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化学的发展史篇1
论文摘要：文化生产力的产生不仅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时代背景，也有其深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墓础。它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理论”、“精神生产”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思想发展的逻辑必然。深入探讨文化生产力问题不仅在实践层面有助于当前我国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繁荣
应当指出，上述观点也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深化，同时也显示出各自的局限性。当代社会，由于需求和产品成为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以需求和产品为标准来分析当代生产力，生产力又可划分物质生产力和文化生产力，这样就诞生的一种新的生产力形态—文化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具备了上述当代先进生产力一信息生产力、科技生产力、智力型生产力、和谐型生产力的特征，但又不是某一种生产力能够涵盖的。物质生产力生产的物质产品主要功能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而文化生产力生产的产品主要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物质需求对于人的生存来说固然具有基础性、根源性，但是在人的需求层次中，物质需求属于低层次的需求，而精神文化需求则属于高层次的需求。人的精神需求固然离不开物质生产力，但主要是依靠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满足的。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生产文化产品和提供文化服务的文化生产力应是生产力发展的新阶段。在当代社会，文化生产力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日益成为占据当代社会主导地位的生产力形态。
其次，文化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精神生产”思想的新发展。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精神生产”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均马克思的精神生产主要包括这样几层意思:第一，精神生产是在物质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一定条件下产生出来的，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是整个社会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物质生产同属于人的“生命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第二，把艺术与宗教、法、道德、科学等归为不同于一般生产的另一类生产，这类生产虽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但却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活动。第三，强调精神生产的“人属方面”，从人的类本质及人与动物相区别的角度，把精神生产理解为“全面生产”即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一部分，是不受肉体需要支配也进行的“真正的生产”，是“按美的规律来创造”的生产。第四，明确提出了与物质生产力相对应的“精神生产力”概念，并认为物质生产力对精神生产力起决定作用，而精神生产力反过来又影响着一定社会关系的形成和解体，“所有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有可能。”因柳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文化生产规模狭小，市场经济不够发达，经济与文化的联系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尚不突出。这一时代的局限性，马克思不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生产力的理论。面对今天经济文化一体化的特征，显然马克思所讲的作为人类一般精神文化活动的“精神生产”，就不能容纳这一事实。
从人类一般的精神生产理论发展到文化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又一次提升和发展。虽然二者都属于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但在马克思那里，精神生产的实质是一个认识论范畴，精神生产即“关于意识的生产”，是人的主观活动，是认识产生的直接来源。其基本内容包括“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和“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诸种社会意识形式的生产;而文化生产则属于生产活动，其本质上是一种客观物质生产活动。物质生产和文化生产这两个概念，只是从需求和生产的角度来区分的，不能因为文化生产活动生产的是文化产品，而认为它是人的纯主观的精神活动或认识活动。只要是生产活动，都是客观的物质活动。这一本质并不因为需求和产品的不同而改变。
精神生产活动由一般的实践活动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大规模的生产活动，是精神活动自身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人类的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存在着根本区别，精神活动的特点是内在性，即人的主观的内在的东西。但精神的作品不能以纯粹精神的形式存在，而要借助于物质载体才能存在。这就产生了精神与物质的矛盾。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称之为“让度”。但精神生产究竟怎样“让度”，采取何种具体形式“让度”则取决于时展状况和人类的需求状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发展平低下，物质需求占主导地位，精神文化需求只是极少数人的奢侈品，这种条件决定了精神活动的“让度”或外化形式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非生产活动方式，不通过商品交换方式使精神得到“让度”，如极少数人的自我欣赏的形式，或者以公益的形式等;二是以生产经营的方式，通过商品交换使精神生产得以“让度”，即提供文化产品供人们使用和消费(欣赏和娱乐)。
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财富的增长，人类从整体上告别物质匾乏，精神文化需求大大提高。为满足这种需求，精神生产的“让渡”形式必然发生转化。在当代社会，只有采取社会化大生产的形式、引人市场经济机制、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因此，在当代社会，社会化大生产、市场经济机制以及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就是人类精神“让渡”的最佳方式。进人21世纪，文化生产力飞速发展，在经济及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面对这一现实，把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力理论发展到文化生产力理论，既是实践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发展的迫切要求，文化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精神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再次，文化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理论的新发展。“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是马克思哲学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一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的社会理想。在马克思看来，这一理想的实现决不是对原始自然人的“复归”，也不是对抽象“人性”的放肆和张扬，而是一种建立在社会生产实践基础之上的“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并且，马克思还认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绝不能仅仅靠物质生产领域的进步来实现，它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精神生产是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重要途径或条件。第一，“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本质的丰富、展示和提升，是人对自身本质的全面的占有。人的全面发展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它包括生产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社会关系的丰富和发展以及各种能力的发展和提升。第二，人的自由发展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发展，即个人特有的生理素质、心理素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特有的兴趣、爱好、性格、气质等等，它的发展是人的发展的高级形式，其结果是“有个性的个人”的形成。在现实中，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自由发展又是互为前提、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第三，社会实践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思想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主要指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消灭旧式分工和私有制。人是实践的主体，也是实践的产物。人的发展的本质就是人自身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丰富、张扬和提升，是人通过他的社会生产实践将自已的内在需要、意志、愿望、能力等内在的力量对象化或外化的过程，并在这种对象化过程中不断地使自己的本质力量不断地得到拓展、完善提升，进而不断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并成为自己对象的主人。
文化生产力是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重要条件。马克思强调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只是“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前提，而并不能使“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自然而然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全面性，最基本的是人的身心发展的不缺失。因此，它不仅包括“肉体”，而且还包括“精神”。并且人的“精神”领域是极为宽泛、复杂的。既包括“知”、“情”、“意”，也包括“真”、“善”、“美”。而人的自由发展是人的发展的自由性，其实质是人对外在限制的摆脱、突破和超越，不断摆脱任何外在的目的，能够自己支配自己的发展;人的发展是人的内在本质力量自愿地、自主地、自觉地外化、丰富、扬和提升，其结果是“有个性的个人”的形成。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内容和特点，是很难纯粹靠物质生产的进步来实现的。物质生产本身只能为精神需求的满足提供基础条件，但无法直接提供精神文化产品来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
生物化学的发展史篇2
一、从“四处变化”说起
2011年12月28日，教育部颁发了《课标2011年版》，两年多来，对其解读研究的文章不胜枚举，尤以谈《课标2011年版》相较于《全日制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实验稿）》（以下简称《课标实验稿》）新变化的居多，包括《课标2011年版》修订的召集人、首都师范大学徐蓝教授在《人民教育》（2012年第6期）、《课程・教材・教法》（2013年第10期）上两度接受采访或著文，但均对关于唯物史观的“四处变化”作低调处理甚至没有提及。
关于唯物史观的“四处变化”，一是在第一部分前言的“总体目标”中，指导思想用“唯物史观”取代了原来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的教育理论”（着重号为作者所加，下同）。二是在第一部分前言的“课程性质”中，用“坚持用唯物史观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取代“逐步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是在第四部分实施建议的“教学建议”中，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行科学、正确的阐释，客观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对历史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解释和评述”取代“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客观地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正确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四是在第四部分实施建议的“教材编写建议”中，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学生学习历史和认识历史的角度出发，力图有利于学生的历史学习”取代“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正确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并作出客观评价”。
显而易见，以上“四处变化”实际上是因《课标2011年版》把指导思想统一为“唯物史观”而出现的：第一处变化略去了“科学的教育理论”，其他三处变化则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或“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统一为“唯物史观”。
二、透析“四处变化”的哲理
首先，“四处变化”是对近年来关于是否要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教育与研究进行指导的争论的一个明确回应。
2001年7月，国家教育部正式颁布《课标实验稿》后的一个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蒋大椿研究员在《历史研究》发表文章，指出多元化史学思潮在中国已经形成，唯物史观的理论影响在下降，并分析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理论缺陷，认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应当发展成为唯物辩证的以实践为基础的系统史观，还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观的基本内容作了分析的和综合的探索，勾画出大致的理论轮廓及其建设线索。这无疑是一方巨石落入原本就不平静的史学理论研究湖面，击起千层浪。吴英、庞卓恒、王锐生、陈先达、郭小凌、于沛等专家学者纷纷著文指出：“当代仍要坚持、弘扬、发展唯物史观，而不是超越唯物史观。”[1]更有杂志社邀请国内顶尖的理论专家在同一期杂志同时发表八篇文章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取得了丰硕成果，端赖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2]在持续的激辩之后，2010年1月2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理论重点学科主办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内涵的小型座谈会”，会后《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2期上发表了六位学者的发言稿，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时俱进地发展唯物史观，自觉地用唯物史观指导世界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其次，“四处变化”是对几十年来“唯物史观”是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回应。
关于“唯物史观”是否等同于“历史唯物主义”，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有争论，迟至2011年仍有学者在论述二者的细微不同。但正如张奎良教授在其文章开头所说的那样：“长期以来，我国学界一直把唯物史观概念与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混淆并用：几乎所有的哲学辞典或哲学教科书都无一例外地宣称：‘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3]所以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解释是“亦称‘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对“唯物史观”的全部解释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简称，即‘历史唯物主义’”。
第三，“四处变化”是对即将开始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的很好昭示。
教育部为全面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原教育部副部长、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湛对《意见》进行深度解读时指出：“从今年开始，按照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在近十年改革实验的基础上，在顶层设计的整体框架下，将启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4]这就意味着颁发于2003年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将出新的版本，“尽管高中历史教学有别于初中历史教学，但其共同点在于：都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阐释历史的发展与变化”。[5]
第四，“四处变化”是对国家文本的呼应和教学实践中重视不足的提醒。
新中国第一个历史课程标准开宗明义地指出其“目标”是“逐步培养其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革命的战斗意志”，[6]随后在“教材编选要点”和“教学方法要点”中两度强调“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历史科（江苏卷）的命题也以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为指导，以考试说明为依据，实现对学科主干知识、学科能力和思想素养相统一的考核目标，注重考查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运用历史知识和方法解决问题的能力。尽管作为国家文本的“中小学历史教学大纲”“考试大纲”“考试说明”等都对掌握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在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这些规定并没有引起广大教师的重视，似乎对这些基本原理的研究只是历史研究人员或教科书编者的事。因此，尤其是基于中学历史教学的视域、中学生的知识水平，结合中学教学实际和中学课程设置，明确唯物史观确立的标志与在中国的传播过程、科学内涵与基本内容等，通俗易懂地理解唯物史观已成为当务之急。
三、检索中学教学实践中的唯物史观
首先，中学历史课程中有三处与唯物史观紧密相关的内容。
一是在必修一“马克思主义诞生”知识点中，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生了，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组成部分的唯物史观应该也产生了。二是在必修三“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知识点中，发表于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表明唯物史观此时已传入中国。三是在选修四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知识点别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是恩格斯所肯定的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之一。”
其次，在中学语文课程中有一处与唯物史观紧密联系的内容，即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讲到马克思一生中两大最主要发现之一――“唯物史观”时指出：“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而马克思则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7]776
再次，思想政治必修4《生活与哲学》第四单元第十一课“寻觅社会的真谛”概括了唯物史观（课文中称“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
一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是打开社会历史奥秘的钥匙。
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具有反作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状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状况。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三是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前进的、上升的、由低级向高级的和曲折的、自然的过程。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邓小平语）所以要坚持历史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
四是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所以，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人自身的发展与社会发展是辩证的历史的统一。
四、借力“学术争鸣”明晰唯物史观
首先，明确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到底是什么。
“时序思维技能是历史推理的核心。没有强烈的年代学意识（指事件发生的时间、处在何种时间顺序中），学生就不可能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解释历史因果联系。年代组织是历史思维的前提”，[8]而标志历史事件是构成历史时序的重要关节点，故作为以探讨历史事件来龙去脉为要务的历史课堂，首先应结合史实明了唯物史观确立的标志，更何况唯物史观的创立，使“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9]意义尤为重大！
《辞海》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引者注）是唯物史观形成的主要标志。此观点对中国学术界影响较大，强调的是“主要标志”。但也有学者认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唯物史观正式诞生的标志”，[10]更有学者将唯物史观的创立作为一个时期，分为两个阶段：“1843年夏《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至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基本设计出不同于近代一切历史观的思想体系”“1847年的《哲学的贫困》至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成熟地、完整地、精确地表述了唯物史观体系。”[11]基于在整个创立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没有使用“唯物史观”这一学术用语，直至1872年，恩格斯才首次使用并界定了这一概念：“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和宗教的。”[7]209因此，“时期说”应该更合乎学理，也更容易被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师生接受。
其次，明晰史观中的“山”与“角”。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专家学者对西方史学著作的翻译、研究和解读，整体史观（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生态史观、社会史观等各种各样的历史观纷至沓来，令中学历史教师目不暇接，以至于部分中学教师甚至专家学者对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有所动摇。专家学者的争鸣在上文可见一斑，高中教师则表现为教学中只强调新史观、新视角，忽视唯物史观基本观点和方法的讲授，甚至以唯物史观中某些过时的观点（如阶级观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否定整个理论体系，二者的共性是否定唯物史观作为宏观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地位，以片面的史学研究范式替代或否定整个唯物史观体系。
实际上，明确史观中的孰是“山”、孰是“角”一类的争论或彷徨可休矣！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批判地吸收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思想，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是开放的科学的体系，具有博大的气度和宽广的胸襟，承认这些史观有其精华，有其长处，因而对其持吸收、借鉴和改造的态度……吸收现代史观、整体史观、文明史观、社会史观、生态史观的科学精辟的观点和论述……借鉴诸多史观的视角、研究领域、基本概念、研究方法和资源观等……转换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等史观的哲学基础，让其成为奠定在唯物论和辩证法基础上的科学史观，让其与生产力史观，阶级斗争史观等中观史观一起，成为构成现代唯物史观体系的中观史观”。[12]由此可见，唯物史观是“山”，是宏观的史观，其他史观则为“冰山一角”，是中观史观。也正是因为“山”在人们思想中的伟岸、强大和震撼，所以西方史学家德里达说：“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今天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13]
再次，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有哪些？如何培养？
纵览1950年至2011年新中国颁布的每个历史课程标准（历史教学大纲），行文都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掌握历史学习的基本方法。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努力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14]
作为资深的教育科研专家，白月桥先生在《历史教学问题探讨》一书中列出了20个他认为的历史教学中的一级观点性问题，并将这些问题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进行了对应（见表1）。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正在修订中，中学历史教师的教学实践也在进行中，笔者撰写拙文，希冀能给修订的专家提供些许参考，给忙碌于文山题海中的历史教师捧上一杯透心的凉茶，以解对唯物史观的求知之渴，从而让原本高高在上的唯物史观更好地渗透到中学历史教学实践中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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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学的发展史篇3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处在剧变的前夜。中国封建主义史学，同样孕育着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无论是社会的巨变，还是史学的变革，从本质上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时代的呼唤。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掠夺和政府的腐败无能，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的入侵，表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瓜分中国的步伐，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救亡图存”、“求强求富”，彻底改变中国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成为当时先进知识分子的理想和追求。然而，封建主义的思想和文化已无法解决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这个尖锐的问题。为了实现“救亡图存”这个历史性的任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的真理。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海国图志》的作者，近代中国著名爱国思想家之一，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人。他激烈批判封建文化，鼓吹变法图强，重振国威以洗刷鸦片战争失败的国耻。魏源的思想核心是“悉夷”、“师夷”和“制夷”，如果说“悉夷”、“师夷”是手段，那么，“制夷”则是目的，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来阐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俄罗斯摆脱鞑靼蒙古人的统治，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后，“始抗衡欧罗巴洲各国”，俄国“人犹雄悍，未谙西洋技艺”。到彼得大帝时，他“聪明奇杰，离其国都，微行游于岩士达览等处船厂、火器局，讲习工艺，旋国传授，所造火器、战舰，反优于他国，加以训兵练阵，纪律精严。迨至近日，底利尼王攻取波兰国十部落，又击败佛兰西国王十三万之众，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最雄大国”。[①]应该指出的是，魏源所说的“悉夷”和“师夷”，并非仅指工艺、科技等先进的科学技术，也包括西方的思想文化，所以他在《海国图志》论述自己变法图强的思想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在这部被称作是“简明世界史”的著作中，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教育，以至风土民情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内忧外患进一步促进了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1898年，严复所译赫胥黎《天演进化论》一书出版，该书系统阐释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理，使中国思想界深受震动。此后，不少欧美和日本学者的社会进化论著作，陆续译成中文出版，如马君五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1903年）、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1903年）、吴建常从日文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即《社会学原理》）、章太炎译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1902年）、麦仲华译有贺长雄的《社会进化论》，以及欧阳钧译远藤隆吉《社会学》（1911年）等。进化论日益深入人心，使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成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变法图强的新的思想武器。
进化论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样猛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史学的基础，进化论和进化历史观成为当时新的史学思潮的理论基础，它的出现向“天不变，道亦不变”等封建传统思想，以及“一治一乱”等封建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初，梁启超以进化论、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发起了“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揭开了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序幕。他认为“史界革命”的意义远超出学术本身，而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史学是社会的折射，中国史学的陈腐和落后，是中国社会发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不能立于世界之林。
梁启超对封建循环史观和进化史观作了明确的区分，认为循环是“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而“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②]在此认识基础上，他多次阐释其历史进化思想和进化史观，他说：“数千年之历史，进化之历史，数万里之世界，进化之世界也”，而且“天下进化之理，无有穷也，进一级更有一级”。[③]因此，他强调历史学的性质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而历史学的精神则是“叙述数千年来各种种族盛衰兴亡之故”。[④]
进化论和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联系。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领导武昌起义帝制，积极捍卫共和制度，为改造旧中国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的政治思想成为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宝贵遗产。应该指出的是，社会进化论不仅是孙中山历史哲学思想的核心，而且也是他的整个政治思想的基础。他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后，“则进化之学，一旦豁然开朗，大放光明，而世界思想为之一变”。孙中山将达尔文进化思想与其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时，突破了生物进化论和一般社会进化论的思想局限。在他看来，人类历史分成物质进化时期、物种进化时期和人类进化时期三个阶段。他强调人类的历史是一个由蒙昧到文明的进化过程，但又反对人类社会的进化照搬动物的进化过程。因此在人类进化时期，应当用“仁义道德”代替“弱肉强食”，用“互助”、“仁爱”代替“竞争”、“杀戮”，只有这样，才能消灭种族压迫和仇视，实现“天下为公”的美好理想。[⑤]二
早在19世纪70年代，欧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学说即开始传入中国。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开始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时，王韬和张宗良撰写《普法战纪》，记述了巴黎无产者的伟大斗争。20世纪初,留日学生马君武、朱执信等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事业，并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附社会党巨子所著书记）》、《德意志革命家小传》等著者中，评述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所论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得到传播，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潮流，这是和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政治舞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五四”之后，马克思主义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在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日益产生着更加重要的影响。正是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结束、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史学异军突起，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坛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核心，而且也是当时社会思潮之一的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
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等开始用唯物史观认识和分析中国历史，向封建主义史学和当时颇有影响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1919——1920年，在《新青年》等刊物发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史观》、《研究历史的任务》、《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表明他已彻底摆脱了庸俗进化论的影响。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还对史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初步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概括，强调“发明历史的真义的是马克思”。[⑥]
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研究》，同时还开设《史学要论》、《史学思想史》等课程。如果说《史学思想史讲义》是我国最早用唯物史观总结西方史学发展历程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专著，那么，1924年5月出版的《史学要论》，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专著。他强调历史研究不能脱离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历史学应该重视理论的概括和总结，不能永远停留在史料的记述和整理上，从而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方法论基础。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风云变幻的中国大革命时代的产物，它自诞生之日起，就同中国革命实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马克思主义者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自觉地回答当时中国社会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继之后，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堪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秀代表。他们不仅是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历史学家，而且是自觉投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坚强战士。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努力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将历史学研究与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史学思想和一部部精品力作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宝贵财富。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之后，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这不仅是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而且是当时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它涉及到中国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各国有无共同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人类社会发展学说，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中国社会史论战的中心内容，是中国历史上究竟经过了那些社会经济形态？在论战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中国和世界各国有共同的发展规律，中国革命是符合历史矛盾运动方向的产物。这不仅彻底粉碎了的反革命“文化围剿”，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受锻炼和考验。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没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就没有新中国。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它应有的贡献。三
以上简略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在20世纪，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历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一起跳动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史学理论所依托的有生命力的史学思潮，往往和反映社会历史矛盾运动发展趋势的社会思潮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是分不开的，史学思潮同样也是社会思潮，或者说，史学思潮是社会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上世纪初在我国广泛传播的进化论—进化史观，以及后来代替它的唯物论—唯物史观等……，当然，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史学发展历史上，还曾出现过其他种种史学理论或史学思潮，但很快就消失了。它们之所以昙花一现，成了过眼烟云，是因为它们脱离了史学自身发展所离不开的时代的需求，脱离中国史学所依托并深深扎根其上的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最初都是少数先进知识分子个人的选择。鸦片战争后，特别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的入侵，使中华民族的危机空前加剧，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魏源、严复等宣传社会变革和进化思想，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为核心的社会进化论风靡一时，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他们的选择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个别人的选择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以至整个民族的选择。梁启超等顺应历史大势倡导新史学。这样，以进化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新史学自然有了存在和发展的土壤，并对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同样，、蔡和森、李达、瞿秋白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当时对唯物史观的选择，虽是少数人的个别的选择，但是这种选择符合历史矛盾运动的前进方向。尽管最初这种选择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并不大，但却充满了生机和希望，所以俄国十月革命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工农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少数先进分子的选择逐渐成为阶级的、社会的选择。历史唯物主义唯物史观不仅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社会思潮，而且也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基础。
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他的发展总是和社会的发展同步的。不难看出，任何一种反映社会要求的崭新的历史观，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历史学思潮，同提出并发展它们的人们一样，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历史，同样，任何一种历史观、历史思潮也不可能超越历史；如同任何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一样，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出历史学的理论和史学思潮。那种脱离历史学和社会发展实际，凭一时的冲动和激情，动辄就宣布有了什么“创新”，或想创造出什么新的理论体系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证明，理论是基础，任何一次史学实践的重大发展，都是以理论的进步为前导。在古老的历史学中，史学理论是常青的，从而使历史学永葆青春，成为不断前进的动因。“”结束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历史科学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人们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极“左”思潮影响下盛行的种种精神枷锁，在历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如不加分析地将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统统接受过来，对精华和糟粕不去区分，并企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历史学，显然，这些既脱离中国史学传统与现实，又脱离中国社会发展现实的种种主张是不可取的，也是无法实现的。
当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自觉地站在时代的前列，顺应历史的潮流，将历史研究同当代社会发展的主流，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投身于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生活中去。在不断加强历史学基础研究的同时，重视对策性和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即使是对“古老的过去”的历史研究，也应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只有从中国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出发，才有可能充分实现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科学认识功能。这样，历史学不仅在推动积极的社会变革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在这过程中，自身也将不断完善，在社会和学术的实践中得到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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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魏源：《海国图志·俄罗斯国总记》。
[②]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③]梁启超：《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十》；《自由书·成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
[④]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
生物化学的发展史篇4
关键词流动博物馆；展览；提升
流动博物馆以主题展览为基本单位,将原博物馆的陈列展览微缩化，并带出博物馆展示,为受众普及科普知识，培养受众热爱自然、热爱科学的兴趣。为使公众了解丰富的文物知识、悠久的历史文化、神奇的科技原理、奇妙的大千世界，我国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积极探索博物馆展示、教育新途径，实行走出去的博物馆展示方式。如各博物馆纷纷开展的"送展下乡"、"送展进校"等活动，贴近群众，扩大受众。笔者理解为，此类活动是我国流动博物馆巡展的前身。
2010年，中国科协开始在山东、四川、云南、甘肃、宁夏等九省区开展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试点工作。截至2012年7月，中国流动科技馆已到达45个市县，共接待公众190万人次，受到了公众的欢迎。中国科协也将会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于2013年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工作。可见，中国流动科技馆的巡展工作正开展得如火如荼。那么，如何建成流动博物馆，如何把博物馆服务送到基层和偏远地区的公众身边，让至今不能共享博物馆资源的公众，也能享受到科普公共服务，是博物馆工作人员努力的方向。因此，对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来说，充分认识流动博物馆的特点，理清当前可以进行流动展览存在的问题，才能有效提升博物馆展览质量。
1流动博物馆馆的特点
1.1平易近人。众所周知，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场地固定，展厅固定。博物馆的这种不可移动性，使得受众必须亲自前来参观，从而给人一种高高在上，不可亲近的感觉。如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位于自贡市釜溪河畔，龙峰山脚下，以清代陕西盐商投资兴建的西秦会馆为馆址，馆内有中国井盐科技史陈列展示井盐文化知识。因而众多学生、当地群众以及省内外的游客，纷纷前来了解中国近两千年的井盐生产历史。然而据调查，自贡很多村、镇的孩子们，仅管对会馆建筑、盐业科技充满好奇，但却无缘到盐业历史博物馆参观学习。而现在的流动博物馆，可以采用专题讲座、大篷车等形式，送展到校，送展下乡，甚至送展到偏远山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等群众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博物馆的地区，使更多的人享受到博物馆资源。如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在开展"神奇的盐都，可爱的家乡"，走进校园科普讲座活动中，孩子们全神贯注听讲座，争先恐后看展板，一张张天真稚嫩的面孔，透着好奇、兴奋与满足。因而，把博物馆"沉"到基层，把展览办在百姓家门口的这种送上门的服务，就尤显得博物馆态度平和，平易近人。
1.2量身定做。博物馆的服务工作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因而流动博物馆的展品要针对不同对象"量身定做"。如走进校园的专题讲座，要考虑到孩子们的理解能力，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还可以根据学校情况，利用幻灯片展示，使讲解图文并茂；送展进社区活动，可使语言方言化、生活化，便于群众接受。
2展览存在的问题
2.1内容单一。井盐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流动展览可以整合盐文化资源，来组织、策划和制作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展览，进行巡回展出。就目前情况来看，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离形成丰富完整的流动博物馆还有很大差距。其流动展览的展示内容单一，主要集中在西秦会馆艺术展和中国井盐生产科技史展览上。盐业历史博物馆的这两个展览涵盖了该博物馆基本陈列展示的主要内容，但与庞大驳杂的自贡井盐文化相比，则内容单一，略显单薄。
2.2形式简单。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的两个常设流动展览，图文相配，以展板的形式展出，相对于现在博物馆展示上常用的声、光、电等多媒体技术展示手法来说，形式相对单一。另外，以在校学生为主要受众对象的科普讲座内容缺少个性，所有学生听到的讲座内容完全一样，致使讲座活动缺少活力和启发性。并且，这些讲座不能与学校教育特别是学科课程、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虽然丰富了学生的第二课堂，但不能有效发挥对学校教育的补充功能。
3展览提升的途径
3.1展示内容的扩展。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如何整合盐文化资源，设计制作出有地方特色的、较高层次的流动博物馆展览，并纳入到四川省巡回展览中进行交流展出，甚至与境外的博物馆进行交流，与国际接轨，从而扩大博物馆的影响力，需要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是要依托藏品，展示特色文物。盐业历史博物馆主要收藏、研究和陈列中国井盐历史文物；珍藏有世界上唯一的一套古代钻井、治井工具群，完整地展现了中国井盐生产技术发展的历史画卷；展现两千多年来我国井盐业在钻井、采卤、输卤、制盐和天然气开采利用等方面的恢宏历史和卓越成就。因此，盐业历史博物馆在巡展中，可以有针对性地展示井盐生产工具，展示以"中国最古老股票"为代表的一大批盐业契约、档案，展示凿井的"工作日志"岩口薄等，向受众介绍古代先辈们如何利用这些工具，创造世界钻井史上的奇迹，如何为人类文明做出卓越贡献。
二是要立足特色，发挥专业优势。盐业历史博物馆以盐史文物为特色资源，有几十位从事盐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及工作人员，创新展览，来展示井盐生产历史和科技文化。如2011年，在参加中国科协和中国科技馆举办的全球流动展览，即《中国古代机械成就展》活动中，盐业历史博物馆设计、制作的参展模型《古代井盐开采机械》，展品技术精湛，设计精美，制作精细，用现代技术把千年盐都钻井采卤技术的魅力凸现出来。这一项目是博物馆发挥专业优势，制作特色展览，所进行的有益探索。
三是要深入研究，挖掘盐文化资源。盐文化是自贡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广泛，凡与盐相关的生产方式、生产技艺、制度、风俗、人物、建筑等都可以视作盐文化。盐业历史博物馆在设计展览时，可以将井盐文化分类整理，形成类型较为全面的一系列展览，开展展示教育活动。如盐场人物展，展示自贡曾经显赫的盐商家族；西秦建筑展，展示西秦会馆、王爷庙等特色建筑；盐都风俗展，展示由井盐生产而形成的盐都风俗等。这些展览内容丰富，各成体系，可以全面展示自贡井盐文化，弘扬自贡历史文化，而且便于巡回展出。
3.2展示手段的改进。展示内容和展示手段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好的内容需要好的展示形式来表现，因而需要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样化形式，吸引、激发和满足受众的需求。如今，现代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图形显示技术的发展，为博物馆的展览提供了广阔空间。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在设计流动展示时，要更新目前单纯的以专题讲座和展板展示为主的展示方式，借助高科技媒介，让新型电子产品为流动博物馆展览服务，以激发观众的兴趣和好奇心，深化观众对展品的理解。
参考文献
［1］［1］张瑛.论博物馆流动展览的有序发展［a］.回顾与展望:中国博物馆发展百年-2005年中国博物馆学会学术研讨会文集［C］.2005
生物化学的发展史篇5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生物化学的发展史篇6
2010年4月2326日，由《哲学研究》、《哲学动态》编辑部和南开大学哲学系共同举办的“第七届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在天津举行。与会学者六十余人围绕“唯物史观与政治哲学”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现将会议中呈现的各种新观点、新见解评述如下。
一、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是历史的延续
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一系列论争是历史的延续，围绕对“唯物史观”的阐释和理解、逐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整个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景源研究员指出“唯物史观”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点，更是难点。他认为，回顾学术史，以信仰唯物史观自居的人并不等于彻底把握了唯物史观的理论本质；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也不等于会用它来正确分析事物和问题；口头上宣传唯物史观，实际上可能还固守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框架。有些人部分地承认历史唯物主义，但不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就是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揭示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关唯物史观的认识，对我们今天准确理解“唯物史观”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早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波副教授指出，当时恰逢思想自由时期，因而招来方方面面的批评。一开始唯物史观就沿着两个向度展开：一是对唯物史观本身的批评；二是对唯物史观在中国的适用性的批评。但是，针对各种批评，信奉唯物史观的人们也做出了种种辩护。可贵的是，此时围绕唯物史观主旨和特征所做出的批评与辩护，已经蕴含着唯物史观偏重物质因素、凸显经济的决定性、忽视伦理和人的意志以及唯物史观的时代局限等学理性问题。对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早期历程的追溯和原汁原味的介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待此后的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也有助于对唯物史观的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意欲对唯物史观做出新的更为深入的阐释，有必要回到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源头，尽可能地了解当时的总体情况和细枝末节，从而帮助我们对唯物史观研究在当今中国的走势做出审慎而清醒的判断。
近些年来，“唯物史观”已经在学界的争论中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求是》杂志社李文阁对这一争论的过程予以综合考察，并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在今天引起广泛争论的原因。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而言，历史唯物主义从来就不是什么“学问”，而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理论武器。这样一种理论定位使得历史唯物主义与现实和革命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因而那些致力于无产阶级解放的后来者就不能无视、越过这样一种理论，必须根据时代进步“发展”之，根据形势的变化“修正”之。不同的人寓于不同的“前见”、“偏见”，必然会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既然争论在所难免，那么我们如何看待今天这场有关“唯物史观”的争论呢?李文阁指出，有必要把今天我们有关唯物史观的讨论置于唯物史观产生以来的历史长河中、置于时代的巨大变迁中来考量。从19世纪末到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发生了四次大的争论：第一次是列宁和葛兰西、卢卡奇、科尔施等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之间的争论；第二次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代表人物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教科书派的争论；第三次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和萨特为代表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和以科亨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争论；第四次是在中国发生的在主张改革的反教条主义者与反对改革的教条主义者之间的争论。前三次争论是围绕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问题展开的，在中国发生的第四次争论则是围绕着“中国的发展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展开的。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有两个前提性的理论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什么是社会主义”。今天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实际上主要是围绕这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
从以上的探讨可以看出，对于当前我国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广泛的视界来审视，不仅应将其置于历史上几次争论的背景中予以关注，更重要的是将其看作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们在学术研究中自觉地融入历史和现实的视野。
二、“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以“唯物史观”为焦点的论争在当代呈现出来的整体趋势可以用一种总体性面相来概括：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在立足当今中国现实、重新理解和重新解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观点的交互碰撞。无疑，异彩纷呈的观点共享着一个前提：不满足于现有国内外学者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阐释。
马克思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并非呈现为概念清晰、逻辑严谨、完整系统的现成体系，因此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首要的工作是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运用其马克思文献学研究的丰富成果，重点解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最后部分的十八个段落。他的具体方法是将原来的段落顺序打乱，以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核心范畴“现实的个人”、“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为线索，重新组织其论证层次和逻辑结构，从而获得了马克思有关“现实的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新见解：“现实的人”是社会存在的前提，但是在历史的演进中社会的主体却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他们所属的阶级；每个个人迫于生存条件、受共同利益的制约而形成共同关系，进而结成共同体，但其个体和自由却又受到了共同体的制约。从“现实的个人”的角度来衡量和检视社会，也即以“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和自由是否得到显现及显现的程度，以其“自主活动”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来关照历史，将会非常鲜明地分辨出“古代共同体”、“现代市民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变迁轨迹。只有个人的“自主活动”参与、渗透到生产交往形式交织而成的社会结构中，才能实现上述三种社会形态之间的真正转变。这种有关马克思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考察，更加有力地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从更大范围来说，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历史理论探究的重要议题，而且是关乎每一时代个体生活态度、行为以及社会发展的价值导向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对“现实的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思考一直是马克思社会实践和理论建构的中心线索。因而，回到文本寻找马克思历史的、逻辑的论证与当代实践的内在关联，必然是一件既有现实意义而又紧迫的事情。
重新阐释历史唯物主义仅仅回到马克思经典文本的研读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重新研读这些文献?这就需要我们在基本理念与研究方法上实现新的突破，从而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推进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对此，北京大学仰海峰教授认为，今天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一方面是为了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理念；另一方面是为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念来面对当代的问题，这就决定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具有当代的历史与文化视野。这种当代视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批判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文化。马克思面对的是刚从封建社会中脱胎而出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竞争构成了这一社会的重要特征。但在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转向了组织化的社会阶段，以福特制为基础的现代大工业生产取得了主导性的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以电子技术为主导的后组织化生产阶段登上了历史舞台。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资本逻辑都体现各自的一些特征。这意味着不可能简单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来面对历史。重释历史唯物主义就必须揭示当代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历史变迁。另一方面，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西方社会的文化理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是大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而后马克思主义面对的是后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我们必须揭示这种社会变化与文化理念变迁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当展历史唯物主义时必须加以探索的问题。
如果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那么立足当今的“信息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理论确立的前提和方法进行全面反思，进一步分析和提炼它在信息时代与时俱进的新发展，我们会有许多新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孙伟平研究员认为，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等因素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意义的增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正在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正在来临。信息等无形资本的可共享、可传承、不排斥他人的特质，至少对传统的以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以生产关系为标准划分社会形态的理论提出了理论上的挑战。在信息社会中，先进生产力应与哪些因素相联系?信息的占有者和创造者是否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拥有信息的富裕的被雇佣者、白领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如何?他们是否仍然属于无产阶级阵营?以信息为重要资源的社会将走向何处?这些现实问题已经构成了对唯物史观的新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特别重视研究唯物史观的方法，从信息的特质出发推动唯物史观的创新。
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要想有新的发展，同时还要结合和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只有将这些成果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之中，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同时真正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面对当代的历史与文化。中国政法大学孙美堂教授就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引入了“复杂性科学”的研究成果，同时借鉴库恩的“科学范式”理论对当今历史唯物主义主义的研究范式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他指出，相比经典物理学，复杂性科学在研究范式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线性的决定论思维模式转向不确定性、随机性的开放式思维。运用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目前主要体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表现为对历史本质主义的解构。当然从这种范式出发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还可以从以下一些问题逐步深入：历史的本质是固定的还是生成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与路径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决定式的还是随机性的?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封闭的系统还是开放的系统?评价历史的尺度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等等。黑龙江大学隽鸿飞教授则选择“历史哲学”这一视角切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这样一种理论视角的获得，首先应该澄清有关历史哲学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问题，如什么是历史的时间、历史的进程、历史的规律、历史的意识等基础性问题。作为这种研究视角的推进，其次要在对历史哲学的深入理解中获得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的重新理解。他本人已经对历史的意识进行了一种生成论的阐释：从生成论的视角来看，意识并不是人的先天本能，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之中通过人的对象性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所谓历史意识，不过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人的意识，是人对自身存在的意识。
还有一部分学者通过与其他理论问题的关联性展开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思考和阐释，这些多角度的探索深化和丰富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山大学刘森林教授通过对“虚无主义”的考察，进入了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辨性研究。他首先对虚无主义的三个语境进行了仔细辨别和梳理，即施特劳斯所谓的特殊的德国现象、尼采所谓的柏拉图主义和认定世界是完全堕落和虚无的诺斯替主义。在对尼采虚无主义阐释的基础上，他重点研究了第四类虚无主义，即挣脱了柏拉图主义、历经新价值创造后最终否认一切存在之真实意义的彻底虚无主义。现代文化中自然与人的截然二分，以及对个别性的推崇，被施蒂纳极端化后与马克思发生冲突，再加上通过黑格尔与诺斯替主义的链接，使马克思与虚无主义发生了双重关联。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保持了价值与意义共存其中的形而上学维度，重新思考并确立了超验价值的路径和根基，从而在保留形而上学精神追求的同时遏制了彻底的虚无主义。北京师范大学沈湘平教授深入到近代德国思想史中考察德国“历史主义”传统对马克思产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的历史科学本质上是关于存在的历史性的科学。马克思为什么会如此关心“历史”?他所说的“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其与历史主义思潮有着怎样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具有自己的独特内涵，使之区分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主义，也并不是波普尔意义上的历史主义。首先，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建立在对存在的历史性规定基础之上，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其次，马克思历史主义的本体论基础是唯物主义的；再次，马克思的历史主义确实承认了历史的一定的客观性和可认识性，正是这种历史主义使我们有超越普遍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虚无主义对立的可能。
综观以上有关“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新阐释和新发展，文本研究的路径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突破同样重要，同时多学科成果的借鉴丰富了重释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关联性问题的介入和思考深化了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然而，还有一个领域或视角的研究所获得的欣喜成果是我们不容忽视、并且应该特别予以关注的，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对于“唯物史观”当代阐释的推进。
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
前述有关“唯物史观”的新理解无形中推动着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与此同时，我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目前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一定意义上也拓展了“唯物史观”的理论空间。因而，怎样理解和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既涉及到政治哲学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也涉及到唯物史观的重新理解。南开大学陈晏清教授特别指出，“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两个方面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这种结合许多关键性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方面都难以向前推进。比如唯物史观是否仅仅是一种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仅仅是一种认知理论，是否同时还有规范性的理论维度?如果没有或者不能有，那它怎么能够与作为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关联起来，怎么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方法论基础；在涉及到权利、民主、正义这一类规范性问题时，话语权为什么曾经总是掌握在西方政治哲学特别是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手里，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处于长期的失语状态，马克思在哲学上要不要和能不能在此类问题中掌握话语权?与此相关的是，人类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问题，唯物史观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解放的实质意义是什么?在着力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我们重新思考现实的政治生活，我们还有没有政治解放的任务或属于政治解放范畴的任务?中国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市场经济的阶段，那么能不能超越政治解放的任务?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和应当经过什么样的途径超越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狭隘途径，更进一步的追问可能是在当今特殊的时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思考和探讨相同的问题有时甚至可能得出在形式上相似的结论，那么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根本区别在哪里?又比如说，观察政治活动的文化视角和社会视角是什么关系，西方的一些政治哲学强调文化视角、突出政治生活的文化批判，这种文化视角的局限性在哪里?它同唯物史观强调深入经济生活的社会视角的原则性区别在哪里，我们应该怎样完善唯物史观的方法论才能更加适用于关照当代的政治生活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是当今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在探讨唯物史观的当代意义和当代阐释的时候不可回避的问题。
明确了两者研究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之后，更应该探讨的是如何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发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思想力量?南开大学李淑梅教授通过考察马克思创立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括两个基本向度：一是揭示处于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本质和规律；二是揭示历史发展的一般进程和规律。前者主要聚焦于历史河流中的一段，特别是现有的社会政治结构，对其进行认识，属于社会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后者则放眼于人类历史长河，是一般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南开大学王新生教授认为只有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的意义上理解我国当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正在兴起的领域哲学的意义和价值。首先，近代以来政治哲学的任务实际上就是整个哲学的时代任务，而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之前，这一任务主要是在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完成的。其次，我们必须肯定一个事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它的理论始终是与作为主流政治哲学的自由主义的对峙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就是在超越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完成的，它超越了只能在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正义范围内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视野，也就从根本上突破了近代以来的哲学通过政治正义为人的自由规定的限度。这是一种超越政治解放，立足于人类解放基础之上的全新哲学观。它的另一个层面是其现实性层面，即对现实生活的正义关怀，而这一关怀需要通过对现实政治制度正义性的肯定得到落实。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从其历史主义出发，在理想性正义原则与现实性正义原则、终极自由与现实自由之间建构起张力关系。这是破解现代人自由秘密的钥匙。
生物化学的发展史篇7
一、传播方式的大众化
中国史学的大众化进程始于在宋元时期。到宋代，经过长期发展的中国庙堂史学进入其极盛时期，名家名著辈出。但是，庙堂史学的发展空间毕竟是有限的，在它迈向颠峰的同时，其窒息史学发展的各种潜在因素也逐步显露出来。中国史学开始了由庙堂向民间回归的进程。这种进程以宋元时期史学传播方式的大众化为主要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传播主体的大众化。在宋代以前庙堂史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不仅史著的撰写与流传局限于统治阶级，担负重要传播任务的口头讲史活动，其绝大多数也被统治阶级垄断而成为“庙堂讲史”。进入宋元时期，一种面向大众的通俗性讲史活动开始出现并得到迅速的发展，作为这种史学传播活动的主体的职业通俗讲史者生活在社会的下层，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民众，他们生活于民间，是大众的成员同时又是向大众讲述历史知识，传播历史观念的人。
其二，传播对象的大众化。庙堂史学是以统治集团和知识阶层为传播对象的。它们无论在著作文字的表述上还是在讲述语言的选择上，都显得艰深晦涩，无法在民众中传播。宋元时期大众化讲史出现之后，以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情节和丰富多彩的内容，引起了普通民众的广泛兴趣，从而将传播对象转向了大众。作为宋代通俗讲史活动传播对象的市民村夫、男女老幼，都是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这与此前的庙堂讲史相比，在传播对象上形成明显的差异，由上层而转向下层，由贵族而转向民众。
其三，传播场所的大众化。宋元时期，在面向广大民众的通俗讲史活动迅速发展的同时，史学的传播场所也开始大众化。这种场所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城市中的“瓦市”，它是普通民众从事商品交易和消遣娱乐的地方，也是职业通俗讲史人讲史谋生、传播历史知识的场所。第二类是茶肆、酒肆。其中为数最多的中小型茶肆与酒肆，其顾客大都是所谓娼妓弟兄、诸行借工卖伎人等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这是他们日常聚集的场所。第三类是闾巷中、乡村里、道路边一些非固定的场所。这通常是那些水平不高、名气不大的讲史艺人即所谓“艺之次者”临时“作场”讲史的地方。
宋元时期出现的史学在传播主体、传播对象和传播场所上的大众化，形成了史学大众化外在的也是最直观的特征——传播方式的大众化，它是中国史学大众化进程初始阶段的表现形式。
二、著作形式的大众化
明清时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阶段的到来，在传统的封建庙堂史学日趋没落的同时，中国的通俗史学却在宋元的基础之上逐步走向兴盛，从而将中国史学的大众化进程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在口头讲史之外，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通俗历史读物，从著作形式上展现出中国史学大众化的新的面貌。
到明清时期，随着市民数量的增多及其娱乐生活的丰富，他们的历史求知欲和对历史文化的兴趣日趋浓厚，需要可供随时阅读的史著来了解历史和消遣娱乐。但是，此前在历史著述中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庙堂史著艰深难懂，不适合普通民众阅读，宋元讲史话本虽然浅显通俗，但又过于简略、粗疏，无法满足普通民众日益提高的阅读品位和日益增强的阅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创作出那种既详细生动，又明白易晓，可通之妇孺的通俗历史读物成为时展也是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于是，在宋元讲史话本的基础之上，以“演义”、“通俗演义”等为名称的通俗历史读物随之大量出现。
与宋元讲史话本相比较，明清时期的通俗历史读物已经摆脱了通俗史著的原始形态，由简略而走向详尽，由粗疏而走向精致，由幼稚而走向成熟。它们在文字表述上更加通俗易懂，在著述形式上趋于完善成熟，在内容上，记述前代历史者，一般是以纪传体正史等历代传统史著的记述为依据，糅合诸史，兼采野史记载和民间传说，而记当代史事者则广辑资料，据实记事。由于明清通俗历史读物具备上述著述特征，因而在当时被很多人视为史事的记录，正史之补充。此后直至清末，尽管通俗历史读物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但它们中的大多数仍然坚持上述著述原则，保持作为通俗历史读物所必须具备的著述特征。大量通俗历史读物以其丰富的内容、生动的情节和明白晓畅的文字而深受广大普通民众的喜爱，在他们之中广为流传，成为一种传播范围远远超过庙堂史著而直达社会最底层的大众化著作，从而使历史知识以一种新的形式在广大民众中得到广泛的传播。
明清时期通俗历史读物的大量出现及其在普通民众中的广泛传播，使通俗史学摆脱了此前只靠口头讲述的单一形式，形成文字著述与口头讲述并行的局面，使中国史学的大众化由宋元时期传播方式的大众化进一步发展为著作形式的大众化，从而将中国史学的大众化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三、史学思想与记述重心的大众化
明清时期的通俗史学虽然在宋元史学传播方式大众化的基础之上发展为著作形式的大众化，使史学的大众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是，无论宋元时期还是明清时期的通俗史学，其大众化都仅仅在史学的外在形式上得以实现，而没有进入史学的内在核心——史学思想和记述重心。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日益猛烈的批判，资产阶级民主思想逐渐深入人心，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也受到大力的宣扬并从下述两个层面加速了中国史学大众化的进程：
其一，让民众了解历史。这是从史学社会功能的层面强调和推进史学的大众化。进入近代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加紧了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步骤。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急，资产阶级改良派认识到，要开启“民智”，振奋“民气”，会聚“民力”，就必须让民众了解历史，增强历史观念和爱国心。在这种时代潮流的推动之下，史学中“让民众了解历史”的呼声日益增高并成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重要内容。这种对史学大众化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深入的和理性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史学的大众化进程，适合普通民众阅读的通俗化的历史读物随之大量出现。
其二，让史书记述民众。这是从史学主体内容的层面强调和推进史学的大众化。近代以来，资产阶级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吸收西方的民权理论，呼吁进行政治上的改革。这种注重民权的思想不可避免地波及到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史学领域，从而掀起了一个批判“君史”、倡导“民史”的高潮。在批判旧“君史”的同时，资产阶级史家提出了史学的记述重心应当转向民众的重要思想，倡导撰写“民史”以取代旧有的“君史”。资产阶级史学家不仅从理论上对史学应当以民众为记述重心进行了阐述，号召撰写“民史”，且将这种号召付诸写史实践，一批“民史”性质的译著和专著也先后问世。
尽管资产阶级的史学家还不可能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有科学的认识，但是，他们倡导写作“民史”并在记述中国历史和介绍外国历史时注意了民众的活动、民众的影响，将其作为史著的主体内容，从而对史学的大众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史学大众化的新高潮
中国史学大众化的新高潮是新中国建立之后伴随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而出现的。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的李大钊便先后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以及《史学要论》等论著中对传统的旧史观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理论和唯物史观，其中包括人民是历史主体的观点。在李大钊的带动下，《新青年》、《东方杂志》、《今日》等刊物陆续发表了一批介绍和研究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文章。自此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不断向前发展，人民是历史活动主体的思想影响日益扩大，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实践上推进了这一思想的传播。一批以马克思主义史观为指导的记述人民的活动及其历史作用的史著先后问世，把中国史学的大众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新中国建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的推广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史学，在五十年代，便出现了大量的相关论著，论述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和历史活动主体的观点。此后，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记述的中心内容在史著的撰写中受到空前的重视。不仅在一般的通史、断代史和专门史中十分注意记述人民的活动，充分肯定他们的历史作用，还撰写出了为数众多的专门记述人民活动，体现其历史活动主体作用的史著。
与此同时，不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指出，史学必须关注广大群众了解历史的兴趣，要全力做好史学的普及工作，写作通俗易懂的历史读物，以适应和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能力和实际需要。在他们的倡导与亲身带动之下，一大批适合普通群众阅读水平的通俗史著纷纷问世，这些著作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和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中外历史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学习历史、了解历史的愿望和要求。使中国史学的大众化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
生物化学的发展史篇8
关键词：科玄论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科学；文化
中图分类号：B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5-0011-04
近代中国，面对民族的生死存亡，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寻找各种救国良方。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各种哲学思潮也陆续传人中国。联系中国的现实问题，各派思潮的拥护者之间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论争。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便是当时“空前思想的大笔战”。论战最初在科学派和玄学派之间展开，这两个派别实质上所奉行的就分别是来自西方的实证主义和唯意志论。论战后期，陈独秀、瞿秋白等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参与其中，他们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对科学的作用、东西文化优劣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于科玄两派的观点都进行了批判，对当时中国面临的时代问题予以积极回应，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力量，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
一、科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观
近代中国，早在被西方的枪炮打开大门之时，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就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此后，洋务派推崇中体西用，希望通过引进西方的技术发展实业以改变中国的落后状况。新文化运动则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科学一度成为现代文明的代名词。正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外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的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然而一战后，西方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却动摇了科学在当时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当时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功总算成了，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对科学的质疑，成为“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先声。
1923年2月，北大教授张君劢在清华所作的《人生观》演讲中提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问题。他对科学与人生观的特征进行了详细的区分，认为，科学是客观的、采用论理的方法和分析方法、为因果律所支配、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人生观则是主观的、关涉直觉、自由意志、采用综合方法、起于人格之单一性。因此，“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自身而已”。张君劢的观点得到了一批学者的支持和赞同，并由此形成论战中的玄学派。他们将西方的唯意志论和中国传统的心性之学结合起来，认为人生观是主观精神现象，出自人的自由意志，不受科学因果律所支配。针对张君劢的观点，地质学家丁文江在1923年4月发表的《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人生观）》一文中提出，科学可以支配人生观。他认为，科学作为认识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既适用于自然万物，也适用于社会人生，因此科学完全能够解决人生观问题：“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以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奉行来自西方的实证主义。他们针对玄学派认为主观精神现象不受科学因果规律支配的观点指出，一切心理现象都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神经构造、经验、知识等都是导致人生观变化的原因。
由此，以张君劢、梁启超等为代表的玄学派和以丁文江、胡适等为代表的科学派掀起了当时的学术界围绕科学与人生观问题的激烈论战。在论战中，“如何看待科学的作用”成为科玄两派争论的焦点，“科学是否能够决定人生观”的争论实质上渐渐演变为“科学能否解决人们面临的一切问题”的争论。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瞿秋白等人也加入了这场论战，他们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对科玄两派的观点都进行了批判，对于科学技术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首先，他们反驳了玄学派认为人生观是出自自由意志的、毫无因果规律可言的主观精神现象的观点。陈独秀从唯物史观出发来论证科学可以说明人生观。陈独秀指出，科学分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类，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指的便是人生哲学。在唯物史观看来，人们拥有不同的人生观，是由他们周遭客观的环境造成的，而不是由主观的意志造成的。他说：“种种不同的人生观都为种种不同客观的因果所支配，而社会科学可一一加以分析的论理的说明，找不出那一种是没有客观的原因，而由于个人主观的直觉的自由意志凭空发生的。”瞿秋白则将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说明科学与人生观的关系。在他看来，这场论战的实质就在于是否承认社会现象有因果律，是否承认有“意志自由”。他通过对自由与必然的辩证关系的分析指出，尽管社会历史的发展包含着人们不同目的的活动，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历史的发展有其因果规律：尽管社会和人类精神现象表面上看来充满了偶然性，但实际上，这种偶然性本身永久地受到它内部所隐藏的因果必然性的支配。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所谓意志自由，实际上也是因果律支配下的自由，人的意志越遵循因果律就越能获得更多的自由。由此，他指出，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能够解释人生观，还足以改变人生观。其次，他们对科学派的“科学万能论”也进行了反驳。瞿秋白依据西方社会的发展现实，从多方面对科学技术作用的局限性进行分析。他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角度指出，单纯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能从残酷的自然权威下解放人类。他谈到，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达阶段，尽管经济上达到了高度繁荣，但是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疑难病症、精神病象，也远远比以前要多得多。瞿秋白认为，这就是单纯地发展技术科学的结果。他还从人与自身关系的角度指出，尽管从表面上看科学技术能够暂时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但是“实际上人类对于物质生活的关心并不因为技术发达而减少——技术的发明愈多，人类的物质的需要也愈多——如此转辗推移，永无止境”。在此基础上，瞿秋白进一步从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指出，科学技术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它们不能自发地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由于受到资产阶级操控而成为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只能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技术给人生造成的危害，使科技的革命充分地释放出来。因为在实现社会制度更替的过程中，“社会科学中的有定论派亦不因为发现了社会现象中的因果律，便应当听天任远的让资本主义照着资本家的心愿去发展，却反而可以在这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决定更正确的斗争方略，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由此可以看出，针对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的问题，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们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的革命性，指出，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能够说明人生观，而且还能改变人生观。同时，针对那种妄想把社会的美好未来寄托在科学技术本身的唯科学主义者，他们强调了科学技术作用的限度，指出科学技术不能自发地发挥其革命。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才能使社会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才能使科技的革命充分地释放和显示出来。
二、科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文化观
科玄之争实际上也蕴含着当时一直存在于中国思想界的东西文化之争。“在‘五四’时期，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是与东西方文化论战相联系着的，科学派多半是西化派，强调以现代西方科学的基础来建立科学的人生观。玄学派认为人生观领域非靠科学所能解决，多数强调东方文化有其优越性，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讲‘天人合一’，自然与人生统一于道，哲学家之道与哲学家之人格应是统一的，在人生观问题上，正需要继承和发扬这种中国传统。”
这一时期的思想界有一个普遍的观点，即认为西方文化是以科学为核心的物质文明，而中国文化则是侧重于内心修养的精神文明。“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一战后，中国思想界出现的科学破产论使得一些知识分子对原本极度向往的西方文化的看法发生改变。许多曾经热烈地传介西方文化、极力主张用西学来救中国的学者，在这时也开始宣称西方物质文明已经破产，甚至呼吁以东方文明去挽救西方的物质文明。一时间，关于东西文化高下优劣的论战在思想界激烈地展开。在科玄论战中，梁启超等玄学派的代表人物在以西方文明的危机来宣扬科学破产论的同时，推崇孔孟思想和宋明理学，提倡内心修养，认为东方的精神文明才是救世的最大法宝。科学派则坚决地反对科学破产论，并对西方文明持乐观态度。丁文江引用中国古人所说的“衣食足而后知礼节，仓廪实而后知荣辱”来说明世界上不可能有单靠内心修养造成的“精神文明”。胡适则指出，“中国此时还不曾享受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哪里配排斥科学”？
对此，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则尝试运用唯物史观来分析文化问题。瞿秋白运用唯物史观对文化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文化”就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一切活动成果，包括生产力状态、在生产力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关系、在经济关系上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以及由一定的经济及社会政治组织所决定的社会心理和反映这种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因此，在研究文化时，如果离开经济基础去谈所谓高尚玄妙的思想，无疑是首足倒置。从这样的文化观出发，在分析东西文化的差异时，瞿秋白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别并非性质上的差别，而是由于两者的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不同，因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关系、在经济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政治组织、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心理和反映社会心理的各种思想系统才呈现差异。进而，瞿秋白对东西文化进行了辩证的分析。他指出，东方文化并非本质就是坏的，它也曾经在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对维护社会的生产秩序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到了它不能适应经济发展时，它就成了东方民族社会进步的障碍了。因此，“东方文化派”的学者们所竭力拥护的“东方文化”实质上只不过是已经处在崩坏状态之中的宗法社会的自然经济、畸形的封建制度、殖民式的国际地位等。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也并非是适合东方民族的文化。他指出，西方资产阶级所创造的科学文明的确曾对社会进步起过巨大的动力作用，但是资产阶级只想独享这种科学文明，并且极力阻止无产阶级和其他弱小民族发展科学文明，因而这种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也成为了人类文化进步的阻碍。由此，瞿秋白认为，东方民族未来的新文化应当是克服东方传统宗法伦理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这两种文化之弊端的民族新文化；而通向新文化的道路，就是西方的无产阶级和东方的弱小民族一起来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真正实现道德的平民化和科学的社会化，这才是东方民族文化的发展之路。
二、科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观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参与论战，对科玄两派进行了批判，“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科玄两派的代表人物则对唯物史观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提出了质疑。对于这些质疑，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予以了明确的反驳，对唯物史观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论述和阐发。
玄学派的代表人物粱启超把历史唯物论等同于“机械人生观”。对此，陈独秀指出，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物质性，但并不否认人的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历史的唯物论者，以为人是物质造成的，历史是人造成的，如何说他是机械的人生观”？科学派的代表人物胡适则从多个方面对唯物史观能解决人生观问题提出质疑。首先，他认为唯物史观仅仅只限于对历史的解释，不能用来说明涉及对宇宙万物的看法的人生观问题。在他看来，历史只是一个人解释历史的见解，而人生观是对于宇宙万物和人类的见解，因此历史观只是人生观的一部分。他指出，唯物的人生观是用物质的观念来解释宇宙万物及心理现象，而唯物史观是用客观的物质原因来说明历史，因此，唯物史观并不能用来解决人生观问题。其次，胡适认为，唯物史观用以说明历史的客观物质原因就是经济，唯物史观不过就是经济史观。在他看来，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历史发展的大部分的问题，因为思想、知识、言论、教育同样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客观原因。再次，在胡适看来，仅仅把经济作为说明社会的原因会导致经济决定论，否定了人的活动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若不相信思想知识言论教育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的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
针对胡适对唯物史观的诸多质疑，陈独秀作出了有力的回应，对唯物史观进行了详细的阐发。针对胡适认为唯物史观仅仅只是一种限于历史的历史观的看法，驳斥指出，“‘唯物的历史观’是我们的根本思想，名为历史观，其实不限于历史，并应用于人生观及社会观”。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经济，这实质上坚持的是物质一元论。唯物史观并不否认思想、文化、宗教、道德等精神现象的存在，但这些都是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之上的。他列举中西社会历史发展的众多事实，指出社会思想的变化、社会教育的进步根本上都是源于经济发展的推动。陈独秀指出，胡适把知识、思想、言论、教育等与经济并列起来，把这些精神的东西也看作是变动社会、解释历史和支配人生观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实质上是在主张心物二元论。陈独秀认为，这实际上和玄学派把自由意志等看作社会历史的根本原因一样，也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主张。对于胡适认为唯物史观会导致经济决定论的观点，陈独秀指出，尽管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但经济的发展同样要依靠人的活动。唯物史观并不否认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在社会物质条件可能的范围内达到其实践活动的目的。他举例说，人们虽不要妄想建造铁路通到月宫，但却可以想象建造一条铁路到新疆。他指出，人们发挥自身的能动性进行社会活动是社会历史发展所必需的，但是人们的活动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则要受到社会的物质条件限制。这些对唯物史观的详细阐发有力地反驳了科玄两派对唯物史观的质疑，加深了人们对唯物史观的理解，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力量。
四、科玄论战中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科玄论战”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和回应中国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初步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观、文化观和历史观，在与奉行唯意志论和宣扬宋明理学的玄学派、奉行实证主义的科学派的论争中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的重大意义和作用，也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首先，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科玄论战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依据分析和回应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为人们改造社会的活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力量。当时的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中国向何处去”。面对这样的时代问题，人们极力寻找各种救国之路。“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觉得有舍己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厂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一时间，文化被视为救世救国的法宝。新文化运动就是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希望通过向西方学习科学与民主来建立新的文化以救国。科玄论战中，玄学派在以西方文明的危机来宣扬科学破产论的同时，推崇孔孟思想和宋明理学，认为东方的精神文明才是救世的最大法宝。科学派则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人们面临的一切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者们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时代问题进行回应，既强调科学和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同时又指出仅仅依靠科学和文化不足以救国，强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才能使各种社会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他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观、文化观、历史观的初步阐明，为无产阶级何以能够通过革命实现社会制度的更替、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为无产阶级革命活动提供了理论指导。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在科玄论战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当时中国面临的时代问题作出的这些回应，为人们改造社会的活动提供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不仅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由此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时中国的传播和普及，而且也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中国现实问题、与中国现实实践相结合的中国化道路。
其次，在科玄论战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结合起来分析中国的现实，这使得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和研究更为系统和科学，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更加透彻，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在科玄论战之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介更多地是侧重于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和介绍，对辩证唯物主义则很少涉及。如，在1919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认为唯物史观、经济论和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理论的三大主体部分：陈独秀在1922年的《马克思学说》中主要介绍的是剩余价值学说、唯物史观等。而在科玄论战中，瞿秋白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则将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系统地阐述了必然性与偶然性、必然与自由、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与个人意志的关系、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这表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不仅仅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在中国传介，而是将其作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论武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的理解和把握，显示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理性品格的尊重。
生物化学的发展史篇9
物理学史不仅记述了物理理论的发展过程，同时还再现了物理学家的思维过程、对待科学的态度以及在物理研究方法方面所作出的创新与突破。工科院校大学物理教师在实际教学的过程当中引入必要的物理学史知识可以有效的提高学生学习兴趣，提升课堂教学的实效性，同时还可以让学生在了解物理知识的同时，掌握物理学与生产技术、科学实践、数学以及哲学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培养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理念，养成实论文联盟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勇于探索的学习精神，对于各门功课的学习以及日后的工作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一、物理学史对工科院校大学物理教学所产生的作用
（一）能够促使工科大学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科学方法论观点
物理学的发展一直都受到哲学思想的深远影响，只有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科学的方法论观点，才能够学好物理、用好物理。而物理学作为一门实验性科学，教师在理论教学的过程当中，通过介绍物理学发展的相关史料，能够潜移默化的对工科院校大学生实施理论思维以及研究方法的教育，这样就能够促使工科院校大学生养成唯物主义世界观，避免出现孤立、片面的思维倾向。
（二）能够方便于强化工科院校大学生学习物理的自信心
物理学属于基础科学的范畴之内，在工科院校中，物理学所重点讲授的是力、热、光、电以及原子的现象,是要通过物质的物理现象的研究来探寻其内在的本质联系。事实上，因为工科院校的教学偏重工程与应用类的课程，而对物理理论和数学计算等理科类知识要求相对较高的大学物理，有相当部分学生感觉生僻艰涩，学习起来比较吃力，这显然不利于对物理的学习。而教师在大学物理教学中结合物理学史，从我国古代的物理学思想到西方物理学尤其是古希腊的物理学，再到欧洲近代科学，包括了伽利略、牛顿、阿基米德、麦克斯韦、爱因斯坦以及普朗克等这些对近代物理学做出过重大贡献的科学家的史料趣事，可以消除学生对于物理学所产生的恐惧感与艰涩感。这既吸引了学生的注意力，又激发了其求知欲，极大的强化了工科院校大学生学习物理的自信心，克服其心理上存在的障碍。
（三）易于理解知识点，提升工科院校大学生对于物理的学习兴趣
在物理学中，很多概念与规律都是经年累积才得以构成如今所表述的知识内容，若单纯的让学生记住这些结论，就会使得物理的学习流于表面，未能真正的吸收与掌握知识内容，更谈不上实际应用。而如果能先从物理概念与规律形成的历史上着手，就可以使得这些知识内容更加易于接受。例如在讲解光的波粒二象性时候，教师就可以把物理学史上光的波粒二象性的全部发展过程讲解给学生听，这显然要比直接讲给学生光的本性是波粒二象性好一些，强化学生对于波粒二象性的印象，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最终也能够起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与学习效果。
二、将物理学史引入工科院校大学物理教学的方法与途径
（一）熟练运用物理学史的教学方法
熟练运用物理学史的教学方法是将物理学史引入工科院校大学物理教学的一个重要前提，一般比较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个方法：
一是渗透法。这里所谓的渗透法，指的就是将关系到物理教学内容的物理学史知识恰到好处的穿插到物理课堂当中，最终达到学好物理这一目的的方法。通常而言，物理学史的渗透都是以问题作为主要线索来引入物理学的历史趣闻、发展过程以及名人轶事等，既可以是大篇幅，也可以是几句话，甚至是ppt上的一幅图。借助渗透法，能够有效缓解学生的学习压力，激发物理学习的积极主动性，让学生在心理上贴近物理学，开阔学生的物理学视野，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
二是准历史法。这里所谓的准历史法，指的就是以忠于历史事实为前提，根据物理学史发展的顺序，把和物理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各种物理学史料做出组织加工，最终贯穿应用到物理教学的过程当中的一种方法。准历史法要求物理教师能够客观、合理的还原那些重要的物理学史事件，是一种比较具体的事件重演，能够达到良好的过程体验效果。使用准历史法来将物理学史引入工科院校大学物理教学当汇总，能够在最大限度上符合工科院校大学生的认知发展过程，培养其良好的科学精神以及人文精神，尤其是后者，更是工科院校大学生所欠缺的。使用准历史法通常需要采取两步进行：第一步，把物理学理论的历史发展
转贴于论文联盟
过程，根据问题起源—→工作假设—→思辨推论—→实验检验—→假设修正—→结论推广的程序，从而构成教学内容的“准历史”发展过程。第二步，把学生对物理知识的一般认知过程，根据现象观察—→提出问题—→工作假设—→实验探索—→结论反思的程序，有效整合到教学内容“准历史”过程当中，构成一套完整的物理教学框架。
（二）充分重视物论文联盟理学史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目前现行的大学物理教材虽然通过多种方式，将物理学史的内容展现出来，可供物理教师利用。但是，这还是难以有效满足物理学史的应用需求，需要物理教师进行广泛的开发。当前阶段，网络信息技术已经日趋普及化，容量浩瀚的网络能够为物理学史课程资源的开发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物理教师可以在网络上通过搜索引擎来查找各种物理学史的知识内容，不仅有文字，还可以有声音、图画以及视频等，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现到工科院校大学生面前，潜移默化的实现物理学史的教育功能。同时，教师还可以让学生自己去主动搜集整理物理科学的发展资料，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充分的了解物理学发展的历史。
（三）提高工科大学物理教师的物理学史素养
生物化学的发展史篇10
第四，重视观众需求调查。基层博物馆展陈策划什么样的主题内容、用什么样的展陈手段和方式才能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不是博物馆部门一厢情愿说了算的，一个成功的博物馆展陈策划必须建立在对观众需求的深入了解之上。有人认为“三贴近”(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是中央对于文化工作的要求，也是衡量博物馆展览工作的重要尺度。博物馆不应当是为“好展览”找观众，而应当是为观众办好展览。观众始终是展览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这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因此，基层博物馆展陈策划一定要重视观众需求调查，从主题内容、展览时间、地点、展台设置、展框设计、背景色调、光影布置、展陈说明牌设计、说明词设计等多方面进行细致的市场调研，可采用对前来参观观众的口头调查、征集意见、社会外的问卷调查、访谈等调研手段，可调动学生、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帮助完成这些调查工作。只有在真正掌握了观众的需求后进行的策划和展陈设计，才能吸引观众，让观众满意。
第五，加大展陈策划营销宣传的力度。博物馆通过展陈策划举办新的展览活动一定要进行广泛的营销宣传，尤其是与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协调，在覆盖面广、受众多、收视率高的地方电视频道做宣传，从而保证展览信息广泛迅速传播。除了电视外，地方的报纸、广播、网络、户外广告等媒体也要充分利用，而且还要积极调动各种营销宣传的手段和方法、途径，只有立体式、多渠道、多媒介营销宣传才能增强传播力，扩大传播影响。
第六，加强横向联合，共同办展。县级博物馆展陈的内容，一般多限于本区域内的历史文化遗存方面，比较单一，但是，各家基层博物馆的馆藏文物又各有特色、互有差异。基层博物馆馆际横向合作，互相交流，联合巡展是未来基层博物馆丰富展陈内容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博物馆展示内容是丰富多样的，诸如民间工艺、文化艺术、乡土风情、宗教民俗、土特产品以及自然资源等都可以作为博物馆展陈策划的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县级博物馆应该积极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横向联合，共同办展。（责任编辑：张叔宁校对：臧莉娟）
ontheexhibitionarrangementinLocalmuseums
aftertheFreeadmissionpolicy
――aSurveyStudyReportofCountymuseumsinJiangsuprovince
CHenShang-rong
(Schoolofplanningartandmassmedia,nanji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
nanjing,Jiangsu,210094)
abstract：BasedonasurveystudyofcountymuseumsinJiangsuprovince,thispaperanalyzestheinnovativeexperiencesandcorrespondingproblemsinexhibitionarrangementinlocalmuseumsafterthefreeadmissionpolicy.Suggestionsandmeasuresareputforwardconcerninghowtoimproveexhibitionarrangementabilityandstandardinlocalmuseumsafterthefreeadmissionpolicy.
摘要：自主学习是指在历史教学活动中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主动参与，以学生兴趣和内在需求为基础，主动体验和感受历史过程，探索和解决历史问题。笔者论述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性，并从四个方面提出了高中历史教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策略
关键词：高中历史教学自主学习能力方法
培养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是历史新课程标准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每一个历史教师所面对的一个难题。让学生在探索、发现、体验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学习的方法，以及培养学生终身学习的习惯，挖掘每一学生的学习潜能，培养他们主动获取新知识、利用知识进行创新的能力，是我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我们怎样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呢？结合多年历史教学经验，谈谈我的看法。
一、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紧迫性
（一）时展的必然要求
现代的资源管理理论认为，学习能力是21世纪人才的重要标志之一。而对儿童青少年而言，学习能力是与学校学习密切相关的一组能力。学习能力是学生获得知识的重要保障，新课程改革要求提升学生能力，学习能力是重要能力。抓好学生历史能力的培养是中学历史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学生历史学科学习实践中存在的学习能力问题
学生在学习态度上，自制力不强，主动性差；在方法上，学生不能恰当地运用老师指导的自主学习方法，不能创造性的使用学习方法；在实践上，学生基本不预习历史，不能完成老师布置的预习任务，缺乏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三）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培养学生历史学习能力存在的问题
历史教学重知识、轻能力，课堂教学围绕中考的知识体系，因而缺乏趣味性；历史教学的目的发生偏离，成了迎合各类考试的一种方式，表现为僵化的课堂笔记，失去了学生的自主个性；历史教学中缺乏活动方法指导，使历史教学与学生对历史兴趣的了解严重脱节。
二、高中历史教学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策略
为了寻求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最佳途径和方法，在历史教学过程中，边实践边摸索，主要采取如下策略：
（一）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由“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
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教师应当做好学生的思想工作。要提高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首先要让学生明确学习历史的重要性。英国大哲学家培根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学习历史能让学生在对人类漫长历史发展、演变过程的探究中，学到许多知识，懂得许多道理，学会怎样做人，还能学会怎样思考、分析、处理问题。有了明确的学习目标就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动机，使学生产生“疑而不解，又欲解之”的强烈愿望，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达到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作用，促进学生产生自学课本的欲望。
（二）运用问题教学法
问题教学法，就是教师将本节课的教学内容根据要求转化为一组组面向全体学生的序列性问题，以问题来引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与行为。这种方法，以学生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教学出发点，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通过自我发现去激发其智慧的潜能，培养其强有力的内在学习的动机，即把作为人的本质创造精神引发出来。问题教学是中学历史教学常用的方法，是自主学习的关键。比如学习人民版必修三“三民主义”时，如何全面理解新三民主义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难度，讨论深入不下去了，我抓住这个机会进行启发提问：孙中山为何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共产党对孙中山帮助来启发）？新三民主义“新”在哪些方面（从背景、内容、性质、作用来启发）？通过精心设疑引导学生对其中的原因进行探究，效果不错。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错的要注意正确引导，正确的要给予保护和鼓励，有时学生提出的问题，教师难以解答时，就实事求是地承认不懂，切忌搪塞挖苦打击。
（三）引导学生求异思维
求异思维表现为学生敢于打破习惯的思维程序，尝试用不同的方法和思路去思考、解决问题，是思维活动积极的象征。教学中如果教师采用自己的思维方法把历史知识灌输给学生，使学生的思维模式化，就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如在探究课《你怎样评价辛亥革命》时，教师不提供任何观点，只印发了有关辛亥革命的一些史料和参考书，引导学生通过阅读这些史料，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并用具体史实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样，既培养了学生阅读、分析史料的能力，又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也不断提高。
（四）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创设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
教学实践表明，学生热爱一位教师，连带也会热爱这位教师所教的课程，他会积极主动地探索这门学科的知识，这也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意识的形成。为此，首先要求教师自己作学生情感的楷模。其次，对学生施以爱。由爱产生的积极情感能转化为动力，这种动力又能激发学习兴趣，推动学生有效地学习。在学习环境的创设中，还包括有创设协作和交流的机会，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协作与交流，让学生在协作与交流的活动过程中，表现自己、理解他人、体验个人与集体（或他人）合作的乐趣，培养以个体的自主为基础，同集体的伙伴互相帮助，共同克服和解决困难，达到和谐发展的目的。这样，就能为学生创设一个轻松愉悦的学习环境。
总之，作为中学历史教师，我们应该不断地探索历史教学的方式、规律，使历史教学“活”起来。在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中充分发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培养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挖掘和提升学生潜能，发展学生的综合运用能力，培养学生积极的情感态度，促进学生自主性学习能力的提高，为他们的终生学习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摘要：本文通过对江苏省县级博物馆的考察调研，论述分析了免费开放后江苏基层博物馆在展陈策划方面所取得的一些创新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免费开放后的基层博物馆如何提升展陈策划能力和水平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免费开放；基层博物馆；展陈策划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46（2011）06-0106-05
2008年1月23日由、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全国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的通知》。根据通知，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将全部实行免费开放。江苏是个经济强省，又是个文化大省，虽然不在2008年首先要求免费开放的7个省份之内，但江苏已经走在全国前面，早在2004年就有市、县级博物馆免费开放。如今，江苏省境内基层县级博物馆已全部免费开放了。本文主要通过调研，对免费开放后的江苏基层博物馆在展陈策划方面的现状进行了考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免费开放后的基层博物馆如何提升展陈策划能力和水平提出了相关的建议和对策。
一、免费开放后，江苏基层
博物馆展陈策划的现状
博物馆是通过收集、收藏、保护、研究、展示文物来起到传播历史文化、加强爱国、爱乡等社会教育、普及科学知识的作用，从而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在博物馆的诸多功能中，展示功能向来是博物馆最主要的基本功能之一，尤其是基层博物馆，由于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在博物馆的文物征集、收藏、研究等方面很难有大的作为。如何更好更充分地发挥基层博物馆的作用，就应该在博物馆的展示功能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博物馆的展示功能体现在对博物馆各种资源的综合和整体的组织、筹划、运用，将展览资源、主题、场地、时间、陈列方式等展示要素进行精心策划，从而最大化地发挥博物馆的展陈效应。免费开放后，对博物馆的展览要求不是降低了，而是更高。特别是基层博物馆，本来的展示条件有限，展示水平不高，如果博物馆的展览内容陈旧，长期不更新，展览手段单调，展览方式简单，就会使很多参观者失望，不但很难再次吸引他们前来参观，还会对博物馆的形象存在负面口碑效应，因此，需要基层博物馆强化展陈策划意识、提升展陈策划水平。我们的调研发现，江苏一些县级基层博物馆在展览内容、手段、方式上通过精心地组织策划，有一些新的举措和突破，取得了一些成绩和经验。
1.挖掘本地文化名人资源。基层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毕竟有限，而现在限于各方面的条件，在征集、补充基层博物馆文物上很难有大的突破。因此，试图利用自身馆藏文物来不断丰富展示内容，对于基层博物馆来说是不现实的。针对这种现状，基层博物馆只有立足本地，充分挖掘各种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作为丰富展览内容的重要途径。江苏是个历史文化大省，地杰人灵、人才辈出。与其他地方博物馆广泛搜集当地民俗文化不同的是，江苏的优势在于历史上涌现过无数的文化名人。通过我们的调查发现，江苏基层博物馆在对历史文化名人资源的挖掘和利用上显得更为突出。这些文化名人涉及到文化、艺术、科技、经济、医学、体育等各个领域，不仅有已故的历史文化名人，还有依然健在的当代文化名人。比如无锡“挖”来了何振梁，江阴“挖”来了沈鹏，张家港“挖”来了卢星堂等，对这些当代文化名人，各地博物馆争相“夺宝”，比如卢星堂是新金陵画派的领军人物。为了成立“卢星堂艺术馆”，张家港市文广局、市博物馆领导一年之中8次前往南京登门拜访卢星堂。当时除了张家港，与卢星堂颇有渊源的常熟、扬州、镇江等地也想筹建卢星堂艺术馆，最终，张家港博物馆的诚意打动了卢星堂，经过慎重考虑后，他同意在张家港设立“卢星堂艺术馆”。至于已故历史文化名人资源的挖掘，各地基层博物馆更是不遗余力。仅就常熟来说，他们就利用赵用贤宅开辟虞山派古琴艺术馆，利用张宅开辟虞山派篆刻艺术馆，利用翁氏故居开辟翁同纪念馆，利用黄公望祠堂开辟黄公望纪念馆，利用王石谷祠堂开辟王石谷纪念馆，利用爱日精庐开辟梅李历史文化博物馆，利用徽州会馆开辟徽商纪念馆。对于挖掘出的文化名人资源，有的在本馆开辟专题展览，有的成立相对独立的纪念馆、艺术馆，有的逐步发展到成立专门的博物馆。无论采用哪种形式，这不仅丰富了基层博物馆的展览内容，同时也通过展示这些本地文化名人的事迹和成就，起到了很好的乡土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