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篇1
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对世界各国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样，世界各国的经济也深深地影响着中国，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我国很多的企业遭到打击，这使得政府开始思考对财政税收的改革，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思考财政税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接下来，笔者就金融危机下财政税收改革的思考的相关问题做具体的分析。
1金融危机对财政税收政策产生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在加入wto之后，我国更是以大国的姿态积极地融入到世界中，世界各国的经济与我国的经济都深深地影响着彼此，这种影响既会带来机遇，也会带来挑战。所以虽然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依然避免不了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影响，这种影响已经涉及我国的实体经济，导致国内很多的企业出现了库存积压、资金运营紧张等现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探讨财政税收改革是十分重要的，无论是对政治、社会还是经济都有重要的意义。虽然我国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已经采取了很多的政策措施，例如为了鼓励中小型企业发展，给予了很多的财政补贴等，但是这些措施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企业依然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应对金融危机，为了能够让企业在金融风暴下获得更好的发展，政府可以利用一些组合拳的方法来促使企业走向繁荣，但在所有的方法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政府要对财政税收进行改革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种方法不仅具有宏观性，便于国家对整体经济脉络的把握，而且是效果最显著的方法。财政税收的政策要时刻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税收的原则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只有将财政收入充分地用到人民的身上，才能切实保证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国家的经济出现隐性危机时，相关部门就应该通过对税收的改革来调控整个经济，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将我国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
2金融危机背景下财政税收改革的思考
上文中，笔者介绍了金融危机对财政税收政策产生的影响，我们了解到如果国家能充分地利用财政税收政策，那么即使在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国大部分企业都能应付自如。那么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笔者对财政税收改革到底有哪些思考呢？接下来，笔者就做具体的阐释，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2.1处理好财政税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目前情况下，我国的财政税收主要依靠企业经济效益，简单来说，如果企业的经济效益高，那么我国的财政收入自然也高。因此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相关部门只有加大税收改革的力度，尽可能地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才能保证我国的财政收入的增长。综上所言，相关部门只有处理好财政税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让二者相互促进相互补充，才能使得我国的财政收入与经济都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如何才能处理好这种关系呢？这就需要相关部门更多的进入到竞争的领域，将资源得到最佳配置，使财政税收转变为公共性的投入，如果政府财政税收投入到公共性的领域一定会给周围经济带来发展，从而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如果不这样做而是直接将财政收入资金投入到企业中，不利于企业在竞争的环境中生存，如果运用不当也会造成浪费，不利于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2.2国税与地税要有合理的协调机制
所谓国税就是指国家税务系统，地税就是指地方税务系统。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税收拥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拥有调控经济、组织财政收入等职能。我国每年的财政收入超过90%是来自税收，其地位可见一斑。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国面临着更多的机遇与挑战，所以传统的国税与地税征管机构分设，就显得不适应我国社会当前的发展。虽然目前我国已经拥有整合国税与地税机构的条件，但是由于地方税制改革相对滞后等诸多原因，使得将这两种征管机构整合的难度加大很多。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政府应该尽快建立国税与地税的协调机制，可以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进行实践，然后再推广，使得国家和企业都能达到双赢。
2.3建立税负水平适中的税收制度
所谓宏观税负就是指国家税负总体水平，它是税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表现出纳税主体的经济负担。但是无论什么时候，税收制度的制定都是依据当时经济发展的水平。如果政府能够建立一个合理的税负结构，就有利于我国税收制度的完善。那么如何能够建立一个公平合理的税负结构呢？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首先，适当降低纳税主体税外的负担，要建立健全宏观税负标准，在降低纳税主体的税外负担的同时，还应该增加宏观税负的水平；其次，要加快增值税的转型步伐，及时开征物业税。要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实行综合申报与分类扣除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适当降低工薪收入的税收负担，及时开征物业税，推进资源、环境税收体系改革；最后，要围绕创新型国家建设、统筹区域发展和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税收优惠制度及相关改革。
2.4建立资金来源可靠的科学支付体系
一是要合理搭配一般性转移支付与有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的比例，适当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二是要改革税收返还和增值税分享制度，稳定转移支付资金来源；三是要改革转移支付的分配方法，建立公开、合理、科学的资金分配制度，综合考虑地区人口、人均占地面积、人均收入状况和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确定科学的测算方法；四是完善监督支付系统的运行，并制定公共政策，指导中央银行以外的支付系统的运行。在政策方面，还包括规划并运行中国现代化支付系统（CnapS）的总体结构、制定必要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特别是跟支付系统风险管理和保障系统安全相关的政策。
2.5运用现代管理理念，优化税收征管组织形式
2.5.1理顺管理职能
政府税收征管的职能是要平衡市场经济环境，越是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政府税收征管部门越要坚持专业化管事方向，吸收管户制的合理内核，实行“管事”与“管户”双管齐下、互为补充，切实提高管理效能，增强对税户、税源的监控能力，防止漏征漏管。采取双管的制度形式，就必须要减少管理层次，以业务流程为导向把管理职能理顺，发挥其管理实效，为市场经济发展带来公平的竞争环境。
2.5.2建立扁平式的组织管理结构
扁平式的组织管理结构主要是指要开展平行的税收征管体制，按照信息流相对集中和职责明确的原则，对基层征管机构进行全面整合，减少执法主体的数量和审批环节，归并一些职责交叉、业务单一的部门，将有限的人力资源用于专业化管理和基层征管一线。这样的税收征管可以减少纳税人的缴税麻烦，适当地为纳税部门提供快捷支付方式，减少了大面积接触税务机关的麻烦。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篇2
美国12月份的失业率一举跃升至5.0%，非农就业仅增加1.8万人。就业数据的急转直下，引发了美国经济即将陷入衰退的广泛疑虑，金融市场也反应强烈。
关于美国经济前景的深切疑虑自有道理：历史数据显示，就业增加与经济增长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与GDp同比增幅
但考虑到，以产品生产部门的就业下降而服务提供部门的就业增加为重要标志的经济结构的趋势性调整的基本背景，则可发现，服务业的就业比总的就业能更紧密地反映产出水平的变化。
事实上，尽管生产部门就业本月减少了7.5万人，而服务业的就业增加依然有9.3万人，而年度均值仍高达14.2万人，远远好于“90末、91初”的温和衰退和“00、01”间的明显减速时的就业状况（当时都是服务业就业的零增加）。
值得提及的是，12月份的“散布指数”仅为48.4%，是03年10月份以来首次跌落至50%以下。这表明在考察的278个行业中，录得有就业增加的行业家数开始少于就业减少的行业家数。历史数据显示，散布指数与就业增加大致是一致性同步指标，回落到50%以下，未必就有与就业增加数据格外不同的含义。进一步地，通过对“次贷”的逻辑梳理，我们认为市场反映有
过激之嫌，美国经济应会表现出足够的弹性。虽然房地产形势仍在恶化、恢复尚需假以时日，但我们也容易观察到，房地产形势其实早在05年中期就已明确转折。而众所周知的是，美国经济形势的急转直下，其实只是起因于“次贷”风暴。
需要明确的一个背景事实是，尽管部分“次贷”品种的违约率甚高，但因于“次贷”的总体规模并不大，全部住宅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仍只是反弹至90年代的水平。其所以引起轩然大波的原因，是投资者对住宅贷款支持的票据市场丧失了信心，也因于华尔街的名誉受损（因其粉饰劣质资产、打包出售给不明真相的投资者的作为），其它类型资产支持的票据也不再得到以往的市场认同。
作为经济体系重要的资金来源管道，票据发行市场的急剧萎缩（资产支持票据在04年初的规模尚不足6000亿美元，而次贷风暴爆发前的规模已达12000亿美元），使得金融市场流动性骤然收紧。市场流动性的收紧，就趋势性意义而言，也有投资者开始重估风险溢价这一深远背景。
然而在笔者看来，风险溢价的急剧攀升、流动性的全面紧缩，市场显然有过激反应的成分。加之，美联储不遗余力地降息及向市场注资，风险溢价的上行将有效对冲，市场流动性也可望明显恢复。事实上，主要因于技术进步和货币政策成功，近20年来美国经济其实历经多次考验冲击，而产出水平和通胀水平始终没有出现大的波折。
当然，美国经济增长明显减速，却是难以避免，这自然意味着中国对美出口将受到明显的负面冲击。数据显示，05年以来对美国出口增幅的回落，其基本背景是美国内需的减速（为避免价格因素的干扰，在考察内需增长与进口增幅的关系时，我们采用的不变价水平）。只是因于中国商品依然价格低廉（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已有可观升幅，但中国厂商并未相应提高对美国的商品报价），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增幅始终明显高于美国的总体进口增幅而已（换言之，来自中国的商品份额在持续上升）。但出口市场的结构却显示，美国市场的重要性是日渐下降（目前的份额已不足30%），而欧洲市场、特别是其他市场的份额却是与日俱增（其他市场的份额从06年以来即已超过50%，且其后的增长相当稳定）。
我国出口市场格局有如此变迁，事实上是有全球经济增长格局演变这一内在背景的：本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以金砖四国为典型代表）与发达经济体拉开了显著差距；深受“次贷”困扰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减速前景，预期也不会对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构成明显拖累。
全球经济增长格局的演变（96年―08年）单位：%注：imF的数据及预测
另一方面，汇率水平（或商品价格）对于出口增长也有着关键性的作用。06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对欧元区出口增幅的逆势而上（欧元区的全部进口增幅在明显回落），以及前图所示的97、98年间因人民币坚持不贬值导致有效汇率水平急升以致的中国对其它国家出口增幅的骤减，即是有力佐证。
而目前市场的一致预期是，美元基准利率在年末可能低至3.0%以下，而欧元区和日本的降息还为期尚早，因而美元的疲弱前景看来是并无悬念。由此，人民币小幅升值的效果自然大打折扣，对欧洲及其它市场出口的明显抑制作用也难以期待。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篇3
关键词：紧缩政策双顺差扩大内需监管
一、经济背景分析
本年度下半年，央行提高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也是三年以来的央行首次加息，同时也预示着货币政策可能走向紧缩的趋势。不断走高的通胀压力和通胀水平对于央行适时调整货币政策造成一定的压力，此时出台加息政策的一个显著目标就是管理通胀预期。从统计数据看，当前我国货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国内物价上涨的同时人民币对外连续升值，通胀的预期不断上升；经济发展过多依赖出口贸易，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经常账户与资本金融账户双顺差，国际收支失衡。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见表1），浮动汇率制度下货币政策对收入和内部调节作用较为有效，财政政策趋于无效。所以这种背景下的紧缩性政策主观上是为了抑制通胀，但在客观上对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影响。
二、对国际收支的负面影响分析
在国际收支平衡表里，国际收支在会计核算最后总是平衡的，但在实际当中，国际收支经常存在出现不同程度的顺差或逆差的失衡，并且现阶段我国国际收支的失衡主要是结构性和收入性的。
根据一般性原理，在实行支出增减型货币政策进行国际收支需求调节时，存贷款准备金率的调整是重要方面（本次政策属于此）。这种上调利率趋于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般意义上会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中资本流入，逆差减少或顺差增加；而对于经常账户短期则会导致成本增加，收入下降需求减少物价下降，从而出口增加进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减少。然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外资的涌入又会造成本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出口成本上升出口减少，贸易收支逆差增加。个人认为出现了一种顺差逆差悖论的有趣现象，这种互抵机制取决于国内出口商品的总需求平均弹性，如果弹性系数e变化较小，则逆差较多；如果e较大，则顺差成分大，就现阶段来看我国的e比较大,顺差居多。
于是紧缩性的政策在贸易顺差和国内通货膨胀并存的环境下，一般会导致顺差的进一步强化也即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加剧；这也符合米德冲突关于内外均衡冲突矛盾的论断，虽然有利于稳定物价，同时也造成顺差扩大；斯旺模型（见表1）中支出增减性政策有利于解决内部均衡而对外部均衡不利的论断也验证了这种效果。国际收支顺差程度的增加必然导致本国货币国内供给量的增加，这会使国内过热的经济更加深化，价格上涨的趋势进一步强化，内贬外升造成国民福利水平的下降。
贸易顺差的扩大化一是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可能造成未来国际收支逆差的急剧增加，不利于未来出口；二是加剧了国际贸易间的摩擦和汇率战，贸易条件恶化增加了未来国际间经济交流的不确定性，尤其对中国这样的以出口需求为主而不是内需拉动gdp的贸易大国更是加剧了未来经济发展的波动；三是我们付出高亢的持有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从而造成国民经济福利损失，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对于未来的国际收支稳定同样不利。
三、合理化的建议对策
1.扩大内需是实现国内均衡发展，促进外部均衡的有效途径。促进国内收入分配的均衡，扩大内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不过度依赖于出口；利用税收手段，转变贸易增长方式，改变顺差在国内，利润在国外的不利局面。
2.在有效防范风险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资本流出的限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去”，进行全球性战略性投资，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逐步推动境内机构开展境外证券投资。
3.坚持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保持汇率水平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可行的措施是逐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增强汇率弹性,利用市场机制调节外汇供求,使汇率有序地向均衡方向调整,减弱汇率稳定要求对货币政策效应的约束,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有效性,发挥汇率作为价格杠杆对国际收支的调节。
4.有效监管投机资本的流入
现阶段由于我国在国际资本市场的地位日益重要，资本与金融账户中充斥着大量的投机资本，因此我国金融监管当局要尽快完善对投资资本的监测预警和管理机制，及时掌控短期国际资本流入的源头、动机、途径、结构和规模，及时监督管理
不良资本的流入。
四、总结
在国际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我国的货币当局更要注重货币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充分考虑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各个经济要素之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系，有针对的对经济宏观方面进行有效的调节与监管。调节的重点要充分考虑国民福利的得失，站在更加人性化的角度；引导经济走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正常化，保证我国国民经济系统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的抗打击能力，克服短视的行为。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要求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对国际流动资本的监管，密切关注其对我国金融系统的冲击，打击不健康资本。
参考文献：
[1]冯彩刘玄：《中美国际收支失衡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j].外汇管理与研究2008(2)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篇4
在低碳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创建低碳旅游景区具有创新景区发展规则，促进区域低碳产业整合开发以及养成低碳生活风尚等现实意义。但是目前低碳景区管理面临着技术难、成本高，景区评价标准不完善，人们尚未养成低碳习惯的问题。因此，政府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立景区间的战略联盟，构建以生态GDp至上的景区评价理念，完善景区评价指标系。
低碳生态旅游景区
一、低碳旅游的产生背景
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共同商讨制定了《京都议定书》并在第二款中明确指出：“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2009年12月19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会议达成《哥本哈根协议》，协议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确立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就发达国家实行强制减排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缓行动做出了安排。“低碳”成为催生于全球气候变暖的积极响应。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2010年1月29日，温总理在致函丹麦首相拉斯姆森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给他们的复函中明确表示，中方支持《哥本哈根协议》，并提出至2020年单位GDp的碳强度下降40～45%的艰难目标。《哥本哈根协议》标志着中国低碳经济时代的来临，意味着人类生活方式和传统能源消费方式的本质上的颠覆，它必将改变建立在石化燃料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
低碳旅游催生于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长期以来，旅游业以其“资源消耗低，带动系数大，就业机会多，综合效益好”的产业特征在中国经济发展转型，逐渐取得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显示出独特的优势。借用低碳经济的理念，低碳旅游就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绿色旅游。从旅游活动本身来看，旅游活动是一个包括食、住、行、游、娱、购在内的综合活动而这些活动不可避免地带来大量的碳排放，因此所谓“低碳旅游”就是旅游者在旅游活动过程中，树立低碳意识，将各种旅游消费行为的碳排放量控制在合理的水平并尽量减少碳排放量的一种新型旅游消费模式。
二、低碳旅游景区的创建意义
“低碳旅游”的意义不在于口号，在于落实。低碳旅游景区的建设起码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现实意义：
1、创新景区发展规则
低碳景区的创建是一个系统工程，问题的错综复杂催生了新的景区发展规则。在诸如怎样将低碳的衡量指标融入到现有的景区评价体系；怎样在低碳运营模式中改革现有景区的管理模式；怎样实现替代传统能源的新能源、新技术；生态文化综合效益能否最大化等等都需要制定规则予以引导。
2、促进区域低碳产业的整合开发
传统景区在低碳的建设与改造中，不可避免地将低碳的发展理念向其他产业和区域全面渗透，有利于激活区域优势资源，构建整合互动机制，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最终实现区域其他产业的低碳进程，构建“互惠共赢”的区域发展模式。
二、旅游景区碳排放的主要表现
限制旅游景区的碳排放应着力于以下几个方面：
1、低碳交通
其一，景区内实行交通管制，可采用自行车、牲畜等作为交通工具，鼓励步行游览，将因运输所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降至最低。
景区之间的换乘可安排中巴或者电瓶车定时接送客人。其二，鼓励旅行者选用碳排放量低的交通工具，如放弃飞机，选用火车、汽车、轮船等作为出行工具，短途旅行者可徒步或骑自行车，既达到环保的目的又有益于身心健康。
2、低碳住宿
酒店越豪华，碳排放量一般也越高。因此在低碳旅游景区应提倡游客入住舒适、便捷的经济型酒店、乡村客栈、家庭旅馆等，并且在酒店内不主动免费提供一次性洗漱用品，提倡旅行者在住宿时自带洗漱用品、节约用水用电等。
三、景区面临的低碳困境
1、游客的“低碳”习惯养成需要时间
低碳旅游是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景区低碳意味着游客很多惯常的旅行行为需要改变，如酒店不再免费提供牙刷牙膏等日用品；减少换床单的次数；用电瓶车、牲畜取代汽车等交通工具；垃圾要自己带回家；自己随身携带餐具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食用素食等。这种全新的旅游方式对很多人的旅游习惯提出了挑战，如果大众能够接受则无疑实现了节能环保和高游客价值体验的双赢，反之如果人们不能接受则势必降低游客的体验价值甚至降低景区游客满意度。
2、技术门槛高，中小景区难实现
建设低碳景区，首先是引用低碳技术改变现有能源的消耗模式，涉及到景区能源供应如改变景区的能源利用模式，使用生态能源和节能环保能源如太阳能、生物能、有机能等清洁能源；交通工具替换如使用电瓶车、自行车替换汽车；建筑如采用节能环保、无污染的环保材料；服务如增加低碳导游，设置低碳通讯，饮食，住宿服务以及垃圾废物的分类回收处理等。对于资金雄厚的大型景区而言，革新技术可以通过自身的技术积累实现，而对于一般中小型景区而言，则没有能力解决。况且，就目前我国利用新能源的技术现状而言，完全在景区使用新能源也存在困难。据中国科学院能源领域战略研究组研究表明，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关于太阳能的技术规范，技术产品质量认证标准，部分关键设备依靠进口，一些高效、低成本、环保的技术仍然依国外，农林业废弃物能源化利用率低，能源植物的培育研究进程缓慢等。
四、出路
1、政策要支持
国家的政策支持是低碳景区建设的关键。国家应出台更加细化的政策法规将低碳旅游标准化和制度化，从而加快进入低碳旅游的步伐。从资金、政策、土地等方面加大对旅游景区低碳项目建设的扶持力度，激励景区及涉旅企业加快推进低碳旅游方式，包括制定政策进一步发展壮大绿色环保企业，支持旅游景区、景点、宾馆饭店、旅游运输等旅游企业利用新能源、新材料，及时全面引进节能减排技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降低碳消耗，最终形成全产业链的循环经济模式；制定行业准入标准，引入低碳旅游指标对旅游景区景点及相关企业进行常规考核与管理，让低碳旅游真正成为时尚，成为人们追求的健康生活方式。
2、景区间要建立战略联盟，冲破成本-技术关
低碳经济背景下，景区面临着来自于技术变革，设备更换，基础设施以及知识的创造与传播过程等等的共同压力。景区之间如能结成战略联盟共同应对外部变化必将增强竞争力。
参考文献：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篇5
三大救市政策重拳出击
2008年9月18日晚，管理层颁布实质性救市政策。
政策一：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决定从2008年9月18日起，对证券交易印花税进行调整，由现行双边征收改为单边征收，税率保持1‰。即对买卖、继承、赠予、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1‰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改为由出让方按1‰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授让方不再征收。
政策二：从中央汇金公司获悉，为确保国家对工、中、建三行、国有重点金融、通控股地位，支持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稳健营发展，稳定国有商业银行股价，中央汇金公司将在二级市场自主购入工、中、建三行股票，并从即日起开始有关市场操作。
政策三：国资委支持中央企业增持或回购上市公司股份。
政策出台背景：信心底限危机
全球股灾，a股面临信心机、
在雷曼、aiG破产风波引发金融领域危机愈演愈烈，过去1周，全球出现历史罕见股灾。各国主要股票指数普跌在6％左右，受恐慌影响，俄罗斯更是中止了18、19日股票、外汇市场交易。
a股市场同时遭受巨大冲击，中国相关香港恒生指数、国企股指数分别跌了近10％、16％左右。而a股市场最多时跌了12％多。作为a股蓝筹标杆金融股成为下跌重灾区，金融股指数5个交易日跌了20％多。
年初以来至上周末，76％个股跌幅在50％以上。在这种背景下，a股投资者信心已相当脆弱。而最近1周，工行、招行、交行接连跌停，人寿、平安、神华、宝钢破位下跌，再度引发a股继续普跌。与之相随的信心趋于崩溃局面，可以说是a股面临最严峻考验。
估值底限岌岌可危
从我们对于a股市场价值底限判断，认为1700－1800点是a股市场底限位置。从、通投资者交流反馈来看，对于1800点也有较高认同感。最近一周跌，指数逼近1800点，a股滚动pe降至13.72倍的底限水平。如果市场跌穿1800点，会将a股拉入更加悲观pB估值框架，新一轮市值缩水暴跌在即。
通过指数水平敏感性分析，我们对a股价值区间进行了判断，其中业绩增长是核心假设。从08年中报业绩统计数据来看，a股公司整体业绩增长水平为19.2％（删除亏损后增长20.5％）。考虑到三季度ppi处于历史高位、企业营环境低迷，
上市公司业绩环比下降因素，我们保守计08年全年a股公司整体业绩增速维持在15％左右。10至15倍pe波动区间是欧美成熟市场特征，如果给予a股15倍pe水平、15％增长率，其对应点位在2000点附近。从悲观角度考虑，给予13倍欧美中性估值水平、15％的业绩增长，a股指数对应的点位在1750点附近。就上述分析假设参数而言，我们认为在今年a股公司业绩增长15％可以期待的基础上，即使明年出现0增长情况，这一模型也具有解释意义。而从滚动pe估值的合理性而言，
言，考虑到中国GDp增长率下调至9％左右程度，相对欧美实体经济增长程度，我
们也认为13倍已是底限水平；诚然，市场也有从pB（重置成本）框架来分析，得
出更悲观的结果，我们认为之所以更悲观，是因为我们比投资人更多天天接触市场，
更容易受情绪影响，而实体经济并没有滑落到需要按重置来考虑的情况。
救市政策点评
救市政策及时、准确，对症下药，增量资金稳定市场信心作用毋庸置疑。
及时性：在a股市场信心面临崩溃、1800点底限岌岌可危、各国政府纷纷出台救市政策时刻，三大救市政策重拳出机，从时间上讲，相当及时。
准确性：单边征收印花税，降低了投资者交易成本，有利于改善交投清淡不利局面，从激发亏损面较大的投资者积极交易角度而言是雪中送炭；央企入市增持与回购，起到政策开闸松绑、稳定股市估值体系的作用。(1)从前期的“控制炒股”到现在的“鼓励参与”，国资委在政策上出现积极转变，使央企进入股市这一敏感争议，得到搁置，央企入市的积极性得到自上而下的松绑。(2)央企入市增持与回购，代表了产业资本对于a股投资价值的乐观判断，实际案例的出现，会对前期混乱的估值体系讨论起到提供参考答案的作用。(3)a股权重公司都具有国资背景，这些权重公司股价一旦得到稳定，会起到事半功倍作用；汇金投资银行股，(1)汇金入市带有平准基金意义。从前期不断传言到实质性落实，这对投资者鼓舞信心、重树希望有积极作用。(2)投资银行股，可谓是对症药。银行是本轮股灾成因主力，其权重地位
对股指影响巨大。从银行股基本面讲，对雷曼信用风险的心理影响大于实际损失。据统计假设本次银行对外投资损失率在80%，对各家银行2008年业绩负面影响均在2%以内。目前银行板块的下跌充分反映了对未来息差收缩和贷款质量下降的担心，就估值而言，1.96倍的pB我们认为风险较小、长期价值明显。从权重角度考虑，同样可以起到稳定指数作用。
综合而言，我们认为，三大政策出台，对于恢复、稳定投资信心作用毋庸置疑。
对于a股市场趋势影响。
三大政策稳定市场信心后，我们认为对于a股市场短期趋势有影响：(1)产生企稳反弹行情。短期而言，1800点具有价值底、政策底双重意义。急速下跌中积攒的做多力量、增量资金流入、投资积极性恢复共同作用下，a股市场将展开向上反弹。(2)对于反弹过程的预期。我们认为本轮反弹高度，具有15％－20％空间。主要是在经济景气周期向下的环境下，可以投资的权重品种上涨有限，金融、煤炭、交运、钢铁、地产均有不利因素困扰。另外长期持有信心不足，导致多数投资者均抱反弹想法的介入，有逢高减持对策预期。反弹过程将比较反复，三大政策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存量的机构投资或个人投资者无法了解增量机构进入价位、资金数量，在反弹共识前提下，会产生博弈格局。增量资金的出发点估计是形成价值底部，而不是提高股价上涨空间。(3)我们继续提示a股并没有摆脱风险漩涡。首先部分美国银行仍存破产风险，信用危机仍在继续释放。其次，美股与a股3季报存在释放风险，十月中上旬市场仍有下行波动风险。(4)由于政策动向已成为影响行情变动重要因素。我们认为三大救市政策只是组合政策的开始，如果市场再次到达1800点或处于更极端情况，不排除股市、经济领域后续扶持政策出台。
a股随经济下滑过程，也将是a股底限投资价值不断被讨论的过程，它波及到a股点位的讨论，是否还会向下击穿至1500点仍然存在争议；对于a股市场长期趋势，仍需关注经济调整格局的演变。从经济周期角度来看，目前中国经济依然处于减速期，十七界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后，反周期政策对于经济下滑的遏制程度，将成为关注重点。即使经济下滑得到遏制，中国可能仍将度过较长的调整期或萧条期。加上限售股解禁流通压力在2010年前都将存在。a股由熊转牛可能要经历以年来计的时期。
操作策略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篇6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民办教育的重要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然而，随着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不少关注民办义务教育的学者和相关人士，对该政策实施背景下民办义务教育的发展前景担忧，并预言，该政策会对民办义务教育产生强大的冲击力。其理由是，在免费的公办教育和收费的民办教育之间，学生及其家长更有可能选择公办学校就读。免费义务教育政策是否会对民办基础教育构成强大的冲击?如果未造成冲击，那么促使民办教育发展的原因是什么?笔者借用2005—2009年国家教育统计数据，呈现了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实施背景下我国农村民办中小学的发展现状，并从国家、农民教育需求和农村民办教育自身的相对优势三个层面对该现状的成因进行了解析。
二、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下农村民办教育的发展
本文以2005—2009年全国农村民办中小学的学校数和在校生数的变化两个指标，作为农村民办教育发展状况的替代变量，呈现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实施背景下农村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整体态势。在衡量每个指标时，分别考察了绝对量和相对量的变化程度，即农村民办中小学校纵向的变量和横向的对比量(文中“小学”仅指完全小学，不包括教学点；“初中”仅指普通初中，不包括职业初中)。
(一)农村民办中小学学校数量的变化通过对2005～2009年农村民办中小学校和农村中小学校数量的整理、汇总，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农村民办中小学校总量减少，且呈逐年下降趋势。2005n2009年农村民办小学减幅为25．74％；农村民办初中减幅为19．92％，民办初中的减幅小于民办小学。不过，与民办小学数量呈持续减少的趋势不同，农村民办初中的变化趋势首先呈现出些微的增加，然后才出现大幅地减少。在此期间，农村小学的减幅为26．08％，农村初中减幅为17．10％。从整体上看，农村民办中小学校的减幅与农村中小学的减幅较为接近。
第二，从民办中小学占农村中小学的比重看。2005—2009年农村民办小学占农村小学的比重明显小于农村民办初中占农村初中的比重；农村民办小学占农村小学的比重较稳定，而农村民办初中占农村初中的比重却出现了较显著的变化，其趋势是先增大而后回落到与基年(2005年)相似的水平。因此，从整体上分析，就学校数量的变动而言，在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下，无论是民办小学还是民办初中，其自身的变化以及其占农村学校的份额并未有明显的下降趋势。
(二)农村民办中小学在校生数的变化
在农村学龄人口规模逐年减少的过程中，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生源竞争较为激烈。学校在校生数，尤其是其占同类学校总的在校生数的比重可以衡量学校的吸引力和竞争力。首先，从农村民办中小学在校生数的变化来看。如表2所示，20052009年间，农村民办小学在校生数的减幅为6．66％；在此期间，农村所有小学在校生数减幅为6．12％，与民办小学在校生数的减幅接近。20052009年，农村民办初中在校生数减幅为13．45％，且在这5年间，民办初中在校生数呈平稳减少趋势；而在此时间段，整个农村初中在校生数减幅为30．53％，远高于民办初中在校生数的减幅。其次，从农村民办中小学在校生数占农村中小学在校生数的比重看。如图2所示，在2005～2009年，农村民办小学在校生数占农村所有小学在校生数的比重由1．94％上升至2．23％；农村民办初中在校生数占农村初中所有在校生人数的比重由2．69％上升至3．34％，且呈逐年上升趋势。可见，在免费义务教育政策实施的背景下，就在校生数而言，农村民办中小学的市场份额相对平稳，且呈小幅上升趋势。分析可知，在2005～2009年，从绝对量上看，农村民办中小学校数及在校生数均呈减少趋势，这与农村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学生数的减少直接相关；从相对量上看，农村民办中小学的学校数及在校生数在农村所有中小学中所占比重没有降低反而呈稳步增长的趋势。可见，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实施并未对农村民办教育构成较大的冲击，民办义务教育在农村赢得了份额不大却相对稳定的市场。
三、免费义务教育政策下农村民办教育发展的原因分析
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旨归，在于减轻学生家庭(尤其是经济困难家庭)的教育负担，进而巩固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率，提高农村义务教育的质量。该政策自实施以来，呈现出明显的成效。有数据表明，自2007年至2010年底，全国近1．3亿名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全部免除了学杂费并享受免费教科书政策，中西部地区1228万名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获得生活费补助；我国小学净入学率达99．5％，初中毛入学率达98．5％，接近发达国家平均水平[i]。那么，在该政策实施的背景下，农村民办基础教育缘何能保持稳中有升的发展?
(一)政府推动——民办义务教育发展的政策利好
绝大多数已有研究倾向于：政府未积极推动民办义务教育的发展，并认为地方政府制定和执行的义务教育财政补偿政策对民办基础教育存在歧视。笔者认为，这是对政策的一种曲解。仔细分析和梳理近几年的政策文本可以发现，政府通过制定积极的政策法规，旨在“引导、规范并鼓励”民办义务教育的良性发展。第一，从政策制定层面着力引导、规范和鼓励民办教育的发展。《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及各地制订的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纲要》等政策文本，均充分肯定了民办基础教育在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在当前的中国，政策法规具有高度的导向性，这些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无疑坚定了民办教育举办者的办学信心；同时，也有利于引导多渠道的资金向民办基础教育流人，有助于部分优质民办学校做大做强，形成品牌。如2011年河南省颁布《关于创新投融资机制鼓励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教育领域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支持民办学校做大做强，鼓励社会资本以多种形式发展教育，保障民办学校在校舍建设、教师进修等方面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优惠政策，引导民办教育健康发展。第二，从实践层面给予民办基础教育实实在在的支持。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着力纠正对民办基础教育的不公平待遇。民办基础教育承担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社会责任，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财政负担。如浙江省温州市2008年民办基础教育为政府分担了近五分之一的财政负担，当年为政府分担近10亿的公共财政投入。嘲基于对其社会作用的肯定，部分地方如山东省、河北省已在全省范围内免除了民办中小学学生的杂费，并将免除部分直接补贴给民办学校；免除了民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费并视财力给予教辅资料补助。重庆市对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学生杂费、公用经费与公办学校执行同一政策，由市和区县按核定标准给予补助，将民办学校教师职评、培训和校长岗位培训纳入全市培训计划，统一安排，享有同等待遇等。
(二)家庭推动—•农村民办教育发展的需求利好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篇7
关键词：对外贸易；管理；自由贸易
贸易政策大致可以分为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两大类，孰优孰劣之争贯穿在几百年国际贸易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一直以来也是充满争议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在加快，中国的市场将会对世界各国更加的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再实施以往的保护色彩浓重的贸易政策，显然是有碍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的，但也不能立即推行自由度很高的贸易政策，传统的非自由贸易政策即保护贸易政策的对外贸易政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
一、中国对外贸易政策选择的整体思路
自由贸易是一种最佳的贸易制度，其最大的益处就在于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可以避免因保护而导致效率损失，也即能实现最优效率的配置。自由贸易还有利于扩大市场，由此的重要意义就是规模经济。在政治方面，自由贸易不易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影响，从而增进一国的福利。他们强烈批评贸易保护，要求“每个国家必须做出正确的选择。只有采取鼓励开放贸易政策和加速结构调整，才能及时利用世界经济瞬息万变的机会，使本国经济和贸易获得快速增长。”
但是，自由的市场力量往往会带来某种相反的结果。比如，经济运行的盲目性和不可控性。而各国都不愿任由不可预见的市场力量所左右，故又往往限制、利用、干预、控制和管理这种市场的运行，限制其失灵的行为，发展其有利的方面。更重要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在加快，中国的市场将会对世界各国更加的开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再实施以往的保护色彩浓重的贸易政策，显然是有碍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贸易自由化的进程的，但也不能立即推行自由度很高的贸易政策，传统的非自由贸易政策即保护贸易政策的对外贸易政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那么，如何在国家拥有经济、自主的调节内外经济政策的前提，灵活的运用对外贸易政策，为自己的国家和整个社会争取更多的福利？中国应该怎样选择自己的贸易政策？笔者认为，在目前管理贸易的发展趋势下，中国贸易政策的最佳选择是管理贸易。
二、管理贸易对中国经贸发展的积极影响
首先，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完善和加强会促进中国经贸的发展。管理贸易是在战后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中，在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下出现的一种贸易制度，其目标是在自由贸易原则基础上，协调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均分贸易利益，促进各国经济发展。随着wto的成立，国际贸易协调机制将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各国间的贸易关系将在多种wto协议或协定的约束基础上展开自由竞争。作为国际经济社会重要一员的中国，正在积极努力、尽量融入国际贸易协调机制及国际管理贸易体制中。这一融入的过程，将会逐步改善中国的投资环境，加速中国经贸的协调发展。
其次，中国将受到国际管理贸易传导作用的影响，对外贸易具有传导作用。中国在对外开放，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同时，也将会受到国际管理贸易传导作用的影响。尽管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二十余年来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并时有停滞，但它们在经济发展高阶段增长的“含金量”较之处于经济发展低阶段增长的“含金量”要高得多。因此，中国将受到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经济增长正向传递的影响。
最后，中国企业的贸易机会增加。管理贸易是以协调为重要内容的贸易体制。这种体制尽管不是纯粹的自由贸易，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贸易自由化，抑制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管理贸易也为世界各国的企业提供了有协定或协议保护的贸易机会和市场，为这些企业竞争的合理性、合法性提供了保证。因此，那些资金雄厚，技术先进，销售渠道畅通，信息灵通，拥有全球战略的企业因竞争能力强而能更好地利用贸易机会开拓市场。
三、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发展趋势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国际贸易中地位的提高，国际国内贸易环境的变化，以及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中国对外贸易制度的演变也会出现新的特点。
1.中国的对外贸易法律制度将进一步完善
法律手段是最重要的外贸宏观管理制度手段，处于外贸管理体制结构中的最高层次。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方面的法律体系的基本架构已经形成，但中国外贸在某些领域缺失，可操作性不强，立法落后于需要的问题依然存在。建立健全中国有效的贸易防御和贸易救济措施的法律体系是将来对外贸易法律制度的趋势。
2.中国对外贸易管理的宏观调控与其他部门的协调将会加强
中国的产业制度，利用外资制度.外汇管理制度，环保制度等都与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有着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这些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都深刻的影响着中国的进出口企业。中国的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在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与其他制度产生矛盾，因此对外贸易管理制度与其他制度之间协调将成为发展的新趋势。
3.中国将加强区域国际经济贸易合作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在wto制度存在缺陷和发展缓慢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转向寻求发展双边或区域性一体化组织为本国经济发展服务。中国的区域性或双边安排也取得了巨大进步，通过对区域性或双边安排方面的制度进行完善，扩展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将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发展的又一趋势。
4.改善外贸秩序，加强对外贸易非正式制度的建立
当前，中国出口企业之间为争夺国际市场竞相压价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种情况不仅使中国的出口企业的利润大量流失，而且由于价格过低引使中国出口产品频频遭到进口国的反倾销投诉。此外，诚信制度的缺乏也为中国的进出口企业造成巨大的损失，包括因为违约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还包括更大的潜在市场的损失。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一直以来都是充满争议的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也在加快，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非自由贸易政策即保护贸易政策的对外贸易政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因此本文探讨了中国对外贸易管理政策发展。
参考文献：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篇8
关键词：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民主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迅速发展，公共政策已经成为政府调控现代市场经济和进行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政府自身的缺陷和公共事务的复杂等因素，公共政策往往并不像人们所想象和期望的那样有效。为了制定出科学、合理、公正的公共政策，人们不断地从多方视角、通过多种途径进行探讨及实践。本文从“公民参与”视角出发，从原因和背景、功能、争议及存在问题和对策几个方面论述了公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以期为公民参与乃至政策科学的发展“添一把薪”。
一、公民参与的原因及背景解析
1.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社会民众为基础
首先，政策的需求信息来自社会民众或团体（利益集团）。任何一项政策的实际需求总是来自社会的实际需要，代表公众实际利益和要求的政策总是从民间社会首先萌发。且任何公共政策总是涉及广大民众的，公共政策应是以保护他们的起码利益为目的的。其次，民众也是公共政策运行的主体，公共政策的执行常常需要施政者与影响对象之间的密切合作。如果后者是被动的、消极的，那么政策的效果会大打折扣或成本大增。政策制定者也只有在充分考虑到政策相对人的态度、利益得失，才能够制定出最符合社会需要、最能为社会公众所接受的公共政策。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公民参与的发展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唤起公众的参与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深刻性、广泛性、艰巨性都表明，它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投入，广泛参与。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使公众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参与渠道，社会公众才会真正树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鼓动起人们的政治热情。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激发公众的政治参与愿望。市场经济体制的构筑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公民在争取自己的利益的过程中，必然要求过问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公共政策过程，甚至就某些利益关系重大的问题向政府讨价还价，施加压力。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为公民参与提供条件，如产权保证、物质和必要的设备保障等。
3.政治现代化促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我国社会主义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政治过程必须向民主化和法制化方向发展。从民主化角度来看，人民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公共政策过程中就应当强化自己的主体地位。公民再也不仅仅满足于作为公共政策的客体（对象）而存在，被动地认可和接受政府的公共政策方案，而是强烈地要求向公共政策系统表达自己的意愿，具体过问公共政策制定、执行和反馈的全过程，使公共政策能够更充分地代表自己的利益。
二、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功能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已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认为公民参与，具有极其重要的功能，是贯彻民主信念的进一步落实，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去解决社会问题，它可以发动社区资源或公民来推动发展计划，也可以使更多公民通过参与的过程认识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1.集体参与，可减少政策上的流弊与个人的私欲，进而确保一个更可行及公平的决策。基于每个人知识有限，思维的方法不同，群体智慧对于决策来说相信是比较优越和可靠的，因为这是经过众人参与，互补长短的情况下得出来的。其次，通过意见的交流和不同观点的冲击，不但可以使个人的眼界得以开阔，而且个人的私欲亦得到调适，使政策依据群体的意愿而做出。
2.大众的关注和参与，对于一个政策的成败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首先，公民参与，有助于政策决策主体充分考虑和重视广大人民群众的疾苦、利益和愿望，并把政策目标的确立和政策措施、手段的选择建立在符合这种利益和愿望的基础之上，以减少政策决策的盲目性，提高政策的合法性。其次，公民参与，可以减低执行时遇到的困难，有利于政策的有效执行。
3.公民参与，促进了政策相对人主体地位的确立。这有助于提醒政策执行主体尊重政策相对人的人格，并注意激发政策相对人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感和接受主动性，减少政策执行中的阻力和实际存在的强迫性和人格侮辱等违背政策和法律的行为。还有助于改变政策研究和咨询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单一视角，而代之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双重视角，扩大政策研究和咨询的领域，并使研究成果能直接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三、实践公民参与的争议与反思
“公民参与”是很理想的理念和正面的行为，但在实践方面，要鼓励一个人去参与社会事务，要求他或她不单是只顾个人的利益，而是采取利他人的倾向，关注公共事务，从而介入参与和协助、表示意见、推广活动和参与决策，这是不容易的。所以一些学者就政策中的公民参与问题也提出了质疑。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篇9
产业规制究其本质，是在市场中通过政治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实现创造租金和分配租金的过程，这种社会资源的再分配过程，必然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2]。探究我国三网融合进程缓慢的制约因素，尤其是与利益集团相关的非市场因素，对于研究并完善基于产业融合的规制重构理论有非常典型的案例意义；同时电信业作为我国体制改革较为成功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传统垄断行业之一，在与广电业融合的过程中，能否切实实践“顶层设计”理念从而解决规制重构中的利益冲突问题为其他行业发展及产业融合带来借鉴意义和产生示范作用也将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三网融合的制约瓶颈：利益集团与监管者的博弈困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传统的垄断性公共事业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市场化改革和监管体制改革，新的利益集团也在不断生成。但是，电信业和广电业分离发展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了今天，造成现有的分业监管格局。可以说，我国三网融合工作推进缓慢的根本原因是利益集团的博弈与监管体制造成的。
每个利益集团可以利用自己所具备的讨价还价的机会、手段与能力进行市场竞争，甚至部分利益主体可以利用国家授予的垄断权利，在资源与利益分配中占据有利或者支配地位，将一部分本应该属于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或者公共利益转移到自己手中。三网融合工作的推进对各个利益主体来说都是一次利益格局重新分配的机会，在此过程中，不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市场层面，各个利益集团一定会发生大量的博弈行为。要了解利益集团的博弈行为，首先应该了解各利益主体的优势资源与利益诉求。
(一)电信产业和广电产业的市场化程度以及发展程度不同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电信产业经历了三次大的结构重组，已基本完成市场化改革，在语音通信市场和数据通信市场都形成了竞争较为充分的市场格局。经过近二十年的市场化改革，电信运营商积累了相对丰富的市场运营、竞争和网络建设与管理经验。而广电业由于其特殊的政治性和社会性，一直维持着严格的政府运营和监管体制。广电产业长期拥有区域独家垄断的地位，政企不分、条块分割等现象较为严重，尚无部级的有线网络公司对广电业网络资产进行统一管理。因此，在三网融合过程中，相关企业的市场成熟程度有较大差异，市场的力量还不能充分发挥。
(二)相关市场主体存在各自的利益诉求
三网融合的过程涉及多家电信运营商、各地广电运营商和相关软硬件提供商等市场主体。我国电信业经过多次市场化改革和重组之后形成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三大电信网络运营商，它们都拥有全国性的固定电话网络和移动电话网络以及宽带网络，都能够提供语音服务以及数据服务，但不具备提供电视视频服务的网络基础和运营牌照。而有线电视网络则主要由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广电运营商所经营，主要提供电视视频服务，但不具备提供双向通信的语音服务和数据服务的网络基础和运营牌照。在当前的市场竞争格局中，电信运营商和广电运营商的竞争主要体现在宽带基础设施、网络控制平台和服务模式等方面，就各自优势来言，电信运营商拥有互联网宽带出口和iDC(互联网数据中心)资源而广电部门则拥有内容制作与播控权。双方都把自己所拥有的垄断资源视作核心优势，均想在维持各自核心业务不被对方染指的前提下掌握更多的优势资源，如表1(见下页)所示。三网融合将给广电产业，特别是广电的有线网络带来相当大的压力，对其产业利益形成较强的冲击；相反，电信产业则把三网融合看做是拓展业务和市场、增加收益的难得机遇，因此，三网融合带来的产业利益冲突是其进程艰难而曲折的根本所在[3]。
(三)行业监管者维护部门利益以及职责有所差异
三网融合工作涉及多个政府机构如工信部、发改委、国家广电总局、国资委、以及地方广电部门和各地通信管理局等，各个部门的职责不尽相同但却有所交叉，如表2所示。广电系统属于宣传部门，按照事业单位体制运作，其管理现状为“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双重领导结构；电信系统则属于产业部门，按照企业体制运作，其管理层面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以工信部为监管核心，集中、垂直的模式。电信监管部门和广电部门在互联网宽带接入业务、iDC业务、iptV业务等方面，都有各自部门的规章制度与行政管理规范。因此，在三网融合工作推进过程中，部门利益使得双方都不愿意放弃自己固有的监管权力，这种利益冲突使得这项工作陷入困境。同时广电总局肩负内容监管的职责，使得三网融合的监管体制改革更加复杂敏感。由此看来，监管体制的改革应该有更高层次的规划与设计，对相关授权工作和权力制衡机制应该有更清晰可行的构架与实施。
二、基于利益冲突视角的三网融合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利益集团行为的影响以及利益集团实力的不均衡给社会福利带来的净损失等负效应成为了经济学重点关注的内容[4]。在我国三网融合体制改革中，各方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使得这项改革工作进行较为缓慢，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公共利益。如果要把利益冲突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需要进行改革手段的选择和顶层的制度安排。对照我国对三网融合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的目标安排(见表3)，可以从市场运行和政府监管两个层面探讨控制利益冲突的路径选择。
从市场层面来看，广电运营商和电信运营商都握有核心资源，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将这种利益诉求变成正常的市场博弈。受过去传统管理体制束缚和技术手段限制，双方没有开始进行正常的市场竞争与合作，从而陷入博弈的困局。其实对于双方运营商来说，三网融合的实际内涵已不是“合一”而是“趋同”，并不存在行业吞并的情况，而是广电业和电信业在宽带技术和业务上的不断趋同为原本分立的产业在新环境下的竞争与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三网融合目前的情况来看，具体的路径选择就是培育成熟的市场主体，开展双向进入试点，鼓励全业务竞争(见表4，下页)。在市场运行体制改革初期，可以按照国际惯例，采用不对称管制的手段，对广电企业进行扶持以维持市场格局和利益的均衡。
从政府监管层面来看，部门利益的制约已经成为三网融合工作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张昕竹，2011)。政府自利性的部门利益膨胀以及部门利益博弈的存在很可能导致公共利益的缺失和资源的浪费。如果集团利益和部门利益最大化成为公共决策的关键影响因素，公共行政权力和公共利益将遭到较为严重的损害。三网融合工作同样受到强势利益集团和部门利益的制约。从目前来看，工信部、广电总局、国资委、发改委和地方政府等均存在自身的利益诉求和策略选择。根据英美等发达国家的融合监管经验，可以把涉及电信业和广电产业的网络运营与监管权、内容播控权、软硬件标准权、市场准入等事权统合在一起，在一个部门之下来决策，可以减少博弈和谈判成本，迅速推动产业的融合(见表5)。从中长期来看，我国应该逐步建立起建立适应三网融合的体制机制和形成职责清晰、协调顺畅、决策科学、管理高效的新型监管体系。
针对三网融合监管体制的现阶段改革路径，张昕竹(2011)认为，进一步推进三网融合需要首先解决顶层设计问题，强调改革的领导力问题。第一，注重宏观战略规划与设计。顶层设计在原有系统工程学中的概念就是自高端开始的总体构想和设计[5]。就我国三网融合现状来说，已有明确的时间表和任务目标，但总体框架和近期实施步骤之间的矛盾还需进一步解决。对于规制重构来说，应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思维，即所有的任务安排都指向最终战略目标，能够破除既得利益者的干扰，加快推动体制改革，全面实现三网融合发展。第二，改革路径自上而下。顶层设计强调的改革路径自上而下，并不是说凭空构想，而是对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凝练与提升，是一种理性总结。对于产业融合的规制重构问题，应着重强调执行力，将顶层设计的蓝图落实于实际工作，自上而下推动监管体制改革。
三、产业融合背景下的规制重构理论与模式特征
(一)融合背景下规制重构的定义、目标与任务
20世纪90年代曾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过公共事业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规制重构浪潮。当时的规制重构并不是新的规制或者其本身的进化，而是通过必需的制度改革来实现放松经济性规制和对社会性规制及行政规制的再规制的混合(陈富良等，2010)。如今规制重构的概念已经有所变化，在技术融合和产业融合的背景下，政府固有的管制框架已经变得不完善，与市场的运营机制已经不协调，之前固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导致利益集团强烈的利益冲突行为成为体制改革和市场发展的最大阻力。此时如果能够根据资源配置最优化原则和交易成本最小化原则，对政府规制进行改革如通过管制机构重建、强化管制治理、管制政策和法律的制定等手段使得政府监管体制与市场运行再次达到相互适应，就完成了规制重构。
技术的融合将导致企业运营模式的改变，技术供给和市场需求将从两方面改变产业的边界和属性，相应的基于原有产业属性建立的监管体制也应随之而改变。当技术融合和新业务不断涌现的时候，规制重构就成为影响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此时中央政府的政策将不断推进技术融合和业务创新，同时技术融合和业务创新也必将推动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形成相互适应的格局。这一关系可用图一(见下页)表示。
规制重构不同于市场的增量式改革，不属于“帕累托改进”。在融合背景下，难以在不触及原有的部门利益的条件下推动改革，因此无论是加快立法、改革监管机构、管制治理还是鼓励竞争都需要借助顶层设计，都应该注重控制利益冲突和维持权利制衡。开展实际的规制重构工作，必须统筹兼顾，构建总体框架，确立改革目标、任务和保障机制。
图一 技术融合、产业融合与规制重构的关系
1.加快立法工作
吸取国外发达国家在传统垄断事业中的改革经验，都是立法先行，再依据法律在进行规制重构如调整管制机构、管制治理和产权改革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能够使得市场参与主体形成明确的预期，减少不确定性，并且能够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使得各参与主体在法律的框架下公平竞争。在相关立法工作中，对管制者的授权与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将成为重要内容。
2.推动监管机构调整
政府存在的前提是提供和保护公共利益。因此，政府在进行任何活动时都必须摆脱部门利益，通过机构调整可以减少博弈成本和谈判成本，保证公共利益。随着产业管制不断放松的趋势，规制机构是设在政策主管部门之下还是设在立法机构之下将成为影响权力制衡的重要因素。
3.完善管制治理
规制者存在自利性，规制者的行为目标在很多时候与公共利益不相一致，这也是导致部门利益冲突严重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规制者有着很大的自由量裁权，加强对规制者的监管非常重要。从目前来看，我们可以采取加强立法执法工作、培育消费者集团、决策程序透明化、强化规制承诺等手段完成管制治理。
4.鼓励市场竞争
技术成熟之后，市场将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推进力量。鼓励市场竞争放松管制从来就是我国相关公共产业改革的重要目标。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全业务性质的市场竞争，将各个企业的利益诉求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使企业的逐利行为成为正常的市场行为。
(二)产业融合背景下规制重构的保障机制构建与现实意义
技术融合和产业融合赋予了规制重构新的含义。在产业融合的背景下，面对新的市场环境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管制框架和实施有效的管制政策，需要对规制重构的机制构建和现实意义进一步的讨论。
1.法律约束机制
即以法律的形式对规制重构的诸原则，包括管制职能划分、管制授权、管制程序及其透明机制等做出明确规定，以保证管制的有效实施和管制目标的最终实现，使管制权力及其实施有法可依，并尽可能地减少管制的任意性，制约管制的机会主义行为[6]。就目前来看，三网融合尚无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各监管机构都是依据本部门的管理条例行使权力，没有明确的法律授权。立法工作已经成为体制改革迫在眉睫的任务。
2.权力分配与制衡机制
在融合背景下，为有效界定政府与管制机构的职能，实现有效的管制治理结构安排，必须进行完善规制重构的权力分配与制衡机制。通过权力分配可以让多个机构同时拥有管制和监督的权力，相互形成制衡的局面。但是会出现权利冲突和“扯皮成本”，目前我国三网融合工作推进缓慢、部门利益冲突严重就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如果权力过于集中，没有形成制衡的权力格局，则会增加规制者的机会主义行为和降低企业俘虏管制者的成本。有效界定政府与管制机构的职能，完善权力分配和制衡机制成为规制重构的重要目标。
3.规避过度干预机制
规制活动应当最大限度地将放松管制作为管制机构的工作目标和任务。当前通信产业的自然垄断属性已经有所减弱[7]，相应的基于自然垄断属性的通信产业的严格管制政策也就失去了理论和现实依据。合理划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通过缩减管制者的自由量裁权和减少监管者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可以有效减少管制者被俘获的可能性和最大程度的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同时也可以加大寻租成本从而减少利益冲突。
4.独立性机制和专业性机制
建立专业的拥有明确法律地位的独立监管机构，不但是保证我国公共事业监管政策实施具备专业性和法律效应的先导条件，而且也是产业融合工作顺利推进的基础。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管制机构应向代表公众利益的立法机关负责而不是向政府部门负责；管制机构应具有独立的财政来源，如国家财政拨款，以保证其运作的独立性，减少对其他部门的依赖；管制机构应聘用具有经济知识和相关技术知识的专业人士以及对监管部门工作人员任职独立性的约束，以降低政策的随意性，影响管制效率。
四、基本结论与启示
所有的生产力进步都会带来生产关系的变革，而在变革当中，利益集团的博弈将会成为改革的最大阻力。研究三网融合所带来的产业规制重构问题，讨论基于顶层设计理念的规制重构理论，有利于总结实际经验，破除既得利益的干扰，降低改革失败的可能性。这里具体的结论与启示有以下几点：
(一)体制改革应该有坚强的政治保障
体制改革不是增量式改革，必然会触及到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在改革目标已经确立的情况下，改革领导者应该有具备改革自信和改革领导力，并强调政治纪律作为改革的基本保障，要求自上而下具备坚决的执行力，从而推动改革进行。政府体制改革应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协调各方利益，明确划分和严格规范各部门和各级政府在体制改革中的责任和权利，完善监督体制。对三网融合来说，可以依靠已有的国家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迅速构建三网融合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使之能够顺利协调各个利益集团的利益和资源快速推进改革。
(二)融合监管是目前规制重构最可行的制度安排
为适应技术融合和业务融合的趋势，促进产业和市场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规制框架来解决部门各自为政的问题，突破部门利益的制约。建立专业的拥有明确法律地位的融合监管机构，不但是保证三网融合各项监管政策实施具备专业性和法律效应的先导条件，而且也是保障监管机构能够公平公正的履行监管职责的制度基础。随着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这种融合监管也符合我国大部制改革的方向。
(三)管制放松依然是公共产业改革的方向
双减政策的背景及意义篇10
[关键词]生态现代化理论；环境问题；先驱国家；技术革新
[中图分类号]D8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2-0061-12
[作者简介]李慧明（1973—），男，山西忻州人，博士，济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环境政治和欧洲政治研究。（山东济南25002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济南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和2012年度济南大学科研基金（社会科学）项目“‘软权力’建设视野下的中国绿色发展战略研究”（X1231）的阶段性成果。
title：ConnotationofecologicalmodernizationtheoryanditsCorepoints
author：LiHuiming
abstract：“ecologicalmodernization”isanewideaandmethodtosolvetheenvironmentalproblems.innarrowsense，ecologicalmodernizationisunderstoodassystematiceconomic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diffusionbasedonmarket-orientation.thecorepointsofthiseco-politicaltheoryarethatforward-lookingenvironment-friendlypolicies，throughmarketmechanismsandtechnologicalinnovation，canpromoteindustrialproductivityandupgradeeconomicstructure，andachievewin-winresultofeconomicdevelopmentandenvironmentalimprovement.onenation’ssmartenvironmentalregulations，technologicalinnovationanddiffusion，the“greening”ofthesocio-economyareimportantapproachestowardsecologicalmodernization.inthecontextofeconomicglobalization，however，ecologicalmodernizationisalsofacinganumberofchallenges.
Keywords：ecologicalmodernizationtheory；environmentalproblems；pioneeringcountries；technologicalinnovation
随着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应对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问题。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①生态环境问题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基于对环境问题起源和应对思路的不同看法，学界形成了不同的生态政治理论和主张，其中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当前影响较大的一种理论思潮。该理论用符合生态建设的原则来推进人类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与我们当前坚持和贯彻的“科学发展观”本质上是一致的。本文旨在对这种兴起于西欧的生态政治理论进行考察，概括其内涵，归纳其核心观点，理解其主张，以期对这一理论有一个较为清晰的理解和把握，为我们当前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某种理论借鉴和思路。
一、“生态现代化”的兴起及其原初含义
生态现代化理论20世纪80年代初首先兴起于德国。一般认为，这种环境政策理念是由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martinJ[a][ǖ]nicke）和约瑟夫·胡伯（JosephHuber）较早提出的。这一概念最初只是在一个被称为“柏林学派”的学术团体中接受和使用，后来逐渐从柏林走向整个德国，从学术圈研讨变成执政党的基本政策。1998年，在由社会（SpD）和绿党组成的德国红绿执政联盟政府中，“生态现代化”成为其联盟协定的主题。20世纪90年代，在环境科学的争论中，这一概念已经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②
生态现代化理论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视角和背景下使用这一内涵广泛的理论。正如阿尔伯特·威尔（albertweale）所指出的，对于生态现代化这一概念，目前尚无像凯恩斯主义之源——《就业、利息、货币通论》那样公认的权威论述，它是关于环境、经济、社会和公共政策之间的一种关系的理念，这一思想来自多种学术观点的综合。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理念的主要创立者马丁·耶内克在最初提出这一理论时的思维框架来理解这一理论的原初含义。耶内克曾指出，一般来说，应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四种可能的思路，即修复补偿、末端治理、生态现代化和结构性改革（见表1）。前两者是一种被动的回应方法，最大问题是成本太高，无论是生态环境破坏后的修复，还是环境污染物产生后的处置，都需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成本，这已经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环境污染与治理实践所证实。最后一种虽然是预防性的方法，但它的最大问题是现实可能性太小，公众对于结构性改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比如对物质生活水平的影响）有一种强烈的抵触，很难给予足够的政治支持。相比之下，生态现代化理念有着自己的优越性，即可以通过一种政策推动的技术革新和现有的成熟市场机制，减少原材料投入和能源消耗，从而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也就是说，一种前瞻性的环境友好政策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技术革新来促进工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升级，并取得经济发展和环境改善的双赢结果。因此可以说，技术革新、市场机制、环境政策和预防性原则是生态现代化的四个核心要素，而环境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能力是其中的关键。①
二、狭义和广义视角下的“生态现代化”
从这一理论的起源来看，其主要创立者，无论是马丁·耶内克还是约瑟夫·胡伯，实质上都强调环境技术革新对于解决环境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一种超越纯粹“末端治理”的预防性技术革新对于从源头上消除环境伤害和污染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说这两位学者有所区别的话，那么耶内克在强调预防性环境技术革新的同时，更加强调环境政策与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这就是耶内克在强调“生态现代化”的同时也强调“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意义；②相对而言，胡伯更加强调技术性环境革新（technologicalenvironmentalinnovations，teis）在生产和产品本身的生命循环过程中的极端重要性。③后来，一方面由于一些学者（主要是来自荷兰的摩尔等学者）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更加系统的阐发，使这一理论包含了更加宽泛的内容；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从诞生之日起就不断经受批评和质疑，在与其他学术理论论战的过程中，④这一理念日渐完善和成熟，一些学者开始从更加宽泛的角度去应用这一理念。因此，事实上，随着理论的不断发展，生态现代化出现了狭义和广义上的区别。荷兰学者马腾·哈杰尔（martenHajer）区分了“技术-组合主义生态现代化”（techo-corporatist）与“反思性生态现代化”（reflexive）。“技术-组合主义生态现代化”是一种纯粹的技术管理意义上的生态现代化，而“反思性生态现代化”是一种社会选择的民主化过程，包括社会学习、政治文化和社会制度的转变。①彼得·克里斯托弗（peterChristoff）区分了两种含义的生态现代化：强生态现代化与弱生态现代化（见表2）。②还有学者区分了“经济-技术生态现代化”（economic-technical）与“制度-文化生态现代化”（institutional-cultural，见表3）。“经济-技术”意义上的生态现代化主要强调技术革新对于改善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价值，使经济社会朝向更高效率、更加环境友好的方向转型；“制度-文化”意义上的生态现代化强调包括社会文化和制度在内的整个社会发展进程的转型。③
因此，我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种视角去理解生态现代化理论。狭义上的生态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从经济技术视角理解的经济社会的“绿化”过程，强调一种超越末端治理的预防性环境技术和政策革新与扩散可以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环境问题，从而达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这一视角在突出强调经济技术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相应的社会结构变化的必要性，以解决生态现代化过程中因结构调整而引发的“现代化失利者”的抵制和经济发展的抵消作用。而广义上的生态现代化包括社会制度、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生态化变革。耶内克一直强调经济技术视角下的生态现代化与全方位社会变革视角下的生态现代化之间的区别，并把后者界定为“生态重构”（ecologicalrestructuring）。他主张生态现代化概念要“保持它最初的经济-技术版本”，从一种狭义的经济技术视角来理解生态现代化，给生态现代化概念一个明确无误的边界。④本文赞同马丁·耶内克的主张，主要从一种相对狭义的经济技术视角来界定和理解生态现代化。
三、狭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
（一）生态现代化的根本性背景与前提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全球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给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和制约，从根本上限制了人类发展模式和手段的选择，从而引发了全球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全球气候变化的灾难性后果使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成为一种必须作出的政策选择，从而促使现实社会以及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开始发生深刻转型。始于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的传统工业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开始发生蜕变，学界和一些政治家讨论的“第三次工业革命”①隐然显现，发展一种低排放经济或低碳经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这是人类社会走向“生态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背景和前提。
（二）生态现代化的内在驱动力量
作为一种以技术为基础的环境政策，生态现代化根植于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持续动力。“现代化——在其经济意义上——的核心是一个程序和产品持续改进的过程”，②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在一种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虽然技术进步是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过程，但是通过国家政策的有效干预（比如某种旨在促进环境友好技术发展的政策）去影响并引导这种现代化的方向是可能的。生态现代化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改变技术进步的方向，并把持续革新的强烈驱动力变成一种服务于环境的力量。实质上，生态现代化就是要协调国家和市场的力量，在一个环境改革的框架下重新界定二者的关系。③所以，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市场的力量，改变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把市场及其主要经济行为体视为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根源的观念，使市场经济主要行为体及市场制度本身成为一种促进环境改善的力量；另一方面，改变国家环境管治的模式和方法，把过去那种官僚制的、等级式的、被动回应性的、控制和命令式的管治模式变为一种更加灵活的、分散化的、预防性的管治，运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引导社会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所以，作为对“国家失败”④问题的一个积极回答，“政治现代化”也是生态现代化一个关键的补充性概念。由此而论，现代社会在应对生态环境问题严峻挑战的过程中存在以下三个内在的驱动力量，促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式实现“绿色转型”，使生态现代化逐渐成为一种无法逆转的全球发展趋势。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行为体追逐经济利益的动机和持续存在的市场竞争产生了一种技术和管理不断革新的驱动力量。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已经限制了经济发展的手段选择，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行为体已经很难“自由地”选择和无所顾忌地行动。另一方面，绝大部分环境问题都具有国际性甚至全球性的特点，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和政策也就具有了国际性或全球性扩散的可能和潜力，这种国际或全球环境需求的市场潜力为环境技术和政策革新者带来了巨大的先行优势。
第二，先驱国家实施的“明智的”（smart）环境管治。可以说，生态现代化的核心之处在于两点：一是超越末端治理的环境技术革新，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有效控制环境伤害的发生；二是国家采取灵活有效的环境政策，约束和引导市场行为，把生态原则贯彻和融入到其他政策之中，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绿化”。对于这两点而言，每一点都与国家的政治干预密切相关，“这就是为什么本质而言‘生态现代化’是一个政治概念”。①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通过国家有效的环境管治，在某些领域取得技术革新的国家往往会在这种革新技术对外扩散到其他市场之后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下，这些先驱国家实施的旨在促进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革新的“明智的”环境管治，对于生态现代化的全球战略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成为生态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扩散的一个重要驱动力。
第三，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和人们环境意识的逐渐提高，污染企业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与经济挑战，因而增加了经济不安全与风险，这种商业风险的日益增长使得生态现代化成为这些企业更加安全的一种战略选择。②一方面，随着环境压力的日益增大，能源和资源价格产生波动，企业的生产和产品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行为体参与到了环境治理之中，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行为体参与的多重治理网络（见图1），“多重治理为给那些顽强抵抗的污染企业施加压力提供了大量的机会”。③在这种情况下，污染企业同时面临着来自其行业内部和外部多重治理体系的双重压力，选择生态革新势必成为其应对严峻挑战的有效战略。
（三）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
上文已经强调指出，生态现代化理论目前尚没有统一的定义和系统的理论表述，不同的学者往往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出发来阐述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主要观点。在有关学者论述的基础上，本文把生态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归纳和总结为以下十点。
1.对生态环境问题根源和性质的界定
“生态现代化指的是沿着更加有利于环境的路线重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④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环境问题是一个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性设计缺陷，而不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性后果。比如，胡伯在分析现代社会时区分了三个不同的领域，即工业系统（或技术领域）、社会领域与自然（生物领域）。现代社会最主要的问题在于生物领域与社会领域都遭受了工业技术领域的“殖民”，这些问题是工业系统本身的结构性设计缺陷，通过技术领域的生态重构能够得到克服。⑤环境退化是一个结构性难题，它只能通过经济组织方式的调整和优化得到解决，而不是建构一个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也就是说，生态现代化理论承认环境问题的结构性特征，但是现存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仍然能够通过把环境关切“内在化”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而得以解决。①同时，生态现代化理论认为环境退化是经济活动效率低下的表现，经济活动过程中出现的污染物排放（比如废料和废气）需要进一步技术革新的解决。事实上，工业革命以来的整个现代化过程导致的环境退化恰恰说明这样的现代化过程的不完整性或缺陷，生态现代化的核心就在于通过预防性理念与技术革新来提高经济效率，使整个社会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包含环境向度。
2.经济和环境在国家科学的环境管治下可以协调发展
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关系的讨论与界定是环境社会学与环境政治学的一个核心问题。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生存主义”生态政治理论话语中，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一种相互对立的零和关系。面对环境问题，形成了两个相互竞争的政治联盟：一个是积极保护环境的力量，另一个是担心环境保护限制经济发展而伤害经济竞争的力量。环境问题成为这两种政治力量之间冲突的根源。这种理念长期以来对生态政治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生态现代化理论”的一个核心任务就是“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se）二者之间的关系，寻求一条不同的回应环境问题的思路和方法。②生态现代化理念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严格的环境政策与较高的环境标准非但不是经济的负担，从长远来看反而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
3.环境先驱政策与经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
哈佛大学学者米切尔·波特（michaele.porter）对环境保护与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提出了严格的环境政策与环境标准最终会提高国家经济竞争力的“庞特假定”（porterHypotheses）。③这个论断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如果一种严格的环境政策随后能够产生国际性扩散，那么首先采取这种环境政策的国家或地区就会获得竞争优势，因为严格的环境政策会促使企业（不一定是污染企业）进行技术革新，而随后采取这种环境政策的国家就会引进这种技术，技术革新者就会获得竞争优势（通过后来者的学习支付或技术革新专利与知识产权保护）。另一方面，严格的环境政策会导致污染企业本身进行技术革新，这种技术革新能够补偿甚至会超额补偿他们改造技术的成本（“免费午餐”甚至“付费午餐”假定）。④
4.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市场失灵与政府环境管治失灵一直是生态环境问题持续恶化的制度性原因。长期以来，古典经济理论竭力强调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自动调节力量而反对国家的干预，但是市场力量在面对环境问题时往往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失灵”：经济行为体的自私理往往使环境资源呈现某种外部性特征，环境一方面成为无休止物质输入的免费供应之源，另一方面也成为无限的废物处理场。所以，必要的国家管治对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传统的国家管治往往更多地采取末端治理的方法，加之命令与控制式的管治也往往导致了政府与市场行为体的对立关系，而使环境管治更多地呈现出低效甚至无效。生态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重构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需要国家灵活的管治来引导市场力量和经济行为体的经济活动，使之朝着更加有利于环境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国家管治也需要市场机制和市场力量，利用经济或以市场为基础的管理手段（比如税收、生态标签和排放交易体系等）来实现环境目标。国家成为市场的推动者和保护者，超越了末端治理和传统的控制命令方式，而环境保护目标成为协调国家与市场二者关系的桥梁与最终归宿。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协调使“生态现代化”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达到兼容。①
5.生态理性（ecologicalrationality）具有越来越强的独立性
摩尔曾经多次指出，从最根本或抽象的层面来讲，生态现代化理论指的是一种日益增强的“生态理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尤其是相对于经济理性而言的时候。②“生态理性”指的是生态利益、生态理念与生态关切在社会实践和制度发展过程中日益增强的重要性，从而导致人们环境意识的日益增强，一种环境诱导的与生态激发的社会转型和环境改革由此进入现代社会的核心实践和核心制度之中。本质而言，生态现代化归根结底是要运用生态原则使现代化进程走向一种合生态化的方向，“绿化”整个经济社会，使环境关切和生态考量“一体化”到整个经济社会进程之中。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生态理性”开始挑战并逐渐弱化“经济理性”主导，并决定经济社会进程的“霸主地位”，生态原则成为生态现代化的第一原则或首要原则。也就是说，随着“生态理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日益增强，生产和消费过程的分析和判断、设计和组织越来越既要从经济视角更要从生态视角出发，生态利益越来越成为经济活动关注和考量的重要方面。这种理念实际上就是要把环境目标“一体化”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其他政策领域，强调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只有通过一个更加广泛的政策目标调整才能达到，环境目标只有通过经济、能源、交通和贸易等多个政策领域的协调才能真正得到实现。③
6.科学技术革新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核心作用
从本质上而言，生态现代化就是一个技术不断革新与扩散的过程，技术革新在生态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生态现代化理论经常被批评为“技术中心主义”或“技术决定论”。④但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在强调技术革新及其扩散是实现生态现代化最为关键的要素的同时，也同样注重支撑这种技术革新的环境政策和政府管治的核心推动作用，而且生态现代化主要强调超越末端治理的预防性技术革新，从生产和产品设计的源头就包含环境关切，利用技术进步减少原材料的输入并减少废物和废气的排放，这实质上已经超越了“技术中心主义”的束缚而更加强调生态现代化是一个系统的社会经济生态化转型的综合工程。同时，生态现代化更加强调技术革新及其成功市场化的经济意蕴，这种技术革新及其成功市场化运用不但具有重要的环境效益，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着巨大的经济效益，这实质上也正是生态现代化理论的全部要旨所在。正如胡伯对生态现代化所作的形象比喻——“肮脏丑陋的工业毛毛虫转型为生态蝴蝶”，①生态现代化实质上是一个工业社会的生态大转型，而技术和技术革新是这个过程最主要的发动机。
7.民族国家在环境治理与促进技术革新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环境技术革新和扩散事实上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环境政策推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环境政策及其执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耶内克认为：“在环境革新的政治竞争中，（明智的）管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明智的管治可以被认为是‘生态现代化’的一个关键驱动力量。”②环境技术革新有着不同于其他创新工程的特殊性。首先，由于市场失灵的可能性，它们特别需要政治上的支持，政治战略应该加强潜在革新者的生态动机，提供技术革新的基础设施，减少他们的投资风险，在技术革新及其市场化的初创阶段给予特别的支持。其次，生态现代化作为一个经济社会的结构性转型，必定会造成一部分生态现代化的失利者，比如传统污染产业的衰落，或转型造成的结构性失业，或既得利益集团的损失，这就特别需要政府的政治支持和战略上的通盘考虑。第三，由于环境革新的外部性问题，对于环境技术革新的“搭便车”行为存在某种内在的激励，一方面等待别人技术突破之后的扩散效应，在技术应用方面寻求捷径，另一方面，环境效益的公共产品属性也无法避免他人的“免费搭车”行为，因此，环境技术革新更加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和激励。同时，对于环境技术和政策的扩散，在一个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之中，更主要也是国家政策推动的结果。国家之间双边或多边的合作，国际组织或国际制度的推动，通常是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向外扩散的主要方式，因此，生态现代化也需要“政治现代化”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现代化”是生态现代化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8.环境“先驱国家”的重要作用
在全球化背景下，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领域“先驱国家”的开创性革新行为是生态现代化的最重要的驱动力。生态现代化概念的核心在于：“它是一种强烈依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革新及其扩散逻辑的环境政策方法。这样一种以革新为导向的环境政策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国家的先驱政策。”③在全球化背景下，环境“先驱国家”从两个方面影响和促进了生态现代化的发展。一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使世界市场紧密相连，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增强，在某些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领域的革新在给其他国家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可以获得技术和政策扩散之后的巨大利益。另一方面，鉴于环境挑战的日益加深和复杂，增加了决策者决策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先驱国家”的技术和政策给其他国家展示了某种可行性，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政策学习和吸取经验教训的机会。
9.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扩散的重要作用
全球化时代环境技术革新以及支撑这种技术革新的环境政策国际化甚至全球化扩散是实现生态现代化全球战略的重要途径。环境技术和政策的扩散已经成为生态现代化的一种重要途径和标志。由于某些环境问题本身的跨国性、国际性甚或全球性的特点，使得解决这些环境问题的革新性技术和相应政策具有了极其重要的示范性意义，其他国家的需求和创新国家的利益驱动使这些技术和政策的扩散具有了强大的动力。环境技术和政策的扩散既可以通过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直接学习或借鉴的方式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国际制度、国际组织或某种专家网络的方式来实现。同时，环境技术与环境政策的革新与扩散，二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见图2）。国际环境治理中的“先驱国家”是国际环境政策发展的最重要的支持者和拥护者，也是全球生态现代化的支撑者。通过这些国家的环境技术和政策的革新与扩散，生态现代化逐渐深化（地理范围的扩大，经济社会生态化转型程度的提高）。
10.“领导型市场”（Leadmarket）的突出作用
环境领域的“领导型市场”是促进生态现代化发展的核心要素。“领导型市场”是环境技术和环境政策在世界范围扩散的地理起点。所谓“领导型市场”，就是在某一环境领域取得技术革新的国家或地方市场，这些革新设计虽然是为了满足当地的需要和适应当地的状况，但随后也能够被成功地引入到其他地理市场，并且不需要经过许多修正即可在这些地理市场实现商业化。“领导型市场”一般具有以下特征：高的人均收入、要求甚高的消费者、较高的得到国际认可的质量标准以及灵活的并有利于创新的技术生产条件。“领导型市场”是世界市场的核心。这些“领导型市场”的成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某种示范效应（demonstratingeffect）和最好的实践（bestpractice）。而且由于环境问题的国际性或全球性特点，也使得这些领导型市场具有扩散他们技术和政策到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强烈动力，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引入这种技术和政策的强烈需求。在全球化背景下，“领导型市场”不断创造越来越严格的环境标准，这给整个国际市场发出了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潜在信号：其一，一个促进环境友好技术发展的市场形成之后，要向更大规模的市场扩展；其二，拥有严格环境管治政策的先驱市场也向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供应方发出信号，促使它们采取更加严格的环境政策。①
四、生态现代化面临的主要挑战
技术革新与“领导型市场”的形成及其国际扩散需要特定的条件，②其中严格的环境政策和较高的环境标准以及国家实行的“明智的”环境管治可以说是最为关键的因素。但是，在一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实行比其他国家或地区更严格的环境政策和更高环境标准的时候也面临着风险和挑战，或者说采取积极环境政策和严格环境管治的国家也面临着以下三种担心：其一，严格的环境管治给企业强加了额外的成本负担，最终损害了国家的经济竞争力；其二，全球化背景下“污染天堂”以及“竞次”（racetothebottom）现象的存在；其三，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化导致民族国家管治能力的弱化。因此，生态现代化理论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