中原王朝连接藏区的要道，以及中原王朝陆路联通东南亚、印度的重要外交之道。在茶马古道沿线历经无数少数民族，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的存在，其更是一条文化交流融合的通道，因此是对于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同时卫藏地区与今川滇地区之间的民族迁移，大都通过此通道迁移流动，在四川、云南形成了民族分布广且多样的状态，因此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通道。
茶马古道也是一条宗教传播大道。“随着茶马贸易的发展，茶马古道的不断进行延伸，藏传佛教的传播也沿着这条古道广泛在青藏高原及周围地区进行传播，佛教从内地传入，通过本土化的过程形成了藏传佛教，随后又向北向蒙古草原传播，向东的内陆进行反向扩散传播，因此其是一条宗教沟通、传播大道。茶马古道是一条民族融合的通道。”[3]各民族人民通过茶马古道加强了联系与沟通，促进了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发展和融合增进了彼此间情感的联系，加强了对于各民族的认识与了解，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茶马古道的拓展，以及茶马贸易的兴盛同时也促进了中国西南边疆的安定和巩固。唐宋中原王朝进行茶马贸易的目的除去获取战马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实现其对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羁縻”的目的。明清时期的茶马贸易的一个重要目的也是安疆固边。茶马贸易所具有的安边固疆的作用到了现代还在显现。
当今茶马古道虽然已经埋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但是当今是一条旅游致富的大道，茶马古道各个省份以此打造旅游线路。茶马古道这条道路富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和自然资源，马帮留下的斑驳杖痕，驮队踏出的蜿蜒小径，沿途古老的村寨、宗教仪轨、藏传佛教寺庙塔林、年代久远的摩崖石刻、古色古香的巨型壁画、奇异的民风民俗映射着中华古老文明的绚烂多姿，这都是茶马古道形成与发展中留下的历史印记。同时在川藏道、滇藏道途经的横断山区和青藏高原是我国地理、地貌最为复杂、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其属于我国第二、三阶梯的地理分界地带，对于地理学、生物学、气象学有着极高的科学考察价值。大力发展茶马古道沿线旅游业的同时做好生态保护和文物保护工作有益于提高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人民的生活水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逐步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
四、结语
千年过去，马铃声依旧在耳边回荡，茶马古道是中华民族交流融合入的历史见证，同时也留给我们后人数不尽的物质精神财富，它就像一张网，使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和南亚与东南亚各国民族紧紧地连在了一起。通过对茶马古道初步的了解，笔者认为，研究茶马古道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完成这篇文章使自己对民族融合，民族交流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和体会。
【注释】
[1]张永国.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历史与价值[J].大学学报（汉文版），2006（2）.
[2]周重林，凌文锋，张娟.茶马古道的范围与走向[J].中国文化遗产，2010（4）.
[3]任新建.茶马古道的历史变迁与现代功能[J].中华文化论坛，2008（S2）.
川西茶文化篇4
又是一年春茶时。
四川是全国春茶最早上市的省份。春节过后不久，川茶新茶便陆续上市，全国各地的茶客就会喝到今年最早的春茶。茶以早为美，喝到一口新下来的春茶，无论身处南北，都让人觉得早一点进入了春天。
民国时期黄炎培访问成都，曾在一首打油诗里描写四川人：“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生活在成都的外省人，呆一段时间后，也大都会问上这么一个经典问题：“四川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喝茶呢？”
喝茶早，喝茶好
四川人爱喝茶与其悠久的茶文化是分不开的。
最早喝。蜀人喝茶的历史有些早，早到是全国最早饮茶的地方。在秦汉以前，四川一带已盛行饮茶。据《中国茶叶历史资料选辑》介绍：“神农这个氏族或部落最早可能生息在川东和鄂西山区。他们在这里首先发现茶的药用，进一步把茶当成了采食的对象。后来，他们西南的一支或后裔，分散到四川更广泛的地区生活，并且在茶的食用基础上首先发明了茶的饮用。”
最早种。古文献明确记载，在秦汉以前，产茶地区只有川东的巴族地区。西汉年间，四川人在雅安的蒙顶山第一次人工栽培茶树，也是中国最早种茶的地方。
从古至今，四川都是产茶大省。唐代，茶叶的产地已经遍及南方各地，但此时四川的茶叶生产仍处于全国前列。在宋代，四川茶叶产地仍不断扩大。四川有适宜茶树生长的优良自然条件和人民长期种植茶树的经验，而且劳动力充足；加之北宋中期以前，四川的茶叶经济没有引起朝廷的注意，从而也未在四川境内建立榷禁专卖制度，使其茶叶生产能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
在很长一段时间，川茶都是名茶辈出。蒙顶茶自唐迄清，一直是进贡上品。唐和五代时期，人们不仅把蒙顶茶视为人间的珍贵饮品，还将蒙顶茶当作灵丹妙药，认为它有益寿延年的功效。一项百岁老人的长寿调查发现，有四成百岁老人长寿诀窍是一生嗜茶如命，有八成百岁老人有饮茶习惯。长寿长到108岁，被长寿研究机构称为“茶寿”。而全国十大长寿村里，有两个都在四川。
不过到了近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份略数近代知名茶商数据里，一个川茶商都没有。民国时期，东南各省的茶叶大量出口，在国际茶叶市场的竞争中，茶叶在种植技术上也有相当的改进；但四川依然注重于内销，相当封闭，因循守旧，这也给今天川茶名茶品牌影响力不大给了一个解释。
产茶多，茶商少，加上“蜀道难”，运往外省不方便，茶叶价格低贱，茶馆又恰好为辛苦劳作的底层人民提供了休息的好场所，饮茶人便多了起来。
除此之外，四川独特的食习惯，也造就了四川人的饮习惯。四川人民爱吃辣椒来解盆地湿热，可谓是无辣不欢。而吃辣椒、花椒这些过度刺激的食物，就需要茶来消解一下，不然容易燥火。吃火锅需要啜茶来解腻，而啃完一盘麻辣兔头，也得来杯茶来缓一下唇舌之辣。
茶馆多，时间多
“四川茶馆甲天下，成都茶馆甲四川”，成都茶馆有多少呢？据统计，现在成都的茶馆有近10000家。早在1935年，成都《新新新闻》报载，成都共有茶馆599家，每天茶客达12万人之多，形成一支不折不扣的“十万大军”，而当时全市人口还不到60万。
茶馆因茶而生，但茶也因茶馆而盛。抗战时期曾寓居成都的江南名士何满子先生在《茶事琐述》中感叹：“茶馆之盛，少时以为当属江南为最，稍长到了一次扬州，才知道更胜于江南；及抗日战争时期到了成都，始叹天下茶馆之盛，其在西蜀乎。”当时成都的茶馆已增至1000余家，特大型的茶馆每日卖茶2000碗以上。
四川人喝茶有个特点，叫“雅俗共赏”――从名茶蒙顶到最便宜的花茶，都有人喜欢喝，也没谁看不上谁。成都茶馆的布置和氛围与其他地方的茶馆有差别，茶馆可供各类人等消费，有雅间，也有坝坝茶。四川作家陈世松曾有比较，他说北方茶馆是高方桌长条凳提梁壶泡茶，立场严厉，喝得累人寡味；南方的茶馆装潢华丽，待客以自制的点心为主，是“有座无茶”；而成都的茶馆“有座、有茶、有趣”。也正因此，茶的普及面相当广。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易丹曾说，在成都这个城市，开奥拓的和开兰博基尼的，可以都坐在街边破小凳子上吃一碗脆绍面。这种风格在喝茶这件事上也一样。在德阳的孝泉镇，围绕姜公坟的是近百张茶桌和麻将桌。有人问喝茶的人：“这里人怎么围着坟堆喝茶打麻将呢，不忌讳么？”茶桌上的几个人哈哈大笑：“忌讳啥子？阴人也需要热闹嘛！他们听听我们摆龙门阵，与时俱进嘛！”孝泉镇人说：“我们这儿的人心态好，有钱的人喝茶打麻将，没钱的人也是喝茶打麻将，无非是喝的茶差些，打的牌小些而已。大家互相不攀比。”
所谓“雅俗共赏”还有个表现，就是在茶馆里打麻将。大部分茶馆和麻将馆关系密切。不过不能忽略的是，不管来茶馆是摆龙门阵还是打麻将，每个客人手里都是有杯茶的哦。
除了麻将与茶合二为一的茶馆，成都还现存好多跟麻将没有关系的百年老茶馆。人民公园的鹤鸣茶社创办于1923年，现在依然用老虎灶和铜壶烧开水。茶客们除了放松身心、消遣之余，还能欣赏到老师傅炒茶的精妙技艺：翻动、抛高、撒开、捞净、成型、提香……文殊院的香@，锦江剧场的悦来茶楼，这些茶馆茶铺没有麻将，依着竹靠椅乐哉人生的老茶客却是一堆。
在四川，茶馆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可以是私人会客处、行业及各社会团体的联络聚会处、各类信息的集散地、戏剧曲艺的表演场、民事纠纷的调解处。四川人寒暄的一句日常用语就是：“走，去喝杯茶噻！”茶馆还为七十二行者提供了方便，如：小吃和各种炒货品种繁多；香烟、水烟、叶子烟，样样尽有；还有挖耳捶背的、剪指修脚的、测字观相的、耍把戏的、擦皮鞋的……现在随便在文殊院的哪个茶园躺一下午，就会听见采耳师带着工具“铿铿铿”地在园子里转好几趟。
四川人要是想做点小生意，首先想到的也是开茶馆。过去小老板开个茶馆并不需要多少资金，有茶馆必定有厕所，茶馆还没开张，他们就先将厕所的淘粪权卖出去，那些想在茶铺里卖点瓜子花生、修脚掏耳朵的小贩也会付些定金，一般也就够小老板张罗茶铺开张了。
不管是喝茶还是打麻将，四川人民爱喝茶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悠闲、知足常乐。
川西茶文化篇5
从2000多年前的西汉时期，雅安的茶叶就经四川茶马古道运到大渡河以西。雅安，既是茶马古道川藏线的起点，也是最早向输入茶叶的原产地。“冰崖雪岭插云霄，骑马西来共说劳”，雅安的背茶夫，一副背架，一根丁拐，徒步翻越崇山峻岭与深谷绝壑，为人类的顽强谱一曲壮丽乐章。
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
雅安市位于四川盆地西缘，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的盆周山区，古称“青衣羌国”，原西康省省会。有“西蜀漏天”、“雨城”之称。境内多山，土壤含较多有机物的砂质壤土或沙砾质黏土，表土层深厚，组织松软，养分丰富，易于排水，适宜茶树生长。
雅安四季分明，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多雨、多云、多雾，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早在西汉年间（公元前53年）当地人吴理真就在蒙山种植茶叶，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人工植茶最早的地方，是世界茶文明发祥地、茶文化发源地。蒙山茶自唐至清入贡皇室，“扬子江中水，蒙山顶上茶”家喻户晓。2001年12月，蒙山茶原产地地域产品保护获国家批准，成为我国第2个获茶叶原产地产品保护的地区。
有唯一可考的茶马司遗址
《史记·周本纪》载，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伐纣，“南（四川）八部族贡武王荼（茶）”。《明史·茶法》：太祖朱元璋“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乌茶即藏茶、边茶，天全即今雅安市天全县。《政教鉴附录》：“茶叶自文成公主入藏地。”即雅安所产龙团、凤饼茶，贡奉朝廷后和和蕃礼品带进藏区。之后，雅安藏茶源源不断输入，至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唐、宋以来，朝廷先后行“茶马互市”、“榷茶制”、“引岸制”等策“以茶治边”，雅安藏茶迅速发展。《明史·茶法》：宋太祖“设茶马司于秦、洮、河、雅诸州，自碉门（今天全）、黎（今汉源）、雅（今雨城）抵朵甘、乌思藏（康、藏都司），行茶之地5000余里……”宋熙宁七年在雅设茶马司，位于今名山新店，其遗址是我国目前唯一可考的茶马司遗址。
制作技艺靠代代口授心记
雅安制作技艺，主要依靠茶号和茶厂的传统艺人、工匠在加工过程中代代口授心记，近代始有文字记载。
雅安藏茶生产明朝以前为分散加工，朝廷统一收购经营。《雅安县志》（民国版）载：最早藏茶加工企业为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的“义兴茶号”，后有“天兴”、“恒泰”、“聚成”等茶号。清朝允许民间藏茶贸易，私营藏茶企业增多，到清末，雅安、天全、荥经、名山、邛崃等县茶号有200多家。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为抗击英国侵略，抵制印茶入藏，振兴雅安边茶在藏区的地位，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及四川劝业道共同主持，组织雅安、名山、天全、荥经、邛崃五县茶商集资33.5万两白银，在雅成立官督商办的“边茶股份有限公司”。辛亥革命后，公司解体。
汉藏民族团结的纽带
雅安藏茶制作技艺是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中华文明的传统瑰宝，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川西茶文化篇6
关键词词茶马古道；丽江；历史文化；影响；旅游业
一、茶马古道历史文化渊源
(一)茶马古道的起源
茶马古道起始于秦汉时期，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唐朝后期饮茶的风气盛行，制茶业具有相当的规模。康藏属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民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而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民在长期的生活中，创造了喝酥油茶的高原生活习惯，但藏区不产茶。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区和川、滇等地区则出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南来北往，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二)茶马古道的发展和历史作用
茶马古道发展繁荣于唐宋以后，发展繁荣的原因在于以茶叶为载体的边地商贸的兴起与发展。到了唐代，随着吐蕃王朝的崛起，藏族和南亚、西亚人大量饮茶，大西南的茶叶从这条古道沿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横断山脉走向青藏高原，走向印度以及更远的西亚、东非。到了清朝，由于清政府力图控制这样的政治背景，就开设了官驿的方式，使茶马贸易规范和制度化，使这条古道得到又一次的重视与发展。茶马古道是一条政治、经济纽带，促进了与祖国的统一和藏汉人民唇齿相依、不可分离的亲密关系，茶马古道带动了藏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第2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日本法西斯控制了中国所有的海上交通，又截了滇缅公路运输后，国际援华物资便只剩下这条通道进入中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茶马古道也进入了一个最辉煌鼎盛的时期。
二、丽江古城的兴起与茶马古道的关系
丽江古城，始建于唐末宋初，它的兴起与茶马古道有着必然的直接的关系，它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围绕着茶马古道里的主体――马帮展开的，因此与茶马古道互生互补形如孪生兄弟。
(一)茶马古道重镇丽江
丽江古城经由历代木氏先祖主持建设。680年被藏族征服，开始吸收藏族文化；794年被南诏征服，从而开始中原汉文化的影响；1253年被忽必烈征服，正式归入元，纳西木氏土司开始长达470年的自治，有系统记载的纳西历史开始；1276元朝建立云南行省；1382年丽江府成立，官府位于今天的丽江古城。
(二)丽江古城兴于商业，盛于商业
丽江与藏区仅一江之隔，有着地理上的优势，内控制着鹤庆、剑川等，外临中甸，是云南省出入咽喉。在茶马古道上兴起了无数的城镇，它们是独具特点的贸易文化中心。其中，丽江古城是一座茶马古道上迄今保存最为完好并古貌依旧的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大研古城地处滇、川、藏交通要冲，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货物中转集散地。
丽江古城是茶马古道重镇，它就是一个商贸中心，它的发展与当时滇藏物资贸易的唯一交通工具(马)不可分割。绵长艰险的道路，长期在外的行走，马锅头带领的马帮逐渐形成一种马帮文化，马帮文化带动了丽江历史上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它拥有的各行个业都围绕着“马帮”、“藏货”展开。
茶马古道的繁荣是有许多的沿途集镇的繁荣而拼接出来的，它每个部分的繁荣都相互的拉动着其他部分，它们的发展相辅相成，丽江以它优越的地理位置成就茶马古道，而茶马古道又以它丰富的文化回报丽江。
(三)茶马古道影响古城人文历史
茶马古道历史文化是一部多民族文化，它贯穿了整个滇川藏大三角，宽阔的疆域使它有着独特的张力与广度来吸纳和影响着与它有关的城镇。丽江至今保存着各民族多元文化共存共融的鲜明特征，纳西族文化既具有本民族的独特性，同时也融合了其他民族的文化。丽江既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通道，也是文化艺术传播走廊。可以说丽江的辉煌是马蹄踏出的辉煌，它的文化是马帮拉来的文化，无论是建筑、宗教、民族特性、生活习性等方面，它都和马帮息息相关。
地面石板路也是对付马蹄的最好材料，与路相辅相成的桥顶部是没有台阶的，临街的墙也是采用圆弧而非直角，这都便于马帮行走。纳西族的民居建筑风格中，既有纳西族的特点，也有白族的特点，还有藏族的特点。
佛教的三大系在茶马古道上相交汇，佛教的各系又和传播地区的原始宗教相交汇，使这里的宗教多元化。在丽江，形成多教共存的状况。这种具有强烈的学习意识和包容的民族特性和茶马古道是分不开的，因为茶马古道上的贸易从来就是多民族的，汉、藏、白、纳西等民族在丽江这方土地上交汇发展。丽江纳西族有着一种独特的生活习性，妇女包揽所有的农活，而男人不用做任何的事情，这虽然和它的历史传统分工(男子学习，创建精神食粮；女子劳动，创建物质基础。)有着很大的关联，但和茶马古道也有着一定的联系。
(四)丽江旅游业与茶马古道历史文化的关系
开发已久的大研古城、为了分流游客而开发的束河古镇都同是丽江旅游的一大名片，而这一名片的形成是和茶马古道历史文化分不开的，马帮文化成就了丽江历史文化，丽江旅游业一部分是由茶马古道历史文化支撑起来的。现在三江并流，滇川大三角的旅游生态圈发展，同样也是沿着茶马古道展开，所以说丽江旅游业如果没有了茶马古道历史文化则如空壳，它的发展仰仗于茶马古道历史文化的进一步开发。茶马古道文化兴则丽江旅游兴，反之亦然。
三、茶马古道历史文化对丽江旅游的影响分析
丽江旅游现在以一个良好的形象示人，以最初单纯观光旅游相比，它现在越发的成熟，随着相关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的开发，它的吸引力更是使很多旅游目的地自叹不如。这当然和茶马古道文化积极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一)茶马古道线路的开发促进了丽江旅游经济的发展
茶马古道是一条国际贸易线路，它贯穿周遍的许多国家，所以它的影响是国际的。它的线路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也提升了丽江的国际知名度，并伴随着近年来的相关线路的从走回味更是起到了一种眼球经济、话题经济的效果，在信息传播发达的今天更是起到良好的广告作用。
再者，现在丽江游客停留时间基本为2天，主要就是围绕着丽江古城和玉龙雪山两个金牌景点，但是如果开发茶马古道就可以增加游客停留时间，这样就可以促进丽江旅游经济的发展。
(二)茶马古道历史文化扩展了丽江旅游文化的宽度
历史的真实长度是固定的，但是往往同样长度的历史有着天差地别的作用，因为它和历史的宽度息息相关。茶马古道作为丽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增加了丽江纳西族的历史文化内涵，扩展了其宽度，丽江纳西族独特的民族精神也是在漫长的贸易旅途中逐渐丰富起来，经过岁月的沉淀，茶马古道把丽江最初单一的文化慢慢充实扩展开来。多元民族在这里交汇，文化、宗教、人文相互交流，不断发展，才使得丽江旅游文化变得多样，丰富。
(三)茶马古道拉动西部地区发展
茶马古道国内线不是单一的一条，它包括川藏、滇藏线，还有很多零星的支线，而这些线路都处于西部落后地区。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特点：交通不便，生活物资缺乏，经济形态单一，但是这些地方也都有另外的同一性――旅游资源丰富。因此，开发茶马古道这一旅游资源，可以拉动整个滇川、藏地区的发展。
而丽江又正处于这些西部地区，而且又是一个重镇，那得到的关注又会更多，并且还加上丽江旅游已经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了，那就更好的可以借上这个东风吸收投资、人才，达到旅游经济和历史文化的弘扬双赢的局面。
(四)茶马古道对丽江的负面影响
凡事都有两面性，都是矛盾的综合体，茶马古道对丽江旅游有很多积极的影响，但也有一些负面影响，由于丽江正处于旅游业成长期，政府和旅游开发商认识到茶马古道作为一个极具特色的旅游品牌线路，开发它，挖掘它的历史文化等深层次的内涵，就可以得到旅游的发展。他们看到了茶马古道文化的开发对旅游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即得利益，所以就大肆的发掘，从而造成开发后的丽江民族文化面临慢慢的淡化与消亡的境界。现在古城里身着民族服装的往往只有老人，一部分老人延续着丽江的柔软时光，青年人只是因为商业运作外而延续着文化的表象，东巴的后继无人，学习东巴文的人屈指可数，古城纳西居民人口置换严重，还有游客的大量增加也一定程度上破坏丽江生态人文环境等，综合而述，丽江旅游资源应该考虑到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来解决它可能面临的问题。
四、茶马古道历史文化对丽江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茶马古道历史文化做到可持续发展，那么丽江的旅游业会持续受到积极影响，旅游业也就可以达到可持续发展，那么要做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在开发的同时做到保护，只有权衡好开发和保护才能达到目的。
(一)保护茶马古道历史文化
茶马古道沿线是中国民族文化最富集的地区之一，这里的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通过茶马古道的连接，在这片广袤的地域，互相发生激励的冲击、融合，形成了博大的茶马古道文化。
旅游业的发展给历史文化名城最大的积极影响是经济上的利益，生活上的便利，交通上的便捷；最大的消极影响就是这些历史文化的逐渐被同化以致最后的泯灭。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古城人口出现严重的置换问题，外来的文化冲击着相对单一的民族文化。而往往民族文化、独特的茶马古道文化才是吸引游客的源泉，如果这些都消失了，没有独特性，那还有什么可以发展的？经济就不会形成一个千丝万缕的蜘蛛网，那么发展就会停滞。可见保护好独特的历史文化的重要性。
(二)积极响应香格里拉滇川大三角开发
茶马古道覆盖着香格里拉滇川大三角，它的沿线是民族文化最富集的地区之一，是世界上地势差异最复杂的区域，拥有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气候复杂多变，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它有着独一无二的资源优势。随着世界旅游业的发展，本区也将成为最受人们关注的最具旅游价值的地区之一。
丽江与大香格里拉的交往源远流长，而从现实来看，丽江地处大香格里拉东南端，具有明显的地缘优势，是大香格里拉的一个重要门户和窗口。而且经过多年的发展，丽江旅游已经具备了辐射周边的诸多条件，茶马古道文化又是丽江旅游的又一重大王牌，所以响应香格里拉滇川大三角开发可以更好发展丽江旅游业。
五、结论
茶马古道文化虽然是近些年才出现的词汇，但是它是和丽江共同发展的，茶马古道历史文化是丽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开发和保护对丽江的旅游业起着决定作用。
可以在政府主导发展的情况下，一方面发挥媒体、个人的力量去宣传去开发去保护茶马古道文化，另一方面积极响应滇藏川大旅游圈的开发，发挥它的价值，使得重镇丽江能乘着顺风车更好的发展旅游业。
茶马古道对我们来说已经很遥远，但是这个昔日的辉煌还留在古城里，昔日的马帮带来了信息，带来文明，带来智慧，茶马古道的重镇曾经繁荣，曾经发展，曾经辉煌。现在的丽江人民认识到它昔日的文明，并开始挖掘它，学习它，加上今天丽江人的智慧，希望它能让重镇丽江将来能够再次繁荣，再次发展，再次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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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茶文化篇7
论文摘要：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物质财富记录了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在某段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它对于今人研究历史、缅怀过去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它的保护就成为现今社会一项重要而又追切的任务。保护不仅指不破坏，还要去修缮、维护、整治，并加以合理的利用，这就需要人们在正确树立历史发展观的同时必须创建一个良好的保障体系。
历史文化遗产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历史实物，它记录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在某个历史时期变迁的文化内涵。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历史街区甚至衣着服饰等历史文化遗产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其令人缅怀的建筑物或构筑物等物质内容，更在于它承载着发人深省、蕴涵丰富意义的历史记忆等精神内涵。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与国际上相比较，无论是现实状况还是全民意识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形势十分严峻，保护工作可谓任重道远。
一、云南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及价值
1．西南“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西南“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系列交通要道。
而根据我们考察，西南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据普洱茶生产考察的相关资料表明，明清时期云南境内，以普洱为中心相继向国内外辐射出五条“茶马古道”。
一是官马大道，由普洱经墨江、元江、玉溪到昆明中转至内地各省乃至北京，南经思茅、景洪(车里)、勐海(佛海)、打洛人缅甸，这是茶马古道中最重要的一条，普洱贡茶多大部分就从这条路由驮马运到昆明再转至内地各省乃至北京的。与此同时有许多老字号普洱茶茶庄将普洱茶，由普洱经思茅，过车里(景洪)、佛海(勐海)，至打洛，而后出国至缅甸景栋，继而再转运至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等地。
二是关藏茶马大道，普洱茶从普洱经下关，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进入西藏，再由拉萨中转尼泊尔等国，主力是藏胞的大马帮。
三是江莱茶马道。普洱茶从普洱过江城。入越南莱州，然后转运到西藏和欧洲等地。
四是旱季茶马道，从普洱经思茅糯扎渡过澜沧江。而后到孟连出缅甸。
五是勐茶马道。从普洱过勐腊，然后销往老挝北部各地。
长路漫漫，运茶路经险障重叠，沿途既有土司、寺院设卡收过路费，又时常因动乱引起阻塞。于是商人们也要想方设法寻找其他的运茶路线。他们也曾经寻找到了从德钦经壁上土布江达墨竹工卡拉萨的进西藏路线。每年春季藏民们赶着骡马，满载蜂只扔、耗牛尾、麝香、虫草等物在茶市交换茶叶然后返回西藏。
2．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历史形成过程的一历史实物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茶马古道是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分别通往今川、藏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问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2)西南茶马古道是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云南少数民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与西南少数民族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与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
(3)西南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的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
二、西南茶马古道上的历史文化遗产——云南剑川县沙溪寺登街
中国沙溪寺登街区是当前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有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大门，使这个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完备，具有很高的文化遗产价值。云南剑川县“茶马古道”集市沙溪镇寺登街人列2002年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保护名录。
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wmf)曾在2001年l0月11日将云南沙溪列入101个世界濒危建筑保护目录，其中与中国沙溪(寺登街)区域一起公布人选的还有陕西大秦基督教宝塔及修道院、北京中国文化景观长城、上海欧黑尔·雷切犹太教堂。沙溪究竟在哪里，为何具有如此大的价值?翻开云南省地图册，在剑川县一页上，找到了沙溪，它位于云南剑川县西南部，地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自然保护区东南部，在大理风景名胜区与丽江古城之间，总面积287平方千米，是一个以白族为主，汉、彝、傈僳族共居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在这西南茶马古道上惟一幸存的集市里，有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大门，使这个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完备。
沙溪寺登街古集市位于云南大理剑川的东南部，是秦汉时期古蜀身毒道(南丝绸之路)三条干线交界点上的重要集市。唐朝以来，沙溪寺登街古集市又成了沟通川、滇、藏边三角地区的茶马古道上的交通要冲，它以藏族地区的毛皮、麝香、鹿茸、藏红花、贝母、虫草和云南、四川的茶叶、红糖和布匹为流通对象，以频繁的马帮商队作载体，进行着汉、藏、白、彝、纳西、摩梭等各民族间的物质、文化、宗教、艺术交流，沙溪寺登古集市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一区域深受汉藏、南亚、东南亚、西亚和中原文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多元性。
街区域有完整的古戏台、庙宇、寨门、街道白族民居等古建筑构造别具一格，宽阔的街面全用条石铺砌，石板上足迹斑斑，能见证茶马古道上的小镇辉煌的历史。民风民俗古朴、白族文化繁荣，被称作“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镇内自然风光秀丽迷人，有两山两谷一水一瀑、三塔两箐、三潭各幽等几十个景观景点，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和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及丰富的旅游开发价值。
三、我们认为保护沙溪寺登街区就是保护西南茶马古道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内容。
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学会制定的第一个获国际公认的城市规划纲领性文件《雅典宪章》指出：“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均应妥为保存，不可加以破坏”。
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保护文物建筑的第一个国际宪章——一《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又称《威尼斯宪章》明确：“历史古迹的概念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凡传统环境存在的地方必须予以保存，决不允许任何导致改变主体和颜色关系的新建、拆除或改动”。“古迹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
我国《文物保护法》更是明确了受国家保护包括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并且“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文物，应当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分别确定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
概括以上文件，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涵义。第一层意思是“不破坏”，这是保护的前提，即从现在起，停止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任何人为破坏，但这个层面的保护是被动的，仅能维持其现状，却不能抵挡非人为的、自然的甚至社会环境对其造成的损坏。因此，保护的第二层内容就是需要人为地积极主动地去对其进行维护、修复，甚至在结构上使其不再受损，同时消除可能产生的火灾等隐患。第三个层面就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基础设施予以完善或改造等。此外，合理地利用古建筑也是保护的一个重要手段，用则生，守则死。一方面对于空关的古建筑等通过合理地选择使用单位加以利用，使得建筑“活”起来，另一方面，对于人口密集的古建筑、古镇、历史街区等应合理疏散人口，通过减负减压使其“轻松”起来，从而延长其寿命。
四、关于对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
1．在历史遗产保护的过程中，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造成了保护的复杂性，作为保护的主体，首先必须明确各保护主体对保护持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这才是保护策略的基础，当然，本文并不想对具体保护措施本身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何况在多元的价值取向前提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公众并不反对保护，问题是如何才是真正的保护，而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更不是为了所谓的政绩，或者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应该理解保护的真正内容和含义。参与保护的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的主要矛盾首先是“保”还是“拆”的问题，当前的现代性处于自我裂变状态工具理性和审美现代性中人本精神的张力与冲突过早地展开，经济利益的驱动造成对历史遗产的“建设性破坏”，这是左倾的冒进思想。其次的矛盾是现代性与传统的张力。前现代传统的文化精神对现代文化精神造成阻滞新儒学的复兴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抵制西方普遍的现代性，结果常常是历史遗产在原真性的教条下当作神圣的古董供奉起来，或者使历史遗产与社会现实相脱离，这是右倾的保守思想。第三个矛盾是审美现代性后现代文化思潮自身的矛盾，它打破历史真实性的教条，既拥抱现代性，又尊重传统，并将保护整合进大众的生活之中去，但是在现实中它既是颠覆性的艺术又是商业化的艺术，既否定社会现实又肯定社会现实。
从以上三种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历史遗产保护的文化可持续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行动。前两种思想对城镇建设和遗产保护都是有弊端的，它们把现代化和传统看作是不可调和的，不仅对城市景观不利，更对社会关系的协调不利，广大阶层的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在这两种价值取向中总是处于被动的不在场状态。只有第三种思想打破了二元对立的绝对主义，将现代化与传统结合起来，并且将保护整合进大众的生活之中去，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却是最有生命力和最具可持续性的思想。
在寺登街建设与发展中，从物质空间演变重构的角度，历史遗产的保护是一种通过保留现存的物质空间作为历史文化载体并使之延续、演化的创造性工作。在这一创造性的工作中，现代化和保护传统并不总是矛盾的，通过对传统的批判与继承、打破传统与工具理性的种种教条和束缚，构建审美现代性的价值，将遗产保护与大众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这一创造性活动一般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即保护性的延续使用(保护为主)，将历史遗产开辟为旅游景点(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但要避免过度商业化对文化造成的破坏)以及开发再利用(经济开发或文化引入为主，功能置换)，这三种方式实质上反映的是我们将意义赋予文化遗产的三种不同过程。
第一种方式是保护性的延续使用(保护为主)，适用于文化价值较高的文物和优秀历史建筑)。比如民居、庙宇，在这种情形中，历史建筑意义的赋予者又是历史建筑的使用者。在现时中，它成为文化消费的一部分，这种保护方式所引发的文化解读包括历史和现时两部分，每个使用者对客体历史意义的解读可能都不完全，而且赋予现时意义更不一定相同，但是这并不影响它的真实意义。对于这种方式，要充分保护历史环境和建筑的原真性。
然而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方式由于历史建筑在经营和日常维护上不具有可持续性，经常面临经济上的窘境。
第二种是不再延续原有使用功能，而将历史环境与历史建筑开辟为旅游景点(保护与开发相结合)，适用于本身文化价值高或者经过再利用成为旅游目的地的历史建筑。文化产品的生产者赋予了文化产品全部的意义，而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游客)则被动的接受。此时，消费者不是历史建筑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仅仅是文化的接受者。
第三种方式是开发再利用(开发为主，适用于所有历史建筑)。这种方式的原则是“保留与接纳”，即保留原来的物质空间并改变建筑原有的用途，也就是说这种意义赋予形式既不是生产者主动的挖掘和消费者被动的接受，也不是使用者的个性化解读，而是生产者通过对物质客体的改变而赋予产品以新的意义。
2．旅游与历史遗产保护
一直以来，城镇总体复兴需要旅游和文化产业为先导，旅游和文化产业确实在沙溪寺登街的历史文化保护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历史街区中的旅游业背后有千差万别的目的和动机，许多旅游开发项目常常是机会主义的，即项目极少来自对发展机遇的战略性评估或通盘考虑，而多出自地方条件或当地某些利益集团的一时之念。因此，公共部门在旅游规划的编制和旅游开发策略的制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地方政府鼓励和刺激这一过程，在过程中首先考虑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于是，促进旅游业的目标，一部分是推动城镇的复兴，还有一部是带来区域的物质环境的更新。为了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利润，许多城镇都在开发它们的文化遗产以突出其个性及地域识别性。通过对街区认同感施加一种积极的影响，旅游项目有助于克服形象上的过时，从而增加信心和提高投资的可能性。开发景点、强化地方特色、保护历史遗产及文化景观，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加强对本地区的自豪感。以及增强当地的历史建筑的触觉体验，视觉美学的价值被提高，最终成为旅游者眼里的文化符号。
因此，具有历史文化街区可以创造出新的、或开发现有地区的以旅游基础设施为支撑的旅游场所，场所必须具备以下因素：如综合的环境改善、便利的交通设施、满足旅行舒适性需求的服务设施，以及确保这些设施正常运作的基础设施，还有保持景点清新形象的服务系统。这些“支撑性”的服务系统总是游客们消费的主要方面，并因此带来比观光点本身更大的经济效益，旅游业的发展促使住宅、餐饮、运动和娱乐设施的大幅度增长。所以，成功的旅游景点服务对地方经济会有一个积极的增殖效应。
川西茶文化篇8
云南山高谷深的地理环境,产生了商品长途贩运的主干道。换句话说,不走这条路,走不出这个山谷,翻不过那座山。官盐量大,从产地运往销岸,历来主要靠马帮。要把安宁食盐运往东、西方向,蜀身毒道(即南方丝绸之路)成为最为便捷的选择。
据晋《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当时云南产盐量大的还有南广县(今盐津一带)和青蛉县。盐津井就在蜀身毒道中的五尺道段,大姚白羊井则在蜀身毒道的灵关道段,云南最早的盐运与丝绸贩运共用了蜀身毒道。
唐代《蛮书》等文献对云南1000年前的食盐开采和运销路线有了更多的记载。那时,云南的食盐开采形成了3个大片区,一是以今楚雄州白羊井、黑井一带到安宁的滇中片区;二是以今云龙、洱源、兰坪、剑川到四川盐源一带盐井的滇西北片区和今滇南磨黑等地的普洱片区。这个总格局,至今未变。后来,当滇西和滇南的盐北上或南下东南亚一带时它们就和从普洱到的茶马古道在主要的干道不同的段落又重合了。
宋王朝为了给岳飞等抗金部队筹措战马,学习唐朝以茶易马的办法,在广西设立专职官员,打算用宋朝的盐换取大理国战马和大理战刀。但是,他们不知道云南产的盐够云南人吃,广西进云南这条“盐马道”胎死腹中,并未实现。到了清代中后期,云南省盐津一带的盐井已经基本枯竭,而四川盐业迅猛发展,与淮盐拼命争销售地盘。清政府为了摆平盐业专卖政策下的川盐、淮盐之争,把滇东滇东北10多个县划入川盐销售区,五尺道这一段丝绸之路又一次兼起了盐运之路的重任。
由于丝绸、盐、茶这些古代大宗商品的运销共用一条主干道,有些学者对茶马古道的提法发表非议,主张改叫盐马古道或盐茶古道。其实,只要以道路起点运出的大宗商品来界定路名概念,矛盾就迎刃而解了。最早从蜀国运出的丝绸,经云南送到印度销售的道路叫南方陆上丝绸之路,也称“蜀身毒道”。从唐代“银生诸山”普洱运出的茶叶经大理送到销售的道路叫茶马古道,从古代盐产地运往销售地的马帮道叫盐马古道,而茶和盐的运输兼用的主干道自然可以叫盐茶古道。
当然,在云南,由于盐井分散,加之历代官方的专营控制,在盐井与销岸间形成的行盐路线不一定都和茶马古道或丝绸之路相重合。著名盐产地云龙诺邓和腾冲间形成的诺邓――天池――灰窑――槽涧――栗柴坝――桥头――腾冲盐道,就因民国年间政府划定腾冲为诺邓盐的销岸而辉煌一时。诺邓人杨寅良的马帮也因承运这条路上的官盐而走红。
盐道在历史的积淀中铸就了悠久而独特的盐道文化。在唐代南诏国时期,吐蕃为夺取南诏国昆明城(今四川盐源)的盐,南诏为与唐朝争夺安宁、白羊的盐,都发动了残酷的战争。著名的藏族叙事长诗《格萨尔王传》中的“姜岭大战之部”,描述在大理――丽江――迪庆到这段茶马古道主干道上,藏族英雄、岭国格萨尔王与今滇西北一带古代姜国争夺盐产的战争,就是吐蕃与南诏为盐而征战的反映。在唐宋时期,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上的盐运比丝绸或茶叶的运销更红火,更兴盛。从云南的地方财政看,直到民国时期,云南的财政收入第一靠田赋,第二就是盐税了。以1912年为例,盐税占到全省财政收入的28.24%。禄丰的炼象关,因地处黑井盐行运昆明的交通枢纽曾繁华一时。剑川的马坪关白族的本主庙里一直供奉着一位蒙古族的盐税官,皆因元朝在马坪关设关收税,那位权力不小的管盐路税蒙古军官就成了当地白族的崇拜偶像,盐道文化的厚重,可想而知。
我的家乡剑川在古盐路和茶马古道的交汇之地。我的父亲年轻时背过盐巴,曾在盐路上被土匪抢劫。当我稍长大了一点点,计算着背盐人回来的日子,我和小伴们总要跑到盐路进入剑川坝的山口,去接父亲,帮他们分背一坨盐。而就在我家门口的柳林里,每到入夜总是有滇藏路上运茶的马帮歇稍,康巴人喝酒、跳锅庄。唱着欢乐或悲凉的歌直到深夜。
对于过去的云南人来说,盐、茶、马,是他们生活的必需,也是他们生命的方式。至于现代人的争议与命名,对曾经存在的历史并没有改写的作用。
■延伸阅读
茶马古道文化线路强调文化整体意义的新理念,通过商品贸易,促进了沿途各民族和各地区的民俗、艺术、宗教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的古老又具有延续性的传播方式。文化路线是近年世界遗产保护领域出现的最重要的新动向之一,1994年马德里文化线路线世界遗产专家委员会议标志着文化线路概念的诞生。我国较为典型的文化线路有丝绸之路、大运河及茶马古道等。――陈保亚(北京大学)
■链接
蜀身(yuán)毒道(西南丝绸之路)
川西茶文化篇9
邛崃古城茶马古道的要津之地
关于茶马古道的研究，首先得益于司马迁的启发。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博望侯张骞使大夏回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这不仅引发了专家学者研究荼马古道的激情，更生动地说明了茶马古道历史之久远。
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以李绍明、木霁弘为代表的学者，首先提出了茶马古道研究课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并一致认定，茶马古道是存在于中国西南地区、以马帮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民间国际贸易通道，是我国西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
茶马古道的线路有三条，即零关道、朱提道、博南道。三条主干道不仅把巴蜀大地和西南诸省联系在一起，更是翻山越岭、穿江涉河通往缅甸和印度，构成了大西南地区密集的交通网络。在三条线路中，以零关道最为著名，它以成都为起点，依次沟通成都一邛崃一雅安一越嵩(零关)一西昌一会理一姚安一楚雄后，与其他两条线路汇合，把巴蜀大地的铁器、邛竹杖、蜀布等特产源源不断地运送到缅甸、印度等地。
成都虽为茶马古道的起点，但邛崃凭借其“屏蔽川蜀，控扼西番”的独特地理形势，以及盛产铁器、蜀布、邛竹杖等特产而富庶西南的经济地位，成为茶马古道上一颗耀眼的明珠，散发着熠熠之光，也成为南来北往的客商贸易、定居、娱乐的理想场所。于是千年以来，在此地积淀了深厚的移民文化底蕴，呈现出独具特色的移民文化风采。
移民家族邛崃自古繁荣的强大动力
邛崃原名临邛，秦时置县，常璩《华阳国志》云：“临邛县，(蜀)郡西南二百里。本有邛民，秦始皇迁上郡实之”。由此可知，临邛取名为“临近邛人”之意，说明该地已有原始住民――邛人居住。秦灭巴蜀后，张错修筑临邛古城，后秦始皇统一中国，迁中原富室充实蜀地，即“迁上郡实之”，临邛迎来了第一次真正的中原移民，其中的杰出代表就是富甲一方的卓氏、程氏两大移民家族，他们不仅书写了邛崃历史上移民家族的第一次辉煌，也为这里深厚的移民文化奠定了根基。
据《史记》记载，四川卓氏的祖先，是六国时期的赵国人，靠炼铁致富。秦灭赵国后，把卓氏迁到四川境内。
卓氏先祖在秦军的押送下，千里迁川，一路颠簸，行至葭萌、汶川皆不驻足，惟到邛崃地界，见之大喜，于是定居在此，“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其田池射猎之乐，拟於国君，成为地方富豪大族。程郑，也是当时从山东境内迁到四川的秦虏，同样善于冶铸，财富堪比卓氏，都居住在临邛。
至汉武帝时，卓氏已成为富可敌国的名门望族，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就诞生于此时。关于此，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不惜笔墨，对二人从相识到私奔作了详细的描述。一曲《凤求凰》，不仅在历史的星空中演绎了一出生死相随的爱情经典，同时也让人知晓了古城邛崃，知晓了这个来自燕赵大地的卓氏家族。
虽说在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道路上，由于其父卓文孙的反对，而经历了一段“文君当垆，相如涤器”的曲折，但随着司马相如拜为中郎将，出使西南夷政治上的成功，一切都变得自然而和谐。这固然由于司马相如出色的才干，但卓氏家族在西南地区数十年的贸易交往中建立起来的关系，无疑成为司马相如最好的“通关文牒”。正如学者指出的：“像卓文孙及其婿司马相如就是著名的移民和商人，他们利用中原的先进技术开矿冶金，与滇蜀的原住民大做生意，充当了政府向西南边陲扩张的马前卒。”
其后，历代由于战争或灾荒，迁至邛崃的移民更是源源不断，继续创造着邛崃的繁荣。不仅省份广、人数多，经历也更为曲折。现存于邛崃东安乡东南村的成丰元年《徐氏宗谱碑序》，就详细记录了其先祖“自明朝由湖广入川，到邛南门，住石马冲，备历艰辛，始买得田产二百余亩”的经过。
明末清初的兵灾，使邛崃遭遇毁灭性破坏。“古来艳称之临邛，胥为蓁芜荒径”，上述石马冲徐氏，舍家逃亡，仓皇流离。兵乱终于平息后，徐氏先祖母才带着三个儿子回到邛崃原籍重新创业。那时的邛崃人口稀少，外省移民以江西、湖广、陕西为多，广东、福建、河南等地也有不少移民前来定居。
随着清初外省移民大量迁入，邛州人口数量出现大幅度增加，耕地面积不断扩大，曾经繁荣的临邛古镇，经过其后的百余年间恢复，又呈现出旧日熙攘样貌，并呈现出新的移民特点。
移民痕迹邛崃移民文化的深厚积淀
长时期的大量移民迁入邛崃，不仅繁荣了茶马古道上的这座古城，也留下了至今让人惊叹的移民文化痕迹，它们不仅是代代移民创业的历史见证，也是留给后世的文化瑰宝。
随着清前期以来各省移民的大量融入，遍布邛崃境内的大小城镇，几乎无不建有移民会馆、移民祠庙、移民住宅、商铺客栈。如县城及平乐等场镇都有会馆(湖广馆、陕西馆、广东馆、江西馆、福建馆等)。城关著名的祠堂(家祠)就有宋家祠、植祠堂、孙祠堂等10余处。
筑于海拔近千米的高山之上，占地50余亩，耗时60余载建成的李家大院，雕花刻木、做工精巧，堂屋中央悬挂光绪亲赐“皇恩宠锡”御匾，更增添了历史的厚重，是一座占地最大、做工最巧、耗时最长、保持完好的川西清代古民居建筑。此外，邛崃许多家庭至今都保存有“金丹簿”(家谱)，簿内记载有本家世系沿草、由外省迁移本县落业的先祖情况，这正是清初以来不少家庭的始祖来自于湖广、陕西、广东、福建、江西等省的真实写照。
始建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的回澜塔，毁于明末战争，其后多次兴建，至清光绪年问，历经170余年才重建而成。塔砖上刻有“大清六年郑世衡官砖”、“周记官砖”、“官砖张纪”、“官砖清顺汪记”、“先盛华记”等印记，正是各省移民出钱出力，共同打造县城标志性公共建筑的见证，也是各省移民融入当地社会的标志。
多样的移民成分，为邛崃带来了许多享誉至今的技艺留存，著名的有染料植物蓝靛种植技艺的传承。随着南方移民的大量迁川，茜草、蓝靛、栀子、红花《胭脂花)等染料植物的种植技艺也传到了巴蜀。由邛崃加工蓝草为靛者，染布帛最佳，驰名省内外。
川西茶文化篇10
千年古道①“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由于是用川、滇的茶叶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并以马帮运输，故称“茶马古道”。②藏人嗜茶，汉文史料中有藏人“嗜茶如命”、“如不得茶，则病且死”的字样；藏族民谚有“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之说。可见藏民对茶的情感之炽，依恋之深。③数千年来，茶叶沿着古道源源不断输入藏地直至拉萨，再向西延伸到喜玛拉雅西端的普兰县，商贸则通达印度、尼泊尔、克什米尔诸国。因此古道被学术界定义为“世界上海拔的中国古文明传播的国际通道”。④茶马古道沿途，有着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壮丽最动人的山水。这里的世界静得出奇，大山全都沉默不语。那是一种惊心动魄苍茫和旷世的沉寂。那种苍凉、严酷之美，轻易就把人带入史前时代。夏季，雨水汪洋恣肆；冬季，雪水清碧如玉。它们从无数大山上奔泻而下，迅速汇聚，很快流淌到无数的大江和河流中。人行古道，放眼高原，远山显露出强劲而优美的山脊，它们是那么险峻，又是那么秀美，充满了张力。淡淡的山岚，使它们显得英姿勃发，十分年轻。如果说山脉架起了西藏的骨骼，那这些江河就是西藏的血脉，它们奔涌流动，为高原注入了生命的活力，为高原带来了蓬勃的生机。⑤除却大山大川，茶马古道沿途还有极富灵性的石头和无比奇妙的云，以及超凡脱俗的天光。那历尽沧桑的石头，那一逝不再永不重复的云，那亿万年来不老的蓝天，那似乎来自极地或外太空的光芒，它们组合成的色彩令人激动不已。如果在晴天的晨曦中和晚霞里走过西藏的大地，你一定会为那种剔透明朗的光泽所震慑：只要看到一眼，只要沐浴一次，人生便因之而生辉。⑥茶马古道同时也是虔诚的藏民转朝圣之路，古道沿途一些民间艺术家于过去漫长的时日中，在路边的岩石上、玛尼堆上雕刻了无数的经文、咒语，绘制了众多的佛陀、菩萨和高僧的形象，还有一些神灵的动物形象，如鱼、蛇、猫等等，当然也有一些被视为神异物的形象，如海螺、日月星辰。那些或粗糙或精美的造像为古道那漫长的旅途增添了一份神圣和庄严，也为那遥远的地平线增添了几许神秘……1．根据提示，用第①段中的材料，完成对“茶马古道”的定义。“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_____________________的古代贸易通道。2．第②段中引用汉文史料藏族民谚的作用是什么？3．第④段中划线的“如果说山脉架起了西藏的骨骼，那这些江河就是西藏的血脉”这句话用比喻的方法突出了西藏什么样的特点？4．根据文章内容，概括茶马古道的特点。参考答案1．以马帮运输川、滇的茶叶到西藏换回马匹、药材2．说明藏人嗜茶，对茶叶的情感之炽，依恋之深；使说明内容详实，令人信服。3．答题示例：这句话用比喻的方法突出了西藏这样的特点：山脉挺拔雄壮，支撑出西藏粗犷的轮廓；水流涣涣，滋养了西藏的每一寸土地。山水纵横，使西藏这片土地神奇而富有生命力。4．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的中国古文明传播的国际通道；茶马古道沿途有世界上最壮丽最动人的山水、极富灵性的石头和无比奇妙的云，以及超凡脱俗的天光；茶马古道沿途路边的岩石及玛尼堆上有丰富的宗教文化雕刻、图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