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篇1
关键词：经济学意义人上的生命价值；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人的生命价值评估；健康与安全管制效益
中图分类号：F0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04-0012-05
一、引言
现代社会，涉及公共卫生健康与公共安全的危机事件频频发生，各国政府无不增加财政投入加强对公共卫生健康与公共安全等公共事务的管制，以减少人员伤亡，保护人的生命安全，维护人的生命价值。在倡导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当今中国，涉及人的生命安全的各种工伤、死亡发生时，如何赔偿，赔偿多少，如何全面准确阐释人的生命价值，从而科学评估政府对公共卫生健康与公共安全等社会公共事务管制政策效益，衡量政府健康和安全管制目标的实现程度，是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理论研究中必须解决的一个课题。实践中，在评估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时，由于管制经济学在研究生命价值时，往往忽略了哲学意义上人的人道价值、精神价值等，单纯强调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因而无法全面准确把握人的生命价值内涵，难以形成合理的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评价，导致政府财政资金在健康与安全管制领域的配置失当，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的失灵，涉及公共卫生健康与公共安全的危机事件仍然屡屡发生。对人的生命价值内涵的不同理解，测算出的人的生命价值也不同，从而对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也不能做出全面准确的评价。本研究主要试图从哲学本源上探寻人的生命价值内涵并将其与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做出比较，从哲学角度吸取有价值的理念，丰富经济学意义人的生命价值意蕴，准确全面阐释人的生命价值，从而为有效评估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衡量政府健康和安全管制目标的实现程度提供理论基础。
二、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文献综述
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往往与货币相联系用货币来衡量，指的是作为个体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最朴素的理解就是一条人命值多少钱。在人的生命价值的实际估计方法中，生命价值指的是一个统计学意义上“平均人”的生命的价值［1］，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确定的人的生命价值。因对人的生命价值认识角度不同，经济学领域对人的生命价值理解差异较大。如西方早期的经济学家配第认为人的生命价值就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形成与维持需要花费成本［2］；engel认为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就是人的价值，它由人的成本价值与人的投资价值两部分构成［3］；Farr认为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就是人的资本价值，即人的未来净收入的现值［4］；wittisten认为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就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形成与维持需要花费成本与人的未来收入现值之和［5］。可以看出，西方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混淆了人的生命价值、人的价值与人的劳动能力价值，认为人的生命价值等同于人的价值或人的劳动力价值，实际研究的是人的价值或人的能力的经济价值，而不是经济学意义完整的人的生命价值。近代西方经济学家对人的生命价值也有不同的理解，也试图用其他可直接衡量的指标替代人的生命价值评估，如侯伯纳用人寿保险的价格［6］；明塞尔用人力资本存量［7］；Grammond和Bogart用死亡和伤残所带来的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8-9］。他们将人的生命价值等同于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对人的生命定价实质就是对人创造财富的能力定价。由于没有准确把握人的生命价值内涵，所以也就没有准确全面阐释人的生命价值意蕴。
国内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理解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王亮认为，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就是，在不同的行业人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其中又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的含义为，人在其一生中通过合法手段为自己及其家属所获得的全部收入和财富；第二层含义是指，一个人一生为自己和社会所创造的全部收入和财富，也就是一个人的自我经济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之和；第三个层次的概念是最宽泛的，即认为人的价值不仅包含一个人生前为自己和社会所创造的全部收入和财富，而且还应包括其身后所创造的收入和财富”［10］。陆玉梅认为，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就是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因工死亡职工少创造的个人收入+生前培训所投入的费用［11］。卓志用工作损失价值、赔偿费、部分培养费三者之和来衡量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12］。国内学者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理解，实际是将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等同于人的能力，或等同于劳动力价值或等同于人的人力资本。可以看出，这些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理解实际上是不全面的，都没有全面准确揭示人的生命价值真谛，因而对于同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评估也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如果按照这样的思维理解人的生命价值，试问一个刚出生没有劳动能力的婴儿、残疾人、精神障碍者或丧失劳动能力老年人，他没有劳动能力，没有人力资本，不能创造任何经济价值，难道就没有生命价值吗？对其造成伤害、伤残或意外的人身伤亡就可以免责不赔偿或减少赔偿吗？显然，这种低估人的生命价值的态度与行为是违背社会良知与人类的道德底线，有漠视人的生命之嫌，在法理上也是缺乏依据的。当前，经济学领域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普遍接受的是Schelling的观点，即认为就是社会为避免或降低某种死亡或风险时所意愿付出的成本［13］。这种观点实际上假设，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是随着生命危险概率的增加，呈现一种线性递增的关系。Schelling所说的人的生命价值，只能是在一定的风险概率条件下，个体所索要的价格，而并非真实意义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
经济学中的不同应用领域，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这些理解都有自己特定的根据，因而都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为了分析某一特定的问题而侧重于人的生命价值的某一方面理解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某一方面的理解上升到惟一的、绝对的地步，用于指导政策实践，那就是错误的。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的终级目标是实现人的生命价值，保障人的生命安全与幸福，促进人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在评价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时，从理论上需要对人的生命价值做出完整的解析。人的生命价值除了经济价值外，还有其他层面的深刻意蕴。人的生命价值有多个维度，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并不是人的生命价值的全部。如果用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取代人的生命价值，则是矮化、低估了人的生命价值，是与以人为本的理念相违背的，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就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而言，单纯人的劳动能力或人力资本水平或创造的收入与财富也并不是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全部。衡量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主要就是衡量这些政策多大程度上实现并保障了人的生命价值，仅仅衡量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并不能对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做出科学全面的评估。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具有不可逆转性，人的生命是生命价值的载体，也是人的一切权利的载体，人的生命终止了，人的生命价值、人的权利也就无从谈起。从伦理的角度看，人的生命是无价的。由于生命不同于实物资产，不存在交易市场，也就没有生命价格。这就造成了在评价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效益时评估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难度，但至少知道有众多因素影响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例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阶段、政府的公共治理、人所受的教育程度、人力资本水平、环境质量、个体的年龄、性别、身体状况、收入、遗产及所从事的行业等等都可能在发展的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水平产生影响，而这些因素对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影响是以人的生命存在延续为前提的。所以，人力资本水平或劳动力并不是影响或决定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的惟一因素。要全面合理评估人的生命价值，从而科学全面地评估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效益，理论上首先要从本源上探索人的生命价值意蕴并厘清其与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并从哲学角度吸取有价值的理念，丰富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意蕴。
三、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意蕴
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有多层含义，出于研究的需要，没有必要罗列出其所有的价值，基于健康与安全管制效益评价，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含义：
1.人的生命价值是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与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的统一
如果按照马克恩主义价值观，从主体、客体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界定人的生命价值，很自然会将人的生命价值表述为，人的生命价值就是以人的生命作为客体为满足自己、他人与社会而被自己、他人与社会需要的有用性。这种表述揭示的仅仅是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即人的生命作为手段、工具的价值。事实上，人不仅是手段，人还是目的，人应当是手段和目的的统一体。一切价值都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人不管是手段还是目的，其前提必须是人的生命存在，人的生命能够维持延续。所以，人的生命价值除了生命的效用价值外，还应包括人的生命存在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价值，即人道价值［14］。所谓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也称人的生命的人格价值或人的生命的存在价值［15］，它指的是人的生命存在即人活着，人就具有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是人的生命价值的一种形式。对于一般的对象来说其存在与否，同其是否有价值是两回事。客观存在着的东西，对人来说未必都是有价值的。但就人而言，他的生命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所有的价值关系都是以人的生命存在为前提建立起来的，人的生命存在是一切价值关系存在的基础与前提，所以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是不证自明的。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强调的是某一生命个体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有用性，产生效用价值的基础首先必须是有人的生命存在。一个事物有无价值及价值的大小都是相对于人来说的。人的生命存在是价值产生的载体，有了人的生命存在，才谈得上主体与客体，谈得上某一生命对自己、他人和社会的意义或有用性。一般而言，个人的生命活动对自己、他人与社会的贡献越大，人的生命作为客体对满足自己、他人与社会的需要程度越强，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越大。只要人的生命存在，即使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为零，但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也始终存在。也就是说，就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而言，不管其体格是否健全，身体器官是否完整，即使他没有任何能力为社会、他人与自己创造财富，只要他活着，他的生命存在，他就具有作为人的尊严和权利，生命的人道价值就一直存在［16］。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强调，人不分民族、国籍、贫富、贵贱、受教育程度、身体状况、社会贡献的大小等都应享有同等的尊严与权利。因此，尽管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不同，但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是等价的、平等的、没有差异的，是无法用货币衡量的。正是由于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存在，才使人与人之间的生命是等价的。所以，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是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产生的基础，人的生命价值是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与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相统一。
2.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是人的生命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物质价值与精神价值的统一
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对于作为主体的自身需要和作为主体的社会需要的满足。根据主体的不同，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可以分为生命的自我价值和生命的社会价值，完整意义上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应是人的生命的自我价值和生命的社会价值的统一。所谓生命的自我价值是指生命活动对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的满足，是个体的生命活动对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价值。人的生命的社会价值是指生命存在对他人和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的满足，是个体的生命活动对他人、社会所具有的贡献。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越大，其生命的价值也就越大。就生命的自我价值而言，人的生命活动越能满足其自身的各种需要，其自我价值就越大。人的生命的自我价值，受到人的生命长短制约，但人的生命的社会价值不受个人生命长短所限制，它既包括个人生命存续期所做的贡献，也包括死后其生前的成就、贡献和对社会的影响。有些英年早逝的科学家、思想家、发明家，尽管其生命的自我价值短，但其对后世的贡献与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因而其生命的社会价值是巨大的。在价值形态上，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又具有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两种形式。对任何人而言，这些价值都是客观存在的，这些价值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是不同的。一个人活着，即使丧失劳动能力不能自食其力，不能为自己与社会创造任何财富，即使他活着是一种痛苦，感觉生不如死，但他活着对家人、朋友可以起到精神慰藉、寄托的作用或起到一种凝聚作用，尽管其生命效用价值中不存在物质价值与自我价值，但生命的精神价值与社会价值却依然存在。
四、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与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比较及其意义
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与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不完全等同，但还是有一些相通之处。基于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评价研究的需要，可以将二者之间的众多相同与相异之处，做一些比较。
首先，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包括了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相当于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但这只是哲学意义中人的生命效用价值中的可近似计量的那部分货币价值或物质价值如自我经济价值与社会经济价值，所以，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与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二者并不完全对等。
其次，在人的生命价值中，人道价值是基础，效用价值是人道价值的延伸。也就是说，从人道价值看，人的生命是无价的，或者说人与人之间都是一样的，无贵贱之分；但从效用价值看，人与人之间是有量的差别，即在前者基础上呈现出量的差异。
再次，对于生命价值中的人道价值，它是属性变量，而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是一个数值变量，二者完全是不同类的两个变量。管制经济学要对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进行直接量化分析确实困难。由于难以用货币直接计量或无法定量分析，在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研究中完全将它忽略了，对人的生命价值评估，几乎是将人的生命视同“自然物”一样来对它定价。哲学意义中“人的生命无价”，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而言的。人只要活着，他就有做人的尊严与权利，就要求其体面、有尊严地活下去，要求享有人的一切自然权利。
另外，对于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中的精神价值，或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中的非经济价值，无论是在已有的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概念，还是在其评估方法中，经济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都没有完全反映出来，但这些非经济意义价值又确实存在，对某一特定的人来说它又是有意义的。
最后，在不同领域中，强调人道价值和效用价值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但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或趋势来看，人道价值将不断凸现，而效用价值将不断淡化，但这只是人们的理想，它只能作为人类的一个追求，至少现在及能预见到的未来是如此。
在哲学意义上人的生命价值多个维度中，并不是人的生命的各种价值都可以评估，只有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中的经济价值可以评估，但人的生命尊严、生命权利是无价的，无法用货币衡量的。人的生命的人道价值无法用货币衡量，在评估与对待人的生命价值时，并不能因此而否认或忽略人的人道价值；在追求经济增长与发展过程中，并不意味着就可奉行物质至上，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随意践踏人的生命尊严、冷漠生命、甚至对人任意杀戮。相反，正是由于人的生命具有人道价值，才使人的生命价值具有权利至上性，人的生命权成为人权的最高体现［16］，人生而平等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观。将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等同于人的生命的全部价值或将人的价值等同于人的生命的经济价值，都是缺乏理论依据的。现实中，人们往往注重人的生命效用价值中的物质价值，却忽视人的生命的精神价值，有时过分强调人的生命的社会价值，一味要求人对社会作贡献，而对人的生命的自我价值却避而不谈，这实质是纯粹将人的生命视作一种工具，这种对待人的生命的非科学态度是现代文明社会所不允许的。现代文明社会要求将人当“人”看待，重视人的生命，善待人的生命，而不是将人仅仅当作工具，更不能将人的生命当作服务于某种利益或牺牲他人的生命去维护部分人生命的工具。如何对待人的生命，现代文明社会存在一种基本的生命伦理观，即人的生命不同于其他生物的生命，任何生命个体都以自身为目的，而不是他人、社会或其它事物的工具；人对其生命只有自己才有决定与支配的权利。在人的生命价值的理论研究及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实践中，任何将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割裂开来，只片面强调人的生命的效用价值中的自我价值或社会价值，或只注重人的生命效用价值中的物质价值而忽视其精神价值，并不是对待人的生命价值应有的科学态度，也没有体现出对人的生命的尊重与敬畏。所以，在政府健康与管制政策效益评价研究中，要认同经济意义人的生命价值与哲学意义人的生命价值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尊重生命、以人的生命为本，强调生命的人道价值与精神价值，结合哲学意义人的生命价值意蕴，丰富经济学意义人的生命价值内涵，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准确全面阐释人的生命价值，从而科学全面合理评估政府健康与安全管制政策效益，衡量政府健康和安全管制目标的实现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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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StudyofLifeValueofHuman
Beingsineconomicsandphilosophy
――BasedonevaluationofHealthandSecurityRegulationefficiency
Huangwan-huaChengQi-zhi
（Schoolofeconomics，ZhongnanUniversityofeconomicsandLaw，China430073）
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篇2
关键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生命价值教育；思考；分析
在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渗透生命价值教育不仅是提升大学生生命价值的重要途径，还是各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努力目标。在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渗透生命价值教育，就是在高校进行思想政治理论的课程教学中，教师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学科特点与教程内容有机的结合起来，再将生命价值教育科学合理地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目标，通过联系生命价值教育的具体内容，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渗透生命价值教育的相关知识，促使大学生潜移默化地接受生命价值教育，从而实现生命价值教育功能最大化的目的。
一、生命价值教育的内涵与现状分析
1、生命价值教育的内涵分析
作为现代教育中重要的组成元素之一，生命价值教育不仅是素质教育的主要内容，还是培养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的重要途径。生命价值教育引导受教育者在尊重生命的前提下积极追求个体的生命价值，生命价值教育的实质即为社会价值与个体生命价值、精神生命与自然生命的有机统一。生命价值教育要求人们在重视自然生命的同时，还应热爱并关爱生命，通过对生命价值的充分发挥，使人们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达到真正的和谐统一[1]。
2、生命价值教育的现状分析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科技化的程度也越来越高，人们对生命价值教育的关注度也在逐渐增强。然而许多高校大学生存在着不重视生活，甚至轻视生命的现象，他们大多普遍认为生命价值教育没有任何意义，且生命价值教育与自己的日常生活没有直接关系，所以许多大学生觉得学校里开展的生命价值教育课程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对提高自己的学习成绩或是进入社会找工作都没有太大的联系。由于高校大学生对生命价值的意义缺少理解，没有将自己的理想与生命价值有机的结合在一起，从而使生命价值教育的意义与内涵无法突显出来。此外，各大高校也缺乏对大学生的生命价值观念进行正确的引导和教育，导致许多大学在校期间不能正确地树立自己的人生目标，从而浪费了自己大学生活。因此，在各大高校渗透生命价值教育显得十分重要。
二、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渗透生命价值教育的意义
1、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渗透生命价值教育是各大高校的特殊使命
高校大学生作为祖国的未来与民族的希望，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与正确的生命意识都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具有直接的影响，甚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成败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作为大学生们学习和培养思想政治理论的主要场所，各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担负着培育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使命。然而，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最关键的阶段，市场竞争在不断的加剧，各种思想文化意识也在互相地影响和渗透，即将迈入社会的大学生正在承受着学业、就业、经济压力及人际交往等多方面的压力，于是有许多大学生对其生命价值感到困惑和纠结[2]。近几年，全国各个高校出现了许多大学生自杀和伤害他人的现象，也有许多大学生整天沉迷于网络及患上抑郁症，这使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渗透生命价值教育显得刻不容缓。
2、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是思想教育与生命价值教育的和谐统一
生命价值教育具有三层含义。首先，在生理层面上，生命价值教育关注高校大学生的生命安全，教育大学生学会保护自己的生命和珍惜自己的生命。其次，在心理层面上，生命价值教育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并接纳自己，保持积极客观的心态，学会愉快的生活和享受生活。最后，在社会层面上，人的生命既属于个人，也属于整个社会。因此，生命价值教育在本质上是对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念的引导、扩展及升华。我国各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承担着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与价值观的责任，这与生命价值教育的目标是相同的，并在具体的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体现了生命价值教育的要求和目的，从而成为开展大学生生命价值教育的主要载体。因此，各高校应有机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内容和性质，在课程教学中渗透生命价值教育的内容，通过引导大学生学会尊重、关爱生命，并学会挖掘自己的生命价值、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达到生命价值教育的最终目的。
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渗透生命价值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校园的时代要求
大学生的生命安全不仅影响着每个家庭的幸福，而且还关系到社会与学校的稳定。而当前有部分大学生的生命意识十分淡薄，迷失了自我的生命价值，严重缺乏生命责任感，导致他们无法淡然面对各种突发事件，发生许多的意外事故，不仅造成了社会与家庭严重损失，而且还给校园的安定带来了隐患。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渗透生命价值教育已经是迫在眉睫。引导大学生发展健全的人格，形成爱护生命、敬畏生命和尊重生命的生命意识，这已经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校园的时代要求。
三、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渗透生命价值教育的措施
1、更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理念，树立科学的生命价值教育观念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渗透生命价值教育旨在培养大学生对生命不懈追求的意识。然而，当代的许多大学生并不懂得如何定位自己的人生价值，而高校和教师也脱离了大学生的思想实际，忽视了大学生的具体需求。因此，高校的教师必须更新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理念，树立科学的生命价值教育观念。首先，教师正确地理解生命价值教育理念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发展生命意识和提高生命质量。其次，尊重大学生作为生命个体的主体地位，更新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忽视培养大学生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对生活的锤炼与面对困难的勇气。让大学生明白自己不能机械地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的课本知识。这从根本上要求高校教师树立科学的生命价值教育观念，并将生命价值教育贯穿于整个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尊重学生的主体作用，使学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生命，意识到自己生存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主动地去创造自己的生命价值。最后，培养大学生正确面对死亡的态度。真正的了解和坦然面对死亡的人能够更好的规划自己的人生价值，通过对学生生死观念的正确引导，促进学生领悟到生命的脆弱，从而学会珍惜自己的生命。
2、完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培养大学生正确的生命价值意识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重在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培养学生成为适应社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的主要阵地。因此，必须完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培养大学正确的生命价值意识。首先，深度挖掘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关于生命价值教育的内容。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科学的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利用自己的亲身经验展开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其次，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渗透生命价值教育还应贴合大学生的具体情况[3]。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必须从学生的具体情况出发，充分了解他们的想法和关心的事务，根据学生关注的事情展开必要的讨论，从而拉近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并在交流中将正确的生命价值意识灌输给学生。此外，在开发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潜能的过程中，还应确立教师的主导角色，充分尊重并重视每一位大学生的主体地位。明确教师的指导性与学生的主体性和谐统一的教学模式不仅能展示生命价值教育的科学性，还能彰显生命的魅力，真正的达到培养大学生正视生命价值意识的目的。
3、整合多种有用的教育资源，创建和谐的生命价值教育环境
作为开展生命价值教育的主要场所，各高校应该科学的利用各种教育要素，整合多种有用的教育资源，从而实现生命价值教育的目的。生命价值教育仅仅依靠各高校的教育力量作传播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结合各个不同的环境。首先，家庭作为塑造人们品格的第一个场所，也成为人们接受生命价值教育的第一所学校。家长应该从小便有意识的给子女灌输吃苦耐劳的精神，鼓励子女利用假期勤工俭学，或是报名参加一些野外生存训练等。此外，家长还应有意识的培养子女从小掌握责任意识，教育子女时刻保存感恩之心，懂得体谅父母，理解父母。
其次，社会是进行生命价值教育的第二个场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社区教育已经成为生命价值教育的新资源。社区教育作为家庭教育的补充和延伸，旨在锻炼人们的责任意识及个体独立能力等生命情感。因此，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全力贯彻党的方针和政策，准确把握文化的发展方向，加大对文化的管理力度，努力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作为贯穿人们生命始终的全程式教育内容，生命价值教育无疑是一项十分繁杂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整合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种教育资源，并科学合理的利用这些教育资源，实现教育资源间的优势互补，从而为各个高校创建出和谐的生命价值教育环境。
4、联系高校大学生的实际问题，突出生命价值教育的存在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要求我们面对任何事情都必须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因此，在生命价值教育逐渐受到人们关注的大好时机，必须把加大生命价值教育与各高校大学生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从而突出突出生命价值教育存在的现实意义，达到生命价值教育的目的。
⑴正确地把握生命价值教育的理论内涵。想要正确把握生命价值教育的理论内涵，要求高校教师之间必须形成生命的存在是生命价值教育前提的这个共识。每个人的一生都是短暂的，因此人们必须坚守"珍爱生命、活出精彩"的生命主旋律。作为当代的大学生，就业、学业及情感等压力已经使大学生的心理出现了许多问题，于是教师在开展生命价值教育的时候就应该教育学生珍爱自己的生命，引导学生重视自己的生命价值，这是生命价值教育的最终目的。
⑵理论联系实际。由于许多青少年群体中都出现了轻视自己和他人生命的现象，因此教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渗透生命价值教育时必须研究影响大学生生命意识的原因，并正确的引导大学生解决他们对生命的困惑。
⑶将生命价值教育与学生的实际问题有机结合。当代大学生大多都具备一定的自我保护能力和生存能力，然而，受不良社会风气的影响，出现了一些大学生觉得心灵空虚、人生渺茫等缺乏正确生命价值观的现象，这样的人生态度会使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偏向于采取极端的方式去解决，导致一些犯罪事件的出现。因此，高校教师应该用生命价值教育的理论知识分析大学生的实际问题，从而解决生命价值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生命价值教育引导学生正确的认识生命、珍爱生命并尊重生命，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提升自己的生命价值。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渗透生命价值教育，目的在于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实现大学生的人生价值。生命价值教育通过培养大学生的生命意识、训练大学生的生存技能，使大学生充分感悟到生命的价值，学会感悟生命、感受生活，并培养正确的生命意识和生活态度，从而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参考文献：
[1]秦月，彭洁，杨.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的思考[J].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3，（1）.
[2]陈倩.高校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中生命价值教育的需求[J].学理论，2013，（18）.
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篇3
关键词：普适价值；价值的普遍指涉性；价值生态；价值生成
abstract:miscellaneousdisputes,andevendoubtsandoppositionsoveruniversalideologylieinthefactthatmoderntheoriesofuniversalideologyfailtoprovideanultimategroundandreasonforitself.allmodernideologicaltheoriesareutilitarianones,whichlimittoconsiderationofsubsistenceitsconcernwith“utilityvalueaccordingtotheneedofonethingforanotherandsatisfactionofthisneed”.however,theultimateinterpretativegroundandreasonofuniversalideologymustbeexistentialistic.intermsofexistentialism,allthevaluesshouldbeuniversallyreferentialbythemselves.andthisuniversalreferentialityisderivedfromlifeitself,theexistenceofwhichisofsupremevalue,isthesourceofallvalues,andtheessenceofalluniversalvalues,whichgivesthevalueoflifeitsecologicalqualityandoffersthesoilfortheintroductionoftheconceptof“ideologicalecology”.
keywords:universalideology;universalreferentialityofideology;ideologicalecology;formationofideology
人类进入21世纪，过去那种绝对地缘化的政治、经济格局迅速瓦解，与此同时，得到迅速重建的是政治、经济的全球生态化。在这样一种现实与发展前景中，普适价值意识有了萌生的土壤，普适价值追求获得了光明灿烂的前景。然而，对普适价值的反对之声也每浪高涨。因而，普适价值何以可能的问题，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要解决此一时代性的价值观念问题，则须首先考察普适价值的自身依据，由此，价值生态被凸显了出来，普适价值的存在论视域与方法得到彰显。
一、普适价值何以可能？
今天，讨论价值，不得不涉及普适价值；一涉及普适价值，就争论不休，赞成者、反对者其实都在信念层面展开。如果能自觉意识到这种信念，则会发现这种赞同或反对普适价值的信念，最终不过是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本能护卫。因而，对普适价值的追踪与探讨，最好是超越意识形态指控而达向认知之一般领域，方可有客观与理性。
“理性”一词，今天似乎已成为无用的奢侈语，但人的实际生存却无时不承受理性的指引，因为人活着不仅要接受感觉的张本，还需要经验的导航，更需要行动的规训和对结果或原因的追问。对普适价值的认识亦是如此，感觉、经验、理性的审视与反思，此三者构成了普适价值认知的三步阶梯。在感觉层面，描述什么是普适价值；在经验层面，判断普适价值存不存在；在理性审视与反思层面，给出普适价值存在或不存在的理由与依据。下面不妨以刚发生不久的汶川地震中几幕情节为例，做一简要分析：
5•12汶川大地震的当天晚上10点，总理来到都江堰市聚源镇中学广场，看望遇难群众的遗体，心情十分沉重地说，“我给遗体三鞠躬”。然后，这位年近70的老人，这位13亿人民的总理，给素不相识的遇难平民的遗体，深深的鞠躬，鞠躬，再鞠躬。
5月24日，在北川中学的废墟上，烛光悲泣，丧失爱子和妻子之痛的校长刘亚春，跪在地上，哭着祭奠遇难的学生。几天之内突生白发的这位悲怆中年男人，双手合十，默默地祈祷，然后给在地震中遇难的800多名学生磕了三个重重的响头。
5月16日，秘鲁政府颁布最高政令，宣布5月19日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中国在汶川地震中的遇难者。
5月18日，中国国务院公告：为表达全国各族人民对四川汶川大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定于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在此期间，全国和各驻外机构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设立吊唁簿。5月19日14时28分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届时汽车、火车、舰船鸣笛，防空警报鸣响。
首先，从感觉描述，上面这些行为体现了普适价值；接下来，以经验判断，普适价值是存在的；最后，进入理性审视和反思层面，平等的生命之爱、同情与怜悯，这些人间最高贵的情感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之所以超越国界、阶级、地位、权力而达向平等之域，就在于人的存在、生存、生活需要，就在于人的本性的释放，没有人的需要，没有人的本性的释放，决不会有普适价值存在。
校长与学生，总理与平民，外国人与本国人，首先都是人。而人，却是由肉体、精神、心灵铸成：每个人，都是一个生命；每个生命，都是上苍的恩赐；每个生命，无论是活着还是死去，都同等的重要，都有同等的价值，都享有同等的尊严，都需要同等的尊重、关爱与敬畏。这就是活着的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要为死难的学生祭奠磕头的人性理由，这也是年近七旬的总理为死难者遗体三鞠躬的根本价值表现。
过去，我们总是以种族、阶级、意识形态为最高准则，来进行利害取舍。面对世界上罕见的四川汶川地震灾难，秘鲁政府最高政令，为中国四川地震遇难者设立“全国哀悼日”。秘鲁政府和秘鲁人民的这一行动告诉我们，在人类世界里，可能会有许多阻碍、隔离、隔阂的方面，也可能有许多不可通约的东西，但所有这一切，都可以通过生命本身而达向通融：生命重于一切，不仅指生命具有最高价值，也不仅在于生命创造一切，生命实现一切，还因为生命永远平等。生命的庄重与敬畏，生命的同情与怜悯，生命的广阔博爱与全面慈善，均因为生命的平等而存在。在生命的平等面前，在平等的生命面前，真诚的人道关怀，是完全可以并绝对可行地超越国家、种族、意识形态，而达向对苦难生命的共同守护，都可以实现对生命悲剧的共同哀悼。
过去，在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官本位传统的国度里，官位与权力，是衡量一切的绝对尺度，国殇、国祭，只能是对已逝的帝王或特许的功勋卓著者，而视平民百姓的生命如草芥。哪怕就是32年前的唐山大地震，24万人遇难，都没有举国之哀，何也？我们没有学会对人、对生命的普适价值关怀。而今天，在又一次举国同悲的巨大地震灾难面前，在成千上万的无辜生命蒙难面前，我们开始学会对生命的平等善待，开始学会了对每个人、每个平凡的生命的关爱、敬畏，开始学会了对生命不幸的深深悲悯与同情。为四川汶川地震遇难者举行国祭，就是大众生命伦理之普适价值社会化教育、普及与践行的真实体现。
二、普适价值之价值依据何在？
在人所存在的世界里，普适价值既客观存在，也普遍需要。客观存在和普遍需要，此二者本身就构成为普适价值之合法性的依据。但这两个因素之于普适价值而言，始终是外在的，除此，普适价值是否存在其自身依据呢？只有当普适价值寻找到了自身的价值依据时，它才能在理论上获得完全的合法性。
普适价值的自身价值依据，是指价值本身的普适性。在这里，价值本身的普适性与普适价值是完全不同的：普适价值是指那种具有普适性的价值，即普适价值是价值之一种，而不是指价值之全部；而价值本身的普适性，是指价值自身就具有普适的内在品质，这种普适的内在品质不是存在于某种价值之中，而是存在于所有类型的价值之中，因而，凡价值，就具有普适的指涉性。
当我们提出“价值具有其普适的指涉性”这一命题时，其首要的问题是：这一命题能成立吗？如果能成立，如何来证明它的成立？为此，我们不妨先看一个实例：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拯救生命的行动全面拉开。5月18日上午10时许，来自台湾红十字会的欧晋德救援队，在四川绵竹汉旺镇一处塌陷的楼房废墟下探测到生命迹象，立即展开了救援，陆续挖出土石、水泥板块后，听到受困的狗儿叫声。生还的狗主人马云松表示，他的女儿与小狗形影不离，可能与狗同在一起。这时周围有人建议，救人更重要，不要管小狗，但欧晋德表示，“狗儿也是生命，救人的同时应该一起救狗，而且小狗的存活也表明废墟下可能仍有幸存者”。小狗被救出后，生命探测仪显示废墟下仍有生命迹象。救援人员再次投入救援，又救出一条小狗。
这是很平常的一幕，但这也是最感人的一幕，何也？就在于欧晋德救援队在“救人同时救狗”的行为，体现出一种尊重生命的普适价值。然而，尊重生命的行动何以体现了普适价值？因为尊重生命这一行动所体现的价值本身就具有普适性：尊重生命是一种价值实现，但这种价值实现之所以能从人身上扩张到动物身上，使营救队在救人的同时也把狗作为同等重要的生命来对待，也把处于生命垂危状态中的狗拯救出来，是因为营救队员们发现，对生命尊重之价值，本身就是普适的，即它不仅适合于人这种生命，也适合于狗这种生命，当然也适合于自然世界的所有生命。因而，尊重生命作为一种普适价值之所以存在，不仅在于人们需要它，也不仅在于它客观存在，而在于尊重生命之价值本身就是普适的，就能够指涉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命存在者。所以，尊重生命的行为所体现出来的普适价值，其根本前提是尊重生命之价值本身的普适性。
价值判断是容易的，它可以凭借经验而完成，但价值证明却相对困难，因为它必须借助于理性反思才可实现。求证“价值本身何以具有普遍指涉性”，首先涉及对“价值”的重新审查。
一旦重新审查“价值”概念，首先应消除价值哲学领域对“价值”认识的那种畏怯之情：“‘价值’是一个极为含糊、暧昧、模棱两可的概念。”［1］“即使就全部概念来说，也几乎没有像价值概念这样难以界定的。”［2］然后须寻求确立一个相对具有包容性的“价值”定义来作为审查的出发点，由此我们选择了尼古拉斯•布宁在《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中对“价值”（value）的定义：“一般而言，价值意味着使一件东西成为值得欲求的、有用的或成为兴趣的目标的性质。价值也被看成是主体的主观欣赏或是主体投射入客体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价值’等同于‘被判定为有价值’”。［3］由此定义可以看出，价值就是“使之成为……”的东西，这几乎是价值论探讨中所不证自明的“公理”。
在“使之成为……”的价值构成中，人们最关心的是“谁使谁成为”和“什么使什么获得”的问题，由此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及其二者的关系被凸显了出来。什么是价值呢？从“谁使谁成为……”角度看，就是当主体与客体构成一种实际的关系时，主体使客体成为（的那种东西）就是价值；如果从“什么使什么获得……”角度看，就是当主体与客体构成一种实际的关系时，客体实际赋予主体的某种东西就是价值。将二者统合起来看，所谓价值，就是当主体与客体构成实际的关系时，主体使客体成为使用对象而客体实际地赋予了主体以使用效能时，就产生了价值。由此可以概括，价值的生成实际需要三个条件：一是价值必须发生于两者之间，且此两者必须构成一种现实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需要与满足需要之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需要者是价值实现的主体，满足需要者是价值实现的客体。二是在这种关系结构中，需要者使自己成为了现实的需要者并使这一关系缔结的另一方面成为满足需要的给予者，这就是需要者必须使自己成为主体并使对方成为客体。三是在这种关系中，被规定为满足其需要的给予者——即客体——以其自身为代价而实现主体的需要，这一行为所达及的最终结果，就是客体对主体需要所产生的效用。概括如上三方面之规定，简言之，“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的效用性”［4］。
由此不难看出，尼古拉斯•布宁对“价值”的经典定义中，关于价值就是“被判定为有价值”的本质规定，即价值乃客体对主体需要之效用。所以，效用观念一直是构成价值理论的思想基石。王海明在其修订版《新伦理学》中讨论价值时指出，一切所谓的关系价值论、意义价值论、属性价值论，其本质规定都是效用论。王海明所论确实如此，因为，关系价值论所关注的是主体与客体需要之间的关系构成：“所谓价值，就是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特定（肯定与否定）的关系”［5］。这种关系构成的前提，是主体之于客体的需要；而这种关系构成的绝对条件，是客体对于主体需要之满足。所以，在关系价值论中，其本质规定仍然是主体要求客体发挥效用和客体向主体实施（即实现）效用。如果说关系价值论所注重的是价值构成的条件（即价值形式），那么，意义价值论的关注重心却是价值的意义生成（即价值内容）：价值的意义生成，就是价值的实现。价值的实现，意味着主体之于客体的需要和客体之于主体的效用得到双重实现。所以，说到底，“价值关系是一种意义关系或一种效用关系，它们是等值的。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的意义，也就是客体对主体的作用、效用”。［6］其实，按照价值效用论的观点，主体对客体的需要，这是主体意识到或发现客体具有能够满足其需要的属性或功能，“价值就是指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的那些功能和属性”［7］。客体实现对主体需要的效用，这是客体对自身属性的释放，也即是客体向主体之效用功能的发挥。所以，究其实，属性价值论同样是一种效用论，只不过它所注重的是价值实现的效果。由此来看，效用价值的产生，既需要其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条件的具备，也需要功能效果的生成，此三者缺一不可。所以，究其实质，关系价值论、意义价值论、属性价值论，不过是效用价值论的环节理论、阶段理论而已。
从上面的简图可知，迄今为止，一切有关价值的理论思考，都没有超出效用的范畴。因而，一切价值理论都不过是一种效用理论。这种效用价值理论有两个最大的特点：一是关系论：价值产生于一种关系；二是相互作用论：价值就是主体对客体的需要和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由此两个方面的规定看，时至目前的所有价值理论，都是一种功利主义价值理论，或者至少一切对价值的理论探讨所运用的哲学方法，都只是功利主义方法。而一切功利主义方法，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功利主义认识论和价值理论，都是属于生存论意义的，它所讨论的价值，都不过是一物对一物的需要和一物对一物之需要的满足的使用价值。所以，至目前为止，一切的价值理论，都不过是使用价值理论。而上面那则关于“救人的同时也要救狗”的实例却表明，价值并不仅限于生存领域，而且首先指向存在领域；并且这则实例同时还表明，价值并不产生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构成，价值也并不是主体对客体的需要而客体能够（事实上）满足主体之需要的效用：“狗儿也是生命，救人的同时也应该一起救狗”，在这一判断与行为中，狗之所以值得救，并不是狗对人之需要构成了效用，其惟一的理由是：“狗也是生命”。狗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命，它本身就是价值，这种价值，并不以它与人构成主客体关系为形式前提，也不以人对狗有需要而狗能够满足人之需要为内容要求，更不以狗对人发动了效用行为而事实上满足了人的需要为效果要求。在这里，狗与人同等重要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它也是生命。由此可以看出，价值首先是存在论的，然后才是生存论的；并且，价值首先是自为的，然后才产生出互为性。这是我们检讨、反思和求证价值本身具有其普适指涉性的认知出发点。
三、从生命存在论看价值之源
效用价值论的如上两个基本特点表明，它把一切价值的源泉都归结于效用本身。一物之有价值，就在此物对他物之需要产生效用。然而，效用价值论最终不能解决普适价值的合法性问题，或者效用价值论最终不能为普适价值提供合理的依据与最终的理由。具体地讲，效用价值论不能为“狗儿也是生命，救人的同时也应该一起救狗”的判断与行动提供最终的解释依据与理由。因为，“在狗儿也是生命，救人的同时也应该一起救狗”的判断与行动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完全不是由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效用所生成，而是由生命本身所生成。所以，“狗儿也是生命，救人的同时也应该一起救狗”的判断与行动，为我们探讨普适价值何以可能提供了新的路径，也为我们求证价值本身具有其普适指涉性寻找到最终的存在论依据。
从生命存在论角度看价值之源，须先从下两个问题入手而正确认知生命：第一，生命是什么？第二，生命以什么方式展开其存在？面对“生命是什么”之问题，我们当然可以很容易地回答：生命当然是一个生物现象。但仅于此远远不够，因为生命首先是一个物理现象，并最终是一个宇宙现象。作为一种生物现象、物理现象和宇宙现象，生命是一个充满自我创生活力的有机体，是一个未完成、待完成并不断追求自我完成的存在状态，是一个为其不断完成和实现自我而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自然力量、宇宙实体。以此来看，生命是世界性存在者：生命是以世界性的方式而展开自身存在。当我们从这两个方面来审视生命，就会发现，生命存在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生命永远处于未完成、待实现并不断追求实现的进程状态之中，这一事实表明了生命存在的生态性：生命是以生态的方式而存在的存在者；二是生命始终是以世界性的方式而展开其存在这一事实，表明了生命存在的整体性。因而，生态性和整体性构成了生命存在的基本规定：生命存在论，亦是生命生态论和生命整体论的完整表述。
生命整体论表明生命总是以世界性的方式、以宇宙式的方式来敞开自身存在，“每个成员都首先是为宇宙整体而存在。对于人类也是如此，不管人类自身如何尊贵，我们首先是为宇宙整体而存在，首先是为地球而不是为人类而存在。其实，人类是依赖于更大的宇宙而存在，依赖于它的功能和它的实现而存在。在宇宙的秩序中，这颗行星地球提供了充足的、最终的、物质和正式的原因，使人类成为现实存在，支持人类的存在，引导着人类的实现”［8］。
生命生态论表明生命是以世界性的方式、以宇宙式的方式不断地改变自己，不断地塑造自己，不断地实现自己。在这样的动态存在中，生命因地球、宇宙的变化而改变；同样地，地球、宇宙也因生命的变化而改变。而生成这种变化的，恰恰是空气、水和土壤。
20多年前，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几分钟后，辐射就开始降落到瑞典；几小时后，加拿大的科学家们在北极上空检测到了辐射；几天后，整个世界都被此种辐射包围着。这一事实说明，空气并不滞留在各国领土之内，不存在俄罗斯的空气、瑞典的空气，也不存在北美的空气、中国的空气。空气是一种流动的生命存在系统，流动是空气生命存在的本性，空气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特有存在方式本身。
客观地看，万事万物都是整体的一部分，而整体同样构成了万事万物的一部分，能够将整体与部分、个体与世界、生命与宇宙以及生命与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水和土壤。首先看空气。它不是空无的虚空空间，而是一种物质存在。试想，从我的鼻子里呼出又进入到你的鼻子中，我呼出的空气进入到你的肺里，其中的一些原子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人们惊讶地认识到你和我就是被这种司空见惯的气体联系在一起。一亿多年前的恐龙呼出的原子，整部历史中曾存在的所有植物、树木、生物和人呼出的原子已被你和我吸入体内。”［9］与空气一样，水也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将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命形态：省视我们的身体就会发现，占据我们身体70%的水，是从海洋中蒸发出来的，是从森林中散发出来的。更有一个事实是，我们消耗的食物依赖于大气循环和水循环，但它必须植根于土壤之中，需要其他生物的辅助才得以生长。空气、水、土壤和生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是同一系统中的组成部分。我们是它们的一部分，同样地，它们也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始终与万物紧密相连。这就是生命与生命、生命与生命世界和自然宇宙之间的亲缘关系。这种亲缘关系更在微观层面不断得到证实：基因学家们渐渐地认识到，一切生命形态都是从相同的原始细胞进化而来的，这一事实意味着一切生物都是同一母细胞的后代，与我们都有亲缘关系。生命的价值在于生命存在的价值，生命存在的价值在于生命与世界的亲缘性。生命与世界的亲缘性，却源于生命本身向世界的不断生成性，也源于世界本身向生命生成的不断创化性。所以，最终说来，生命向世界的生成性和世界向生命的创化性存在本身，构成了这个世界上的价值之源，价值的普适性就生发于此，价值的最终指向亦归于此。
四、生命存在价值乃一切普适价值之根本
真正说来，理解普适价值须从理解生命开始。然而在今天，在生命恩赐的条件中，接受生命变得越来越困难。何也？马克斯•舍勒给我们做出了诊断。他说，自笛卡儿以来所形成的新的世界观的核心，生命不再是本原现象，而只是机理过程与心理过程的综合，由此形成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机械论生命观。这种机械论生命观有三个最大的认知特点：一是把生命整体看成是各部分之和，部分才在其共同作用中产生生命过程，比如说个体就是一个“细胞王国”；二是从工具图象来考察生命“器官”，将生命的“发展和生长现象”还原为“维持”的趋势，结果生命变成了“对环境的适应”物；三是既把躯体机体看成是生命现象的载体和场所，也认为生命只是人体固有的一种综合特性，它组合成机体的材料和力量，并随着材料和力量组成的机体的消失而消失。由此，机械论生命观将生命赋予了有用性，效用构成生命的价值本体：“只有从这些原则出发，工业主义的主遵伦理的价值观才可以让人弄明白，有用价值和工具价值优先于生命价值和器官价值是透入最细小、具体的价值观中的优先法则”［10］。在价值论领域，当今所流行的各种形态的效用价值论都是这种生命效用观的价值抽象形态。换言之，生命效用观才是现代一切价值理论的来源，才是效用价值论、关系价值论、意义价值论、属性价值论的价值来源。而这种以生命效用为认知来源的各种现代价值理论，是根本不可能为普适价值观提供价值支撑的，因为生命效用观本身就不具有价值的普遍指涉性，就不能构成普适价值的认知基石。
生命效用观之所以不能成为普适价值的认知基石，不能构成普适价值的价值源泉，就在于生命效用观把生命看成是一种固有的物质，看成是一种由固有物质组成的工具器官，看成是对环境的适应物。这种生命效用观把生命与生命、生命与自然、生命与世界视为是一种外部关系、一种取予关系、一种体与用的功能关系。效用价值论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生命的取予关系、体用关系基础上的。当以一种取予姿态、体用姿态来看待生命，来衡量一切生命行为，只能得出生命的效用价值来，即客体对主体的需要之满足的效用，构成了生命的全部价值。既然生命只具有效用价值，既然一切生命行为都必须纳入客体对主体需要满足之效用这一认知框架和价值蓝图中来衡量，那么，所谓的普适价值也就根本不存在。因为普适价值之成为普适价值，是必然要超越于取予关系、体用关系，超越生命世界的主客体划分模式，超越主体与客体间的效用关系，并以此为绝对的认知前提。
严格说来，一切形态的效用观念，都是建立在生存论平台上的。在生存论平台上，认识论、方法论构成认识的根本，世界的本体存在问题、生命的本体存在问题、人的本体存在问题均遭到抛弃。因为在生存论平台上，最迫切的问题是知行问题，是如何才得以知，如何将所知运用于行而产生最大的功效。因而，在生存论平台上，人们的兴趣中心是生存本身，具体地讲是知行本身；而知行问题的实质，则是功利，就是功效，即以其所知而求最优化之行，并以其所行而求最优化效果。在这里，不仅涉及认知—行动的视域、认知—行动的方法，更涉及认知—行动的手段、工具，由此，认知—行动者必以自己为其主体，并以自身之外的一切为客体，客体之于主体，始终是手段和工具；而工具和手段之于主体的认知-行动及其结果，只有效用价值，除此无它。所以，效用价值理论最终不过是工具价值论、手段价值论。
与此相反，普适价值恰恰是在存在论平台上立论的。比如，一条狗，从生存论平台上看，它不过是一个动物，比如它是一条家狗，或是一条野狗；是一条有大用的警犬，或是一条平庸的狗；是一条看家护主的狗，还是一条吃里爬外的狗，如此等等，在生存论平台上，狗被赐予了具体的效用价值。但在存在论平台上，狗就是狗，而且狗就是生命存在形式。在这一点上，狗与人、狗与其他生命形态没有质的区别，没有有用无用或大用小用的差别。所以，在存在论平台上，狗的生命与人的生命具有同等价值，狗的生命与人的生命同等重要。这就是欧晋德坚持“狗儿也是生命，救人的同时也应该一起救狗”的存在论理由和价值论依据。
狗与人同是生命，狗的生命与人的生命同等重要，且具有同等价值——这种同等的价值，就是生命的普适价值。普适价值是在存在论平台上立论的，因而，理解普适价值、求证普适价值、认同普适价值，必须突破生存论模式，上升到存在论领域，以生命存在本身为认知起点，发现生命的存在论价值。因为生命的存在论价值，是最根本的普适价值是其他一切普适价值的内在价值，其他一切普适价值最终都归根于生命的存在论价值，即生命存在的普适价值。
生命存在的普适价值是指生命存在的平等性，也指生命存在的同等根本性、同等重要性。因为生命的普适价值来源于生命的同根性、亲缘性，来源于生命的共生性与互生性，更来源于生命与生命、生命与世界、生命与宇宙的共创性。然而，这一切又都来源于生命本身的存在性：生命诞生了，生命就存在；生命存在了，他就根本，他就至高无尚，他就是衡量一切的尺度，他就是所有价值的价值，所有效用的最大效用。
生命存在的价值是以生命自身为起步并以生命自身为目的的价值。从用这个角度看，生命存在既以自己为体，也以自己为用。以自己为体，是指以自己为起点和目的；以自己为用，是指生命敞开自己存在，实现自己存在的最终方式，是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而创造自己生命的存在。这就是生命的存在论，这就是生命存在论的价值源泉和价值指向。“所有的动物，不论它们如何比人类低级，都是拥有自己的好的存在物……所有的植物也同样是拥有自己的好的存在物。”［11］66“全部有机体，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是目的论为中心的生命，也就是说，每个有机体都是一种完整的、一致的、有序的‘目的—定向’的活动系统，这些活动具有一个不变的趋向，那就是保护和维持有机体的存在。”［11］122五、价值生态：普适价值确立之视域
我想，如果我们正确地假定，从前曾经有过一个无生命的物理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大概是一个没有问题因而也没有价值的世界。人们常常提出，价值只同意识一起才进入世界。这不是我的看法。我认为，价值同生命一起进入世界，而如果存在无意识的生命，那么，我想，即使没有意识，也存在客观的价值。可见，存在两种价值：由生命创造的、由无意识的问题创造的价值，以及由人类心灵创造的价值。［12］波普尔之论揭示了价值之自身本质：价值与生命一同进入世界，价值与生命同时创造，价值是生命的意义，生命是价值的承载形态；生命是价值的创造者，价值是生命创造的自身成就。价值与生命一同进入世界，还揭示了价值之生成论特征：价值是生态的，因为价值源于生命，而生命却始终是未完成、待完成，并以勇往直前、义无反顾的方式去创造性完成自身、去开拓性实现自身的存在方式。简单地讲，生命的诞生与存在、彰显出来的自身价值，始终是生态的。所以，价值生态是价值的本原形态，价值生态也是价值之于生命存在的生成论揭示。
我们在这里提出“价值生态”这个概念，可能会使人联想到“生态价值”概念。其实，这两个概念是有根本区别的：价值生态是指价值本身的生态特征，它是价值自身生成性质的意义呈现，因而，价值生态是指所有价值形态都具有的内在规定性与生成要求性；而生态价值是指价值形态之一种，具体地讲，它是指具体的存在者敞开自身或与他者发生动态关联状态时所产生的价值指向。生态价值是自生态学产生并得到广泛运用于具体领域的产物，生态价值是具体价值、局部价值、个体价值；而价值生态所指乃价值一般，是价值的一般规定、一般特性、一般要求。
要理解“价值生态”，有必要理解“生态”这个概念。“生态”源于生态学的诞生，“生态学”（oecologie）这个概念，是由厄恩斯特•赫克尔于1866年率先提出，它的原初含义即“家庭中的家务及日常生活中的活动与管理”。家庭是一个生活单元，也是一个生产(包括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人的生产)单元，由于它是一个生产单元，它所涉及的全部生产活动既充满了矛盾，也体现出相互的帮助与扶持。这一基本含义后来在生态学成为新型的综合性科学进程中，扩展成人与自然之间的活动与管理，这种活动与管理成为可能，在于人认识到自己的最终家园就是自然世界。在这个家园里，人与自然、人与万物之间的生存活动同样是生产活动，并且这种生产活动既充满了矛盾，又呈现出相互的帮助与照顾。从这个角度看，生态学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平衡学，并且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消费学、生产学。这是生态学之本体语义内涵。为更好地理解生态学此一本体语义。不妨对“生态”做进一步理解：在“生态”概念中，所谓“生”，既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动词。作为名词，它意指生命；作为动词，它意指使之存活而谋求生路、创生生机。所以“生”乃指生命为其良好地保存自身而本能地谋求生路、创造生机。而“态”者，乃位态、姿态，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状态、进程。合起来，所谓“生态”，是指生命一旦诞生，他就获得了保存自己的责任，因而，他必须为更好地存活自身而谋求生路、创造生机。但生命要将因存活自身而谋求生路、创造生机的欲望与冲动，变成现实的行动，绝不可能任意为之，他必须接受自然宇宙创化力量的指引而获得与自然宇宙世界融为一体的整体共存和整体共生之位态。这一整体共存与共生的位态决定了生命谋求生路、创造生机的姿态，只能是立足自身而走进生命世界，与自然共舞，与万物同伴，在自利中互利，在矛盾中和解，在互助中自助。
由此可以看出，“生态”呈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生成性，二是关联性。前者意指生命存在必是生：生，构成生命存在本身。而生的前提，却是生命本身的非完成性、待完成性、需要完成性。因而，生不仅是生产，还意味着创造，意味着自我实现，意味着过程（而生的敞开方式，就是过程）。后者意指生命存在始终无法摆脱原始关联性，无法摆脱亲缘性。这种原始关联性和亲缘性，使生命存在获得了整体倾向、整体气质、整体品质；同时也使生命存在获得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互渗性。这种互渗性不是生存效用意义上的，而是生命存在之根源意义上的。整体性与生成性是生命诞生的土壤，也是生命存在的根本。
生态永远是生命存在生生不息之姿态、位态、态势。价值生态就是生命那生生不息的价值所呈现出来的存在论位态、姿态、态势。由此，生命存在之价值根源于生命，与生命的诞生同源，也与生命的存在同气。生命那生生不息之生成性与关联性、过程性与整体性、历史性与未来性特征，同样构成了价值生态的自身规定与根本要求。
由此可以看出，价值生态概念昭示了生命存在的本原形象，也昭示了生命展开其自身存在的本原方向。生命存在的本原形象和生命存在的本原方向，又为价值生态注入了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价值是生态的。价值的生态性，在于价值的生成性与关联性、过程性与整体性、历史性与未来性的统合生成；价值的生态性，也在于价值的生成性与关联性、过程性与整体性、历史性与未来性的境遇性整合。以此为基本内容，价值生态构成了价值的基本视域：具有生态品质的价值，才是一般价值，才是普适价值；反之，凡缺乏生态品质的价值，只能是个别价值、局部价值。以此来看，一切以效用为评价尺度的价值，都只能是个别价值、局部价值。
六、价值生态：普适价值探讨之方法
概括如上所述之基本要点：一，价值源于生命，因而价值是生态的：价值生态是对生命存在之本质揭示；二，价值生态才是衡量效用价值和普适价值之基本尺度：凡体现价值生态的价值是普适价值；反之，凡没有体现价值生态的价值只能是效用价值；三，效用价值是生存论价值，或曰关系价值，它是生存所必需的手段价值，但却不是存在之目的价值。因而效用价值必须接受价值生态之引导，才可获得其存在的目的性内涵，为此，则必有获得一个新的视域和方法的支撑。托马斯•贝里说：“我们的文化传统一直处在探索之中，寻求着在一个涌现着的宇宙环境中恰当的自我实现。当事物发生变化时，传统或者被强迫着进入了一种新的表达，或者陷入一种必须重新开始的僵局之中。彻底重建我们文化密码的标准，迫使我们回到更基本的物种密码，物种密码才能使我们与更大综合体的地球密码联结在一起。在这个更大的处境中，我们看到了那个要求我们现在做出基本改变的责任。我们不能中断历史的延续，也不能在没有来自现存文化形式的引导下进入未来。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我们甚至必须回到更远的地方，回到我们人类基因密码与地球更大共同体的其他物种密码联结在一起的地方。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8］123-124
价值理论要能够摆脱效用观念的桎梏，而为当代人类所迫切需要的普适价值理论的确立提供最终的解释依据和论证理由，则必须把自己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这一自我解放的必由之路就是把我们的认知回复到生命存在共同体世界中，去求解生命与生命、生命与世界、生命与宇宙的共生密码。“价值生态”概念的确立，的确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入口。因为，价值生态概念不仅揭示了生命存在的本原形象和方向，还为普适价值探讨提供其多维开放的视域与方法。
“价值生态”概念之可以具有入口的功能，是在于“价值生态”能够引导我们直指价值本原。价值原本是什么呢？是生命本身。因为一切“机体是产生价值的单位”［13］。一切价值都产生于生命本身，生命存在了，生命就是价值。并且，生命无论以什么姿态、什么方式存在，它都构成价值，都呈现出其固有的价值生态，“有机体是一种价值系统，一种评价系统。因此，这样，有机体才能够生长、生殖、修复伤口和抵抗死亡。我们可以说，有机体所寻求的那种有计划性的、理想化的自然状态，是一种价值状态。价值就呈现于这种成就中。……活的个体具有某种自在的内在价值，因为生命为了它自己而保卫自己。……有机体拥有某些它一直保全的东西和某些它一直追求的东西：它自己的生命。这是一种新的场所的‘价值所有权’”［13］
对任何生命来讲，其存在都呈现两种不同水准的状态，并由此产生出两种不同水准的价值生态内容。
首先，生命是一种实然存在。生命的实然存在是生命的本原存在，它所遵循的是自然法则，接受的是自然强力的推动。所谓自然强力，就是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的整体创化力量，它具体表述为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之野性狂暴的创造力量与理性约束的秩序力量及其二者之间所形成的张力。由此，在实然存在的水平上，生命既具有他创生性，也是自组织的。生命本身的自组织性和他创生性，使生命由此获得了生长的价值方向。换言之，在实然存在的水平上，生命以生长为价值标志：生长，构成了生命实存的价值生态本质。
生命实然存在仅仅是生命的起步，生命存在展开自身的根本方向则是必然存在。从整体上看，生命的实然存在，是生命的合目的性存在；而生命的必然存在，则是生命的目的性存在。生命的合目的性存在，是整个生命世界所有生命的本来意愿、本来倾向、本来命运；而生命的目的性存在，则是指人类的生命存在，因为只有人类才拥有其生命的目的性意识和目的性存在能力。因而，在必然存在的水平上，所屹立的只是人这种生命。对人来讲，其目的性存在融进了价值意识，包括价值选择意识、价值构建意识、价值创造意识等等。所以，在必然存在水平上，人的生命获得了意识的、目的性创造的价值方向，并且以自我完美为价值标志。人的自我完美构成了生命必然存在的价值生态本质。
从实然存在达向必然存在，这是人类的生命本性。然而，人类生命存在本性敞开所必须经历的恰恰是应然生存。在应然生存的水平上，从达及的方向与目的方面看，生命是以自己为目的的；但从手段与途径看，生命却更多地是以自己为手段。因而，在生存论的水平上，生命获得了体用的价值方向。由此，在应然生存的水平上，生命以效用为价值标志；在应然生存的水平上，生命展开其生存的全部行动，要使所获得的效用价值具备价值生态，则必须以实然存在为起点，以必然存在为目的。也就是说，当生命以实然存在之生长为价值起点，以必然存在之自创完美为价值目标时，应然生存才获得价值生态之指引性。
整体地看，应然生存不仅是人类生命，亦是整个世界生命之存在敞开方式。所不同的是，自然世界的生命敞开其应然生存是接受自然律的指引；人类生命敞开其应然生存，当然也要接受自然律，但更多地是接受人力原理的诱导与激励。概括地讲，在生命世界里，除人类之外的一切自然生命形式，他们的价值生成、敞开与实现只在实然存在和应然生存领域发挥出来；而人类这种生命存在形式，其价值发挥却在“实然存在应然生存必然存在”三个领域递相敞开；并且，其价值生态尺度的运用也只限于人类。
从动态生成和整体关联的角度看，在人的生命世界里，其价值生成一旦接受价值生态的引导和规范，则在不同的存在水平线上分别展开为三个层次的内容：在实然存在水平线上，生命存在敞开的价值指涉，围绕生长而获得有无利害的内容要求——有无利害，构成了生命实然存在之价值选择域：有助生命存在之生长，就是利，就是呈正价值；反之，则有害，就呈负价值。在应然生存水平上，生命存在敞开的价值指涉，围绕效用而获得有无意义的内容要求——有无意义，构成了生命应然生存之价值选择域：有助于生命存在之效用增长，就是意义，就呈正价值；反之，则无意义，就呈负价值。在必然存在水平上，生命存在敞开的价值指涉，围绕自创完美而获得能否安顿其心的内容要求——能否安顿其心，构成生命必然存在之价值选择域：有助于生命存在之心的安顿者，就是正价值；反之，无助于生命存在之心的安顿者，或迷失或扰乱生命存在之心的安顿者，则就呈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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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篇4
关键词：全民健身；投入产出；生命价值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06-0009-04
theStrategicmodelResearchofnationalFitnessprojectfromtheperspectiveofLifeValue
ZoUwei，GUoLi-ya
(p.e.Deptof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enationalFitnessprojectbelongstothequasi-publicgoodsinvestedbythegovernment.thereexistsaproblemofimbalancedresourcesdistribution.thatistosay,resourcesareinshortageinoneplacebutexcessiveinanother.theessaysetsupastrategicmodelofthenationalFitnessprojectfromtheperspectiveofthehumanlifevalue.Byanalyzingandcomparingtheinputsoftheprojectandtheoutputsoftheimprovementofhumanlifevalue,thedecisionwhethertoestablishaprojectornotcanbemade.andthebuildingoftheprojectwillnotonlysolvetheproblemsoflackingofresourcesandinvestmentinefficiencyinthenationalFitnessproject,butalsocontributetobuildingascientificsystemofnationalfitnessforChina.
Keywords:nationalfitness;inputsandoutputs;humanlifevalue
全民健身关系人民群众身心健康和生活幸福，是综合国力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1995年，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全面统筹安排了1995―2010年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目标、任务、工作重点和对策措施。2008年总书记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实现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1］。2009年，国务院公布施行《全民健身条例》，对与人民群众参与健身活动密切相关的体育设施、健身指导、安全规范等作出规定，并将每年8月8日确定为“全民健身日”。［2］为进一步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2011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全民健身计划（2011-2015年）》。得益于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全国各地投入巨额财政资金兴建全民健身项目，全民健身场地设施遍布城乡，全国已建成各类体育场地超过100万个。
全民健身项目是在全民健身活动中，由政府投入建设并向社会公众免费或廉价提供的准公共物品，包括各类体育场地、健身中心等。目前，全民健身体育设施的供求问题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纾缓，但存在着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方面，体育场地总量仍显不够，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较小、公共体育设施数量不多，大部分农村和部分城市旧住宅区的健身器材仍然缺乏；另一方面，体育设施的地域分布不均衡，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建成的一些全民健身项目并没有得到充分使用，特别是大型体育场馆普遍存在着利用率低、长年闲置现象。全民健身项目“既短缺又闲置”的尴尬局面的出现，表明目前全民健身项目投入建设的论证还需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因此，贯彻执行《全民健身计划》，不但需要加大全民健身项目的财政投入，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应当建立科学的全民健身项目建设投入的评价和决策方法，提高全民健身项目建设投入决策的科学性，从而提高全民健身计划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那么，如何决策是否应当投入资金建设一项全民健身设施？本文提出一个基于生命价值的项目决策模型，即如果一项全民健身项目带来的社会公众生命价值的增加值大于该项目的建成成本，则该项目应当投入资金建设，反之，应做出不予投入的决策。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问题的提出，分析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的投入和实施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是介绍生命价值理论和质量调整生命年模型；第三部分是基于生命价值理论和质量调整生命年理论的决策模型的建立；最后部分是本文提出的对策建议。
1生命价值、质量调整生命年和全民健身项目
1.1生命价值的含义全民健身可以提高人的生命价值。关于人的生命价值，西方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探讨和研究已沿续了4个多世纪。1672年，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最早提出了人的经济价值思想，并且运用生产成本法计算出当时英国人口的平均货币价值为80英镑。1853年，经济学家威廉•法尔首次提出运用个人未来净收入的资本化方法或现值收入法去分析和计算人的经济价值，并建立了一系列评估人的生命价值的方程式，从而推动了人的生命价值理论的发展。［3］
随着生命价值理论的发展，国内外学者对生命价值的含义出现两种理解。第一种理解是从人力资本理论的角度，认为生命价值是人在其一生中通过合法手段为自己及其家属所获得的全部收入和财富，即生命价值是源于人们的收入能力的资本化货币价值。［4］人力资本法将人视为生产财富的一种资本，只考虑人的劳动收入，无劳动收入者价值为零，带来了严重的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第二种理解是从支付意愿的角度，认为生命经济价值是社会和个人为得到更长的生命而愿意支付的价格，或者说是指个体为生存概率的改变而愿意支付的金钱的数量。支付意愿法目前是国外学者评估生命价值的主流方法。［5］
基于支付意愿角度理解的生命价值，是个人对健康和安全作出含蓄的或者明确的个体选择。当该概念被引入到公共政策或公共项目的决策时，生命价值就成为全社会对那些影响期望生命的税收与支出的项目做出的集体的、公共的选择。支付意愿法关注的是人们消费决策时，在风险与价格之间的权衡，更准确地表示了社会为挽救一个生命所愿意付出的代价，这种意愿可以是已经表现在社会的各种活动中，也可以只是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中，已经表现出来的意愿可以是人们为了健康而实际支付的代价。
支付意愿法通过考察人们为降低一定的死亡概率的支付意愿来确定人的生命价值。一个人为减少某种特定致命风险的支付意愿，通常以一定时期死亡概率的变动和财富与致命风险的边际替代率之乘积来估算，其中，财富与致命风险的边际替代率被定义为人的生命价值（VSL）。根据冯•诺伊曼-摩根斯顿期望的效用模型，令U(w)为一个人在健康状态下收入为w时的效用，若死亡概率为p，则期望效用为（1-p）U（w）。人的生命价值被定义为：［6］
VSL=w/p=U(w)/(l-p)U'(w)
1.2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adjustedLifeYears，QaLYs）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大小既依赖于生命的长度，又取决于生命的质量。质量调整生命年的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被提出。其基本含义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人在不同的健康状况之间转换，每一种健康状况都有对应的价值，健康最大化是期望的怒表，它被定义为在相关时间段内的价值加权时间――用质量进行加权的生命年，即质量调整生命年［7］。它是一个用以评价治疗和保健所带来生命质量和数量改变程度的公式。根据malek的定义，质量调整生命年是一种结果测量方法，兼顾卫生保健干预所延长生命年的数量和质量，是生命期望和剩余生命年质量的数学乘积。因此，质量调整生命年与其他的卫生结果指标(如新生儿生命期望或死亡率)不同，它在单一数值下不仅包括生存或生命长度，还包括疾患或生命质量。［8］
生命期望经质量调整生命年的加和计算公式为：
QaLYs=∑mi=1Qiti
公式中:i表示生命期望，被分为m个时期(表示每个时期仅经历一种健康状态)；ti为i期的持续时间；qi表示所赋予i期健康相关生命质量(一个表示健康质量的数值)状况的权重。q的值介于0和1之间，小于零的q值常用于表示比死亡更差的健康状态。［9］例如:假如一个人可以活70年，身体完全健康40年，q＝l；失明30年，而q＝0.5，就可以算出QaLYs=1x40+0.5x30=55年，也就是说此人活70年仅相当于完全健康时的55年。
QaLYs一个指标就能够表示生命质量延长及改收益，并能解释人们对不同结果的价值偏好，可以比较同一状况下不同医疗干预的效果，估计通过医疗或护理获得的延长生命年及质量，同时还能够衡量和反映人们相对于治疗和护理来说得的健康收益，从而可以确定和引导社会医疗的需求分配，有助于医疗源的分配。［10］
1.3全民健身项目与生命价值、质量调整生命年全民健身一词源于1995年6月20日由国务院的《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是为了更广泛地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增强人民体质，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而特别制定的［11］。全民健身项目是该纲要下的整体规划项目，它具有以下两大特征：
1)全民健身项目以全国人民为实施对象，以青少年和儿童为重点。
2)该项目的最终投资者为国家财政。所有全民健身项目要向社会开放，加强管理，提高使用效率，并且为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参加体育健身活动提供便利条件。
全民健身项目兴建的根本目的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强身健体需求，全民健身项目的投入使用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参加体育运动、锻炼身体的条件。体育的最大功能是通过运动锻炼增强人的体质，并且除了塑造人们健康的体魄外，体育还能够培养人们健全的心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高人们生活质量，最终，体育锻炼能够达到延长人们的预期寿命、提高生命质量的双重目标。从这一方面，全民健身项目的兴建和投入使用，可以提高该健身项目辐射地区社会群众的“质量调整生命年”。
另一方面，毋庸置疑，分分秒秒的生命均具有价值。根据支付意愿法的解释，衡量个体的生命价值依据个人愿意为自己的健康或安全支付的代价，而衡量一个社会集体的生命价值则依赖于全社会愿意为一个影响集体期望生命或安全的公共项目支付的税收多寡。全民健身项目的建成使用提高了受益者个体的“质量调整生命年”和个体的“生命价值”――尽管每个人为延长一分钟生命愿意支付的价格不尽相同――最终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生命价值。
全民健身项目与生命价值、质量调整生命年的关系示意如图1。
如图所示，生命价值、生命质量与全民健身之间相互关系的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通过全民健身项目可以增加生命价值，提高生命质量。而这两者给人们带来的好处可以促进全民健身的发展。他们处于一个良性循环。
2生命价值视角的全民健身项目决策模型
全民健身活动是利用体育健身锻炼的方式，延长参与者的寿命或提高生命质量，提高公民的质量调整寿命和整个社会的生命价值总值。但全民健身项目特别是大型的体育场馆设施，不仅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修建，还需要建成后进行维护的再投入。因此，在作出是否修建某一个全民健身项目时，运用生命价值理论的，既提高了社会生命质量，同时兼顾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
传统的政府项目可行性评估方法沿用了企业层面的分析范式：即成本、收益两方面的综合分析。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的概念首次出现在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朱乐斯•帕帕特的著作中，被定义为“社会的改良”。其后，这一概念被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重新界定。到1940年，美国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卡尔德和约翰•希克斯对前人的理论加以提炼，形成了“成本―效益”分析的理论基础，即卡尔德――希克斯准则［12］。其核心思想是将一项投资的成本和预期的收益分别进行详细评估，只有当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才施行。如果将一个全民健身项目纳入该分析范式：那么对该项目的评价就是比较全民健身项目的成本（或投入）与的收益（或产出），当投入大于产出，就应当否决该项目，反之则应当支持该项目的兴建。
全民健身项目的成本确定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建造成本和建成投入使用后的维护费用。然而，如何确定全民健身项目的收益，却是一个难题。通常情况下，全民健身项目收益至少应该包括这几方面：建成投入运营后的营业收费收入、政府的政绩、拉动的消费、带动周边房地产价格上涨等等(图2)。
那么以上步骤是否可以作为评价全民健身项目可行性的标准呢？本文认为值得商榷。
由于全民健身项目是典型的准公共品，它具有公共品的一般特征，即外部性收益占总体社会收益的比重很大，但具体到个人，则收益甚微（olson，1965）。所以不从微观的层面评价个体收益并将其加总纳入总体收益的话就极有可能低估了社会总收益，从而造成决策失误。而评价个体收益的关键就在于从生命价值的角度出发来衡量全民健身项目给个人带来的可能收益。
就兴建全民健身项目的主要目的和主要功能来看，全民健身项目的建造主要是为公民提供一个舒适的全民健身条件，通过项目的投入使用提高公民的身体素质和生命质量。因此，作为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全民健身项目，其主要价值主要体现在，项目的投入使用增强了公民个体的身体素质，提高了社会的生命价值总量。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是，公民身体素质提高了，患病率就下降了，于是直接减少了社会的医疗支出。而诸如此类收益是无法在上述传统评价体系得到体现的。
由于传统评价体系的片面性，实际操作中难免产生偏离。本文将从生命价值视角出发，将生命价值理论引入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范式，从而将外部性收益纳入总收益内，并综合评价全面健身项目的可行性。从体系上讲，生命价值视角的全民健身项目决策模型仍然属于成本―效益分析范畴，依然服从卡尔德――希克斯准则，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该模型将全面健身项目给个体带来的种种益处折算成价值形式纳入全面健身项目的收益当中，通过比较全民健身的成本和收益决定项目的兴建与否。决策模型如下图3所示。
如图3所示，生命价值视角的全民健身项目决策模型是对传统成本收益决策模型的一种修正。该模型将收益构成的侧重点转移到了社会生命价值的增加值方面，通过实地调查获取真实数据，将数据反映出的个体潜在需求转化成支付意愿，而支付意愿的可以通过货币形式进行价值衡量，所以全民健身项目的收益部分和成本部分有了共同的量纲，最后，通过成本收益的比较可以进行科学的决策。
具体实施需要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使用支付意愿调查评估法，调查、计算项目选址地区周边居民每年的平均生命价值。支付意愿调查评估法也叫条件价值法，或调查评价法、假设评价法，它是通过对个人的直接调查了解个体的支付意愿，或者通过他们对保健或保险产品与服务数量选择的愿望来评价生命的平均价值。
其次，通过问卷调查，计算拥有相似健身项目和没有相似健身项目的社区人口的质量调整生命年的平均差值。计算生命质量可以使用washington大学提供的Uw-QoL简体中文第4版，Uw-QoL主要有12项，包括疼痛、外貌、活动、娱乐、吞咽、咀嚼、说话、肩部功能、味觉、唾液、情绪、焦虑。生命质量评价项目每一项的满分是100分，各项总分是1200分，将所有项目得分加总后除以1200，就得到被调查者的生命质量权重，再将生命质量权重乘以期望寿命，就得到一个调查者的质量调整生命年。［13］
第三，估算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的年限内当地的平均常住人口数，然后按照公式计算项目建成后选址地区社会的生命价值增加总值，计算公式为：
生命价值增加总值＝年均生命价值×质量调整生命年增加值×平均人口数
最后，比较项目的成本和生命价值增加总值。项目的成本包括固定投资和经常性投资，固定投资指工程建设和改、扩建费用，经常性投资指工程每年花费的运转管理费用。若项目的成本小于该项目带来的生命价值增加值，则支持该项目的修建，反之即否决该项目。
显然，根据基于生命价值视角的全民健身项目决策模型，若选址地区的人口密度较高，或当地居民的质量调整寿命在全民健身项目修建后显著增加。项目的修建带来全社会的生命价值总量的显著提高，则该项目的投入计划就应支持；反之，若选址地区的人口密度比较小，或由于当地健身设施已经比较完善，项目建成后当地居民的质量调整寿命没有显著变化。总之，项目的修建不能带来社会的生命价值总量的显著提高，该项目的投入计划就当被否决。
3基于生命价值决策模型的其他建议
本文提出的基于“人的生命价值”的决策模型是一个崭新的模型，有助于解决我国现阶段全民健身项目存在投入资金总量有限、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除此之外，本文提出以下建议，为我国全民健身项目和其他公共项目的建设提供参考。
3.1全民健身项目的科学评价应关注产出效率问题有数据表明，城乡差异导致了部分城镇仍缺乏大量的健身设施，但是由于乡镇人口密度比较低，我们不能因为关注农村而盲目地加大在农村的健身设施投入。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青睐于在人口密度较大的城市区域建立全民健身项目，这样既可以得到不菲的收费收入，又是显示政绩的窗口工程。但是，由于这些地区商业健身场所丰富，居民并不缺乏健身设施，事实上造成全民健身资源的浪费。因此，各地方政府应在全民健身项目的投入评估中积极树立“生命价值增值”的观念，对项目的规划、设计、建设等充分调研，将有限地资源投入到最需要的街道、社区和乡镇。［14］
3.2解决项目投入使用后供给不足的问题可利用支付意愿原则由于对于公共品的使用，人们容易形成搭顺风车的思维，从而造成公共项目的修建和维护成本过高，而基于生命价值模型，可以根据参与锻炼者的支付意愿建立合理有效的收费机制，即采取有偿与无偿结合的方式，划分有偿与无偿使用的设施区域：对生命价值评价较低的群体，不愿意为健康支付费用或仅愿支付较少的费用，可以使用免费的设施，而对生命价值评价高的群体，愿意支付更高的费用享受更好的健身设施，则使用收费的项目。这样，不仅能为不同人群提供适合的健身锻炼机会，而且能够筹措到一定的项目维护经费。
3.3生命价值理论可应用于有限公共资源的分配问题当前国家许多公共产品的投入缺乏保障。引入生命价值理论之后，政府可以运用这一理论科学、合理地分配各个公共项目之间投入的比例，达到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的状况，以保证各项目投入均能达到使用效率的最大化目标。
4结束语
全民健身是以维护人们的健康、提高人们生命质量为核心理念的全民运动，生命价值既是全民建设健身计划项目实施的出发点也是其归宿点。本文提出的基于生命价值视角的全民健身项目决策模型对于解决我国现阶段全民健身项目存在投入资金总量有限、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是一个崭新的尝试，希望有助于我国建立一个科学化、产业化和法制化的全民健身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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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篇5
论文摘要:人的“价值”实质上指的就是人的“自我价值”｡这种自我价值就其表现样态而言，对“个体”表现为内在价值，对“社会”表现为外在价值｡同时，在传统理解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问题上，与其说人的自我价值是社会价值的映现或体现，不如说是社会价值得以可能的本体论前提或存在论基础｡
一
在人的价值关系中，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存有一定的片面性，尤其对于自我价值，人们通常是把它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即个人对于他人，社会的满足关系中加以考察和定位的｡亦即主要是从客体角度､社会方面去理解，而不是从主体角度､个体方面去理解｡这样一来，虽说人的自我价值涉及到个人与自身的需要与满足的关系，但更普遍的认知是:作为个人的自我价值，并不是孤立的自我的绝对价值，即不是自我对自我的关系，自己满足自己需要的价值，而是自我与社会相关联的价值｡也就是说，“自我”只能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存在，孤立的､绝对的“自我”是不存在的｡相应地，人的自我价值是以社会为依托为支撑的价值;离开了社会，人的自我价值并不具有自满自足的独立意义｡
不可否认，对于人的自我价值的这种理解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是因为，与动物不同，人不仅是自然存在物，更重要的是社会存在物｡作为社会存在物，自我在其本质规定上是属于一定社会的，是作为社会的“化身”而存在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因而，不应当把个体的自我同社会分离开来，个体的自我生命及其活动，即使不采取共同生命的直接表现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不仅如此，自然人的本质也不可能是由人同自然的关系来规定的｡在其深层次上，只有社会才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真正纽带｡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他的人的存在”①｡由此，作为社会关系中存在的人，其自我价值并不具有独立的存在的意义，而是他对于社会的价值抑或社会价值在个人身上的体现｡换句话说，自我价值是社会性的个人在实践中从其对象化的活动过程和结果中，返观自身，确证和看到自己的作用和价值的｡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在社会中的任何人，其自我价值及其大小就取决于他是否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以及满足需要的程度｡
然而，上述见解如果仅仅从客体角度､社会方面而忽视从主体角度，个体方面去考察，势必使得对于人的自我价值的理解由其合理性走向了非合理性｡因为，价值作为一种关系范畴，表征的是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需要与满足关系｡人与其他存在物不同，其他存在物只能作为价值客体而存在，而人既可以是价值客体也可以是价值主体，是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的统一体｡因此，任何个人，当他作为价值客体时，既与社会(作为价值主体)发生一定的价值关系，也与自我(作为价值主体)发生一定的价值关系｡相应的，在责任和贡献的问题上，个人不仅对社会有一个责任和贡献问题，而且对自我同样也有一个责任和贡献问题;人的自我价值既体现在他为社会所做的贡献，也体现在他为自我所做的贡献｡如果只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忽视个人对自己的责任和贡献，或把人的自我价值看作是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贡献而获得的一种馈赠与回报，完全抹杀了人的自我价值的主体性存在，这就势必使得人的自我价值完全遮蔽在社会价值之中而失去了它的主体性存在的意义，从而亦使得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划分成为毫无意义的空洞话语｡事实上，人作为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相统一的双面体，其价值表现必然带有主体性和相对独立性｡关于这一点并非没有人注意到，只不过，时至今日这一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和普遍关注｡
二
沿着上述思路，我个人以为，对于人的自我价值乃至社会价值完全可以从主体的角度去加以理解和把握｡从人的主体这一维度，我们可以把人的自我价值区分为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这么两个层次或方面｡所谓外在价值，是指个人作为价值客体对于他人､社会的贡献以及这种贡献给社会带来的积极意义和作用;所谓内在价值，则意味着个人作为价值主体对于价值客体——自我的贡献，从而在这种贡献中显现出自我存在的独特意义和作用｡
对人的自我价值作这样的区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撇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内容来孤立地考察人和人的自我价值，而恰恰是以此为前提的｡我们希冀要改变的是过去那种单从社会视角或将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来考察人和人的自我价值的致思取向，而主张在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制衡和张力关系中把握其共通性与差异性，揭示出人的自我价值的应有内涵和具体表现形式｡这也就是说，在人的自我价值问题上，我们既要反对那种撇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孤立地考察人的自我价值的“个体本位”主义，同时又要同那种貌似强调个体的利益和价值，实则通过强调集体､社会的利益和价值而淹没或取消个体利益和价值的所谓“集体主义”或“社会本位”主义区别开来｡
事实上，撇开一定的社会关系孤立地考察人的自我价值的“个体本位”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并不少见｡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以抽象的人性论为武器，从“自然法”的角度，提出人生来一律平等､自由等天赋人权口号｡这些口号如果作为一种理论假说，并从“应当如此”的价值论视角对社会制度变革､对人的生存状态转型以及由此蕴涵的对人的自我价值的肯认提出一种要求､期待来理解，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它的要害在于把人和人性抽象化，当他们剥掉人身上的神性､等级差别等属性的时候，他们连同人的社会属性都剥离掉了，剩下的只有人的自然属性｡从自然属性来看待人，那么这种人与其他动物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如今，现实生活中也有人把自己与社会隔离开来，沉湎于个人设计､个人奋斗､个人实现的幻想之中，认为“人的价值就在于人自身”｡这种人如果按照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理想人格”标准来衡判的话，则是一些没有社会规范､道德约束的人;而没有社会规范､道德约束的人不是“真正的人”，他们只能沦为衣冠禽兽之列｡
我们还注意到，将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来考察人的自我价值，在现实社会生活里还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即表面上貌似强调个人，重视自我价值，实际上则是以强调“整体”､社会价值为由而最终淹没或扼杀了个人､自我价值的“社会本位”主义或所谓“集体主义”｡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过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明确地将“集体”区分为“真实的集体”与“虚幻(或虚假)的集体”两种表现形态｡认为真实的集体是个人获得自由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而虚假的集体则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与各个个人对立起来②｡这样的“集体”实际上是绝对地排斥个人，最终变成了一种专制主义｡它使人丧失了对社会､集体的信任度和归属感，在这种“集体”中，个人的自由､价值等全都被扼杀了｡
由上分析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反对上述将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来考察人的自我价值的形而上学观点，主张在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联中去理解人的自由，人的解放和人的价值等问题｡在他们看来，“社会”不是许多个人简单集合的“实体”范畴，而是一个内含着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及其矛盾的“关系”范畴｡从这一矛盾关系的动态结构看，历史过程的演进不得不使个人与社会之间互为目的和手段，但历史过程的结果则明确地指向了个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也就是说，每个个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正是以深切的人文关怀，亦即对每个人的自由解放或人的自我价值实现的深切关注为灵魂的｡马克思愤怒地谴责那些致使人畸形发展和压抑人的个性发展的社会制度，劳动异化理论､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关于共产主义是自由人联合体的思想､晚期人类学思想等等，是马克思在自己的哲学思考中自觉关注人的问题的明证｡对此，当代美国学者宾克莱在《理想的冲突》中对马克思的评论是非常中肯的｡他说:“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的原因主要在于它不能让人的创造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反而要使一切人(工人与资本家一样)都成为一种以对财物的崇拜为动力的制度的奴隶｡资本主义制度评价一个人的价值是看他有什么而不是看他是什么样的人｡结果金钱变成资本主义的伟大的上帝，而一切其他价值，不论是道德的还是精神的，都沦为替它服务的东西｡”③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充分理由认为，在个人与社会的张力关系中合理地厘定人的自我价值的相对独立性不仅成为必要，而且也使我们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从主体的视角进一步探究人的自我价值得以存在的更深层的理论根基成为可能｡
三
通常人们认为，人之所以有价值，乃是在于通过劳动活动创造出价值，当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时候，他们也就在实现和确证着自己作为人的价值｡因此，人作为创造价值的价值实际上也就是人的自我价值｡然而，人为什么要通过创造价值这一方式来实现和确证自我价值呢?这不是因为别的，而是源于人的生命活动的本性｡
作为一种自然生命的存在，人与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人与动物的真正区别在于:动物只以生存为满足，“活着”就是它们的目的，除了保持和延续生命的存在之外，它们别无所求｡人则不同，人不会仅仅满足于“活着”，人还要讲究个“活法”，要追求“活着”的意义和价值｡倘若不能实现和满足这种追求，人甚至宁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人和动物的这点不同表明，人不像动物那样只是单一的､自然或本能生命的存在，而是有着双重生命的存在，即在自然或本能生命之上还有一个“自为生命”(或第二生命)的存在｡在生命与环境的关系上，动物的生命活动只是消极地适应环境，从外部环境中拾起现成的东西;人则把生命的适应性活动变成了创造性活动，人作为生命体的存在，已不再去直接仰赖环境为人提供现成的生存资料，他必须依靠自己的活动创造出自己需要的生活资料｡人不仅赋予生命以独立的“自我”，还使生命活动变成自我支配的“目的性活动”｡人不再像其他动物那样靠自然本能“设计”好的“指令”去从事固定不变的生存活动，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周围世界有了自为､自立､自决､自由和创造的“权利”｡正是这后一种意义上的生命，即主动地支配自我的“自为生命”，才是属于人的特有的生命｡很显然，人的这种自为生命不是前定的，也不是给予的，而是要由人自己通过几乎毕生的精力努力创造的｡正是这种生命创造体现了人的生存意义和价值｡
从人的这种“双重生命”的观点出发，我们对于人的自我价值的主体性理解就会从传统的形而上学走向现代的辩证思维｡诚然，任何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所提供的物质条件､思想资源和文化传统，但任何个人在其前提下必定有所贡献和作为｡就人的“整体”而言，没有人的素质的提高，没有人的思想观念､心理态度､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根本转变，就不可能有社会制度的创新和社会形态的进步与跃迁｡就人的“个体”而论，如果略去人的差异性，从人的统一本质和特有本性来说，它最需要的不可能是别的，而只能是“成为人”，也就是要获得人的本质，完成人的使命，实现人的价值，即创造出独特的“人格自我”｡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所谓“价值”相对于人而言，在根本上不过就是人对自身本质追求的一个目标概念｡人的价值追求目标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为真正的“人”｡一个人来到世间不能枉走一遭，他的一生如果能创造出一个独特的自我，这本身就意味着对社会､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至此问题很清楚，人有两重生命，但它们对于人的意义是不同的｡自然或本能生命在人身上的意义并不像动物那样，它虽然也很宝贵，却并不具有自身满足的价值意义｡它的价值只能体现和实现在自为生命即第二生命的创造活动之中｡如果脱离开第二生命的创造，它虽然可以生存下去，但却失去了作为人的生命的价值内涵｡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人的“价值”实质上指的就是人的“自我价值”｡这种自我价值就其表现样态而言，对“个体”表现为内在价值，对“社会”表现为外在价值｡同时，在传统理解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关系问题上，与其说人的自我价值是社会价值的映现或体现，不如说是社会价值得以可能的本体论前提或存在论基础｡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篇6
“价值”一词已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学、哲学、伦理学、美学等许多领域，其范畴相当丰富，其定义有各种各样，但他们都有共同的特征，即都认为价值是指“有用物对人的意义、重要性或人对有用物的估价，评价、珍视，尊重等等”。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对价值进行了阐述：“价值这个普通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它“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一种关系范畴，它的本质是主体的需要与客体物满足这种需要之间的关系。从哲学角度看，“价值”一词的定义被学术界所广泛认同的是“客体是否按照主体的尺度满足主体的需要，是否对主体的发展具有肯定的作用，这种作用或关系的表现就成为价值”，即有用物对人的用途、积极意义或对有用物的估价、评价、珍视等。
人是有生命的存在物，不仅具有生理学的内涵，而且还具有社会的和精神的内涵，人的这种生命特质使人的生命价值有了赖以存在和具有现实意义的前提和基础。人的生命价值在于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本身，没有人的生命，就不会有人的其他价值的创造、实现和评价，谈论人的价值也就失去了意义。人的生命价值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对于作为主体的自身需要和作为主体的社会需要满足，既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又强调人的生物属性。生命的价值问题，是人的价值的核心问题，它涉及到人怎样认识自身的价值，怎样实现自身的价值，怎样有意义地度过人的一生。从生命的自我价值来看，人的生命活动越能满足他的生存、享受、发展等的需要，其自我价值就越大，从生命的社会价值来看，其生命活动对他人和社会的贡献越大，其社会价值就越大，人的生命价值更在于人的生命具有潜在的创造性劳动能力。总而言之，生命是有价的，生命价值的大小在于每一个人的生命活动对自身对社会的满足程度。
生命是人之根本，对任何一个人都具有最高价值，生命也是人最宝贵的财富。如果没有人的生命存在，就无以谈起生命的尊严、理想和价值。“人的生命价值是什么”、“如何实现自身的生命价值”等人生问题是一门科学，人们不会自发地形成科学的生命价值意识和生命价值发展能力，它必须通过相关的生命价值教育活动，使受教育者在对生命、生命价值及其意义了解、体验的基础上形成。学校开展生命价值教育活动，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和掌握系统的生命价值知识和人生知识，学会辨别各种生命价值现象和处理人生问题的能力，并在日后的实践体验中进一步提高自身生命价值意识和生命价值发展能力等奠定基础。“生命价值教育”正是依据生命的特征，遵循生命发展原则，通过选择优良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唤醒受教育者的生命价值意识，启迪其正确认识和理解生命的本质及生命的价值，培养其人生情怀，自觉提升生命境界。作为学生个体首先要明确生命的唯一性，并在此基础上明确自己的人生目标，并为之而努力奋斗，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
二、新时期大学生生命价值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代学生成长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传统向现代转型时期，我国的物质层面已较为富足，他们大多没有父辈们为生计而劳累的感受和为生存而经历生死的考验，但这一时期，我国精神文化层面却较为复杂，多种文化相互碰撞、绞合，出现多元、混乱、断层局面，人们的思想价值观也发生很大变化，出现多样化、混乱化，这些不良影响也对大学生带来相应的冲击，使高校教育面临新的课题。当前大学生生命价值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忽视培养大学生正确的生命价值认知力
生命价值认知力是指个体对生命价值知识的理解和掌握能力，是对生命和生命价值现象、行为和生命价值发展方向的观念性把握能力。个体对生命和生命价值事实知识、价值知识、实践知识的掌握，将使其明白“生命是什么”、“生命的价值是什么”、“自己该走过怎样的人生”等，引导和激励其选择正确的生命价值取向，自觉发展生命、创造生命的价值。当前许多学生面对社会的混乱，存在不适应、不理解的地方，产生困惑、矛盾，更有个别学生在矛盾、困难、挫折面前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这些充分表明当代大学生缺乏正确的生命价值认知，高校忽视培养大学生正确的生命价值认知力。
2.没有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生命价值判断与选择力
生命价值判断与选择力以一定的主体性为前提，是主体在科学的生命价值认识的基础上，运用生命价值知识，对面临的生命价值现象、行为等加以分析，做出判断和评价，并选择自己所认可的行为和价值取向的能力。主体对生命价值进行判断是主体生命价值选择力的前提，没有生命价值的判断能力就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生命价值选择能力，是个体价值意识向其生命价值实现的关键点。当代大学生中出现对社会、他人的错误评价和不满情感，奉行个人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金钱至上等价值取向充分表明他们缺乏正确的生命价值判断与选择力，也表明高校没能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生命价值判断与选择力。
3.未成功引导大学生养成生命价值实际行动力
生命价值实际行动力是的指主体自主、自觉地把生命价值意识转化为具体的行为，并在行动中努力躬行的能力。生命价值行动力能促使主体在具体行动中观察和思考自己的思想、言行，并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使其沿着自己所坚定的方向和轨道前进，它是个体达到目的，实现生命价值的关键环节。不少大学生因受社会不良思想、道德、行为、事件等影响出现思想消极、不道德行为、意志力薄弱，抵御诱惑能力较差，表明大学生没有养成生命价值行动力，高校未能成功引导大学生养成生命价值实际行动力。
4.忽视大学生生命价值创造力的培育
生命价值创造力是指主体对生命价值发展的各种因素进行整体认知、综合、协同，形成对原有生命价值观念和思维的超越能力。人的生命价值能力由潜能变为现实、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都与主体的能动性分不开，个体只有具备生命价值的创造力，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能够追求生命价值的主体。有些学生虽然也明白生命的唯一性，很清楚只有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生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而且内心深处确实也希望自己的人生是充实而有意义，但实际的情况是，他们却依然在矛盾、空虚、平庸、不愉快中一天天渡过，这些都表明一些大学生缺乏相应的生命价值创造力。
三、新时期大学生生命价值教育的对策
为更好地落实高等教育“育人为本”、“为社会发展输送人才”的目标，高校应在充分认识大学生生命价值内涵、目标的基础上，积极承担起生命价值教育的重任，为大学生成长和成才提供帮助和指导。
1.课堂教学环节，应以生命价值教育为主线，引导大学生形成生命认知力和生命价值判断与选择力
鉴于课堂教学特点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课课堂教学特点，任课教师在课堂上应以传授生命价值知识、生命价值理念、培育生命价值认知力和生命价值判断与选择力为重点对大学生进行生命价值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心理健康教育、大学语文等人文社会科学课程教材中分散蕴含着丰富的生命价值教育内容，教师要有意识地结合教材的不同章节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生命价值教育知识，帮助学生掌握系统生命价值知识，通过案例讨论、视频观看、课堂研讨、课堂辩论等形式为学生设置生命价值模拟情景，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生命价值认知力和生命价值判断与选择力。在自然生命层面，教师要引导和帮助学生认识到生命的唯一性，个体生命的生理机能是心的基础和前提，身与心密不可分，为使自然生命健康长久和为生命价值实现创造良好的环境，要自觉促进自我身心的健康与和谐，以及处理好与他人、自然的关系。在社会生命层面，要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明确生命价值与社会的关系，科学地把握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积极投身社会实践，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在精神生命层面，要引导和帮助大学生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取向，形成是非、善恶、美丑的辨别能力，追求有价值的人生。
2.实践环节，要创设学生生命价值体验情境，培养学生生命价值情感，提升学生生命价值情感、生命价值行动力、生命价值创造力
生命价值情感、生命价值行动力、生命价值创造力是个体对追求生命价值的自觉、欣悦、沉浸，真正的生命价值教育是触及心灵、感染灵魂的教育，生命价值教育必须重视创设体验情境来进行。高校要有意识地组织学生参加以生命价值为主题的宣传、演讲、辩论、展览、关怀、参观等，通过丰富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等途径让学生的心灵受到震撼，人格得到陶冶，生命价值情感得以强化，生命价值行动力得以提高，生命价值创造力得到提升。
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篇7
关键词：生命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4－0238－02
一、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反思
长期以来，以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道德观和法纪观为主要内容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和塑造学生的人生信仰、人生观等问题方面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取得了比较好的教育效果。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不仅体现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而且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重要保证。但是近几年来，大学生自杀、校园暴力等残害生命的事件时有发生，并不断见诸媒体；同时，校园中存在的虚度年华、浪费生命等现象也越来越普遍。面对这些现象，人们不得不关注和追问是什么原因使大学生忽视生命价值，缺乏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究其根本原因，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并没有触及到个人生命本身，因而现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带来其相应的实际效果。
当代大学生的自我意识很强，他们独立，有个性，强调自我权利的实现。但是，由于受到传统教育模式的束缚，思想政治教育没有把多样的、丰富的、个性的生命作为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注意到人作为自然生命而存在的意义。从而把教育对象看作是被动的、抽象的个体，过于片面地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内容的权威性，强调灌输的教育方法。这就很难适应当代大学生的心理和知识的需求，从而抑制大学生从自身成长发展的需要出发、主动适应社会而积极进行自我发展的内驱力，使得许多大学生的生命观是模糊不清的，对于生命的意义也缺乏深刻的思考，导致他们在遇见困难时因为没有任何经验而不知所措，表现出逃避、退缩、情绪波动强烈等不良心理和行为，甚至走上极端。这种缺失生命关怀的思想政治教育使教育对象体验不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得不到充分保障。
生命是思想政治教育得以开展的基础和保障。要想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应有的作用，改变当前的低效，使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大学生自身的迫切要求，首要的就是要真正以人为本，体现生命关怀。因此，重视和倡导对大学生的生命教育，不仅意味着对大学生个体自然生命的关切，更重要的是对大学生生命价值与人生态度的引导与提升。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生命教育的理念和内容，使其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更好地满足大学生生命成长和精神消费需求，可以促进大学生生命的全方位成长，包括人格成长、情感成长、心理与精神健康、思维能力与思想能力、道德情操与道德判断、公民意识等，引导学生培育敬畏生命、热爱生命、实现生命、超越生命的生命观，并以此生命观为基础建构科学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法制观。
二、对生命教育的解读
“生命教育”的概念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针对青少年吸毒、自杀、他杀、性危害等现象高发而提出的。其内涵是倡导认识生命、珍惜生命、尊重生命、爱护生命、享受生命、超越生命，提升生命质量，创造生命价值。美国的杰・唐纳・华特士于1968年在加州创建“阿南达村”学校，开始倡导生命教育的思想。几十年来，他所创立的生命教育的理念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生命教育的实践在全球已得到迅速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强调生命教育，有着不同的背景。西方国家的生命教育主要是致力于药物滥用、暴力与艾滋病的防治。如，美国芝加哥和澳大利亚的“生命教育中心”集中介绍的是有关方面的知识；南非的“生命教育中心”则集中关注知识和艾滋病方面的知识；我国台湾地区的生命教育旨在预防暴力。我国部分地区开展的生命教育，主要是针对青少年自杀、人生意义的缺失以及生态环境的保护提出的。
生命教育是通过对学生进行生命意识教育、生命价值教育、生命关怀教育，从而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生命及其存在价值，并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失落与痛苦；引导学生热爱生命，建立生命与自我、生命与自然、生命与社会的和谐关系，学会关心自我、关心他人、关心自然、关心社会、提高生命质量，理解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教会学生敬畏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从而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发展。
生命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思潮，是一种价值追求，也是一种教育理念，是以人文关怀为着力点的，重视对人的无线关怀，让人的生命自由生长。因此，生命教育理念与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只有以人为本的生命教育才是真正的生命教育。将大学生的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以及其他相关的人生教育整合到“生命教育”中，以生命教育的理念来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将是未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和必然趋势。
三、将生命教育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必须通过人的生命来体现，离开了人的生命，思想政治教育也就成了脱离实际的抽象的东西，失去了它的存在价值。因此，将生命教育纳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要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就必须坚持平等待人的态度，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这样才能达到互相了解、彼此信任的目的，也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更好的思想和感情基础。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这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的时代精神。
思想政治教育的本真是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终极目标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以“人”为核心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追求目标的育心、育德、育人的心理过程，其本质上就是一种人文关怀，体现着深刻的人文精神。只有充满人文关怀、重视学生个体生活的权利、人性的尊严和道德的自由的思想政治教育，才能真正为大学生所接受，才能充分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实效性。
（二）有利于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维度
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性、实践性、时效性很强，要使思想政治教育做到“贴近学生、贴近生活、贴近实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就必须不断地吸收新知识、新资料、新观点，与时俱进。而为了使学生、社会以及教师这三个维度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优势，就需要将生命教育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课堂中。
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其功能和目的不仅仅在于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理论，更重要的是使大学生充分感受到来自学校、老师等方面的关爱，感受到自己在世界上的重要性，知道如何去面对生活的挑战。学会如何去发现生活世界中的真诚、善良和魅力，用一颗真诚的心去融入社会、理解他人、关爱生命，在生活世界中去践行道德知识，引导学生不断去追求生命意义，不断去获得生命意义。
（三）有利于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贯穿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线中，注重对大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法制观的教育，在根本上都是围绕大学生的生命成长的，是关乎大学生作为一个未来的合格公民和健全的人的自我塑造。也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直面人的生命，为了提高人的生命质量而进行的实践活动。对他们进行生命教育，让他们在自主体验和亲历实践中去感受生活的美好、生命的意义与自我完善的价值，让他们在一言一行中感受人生之道，从而将一些良好的习惯自觉地构建于自己的行为模式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关注个体生命状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它意味着对学生生命的尊重、理解与宽容。
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要深入大学生的学习生话、交往生活，帮助他们在日常的学习、交往、衣食住行中体验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引导学生珍惜生命、热爱生命。把关怀生命、关注生活和提高大学生的生命和生活质量既当做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出发点和基础，又当做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的、归宿和根本，生命教育便是应然和必然之举。
（四）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生命关怀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以对个性的认可为前提，是个性化的教育，给每个富于个性的学生充分的发展空间，从根本上提升个体的生命价值和生活质量，激励大学生们在实现人生价值中提升生命的价值。所以，生命教育首先要激发大学生热爱生命的情感，有了情感基础，才能使他们的生命更为健康。
生命价值是指个体生命对自我和社会所具有的作用和意义，它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辩证统一。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是：一方面指个体通过实践活动满足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需要。生命个体通过努力能不断地去追问生命、热爱生命，有较高的生存质量。另一方面，指个体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来满足社会和他人的需要，通过对社会、对他人的责任和贡献来实现人生的幸福追求。对大学生进行生命价值教育，目的是使大学生既认识到生命的伟大与崇高，又认识到生命的渺小与脆弱；既了解人类的生命价值，又了解自然界中其他生命的意义；既关注自身生命，又关注、尊重、热爱他人的生命；既积极创造生命的价值，又自觉提升生命的价值。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便可以在生命的灵动中得到升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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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彭英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重视生命教育[J].现代企业教育，2009，（6）.
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篇8
现代宪法学体系的构建与原理演变的出发点与逻辑基础是人的尊严与价值的维护。宪法学研究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宪法意义上的人，为什么人必须有尊严，宪法如何保护人的尊严等基本问题。宪法的历史告诉我们，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是，人具有尊严性，即人是具有尊严性的、有价值的存在。因此，在宪法世界里，人的尊严性是不可缺少的人的本质要素，是人类本体的核心内容。如果我们把宪法理解为社会共同体的基本规则与最底限度的道德要求，那么人本身是组织社会共同体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只有在尊严得到维护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得到实现。在现实世界中，人以价值的形态存在，同时也是有尊严的价值存在。因此，尊严是人的伦理的价值，是人所固有的价值形态。把人作为一种工具或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是违背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基于人格性人自然获得了主张正体性（identity）的权利，它在客观上提出了宪法保护的如下要求：人的尊严的最高价值性；人的尊严的不可分割性与统一性；人的尊严对国家价值的优先性等。就其性质而言，人的尊严具有双重性，即主观权利与客观原理的性质。在德国判例中，人的尊严权被视为“宪法的最高价值”、“宪法枢纽的基本原理”、“基本权价值体系的最高价值”等，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宪法学的核心范畴，即：人的尊严是指导国家活动目标的引导原理（orientierungsprinzip）、人的尊严性是确定一切国家生活的标准，确立了国家为人类而存在的基本逻辑；人的尊严性同时成为解释宪法条文的判断标准，对宪法的发展起着补充的功能。在任何一种宪法判断中，法律条文或规范同人的尊严性发生冲突时，裁判者应服从于人的尊严性。在发挥客观宪法原理功能的同时，人的尊严性具有主观权利的属性，抵制与防止任何把人变为工具或手段的现象。
在人类已跨进21世纪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或个人公然地反对或否定生命权的价值，但在现实生活中漠视、侵害生命权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3]在国家的立法体系、某些政策的制定、法律制度的具体运作过程中人的尊严与生命权的价值有时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宪法学理论本身对生命权价值的研究与实践并没有提供必要的、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持。[4]因此，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从宪法角度重新认识生命权价值，为生命权价值的实现提供有说服力的理论支持。
人的尊严与生命权价值
自近代社会以来，生命权与自由权、财产权共同成为人们普遍公认的自然权。生命权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综合性的自由权体系。生命权的宪法意义主要在于：生命权是表明人类生存的自然意义上的权利，具有自然法的属性；生命权的宪法化或宪法上的生命权体现了国家与社会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即生命权是国家与社会的最高价值，在任何情况下国家不能把人的生命权作为实施统治的一种工具或手段；生命权的宪法确认意味着国家或政府负有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生命权的道德的、法律义务，使生命权成为社会共同体价值体系的基础；生命权的宪法意义还表现在它为全社会树立宪法权威，提高社会成员的宪法意识提供了社会价值基础。生命权宪法价值的普及过程是推动法治发展进程的基本形式。经验告诉我们，生命权价值得不到充分尊重和保障的国家不可能形成社会共同体的价值体系，进而无法形成实现宪法的“共同的社会意志”。
生命权是宪法核心的价值体系，是人身的完整性与人身自我支配权的基础。是否在宪法文本上规定生命权内容本身并不是评价生命权价值的唯一标准。有的国家在宪法上并没有具体规定生命权问题，对此可能的解释是，生命权对于人类生活来说是最重要的权利，是人类享有的当然的权利，没有必要通过具体的宪法规范作出规定。对生命权价值的追求与内心的信念有可能超越实定法的界限与体系。即使宪法上没有具体规定生命权时，学者们可以通过宪法解释学功能分析宪法规范中隐含的生命权的价值。如从人身自由的宪法条款、宪法规定的人格尊严与价值条款以及通过解释“宪法上没有列举的权利同等保护”的条款中寻找生命权的价值。
当现实生活中遇到生命权问题时需要从宪法角度进行分析，以宪法为依据解决围绕生命权所发生的各种问题。生命权是完整的价值体系，通常由四种具体权利组成：一是防御权，即生命权的本质是对一切侵害生命的行为的防御，防止国家把生命权作为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二是享受生命的权利，生命权的对象是生命，每个社会主体平等地享有生命的价值；三是生命保护请求权，即生命权受到侵害时公民有权向国家提出保护的请求，以得到必要的救济；四是生命权的不可转让性与不可处分性。由于生命权是人的尊严的基础和一切权利的出发点，个体的生命权同时具有社会共同体价值秩序的性质。对个体生命权的侵害，同时也是对宪法秩序价值的侵害，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同侵害生命权的现象进行斗争。因此，从宪法学意义上讲，生命权并不仅仅属于“自我决定权”范围。
关爱生命，尊重生命权价值
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生命权的理论价值与现实社会之间是有冲突的，仅仅依靠理念的力量并不能保障现实生活中个体生命权价值的实现。法治社会的基本理念告诉我们，应把尊重生命权的价值转化为社会基本的共识，特别是公共机关与公务员在职权的行使过程中应树立生命权价值高于一切的意识，切实尊重生命权的价值，不能漠视生命的意义。近年来，随着法治国家进程的发展，公民权利的宪法保护制度有了一定的发展，包括生命权在内的各种宪法上的基本权利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关注。有学者把2003年描绘为“公民权利年”[5]。在一年中我们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与权利有关的现象，特别是宪法权利问题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在维权热中人们透过各种权利现象，逐步地把目光投向生命权的价值上。如《道路交通安全法》以新的理念合理地解决了通行权与生命权价值的平衡，否定了“撞了白撞”的反生命权价值的规则，使人们感受到了立法对生命权的关怀。孙志刚案使我们看到了收容遣送制度对生命权侵害，制度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人身自由保障制度。深圳有关器官移植的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向社会传递了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得不承认漠视生命权价值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对生命权侵害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上的问题，也有具体执法上的问题。特别是执法机关在履行职责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管理与保障的界限是实现生命权价值的重要问题。“小思仪”的死向全社会发出了保障生命权价值的呼吁。一个吸毒的母亲被派出所强制送到戒毒所后，三岁的小女孩无人照顾，母亲多次向有关民警说明情况，要求派出所通知她姐姐照顾女儿。但整整17天时间里，因无人通知母亲的姐姐，一个无辜的小生命活活被饿死在家。当人们发现小思仪的时候，孩子的尸体已高度腐败，身上爬满蛀虫，头骨外露。在21世纪的中国，在宪法上庄严地宣布“依法治国”的今天，发生这种漠视生命的事件实在是令人痛心的。在死去的小生命面前，一切的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如果我们的执法人员有一点对生命的关怀，关心三岁小女孩的命运话就不会出现这种悲剧。在被告席上办案的两名民警讲自己只是依照法律执行公务，因为强制戒毒是法律上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被告的说法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是不是也考虑过，我们在执法的时候，是否尊重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格，是否对她提出的小女儿生命可能受到的威胁给予了必要的关注？法律规定和社会秩序的价值是重要的，但对于执法者来说，放在第一位的，首先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而生命权是最高的价值和不可逾越的低线。作者认为，在执法过程中对生命的冷漠是造成这种悲剧的重要原因。我们的确需要在全社会广泛地普及生命权价值，培养人们敬畏生命的意识，使生活在共和国土地上的每一个公民都能过着有尊严的生活，享受生命的意义。
为了尊重和实现生命权的价值，需要加强生命权问题的宪法学研究，对生命权有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解释的标准与依据。如生命权主体的认定是宪法学需要回答的重要课题。从一般意义上讲，生命权只能由自然人行使，包括本国人、外国人和无国籍人。在生命权主体的认定方面目前讨论的焦点是胎儿生命权问题。[6]在胎儿生命权问题上宪法应积极采用利益衡量原则，有限制地推动堕胎的自由化，尽可能提前保护胎儿生命权的时间。生命权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权利，对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关系都产生直接的效力。这种效力一方面产生国家保护公民生命权的义务，另一方面也为生命权的保护提供积极的条件。
生命权是人最为宝贵的权利，在一般情况下国家是不能限制或剥夺的，即使进行限制时也要严格地规定限制的形式与界限。目前，生命权的剥夺问题主要涉及到死刑制度的合宪性的判断，即剥夺生命权的死刑制度是否符合宪法精神，是否是一种唯一的限制生命权的形式。在宪法学发展史上，围绕死刑制度的存在合宪论与违宪论进行了长期的争论，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大家公认的理论，但总的发展趋势是废除死刑，即使保留死刑的国家也要严格地控制死刑。在解释死刑制度的合宪性基础时我们需要探讨生命权的相对性与限制标准的合理性之间的关系问题、死刑制度与国家的生命保护义务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国家有义务保护所有公民的生命权，对生命的价值给予高度的重视。因为即使死刑制度的实体和程序再完备，也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误判的情况，对已执行死刑的个体生命不管给予多大的补偿，最终无法恢复生命权的价值。[7]因此，当一个国家基于历史、文化与现实等因素保留死刑制度时必须建立严格的程序，把死刑罪名限制到最小的范围，尽可能减少死刑的人数。我国死刑制度的合宪性基础是值得进一步论证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这一事实并不说明死刑制度具有道德和宪法基础。在我国现行刑法中，法定最高刑为死刑的犯罪有64种，其中非暴力犯罪为44种，占全部死刑犯罪的69%。对非暴力犯罪行为适用死刑实际上是“以财物的经济价值来衡量人的生命价值，这不仅贬低了人的生命价值，而且也与《公约》所倡导的公民的生命权至高无上的主旨极不协调”[8]。现实中保留死刑制度并不表明死刑制度本身存在合理性与自我价值基础。为了在死刑制度中体现宪法精神与原则，有必要确立如下程序：规定死刑的各种法律条款与实际行为之间是否保持了合理的比例关系；宣告死刑程序是否完备；当社会的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后有必要根据社会成员的法律感情废除死刑。在分析死刑制度合宪性基础时有必要从宪法与刑法的关系中考察生命权价值的意义，进一步强化宪法对刑法体系的价值制约性。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在享受幸福的同时也面临新的问题，其中生命权价值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生命权的价值的实现提供多样化途径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后果。如器官移植与克隆技术的发展给维护生命权价值带来了深刻的社会问题，甚至直接影响着人的正体性。人类不得不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背景下重新思考生命权价值问题，呼吁社会关注生命权，维护生命权价值。比如，宪法是否允许克隆人的研究？克隆技术研究是否属于科学研究自由的范畴？如克隆人诞生后给宪法制度与宪法学发展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毫无疑问，克隆人的出现将改变“人“的基本定义，使人失去人的尊严与价值，损害了基本的宪法秩序与社会的伦理。又如器官移植问题上，我们不仅要看到它给人类带来的利益，同时也要考虑器官移植中存在的宪法问题，如死刑犯被执行以前能否接受器官移植手术？器官移植中如何体现宪法价值？另外，在生命权与自杀、生命权与安乐死、生命权与脑死认定、生命权与生育权等问题仍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现实的宪法问题。当人们在宪法运行中真正感受到生命权价值，确立维护生命权价值的共同体意志时我们才有可能推进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实现生命权价值。
总之，宪法学的逻辑体系与出发点是人的尊严与生命权价值的维护，任何一种法律制度或制度的安排应回归到宪法价值体系之内，以体现人的生命的意义。面对生命权理念与现实的冲突，我们有必要认真地反思宪法学理论与制度，关注社会现实中人的生命权被漠视、被侵害的各种现象，真正以生命权价值的维护作为制定法律与政策的基本理念与出发点。关怀每个人的生命价值，扩大生命权价值的保护范围，维护和发展生命权价值已成为整个社会价值的追求目标，也是现代宪法学存在与发展的价值基础。21世纪社会发展对生命权的宪法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适应这种要求宪法学应当主动、积极地建立学科共同体，在不同学科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中寻求扩大生命权价值的有效形式，强化生命权的宪法保障，为人权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知识、智慧与理论支持。
[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2]详见拙作：《论生命权的宪法价值》，载《中国法学》2002年特刊。
[3]孙志刚一案的出现是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和“法治”状态对生命权价值没有给予高度重视的综合性的社会现象，虽表现为个案，但该案的背后存在着现实中国法治的“制度性”的问题。孙志刚一案的重要意义是使人们（特别是学者）从惨痛的教训中真正认识到了享有生命权的价值，从生命权价值角度重新审视各种制度和法律体系。特别是面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与自由的一些法律、法规及其某些不合理制度，宪法学理论应当提出积极的、建设性的、专业性的建议，在全社会普及尊重生命权价值的理念与知识，促使国家权力认真地履行保护生命权的义务。加入wto后我们比较认真地清理了一些法律、法规，实现了对国际社会所做的承诺，但在法治社会中更重要的是认真地兑现宪法对本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实现所做的承诺。
[4]其表现之一是在现有多数宪法学教材中没有系统地阐述生命权价值的内容，专门讨论生命权问题的论文也寥寥无几。在宪法学理论视野中有一种倾向是值得注意的，既把生命权的宪法保障与刑法保障置于同一层面上，在有意或无意识之中片面地强调刑法对生命权保障的意义。
[5]《新闻周刊》2003年12期。
[6]德国曾把轻视胎儿生命权的立法宣布为无效。[vg1.bverfge39,1(36)]
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篇9
米兰.昆德拉在经典之作《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中指出,人生的痛苦来源于人们对生命价值的错误判断,对生活目标的错误选择。赖特?米尔斯在探讨“社会影像”中提到现代人处于失范状态的原因是因为在面临失控变化的同时自身生命意义的消解,以及在迷茫虚空中追求新身份的失落。创造性与不成熟性,对传统文化的否定与对现代文明的批判,积极主动和厌世消极等相悖现象同时并存于青年文化之中。一方面是大学生对民主参与政治活动等缺乏热情,感叹大学人际关系淡漠;另一方面又发出“我的地盘我做主”、“我的青春我主宰”等彰显大学生追求自我、渴望寻求意义世界的呐喊。“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中意义教育和道德教育的割裂不仅是文本教材中道德知识和意义知识的理论断裂,而且也是道德教育与意义教育的过程断裂。让意义与生命“相遇”不能只靠外部力量的强加,也不能单靠科学实证的简单召唤,而应该在生命体验的过程中去共鸣,才能摆脱单纯的适应与束缚,寻找到我们逐步失去了的精神家园。生命价值澄清理论除了在生命教育实践领域的实用价值以外,还对当前青年一代正确建构未来的理想目标以适应复杂多变的人生选择需要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生命与意义的融合——生命教育升华的必然路径
(一)生命与意义融合的可能性:价值澄清的价值多元与民主
1.价值多元的时代背景孕育了价值澄清理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道德状况日趋衰落,价值道德观念混乱,传统的德育方法已不能适应这种社会变化的要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价值澄清理论孕育而生。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深化阶段,西方各种思潮以及价值观念从多渠道、多角度传入我国,对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思想行为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使得他们的价值观念也出现多元化倾向,尤其互联网时代西方国家的各类传媒对我国的渗透也更为便利和广泛。调査数据显示,我国大学生通过收听收看国外电台与报纸了解国内时事性新闻的已达到17.1%,通过互联网访问《时代》、《华盛顿邮报》、牛津大学网页等,了解各类资讯信息的大学生已逾半数。当前西方国家利用先进便捷的信息传播手段,加大了对我国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使我国社会出现了价值观的多元化现象,这与价值澄清理论的兴起背景有极其相似之处。
2.“我的青春我做主”的“价值”与“澄清”
价值澄清理论中的“价值”指个人的兴趣、爱好、理想与追求,是个人选择和认可的某种观念或事物。“澄清”就是根据自身的生活经验,以个人的、独特的方式对多种可能选择进行不断的选择,最后形成自己认可和接受的决定和行动。价值澄清理论的独特之处,一方面在于强调认知、情感和行为的结合,并特别强调情感因素。只有经过受教育者深思熟虑接纳和自主选择的价值,才能形成自我价值,其关键因素是受教育者的自觉自愿、珍视与珍爱。重视认知、情感以及行动的融合,是价值澄清理论区别于其他德育理论的重要特点。另一方面,价值澄清理论强调个体的自由选择,认为真正的价值必须是个人的自由选择而不是外部强制添加的结果。在涉及价值问题时,我们必须愿意给儿童以选择的自由。简单的说,任何强迫强制的选择根本就算不上是选择。例如,价值不可能由充满威胁或贿赂的选择发展而来。强调让学生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反映了现代德育理论和实践融汇贯通的时代趋势。
(二)生命与意义融合的必然性:从心开始的和谐社会构建
1.“心起点”的生命教育
在一个经济繁荣而精神颓废、道德沦丧的社会,生命教育需要“从心开始”,肩负拯救人心灵的重任,体现出伦理道德的取向。如果说预防自杀、防止恶意伤害等的生命教育核心是教会人们珍惜爱护生命、解决生命个体存活问题,那么伦理哲学层面取向的生命教育则着重探讨的是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么活着”等生命根基问题。台湾大学孙效智认为,只有对生命本源问题进行不断追问,才能有助于心灵摆脱面临功利时代、物质时代、纯技术时代的虚空和失衡,实现身心灵的均衡发展。因此,生命教育必须是一种追求完整人的全人教育,不论是人的生理属性还是心理属性都应该得到满足,是人的身心灵、知情意的全面、均衡的发展。
2.以“和谐社会”构建为终点的生命教育
中国青少年研究发展中心在《中国青少年发展状况报告》中将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特征高度概括为“自我实现”。研究调查中大学生在回答“人生的奋斗目标”时选择人生就是"实现自我价值”的人占77.4%,“无私奉献”的占10.7%,“发大财”的占9.4%,"有权力”的占2.5%。而在回答另一相关问题“努力学习和工作的动力”时,超过半数的人选择了“实现自我价值”。研究数据表明,现代大学生片面强调个人利益,漠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淡化割裂个人和集体的关系。高校频繁发生的投毒案和伤害案就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惜损害他人利益的极端案例,“谢室友四年不杀之恩”调侃了当下大学人际交往的淡漠。就个体生命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而言,生命教育是关于怎样与他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共处的教育。马克思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的生命质量和精神和谐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前提和基础。生活不是简单的生存,它是我们所有活动的出发点,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基础,生命本身就蕴含着和谐,群体的和谐离不开个体的和谐,和谐社会的建构同样也离不开生命本身的和谐存在与发展。
三、借鉴价值澄清理论让大学生的生命“诗意的栖居”
(一)大学生生命教育要贴近生活
教育家夸美纽斯指出,“大学是道德教育的最好温床”。道德教育怎样向生活回归已经成为道德教育理论者的探索范围。针对大学生群体,应该回归怎样的生活,如何回归他们的生活?价值澄清理论给我们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一方面,价值澄清理论始终坚持以生活为中心,将人们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解决有关生活的各类实际问题上。这些生活问题既包括与学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也包括一些更为普遍的观念问题,特别是一些使学生感到迷惘困惑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是个体的行为和态度,也可能是人生的理想和目标,甚至包含了个体焦虑或迷惘等。不管是个人话题,或者是社会议题,只要与现实生活有联系,就是价值澄清理论的澄清议题。另一方面,价值澄清法的理论根源于社会生活,同时也应用于社会生活。它的一项重要教育原则就是向社会生活不断学习。拉思斯指出:“价值来源于变幻多端的生活,人们必须亲自珍视、选择并与自己的生活方式融为一体。诸如信息之类的事物并不能传递价值的性质。”价值澄清法着重强调在生活中掌握并检验修正适合自己的价值体系,坚持以现实的社会状况为基础,以生活作为价值学习的理论与实践源泉,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选择并坚持的关键要素使价值澄清法始终与生活密切联系,并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指出,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只有生命教育植根于社会生活,切实贴近大学生的实际生活,才能得到学生的认同和接受以及社会的赞同和支持。
(二)大学生生命教育要尊重学生主体,重视知情行的统一
价值澄清理论澄清过程主要遵循选择、珍视和行动三大环节。选择是依据现实基础确定理想目标,珍视即坚定实现理想的信念,行动则是为实现理想躬行实践。通过这三大环节才能实现知情行的统一。当代大学生特别是90后大学生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调査显示:大学生政治参与以及法制意识淡薄的主要原因,是因为髙校僵化的行政管理制度限制了大学生民主意识的发挥,没有做到自主的选择,从而不能达到珍视和践履的实际效果。因此,生命教育不仅仅是对学生进行单纯的知识传授,更重要的是要引导学生在生活实践中体验生命的意义,懂得生命的重要性,获得人生的经验与信念,选择和珍视自己自主选择的人生之路。只有认知和体验相结合,才能对生命有整体把握;只有做到知情行的统一,才能使学生真正去认知、体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三)大学生生命教育要呵护自然生命,塑造社会生命,激扬精神生命
现代功利主义教育培养的往往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而缺乏对他人、社会的关注和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价值澄清理论强调善纳他人和接纳现实,即原原本本地接受他人,保持价值中立,不妄加对他人言行和立场的随意评价。澄清价值并不是简单地赞成附和他人所说所做,而是对区别于己的价值观、生活习惯的接纳和尊重。近年来,我国生命教育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社会道德失范事件的增多,从清华学子虐熊,到马加爵挥刀室友,再到药家盡撞人后刺死伤者,日趋严重的不尊重自己、他人或者是异类生命的事件频繁发生,这使得我国的生命教育在起步阶段就停留在防止生命伤害的工具层面。而价值澄清理论提供的接纳包容的态度,有利于我们跳出生命教育仅仅是预防生命伤害的工具层面,而深人到尊重生命的本体层面。这需要我们做到以下三点:第一要呵护自然生命。树立珍惜生命的意识,敬畏和尊重生命的存在,善待和爱护他人的生命。第二要塑造社会生命。树立民胞物与的情怀,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同时完善个体的社会化,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健康的人际关系,实现人与人的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体悟“天人合一”、“以和为贵”的思想就是强调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只有经过了体悟才能真正与周围世界、他人建立起我你关系,而不是停留在我他关系之中。
(四)大学生生命教育要立足于意义世界的建构,使生命“诗意的栖居”
对于生命价值的理解篇10
论文摘要:对西方环境伦理思想中的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观点，存在的理论依据及其实质分别进行了剖析，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产生分歧的焦点—自然价值进行了深层次的挖掘，并在此墓础上说明了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取向，指明西方环境伦理学由人类中心主义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西方环境伦理学产生于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反思并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人类社会实现工业化的三百年来所创造的物质文明超过了以往所有年代总和的无数倍，作为结果是自然环境遭到日益破坏和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尤其是本世纪以来，环境危机已经极大地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经济的迅猛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显露，人类仅对环境本身的研究已经不能解决环境问题，从而转向环境与人类关系协调的研究。西方环境伦理学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又称浅环境伦理观。其基本观点:第一，人的利益是道德原则的惟一相关因素;第二，人是惟一的道德人，也是惟一的道德顾问，只有人才有资格获得道德关怀;第三，人是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它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产物。www.133229.com人类中心主义可分为强式人类中心主义和弱式人类中心主义。强式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自视为自然的主人，试图征服、统治自然，把自然界当作任意索取的仓库，对自然界进行无情的破坏，这种生态环境价值观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行为，引起生态危机的出现，而后者认为人类以自身利益作为行为的出发点、价值衡量的尺度，其对自然的剥削程度小于人类沙文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应该以人为中心，人类始终是认识的主体，任何认识活动都是以认识主体为中心向四周展开的，作为利益主体的人与人类理智地、合理地对待自然的行为并不发生矛盾，这也是促使人类采取此类行为的内在动力。
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有其重要的现实理论依据。人类伟大的哲学思想家牛顿和笛卡尔，推动了人类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牛顿和笛卡尔是“机械论”和“二元论”思想的倡导者。人类中心主义环境伦理观是在近代机械世界观，以及牛顿力学和笛卡儿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这种思维方式片面强调分析方法，割裂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将两者对立的观点应用于环境与人的关系中.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和对立.极力倡导人类征服自然、主宰自然，无视自然，无视自然界其它生命的存在价值，一切均以人为中心，把人类的发展建立在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和开发利用基础上，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引上绝境。这种过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主体地位，发展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为这种目的论哲学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伦理学与“人与自然的关系”无关，动物不应得到道德的关怀，动物是无理性的、无感觉的机器，它们是感觉不到痛苦的。只有理性存在物的人类具有内在价值和目的，大自然是为了人类的目的而存在的，其它生物无内在价值，它们不能成为道德共同体的成员，不能成为人类关怀的对象，并且人类对动植物，对自然环境不负有道德义务，只有人类是大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
人类中心主义究其实质是以财富单一价值为取向、以科学技术为获取财富的高效手段的现代文明，文艺复兴运动把人从中世纪封建神学统治下解放出来，是以人为衡量万物生存价值的尺度，以人类利益为中心，把大自然当作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库，对自然实行无情掠夺，对自然不讲伦理道德。其实质是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是唯一的道德人，其道德地位优越于其他物种，其它存在物都无内在价值，只有工具价值，人之外的客观存在物，只能存在于人类道德共同体之外。
二、非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从人作为主体地位的视角出发，以人为中心，只考虑人的利益，认为动物没有内在价值，人类可以随意地利用它们。19世纪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所持观点是“动物有感受痛苦的能力，正是因为它们有这样的感知，使它们有权不受人类的任意侵害”。辛格在《动物解放》一书提倡素食主义、善待动物，不要让动物长期连续工作，要使它们得到足够的休息，不要让它们负担太重，但追究其根源，其实质是对这些动物的关心是为了更好地服从人的利益，为人类服务。功利主义这种理论是基于动物与人类一样有痛苦和快乐的感受能力，它们的苦乐具有内在的道德意义，动物的生命具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尽管动物解放/权利论对现今来说仍然是狭隘的.但相对于人类抄文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来说，把道德关怀的对象由人扩大到动物，把道德关心及权利主体的范围由人扩展至动物，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一种进步。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另一个观点是生物中心论，也称生命中心论。其观点是，人类不应单纯地以人类利益为中心，应超越对自身利益和价值的考虑，应看到地球上各种生物(不仅是动物)都有其利益和内在价值，不管他们是否对人类有价值，都应值得人们的尊重。人类与其它生命形式是同质的，一切生物都具有生命的自主性和目的性，没有任何一种生命是为别的生命形式而存在的。一切生命形式都是平等的，拥有同等的生存权利以及争取幸福的权利。其思想是把道德共同体和权利主体的范围扩展至所有存在物。这种观点相对于动物权利/解放主义来说对环境价值的认识又提升了一个阶段。
动物权利/解放和生物中心论的环境伦理将道德关心的对象关注于动物和生物个体的研究，生态中心论的环境伦理观则集中对生态系统整体的研究。其基本观点是从整体的角度出发，把整个自然界纳人道德关怀的视野。自然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然界的存在物是相互联系的，都应作为道德关怀的对象，既包括有生命的物质也包括无生命的物质，包括土壤、水体、植物、动物，甚至它们的综合体，进一步扩大了道德关怀的范围。与动物权利/解放论和生物中心论相比，生态中心主义更加关注其共同体而非个体，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环境伦理观，将人类道德关怀和权利主体的范围从所有存在物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是“当且仅当环境伦理学建立在非人类自然实体具有独立于人的价值的原则论断或前提下，它才可能是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伦理学”。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为人与自然的伦理道德关系提供了人类利益和需要以外的价值，它没全盘否定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否定追究人类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根基。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目的是论证自然界的价值、内在价值以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非人类中心主义中各种不同观点的差异表现为价值定向差异，如生物中心主义把内在价值定向于个体有机体，生态中心主义把内在价值定向于集体有机体。非人类中心主义在平等观理论上也存在分歧，如平等的范围问题争论最大，但他们都主张把平等扩展到非人类以外的自然中去，主张赋予它们平等的道德权利。“人类中心论、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论和生态中心论不是相互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
三、人类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产生分歧的焦点——自然价值
上述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理论及观点进行了剖析。那么，究其根源两者分歧的焦点是什么呢?其根本是对自然价值问题的回答。自然是否具有价值是现代环境伦理学的一个基础概念，自然的价值包括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是两者的统一。在环境伦理学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对自然的使用价值和内在价值有着不同的见解。对自然的使用价值并没有太多的争议，重要的是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论证。自然的价值是在人与自然所构成的主客体关系中对自然的把握，即对人的有用性上表现出来的自然价值，即使用价值;在自然的必然性上表现出的自然价值，即自然的内在价值。对于自然的内在价值又主要存在以下三个万面的见解:第一，是否只有人才具有内在价值;第二，有无内在价值能否成为接受道德关怀的唯一标准;第三，具有内在价值是否意味着道德地位一律平等?
自然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整体，自然界中活生生的有机整体构成了自然内在价值的基础。人作为生物物种具有内在价值，是自然界中的普通成员之一。自然界中万物的存在与地球共生，而生命不是人所特有的，其它生命对地球存在的维持、平衡、完整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自然界的其它存在物具有内在的价值。自然的内在价值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在生态系统中发挥其各自的作用。每一种生物都对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过程中发挥着各自独特作用。内在价值是由于内在原因而存在，它不依赖于外部的原因，是事物本身的价值。
传统伦理学的价值范畴中，人是价值的主体，是相对于人而言的，是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及其程度。在评价某种事物是否有价值是以对人是否有用作为判断标准。如果从自然对人有用性的角度来分析的话，称这种满足人的自然属性为自然的外在价值。自然的外在价值是一事物因与别的事物发生关系而具有的价值，是以其它事物的存在为基础的，这种外在价值是对别的事物有益，能满足生物有机体和其它组织系统的存在需要，是自然界或生态系统的自满自足。主要表现在:第一，自然对人具有经济价值。自然界的各种资源是人类从事各项活动的重要资本，各种土地、水、森林、矿物及各种动物资源参与各项经济活动。如果没有这些资源的支持，人类基本的生活都无法解决，更不用说如何进行经济活动了。第二，自然对人具有科学研究价值。人类可以通过对自然现象研究，使人类在不破坏自然界的基础上能够更好地利用自然界及自然界的各种资源。第三，自然界对人类的精神具有陶冶作用。
“任何客体，无论它是什么，只有当它满足了人们的某种兴趣时，才获得价值”。作为自然界的存在物，在某种条件下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具有相互转化的功能。我们可以从食物链的关系中看到:兔子吃草，草的内在价值作为食物成了兔子维持其生命的工具价值，而老虎吃兔子，作为具有内在价值的兔子又转化为满足老虎生存的工具价值;从另一个角度看，作为工具价值的草在死后经过分解又为其它植物的生长提供了养料，又由工具价值转变成内在价值。这种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关系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人有价值，离开了人，自然无价值可言，但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自然界中其它生物也具有价值，人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其它生命也可以是价值的主体，是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体。罗尔斯顿认为:“传统的理由是说价值就在于利益(实为人类利益)的满足。但现在，这个定义看来只是出自偏见与短视一个规定。主体对客体的价值评价行为“不仅属于自然，而且存在于自然之中。评价主体与评价客体之间看似辩证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生态关系”。自然的价值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的一种普遍联系或客观规律，但它是一种以人为尺度的自然价值，自然系统是一种自在价值，是其它一切价值的源泉。“我们既要承认不仅人是目的，而且其它生命也是目的;而且要承认自然界的价值。在这里，价值主体不是唯一的，不仅仅人是价值主体，其它生命形式也是价值主体。’，欲咫)历史的教训向人们启示:人类不能再只考虑自己一种物种的利益了，不能只从人类生存工具价值的角度去对待具有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的生命系统了。只有当人类实现了价值观和伦理观的转换后，人类才能看到对于具有内在价值的自然物也具有工具价值，才能实现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真正转变。
四、西方环境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