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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教育政策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4:43:57

线上教育政策篇1

关键词:形势与政策;形势与政策课;形势政策教育;形势政策教育规格要求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2)05-0039-04

在今年“7·23”重要讲话中科学分析了当前我国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阐述了事关党和国家全局的若干重大问题,深刻回答了党和国家未来发展趋势和一系列政策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党的十召开之后迫切需要在高校学生中加强形势政策教育,以便把青年学生的思想行为统一到党的重大思想理论和决策部署上来。那么,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如何在形势政策教育过程中进一步具体化,转化为培养大学生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质的基本规格要求或具体规格要求?这是目前学界没有具体探讨的问题。一些从事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教学的教师认为,高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是一门特殊的课程,“要建构起适合这门课程特点的考查模式,必须科学地回答好‘考什么’和‘怎么考’这两个问题。”如果培养大学生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质的基本或具体规格要求不明确,就不知道考核什么。这既是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中面临的现实难题,也是一个具有重要学术探讨价值的课题。因此,本文在此加以初步探讨。

一、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和任务

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和任务是什么?学界对此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形势与政策’课教学的根本目标在于通过对形势的分析、政策的讲解、事件原因的剖析等,教育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形势观与政策观,帮助大学生增强对形势与政策的分析理解能力,正确认识国内国际形势,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激发他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增强其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社会责任感,使其自觉地珍惜和维护国家稳定的大局,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高校开设“形势与政策”课的“主要目的”。还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目标包括三个层面,即以知识教育为基础、以能力培养为中心、以价值观实践为目的。”也有的学者将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目的区分为形势教育的目的和政策教育的目的。他们认为:“形势教育是以帮助人们了解国内外形势和党的任务,提高其思想自觉性为目的的教育活动;政策教育是以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教育内容的活动。”在上述看法中,学界的意见分歧还较大,还没有区分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的教学目标与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没有区分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对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目标的层次性和目的性也还需要具体探讨。

在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体系中有长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近期目标;有高层次目标、中间层次目标和较低层次目标;有总目标和分目标。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具有总体性、长期性和高层次性的特点,在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发挥根本的导向作用、凝聚作用、激励作用和纠偏作用。所谓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指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教育实践中贯穿于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个方面的长期的、高层次的总目标。只有确立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才能凝聚和调动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体系中的各种积极因素,纠正偏离轨道的形势政策教育教学行为,为高校对学生实施形势政策教育教学活动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因此,确立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必须反映国际形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以及学生的发展需求,并经受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和检验。因此,确立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的依据主要有:其一,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其二,学生政治素质发展的现状和需求。其三,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历史实践的依据。其四,制约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实施的现实条件。因此,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帮助高校学生树立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向,使高校学生具有一定的政治和形势的认知能力和价值判断能力,遵守政治法律规范、塑造良好的政治道德、树立崇高的政治理想,增强自觉抵制错误社会思潮和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通过提高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调动学生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里,根据党和国家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相互促进的目标要求,简而言之,高校学生的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就是根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和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所谓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具体目标是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的具体化,是指根据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根本目标指向,结合大学生政治素质发展的差异和个体特点,所确立的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近期的、较低一个层次的目标,具有个体针对性、短期性和具体性的特点。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具体目标又是普遍性与差异性、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从我国高等学校各级各类各专业学生的普遍性和共性要求来看,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具体目标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形势观与政策观,提高学生的形势判断能力,促进学生对于党和国家政策的认知和认同,提高学生的政治思想素质,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引导学生积极地投身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事业中。其中前四个方面主要是将社会对于形势和政策的一些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通过形势与政策课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将这些内容内化为个人的意识和动机,属于内化阶段;后一方面则是促使学生将个体的意识和动机转化为良好的行动和习惯,属于外化阶段。

从理论上看,探讨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任务,必须明确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高校学生世界观与政治观、形势观与政策观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突出问题,按照大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来确定。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长期任务或根本任务是教育者要从高校学生认识形势和认同政策的特点和规律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政治观、形势观和政策观及其方法论原则,针对高校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面临的现实问题,帮助高校学生认清国际国内形势,明确党和国家的任务,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和国家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促进学生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和社会责任感,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奋发学习,健康成长。这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过程的长期任务,是教育者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的长期职责,也是大学生学习形势与政策的需求,是大学生接受形势政策教育的责任。当前,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首要任务是用党的十精神武装青年学生的头脑,即在青年学生中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开展党的十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正确判断和党的十所确立的大政方针政策的教育教学,将学生的思想行为统一到党的十所确定的思想理论和决策部署上来。

二、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基本规格要求的含义和依据

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包括根本目标和具体目标)要具有可操作性和可考评性,必须进一步把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内容细化为基本的或具体的规格。因此,所谓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基本规格要求是指高等学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教学的具体培养要求,是根据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和任务的导向,对学生在形势判断能力和政策水平以及政治素质方面所要达到的培养规格要求。

在教育学中,各级各类学校、各专业的具体培养要求,是“在教育总目标指导下,根据各级各类学校、各专业所担负的任务和学生年龄、文化知识水平而提出。”在高等教育中,各个专业都有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的各门课程也制定教育教学要求。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教学既对教师开展形势政策教育教学提出基本要求,也对学生学习形势与政策课程提出基本要求。这些规定为研究和制定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培养规格要求提供了基本依据。例如,1988年5月24日,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的《意见》中,规定教师要服从形势与政策课程性质、任务规定的基本要求。“要从形势与政策教育的需要和现实问题出发,不片面追求内容上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而要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选定教学内容,注重针对性和现实性,“力求通过回答问题使学生掌握分析、认识形势与政策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这个《意见》对学生的考核要求是:“主要考核学生对形势的认识和对政策的理解。”这是新时期对学生明确提出的规格要求。此后,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96年10月颁发的《意见》中,对教师教学的基本要求是:“教学要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的根本原则,密切结合省(市、区)情、国情和国内外大事,充分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丰富生动的实践,回答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教学中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形势观教育,引导学生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形势,从总体上把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局。”而对学生的考核要求是:“与学生德育考评相结合,主要考核学生对形势的认识和对政策的理解。”[11]这里,对教师和学生均提出了教育教学的规格要求。2004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教育部颁发的《通知》中,对教师进一步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这就是说,不仅要求教师在实施教育教学过程中要“紧密结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思想特点,帮助学生认清国内外形势,教育和引导学生全面准确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积极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而且要求教师加强教育教学的研究,“重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和政策观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研究学生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密切关注国内外大事,及时准确把握动态,不断增强教育教学的敏锐性和时效性。”[12]而对学生学习形势与政策的考核要求仍然是:“要充分考虑到本课特点,主要考核学生对国内外形势的认识和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13]这里,党组织职能部门和政府部门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已经非常明确。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组织和政府部门对形势政策教育者即教师的基本要求比对学生学习形势政策的基本要求要高。学生学习形势政策的基本规格要求二十多年来一直定位在对形势的认识能力和对政策的理解能力。而对形势政策教育者即教师的基本要求是:不仅要有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力和对政策的理解能力,而且要系统研究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和政策观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不仅要熟练掌握党和政府对形势的判断结论,熟练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体系,而且要善于研究和把握教育教学对象——学生形势观和政策观形成和发展变化的特点和规律,增强教育教学的敏锐性和针对性。

三、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基本规格要求的层次递进性

根据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目标和任务的阐述,以及对改革开放新时期高校实施形势与政策课程教育教学的经验,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的具体规格要求是:教师要帮助学生在掌握形势与政策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努力促进学生掌握认识形势和理解政策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掌握认识形势和理解政策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比较集中地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形势观和政策观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掌握。这是对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形势政策知识和能力方面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还有进一步的、也是更为重要的基本要求就是正确认识形势,理解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考核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在政治方向、政治行为方面的基本要求。同时,对教育者的要求高于对受教育者的要求。见图1:高校形势政策教育的规格要求内容示意图和图2: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规格要求之政策水平上升示意图。下面对此进行具体阐述。

其一,政治知识要求:掌握形势与政策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高校学生的形势政策教育在形势政策知识方面的基本规格要求是教师要帮助学生掌握形势与政策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这些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包括形势的内涵、特征和类型,形势的基本理论;政策的实质、特点和功能,政策体系和政策过程的基本理论;形势与政策的辩证关系原理。这是对学生的基本培养规格要求。对教师而言,还必须掌握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的辩证关系,形势政策教育的内涵和实质、地位和作用,形势政策教育的层次结构。教师还要掌握形势政策教育的特点、意义和历史发展等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掌握形势与政策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是提高其政治能力、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从对形势政策课程教师的培训要求和对学生考核的规格要求来看,首先必须考核教师和学生在有关形势与政策等政治知识方面的认知广度、深度和运用程度。这里对教师的要求高于对学生的要求。

其二,政治能力要求:掌握认识形势和理解政策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在政治能力方面的规格要求是掌握认识形势和理解政策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其别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政治观、形势观和政策观。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政治观、形势观和政策观是认识形势和理解政策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集中体现,是保证教师和学生提高形势政策能力和政治能力的指南。其中,正确的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中国工人阶级的立场、中国人民的立场。此外,还要站在中华民族及其国家的立场上认识国际形势和外交政策。

其三,政治方向和政治行为要求:正确认识形势,理解和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在政治方向和政治行为方面的规格要求是在正确认识国际国内形势以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具体形势的基础上,理解和拥护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中,又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纲领和方针,其中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包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谐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方面的主要方针。这个层次是属于党的总路线总政策的层次。教师和学生必须首先掌握或熟练掌握。另一个比较具体的层次是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具体政策体系,包括经济政策、政治政策、文化政策、社会政策、科技教育政策、国防政策和外交政策等。这些具体政策对学生而言,要求在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还要在行动上认同并贯彻执行。对教师而言,不仅要求比较熟悉,而且要求在形势政策教育教学过程中能够联系实际加以灵活运用。所谓拥护党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就是要求学生和教师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产生认知认同、理性认同、情感认同、行为认同,也就是在实践中坚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信念。

综上所述,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的基本培养规格要求是包括了政治知识、政治能力、政治方向和政治行为方面的综合性要求,是对高校学生形势政策教育目标和任务的具体化,是确立高校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内容结构的依据,也是培养教师和考核学生的基本依据。

参考文献

[1].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奋勇前进[n].人民日报,2012-7-24(01).

[2]黄苏飞.高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学创新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69.

[3]付红梅,张录平.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基础理论教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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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俞海洛主编.大学生形势与政策教育方法论教程[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1.

[6]李明主编.形势与政策[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1.

[7]邱伟光,张耀灿主编.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82-183.

[8]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教育大辞典(第一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60.

线上教育政策篇2

关键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旅游融合发展

一、搞好顶层设计,实行统一规划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我国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公布了四批部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共353处。这些教育基地,大都是战争年代的革命根据地,是老一代革命家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有的则是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等历史人物的纪念地,分布在全国各地。把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形成拳头优势,最基本的就是要进行统一规划。

一是搞好顶层设计。就是用系统性思维,站在一个省或者一个市的层面,对本区域内包括红色资源在内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统筹规划,以寻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功能的最大化,以及红色资源利用的社会效益最大化。具体来说,就是把交通、旅游、场馆、基础设施、服务设施、服务体验等相关资源和配套设施纳入到同一规划之中,优化资源配置,打通各个环节之间的壁垒,增强相互之间的衔接性、配套性,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资源有机结合,最大限度实现资源共享。

二是增强规划建设的延续性和持久性。长期以来,一些规划得不到有效执行,其根源不是缺乏法律规定,而是政绩冲动所致,而在政策上,对于那种将规划搁置一边,另起炉灶,造成资源浪费的行为,缺乏明确的政策约束。例如一些地方出现的道路经常“开膛破肚”问题,很少对有关人员进行责任追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资源的规划利用,同样也要防止出现一任领导一个样子的情况发生,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从政策上明确违反规划行为的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切实增强规划的刚性约束。

三是增强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在顶层设计中,应由政府成立相对独立的规划机构,组织有关专家进行规划,改变目前由一个部门起草规划,其他部门和专家进行讨论,征求公众意见,再经政府研究通过的现有模式,从项目的长远角度作出规划,注重汲取国内外同类项目的先进经验,增强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公正性。

二、强化政策引导,统筹利用资源

好的规划,需要好的政策来引导。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融合发展,同样离不开政策引导。

其一,加强政策研究。为促进我国旅游事业发展,国家出台了一些鼓励政策,例如,为了鼓励休闲旅游和乡村旅游,国家出台政策,支持有条件的地方通过盘活农村闲置房屋、集体建设用地、“四荒地”、可用林场和水面等资产资源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我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尤其是红色资源大多分布在老、少、边、穷等经济欠发达地区,国家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革命老区发展的政策,但是作为红色旅游的重要资源,还没有出台专门针对革命老区旅游业发展的政策。政府应当加强这方面的政策研究,把红色旅游作为革命老区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加快革命老区的发展。

其二,加强政策引导。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是党史、国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是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活教材,不仅要在思想上重视,更要在政策上体现支持。首先,国家不仅要支持学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更要通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增加青年学生对爱国主义的际体验,并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学校进行考核,切实提高爱国主义教育的实际效果。其次,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对企业、社会团体的评先标准之中,鼓励企业职工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开展红色旅游活动,激发企业职工参与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性。第三,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纳入对党政机关的年终考核,鼓励他们组织员工开展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为对象的外出旅游。

其三、加强政策落地。据国家发改委统计,“十二五”末,我国红色旅游人数占到国内旅游人数的四分之一,收入超过2600亿元。然而仔细分析红色旅游的人员结构、目的地就可以发现,参加红色旅游的,一是由学校组织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参加人员大多是青少年学生,一是自发开展的随团旅游,以离退休老年人为主,而对于大多数上班族来说,则拿不出时间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难以开展较长时间的红色旅游,尤其是工作在企业的职工。国家虽然出台了带薪休假制度,但是落实得并不好。国家应当出台支持企业职工旅游的政策,或者由国家对企业职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旅游进行专项补贴,让更多的企业职工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三、精心设计线路,推进一体旅游

实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的融合发展,更多的体现在具体线路设计上。

一是增强线路设计的一体性。每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都要改变坐等上门的习惯,主动出击,本身是红色旅游目的地的,要主动与旅行社对接,不是红色旅游目的地的,应当加强与红色资源所在地有关部门的沟通对接。在线路规划上,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与红色旅游紧密结合起来,融入游客的每一次旅游之中,真正做到“一体旅游”。

二是增强旅游线路的吸引力。对于游客来说,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红色旅游不仅是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更重要的是享受旅游体验。在线路设计上,可以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与休闲旅游、乡村旅游等有机结合起来,提高旅游线路的吸引力,增强游客对旅游的获得感。

三是加强对旅游线路的宣传。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自驾游成为当前旅游的一大趋势,体现的是个性化旅游。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应该适应这种发展趋势,不仅做好旅游线路的设计,更要加强对旅游线路的宣传,通过单位、旅行社、社区、居委会或者广播电视报纸等渠道,加强推介力度,吸引高端游客。有关单位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的广告宣传,应予以免费。

参考文献:

[1]王欣.发展红色旅游促进爱国主义教育[J].党史博采(理论),2011,(10).

[2]路晓波.依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精神[J].先锋队,2016,(04).

线上教育政策篇3

关键词:来华留学;一带一路;国际学生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是中国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之一,展示了中国的战略自信,传承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统筹发展与安全、责任与贡献、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多个维度,摒弃了资本和商品输出的传统逻辑,努力探索改变原有的“中心―边缘”的模式,包含着更具深度、更为平等也更为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彰显着国家形态和国际交往主题的开放性、平等性和包容性特质,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保持多元主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维持新的全球化秩序选择的张力和动力,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

“一带一路”建设为丰富和重构全球化秩序提供了新的选择,也为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带来新契机。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在提供人才支撑、开展人文交流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来华留学教育作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承担起培养契合各国要求和战略实施需求的各类人才的责任,更好地服务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来华留学教育应当紧紧抓住这一发展契机,直面挑战,设定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优化现有的人才培养结构,创新灵活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国际学生培养质量,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公共外交资源、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改革体制机制,充分挖掘资源,办出更高水平、更加开放、更加灵活、更加现代的来华留学教育。

一、来华留学教育服务

“一带一路”的挑战与风险

“一带一路”是促进人类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然而,由于“一带一路”涵盖欧亚大陆,覆盖区域人口总量巨大,沿线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策、制度和文化传统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使得“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面临地缘政治风险、经济风险、法律风险和文化差异风险。我国高等教育和来华留学教育质量虽然取得长足进展,但是参与国际贸易服务的竞争能力仍然较弱。

要充分认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征c风险。来华留学教育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行动中必然受到沿线国家政治局势的影响,客观上要求沿线国家社会政治稳定。诸多高校对于“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过于乐观,对风险和挑战认识不足成为来华留学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隐患。中信保国别风险研究中心以国家风险评价模型的形式从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商业风险和法律风险4个角度分析和评估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64个国家中,风险在中等偏高及以上级别的国家占到了60个,这表明沿线国家普遍风险较高[1]。随时可能引爆的领土争端和文化冲突,迥异复杂的,部分国家孱弱的教育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突出的政策壁垒,封闭保守的发展环境都构成了影响来华留学教育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负面因素。部分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心存疑虑,教育政策沟通机制不健全,教育合作渠道尚不畅通,学历学位标准连通存在障碍,使得来华留学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存在诸多掣肘。

高等教育发展质量是制约来华留学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基本因素。当前,我国已经具有世界最大的高等教育规模,整体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但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质量及竞争力与大国地位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内涵发展和质量发展存在不足。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深化,现代大学制度尚未形成,办学模式单一且固化,办学体制和管理体制落后,这些因素成为长期制约高等教育质量提高的基础性因素。高校办学缺乏特色,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不足,教育国际化发展迅猛但是基础薄弱,造成来华留学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能力不足。我国高校师资队伍不能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要求,直接影响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体验、国际学生培养质量和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声誉。此外,我国高等教育国际竞争能力不足,参与制定高等教育竞争和教育服务贸易国际规则的主动性缺乏,主动设置议题引领高等教育和教育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的能力较弱。国家间学历互任存在诸多困难,也成为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动力不足的关键因素之一。

来华留学教育竞争能力不足成为制约其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障碍。虽然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目的地国家,但是来华留学教育规模扩大与质量发展、教育供给与需求、国家战略需要与支撑能力之间都存在比较突出的矛盾。2010年至2016年,我国开展来华留学教育的院校数量从618所增加到828所,国际学生数量从265090名增加到442773名,规模的快速膨胀带来了各种挑战。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理念需要更新,来华留学教育战略意义未受到充分重视,多未被纳入学校整体事业发展规划;教育拓展与项目开发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要求不匹配;参与主体广泛、国际推广效果明显的来华留学教育国际推广机制尚不健全;与“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高度契合性、创造性、可推广、影响力大的项目缺乏。生源规模的地缘驱动特征明显,学历教育质量有待提高,非学历教育项目类型较少,汉语国际教育质量参差不齐,这些都制约着来华留学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支撑力。契合“一带一路”建设要求的课程和专业体系滞后,人才培养模式和国际学生事务管理体制僵化,管理方法与手段需要优化。质量评估处于探索阶段,科学合理、覆盖面广、操作性强的来华留学质量认证体系尚未建立。来华留学教育制度供给不足,既立足中国实际,又符合国际规则的来华留学教育发展政策法规缺乏,国家层面内容翔实、操作性强的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规划有待研制,政策制度和法规建设相对滞后,学校关于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和国际学生培养管理规定建设不足,成为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主要障碍。

二、“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在需求

与人才支撑的现实诉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禀赋各异,存在着多种宗教与文明形态,政策、设施、经济和文化方面均有很强的互补性,存在着很大的合作潜力和空间,也有着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在资源配置、市场融合和政策协调方面实现耦合的现实需求。同时,“一带一路”建设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与教育元素,需要大批精通沿线国家语言文化,具备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人才。来华留学教育要紧紧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机遇,运用战略思维和创新思维,置身于“一带一路”建设的制度基础和动力资源、国际要求和自身发展,谋求在服务国家顶层战略中实现自身发展,确立符合“一带一路”建设要求与教育发展趋势的教育服务贸易范式。

(一)“丝绸之路”精神为来华留学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价值认同基础

作为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一带一路”的构思和实践以中华民族与沿线国家各民族千百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过程中所产生的价值认同为基础。“一带一路”沿线是多民族文化富集区,多姿多彩的文化与文明相互激荡交流,铸就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绚丽篇章。这条文化交流之路上的各族人民通过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不同经济的合作互补、不同信仰的和睦相处形成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2]。价值认同是民心相通的基础,教育在民心相通中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作用。以“丝绸之路”精神所蕴含的开放、包容、合作为支撑,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能更好地满足沿线各国需求意愿,疏通政策性瓶颈,搭建文明交流与人文交流的平台,开发公共外交资源,寻求来华留学教育自身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需求的最佳契合点和最大“公约数”,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和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产品。

(二)“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转型升级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人”无疑是一个关键因素。无论是“一带一路”的理论构思,还是战略的推进实施,以及合作及竞争规则的制定,其关键都在人才。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基础在“民心相通”,核心在于培养大批熟悉和了解沿线国家与地区的高素质人才。但是我国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结构和来华留学教育发展均不能适应“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可以预见,在“一带一路”建设助推下,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教育比较优势将进一步凸显,沿线国家国际学生规模将会以高于来华留学教育整体增长速度的水平扩大。这就需要来华留学教育在服务国家战略、项目开发拓展、培养方案制定、管理模式创新和吸引社会资源参与等方面实现转型升级,探索出符合教育服务贸易规律和来华留学教育发展规律,政治效益、经济效益、文化效益和社会效益协调发展,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并重、人才培养与作用发挥并重,依法管理与完善服务并重,实现来华留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运行管理模式、服务国家模式和公共关系模式的创新发展。

(三)来华留学教育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和社会基础

“一带一路”建设既涉及政治、经济等硬实力,也涉及制度、政策、文化等软实力,在某种意义上,软实力的作用更甚于硬实力。人才既是实现硬实力的关键,也是发挥软实力的支点。“一带一路”愿景与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人文交流型人才、国别研究人才、创新创业型人才、政府职能型人才、非通用语言人才、职业技能型人才、经贸合作型人才等各类人才的支撑和保障。这为高等院校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和学术资源优势,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围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急需的学科专业开展来华留学生教育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国之交在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口口相传是民心相通最直接、最可信的传播形式。来华学习的国际学生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带回国,传播“一带一路”的真实意涵,有利于消除沿线国家民众对于“一带一路”的疑虑,成为“一带一路”建设最直接的参与者及“一带一路”理念和愿景的传播者,也是我国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的重要资源,为“一带一路”愿景的达成奠定社会基础。

三、外延发展:

创设外部制度环境和政策空间

(一)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全方位教育政策沟通体系和合作机制

来华留学教育要纳入“一带一路”整体框架,以战略子系统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科学规划“一带一路”框架下教育交流与合作的中长期战略规划。树立并倡导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意识,创设具有倾斜性和导向性的外部制度空间和政策环境,建立和维护稳定和谐、法治化、制度性的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环境。尊重区域内国家发展水平和教育制度差异,加强教育互联互通合作,分享教育发展规划、政策制定和提高教育质量等方面的经验,共同开发和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共同建构教育质量保障和认证体系,制定人才培养标准,跟踪研究和解决交流合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趋势,推进区域内学历互任,构建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共同体。搭建不同类型的教育合作对话平台,发挥大学主体作用和不同省份、不同高校比较优势,组建多种类型和层次的大学教育和教育区域合作联盟,贯彻“一带一路”建设理念,摒弃各自独立、相互分割的碎片化发展,建立相互融合、资源共享的集群式发展策略,创新来华留学教育手段和教育模式。

(二)树立正确的教育安全意识,主导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安全机制

全球化时代,以文化和教育为核心的“话语霸唷痹嚼丛绞艿轿鞣焦家的高度重视,教育成为发挥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在国际贸易框架下,教育不仅被视为公民必须拥有且有效参与国家权力活动所需要的公共产品,也成为国际贸易链条上的重要商品[3]。但是教育并不是简单的商品,民族价值追求和文化传统观念是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与国家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来华留学教育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不仅要积极回应沿线国家需求,也面临国家的竞争与挑战。因此,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既应当满足战略要求和对接沿线国家需要,更应当树立教育安全意识,掌握教育。第一,要充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行动,利用教育手段,积极参与资源竞争,做好我国教育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国际化和现代性转化和阐释,积极面向国际学生开展国际理解教育,传播我国政策主张和文化价值,增强我国的文化吸引力和制度信服力。第二,要充分开发和利用我国教育资源,建立与国际教育贸易体制接轨的国际教育贸易产业形式,在国际教育贸易规则制定中积极作为,争夺话语权,坚持培养标准和管理原则,维护来华留学教育形象,形成国际教育贸易链条中更加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来华留学教育。第三,要建立有效的国家教育服务贸易预警机制,加强对来华留学教育发展的行为监管,综合运用法律、行政、市场和外交的力量,增强来华留学教育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服务能力,提高与国际教育服务贸易产品的竞争能力。

(三)开展国别研究和比较教育研究,支持来华留学教育更好满足“一带一路”建设需求

为了使来华留学教育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就必须对沿线国家进行全方位、多学科、高质量的研究,系统深入了解各国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这些国家对中国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态度,做到深入细致、客观公正。同时要深入研究各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基本特点,了解各国的教育价值观、质量观和人才观,了解他们的教育政策、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重视对沿线国家文化观念、风俗习惯的研究,充分理解沿线各国意愿和期望,特别注意教育在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人才的数量和适应能力,参与教育服务贸易的情况[4]。对来华留学教育的潜在目标人群开展研究,了解他们的留学意愿和目的,发展满足沿线国家需要和留学人员需求的来华留学教育。

四、内涵发展:

创新发展服务模式与提高发展质量

来华留学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根本在于来华留学教育提高自己的发展质量和竞争能力。来华留学教育要创新理念,充分发挥高等院校主体地位和作用,激发发展潜力,发展适合“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国际教育形式,提供丰富多样的来华留学教育产品,使来华留学教育资源更加丰富,体系更加健全,服务国家战略的质量和效益显著提高。

(一)通过“主体+众筹”的模式提供来华留学教育产品

高等院校是来华留学教育的办学主体,是教育产品的提供者。但是“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要的教育产品类型丰富,需要的人才类别和层次多样,仅靠高等院校的力量难以满足“一带一路”的需求。因此,根据高等教育办学类别及特色,采取“主体+众筹”模式,由高等院校作为开发来华留学教育产品的主体,并积极吸引社会力量等各方资源参与来华留学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根据地域和高校采取差别化政策和措施,形成沿线国家来华留学教育协调发展格局。注重发挥国内外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跨行业企业的作用,重视人才培养与产业的结合,联合培养和短期培训相结合,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汉语国际教育共同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人才需求。注重与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合作,设置与“一带一路”建设需求契合,符合人类社会共同追求并彰显中国价值、中国思想和文化特征的课程体系,培养国别研究人才、国际组织人才和人文交流人才。提高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支持职业教育在来华留学教育中的作用发挥和地位提升,培养具有工匠精神和国际交流能力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提高技能人才供给水准。完善资助体系,革新理念,开拓渠道,探索政产教学研融合培养模式,设立专项资助项目,吸引沿线国家杰出青年来华求学。

(二)选择来华留学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合理形式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全球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形式主要有四种(见表1),其中境外消费、境内商业据点服务是主要形式,但是跨境服务和境内自然人服务会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而变得越来越重要[5]。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如何合理选择和发展来华留学教育的形式,直接决定着来华留学教育能否抓住机遇实现突破性发展,也直接影响着来华留学教育能否在不断进行改进的基础上实现服务“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来华留学教育要继续扩大传统留学方式规模和提高国际学生培养质量,创设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源倾斜的政策性和导向性空间,吸引沿线国家国际学生来华留学。具备条件的高校根据形势要求和自身条件积极发展新的来华留学教育形式,可以在境外开办分校,向沿线国家“整建制”地输出中国教育服务产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丰富来华留学教育产品的类型,开展远程教育和网络教育,提供在线教育产品,提供粘性教育服务,增加来华留学教育的受众面和灵活性,提高发展效益。设立专项资金资助沿线国家高水平大学或研究机构学者来华开展合作交流,就相关课题开展联合研究。根据沿线国家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政策和不同形式的来华留学教育。对具有广阔增速空间的国家积极完善相关留学服务政策,对增速空间不大的国家坚持继续扩大学历生和高层次留学生比例,对于中东欧发展空间巨大的国家,大幅增加奖学金数量,签署学历互认协议,积极推动来华留学教育发展。[6]

(三)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实现来华留学教育规模与质量的统一

增强来华留学教育对国际学生的吸引力和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能力都需要来华留学教育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提高教育质量,加强质量建设已经成为国际学生的现实诉求。来华留学教育质量的提高有赖于国家政策支持,更重要的是内源性的质量发展与质量保障体制机制。国家层面要统筹规划来华留学教育招收沿线国家国际学生的学科和专业,集中优势资源,做强相关学科,做强汉语国际教育,培育和建设来华留学教育示范课程和专业并发挥引领作用,带动来华留学教育整体质量提高。坚持国际学生培养标准,创新国际学生管理和培养模式,提高学生事务管理工作水平。从准入、培养和保障等方面建设高水平师资队伍和国际学生事务管理人员队伍,提高授课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尊严感、成就感和自豪感,为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提供队伍保障。构建高校内部保障与外部保障相结合的质量保障体系,加紧推进并完善来华留学质量认证工作,对高校砘留学教育的办学资质和办学水平进行过程监督和宏观监督。高校要明确自己的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发展主体地位,树立质量意识,建立融合管理和服务、建设和监督于一体的质量保障体系,切实将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建设植根于日常实践之中,形成质量保障文化,持续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吸引更多优秀国际学生来华学习。

参考文献:

[1]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家风险分析报告2016[m].中国金融出版,2016:35.

[2]李伟,姚庐清.“一带一路”发展中的民族交流与核心价值认同[J].齐鲁学刊,2016(1):66.

[3]程迪.论全球化时代国家教育公共产品的消解与建构[J].教育与职业,2006(5):12.

[4]顾明远.“一带一路”与比较教育的使命[J].比较教育研究,2015(6):2.

线上教育政策篇4

[关键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

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建党80多年来,分别以、邓小平、和同志为核心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其所处历史条件和社会发展阶段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先后倡导和推动了一系列重大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运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从理论到实践、从地方到全国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认真总结、概括我党关于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对于在新农村建设条件下开创农民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农民为基本着力点

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农民是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条威功经验和基本规律。这也是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映了客观的自然规律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指导人们正确行动的实践哲学。在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武装广大农民,并通过多种渠道、通俗易懂的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农民对自然、自我和社会的辩证认识,提高他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条重要绍验,就是通过对农民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教育,来启发其阶级觉悟,强化其阶级意识,进而引导农民阶级形成了摧毁“旧世界”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中国革命取得彻底的胜利奠定了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相反,“”的出现及造成严重后果的其中一条教训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割裂了思想和马列主义的关系,肢解了思想的科学体系,混淆了唯物主义反映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的界限,从而,毒害了一大批有革命热情、但理论识别能力相对缺乏的农民群众,严重危害了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时而全面地纠正了“”及其此前的“左”倾错误,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恢复了我党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优良传统,要求用共产主义教育广大农村干部和群众,强调“逐步提高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使人人争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爱祖国、爱社会主义、爱党、爱集体的社会主义农民,团结一致,为实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奋发工作”,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农村开展了蓬蓬勃勃的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得到加强。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党在探索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过程中,以马列主义和思想为指导,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组织农民学习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学习党中央的文件精神,宣传党在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帮助农民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把握我国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方向,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调动了农民参与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积极性。十六大以来,我党针对部分农民群众存在诸如改革创新意识不强、理想信念淡化、精神支柱动摇、精神状态低迷等不良倾向。积极加强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生动开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使广大农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增强了农民群众对党的依赖感和信任感。

党的发展历程表明,什么时候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什么时候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能取得巨大成效,达到预期目的。而什么时候忽略或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什么时候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会遇到巨大困难或挫折。

二、坚持以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为基本准则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都要围绕党在每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来进行,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从80多年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得出的一条成功的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中心工作是武装斗争,根本任务是领导人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围绕着这一根本任务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积极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战斗精神,动员农民参加革命,进行武装斗争,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实现革命转变、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等任务上来,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自觉地服从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教育上来,对农民进行集体主义和工农联盟教育,部分地清除了农民的小农意识和私有观念。“”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成了各项工作的总指导,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不得不服从于“无产阶级下继续革命”这一总路线的需要,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地位被严重扭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它不但没有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着消极作用,在这个时期,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了“空头政治”。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全面拨乱反正。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与此相适应,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将重心转移到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围绕着使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这一中心工作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主动帮助广大农民学习理解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培养辛勤劳动、共同致富的思想观念。十三届四中全会特别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服从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注意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观念的教育、社会主义公共道德的教育、社会主义法制的教育,着力培育农民的市场参与意识、市场竞争意识、市场风险意识和市场约束意识,引导农民和农业走向市场,实现农民和农业与市场的充分结合,促进农民致富和农村经济发展。十六大以

来,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加自觉地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紧密结合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围绕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展开。由此可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服从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服务于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战略目标和总体要求,把支持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建设、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立足点,将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重大措施结合起来,使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与同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为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保持党同农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

事实证明,当农民思想政治教育主动面向和自觉服务于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时,就会取得重大成就,大有作为。而当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忽视和脱离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时,就会无所作为,甚至会造成重大损失。

三、坚持以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为基本出发点

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最重要的力量。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农民的切身利益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就是农民切身利益问题是否得到保障,是否得到解决,是否得到发展的问题。因此,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所在、根本所在,也是做好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动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广大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获得土地。因此,党一成立,就在其《第一个纲领》和《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贫苦农民”的主张;第一次革命国内战争时期,党将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确定为当时的主要任务之一,并提出了“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过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的主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在1928年12月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中,第一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农民分配土地的神圣权利,并在1929年4月制定的《兴国土地法》中基本确立了“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思想;抗日战争时期,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确立了以“减租减息”为中心内容的土地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党在1947年9月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中规定“废除封建性和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建国初期,党在《法》中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由此可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解决农民问题的中心工作来抓,并在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完善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路线、方针和政策调动了广大农民从事革命的积极性,推动了革命的胜利进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广大农民急于脱贫致富的实际出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和社会化服务体系等一系列体现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策,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逐步转移,改善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但是,随著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土地产权主体不清、产权残缺、农户承包经营权的不稳定性等弊端也逐步显露出来,阻碍甚至严重抑制农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党开始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后,党制定了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进一步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情,进一步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

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表明:党在农村能够最大限度地赢得农民群众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十分重视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条件下的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发扬我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从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出发,做到听民声、察民情,走八农民的世界,倾听他们的疾苦、体会他们的困惑:要交民友、连民心,深入群众内部,与他们多沟通、多交流:排民忧、解民难,要从农民群众的最盼、最需出发,想农民之所想,干农民之所盼,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四、坚持以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为基本方向

农民文化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农民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和认可程度。农民的文化素质越高,接受、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能力越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越能够充分发挥出来。注重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也是中国共产党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经验之一。

大革命时期,党通过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参加夜校、识字班,通过讲演、新剧和壁报等多种形式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开设了夜校、半日学校和业余补习学校等各种各样的工农业余文化教育组织,这对于中央苏区扫除文盲,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开展的“冬学”教育,对于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中共中央的精神和指示,更好地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也为边区输送了大批的干部。建国后,为了提高广大农民群众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理解程度,党组织宣传员向农民宣讲总路线课程,并采取讨论、演讲、广播、板报、墙报、山歌、快板等多种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宣传,使群众既学文化知识又关注政治,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逐步理解了总路线的精神实质,保证了农业合作化的顺利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成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党在农村普遍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等文明创建活动,注重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农村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十四大以后,党通过发展农村教育,设置农业科技咨询点、畜牧咨询服务点、“庄稼医院”,举办培训班,建立科技示范户等方式宣传科学思想、传授科学方法、普及科技知识,帮助农民掌握科学、信任科学;同时通过送电影下乡,送戏下乡,建立阅览室,文艺汇演、书画展览、体育比赛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推动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开展,较好地满足了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党的十六大以后,党充分利用“文化、卫生、科技、法律、计生五下乡”、“万村书架”、“村民书柜”等有效载体,建立农村文化室、农村业余文化队等阵地,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和农村文化活动,积极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在农村的路线方针政策,普及科技、法律知识,使农民的政策理解水

平、科学文化水平大大提高。

历史经验表明,在农民占绝大多数的中国,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农民思想政治教育要加大对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传播,加强对农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以及先进科学文化教育,加强对农民的政策法规、科技服务、文化知识和医疗卫生等基本常识的教育,引导农民学习知识。掌握技术,增强本领,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五、坚持以加强农村党员干部的教育为基本要求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也就是说党制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村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如何,关键在于党的干部。农村党员干部是党联系农民群众的纽带、桥梁和骨干,他们是农民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肩负着直接联系、宣传、组织、团结广大农民群众,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农民群众中去的重要责任,因此,他们的自身素质能力如何,直接影响党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农民群众中的感召力和号召力,直接影响党对农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线上教育政策篇5

关键词:高考移民;原因;对策及建议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9-0237-01

在我国高考是最重要的一种人才选拔方式,但是由于高考录取分数线存在客观差异,一些考生为了避开本省相对过高的录取分数线,实现自己的大学梦,采取了移民到分数线相对较低的省份报考,从而形成了“高考移民”的现象。这种现象破坏了正常的教育考试秩序,并引发了许多的社会问题,从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据此提出几条对策和建议。

一、“高考移民”现象的概念界定

“高考移民”是指那些高考录取分数线较高、教育基础较好的省份的高中毕业生,通过转学、迁移等各种途径和方法将本人户口转移(空挂)到录取分数线较低的省份,以求达到在高考中凭借原有的较好的学习基础和转入地较低的录取分数线来考取理想大学而出现“曲线”上大学的现象。

二、“高考移民”现象的原因分析

由于高考移民的愈演愈烈,针对这一现象社会各界也在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基本上可以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概括为两方面:一是制度原因,二是社会原因。

(一)制度原因

1、现有的高考录取政策是计划经济遗留的产物,一些地区由于历史、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因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灵活的高招政策,以便照顾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地区的学生,这也是高考移民现象产生的最根本原因。

2、户籍政策的漏洞是促成高考移民的又一重要因素。出于人口管理的需要,我国从1958年实行了相对严格的户籍制度,使得户口不仅有户政管理的功能,还附带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功能。但近年来,我国各省的户籍管理出现了松动,这在某种程度上便利了考生通过变更户口来获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社会原因

1、一多一高二低”(招生计划多,录取比例高,录取分数低、报考条件要求低)的现状,使新疆、内蒙、宁夏、海南等地成为“高考移民”向往之地。

2、公众对高考作用过度的重视和过高的期望值,成为“高考移民”的动力。目前我国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一种人才选拔机制就是高考。因此,一年一度的高考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这就促使许多存在升学困难的考生家长们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甘于冒险让孩子成为“高考移民”也要让子女考上大学的强大动力。

3、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促成了“高考移民”。受历史的原因和经济发展的限制使得高等院校分布不平衡。

三、对策及建议

(一)缩小各地高考分数线之间的差距

高考分数线的差距是高考移民现象产生的直接原因,因此要先改革相对不公平的高考分数线。有关部门可以根据各地的教育资源状况、每年毕业生人数、高考升学率等各项指标,对各地高考招生名额的分配及分数线的划定进行充分的认证,从而保证每个考生的利益。

(二)依据现实的具体情况来解决“高考移民”问题

在现有高考制度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在经济上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教育投人,提高其教育水平,从政策上对教育欠发达省区的考生实行适当的倾斜政策,另一方面还可以提高高考报名门槛,如规定在当地较长的居住年限等,严把报名关等。

(三)对现存的高考录取政策的改革

目前我国的高考录取政策显得过于死板。因此,对于省级地方高校,放权给当地政府,让其根据总体情况制订客观上可能更有利于本地学生的政策。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可以鼓励发展更多的私立大学来吸引生源,这样一来可以解决低水平教育的问题,也可以杜绝实际上存在的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

(四)提高高考移民成本

各地完全可以针对户籍制度中户口这个硬性指标加强管理,提高报名门槛,以增加高考移民成本。

总之,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在于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考生们享有的教育资源一致。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区域差异巨大的国家,省区之间的文化教育水平差距还会长期客观地存在,因此,“高考移民”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够彻底解决,还需要经历一个不断努力和改进的漫长过程。

线上教育政策篇6

改革开放30年,户籍制度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比如说取消了商品粮和农业粮的区别,但是在诸如孩子入托、入学、考大学以及医保、社会保障这方面,似乎还是坚冰一块。同一蓝天下的中国公民,就应该享受同等待遇,异地高考政策“开闸”,或许将是户籍制度的又一大变化。

但要真正将这一政策推行开来,我们所要面临的困难和种种未知的问题很多,说起来并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

从政策的出发点来说,允许异地高考是想既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等当地考生的权益。我们都知道京沪高考分数线比全国一般省份要低不少。拥有政策长期倾斜资源优势的京沪考生,异地高考的政策一旦放开,肯定会担心原本专属自己的教育资源和政策被挤占、被分流。在新闻跟帖里,京沪籍网友和其他户籍网友之间比较激烈的辩论,也说明了这个问题。怎么在中间做到一种平衡,是一件相当考量政策智慧的事情。

线上教育政策篇7

从建国以后到结束的近30年间,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高等教育政策活动所形成的传统范式,主要是一种单向度的政府选择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国家中心与行政机关中心。因此,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目标选择就是政府选择,价值目标的实现就是党和政府意志的贯彻执行。教育的价值目标从确立到实施都是通过政府的强制机制来实现的。高等教育活动的计划、资源配置、过程管理、教育服务的提供等全部由政府负责。这一时期在我国教育领域,一方面面临着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培养大量人才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则面临着使劳动人民充分享受教育权利的现实任务。因此,当时教育政策的两大目标或者价值取向,一是培养国家现代化建设急需的大量人才,二是为工农大众服务,满足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需求[2]。显而易见,这是当时教育政策价值体系中的宏观战略目标,在这个根本的价值目标指导下,一方面国家选择了效率优先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又实行了贯彻阶级路线的政策导向。首先,效率优先价值目标的选择及实施。国家经济要尽快地恢复与发展并进行国家工业化建设,这需要大量的专业人才,就要优先发展高等教育。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教育部门应当首先集中力量发展和改进高等教育。”[3]据统计,1953—1963年我国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约占国家教育投资总额的30%,而在大多数国家和正常情况下,这一比例应该不高于20%[4]。为了使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教育部提出“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1952年下半年开始进行院系调整,主要是强化工科,建立了大量的工学院。其次,贯彻阶级路线的政策导向及实施。“为工农大众服务,满足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需求”也是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高校招生政策向工农大众倾斜,后期发展为“阶级路线”政策。这一时期,从工农干部和革命干部可以优先录取、政治保送,到高校招生贯彻阶级路线、政治挂帅,对考生进行政治审查,再到期间高校停了5年恢复招生后取消文化考试,招收初中毕业即可、但需经两年以上劳动锻炼或具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学员”,于是,“效率优先”让位于贯彻阶级路线,高等教育领域不再顾及效率和教育质量。这个时期,一方面,在效率优先、贯彻阶级路线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下,高等学校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组建和新建了许多单科性的工科院校,并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培养了大量的国家建设急需的高质量专门人才,促进了我国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国家实行政治优先、面向工农的高校招生政策,满足了工农群众的教育需求,扩大了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机会,从制度上保证了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权利。另一方面,虽然教育公平一直是我国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选择,但是在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政策理论氛围下,对教育公平的理解、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贴上政治标签,并打上时代烙印,因而不可避免地产生高等教育社会排斥问题。优先发展高等教育政策,实际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教育政策,体现了对“效率”的注重,排斥了普通教育的发展。而院系调整的政策更是对短期效益的追求,优先发展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工科专业和工科院校,拆散综合性大学,建立大量的工学院,强化了工科,削弱了文科,严重排斥了短期内对经济帮助不大的人文社会科学。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我国就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大学。这影响了学科间的交叉渗透融合,阻碍了学校水平的提高,良好的人文科学环境被破坏。1949年,工科院校为28所,占13.7%;而1953年院系调整基本结束以后,工科院校增加为38所,占21.0%;到了1965年,工科院校猛增为127所,占当时高校总数的29.3%。这一时期最严重的高等教育社会排斥是高校招生政策所导致的政治排斥。前17年的高校招生政策,保证广大工农群众的受教育权利,是以限制和排斥非劳动人民家庭子女的教育权为代价的,随着党内“左”倾错误思想日益严重,在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高校要为工农大众开门”、“工农群众优先录取”的“血统论”政策演变成为歧视性的“阶级路线政策”。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社会排斥,基本上都是显性社会排斥,即通过明确的制度、政策等将一部分人排除于接受高等教育的社会权利之外。在传统高等教育政策活动范式中,国家中心的视角在社会结构中突出政治领域的价值,教育公平实际上只是阶级内公平,阶级内大众主义,从而导致高等教育领域严重的政治排斥,并且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既没有体现公平,也失去了效率。

二、转型时期高等教育政策活动范式的变迁及价值目标分析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其政策活动范式也开始了转变,即由单向度的政府模式逐步转变为政府一元主导,市场、社会、学校等多元并存模式。高等教育政策活动范式的变迁,首先是公共教育权力的变迁。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问题,这意味着我国高校管理权的下放和高等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一方面,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放权,原先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高等教育管理权适度地向地方政府和学校下放;另一方面,它又是由内而外的权力转移,高等教育管理权由体制内部分地转到体制外。高等教育政策活动范式的变迁,既带来了办学主体的多元化、多层次化和资金来源的多样化,又导致了高等教育政策价值目标多重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因而带来了价值目标实现过程中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多方博弈。从国家来说,转型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宏观战略目标是:为适应新时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提高民族素质,要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显而易见,这一时期高等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的目标。在教育领域公平与效率之价值目标是永恒的主题,然而孰先孰后、孰轻孰重总是两难的选择,公共教育权力的变迁给教育领域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及其关系带来新的涵义。随着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高等教育政策的活动范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高等教育政策价值目标从精英主义到高等教育大众化,“效率优先”特征明显。首先,恢复高考制度,择优录取,以知识标准取代政治标准,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观重新确立,以学习能力为标准的竞争制度环境重新建立,从而保证了高等教育的质量,促进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效率的提高。其次,高等教育公共权力逐步下放和转移,使高校有了一定的招生自,社会也有了办高等教育的权力和机会。这不仅拓宽了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渠道,缓解了办学经费的紧张与不足,也使更多有志青年一圆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之梦。再次,1999年以后我国高等学校大规模扩大招生,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这对加快高等教育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度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迅速造就规模宏大的专门人才队伍,增强综合国力、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深远的意义。第四,在此期间为了“出好人才”,我国高等教育实行了重点大学制度。1978年2月国务院转发了当时教育部《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院校的报告》,决定恢复原有的64所重点高校,并适当增加数量,使全国重点大学增至88所。到1981年底,又增至96所。此后国家确立了几所重点大学作为国家“七五”、“八五”重点投资的学校,由此,拉开了“重点大学重点建设项目”工作的序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先后两次确立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工程,即以“211工程”和“985工程”为核心的高水平大学建设。从教育公平方面来说,教育具有公益性。我国《教育法》也明确规定:“教育活动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5]实现教育公平一直是我国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选择。高等教育政策关于教育公平的价值目标主要在两个层次实现:第一层次是受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公平;第二层次是教育资源分配和提供教育服务的公平。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的公益性是通过由政府垄断公共教育,利用政府的强制机制来实现的,因此垄断公共教育使教育的公益性成为教育活动的一个必然结果。然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教育既可能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也可能具有私人物品的属性。在国家高等教育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利用市场机制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提高现有高等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是一种应然的选择。但是市场机制介入高等教育领域却给实现教育公平带来新的问题,其将导致追求公益与追求私益并存,因此公共政策对利益主体间关系的调整要比计划经济时代面对更多的冲突和矛盾。不同利益主体的需要及其价值追求越来越多地影响决策主体的选择和决策过程。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的高等教育政策逐步消除了以往的排斥性政策,如家庭出身、年龄、婚姻等,在教育公平价值目标实现的第一层次重视教育权利和机会的公平,在第二层次致力于教育资源分配和提供教育服务的公平。但是在效率与公平的冲突和矛盾中,特别是在追求公益还是私益的博弈中,高等教育政策价值目标由观念系统到行为系统的过程中发生了异化,由于权力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等的参与、渗透和影响,使受教育权利和受教育机会、教育资源分配和提供教育服务无法做到公正公平,严重损害了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在高等教育领域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转型时期高等教育不平等,主要表现为隐形社会排斥,即在一些看似平等的高等教育政策规定之下,却因为文化传统、金钱、权势或政策规定执行过程中执行者的原因而造成某些群体在参与高等教育的活动中遭受到实际的不公正。比较突出的有高校扩招政策、重点大学制度和高考加分政策。高校扩招政策,一方面扩大高校招生规模,迅速培养规模宏大的专门人才队伍,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度高等教育的强烈需求,加快了高等教育发展。另一方面,高校扩招政策导致了高等教育社会排斥,过高的学费,导致大学出现了一个庞大的“贫困生”阶层,排斥了低收入居民和贫困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还带来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在国家重点高校,具有较强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强势社会阶层的子女,占有较大的份额,而农村学生和弱势阶层的子女所占份额逐渐减少。教育资源、教育质量相对较弱的地方性高等院校聚集了较多的农村学生,同时,也集中了较多的高校贫困生。重点大学制度亦是有利有弊。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科学技术以及高级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多,国家先后两次确立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工程,以“211工程”和“985工程”为核心的高水平大学建设取得显著成绩。但是重点大学制度也带来一定的高等教育社会排斥问题。首先,重点大学制度失去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其次,重点大学制度逐渐形成了新的高校分级制度;最后,重点大学制度进一步加大了东西部之间、地区之间高等教育的差距。作为公共政策的高考加分制度是为维护教育的公平与公正而出台的,其初衷一是照顾“老、少、边、穷”教育相对薄弱地区的考生,二是对有特长的学生、有贡献的家庭考生予以奖励,从而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正义,鼓励学校和家长培养学生的专长,引导学生发挥特长,促进教育全面发展。但是,在现实中,高考加分政策的执行违背了初衷,滋生了教育腐败,严重损害了一部分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产生了社会排斥。

三、反思与展望

线上教育政策篇8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教育资源的不断丰富,全球已经步入教育信息化时代,课程与教育改革成为当今教育界的热点话题,在线教育模式一时间受到广泛的研究及应用。在网络如此普及的时代,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不断向网络信息化模式发展,教育的方式和理念不断更新,高等学校如何利用在线教育这个全新的教学模式做好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是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本文拟从三个方面,针对在线教育在大学生思政教育领域中的应用做粗略的探讨。

一、在线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概念与现实条件

目前,高等教育在我国已经大众化发展,教学质量和教学手段成为教育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在线教育成为高校教育的重要教学手段之一,其中,在线思政教育更是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在线教育平台将知识传授给大学生,不仅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同时增加了思政教学的新思路,借助网络海量的资源平台,将最优秀的教师、最新的教学成果、最权威的教育理念,通过网络传给更多的大学生,使他们从中受益。

(一)在线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界定

在线教育的现行概念一般指一种基于网络的学习行为,它是互联网时代的全新教育方式。而对在线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的界定,则众说纷纭,有的学者认为:以网络手段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不断地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质量[1]。从教育质量提升的角度对在线思想政治教育概念进行定义;也有学者认为在线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是对广大受教育者的思想观念、价值观、人生观等产生影响,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思想政治品质和信息素养的一种双向性、互动性的网络实践活动[2]。即从人的“本质”上去定义在线思想政治教育。还有其他很多关于在线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界定,多是因为选取的角度不同而在概念界定的侧重点上有所区别,不管是从背景环境还是本质功能上来看,在线教育都将成为思政教育中的重要角色。

(二)在线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条件

在线教育是未来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发展方向之一,也是当前教育界的新航道。思想政治教育选择在线教育的方式,体现了当前高校思政教育的改革姿态。但由于信息技术照比国外仍有差距,我国的信息化教育更多的从完善硬件资源向建全软件资源转变,在线思想政治教育仍处于探索阶段,其实现步骤一般是从学习在线教育的课程理念开始,再摸索适合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设置及变革。正因如此,我国在线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仍处于有待上升的状态。

在线教育的双方客体均隐藏在互联网的外壳下,其选择的动机是由言论本身的吸引力决定。在线教育没有个体间的身份地位、经济背景等的差别导致的阶级外套。每个人可以拥有平等的教育与被教育机会,可以互相平等的交流,不必因为身份背景而感到束缚,这在思政教育中,是一个很好的特点。

通过在线教育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教育者的角色逐渐从不容置疑的主导者转向亲民化的教育引导者甚至参与者,由传统意义上的硬性教学转向新模式下的互动教学,教育者和学生间身份的转变,管理者和服务者间的转变,教学更加民主化、灵活化,更大程度的保证了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间的平等性。我国当前的社会教育背景为在线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提供了较大的空间和资源条件,在线思想政治教育势必成为未来高校教学的重要手段之一。

二、在线思政教育在高校应用的必要性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培育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近年来,科技的进步,使互联技术应用于高校教育中,逐步构建出了在线思政教育体系,这是时展的需求。在线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不仅包括网络视频课程培训,还包括思想政治校园网站的建设。高校充分利用思政教育网站宣传教育大学生。近时期,各大高校均建立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的教育宣传网站,为思政教育工作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因此,在线思政教育是信息网络时展的与时俱进的需要。

(一)教学资源共享

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涉猎广泛,同时具有理论性、政治性、实践性等特点。

通过在线教育的方式,能够实现三方面的资源共享。其一,教学资源本身的共享。思想政治课程内容丰富,在课程构建的过程中往往需要经典的案例或其他资源构建,这些资源并非一次性的,而是在此基础上可以不断完善、丰富、再构建、使用的一个良性循环共享。其二,教学资源与他人的共享。通过在线教育实现思政教学的双向互动,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在没有身份地位束缚的基础上相互汲取信息资源,互利共赢。也能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及时补充和更新教学内容提供广泛的支持。其三,教学资源全球范围内的共享。教育是全世界的一个共同主题,好的教育资源是全人类的财富,世界的每个人都有获得知识的权利,思想政治理论课一方面是普及本国的政治理想主张,同时也要了解其他国家的思想政治动态,掌握国内外的时事政治,扩大知识面和视角,及时了解掌握思政发展前沿、最具代表性、针对性的教学资源。

(二)教学内容丰富

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教育内容广泛,大到国际政治形势、国家政治历史进程,小到个人人生价值的体现、道德素质修养,都是思想政治课程需要传授给大学生的内容。

在线教育为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拓展了教育空间,为宣传党的思想路线、政治纲领、政策法规等政治意识形态,巩固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阵地提供了丰富资源和便利条件。同时,在线思想政治教育还隐藏了教育内容中涵盖的政治性、阶级性的实质,提高了文化教育的内涵及技术含量。网络的发展使信息资源的查询更加便利化,摆脱了之前在大量的报刊和书籍中寻找资源的传统方法。与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相关的教育软件、红色网站、革命电影、网络教学及讲座等都将成为丰富高校思想政治课程的载体,网络同时具有更新的功能,使学生能够及时的获取教育的最新信息,提高了课程的实效性。

(三)教学积极性提高

目前,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方式多基于传统方式教学,由于其理论抽象、内容深刻、范围较广的特点,往往大学生在学习时积极性不高。

因此,为了提高思想课程教学的吸引性,必须将传统授课与在线教育有机结合,将抽象、笼统的知识变成具有可实践性的行动指南。但高校思政教师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要受到授课地点、授课时间等方面因素的限制,有时甚至授课人数严重超标,相对有限的师资力量和满载的学生客体,外加教学方式传统单一,这些因素都制约着高校思政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高校大学生的学习多为自主学习,兴趣很难激发,单调、重复、烦琐的讲授只会让高校思政课程变成学生的“睡觉”课。而在线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新的教育方式是对之前传统课堂的全新的开发。利用现代先进的教学方式,一方面使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全面、丰富的阐述课程内容。另一方面,使学生能够充分的参与到课程教学中,将教师由主导者变为引导者,激发高校学生的自主学习,利用在线教育中的互联网获取不同方面的学习资料,并从其他教师的在线授课采众长,消化成自身的知识,让学生从全新的视野享受思政课程的学习,将抽象的理论知识现实化、案例化,最大程度调动学生学习思政课程的自主性。

从以上三方面不难看出。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代教学发展的要求,在线教育的出现弥补了传统思政教学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在资源共享、内容扩展、学习积极性等方面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在线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和实效性对策

目前,网络正改变着大学生的生活学习方式,丰富着大学生的精神生活,陶冶着大学生道德情操。近年来,我国高校在线思政教育方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同时,也发现一些问题存在,如何让在线教育在我国大学生思政教育领域中得到更好的应用,进一步提高高校在线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教育水平,也是亟须解决的问题。

(一)在线思政教育存在的问题

通过调研与分析,在我国高校在线思政教育中现存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线教育资源共享受局限。目前很多学校已经开通了思想政治教育在线网络共享平台,但一般共享平台仅供本校师生享受,并且需要在学校的校园网才能够登录并浏览,在其他互联网则无法登录,根据调查显示,大学生最常上网的地点就是学校的寝室宿舍,这里也往往因为少了老师的监督成了思政教育的盲点区。这样本应起到共享平台的在线教育也“束手无策”,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共享。同时,复杂又充满诱惑的网络环境也对在线思政教育提出了挑战。

第二,在线思政教育pK错误网络思想。当今网络发展已经深入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当中,网络思想的环境也亟待净化。在网络上,很多学生都见到过背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内容,而很多学生在接触到错误思想的网络内容时,有将近一半以上的同学会关注这些内容,关注内容的同学大数是由于好奇,但也有少数学生会经常性阅读这样的错误思想,从而最终成为错误网络思想的渗透对象。也因此产生错误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因此,在线思政教育与鱼龙混杂的网络思想的pK战也迫在眉睫。

第三,在线思政教育缺乏专业人员的维护。在线教育是一个复杂并且庞大的工程,目前很多高校都开办了在线思政教育平台,但针对该平台的专门机构和负责人员却凤毛麟角。如国内有些高校并没有专业的部门和教师负责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网络传播,仅是表面意义上的网络中心,负责全校各方面的网络信息的传播及网络教育,针对性不强。有一些学校的在线思政教育安排专职的思政教师进行维护,这些教师在网络建设方面并不擅长,往往会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从而影响到在线思政教育的普及与发展。

(二)在线思政教育实效性对策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最大限度地发挥在线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既是我国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发展的潮流,也是发掘“高专精”人才过程中,思想政治素质培养的战略措施。在线思政教育利用先进的网络技术脱离传统课堂教学的束缚,为学生提供多媒体资源和思想政治理论材料,使学生反客为主,满足学生个性化、灵活化的学习要求。

在线教育同时也离不开传统教育,课堂上教师的言传身授及个人魅力,与学生之间的互动等是传统教学的精华之处,无论什么样的教学方式,教师的作用是无可取代的。因此,在提倡在线教育的同时,传统思政教育的方式方法不能偏废。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让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更加生动、活泼、有内容。

利用在线教育模式,建立师生互动交流模块。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是一门独立、抽象的课程,授课过程中需要师生间的互动,交流思想,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活化教学是一个重要的渠道。在此可以考虑设置高校BBS思政交流论坛、思政QQ群、思政微信公众平台等,使教师和学生之间通过这种既方便又省钱的方式及时沟通,并分享一些国内外优秀教师的讲座及课程视频等。

在线教育的教学方式对各大高校公共基础课之一的思想政治课程来说既是一个机遇,同时也是一个挑战,针对在线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对策是一个亟待丰富和完善的重要课题,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更新,高校思想政治课程需要充分准备、转变思路来迎接挑战。

线上教育政策篇9

1.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是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的前提。

1.1职业教育政策、法规的出台必须进行大量的社会调查,尊重客观规律,把握我国的国情,把党的群众路线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1.2职业教育政策、法规的出台要先进行必要的试点。避免因新政策的出台,科学性的不完备而致使大多数人民群众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2.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也是职业教育改革的主体。职业教育的改革关系到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人民生活,也关系到人民群众千家万户后代的就业、创业问题。因此,职业教育的改革不是几个专家研究的成果,也不是照帮发达国家的培养模式,而是要通过大量的社会调查、个别地区的试点,通过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代表的题案,反映人民的呼声,纠正不符合时展要求的职业教育体制、政策,最后形成符合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和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策、法规。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把党的群众路线落到实处。

3.坚持党的群众路线,避免职业教育改革中的。有的领导自以为有经验、有能力,有的教育研究人员自以为理论水平高,在职业教育的研究、改革、发展中,搞经验主义、搞一言堂甚至,不深入调研,以理论推导代替社会调查,这些都有悖于党的群众路线,其结果只能是决策、制度、政策、法规不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盼,使我们的职业教育改革误入歧途,给人民群众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

二、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推动下,迎来职业教育改革的春天

1.改革中小学学生评价体系。中考、高考的考试是否可以尝试进行两种,一种是以往的理论考试,另一种是能力、实操、职业倾向的考试。

2.改革中、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考试制度。近悉教育部决定新增多所本科职业院校,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拿出措施、制定政策,彻底改变当前只有上名牌大学或院校才光宗耀祖,而上职业院校就是高考没有考好或没出息的观念,要使职业院校进入一本,要让人民群众的子弟上职业高校有光荣感,和上名牌大学一样享受高质量的高等教育。

3.通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实转变职业学校管理干部、教师的作风。

三、我院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出现的新气象

1.院党委班子成员各分配一个系部作联系点。把领导干部联系群众、深入教学一线落到实处。

2.开展一系列活动,加强对学生的素质教育。如新生文化艺术节、心理微电影大赛、学生手册学习知识抢答赛、四项全能体能大赛等。

3.特别重视学生实验、实训的教学,开展了全院性的职业技能大赛。2014年我院建筑工程系邓刚武老师实训教学成果“鹊巢”得到社会广泛的关注。在去年《生活空间设计》课程教学中,邓老师大胆尝试全新的“以实际产品代替虚拟作品”的实践教学方法,从概念到最后的成品,完成了“鹊巢”极小型全功能住宅,成功实现在4.5㎡的空间中解决两人日常生活的概念性产品“鹊巢”。“鹊巢”一出,即得到人民日报微博关注、潇湘晨报头版头条报道,湖南卫视、安徽卫视、辽宁卫视、山西卫视、湖南经视、湖南都市等多家电视台报道,凤凰网、人民网、中国新闻网、腾讯网、新浪网、搜狐网、网易等多家一线知名媒体的报道。

线上教育政策篇10

【关键词】群众路线教育价值目标实践路径

一、引言

党的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党的性质以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着党在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时,要以群众路线为基本准则。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党的群众路线是党保持其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的根本力量。

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价值目标

1.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党在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发展时,发现我党的执政基础以及执政地位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与重大挑战。同时,伴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民群众寄予执政党的厚望也越来越高。这种厚望能不能得到满足,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高低,而执政地位的巩固与否,又影响到党与国家能不能稳定持续发展。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人民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以此来获得人民的拥护与爱戴,赢定人民群众最发自内心的肯定。通过这次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不断地提高党的执行力以及增强党的创造力与决策力,从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2.保障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

2013年4月19日党的十报告提出,从目前开始到2020年为止,我国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而这一目标是否能够如期而至,则需要党各方面的路线的保障。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路线,对于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核心内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和“源于实践,用于实践”的思想路线是相互辅助的。同时,二者也是作为党的组织路线以及政治路线。首先,党内干部是由人民代表选举出来的(从群众中来);其次,党内干部的工作就是深入基层,查探民情(到群众中去);然后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决策(从实践中来);最后,再依法推行该方案,并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与检验(实践中去)。这样一个循环模式,在建设全面小康社会问题上,更直观地体现出来了党坚持群众路线的重大意义。然而,如何顺利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这就需要把当前的探索和实践经验逐步条文化、固定化。同时,多方位围绕党的核心目标展开实践活动,让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不仅仅成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推动力,也成为落实党各项工作的核心监督力量。

三、党的群众路线教育的实践路径

1.抓重点,树立并坚持群众路线观点

通过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如火如荼地进行,广大党员干部各方面都受到了的影响。它不仅牢固和加强了党员干部的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以及群众观念。然而,在群众路线执行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及新的情况。首先,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现有经济发展模式与之前的计划经济相比较,有着很大的优越性。不过,随着国际市场的多元化,我国人民群众的需求也呈现多元化,同时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也变得复杂多样。其次,站在执政党的角度分析问题。继改革开放国家各项政策取得巨大成就的后,我党内部成员开始沾沾自喜,飘飘然然,分不清东南西北了,甚至摈弃了群众意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壁垒,缩短了人与人相互交流的各种花费。然而,群众与官员之间的交流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改善。官员的身份端得很高,官腔打得很溜。人民的仆人渐渐变成人民财产的掌控者。如果,照此发展下去,不仅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还动摇党的执政根本。所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对此时的党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露。及时又有效地帮助党内部成员端正心态,克服不良官员作风,增强党员使命感和责任心,从而不断提升其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2.广传播,号召群众全体总动员

历史是由人民群众缔造并推动的,社会的发展也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因此,要想全面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也需要群众的参与和推动。首先,党员干部端正思想和作风,密切联系群众,让人民群众有对党各项工作安排、政策实施的基本知情权。其次,采取由大机构――小机构――各社区,官员――党员――群众的传播方式,务必把群众意识渗透到每个阶层中。同时,让人民群众真正领悟到其社会地位以及清晰该活动的最终目标和意义所在,全面投入和全力支持。最后,各市区官员对其管辖地进行亲自走访询问,调研等方式,并把办公放到阳光下,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和接受群众的监督。每一项政策的出台及实施,都要能够真正的是想民之所想,解民之所急。对于评价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好坏,关键就在于是否被人民群众所认可并打心底接受。

3.重效率,抓主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