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篇1
关键词:商品经济;内在矛盾;演化;经济危机的根源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8-0128-03
0前言
目前,有关经济危机的根源这一问题有两种较为流行的解释:其一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从经济行为主体心理角度分析,认为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由有效需求不足引起市场供求失衡。其代表人物是J.m.凯恩斯。其二是运用矛盾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从生产(供给)、交换(市场)、消费(需求)到社会经济制度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与现实性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认为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其代表人物是马克思。
笔者认为,以唯心史观为其哲学基础的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只是从主观心理因素出发,构建主观色彩浓厚的有效需求这一理论分析的逻辑基点,并以此为基础去分析经济紧缩、危机与周期运行的形成机理和治理政策。在短期来看,在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其理论不仅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且由此而来的危机治理政策也会收到很强的效果。例如,罗斯福新政实施后,美国经济从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中迅速摆脱,并在二战中得到强劲复苏。但从长远来看,由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并未触及到经济危机产生的真正根源,故而只能针对经济危机的表象实施一些反危机政策与措施,给经济机体的长期健康发展留下隐患。追根溯源地讲,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与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行凯恩斯主义有很大关系。
从历史的角度看,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的马克思经济危机学说为二十世纪末以前发生的经济危机提供了最为完整、最为系统、最为全面、最为科学的解释。然而,伴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的逐步推广,现代信用的高度发展,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冲击,以高度证券化和资本化为显著标志的、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虚拟经济已高度发达,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全称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的危机)演变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却表明,仅用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引起的(实体经济领域)生产相对过剩来概括这一时期的经济危机还是远未达到事情的根底。但是,马克思经济危机学说为我们提供了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的基本方法――矛盾分析法和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分析法。本文正是基于一种历史的视角对商品经济发展过程进行考察,从而深入探讨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演化与经济危机的形式的演化的内在联系,进而得出经济危机根源于“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的结论。
商品经济是人类劳动生产力整体水平不断提高的产物,正是这一水平的不断发展推动着商品经济不断向前发展,这一推动作用是通过推动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形式的演化来实现的,而这种演化又决定了经济危机形式的演化。1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矛盾与局部性的经济危机
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私有制的出现,以个体分散的私有制为基础的劳动内在地包含了社会劳动和私人劳动的矛盾,这一矛盾是与这一时期人类劳动生产力整体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的解决在于实现不同个人劳动产品的互换。最初这种交换是以以物易物即商品――商品的形式出现的,在这一形式下,买的过程就是卖的过程,买和卖在交换的过程中实现了统一。因此,在直接的物物交换的商品经济时期根本不存在发生经济危机的可能性。随着商品交换的日渐频繁与商品生产的日益扩大,商品经济过渡到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阶段,商品交换的形式转化为:商品――货币――商品。货币的产生使买与卖分裂为两个独立的过程,一个人卖了自己的产品并不一定要马上买回自己需要的别人的产品。这就可能造成另外的卖者卖不出自己的产品。这种卖者与买者之间的对立需要在危机中实现二者的统一。这便产生了一种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
货币的使用带来了经济活动范围的迅速扩大,逐渐产生了以赊销商品和延期付款为形式的商业信用。这时,社会上的一部分商品是以赊销的形式出卖的。尽管商品已经转手,商品所有者之间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债务连锁关系。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在各种支付互相抵销时,货币只是观念上的价值尺度,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人们要的是实在的货币,一旦有一个或几个债务人不能如期支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使一系列支付不能实现,使整个信用关系遭到破坏,造成经济危机。这是普遍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第二种形式上的可能性。在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一时期,这些构成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可能性因素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一系列的商业、货币和信用危机。例如,“17世纪初,由于投机倒把和伪造货币引起的卢卑克的危机;1673年郁金香的疯狂投机造成的尼德兰的商业、货币危机;1763年的汉堡商业危机等。这些危机的重要特点是由商品生产以外的因素引起,并反过来影响商品生产,只是这种影响微乎其微。由于这些危机都是发生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局部,对社会经济整体影响较小;故而我们统称它们为局部性的经济危机”。
2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与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
随着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发展,逐渐出现了许多人集中在一起生产商品的现象,这标志着商品经济已由简单商品经济阶段过渡到社会化的商品经济阶段,这一阶段的成熟时期是由发生在18世纪末的产业革命带来的机器大工业时期。在社会化的商品经济阶段,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社会劳动与私人劳动的矛盾演化为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由此,经济危机也开始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简单商品经济基本矛盾的运动包含着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笔者认为,这里的关系就是指在产业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机器大工业和逐步走向发达的信用关系以及基础上逐步深化的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表现为供求关系或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这种形式的经济危机传导机制(如图2-1)是:首先商品生产与消费之间即供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首先暴露于商品生产流通领域(表现为由于产品的大量过剩而导致的产量下降、物价指数的下滑和工商企业的大量倒闭),进而波及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表现为失业的大量产生和资本市场的极速滑落)。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危机反过来影响商品生产流通领域,国民经济陷入全面的衰退。
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典型事例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1929年中期,美国一些主要产品的产量开始下降。到同年秋季,局势已非常明显,无论是制造业,还是建设业,都在大幅度减少,工商企业大量倒闭。”“1929年10月23日,股市急转直下,10月24日即“黑色星期四”股市再次惨跌。”“1930年爆发的银行危机使美国从1929-1930年经济衰退中实现复苏的努力付诸东流。大萧条带来大量失业。1929-1933年,美国Gnp下降近于30%,失业率从3%升至25%。”
3实体经济过程与虚拟价值增殖过程的矛盾与虚拟经济危机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实体经济是指“从事生产的实际活动,包括产品的研制、开发、销售服务,以及交通、旅游等为直接消费提供服务的活动。”虚拟经济是指“经济活动中,以虚拟资产为对象,通过对虚拟资产的经营,以谋取利润或报酬为目的的经济活动。虚拟经济活动包括对虚拟资产的买卖、中介、咨询等,此外,业、业等根本脱离实际经济活动的行业也属于虚拟经济。”
生产要素市场的出现标志着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阶段,生产要素市场的高度证券化和资本化则标志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在实体经济高度发达基础上又形成了高度发达的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以实体经济为基础,并服务于实体经济,但与此同时,虚拟经济的运行又可脱离实体经济自我运行,形成相对独立的虚拟价值增殖过程。由此,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就演变为实体经济过程与虚拟价值增殖过程的矛盾。这一矛盾的爆发便表现为虚拟经济危机。这一危机形式的发生机制(如图3-1)是当虚拟价值增殖过程极度活跃(主要表现为金融衍生品的极度泛滥),从而超过了实体经济过程的承受能力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严重失衡就要通过虚拟价值的贬值(主要表现为房地产市值的下降和金融衍生品价格的大幅下降)来恢复,这一贬值过程会导致作为虚拟经济运行载体的金融机构的破产或运行困难以及资本市场的严重波动(主要表现为股市的狂跌和债券市场的混乱),重挫人们的心理预期,由此波及到实体经济领域,影响实体经济顺利运行甚至造成全面停顿,实体经济的困难又反过来加重虚拟经济的危机。
虚拟经济领域虚拟经济危机的典型事例是由肇始于2007年4月的美国次贷危机(全称是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的危机)演变而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从2004年6月到2006年的两年中,美联储共17次提息,利率从1%升至5.25%”,后来,“长期房地产抵押贷款利率升为6.8%”。“利率的高调,直接打击了房地产行业。房地产价格开始大幅下降,房地产投资放缓,新房销售量急剧下降,房屋抵押贷款申请也连续下降,相应地以此为基础发行的各种金融金融衍生工具也开始急速贬值和股票债券市场的暴跌,以及雷曼兄弟为代表一系列投资银行的生存危机,至2008年10月终于演化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伴随着危机从虚拟经济领域向实体经济领域的逐步蔓延,世界范围内的许多国家的货币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国民经济运行出现较大波动,经济增长受到严重打击。伴随着企业的大量倒闭,失业率不断上升,社会经济面临着陷入全面萧条的危险”。
4结语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内在矛盾的形式也在不断演化,而这种演化又决定了经济危机形式的演化。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商品经济,人们就时刻面临着经济危机的威胁,尤其在商品经济发展到市场经济的高级阶段,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以实体经济过程与虚拟价值增殖过程的矛盾形式出现时更是如此。从辩证唯物史观的角度看,这一矛盾形式的基础是在人类常态社会中正态劳动与变态劳动(剥削劳动)的矛盾运动,只有实现了人类劳动的完善化,消灭了变态劳动,商品经济的这一基本矛盾才失去了运行的基础,人类社会才可由此进入产品经济形态,只有到那时人类才可彻底摆脱经济危机的梦靥。然而,现时代的人们必须努力用社会理性来抑制人类变态劳动的疯狂,加强对这一变态的表现形式――虚拟经济尤其是其表现形式之一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有效监管,实施强有力虚实经济一体化调控,将虚拟经济的发展控制到社会可承受的范围,使社会经济尽早过渡到产品经济形态。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以上的分析是以商品经济一般为对象,并未涉及对经济制度问题的考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其一般性来讲,它是商品经济的一种,具有商品经济的一般特征,故而,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运动,在实行这种经济体制的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起到作用;另一方面,就其特殊性来讲,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社会拥有更强的社会理性。这种优越性在应对经济危机时表现的尤为突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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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篇2
答：认识的主体和客体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它们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具体说来，它们的关系表现如下：
(1)主体和客体的实践关系。
(2)主体和客体的认识关系。
(3)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
2、简述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答：社会基本矛盾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两对矛盾，不是互相孤立、互相平行的，而是相互制约、有主次之分的。
(1)首先，由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作为社会的经济基础又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所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起着主导作用。
(2)其次，由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经济基础是联系上层建筑和生产力的中间环节，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解决，又有赖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解决。
3、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形成后为什么还会存在超额利润?它的本质是什么?
答：平均利润形成以前，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销售，商品的市场价格是以价值为基础。随着平均利润的形成，商品不再按价值销售，而是按生产价格销售，商品市场价格转而以生产价格为基础。生产价格是商品的生产成本和平均利润之和，它是价值的转化形式。用公式表示为：生产价格=生产成本+平均利润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形成，并不排斥个别企业的资本家可以获得超额利润。
个别企业的生产条件比较优越，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其商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就能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利润，即超额利润。超额利润就是商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低于社会生产价格的差额。超额利润是超额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所反映的具体经济关系不同。平均利润的产生是与部门之间的竞争相联系的，它反映的是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而超额利润是与部门内部的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相联系的，它反映的是同一部门内部不同企业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所以，超额利润并不会由于部门之间的竞争而平均化。
4、经济全球化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答：从商业资本、借贷资本到产业资本的国际化，表明资本国际化的发展促使国际经济关系逐步向深度和广度扩展，导致经济全球化的到来。
5、简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含义。
答：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指每个社会成员的体力智力获得全面发展和自由运用，个人的全部智慧、力量和潜能素质都能全面自由地尽量发挥，每个社会成员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意愿以及社会的需要自由地选择职业。
6、试述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并说明这一原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
答：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也就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它们是辩证统一的。
1、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互相联结的。
2、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互相区别的。
3、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
二、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是矛盾问题的精髓。这一原理要求我们在普遍原理的指导下，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补充和丰富普遍原理。这一原理对我们有重要意义。
1、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原理，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2、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抄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7、试述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答：劳动力作为商品同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但是，劳动力是特殊商品，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也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特点。
一、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也和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包括以下三部分生活资料的价值：一是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二是劳动者繁育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三是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用以培训适合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的价值决定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包括历史和道
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篇3
11月中旬,期货市场风云突变,本来涨势如虹的大宗商品,连续出现大面积跌停,市场人气在一夜之间逆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多数品种经过连续大幅上涨后,自身调整的愿望愈发强烈,而恰逢此时,为对抗通胀,持续出台的货币紧缩政策和行政干预措施,引燃了调整的导火索。由于中国因素的影响力已经很大,国际商品期货在本轮大跌中,选择了与中国同步,这就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空头气氛。
市场人士对后市的看法,分歧明显加大。本轮商品价格的暴跌,到底是长期牛市中表现较为激烈的正常回调,还是牛市结束的信号?要认清这个问题,需要从以下几对主要矛盾入手。
一是行政干预的利空与货币供应依旧宽松的矛盾。国内10月份Cpi达到4.4%,由于担心通胀加速,政府采取了行政干预措施,包括加大抛储力度,打击囤积投机商等,同时连续提高准备金率,并有加息的举措,可以说这些是短期内最强的利空。但因为货币政策的滞后性,上述举措不会立刻改变市场宽裕的流动性。也就是说,利空的冲击过后,商品价格依旧存在上涨动力。
二是人民币升值对商品的利空与热钱流入产生的利多之间的矛盾。人民币升值对商品的直接表现是内外盘相关商品的比价走低,但它又会进一步引发热钱的流入,令各类资产和商品价格上涨。从目前情况来看,后者的力量要强些。
三是中国收缩银根与欧洲、美国、日本等国实施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中国国内通胀水平高企,提出了收缩流动性的要求,危机后的复苏程度较好,也给收缩银根提供了操作空间,否则在抑制通胀和降低失业率之间作选择的难度会增大。而欧洲、美国、日本等国,经济复苏和通胀水平较低,有空间和动力继续采取宽松货币政策,这些国家提供的廉价货币流向新兴经济体,将推高物价。
四是全球经济仍虚弱,部分商品产能过剩与投机力量之间的矛盾。经济危机过后,主要经济体的恢复程度一直较差,造成部分商品产能过剩,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商品价格的整体上涨也是不争的事实,这背后投机力量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不过,投机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仍来自宽松的流动性,动机既有资本的逐利性,也有资本所有者被迫采取措施来对抗购买力下降的要求。
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篇4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系统地阐述了两类矛盾的类型、性质和解决的一般公式和具体方法。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类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其不同体现在“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之所有性质上的不同，是由于这两类矛盾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产生的。敌我矛盾产生于敌我利益根本对立的基础上，“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在人民内部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对两类矛盾不同性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方法，解决敌我矛盾用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列出一般公式后，还根据不同领域矛盾的不同情况提出了不同的解决办法。在中共和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民族关系上，坚持民主平等，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方针。在介绍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的性质和处理方法后指出:“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一句话点出了提出两类矛盾学说的目的就是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动力理论指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动力和直接动力之所在，但如何把矛盾转化为动力呢?在这里，想到了改革。
通过体制改革促进基本矛盾的解决———的体制改革思想
以改革的方式解决基本矛盾，恩格斯在研究现存社会制度时曾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在这里，恩格斯告诉我们: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列宁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既然是“非对抗性”的，那就不能用政治革命而应用调整经济政策，“改善和改造我们的苏维埃制度”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大师的改革思想为我们以改革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提供了理论借鉴。
(一)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动力论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层理论基础
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其内在性质而言是非对抗性的矛盾，特点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对基本矛盾中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若干具体表现进行了分析。相适应的方面是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上层建筑方面，“人民民主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相适应的”。相矛盾的方面是指，生产关系上“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就上层建筑而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方面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在这里，具体指明了哪些是适应的，哪些是矛盾的，指明了解决矛盾的着眼点，从而使体制改革有的放矢。
(二)以体制改革作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途径和办法建国初期，我国形成了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曾对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发挥过积极作用。但随着建设事业向纵深发展，其弊端日益暴露。有鉴于此，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了体制改革的探索。在政治方面，指出改革的目的就是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向自然界开战，建设我们的新国家。而改革的目标是“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在看来，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的必然要求，其性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其主要内容包括:党的自身建设方面，将党的代表大会改为常任制，设立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总书记，酝酿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健全民主集中制，有效监督，制约个人权力，防止和反对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的思想;反对;党政关系方面，正确处理共产党和派的关系，合理划分党政职能;国家制度方面，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多党合作制度，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领导体制方面，要正确处理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干部人事制度方面，精简机构，培养、教育、选拔年轻干部。这些都有助于推动我国最终形成一种有利于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良好、和谐、宽松的政治环境，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在经济方面，在《论十大关系》中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即“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确立了改革的基本原则后，着手在产业结构、所有制形式、分配制度、经济管理体制、经济运用机制等领域进行改革，形成了一些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改革思想。在分析了基本矛盾的若干重要表现后，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核心和关键是处理好利益分配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要求切实做到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三者的兼顾。为了解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不相适应的矛盾，提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办法。在所有制上，指出在全民所有制内部存在着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矛盾。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例如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之间，存在着生产和交换上的矛盾。因此，提出要建立“独立王国论”，打破中央集权一统到底的僵化局面;允许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提出应该“尊重价值法制”和“发展商品生产”;建立农村新型的所有制形式;明确企业管理体制和职责;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管理办法组织管理经济，等等。的这些改革思想虽然是尝试性的，很多尚停留在动议阶段，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这些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改革思想。
(三)体制改革思想是邓小平体制改革思想的先声，这是它的积极方面。的体制改革思想没有对社会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进行区分，也就无法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症结所在，从而使改革没有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这是它的消极方面
体制改革思想是邓小平体制改革思想的先声。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对已经初步探索的但没有形成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的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进行了突破。邓小平通过建立退休制度和具有过渡性质的顾问委员会，解决了老干部的退休和安置问题。在经济体制方面，邓小平的体制改革思想和的体制改革思想有更多的交集。在所有制结构形式上，提出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邓小平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成份共同发展”和“三个有利于”的论断就是对这一思想进行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提出:“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的思想。可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着眼点就是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进行权力的下放。相应地，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了“发扬经济民主”的思想。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提出了“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思想。指出:“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这个著名的论断成为邓小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思想来源。的体制改革思想虽然是邓小平体制改革思想的先声，但它没有对社会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进行区分，也就无法准确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症结所在，从而使改革没有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适应的，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制度是好的，是必须要坚持。但生产关系又还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正是这些不完善妨碍着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是必须改革的。这些不完善是可以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的。这是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学说和两类矛盾学说中内含的改革必然性。遗憾的是，只是笼统的指出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生产力有不适应的一方面，但并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法”，也就没有深化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范畴，提出“体制”的范畴。虽然也提到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机构中某些方面的作风”，“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但并没有进一步把他们规定为具体体制，进而也没有将其与基本制度进行区分。
这种模糊性使得不能够找到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症结在于原有的经济、政治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就不能把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具体化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之间的矛盾。也就提不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的科学命题。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体制，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体制改革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矛盾的中心环节，是正确处理和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方法。因为无法将改革的认识达到如此的高度，的体制改革就仅仅是对原有体制的一种小修小补，导致了经济体制改革上始终没有突破以产品经济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是提出了一些原则方法而没有形成了制度化和规范化。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性质、方向和道路，具有不可磨灭的理论价值。但在解决矛盾路径的选择上，对“生产关系大变革”和“上层建筑大革命”的钟情要远远地大于对体制改革的青睐。这种解决路径的左右摇摆又使的体制改革思想存在着重大的理论缺陷。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动力论的理论价值和理论缺陷
的社会基本矛盾动力论是“在深刻地概括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丰富的新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典范”，其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个创造性地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纳入社会基本矛盾体系之中，并且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明确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其基本矛盾的理论。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从整体上揭示了人类社会运动发展普遍规律的最基本的原理，是唯物史观的核心。依据这一理论，马克思恩格斯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列宁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状况，创立了“一国胜利论”。但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明确提出“社会基本矛盾”这一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明确了“社会基本矛盾”的范畴，并且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科学理论。早在《矛盾论》中就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范畴:“当马克思、恩格斯把事物矛盾的法则应用到社会历史过程的研究的时候，他们看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看出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由于这些矛盾所产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会在各种不同的阶级社会中，引出各种不同的社会革命。马克思把这一法则应用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研究的时候，他看出这一社会的基本矛盾在于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
循着这一思路，在《论十大关系》、《正处》等著作中完善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科学内涵，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个充满矛盾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仍然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对矛盾推动的;正确地分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特点和解决方式;指出我国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样就为形成完整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动力理论奠定了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动力理论瑕瑜互见，其理论缺陷表现在: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自始至终没有做出明确概括和科学论证。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正确到错误的演变过程。1956年党的“”正确分析了我国社会各种矛盾在社会生活中的变化，指出主要矛盾实质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作为对“”关于我国主要矛盾正确论断的发展，提出了两类矛盾学说，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但不久就抛弃了党的“”和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认识。1957年3月提出:“我们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
在这里，混淆了“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的政治思想残余”两个不同的概念。1957年7月又提出:“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篇5
【论文关键词】小城镇建设；产业结构；失衡；矛盾；资源
小城镇建设具有促进农村现代化、完善县域经济、建立现代化城乡社会结构的战略意义，是衡量一个地区进步水平的重要标志。进入2l世纪，我国中西部出现小城镇建设高潮。但在实际过程中，一些地方单一产业模式特征突出，仅以建筑业及房地产业为依托，忽视其他产业发展所需条件、产业间良性互动关系等因素，反致本地产业结构失衡，背离小城镇建设初衷。本文结合基层调查讨论小城镇建设中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欢迎商榷。
一、短视行为导致地方产业结构失衡
小城镇建设过程中条件不断变化。无视条件变化便把握不住小城镇建设的未来演变趋势。回头看，凡发生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当初都曾出现过短视、蛮干的行政行为和明显失误的地方政策。整个演化进程分四阶段。
早期，城建摊子多半铺得太大，建筑业和房地产业超常规扩张。从县域经济层面考察，这些地方的财政收入已高度依赖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于是陷入两大窘境：一是为获得更多财政收入直接介入房地产，前期协从房地产商低价征用民房搞旧城改造，后期则为房地产炒作推波助澜，民怨不小；二是当地一些实权官员直接干预或间接参与房地产开发，获利不小，更让社会上贫富悬殊差距转化成党群、干群间紧张关系。中西部县市过去经济多半薄弱，启动小城镇建设常靠土地拍卖，后来又人为助长房地产炒作，拆迁范围内百姓们花掉几十年积蓄才能适应。民间资金大多沉淀在房子上面，当地个体私营经济遭遇寒流，过去刻意打造的“食府一条街”、“娱乐一条街”等纯消费店面陆续歇业，很能说明问题。
随之，当地劳动力市场受影响。以前，经济落后县市的国有企业差不多“放”完了，绝大部分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靠个体私营企业消化。当地居民现在购置新房后却面临个体私营经济寒流，劳动力只能外出沿海和经济发达地区寻业，本地劳动力反而匮乏，严重时新引进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无法招满合格工人，当地个体私营经济进一步萎缩，完全出乎外来老板原先所料。问题还有，因劳力外出的劳务收入高于本地，不仅给本地更多的劳动力外出起示范效应，且因其带回资金增量短期内还达不到个体投资办企业的数量，只能偏向于投入家人生活消费，从而慢慢提高了本地的生活资料价格。笔者看到，那些县市的日常生活用品和服务价格就时常高于当地中心城市甚至省城。
继而，当地财政对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依赖性进一步增大。由于本地劳动力大量外出，产业格局失衡，本地工薪阶层收入长年不得提高，其生活水平渐渐落后于其他居民，劳动力外出家庭大多剩下老弱妇孺和在读学生，造成本地的生活资料消费萎缩；而本地的廉价劳动力潜在优势丧失，又使得外地资金投资本地的难度陡升；结果是本地农业产品多以低价位的原材料形式进入外地市场，外地工业产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多以高价位进入本地市场，本地贸易出现逆差，再加上前几年农村税费改革和今年取消农业税，当地财政收入吃紧，迫使政府更投入地“促进”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有的地方完成旧城区改造后又立即搞新一轮城区扩建，于是出现已建房入住率低、新城区半拉子工程的尴尬情景。
最后，产业格局严重失衡成定局，财政收入萎缩。由于经济落后县市多处于交通和资源条件均较差的边远山区，本地经济难以催生资本大户，故小城镇建设所需的巨大启动资金主要来自银行贷款和房地产商；城建新房陆续出售时期，当地民间资金开始向房地产商手中聚集，但因本地产业结构仍然落后、利润回报率低且不稳定，所以他们并不把积聚的资金投入本地其他产业，而是外投其他地区，致使本地资金外流。这个阶段，有些地方的银行储蓄显著增大，来源主要是房地产商，其他产业的增量资金则开始减小。硬着头皮走下去房屋空闲率陡然上升，房地产商随之淡出，倚重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财政收入萎缩。
单一依赖于房地产的小城镇建设政策取向，前期导致其他产业增量资金渐渐不足，后期导致当地整个产业结构动态调整滞后，前期条件变化成为后期条件变化的前提。由此可见，小城镇建设在此所涉及的已不只是单纯的城建学、经济学问题，而是涉及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目标的系统问题。
二、导致地方政策失误的四大矛盾
单一依赖房地产业小城镇建设策略，无疑是多重矛盾的作用结果。新的小城镇建设怎样选择正确发展方向，已陷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怎样摆脱困境，不能不面对这些矛盾深加思考。本文归纳四大矛盾。
第一，地方经济实力单薄与城镇建设所需资金缺口之间的矛盾。单靠政府财政，多数经济落后县市小城镇建设资金不足；故很多地方派员外出寻经，引进利用民间闲散资金的办法，其中两个办法即是：低价格征收老城区民房、高标准规划民间新建房。据此，贫穷县市小城镇建设愈超前，一时内财政增收幅度愈大；但由于原来本地经济资源形态低级、内生性储蓄低、社会闲散资金存量小，结果随之民间资金消耗愈大，其他产业发展所受影响亦愈大。此矛盾的内在固有因素是资源。欲化解这个矛盾，当从活化资源着手，化本地天然资源为可市场交换的商品资源、货币资源。
第二，行政权力不断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之间的矛盾。为了低价征收老城区民房，这些经济落后县市往往成立含有土地、城建、公安等部门的“拆迁办”，强制居民拆房迁居；为了高价卖出房地产，当地的城建、土地部门往往联手策划炒作，导致房地产价格扶摇直上。贱征贵卖损害百姓利益，已引起中央政府高度重视且出台一系列文件规定严加制止。此矛盾的内在固有因素是权力，其发生前提是公共权力的赋予、监督机制不完善。与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相比，中西部不少县市之所以经济落后，并非单纯的自然因素使然，而常伴有市场秩序欠佳、社会环境欠理想等综合因素作用，尤其表现为行政权力异常扩张。故当小城镇建设规划超越当地经济实力时，便要倚仗不当行政辅佐。欲化解此矛盾，只能经由建立和完善民本政府予以完成，也就是让普通百姓的意见、要求和评议进入公共权力的赋予和监督环节。
第三，地方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之间的矛盾。低价征收旧房地产和高价出售土地使用权，形成巨大的价差，加上房地产业膨胀，政府获得可观的税费收入，迅速扭转了经济落后县市以往财政上捉襟见肘的被动状况；然而，大量民间资金沉淀于房地产，其他产业的“资金——商品——资金”循环周期延长，产业税源范围反而缩小。房产业过度膨胀本身意味着经济泡沫，政府主导型的房产业过度膨胀更将直接导致当地整个产业结构严重失衡。该矛盾中，生产要素是其内在固有因素。虽然各地均有种类数量迥异的天然资源。但只有经过有效的开发利用，先行投入资金、技术和设备等，方可将本地天然资源转化成更具经济价值的可市场化的物质形态，换取更多生产要素。强硬推行超常规小城镇建设方案，使本地生产要素高度聚集于房地产业而减少其他产业所获份额，近乎杀鸡取卵。欲化解此矛盾，唯有破除不合科学发展观的“捷径”思想，按经济规律办事，再造衡稳型产业结构。
第四，地方党政领导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城镇建设多被当作最能体现领导政绩的“形象”工程；相比之下，要实现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则需更多地做些前提性、过渡性或扫尾性工作，隐而不彰，却要花大力气且讲求实效。现在各界一致认同新的科学发展观政绩观念，但与此相符的领导政绩考核、评判方法还很不成熟，以前的单纯财税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影响力还很大，经济落后地区的党政领导仍难免看齐经济发达地区的政绩标准，故一厢情愿地搞超常规小城镇建设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个矛盾中的内在固有因素是执政观念。欲化解此矛盾，必须牢牢树立“以民为本”、“执政为民”理念，规范“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权力行为准则。
小城镇建设中，四大矛盾所处阶段及其作用各不同，但彼此关联。规划方案一旦超过地方经济实力的承载力，通常先遇行政权力不当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的矛盾，继而遭遇地方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的矛盾；这两个矛盾则常由地方党政领导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矛盾引发，于此凸显决策的重要性，落实科学发展观确实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但在中西部经济落后县市地方经济实力薄弱与城镇建设巨大资金缺口的矛盾贯穿全过程。
四大矛盾分别围绕本地资源、公共权力、生产要素和执政观念等深层影响因素展开。紧扣深层因素化解矛盾，是那些县市在小城镇建设中成功规避产业结构失衡的先决条件。
三、采取综合措施走出误区
基于前述分析，陷入产业结构失衡的经济落后县市若要快步走出困境，必须有针对性地采取综合性治理措施。在小城镇建设的不同阶段上，均应正视所遇矛盾，从长远考虑。
前期规划阶段，应当紧扣地方领导执政观念因素，端正小城镇建设的目的，树立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观念，着重规避不合实际的政绩标准与和谐社会全面发展需要的矛盾，严把立项关。措施上既要加强领导干部自律、完善素质修养、强化亲民意识，也要加强上级党委政府指导监督力度、探索新的政绩指标系统、增加基层民主评议。
中期实施阶段，应紧扣公共权力因素，完善权力监督和约束机制，及时纠正、制止和杜绝侵犯群众利益行为，规避行政权力不当扩张与社会公众权益弱化的矛盾，严格依法行政。属地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宜增加相关工作内容，取消多职能部门联合组建的“拆迁办”，将合法强制拆迁事权交还城建和司法部门，坚持按市场公平原则协商处理非强制性拆迁。
后期定型阶段，应当紧扣生产要素因素，着重解决好城镇建设已获成果与非房地产业资源开发利用之间的衔接，规避财税收入增加与税源缩小的矛盾。分时分区开展小城镇建设，及时恢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纠正明显的产业结构失衡，给本地产业优化重组提供必要时间。已陷入小城镇建设异常轨道的经济落后县市，要摆脱倚重单一房地产业税源的局面很不容易，但长远发展决定了必须这样做。
地方经济实力单薄与城镇建设所需资金缺口的矛盾，是一个需长期面对的矛盾。该矛盾之所以具长期性，是因为城镇建设首先应满足人们聚集居住的条件需求；居住条件档次并不依循城镇大小截然不同，加上城镇其他功能需求，如区域性商贸、信息、文教科卫中心的功能，较长时期内小城镇建设所需单位投资量总要超过当地经济的承载能力。承认该矛盾的长期性，不是否定经济落后县市小城镇建设的现实必要性和可行性，而是为了更精确地把握、遵循小城镇建设的内在规律。化解其他三个矛盾的同时也成功地化解此贯穿全程的矛盾，就能在推进小城镇建设中维持合理的产业结构。
成功化解该矛盾的前提，在于正确制定中长期社会发展战略目标，正确实施适宜的产业经济政策，促进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创造产业发展新机遇。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主要目标是要活化本地资源，也就是挖掘本地天然资源的相对比较优势，使之转化为新颖的可市场化形态。经济落后县市过去在开发本地资源方面也做过大量工作，但随着小城镇建设进程中渐渐单一依赖房地产业，又更容易忽视本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活化本地资源的工作也就渐渐不能到位了。
理论上，中西部落后地区天然资源固然广袤，但从品位、聚集度、交通、技术、开发或加工成本等方面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又缺乏明显的可市场化优势，故长期闲置。但不能不好好思考：如果你那里真没一点资源优势，域外资金、技术和人才怎么会来呢?
从社会学角度看，一个地区的天然资源不仅是自然资源，还包括了社会资源。社会资源是历史人化自然和现实人文环境的总和，是漫长历史中人们不断创造、积累的结果，其范围涵盖“硬”性的古代遗迹、传统景观、各类博物馆以及“软”性的体现于今人身上的衣食住行、民风民俗、道德准则、社会风气、制度构架、语言和艺术、生存安全度、交往信任度等等。有序化程度高的社会资源与优质自然资源同样重要。
现实中，经济落后县市往往忽视自身社会资源，尤其是忽视体现于今人身上的“软”性社会资源。一些地方在小城镇建设过程中同时破坏本地有序化社会资源，譬如拆除数百年历史的商贸阁楼街，强拆民宅时出动警察甚至雇佣打手，怂恿各方哄抬房地产价格等等。保护有序化社会资源不够，合理开发利用空间缩减，可衍生的产业发展机遇也就没有了。
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篇6
关键词：经济危机；马克思；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1)05－0094－05
自1825年英国发生第一次经济危机以来，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频繁发生，其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社会财富的湮灭，促使如何熨平经济周期，避免经济危机成为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已连续20余年未出现经济危机，在此背景下，西方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开始通过宣扬“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等理论，试图论证资本主义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将不会发生。但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无情的否定了这些西方学者的理论。
鉴于上述背景，本文拟对马克思与主流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比较，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危机的起源及反思的研究，将不仅对认清掩盖在现代知识经济外衣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机理与实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将对剖析资本主义实质，研判未来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马克思从根源出发解释经济危机的生成机制，不仅分析了经济危机产生的本源，而且对经济危机爆发的推动力量进行了研究。本文拟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研究出发，对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以及推动力量进行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梳理。
(一)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本源的追溯
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过程进行分析，认为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同时，只有完成商品价值实现中“惊险的一跃”，才能使商品生产流通过程延续，一旦商品价值实现环节出现问题，则之后一系列商品都会由于缺乏货币而无法实现价值，这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创造了条件。而资本主义中经济危机产生的必然性是则由“整整一系列关系”共同产生的结果，具体而言，它主要由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资本收益率递减等因素影响。
在生产过剩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中，资本的逐利性驱使资本家尽可能的扩大产出，而导致生产比例失调变为客观规律。因此，马克思批判西方经济学家只关注局部个别部门的生产过剩，而并没有意识到资本主义存在总体生产过剩。而这种总体生产过剩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其发生具有必然性。
在需求不足方面，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需求不足的内在矛盾。一种传统的解读是，建立在最大化榨取工人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分配方式，注定使资本家得到的剩余价值的积累远高于工人工资。而资本家在收益最大化的驱使下，将大部分剩余价值用于资本积累，这将导致资本主义存在无限扩大的生产能力与有限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但笔者认为，在传统解读的基础上，还存在对马克思观点的另一种解读，即需求由消费性需求及生产性需求组成。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社会分工逐渐细化，生产性需求的比重不断提高，剩余价值实现愈发依赖于剩余价值的再投资。但是只有当工人工资能够达到所生产剩余价值的必要劳动的限度时，工人才可能被雇佣。因此，将导致社会总体需求的不足。
在利润率存在下降趋势方面，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通过压缩个别劳动时间而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其导致产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降低，与此同时，榨取剩余价值的难度将不断提高。为达到不断提高资本剩余价值总额的目的，需要不断扩大生产中的资本投入，从而造成市场整体的生产过剩。
综上，马克思通过将资本主义的矛盾细化为生产过剩、需求不足以及利润率下降等三个层面分析，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生产最大化和剩余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本身即为“一个活的矛盾”，因此，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推动力量的分析
虽然马克思指出，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化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马克思同时认为，经济危机是在“一系列关系”共同作用下爆发的。在此，本部分拟对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推动力量进行分析。
第一，固定资本更新。固定资本更新对经济危机的推动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个别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家在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驱动下，会利用固定资产更新以降低个别劳动时间。但固定资本更新所具有的周期性，将导致在固定资本更新周期的间隔内相关产品部门的生产过剩；二是对于社会整体固定资本更新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决策的分散化，社会总体固定资本更新总额与所预存的折旧基金总额很可能不相等，这将为经济危机的爆发起到推动作用。此外，在国民经济中，具有较长资本周转周期的产业也会由于与固定资本更新类似的机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二，虚拟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能够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例如，当利率上升或股票增发时，会导致股票价格下跌。而股票价格往往与居民实际持有财富总量相挂钩，即当股票价格下降时，其所有者的总支付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市场整体需求，这将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第三，非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消费较多的是生活必需品，而奢侈品等非生活必需品则在资本家消费中所占比例较大。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时，人们首先会缩减非生活必需品的开支，这将导致生产非生活必需品的部门出现裁员，进而导致非生活必需品生产部门员工的需求降低，社会生产出现过剩。马克思认为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非生活必需品所占消费比重将不断上升，这将导致出现经济波动时所产生更大的连锁效应，以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综上，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本质矛盾出发，以唯物主义的思想，通过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消费不足，即生产与市场之间的矛盾研究，在第二卷中对资本主义两大部类生产比例失调，即生产过剩的研究，以及在第三卷中对资本收益率逐步降低趋势的研究，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而且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进行了系统分析。
二、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
在传统研究中，一般以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来自经济运行内部、外部或是兼有为依据，而分为内因论、外因论、综合论对西方经济危机的研究进行分类。这种划分方法能够较好得对各种研究观点进行总结归纳，但是无法在时间顺序上反应出观点的演
进。在此，笔者将以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演进历史为序，追溯梳理古典经济学、凯恩斯学派、自由主义学派等对于经济危机的主要观点，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归纳，这样能够在观点归纳的基础上，较好的反应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相关研究观点的演进。
(一)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理论研究
由于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刚刚确立，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具有较大的争议。在此背景下，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经历了由全面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到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不可避免性的发展历程。
1.资本主义无危机论持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学者普遍持市场万能论观点，认为市场中总需求与总供给相等，从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会发生，其代表人物有萨伊、李嘉图等学者。
萨伊(Jeen－Bapfistesay)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出售某种商品意味着购买了另一种商品，即生产某种商品的同时为与它价值相当的商品提供了实现价值的渠道，所以总需求总是与总供给一致，不会出现普遍生产过剩下的经济危机。
李嘉图(DavidRicardo)继承了斯密“看不见的手”，认为个人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与社会整体利益并不冲突，从而他将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归结为满足社会需要。此外，李嘉图接受萨伊的思想，认为生产创造了需求，即资本家通过生产实现商品价值后，无论选择个人消费或扩大再生产，都会产生价值相等的新的购买，因此，总需求和总供给总是相等。纵观李嘉图的危机理论，其建立在需求无限论的基础上，并混淆了商品流通与物物交换的关系。
综上，资本主义无危机论认为资本主义不会产生普遍性经济危机，这与当时处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初期的时代背景有关，当时资产阶级迫切需要减少政府干预而扩大生产，其导致了当时主流经济学家关于资本主义无危机论的观点，符合其所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利益。
2.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与上述无危机论相对立的是危机存在论，其代表学者西蒙斯第(Simons)、马尔萨斯(maltmos)等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与消费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西蒙斯第接受了斯密教条的思想，认为商品并不与收入完全相等。而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及机械化大生产导致的生产规模的无序扩大，使小生产者不断破产，进而影响市场需求和总体消费，最终导致商品价值无法实现，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的根源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导致的生产无限扩大化与消费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马尔萨斯认为当社会积累大量转向必需品的生产时，必需品的生产必将超过现有需求程度，产生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在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方面，不能仅靠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而应由地主、军队、官员等非直接劳动者创造与商品生产无关的需求，从而保持产品生产和消费的平衡。因此，对于资本主义而言，若要维持总需求与总供给之间平衡，则必须刺激非生产阶级的消费，从而避免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危机存在论通过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是必然存在的。但是，由于出身及代表阶级不同等因素，导致持危机存在论的学者观点之间存在差异，西蒙斯第基于生产与消费的矛盾，认为小生产者破产会导致国内市场缩小，产生经济危机，而马尔萨斯从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认为贵族等非生产阶级挥霍能够避免和缓解经济危机。
(二)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凯恩斯主义是在1929年到1933年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产生的，其全面否定萨伊定律，认为需求能够创造供给，并在“个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产出”以及“个人偏好”的基础上，提出有效需求的概念，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
凯恩斯(Keyhes)认为，“个人消费倾向”是由人的习惯、心理以及社会背景共同决定的，会随个人收入的提高而下降，因此，当国民收入提升时，收入和消费之间的缺口会不断加大，导致需求小于供给。而“资本边际产出”为新增的每单位投资可得到的利润，当资本边际产出高于资本的使用成本，即利息时，投资会增加；当资本边际产出等于利息时，投资将停止，在长期看来，资本边际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这也将是导致资本边际产出不足的原因之一。“个人偏好”是指个人基于交易动机、谨慎动机以及投机动机等心理，偏好于持有―定量的货币，而非全部储蓄。因此，在货币总量一定的前提下，由于人们对于持有货币偏好的存在，会使利率保持在高位，导致投资不足。
在上述理论的基础上，凯恩斯提出了“有效需求”的概念，是指商品总供给与商品总需求相等时的需求量。有效需求不足时，均衡条件下的就业量小于充分就业的就业量，是资本主义大量失业存在的原因。对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凯恩斯认为其可分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方面。在消费需求层面，由于经济危机时期对失业可能性的忧虑，导致人们不断减少消费，使社会总需求降低；在投资需求层面，由于货币总供给量不足以及流通速度较慢等原因，导致社会整体中没有足够的货币支付投资需求。
基于上述原因，凯恩斯认为，在经济危机发生时，政府应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尽快经济萧条的影响。其中，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包括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调整准备金率或利率等方法影响市场货币使用成本，以提高市场货币供给；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政府加大公共投资和政府购买，并利用相关政策鼓励私人增加消费，例如，可利用适度的通货膨胀，使居民实际工资下降，促进消费。
(三)新自由主义对经济危机的研究
随着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滞涨”爆发，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而出现了以反对政府干预为主要观点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强调以“无形的手”调节下的自由竞争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危机是由于政府采用凯恩斯主义，对市场进行过度干预而产生的。而在新自由主义中，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分为不同的学派。本文拟对其中有代表性的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关于经济危机的研究观点进行归纳和梳理。
以弗里德曼(Friedman)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以货币数量论为核心，认为由收入、边际资本产出、通货膨胀率以及个人偏好共同决定的货币供给量对于经济危机的产生具有决定性作用。当货币发行量高于生产产品总价值时，通货膨胀就会产生。但由于自然失业率的存在，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因而凯恩斯主张利用通货膨胀降低失业率的举措只能导致“滞涨”。而对于“滞涨”的解决措施，应采用只以货币供应量为唯一调节因素的货币政策，应保证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之间保持同步。这种观点对于缓和资本主义矛盾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忽视了失业的产生以及解决方法。
供给学派反对凯恩斯主义需求创造供给的论断，认为需求不一定创造供给，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影响社会经济主体对于储蓄和投资的预期，从而产生经济危机。因此，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供
给缺乏，应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等措施，提高社会供给，避免经济危机。
新自由主义还包括弗莱堡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其都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政府遵循凯恩斯学派对经济过度干预导致，应反对政府干预，提倡市场自由竞争。但是，在新自由主义对于“滞涨”现象作出相应的原因诠释和解决路径分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例如，新自由主义下，由于资本家对于超额利润的追求，使资本的投入重点由实体经济转向金融项目，这对于居民而言，能够依靠透支消费提前满足远期需求，对于资本家而言，能够提前支取远期收益，而一旦其中一项资金链断裂，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进而爆发经济危机。
三、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
通过上文中对于马克思与西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危机研究的比较分析能够看出，两种经济危机研究的根本分歧来源于研究对象以及方法论的差异，进而导致了在经济危机可能性、起源以及成因等根本观点方面存在差异。
(一)研究对象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从经济现象的本质出发，通过系统的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规律和趋势，科学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般性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经济危机的产生是资本主义这种矛盾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
而纵观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的研究，其以唯心主义出发，以资本主义永恒存在为既定研究前提，以具体阶段的经济现象为研究对象，导致研究观点与结论具有明显的时效性。无论从萨伊、李嘉图等学者对于经济危机的全面否定，到西斯蒙第、马尔萨斯等学者对经济危机存在性的肯定；还是从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提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分析，到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危机应对策略，都反映出西方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研究仍停留在现象层面的分析，并没有接触到经济危机的本质，因此也无法对经济危机的起源与应对进行全面、客观的研究。
(二)方法论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对于意识行为具有决定作用，人们在物质生产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是社会形成的基础，而经济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关系是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的出发点，所以经济主体行为和心理应当由物质利益关系说明，而不能相反。由于市场主体的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因而不存在普世性的“心理法则”来指导所有市场主体的行为，也不能只用某一阶级的特定心理及行为描述整体，因此，应坚持唯物主义方法论，以经济关系人手对经济危机进行全面、系统、科学的研究。
而在西方经济学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以唯心主义为方法论，普遍将心理因素引入研究之中，夸大了心理作用对于市场行为的决定作用，使得对于国民经济整体运行过程的研究失去了应有的客观性。例如，凯恩斯在对经济危机的研究中，承认资本主义存在供过于求的矛盾，但是，他并没有深入研究矛盾形成的内在机理，而是以市场主体心理因素出发来研究有效需求不足。因此，这种利用唯心主义观点对经济危机进行研究与马克思的观点截然对立。
(三)研究观点层面的差异
马克思透过经济危机带来的各种表面现象，深入资本主义制度中存在的内部矛盾进行分析，通过在《资本论》三卷中分别对消费不足、生产比例失衡、资本收益率递减等矛盾表象的分析，从不同层面揭示经济危机产生的内在原因，认为市场供过于求是经济危机的直接表现，而供求矛盾是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实现矛盾的表现，剩余价值实现中的矛盾则是生产者的盲目扩张与消费者有限需求之间矛盾的体现，最终得出经济危机中一切矛盾存在的根源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与生产社会化。
由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既定前提是资本主义是永恒存在的社会制度，这导致在研究中，西方经济学忽视了经济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内在关系，而把研究重点集中于市场要素的需求供给关系、市场主体的未来预期乃至货币供给等视角，试图从上述微观层面人手建立规避经济危机的有效策略，此外，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部分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具有自我完善性，经济危机是各种外部因素，例如政府制度规制等干扰的结果，只要避免外部因素干扰，就能够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由此能够看出，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停留在对现象表面的认识上，其导致对经济危机的分析结论较为片面。
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篇7
国家经贸委贸易市场局与中国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对603种主要商品2001年下半年的全国市场供求情况的分析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03种，供过于求的商品500种，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经济日报》2001年7月16日第2版）。该分析还表明，下半年供过于求情况最为严重的是家电商品，其生产能力仍然严重过剩，市场竞争将更趋激烈。当然，这项分析也存在一些缺陷，主要是所选取的600余种商品存在结构上的问题，没有包括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这些公共物品很大程度上至今供给不足。因此，当前我国市场局势一方面是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另一方面事实上还存在有效供给不足，产品品种不丰富，但是总的说来，当前市场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过剩。
生产过剩，简单地说就是商品的供给大于需求，产品滞销，物价下降。生产过剩到底是“好”还是“不好”？一般都从“坏”的角度认识生产过剩，认为生产过剩导致经济不景气，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当然不好。此言不错，但是我认为还是要辩证地看待生产过剩。生产过剩诚然有坏的方面，但是较之“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短缺经济时代，你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进步，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生产过剩无疑是“好的”。生产过剩的“好”，理论上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过剩危机理论告诉我们，生产过剩危机是一个商品经济范畴，买和卖的分离包含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的第一种可能性，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包含着危机的另一种可能性。这就是说，不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还是古典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要存在商品货币关系，就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但是，危机的可能性不是危机的原因，危机的可能性要转变为现实性，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写道：“现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585页）。因此，8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出现现实的生产过剩，并不有悖于商品经济的自然属性，相反，它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信用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是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的表现，也说明中国经济已具有了市场经济国家的若干重要特征。这其实是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这样，从商品货币关系角度考察生产过剩，生产过剩的出现并不是坏事，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生产率提高和生产力进步的必然结果，是生产率日益提高和新的投资领域不断开拓大规模增加了供给。
当然，我并不是为生产过剩叫好，唱赞歌，既然要辩证地看待，那么在看到“好”的同时，确实还要关注生产过剩的“坏”。坏，体现为生产过剩是通货紧缩（deflation）和经济萧条(depression)的直接诱因，破坏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运行，无疑需要克服和遏制。生产过剩的原因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在我们传统观念中，生产过剩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国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论述，生产过剩危机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定期爆发，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对抗性矛盾的表现。这种对抗性矛盾，源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但并不意味着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存在矛盾。改革过程中，由于体制的变异，加之生产和消费之间本身的固有矛盾，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愈益尖锐，进而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张的趋势与普通城乡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导致生产过剩。因此，生产过剩的根源是改革过程中生产和消费矛盾的日益尖锐。按照这个思路，消化生产过剩，关键是要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在于消费，也就是说，缓和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主要是要刺激和启动消费，因为持续多年的消费不足至今没有明显改观。启动消费，重点又在于农村消费。当前城市消费已相对饱和，但是农村消费则停滞不前，城乡消费反差太大。1999年，乡村地区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已从1985年的52.96％下降至38.68％，减少了14个百分点，而农村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69％。今年上半年，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1.6％，县及县以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8.1％，城镇高出乡村3.5个百分点，而去年同期为1.8个百分点，去年底为2.3个百分点，城乡市场零售额增幅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居民拥有的耐用消费品远低于城镇居民。1999年底，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彩电38.24台，电冰箱10.64台，洗衣机24.32台，照相机2.69部，同期城镇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量分别为111.57台、77.74台、91.44台、38.11部。在城镇流行的空调器、热水器、排油烟机、微波炉、家用电脑、影碟机等耐用消费品，农民的拥有量更低。因此，消化生产过剩，根本落脚点是要启动农村消费。启动农村消费，必须立足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切实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农民购买力。农民收入增速持续4年下降，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减少。未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是为农民兄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转移大量剩余劳动力，这又主要依赖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了，就会为农民外出打工提供更多的机会，乡镇企业也会得到较快发展。继续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仍然是解决农民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但是在当前的市场竞争中，乡镇企业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为此政府必须继续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乡镇企业的政策不宜简单关闭了事，要积极引导。金融市场的改革方向，也应该保证乡镇企业的融资需求。只要乡镇企业再度蓬勃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得以转移，农民收入增速继续下跌的趋势必将得到扭转。此外，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直接途径。
其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消费环境。农民的家用电器拥有量低，除开收入因素外，农村基础设施十分落后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一般的家用电器都需要相应的基础设施相配套，例如电视机需要电压稳定和有线电视信号，电冰箱需要电源供应不间断，洗衣机离不开方便的自来水供应，但是农村的这些基础设施的现状是：电视信号比较弱，收视效果差；电力供力跟不上，电压不稳定，收费比较高；自来水普及率很低；不通公路或路况极差。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严重限制了家用电器在农村的普及。因此，启动农村消费，必须尽快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其内容包括农村电网、有线电视、自来水、农村道路等方面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是公共物品，其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贫穷的中国农民当然出不起，这无疑需要政府投入，将城市供水、供电、电信、道路建设、广播电视等公共事务职能伸入农村，兼顾社会公平，缩小城乡差距。同时，也应鼓励农民集资办小水电、小水塔、电视信号接转站等。水、电、路、信号等基础设施问题解决后，广大农村地区将很可能出现一个家用电器消费热潮，蓄势待发的潜在需求将变为现实，进而消化掉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严重过剩的生产能力。
再次，进一步搞活流通，加快农村流通网络建设。目前农村流通网络残缺不全，农民购物并不方便，影响农民购买力的实现。供销社曾经是农村销售网点的主渠道，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早已陷入困境。国有商业网点又不愿进入农村市场。活跃于农村市场的主要是一些分散的个体工商业户，这些个体工商业户大多实力不强，素质不高，不具备经营耐用消费品的能力，难以担当开拓农村市场“主力军”的重任。因此，当前农村市场的销售网络和服务网络很不完善，耐用消费品的维修网点少，售后服务无法保证，坏了无处修，遇上假冒伪劣产品也很难投诉，索赔更难，使得农民即使有钱也不敢购买耐用消费品，从而人为地抑制了农民消费需求的实现。因此，启动农村消费，一定要合理布局农村商业网点，构筑点线面相结合、适应农村市场特点的流通网络，拓宽销售渠道。建议国有商业企业以灵活多样的方式进军农村市场，在县城和农村乡镇逐渐引入连锁经营、配送制、直供等新型营销方式，同时定期到农村进行产品促销宣传活动，增设家电、农机维修服务网点。
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篇8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着许多根本性的区别。研究两种理论的异同，在坚持马克思经济学的同时，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理因素，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
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不过，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心理、行为特征及其对制度选择和制度变迁的影响的分析，对于在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的企业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微调，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篇9
一、理论体系比较
(一)逻辑起点和起始范畴
任何经济学理论体系都有其逻辑起点和相应的起始范畴或概念。
1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资本论》体系的逻辑起点是商品理论，其起始范畴既不是资本，也不是产权，而是“商品”。当然，这个“商品”是资本主义的商品，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过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商品”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一般的范畴，在其中包含了能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矛盾的各种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这一逻辑起点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演变顺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马克思资本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资本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起点。资本并非一开始就表现为资本，它经过劳动力的购买并实现了货币的增殖，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权规律演变而来的。所以，商品关系是资本关系的历史演变的现实起点。
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决定商品二重性的劳动二重性，揭示了蕴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而资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这些矛盾正是资本内在矛盾的胚芽，是资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制度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是对企业性质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业”是其起始范畴。
“企业”是一种组织，是市场经济中的主要的微观主体或经济细胞。正统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构成了其厂商理论，但它把企业视为一个既定的主体，一个既定的存在，一个与其他个体一样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来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业如何运行以达到利润最大化。至于企业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企业内部的组织结构如何?正统经济学没有回答。科斯的理论构建，则从探讨企业的本质及产生原因开始。
制度经济学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理论，“交易”是其对经济活动分析的基本单元，又是现实经济活动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动。科斯从企业分析开始切入，对企业本质、产生及规模变动原因的逻辑追问，直接引出了“交易费用”的存在，从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统经济学的“零交易费用假设”，也开始了交易费用理论的构建。“交易费用”理论是整个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后面的分析都是围绕着各种各样的交易及其成本展开的。科斯认为，市场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代价的，即存在交易费用。然而，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纳入企业内部呢?因为企业内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间就有选择的必要，企业规模与市场交易就有一个边际均衡点。这样就进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规则的选择问题，也就是制度选择问题了。
科斯在分析“企业本质”、“企业存在及规模变动原因”等问题时，已经将“交易费用理论”的基本框架建立起来了，后继的其他产权经济学家无非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要么补充和完善交易费用理论，要么是将这一理论作为分析工具，运用到其他具体领域。
(二)核心范畴
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资本”与“剩余价值”。它们本质上是一个范畴。因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体现的关系就是资本关系。而对“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分析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即对资本产权制度的分析。
产权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交易”与“交易费用”。不过，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一样，“交易费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质，“交易”是人们从事的活动，“交易费用”是人们在活动中消耗的资源或代价。“交易费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这一事实而已。
(三)理论主线
所谓理论主线是指贯穿一个理论体系的逻辑主线，它将各个理论构件或组成部分串成一个整体。
《资本论》的逻辑主线是对剩余价值或资本增殖的分析，剩余价值理论是贯穿整个体系的主线。整个《资本论》，从头到尾，都以剩余价值的分析为核心。从总体框架看，《资本论》第一卷研究资本如何增殖或剩余价值如何产生；第二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通过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实现；第三卷研究剩余价值如何在不同的资本家阶层之间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发展史。其不同卷、篇、章、节中的具体理论，也都贯穿这一主线。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主线是产权的交易费用分析，交易费用理论贯穿在其理论体系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
两条主线各自在其理论体系中发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论构件联系起来的方式是有差异的。
剩余价值理论是作为马克思经济学一切理论构件的内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个理论组成部分的实质。例如，劳动价值论是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基的，揭示商品价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价值的源泉；对资本生产过程的考察，实际上是研究剩余价值生产的理论；对资本循环、周转，对资本再生产的分析，是为了研究剩余价值实现的规律；对利息、利润、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层分享的转化形式。
“交易费用”并非每个理论构件的实际内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构建企业产权理论；分析制度变迁，构建制度变迁理论，等等。
(四)主要理论组成部分
马克思经济学体系的组成有两种划分意见：一是按《资本论》四卷的逻辑顺序，分成剩余价值生产理论、剩余价值流通或实现理论、剩余价值分配或分割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史；另一种则超越四卷的先后顺序，将其划分为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理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理论等。两种划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构件是松散的。“交易费用理论”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费用理论作为工具分析的理论，包括：(1)企业性质理论；(2)企业产权结构理论；(3)制度变迁理论；(4)法律经济学等。
二、方法论比较
从整体上看，两种理论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基础上，有着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论逻辑。
马克思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其含义和内容一般概括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上层建筑也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化都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终的决定因素是生产力，人类社会的不同历史时期，生产力发展状况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分配、交换关系的规律也不同。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和整体主义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三者合一，本质是自由地追求个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的个体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应追索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都必须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阐发；个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经济学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石，必须把个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为，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个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会行为的起因。转贴于三、产权理论比较
马克思经济学的产权与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产权有许多共同之处。(1)它们都认为产权是财产权，不是单一的权利，而是一系列权利的组合体；(2)它们都认为产权可以分解；(3)它们都认为产权是一种法权。尽管如此，通过比较，我们还会发现二者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产权的本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料的归属是所有制的本质规定，财产权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经济上的所有制关系决定法律上的财产权利。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本质是一种排他性的权利”，是一种私有权。产权是其制度理论的核心范畴，并认为法权(产权)关系决定经济关系。
(二)产权的形成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所有制及所有权(产权)的形成与发展同社会生产力水平及变化相联系。而诺斯则认为“产权的出现是国家统治者的欲望与交换当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费用的企图彼此合作的结果”。
(三)产权的功能
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性质以及社会公平的影响。而新制度经济学则强调产权的激励功能与效率功能。
四、制度变迁理论比较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仍然是建立在经济人假设基础上的。(1)经济人是制度变迁理论的基点，只有个人才进行选择和行动，集体是无法选择和行动的；(2)与经济人相联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标准经济学方法”，也是制度变迁理论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变迁取决于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是经济人在成本约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趋利过程；(4)国家拥有利用暴力“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它以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换取统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创新会使统治者私人收益超过私人成本，制度调整就势必发生；(5)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环境达成协议的一种节约费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车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资源的非市场配置及降低社会经济运转的费用。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1)人类的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人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变迁，主要应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来解释；(2)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与激化，从而引起社会经济制度乃至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与革命；(3)人类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在社会经济关系中，主要体现在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或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决定了不同社会制度变革的性质、方式和程度；(4)制度变迁的主体是代表生产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阶级斗争在制度变迁中起着杠杆作用；(5)制度变迁的动力源泉在于现有的各种法权关系或社会制度不能适应潜在生产力的实现和发展，致使掌握新的生产力的社会集团为获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潜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动制度的变革；(6)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矛盾的性质不同，决定了制度变迁的方式是不同的；(7)尽管国家、社会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异会影响到制度变迁的模式与方式，但起决定性作用的仍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的差异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别与制度变迁模式差别的客观根据与决定因素。
五、几点结论
1 马克思经济学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宽广角度，研究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发展与灭亡的规律，着重分析资本与雇佣劳动、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对立，指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为无产阶级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在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研究如何修补、完善私有产权制度，以减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经济绩效。前者是宏观的、整体的、深刻的，对人类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后者是微观的、个体的、精细的，对调整企业、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提高经济效益，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 马克思经济学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引入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范畴，分析了人们在历史形成的生产方式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关系，分析了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团或阶级，揭示这些集团和阶级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从而较好地解释了人类历史上重大社会制度的变动。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上，而对资本家之间、资本家的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像个人的心理活动、行为选择等微观个体的行动特征的揭示，没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内，或者没有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因而，它对基本经济制度相对稳定条件下的、日常的、微观的企业制度变迁缺少针对性较强的分析。
3 新制度经济学以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释制度变迁的原因与机制，强调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把制度变迁归结为个人之间相互博弈与相互交易的结果；但它没有分析决定个人理性与个人选择的社会经济条件，以为个人可以随意地进行选择，这就难免陷入唯心主义泥坑，无法解释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与实现条件。
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篇10
关键词：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理论意义；实践意义
一、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理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明确的目的。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己取得统治地位，工业革命在英国已经基本完成，手工劳动已被机器大生产所代替，并建立了真正的机器制造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从而使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起来，在短时间内创造了比以往高的多的社会财富。但同时，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也充分暴露出来，突出表现在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上。因此，怎样解决发展与危机、繁荣与贫困等社会矛盾，如何解释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分配，就成了当时人们无法回避和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而要解释这一现实问题，必然要涉及到劳动价值学说这一基础性理论问题。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古典经济学派曾经从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研究，说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如何使财富增长以及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并力图证明资本主义生产优越于封建主义生产，从而提出劳动是创造财富和价值的源泉这一重要命题。但是，由于他们受自身条件的限制，决定了他们最终不可能如实地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他们的劳动价值论及其相关论点无法解决当时社会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从而也就出现了所谓的”李嘉图难题”，即认为如果承认劳动决定价值，商品按价值交换，就无法说明剩余价值的来源；如果承认剩余价值的存在，就必须放弃劳动价值论。这一难题实际上就是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两者能否同存的问题。因此，如果要揭开这一难题，就必须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来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问题。〔1〕
为了划清劳动与剥削的界限，为了揭露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实质，为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为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从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并实现了研究问题方法上的革命，把价值归结为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确立为自己研究的对象，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深入研究，敏锐的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既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带来了新的文明，同时也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带来了贫富的两极分化。然而，要揭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回答剩余价值的源泉，就必须要完善和发展劳动价值学说。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运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继承古典学派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解决了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科学的阐明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及其基本矛盾。
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以前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曾有过一些成就，其代表人物提出过劳动价值论，但是，由于他们阶级的历史的和研究问题方法上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的劳动价值论必然存在一些非科学的成分。他们不懂得是什么劳动创造价值；他们把价值与交换价值混为一谈；他们孤立的看待使用价值和价值；他们只注重研究价值的量，而没有研究价值的质，没有研究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搞不清楚商品的价值量大小为什么要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他们只看到商品的自然属性，而看不到商品的社会属性；他们把价值当作商品的自然属性；把商品、价值、价值形式视为永恒的范畴。因此，也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永恒的制度，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科学上不可能有全面系统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相反，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劳动二重性来说明商品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只是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有抽象劳动才形成商品价值，”第一个彻底研究了劳动所具有的创造价值的特性”〔2〕，并把价值归结为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然后又分析了商品价值量的确定和价值形式的发展，从而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正是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马克思才得以解决前人未曾解决的阶级剥削问题，以及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进一步阐明了剩余价值理论，并创立了工资理论，资本积累理论以及利润、利息和地租等一系列新的经济范畴，揭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使政治经济学发生了划时代的革命变革。可见，马克思通过分析商品而阐明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全部政治经济学说的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是劳动创造价值，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决定价值分配的是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由于生产资料被资本家所占有，劳动者失去了生产资料成为仅是拥有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劳动者为生活所迫，只能将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由资本家将生产的三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生产出来的新产品，补偿劳动力再生产的部分分配给劳动者，其余部分归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所有。从生产财富的人类活动看，生产出来的新产品是劳动者劳动的凝结，是一个价值量。在这个凝结的劳动量即价值量中，劳动者由于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分到了等于劳动力价值的一部分，而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由于占有生产资料，便可占有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即剩余价值。
资本家通过占有生产资料无偿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剥削雇佣工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这就是马克思在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实质及其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规律。
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成了商品，劳动力商品和普通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二重性。劳动力商品的价值从质上看，是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量上看，等于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量。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力的价值会不断下降，剩余价值率会不断提高，其结果会造成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者的分配比例不断下降，因而，在社会生产水平提高的同时，社会有效需求相对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之一，它表现为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经济危机，实质上是生产相对过剩的危机。这就是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揭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各方面矛盾的发展和激化，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取代。
马克思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实质，经济运行规律和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从而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
四、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创立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是关于一般商品经济范畴的理论。在商品经济中，劳动表现为价值，价值规律是调节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当今世界还是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将融入市场体系之中。无论是一国之内的经济活动，还是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都要遵循商品交换原则，都要比较价值量的大小。目前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物质技术条件和社会制度的制约，还要以劳动价值作为财富多寡的尺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的规律，仍然在客观上起着支配作用。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也是适用的。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量依然是借助价值形式来实现的，各生产部门的联系或比例关系，包括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部门之间，归根到底是价值的比例关系，是与一定的技术水平构成相适应的价值量（社会劳动量）的平衡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不仅调节着生产和流通，而且也调节着人与人之间，国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所以，价值范畴依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基本范畴，价值规律依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一。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今天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有新的发展。对此，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3〕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方面，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分配制度方面，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所有这些都使得价值范畴的表现形式与价值规律作用的形式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因此，我们应当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得到发展，例如，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形成价值的生产劳动的内涵和外延、价值转化形式的本质与表现形式、价值对市场价格的决定方式与作用形式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周振华《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论》〔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