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1
关键词：脱钩理论 经济发展 能源 环境 资源
一、脱钩理论
近年来，脱钩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中。脱钩理论认为，当一国或者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不以环境恶化为代价，即其资源利用和对环境的压力不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则称脱钩关系；反之则称耦合关系。脱钩理论中有完全脱钩和相对脱钩两种状态。完全脱钩是指经济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的正指标保持稳定或者增长；相对脱钩是指经济发展指标与环境破环指标都有变化，只是环境破坏的指标变化比率低于经济发展的指标变化比率。一般来说，绝对脱钩状态相对较少，其发生的前提条件是资源的生产效率超过经济的增长率（DeBruyn2002）。
oeCD在《衡量经济增长对环境影响脱钩关系的指标》报告中研究了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的脱钩指标，发现oeCD各成员国已经普遍处在经济增长与环境破坏的脱钩状态，更有部分国家已经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完全脱钩。
Unep在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影响的关系时，也采用了脱钩理论。在Unep体系中，脱钩理论分为资源脱钩和影响脱钩两种模式。其中资源脱钩指的是减少单位经济增长所消耗的资源量，其实现途径是通过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在不降低经济增长率的前提下，实现资源、能源使用量的减少。影响脱钩指的是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其对环境的影响。
二、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概况分析
（一）分析思路
本文拟采用脱钩理论分别分析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环境污染、资源之间相互的影响关系。首先，通过数据采集分别得到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变量、环境污染变量和资源消耗变量之间的发展趋势。其次，由公式■分别得到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变量、环境污染变量和资源消耗变量的脱钩系数。最后，通过脱钩系数的值及其发展趋势，简要得到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概况。当Dit≥1时，有资源消费或者污染物排放的增长速度不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呈现出耦合关系。在完全耦合阶段，脱钩系数越高，表示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越高，对环境的破坏越大。当0＜Dit＜1时，则有资源消费或者污染物排放的增长速度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构成了相对脱钩关系,代表相对高效的资源使用效率，或者相对低的环境破坏程度。当Dit≤0时，则有资源消费或者污染物排放的增幅小于0，构成了绝对脱钩关系，代表经济增长的同时，资源消费或污染物的排放随之减少。
（二）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的脱钩分析
在我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的脱钩分析中，采用国内生产总值作为经济发展的指标，年能源消费总量作为能源消耗的指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1）》。
1999—2010年，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迅速，由1999年的89677.1亿元人民币增长为2010年的401202亿元人民币，增幅高达3.5倍；能源消耗总量也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其增长的速度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增幅为135%。
由公式■，得到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能源总消耗的脱钩系数，见图1。
由图1可见，2000—2010年间，除2003年外，我国GDp与能源消耗脱钩系数取值范围在0至1之间，其发展趋势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0—2003年，这一阶段我国GDp与能耗总量的脱钩系数逐年上升。2000—2003年间，我国GDp与能耗总量的脱钩系数从0.33上升到1.19，2003年Di＞1，GDp与能耗形成了耦合关系。2003—2008年，我国GDp与能耗总量的脱钩系数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从2003年的1.19下降到2008年的0.21。2008年后，我国GDp与能耗总量的脱钩系数呈现震荡趋势，但均低于1。
纵观10年间的GDp与能耗总量的脱钩系数，可以认为两者之间构成相对脱钩关系，表明在2000—2010年间，我国能源使用效率有一定提高，我国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能耗总量脱钩系数大于1，与当年沿海地带新建扩建钢铁项目有较大关系。
（三）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脱钩分析
在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脱钩分析中，经济发展指标仍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环境指标分别采用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其中化学需氧量（CoD），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采用一定的强氧化剂处理水样时，所消耗的氧化剂量。CoD是指标水体有机污染的一项重要指标,能够反应出水体的污染程度。化学需氧量越大，说明水体受有机物的污染越严重。二氧化硫是检测空气质量的重要指标。在大气中，二氧化硫会氧化而成硫酸雾或硫酸盐气溶胶，是环境酸化的重要前驱物。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在0.5ppm以上对人体已有潜在影响；在1—3ppm时多数人开始感到刺激；在400—500ppm时人会出现溃疡和肺水肿直至窒息死亡。二氧化硫与大气中的烟尘有协同作用。当大气中二氧化硫浓度为0.21ppm，烟尘浓度大于0.3mg/1L，可使呼吸道疾病发病率增高，慢性病患者的病情迅速恶化。
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2
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中有没有规定或体现、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资源法能不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这个问题不应该仅仅从概念、抽象思维上找答案，而应该从现实的、现行的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中找答案，从环境资源法的实施中找答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们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活动对环境资源负载能力和净化能力并没有形成过度的冲击，这时人们对环境资源的行为被认为是对其他人无关的个人自由行为，与矛盾尖锐的人与人的关系相比，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当平静，国家法律的注意力是保护与人们至关重要的政治权利、人身健康和财产安全，来不及考虑通过法律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就是以往法律或法学理论较少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原因。在我看来，当今所有的环境资源法律或法规，都毫无例外地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部良好的环境资源法律应是一张人与自然关系的关系网，应是一幅反映、描绘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关系的蓝图。
（一）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概念和含义
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由环境资源法所确认、规定并在环境资源法实施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概念包括如下含义：
1.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环境资源法所规定的关系
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在环境资源法（包括环境资源法的各种渊源）中有明确规定或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在环境资源法中规定或体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属于环境资源法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并不是所有的、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环境资源法中所规范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现实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反映；但是，正如前面所分析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种类很多，环境资源法调整的仅仅是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一小部分；正如现实生活中的人与人关系很多，法律只能调整其中一部分的道理一样。环境资源法主要调整的是人与自然的利益关系、利用关系、生态关系、物质交流关系和因果关系，即因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所发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环境资源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一个重要特点。
2.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现实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有些法理学家常常把法律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理解为单纯的思想意志关系或精神关系，而不认为它是一种现实关系。法律关系当然体现或反映人或阶级的思想、意志和意识，但是如果因此而将法律关系理解为单纯的意志、思想关系则未免失之偏颇。其实，法律关系是法律实施过程中形成的关系，是一种由法律适用或实施所引起或形成的现实关系。近年来我国法理学界开始改变对法律关系的传统看法，例如《法理学》指出：“不能仅仅看到法律关系的意志形式，而看不到其背后的物质关系。马克思坚决反对把法律关系看做是没有实际内容的空洞外壳的幻想”，“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的实现形式，是法律规范的内容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得到具体地贯彻”，“是现实的、特定的法律主体所参与的具体社会关系”。[27]
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本来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一定与法律设定的“人”和“自然”相吻合，更不是经过某些法学家主观解释、加入了主观意志的法律关系。大家知道，法律是人制定的，不同法律对现实生活中的自然物甚至人有不同的定义。例如，有的法律将人与人的关系规定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即法律将人拟物化，如法律将奴隶规定为物），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属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范畴而应该属于“人与人的关系”的范畴；有的法律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规定为“人与人的关系”（即法律将物拟人化，如有的法律规定动物不是物、将牛马与奴隶同等对待），则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仍然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实际关系，即实际存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人为虚拟的关系，它不因人们的主观意识或认识而改变。例如，有人在市场上买回一条鱼，对这一现象有三种认识：一是认为这个买鱼人与那个卖鱼人的鱼发生了人与鱼之间的关系；二是认为这个买鱼人与那个卖鱼人发生了人与人的关系；三是认为这一过程同时发生了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分析发现：第一种人之所以只承认发生了人与鱼的关系，是因为他想强调在这次活动中某人得到了一条鱼这种实物，人上街买鱼的目的是为了得到鱼而不是为了与某人发生关系，因而首先是人与鱼的关系，是某人看到鱼才产生了买鱼的想法并实施了买鱼的行动，所以这次买卖活动形成的是人与鱼的关系；第二种人之所以只承认发生了人与人的关系，是因为他想强调在这次活动中某人与某人发生了交易这种社会活动、想突出人的重要性，买鱼人之所以去市场首先是因为有人卖鱼，所以这种买卖活动形成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笔者认为，在这次买卖鱼的活动中，既发生了买鱼人与卖鱼人之间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发生了买卖双方与鱼的关系，这次买卖活动中人与鱼和人与人这种实际关系并不因人们的不同意志、定义和人为取舍而消失；更不会因某些法学家从法理学上进行解释而可以否定。这正如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所指出的，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另一个方面是人对人的作用”[28]，即“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29].
目前，在各种环境资源法的著作和论文中，经常会发现类似于上述“买卖活动形成的是因鱼而发生的人与人的关系”的说法，例如：《
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表面上看似乎是只承认环境法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但是，通过进一步地分析发现，“调整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内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前提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即认为这种社会关系是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互作用领域内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这实质上是承认环境法在同时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说环境法或生态法是调整“生态社会关系”，在社会关系前面加上一个“生态”作为限制，实质上也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结合。
3.当代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几乎都可以纳入利益关系的范畴
当代环境资源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关系、价值关系。大自然（包括环境资源）具有多种功能和多元价值。环境资源价值是环境资源的属性和功能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包括对人的生存、发展所起的积极的促进的作用；是指环境资源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功能，即人们可以从环境资源获得的利益。大自然或环境资源之所以能够成为有价值的载体、成为人的物质利益的载体，首先是因为它本身具有某些特定的属性或性质或有用性；当然人也有对自然的需要和要求。环境资源具有价值的新价值观的确立，表明了人（价值主体、财富主体）与自然（价值客体、物质利益载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即自然对人的需要同自然满足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表明了自然环境对人的需要而言的某种有用性，对个人、集体、社会、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人们之所以越来越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因为这是一种利益关系、价值关系，即因为这些关系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人类的各种利益，包括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当代人利益和后代人利益。正是因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价值关系、利益关系，才为环境资源法采用经济政策、经济措施、市场机制、产权机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根据和支持。正因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保护人与保护环境资源、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与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够统一起来、并行不悖。目前有的学者从“人的利益”出发认为，人类和环境法保护环境的目的只能是保护人的利益不能是保护环境，只能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不能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不仅在逻辑上犯了一个错误，而且暴露了其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在他们看来，保护人的利益与保护环境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命题，熊掌与鱼不能得兼。从语义学上分析，保护人与保护人的利益既有交叉也有区别；在环境保护法中常常将保护人与保护环境并列[35]，这时可以将保护人理解为保护人本身（或人体健康），将保护环境理解为保护人的利益（或环境利益），显然“人的利益”不是指人本身而是指与人有利益关系的某物或某事；在环境资源法中，保护人的利益主要指保护人的环境利益，而环境或大自然就是人的利益即环境利益的载体或物质实体，所以说保护人的（环境）利益就是指保护与人有关的自然环境；正如说保护人的（房产）利益就是保护人的房产一样。某些学者坚持环境保护法只能保护人的利益，不能保护环境，与某些持男子大丈夫主义的丈夫的认识颇为类似。在夫妻关系中，大丈夫主义者认为，维护好的夫妻关系，只能是为了保护丈夫的利益，不能说是为了保护妻子的利益，他们不仅不知道妻子就是丈夫（夫妻）利益的实体或载体，而且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把妻子仅仅当作丈夫的客体的思想。
目前不少环境资源法已经确认环境资源的价值，例如，《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1969年）声明，“发展和增进一般福利，创造和保持人类与自然得以在一种建设性的和谐中生存的各种条件，实现当代美国人及其了孙后代对于社会经济和其他方面的要求，这乃是联邦政府一如既往的政策”（第1节第1条）。这说明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利益关系。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是对这种利益关系的正当化、法定化。正当化是一定利益关系的规范化，它有两种形态，一是道德化，一是合法化（法律化）。道德化是指通过一定的社会舆论对一定的利益关系形成社会共识，将利益关系内化为习惯性权利（应有权利）与应有义务关系。合法化是指通过国家中介的作用，将人们在一定的社会物质生产关系过程中形成的利益关系内化为明确的权利义务规则。如果没有正当化、规范化，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常常会处于一种冲突状态。当一个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可用的或良好的环境资源总是稀缺的，而人们对环境资源的需求和欲望又总是无止境的。这就形成了环境资源的有限性与人们对环境资源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这种总体上看属于人与自然的矛盾，有可能转化为人与人的矛盾，即转化为人们之间尖锐的、无休止的利益之争。只有通过规范划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界限，才能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以及因此而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正是因为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价值关系、利益关系，才为环境资源法采用经济政策、经济措施、市场机制、产权机制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根据和支持。
4.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人与人的关系，也不是物与物的关系，更不是自然物、自然过程和自然规律
本文之所以强调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是人与人的关系，也不是物与物的关系，是因为有些人心目中根本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的概念，他们在谈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总是习惯于用人与人关系或物与物关系的模式和特点去衡量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将自然现象本身和自然过程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有些人在反驳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时认为，“自然过程与物理、化学、生物过程，如台风、暴雨、生物的生长等等，不是、至少目前还不是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这些现象是按照自然规律发生、发展的，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法律可以考虑到这些情况，把它们作为法律事实，要求人们遵守自然规律，利用它为社会谋福利，但它们不是、也不可能是法律调整的对象”[36]；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因为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是没有意识、意志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它们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所以法律不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段话本身是相当谨慎的，他仅仅说自然过程“不是、至少目前还不是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笔者可能比他更干脆，我想进一步强调指出，自然过程和自然现象“将来也不会成为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也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反对法律可以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张的错误之处是，他们将自然过程或自然现象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自然过程和自然现象“不是法律调整的直接对象”这一正确结论出发，得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是法律调整对象”的错误结论；他们将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不是法律调整的对象”这模糊概念中，得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是法律调整对象”的错误结论。
我们研究的法律调整对象是指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自然的关系，凡是关系都是指两个方面或数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而不是仅仅指一个方面，“孤掌难鸣，一个巴掌拍不响”，单纯的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不但不等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不能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加入人后，才能形成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人与自然这两个“巴掌”结合起来，才能拍出响声。诚然，动物、植物、
环境资源或大自然是没有意识、意志的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目前在大多数法律法规中也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在人与自然关系中除了自然这一方外，还有人，人是有意识、有意志、有能力的另一方，人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正是因为有人的参与，环境资源法才具备了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和条件，环境资源法是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正如法律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去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道理一样。有些学者的用语比较混乱，他们一时说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人与人的关系，一时又说法律调整的对象是人或人的行为[37]；一时反对环境资源法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时又反对环境资源法可以调整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在他们的逻辑中，人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一个概念，自然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个意思。其实，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不能等同于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或自然规律，也不能等同于大自然中物与物的关系，更不是人与人的关系。由于大自然中物与物的关系（即非人物与非人物的关系），没有人的因素或人的参与，而法律的基本出发点或逻辑起点是人的行为，所以包括环境资源法在内的法律不能调整物与物的关系。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有人参加的关系，因而都可以通过法律加以调整。当然，这两种关系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双方都是人，因而大量地表现为体现双方意志或意思的双向关系，只有少部分体现单方意志或意思的单向关系（例如，有法律主体资格和行为能力的人与虽有法律主体资格但无行为能力的婴儿、白痴之间的关系，由单方面的行政行为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由违法者或罪犯单方面行为所引起的违法关系或刑事关系等）；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由于有一方是人而另一方是动物、植物、环境资源或大自然，所以大量地表现为体现单方意志即人的意志的单向关系，只有少部分体现双方意思的双向关系（现代科学证明，某些非人动物同样具有感情和意识，它们可以与人进行身体语言和声音交流）。有些学者以法律调整的关系必须有关系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单向关系为理由，否定法律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在用人与人关系的模式和特点去要求人与自然的关系，显然用错了地方；既然法律可以调整单方向的人与人的关系，为什么法律不能调整单方向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类
美国学者凯尔森（h.kelsen， 1896～1973）认为，“法律规范调整人的行为，而人的行为是时间上和空间上发生的，因此，法律规范是与时间有关的。它们是在某一时间和在某一空间（土地）上有效的。所以，我们说法律规范或法律秩序的属时和属地的效力范围”；他还认为，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人的行为包括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因而法律规范又具有属人和属物的效力范围，“属物效力范围是指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事项。规范不仅可以因地、或因时、或因规范所拘束的人的不同，而且因它所调整的事项而不同”[38] .这段话虽然不是直接讨论法律调整对象，而且他认为法律规范可以调整人的行为和事项，但却清楚地表明了法律调整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关系。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1971年2月2日订于伊朗拉姆萨）是第一个明确承认人与自然关系重要性的国际公约，该公约序言申明：“承认人类同其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1991年）第1条规定，“以保护自然资源和个人生活方式为目标、调整社会与自然的关系，是俄罗斯联邦环境立法的首要任务之一”。显然，调整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该法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环境保护法的首要任务，雄辩地说明了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对于环境法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是对某种人与自然关系的确立、确认、鼓励、限制、改善和取消，也可以是用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代替旧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类，包括环境资源法所要求建立、鼓励、限制、改善、取消、替换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种类。分析综合有关环境资源法律法规可以发现，当代环境资源法所调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非常丰富多样，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几种：
1.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
它包括法律规定的眼前关系和将来关系。时间关系的表现，一是法律规定的人与环境资源作用的时间，二是法律规定的不同时间或不同时期的人对环境资源的作用。反映在法律上包括对具体环境资源法律行为的时间规定、法律的适时范围问题、时间尺度问题和时际原则问题等。例如，任何环境资源法都有一个适时范围问题，环境资源法中规定的环境行为也有一定时间尺度问题。适时范围，是指环境法规在什么时候有效，包括何时生效、何时终止效力，以及对开始生效以前的活动和事件有无效力（又称环境法的溯及力）等与时间有关的问题；这实际上意味着，法律所设定或调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存续时间。
环境资源法规定的环境行为的时间尺度是其调整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的主要表现。例如，根据《逸周书？大聚篇》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 [39]这条法令实际上是对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的调整，也就是说，根据法律规定，在春天三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不能进入山林砍伐树木，而在其他时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可以进入山林砍伐树木；在入夏三月，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不能进入川泽张网捕鱼，而在其他时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可以进入川泽张网捕鱼。
和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环境资源法时际原则。在国际环境公法方面，主要表现为对未来世代、当今世代和过去世代的关联等方面。在适用国际环境条约时，要依照条约形成的情况对法律进行适用；对于已经通过国际法上规定的有效方法获得的权利，如果在适用时不能适应国际法的变化，就有可能消灭。“条约必须遵守”原则应当服从于“情势不变”的原则，即在缔结方的协议是以缔约时存在的某种情势继续存在为前提的情况下，当该等情势发生变更时，缔约方便不再受协议义务的约束。在国内法方面，包括当代和未来世代的时际问题也很常见。目前民法对法律冲突案件的时际法已经形成完善的理论。时际问题在环境资源侵权案件中表现得非常突出，特别是对数年前发生的放射性、有害物质、危险物质侵害时。由于人与自然的时间关系的特点，有的环境资源法对法律溯及力作出了具有特色的规定。如美国《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1980年制定，1986年修改）规定：即使在该法成立以前属于合法，如果事发时违反本法，也要被追究责任；即使是按当时的法律办事，如和本法相违背，也按本法处理。我国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3月1日颁布的《广东省河口滩涂管理条例》，也规定对该《条例》实施前的滩涂围垦项目有追溯力。
2.人与自然的地域关系
它包括环境资源法律规定的适地范围以及环境行为的当地关系、区域关系和整体关系。这里的适地范围，是指环境法在地域或空间的什么范围内有效，也称空间适用范围。不同级别和不同调控对象的环境法律对其适地范围有不同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3条和第46条的规定，环
境法只能调整在如下地域范围内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与环境保护有关的国际条约，同上述规定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包括我国的领陆、领水、领空、底土以及延伸意义上的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是指根据我国的法律及我国缔结、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或者其他有关国际法，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海域，主要指
态环境和自然景观，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友好、和谐关系。
6.人与自然之间带有感情色彩的身份关系
目前，环境资源法体现、规定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带有感情色彩的身份关系不多，但有迹象表明这方面的关系正在发展。《世界自然宪章》（1982年10月2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指出：“每种生命形式都是独特的，无论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得到尊重，为了承认其他有机体的内在价值，人类必须受行为道德准则的约束”：“应尊重大自然，不得损害大自然的基本过程”。印度宪法第四部分第51条a款规定每个印度公民都有义务“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包括森林、湖泊、河流和野生动植物，并对有生命的东西怀有怜悯”。日本在1993年11月公布的《环境基本法》强调“现代以及未来的人类享受健全而又富饶的环境恩泽的同时，必须妥善地维护人类生存发展基础的环境，直至将来”。《韩国环境政策基本法》（1993年6月）在第2条（基本理念）中也强调“使现在的国民能够享受环境的恩泽，同时让后代能够继承”。在环境基本法中使用“环境恩泽”这种富于人类感情色彩的语言，可以认为间接体现了人与自然之间具有感情色彩的身份关系。在实体法律方面，某些国家的法律已含有非人生命体的权利的规定。在美国，所有的州都有保护动物的立法，其中伊利诺斯州的《人道地照料动物的法律》（1973，humane care for animals act）是反对残酷对待动物的典型立法。该法要求动物的所有者为他的每个动物提供：足量的、质量好的、适合卫生的食物和水；充分的庇护场所和保护，使其免受恶劣天气之害；人道的照料和待遇。该法还禁止“任何人和所有者不得打、残酷对待、折磨、超载、过度劳作或用其他方式虐待任何动物”。意大利政府曾制定一项关于家养动物的法律，该法规定了动物的“权利和义务”，承认它们的“生活权利”，所有家养动物都受国家保护，那些虐待、遗弃家养动物的行为将受到谴责，所有家犬必须在6个月内登记注册、领取身份证，“以确保人和动物和睦相处以及保护公共卫生与环境”[43].澳大利亚有专门的禁止野蛮对待动物法。在诉讼法和司法实践方面，在一些国家，动物与人一样获得司法待遇。例如，美国在1973年制定的《濒危物种法》中规定任何人都可以针对物种的侵害而提起诉讼；法院基于此种诉讼还作出了胜诉的判决，其中包括以物种作为共同原告表示的诉讼；从1974年～1979年间，美国还开展了以列举河流、沼泽、海岸、树木名为原告的诉讼。[44]目前美国各地都有为动物打官司的律师和为动物当律师的专业律师组织，纽约州、德州与密西根州的律师协会成立了专门研究动物权利的委员会。国际法学家亚历山大–基斯（alexandre kiss，1925～）教授[45]在其《国际环境法》一书中发人深思地写道：“人们能够在法律上保护整个生物圈吗？如果人们愿意实现这种保护，最适合的法律手段是赋予生物圈以相当于法律人格的法律地位。”[46]
7.人与自然的其他关系
除了上述几种关系外，可以从不同角度对环境资源法中体现、规定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其他分类。例如：人与自然的管理关系，即人是环境资源的管理者，环境资源是人的管理对象；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是环境资源的人，环境资源是被代表对象；人与自然的直接接触关系，如环境资源法调整的人地关系（人对土地的直接作用）、人水关系（人对水体的直接作用）、人气关系（人对大气的直接作用）、人物关系（人对野生动植物的直接作用）；人与自然的间接作用关系，如环境资源法间接调整的人工建筑物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自然的隐性关系，包括因污染物积累、复合和偶然性、不确定性而产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一条环境资源法律条文只体现、规定一种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时，在某个环境资源法的同一条文中，可以同时规定几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例如《江西省庐山风景名胜区管理条例》（江西省人大常委会1996年4月22日颁布施行）第17条规定：“风景区内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布局、高度、体量、造型和色彩等，必须注重保持庐山特色，与周围景观和环境相协调。”这里体现了人工建筑物与自然环境即人与自然的地域关系、高度关系、大小关系、形态关系和色彩关系。随着对环境资源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的深入，人们还会总结归纳出其他类型的关系。
（三）调整的概念与含义
所谓调整，一般指为了达到特定目的、通过特定手段（包括工具、方法、措施、途径等）去影响、改变、协调特定对象（包括特定状态、关系、事项、工作和秩序等）。
所谓法律调整，是指通过法律制定和实施，去影响、改变、协调（包括建立、产生、确认、赋与、作用、控制、改进、改善、消灭等）特定对象（包括特定状态、关系、事项、工作和秩序等）。因此，法律调整是从法的运作方面描述法的实现、法在生活中如何起作用的一个范畴。环境资源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是指根据环境资源工作特别是环境保护活动的需要，按照社会经济规律和自然生态规律，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即法律规定的各种行为规则、措施和制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所施加的影响、改变和协调。简言之，环境资源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是指根据环境资源法的目的和需要，通过环境资源法的制定和实施，对人与自然关系所施加的影响和作用。法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包括确认、限制、改变、禁止、鼓励、提倡某种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资源法的调整，具有如下性质：第一，它是人类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方式、方法和手段，人类可以通过工程技术手段、物质工具设备、自我适应回避、环境道德等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是其中的一种；第二，它是人类社会通过法律这种工具、手段进行的调整，属于法律调整范畴；第三，它是一种带有目的、结果并具有国家强制力和法律保障性的调整；第四，它是环境资源法的一种作用或功能，是一种动态的过程。
所谓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如下含义：
1.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并没有否定环境资源法可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环境资源法既能够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又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即环境资源法能够同时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本文之所以专门论述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因为：第一，法律能够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在
自然力即大自然的活动，二是人力即人的行为。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去实现，即通过控制人的行为去影响、改进、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因为：第一，自然力中的许多活动（如火山、地震、海潮、风暴等）是包括环境资源法在内的人力所无法决定和改变的，环境资源法只能遵循、适应这些自然活动，而无法改变、控制这些自然活动；第二，在自然力相对不变或平衡的情况下，与自然力相比，人力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影响要大得多，环境资源法主要通过规范人的行为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抓住了主要矛盾；第三，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和人的能力的增强，人力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通过控制人的行为能够很好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我们说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指环境资源法能够通过规范人的行为去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没有否定自然力能够影响、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突出了环境资源法控制人的行为的作用和功能。
3.只能通过环境资源法的制定和实施才能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环境资源法的调整是指法的作用、功能和运行机制。环境资源立法主要解决其具有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可能性问题，即解决环境资源法律法规体现、规定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只要法律法规规定或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意味着环境资源法有了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可能性或潜力；环境资源法的实施解决其实际调整作用问题，即解决环境资源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改变、协调（包括建立、产生、确认、赋与、作用、控制、改进、改善、消灭等）问题，只有通过法律的实施（包括守法、行政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引起了人与自然关系建立或变化的法律事实，才能将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显然，调整是指人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说环境资源法能够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是说环境资源法具有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作用。另外，有的学者认为，环境资源法可以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是对人的作用的轻视，是生态中心主义的反映，这显然没有理解环境资源法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真正含义。其实，说环境资源法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指法律即人（因为法律是人类创造或发展的一种工具和机制）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指猫、狗等动物或自然体可以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恰恰是突出了人高于其他动物的智慧和能力。因此，环境资源法关于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基本上属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范畴；但是，这种人类中心主义不是那种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经过改造、改良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弱化的人类中心主义；科学地说，它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思想的反映。
4.对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果和效率，由环境资源法规定的具体的标准或指标进行评价。环境资源法学中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是指有效调整，是指通过法律规定的各种方法、手段、工具引起人与自然关系向着对人和环境有利的方向变化，包括人与自然关系从混乱到有序、从失调到平衡、从有害到有利、从不好到好、从较好到很好、从坏到好、从不和谐到和谐等，即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是指促进、引起人与自然的关系向着好的、有利的方向变化的行为。因实施调整措施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改进很少或没有变化甚至变差的现象，称为调整失灵、调整无效、调整不当和调整失误。衡量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的表象或指标，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实际状况，包括人的主观感觉、感受，环境资源的客观变化等方面；其中环境资源的客观变化是衡量调整结果的客观基准，而人的主观感觉和感受作为衡量调整结果的内在尺度主要表现在人（立法者）认可的标准和各种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上。因此，在环境资源法学上，一般将各种环境标准、工艺技术规范、与环境资源有关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和其他科学技术管理规范作为衡量人与自然关系变化的标准和尺度。
5.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实质是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我们说调整有效或某项调整政策、法规、措施和机制有效，是指通过该政策、法规、措施和机制的实施，预防、减少、治理了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合理开发利用和节约了环境资源，保护和改善了环境资源，促进了人类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因此，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与预防、减少、治理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合理开发利用和节约环境资源，保护和改善环境资源，具有一致性、相关性。用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活动，也就是依法开展环境资源保护活动，也就是依法合理开发利用、可持续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活动，也就是依法进行环境资源管理活动。保护、改善环境资源和可持续利用环境资源的实质，或环境资源工作的宗旨，就是按照自然生态规律和社会经济规律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
[注释]
[27] 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全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核心课程教材），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页。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0]
”等同起来……
[38] [美]汉斯凯尔森著、王铁崖译：《国际法原理》。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76页。
[39] 孔晁注：《逸周书（二）》，卷四。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07页。
[40] [日]原田尚彦著，于敏译：《环境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41] 王曦著：《美国环境法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8页。
[42] 同上，60页。
[43] 见1991年12月21日《中国法制报》。
[44] 参看汪劲著：《环境法律价值的理念与价值追求》，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3
[关键词]财政；社会再生产；环境资源再生产
财政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理论是理解和解决一切财政活动的基石。关于财政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长期以来人们的研究重点相当多地集中于财政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关系研究，以及后来又拓展了的财政与人口再生产的关系研究，这是主要的两个方面，然而就社会再生产的类别而言，环境资源再生产也应包括其中，财政与环境资源再生产的关系研究自然也应成为整个财政与社会再生产关系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另外，在传统经济背景下，财政是居于国民收入分配的主导或经济的核心，而现如今财政则已经成为不仅涉及经济，而且关联人口、资源、环境，乃至关系整个社会建设的核心。因此，基于现代社会建设的核心是财政这一地位的界定和转型，客观上就要求财政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不仅应包括财政与物质资料再生产、人口再生产的关系，更应拓展到财政与环境资源再生产的关系。在当前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指引下，这种研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一、对环境资源再生产的认识
(一)什么是环境资源再生产
生产，犹生育；再生产，亦即生产过程的不断反复和经常更新；而凡是有人类活动作用的各个部门主体的再生产，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交错就构成社会再生产。并且，“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的形式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关于环境资源再生产的概念，我们还可以借鉴马克思关于农业再生产的研究。他讲到，“农业再生产过程同自然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农业再生产的生产力不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而且还有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农业生产产生于对自然生物自身发展的模仿”。也即是说，农业再生产包含了农业自身的自然生产以及人类劳动的社会生产。把它引申出来，本文认为，所谓环境资源再生产即生态环境再生产，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发展需要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主动把自身生产力与环境资源的自然生产力结合起来，从而使环境资源的自生能力得以扩大和提高，并最终实现环境资源持续稳定发展的一种社会再生产。
(二)环境资源再生产的环节
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一种，环境资源再生产同样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但是它毕竟是以环境资源的自然再生产为基础，因此又有一定的特性。
1、环境资源的生产
环境资源有其自身的自然生产，人类“经济的再生产过程，无论其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总会……与自然的再生产过程交错着”。自然界的各种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互相影响、互相作用，总在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转化，许多转化链条相互交织，构成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不息地进行着自然再生产。比如木、草等植物体从土壤中吸收水分和无机肥，在阳光照射下进行光合作用，把太阳能、无机物等转化为高级有机物，从而为畜禽提供饲料，为人类提供材质，为吸收二氧化碳而净化空气等。
人类出现以后环境资源的生产无不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通常，人类活动既取之于环境资源，但过度又会破坏环境资源，当然也可以维护和促进环境资源。由于人类物质需求欲望的不断膨胀和人口数量的增加等因素，整个人类对环境资源的索取已经严重超过了其自身再生产的速度，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了严重破坏，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资源“空心化”问题凸显。因此，为了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环境资源的生产需要人类主动投入资金、技术等进行优化，给环境资源的自然再生产创造条件，同时还要进行环境资源的人工的生产，而且要提高环境资源的利用效率，注意节约利用资源，开发可替代资源。
2、环境资源的分配
环境资源的分配不仅需要在人类世界中进行，还首先需要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展开。比如不同地理位置的植被，其分布受热量、水分、土壤等因素影响而呈现一定的地带性规律。人类出现以后在人的作用下很多环境资源的分配可由无序变得有序，例如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修建使得岷江水被分为了内外二江，从而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既消除了水患，也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
为了提高环境资源的分配效率，对人类而言，第一，要尊重自然分配规律，保障各物种的基本资源需求。否则，如果片面强调人类需求，一方面会助长人类的贪欲，大肆消耗环境资源；另一方面，其它物种生存所必需的环境资源就会越来越少，大量物种就会灭绝，生物多样性就会遭到破坏，势必会影响环境资源再生产的进行。第二，人类可以有机结合计划和市场两种资源配置手段把有限的环境资源合理分配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同时结合环境资源的特点力求用最少的资源耗费获取最佳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尽量避免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例如进行沙漠化防治的植被绿化时，可以根据实情结合发展以种植沙生植物为主的“沙生产业”带动沙漠工程的实施来实现环境投资的良性循环。
3、环境资源的交换
环境资源的交换是环境资源在各生物物种、生物与非生物物种之间相互交换物质和能量或交换资源产品的过程，它是生产者之间、生产及由生产决定的分配和消费之间的桥梁，是环境资源再生产总过程的中间环节。这种交换主要通过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等形式实现。例如植物体本身的有机物可以通过不同的微生物分解为无机物，能量随之消失，但土壤肥力得到增强，而肥力又可把物质流、能量流转化为植物根系生长的动力。
人类的存在与发展也需要同大自然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人与自然本质上就是一种双向依赖、双重建构的物质变换关系。首先，人类生命的存续就需要人体与环境资源交换，如人需要呼吸氧气、需要摄取含有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的有机物进行新陈代谢等。其次，人类活动会促进环境资源的交换，例如人工新造林可以强化植物体与二氧化碳交换出高质量的空气。再次，人类之间的环境资源交换可以成为政府和市场规则指导下的经济活动，例如促进碳汇减排的碳交易机制的建立有助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通过二氧化碳排放量指标的买卖实现各自的减排目标。此外，这种交换是相互的，人类每从自然界索取某种数量和质量的环境资源，又会向自然界排放对等的东西，即符合熵定律。
4、环境资源的消费
作为环境资源再生产的最后一个环节，它的进行是环境资源生产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环境资源的消费主体包括人类和其它生态物种。各种生态物种，尤其是生命物种，其个体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以其它物种和无机营养物的消费为基础。而且，人类所进行的物质资料再生产和人口再生产都要以对环境资源的消费为基
础，否则，人类任何形式的社会生产都将无法进行。当然，对环境资源的利用情况与人类的科学技术密切相关。例如，使用海水淡化方法缓解淡水危机是人类几百年来的不懈追求，而淡化水量的多少与淡化技术密切相关。随着反渗透法等技术的发明，大规模的海水淡化在最近几十年才得以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在对环境资源进行消费时必须注意节约，对水、林木等环境资源的消费要寻求替代和低碳化，要努力提高环境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这样才能有持续的消费对象。此外，人类还必须兼顾其它物种对环境资源的消费需求，人类过度消费会引起其它物种消费的不足，自然界各物种间物质能量交换能力将被弱化，环境资源再生产的循环过程也就不能继续，那么最终会危及人类的物质消费。所以环境资源的消费必须保持人类与其它各生态物种基本消费数量的均衡，任何一方的失调都会影响整个环境资源再生产的进行。
二、财政与环境资源再生产的关系
财政属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范畴，环境资源再生产又是社会再生产的一种，那么，财政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原理必然可以反映并具体应用到财政与环境资源再生产的关系中。也即是说，国家财政活动必然会参与到环境资源再生产的诸环节中来，环境资源再生产反向也要影响整个财政分配活动的进行，进而，财政与环境资源再生产的关系就表现为它同环境资源再生产各个具体环节的相互关系。
(一)财政分配与环境资源生产的关系
环境资源生产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财政分配，这是主导的方面；但财政分配反过来又影响和制约环境资源的生产，即“分配并不仅仅是生产和交换的消极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同样地影响生产和交换”。
1、环境资源生产一定程度上决定财政分配
环境资源生产可以为财政分配提供对象和前提。首先，环境资源生产出的物质产品能够成为财政的直接分配对象。以前我们讲，财政分配对象来源于物质生产部门创造的社会产品，这本身是没有错的。不过，由于物质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包括源于自然界的环境资源，因此财政分配的对象从本源上很多就是环境资源生产出的物质产品，甚至有些产品的确成了财政的直接分配对象，例如过去某些地方存在的“木头财政”等。其次，环境资源生产的物质产品并不必然成为财政分配的对象，但它可为财政分配创造前提。由于财政分配对象之社会产品总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所以环境资源自然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必须在添加了人类劳动以后，并在国家参与指导下才有可能成为财政分配对象。而且，环境资源生产搞得好和低碳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优化企业的生产环境，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提高物质生产的效益，这又丰富和扩大了财政分配的内容和对象。
环境资源生产结构影响财政分配的规模和结构。环境资源生产结构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环境资源之间数量的多寡、质量的优劣以及分布集中度的高低，这都对环境资源的开发产生重要影响。比如有的地区森林资源比较丰富，那么在产业发展格局不完备等因素制约下，该地区经济发展将会严重依赖对森林资源的开发，这也必然成为该地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此外，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缺少某一种环境资源时，它就不可能建立起相应的产业和部门，也就生产不出相应的产品。所以，环境资源生产结构的差异决定了国民经济相关产业部门的有机构成不同，其盈利水平也就有所差别，这就会影响可供财政分配的对象的数量与种类。
2、财政分配影响环境资源生产
财政分配制约着环境资源生产的规模和发展速度。首先，鉴于环境资源的自然生产一般具有周期长、见效慢等特征，因此从总体上看，人类参与环境资源生产所需投入的最大资金来源仍是政府财政，其要为环境资源的自然再生产创造条件，例如建立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天然林保护工程等。其次，环境资源的生产规模及产出多少，不仅取决于环境资源自然生产能力的强弱，还受制于人工进行的环境资源生产情况。一旦财政分配中用于环境资源生产的部分过少，就会直接影响环境资源生产(首先是自然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反之，财政投资、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越多，就越有利于环境资源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发展速度的增长。
财政分配影响着环境资源的生产结构。虽然环境资源因其天然属性分布于自然界的各个角落，离开了适宜其生存的环境空间和气候条件就不能生存，但是国家可以据此通过资金和技术支持来维护和促进环境资源自然的生产结构，还可兴建一些生态工程进行人造环境资源再生产进而影响环境资源的生产结构，比如国家可通过投资建造人造湿地，人为构建厌氧带和需氧带，从而利用微生物来处理废水并吸引一些动植物栖息；或者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来保护某些环境资源(例如“天保工程”)等。另外，国家还能通过调控财政资金在不同产业、不同生产部门间的分配来影响环境资源的生产结构乃至产业发展。以林业生产为例，国家可以根据情况调整财政政策(比如对育林部门进行补贴，对森林采伐施以税收等)来促进林业各生产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
(二)财政分配与环境资源交换的关系
马克思把社会产品分配同交换的关系概括为：“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数量)；交换决定个人拿分配给自己的一份所要求的产品。”在环境资源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中，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分配和交换是中间环节。马克思关于社会产品分配与交换的关系原理同样适用于环境资源再生产，这里我们将着重就财政分配与环境资源交换的关系进行分析。总的来看，财政分配与环境资源交换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并互为制约。
1、环境资源交换制约财政分配
环境资源交换的顺利进行有助于财政分配的实现。环境资源的自然交换对促进低碳经济发展、低碳产业生产、低碳生活方式，从而为财政分配的顺利进行提供环境条件。环境资源在生产出来之后，其最终实现还要经过一系列流通环节，环境资源占有者、使用者需要通过交换让渡资源的一部分使用价值来获取自己所需的其它资源的使用价值。只有顺利实现环境资源交换，做到物为所用，才能真正实现环境资源的价值，这将有助于社会生产过程中各种社会产品的价值得到社会承认，从而财政分配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现。
环境资源交换的实现有助于增强财政分配能力。对人类而言，环境资源产品在经过初次交换后多半是作为一种经济要素投入而进入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由原材料变为半成品、成品，然后再经过交换获得收入。由此可见，环境资源产品通过交换实现得越多，社会收入也就越多，其中以税收或利润形式上缴国家财政的也就越多。另外，当前环境资源交换涉及的碳汇交易也为新增财政分配能力提供了可能。环境资源交换涉及温室气体排放权期货交易，在环境资源自然交换和人工促进交换的基础上具有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首先，碳汇交易是在生态效益基础之上的额外交易性收入，是优化环境和资源的主要出路，例如四川省于2009年11月26日签订了第一单森林碳汇项目协议，在2009－2012年3年内将共计2251.8公顷的森林碳汇指标出售给全球碳买家。据估算，20年内该片森林将吸收约46万吨二氧化碳，若按照碳贸易平均价格6.5
美元／吨二氧化碳当量算，盈利会在300万美元左右。这又为新增财政分配能力提供了可能。
2、财政分配影响环境资源交换
合理的财政分配有利于环境资源交换的进行。首先，如果财政分配政策朝着有利于环境资源再生产的方向倾斜，环境资源的自然交换能力则会相应增强。例如太湖、滇池污染治理中建设了大片生态湿地，达到净化水质的作用，也提高了水体的自净能力。其次，合理的财政分配有助于环境资源交换的实现。这是因为，合理的财政分配政策有利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在各个分配主体间的配置优化，这将会增强市场交易的活跃性，从而也有助于提高环境资源产品在市场上的交换实现程度和范围。
财政分配制约着环境资源交换的实现。第一，如果我们的财政分配政策不注意生态环境保护，就可能减弱环境资源的自然交换能力，比如过低的污染税可能导致工业污水大量倾倒引起河湖水体富营养化，生态平衡被破坏以至于自净能力下降。第二，如果财政分配用于环境资源交换的资金比例不当，就会造成这部分环境资源市场供求结构的失调，从而给环境资源的市场交换制造障碍。另外，财政分配支持环境资源交换涉及的碳汇交易，碳汇交易及其交易所应成为政府投资和税收优惠的重点。这将有利于促进环境资源的使用者利用环保手段减排的指标有序流转，并通过市场交易获得治污的额外收益，从而最大限度地促进环境资源在竞争中增值、在交易中优化。
(三)财政分配与环境资源消费的关系
除环境资源的自然消费之外，人类对环境资源的消费有两种形式：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不管形式如何，没有一定的财政分配，这两种消费都不可能实现；但环境资源的消费反过来也促进和制约着财政分配。
1、环境资源消费影响财政分配
环境资源的消费影响财政分配的最终实现和结构调整。首先，人类对环境资源的消费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整个社会消费的实现程度，因此对环境资源消费需求的变化，将一定程度地影响财政分配的变化与实现。其次，财政分配必须统筹安排环境资源用于经济建设和生活基本消费的比例以及环境资源替代品的比例，要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行。为此，环境资源的消费结构以及替代品的规模和结构要求相应的财政收支结构要匹配。鉴于环境资源消费的日趋紧张，政府需要对“绿色消费”行为和相关产业给予税收优惠和补贴等政策支持，还应主动投入资金开发环境资源替代品，从而缓解对传统环境资源消费的过度依赖。
环境资源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财政分配。既然环境资源的消费主体除了人类以外还有其它物种，那么财政分配政策既要考虑人类的需要，也要顾及其它物种的需求。这就要求，财政在资金投入以及所支持建设的工程项目的具体设计上必须向有利于环境资源可持续消费的方向倾斜，在满足人类对环境资源消费需要的同时也要方便其它物种的消费。在财政资金投入方面，2006年，环境保护支出被正式纳入我国财政预算科目，这就为保障环境资源可持续消费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在财政支持工程项目建设方面，比如我国投入巨资修建的青藏铁路在施工时设置了野生动物通道以供藏羚羊等野生动物为寻找食物或繁殖等自由迁徙，为了恢复铁路用地上的植被，科研人员开展了高原冻土区植被恢复与再造技术研究，使植物试种成活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种种这些都说明，除了支持人类对环境资源消费的同时，财政分配还必须为满足其它物种的消费提供帮助。
2、财政分配制约环境资源消费
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4
关键词：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影响程度
面对日益凸显的环境问题，我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总方针，这时绿色发展被提出来，并且在这一概念的倡导下，我国开始推动产业转型，实现产业结构的整体优化。地理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体的经济发展，可能起到促进作用，也可能起到制约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针对地理环境所能够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充分把握环境因素的情况下，平稳地发展经济。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及其原则
可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环境而言，核心理念就是能够对环境和经济用最科学的方式进行协调，使两者不会出现相互制约，并且能够相互促进。从战略角度出发，只有协调好这两项内容，我国的经济才能够保证整体上的持续性发展，推动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就是建立秩序、有效控制的过程。
可持续发展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展成熟，是人类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果，这一理念的提出表明人类在认识自然上又提高了一个层次。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与论证，这一理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深远影响，促使人们关注经济快速膨胀过程中所产生的环境、人口以及资源等方面的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将会限制经济的发展。只有关注全球生态危机，经济发展才不会走上竭泽而渔式的发展道路。
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需要遵循几项原则。首先是公平原则，在这一过程中要保证人们能够得到公平的待遇，尤其是在进行资源分配的过程中，要坚守公平性原则。这样人们才能够拥有相同的权力与空间，才不会陷入违法违规开发利用的恶性循环中，可持续发展才能够实现。其次是持续性原则，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要能够关注到环境的整体承载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控制好开发的力度，才能够保证人类长久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要能够保证相关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环境开发应在可控制范围内，保证环境在开发之后还能够得到回复。
二、区域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资源环境的性质
资源环境本身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具有很多特性。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资源环境呈现出区域性的差异，这种差异十分明显，相同的植物在不同地区将会呈现出不同的生物特性。很多矿产资源在不同地区储备量也不尽相同，不仅如此，很多植物资源在不同地区会盛产不同的种类，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地区的生产，以及经济建设。
另外资源环境一旦发生破坏，就说明这种破坏已经持续累积了一定时间，才引起了环境上的明显改变。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这种破坏一旦发生，短时间内几乎很难恢复，甚至根本无法恢复，破坏与污染不断地叠加与累积，生态平衡将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生倾斜，最终形成毁灭性后果。
不仅如此，资源环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有着彼此依存和相互影响的关系，比如大气、水体、以及土地，甚至还有草原、森林和矿产，这些资源中一旦有一个环节发生污染或者受到破坏，将引起蝴蝶效应，使得整个生态系统受到系统性破坏。大气污染会造成水体污染，水体污染将会漫延到土壤、草原以及森林资源，形成严重的资源破坏。
（二）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资源环境是基础性条件，只有具备这一基础，经济发展才成为可能，依托于资源环境人类才得以生存，通过人类对相关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才能形成一个流通的经济系统。只有环境良好，资源才能够更加丰富，资源丰富人类才能够进行开发利用，才能够创造出价值，因此经济系统的形成依赖于资源环境的存在。
但是在特殊情况下，资源环境会制约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资源环境的储备有限，超出环境的承载范围，经济将无法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就被限制在了环境承受限度之内。在此基础上，经济的发展状况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环境的整体变化，这是因为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造成了消耗，如果开发或者消耗的程度过大，资源环境将会丧失自我调节和自我恢复的能力，环境无法进行自我净化，整个生态系统将出现系统性的环境质量下滑，污染将会进一步加剧。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决定性作用就显露无遗，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环境的变化趋势，控制着经济发展的脚步，将决定整个资源环境的未来走向。
三、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一）区域协调发展特征
对于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来说，主要分为低度与高度两种，低度的协调发展主要内容是指在经济的发展中产生的一些环境破坏的现象，以及资源损耗的情况，但是若是经济发展比较慢，那么低度的发展状况将会产生较好的生态效益。高度的经济发展主要是指经济发展产生了大量环境破坏以及资源消耗的现象。区域协调发展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具有相对性，其中资源环境系统以及经济社会系统属于十分复杂的系统，其中涉及到的知识非常多，并且也具有自身独特的运行规律，二者相互制约，同时二者相对协调发展主要是参考一个标准而言，这些标准中包含了人口、消费、土地资源以及各种能源组成，根据这些标准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而做好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要能够建立一个资源环境系统协调发展的一套体系，从而来根据各项指标进行分析，抓住资源环境中的关系。
其次，是具有动态性，资源环境以及经济发展协调，是一种变化的过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资源环境是自然生态中的一个部分，具有生态滞后效应，同时其经济系统也主要是呈现一些无规则的随机变化趋势。在资源环境系统以及经济系统之间相互结合，来做好复合系统的协调变化，根据其发展趋势进行研究，充分反映出区域协调的状态，从而找到与资源以及环境之间的发展规律。
最后是具有系统性，在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系统中，具有自身运行的规律，主要是以人类为主导，资源为基础，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经济发展依赖于人与自然，同时它们互为抑制，并且都是在其系统内部进行发展，因此其具有系统性特征。
（二）影响因素
对于资源以及环境不协调主要影响因素有：首先是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激励机制不够完善，制度是促进人们工作积极性提升的重要保障，建立完善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制度，能够有效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但是目前来看，我国区域环境与经济发展协调度十分低，其中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对环境保护的治理动力。个别政府部门如监督机构缺乏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导致了我国的环境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其次，是缺乏资源环境生态补偿机制，该机制主要是为做好环境的利用、资金的管理而制定的，但是由于该机制的缺乏，导致了我国环境资源利益流失严重，并且对环境的污染破坏也十分严重，致使难以做好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再次，就是政府机制不够完善，缺乏财政支付转移机制，对于区域间环境资源的补偿很难几十到位。这些机制的缺乏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四、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
（一）完善环保监督机制
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环境保护监督机制，将一些重大的建设项目列入环境保护监督管理程序中，有效地做好可监督检察及服务工作，各个部门明确自身职责，协调合作，共同进步。将环境保护理念充分地贯穿到管理活动中。在管理实践中，不断更新观念，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推陈出新，用新方法、新手段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建立环境保护信用管理制度，对于一些企业违法排放污染物的现象进行严厉惩治，实行群众举报制度，以此来约束企业的生产行为。
（二）完善法律机制
完善相应的环境经济政策，对各个区域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编制完善，明确地方政府对于环境的事权界限。同时要能够实行相应的友好型生产消费行为税收优惠政策，并且要做好生产、销售、人才以及产业等因素之间的信息共享，做好各项资源优化配置。完善相关的政策保障以及激励政策，同时也要建立并完善市场机制体系，促进市场的有序运作。
（三）构建协调发展政策体系
建立环境管理政策，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能够促进城市有形资源的集约利用，做好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自然环境的修复，利用城镇建设空间，发展生态型居住园区。要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对区域共享生态资源征收一些补偿的资金费用，主要方式是政府进行支付转移。最后要建一个权责分明的生态保护责任体系，做好配置宏观调控，制定出长远的发展目标，严格执行节能减排措施，促进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
五、结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越加重视，资源环境对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必须要做好二者之间协调发展，政府必须要完善相关的措施，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从而来促进资源环境经济之间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的稳定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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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5
关键词 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4-6708（2013）82-0063-02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面对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问题。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之下，我们要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就必须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坚持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并要认清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继而要以此为基础建立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并重的发展战略，只有这样才能够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保障资源与环境能够长期利用。
1 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众所周知，我们可以根据资源特点不同，将其划分成为两大类：可再生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对于可再生资源来说，虽然其具有可再生性，但是其资源再生的速度却比较慢，往往需要花费数百年甚至是上千年的时间，因此，如果，开发可再生资源的速度超过了资源本身的再生速度，就会使可再生资源转变成为不可再生资源。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对资源的需求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许多可再生资源都面临着不可再生的危险。
从环境的角度来看，由于受到传统的生产方式的影响，使得环境的容量变得越来越小，沙漠化、温室效应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价值环境的脆弱性与其对人类的影响的长期性，使得环境问题成为了当今社会的热点问题。
2 如何正确的处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对于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来说，其是人类社会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与自然之间产生的冲突的最直接的反应，为了生存和发展，人类必须要开发资源、使用资源，而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人类就必须要合理的开发和使用资源，并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在当前的形势之下，我国所实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正确处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贯彻我党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的体现。
1）要用新眼光、新思维来看待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在现阶段以及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仍要面对艰巨的工业化任务。在发展工业化的过程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不合理使用资源以及破坏环境的问题。尽管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正在日益增强，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旧会有很多人会为了自身利益而置环境保护与不顾。因此，要想改变这种“眼高手低”的情况，就必须要全面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重新认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并要掌握资源开发的开发力度，要建立评价机制，全面掌握各个阶段资源开发对环境产生的影响，继而以此为基础构建起保护机制。其次，要坚持“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的原则，要加快生态环境的恢复和建设的步伐，全面提高自然环境的自治能力与抗逆能力。第三，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要重视并要重点解决存在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改革与发展之间的问题，推动人口、环境以及资源和经济协调发展。
2）革新生产方式与生产工艺，全面提高资源利用率
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良好地资源开发能够有效的改善生态环境，而良好地生态环境则会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而经济效益在提高之后则会有效地改善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情况。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必须要全面革新生产方式和生产工艺，要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来降低资源的开发量，从而实现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良性的互动：
首先，要大力的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的流动模式与传统经济的流动模式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循环经济的流动模式是“资源消费——产品——资源再生”为主的闭环型的流动模式，其技术上的特征是减少资源的消耗量、推动资源的再利用。对于循环经济来说，其核心就是通过革新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来提高资源的使用率。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不但能有效的落实环境保护的相关工作，更能够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总而言之，循环经济既能够推动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又能够处理好资源开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其次，要正确的认识清洁生产并要全面落实清洁生产。清洁生产，顾名思义，就是指通过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原料、能源和工艺技术与设备，通过改进管理和利用措施，实现从源头降低污染、提高资源使用率的有效措施。现阶段，我们必须要树立起正确的认识并要全面落实清洁生产，只有这样才能够将资源的开发程度以及其对环境的影响程度控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并确保资源开发的速度不会超过资源的再生速度以及其对环境的影响能够在环境可承受的容量之内。
3）做好相关的辅助工作
首先，必须要坚持计划生育为基本国策，要严格的控制人口的增长速度，并要加强教育的力度，全面提高公民的基本素质。只有这样才能够从根本上减少资源的需求量。其次，要强化宣传教育，全面提高公民的环保意识，改变“眼高手低”的现状。人的一些行为都会受到自己思想的影响和指导，因此，正确思想认识会造就正确的行动。所以，政府及相关部门必须要采取有效地措施强化环境教育，通过多种形式提高我国公民的环境意识。
3 结论
总而言之，要想加快社会主义的建设步伐，全面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就必须要正确的认识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并要采取有效地措施协调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全面实现“开发中保护，保护中开发”，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利用，才能够更好的实现我国的建设和发展目标。
参考文献
[1]樊东亮，刘长顺.坚持科学发展观 实现美丽与发展双赢——呼伦贝尔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问题的思考[J].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09（1）.
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6
一、绿色GDp的内涵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是逐步由资源环境实物量核算―――资源环境价值量核算―――资源环境与经济综合核算来实现的，核算内容包括土地、矿产、森林、水、海洋五大资源核算及污染治理、生态建设两大环境核算。确定优先领域，逐步开展资源环境的全要素核算是绿色GDp核算的基本实现途径。
资源指在我国领土和大陆架范围内所有自然形成的，在一定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可以被开发利用的实物资源的总称。我国自然资源分为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生物资源（主要是森林）、水资源（仅指淡水）和海洋资源，资源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主要体现在期初期末的资源存量、流量两个方面。其中资源存量是国家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源流量构成绿色GDp核算的重点，具体表现为资源耗减成本，包括存货型资源耗减成本和资本型资源耗减成本；资源耗减成本在结构上可分为中间消耗性资源耗减成本（如矿产资源）和折旧性资源耗减成本（如森林资源、水资源、海洋资源），每种成本又可分为实际耗减成本和虚拟耗减成本。
环境是指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有关的天然的和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人类与环境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对立统一关系。环境污染是指污染物进入环境，使环境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对人类或其他生物的正常生存和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按环境要素划分，环境污染可分为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放射性污染等。环境保护成本是指由经济活动残余物影响的自然环境“功能性”服务质量下降的价值，包括环境保护实际支出成本和虚拟支出成本。环境损耗是指生产活动破坏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价值。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之间有着明显的交叉，但自然资源资产核算侧重于资源的数量，而环境资源资产核算则侧重于资源的质量或破坏方面。
生态系统指一定空间范围内，生物群落与其所处的环境所形成的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生态系统中，生物群落处于核心地位，代表系统的生产能力、物质和能量流动强度以及外貌景观等。生态系统包括地球表面上的陆生生态系统、水生生态系统和地球表面以上的大气系统。生态环境的核算包括生态环境效益与损耗两方面，例如森林生态环境可以防止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生态建设成本指由社会经济活动影响的自然环境“生态效能性”服务质量下降的价值，包括生态环境实际支出成本和虚拟支出成本。
二、实行绿色GDp核算需面对的问题
实行绿色GDp核算，需面对以下主要问题。一是缺乏绿色核算技术。主要是自然资源的产权界定及市场定价较为困难。由于许多自然资源同时具有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资产的属性，因此，其产权界定非常困难。此外，某些自然资源的价格会被严重扭曲和低估，如矿产资源价格和水价。环境成本计量是绿色GDp核算的基础，但由于环境污染损失的多因性，对环境降级成本以及为此支出的防治成本的量化很难考虑全面。二是绿色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缺。主要包括有关绿色GDp核算的统计法规、政策和评价标准等。目前，与绿色GDp核算有关的资源环境统计规划、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还未出台。三是国际上还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倡导下，许多国家都在研究绿色GDp核算方法，其理论研究和实践工作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完成全面的环境经济核算，计算出绿色GDp指标，也没有哪一个国家以政府的名义正式公布绿色GDp统计数据。因此，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使绿色GDp核算从理论走向实践，需要我们找到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绿色GDp核算的方法与体系。
三、绿色GDp核算体系理论框架
1、我国绿色经济核算基础
建立我国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要结合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给出其基本模式、基本核算内容、基本核算方法。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全面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首先，在国内生产总值核算、资金流量核算、投入产出核算、国际收支核算方面已经形成了比较规范的核算方法，具备了相对比较坚实的核算基础。其次，不仅在国家层次建立了比较全面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而且在各地方也形成了相应的核算制度，为资源环境经济核算在区域实施提供了基础。第三，《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2》已经包括了自然资源核算表，覆盖了森林、水、土地、矿产四类资源，已经考虑到了资源环境核算的某些问题，可以作为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基础。
绿色GDp核算是一个复杂的体系，一方面涉及经济系统，另一方面涉及自然资源和环境要素。从国际研究看，绿色GDp核算是从局部核算开始的，着眼于特定资源类型或特定环境问题。提高核算体系的科学性，保持与国际核算的一致性，是我国设计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基础。
2、我国绿色GDp核算体系框架
将环境和资源因素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是从存量核算和流量核算考虑；二是从资源、环境容量、生态服务不同功能上对环境进行分解，考虑环境的资源功能、环境的受纳功能和生态功能；三是区分实物量核算和价值量核算，在实物核算基础上通过估价进行价值量核算；四是考虑现实发生的环境保护活动。环境经济核算主要是显示经济过程对环境所具有的负面影响，因此就必须在环境经济核算体系之中包含对环境保护活动的核算。
资产与资源存量及环境状况核算框架主要展示生产资产、非生产资产、非资产性自然资源的存量规模、结构与数量变化，以及生态环境的质量状况等基本核算内容。框架中的各类核算对象，除了反映其核算期初期末存量外，主要用于资源、环保的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本折旧、资源耗减与环境降级等资产与资源环境的数量（包括质量）变化。
3、资源―环境―经济流量混合核算表
经济活动一方面消耗了资源，一方面排放了废弃物，完成了物质资料从自然环境到人类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又从人类生产和再生产领域回归自然的流量循环。资源―环境―经济混合核算的目的，就是要以国民经济核算的投入产出表为基础，将经济活动与资源消耗、废弃物排放联系在一起，提供详细的数据信息。核算分为两步：第一步是按照经济活动类别分别编制资源消耗实物核算表和废弃物排放实物核算表。纵列表示各类经济活动，主要是不同经济产业和消费活动，相关分类要与经济核算分类保持一致；横行区分不同的资源类别和废弃物类别，分别体现资源的经济使用去向和废弃物的排放来源。第二步是将资源消耗表和废弃物排放表置于经济投入产出表之上，形成资源―环境―经济混合核算表，如表1所示。
经济投入产出部分是价值表，按货币单位编制，而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部分则是实物数据，按各种实物单位列示。显然，这样的混合表不能做列向合计，由于不涉及价值估算问题，从而也更加具有可行性。
4、自然资源和环境存量变动核算表
自然资源存量核算是期初和期末时点拥有量的核算，同时，该核算期间内引起资源存量变化的原因进行分类核算，构成一个从期初到期末的动态平衡关系：期初存量＋当期变化＝期末存量。
资源存量的变化表现为增加和减少，包括生物资源的自然增长，矿物资源的发现，经济使用导致的资源减少，其他因素如灾害等。而资本形成、固定资本消耗等经济交易是影响变化的原因。对环境存量来说，直接的数量核算只能在有限范围内进行，价值估算也是很难实现的。期初和期末存量实际上是该时点环境的数量和质量状态，在核算期间内，主要是数量变化和质量变化，变化的原因既和经济利用、排放引起的污染有关，同时也存在经济之外的原因。
以上是对我国绿色GDp核算体系总体框架的初步设想。要具体将绿色GDp核算付诸实施，还有许多具体方法需要研究。
四、绿色GDp核算的统计和计算方法
绿色GDp泛指在现有GDp的基础上，扣除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降级成本之后的余额，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以后经济活动的最终成果。根据资源耗减成本中的不同资源构成要素和环境降级成本中的不同环境构成要素，在实际核算时，就形成了不同内容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降级成本，由此也就形成了反映不同内容、不同层次的绿色GDp结构。以资源耗减成本进行扣减得到“经资源耗减调整的绿色GDp”；以环境防护成本进行扣减得到“经环境防护调整的绿色GDp”；以环境退化成本进行扣减得到“经环境退化调整的绿色GDp”。环境成本是环境防护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之和，环境防护成本代表为维护环境而实际发生的成本，环境退化成本体现在环境保护之外应该发生的虚拟成本。在国民经济核算基础上，得到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公式：
绿色国内生产总值（GeGDp）＝国内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折旧－自然资源损耗－环境资源损耗（环境污染损失）
（1）不同内容的绿色GDp结构：
绿色GDp＝绿色GDp资源＋绿色GDp环境
绿色GDp资源＝绿色GDp土地＋绿色GDp森林
＋绿色GDp矿产＋绿色GDp水
＋绿色GDp海洋
绿色GDp环境＝绿色GDp环境保护＋绿色GDp生态建设
（2）不同层次的绿色GDp结构，分为绿色GDp总值与净值。
绿色GDp总值＝GDp－中间消耗性资源实际耗
减成本－中间消耗性资源虚拟
耗减成本
绿色GDp净值（eDp1）＝GDp－固定资产折旧
－资源实际耗减成本
－环境实际降级成本
eDp2＝eDp1－折旧性资源耗减虚拟成本
－环境降级虚拟成本
＝国内净产值（nDp）－资源环境实际成本
－资源环境虚拟成本
由此可见，计算绿色国内生产总值的关键是估算资源的损耗和环境污染的损失。一般地，可以用本期环境保护费用代替特定时期的环境污染损失的下限值。
1、GDp与绿色GDp的不同点
首先，GDp只从市场经济角度计量了经济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不论从生产、分配角度，还是从支出角度，GDp未考虑与经济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自然要素的投入与产出。绿色GDp则从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生存与发展的更完整、更科学的角度，从经济与自然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有机联系的角度，考虑了经济要素和自然要素，考虑了经济成本投入与资源环境成本投入，考虑了经济生产要素的分配与自然要素的分配。其次，绿色GDp的计量单位在具体操作上更具有灵活性，在计量单位上可使用混合单位，即经济计量采用货币单位，资源环境成本的计量使用实物量单位。在估价方法上，不仅有市场估价法，还有非市场估价法。资源环境的虚拟成本是指资源环境的净损失，是现行条件下保持资源环境期初状况应该支出的成本。
2、国民财富核算与自然资源环境核算、人力资本核算的关系
国民财富核算是反映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点所拥有的人造资产、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人力资本的存量状况及结构特征数量关系的宏观描述，经济资产核算内容包括资产总值、负债总值和资产净值，自然资源与环境核算是针对自然要素的流量与存量核算，人力资本核算主要是对经济活动人口所具有的素质，包括受教育程度、劳动技能与能力等进行核算，国民财富核算是对经济资产、自然资源、人力资本进行的净值核算。
国民财富核算为存量核算，有经济价值核算及混合价值核算；而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本核算则既有存量核算又有流量核算，并且人力资本核算则只有经济价值核算。自然资源核算、人力资本核算均为总值核算，而国民财富核算则是净值核算。国民财富与人造资产、自然资源和环境、人力资本的关系为：
国民财富（经济价值）＝人造资产±自然资源与
环境＋人力资本
3、国民财富的真实储蓄率
真实储蓄（GenuineSaving，简称GS）是考虑一国在自然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损失之后的真实储蓄率，并以此作为衡量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发展潜力的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综合指标。
无论是绿色GDp还是真实储蓄，它们都考虑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损耗或折旧。很显然，要计算绿色GDp和真实储蓄，关键问题是要核算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损耗。而且，估算环境污染损失要比自然资源的核算困难得多。
真实储蓄（GS）＝净储蓄－自然资源损耗
－环境资源损耗（环境污染损失）
真实储蓄（GS）＝储蓄＋教育投资
五、推行绿色GDp核算的建议
1、建立统一的工作平台和目标模式
由于绿色GDp核算体系的构建处于生态学、环境学、资源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范围内，因此绿色GDp核算也是一项涉及多部门的工作，并且核算技术十分复杂，所以，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以及各部门之间、国际国内之间协调配合。因此，首先应组织由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林业局、国土资源部、水利部、海洋局等有关部门参加的统一工作平台，在统一协调部署下，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及目标，并负责组织试点及实施工作。
建议绿色GDp核算采用联合国推荐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将环境资源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卫星账户，在完善实物量核算的基础上，开展环境价值量核算。价值量核算主要包括自然资源消耗和环境资源消耗两部分。开展全国环境污染损失核算调查和自然资源耗减损失调查，这是环境和资源价值量核算的基础，最终建立实物量和价值量两套核算体系。
2、构建科学完整的环境资源统计指标体系
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应建立一套科学、完整的环境与资源统计指标体系。第一，反映自然资源的统计指标。自然资源包括土地资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矿产等地下资源，森林、海洋、野生动物等生物资源，地上及地下的水资源等，就其资源存量、资源耗损量两部分价值分别核算。第二，反映生态环境的统计指标。生态环境是与自然资源相对应的，分为土地生态环境、森林生态环境及水生态环境等。第三，反映环境污染的统计指标。包括环境监测、环境污染防治及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环境实物量核算方案的核算范围为二氧化硫、烟尘、废水、化学需氧量、工业固体废物、生活垃圾等。
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7
1.对“环境”、“资源”、“生态”理解的不同
“环境”、“资源”和“生态”是环境法中最常见的三个概念，但至今为止，对于三者的内涵及三者之间的关系仍没有统一的认识。“环境损害”、“自然资源损害”、“生态损害”等不同名称及相同名称的不同理解源于对“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三者含义的不同认识。德国学者克罗福(Kloefer)教授对环境提出了四种定义：第一种定义即广义的环境，是指周边事物的总称，是生命个体（如植物、动物）与特定周边事物关系的集合体。这种定义在社会学中常用，不能用来明确界定环境保护中的各种关系和权利，因此不是法学概念。第二种定义，即狭义的环境，限于自然环境，是指人类生活的必要自然条件，即土地、空气、水等环境媒体、生物圈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及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法学上环境是指狭义的环境。第三种定义是规范定义，即环境立法从不同角度所做的定义。第四种定义是克罗福教授本人对狭义环境概念提出的修正意见，他认为环境法上的“环境”是指作为人类生存自然条件的生态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工环境。[10]这四个定义对现有不同层次的“环境”含义进行了精确的归纳总结，环境损害的不同理解范围可从中找出对应。“生态”最早是生态学科中的一个名词，在环境法中最常用的生态概念是“生态系统”，是指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人与自然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或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们与环境之间的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系统强调整体性和组成部分的互动性。此外，狭义层次的生态概念是生态服务功能，即人类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效益。“生态损害”的概念与此相对应，强调环境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关于自然资源的概念，不同学科有不同的定义。对于法学意义上的自然资源，不同的法律中规定有所不同，不同学者的认识也有差异。但这些不同的概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认为自然资源从本质上说是自然环境和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一种价值判断与评价，是以对人类的价值为标准的。对比这三者，环境与生态是一对既有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概念。这两者最重要的区别在于，生态是生态学的、以生态为中心的一个概念，人类生态系统包括人，它表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有机整体的关系，人与自然都是人类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环境是以人为中心的一个概念，环境与人有关，但环境不包括人，环境表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中心与的关系，环境是指人周围的物质世界。[11]而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最大区别在于对客观载体所指有差异。自然资源的基本状态往往是以单个要素且以物化形式存在，因此在社会法规范上，自然资源大多可以商品性物化、被所有权界定。环境，是众多自然要素的综合体，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往往以系统形式存在，环境即使被解释为个别独立的环境因子，它也不等于环境因子本身。再有，具有综合性意义的“环境”，即便从“环境容量”等功用性角度可以赋予其“资源”的属性，也多数以公共物品存在，很难通过产权来界定和保护。[12]可以看出，“环境损害”、“生态损害”、“自然资源损害”这三种名称侧重点有所不同。
2.对环境法本身研究对象理解的不同
对于自然环境的关注，是环境法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成为独立法律部门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和原因。徐祥民教授甚至认为，环境损害是环境法学的逻辑起点，环境法就是用来应对环境不利变化也就是环境损害的法，就是调整人们为应对环境损害而结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而环境法学这个以环境法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逻辑起点就是环境损害。[13]表面上看，对“损害”名称选择的不同体现了学者对“环境”、“生态”“自然资源”含义的理解不同，实则更深层次地体现了学者对环境法的研究对象、保护对象、客体等基本理论问题理解的差异。“环境损害”、“生态损害”、“自然资源损害”、“自然资源生态损害”等名称隐约与“环境法”、“生态法”、“自然环境保护法”、“生态环境法”等相对应。
3.研究视角的不同
这三者名称的不同也体现出学者研究视角的不同，可总结如下：环境损害常与“环境侵权”相混用，是从原有民法中环境侵权损害制度中发展出来的。环境损害广义的层次理解更为普遍，也更多的被民法学者所采用，将该损害放在环境民事侵权损害中加以考察。学者将对自然环境本身的损害称为“生态损害”与生态学对环境法的影响以及“法律的生态化”不无关系。采用此名称，一方面是与传统环境损害进行区分，强调对自然环境造成损害与传统损害的不同；另一方面，是强调环境的生态功能，强调对生态性利益的保护。自然资源的概念本身是从经济学中引用过来，以往主要运用在物权法、自然资源法中，体现自然资源对人类的使用价值、经济价值，关注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有效性。自然资源损害就是与此相对应，指出现有法律制度对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等非经济性价值的忽略，关注对自然资源的非经济价值的保护。
4.救济路径的不同
不同的名称背后，也折射出学者对自然环境本身损害的选择救济路径的不同，这些路径可以归纳如下：一般来说，称“环境损害”的学者大多将环境损害作广义层次的理解，即环境损害包括因实施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行为造成的人身、财产等损害以及环境自身的损害。这种观点认为，不仅对自然环境本身的损害具有特殊性，整体的环境损害从构成要件、归责原则、举证责任、诉讼程序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应突破传统侵权理论的限制，环境损害赔偿专门立法。而称之为生态损害的学者强调这是一种“新型损害”，生态损害无论在侵害客体上还是在损害后果上都显著区别于传统损害；不惟《侵权行为法》，其他传统法律亦无法解决生态损害这个新问题，必须依赖于在环境侵权制度基础上探索建立新的生态赔偿制度。这项新的制度，就是生态损害填补责任制度。[1]p21因此，选用“生态损害”名称的学者主要从生态损害的社会救济等责任分担制度的建立方面研究，如建立责任保险制度、行业分担制度等。称自然资源损害的学者主要是关注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主要的研究路径为：第一，借鉴美国的经验，关注实际问题，通过明确责任主体、索赔主体、赔偿范围、索赔额度及评估标准等法律问题，建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第二，“自然资源”在现有的法律制度中广泛存在，《宪法》、《物权法》等私法领域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做出了明确规定，《森林法》等自然资源单行法也大量存在，因此，对自然资源的损害赔偿制度的研究常与所有权制度联系在一起。
二、自然资源损害之名称确定
（一）自然资源损害名称之确定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如要正确的界定自然环境本身所造成损害之内涵，先要厘清“环境损害”、“自然资源损害”、“生态损害”之间的关系，并做出名称的合理选择。综合上述分析，笔者将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损害称之为自然资源损害；将环境损害界定为环境污染或破坏行为造成的人身、财产等损害及对自然环境本身的损害；对生态损害中的“生态”采狭义概念指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或生态功能。这三者的关系应该为环境损害下的自然资源损害，①特别强调对自然环境的生态价值，即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损害。
（二）自然资源损害名称确定之原因
1.体现客体命名的原则
使用生态损害概念的部分学者认为，就损害客体而言，生态损害的侵害客体是生态系统。所谓生态系统(ecologicalSystemorecosystem)是指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生物（一个或多个生物群落）与非生物环境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所形成的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具有自动调节机制的自然整体。[14]但笔者认为，生态系统是生态学上的概念，强调生态的整体性、互动性，但环境污染或破坏行为对生态系统的损害是通过对单个自然要素的破坏来实现的。“生态”本身不是环境要素，也不能指代整个自然环境。[2]p20所以，“对环境本身造成的损害”的客体是自然环境，而不是生态系统。这种对自然环境的损害是通过对环境要素的破坏来实现的。依上述，对损害客体的直接命名应为“自然环境损害”，但却确定为“自然资源损害”，其原因在于：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虽是两个不尽相同的概念，但具体对象和范围又是同一客体。自然环境指人类周围所有客观存在的自然要素，自然资源则是从人类能够利用以满足需要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这些要素存在的价值。因此，可以把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看成一个硬币的两面，或者说自然资源是自然环境透过人类社会这个棱镜的反映。[15]因此，将对自然环境本身造成的损害称作“自然资源损害”。
2.有利于明确损害的内涵
自然资源损害与环境“损害”相比，环境损害在进行内涵界定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环境损害”与“环境侵权”都常用来指因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而危害或损害他人合法权益或公众权益，甚至危害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一现象，两者容易混淆；第二，通常所说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②如我国《环境保护法》第二条规定，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总体。因此，使用环境损害一词不易突出是对自然环境本身的损害。与生态损害相比，生态损害进行内涵界定时存在的问题在于：第一，如采用广义的“生态”含义，一方面“生态”强调整个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互动性，不易评估，且该词内涵模糊、外延广泛、不容易确定；另一方面，人是生态系统中一个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广义的生态损害包括对人的损害；如采用狭义的，指生态价值或生态服务功能的“生态概念”，则忽略了自然环境具有的社会等方面的价值。自然要素除具有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外，还具有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在现有法律体系下也未得到救济，未来应得到保护。选择“自然资源损害”的称谓，有诸多实益。一方面，该名称可以与我国现有法律规定中出现的“生态环境”、“环境”、“环境污染损害”等概念模糊且不统一的名称相区分，避免混淆，有利于自然资源损害内涵的界定；另一方面，使自然环境本身的损害得到救济的关键是建立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而自然资源损害易于评估、确定，易于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有利于损害赔偿制度的构建。
3.有利于与自然资源物权制度的契合
现代物权法摒弃以“所有”为中心的观念，转而以“利用”为中心。我国《物权法》也用“发挥物的效用”的立法宗旨来体现物尽其用的基本理念。但我国自然资源物权制度的构建，也遵循了物尽其用的基本原理，并在两方面发展了这一理念。第一是在“用”的范围上，自然资源物权从单一的经济价值向多元价值取向转变，不仅要体现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还要体现其生态、文化等价值。第二，在“用”的程度上，自然资源物权从“用尽”取向向适度和可持续利用转变。[16]自然资源物权制度是要求法律将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纳入体系严谨的传统意义上的物权法中，处理自然资源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冲突的问题，是在自然资源使用过程中，对物权的一种限制，是在私法规范中对权利人的一种环境义务的要求，是对自然资源的一种提前预防和保护。而自然资源损害制度是在损害发生后，如何补救、赔偿、恢复的制度，是一种事后救济。自然资源损害名称的选择可以更好地体现自然资源损害制度与物权制度的契合，两者构成自然资源的利用、救济一体化制度，体现了环境保护的理念在民法领域的贯彻以及环境法与其他法律部门的衔接。
三、自然资源损害的内涵界定
自然资源名称的确定是为了建立完整的自然资源的损害赔偿救济制度，而制度建立的前提是明确自然资源损害的内涵。在这方面，美国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借鉴。美国从七十年代初开始的立法至今已形成了由Cwa、CeRCLa以及opa和相关的损害赔偿评估规则构成的较为完善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规则体系。[19]因此，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美国的规定对自然资源损害进行界定。
（一）自然资源损害的内涵界定
1.自然资源的界定
自然资源损害界定的前提是明确“自然资源”的含义。对自然资源的理解应持广义，结合我国法律的规定，③将“自然资源界”定为，一定时间条件下，对人类具有价值的，能够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的自然环境因素的总和。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湿地等。这一内涵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含义：第一，自然资源具有整体价值。自然资源的功能和用途的多样性决定了自然资源除了具有显而易见的经济价值外，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自然资源可以满足人的物质利益、生态利益及认知的需要，有利于维护自然界里的生态平衡。具体来讲，这三种价值的表现形式为，一是可直接作为商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资源产品，体现的是直接使用价值（经济价值），例如森林提供的木材和各种林副产品及其合成品；二是虽不能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却具有潜在价值的资源，体现的是间接使用价值，例如森林所提供的防护、减灾、净化、涵养水源等生态价值；三是那部分能满足人类精神文化和道德需求的资源价值，体现的是存在价值和文化价值，例如自然景观、珍稀物种、其它自然遗产等的价值。[18]自然资源的整体性，决定了三种资源价值的不可分割性，一旦自然资源受到损害，其整体价值也将受到影响。第二，自然资源是客观存在的，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可由人类直接独立支配的天然之物，能够被法律所调整。但自然资源的范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法律所保护的自然资源的范围只能是一定时间和条件下的。第三，自然资源与财产的关系。自然资源与财产有区别又有联系。一方面，自然资源是天然存在的，与整个自然环境或自然环境要素之间具有相互的生态联系。受到自然资源损害制度保护的自然资源应当是自然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与其他组成部分和整个自然环境之间发生长期的、相对稳定的相互作用或相互联系。人们为了满足其经济需要和其他需要而由人工繁殖、饲养的家畜、家禽等只能被当作财产。另一方面，在传统民法领域，人们在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往往关注的是其经济价值，对损害的救济也是将其作为财产来进行赔偿，而自然资源损害就是将其作为环境要素，关注自然环境本身的价值。有些没有被民法纳入财产范畴的自然环境要素，只要对环境造成影响，也应得到救济。
2.自然资源损害的界定
自然资源损害是指由于环境侵害行为造成自然资源本身的重大不利变化，包括自然环境的改变、恶化、部分或全部的被毁坏、功能的丧失等。这种功能不仅包括经济意义上的功能还包括生态、社会和美学等价值上的功能。环境侵害行为④包括环境污染行为和环境破坏行为。自然资源损害的范围可以从损害结果及其与产权的关系来具体界定（具体见图2）。自然资源损害以造成损害的结果划分包括两种形式：第一，是环境破坏或环境污染行为，造成自然环境损害的同时，以自然资源为媒介造成人身、财产、健康等利益损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依据现行私法上的规定，侵害人的损害赔偿义务总是以个体的权利、法益、或者财产利益受侵害为前提。《侵权责任法》也将人身或财产损失作为责任的构成要件之一。但对个人利益的损害进行赔偿，也体现了防止环境破坏这一社会共同利益的保护。因为如果毁损他人财产的同时也对自然或者环境进行了破坏，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的承担，可以间接地对自然环境起到恢复和保护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传统的侵权救济，要求对方承担的只能是自然资源作为财产的经济价值，如环境污染造成了树木的死亡，那么树木本身市场价值的估算属于传统侵权法可以救济的范围，但树木作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的生态价值以及审美价值在传统侵权领域得不到救济，这一部分损害属于自然资源损害。第二，只造成了自然环境本身的损害不涉及其他利益损害的情况下，侵害人也仍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这部分损害完全属于自然资源损害，包括对自然资源本身的生态、社会、美学等价值的损害。产权的确定与自然资源的保护具有重大关系，所有适用于环境保护的方法最终都建立在财产权的基础上，如果缺乏某种财产权制度，资源退化和环境污染将不可避免，产权的确定为损害的救济提供了权利基础。在产权中最重要、最核心的是“所有权”。以产权是否明确，可以将自然资源划分为产权明确的自然资源和产权模糊的自然资源。第一，产权确定的自然资源按所有权划分，可分为国家、集体、个人所有自然资源。在我国，《宪法》、《物权法》等规定了森林、矿山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一般认为，根据《宪法》、《物权法》和《自然资源法》的有关规定自然资源权属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二元所有制结构，但《森林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城镇居民和职工在自有房屋的庭院内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集体或者个人承包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承包后种植的林木归承包的集体或者个人所有；承包合同另有规定的，按照承包合同的规定执行。集体林权改革后，⑤通过明晰产权，也有部分林木所有权归农民所有，这些林木除是民法上的财产外，也具有生态功能属于自然资源，因此，存在一部分属于个人所有的自然资源。第二，产权模糊是指产权未明确，不等于模糊产权或产权虚位。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自然资源主要是国家和集体所有，以国家所有为主导，国家和集体所有会出现所有人虚位的问题，但所有人的虚位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国家和集体的管理机关、代表机关或组织基于所有权能够寻求私法上的经济价值损害的救济。而产权模糊的自然资源是指法律未规定权属的自然资源和未确定权属的自然资源即权属存在争议的自然资源。以产权划分，自然资源损害的范围包括：第一，对于产权确定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作为财产，造成自然资源本身的损害一方面会导致权利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其可基于权利受损提讼要求救济。但环境受损不能单纯以所有权这一法律属性来提起请求权，因为自然资源具有两重性，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又是环境要素，自然环境是一种不隶属于任何个人的，而原则上对任何人都开放的，用于人类共同使用的“公共产品”，其生态等非经济价值并不单属于私人所有，因此，如所有权人不提起或不能诉讼，将会导致公共利益的损害，这部分的损害属于自然资源损害的范围，需要特殊的诉讼机制进行救济，对于这部分公共利益的损害属于自然资源的损害。第二，对于产权模糊的自然资源，如不合理利用风能、光能等气候资源，⑥造成环境损害的，损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是人类共同的利益，当然属于自然资源的损害。
（二）自然资源损害内涵界定的意义
1.明确提出损害赔偿的主体
对于自然资源的损害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利益的损害，⑦需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对于公益诉讼的原告，学者的论述已有很多，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也规定了：“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但何为“法律规定机关和有关组织”仍有不同认识。通过以上对产权与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关系的界定可以看出，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虽不是所有权制度，但提出损害赔偿的主体需考虑所有权问题，当自然资源所处产权状态不同时，提出赔偿主体也应有所区别。对于国家及产权模糊的自然资源损害，由于此类公共利益的损害，没有所有权排他性及与私权如何接洽的问题，对于该类公益诉讼的原告，笔者赞成“限定性二元主体机制”，[19]应为环保非政府组织及特定国家行政机关。但对于集体所有及个人所有自然资源损害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上文提到自然资源与民法中“物”、“财产”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因此当自然资源损害发生时，个人是否可以在提起私益的损害赔偿诉讼时，一并提起公益诉讼。⑧笔者认为，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在诉讼目的、诉讼程序、诉讼费用的承担等各方面都有不同，民事诉讼法也并未将个人列为公益诉讼的原告，因此，不宜由个人在提起私益诉讼的同时提起公益诉讼。第二，上文在对自然资源进行界定时指出，自然资源的三种价值具有整体性，因此当集体或者个人所有的自然资源遭到损害并造成财产损失的情况下，通过私法的救济，自然资源所有人得到了赔偿，并用赔偿达到了恢复自然资源本身经济生态等全部价值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资源损害得到了间接救济。笔者认为，此时不适用公益诉讼制度，即对于集体及个人所有的自然资源损害，政府机关及非政府组织提起公益诉讼的前提是所有人怠于提讼或提起私益诉讼并不能达到救济自然资源生态等其他非经济价值的目的。第三，集体所有作为我国特有的所有权制度，自然资源集体所有在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对于单纯造成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损害，而无其他财产损失的情况下，应赋予集体组织的代表机关如村民委员会以公益诉讼资格。因此，对自然资源内涵的厘清可以更加明确提起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主体和条件。
2.将自然资源损害作为环境损害中的一类单独损害，明确自然资源损害赔偿范围
随着环境问题的严重，我国立法中也开始关注对于环境本身的损害，我国现有法律中涉及到自然资源损害的法律规定主要如表1所示。从以上法律规定可以看出，第一，我国法律已经逐步认识到对自然环境本身保护的必要性，而环保部的规定将生态环境损害单列，这表明了自然资源损害应作为一类单独损害已经引起立法的重视及一定程度的认可；第二，对于自然资源损害的赔偿范围逐步明确。《海洋环境保护法》及《国务院关于核事故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批复》都只是提及责任者要对海洋生态、环境受到的损害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司法解释及环保部的规定将范围具体扩大到已实际采取或者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及损害评估费用等，具有操作性。但由于对名称及内涵的认识不清，对该类损害的地位及与传统侵权法中损害的关系并未有清晰界定，对于损害的赔偿制度更没有进行系统而全面的规定，我国现有规定仍有很多不足：第一，对于该损害的名称命名混乱，对其内涵更没有的具体界定；第二，对赔偿范围作出具体规定的为司法解释或法规性文件，位阶较低，且赔偿范围并不明确，环保部的规定又仅仅将生态环境资源损害单独列出，但在法律适用中却将其排除在外，未列入评估办法适用的范围。因此，要建立完整的自然资源损害赔偿制度的前提就是明确自然资源损害的内涵，并以此来界定损害的赔偿范围：第一，自然资源损害赔偿的一般范围，应为恢复自然资源损害所需的必要费用，自然的生态功能或其他功能恢复期间对公众造成的损害，评估损害的费用；第二，在自然环境不能修复或恢复及有必要时，应由法官决定由责任人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损害，其本质就在于补偿损害，以求其结果如同损害事故未发生。但一方面，有些自然环境损害造成后现有技术并不能进行修复或替代性恢复。另一方面，损害赔偿仅仅具有补偿或赔偿的功能，再加上侵权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那么责任人采取预防措施的动力是不足的，责任人会做出符合其经济利益的选择。因此，损害赔偿应具有惩罚性质，应以惩罚达到预防的目的。自然资源损害的惩罚性赔偿的决定权应给予法官，由法官进行自由裁量，在认为有必要时，要求责任人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法官在自由裁量时应考虑的因素有：环境侵害行为是否违法；该行为对环境的危害性；责任人因该行为而获益与守法经济成本的关系；责任人的违法历史；责任人的守法意愿；支付赔偿对行为的影响有多大等。
3.有利于构建完整的自然资源保护法律制度
杜群教授早在《环境法融合论》一书中提出，环境法应回归广义环境法的概念，主张环境和自然资源趋同的过程，可以用“环境资源化”、“资源生态化”和“环境与资源趋同化”来概括；这个趋同过程恰好反映了作为法律保护客体的“环境”和“自然资源”在自然属性上形成融合的统一的客观本质。[20]笔者同意此观点，对自然环境本身的保护，对生态环境及生态功能的关注，不体现在对法律或者制度冠以“生态”的名称，而是回归法学领域，在环境法律体系中渗入生态价值的理念，构建全方位的对自然环境进行保护的法律制度。具体来讲，完整的自然资源保护和救济法律制度包括：第一，环境损害责任（赔偿）法的建立，⑨其中对自然资源损害应做出专门规定，对自然资源损害的内涵范围等作出明确规定，与侵权法、诉讼法等相关法律部门进行衔接；第二，在“自然资源法”法律群中体现对自然资源生态价值、审美价值等的重视，在资源开发、利用、保护、管理方面将资源的生态等非价值放在经济价值之前，生态价值优先；第三，完善各自然资源防治法律制度的建立，我国已经有一系列污染防治的法律，如《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但在这些法律中对自然环境本身损害的关注不够，且这些法律仍不够完善，如我国土壤污染问题严重，但却无相关专门法律如《土壤污染防治法》来进行规制，因此，应对通过现有法律的完善，使自然资源防治修复法律体系更加切实有效。
四、结语
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8
通过东江湖库区当前以水为核心的资源环境的健康状况调查，构建水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运用主客观赋权法，测度了2001—2011年东江湖库区水环境的承载力，结果表明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呈现整体稳定伴有小幅度下滑的趋势，资源环境与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可能存在不协调的状况。在此基础上，对东江湖库区资源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及其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度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东江湖库区2001—2011年期间大多数年份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为中度协调，部分年份出现了初级协调、勉强协调的情况；库区的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之间协调程度不高。最后，提出了推动东江湖库区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水环境承载力；协调发展；东江湖库区
东江湖库区位于湖南省南部郴州资兴市境内，是国家“六五”重点能源工程——“东江水电站”的蓄水水库，拥有81.1亿m3优质水源，是湖南省唯一、全国少有的大型优质水源，是“长株潭”两型社会综合改革试验区的战略发展资源。东江湖大量的优质水源，更是承载这一带生态环境的基础。东江湖库区的保护，不仅指保护水资源，更是意味着对库区内整体生态环境的保护。我国政府十分重视东江湖库区的保护工作：2002年3月，《湖南省东江湖水环境保护条例》的正式施行，让东江湖成为全国第一个受专门立法保护的人工湖泊。10年后，东江湖被纳入全国第二批湖泊生态环境保护试点范围。2013年，东江湖入选国家重点支持湖泊。东江湖库区不仅要受保护，也要发展。长期以来，为了支持东江湖库区的保护工作，库区居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库区内往往是“有田不能耕”、“有水不能渔”、“有林不能用”、“有矿不能挖”。大量退耕还湖、网箱上岸、后靠的移民，由于没有了经济来源而生活困难，而政府对其的补贴不能完全及时到位，库区居民保护东江湖的积极性受到打击，东江湖库区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限制。要处理东江湖库区资源环境的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使当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实现协调发展，在当前背景下，探索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的状况很有必要。
1文献综述
关于水环境承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我国，国外相关研究较少，一般是在可持续发展相关文献中简要地提及，并未对水环境承载力进行系统的专门的研究。在我国，郭怀成、彭静、曾维华对水环境承载力的定义进行了细致的研究［1-3］。学者们普遍认为水环境承载力是指某一区域某一时期内，特定社会生产条件及经济发展水平下，以水为核心的资源环境有机整体在自身结构、功能不受破坏的前提下所能提供的承载人类社会活动的能力。它不仅仅是指水资源本身的承载能力，还包括以水为核心的、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由于水环境承载力研究涉及的范围广、内容较为复杂，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水环境承载力在传统的评价方法基础上进行了综合与创新，并提出了大量的量化水环境承载力的研究方法，包括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多目标决策法、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法以及人工神经网络模型法等等。不同的学者在研究不同对象时会针对性地采用不同的量化方法，也由此选择有针对性的指标［4-9］。1966年，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首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用系统分析的方法论证了经济与环境的相互关系［10］。1973年，mishen提出Satiation论点，认为经济的发展会受到资源环境的约束［11］，之后我国的袁旭梅、白华、刘耀彬等对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协调开展了研究［12-14］。以上研究在水环境承载力的量化、指标选取上缺乏统一的方法与标准，大多选取相对量的指标、契合研究对象的针对性的指标，缺乏定性与定量结合的评价标准，即水环境承载力能力高低划分的研究还有待发展。水环境承载力的评价可以反映区域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契合程度，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
2.1东江湖库区的基本情况及环境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东江湖库区地处113°08′e~113°44′e，25°34′n~26°18′n之间，总面积4719km2，库区包括资兴、汝城、桂东、宜章四个县市，52个乡镇。水域面积160km2，总库容91.48亿m3，是湘江上游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人工湖泊，在发电、防洪、旅游、生产生活用水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入湖河流包括浙水、滁水、资兴江、沤江和淇江等，其中二级支流浙水、沤江的上游分别处于汝城和桂东县境内。水环境承载力评价是联动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动态变化的综合性评价。在综合考虑东江湖库区的现实情况后，水环境承载力评价模型应包括水环境承载力水平（a）；资源子系统（B1）、环境子系统（B2）、经济子系统（B3）、社会子系统（B4），以及具体的评估指标体系。
2.2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数据来源及水平测算综合考虑数据的代表性、可获得性以及后续对策建议的可操作性，本文选取2001—2011年资兴、汝城、宜章、桂东四地的数据进行综合计算，得出东江湖库区2001—2011年的水环境承载力水平。所有数据均来源于2002—2012年《郴州统计年鉴》。在灰色物元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水环境承载力各评价系统进行主客观赋权，以有效避免由人工直接赋权而导致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结果的主观性；同时计算得出的各评价子系统和评价指标的权重，在科学赋权方法的使用下，更能反映出东江湖库区的水环境承载力的实际情况。首先构建判断矩阵，将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各子系统对水环境承载力的重要程度进行两两比较，然后听取专家意见，认为资源与环境子系统比经济和社会子系统更重要，重要程度之比为2。建立判断矩阵后，计算得到各个子系统在水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中的权重。经计算，得出各指标在各子系统中的权重以及在总系统中的权重，据此构建水环境承载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见表2。
测算结果中占权重较大的指标，既有来自资源环境层面的，也有来自经济社会层面的，表3水环境承载力的测算结果较为理想，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东江湖库区的情况。现对权重较大的各指标进行分类分析：①涉及到区域人口数量以及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人均水资源量（0.0873）、人口密度（0.0592）、人均水田耕地面积（0.0469）、人均水库养殖面积（0.0446）、城市化率（0.0403）等，这些指标的权重系数较大，揭示了库区人口的增长，给当地环境、资源带来了一定的压力，易导致资源分配不均甚至稀缺的问题，对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水平影响较大；②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及水资源开发程度有关的指标：乡办水电站发电量（0.0842）、工业废水中CoD排放量（0.0821）、单位农作物播种面积农药使用量（0.0745）、工业废水达标率（0.0557）等指标的权重相对较大，也揭示了不论是人类对水资源的开发还是农业、工业等产业发展活动，都会对东江湖库区资源环境，尤其是水资源造成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农业养殖、工业发展中废水的排放，会直接影响水体，进而影响水中有关生物及水体周围的自然环境；③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第三产业占GDp比重（0.0483）、农业产值占GDp比重（0.0415）等指标权重较大，反映出东江湖库区采用何种发展模式，与库区资源环境保护水平息息相关。若是采用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极易降低库区水环境的承载能力；反之，如果改革转型，走绿色发展的道路，既保护了东江湖库区资源环境，也能提高其水环境承载力水平，由此更好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当地自然资源环境条件，更多的是与库区周边的人类经济社会活动有关。通过测算，得出东江湖库区2001—2011年的水环境承载力水平见表3。
由表3可知，东江湖库区资源子系统、环境子系统与水环境承载力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说明区域水资源的丰沛程度、区域水环境的好坏与水环境承载力密切相关。而经济子系统总体呈现波动上扬的态势，社会子系统则因人口密度增大，城镇化的不断提高而呈现缓慢下滑的趋势。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水平在2001—2011年期间，整体波动幅度不大，大致保持在（0.5，0.7）的区间范围内，说明这些年间，政府采取的针对东江湖库区的保护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结合11年间各个子系统水平的大致走势以及2011年的数据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尽管环境子系统在2008—2010年间有小幅度的改善、社会子系统在2010—2011年间有所上升、经济子系统总体呈波动上扬态势，但总体来说，其余子系统及水环境承载力整体均呈现下滑的趋势，可以看出东江湖库区局部水质恶化、水环境污染加重的情况仍然存在。为了更加直观明了地反映东江湖库区历年来水环境承载力水平变化情况，不考虑四个子系统的变化走势，绘制图1。由图1看出，2001—2011年间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波动幅度不大，但整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其中，最大值为0.7103，最小值为0.4924。关联度介于0和1之间的，越接近1，承载力水平越高。参照这个标准，会发现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水平并不是很高，仅处于中等水平。水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反映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的复合生态系统的指标，水环境承载力水平不高的实证结果，意味着东江湖库区近年来资源环境与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可能存在不协调的状况。故本文将在原有水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为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两大模块，对两者的协调度进行深入分析。
3东江湖库区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
3.1资源环境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发展水平的计算
3.1.1无量纲化处理。为保证计算结果的科学性、客观性及准确性，对各指标的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的处理，即标准化处理，使各指标数据最终值落在［0，1］区间内，且使其离散程度标准差最小。
3.1.2确定权重。按照层次分析法的思路确定指标权重。在听取了相关领域专家意见后，根据知识与经验对每一项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打分，确定各个指标间的相对重要程度，并结合使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权重，最终将这两者进行综合运算，得出各指标的最终权重值，见表4、表5。
3.2结果分析①从总体上说，2001—2011年期间，东江湖库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呈稳步上升趋势，其中2008、2009和2011年增长速度分别为17.04%、7.81%、10.31%，资源环境水平则呈现为整体逐步下滑的趋势，最高值为2002年0.7526，最低值则出现在2011年，仅为0.2241。②由图2可以看出，2001—2008年期间，东江湖库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均低于资源环境水平，两个系统之间的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减小；在2009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略高于资源环境水平，达到两者差距最小；2011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超过资源环境水平0.2个单位。
4结论与建议
实证过程中发现2001—2011年东江湖水环境承载力水平整体波动不大但存在个别年份水环境承载力有所下降的情况，表明东江湖库区保护工作仍任重道远；经主客观赋权这一科学方法计算得出的水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中，可以看出东江湖库区本身的气候气象，当地工业、农业的发展水平，对东江湖库区水环境承载力水平的影响较大；经过协调发展度的测算，可看出近十年来，东江湖库区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并未达到足够协调的程度，其中大部分年份都是社会经济发展滞后于资源环境的保护，表明当地政府为了保护东江湖而牺牲了应有的发展，损害了库区居民的利益。为了东江湖库区的长远健康发展，改善库区协调发展水平，从加速经济发展、重视生态补偿及生态保护、各县市加强协作等方面，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推进东江湖库区资源配置市场化，打造产业联盟。东江湖库区拥有81.1亿m3的优质水源，在不破坏东江湖库区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将可以利用的资源整合起来，逐步合理地放宽东江湖库区资源配置途径，与其他地区形成产业联盟，将东江湖库区的“输血”功能最终转换为“造血”功能，推进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第二，推进东江湖库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制化水平，积极修订与完善生态补偿机制与办法。东江湖库区居民为保护当地生态环境致使自身发展的利益受到损害，但因东江湖优质水源而受益的中下游城市却没有做出任何补偿。因此需尽早出台及完善针对东江湖库区的科学合理的环境保护法、生态环境保护法、生态补偿法及生态补偿条例，给东江湖库区生态补偿机制的落实奠定法律基础。第三，加强东江湖库区生态环境治理。为加强林业生态保护，东江湖库区中大部分的林木资源已被划分为生态公益林，禁止库区居民随意砍伐，国家对公益林的补贴价格是10元/亩•年，这个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为此，需要进一步提高生态公益林的补偿标准。此外还需加大对东江湖库区内污染源的整治力度，建立污水处理的基础设施，建立垃圾回收及分类处理制度。第四，库区内各县市间加强沟通协作。东江湖库区包括资兴市、宜章县、汝城县和桂东县，各个县市之间由于自身地理位置、人文环境的不同，如今发展势头各不相同，能够利用的资源也是各有差异。其中，资兴市是发展较为迅速的，是东江湖库区保护的主要牵头县市；汝城县和桂东县均为部级贫困县，可用资源有限，本地发展实力有限。在东江湖库区协调发展的过程中，四个县市之间需要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积极打造东江湖库区整体发展的规划，全面推进各县市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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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0YJC790178。
摘要：一般就产权的制度效率而言，私有产权优于公有产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有产权就一定是低效的制度安排。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特征决定了多数环境资源需设定为公有产权，提高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配置效率，实现有效的环境治理，是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通过对环境资源公有产权在政府间多重委托关系及其行使展开制度分析，本文探讨了影响环境资源产权有效性的因素，并提出了保障环境资源公有产权有效性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委托；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分析
中图分类号：F0621文献标识码：a
长期以来，我国环境资源开发、利用的低效既破坏了生态环境，也恶化了区域环境质量，如何寻找有效的环境治理对策，以构建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一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难题之一。根据产权经济学理论，产权安排是决定资源配置效率的决定因素。环境资源稀缺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由此产生的环境资源的分配与利用问题，需要利用产权理论去解决这些现实问题。因此，对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效率的研究无疑需要对环境资源的产权安排展开探讨。由于受思想观念的束缚，我国往往将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研究视为“”。从已有的文献资料看，学界较少利用制度分析的方法对环境资源公有产权展开深入的研究。我国部分地方多年来对环境资源近乎掠夺式的开发，导致生态系统受到破坏、区域环境质量恶化的严峻现实，已说明单纯从技术、政策层面不足以有效遏制环境资源的破坏与浪费。这就需要重新审视我国的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及其运行的制度环境，从制度层面寻找治理对策。
一般就产权制度效率而言，私有产权比公有产权更有效率，但这并不意味着公有产权就一定是低效的制度安排。只要与公有产权相配套的制度基础比较完备，公有产权的制度设计也可以达到高效率目标。因此，公有产权是否有效取决于与之相配套的制度基础完备是否。产权制度安排与产权制度运作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律体系仅界定产权的初始状态，但产权在经济运行中具体怎样运用，法律体系是不能预先设定的。本文公有产权的有效性不是指公有产权这种全民所有的法定占有形式的有效性，而是指公有产权的运作方式，或具体实行方式的效率与实现政策目标的程度。公有产权的有效性是依赖于一系列的制度条件，就环境资源产权而言，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其公有产权的有效性是不同的。
一、我国环境资源产权的委托关系
（一）委托的相关理论
委托关系是随着生产大发展和规模化大生产的出现而产生的，由于委托人与人的效用函数不一样，委托人在委托关系当中追求的是自己的财富最大化，而人追求的是自己的工资津贴收入、奢侈消费和闲暇时间等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这必然导致两者的利益互相冲突。在没有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安排下，人的行为很可能最终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委托理论试图通过建立经济模型，主要解决这样一类问题[1]：委托人想使人按照委托人的利益选择行动，但委托人不能直接观测到人选择了什么样的行动，能观测到的只是由人的行动与其他的外生的随机因素共同决定的一些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人行动的不完信息。委托人的问题是如何根据这些观测到的信息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因此，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不管是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都普遍存在委托问题。在利益相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委托理论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委托人如何设计最优契约激励人。由于我国环境资源公有产权是由政府来行使的，是通过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授权实现的，可以运用委托理论分析我国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运行效率。
（二）环境资源产权的委托关系
所有权安排是产权制度安排的核心，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特征与正的外部效应，决定了在产权归属上将环境资源界定为公有产权是较合理的。我国宪法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我国的各种矿藏和水流全部属于国家所有，而森林、草原等其他资源则不完全是国家所有，也有一部分存在集体所有，“在对资源性资产管理上，我国实行的是国家所有的基本模式，即国家作为出资者，在经营单位中按照明晰的产权关系依法取得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等，按照市场经济的市场运行规律经营其资产”[2]。
我国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国家管理模式，决定了我国公有产权的环境资源的管理、开发、利用中存在多层委托关系。“对社会来说，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委托是一种法定和全权委托，国家所有权和社会或全民所有权基本上是等价的，国家是一个产权机构”[3]。我国的自然资源属于全民所有，由国家代为管理，但国家是个抽象的主体，自然资源的国家管理实际是由国务院的政府职能部门管理。国务院职能部门与地方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对口垂直管理关系，使国务院将有关自然资源管理权分解，委托中央政府各职能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管理自然资源，中央政府各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不可能完全控制和直接管理这些自然资源，必须将一些管理权限委托给下级政府来对自然资源进行直接管理。各级政府通过授权给相应的国有资源资产管理公司，由其代为管理。通过纵向上各级政府之间对自然资源管理权的层层委托，与横向上地方政府对自然资源管理权的“分摊”，导致表面上自然资源有明确的产权主体，但实质上国有产权被虚置或弱化了；表面上人人都拥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实际上人人都不拥有其所有权。因此，自然资源所有权的层层委托行使，造成我国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被层层分割为各级政府所拥有。
二、我国环境资源产权有效性的制度分析
我国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有效性既取决于这种多层委托机制的效率，也与公有产权运行的相关制度环境有关。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初始委托人的目标与最终人的目标不一致，整个链条存在高昂的成本，以及底层委托关系的设租与寻租等腐败。政府间委托链条越长、信息不对称越严重，中央政府与基层政府目标差异越大。就作为委托人与人双重角色的各级政府部门而言，其目标并不一定是整个社会福利极大化，地方政府可能会追求并实现其自身的目标，层级越低的政府越有可能倾向实现自身的目标或利益，而不是全社会福利极大化的目标。
根据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委托关系实质就是一种契约关系，社会大众与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是一种政治契约关系。如果要求自然资源公有产权运行有效，作为初始委托人的社会大众必须是可以作为契约的一方来谈判、签约，行使契约规定的权利，履行契约规定的义务。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体民众，尽管是环境资源在法律上的最终所有者，同时也是环境资源公有产权运行链条中的初始委托人，由于较高的组织成本与“搭便车”动机的存在，社会民众无法组织起来与其初始人谈判、订立契约。即使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民众可以推选自己的一个代表，但也无法将社会大众的个人偏好汇总为社会偏好，而且这一汇总的社会偏好也无法准确表达。所以，初始委托人不可能获取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剩余索取权，社会大众也就没有动力去监督环境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就社会公众与政府之间形成的第一层委托关系而言，作为初始委托人的人，政府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垄断性，社会公众无法退出与作为人的政府之间的委托关系，也不可能对人构成有效的“选择威胁”。由于政府较少受到作为人制约，委托人的目标实现有可能受到偏离。我国的自然资源由国家代为经营、管理过程中形成多层级的委托关系，是一种政府间的行政上下级关系，委托人和人都因为上下级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无法相互选择进入或退出，致使每一层委托关系都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相互间不能形成对对方的稳定行为预期；每一级人会利用其行政身份，努力追求其政府自身收益的最大化，并不能满足委托人的剩余索取权的实现；每一级委托人对其人的激励与约束主要是从“政绩”角度要求，而不是从实现环境资源的生态效应与社会福利最大化方面的考虑。
另外，公有产权发挥作用的制度基础建设滞后，自然资源公有产权的全民所有演变为实际政府拥有所有权，进而导致环境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低下。很多自然资源的开发片面追求经济效益，而忽略了自然资源的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自然资源继续沿用传统的‘谁开发、谁所有、谁受益’的管理模式，形成了无偿、低价、无序开发利用的状况，国家的所有者权益得不到充分的保障，造成国有自然资源的低效率利用和国有资源资产流失严重”[4]。所以，“环境资源公有产权隐喻政府对环境资源产权的转让、使用实行政府管制的必要”[5]。与市场机制相比，政府管制有效的假设前提是政府可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并且管制成本较低。但是，政府不能拥有自身利益，否则会出现管制失灵。由于这些假定在现实中并不完全成立，致使政府管制并不总是有效的；政府对行使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管制也会出现腐败，从而导致环境资源公有产权运行出现低效或失灵。我国一些地方政府低价转让资源的开采使用权，资源的开采使用权价格中并没有包括生态环境修复成本，这种资源使用权的低价转让反映的是、利益输送与转让等各种腐败现象[6]。环境资源使用权的低价转让使资源开采获取的收益归企业所有，而环境破坏、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成本与损失由整个社会承担，导致环境资源的使用与收益不对称、利益与责任不对称。所以，我国自然资源公有产权是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低效的。
三、保障环境资源产权有效的制度构建
我国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失效，除了与其自身的产权结构有关、产权市场发育不完善外，公有产权委托运行的制度基础不完善，也是影响公有产权有效性的重要因素。为改善我国环境资源产权制度的运行效率，以促进环境资源有效开发、合理利用、保护环境资源，在相关制度建设方面需要通过顶层设计，完善我国环境资源公有产权委托行使的制度基础。在宏观制度环境方面，通过在各层级政府间多重委托来行使环境资源公有产权，能否保护环境、实现社会福利极大化，除了需要减少或消除各层级政府间成本，设计委托人与人目标相一致的责任与风险共担、激励与约束相容的机制外，主要依赖于、投票机制与退出机制等制度条件。
（一）秩序
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失效就是约束政府规则的失效。要保证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有效性，需要通过制度途径制约政府在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委托代使过程中的自利行为。如果没有，政府的行政权不受制约，行政权既可以剥夺私人产权，也可将很容易侵吞公有产权，甚至将公有产权转变为部分人所有的危险。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界定政府权力边界，防止政府利用行政权力为政府或私人牟利。在产权领域，秩序的缺乏最严重的可能后果是私有产权不受保护，政府随意将私有产权转为公有产权；甚至在公有产权的外衣下，公有产权最后演变为特权阶层所有，形成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所以，建构秩序是保障我国环境资源公有产权制度有效运行不可缺乏的重要制度条件。
（二）投票机制
投票机制是社会大众通过用手投票表达民意，要求政府官员的任命与晋升受到民意的约束，对政府及官员的行为实施监督，用民众的权利制约政府的行政权力，塑造对下而不是对上的责任机制。环境资源公有产权制度是通过政府间的委托来实施的，政府间委托的实施机制能否有效，能否真正实现生态效益，实现社会福利极大化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行为多大程度上受到民众权利的制约，官员对下负责的责任机制健全与否。政府的行为目标并不总是与社会所期冀的目标相一致，投票机制是影响二者能否一致的重要因素。投票机制不完善导致的权利表达机制与权利制约机制低效，最终会出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被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目标所取代。环境资源公共物品与正的外部效应特点决定了我国的自然资源实现全民所有的公有产权制度，而这种公有产权制度是由政府间多层次的委托来实施的。因此，我国自然资源的能否高效开发与利用，维护生态环境效益，实现社会福利极大化的目标，通过健全投票机制，建立政府对下负责的责任机制与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约机制等，无疑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三）退出机制
退出机制是居民通过根据所在地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与税负等因素，自由迁徙选择居住地。通过退出机制使地方政府之间产生竞争，对政府施以竞争压力。所以，退出机制的实质是“用脚投票”。自然资源公有产权制度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如果某一区域环境破坏、环境质量下降，居民可以迁出来促使地方政府以生态环境效益为重，减少环境资源公有产权的委托行使过程中的机会主义与利己动机。西方发达国家国家实行的退出机制，形成了对地方政府的竞争压力，从而促使地方政府对选民负责、保护生态，为选民提供优良的环境质量，充分说明退出机制对保障环境资源公有产权制度有效的作用。除此之外，完善的法制也是影响环境资源公有产权制度，通过委托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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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环境的关系篇10
关键词：工业园区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6）11（a）-0060-03
1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类型
指标是指研究客观事物的一种手段。它是从事物内在结构和外部状况抽象出来的，以数据、符号或形容词等来表达，使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以便人们理解事物的本质。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需要大量定性和定量指标加以描述和评价。从功能上看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指标体系是为了分析和解释规划对环境、社会和经济影响，而将各种相关指标按一定结构形式组织起来的系统。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指标体系很多，常见的可分为以下三大类。
（1）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反应（DpSiR）指标体系。（2）生命周期评价（LCa）指标体系。（3）基本的指标体系。
该研究使用基本的指标体系对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进行评价。
2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方法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指标体系涉及全球和地方性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指标，还涉及特定的专项或区域规划与计划评价的各种因子。因此，一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评价指标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但是往往受实际可获得的信息和经费、人力资源和技术水平限制，而只能筛选出若干个主要指标进行评价。
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主要方法有文献查阅、类比分析、专家咨询以及公众参与等。其中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可以帮助解决指标之间相关性的问题。指标权重的确定可以用层次分析法、主观评分、灰色关联等方法进行。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建立流程见图1。
3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步骤
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步骤如下。
3.1背景调查
背景调查是实施评价具体工作的起点，背景调查的目的是了解环境现状，辅助识别环境问题和为影响预测和监测提供信息。一般情况下，背景调查包括自然环境调查、社会经济调查、生态与资源环境调查和环境政策研究。
3.2规划分析
规划分析是对规划本身进行系统分析，它是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环境影响因子识别、影响途径和影响程度定性判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规划分析包括规划一般分析和缺陷分析，规划一般分析从规划内容、组织和过程3个方向进行。规划内容分析是一般分析的重点，工业园区规划的内容分析包括规划目标分析、园区现状分析和规划方案分析，它是针对被评价工业园区规划，以及与其相关的其它规划具体内容进行。
3.3环境问题界定
环境问题界定是在背景调查和规划分析的基础上实现的。界定常用技术为类比法、文献调查、地图叠加、矩阵法、公众参与和专家判断；界定的目的是识别当前的环境问题、规划实施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规划缺陷可能施加的风险、环境与生态敏感区域、与全球可持续性有关的环境问题、具有累积效应的环境问题等，同时还要说明影响涉及的空间单元。
3.4确定环境目标
根据界定出的环境问题，结合文献查阅、评价专家个人判断，初步确定规划所需的指标框架。确定指标要尽可能全面，以备进一步筛选，一般应包括人口、资源与能源、生态与环境和社会、经济5个方面指标。
3.5初步确定环境指标
根据《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试行）、《开发区区域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结合建设项目环评导则及国内外研究，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评价指标主要包括自然环境、资源与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3个方面；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指标主要有园区建设和营运期产生的废水、废气、噪声、固体废弃物等各项评价指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指标主要有破坏植被、改变区域的地形地貌、缩小当地动物的生境、使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各项评价指标；对社会环境的影响指标主要有永久占用土地、交通、景观、人群健康、人口结构、产业结构等各项评价指标。
3.6环境指标筛选与补充
初步确定的指标数目比较多，为避免信息重叠和确保指标的针对性和独立性、全面性，应对指标进行筛选与补充，筛选后的指标体系才是评价中使用的指标体系。
3.7确定指标与建立指标体系
结合工作经验以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应以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层，包括环境指标、资源与生态指标和社会经济指标等3个准则层，每个目标层又进一步划分为具体指标，经筛选与补充后的各类指标依据一定的指标体系概念模型框架分组汇总后就构成了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4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4.1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层次结构的建立
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层次结构，即可具体划分为目标层、试虿愫椭副瓴恪R话闱榭鱿拢工业园区评价指标体系其目标层为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目标层下，按照资源与生态要素、环境质量要素和社会经济要素可分解为具体的准则层，准则层以下又可细分为具体的评价指标。
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范围较大，应尽量选择相对指标，该文考虑到工业园区规划指标体系中重点指标的特点，将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划分为以下层次。
4.1.1目标层
目标层为指标体系的最高层次，确定为工业园区可持续发展。
4.1.2准则层
在目标层下可列准则层，将自然环境质量（B1）、资源与生态（B2）、社会经济（B3）作为第一准则层，第一准则层下可划分为第二准则层，这一层主要包括Bl中的水环境质量（C1）、大气环境质量（C2）、声环境质量（C3）和固体废物管理（C4）4个子统；B2中的自然资源与生态保护（C5）和资源与能源（C6）两个子系统；B3中的工业发展水平及经济效益指标（C7）和其他指标（C8）两个子系统，各子系统分别设置反映其特征的综合性指标。
4.1.3指标层
指标层就是一系列可统计、量化的指标。指标的选择应从区域现状及存在主要问题出发，围绕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的范围和特点，依据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原则进行。该节以下内容即围绕指标层指标的选取及其依据展开。
4.2自然环境质量指标
4.2.1大气环境
主要污染因子为So2、pmi、nox以及其他特征污染因子。所以，选择评价区域主要空气污染物（So2、pm10、nox等）各项平均浓度（mg/m3）、空气质量超标区面积（km2）及占区域总面积的比例（%）、曝露于超标环境中的人口数及占总人口的比例（%）、烟尘控制区覆盖率（%）作为环境质量指标，选择万元工业净产值废气排放量（m3/万元）、万元工业净产值主要大气污染物年排放量（t/万元）、工业园区主要空气污染物排放量（So2、pm10、nox、o3等）作为控制指标，选择主要工业区及重大工业项目与主要住宅区的临近度反映居民对工业园区在空气影响方面的主观接受程度。
4.2.2水环境
选择区域行业主要水环境污染物年平均浓度（CoDcr、BoD5、石油类、nH3-n、挥发酚等）（mg/L）、区域水环境溶解氧浓度（mg/L）、集中式饮用水源地及其他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作为反映水环境质量的评价指标，选择万元工业净产值工业废水年排放量（m3/万元）、万元工业净产值主要水环境污染物（CoDcr、BoDS、石油类、nH3-n、挥发酚等）排放量（t/a）、工业废水处理率与达标排放率（%）作为园区水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指标。
4.2.3园区营运期的主要噪声源是源区内工业机械设备运转噪声和生活噪声，根据《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的标准值限，选择工业区区域噪声平均值（dB（a））（昼/夜）作为控制工业区环境噪声水平，反映周围敏感目标对园区噪声的可接受程度。
4.2.4固体废弃物
园区在建设和营运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主要有：建筑固废、工业一般固废、工业危险固废、生活垃圾等，其中以工业危险固废对环境的影响最为严重，因此选择万元工业净产值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t/万元）、危险固体废物年产量（t/a）、作为量化指标；以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作为无害化处理指标。
4.3资源与生态
4.3.1自然资源与生态保护
工业园区的建设、营运对生态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水、气、声以及非污染方面，且影响程度较大，因此从生态保护角度上选取生物多样性指数和区域规划前后的植被覆盖率（%）作为反映区域生态基本状况的评价指标，选取生态敏感区中空气质量超标的面积及比例（%）、主要工业及重大工业项目可能造成的生态区域破碎情况主要工业及重大工业项目所占用的土地面积（km2），其中占用生态敏感区的面积（km2）和主要工业及重大工业项目与生态敏感区的临近度作为反映园区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指标。
4.3.2资源与能源
工业园区的特点是使用资源与能源，所以如何有效地使用现有的资源与能源是关键，该研究选取矿产资源使用量（万t/a）、淡水资源消耗量（万t/a）、化石能源（煤、油、天然气等）使用量（万t/a）、上述资源、能源综合利用率（%）指标反映区域工业及生活方面的资源与能源的使用量与优化，选取新型能源、可再生能源比例（%）指标反映区域资源与能源及废物的资源化利用。
4.4社会经济
选择园区内工业总产值（万元/a）、工业经济密度（万元/km2）、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和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作为工业健康、高效与可持续的发展评价指标，工业园区的建立对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区域社会就业、产业结构调整、人们生活改善等方面，因此，选择对扩大就业的贡献、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贡献、对区域环境条件改善的贡献作为社会影响评价指标。综合上面所分析的指标，建立工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
4.5指标体系的特点
工业园区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目前的研究程度还不深，还没有建立统一规范的评价指标体系。以上指标体系的建立是在参考规划环评中工业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导则、国内外文献资料及国内几个发展比较好的工业园区（如苏州工业园、深圳高新区等）区域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深化、扩展、延伸形成的，该指标体系具有如下特点。
（1）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相结合。在该指标选取时，充分考虑了定量数据和非定量信息相结合的原则，有些指标是定性的，有些指标是定量的，有利于评价的客观性和精确性。（2）正向指标和负向指标相结合。正向指标是指标数值越大对环境保护目标越有利的指标，负向指标是指数值越大对环境保护目标越不利的指标。（3）具有科学性。各指标具有明确的概念，并且具有较好的度量性，便于不同方案之间的比较。（4）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选取的指标大部分都能从规划方案本身或易于从国民经济统计数据、相关部门统计资料中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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