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的天文学知识篇1
一、吴天石对语文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的提出
吴天石指出语文基础知识就是关于字、词、句、篇章这些基础的知识，以及与这些密不可分的语法、修辞、逻辑等知识。加强语文的基本训练，就是加强语文基础知识的训练，而不是其他。在加强语文基础知识的基本训练方面，他主张多写字、多诵读、多练习写作，提高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
二、对现代语文教育的启示
分析现代语文教学改革的成功实践，不难发现，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训练是语文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学生知识的获取、能力的培养与提高都立足基础知识。基础知识就像水渠的源头，只有这个源头扎实稳固了，才能为这个水渠源远流长提供前进的动力，才能使得这条水渠发展壮大。只有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扎实、牢固了，才能推动学生的发展前进。
（一）学生的做法
“双基观”对学生的要求，顾名思义就是要加强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的训练。在现代的语文教育中，我们可以分别从课前、课中、课后提出具体要求。课前：预习要充分。课前预习的环节被绝大多数的学生忽略了，这就体现出了它的重要性。充分的课前预习，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提前做好学习的铺垫，也可以提高学生在课堂中听课的效率。课堂：听讲要认真。教师在课堂上面对的是所有学生，这些学生自身的知识储备可以说是良莠不齐，教师如果想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根据“木桶效应”，大多数教师会在课堂上立足最基础知识的讲授与最基本能力的训练。在45分钟的时间内，教师会选择最基础最精华的东西讲授给学生。课后：复习与拓展并重。在语文学习中，只有对字的熟悉才能学习词汇；只有对词汇的掌握才能造出句子；只有对单个句子的熟练运用，才能写出好的文章；只有对这些基本能力有良好训练，才能进行知识与学习的拓展。
（二）教师的做法
1.立足书本，合理拓展。教师必须立足书本，准确把握课文的内容。抓住重点与难点，整体设计，克服教学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作为教师，我们既不能只照着课本边读边讲，也不能抛开书本天花乱坠。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语文教材无非就是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们当然要讲，而且需要好好的讲，因为这些例子都是经过教材编写人员精心挑选与改动的。但是我们上课，不能只讲“例子”。说是“例子”，无非就是给我们树立一个可以模仿参照的榜样，让我们去学习甚至超越。所以另一方面，教师可以在立足书本的基础上适当做一些延伸，不仅能够起到帮助学生理解记忆的作用，还能增加学生的语文知识。但是，切忌抛开书本。2.练好教学基本功。教学基本功涉及许多方面。首先，语文教师应该写一手好字，做到规范、美观；会说一口普通话，做到正确流畅；会写一般文体的文章，做到内容实在、文字通顺。语文教师还应该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佳作，不断拓宽阅读面和知识面。同时，语文教师必须准确地把握教材、锤炼教学语言，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要做到这些，也是不容易的，是需要花费时间，下一番苦功的。3.立足语文。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的训练，一定要立足语文学科本身。语文课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点，语文课就是语文课，是对祖国语言文字的学习，对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我们不能把语文课上成诸如思想品德、工艺美术这些课程，语文课首先应该姓“语”。
基本的天文学知识篇2
[关键词]高职高专；天然药物化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32.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7210（2008）09（c）-086-02
《天然药物化学》课程是药学类专科层次专业所开设的一门重要的专业课，根据当前人才市场的需求实际，必须进行教学改革，其中教学内容的优化改革是极其重要的。因为，以往的《天然药物化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既包括天然药物化学成分的结构、性质和提取分离等基本知识，同时也包括天然药物化学成分的结构测定和分析等进行天然药物研究的专业知识。因此，在专科班《天然药物化学》教学中，如何根据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学生的特点及需求，合理优化教学内容，使学生既能够较好的接受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又能满足今后工作的需要就变得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对近期社会药学专科人才所掌握的知识需求情况和多年的教学实践，对《天然药物化学》课程教学内容进行如下改革实践。
1根据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优化教学内容的基本原则
《天然药物化学》教学内容优化的基本原则是以专业培养目标为导向，以职业技能培养为根本，满足社会需求，突出高职高专教育特色。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以“必须”、“够用”为度，强调基本技能的培养，同时兼顾不同层次学生的接受能力。
2优化教学内容的具体实施步骤
2.1教学大纲的编写
教学大纲是任何一门课程进行教学活动的总的纲领性文件，优化教学内容首先体现在教学大纲的编写上。因此，在编写教学大纲时，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即在对专科层次药学专业毕业学生对《天然药物化学》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需求情况和现在学生的接受能力进行充分分析的前提下，制订各专业的教学大纲。对于“必须”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一定要强化要求掌握，如：各类天然药物化学成分的结构、性质、提取分离和检识方面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与当前学生毕业后的工作需要密切相关，是药学专科层次学生必须重点掌握的教学内容，大纲中应充分体现，而结构分析和测定方面的有关知识是进行新药开发和研究的基础知识，与专科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关系不大，可不做要求或一般了解。
在编写大纲中，还应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要求有所不同，如：高专班的学生接受能力强，大纲中就要求多一点，而高职班的学生基础差，接受能力也差，大纲要求就少一点，总之，教学大纲要对不同层次学生要求不同，充分体现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
2.2教材的取舍
按照教学一般规律，根据教学大纲选择教材，而任何一本教材都不能做到很完美，在理论课教学实际应用过程中，都需要我们进行适当的取舍，甚至还要有补充。
理论课教学教材的取舍一定要在教学大纲的指导下进行，同一内容在讲授上可以深浅度不同，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注意，不同层次的学生要有所不同，以学生能接受为度。
2.3具体实例的选择
在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既要讲清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同时增加一些恰当的实例也是必须的。因为有些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需要用实例来进一步说明，学生才能理解掌握，或者有时需要一些实例来丰富教学内容。因此，在选择实例时，既要能够达到帮助学生理解教师讲授内容的作用，同时还要直观、通俗易懂、贴近实际生活，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和学习的积极性。如：在讲授《天然药物化学》课程中的提取分离时，一定要借助一些具体提取分离实例来帮助学生理解，我们选择了“芦丁的提取分离”、“小檗碱（黄连素的主要成分）的提取分离”、“大黄中苷元的提取分离”等我们日程生活中常见的中药来进行授课。再如：在讲授各类化学成分时，为了能引起学生兴趣，尽量选择我们生活中一些常用的药物来导入新课，如：讲黄酮时，要用芦丁、银杏叶导课，讲生物碱时用黄连素、阿托品、麻黄碱等。使学生首先产生兴趣，进而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4合理的补充
通常我们选择的教材虽然都是最新版，但是，往往还是滞后于学科的发展，而且，有些教材编写的内容也不是很系统，因此，教师备课时，就需要进行适当合理的补充，以保证整个教学体系的完整和跟上学科发展。如：在讲授《天然药物化学》绪论时，把关于中药现代化的相关知识介绍给学生，使学生了解中药现代化与《天然药物化学》学科密切相关，从而明确学习《天然药物化学》的重要性。再如：物质的极性对于天然药物化学成分的分离鉴定来说是很重要的内容，而教材并没有系统的介绍，为了使学生更好的掌握所授知识，当讲到《天然药物化学》总论时，把有关化学成分的极性比较的知识总结成八条介绍给学生，这样保证了后期各论教学内容顺利完成。
2.5实验教学内容的选择
《天然药物化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为了突出高职高专教育特色，强化技能训练和培养，一方面，增加实验教学时数，使理论与实验的学时比例接近1∶1；另一方面，在选择实验教学内容时，既要包括重要的中药化学成分类型，同时又兼顾本学科要重点要求和训练的实验基本技能，如：煎煮法、渗漉法、浸渍法、回流法、连续回流法、蒸馏法、柱色谱、薄层色谱、纸色谱、液液萃取法等技术和技能都包括在所开出的实验当中。这样，通过开出的几个实验，学生既对所学理论知识加深了理解，又对本学科要求掌握的技能和技术得到了训练。
3小结
基本的天文学知识篇3
关键词：天文；科普教育；四季星空
四季星空是天文普及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教师引导得法，会极大地提高学生对天文科学的兴趣。通过对星空的认识，学生可以形成对周日、周年视运动的感性认识。通过对恒星的了解，学生会对恒星物理性质的多样性，演化的必然性产生理性的认识。
一、星空的季节分期
根据周年视运动的规律，我们可用四季来划分星空，即所谓的“四季星空”。具体是：春季3月至5月，夏季6月至8月，秋季9月至11月和冬季12月至次年2月。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周日视运动规律的作用，四季星空实际适用于该季节的上半夜。
由于广州是北半球低纬度的城市，恒显星区面积只有1710平方度，仅占全天球面积的4.14%，所以在不同的季节，拱极星区的星座会有所变化。如秋季的上半夜，大熊座会位于地平线下。我们可以把仙后座和小熊座结合讲解，既能让学生了解两个星座的相对位置，又能学习由仙后座找北极星的方法。而到了春季上半夜，仙后座沉于地平之下，则要用大熊座来指示北极星了。
二、四季星空的基本教学流程
可将教学流程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分东南西北和天顶五个方位介绍当季星空，使学生能初步了解当季星空的主要星座的相对位置，及寻找和辨认星座的基本方法。第二步：对当季的主要星座进行有特色的深入讲解。简而言之就是“先方位后星座”的教学策略。
笔者用下列表格说明各季节各个方位需要讲到的主要星座。
试以春季星空为例说明第一步的教学流程。
1.指向北方找到大熊座的北斗七星，通过北斗的指极星找到位于小熊座的北极星。
2.从指极星到北极星的连线延伸下去，会找到仙后座。从大熊座顺时针到仙王座，在两个星座之间可以看到天龙座和仙王座。
3.由北斗斗柄的弧线可以找到位于天顶附近牧夫座大角星。大角星北方的5颗亮星构成一个不规则的五边形。
4.由大角星向东可以找到狮子座。狮子座“头部”类似一把镰刀，“尾部”则是由三颗较亮的星组成的三角形。其中最亮的一颗叫“五帝座一”。
5.从狮子座往南会找到室女座，室女座的最亮星叫角宿一。北斗、大角的弧线最终可以落到角宿一的位置。大角、五帝座一和角宿一构成了“春季大三角”。
6.指向南方，我们会找到全天最大面积的长蛇星座。
7.指向西方，冬季星空的巨蟹、双子等星座快要西沉了。
8.指向东方，夏季星空的天秤、蛇夫等星座慢慢升起了。
一般地，讲解季节的星空，可以先从北方入手，经天顶到南方，然后就兼顾西方（上个季节的部分星座）和东方（下个季节的部分星座）。讲解过程中注意引导学生观察主要星座亮星的分布，主要星座间的相对位置等内容，将能加强学生对星座辨认的能力。
三、根据学生的不同层次进行有效的星空教学
我们将面对小学、初中和高中不同层次的学生开展四季星空的教学。上述的基本流程主要是从天文学的学科角度来进行考虑的。具体到不同层次的学生，在组织教学方面应有不同的策略。
1.小学生。小学生思维活跃，喜欢与教师交流，不过专注程度会相对较弱一些。教师应通过生动、有趣的语言吸引住学生，边回答他们的问题，边引导他们观察星空。教学内容可偏重于介绍星座和亮星的位置，教师多用比喻手段，令学生加深对星空星座的感性认识。多给学生讲述星空的传说，提高他们的兴趣和专注度，并适时地渗透最基本的天文知识，如星等，光年等。
2.初中生。初中生的思维特点从感性思维为主向理性思维转变。教师一方面要以生动、形象的方式介绍星空的基本情况，指导学生辨认星座。可以提及一些关于星空的神话，传说，加强讲解的吸引力。教师还要联系初中地理、数学、物理等学科知识来介绍天文的常识，增加知识容量。如通过天文软件（或天象馆的演示），引导学生思考纬度与星空的关系，初步了解地平坐标与赤道坐标的联系。
3.高中生。各季节星空概况的基本介绍方式可以参考对应初中生的方法。由于高中生在地理、物理和数学上获得的知识和技能要多于初中生，所以教师可以更多地介绍有关天体物理的初步知识，天球坐标的基本知识。在介绍中，要不断启发学生思考，加强互动环节的设计，而不要简单地叙述孤立的知识点。
四、各种星空教学资源的优劣势比较及应用的原则
四季星空的教学离不可教学资源的使用。教学资源可包括：真实的星空，天象馆的人造星空，天文软件的虚拟星空，星图（包括挂图，活动星图及多媒体课件中的星图照片）。
参考文献：
基本的天文学知识篇4
关键词：师范天文教学
中图分类号：pl-4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5.03.135
天文学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球科学并列为六大基础自然学科。天文学从其诞生之初起就为人类社会提供定位、时间和历法等服务。时至今日，天文学理论已发展成为含天体测量学、天体力学和天体物理学三大分支的完整学科体系，天文学的应用已经渐拓展到人类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中国现行的天文普及教育尚未形成完整体系，零散的天文学内容通常归并人中小学的《地理》或《科学》课程中，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大众天文知识的缺乏正在从教育体制问题衍生成社会问题。建立大众正确的宇宙观和世界观，是现实生活的需要，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高等院校师范生是基层科学普及工作的主要参与者和实施者，科学教育和地理教育的专业师范生成为基层天文学普及师资的主要来源，提高相关专业高校师范生的天文学素养成为天文普及教育工作的当务之急。然而，传统强调数理基础和观测实践的天文教学，面临着专业师资缺乏和仪器简陋等诸多现实问题，影响了天文学的教学和普及效果。笔者通过长期面向不同层次师范生的基础天文学教学实践，系统探讨了师范院校基础天文学的教学和普及经验，为区域科普天文教育人才的培养和中小学天文教育工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1整合资源和营造氛围
天文学是研究宇宙的学科，而肉眼看到的宇宙是极其有限的，所以天文学从某种程度上是基于“望远镜”的科学。国际天文热唤醒了人们的天文热情，也引发了网络和现实天文教学资源的大爆发。基于现代教育技术的多媒体课件设计和制作是开展天文科普教学的首选方法，多媒体手段通过图片、动画、音频和视频等形式可真实再现望远镜里的宇宙，从而缩短学生与天体之间的距离感，但多媒体手段是对宇宙空间的简化和抽象，与现实的宇宙尚存在距离。而综合多媒体技术、虚拟现实技术和空间观测技术最新成果的计算机和手机星空模拟软件（Stellarium，Starrynight，SkyView）通过虚拟的三维数字宇宙，更是为基础天文学教学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全天候的虚拟教学平台。学生学习过程中仿佛置身于真实的天空之下，根据需要演示即时即地的天文现象，并通过随时更新的天体数据库了解目标天体的基本特征。基于星空模拟软件的基础天文学教学突破传统的“先讲授后演示”的传统教学模式，使学生在现实中学习，在现实中应用，减少不必要的教学环节，大大提高了课堂效率，更重要的是切实提高了学生对于天文学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的应用能力，特别适合于基础天文教学，值得普及和推广。
2热点导入和激发兴趣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是基础天文学教学的首要环节。国际盛行的天文热使天文现象和天文事件常常见诸于报端，大众对基本天文概念似乎都已耳熟能详，但对于基本概念背后的天文学原理却不得而知。教师应即时抓住学生这种基于有限的感性认识而引发的求知欲望，结合近期天文热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导人理论课程内容，使学生的学习从零散转向系统，从感性到理性，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索，这种教学模式符合人的心理认知规律，也符合建构主义的教学理念。如讲授“太阳系”时，可结合狮子座流星雨、火星探测、冥王星的归属等太阳系的相关科学问题等；而讲授“地月系”时，可结合日月食和月球探测等；讲授“星空区划”时，可结合国际星空区划中的“星座神话”和中国星空区划中的“星官”和“分野”制度等。从而使学生从天文现象人手，自觉迈人天文学习的殿堂。
3侧重过程和注重类比
现代天文学包括天体测量学、天体力学和天体物理学三大学科分支，而这也代表了天体研究由浅人深的三个层次，不同尺度天体由于观测条件的差异研究程度自然也不尽相同，反映在天文学教材上不同尺度天体介绍的详略不同。但传统天文学教材对此并未说明，从而使初涉天文的学生往往对这种相对凌乱的知识体系准备不足，对课程的重难点也把握不准，深陷于海量的天体数据和轨道参数等天体测量学特征，无暇顾及测量学特征背后的天体力学和天体物理学原理。鉴于此，面向非天文专业学生的基础天文学教学应强调面向天体运动过程的原理解释和现实意义，测量学内容作为天体静态特征可随时查阅。此外，宇宙是不同天体系统形成的自组织结构，不同尺度天体的形成、分类和演化具有类似的特征。实际天文学教学中在从宏观到微观讲授天体系统时，应注意教学内容前后的逻辑性和类似性，以点带面，合理分配学时。如宇宙的演化、星系的演化、恒星演化、太阳系的演化的教学；再如星团的分类、星系的分类、星云的分类等内容均可实现类比，不仅有效提高了理论课堂的教学效果，增强了学生对于天文学原理的迁移能力，而且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更为重要的天文学应用的教学中。
4仪器演示和数字模拟
天文学相对抽象的理论内容需要学生有丰富的空间想象能力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而初涉天文的学生的宇宙框架尚未完全建立，实际教学通常配合配备相当数量的天文演示仪器辅助理论教学，加深学生对天文学原理的理解和认识。常用天文演示仪器有天象仪、天球仪、三球仪、电子活动星图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地区天文发展水平的差异，天文演示仪器的选用在经济条件有限的前提下应尽量小型化、便携化、自制化、数字化和拟人化，在保障课堂演示效果的同时，有效降低教学成本，更重要的是使学生有机会自己重复实验过程，便于课后巩固和复习，也利于天文学的普及和推广。近年来数字星空模拟软件的成熟为这种教学思路提供的契机，该类软件可集中展现天体周日视运动、周年视运动、四季星空、日月食、行星凌日、五星连珠、彗星回归和流星雨等诸多天文演示功能，从而在有多媒体教学条件的课堂中成为最佳的教学和实验平台，大大提高了教学效果。
5角色扮演和时空对应
天文学的基础教学通常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基本概念的识记和理解，也成为天文科普教学中常见的门槛。例如，星空区划是是科普天文教学的重点，但其中涉及的全天88星座的记忆是实际教学中的难点，也是学生识别四季星空的基础。实际教学中，教师按照传统方法根据当地星空的可视情况对多星座进行简化的同时，可将特定星座的名称和相对位置与学生的姓名和籍贯的地理位置逐个对应起来，每个学生扮演一个星座，地球表面的学生籍贯的相对位置也对应星座在天球上的相对位置，而且教学时也要求“对号入座”，保持彼此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从而使教学过程中的每一次“点名”和“落座”都成为星空区划知识的复习巩固。更重要是，在课时有限的前提下，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从抽象晦涩的天文学理论中解脱出来，在轻松的氛围中到达满意的学习效果。
6来源现实回归现实
天文学是来源于现实的科学，与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而面向非天文专业师范生的基础天文学教学的最终目的也是将有限的天文知识运用到学生自己的专业和社会实践中。理论课程讲授要从现实出发，最后又回到现实。引导学生从天文现象的感性认识出发，探讨的天文现象背后的基本原理，了解研究这些基本原理涉及的基本方法，进行总结归纳分类，然而再推而广之。实际教学中，可针对学生不同的知识背景设计不同专题应用内容，如面向文科生的“天文年代学”教学，面向理科生的“天文气候学”、“天体物理学”等专题。这种面向现实的基本教学理念应渗透到天文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教学环节中，减少不必要的中间教学环节，切实提高学生对天文学基本原理和方法的实际应用能力，而且为自己将来的教学和科普奠定基础。
21世纪以来，以载人航天和空间探测为主题的天文热开始在全球盛行，现代天文学进展和各种天文现象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大众关注，良好的社会氛围为我们开展天文科普工作提供了契机。高等师范院校是区域天文科普教育的中心，提高科普天文教育人才的培养质量，促进地方天文科普事业的发展，是区域高等师范院校应履行的社会责任。高等师范院校应充分整合天文教学资源，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并结合丰富的天文实践，使高质量的天文科普教育通过高校辐射到基层中小学，从而使天文学真正从书本回归社会。
参考文献：
【1】胡中为，萧耐园.天文学教程（第二版）上册【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余明.简明天文学教程（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3】金祖孟，陈自悟.地球概论（第三版）【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4】朱慈.天文学教程（第二版）下册【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苏宜.天文学新概论（第三版）【m】.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5.
【6】胡中为.普通天文学【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
【7】刘学富.基础天文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8】袁启荣.高校天文选修课教学实践中的困难和挑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233-235.
【9】王志刚，王庆禄.如何在理论力学课中加强天文教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255-257.
【10】毕雄伟，朱肇瑞，张雄.云南师范大学天文学教育的发展与展望【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249-251.【11】孙艳春.天文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改革和全校天文公选课的设想【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241-243.
【12】苏宜.以人为本说理而不说教学生评书不为应试为修身【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252-254.
【13】张燕平，杨静，杜升云，刘学富，张同杰.多媒体教学手段在天文教育中的应用――天文教学系列软件“探索宇宙”简介【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3）：297-299.
基本的天文学知识篇5
关键词易道象数知识智慧
在中国思想史的视域内，易学所体现的是一个独特的认知范式。两千多年来，历代思想家通过对由一系列符号和文字组成的《周易》的研究和阐发，逐渐建立起了一整套关于宇宙、社会乃至人生的观念和话语体系。这个体系以动态的、开放式的结构整合了人们观察世界的多种视角，并因此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框架的主要的“元结构”。由于有诸多相关文本流传于世而以一种话语体系形式存在的易学从其理论形态上看，有一条贯穿全部内容的思想主线，这条主线在不同的理论视域中常常以不同的具体形态出现。但究其实质，都是对以“道”为符号表征的某种形上本质的理念追求。作为易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之一，“道”的思想具有多重复杂的结构。从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线索来看，它经历了一个由经验、观念上升为话语、图式的演进过程，这个过程本身既体现着先哲在思想深度和广度上的开掘和拓展，又体现出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社会结构秩序框架的建构理路。这一点，在象数易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具有典型意义的彰示。
（一）
“道”是中国哲学最高的范畴之一，其丰富的内涵不仅超越了其“道路”的文字本义，更非诸如“规律”、“准则”一类现代的名词概念和术语所能概括和界定。它是中国文化最基本的观念预设之一，所谓“太初有道”不仅为认识明确了终极的目标，也为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提供了最根本的判断依据。如果说“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那么“天”与“人”合而为一的着落点就在于这个“道”。就《周易》而言，所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其广大悉备的现象外延统统都归结为一个根本的“内涵”，即“道”之上，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由于“它的外延广大到无所不包，而居于本质核心层次的内涵却收缩为一种很小很小的《易》道。这个《易》道就是《周易》的思想精髓或内在精神，从根本上规定了《周易》的本质属性”。
“道”字在《周易》中屡屡可见，是出现频率最高的单字之一。如果仔细分检，不难发现，这个“道”字在《易传》的文本中出现的次数要远远多于其在《易经》文本中出现的频率。“道”字在《易经》中通释为“道路”的本义当没有太大的异议，与之形成鲜明的对照，“道”字在《易传》中的使用已经明显地具有了抽象的“形而上”的意味，如所谓“天地之道”、“昼夜之道”、“君子之道”、“变化之道”、“圣人之道”、“日月之道”、“夫妇之道”、“天道”、“地道”、“人道”等等一类具有偏正结构的词组的反复出现，说明《易传》较之《易经》在语言的表达上有了明显的升华。“道”在这里已经不再仅仅是某种现象性的具体事物而已经抽象为具有一般意义的某种“本质”性存在，并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的文字符号的形式出现在文本中。从人类心智的发展过程来看，这种从具体特殊的现象到一般抽象的概念的提升是思维的一个质的飞跃，也是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类的某个群体形成完整的结构性的“共识”的重要标志。在《易传》中，“道”显然是作为诸如夫妇、昼夜、日月、天地这样一类在性质上有着明显对立、互补关系的事物得以成立的共同的根本依据而存在，它不仅超越了事物的个别外在现象，而且超越了事物群类的具体内在共性，切近以至于夫妇，高远以超乎天地，“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是万事万物共同的最后归依、终极依据。
从《易经》到《易传》，“道”的概念内涵的明显转换具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折射出上古具有终极意义的“天”的观念逐渐摆脱旧有的宗教神学束缚而向理性化的认知转变，这种转变的最终结果就是将具“理”之“道”作为根本的属性赋之于“天”，使得“天”不再是一种外在的、绝对至上而又不可理解的神性实体，转而成为一个具有内在结构、容摄万物且可以通过特定方式加以体认的终极实在。这是一种全新的天道观，它的确立为重新界定天—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观念支持。既然“天道”成为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么对于引领和表率众生的所谓的“圣人”而言，对于“天道”的认知和理解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知晓祸福、治理苍生的关键：“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在易学的特定框架内，《易》之本在于易之道，易道与天道同构，而天道为易道之体，易道为天道之用。体用无间，明体以达用。这里姑且不对易道做本体论的诠释，其通过易学史的演绎所透露出的最为鲜明的特征正是一种“推天道以明人事”思想范式的凸显，一个“推”字和一个“明”字，活脱脱彰示出在新天道观的观念预设下，天人关系格局的改变，以及由此引发的话语转向，这种转向又包含了因为“推”、“明”所采取的立场和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发生的种种分歧。大而言之，所谓的象数之学和义理之学的分野就是肇始于此。
从历史发展的脉落线索来看，作为一门学问的易学是通过对《易经》占筮体例的解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于《易经》文本中的卦爻之象和相应的卦辞、爻辞解说，在《易传》中就已经存在着取象说和取义说的理论分歧。取象说是取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解释《易经》中卦爻象和卦爻辞，取义说则是取八卦和六十四卦卦名的涵义来解释卦爻象和卦爻辞。秦汉以降，以这两种说法为基础逐渐发育出两大对立的学术流派：即所谓的象数派和义理派。着重从阴阳奇偶之数、九六之数、大衍之数及天地之数、卦爻象以及八卦所象征的物象来解说《周易》之《经》、《传》文义的，称为象数之学；而着重从卦名的意义和卦的德行解释《周易》，注重阐发其中具有人文意义的哲理内涵则属于义理之学。以象数解易，把宇宙万物符号化、数量化，用以解《易》并推测宇宙事物关系与变化是象数易学的基本特征；而舍象取义，得意忘象，专注阐发《周易》经义名理和哲学思想则是义理易学的基本特点。抛开前代习成的门户之见，实际上象、数、义、理都是《周易》思想的构成要素。其中，卦象、爻象之“象”体现着《易经》中符号所象征的事物及时位关系，含有现象、意象、法象等意义，是宇宙万物的图式摹形；筮数、爻数之“数”是《易经》占筮求卦的基础，是《周易》关于事物关系的数理表达，也是对“象”的定量研究。筮数、爻数与阴阳数、大衍数、天地数、卦数、河图数、洛书数等共同构造了易道的数理模型。象数与义理的关系，并非如囿于门户壁垒的人们所见那样势不两立。应该说，《易》兼象数义理，象寓于卦而数生于蓍，象为《易》之体，数为《易》之用，象有奇偶，数分天地，是象中有数、数中有象，象可生数，数还生象，交参互入，如环无端。象数为显，义理为隐，数（筮）、象（卦）为《易》之形式，义理（思想）为《易》之内容。《易》的本质特点就是用象、数表达义理。
在易学史上，汉代似乎是象数易学独领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在这个期间，孟喜、京房、郑玄等人对前人在象数领域的诸多创见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并努力将“象”、“数”的推衍之术模式化，藉此以象数之学构造出一个系统而精制的天人关系规则，并试图通过这些规则的共识化和概念化，完成对现实社会的改造。成形于这个时代的《易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继《周易》的《经》、《传》之后，象数易学思想又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建构，由于其中融合了大量当时最先进的天文、气象等方面的知识成果，进而进一步拓展了人们沟通天人的视域，丰富了“象”和“数”的内涵，并使得观象运数的“推天道”的方法论重心从传统的、以“象”为关注焦点的卜筮模式转向更具有理性“逻辑”色彩的“数”的运筹上。然而，这样一个试图将“天道”与“人事”直接相对应，并把对应关系精确化、模式化，并进而达成某种共识的努力最终由于其理论结构的机械和繁琐而在实证过程中暴露出其理念预设的荒诞而导致失败。
（二）
春秋以降，夏、商、周三代旧有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秩序分崩离析，与旧时代相应的以“天命”为核心的天道观也遭到怀疑和解构，一个出于人的理性思辨、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道”作为宇宙的源起和本体被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首先提出。战国以后，“道”的概念为主要的诸子流派所吸收和发挥，具有自然意义的宇宙之“天”的观念也逐渐与“道”的概念相融合。战国后期至秦汉之交，天文、数学、音律、医学等学科的发展开拓了人们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诸子百家在趋于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一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思潮，古老的阴阳五行思想与这些思潮相结合，渐渐发展成为一套在逻辑结构上显得相当系统、规整的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道”的根本意义被归结于“天”之“道”即“天道”之中，所以“天道”就取代了原先的神性之“天”、“帝”而成为世界的最高主宰和最终依据。因此，对于“天道”的理解体现在实际操作的层面上就更多地依赖于对体征“天道”的自然变化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原先用以探测神意的卜筮开始具备了理性的支持，天人之间的“交通”所需要的，新的具有共识基础的方法，即“月令”图式、卦气说等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为结构基元和基本原理的新型占术应运而生。对于这类新占术，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有较为辩证的看法：“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从历史的角度看，这套新占术与过去的卜筮相比，在思想观念上有两种明显不同的特点：“其一，它的对象是物质性的宇宙，是对自然的物质显现作为解说，不再是卜筮中的人神对话。其二，新占术在占测过程中，偶然性大大减少。阴阳顺逆，五行生克及其中包含的数学、天文、律历学说，使得新占术更多地具有演算的性格，其结果也可能在现实中找不到占验，但结果的得出却是有公式可循的。这两种特征使得新占术成为一种‘人谋’，更多地摆脱了原始文化的特征，而抹上了人文色彩”。随着这种新占术的话语霸权的建立，秦汉两季的卜筮文化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一是从阴阳五行说繁衍出许多新的占术形式，这些占术形式倾向于用“数术”而非“卜筮”来概括，而阴阳五行思想则是各种占法的主要理论依据；二是传统的卜筮也开始转变形态，将阴阳五行纳入其新的结构形式之中。《史记?日者列传》中司马季主论卜筮之道有云：“分别天地之终始，日月星辰之纪，差次仁义之际，列吉凶之符”。褚少孙补《史记?龟策列传》，引龟策占卜之书《记》中取名龟之法，就分龟为北斗、南辰、五星、八风、二十八宿、日月、九州、玉等八种，又引卫平对宋元君之语及孔子之语，也均以阴阳刑德五行日辰之说言龟卜之道。
就易学本身的发展理路而言，《易传》虽然将占筮的形而上学哲理与新天道观结合在一起，完成了占法的筮理构建，但对指导实际操作的筮法而言，尚未形成一套体系化的新方法规程。汉代的象数易学正是从这一点入手，通过改变卦序结构，附会律历之学，在阴阳之气的基础上运演阴阳五行的结构变化以体现“一阴一阳”之易道（天道）。虽然以“一阴一阳”为道的基本内容已经作为了一种核心思想在《易传》中有了详细的阐述，但就《易传》中的这些相关内容而言，主要还是一种义理的概念性诠释，相应的象数结构显得还相当粗糙。秦汉以后，随着阴阳五行观念在获得长足发展的天文、历法、医学、气象等诸多学科领域内广泛的结构性应用，与这些学科有着密切关联的易学因此而获得了丰富的用于结构建设的资源。由于作为易学结构基元的易卦卦象符号与阴阳观念具有先天性的亲和力，从而使得阴阳观念有了一个可以符号化表征的形式系统。随着五行思想的融入，阴阳五行之学与易学通过这个形式系统的建构而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相得益彰。这种结合在汉展到了高峰，并使得阴阳五行与易学成为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
在这一方面，孟、京易说的卦气理论成就和影响最为突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汉易的最主要成就，正是形成了一个以卦气说为核心的哲学体系和象数结构图式，它不仅在易学发展中起到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哲学史、学术思想史乃至文化史都有深远的影响。
卦气说最主要的特点是融天文历法、阴阳五行、人事灾异的占测为一体，形成了一个易学、占候之术、宇宙图景相统一的结构图式。形制初具的“卦气”说从文献记载来看，首见于西汉孟喜所著《孟氏章句》。孟氏之说的要义如《新唐书?历书》一行释“卦议”所云：“十二月卦出于孟氏章句，其说易本于气，而后以人事明之”。据此可以推知，孟氏卦气说的核心内容，是以阴阳之气的消长来解释《周易》，以《周易》卦象来解说一年节气的变化（即以六十四卦配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并以此来推断人事的吉凶。
对于阴阳消长与四季寒暑变化的内在联系，汉代的相关认识已经相当细致周备，并在历法中有集中的体现。历法是与天地运行之道关系最为密切的一个专门的知识系统，在一个以阴阳五行为宇宙图式基本架构的时代里，历法数量化结构也必须得到阴阳五行的诠释。在历法与阴阳五行观念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历法的数量模式又为阴阳五行的数量化提供了最具合理性的借鉴蓝本。卦气说是融入了天文历法的一种新的象数理论形态，它将象数易学的两个立足点——卦象和蓍数的外延做了有效的扩展，使得“弥纶天地之道”的易道从观念上的凌空虚蹈落实在周期性天地运行过程的结构图式之中。这种话语的转换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尽管相关的观念在《周易》已有局部的体现，但运用易卦符号系统地图解天地及其运行的规律并形成相应的理论阐述却是汉易的突出贡献。从此，作为通天手段之一的易占才从一事一应的具象分析转向结构化的“道”的“数理”推演和衍说。孟喜之后京房等人在此理路上的发展，使得这套理论在结构形式上日臻完善。
卦气的要质是阴阳二气，所谓“积算随卦起宫，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卦相荡，二气阳入阴，阴入阳，二气交互不停，故曰‘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内无不通也”（《京氏易传》）。阴阳二气的升降变化是卦爻象变易的根本原因，由于阴阳二气的变化，卦爻才有相交、相荡、相争、相合、升降、消长。尽管结构细节不尽相同，但这样的一个理路在各种卦气说中都是一脉相承的。
卦气说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卦序、爻辰、纳甲等等学说，说到底其实质都是试图将易道的结构阴阳五行化，其意义朱伯??先生有很好的概括和总结：“从哲学史上看，孟京易学，特别是京房易学，通过其卦气说，建立起一个以阴阳五行为世界间架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是汉代阴阳五行学说的发展。京房将八卦和六十四卦看成是世界的模式，以为《周易》既是自然界又是人类社会的缩影，作为世界变易的基本法则即阴阳二气的运行和五行之气的生克，即表现在八卦和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之中。这样，便将西汉以来的自然哲学更加系统化了。尽管他将《周易》中的筮法，引向占候之术，宣扬了天人感应的迷信，但他提出的世界图式对后来的哲学家们探讨世界的普遍联系，很有启发的意义。特别是，他以阴阳二气解释《周易》的原理，借助于当时天文学的知识和理论，阐述《周易》经传中关于事物变化的学说，这是对先秦易学的一大发展。……这对后来的哲学家探讨世界的本原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都起了重要的影响”。
孟、京的象数理论经过进一步发展和整合，最终在《易纬》中得到系统的总结。
《易纬》是纬书的一个部分。从语言形式上看，《易纬》诸篇多效仿《易传》释易的形式，从不同角度对《周易》以及易学中的一些核心问题做出阐发。从涉及的相关内容来看，其理论来源主要是《易传》和孟、京的易学思想以及今文经学的神学目的论，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总结和提高，形成一系列的旨在贯通天人之道的，以占验为主要目的，以图式结构为基本形式的象数占术理论。这些理论有着不同的结构模式：在卦气理论方面，有四正四维说、六日七分说、九宫数说；在爻辰理论方面，有求卦主岁术、求卦轨术、推厄所遭法等等。今人徐兴无对《易纬》中的各种占术的共同特征有如下的总结：“《易纬》将六十四卦分为三套语言来叙述，将《易经》中的旧筮法改造为属于阴阳五行文化中的新占术。即以八经卦与四正四维，太一九宫、节气、占星等结合为八卦卦气之占与征王亡术；以六十四卦与一年中的的月份、节气等结合为候卦气术及风雨寒温之占；以六十四卦及其爻数、卦策与历术结合为爻辰说，求卦主岁术、推轨术以及‘推厄所遭法’”。“《易纬》改造旧筮法的基本手段是发挥和落实《易传》中的新天道，将六十四卦拆开重新组合，尽可能地与汉代流行的天文历法等测天之学契合无间，从而说明这些天道学说皆是《周易》中本来就已包含的内容”。
从孟、京易学到《易纬》，汉代易学通过借助阴阳五行的结构图式和天文律历的相关知识完成了对筮法的改造，创造出可以通过形式的运演而推算未来的新占法。由于这些占法借用了易卦的卦象符号和相关的筮数原则，故而也被纳入到易学的体系之中，从而极大地扩展了易道的形式结构，并进而成为天道的体现形式，就象《春秋说题辞》所说的那样，《易》“气之节，含五精，宣律历，上经象天，下经计历，《文言》立符，《象》出其节，《彖》言变化，《系》论类迹”（《古微书?卷十一》），成为六经之首也是天经地义的了。汉代是易学史上第一个理论建设的鼎盛时期，由于卜筮本来就是古代巫史文化中“通天”的主要手段之一，易卦的符号与其相应的筮法又具备足够的自洽性，所以由此演化出天道的推衍形式也是理之所然。汉易由孟、京而至《易纬》诸篇，天道的秩序通过易道的结构形态借助当时天文历算的发展而臻于完备。《汉书?张衡传》中有云：“圣人明审律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杂之以九宫”。这个杂揉了律历、卜筮、九宫等多种结构的占测、决策体系实际上就是以卦气占候为思想核心的“弥纶天地之道”的易道新的形式。
东汉以后，虽然郑玄、荀爽、虞翻等人在易学的象数理论上均有所发展，但其思想理路已经基本上框范在由《易纬》兼收并蓄的各种模式化的结构之中，他们除了对一些结构细节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外，并无实质性的开拓和创见。这意味着在《易纬》中达到极致的天道图式建构开始在易学甚至在整个思想文化中逐渐沉淀下来，渐渐地成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共识背景而被悬置起来。历史发展随后的进程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结果。虽然宋代象数易学借所谓“河图”、“洛书”的话题再度勃兴，进而还形成了所谓的“图书派”，但推究“河”、“洛”的数字结构，不难发现它们无非是九宫数图的翻版和展开而已。至于在象数易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邵雍的“元、会、运、世”之说，其思想理路的来源也依然不出于卦气、卦变和爻辰说的基本观念框架，只不过其形式结构更加精制，也更加合乎卦符本身的数理逻辑结构。
在这些现象背后是近二千年一成不变的宇宙观共识，所有话语言说都或隐或显地立足于一个阴阳五行化的天道，一但这个基础被动摇，引发的将是社会思想普遍层面上的一次天翻地覆的革命。
（三）
然而，着力于形式化构造的象数之学占居话语主导地位的现象在中国思想史上只是昙花一现。魏晋玄学的兴起，“尽黜象数，说以老、庄”（《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小序》），“江左诸儒并传其学”（孔颖达《周易正义?序》），象数由此见绌于“玄理”，义理易学遂大行天下。此后，对于易道的理念建设其重心也由形式复归于内容，复归于“本体”。
魏晋以后，掌握着社会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的精英阶层开始从汉学追寻至上的、外在的“天道”重新回归主体体验和本体认知，即个体性的“心”的“独知”实践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诸如“理”、“气”等相关思想范畴的诠释重新塑造“道”的理性品格，易学也因此逐渐被接纳到更加形而上的话语构造之中，显得更具“义理”色彩。与这种转向相对应，象数易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一方面，一些知识分子在汉易的方法论基础上，以象、数理论在更深的层次上构造关于宇宙、天地、社会运行的图式结构，宋代的图书学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卜筮固有的趋利避害的现实功利诉求依旧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广泛的共识基础，原本就是易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以趋吉避凶为现实价值取向的各种的占测、卜算，通过延用易学中的一些核心观念和术语来实现其实际运算操作实践的话语描述和理论支持，这就是易学在民间的一般知识结构中的特殊形态—方术，或曰“术数”。尽管从表面上看，各种形式的方术庞杂芜乱，其中的很多内容在现在看来其对自然现象和人类本身的认知还相当肤浅，故存在着浓厚的迷信成份，但如果对不同内容的方术加以仔细甄别，可以发现，诸如式法、命理、相术、堪舆一类流传较广、历史悠久的方术不仅具有相对发育成熟的理论形态，而且在其实际操作推演过程中，操作者个体心智的充分调动和身心投入是必不可少的内在决定因素。虽然这些方术的形式、程式、工具有所不同，但其中都包含了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术数之知。当代新儒学大师牟宗三先生在《才性与玄理》中关于术数之知有一段非常精辟的阐述：“易学中术数一路含有一种知识之形态，此形态既不同于科学形态，亦不同于‘无知而无不知’之境界形态。试言如下：（1）此路中含有一种步、运之术；（2）阴阳变形有其必至之势，此即为定数。……此步运之术有二特征：（1）客观方面不是基于抽象之量概念，……而是基于具体的感应之几。……预测的确知是象征的直感，而不是机械的推断。……（2）依此在主观方面，透过此步运之术而为具体的预测，其心灵活动完全是直觉的，并不是依照逻辑数学的法则而推理，……全靠心智之明与感觉之锐。……科学之知是‘以量控质’，……术数家之知是‘以质还质’，心保其灵，物全其机，而以象征的直感为媒介，故能‘以物宛转’，‘极变化而览未然’。……故术数象之知亦可以广泛有效而具客观妥实性。其妥实性是落在那具体而活泼的事实上，而不是落在那抽象而机械的量上”。
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看，各种各样形式的方术几乎在人类各个群体的社会生活中都曾经甚至仍然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从本质上来说，方术是人类了解世界和自身的一种特殊类型的方式，虽然它们也有或缜密或空疏的观念预设，但究其根本，在时空的变动中把握不同事物或事件之间对应关系的发生是各种方术殊途同归的共同旨趣。在方术的认知结构中，作为结果发生的事件与诱发这一结果的其它事件的关系并非一定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对应，虽然这其中也不乏固定的程式运演，但在现象与将要发生的结果之间起决定作用的是方术具体实施者的心智、情感的非常态表现。所以，虽然同样是以为人们的决策活动提供可资利用的依据，在预测未来的向度上，方术是不可能像以可重复性操作的实证为根本判据的现代科学那样完全通过客观化的参数设定和累积求得概率发生的推理性结果。正是由于这种具有很强主观色彩的，对于事物特殊性的专注，方术很难作为一种对于世间万物具有普适性的解释体系而成为社会群体普遍接受的观念预置，所以在社会交往的层面上也就不具备互通性而在发达的社会话语中几乎被完全遮蔽。
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方术而言，象数之学之所以成为大多数方术普遍尊奉的理论依据，除了社会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之外，象数易学本身所提供的对于世界的特殊理解形式是这些方术自我组织所赖以进行的内在机制。从“推天道以明人事”这个易道的根本“法门”来说，以“象”、“数”为特殊符号形式和运算法则，以操作者个体的超常心智活动为根本运算机制，从现象“推衍”出某种可以决定现象变化方向和结果的规律性普遍原则，是象数易学的主要内容。从理论形态上看，象数易学的焦点始终“定格”在对“天道”的揣摹和模拟上，虽然“明人事”也是其现实的功利诉求，但这一诉求的对象往往只是个别性、个体性的吉凶祸福，所以其思想价值也更多地通过对“天道”之“推”的过程来体现。
象数易学特别是与之相关联的各种方技数术更侧重于对世界的“了解”过程，它们在“解释”世界方面也有着鲜明的特色，与义理之学注重理性的陈述相比，象数易学最突出的特点是观念的形式建构，这既是“推”的运演工具，也是所“推”之“天道”的呈现方式。在易学的成熟形态中，各种形制的图式是易学构架的基础单元，易道的义理陈述也是由此而发韧。这些图式往往有着复杂的起源，其中的核心部分与上古的巫术操作有着密切的联系。与卜筮关系密切的“取象运数”是《周易》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思维模式。其中“象”是典型的认识的“图式”结构单元，易象的两仪和八卦是抽象的关于世界本质认识的主体结构，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个具象的对世界万事万物性状的模拟结构—六十四卦系统。“象”是《周易》思维模式中事物存在的一种基本方式，而“数”则是联系这种存在方式的根本的“逻辑”，也是变易法则的具体、本质的体现。《周易》认识范畴中的数或曰易数，是《周易》结构模式定的关于数的思想，它是卜筮方法的基本构成，并且在卜筮定卦中应用，其中，象以数定而数以象显，构成了象、数共生的范式，数是象的关系与变化，而象包含了时位的相对性，象、数一体而根源于《易》之经验。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以具象和直观思维为典型特征的象数思想所构造的以“象”为基本元素，以“数”为基本法则的认知结构是一个以关系实在为核心内容的世界的图式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所有的结构单元和关联法则都是变动不居的，无论是“象”还是“数”都具有相当宽泛的外延而没有严格而绝对的界定。尽管阴阳、八卦以至于五行分别给出了这个结构下事物的基本类属性，这些属性在事物不断的运动变化中又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常常需要通过与其它事物发生关联才能得以显现某种暂时的规定性，所以它们并不具备现代认识尺度下的“概念”的意义。究其原因，乃是在这个认知结构中，所谓的认知“主体”始终是与“客体”相互关联、相互规定的，即《易传?系辞》所谓“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因此，在这个结构中的世界图式就不是一个“绝对”、“客观”的外在图像，而是一个具有浓厚“主体”色彩的“画境”。所以，这样一个具有很强主观“独知性”的认知结构很难被划归通过实证和逻辑推理构造出来的，以广泛“共识”为基本属性的社会性的理性知识框架体系中。
（四）
在汉代的主流话语中，“推天道”的目的在于“明人事”，这已不独为易学所专注，也是所有知识的现实价值所在。仰观俯察、演算推理都是旨在发现宇宙自然的“合理”秩序，这些“合理”的秩序又都是作为某种具有终极存在意义的意志体现，在儒生获得了对话语的主导权后，所要“明”的“人事”就表现为儒门的纲常礼教的社会理想。一但这套理念与市俗政治的权力结合起来，原本在个别性的社会群体中共享的理念和相应的知识就成为全社会性共识的主体。当市俗的统治权力借助这些共识为自己成功地找到终极的合法依据并进而通过制度化的“转识为法”而巩固和强化了统治的权力以后，这套“宏大叙事”就以无可质疑的面目成为纯粹外在的国家意识形态而不再允许体察和验证。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整个体系的机械和僵化，思想的活力也因此而丧失殆尽。
魏晋以后，随着市俗政治体制的在汉代确立和完备，相应的社会观念共识也已经由杂驳趋于一致进而形成具有惯性的文化传统，并且以各种具体的知识的形态成为左右人们思想的根本因素。作为对汉易牵强附会、无限类比的思维模式的反动，思想本身具有的张力促使一些不满足于既有共识的独立思想者重新回到个人化的思考中，重新在体验和经验中寻找个人的理想寄托和智慧的源泉。于是对于一些思想的“精英”来说，形而上学的玄奥无际就成了他们思想驰骋的新天地。这些“不切于民用”的精神关怀由于立足于个人独知，因而较少禁锢和束缚，最具思想的活力。在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诸多命题中，本体的存在形式和性质始终是思考和争论的焦点。虽然在“为天地立心”的冲动背后有着沿续数千年的强烈的“圣人”情结，但相关思想的展开不仅开拓了认知的领域，而且通过对终极意义的追索潜在地颠覆着市俗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依据。这种思想理路实际上将方法论的立足点重新放置到个人的实践活动中。对易道的理解也从形式化的天地运行模型重新回到“无方”、“无体”的简易状态，并通过“极深研几”的摸索和体悟达到“精义入神，以致用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易传?系辞下》）的自我圆成的境界。因此，虽然在历代的各种方技数术中依然有沿袭汉易的象数结构模式继续构造自然和人生变化运行图式的企图和努力，但就体现思想水平和高度的哲学话语来说，“时中”的命题却逐渐成为一阴一阳、生生不息的“易道”最为生动的诠释。
《周易》的“时中”观念植根于其对世界对立统一矛盾运动的深刻认识和把握，是中国哲学关于“中”的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在《周易》中，“中”的出现频率高达119次（不包括作为卦名的“中孚”），其中的大部分在《易传》中。“中”在易卦的卦象体系中原本有特定的指称，即“中位”和“中爻”：六爻中，若以全卦观之，则在六爻中居中的二、三、四、五爻为所谓的“中爻”；若以上、下卦分别观之，则第二爻当下卦之“中位”，第五爻当上卦之“中位”，凡阳爻居中位，则多称为“刚中”，象征“刚健守中”；凡阴爻居中位，则多称“柔中”，象征“柔顺守中”。如果阴爻处于下卦之中，阳爻处于上卦之中位，则就是所谓的“中正”，是易爻中尤具美善的象征。《周易》中其它的一些与“中”相关的概念也多与卦象的位置之“中”有关。《周易》的六爻卦象是模拟事物运动变化一个相对完整的周期中不同阶段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的“图式”体系，六爻的爻位，象征着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中所处的或上或下、或贵或贱的地位、条件、身份等不同的状态，其中二爻之位象征事物发展形态初具，朝气蓬勃，时当积极进取；五爻之位则象征事物发展规模完备，功成圆满，时当处盛戒盈。这两爻所象征的发展阶段是事物运动变化周期中的枢纽和关键所在，所谓的“中正”、“得中”、“中吉”等判辞多就此两爻而发，皆谓持此“中”不偏倚而获吉祥。这就意味着，《周易》之“中”的核心在于“时中”，顺时而行，待机而动，则可“以亨行时中”（《易传?彖传?蒙》），得“中行”、“中道”、“中节”而“中正”。“易道深矣，一言以蔽之，曰‘时中’”（惠栋《易汉学?易尚时中说》）。
从《周易》的成书过程和对后世哲学的影响看，其“时中”思想与儒家的中庸之道是同出异名、一脉相承的。“故尝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中’而已矣。子思述孔子之意，而作《中庸》，与大《易》相表里”（钱大昕《潜研堂集?中庸说》）。应该说，待机而动的“时中”，是对无过无不及的“中庸”最好的方法论诠释。
不独于儒学之中，以“中和”、“中庸”、“时中”、“守中”、“中道”等核心观念构成的中国哲学的“中”思想在儒、道、佛三家的思想体系中都占据着中心的地位。由于三家立学归趣的不同，使得“中”在三家的相关思想中有着明显不同的指向。如果说儒以治世、道以治身、佛以治心分别是三家典型特征的话，这些特征在三家对“中”的阐述中有着集中的体现：在儒家看来，“中”虽然具有本体的意义，但其根本还在于对“中”的运用，即“执中”上，而这个所执之“中”在现实生活里是以执“善”来彰显的。而道家所守之“中”则更具方法论的意味，它是“道”（本体）之用，是个人超凡入仙的门径。相比之下，佛学中的中道理论显得更加完备和精深，在这里“中”既是本体所在又是方法所用，应该说“中”的哲理建构在般若中道思想里达到了顶峰，并对禅宗、道教重玄学和内丹学、宋明理学特别是心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和集?赵定庵问答》中有一段关于“中”的不同理解的比较：“所谓中者，非中外之中，亦非四维上下之中，不是在中之中。释云不思善不思恶，正恁么时，即是自己本来面目，此禅家之中也。道曰念头不起处谓之中，此道家之中也。儒曰喜怒哀未发谓之中，此儒家之中也”。从表象看来，儒、道、佛关于“中”的意趣确有差异，但细细推究却可以发现，在不同的现实指向背后，这三家之“中”都有着一个显著的共同立足点——心，即个体之思想和体悟，无论是对无过无不及的把握，还是对空灵虚静的修炼，还是对不落二边的超越，都是通过“心”来体验和实现的，它们所依托的是理性与直觉相结合的个体修行和实践，其所要达致的目标则是具有鲜明中国思想特色的精神境界。所以，概括说来，作为中国哲学精髓凝炼所成的“中”，是人的个体的精神和物理之“中”—心所生发出的、与世间万物相和谐的一种“独知”境界，儒家所谓“诚”、“敬”，道家所谓“坐忘”、“心斋”、“涤除玄览”，佛家所谓“禅”、“止观”，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皆殊途同归而已。
（五）
十九、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各种形式的言说所依赖的话境的根本改变，所谓的“现代化”日益成为波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主导潮流，而以现代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的一个根本特征，如马尔库塞所概括的那样，是一个“单向度”的趋向。“单向度”体现在精神世界里，即是对社会的所有组成成员的思想进行某种一致化的“清整”，以达成越来越普遍的各种科学“共识”。虽然科学和易学一样有着共同的古代巫术的源头并且两者之间确有不少可以相互契合互释的领域，但是必须正视这样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异：易学和科学严格说来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下两种不同的认知结构，它们是人类看待世界所选取的不同的视角。科学思维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对观察结果的逻辑分析，这种分析是在一系列严格的规则引导下进行的，这些规则经过了最大限度的共识检验因而保证了分析推理结果在共识中的可验证性。与之有着本质不同的，代表易思维最典型特征的易象思维是意象性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解析，其演化的结果具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是思想者个体在某种目前尚不能解释的特殊心理状态下所获得的认识。《易传》中所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说的正是易象思维这种与众不同的“感通”特征。这种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观念最根本的体现，而“天人合一”本身与其说是一种观念，不如说是一种“境界”，所以《易传》的作者才接着说：“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传统易学中有许多今天看来是神秘主义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就在于易象思维的过程和所达到的境界往往是独知性的。某种现象、状态或感受之所以“神秘”，就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受现实局限的“共识”可以理解的范围。与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以个人之“心”的体证为根本“法门”的“独知”性中国哲学思想由于其立足之根在于“自足”的自我定位，与现代人“零件”式的角色安排格格不入，必然落入“曲高和寡”、“知音难求”的困境。近几十年来虽然有冯友兰、牟宗三等诸公努力试图用现代话语重新诠释这些传统思想的精华，然而就其影响所及，依然只限于学院的讲堂、书本之内，很难赢得更大范围的“共识”。
实际上，“独知之境”之难以“共识”化是由来已久的。中国社会本来就有一个精英政治的传统，在圣人情结的支配下，历代都有将某些“独知”推而广之的努力，然而其结果又往往大违于初衷。北宋二程“存天理、灭人欲”本是摆脱现实人生的种种羁绊，超越自我，上达更高人生境界的一种有效修养方法，然而经主流话语的竭力倡导后，经过社会生活境况的种种流变后却最终成为束缚人的身心、压迫思想自由的外在精神桎梏。王阳明的“良知”哲学本是中国哲学的儒、道、佛三大主干在唐宋先后发展成熟后相互融通所形成的一个集大成型的思想高峰，是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这一境界乃独知自得之境，所以后人的诠释就各有所执。更有甚者，阳明原本以其高尚的品格和深厚的修养为基石的“狂者胸次”，被社会中的庸俗之辈作了简单的形式化的摹仿，却成为明末民风败坏的一个重要导因。这种现象既是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矛盾的体现，也说明这些“独知”的智慧型哲学思想原本就不具备意识形态化的素质。从“独知”和“共识”的辩证关系来看，在由“独知”向“共识”的转化过程中，一些条件的限定是“共识”形成、成立、维持的根本保证。这些条件既有自然的时间、空间因素，也有社会的历史、文化因素，一但限定的条件发生改变，相应的“共识”就随之丧失了立足的基础而为新的“共识”所取代。
在易学的范畴中，两汉的象数理论试图将易道完全形式化努力的最终结果是“入于?祥”，成为一套牵强附会的繁琐哲学。其症结就在于形式化的共识建构对于其成立条件的强烈依赖，当随着观测和计算水平的发展而获得的天地运行周期的实测数据不再与其理念预设的基本数字结构如60、360、384之类相吻合时，当自然和历史的变迁更多地表现出随机性的一面时，这套“公理化”的形式系统难象在变化多端、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显得提襟见肘。
FrankHerbert在其代表作《沙丘》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在人类无意识深处，有一种对有意义的逻辑宇宙普遍性理解的需要。但是，真实宇宙总是处在逻辑（观念）宇宙的一步之外”。这种“对有意义的逻辑宇宙普遍性理解的需要”是人类创造出以知识为代表的各种对世界的解释的内在动因，它似乎源自人类主客相分的二元矛盾对立的基本生存状态，通过所谓的“理解”，主体和客体之间可以实现某种形式的沟通，消除主体因为与客体的对立而产生的紧张和失措。虽然Herbert这段话多少有点虚无主义的味道，但它毕竟揭示出人类认识的有限和褊狭。人类文明的最大成就在于创造出了各种专门的知识，这些知识通过社会性的传承在社会每一个成员的思想观念中构造出了相对统一一致的宇宙图景。然而，就象尼采所说的：“在‘知识’一词有意义的范围内，世界是可知的；但除此之外，只能说世界是可解释的；在它的背后，不存在单一的意义，而是存在着无数的意义。……解释世界是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冲动。……每一种冲动都是一种统治的欲望；每一种欲望都有它自己的透视，并且希望强迫所有别的冲动将它作为唯一正确的透视来加以接受”。在佛教唯识学中，把这种将以名言、概念表示的认识对象视为各有自性差别的客观实在并执为实有的认识称为“遍计所执性”。按照唯识学的说法，一切“法”—宇宙间的物情物象都是由“识”所构成的，“识”是人所具有的洞察智慧与认知能力。按照感觉、意识等不同的层次，“识”分八种，其中第八识阿赖耶识具有能藏、所藏、执藏三义，以含藏一切诸法种子，为有漏无漏一切有为法的根本，是人的知识和智慧的本原。由于熏染，众生不能自觉保持阿赖耶识的自我本真状态，于是经由第七识末那识转入意识界，由各种感官的感觉经眼耳鼻舌身五识构成了心中的种种幻相，对一切众相有了“了别境识”。由于有这种了别，于是就有了种种好恶，也就有了种种烦恼。因此，要解脱烦恼必须回到原初的阿赖耶识中去。其所依循的解脱之道是一个与“八识”衍生逆向的自我拯救过程，即通过修行，将“八识”经过“转依”而分别成就“四智”。如果将这一思想在一个通俗、一般的语境中重新言说，就是：智慧是在感觉、经验和知识之上对其有限性的根本超越，是对本真的洞见，“转识成智”就从由传习所获得的规整化的，对于外部世界的概然性的知识描述转归于内心独证自悟的，即事体真的自我感悟和自我超越，换言之，就是通过个人的实践，实现由知识向智慧的飞跃。
关于知识与智慧之间的内在张力，冯契先生说得好：“知识与智慧都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来把握世界，但二者是有区别的。知识所把握的不是宇宙的究竟、大全或整体，不是最高的境界。知识所注重的是彼此有分别的领域，是通过区分这个那个、这种那种等等，进而分别地用命题加以陈述的名言之域。而智慧则以‘求穷通’为特征，‘穷’就是穷究，要求探究第一因和最高境界，即探究宇宙万物的第一因、自由因是什么，宇宙的演变、人类的进化要达到何等最高境界，也就是终极关怀是什么的问题。‘通’就是会通，融会贯通。认识自然界、人类社会的秩序，要求把握其无所不包的道，也就是贯穿于自然、人生之中无不通也、无不由也的道；并要求会通天人、物我达到与天地合其德，获得真正的自由。……知识和智慧的差别意味着由知识到智慧的转化，包含着飞跃。……由知识到智慧的飞跃亦即由名言之域到超名言之域的飞跃”。外在的、来源于他人之知的知识只有通过实践的内化才能转化为内在的自知。“自知”者“明”，“明”是一种通透无碍的照见，是心灵的自由洒脱，是物我两忘的圆融澄澈境界，易道之“时”、“中”俱在于此。
这种飞跃和超越并不否定知识的价值。虽然知识只是智慧的一种有限的形式存在，是以各种内容的，秩序化的事物之“理”—有形之则作为其终极归宿，但作为人类文明的结晶，它为实现向智慧的超越提供了现实的基础和起点。因此，知识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有形之道”，是进入澄明之境的切实可行的路径。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待知识的态度。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因为这两种理念各执一端，都是偏狭的认识。
虽然在名词的使用上，所谓“易道”和“易理”并没有什么区别，如果以“理”作为知识的本质特征而以“道”作为智慧的象征的话，那么，只有寻“理”而不执于“理”，方有可能实现由知识之“理”向智慧之“道”的飞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以‘理’进‘道’”乃是一个恰如其分的选择。王廷相尝曰：“潜心积虑，以求精微；随事体察，以验会通；优游涵养，以致自得。故事物之不闻不见者，耳目未尝施其聪明也；事理之有未知者，心未尝致思而度之也。故知之精由于思，行之察亦由于思。思之精，习之熟，不息焉可以会于道；一之可以入于神。……博闻强记，以为资籍也；审问明辨，以求会通也；精思研究，以求自得也。三者尽，而致知之道得矣。深省密察，……笃行实践，……改过徙义，……三者尽而力行之道得矣”（《慎言?潜心》），对于各种形式化的易道象数表征亦当作如是观。
注释：
①余敦康：《易道对各个文化分支的普遍影响》，朱伯??主编：《周易知识通览》，齐鲁书社，1993年，第583页。
②参见金景芳：《学易四种》，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
③⑤徐兴无：《〈易纬〉的文本和源流研究》，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主办《中国古籍研究》（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65、294页。
④朱伯??：《易学哲学史》（第一卷），1995年，第155-159页。
基本的天文学知识篇6
关键词：课文课堂预设知识性问题生成性问题探究性问题层级性
中图分类号：G63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6097（2013）08-0068-02
作者简介：李玲（1973―），女，河南洛阳人，在职研究生学历，中学高级教师，河南省名师，河南省骨干教师，河南洛阳市河洛中学语文教师。研究方向：初中语文教学。
新的《课程标准》实施以来，广大教师在新课程基本理念的指导下，在语文教学问题设计上进行着不懈的探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然而，审视十年艰辛之旅，我们会发现，在语文教学实践中，语文教学问题设计依然存在着一些瑕疵，甚至是顽疾。比如教学问题设计的随意性、教学问题设计的浅显化、低效化，教学问题设计的去语文化等。解决教学问题的过程就是语文学习的过程，因此问题设计的优劣，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要想使学生“快速有效地掌握本民族语言”，我们就必须祛除问题设计的顽疾，进一步在教学实践中优化问题设计。
一、知识性问题设计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现行教材也对语文知识作淡化处理，在此大语境下，语文知识教学基本不再被纳入教学视野。然而，语文知识教学缺失使得“学生的语文素养非但没有多少提高，反而不如旧的教学要求下培养出的学生”。面对这种困境，王荣生组织编写了一套“新视点”语文知识专题教程，以期弥补知识的不足。但在教学实践中，不可能单独使用这种“纯知识”教程，而放弃“文选”教材。因此在教学中，就必须深入挖掘教材文本所蕴藏的语文知识，系统地设计知识性问题。
知识性问题，就是教师在预设问题时，根据文本特点，有计划地挖掘教材文本中所蕴藏的语文知识（关于语言和言语、文章和文学的听、说、读、写的事实、概念、原理、技能、策略、态度），从而设计出既能传授语文知识，又能提高学生语文素养的问题。
笔者在《羚羊木雕》的教学过程中，设计了这样一个教学环节：
1.本文以羚羊木雕为线索，记叙了“我”被迫把送了人的羚羊木雕要回来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具体情节是什么？
a.追问起羚羊木雕的下落，可“我”已经送给好朋友万芳了。
B.“我”和万芳的真挚友情。
C.爸、妈着“我”去万芳家，要回羚羊木雕。
D.虽然万芳把羚羊木雕还给了“我”，并谅解了“我”，可“我”很痛苦伤心。
2.请以时间顺序对这些情节重新排列，同时比较和原文的不同之处，并且指出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是作者运用了插叙的写法。
3.谈谈这种写法对课文的内容、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等所起的作用。
这个教学设计以课文为依托，在讲解中贯穿着“插叙”等语文基础知识的传授，既学习了文本，又学习了语文知识，同时也避免了以往语文知识教学枯燥无味的弊端，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学生的语文素养。
语文教师要始终把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语文基本能力训练作为语文教学的基本任务，面对淡化语文知识的新课程教材，教师要反复“玩味”教材，系统地挖掘出蕴藏在文本之中的语文知识，并以问题的形式将知识源源不断地呈现给学生，传授给学生，为学生语文素养的大厦奠定坚实的知识基础。
二、生成性问题设计
生成性问题设计，就是教师依据文本所预设的问题，能够发散学生思维，通过学生与文本对话、生生对话，根据储备知识，获得新的知识，根据生活经历，获取新的情感体验。生成性问题设计可以从文本内容、情感、人物形象角度进行设计，也可以从语言、结构等角度设计。在教学实践中，生成性的问题，通常潜在或显在地具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角度提示。
比如《看云识天气》一课，由于云的分类繁多，容易使教学过程零乱无序，也容易使学生学习起来乏味无趣。针对这些特点，笔者在对课文进行认真细密的解读后发现，可以用题目“看云识天气”这个句子来贯穿教学。所以在本课的教学过程中，笔者设计了这样一个“主问题”――“看云识天气”，以此句式让学生进行造句比赛。这个句式对学生有很大启发，很快学生的思维就被激活了，有的学生说看卷云识晴朗的天气，有的说看积云识温和的天气，有的说看卷层云识阴冷的天气，有的说看雨层云识雨雪天气，有的说看积雨云识暴风雨天气，有的说看晕识风雨天气……在这节课上，笔者通过“看云识天气”这个句式精彩有效地完成了本课的教学。同时，由于本节课一直处于学生与文本、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的对话过程中，所以学生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提高。
《语文课程标准》指出：“语文课程必须根据学生身心发展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充分激发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具有“生成性”的问题设计，引领个体学生与文本、与老师、与同学对话，它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进取心，这从学生富有个性色彩的回答中就可见一斑。而要设计出生成性问题，就必须“研读教材”，读出文本的内蕴美，读出文本的语言美，读出文本的结构美。
三、探究性问题设计
《语文课程标准》倡导探究性阅读，但是，初中生的认知能力、知识储备、生活感悟远没有达到进行“探究性”阅读的自由阶段，因此，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应设计出一些具有探究性的问题，逐步引导学生学会“探究”。
探究性问题设计，就是教师在充分研读教材的基础上，依据文本或整合相关资料，设计出让学生经过思考，得出具有特征性、规律性结论的问题设计。
比如在《风筝》的教学过程中，笔者设计了这样一个问题：“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需要学生深入研读课文，理清“我”的情感变化。经过认真的探究，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是一个疼爱弟弟、对弟弟负责的人――毁坏弟弟的风筝正是希望他有出息；“我”是一个善于学习、善于接受新思想的人――认真阅读外国讲述儿童的书；“我”是一个勇于反省、承认错误的人――向弟弟道歉。设计这个探究性问题的目的是通过探究“我”是什么样的人来分析这篇文章的多重主旨。这样，学生不仅易于接受，而且还乐于接受，所以课堂气氛活跃，发言积极踊跃。
在课堂上，探究性问题的结论不仅仅通过生生对话和师生对话展示出来，还可以以读写结合的方式展示出来。探究性问题设计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探索精神。所以在新课改的背景下，教师要用多种形式设计出精妙的探究性问题。
以上感悟，是从教学内容、教学策略角度进行问题设计的横向思考。在教学实践中，针对文本的教学问题设计往往不是单独出现，而是以一环扣一环的问题群形式出现，所以在设计问题时，还要有纵向思考，即问题的设计应具有层级性，尽量适合不同层次、不同智能倾向的学生。课例设计应注意遵循以下规律：从基本知识积累到基本内容的理
解，再到基本写法的欣赏，从简单到复杂。
基本的天文学知识篇7
关键词：易学，科学，认知结构，独知，共识，境界，视角
onYitheoryandScience
abstract:theYitheoryandsciencealloriginatefromancientsorcery.theyaredifferentstructuresofcognition.Scienceisbasedoncommonsense，andYitendstoself-realizedstate.thescientificYiof20centuryisanewannotationabouttheclassicYitheoryunderthenewbackground.
Keywords:Yitheory，science，structureofcognition，self-realizedstate，commonsense，perspective
从中国几千年错综复杂的历史来看，二十世纪无疑是中国的社会格局由内到外发生根本性改变的一个百年。在这个世纪里，相对独立自足的中国思想和社会系统在保持几千年后随着世界各个文化体系的交互运动被动性地被带入了全球性的格局之中，原有的文化和经济基础随之发生动摇和裂变。这些改变迫使原先支撑整个中国社会精神和文化的传统哲学不得不面对一个新的语境的“甄别”，因此，在新的语境下“更新”话语就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的一个重要“时尚”。易学也不例外，其中最具时代特征的就是被称为“科学易”的新易学的勃兴。
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应该说产生于近代欧洲。但是，无可否认，科学的历史起点与人类文化的起点同出一源。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表明，在原始社会时期，科学与巫术并没有明显的界域分野，并且，“巫术与科学在认识世界的概念上是相近的，都认定事件的演替是完全有规律的和肯定的，并因而是可准确地预见到和推算出来的。对那些深知事物起因并能接触到宇宙奥秘的人，巫术与科学这二者似乎都为他开辟了有无限可能性的前景。于是，巫术与科学都强有力地刺激着对于知识的追求”。巫觋是人类知识最早的总结者和掌握者，他们的职业与天象和地形有关，而关于天象和地形的种种知识构成了人们精神世界中时间与空间的基本框架。古代中国关于天圆地方、天道左旋、中央四方、阴阳变化、四季流转的意象，通过巫术操作象征的暗示和仪式的神化，逐渐沉淀在基础结构之中，成为各种具体知识共同的背景。由于在“绝地天通”后巫觋是沟通天地人神的唯一使者，因此，他们的关注对象必然是天地宇宙的结构和运动变化的规律，人类的生老病死以及人神交通的仪式、规则和语言，这样的关注和相关的实践活动促成了早期中国的知识系统的形成。这些知识包括：与“天”有关的天文历算、占星望气、式法选择、龟卜筮占、风角五音；与“地”相关的形法；与“人”相关的占梦、招魂、厌劾、服食、房中、导引等等。显而易见，这些知识也就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地质学、医学、数学等学科的最初源头，而《周易》则是对这些具体知识所体现的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个哲学化的总括。
《周易》，特别是《易经》的性质，古往今来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一个话题，这与《易经》本身内容的丰富和杂驳有很大关系。就《易经》的卦、爻辞而言，无论选择怎样的诠释角度，都无法否认和忽略其中明显的占卜成份，结合近几十年的考古发现和古代文献的研究成果，有理由认为：历代围绕《周易》所展开的多层次、多向度的诠释和衍说——易学是作为华夏文明的精神起源和内核的巫史传统的典型体现。所谓“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易者又援以入易，易说至繁”。今天这个被称为“易学”的知识体系如果按照现在的学科分类标准，很难将其归入某个界域分明的专门知识之中，究其原因，乃是由于以“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为方法论基础的“易道”“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包含了先民在人生、社会、自然各方面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经过具有高度智慧的哲人的加工和提炼，最终形成了一套以阴阳五行八卦的流转迁化、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为核心内容的，关于人与其生存所依托的世界关系的“图示”结构系统。这样的一个“图示”结构系统是植根于华夏民族精神深层的“天人合一”观念的具体反映，并且与巫史传统紧密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认知结构和思维模式。两汉以后，随着作为中国思想元典的“五经”在话语权力的霸主地位的确立，“五经”之首的《周易》中所蕴含的上述思想和结构模式得以延续和发展，并在更广的范围内影响到其它各个知识门类的形成和发展。
从《周易》的文本来看，《易传》显然较之《易经》更具哲学思辨性，它通过对《易经》的筮法和卦爻象与卦爻辞的解释，揭示出其内在的整体性原则、变易性原则、阴阳互补原则、和谐均衡原则以及象意合一与象数合一原则。这些原则对于人们如何观察和认识世界，如何体认自身与环境的关系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特别是《易传》中所表述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对于中国古代科学范式中宇宙秩序原理、方法论原则的形成和发展无疑具有导向性的影响。明末方以智所谓“格致研极之精微，皆具于《易》”应该说是他对当时的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主要学科的成就“极深研几”后的深切体会。
从易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易学与其它门类知识的发展具有明显的互动关系。《易经》中有不少关于天文和气象的记载，《易传》所记述的筮法也明显受到当时历法天文学的影响。在易学以后的发展过程中，每一次重大的思想转变都受到时代思潮的影响，而随着时展而发展的科学技术也就自然地对这些转变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汉代的卦气说就是以当时气象物候方面最新成果为基础而形成的，以易学为主干的宋明理学的形成也与当时的数理科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理学家们将《大学》的“格物致知”嫁接在《易传》的的“穷理尽性”上而提出“格物穷理”的主张后，这种认识方法在宋明以降经过不断的演进，对祖国科学理性精神的影响也日益显著。宋代易学的数学派、理学派、气学派之间关于数与象、数与理、数与物或气的讨论中所发展出的数理哲学，作为宋元数理科学家创造性思维的一部分，成为把数学和物理学推向中国传统科学最高峰的一大动力源泉。明代中国科学技术的一些重要成就，如李时珍的本草自然分类法、朱载十二平均律的发明、徐霞客的地形观察与分析学说，以及宋应星在声学、方以智在光学等方面的重大发展都与之密切相关。
明代以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领域的拓展，西方近代科学的一些成果陆续开始被系统地介绍进来，并在知识阶层有了一定程度的传播。出于不同的动机，在这几百年间有不少人在不同的背景之下尝试中西这两种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会通努力。在明清两代，虽然中国文化已经与西方文化正面遭遇，但中国文化的根基尚很稳固，以儒学为代表的主流话语依然能够控制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会通不可避免地只能在“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之类的观念指导下进行。由于易学在传统思想领域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将易学与近代西方科学进行会通一直是人们努力的主要方向。这其中以徐光启、方以智、江永、焦循为代表。以方以智为例，他出身三代易学世家，二十岁就立下以易学为终身之志，试图实践中国传统文化诸领域之间的会通。同时，他对当时传入国内的西学也怀有浓厚的兴趣，并结交了包括汤若望在内的多位西方传教士，广泛研读了由这些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地理、数学等专著。在此基础上，他试图调合中西，以易学改造西学。他的“质测”兼“通几”的方法论见解所反映的正是一种会通意识。其代表作《通雅》和《物理小识》中包括了天文、地理、算学、动植、矿物、医学、声音文字、文学艺术等多方面的“志艺”之学，其中充溢着易学“弥纶天地之道”的精神。然而，从结果来看，他的努力并不成功。近人任道斌有着中肯的评价：“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方以智对西学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同时对中国的文化科技作了调查整理。方以智试图改正西学的不足，然而，三代学《易》家庭的影响，虽给他带来了自然的朴素辩证法，但这不能完全解释宇宙，以至使他陷入了形而上学。由于先天的不足，他不可能像牛顿那样，从科学实践中去寻求三大定律式的科学观，只能从《周易》、《河图》、《洛书》中检出神秘主义作为改进西学的武器，所以他的尝试归于失败”。从现代角度来看，方以智的失败是中西文化内在差异相互冲突的深刻体现，其个人身上所反映出的不足是整个文化某些缺陷的折射，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如果说明清两代方以智等人会通易学和西学的努力还是局部的个人行为甚至被排斥于主流话语之外的话，二十世纪易学研究中易学与西方科学的会通则已经凸显出来，并成为易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即所谓的科学易。大批的研究专著在此期间先后涌现出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沈仲涛的《易卦与科学》、薛学潜的《易与物质波动力学》、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学》、周士一、潘启明的《周易参同契研究》、黄本英的《易经科学》、沈宜甲的《科学无玄的周易》、乌恩溥的《易经——古代中国的世界图示》、杨力的《周易与中医学》、江国梁的《周易原理与古代科技》、徐道一的《周易科学观》和《周易与当代自然科学》、郑军的《太极太玄体系》、董光璧的《易学与科技》、《易图的数学结构》和《易学科学史纲》等。严格说来，科学易是从传统的象数易学中演化而来，象数易学中的一些图式和规则与自然科学的某些知识结构相类似，很容易使人将二者联系起来。从目前科学易的研究状况来看，大致有三种倾向：一是研究易学与古代科学技术的相互关系；二是用现当代科学的某些成果重新解释传统易学；三是用现代科学比附传统易学。
所谓的科学，其本质特征在于运用诸如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属性和规律，是人类的一种知识体系。科学的发展，如爱因斯坦所指出的那样：“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逻辑思维是科学的基本思维模式，它以抽象出事物的特征、本质而形成概念，并在认识过程中借助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来反映现实过程为其特征。因此，如果撩去人为笼罩在科学上的种种神圣光环和面纱，“科学只不过是知觉的显现、意图的说明、常识的完善和精确的语言表述”。换言之，科学是人类的认知结构模式之一。十七世纪以后，科学思想由于挣脱了中世纪神学的束缚，在欧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而极大的扩展了人类的视域，并带动各门类的专门技术，从根本上促进了工业革命的发生，从而创造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大物质财富，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中坚力量。这些辉煌的成就以及科学思想所依托的概念的精确性和逻辑演绎的条理性使得科学的观念得以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传播并取得大众的共识，这种共识随着科学技术创造出越来越多的神话般的惊人成就而不断得到强化，最终在现代社会中成为无可匹敌的霸权话语。
正如本文开篇所指出的，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百年，科学观念在强大的物质力量的裹挟下迅速登陆中土，并且随着中国社会原有经济基础的瓦解而在新诞生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在这样一种态势下，原有的一些思想和话语为了求得生存，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话语的“更新”以求在新的语境下得到新的“共识”也就很自然了。从这个角度说，二十世纪易学所取得的许多发展，包括文字和历史的考据在内，与科学易试图以科学重新诠释易学（这与方以智等以易学诠释西学的努力方向已有了根本的改变）的尝试一样，自觉不自觉地都是在科学求真务实的观念指导下为易学在新的话语体系中重新定位的一种努力。
虽然科学易的研究方法得到很多人的积极响应，虽然科学和易学一样有着共同的古代巫术的源头并且两者之间确有不少可以相互契合互释的领域，但是必须正视这样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差异：易学和科学严格说来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下两种不同的认知结构，它们是人类看待世界所选取的不同的视角。科学思维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对观察结果的逻辑分析，这种分析是在一系列严格的规则引导下进行的，这些规则经过了最大限度的共识检验因而保证了分析推理结果在共识中的可验证性。与之有着本质不同的，代表易思维最典型特征的易象思维是意象性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解析，其演化的结果具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是思想者个体在某种目前尚不能解释的特殊心理状态下所获得的认识。《易传》中所谓“《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说的正是易象思维这种与众不同的“感通”特征。这种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观念最根本的体现，而“天人合一”本身与其说是一种观念，不如说是一种“境界”，所以《易传》的作者才接着说：“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传统易学中有许多今天看来是神秘主义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就在于易象思维所达到的境界是独知性的，某种现象、状态或感受之所以“神秘”，就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受现实局限的“共识”可以理解的范围。
有了“独知”和“共识”这样的一个视角，我们对科学易也就有了一个相对客观的认识。应该说，科学易是在新的语境下重新诠释传统易学，以期为易学建立一个新的“共识”基础。这其中虽然有生拉硬扯甚至生吞活剥的成分，也有被学者批评的“丑科学”、“伪科学”现象出现，但它毕竟使得易学在新的形势下获得一个新的立足点，并且为越来越多在科学话语中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人们了解和认识易学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入门之道，并为中西文化的交融提供了新的途径。
注释:
弗雷译：《金枝》，转引自蒋广学等编《二十世纪文史哲名著精义》，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695页。
永容、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任道斌：《方以智简论》，转引自董光璧：《关于科学与易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国际易学研究》第四辑，华夏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
基本的天文学知识篇8
一
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一书出版，以日心说否定了居统治地位达1300多年之久的地心说，给人类展现了一幅全新的自然界图景，从根本上动摇了中世纪神学的统治基础，使自然科学从神学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生存的权利，此后自然科学便迅速发展，产生一系列革命性的变革。当人们认识到这些知识变化的广泛性和重要性时，就把16、17世纪科学的巨大变化称为“近代科学革命”。《天体运行论》的出版成为近代科学革命诞生的标志。
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自然科学加速度发展，重大理论和重大事件不断出现，“科学革命”引起科学哲学界、科学史学界充分重视，进行了大量富有成果性的研究。库恩的范式革命说、波普尔的证伪革命说、拉卡托斯的纲领转移革命说，还有凯德罗夫的思维方式革命说等，这些学说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层次强调了科学革命应具有的特征。基于对科学革命的不同理解，又有“科学理论革命”、“科学方法革命”、“科学观念革命”等提法。尽管如此，作为“近代科学革命”却是有它特定的含义，指从哥白尼日心说的提出到牛顿《自然哲学数学原理》的完成，即近代自然科学由诞生到确立时期的革命性变化。
近代科学革命虽然产生在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西欧，但具有世界性普遍意义。一是改变了世界科学发展的进程——由古代科学形态进入近代科学形态。二是自然科学的发展打破了地域限制，融为一体，这已为举世所公认。但这并不排斥在此之后，由于科学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各个国家具体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别，不同国家、地区科学由古代科学形态向近代科学形态过渡或转变的形式和时间早晚有所不同。然而，不论其形式如何不同，时间早晚怎样先后不一，都必须具备近代科学量和质的规定性。量的规定性指接触和掌握属于近代科学范畴的一定量的知识内容。所谓质的规定性，是指应学习和掌握近代科学的实验方法、数学方法和思维方式，实现自然观的转变，或者说，抛弃哲学思辨和直观猜测，代之以分析的方法和实证的态度，具有以实验方法和数学原理为基础的超脱政治和伦理道德的鲜明特征〔2〕。一句话，必须是对以经验或描述性古代科学本质特征的否定。这是判定任何国家和地区是否进入近代科学时代的一般原则。否则，近代科学就成为一个没有确定内容的空泛概念，近代科学革命也失去了世界性意义。判断中国科学何时进入近代时期也必须遵循这一原则。
二
根据我们对近代科学革命的理解，《几何原本》的翻译、《崇祯历书》、《律历渊源》的编纂不能作为中国近代科学革命诞生、发展、完成的标志。
（一）从知识内容看，属于西方古代科学知识的移植或西方古代天文学、数学知识与中国古代天文学、算学知识的混合，不属于近代科学的范畴。
众所周知，《几何原本》产生在公元前3世纪的古希腊，书中借助演绎方法对当时的几何学知识作出了严密的逻辑性叙述。1607年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的前六卷，虽然是根据当时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1537—1612年）的注释本，但译出的内容只是原来拉丁文的译文。“关于克拉维斯的注解以及他收集的欧几里德《原本》研究者的工作，几乎全部略去。”〔3〕由此可知，这是纯粹古希腊时代的知识。尽管《几何原本》是古希腊科学的最高成就，对近代数学的建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与近代数学知识却有着质的不同。
《崇祯历书》可以称得上是16、17世纪“西学东渐”的又一成果，不可否认，作为中国杰出的科学家徐光启在领导改历过程中“会通、超胜”的思想是闪光的，直到今天仍具有重大的价值。他力图通过改历，把多种历法计算方法建立在了解其所以然的基础上。《崇祯历书》中的法原部分多达40卷，占全书的1/3，这和以往中国的历法相比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另一个值得称道的是，引用了哥白尼、弟谷所测定的较精确的天文数据，使计算比旧历法精确些。当然还可以举出一些胜过旧历法的地方。但这些进步都是相对于中国以往旧历法而言，总体上仍属于古代天文学知识的范畴。不仅没有达到超胜，连会通也相差甚远。诸如，书中采用的弟谷体系是对哥白尼学说的反动，有些概念比中国古代的“宣夜说”还落后〔4〕。对有可能涉及到近代天文学理论的地方也作了歪曲，为了维持“地静说”，杜撰了“恒星循黄道东行”的奇怪理论〔5〕。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崇祯历书》不仅没有引进近代天文学知识，反而阻碍了近代天文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难怪有人评论《崇祯历书》充其量只使中西古代天文学知识起到了一种“混合效果”〔6〕。
《律历渊源》是《历象考成》、《数理精蕴》、《律吕正义》三部著作的汇编。《历象考成》及其《历象考成后编》较《崇祯历书》进步的是抛弃了过时的小轮体系，借用了刻普勒的行星椭园轨道说，但刻普勒认为太阳在其一个焦点上，而《历象考成后编》则将地球与太阳的位置互换。这一篡改就使这一学说容纳在古代天文学的支柱地心说框架内，同近代天文学理论有了质的差别。《数理精蕴》是当时数学知识的汇集，代表了中国当时数学的最高水平是不错的，但由于当时近代数学知识，一没有输入（对数除外），二没有在中国数学家笔下产生，因此，水平再高，也只是代表古代数学的最高水平，与近代数学无缘，只是研究古代数学的必读书，而不是学习近代数学的必读书。
由上可知，《几何原本》的翻译，《崇祯历书》、《律历渊源》的编纂，或是古希腊、中世纪西方科学知识的介绍，或是中国传统科学知识的汇编，这些知识虽然开阔了中国学者的视野，满足了当时的需要，但不能以中国学者接受这些业已落后了的知识作为中国近代科学革命的开端。
（二）从科学思想和方法上看，无论《几何原本》的翻译，还是《崇祯历书》、《律历渊源》的编纂都没有接触和运用近代科学的思想和方法。
近代科学的方法是从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开始，达到普遍性的有限认识，通过逐次归纳达到更为广阔的概括，在归纳综合的基础上，通过演绎而前进到比较复杂的观念。毫无疑问，东方科学中归纳的思想方法和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希腊科学中注重逻辑演绎、理论论证思想方法的挖掘，为近代科学思想的孕育提供了充分的来源，但近代科学思想方法不是对过去简单的继承与兼容并蓄，而是在观察实验的基础上，运用数学工具，既排斥了单只是对经验的描述和朦胧的猜测，又否定了那种“忙于单纯的数字和虚构的图形，以摆弄这种无聊的东西为满足”，“依赖寥寥几本古籍，反来复去对它们的内容作逻辑的修补，而不注意事物”〔7〕的哲学思辨。这充分体现在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学和牛顿、茉布尼茨的微积分学中。《崇祯历书》编译过程仅将中国传统的代数计算方法转变成古希腊的几何学方法，其它的手段和方法都是过去经常采用的，并无新奇之处。《律历渊源》中这两种方法也没有有机结合达到升华。
近代科学思想方法是近代科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近代科学知识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近代科学思想方法孕育和发展的过程。科学思想方法不能脱离知识内容而独立存在。学习相应的科学知识是掌握科学思想方法的前提，尚未接触过近代科学和知识内容又怎能谈得上学习和确立了近代科学思想方法呢？
三
科学革命决不仅仅是某种科学理论的改变，而是对整个传统科学的变革。中国近代科学应是中国传统科学革命性变革的产物。因此，正确把握中国传统科学的基本特征，看《几何原本》的翻译到《律历渊源》的编纂是否冲破了这些特征，是决定其能否成为中国近代科学革命诞生、发展和完成标志的关键。
中国传统科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有人归结为三点：一是相对封闭的体系；二是注经式的发展；三是非演绎逻辑体系〔8〕。
（一）把相对封闭作为中国传统科学的特征，这里封闭性的含义是什么？近年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讨论中，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封闭的文化。这里“封闭”一词是在两种意义上使用的。第一是指价值体系上的排异性，在与异质文化的碰撞中不具有应变涵化和再生机能。第二指产生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中的文化范式，任何文化都具有封闭性〔9〕。自然科学作为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成果，作为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的知识和手段，客观上不具有排异性，对任何形式的知识都具有吸收创新的机能，对任何社会集团都具有同等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传教士在经过多次失败之后才找到了科学技术这块敲门砖，赢得了士大夫和封建皇帝的青睐和重用。中外科学技术的交流、传播并非16世纪始。早在隋、唐、宋、元时期，印度、阿拉伯等国家与民族的数学、天文知识就流传到中国。只是由于当时中国科学水平比这些输入的知识水平高，才没有产生较大的影响。至于中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外传与影响更是有口皆碑。封闭性对于广义的文化也许是适应的，用于科学技术则是不妥当的，给科学技术的交流传播带来障碍的主要是地理的分割和政治上利害的冲突。若是指第二种意义则更不妥。因为任何一种科学体系都具有封闭性，就不成其为中国传统科学的特征了。
我们不妨假定这种特征成立，从《几何原本》的翻译到《律历渊源》的编纂真的打破了中国传统科学的封闭性，那么，它为学习西方科学打开了通道吗？事实正好相反。欧氏几何的翻译半途而废。利玛窦作为进身符的《坤舆万国全图》和清政府绘制的《皇舆全图》秘藏宫府极少有人看到。《崇祯历书》编制10年后才颁布实施。从中国当时著名科学家徐霞客、宋应星、李时珍的活动中都尚未找到受其所传西学影响的证据。连徐光启本人主要的精力还是用在《农政全书》的编写上。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1723年《律历渊源》出版之日正是清政府严厉禁教中止西学输入之时。1744年乾隆皇帝上观象台视察时，看到都是西洋仪器时竟下令按传统的浑仪制度再造一架新仪器。徐光启“会通超胜”的理想成为一场梦幻。中国科学总体上从此更加落后于西方。
（二）中国古代科学自秦汉形成体系，其著述方式也被后世所沿用，许多成果都是在对典籍的注释过程中取得的。这就是科学界所指的“注经式”特征。16—17世纪西学东渐并没有冲破这种发展模式。
首先以天文学为例，中国天文学是以历法为核心与为制历服务的天文观测并行发展为帝王政治服务的“官学”。《崇祯历书》编译的起因和全过程始终都没有脱离这个模式，制订一部实用的历法是唯一的目的。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的范围也局限于制历的需要。《崇祯历书》颁布后，著名的天文学家都把主要精力用在中国古代历法的收集整理或《崇祯历书》计算方法的修补上，得到的主要成就是把古代资料译释清楚，对各历错字讹文一一补订。江曰祯以30多年的功夫对自西周共和年起到清初2500余年间的历法各用当时通行方法计算出朔闰时刻编成《历代长术辑要》。一代学子梅文鼎、李锐曾发愿要把历代历法作一系统研究，而在去世之前得到的结论却是，西方天文学源于中国的盖天说。由于许多学者把精力集中在训诂、校勘、辩伪、辑佚等考据资料，对问题的研究大都是限于一些个别问题，很少作全面的整理研究，不少人连译释工作也未见得做得好〔10〕。
再看数学，《律历渊源》内容之一的《数理精蕴》本身就是一部典型的注经式著作。该书只不过是把当时输入的数学知识和中国尚有存本的算术典籍有条理地进行编排。在此之后，西方天算知识成为治经之术，中国数学发展的主流就是对古代算经的收集、校勘、译释。《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中辑录的经典，如十大算经都是那时收集整理出来的。
（三）无论中国古代科学还是古希腊科学虽然都属于经验描述科学形态，但相比较而言，前者擅长代数计算，后者擅长几何的逻辑演绎，《几何原本》的翻译对中国数学发展确实产生了深刻影响。《崇祯历书》的编译也使中国天文学计算体系由代数学转变为几何学，但从根本上看中国学者并没有摆脱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数理精蕴》中对西方的三角算法、体积算法、对数方法、方程建立与解法的讨论颇为详细。但对《几何原本》则只编译些基本概念和算法，各定理的次序与体系却被打乱，不能体现《几何原本》的精神，因而难以从中学习其推理方法和形式逻辑的精华，可见编纂者仍注重习其一技一长，而对思想方法却很少研究。一代算师梅文鼎用勾股之法研究《几何原本》后得到的结论是“其最难通者，以勾股释之则明”，“信古九章之义，包举无妨。”〔11〕这也许还是在此之后相当长时间中国数学研究没有突破初等数学范畴的原因之一吧。天文学还是仅仅把历法计算的疏密作为重点，刻普勒天体引力思想在《崇祯历书》中已隐约提及，当时虽引起王锡阐的注意，但由于这不是关心所在，就没有深入进行理论探讨，失去了重大突破的机会。由上所述，从《几何原本》的翻译到《律历渊源》的编纂，不论当时的成就，还是对以后相当长时间的影响而言，与其称为近代科学的革命，勿如说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发展注入一种新的因素，导致传统科学在衰落过程中的一次复兴更为合乎历史事实。
四
明末清初从《几何原本》的翻译到《律历渊源》的编纂虽然处在世界近代科学革命之后，但在中国并没有引起轰轰烈烈的科学革命，将中国科学引上近代化之路，只是诱发了传统科学的复兴，这是由诸多历史因素和科学自身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一）近代自然科学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产物，又是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作斗争的武器。中国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虽然在16世纪中叶或此之前已经萌生，但发展缓慢。特别是17世纪中叶满清落后民族侵入中原，更加延缓了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学术文化与经济过程相适应，凡接触过西学的文人学士一方面不能不对西方科学称其“巧密”，呼唤科学的世界，另一方面又高举人所不能怀疑的“六经之旨”，始终逃不出传统思维的藩篱，致使“西学中源”的思想自黄宗羲最早从天文学角度提出后，不论学者还是皇帝都穿凿附会大力阐扬。热烈一时的“西学东渐”被政治上的闭关所中断，探索西学中源的复古之风代替了吸收创新。如同中国其它的诸多发明：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传到欧洲立刻变成了不起的成就，在它的祖国却始终停留在胚胎状态，甚至死在母腹中。正如马克思所说：“既为旧的所苦，又为新的发展不足所苦，死的抓住活的”〔12〕。
（二）西学的传输者是笃信上帝的传教士，介绍西方古典历算学知识只是他们敲开中国传教大门的工具。接受者一方，不论学者还是皇帝，只是为弥补中法制历之不足，要“锫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满足一时政治之需要。科学的价值是在满足一定的主体需要过程中实现的，非科学之动机既决定了传播、接收内容的选择，也注定了前途与作用。由此不难解释《几何原本》翻译的半途而废，具有某些新观念的《坤舆全图》深锁宫中秘不示人。历史注定时代的鸿沟不能由这些人来填平。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谁想凭空超越自己所处时代条件限制，谁就会陷入唐·吉诃德的境地。
（三）《崇祯历书》的编译虽然使中国的历法由代数体系转变为几何体系，但为什么未能导致中国天文学的根本革命呢？任何一种知识体系的价值是由其内容的科学性决定的。中国传统的代数体系和西方古典的几何体系都不失为一种数学模型，差别只是计算方法之差异，在观念上没有不同，同属一种科学形态，具有同等的价值〔13〕。
（四）除上述因素之外，还应考察当时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态势。中国传统科学以天、算、农、地、医学为主干。自宋元达到发展高峰，明时，又由于封建政府禁止民间私习天文历法，到明末天文历法几乎成为绝学，实用数学已向商业数学和珠算方向发展，并获得普及。1592年程大统所著《算法统宗》“莫不家藏一编。”〔14〕这种转变基本上满足了社会生产生活对数学的需要。农学、医药学也进入总结阶段。《农政全书》、《天工开物》、《本草纲目》、《外科正宗》等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经典著作都是在16—17世纪之间产生的。总之，明末清初，中国传统科学从总体上讲同西方的差距尚不显著，同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尚不存在突出的矛盾。外无压力内无危机的状况表明不具备产生革命性变革的条件，对输入西学尚有一定的抗衡能力，从而淡化了《几何原本》、《律历渊源》的影响。
五
科学史既是一部知识体系发展史，也是一部科学与社会相互作用关系的演变史，划分科学史，自然科学知识本身在各个发展阶段所显示的不同的本质特点是根本的标准。其次也要考虑各个历史时期科学与社会相互关系的不同特点。这两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15〕。历史分期一般都是选择重大事件为标志。由于对历史事件性质的评价有赖于人们的价值观念，具有很大的主观性，这就要求在选取事件时，在坚持标准的基础上具有广泛接受的可能性。第一要保证性质的一致性，即对同一划分对象在同一水平上的划分，不能采用性质不同的指标。第二具有普遍的适应性。首先，体现出这一时期区别于其他时期的基本特征。其次，体现出世界科学史的统一性与各民族科学发展多样性的统一。最后，体现出事件主体的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统一性。只有具有普遍性才能有被广泛接受的可能性。显然把《几何原本》的翻译作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开端是不符合以上思想原则的。一是划分中国科学史这同一对象时指标性质不一。古代科学史是据知识内容的性质划分，近代科学史则以科学活动为特征，具有不可比性。二是割裂了中国科学史与世界科学史的统一性。这样划分虽然时间上中国科学进入近代是在世界近代科学革命产生之后，中国近代科学史具有中西科学融汇的特征，但中国近代科学却不具有近代科学的知识内容和思想方法。三是割裂了事件参与者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统一性。作为科学革命，必须是对旧有传统的否定，为未来科学的发展铲除障碍，开通道路，提供广阔的前景。按科学发展规律，科学革命之后应有一个相对迅速发展时期，但历史事实却是中国科学停滞长达200年之久。这样划分，使中国近代科学史的早期（按理应是飞速发展期）出现了中断，违背了科学的发展规律。
我们不同意把《几何原本》的翻译作为中国近代科学史的开端，并不是否认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国科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输入的西方古典科学知识虽然已经落后于时代，但使中国学者有机会较系统地接触了西方古典科学，激发了搜集整理研究中国传统科学典籍的热情，并出现了一些成就，使在走向衰落过程中的中国传统科学出现一次复兴，也为后来学习西方近代科学作了早期心理准备。
注释：
〔1〕张纯成等：《15—16世纪的中国自然科学革命》，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
〔2〕（美）格雷戈·布鲁：《科学与历史：文明辩证观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大自然探索》1986年第3期。
〔3〕钱宝琮：《中国数学史》，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35页。
〔4〕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3页。
〔5〕《徐光启纪念论文集》，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26页。
〔6〕（美）V·n沙马：《十八世纪耶稣会天文学对印度、中国天文学的影响》，载《科学史译丛》1986年第1期。
〔7〕（英）亚·沃尔夫：《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版，第721、708页。
〔8〕张纯成等：《15—16世纪的中国自然科学革命》，载《史学月刊》1990年第2期。
〔9〕孙晓春：《中国文化封闭说》，载《北方论丛》1989年第4期。
〔10〕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9页。
〔11〕梅文鼎：《〈勿庵历算书目〉辨》。
〔12〕参见马克思：《〈资本论〉序言》。
〔13〕席泽宗：《十七、十八世纪西方天文学对中国的影响》，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
基本的天文学知识篇9
【关键词】露天与金属矿山开采教学内容改革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4）01C-0060-02
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新时期加强高等教育质量内涵建设的重要举措。笔者以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为例，结合露天与金属矿山开采课程的特点和多年的教学实践，提出重构课程教学内容的必要性，探讨教学内容改革的途径，以期为打造精品课程和采矿工程部级特色专业的建设奠定基础。
一、露天与金属矿山开采课程的特点
露天与金属矿山开采是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采矿工程专业本科一门重要的核心课程。通过该课程的学习，采矿工程专业的学生能够掌握矿床露天开采的基本工艺与设计方法，以及金属矿床地下开采的主要方法与参数设计，为今后从事露天矿山、金属矿床地下开采方面的教学、科研、生产等工作奠定必要的理论与技术基础。露天与金属矿山开采课程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课程内容多且杂。课程涵盖固态矿床露天开采与金属矿床地下开采两部分内容，涉及上述领域的开拓方式、生产工艺、采矿方法和设备选择，主要内容包括露天矿山的矿岩松碎、采装、运输、排岩、露天开采境界、矿床露天开拓、露天矿生产能力与采掘进度计划、露天矿边坡稳定与控制，以及金属矿床地下开拓方式、回采工艺、采矿方法选择与适用条件、矿柱回收与空区处理等，知识涵盖面广，课程系统性差，教学难度较大。二是课程学时较少。露天与金属矿山开采课程综合了矿山地质学、矿山机械、爆破工程、岩土力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和知识，还需适时补充有关爆破作用机理、矿山公路铁路线路设计等内容，故课程的综合性和实践性较强。然而，根据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新版教学大纲（2011版），该课程的授课时间由原来的40学时减至32学时，学时少而内容多，这给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均增加了困难。
二、重构课程教学内容的必要性
高等院校实现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是教学，其中最主要的是课程教学。在专业范围内，根据教学需要，将知识体系按照学科的内在规律，分解成若干个具体的知识体系，每个具体的知识体系即课程；每门课程都有其独特的内容，其载体是教材。
课程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一项综合性建设，课程建设主要包括教学内容、师资队伍、教材、教学条件、教学方法与手段、课程体系、管理机制、实践教学等几个方面的建设，其主要目的是解决好如何为学生提供好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问题。
教学内容是体现教育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该领域前人研究成果的总结，并且随着科学研究的进展而不断发生变化。根据普赖斯知识指数增长模型，到2020年人类知识总量将达到每73天翻一番的速度。这就要求教师要从广阔的知识海洋中汲取营养，改善自身的知识结构，开展科学研究，这也是提高自身水平、适应社会发展的一条途径。教师只有将反映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时充实到新的教材及课堂讲授中，才能为学生探索新事物、培养创造能力奠定基础。
教学内容的改革是教学改革的核心，必须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总体要求。教学内容改革既涉及各门课程内容之间的衔接与组合，以及每门课程的内容选择和优化，又涉及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和手段、教材选用等因素。露天与金属矿山开采课程作为采矿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涉及范围广，内容更新快，重构课程知识体系，优化整合课程内容，改变教学内容陈旧、脱离科学发展前沿的现象，形成开放的课程体系刻不容缓。
三、教学内容改革的途径
全面推进采矿工程专业人才素质教育，是培养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基础扎实、知识面宽、能力强、素质高，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采矿工程技术人员和研究人员的要求。针对当前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结合笔者所承担的“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露天与金属矿山开采课程建设”项目，探讨采矿工程专业露天与金属矿山开采课程教学内容改革的途径。
（一）优化教学内容。教学内容的调整，应注重将工程素质的要素转化为具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活动，强调以科研促进教学，形成贴近工程实际的教学内容。露天与金属矿山开采课程涉及的预备知识和相关领域较多，课程横向跨度大，其与矿山地质、矿山机械、岩土力学、爆破工程等课程联系密切。在新版课程教学大纲的指导下，对原有露天与金属矿山开采课程的教学内容进行取舍，在合理保留传统内容的基础上，注重课程内容的更新，通过在课堂教学中补充本学科的发展前沿，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原先在讲授“露天矿山爆破”时，需要增加2学时来补充有关炸药基本组成与岩石爆破作用机理等内容，但根据新版采矿工程专业本科培养计划，已新增爆破工程课程，因此，在讲授“露天矿山爆破”时，无需重复这部分内容，从而有助于提高课程的教学效率。又如，浅孔留矿采矿法虽在许多小型金属地下矿山仍普遍运用，但其存在机械化程度低、工人劳动强度大、安全作业条件差等不足，不符合“安全、高效”的采矿发展之路，故在教学过程中应对这部分内容进行删减。再如，随着矿产资源开发逐步向深部延伸，解决深部开采引发的高温、高压、岩爆等问题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适时补充深部开采理论与安全生产技术，有助于提高学生对采矿学科的深入认识和思考。
（二）加强教材建设。教材是传播知识的载体，教材建设是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的组成部分，是课程内容、教学体系建设和改革思想的具体反映，一本好教材是取得出色教学效果的基本保证。因此，编写与教学计划、课程教学大纲配套的系列教材是教学改革成果的载体和改革得以实现的手段，也是实现教学计划的重要保证。教材既要求内容丰富、系统完整、重点突出，并能反映国内外最新的进展和发展趋势，又要求能突出基础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术的教育。露天与金属矿山开采课程内容涉及固体矿床露天开采和金属矿山地下开采两部分内容，曾选用教材是根据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大采矿专业要求编写的，不能充分满足新版教学大纲的要求。因此，在调整和优化教学内容的同时，依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材建设项目，按新的思路组织编写课程配套教材――《金属矿床露天与地下开采》。与现有同类教材相比，该教材是针对煤炭院校本科生采矿教学的特点，适当补充固体矿床露天开采与金属矿床地下开采的有关内容；并在原有教材的基础上，补充了爆破作用机理、矿山公路铁路线路设计等内容，力求反映近年来矿业领域较为成型的新概念、新成果、新方法，如地下深井矿山胶结充填采矿理论与技术、露天煤矿吊斗铲剥离倒堆开采工艺等。《金属矿床露天与地下开采》荣获2011年北京市精品教材。
（三）明确教学重点。露天与金属矿山开采课程表面看起来，知识点多、内容庞杂，实际上这是对教学内容理解不系统造成的。明确教学重点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而教学重点的确定又必须建立在熟悉教学内容的基础上。因此，必须认真钻研教材，处理好教材与教学内容的关系，对教材内容进行有益的深化和适当的扩展或删减。然而，教材毕竟只是教学中的主要参考书，对教师而言，还要参阅大量的参考文献，在熟悉内容、吃透教材的基础上对教材内容进行重新组织、加工精炼，以最有效的方式将一些基本原理、方法及技能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内获得尽可能多的知识。例如，在讲授金属矿山地下开采方法时，可按照“采场结构参数―采准工作―切割工作―回采工作―采矿方法评价”的思路开展；在讲授露天煤矿大型采装设备吊斗铲时，可引出“吊斗铲倒堆剥离开采工艺”，并通过我国黑岱沟露天煤矿“定向抛掷爆破+吊斗铲倒堆剥离”实例深入阐述此类开采工艺。这种教学方法不仅使露天与金属矿山开采课程的知识系统化，从而使学生容易接受和掌握，而且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引入科研成果。露天与金属矿山开采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方法不断出现，这就要求教师要不断从知识海洋中汲取营养，改善和提高自身的知识结构。科研工作是提高和体现教师学术水平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参加科研实践来丰富自己的工程实践经验，并将反映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新成果及时充实到新的教材及课堂中，既不会使单纯的理论知识讲解枯燥无味，又能为学生探索新事物、培养创造能力奠定基础。例如，在讲授金属矿山地下采矿方法选择时，结合教师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夏甸金矿深部高温高压环境下安全高效开采关键技术研究”，详细论述了选择采矿方法的基本要求、影响采矿方法选择的主要因素和采矿方法选择的步骤，收到了良好的授课效果。
露天与金属矿山开采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课程，通过鼓励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或参与教师的科研项目，将露天与金属矿山开采课程的知识点融入科研项目中，增强学生运用科学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例如，利用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充填采矿实验室在仪器设备上的优势，先后组织本科生参与“全尾砂固结充填胶凝材料研究”、“尾砂胶结充填体自立性能研究”、“高地温环境下全尾砂固结胶凝材料研究”等多项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通过参加相关科研工作，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得到显著提高。
总之，教学内容改革是课程建设的基础和依托，可通过优化教学内容、加强教材建设、明确教学重点、引入科研成果等途径，力争实现科研和教学的有效结合，使课程内容能及时反映本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参考文献】
[1]刘宏岩，郝东明，胡金凤，等.试论高等学校的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J].现代教育科学，2009（2）
[2]吕永震，王光.创新课程建设体系，全面提升课程建设水平[J].现代教育科学，2009（4）
[3]勾攀峰，宋常胜.岩石力学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J].高教论坛，2009，（5）
[4]蔡美峰.对本科生教材改革的若干思考[J].中国冶金教育，2001（5）
基本的天文学知识篇10
中学地理学科最突出、最基本的特点应该是区域性和综合性。在现行的各种版本的地理教材中，如人教版、苏教版、湘教版，区域地理知识是最基本的知识。我们有些老师在讲解区域地理知识同人类活动的环境、地理环境的关系时，常常会出现简单、机械地罗列地理知识的现象，重视“地”的知识介绍，而忽视“理”的知识分析，不重视地理现象和地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地理老师要想方设法改变这种教学现状，要充分认识到地理学科区域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帮助学生构建地理知识的基本框架，使学生把所学的地理知识都归纳到知识框架中。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也许有很多，但结构教学法无疑应该是其中最为有效的方法之一。
一、讲清知识间的内在联系，形成一个个相关的知识系列
中学地理教学要讲清各种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以便构成地理知识序列。例如讲到上海地区的地理特征时，就要说明它是长江的入海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从上海站沿着沪宁线向西，分别是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京等经济发展较为迅猛的地区。上海海、陆、空交通发达，人口密集，不仅汇集了中国的高新技术，也汇集了世界上的一些高新技术。上海是我国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上海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也是世界上的大都市。例如讲到天津地区的地理特征时，要说明它既位于华北平原，又靠近海河的入海口，塘沽港不仅是我国的一个大港口，也是世界上大港口之一，附近还有驰名中外的长芦盐场。天津距离北京、东北等一些重工业基地较近，天津的地理位置优势同上海有很多相似之处。讲上海、天津这两个大城市，如果把这两个大城市的有关地理知识看成是互不联系的，学生就很难将这些知识构建成一个网络。如果从上海、天津的地位位置和地理特点来讲，介绍它们的历史，说清它们海洋资源开发以及同周边城市的关系等，这样，上海、天津地区的地理知识便不是孤立的知识了，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既可以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又可以培养学生概括综合能力。
二、采用结构教学，引导建立地理学科的基本结构
根据《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标（实验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规定，中学阶段是基础性教育，在这个阶段所学的地理知识都是基础性知识，还要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掌握学习地理的基本方法。学习地理基础知识要有选择性，要学习那些最基本、最关键的知识。对这些最基本、最关键的地理知识要给学生讲清讲透，但不能讲得太深、太难、太偏、太怪。例如，学习地理基础知识肯定要学习到地球自转、地球形状、经线、经度、纬线、纬度、区时、日界线、昼夜更替等一系列知识，学习这些基础知识最关键的是地球自转的绕轴运动这个重点，讲解这一重点我们就要多花一些时间，一定要把它讲清讲透。让我们的学生能够认识到：假如没有地球自转，就没有地轴；假如没有地轴，就没有两极；假如没有两极，就没有地理坐标；假如没有地理坐标，就没有时区、日界线。由此可见，地球的绕轴运动是这一系列知识中的核心知识。搞懂了这个核心，学生也就构建了这个知识的框架。现在我们搞经济建设，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社会发展要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人和自然要和谐统一。那种先发展后治理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把“环保”落到实处。这里要讲清“经济发展”与“保护自然”的关系，其中最核心的知识或理念就是“科学”两个字。
三、采用结构教学，应巧妙运用地图和多媒体
中学地理教学离不开地图，地图是我们地理教学最重要的工具。地图具有整体性、形象性、直观性的特点，地图能够清楚地展现地理要素的分布，所以运用地图成了地理教学的重要手段，也是结构教学不可缺少的手段。地图既是学生获得地理感性知识的源泉，也是为我们提供对不同区域进行比较分析、查明其间地理事物的共性和地域差异性的极好园地。当然，当我们老师指导学生读图和运用地图时，也应该时时提醒学生不要忘记空间结构，要认识到地球不过是不可展开的球面的展开图，在不同的地图上，区域的形状、大小、距离是有差异的，而且还会有失真之处，不要被地图的平面性所迷惑。另外，地理教学要充分利用多媒体，以便增强教学的直观性、形象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我们教学提供了便利，这在地理学科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但遗憾的是，现在我们还有不少地理老师不会用或很少用多媒体来组织教学，这是一个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