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的基本理论篇1
关键词：财政基本理论；思维方式；创新与发展
一、改变思维方式，推进财政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近几年来，财政基本理论的研究，在坚持国家分配论，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公共财政论的基础上，取得明显的进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财政基本理论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名词、概念之争的浅层次上较多，而从中国国情出发，采取继承、扬弃、创新的方法，创建有利于指导财政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不足；不是固守传统基本理论不放，就是照搬照抄外国的一套，即所谓“食洋不化”。在不少情况下，运用传统的、陈旧的观念来面对新情况、分析新问题，回答不了许多财政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因此，中国财政基本理论往何处去，这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话题，而是到了非正面回答不可的时候了。
探索财政基本理论的创新，一个视野、一个立足点、一个思维方式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如果不了解世界发展的新趋势，不懂得国内发展的新特点，研究财政基本理论必然是坐井观天无的放矢，犹如瞎子摸象，自以为是，达不成基本的共识。例如，当今世界主导产业信息化、农村人口城市化、经济发展多极化、贫富差距扩大化的趋势，从多方面影响一国财政经济的发展。又如，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短期内不易缓解，国家正处于产业结构大调整和供求关系深刻变化的阶段。再如，知识经济的兴起，科技进步的迅猛发展，已成为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政府和财政面临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挑战是空前的。这些既为财政基本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又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其次，立足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坚持用市场经济方式发展生产力，着眼于依赖发展的理论解决难题，这三大基点或出发点不可忽视。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只有立足发展、促进发展、加快发展、扩大发展，才能打开所有困难的大门。财政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能充满生机和活力。最后，革新思维方式，摆脱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束缚。例如，学会从全局观察财政，从财政把握全局，跳出财政之外观察财政问题；学会从国际、国内比较中，认识国情、省情，提高驾驭宏观财政运行的能力；学会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一般分析和局部分析等分析方法，按系统、分层次，综合运用于财政基本理论的研究，有利于做到方向明，思路清，路子对，创新不断深入，理论之树常青。
改变陈旧的思维方式，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创新财政基本理论，不从创新思维方式入手，不了解科学发展的前沿，不懂得知识正在日新月异地实现重组，是很难推动理论自身的发展的。
二、中国市场经济下创新财政基本理论的若干难点
紧密结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实际，创新财政基本理论，有下列八个方面的难点和重点，需要作出科学的回答：
1．市场经济存在财政以什么为前提？一般认为是市场失灵所决定的。但在现实条件下，政府失灵也时有发生。因此，关注总供求失衡、经济周期波动，重视公共产品和服务不足，防止信息不充分、资源整体优化配置不当，控制收入分配不公、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差距等，是政府和财政所认同的头等大事。
2．财政与什么最有本质联系？一般认为与国家或政府有着本质的联系，其实国家和政府虽有差异，但经常交叉使用。全世界都在重新思考政府和改革政府。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政府职能作用的范围就小，财政经济管理的权限就小，直接配置资源的比例就低。美国信奉“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但它和市场增长、财政的关联，却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把财政的本质联系一头与政府（或国家）作为根本的发动者相联系，一头与市场的内在联系作为存在的前提条件相比较，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财政，它和政府、市场之间的双重本质联系，也有其客观必然性。有人提出财政与再生产之间存在本质联系，这和生产力发展的总前提是一样的，属于另一层次的问题。因为没有社会再生产的运行、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国家（政府）、财政、市场等都不复存在。财政在社会再生产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环节中，始终处于分配的中间环节。
3．财政具有哪些特点？市场经济下的财政特征概括为政府主体性、公共产品性、利益机制性、公平效率性，以区别于政府其它的经济活动是较切合实际的。这就把传统的财政“三性”（国家阶级性、无偿性、强制性）进行了全面创新，并深化了对市场经济下财政特性的认识。
4．财政是干什么的？西方财政理论将之归纳为合理配置资源、公平收入分配、稳定经济增长三大职能。我国理论界强调增加宏观调控职能，即四大职能，也是有说服力的。表明市场经济下的财政，主要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去干市场、企业干不了也干不好的事。因此，财政职能的理论占有重要地位。
5．财政的功能或作用是什么？从财政与政府、市场的双重本质联系考察，它具有对政府机器运转的公共需要的保证作用；对财源开发及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对各经济利益主体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对财力统分结合的均衡作用；对公平效率的监督作用。它既是政府配置资源、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又是维护公平分配、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有力后盾。
6．怎样定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综上所述，财政可定义为：以政府为主体，为实现其职能的公共需要，通过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宏观调控、经济稳定增长所进行的公共经济活动、公共经济管理及其所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它一方面回答财政属于什么、其特征是什么、功能是什么；另一方面按其内在联系区分为四个层次来认识：作为经济范畴是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现，作为经济活动是政府的公共经济行为，作为经济机制是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经济运行的实现方式，作为经济管理是政府管理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样，至少理顺了认识财政本质的思路，回答了财政基本理论的中心问题，是针对基本理论继承和创新的大胆尝试。
7．财政特有的规律性是什么？财政基本理论不深入研究和回答其特有的规律性是不可思议的。那种认为财政规律和经济规律可以划等号，或者是可以用经济规律替代财政规律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有些将财政若干原则视为财政规律，这也背离了科学的原理。我们应当在深入认识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总结财政实践的丰富经验，从中抽象出财政特有的规律性。例如，人们提出的保证正常、合理、最低公共需要的规律；政府、企业、居民利益统筹兼顾分配规律；财力总量和结构均衡发展的规律等，打开了认识财政规律的大门，也是财政基本理论扩展研究的崭新领域。
8．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是何种关系？现在财政理论界多数赞成完善、发展国家分配论，这包括吸收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有益成果在内。但也存在着照搬公共财政论，或者是以公共财政论否定国家分配论的主张。实际上，市场经济下的财政，它在经济上的体现是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它的目标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公共财政论是国家分配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应用和发展。它们之间在主体、目标、手段、措施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关键是职能活动范围、边界的定位和调整。作为财政基本理论的创新和应用，它们是可以兼融和互补的。那种认为国家分配论是财政的基本理论，公共财政论只是财政类型的理论是不正确的。而把公共财政论贬为唯心论的产物，也太过于偏激。我们的任务是把公共财政论的有益部分，吸收到国家分配论中来，真正为我所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基本理论。
三、怎样创新和发展财政基本理论体系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依据发展的理论、市场经济的理论、改革政府的理论，创新财政基本理论体系，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实际上，“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①财政基本理论体系的创新也不例外。因此，必须牢牢地把握贯穿于财政基本理论体系始终的若干主线：一是建立和形成发展的财政基本理论，包括发展的道路、动力、阶段、任务、战略等在内，怎样为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为摆脱贫穷落后走向共同富裕服务。人们提出改革的目的是发展，衡量改革、指导改革的标准也是发展，是十分正确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对指导财政的现代化建设，创新财政基本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二是公平与效率。财政运行，一方面应公平收入分配，另一方面又要促使生产要素有效利用。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但总体目标应该力求实现有机的统一。这是因为公平是提高效率的前提，效率是维护公平的基础。既不能牺牲效率求公平，也不能放弃公平论效率。必须通过税负公平、体制公平、政策公平，以提高效率和效益，把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降到最低限度。三是宏观调控。为保持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抑制通胀或通缩，保持财政经济的快速增长，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特别是实施有效的财政政策和多样化调控，就能大大地提高驾驭宏观经济运行的能力，充分发挥调控的整体效应、交叉效应和扩散效应。
创新财政基本理论体系的中心是在发展国家分配论，应用公共财政论的基础上，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包括公共财政收入体系（含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公共财政支出体系（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资金应逐步转移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上来，提高对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文卫保健、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需要的保障能力，加大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力度，严格规范财税监督管理等，这都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需要创新制度体系和支持经济增长的方式，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和法制。通过深化改革的经验积累，反过来，又会大大地丰富财政基本理论及其体系。
为推动财政基本理论的创新，许毅最近提出财政基本理论体系的构成，包括主体论、制导论、结构论、机制论（见《财政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基础——国庆50周年和跨世纪新时期的财政学思考》）是很有创新精神和说服力的。随着当代新兴科技的突飞猛进，生产力的发展已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财政基本理论体系还在不断演化和扩展。例如，分配过程论、分配模式论，正在引起普遍的关注。又如，分配的社会化、分配的一体化、分配的区域化、分配的综合化、分配的规范化等，也在实践中得到发育。创新财政基本理论体系，必须努力注入这类新知识，开阔新思路，树立新观念，研究新方法，发展新理论，形成新体系。这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基本理论体系，才能生机勃勃地屹立于世界科学之林。
在跨入21世纪的征途中，财政基本理论体系的研究，需要瞄准全球在改体制、改政府、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目光短浅，思路狭窄，害怕注入精、深、新的理论思维，不善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很难闯出一条新路子来的。中国市场经济下的财政基本理论体系的创新，面临经济运行市场化，经济成份多样化、经济主体自主化、市场竞争公平化、宏观调控间接化、经济发展外向化、经济管理规范化的全面挑战。这一切均意味着理论转轨、体制转型，不仅跨度大，覆盖面宽，而且传统理论的惰性、惯相传递，再加上新的知识不够，“拦路虎”不少。因而只能知难而进，朝着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适应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现代政府职能需要的方向前进。把创新的过程、改革的过程、发展的过程、开放的过程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不断推进的体制改革有新突破、结构调整有新扩展、解决热点难点问题有新举措、对外开放有新改观、经济整体素质有新提高，从而为财政基本理论创新开辟广阔的前景，为建立一种服务性强、约束力大、权威性高、开放度广、开源与节流并重、公平与效率统一、财权统一与分权适度、财力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协调的新型公共财政模式，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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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基本理论篇2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基本规律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并形成了指导革命和建设胜利前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总结和概括中国共产党人理论创新的基本规律和基本经验，对于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品质，理论自身的开放性、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内驱力
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蓬勃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所固有的理论品质，理论本身的开放性、批判性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成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开放性使得它不断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有益成果，从而使自身在研究方法上得以完善、在理论内容上得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正是坚持开放性思维，批判地继承、吸收了前人和同时代人所创造的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一切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其本性来说还是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集中表现为它的彻底的批判精神。马克思早在开始从事其理论活动的初期就明确宣布：“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列宁强调，革命性“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以严格的批判态度对待各种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思想，反对各种曲解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倾向，同时也以严格的批判态度对待自己。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不断吸纳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历史阶段，正如同志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列宁主义，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时期的思想发展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马克思主义正是通过这种彻底的开放性和严格的批判精神，保持其科学的纯洁性和旺盛的生命力。
二、理论创新必须植根于现实实践的土壤，社会实践的至上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原动力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根本源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原动力。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观点，科学的实践观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石。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事物。”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远离社会生活和脱离社会实践的书斋理论，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实践、服务于实践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活生生的现实的理论。它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又在这种实践的过程中使自身不断经受检验，不断获得丰富和发展。
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着自身的主观世界，且从深度和广度上加深着对现实世界的认识，这种实践的至上性决定了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过程。当“具体的社会政治形势改变了，迫一切的直接行动的任务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因此，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各个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应该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较大的创新是在正统期问出现的，是同重申诸如阶级、革命、国家和唯物主义等这样的基本概念一起出现的，新的概念和理论的引进，是为了解决历史发展和革命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同志深刻指明了社会实践与理论创新的辩证关系，“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机制。
三、理论创新要求认识主体必须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思想解放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关键环节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的理论体系，但并不意味着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一个自然而然地过程，它需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和实质的准确把握以及对社会实践状况的深刻理解。因此，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需要一大批“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的理论家。有了这样的认识主体，才能够把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具体化，才能够把在实践中获得的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这种创新观念、创新勇气，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同志也强调指出，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侄桔中解放出来”。解放思想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关键环节。
四、开展正确的思想斗争，在批判错误思想观点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创新的基本理论篇3
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有以下几条基本规律：首先，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代精神的有机互动；再次，领袖和人民群众良性互动；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全球普适性与中国国情特征性的和谐匹配。、邓小平、和，无一不是遵循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规律，才引导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规律
一、理论创新是有规律的
德国哲学家谢林提出，正如无意识的、必然的自然界中存在着意识和自由一样，在有意识的、自由的社会历史的创造性活动中，也存在着无意识的、必然的东西，尽管它和自然界的必然性不同。“这种自然界也受一种自然规律的支配，但这种规律不同于可见的自然界中的规律，就是说，是一种以自由为目的的自然规律”。所以谢林试图从人们有意识的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寻找到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历史发展规律。
在谢林之后，黑格尔提出不仅自然界、社会，而且人类思维的发展也有着必然的规律。他是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的哲学家。尽管谢林和黑格尔的观点都具有片面性，但是他们的合理性在于：揭示了在人类社会历史和人类思维的发展中，存在着规律，并且人所创造的历史和人类思维的发展，遵循着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但可为人所认识和利用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规律的研究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能够找出其中的规律，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将可以少走很多弯路。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入，近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规律的研究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但是，目前学界把理论创新规律作为专门研究对象的还比较少见，研究也相对薄弱。
二、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了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最根本的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这个规律不仅揭示了事物发展的源泉、动力和规律，还揭示了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源泉、动力和规律。这个规律也叫矛盾规律，即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的核心动力源于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的运动。因此，要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核心规律，就要从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中的主要矛盾入手。中国共产党多年的实践探索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中的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这对矛盾。
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主动地遵循二者的矛盾运动这一内在的逻辑规律。“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再次确认了这一点：“坚持以反映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的科学理论指导实践，并根据实践的新鲜经验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有两个方面，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来认识、指导、改造中国具体实际，二是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来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和谐社会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几大理论成果，无一不是对在它之前的理论成果的伟大创新，而其创新的关键在于将旧的理论中带有普遍性的要素与最新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基本规律在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全球普适性与中国国情特征性的和谐匹配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是一种兼有全球普适性和局部适应性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工作就是：通过实践来理清究竟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具全球普适性的东西，哪些是随着时空的变化而需要改变的东西，然后用符合中国国情特征性的东西来替换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局部适应性的东西，从而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发展。这里要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存在仅具局部适应性的主张，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过时或错误的表现，而是马克思主义相对真理性的表现。并且这正是需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因。
、邓小平和，都是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全球普适性与中国国情特征性的和谐匹配，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的。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思想，也卓越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全球普适性与中国国情特征性的和谐匹配。
其次，用全面的眼光来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不能离开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去孤立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也不能形而上学地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个别结论。
再次，要结合中国科技、经济、政治、文明等方面的进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以替换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在旧的科技、经济、政治、文明等条件下提出的观点和理论。
实际上，任何一种普遍的东西，总是要经由特殊的东西才能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带有普适性的东西，必须具体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大地上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的第四个基本规律，正是实现中国国情特征性和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全球普适性的和谐匹配。
参考文献：
[1][德]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梁志学，石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235.
创新的基本理论篇4
【关键词】经济责任审计；审计基本理论；审计动因；审计关系人
经济责任审计作为中国审计实践与现代审计理论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制度创新，与其他类型审计相比，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一方面彰显了经济责任审计自身的特点，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审计基本理论的创新。经济责任审计推动审计基本理论的创新，主要有四大方面：审计动因的创新、审计委托关系的创新、公共受托责任内涵的创新以及审计理论框架的创新。
一、审计动因的创新
对于审计产生与发展之动因而言，代表性的观点有论、信息论、受托经济责任论、保险论、冲突论以及信号论等。论认为，委托人和人都需要审计，从而促使委托人和人的利益实现最大化；信息论认为，由于管理当局和投资者之间存在着潜在的信息不对称，因此，需要审计以降低信息不对称；受托经济责任论认为，审计伴随着受托经济责任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审计的目标在于促进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保险论认为审计是一种把信息风险降到社会可接受水平的活动，审计的本质在于分担风险；冲突论认为，利害冲突的存在会导致财务报表存在不实报道的可能性，因此，需要审计提高财务报表的可靠性；信号论认为，在竞争激烈的资本市场上，企业为了融资的需要，就必须依赖审计向市场传递信号，以表明自身的经济状况。
经济责任审计的根本动因在于公共受托责任关系的存在，因此，需要对领导干部履行公共受托责任的情况进行确认和解除。厂长离任审计――经济责任审计之雏形，正是由于公共受托责任关系的存在而产生和发展的。随着经济责任审计的产生和发展，经济责任审计已经成为完善干部管理制度，监控权力运行、防止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一项重要手段。经济责任审计动因是经济责任审计产生和发展的动力与原因，同时，经济责任审计实践工作的不断发展也促进了经济审计动因理论的不断发展。在当代中国经济责任审计实践中，民主政治观已成为经济责任审计发展的一项重要动因，成为时代赋予经济责任审计的一项重要使命。为了监控权力运行、防止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就需要通过经济责任审计来对领导干部权力的运行情况、责任的履行情况进行监控，以促进国家民主政治进程的发展。
二、审计关系人的创新
审计基本理论认为，审计委托关系包括三方主体，即审计人、被审计人、审计委托人。审计委托人为资源或财产的所有者，被审计人为资源或财产的受托经管者，审计人为确认和解除财产或资源所有者与财产或资源受托经管者之间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独立第三方主体。审计基本理论中的审计委托关系如图1所示。
根据对经济责任审计委托权与经济责任审计对象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责任审计的委托人不仅包括代表全国人民、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公共财产或资源所有者、出资人职责的人民政府、政府部门，还包括党委组织部门和纪检部门。党委组织部门和纪检部门是党管理干部的重要部门，虽不代表全国人民、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公共财产或资源所有者、出资人职责，但根据《宪法》和党的有关规定，党管理干部原则是党执政地位的重要体现和执政的重要手段。经济责任审计是对领导干部的审计，是加强干部管理，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是强化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举措。因此，党委部门有权也有必要对领导干部实施经济责任审计。这一委托权关系的存在，推动了审计委托关系中委托人的创新。
从审计的对象来看，经济责任审计对象为承担公共受托责任的领导干部，即特定的行为人；其他类型审计对象为承担公共受托责任或受托经济责任的管理层，即特定的行为组织。根据公共受托责任理论和公共行政的行动理论，担任特定职务的领导干部也间接负有公共受托责任，并同时对集体决策的行为负有个人责任。根据这一逻辑关系，承担公共受托责任的特定行为人，即领导干部，也应通过审计来确认和解除他们的公共受托责任，从而成为审计的对象。担任领导职务的特定行为人成为经济责任审计对象，这一审计对象的存在，推动了审计委托关系中被审计人的创新。经济责任审计推动审计委托关系的创新如图2。
三、公共受托责任内涵的创新
公共受托责任是指受托经营公共财产的机构或人员负有财政管理和项目计划以及汇报公共财产经营管理情况的责任①。根据上述定义，可以理解为公共受托责任包括行为责任和报告责任两方面。行为责任即受托人按照特定要求经营、管理公共财产的责任；报告责任即受托人按照特定要求报告经营公共财产情况的责任。经济责任审计是随公共受托责任的产生而产生，发展而发展的。审计正是按照公共受托责任或受托经济责任的内涵，来监控责任人的行为情况。根据我国经济责任审计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经济责任审计实践工作的开展情况，党政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主要包括：被审计主要负责人所任职地区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状况，或者所任职单位的事业发展状况，或者所任职企业的经营发展状况；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规定、国家政策的执行情况；重大经济、经营决策情况；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及资产管理情况；内部制度制定与执行情况以及被审计主要负责人遵守有关廉政规定情况。可见，公共受托责任的内涵已从资源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拓展至组织的发展责任、国家政策制度执行责任以及廉洁自律责任。经济责任审计对领导干部特定行为责任要求的拓展，推动了公共受托责任内涵的创新。经济责任审计推动公共受托责任内涵创新如图3所示。
四、审计理论框架构建的创新
审计理论框架是审计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构和机理。有关审计理论框架的研究，国外与国内有诸多学者进行过探讨，如mautz&Sharaf（1961），Charlesw.Schandl（1978），andersonR.J.（1977）以及蔡春（1994）等。蔡春（1994）提出审计理论结构由审计本质、审计假设、审计目标、审计信息、审计规范以及审计控制手段与方式六个要素构成，对应形成六大块审计理论，包括审计本质理论、审计假设理论、审计目标理论、审计信息理论、审计规范理论以及审计控制理论。本文认为审计理论框架应包括审计理论结构与审计运行机制两大块②。审计理论结构是审计理论之基本要素及各要素的结构和相互关系，审计运行机制是审计各主体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机理、过程和方式。审计理论结构与审计运行机制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审计工作只有通过审计理论结构与审计运行机制的有效结合，才能促进审计系统的有效运行，以充分发挥审计的功能，实现审计目标。本文将审计运行机制内嵌于审计理论结构之中，从而形成审计的理论框架。
审计委托人与被审计人之间的作用关系可以用审计动因来描述，即受托经济责任关系。审计的本质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控制，即监控受托人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审计的目标为促进受托人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审计动因与审计本质、审计目标是紧密联系的一个整体，因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存在而存在，发展而发展。审计委托人与审计人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审计委托机制来描述。审计委托人之所以可以通过审计人来监控被审计人受托经济责任的履行情况，是由于审计假设的存在，即审计假设的存在才可以使得审计人对被审计人进行审计。审计人与审计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审计执行机制来描述，而审计规范正是使得审计工作有序、有效展开的制度依托。审计人与审计信息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审计信息传递机制来描述，而获取审计信息正是审计信息使用者与审计人之间发生作用的根本目的。审计信息使用者与审计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审计成果运用机制来描述，审计信息使用者利用所获取的审计信息来监控审计对象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从而实现审计控制。审计环境是审计本质、审计目标、审计假设、审计规范、审计信息以及审计控制所共同依赖的内外部环境，同时也是审计动因、审计委托机制、审计执行机制、审计信息传递机制、审计成果运用机制所共同依赖的内外部环境。审计理论框架如图4所示。
【主要参考文献】
［1］蔡春.审计理论结构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4.
［2］秦荣生.公共受托责任理论与我国政府审计改革［J］.审计研究，2004（6）.
创新的基本理论篇5
abstract:thecontentandcharacteristicsofhumancapitalisestablishedandextendedwiththedevelopmentofhistory.thispaperreviewsthedifferentdefinitionsofthehumancapitaltheoryoftheChineseandforeignscholarsandanalyzestheextensionofthedevelopmentofthe“humancapital”concept，anditsguidingroleplayedinhumancapitaltheorytothetheoryandpracticeofhumanresourcesdevelopment.thispaperfocusedontheinvestment，formation，accumulation，incentivesandotherhumancapitaldevelopmentwaysonthehumancapitalingrassrootscoaches.ithasbecomeastrategicissueondevelopmentofcompetitivesportsinChina.
Keywords:humancapital;grassrootscoaches;humancapitalinvestment;humanresourcesdevelopment
社会结构转型是指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1］。随着产业发展的知识化和信息化，人力资本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当代世界经济的竞争，表面上看是对经济资源、产品质量和市场占有率的竞争，而实质上是对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和知识技术的竞争。人力资本日益成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主要动力。在转型期的社会背景中，当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不完善、不配套的情况下，人力资本的正确功能并不能充分发挥出来，转型期的人力资本对提高收入水平和促进社会态度的理性化不再发挥明显的作用。
基层教练员是发展和提高竞技体育的关键人才，世界各国在参加国际大型赛事奖牌的数目和名次的排序，与各国优秀基层教练员群体的数量、质量以及他们能力发挥的程度相匹配。高度重视基层后备人才培养工作，正确认识基层教练员人力资本的涵义、构成与特征，是有效的实施战略管理、高效配置和绩效评估的重要手段，是提高基层教练员人力资本含量。因此，研究基层教练员人力资源开发已成为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1社会转型期的相关理论
1.1转型期的涵义?┆?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和社会转型期，指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济社会转型不是社会制度转型，而是社会结构转型，即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社会出现结构性的变化。其基本涵义：一是指他不仅意味着经济结构的转换，还意味其他社会结构层面的转换，是一种全面的结构性过渡；二是指他是持续发展中的一种阶段性特征，是在持续的结构性变动中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学者关于“社会转型”涵义的论述，对于正确把握社会转型期的形势和任务，无疑有着有益的启示。
中国社会转型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价值观念等发生深刻变化。我们现在往往把转型当作加强社会管理、加强民生工作、民生改善等。事实上概念是不一样的，转型是一个战略问题，一般的民生工程是一个战术问题。从社会学的研究上来看，人类社会就是一部社会变迁的进步史，社会变迁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转型就是社会变迁当中的“惊险一跳”，就是从原有的发展轨道进入到新的发展轨道。我们这个社会是由13亿人口组成的，其中的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文化和教育的差距，是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平稳地实现转型，从这个轨道转到那个轨道，将会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带来全新的变化。
1.2市场转型论市场经济、再分配经济、互惠经济是波兰尼(polanyi)对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做出的具有理想类型意义的概括。再分配经济与传统的计划经济概念的内涵基本一致，这一理想类型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最恰当分析范式。倪志伟(Victornee)以结构性补偿理论来解释市场过渡。他推导出两个重要的假设：假设一，市场转型将降低对政治权力的经济回报。假设二，市场转型将提高对人力资本的经济回报。他将全国的经济类型按再分配权力在经济中的地位依次划分为四类：内地较传统的再分配经济、沿海再分配经济、沿海合作主义经济、沿海自由放任型的经济。他发现，在这四个经济类型中，相对于企业主，干部的经济回报依次递减。
1.3转型期人力资源开发的历史时期当前，我国正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成熟的市场经济运行所需求的各种环境还比较欠缺，在这一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我国人力资源更多的表现为―种“人口资源”，将潜在的生产能力、创造能力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将潜在的市场需求转化为实在的市场需求，实现社会财富的突飞猛进。因此，整个社会的结构还处在不断演进过程中，加上人力资源天然的可变性、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使得在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中，人力资源的评价机制扭曲，信息失真，这种双重的转型就要求把人力资本理论与我国当前复杂的社会现实有机结合起来。
2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及人力资本概念的提出
2.1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人力资本理论是随时代的发展逐渐完善和系统起来的。从古希腊时期就有了人力资本思想的萌芽，中间经过许多年的发展探索，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西奥多•w•舒尔茨对人力资本的内涵、投资形式、投资收益等进行了研究，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概念，并与他的其他一些相关论述一起形成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框架，开创了经济学中一个崭新的理论。通过投资形成凝结在人身体内的知识、能力、健康等所构成，能够物化于商品和服务，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效应，并以此获得收益的价值。
2.2人力资本及教练员人力资本概念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可以使一切社会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但是人力资源能否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益。所谓人力资本(humancapita1)，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能够影响未来收益的价值存量。而教练员人力资本则是指存在于教练员人体之中的、能够影响未来收益的价值存量。
3我国基层教练员人力资本营运的特质
3.1教练员人力资本形成的阶段性人力资本是依附在教练员身上的知识、技能、健康、资历、经验和工作的熟练程度等的总和。运动技能是教练员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时期是积累科学文化知识的最佳时期。由于我国绝大部分教练员在青少年时期没有时间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导致他们文化素质水平不高，因而影响在训练中掌握新的训练方法和运用新的训练手段进行科学、高效的训练，同时阻碍教练员对新动作、新技术、新的训练理念的正确理解。因此，对基层教练员进行在培训，可以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增加人力资本的含量具有重要意义。
3.2教练员人力资本形成的实践性教练员人力资本的价值的增值，只有在运动训练的实践中才能体现。教练员指导训练和比赛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艺术需要在运动实践中通过边干边学的方式积累经验，不断地更新创造。由于高水平的教练员人力资本的稀缺、难以直接定价的特点，造成教练员在短期培训中不可能形成较高的水平，因此，教练员的训练过程不仅是实现其人力资本价值的过程，更重要的是不断增加其人力资本含量的过程。
3.3教练员人力资本形成的专用性人力资本的专有性，是企业或组织存在或发展的基础。专用性是指专门为支持某一特定的团队生产而进行的持久性投资，而且一旦形成，再改作他用，其价值大跌，或者说专用性资本的价值严重地依赖于团队的存在和其他团队成员的行为［2］。教练员人力资本形成的特定条件（专用性）决定了其所在领域进入的困难性，教练员从事运动训练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其价值，若把这种资本运作他用就失去了其价值的意义。只有在对运动员进行运动心理学、体育社会学及运动生理、生物学的引导，才能实现其教练员人力资本的价值，才能实现其人力资本价值的增值。
4我国基层教练员人力资源开发综合创新思路
4.1理论与实践中的新探索在现代社会中，以观念创新为先导是新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特征，随着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作用的不断加强，从人力资本理论到人力资源综合开发的实践中迫切需要各种理念的创新去推动，建立多层次、立体化、开放型的人力资源开发体系，使物力资源的开发越来越取决于人力资源开发的程度。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必然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升级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人力资本投资效益的高低决定了人力资本的存量多寡，应进一步打破劳动力市场下的壁垒，建立和逐步完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和社会保障机制，建立有利科学的公共人才评价体系和用人制度，深化对人力资本的认识，挖掘、发挥人力资本潜能的公共平台。
4.2我国基层教练员人力资本开发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将更多地取决于其开发利用和管理人力资源的能力。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量将会越来越大，任何科学和知识都必须通过技术和技能得到实现，只有通过处于生产第一线、直接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职业劳动者之手，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基层教练员是从运动员的选材到成才的整个漫长过程中，起着监督、引导和控制的决定性作用。是在运动训练的实践中通过学习方式逐年积累，并熟练掌握专门知识和技术，具备精湛的运动技能。同时，凝结在基层教练员身体内的知识、能力、健康不断物化于商品和服务，增加了商品和服务的效应，并获得了不断增加的收益。每个具有一定知识、能力的基层教练员，是通过一定的投资方式，形成有别于其他技能人才的技术攻关、技术创新和传授技艺的素质和能力的总和，这种综合素质和能力能够为竞技体育的发展带来源源不断的动力。
4.3我国基层教练员人力资本形成与投资现状
4.3.1基层教练员转化的渠道不畅通人才市场是人力资本的供应方和需求方建立联系的纽带，是双方获取信息的平台，任何一方可以在人才市场上尽可能排除人为因素的影响，达到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基层教练员来源于优秀运动队退役的运动员和高等体育院校的毕业学生。由于目前尚未建立机制健全的教练员人力资本市场，促使教练员人力资本合理流动的力度不大，致使潜在的教练员向现实的教练员转化的渠道不畅通，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练员人力资本的流动，这是造成基层教练员人才市场供需的矛盾的主要原因。
4.3.2基层教练员人力资本的激励与运行机制管理者对管理对象―基层教练员的特征认识不足，对教练员的自我抱负水平不甚了解，对教练员的优势需要没有充分的认识，对工作上的成就感、工作中得到认可和赞赏、工作本身的挑战和兴趣，工作责任感、工作的发展前途和个人晋升机会等因素，都没有使教练员产生很好的满意感。这反映了基层教练员的在职教育培训工作上，缺乏规范的培训程序，没有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和好的学习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基层教练员参加在职教育培训的积极性。
5我国基层教练员人力资本开发的对策
5.1挖掘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发展模式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必须建立一个公开平等、有利于人才配置的市场，使基层教练员人得以合理配置、合理使用、合理流动，充分发挥人才市场在人才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对基层运动学校将面临生源问题、资金来源问题、学生出路等问题应该做出重新定位，重新设定适当的组织发展目标。为适应体育人才交流制度改革，国家体育总局专门成立的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为基层教练员人才引进方式趋于合理提供有力保障。因此，基层运动学校必须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客观实际出发，积极探索适合基层运动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为基层教练员提供人才服务。
5.2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开发长期以来，由于偏好于短期效应的有形投资，轻视相对长期、无形的人力资本投资，因而人才质量提高无法与实物资本投入相适应，造成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限制因素。因此，要抓住经济结构调整时机，切实转变观念，树立人力资本投资重于物质资本投资意识，真正认识到人力资本的增加是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有效方法。加大人力资本投资，重视做好在职教练员教育培训目标和计划，加强在职教育培训的效果评定。
5.3健全我国基层教练员人力资本激励机制健全基层教练员人力资本的内在激励机制和外在激励机制（从约束机制、环境机制）。主要从满足个人的物质需求和个人的精神需求出发，促成自我发展机制来建立内外交互作用激励机制。为保证教练员有充分的创造空间，必须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促使基层教练员工作在一个相对合理与规范的轨道上运行，营造健康和谐的人际关系和高度自主的学术环境。
创新的基本理论篇6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257-2826(2011)ii-0088-05
2011年9月6日，“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高层论坛”在新疆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杂志主办，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和新疆师范大学法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同承办。来自教育部社科司、中共中央党校、国家社科规划办、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高校的知名专家和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的部分师生近百人参加了此次论坛。会议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这一主题，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到怎样进行创新，从对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创新到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和方法创新，从对马克思主义宏观分析到微观研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和交流。此次论坛集中体现了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研究的理论成果，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现将此次会议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首要问题。与会专家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创新的意义和价值、创新的重点问题，以及创新主体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1．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界定。教育部社科司原司长杨瑞森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要正确认识和把握两个基本关系：一是理论创新与社会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从根本上说是在实践中创新。把理论创新与社会实践有机地统一起来，坚持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和动力的观点，是理论创新问题上的唯物论。二是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杨瑞森教授特别强调，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研究和宣传上，存在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与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思想的坚持和继承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现象，有的甚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说成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理论形态，这是不正确的。国家社科规划办原主任张国祚教授认为，判断一个理论是否具有创新意义，主要看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看它是否能够填补某个领域的理论空白；二是理论研究是否有所深化、强化和拓展；三是对过去的理论是否能够实事求是地做出合乎情理、合乎科学的新的分析和判断。中国人民大学《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梁树发教授还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三个角度，阐发了判断理论创新的标准。
2．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意义。杨瑞森教授指出，理论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思想理论界在怎样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存在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这需要通过对理论创新的本质、意义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深入研究加以解决。深化对理论创新问题的研究，是澄清思想理论是非、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张国祚教授指出，一个理论是否具备科学真理性，关键看它是否能以事实为依据。而事实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旦事实和实践有了对理论创新的需求和呼唤，如果理论不能与时俱进，不能创新，这种理论就会变为一种“历史的文化”，而不再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根据实践发展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历史责任。
3．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重点。杨瑞森教授认为，应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主题，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研究。在这一主题中，重点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意义的研究。有专家指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意义的理解，不仅要从构成这一体系整体的各个具体理论形态的创新意义人手，还要从这个体系整体的创新意义人手，从这一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意义、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创新意义等人手。同时，注意总结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经验。
4．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条件。梁树发教授在谈到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般社会条件和时间条件的同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体制的角度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社会条件。依据研究部门的设置，他归纳出当今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的四大类型，即纯粹研究型、编译研究型、政策研究型和教学研究型。四种类型各有所长，但其中在理论创新方面最具优势的当属政策研究型，其原因就在于它与社会现实特别是实践有最密切的关系。与会专家还谈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主体条件，认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体问题上，应特别处理好领袖主体与理论家主体的关系，不要把二者对立起来，而是要统一起来。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
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
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与会专家就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表现等问题，从不同角度，结合实际进行了研讨。
1．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南开大学哲学系阎孟伟教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视角分析了理论创新的指导思想。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离不开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从科学分析和价值批判的统一、历史分析和现实考察的统一中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性质、客观内容、价值内涵、发展规律和趋势，并探寻这一发展道路的实质内容所能采取的政治形式。
2．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新教授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他认为，深入探讨和研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是进行理论创新的根本问题，树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是我党理论创新的首要的基本前提。要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必须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要准确把握时展的脉搏，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原主任许全兴教授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分析了如何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必须坚持以下四点：一是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自我革命的意识。究其原因主要是：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视角看，当代中国和世界正处于深刻的大变革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亟须进行自我革命。第二，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应是一种从内容到体系的革命性变革。第三，从漫长的中国哲学史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应有“马列责我开生面”的创新意识和责任感。二是立足现实，将现实问题上升为哲学问题。关于“如何思考现实问题”，许全兴教授认为，对现实问题要“有所选择”，选择具有普遍性的、在现实生活中突出的、为理论界和广大人民群众所关心的问题。重要的是要善于从哲学上去思考，从普遍存在的
现实问题中提炼出“哲学问题”。三是拓宽知识面，在综合中创新。许全兴教授认为，目前，研究者们知识面狭窄、学识浅陋是我国哲学创新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哲学贵在会通，哲学家要把知识的专与博结合起来，要将古今中外的知识、实践经验和个人的感悟融为一体，凝聚成时代精神的精华。四是确立独立人格，坚持自由精神。许全兴教授指出，对“自由精神”的培养，一方面要根除自身的“奴隶性”，另一方面要向西方学习，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批判地吸取和借鉴西方“对我有用”的东西。张国祚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必须要立足于回答和解决问题，不要为创新而创新，要在回答和解决实践中和时代不断提出的新问题中进行创新；二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三是要处理好坚持真理与创新发展的辩证关系。离开创新发展，任何理论都会僵化，也做不到真正的坚持和继承。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表现。杨瑞森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根据新情况和新经验提出新理论，在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上实现了新的飞跃。二是在国际和国内新的历史条件下，使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新的特点和表现。三是从实际出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化、实践化和方法化。四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并在实践中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和新水平。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特征。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上有所创新，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1．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叶险明教授从历史发展角度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问题做了全面深刻的阐述，重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整体要始终处于一个不断修正和调整的‘流’中，在不断确定各个层次原理适用范围的过程中获得丰富和发展”。叶险明教授提出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性”的批判反思这一研究方法论。他认为，在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作整体性研究时，应拒斥“为整体而整体”的思维定式，提出“科学性”是“整体性”的基础和目的，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存在和展现于“运用过程”中，整体的主要构成部分蕴含着整体的基本特征。
2．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张雷声教授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视角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客观世界的发展、人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发展等各个层面的基本原理，以及这些不同层面的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逻辑整体性。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内容，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始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体现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二是理论原理、理论运用和理论发展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层次原理之间的关系反映了理论原理、理论运用和理论发展的统一，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创新的理论品质。同时，也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历史整体性，说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的内在表现。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的结合、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理论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整体性的内在表现。张雷声教授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关键在于讲清楚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共产主义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讲清楚世界观、方法论贯穿其中的运用和发展。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具体理论和方法的创新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一系列具体理论构成的，具体理论是具体实践的产物，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与会专家紧密结合当代社会发展实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和创新，提出了不同见解。
1．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新疆大学原党委书记张先亮教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新疆现实问题相结合，通过对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深入研究，从七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新发展：一是提出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涉及全局的部分，是重要的部分。民族问题必须在解决整个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才能够逐步得到解决。二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是我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实践证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中国国情和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要坚持下去，不可动摇。三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主题。这标志着我党对民族问题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各民族只有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才能够形成强大的动力，才能够打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实基础。四是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是至关重要的社会关系。我党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是“四位一体、辩证统一、缺一不可”的。其中，平等是民族关系的基石，团结是民族关系的主线，互助是民族关系的保障，和谐是民族关系的本质。五是民族团结是生命线。我党将民族团结提高到了“生命线”的高度，充分体现了民族团结的重要性。在民族团结中要不断增强“四个认同”，即对国家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六是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民族地区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实践证明，少数民族干部队伍的培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七是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民族分裂主义的本质是分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影响我国稳定和发展的严重祸害。新疆地区同民族分裂主义的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关于所有制问题的理论和实践都有了很大变化。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常务副院长顾钰民教授通过对西方学者与马克思主义在所有制问题上两种不同分析思路的对比研究，揭示了现代所有制变化的基本特点，并得出了四点结论：一是现实中的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有存在的依据和理由。二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哪一种具有更高的效率，不能简单化地做出结论。三是公有制和私有制都存在着“缺陷”，但同时它们也都有自身的优势，相互之间不能替代。四是以公有制为主体，既有经济发展的因素，更有社会价值目标的因素。当前我国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
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原总编辑孟捷教授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的理论。他通过对三种有代表性的长波理论(即新熊彼特派的理论、曼德尔的理论和SSa学派／调节学派的理论)的分析和对比研究，得出两点结论：一是如何恰当地重建技术、经济和制度的相互关系，是构建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关键。二是制度变革并不总是为了适应技术的需要，也不总是为了促进积累，它还要为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服务。如果在这三个维度之间不能协调，发展的巨潮就难以出现。除非与制度变革相连的这三重维度的变化互不冲突，一次发展的巨潮才是可企及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对资本主义经济长期波动理论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内容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3．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法的创新。梁树发教授认为，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同时，要解决好思想体系和叙述体系的关系，处理好相关理论阶段划分的标准问题，尤其强调正确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总体性方法的决定性意义。清华大学哲学系韩立新教授在《新meGa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报告中认为，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arx-engelsGesamtausgabe)的出版，我们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掌握上，基本上与国外学者处于同一个起跑线上，因为历史考证版的《附属材料》(apparat)卷中包含了关于手稿原始状况的详细说明，而这在其他的版本中是少见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一代学者可以直接地面对马克思的文本本身，这是幸运的。而马克思的文本永远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在某种意义上，能否实现理论创新，取决于我们对马克思文本的吸收和理解能力。
五、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的迫切需要。与会专家对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进行了探讨。
创新的基本理论篇7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我国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然而马克思主义提供给我们的，是研究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解决问题的具体答案和结论；是必须把握的政治方向和基本原则，而不是实际的路线和政策。这就需要我们在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时候，从实际出发进行理论创新，提出对解决当时当地实际问题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理论。这些理论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产物，又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因为时代在不断地进步，中国在不断地发展，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出现，现有的任务完成了，又会出现新的问题，于是又要求创造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新的理论，以自觉完成所面临的新任务。这样，回答和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便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
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自己的学说以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实际运用中，即在回答时代进步和各国革命问题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是这样，是在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问题的过程中，通过理论创新而不断地向前发展的。新中国成立的六十年间，我们的重大理论创新，都是在社会发展需要的推动下，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次：
第一次是在我国如何展开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我们党的理论创新。例如。提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既有剥削工人的一面，又有拥护社会主义的一面，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本来属于对抗性质的矛盾，但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并且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设想，第一次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创立了经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逐步把农民引向集体化道路的经验，和通过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
第二次是在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如何在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当时我国刚刚从过渡时期跨入社会主义社会，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而苏共二十大揭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存在的严重问题，又使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不能简单使用苏联的经验和做法，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从本国实际出发进行新的理论探索。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取得了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例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其中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但矛盾的性质和情况与过去根本不同，它们之间是一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关系，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加以解决：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争取用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正确处理工业和农业等重大战略关系，要尊重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实行全国一盘棋和统筹兼顾的方针，工农业同时并举和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共产党与各派、无党派民主人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发展文化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外国的长处和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的方针。等等。
第三次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推动了我们党持续不断地自觉进行重大理论创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国的重大历史转折，当时既要彻底纠正“”的错误。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引向正确的道路，又要突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就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任务尖锐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极大地推动了理论创新的发展。经过三十年持续不断的理论创新，我们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贯穿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三大基本问题展开，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时代主题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理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宗教理论、新时期国防和军队建设理论、“一国两制”与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理论、和平发展道路与对外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等。
回顾六十年的理论创新，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社会发展的需要对理论创新的巨大推动作用。过去人们常讲时势造英雄，同样时势也催生新的理论。理论是对时代和社会发展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只有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才能作出正确的理论判断，形成科学的理论观点，对实践产生指导或先导的作用。我们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处在资本主义时代，但由于准确地把握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以及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原则，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不断地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在此把握时代的前进方向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对时代和社会要求判断发生失误，理论创新就会根本走偏方向，得出与历史前进背离的结论，就不但不会推动历史的前进。反而会阻碍历史前进的步伐。例如在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要求是发展生产力和进行现代化建设，党的对此也做出了准确的判断，但在1957年整风反右以后。我们改变了这个正确的判断，提出我国今后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防止出修正主义。于是根据这种错误的判断，围绕如何进行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进行理论探索，虽然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但由于对时代和社会发展方向判断的根本失误，这些所谓的创新理论被历史证明是完全错误的。
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和群众创造，是六十年来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理论源于生活，源于实践，离开了生活和实践，理论创新就失去现实的基础和根本依据，变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建国六十年来，我们党十分重视实践对理论创新的决定作用，创造了许多立足实际生活进行理论创新的经验。归结起来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同志所倡导的调查研究创新方法。这种理论创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通过对来自实际生活的大量的文献资料的研究进行理论创新。同志认为马克思和列宁的许多著作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理论创新的，而且把这种理论创新方式也称为调查研究的创新方法。他说：“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那些原理原则是经过调查得出的结论。如果没有伦敦图书馆，马克思写不出《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现在印出来的是一本薄薄的本子，他研究的原始材料，比这本书不知厚多少倍。”(《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另一种是直接到实际生活中做调查研究。我们党继承和发扬了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就一直倡导的这种调查研究的理论创新方法，从周密的系统的调查研究中得出理论上的结论。例如，被称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山之作《论十大关系》，就是在系统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从1956年2月14日开始，到4月24日结束，同志共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汇报，边调查边研究思考，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正确处理的十个关系问题。后来同志回忆说：“那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转引自《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71页)后来在探索解决我国三年困难的政策和办法时，同志同样用的是调查研究的方法。他曾建议把1961年作为调查研究年，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把调查研究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作的根本方法。
第二种是邓小平同志所倡导的在试验基础上的创新方法。科学试验长期被认为是自然科学领域理论创新的一种主要方法，邓小平同志把它成功地应用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践，用于解决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我们最大的试验是经济体制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0页)。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的理论和体制创新，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创新，基本上是用试验的方法取得的。这种方法在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同志把它称为“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开放中对它进一步加以发展，称之为试验的方法。这是一种通过试验性的实践来进行理论创新的方法。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能边实践边探索，从而在理论上得出结论。或者说是通过试验摸索前进，邓小平同志形象地把它称为摸着石头过河。摸着石头过河的前提，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猫论”，即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具体来说，我们的探索目的是十分明确的，究竟哪一种理论和方法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目的，完全靠实践来解决。摸着石头过河的要求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是指思想要解放，敢于去冒、敢于去闯，敢于提出别人不敢提的想法，敢于做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用深圳人的说法，就是敢为天下先，这样才能打破旧传统旧习惯的束缚，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所谓步子要稳，就是“每走一步，都兢兢业业，大胆细心，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就做些调整，使之符合实际情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3页)。也就是说，在探索中要注意总结经验，稳步向前推进，经常回过头看一看，发现错误就及时改正，这样就可以避免在探索中出现长期性的和全局性的错误。他特别强调，对于一时看不准的事情，一定要先进行试验，如果成功，就加以推广，行不通的就及时改正。对于看准确了的事情，要坚决地干，但要允许看，即允许思想不通的人观望，等他们想通了自然就会跟上来。在探索中邓小平同志提出不争论，强调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认识。应当说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或者说通过试验摸索前进的方法，是邓小平同志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所使用的主要创新方法，具有重要的中国特色和历史特点。正是运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开拓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种理论创新方法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根据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创新，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升华，完全符合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但这两种方法运用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侧重点有所不同。调查研究的方法侧重于认识论的第一阶段，即通过系统而周密的调查，掌握客观实际和反映客观实际的材料，进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研究思考，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进行理论上的创新，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而在试验中探索的方法侧重于认识论的第二个阶段，通过对提出的理论和方案的实际试验，用实践来检验它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能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从而更直接地依靠实践来创新理论和完善理论。
在六十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我们党十分重视群众的实践经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量的新鲜事物都是群众在实践中首先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建立在人民实践的基础上，高度重视群众的创造，并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例如，我国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是我国农民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时期创造出来的，虽然在“左”的思潮下被压制下去了，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春风吹又生”，邓小平和党中央坚决支持了农民的创新，并在此基础上把它上升为党的理论和政策，经过三年左右的时间就推广到了全国，开创了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新篇章。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民的又一大创造，它的大发展和对我国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我们党所没有想到的。邓小平同志曾经用“异军突起”来形容这种突如其来的感觉。他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8页)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是六十年来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是建国六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本经验。它的要点主要有：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首要前提，这是因为，我们进行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而不是别的什么理论创新，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要否定和抛弃马克思主义。有人问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有没有底线?我们认为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就是坚持被实践证明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果否定或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种理论创新就会变为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否定，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了。当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要在实践中通过理论创新不断丰富和发展，但这是在根本上坚持的基础上的丰富和发展，与以创新为名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根本不同的。还有人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会不会妨碍理论创新?实践证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但不会妨碍理论创新，反而更加有利于理论创新。这是因为，任何科学的发展都是以已有的科学知识为基础和条件的。人们必须借助于已有的科学真理才能去探索新的科学真理，正像我们需要借助原来的数学原理去推导出新的数学公式一样，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同样是在已有的科学真理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向前推进。正如同志说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理论创新的基本前提。
第二，一切从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我国六十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应用于当代中国的实际，解决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根本要求，是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页)。也就是说我们把马克思主义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必须一切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能否按照这个要求去做，是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回顾六十年的历程我们清楚地看到，每当我们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上就会取得重大的进展；而当我们对中国实际作出错误判断，理论创新就遭受严重挫折。众所周知，我们党在1956年以苏为鉴，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曾经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在1957年整风反右以后，对国情的认识越来越脱离实际，导致了理论探索的严重失误。1978年我们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纠正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在理论创新上取得了新的更大的成就。为什么一切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如此重要?这是因为，实践与理论相比是第一性的，实践是本源是根基，理论源于实践、随着实践而发展，并接受实践的检验。我们在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处处立足中国基本国情，完全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理论出发、从原则出发，颠倒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基本关系。然而理论也有其重要的作用，它是为解决实践的任务服务的。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实际、把握国情，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马克思主义提供给我们的是研究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已有的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认识，是过去人类解决各种重大问题的历史经验，也就是说，它为我们提供的是解决问题的理论武器和历史借鉴，而决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的答案和结论，这些答案和结论要靠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从分析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具体的国情中产生出来。教条主义恰恰是颠倒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他们从理论和原则出发，用理论和原则去剪裁现实生活，这必然会导致僵化保守和脱离实际，是不能达到理论创新目的的。照搬外国的经验和模式，同样是与一切从本国实际出发相违背的，它不过是教条主义的另一种表现而已。
创新的基本理论篇8
关键词：财政基本理论；思维方式；创新与发展
一、改变思维方式，推进财政基本理论的创新与发展
近几年来，财政基本理论的研究，在坚持国家分配论，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公共财政论的基础上，取得明显的进展。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财政基本理论的研究，仍然停留在名词、概念之争的浅层次上较多，而从中国国情出发，采取继承、扬弃、创新的方法，创建有利于指导财政改革和发展的基本理论不足；不是固守传统基本理论不放，就是照搬照抄外国的一套，即所谓“食洋不化”。在不少情况下，运用传统的、陈旧的观念来面对新情况、分析新问题，回答不了许多财政现象背后的实质问题。因此，中国财政基本理论往何处去，这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话题，而是到了非正面回答不可的时候了。
探索财政基本理论的创新，一个视野、一个立足点、一个思维方式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如果不了解世界发展的新趋势，不懂得国内发展的新特点，研究财政基本理论必然是坐井观天无的放矢，犹如瞎子摸象，自以为是，达不成基本的共识。例如，当今世界主导产业信息化、农村人口城市化、经济发展多极化、贫富差距扩大化的趋势，从多方面影响一国财政经济的发展。又如，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短期内不易缓解，国家正处于产业结构大调整和供求关系深刻变化的阶段。再如，知识经济的兴起，科技进步的迅猛发展，已成为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政府和财政面临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的挑战是空前的。这些既为财政基本理论的研究注入了新的内容，又为其发展指明了方向。其次，立足于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坚持用市场经济方式发展生产力，着眼于依赖发展的理论解决难题，这三大基点或出发点不可忽视。因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一个伟大的创造；只有立足发展、促进发展、加快发展、扩大发展，才能打开所有困难的大门。财政基本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方能充满生机和活力。最后，革新思维方式，摆脱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束缚。例如，学会从全局观察财政，从财政把握全局，跳出财政之外观察财政问题；学会从国际、国内比较中，认识国情、省情，提高驾驭宏观财政运行的能力；学会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一般分析和局部分析等分析方法，按系统、分层次，综合运用于财政基本理论的研究，有利于做到方向明，思路清，路子对，创新不断深入，理论之树常青。
改变陈旧的思维方式，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创新财政基本理论，不从创新思维方式入手，不了解科学发展的前沿，不懂得知识正在日新月异地实现重组，是很难推动理论自身的发展的。
二、中国市场经济下创新财政基本理论的若干难点
紧密结合中国市场经济的实际，创新财政基本理论，有下列八个方面的难点和重点，需要作出科学的回答：
1．市场经济存在财政以什么为前提？一般认为是市场失灵所决定的。但在现实条件下，政府失灵也时有发生。因此，关注总供求失衡、经济周期波动，重视公共产品和服务不足，防止信息不充分、资源整体优化配置不当，控制收入分配不公、缩小地区发展不平衡差距等，是政府和财政所认同的头等大事。
2．财政与什么最有本质联系？一般认为与国家或政府有着本质的联系，其实国家和政府虽有差异，但经常交叉使用。全世界都在重新思考政府和改革政府。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高，政府职能作用的范围就小，财政经济管理的权限就小，直接配置资源的比例就低。美国信奉“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但它和市场增长、财政的关联，却是不可分割的。如果把财政的本质联系一头与政府（或国家）作为根本的发动者相联系，一头与市场的内在联系作为存在的前提条件相比较，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财政，它和政府、市场之间的双重本质联系，也有其客观必然性。有人提出财政与再生产之间存在本质联系，这和生产力发展的总前提是一样的，属于另一层次的问题。因为没有社会再生产的运行、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国家（政府）、财政、市场等都不复存在。财政在社会再生产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环节中，始终处于分配的中间环节。
3．财政具有哪些特点？市场经济下的财政特征概括为政府主体性、公共产品性、利益机制性、公平效率性，以区别于政府其它的经济活动是较切合实际的。这就把传统的财政“三性”（国家阶级性、无偿性、强制性）进行了全面创新，并深化了对市场经济下财政特性的认识。
4．财政是干什么的？西方财政理论将之归纳为合理配置资源、公平收入分配、稳定经济增长三大职能。我国理论界强调增加宏观调控职能，即四大职能，也是有说服力的。表明市场经济下的财政，主要是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去干市场、企业干不了也干不好的事。因此，财政职能的理论占有重要地位。
5．财政的功能或作用是什么？从财政与政府、市场的双重本质联系考察，它具有对政府机器运转的公共需要的保证作用；对财源开发及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对各经济利益主体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对财力统分结合的均衡作用；对公平效率的监督作用。它既是政府配置资源、实施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又是维护公平分配、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有力后盾。
6．怎样定义市场经济下的财政？综上所述，财政可定义为：以政府为主体，为实现其职能的公共需要，通过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宏观调控、经济稳定增长所进行的公共经济活动、公共经济管理及其所体现的社会经济关系。它一方面回答财政属于什么、其特征是什么、功能是什么；另一方面按其内在联系区分为四个层次来认识：作为经济范畴是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经济关系体现，作为经济活动是政府的公共经济行为，作为经济机制是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经济运行的实现方式，作为经济管理是政府管理体制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样，至少理顺了认识财政本质的思路，回答了财政基本理论的中心问题，是针对基本理论继承和创新的大胆尝试。
7．财政特有的规律性是什么？财政基本理论不深入研究和回答其特有的规律性是不可思议的。那种认为财政规律和经济规律可以划等号，或者是可以用经济规律替代财政规律的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有些将财政若干原则视为财政规律，这也背离了科学的原理。我们应当在深入认识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不断总结财政实践的丰富经验，从中抽象出财政特有的规律性。例如，人们提出的保证正常、合理、最低公共需要的规律；政府、企业、居民利益统筹兼顾分配规律；财力总量和结构均衡发展的规律等，打开了认识财政规律的大门，也是财政基本理论扩展研究的崭新领域。
8．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是何种关系？现在财政理论界多数赞成完善、发展国家分配论，这包括吸收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有益成果在内。但也存在着照搬公共财政论，或者是以公共财政论否定国家分配论的主张。实际上，市场经济下的财政，它在经济上的体现是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它的目标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公共财政论是国家分配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应用和发展。它们之间在主体、目标、手段、措施等方面是基本一致的，关键是职能活动范围、边界的定位和调整。作为财政基本理论的创新和应用，它们是可以兼融和互补的。那种认为国家分配论是财政的基本理论，公共财政论只是财政类型的理论是不正确的。而把公共财政论贬为唯心论的产物，也太过于偏激。我们的任务是把公共财政论的有益部分，吸收到国家分配论中来，真正为我所用，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基本理论。
三、怎样创新和发展财政基本理论体系
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依据发展的理论、市场经济的理论、改革政府的理论，创新财政基本理论体系，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实际上，“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①财政基本理论体系的创新也不例外。因此，必须牢牢地把握贯穿于财政基本理论体系始终的若干主线：一是建立和形成发展的财政基本理论，包括发展的道路、动力、阶段、任务、战略等在内，怎样为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为摆脱贫穷落后走向共同富裕服务。人们提出改革的目的是发展，衡量改革、指导改革的标准也是发展，是十分正确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对指导财政的现代化建设，创新财政基本理论体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二是公平与效率。财政运行，一方面应公平收入分配，另一方面又要促使生产要素有效利用。公平与效率之间存在矛盾，但总体目标应该力求实现有机的统一。这是因为公平是提高效率的前提，效率是维护公平的基础。既不能牺牲效率求公平，也不能放弃公平论效率。必须通过税负公平、体制公平、政策公平，以提高效率和效益，把公平与效率的矛盾降到最低限度。三是宏观调控。为保持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抑制通胀或通缩，保持财政经济的快速增长，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特别是实施有效的财政政策和多样化调控，就能大大地提高驾驭宏观经济运行的能力，充分发挥调控的整体效应、交叉效应和扩散效应。
创新财政基本理论体系的中心是在发展国家分配论，应用公共财政论的基础上，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包括公共财政收入体系（含税收收入和非税收入）、公共财政支出体系（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转变，财政资金应逐步转移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上来，提高对基础设施、科技教育、文卫保健、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需要的保障能力，加大财政收支结构调整力度，严格规范财税监督管理等，这都需要正确的理论指导，需要创新制度体系和支持经济增长的方式，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和法制。通过深化改革的经验积累，反过来，又会大大地丰富财政基本理论及其体系。
为推动财政基本理论的创新，许毅最近提出财政基本理论体系的构成，包括主体论、制导论、结构论、机制论（见《财政学基础理论的理论基础——国庆50周年和跨世纪新时期的财政学思考》）是很有创新精神和说服力的。随着当代新兴科技的突飞猛进，生产力的发展已达到了惊人的地步，财政基本理论体系还在不断演化和扩展。例如，分配过程论、分配模式论，正在引起普遍的关注。又如，分配的社会化、分配的一体化、分配的区域化、分配的综合化、分配的规范化等，也在实践中得到发育。创新财政基本理论体系，必须努力注入这类新知识，开阔新思路，树立新观念，研究新方法，发展新理论，形成新体系。这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基本理论体系，才能生机勃勃地屹立于世界科学之林。
在跨入21世纪的征途中，财政基本理论体系的研究，需要瞄准全球在改体制、改政府、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目光短浅，思路狭窄，害怕注入精、深、新的理论思维，不善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很难闯出一条新路子来的。中国市场经济下的财政基本理论体系的创新，面临经济运行市场化，经济成份多样化、经济主体自主化、市场竞争公平化、宏观调控间接化、经济发展外向化、经济管理规范化的全面挑战。这一切均意味着理论转轨、体制转型，不仅跨度大，覆盖面宽，而且传统理论的惰性、惯相传递，再加上新的知识不够，“拦路虎”不少。因而只能知难而进，朝着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适应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和现代政府职能需要的方向前进。把创新的过程、改革的过程、发展的过程、开放的过程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不断推进的体制改革有新突破、结构调整有新扩展、解决热点难点问题有新举措、对外开放有新改观、经济整体素质有新提高，从而为财政基本理论创新开辟广阔的前景，为建立一种服务性强、约束力大、权威性高、开放度广、开源与节流并重、公平与效率统一、财权统一与分权适度、财力增长与经济增长相协调的新型公共财政模式，提供更可靠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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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创新的基本理论篇9
关键词：创新理论；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借鉴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虽然在分析视野、分析方法、观察立场等方面有重大区别，但分析框架中的基本因子、作用机制又有相通与互补之处。因此，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进行比较，归纳二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有助于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澄清和排除其中的错误观点，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进一步推进我国的创新型社会建设。
一、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主要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基本信念与价值观，以唯物辩证法为分析方法，以生产方式范畴为核心概念，提出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基本原理和具体结论。其方法论是科学抽象法，特别是逻辑分析与历史分析的统一。
(一)揭示了创新的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
马克思把创新界定为，个别资本通过采用更好的工作方法、新发明、改良的机器、制造秘方等，以提高其生产力并得以在某一特殊生产部门内实现超额利润。创新是在通过专业化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把各生产力要素有机地组织成资本生产力并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过程，其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创新有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既定生产过程的技术合理化与一种技术向另外一种技术的转移、劳动节约型创新与资本节约型创新等区分。马克思认为，创新主体是多元的，包括工人、企业家(资本家)、职业创新者或科技人员、国家。由于采取历史分析方法，在论述分工、协作和机器时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料的集中及生产中的共同消费使工人的经验观察成为技术创新的原因；在企业主体与创新关系的论述中，马克思肯定了垄断厂商技术创新的必然性和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灵活性；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科学因素被有意识和广泛地加以应用，职业创新者为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发明和技术创新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国家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对技术创新进行调节，以提高创新对市场和环境的适应性。
马克思认为，创新的内在压力和动力是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机；资本主义竞争是创新的外在压力，以新技术为手段的竞争是市场竞争的重要内容，进而使市场需求成为创新的外在牵引力；劳资对立的阶级关系则从生产关系和基本制度层面提供了创新的制度压力。马克思还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进一步说明创新的外在压力，认为消费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目的，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因而消费同样既是创新的目的，也是其源泉。马克思从历史角度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消费需求是创新的直接契机和社会条件。对创新所需要的条件，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而且关注国家创新政策和创新战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认为金融与信用制度促进股份公司形成，使技术创新的规模条件得以满足；金融机构对技术项目的筛选和风险管理，降低了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证券市场克服资本积聚的有限性，便于企业筹集长期资金，增强技术创新能力。
(二)论述了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基本特征是把创新看作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一个上升曲线的社会进步过程。创新的内容涉及科学创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其中科技创新是创新的主要组成部分。科技积累为机器的发明、使用、改进提供前提和基础；反过来，直接生产上的科技应用又对科技具有决定和推动作用。创新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演进轨道特征或时间继起性。创新的演进以技术、知识、人才的积累为前提，创新的方向选择又具有环境适应性。
(三)分析了创新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影响
马克思对超额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进行分析，指出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占有更多的剩余劳动(超额剩余价值)，而且个别资本所做的就是全体资本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所做的。创新在客观上使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产品创新与新兴产业部门的建立，从质上扩大了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由此扩大了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为资本创造价值提供了新的源泉；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分析了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对经济发展都是重要的。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社会中劳资对立的制度特点出发分析了节约劳动型创新对就业的影响，提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趋势是在所有生产部门中用机器代替人的劳动，创新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伴随着无产阶级的再生产与失业大军的持续存在。此外，马克思认为，技术创新会推动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这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的、动态的创新分析框架，有利于揭示创新的真正起源和历史过程。但他并没有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基本经济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有关创新及创新制度的调整这类问题上，对短期的具体创新过程没有直接研究，也不可能运用现代分析技术对创新理论进行精细化处理和数理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企业家创新理论、新增长理论、演进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等为代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
(一)对创新内涵、主体、动力和条件的分析
熊彼特从生产函数和均衡分析方法出发，把创新界定为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或生产条件的新变化，认为创新包括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市场创新、要素创新、组织和管理创新等。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创新是企业家概念的行为内涵，企业家是创新职能的人格化。创新的发生是因为经济中存在某种潜在利益，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熊彼特具体分析了创新的动力和阻力，指出由于在创新阶段前经济处于低水平的静态均衡或循环流转中，创新不可能经过无数次的小步骤产生，必然经过积聚力量、摸索经验的准备阶段。按照这种分析，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本应利用其有利地位拓展创新，但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以柯茨纳为代表的新奥地利学派和以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学派认为，创新主体可进一步拓展到家庭、农民、科技工作者甚至消费者等，创新是具有多样性的行为概念，功能不仅在于打破旧均衡，而且包括通过对付不确定性而恢复均衡。现代创新理论进一步识别出用户创新、制造商创新和供应商创新等类型，把创新区分为渐进创新和根本性创新；技术系统变革和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结构性创新、空缺创造式创新等方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新古典经济学从外部性概念出发，认为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偏差，使个人创新的积极性大为降低，应通过制度安排使创新者的个人收益率、局部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和整体收益率，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空间，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通过降低创新过程的交易费用，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非正式制度)而形成的，是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增长的中间变量。
(二)对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的说明
熊彼特认为，创新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发明之外，创新主要是一个内生的因素，取决于企业家的天赋、动机、才干，创新行为是以机会为中心的识别、探索、利用、决策、实施的过程。创新具有间断性，是一个由新组合取代旧组合的变化过程。创新可分为企业家间断创新与大企业持续创新。产业层面的变革常表现为突变式创新，主要通过引入新产品或新服务、开辟新市场而实现。而大企业往往具有竞争优势和市场地位，有条件按消费者的价值观念改进现有产品或服务，因而沿既定技术轨道进行渐进式创新。新增长理论认为，创新过程和具体机制突出表现为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这一核心命题。新增长理论强调“干中学”、溢出效应、人力资本、收益递增等机制，对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阿罗把技术进步看做是资本积累以及“干中学”的副产品，罗默则强调企业r＆d投资的作用，宇泽弘文加入了人力资本因素，卢卡斯则提出以人力资本外部性为核心的增长模式。演化经济学认为，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具有一贯性和累积性。技术诸变异体(不同发明和设计)、技术的不同发展方向和可能中存在类似生物物种间的竞争，与生存竞争类似的市场选择机制使新技术得以产生和实现。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演进会出现自我强化现象，使环境成为适合自身生存而不利于其他技术生存的生态场。首先出现的技术通常可凭借先动优势，利用规模经济效应降低成本；技术的普遍流行导致人们采取相同技术产生的网络外部性，加之技术在市场上越是流行，越会使人们相信它进一步流行的预期自我循环效应，最终形成自我增强的循环积累效应。以纳尔森为代表的演进经济学则认为，技术进步是一个非均衡过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路径依赖和调整时滞。创新是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个体现象，表现为一个“跳跃不定”的曲线，任一微小因素的变化都可能导致结果难以预测，形成所谓的“蝴蝶效应”。其中，渐进式创新主要基于以前技术的继承，通过现有技术的改进进行，是遗传意义上的创新(“涌现”)；突变式创新往往经过重大技术变革或根本性突破，是对以前技术的非线性继承(“突变”)。
(三)关于创新绩效的描述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最初阶段不会有大量的创新竞争者，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实现垄断，获得创新初期的垄断利润。但随着创新利润的不断增加，创新利润率会逐渐下降以致消失。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形成是与创新直接相关的。创新或新组合不是人们依据一般的概率原理所期望的那样，在时间上均匀分布的，而是“如果一旦出现，那就会成组或成群的不连续出现”，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关于创新与制度变迁的关系这一问题上，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虽然都认为(私有产权)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与制度创新被视为外生变量，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经济增长对制度变迁的影响。演进经济学派强调，新的生产方式在向社会各部门扩散的过程中，会与社会制度框架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和演进经济学的分析，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是不同的。如，在企业成长阶段，技术创新形成的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在企业转型阶段，创新有助于扩大企业经营方向和规模调整的机会集，构成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此外，创新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新制度经济学运用“成本——收益”和“供给——需求”框架，分析了技术创新对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影响。
西方经济学中的创新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从创新的具体机制、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成本收益关系等层面分析创新问题，因此在内容上、方法上都更具体化、微观化和定量化。但西方经济学强调创新是改进资源配置效益的根本手段，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能有效激励创新的，因而实际上为资本主义制度激励创新的动态调整能力给予新的理论解释和辩护。
三、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比较及启示
由于时代背景、分析方法的不同，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的内容、结论也不同。但这两类理论体系中影响创新的基本因子和机制有相通之处。因此，马克思的创新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是既相互区别对立，又相互联系一致的关系。在对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应继承和坚持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的精髓，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创新理论中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构建符合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的发展中的马克思经济学创新理论，为创新型社会建设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
(一)创新是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一种基本手段和机制马克思经济学主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分析创新问题，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技术与制度变迁的浩大历史画面，其重点在于历史规律、经济制度等整体宏观层面的把握。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与生产力的发展根本上存在对抗性矛盾，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制度、技术与管理创新仍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背景，主要从微观层面和短期视角，揭示创新的具体机制和不同经济主体的创新行为。在我国构建创新型社会的过程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并不存在对抗性冲突，但因进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转型而出现的新矛盾和新冲突，必须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等途径，大胆借鉴和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切实有效可行的创新机制，构建创新型社会来解决。
(二)创新对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在从微观层面分析改良的生产方式对资本家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作用后，指出创新在客观上使所生产的商品更加符合市场需求。重大产品创新将导致新兴产业的建立，带来分工和交换价值体系的内生性扩张，从质上扩大劳动的社会分工体系和既有的交换价值体系。反过来，这种内生的市场创造与扩张又促进资本积累，使相应的资本与劳动游离出来，从而创造新的工艺过程或生产部门。马克思强调，创新的技术一旦适应环境，就会对旧技术产生革命性替代，甚至摧毁世界范围内以旧技术为基础的产业与就业结构。西方经济学的创新理论认为，企业家在短期内可通过创新获得垄断利润，进而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成本优势，促进企业规模扩大；新增长理论强调通过网络外部性、集体学习等机制形成行业层面的集聚效应和乘数效应；演进经济学则认为，经济增长是量变，经济发展是质变，创新就是经济发展。由于创新是经济内部自行发生变化的结果，技术创新的创造性破坏导致经济发展。创新活动时而高涨，时而停滞甚至倒退，决定了经济发展具有非均匀性或周期性。在我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创新能力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是一个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的问题，必须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入手，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改善经济增长质量。
(三)制度激励，特刺是产权激励对创新的绩效具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强调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的制约与决定作用，分析了金融与信用制度对创新的支持作用，关注国家创新政策以至创新战略的作用。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虽然创新具有不确定性、高投入性和高风险性，但资本主义制度能提供承担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有效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安排缩小模仿、搭便车行为的选择空间，巩固与扩大基于合作的创新基础，为创新提供必要的社会秩序。同时强调产权明晰是收益和成本界定的前提和基础，任何国家在进行技术创新时都离不开有效的产权制度，改进技术的持续努力只有通过建立一套能持续有效激励创新的产权制度才能实现。创新与创业精神是基于一定文化价值观体系而形成的。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的关键因素在于制度和产权建设。
(四)将企业家精神作为创新的内在动力、创新过程内部的影响因子及创新的外在动力
熊彼特强调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其实质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功能在于打破旧的均衡。创新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家。企业家创新的目的是为获得这种潜在利益，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创新的主动力。作为一种变革的创新必然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在前一轮创新中的成功者可能由于既得利益往往阻止下一轮创新，结果患上“成功的失败”综合症。现代创新理论则识别出创新的认知障碍、行动障碍、模式障碍，关注社会发展滞后、制度行为、企业家创新偏好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创新涉及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创新等内容，创新主体是多元化的，创新类型是复杂多样的，创新的实质是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条件的革命。从历史角度对作为创新外在牵引力的市场需求进行长期分析和宏观分析，认为对以机器使用为代表的创新而言，社会消费需求的变化、消费结构的升级、消费模式的演变有助于提升技术创新的层次，是推动创新的基本力量。因此，构建创新型社会必须既大力激发企业家精神，又重视市场需求的外在牵引，同时不断克服创新过程的各种障碍和阻力。
创新的基本理论篇10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理论武装，创新的实践需要创新的理论指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在正确理解时代内涵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广泛吸收国内外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成果下，用新思想和新语言，对时代的重大问题与挑战所做的新的思考和解答，并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及风格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体系而建构成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创新理论方法体系。
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是创新实践的导航仪
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通过分析人工事物的基本矛盾，揭示了人工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基本路径和发展总方向，阐明了创新的本质和方向，是指导创新实践的导航仪。
创新是指创造新的人工事物。人工事物是指由人设计、由人制造、由人操作并直接为人服务的各种人造物体和社会组织机构。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明确指出，人工事物具有功能性、物理性、有害作用以及人工性四个基本性质。这四个基本性质反映了人工事物与人和自然的本质联系，或者说人与自然的关系需通过人工事物集中表现出来。人工事物的功能性指人工事物具有满足人和社会某种需求的属性；物理性是指人工事物由一定的物质要素和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的属性；有害作用是指人工事物在生成和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对人和社会有害作用的属性；人工性是指人工事物由人设计制作的属性。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基本原理，人工事物的上述基本性质也处于对立统一的状态之中，由此构成人工事物的功能性与物理性的基本矛盾，即人工事物的功能性随着人和社会需求的提高而越来越多，而人工事物的物理性随着自然资源的减少和人和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越来越小。人工事物的这一矛盾运动决定了人工事物的发展趋势即人工事物的功能性趋向于无穷大而其物理性和有害性趋向于无穷小，这一发展趋势也决定了人工事物发展的总方向是人工事物的功能性无穷大，而其物理性和有害性为零，即功能俱在，结构消失。
按照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关于事物发展总方向的这一论述，我们就明确了创新活动的现实目标是“功能应有尽有，资源应有尽用”。同时，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通过总结和分析人工事物发展变化的运动过程，揭示了人工事物发展进化的基本路径，即矛盾化、理想化、协调化、动态化、曲线化、分合化、微型化、自动化八条模式。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关于人工事物发展的分析描述，深刻揭示了创新的实质就是解决事物的自身矛盾，推动事物向着功能性趋向无穷大而物理性和有害性趋向零的总方向发展。这就为人们的创新实践指明了方向。由此也形成了创新的根本指导思想和检验创新实践的基本标准，即用最小的资源消耗获取最大的有用功能，或实现既定的动能要求应用最小的资源投入。
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是创新实践的分析仪
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通过分析人工事物的整体属性和对内联系、对外联系，揭示了事物发生问题的本质和原因，为人们在创新实践中认识和分析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和工具，是指导创新实践的分析仪。
创造新的人工事物，是指与现有事物相比它有更好的功能和更低的成本。这种期望中的更好和更低是以理想状态出现的，它与事物的现有状态相比必定会有一个距离差。要实现创新目标就必然要消除这个距离差。使现有状态与理想状态重合。在具体的创新实践中，这个距离差就是我们常说的问题。当创新提出新的目标状态时，问题就立即显现。从这一点分析，创新首先就是一个问题的生成过程。有问题就要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分析问题，即寻找发生问题的原因。在传统的跟踪模仿的方式下，寻找问题的原因是一个在黑暗中大海捞针的过程，大量的资源和时间都消耗在了分析问题及归纳总结的过程中，由此我们得到了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分析事物、寻找问题原因的三个基本方法和途径：
第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识事物首先从认识事物整体的普通属性即事物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开始，只有系统掌握了一个事物的质和量，才能全面而客观地认识和把握一个事物。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按照这一基本原理，经过了大量的分析和总结，高度概括了事物普遍具有的质和量的普通属性，即重量、长度、面积、体积、速度、力、应力或压力、形状、稳定性、强度、作用时间、温度、光照度、能量、功率、能量损失、物质损失、信息损失、时间损失、物质的数量、可靠性、测试精度、制造精度、事物外部的有害因素、事物自身产生的有害因素、可制造性、可操作性、可维修性、适应性及多用性、系统的复杂性、监控与测试的难易性、自动化程度、生产率。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关于对人工事物普遍质和量的概括和抽象，具有内容上的普遍性和形式上的无限多样性，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对事物普遍属性认识上的重大突破。这一突破不仅极大地深化和丰富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而且也为人们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而有力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创造理论认为：事物出现问题的首要原因从事物整体上分析就是事物的诸属性之间出现了矛盾和冲突。按照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事物的普遍属性之间本来就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其统一性是相对的、有条件的，而其对立性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如果说事物的诸多属性在原有状态时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的话，那么创新就必然会打破这种平衡，导致对立性处于矛盾的主要方面。而这正是事物出现问题的真正原因。事物上述39个普通属性之间的相互冲突构成1521类矛盾类型，这些矛盾类型揭示了世界上千千万万个事物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的基本原因。掌握了这些矛盾类型就能迅速而准确地分析和判定在创新实践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真正原因。
第二，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普遍联系的基本观点，事物最基本的联系为对内联系和对外联系，这是事物联系的基本层面和基本形式。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进一步分析认为：事物内部联系的实质是事物内部各种部分，各要素和各环节自下而上的功能支撑，即事物内部各层次之间以下层次给上一层次提供特定功能为核心，各部分、各要素、各环节的功能组合构成了事物整体的总功能。事物内部各部分、各要素、各环节以其提供的特定功能显示自身的作用和存在的意义。然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事物内部各部分、各要素、各环节所提供的功能与上一层次对其功能的要求之间同样是矛盾的关系。完全适应是相对和有条件的，而非对称则是绝对和无条件的，进一步的分析揭示出在事物内部联系中，这种功能支撑的非对称性表现为四种类型：一为功能缺乏，二为功能不足，三为功能单一，四为功能有害（即在提供正常功能过程中产生了有害作用）。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通过功能原理分析，认为任一功能的实现需要至少两个实体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的至少一个作用力，这就是功能的物——场模型。由此模型可看出：事物内部任一部分的功能非对称是因为该部分的结构缺陷，即物——场模型缺陷。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这一分析揭示了事物发生问题的原因可能是事物内部某个局部的功能失配。这种对事物内部的功能分析法是科学分析事物，准确查找问题原因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第三，事物外部联系分析。事物的外部联系是事物基本联系的第二个方面。任何事物都与外部环境保持着物质、能量、信息的相互交换。这种互相交换给事物的正常运动和功能发挥提供了外部条件。这种条件也同样与事物的功能要求保持着质量互变和对立统一的关系。环境的变化可能导致条件的变化，从而打破环境条件与事物功能需求之间原有的平衡关系，导致事物发生问题。同时，事物本身的变化也必然引起事物与环境条件原有平衡关系的改变，导致问题的发生。当采用上述两种方法，通过事物整体属性关系分析和事物内部整体与局部的功能匹配关系分析，在确定事物整体属性关系平衡和事物整体与各局部功能匹配的情况下，原则上就可以肯定事物发生问题的原因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外部环境，是事物功能需求与外部条件失衡造成的。外部环境包括多方面的因素，诸如地形、海拔、气温、湿度、气压、重力、磁场、光照等自然因素以及各种社会机构和设施等社会性因素。因此，对许多事物存在问题的解决，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改善和调整外部环境和条件。
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库
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通过总结和归纳人类创新实践的丰富经验，高度概括和抽象了解决各种问题的基本原理以及克服各种矛盾冲突的方式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为人们的创新实践提供了丰富高效的模型化手段，是解决各种问题的方法库。
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高度重视方法的重要性。方法就其本质来讲是规律的主体化，即客观规律的主观运用。但方法得当与否则直接决定对规律的正确应用。在规律和人们的实践活动之间，方法起着中介和桥梁的作用。没有正确和系统的方法，往往会事与愿违，甚至会使人们的实践活动出现与人们的初衷完全对立的结果。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方法是所有知识中最有价值的知识。对于方法的寻找与研制，是科学研究试验中和科技创新中投入最大、耗时最多，而成果最少的活动。因此，方法论在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普遍联系的基本观点为指导，通过分析事物三个层面上的基本联系和矛盾运动，深刻揭示了解决问题的基本原理；即建立某种联系以获取某种有益作用；切断某种联系以消除某种有害作用；改变某种联系以获取某种有益作用或消除某种有害作用。建立、切断、改变某种联系的有效形式有40种，即分割、抽取、局部质量、非对称、合并、多用性、嵌套、配重、预先反作用、预先作用、预先防范、等势化、逆向作用、曲面化、动态化、弹性化、多维化、振动、周期性作用、有效作用连续性、特事特办、变害为利、反馈、中介物、自服务、复制、替代、机械系统替代、气体或液体结构、柔性化、多空法、颜色法、同质化、抛弃与修复、参数变化、相态变化、热膨胀、强氧化、惰性环境、复合材料。上述40种方法是解决事物问题即矛盾冲突的基本方法，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被实践反复证明的有效性。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关于创新方法的概括和总结具有重大的认识意义和对创新实践的指导意义，是人类知识创新的重大成就，是当代人类智慧的精华。
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是创新实践的正确路线图
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通过分析创新实践活动的过程，深刻揭示了创新过程的本质，科学阐明了创新的过程模型，为创新实践提供了正确的路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