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实践管理篇1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快速转型期，因原有利益结构的打破而引发的利益分配失衡、因社会关系调整和社会行为多元等因素而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激烈凸显。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我国的社会管理承担着协调整合社会关系、调节化解社会矛盾、防范应对社会风险、引导规范社会行为、维护保持社会秩序等基本功能。因此，在我国，社会管理的创新必然与社会稳定的维护有着息息相关的密切关系，必须强调通过强化社会管理来创造和维护安定有序的社会秩序。但是，在近年的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把加强社会控制和维持社会稳定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价值诉求甚至是唯一诉求，过度强调政府在其中的社会风险控制责任，维稳意识强烈，管控行为倾向明显。
分析目前很多地方政府所推出或树立的社会管理创新典型就不难发现，其出发点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直接指向维护社会稳定，以全面强化政府对社会管控的理念为行动指导，以行政控制工具的高度依赖为其突出特征。其基本路径是：以维护稳定和保持秩序为主要目标，注重管理体系的建设和管理方法的创新，通过发现、总结、提炼各地各部门在社会维稳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将做法和经验上升为制度规范，然后在更大范围进行推广，并在其中重视化解社会突出矛盾以及加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能力的建设。在这样的管理模式里，社会管理创新其实成为在新形势下沿用旧的思维方式维护社会稳定的行动表达，虽然短期内取得了数量减少、得到及时化解的效果，但其目的是为了社会控制和维稳。在其中，社会稳定被狭隘地解释为不发生任何冲突和矛盾的静态稳定，并没有科学认同和重视社会发展动态意义上的社会稳定，这样的社会管理创新实际上只能称为社会治安的新模式。在现实中，很多地方在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中所推出的类似“大力加强综合治理的基层组织体系建设”、“社区稳定工作的长治久安之路”等经验的后面，不过是政府司法部门、政法部门、综治委的传统社会治安工作的延续或升级。以社会控制和社会稳定为要的社会管理创新最大的问题是单向地控制思维忽视了社会的能动性和能动力量，在维护了一定程度地稳定的同时，忽视甚而扼杀了社会活力。同时，以社会管控为重心的社会管理创新，使得公民的“维权”意识与行为和政府的“维稳”目标与努力两者间极易形成对立，民众只要表露出维护个人权益的诉求和期望，在政府眼里都容易被视为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冲击，被看作是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其直接的结果是公民权益的维护往往最终演化为与政府的冲突，并在冲突激化到让政府认为已经影响到社会稳定的时候，政府才会对其有所回应。如是，在公民权益得不到制度化的保障的情况下，“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自然出现，而在基层官员的思维里则极易形成“能摆平就是有水平，不出事就是真本事”的思维套路和行动逻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要“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1]，这既是社会治理创新的根本目标，也是其价值目标。换句话说，与社会管理的价值取向相比，社会治理的“维权”意义重于“维稳”意义。强化社会治理的目的绝非是通过强化社会管控来限制人的创新性和自由选择，来抑制社会的活力生机和蓬勃发展，恰恰相反，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质是以实现和维护公众的权利和权益为目标，通过赋予和实现群众表达、维护、实现其个人利益的权利，来推动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通过制度设计激发出社会活力。
社会治理，是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与增加社会和谐因素的统一，是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统一。因此，在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中要确立社会秩序与社会活力相统一的核心价值，处理好维持社会秩序与激发社会活力的关系。要将以往凭借强大的行政权力管控社会组织和个体的行为与言论，从而使社会整体上不出现动荡的“控制性秩序”，转向实现在对社会基本规范和基本行为规则达成一致认同与共同遵循的基础上，社会组织和个体依法合理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从而使社会各组织和个体都和谐共处的“自治性秩序”。在这样的秩序中，不存在政府随意运用特权命令、强制对方服从的情况，每个个体和社会组织都依照其理应充当的角色，在社会分工和社会运行中有序、合理、公平、和谐、有机地组成社会统一体，整个社会焕发出应有的生机与活力。
二、纠正对社会管理作用的矮化认识，明确社会治理创新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地位
在以往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一些地方政府显现出对社会管理的独立地位及价值认同、重视不足。特别是对于一些欠发达地方的政府来说，基于自然环境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发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推动社会管理创新的任务相对于其他地方而言显得更为繁重而艰巨，在具体的社会服务与管理中要付出的成本也更高，相较于立竿见影的经济发展政绩来说，社会管理与社会建设成绩难以在短期内见效。在现有以经济指标为重点的政绩考核压力下，“经济发展优先于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甚而“经济发展唯一”的行政理念容易成为这些地方政府官员们的共识。也确实有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认为“只要经济建设搞好了，有了足够的财力，社会管理顺理成章就能搞好”。这些思想和理念，实际上是淡化甚而否定社会管理的独立地位和价值，将社会管理仅仅看作是经济发展的附属物和衍生品。在功能和定位上对社会管理功能的认识不到位，使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受到极大局限。从已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来看，很多地方政府对社会管理的内容和范围的界定多局限在改革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服务管理方式、加强社会治安重点区域综合治理、推行社区网格化服务管理等有限的几项内容上。同时，在创新过程中往往重视方式上的推陈出新或者技术工具的改造应用，甚至在一些基层出现“为创新而创新”的现象，而忽略了对社会管理根本的、基本的和主要的制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在这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前所未有地提高到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列的地位，共同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政府治理、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都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和总部署的关键性范畴。对社会领域的管理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中以后，社会治理显然不再局限为政府的一项职能，而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由此，全面深化改革成为我国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时代背景，“社会治理体制改革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部分，也是达成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途径，更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一部分”[2]。社会治理的规划和定位被置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战略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图中来思考。目前，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在体制创新，体制创新的内容则包括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四个方面。
三、纠正管理的政府中心主义，实现社会协同治理格局
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中，很多地方加快了政府职能转变的力度，从注重经济管理职能转向了注重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职能，但往往又在强化了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忽视了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将社会管理等同于政府的社会管理，仍然延续了政府中心主义的管理模式。作为唯一的权力中心，政府成为公共事务治理和公共服务供给的绝对主体，包揽了社会管理的一切大小事务，社会与公民只能处于服从政府管制的附属地位，政府被塑造成“全能政府”。从社会力量的发展来看，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普遍不足，社会组织的总量不多，数量的增长在近年还有放缓的苗头，政府扶持和培育社会组织的政策制定中仍然存在若干壁垒，仍然有相当数量的社会组织由政府主导建立，行政化倾向明显，对政府依赖性强，参与社会管理的空间很小。城乡社区建设目前还存在着政府与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未理顺、社区服务体系尚未健全、社区群众参与意识与参与能力不高等问题。社会管理的政府中心主义，使政府在垄断了一切管理资源的同时既背负了日益纷繁复杂的管理事务，又承担了相应的管理重责，并超越了自己的能力和合理的职责范围，造成了“政府失灵”，其结果是无法促进和保障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在现实中突出表现为公共服务长期供给不足与日益扩大的公共服务需求形成的社会矛盾并呈现累积性爆发的趋势，也因此降低了政府的合法性权威。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其中的一个重大的转变即实现社会的协同治理。协同治理是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公民个人等多元合法主体在相互依存的环境里，运用公共权威、协同规则及治理机制，通过合作、协调、伙伴关系、确立认同等方式，调适冲突与多元利益，以有效治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过程。政府与社会协同共治体现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精神，是未来我国社会治理实践的基本方向，也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关键内涵。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指出，我国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四大原则”，即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依法治理、坚持综合治理、坚持源头治理，正体现了社会治理中党和政府的公共权力与社会组织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协调合作与和谐平衡。在协同共治的范式下，政府地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社会公共事务治理各参与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政府是其它主体的合作者；另一方面，基于我国的国情，政府在多元主体中的职责又是最为重要的。政府是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的代表者，在社会管理中当仁不让地居于主要地位，但要实现由“垄断者”到“主导者”的角色转变。当前尤其需要正确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加快政府职能的调整和转变，使政府从一系列大包大揽甚至直接从事的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事务中退让出来，将原来属于社会的权力归还给社会，淡出原本不该涉足的领域，转向指导与协调，继而以制度调节为已任。实现协同治理需要在实践中开拓一定的社会公共领域作为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良性互动的平台。社会公共领域作为政府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中间地带，把政府与民众既相隔开又相连接起来，一方面减少了由于政府直接面对民众而出现冲突的概率，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政府与民众沟通通道的多元性。其中，社会组织是社会公共领域的重要角色，在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的形成过程中具有特殊功能：首先，作为社会治理体制中重要的协同主体，承接政府纠正“越位”、“错位”、“缺位”后剥离、转移出来的社会事务和社会服务；其次，充当国家与个人矛盾冲突的缓冲地带，降低社会治理可能的、潜在的风险，创造和奠定社会治理所需要的良好的社会关系基础；第三，有效整合社会治理资源，推动全社会的协同共治，在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多样化的社会资源和多种社会力量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和渠道来进行有效的整合利用，而社会组织正是最佳的载体和工具；第四，反映群众诉求、协调利益关系，社会组织凭借其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质，能充分吸纳不同利益群体的合理意见和建议，满足社会成员多样化的利益需求。
四、纠正强制管理手段，实现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
在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中，政府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三大传统社会管理手段被沿袭和运用，方法上还是政府全面负责并依靠具有节制关系的行政组织来全力推动。只要进行社会管理的主导工具还是刚性的行政手段，在社会具体事务的管理中政府行政权力凌驾于社会自治之上的现象就容易出现，政府侵犯公民权利事件就不可避免地重复上演。同时，在“稳定第一”、“稳定唯一”的理念或思维的指导下，消解社会问题手段容易简化为“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的“经济手段”，化解社会风险的方式容易异化为权力打压和暴力威慑的“暴力手段”。习惯于事前的“堵”和事后的“灭火”，追求问题解决的“短平快”效应。这些传统的社会管理手段和方式，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既“管用”又“好用”，也确实在短期内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长此以往下去，将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是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重要内容，在下一步的实践中，目标是要实现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系统治理”的原则强调社会治理主体要从政府包揽向政府主导、社会共同治理转变。这意味着一方面要继续加强党委对社会治理的领导，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则要强调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力量的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依法治理”的原则则表明进行社会治理的根本依据和手段要从管控规制向法治保障转变。需要确立法律至上、公平正义和保障人权等法治理念，用法律制度来理顺社会利益关系，来保障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和利益表达权利，来规范国家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行为。坚持用法治思维来认识和看待社会矛盾，用法治方式来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在支持民众依法理性、合理有序的表达个人诉求的同时，引导民众依法律按程序维护自身权益。“综合治理”原则则强调社会治理要善于在法律手段外综合使用其他手段来进行。其中，道德作为一种非强制性的社会行为规范，是社会治理可资利用的重要的“软治理”手段，是处理社会关系的重要行为准则。此外，要运用好行为规范体系来规范社会行为，运用好教育、对话、协商、谈判等方式调节社会利益关系，运用好民主、服务方式解决社会问题。“源头治理”原则强调社会治理的环节上要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前移，一是要紧紧抓住改善民生这一重点，强调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注重社会制度设置的公平正义；二是建立健全社会发展综合决策和执行机制、社会影响评估机制、社会安全网机制和社会风险管理机制。
五、纠正对社会问题和社会风险的浅层应对，凸显改善民生在社会治理中的基础作用
社会实践管理篇2
全球经济化背景下，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与关键是人才的竞争，教育管理是人才培养的基础，是提升大学生综合文化素质与社会实践水平的关键环节。依据教育管理在目标、环境、结构、领导四方面的一系列特征，分析出以下几种管理模式[1]。第一，正规的模式。正规模式是在大学组织中上级可以控制下级，下级绝对服从上级领导的安排，其管理者拥有着绝对的法定权，具有解决重大问题的责任，通过运用理想的相关手段水球目标一致，具有较强的规范性与等级结构；第二，政治模式。通过协商、联盟等政治术语来诠释在实践教育管理中的具体现象。其权利相对较为分散，群体之间抑郁引发矛盾冲突，局部利益凌驾于学校组织整体利益至上；第三，学院模式。学院模式是学校组织的相关成员通过讨论的形式达成一致的意见，参考最终已经进行决策。在这种模式下，领导作为组织执行的一员，起到了组织、促进与帮助的重要作用；第四，文化模式。文化模式的主要内涵是以族中的中心为个体价值观、行为准则与信仰。
组织文化是学院整体价值与校园文化的象征；第五，主观模式。主观模式认为组织是组织成员的创造物，主要特征是忽略组织群体，反对探寻管理过程中的普遍规律，在整体的教育管理中容易削弱学生的整体价值观，但注重了个体目标的价值观、信仰，强调了个体的差异性。综合分析，现阶段普通高校的教育管理模式涵盖了正规模式、学院模式、政治模式、文化模式与主观模式等。不同教育管理模式在实践教学中都存在着相应的优势与劣势。
二、提升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重要意义
1、社会实践是课堂教学的拓展与延伸，是对课堂教学质量的最终检验社会实践了高校学生的学习范围，能够更加系统的提高学生的社会公德意识，增强学生的危机感、使命感与责任感。学生通过社会实践的形式最大限度的巩固了课堂所学的专业知识，在实践训练中运用并发挥自身的创新思维。通过长期的社会实践，学生能够深入的了解社会，能够认识自身的优势与劣势，科学、可观的看待社会发展存在的问题，培养自身对整个社会发展的认知能力，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锻炼学生的学习品格，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2、社会实践培养了大学生的服务意识，提升了大学生的团结合作能力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的竞争度较高，大学生初期进入社会会遇到很多难以解决的关键问题，学生在于整个社会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能够在实践活动中磨练坚韧的意志，培养艰苦奋斗的精神，感悟社会的服务意识与实践意识。与此同时，通过社会实践，学生能够学会如何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团体、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关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自身是社会集体力量的一部分，在与社会融合实践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团结合作能力，增强自身对社会发展的适应能力。
3、社会实践是知识学以致用的关键，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根源学生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将在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应用于实践，服务于整个社会，实现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社会实践是思想交流、文化传播，个性发展的有机统一体，学生在不断的实践磨练中丰富自己的社会经验，提高自身的直觉思维能力与业务水平。教育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培养高素质的优秀的创新型人才，学生创新能力源于自身的钻研能力与社会实践能力。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须以大量的社会实践为基础，通过探寻多事物、多方向内容的交叉点，提出社会上存在的关键问题，以某一方向或某一特点切入，总结出新的结论与观点，实现对社会实践技术创新。
三、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的途径与措施
1、普通高校亟需加强学生实践基地的建设，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社会实践基地是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基础，是学生理论运用、积累实践经验的社会条件，是培养高水平、高质量人才的根本保障。伴随普通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教学的不断深入，实践基地建设是院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首先，高校要充分重视实践基地建设的重要性，提高认识，强化管理，最大限度的发挥实践基地的重要作用。其次，高校在进行大学生课堂教育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培养，实践基地的建设与发展要紧跟时代、面向社会，全面促进学生掌握过硬的专业知识才干与社会实践能力。
实践基地的建设要优势互补，通过多所院校的共同合作，实现个高校之间实践基地的资源共享，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最后高校要注重学生社会实践信息的反馈与分析，做到课堂理论与社会实践的有效结合，在不断的总结社会经验与实践教训的过程中，发挥教师的社会实践经验，分析学生认知社会的最佳切入点，选择最佳培养路径提升学生的专业知识水平与社会实践能力，为国家输入高素质、高质量、高水平的专业型人才。
2、强化高校实践课程的建设，做到理论结合实践高校实践课程建设是学生社会实践环节之前的重要内容，是指导学生实践，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关键环节。高校实践课程的建设，第一，要做好课程的全面规划，明确目标，把握好课程设计的定位。高校实践课程是以操作性、体验性、活动性与应用性为主体的实践课程，具有开放性、自主性、实践性与社会性的显著特点。高校要从整个大学生课程体系建设的高度着手，以实践课程建设的规范性、科学性、合理性与可操作性为建设基础，有效的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第二，理论联系实践，课程建设的素材源于实践的精华。大学生社会实践课程的探索与实践是培养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社会实践课程促进大学生对社会的深入理解，能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注重大学生人文精神与综合素质水平的提升，强化培养大学生的理论应用能力与实践创新能力，锻炼大学生独立的能力、合作的能力，认知社会、适应社会、适应环境的实践能力。第三，以社会实践能力培养为目标，培养专业型人才。通过理论课程的学习使大学生明白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培养的重要意义，提升学生对社会行为、社会关系、社会沟通与交往的认知能力。
四、总结与建议
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成才的重要途径，科学的教育管理模式是大学生具备专业技术与实践能力的基础。高校要从本质上充分意识到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与教育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性，建设制度化、规划化、连续化的社会实践基地，最大限度的为高校学生提供社会实践平台，积极引导、鼓励大学生锻炼社会实践能力。与此同时，高校要注重创新教育管理模式，以社会人才市场动态化需求为参考标准，结合社会现实情况，开展对高校大学生的教育与管理工作，进一步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使他们成为信息化时代社会需求型人才。
社会实践管理篇3
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协调各种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保持社会秩序。对于正在经历飞速发展和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来说，社会管理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面对中国社会的新变化及其挑战，重塑社会秩序[2]。社会管理标准化的意义在于，如何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找到有效推进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方法，从而建立起一种推进社会管理的长效机制。
一、社会管理标准化理论框架
社会管理是在一定的共同价值基础上，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3]。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标准化作为城市文明发展的衡量标尺和现代化进程推进的有效手段，是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路径。社会管理标准化是对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在社会管理领域开展社会管理活动时，运用相关概念和准则制定统一的规范、程序、制度或标准，以此规范、协调、统一组织运作行为，实现社会管理长效化的过程。标准化传统上主要应用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领域。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民生工作重要性的不断提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把加强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当前的社会管理格局是一种多主体参与的格局，或者说当前的社会管理是一种“多元协作式”的社会管理[4]。多元主体参与社会管理需要有多元的管理工具，这就造成了社会管理标准化的主体多元、标准多元以及联动手段多元。社会管理标准化的理论框架是以提供优质服务为理念的国家、社会两大主体“合作模式”下的管理标准、工作标准、技术标准的一体化，以及规范化、信息化、品牌化、网格化和协同化五化联动构成的体系，简单可以概括为“一核牵引、双方合作、三标齐立、四维助推、五化联动”。
第一，社会管理标准化的理念是提供优质服务，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提供服务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社会管理标准化有利于提供优质服务，社会管理标准化的理论框架确立了以提供优质服务为核的“一核牵引”的理念导向。
第二，社会管理标准化的主体是国家与社会，社会管理标准化依托政府主导和社会协同的“双方合作模式”开展工作。该模式充分体现了社会管理标准化的运作特征――无论是标准的制定或出台，还是标准的推广和执行，再或者标准的反馈和改进，都体现出各就各位与分工协作的特点。
第三，社会管理标准化的体系是“三标齐立”，即管理标准、工作标准、技术标准的一体化，这三类标准既有所区别，各有侧重，又相互补充，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第四，社会管理标准化的运作是“四维助推”，即点面结合――表现为由点到线到面的扩散、纵横联合――表现为由水平开始水平与垂直结合的立体创新、上下整合――表现为从由上到下到由下到上的上下互通、内外协合――表现为由内到外到由外到内的内外联动。
第五，社会管理标准化的方法是“五化联动”，即社会管理标准化工作呈现出规范化、信息化、品牌化、网格化和协同化。这五化分别从社会管理的内容、手段、创新、管控、合作等不同层面和纬度，阐释了社会管理的制度化和标准化水平。
二、以南京为个案的分析
南京作为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副省级城市，在社会管理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把标准化延伸到社会管理领域就是这种探索之一。推进社会管理的标准化不但显著拓宽了标准化的传统应用范围，而且使得社会管理有了有效推进的手段和方法。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社会管理的标准化是一种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制度和规范建设。南京市近年来在和谐社区建设标准、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标准、服务品牌评价标准、居家养老服务标准、残疾人无障碍设施建设和托养标准、市纪委案件审理标准化体系以及机关公共服务标准化等社会管理领域标准体系和公共服务建设标准体系建设当中，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特点和经验，有力促进了和谐社会建设与民生改善。为什么在南京会出现和谐社区标准化、机关服务建设标准化等社会管理标准化成果，其形成机理是什么？社会管理标准化工作的特点与经验是什么？社会管理标准化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应该如何创新更多的社会管理领域的标准并充实这一体系，为提升我国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继续贡献地方创新的经验。本文基于南京市的实地调研，将主要尝试回答上述问题。
（一）社会管理标准化工作的主要特点
1.标准化倒逼政府提高服务效能，促进政府服务规范化
标准化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服务规范化的有效途径。2003年以来，南京市江宁区多家单位先后建立实施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江宁区委区政府在69家党政机关部门全面部署标准化建设，探索运用标准化推进党政机关自身建设和管理创新，建立了行之有效的“三标合一”标准化体系，极大地提高了政府服务水平。其中，形成的“江财”管理模式，成为全国首家行政机关4a级国家标准化良好行为单位。
2.标准化融入部门日常工作，促进特色服务信息化
社会管理标准化建设离不开大量原始信息的采集、数据的处理，离不开利用网络平台接受公众监督与评估，这些都需要现代信息技术与网络的充分运用。各种信息化、网络化的手段与媒介既是标准化管理的技术基础，也保证了标准化的效果可以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在纪委、人口委、气象局等特殊部门，更需要特色服务信息化来推进标准化。比如，南京市纪委和市监察局在对行政事项进行过程分析的基础上，将标准化管理的“系统集成”和“要素控制”思想与纪检案件监督管理五项基本职能、案件查办六个工作节点结合起来，建立起以五大职能为基本框架、不断改进的闭环管理模型，逐步建立了一套包含监督管理、案件审理和工作的标准化管理体系。江宁区气象局也建立了涵盖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三标一体”的标准化管理体系，显著提升了气象预报的信息化水平。
3.标准化助推服务品牌塑造，促进民生供给品牌化
近年来，随着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将地方经验塑造成可以推广的品牌，并延伸到政府运行机制之中。南京一直把实施名牌战略作为发展的主导战略。对一个文明的城市而言，需要的不仅仅是服务，更重要的是品牌服务。南京市2009年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此后不断深化文明城市建设，在空港、交通、电信、国税、商贸等窗口单位开展标准化工作，形成了诸多的南京服务品牌。南京市在各部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引进了国际先进的科学评价体系，制定了《南京市服务品牌建设评价准则》，建立起一整套服务品牌建设评价体系。此外，南京在居家养老和残疾人服务标准化等方面也成功塑造了民生领域的品牌。鼓楼区残疾人联合会、鼓楼质监局等单位获批部级“残疾人托养服务标准化试点”项目，在为期两年的时间内，完成残疾人托养服务标准化试点工作。江苏省《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已经省质监局批准立项并着手起草，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托养服务行业水平，促进残疾人安养事业健康发展。
4.标准化引领社会管理创新，促进基层社区服务网格化
标准化在基层社区的推进实质上就是通过标准来界定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下沉机制，实现社区服务的网格化。南京的城乡社区建设标准化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早在“十一五”初，南京市玄武区就提出“硬件设施标准化、社区管理自治化、社区服务市场化、社区队伍职业化、社区工作规范化”的社区建设标准，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通过引入企业标准化手段，建立社区标准体系运行模式，进行策划、实施、检查、整改四个阶段的循环工作，制定了《玄武区社区服务标准汇编》等一整套社区服务标准体系，实现社区建设和谐可持续发展，成为部级和谐社区标准化示范区。白下区将标准化的原理和方法应用到社区服务领域，实现统一的标准体系框架和独具特色的“1+X”机制，以标准化评估促进服务成果共享。2008年，民政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白下区设立全国和谐社区标准化研究工作组，2009年白下区又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确定为全国社区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2011年3月中旬，受民政部委托，全国和谐社区标准化研究工作组专家研讨会在宁召开，大家针对近年来和谐社区建设面临的新问题，修改了和谐社区建设标准，使该标准成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的“国标”。
5.标准化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促进企业参与社会管理协同化
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树立公民形象，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营销”。2009年12月28日，南京市《企业社会责任》地方标准实施，“企业社会责任”论坛在宁举行，该标准当时是全国唯一的地方性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此外，南京还积极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研究，为制订《企业社会责任》国家标准和参与iSo26000《社会责任》国际标准研制提供依据。南京市企业社会责任显著体现在循环经济发展上，南京市制定《南京市循环经济评价准则》标准，在石化、钢铁、矿山、水泥等重点行业，开展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工作。南京钢铁联合公司和南京化工产业园实现节能减排，履行社会责任。
（二）南京社会管理标准化的基本经验
南京在社会管理标准化工作中形成了许多经验，其基本经验是：社会诚信是社会管理标准化的价值取向；“四维推进”是社会管理标准化的基本格局；共同治理是社会管理标准化的内在要求。
1.社会诚信是社会管理标准化的价值取向
目前社会信任的缺失，不仅阻碍经济发展，也使执政党公信力下降，进而影响社会稳定。现在强调社会管理，就是需要建立这种社会信任机制。南京客运东站的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标准，南京市江宁区的“江财模式”，纪检系统的标准化办案以及基层社区标准化的实践都是以建立与群众之间的互信为价值追求，从而通过标准化工作方式重新构筑了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民众的信任关系，积累社会资本，实现社会价值重塑。
2.“四维推进”是社会管理标准化的基本格局
南京市的社会管理标准化工作起步早、起点高，开创性运用标准化手段推动和谐社区、和谐农村建设，在全国率先研制完成《和谐社区建设评价总则》和《和谐农村建设准则》地方标准。2008年7月，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民政部联合批准，全国唯一的和谐社区标准化研究工作组在白下区正式成立，标志着南京市和谐社区标准化建设已经上升到国家层面，将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和谐社区建设有关标准的研究、制定、实施和试点创建工作。运用标准化体系推动江宁区财政局机关效能建设，为建设服务型机关提供了方法、树立了典型。2009年，江宁区被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确立为唯一一家部级“区级机关公共服务标准化示范区”试点单位。《无障碍设施施工验收及维护规范》也是我国首个无障碍设施验收和维护标准。南京市的社会管理标准化工作不但起步早、起点高，而且还在永不停歇地可持续推进。以江宁区区级机关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为例，从2003年起，江宁财政局就开始引入国际先进管理理念，将标准化管理核心理念与机关管理实际有机结合，贯彻实施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标准、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标准、iSo18000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在构建创新型、节约型、服务型以及环境友好型机关建设方面作出良好示范。2007年，江宁财政局在全国党政机关率先通过国家4a级标准化良好行为单位验收，并举行“运用标准化手段，推进和谐机关建设”论坛。2008年，江宁区委区政府则把“江财模式”在全区推广，2009年江宁区成为区级机关公共服务标准化示范区试点，2011年示范区试点通过验收，江宁区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区级机关公共服务标准化示范区。社会管理标准化在可持续推进中形成了“四维推进”的永不停止、永续发展的特点。“四维推进”即由点到线到面的全面推进、由水平开始，水平与垂直结合的立体创新、从由上到下到由下到上的上下互通、由内到外到由外到内的内外联动。
3.共同治理是社会管理标准化的内在要求
中国的改革往往是基层实验和国家的顶层设计相结合，南京的社会管理标准化的发育发展也鲜明地体现了地方品牌竞相实验、自发生成与政府部门宏观指导下多主体共同治理的特点。南京市《和谐社区建设评价总则》、《和谐农村建设准则》、国家4a级标准化良好行为单位等社会管理标准化品牌的形成首先通过基层实践，积累到一定程度后由政府部门推广的。《和谐社区建设评价总则》的产生，首先通过南京市玄武区、白下区在社区建设领域的自觉探索，市标准化管理部门及时进行总结和指导，就形成了全国领先的标准。国家4a级标准化良好行为单位江宁区财政局也是遵循了相同的发展逻辑，他们通过自行探索形成了“江财模式”，江宁区委区政府则把“江财模式”在全区推广，最终获得了部级“区级机关公共服务标准化示范区”称号，也赢得了群众的认可。在社会管理标准化的推进中，政府部门宏观指导、顶层设计作用非常突出。2006年2月，在全市自主创新大会上，时任南京市委书记的罗志军提出，要把标准化战略作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重要举措之一。2007年8月，南京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标准化战略的意见》，11月成立了以常务副市长为主任，由市质监局、经信委、科委等18家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南京市标准化战略工作委员会，统筹领导标准化工作的开展，推进实施标准化战略。南京各区县也纷纷成立了推进标准化战略的工作机制。比如，在江宁区区级机关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中，成立了以区长为组长，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为副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了贯标办公室，制定了《江宁区标准化工作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全力支持机关公共服务标准化建设。秦淮、建邺等区县政府也纷纷建立了标准化战略的激励机制。
除了政府部门直接的指导外，政府部门还积极发挥研究机构、专家学者的作用。比如为了加快标准化服务和谐社区、和谐农村建设，南京市民政局、南京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南京市白下区人民政府联合申请，会商国家民政部，成立了全国“和谐社区”（和谐农村）标准化工作组。工作组由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社区管理和标准化工作的专家、学者组成，工作组主要任务是：协助国家有关部门从事和谐社区建设国家标准科研项目主导研究，为国家标准制订提出科学适用的、前瞻性的研究，研制有关和谐社区标准化工作；建立和谐社区标准化试点；开展和谐社区标准化理论研究和实践推进工作；组织国内、国际学术交流；编制标准宣贯材料，指导社区开展贯标培训；对全国“和谐社区”建设提出指导性意见和方法。南京市质监局、南京市社科院和南京市委社会建设工委共同开展“南京社会管理标准化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课题研究，总结和推广社会管理标准化工作经验，申报和自行组织“和谐社区建设标准化”等科研项目立项，研究和探索社会管理标准化，为制订国家标准进行探索与研究等。于是，南京形成了标准化战略引领下的复合主体共同治理格局。
三、反思与展望
当前的社会管理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民众参与”，当前社会管理最核心的主体还是党委政府，社会管理标准化也是各级政府在推动的。而且，在政绩考核下，各部门都在建立一套自己的社会管理标准化体系，进行社会管理标准化的探索和创新，他们把社会管理标准化作为一种推动工作、部门扩权的手段，在这种背景下难免就会存在政绩工程冲动下的经验碎片化、形式大于内容的表面化以及可持续性欠缺的短期化这三大问题。首先，存在政绩工程冲动下的经验碎片化。在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下，各部门都有基于自身部门主义的政绩工程冲动，就会把社会管理标准化作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一项政绩工程来打造，就会把差异性极大的部门工作纳入社会管理标准化体系中，建构出形形的社会管理标准化模式，造成经验的碎片化。其次，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形式大于内容的表面化。在中央、各级党委政府强调要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背景下，各部门、各基层单位就会存在一拥而上推行社会管理标准化的冲动，这样往往就会造成社会管理标准化与日常工作脱节，形成形式大于内容的表面化。再次，可持续性欠缺的短期化。因为理论与实践脱节，形式大于内容，其社会管理标准化工作的可持续性必然不足，往往会存在一阵风的现象，没有形成制度化的长效机制。
这三大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科层体制。而要克服上述问题，则需要国家―社会关系的重构，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国家要让渡一部分资源和权力给社会，鼓励社会组织、公民参与社会管理标准化的工作，这样才能避免理论与实践脱节，形式大于内容的表面化以及可持续性欠缺的短期化问题。在国家内部，则需要成立一个由国务院、政法委、质检、民政等部门等组成的高位的社会管理标准化领导小组，进行顶层设计和协调，克服各部门扩权冲动下经验的碎片化。
在社会管理不断提高科学化水平的背景下，社会管理标准化也会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的倡导和实验下继续不断创新和完善，体现出以下发展趋势：第一，社会管理标准化将更加注重顶层设计。目前的社会管理标准化更多的是质监等业务指导部门、纪检等特色部门或者基层政府的一种局部的实验和创新，缺乏高层级的党委政府，特别是中央、省级政府的顶层设计、战略规划，也缺乏各级党委政府总揽各条口的社会管理标准化的工作。随着局部经验的日益成熟，在更高层面和更综合部门协调下的社会管理标准化成为一种趋势。第二，社会管理标准化将更加注重公共参与。现在的社会管理标准化的局部实验更多是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绩工程冲动，因为遵循的是对上负责的逻辑，往往忽视社会管理对象的反应，忽视实际工作的需要，使得社会管理的标准成为鸡肋，缺乏长久的生命力。要社会管理标准化真正可持续，必须注重公共参与，让社会管理对象参与到社会管理标准的研制和完善过程之中。第三，社会管理标准化将更加注重技术导向。社会管理标准化作为一种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水平的手段，需要更加注重先进技术的运用，通过新技术的运用，加快规范化的常态、信息化的推进、品牌化的推广、网格化的落实、协同化的畅通。
参考文献：
1.SebastianHeilmann.“policyexperimentationinChina’seconomicRise”.StudiesinComparativ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2007，43（1）：1―26.转引自：刘鹏.从分类控制走向嵌入型监管：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管理政策创新[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5）.
2.李友梅、肖瑛、黄晓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J].中国社会科学，2012（4）.
社会实践管理篇4
关键词：大学生；社会实践；管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6401(2016)01-0076-01
一、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存在的问题
2015年，针对五年制、三年制大学生的社会实践工作，笔者所在学校进行了抽样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存在以下问题。首先，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缺乏深度、活动形式单一，学生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不高。其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以及有效的管理和指导。最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风险日益增加，部分行业风险日趋突出。一方面是进入技术行业生产一线的学生在劳动保障方面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其它一些行业，利用高薪将学生引入歧途的风险。为保障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学生的安全和效果，要做到“三清四到位”。“三清”指实践活动的规划、内容、目标要清晰；对参加社会实践学生的人数、工作区域、岗位要清楚；对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掌握要清楚。“四到位”指安全教育到位，做好风险防范；制度健全、管理到位；监管、检查到位，特别是外出兼职的学生管理；风险评估、风险提示、风险管理到位。
二、建构“事前计划+事中控制+事后反馈”的动态监控体系
（一）建立管理平台
准确掌握参加社会实践的学生人数，了解在校内外勤工俭学的人数；掌握学生在外参加勤工俭学的行业、工作时间、收入，以及曾经出现的劳资、人身安全、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掌握学生在外参加勤工俭学中曾经出现的问题。比如劳资方面、人身安全、社会关系等各方面的情况；掌握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目的，以及收获和感想；征集学生对学校管理外出勤工俭学人员的建议。针对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研究有效管理办法和制度。对学生在外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建立有效的管理控制机制和办法，预防和控制各种安全问题，维护学生的基本权益。
（二）认真规划大学生社会实践管理的事前计划
第一，建立机构。建立专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部门，以学院党委为主管，学生处为具体管理部门，学生社团为行动部门，保卫处为安全责任部门，齐抓共管。第二，健全制度。健全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相关管理制度，例如：社会实践管理办法、社会实践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安全责任保险制度等。第三，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学校要指定工作能力较强和思想素质良好的教师担任指导教师，并将工作情况纳入教师考评体系，以此鼓励支持更多的教师指导大学生社会实践。第四，设计科学合理的实践方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拟定出灵活多样的实践方案，包括专业技能、社会活动内容、活动开展形式、活动的安全措施等相关的环节。
（三）做实大学生社会实践管理的事中控制
首先，严格管理与督导。严格管理学生在实践活动中的行为，是保证实践安全顺利进行的前提，而检查与指导是保证学生实践目标实现的基础。通过实行分组管理、确定小组负责人、每周报告、定期检查等制度，确保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信息的畅通。其次，加强危机处置与信息反馈。学生在实践中，会产生生活、人际、心理等多方面的不适。这就要求指导教师能帮助学生渡过困难期，并及时有效地处置重大事件，做到防患于未然。
（四）做好大学生社会实践管理的总结与经验推广
要将学生社会实践的成果和经验及时推广和转化为正面的影响力，要让学生从正面去接受社会实践活动。从而，实现社会实践活动由上至下的自觉性，使学校的意愿和学生的需求最终落在一个共鸣点上。
三、创新实践模式、提高活动效能
（一）校企联合开展的社会实践模式
校企合作开展的社会实践模式，是目前针对高职学生而设置的一种实践模式，主要是以提高岗位实践能力，提高以学生动手能力为中心的社会实践模式，实践活动以培养、提高大学生专业技能，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目的，以学校行为为主，重点关注学生在实践活动、劳动保障、纪律行为等方面的问题。
（二）以扶贫帮困为目的的勤工助学模式
以扶贫帮困为目的勤工助学，是社会实践开展中的一种重要模式，目前在高职生中，许多学生来自农村和边远山区、教育不发达地区，其中贫困生比例逐年上升，为了帮助贫困家庭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而开展勤工助学。其重点要在勤工助学的行业、工作时间和内容上进行严格的管理，避免学生进入娱乐场所受到性伤害和其它不良风气的侵蚀。
（三）以择业就业为目的的社会实践模式
以择业就业为目的的社会实践开展模式，主要在于激励学生在实践中提高综合能力。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目的在于让学生自我成长和自我管理，学校与社会的共同参与是平台建设的基础。重在规划，实在管理，细在深入，才能把职业学校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做好做实。
参考文献：
社会实践管理篇5
（一）院校与实践单位目的不对等
高职院校安排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主要目的，除了让学生检验所学专业理论知识外，还为了使学生带着工作经验走入社会，以迅速适应工作岗位顺利就业。但酒店方面接收实习学生的目的则是因为酒店行业人员流动性很大，如果进行社会招工，人员素质不一，可控性比较差，随意脱岗的情况时有发生。而由学校统一安排进行社会实践的学生则很少发生上述情况。更重要的是，学校安排的实习学生具备一定的服务技能且比较廉价，有的酒店更是靠着每年的实习学生来降低经营成本，附带着还能提高一定的知名度，而学生轮岗和参与管理的机会几乎没有。这种目的上的差距，使得院校组织学生社会实践的原有目的大打折扣。
（二）社会实践指导教师角色定位不明
学校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都会安排专门的教师进行指导，学校希望教师能指导学生顺利完成社会实践，同时实现自身的知识更新，增加实践经历。酒店方面希望指导教师能有效管理学生听从酒店的安排，对违反规定的学生能代表学校层面进行处理，以保证酒店的利益。学生则希望老师能帮助自己解决关于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工作内容、生活习惯等各方面的难题，而不会去考虑这些要求的合理性。所以，指导教师的需要平衡三方的利益，同时还要保护好自身利益，稍有差池，则后果难测。这种职责定位的模糊性，使指导教师的角色并非有精力有热情就可以胜任的，所以大多数院校多是安排教师带领学生到达实践单位，进行相关交接和短暂考察之后便完成任务返回学校，致使学校对学生社会实践的控制力大大降低，引发诸多问题。
（三）实践教学内容有一定缺失
高职酒店管理专业培养的是会操作懂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就技能来说，校内的模拟实验室，实训基地都可以为学生提供大量的实践机会。教师在授课时只需要向学生示范并进行协助指导，余下的就由学生反复练习直至完全熟练掌握即可。但学生只学会了技能，管理能力却无法有效提高。首先，管理类内容都比较抽象，教师在讲解时要准备大量的案例以便于学生理解，这就要求教师本身有强的管理经验才行。可事实上大多数教师根本没有从事过管理岗位，外出锻炼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结果在讲解时理论性很强，学生学起来比较吃力。其次，即便学生学会了管理知识也无法进行实践。校内实验室无法营造出管理情境。社会实践单位也不可能马上为实习学生提供管理类的岗位，结果导致学生在管理能力方面有很大缺失。
二、改进高职酒店管理专业社会实践的思路
（一）做好学生思想工作
在开始社会实践之前，学校要多方面多渠道的做好学生思想工作。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树立学生的职业心态，让学生充分认识到酒店进行社会实践的意义所在，将酒店的从业竞争优势有力地展示出来。从职业发展的角度看，具有酒店社会实践经历的学生就业相对比较容易，就职后晋升的空间大。以此来培养学生对酒店行业的快速融合和适应能力，加强他们的心理承受力。另一方面，学校在酒店社会实践过程中，要安排专任指导教师，明确责任和工作内容，对学生实行人性化管理，及时做好排解、安抚工作，对学生的合理要求坚决支持和争取，对不合理要求要耐心劝解，以降低学生的负面思想。
（二）改善管理类知识教学模式和师资培训
对酒店管理类的理论性课程，要深入酒店一线管理岗位采集提炼，再利用案例分析和体验式教学模式，采用角色扮演、情境模拟和现场观摩等教学手段进行讲授，教学质量将有大幅度提高。安排相应的教学经费，保证持续性的聘请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师资进行授课。同时还要紧密结合社会实践教学大纲，明确的教学目的，积极在校外与企业建立师资培训基地。通过现场演示、讲座讨论、动手实践、企业调查等多种方式，让教师和学生走出校园，到酒店企业现场感受和体会，让知识的讲授、管理经验的积累保持良性互动。
（三）深入开展校企合作
校企合作是目前各院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最主要的方式，但是很多院校的校企合作只停留在纸上，签订合作协议后开展的活动很少、很单一。因此要更加深入的开展有实质内容的合作项目。定期邀请合作酒店员工来校兼职授课或举办讲座，人选可是以服务人员也可以是经理等，主要目的是把酒店企业的实用知识和最新理念传递给学生。还要参照酒店相关标准调整酒店专业教学内容。鼓励教师和酒店方面的互动，实时注意酒店行业最新动态，定期为酒店专业教师提供企业挂职锻炼的机会，及时更新教师的实践知识和观念。学校也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为酒店方提供新员工的基础培训。只有与酒店行业紧密结合，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适合酒店的需求。
（四）及时做好信息反馈
社会实践管理篇6
【关键词】社会管理创新；地方实践
目前，各地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社会管理创新实践活动，这些实践活动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不断夯实着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充分归纳和提炼这些创新实践的典型模式和典型经验，有助于从战略性、全局性的角度把握社会管理创新的方向，从而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实践向纵深发展，同时，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创新模式和创新理论具有重要作用。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地方实践探索
1.以人为本。各地在社会管理创新实践中，把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的理念贯穿工作的全过程，以群众利益为重，以群众期盼为念，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提高了社会管理服务水平，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不竭的动力。比如，建立社区服务中心。各地积极加大资源投入力度，着眼于方便社区群众，建设社区服务中心，开展各种爱心服务工作，为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如山东淄博的淄川区般阳路街道推行“三维数字社会管理平台”，这个平台将街道辖区内的居民楼、企事业单位、商铺等搬上网络，形成一个真实的三维实景立体街区，实施人口信息动态化管理，开通“民情通”呼叫服务中心，完善“三位一体视频监控网络”，创建五件制办件系统，通过这些措施构筑起了数字化基层政务服务新体系，促进街道社区工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2.社会协同。社会管理创新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其他社会管理主体的协同作用，从而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合力。近年来，各地积极改革并完善社会组织管理体制，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发挥着积极作用。比如，北京市探索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枢纽型”社会组织，是对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社会组织进行联系、服务和管理的联合型组织，主要在政治上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在业务上发挥引领聚合作用；在日常服务管理上发挥平台作用，促进本领域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上海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大力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主要集中于养老服务、慈善救助、社区青少年和外来人员服务等领域，已形成了“项目制”、“招标制”等多种运作形式，并且逐渐趋于成熟。
3.社区管理。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一大特色就是各地对城乡社区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社区网格化即是其中之一。网格化管理的核心理念是把社区划分成若干个网格，分别建立功能齐全、相对独立的社区管理服务体系，有专职人员在网格范围内对社区实施24小时动态的全方位管理和服务，承担网格内的居民信息收集、矛盾化解、环境卫生、治安维护等各项事务，努力实现“小事处置不出网格，大事化解不出社区”，从而实现社区管理服务的全覆盖。如浙江舟山推行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把全市划分为2360个网格，每个网格成立一个党小组，以乡镇（街道）、社区（村）干部、辖区民警中的党员组成，同时吸收教师、医生、老干部、渔农科技人员等参与，组成一支6至8人的“网格管理服务团队”，2360支网格团队织起了一张基层“公共管理服务网”，这样及时掌握了解每个网格内发生的事关经济发展、民生民计和社会稳定的大小事件，并及时反馈与妥善处理，变被动应对为主动服务，变宏观管理为精细服务。
4.风险评估。近年来，因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众上访和多样多发，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对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环境保护、教育医疗、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等容易引发社会矛盾的行业和领域，各地积极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对于关系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等重大事项在实施或出台之前，采取科学的预测方法，对可能出现的社会稳定风险进行先期预测、先期评估、前期化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将不和谐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在评估过程中，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和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从而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二、社会管理创新实践的经验思考
各地社会管理创新的成功经验表明，社会管理是一项综合工作，需要统筹兼顾，理顺各种关系，发挥多种力量，改革和完善体制机制，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以增强地区活力和凝聚力，全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1.完善社会管理新格局。社会管理不是单向的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而是政府与社会的合作和共治。长期以来，“全能型政府”的社会管理模式挤压了社会发展的空间，造成了社会自治能力薄弱，无论是社会组织的发展，还是公民自我管理和服务的能力都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此，社会管理创新既要坚持党委领导和政府负责，也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参与，实现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党的十七大提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这是适应新时期社会管理形势的战略部署。这个新格局改变了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一治理结构，更加注重社会各主体的协同作用，是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管理模式。社会管理的多元主体治理首先可以适应多元的社会现实，为公众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社会公共服务。其次，可以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第三，有助于缓解政府压力、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将精力和资源集中用于宏观调控领域。
2.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管理既是治理更是服务，管理不是目的，服务才是根本。因此，在管理定位上，政府的角色不再是单一的管理者，而是把满足群众的公共需求作为主要职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使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在管理体制上，各级政府不断加快职能转变，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在管理理念上，实现由防范、控制型向人性化、服务型的转变；在管理方式手段上，从重管制控制、轻协商协调，从重行政手段，轻法律道德，向多种方式协调发展，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
3.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社会组织与政府组织、企业组织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组织体系，是稳定社会的“铁三角”。政府组织是公共组织，是非营利性的，是“以行政求公益的组织”；企业是营利性的，是“以志愿求私益的组织”；光有这两个范围是不够的，二者无法覆盖其他大量的公益和互益服务范围，因此就必须要有“以志愿求公益”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力量还相对薄弱，不仅数量少，实力较强、影响广泛的社会组织也不多，难以承担起政府转移职能、参与社会管理的任务。十报告提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因此，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徐亚奥政府部门进一步转变职能，向社会组织开放更多的公共资源和领域，通过公开竞标，让有能力的社会组织来承担。
4.加强社区建设。创新社会管理，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基层具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独特便利，群众的利益诉求，基层能最先捕捉到。因此，一定意义上讲，基层社会管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反映出社会管理的整体绩效。俗话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现阶段，我国社会矛盾多样多发，而这些矛盾纠纷大多发生在基层特别是城乡社区。随着“单位人”向“社会人”、“社区人”转变，社区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但同时，由于新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社区管理服务没有及时跟上，导致群众的多元化需求在社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回应和解决。因此，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工作的着力点应该放在社区。十报告提出，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增强基层活力和凝聚力。
参考文献
[1]龚维斌.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与思考[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3）
社会实践管理篇7
在我国，一直以来并没有一个准确、全面的“社会管理”概念，对其界定应该充分参考国外的经验。基于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理论和实践的考察，我们认为：第一，发达国家的社会管理主要意指政府力量对独立于政治、经济领域之外的那部分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一方面，这种管理提供成其为国家所必需的基本秩序；另一方面，现代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方向是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供一个稳定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二，与公共服务的差别在于：发达国家的社会管理相比较而言带有更重的“规制”（regulation）色彩。这在发达国家整体“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构成了其刚性但又不可或缺的职能。第三，这里所说的社会管理职能主要由政府来行使，但是越来越多的私营部门和社会团体也开始进入部分社会管理过程。
从实践上看，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社会管理的具体领域各不相同，各国情况差异明显，但是综合梳理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实践，还是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些共同的主要社会管理领域：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生态环境管理、就业管理、食品药品管理、人口管理、社会保障体系管理、社会组织管理、公共交通管理等。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在这些领域的社会管理中实践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主要的经验有以下几点：
第一，较为合理的组织设计。由于发达国家大多有较长的自治传统，因而在“中央―地方”和“联邦―州―地方”之间基本不存在严格统属的条块关系，而是在各自的法定职责范围内各司其职。发达国家政府在处理社会管理职能的组织设计上充分注意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如美国政府的社会管理在联邦层次上是通过50多个独立的管制机构independentregulatoryagencies来实现的，这50多个社会管理机构的内部设置和下属分支机构的设置就充分考虑到了管理领域的实际情况和资源预算约束，几乎没有统一的组织设计模式。如美国环保局（epa）在全国设有10个大区，一个区负责若干个州，每个区都根据本区的实际情况制定政策和标准，这种适中的管理幅度既照顾到了各个区域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又不至于出现管理重心过低而带来的繁重管理任务。
发达国家社会管理机构的设计考虑到了组织整合和权责一致问题。如针对环境管理领域存在的多头管理、权责不明等问题，1970年成立的美国联邦环境保护局就对社会的环境管理领域进行了整合，将分散在不同部门的环境管理权由该局统一行使，对环境行使全面管理。
当然，社会管理也是一个牵涉面极广的领域，由于各种原因，管理机构设置很难归整到一个部门。对此，美国政府按照管理对象的性质特征，借用组织间流程再造的思想，对几个管理部门之间的管辖程序和前后衔接做出了比较清晰的设计，如肉制品的生产销售就涉及到几个部门。其中，联邦食品安全和检查署（FSiS）负责检查食品制品的加工、操作和包装；美国农业局（USDa）负责生产厂家卫生、设备、操作的技术标准制定，等等。相关管理部门之间都有法定的或管理实践中约定俗成的协同规范，很少出现多头管理、管理真空、扯皮或者“争着管”等现象，管理效率较高。
第二，分权化的管理取向。权力下放，作为推动民主政治建设、加强经济发展的一项策略，已成为各国行政改革的主导理念和实践方向之一，也是发达国家政府社会管理的一个显著趋势。随着理论界对政府间关系（intergovernmentalrelations）研究的深入，这一步伐走得更快。在实践中，基本上以20世纪80年代为坐标，西方主要国家都开始了放权运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60年代开始曾经追求中央集权的社会管理模式，70年代惠特拉姆政府扩大了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但是其后暴露出许多弊端，后又趋向适度分权，霍克政府时期下放了许多权力，完成“社区参与体制”，这一分权化模式在以后的基廷政府和霍华德政府一直被沿用。
西班牙政府1981年就颁布了自治区条例，对中央与自治区的权限做了明确的划分，扩大了地方的社会管理权。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政府比较注意在向地方下放社会管理权的同时，用中央和地方政府间协议的方式对放权后双方的职责权限做出明确规定。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加快了分权化的步伐，明确了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的职能分担，居民身边的公共事务尽量交由地方处理。而即使在高度中央集权的法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也明确规定市镇、省、大区和中央政府的职责范围，取消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监管，授予地方民选机构较大的权力，将地方社会事务的管理权更多地赋予地方民选官员手中。在分权化浪潮下，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上有了更多的自，更有可能对地区内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尤其是在放松管制理念的指导下，地方的经济社会更具活力，政府的管理绩效得到提高。
第三，重视制度建设，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运作体制、建立顺畅的社会流动机制和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近些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合理的社会分层构建合理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通过协商、谈判、对话等途径，各阶层掌握了其利益诉求的主动权，利益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协调。为了减少社会领域的各种摩擦，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建立一个没有身份歧视，每个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开放，阶层关系融洽，社会流动畅通的开放社会，达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完善，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都建立了健全和行之有效的管理体制。如在公共卫生领域，美国建成了包括联邦――州――地方三级的完善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联邦政府的人类服务与卫生部（HHS）承担主要职责，设计实施了一个广泛的监视疾病爆发的网络，将所有医疗机构在因特网上联网，建立提供疾病信息的网上资料库，同时向所有医疗保健人员提供培训和信息，使他们能够识别有可能是疾病爆发的迹象和症状，另外建立了美国应急行动中心电子网络疾病检测报告预警系统、大都市症状检测系统、全国公共卫生实验室快速诊断应急网络系统等，以确保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作出及时的反应。
第四，社会管理的市场化。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英国撒切尔政府为首、新西兰迅速跟进，发达国家大多进行了社会管理的市场化改革，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民营化。发达国家的民营化最早开始于自然垄断行业，如邮政、电信、铁路等部门，而后扩展到一般公共服务。新近的民营化最终进入到了社会管理这一主要以规制为管理方式的政府活动领域，发达国家政府谨慎地将诸如监狱管理、就业指导、消防服务等职能授权给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来行使。
社会管理市场化同时也包括在社会管理中注入市场运作的意识。早在里根时代开始，美国政府就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效益分析的标准，并开始大规模地放松甚至废除政府管制。英国梅杰政府在1992年发起的“市场检验”运动，就是要求地方政府将政府的更多管理活动推向市场，接受市场的检验。在社会管理市场化的趋势下，几乎达成这样的共识――在政府与市场之间选择更多的市场、更少的政府，即使对于发达国家来说也是明智的选择。
第五，较强的社会自主管理能力。发达国家社会管理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运用社会力量进行自主管理。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有很强的公民社会传统，社会自治自理能力极强，是名副其实的“大社会”。行业自律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社区乃至其他形形的社会组织都承担着数量可观的社会管理职能。
社会实践管理篇8
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公司有关部门领导领导和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和指导下，我积极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相关工作，注意把书本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对照实际工作，用所学知识加深对实际工作的认识，用工作实践验证所学的管理理论，试着去探寻日常管理工作的本质与规律。实习中我做到了像正式员工一样遵守工作纪律，按时上下班，不迟到、不早退，认真完成领导和其他同志交办的工作，得到所在实习部门领导和同志的一致好评。通过实习，使我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
山东×××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前身是×××下属的工程建设公司，现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企业注册资金××万元，具有国家矿山工程施工一级总承包资质，现有在册员工×××人，企业年产值超过×亿元。先后荣获煤炭部优秀施工企业、山东省优秀管理企业等称号。我实习所在的公**核经营办公室，其主要职责是编制公司生产经营月度计划，组织各有关单位召开公司生产计划平衡会议，整理各生产单位月度经营考核兑现资料，组织公司各承包单位兑现实施，及时了解各生产单位生产单位经营完成情况，参加分公司、项目部的月底综合情况验收,及时了解各单位生产经营、工程进度、施工情况。可以看出，经营考核办公室在公司中定位于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整体情况调度与控制，可以说是在为企业的经营发展起到了导航员和调度员的作用，不仅要把企业各方各面工作的真实情况反馈给公司领导，以便于据此作出决策，还要提出自己有见的的专业性建议，做好领导参谋、助手的角色。能够在这样在企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部门参加实习，无疑对我增加工作经验、验证所学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从现代企业的发展看，企业发展取决于经营的质量和效果，只有在外广开源头，争取承揽更多的工程、提高各类产品销量，在内多方节流，避免不必要的支出，真正做到真金用在刀刃上，才能在市场日益激烈的竞争中保障企业发展。对于像×××建工集团这样的建筑类企业来讲，要特别重视发展工程建设这一主业，而干好在建工程是承揽后续工程、开辟新市场的必然要求和前提条件。经营考核办公室正是有针对性地去做这方面工作。实习中，我像部门其他同志一样，注重工作的实效性和真实性，到工程建设的现场去实地了解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在正在施工建设的刘官庄煤矿，我们深入工程现场，通过现场勘查、走访了解、听取项目部介绍等多种形式，对施工建设情况和整个工程进度、项目部运作情况都有了明晰、真实的把握，对工程质量、安全、文明工地的加大检查力度，对发现的问题落实整改，促进施工管理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对照月度计划和公司确定的工程进度总体要求，根据公司规定兑现工程进度奖惩，对工程施工建设提出意见、建议，及时将项目施工情况上报公司领导，以考核促进项目施工开展，保障工程进度按期完成，确保满足甲方要求。
通过这些亲身参与的工作实践我深深感到，之所以×××建工集团公司能够有今天这样的发展，从一个项目的成功运作上可略见一斑，正因为始终把严格管理放在首位、加强科学和引导和控制，同时在项目建设中采取了灵活多变、适应市场瞬息万变的组织结构和领导决策机制，才能够在市场上创造了良好的市场美誉度，才能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我想，这也应是×××建工集团打造“×××品牌”战略的最好体现。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实习过程中，我在为不断接触到的全新的工作体验而兴奋不已的同时，我也深深地感觉到自己社会经验的不足和在实际运用中专业知识的匮乏。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对一些工作感到无从下手，茫然不知所措，这让我心里动摇了自己的工作信心中，不禁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甚至感到非常的难过。
在学校总以为自己学的不错，一旦接触到实际，才发现自己知道的是多么少，这时才真正领悟到“学无止境”的含义。但是在坚持度过了最初的困惑后，在部门领导和同志们的悉心指导下，我在较短时间内进入了工作状态，在实习过程中不断增强着自己的信心，相信自己可以像一个正式员工那样处理好各项工作。如果说这次实习得到了什么，除了增强了社会实践经验、丰富了自己的专业知识外，增强了自己的信心也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在实习过程中，随着对企业情况的了解和专业适应应用到实际工作中的体会，我产生了对企业发展、对专业学习的两点想法：
第一，在企业发展中，要大力加强对企业全员的现代经营观念的培训和教育。效益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只有实施“零缺陷、低成本”的企业发展战略，才能适应市场的激烈竞争，获得更大的赢利空间，加快企业的发展。因此，树立以促进企业以效益为中心，提高管理精细化、科学化、规范化的现代经营管理理念显得尤为重要。在实习中，我接触到的部门其他同志都有着多年从事经营管理的经验，无论是理论知识、工作能力还是对经营管理的思考都很出色，对企业面临的形势，对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建设有深刻的认识。但从企业整体来看，也存在着一大部分人对现代化的科学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缺乏认知、对企业经营管理理解不够深入的现象。对此，我觉得一个企业的发展仅靠一部分人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企业全员增强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思想教育，从企业领导到普通员工人人心中取得企业经营管理的“真经”，才能在日常工作中自觉以此为标准指导工作开展，为构建企业科学的经营管理体制、形成全员促进企业发展的盒力打下良好而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在专业学习上，应当加大所学与所用的结合，避免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的脱节。我一个人的感觉并不一定代表所有同学的想法，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我们的专业教育和实践的确是有一段距离。企业经营管理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既需要理论的指导，也需要实际工作的磨合。
所以，我们的专业教育应当与实践结合起来，结合企业的发展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具体说就是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课堂教育与社会实践的关系，以课堂为主题，通过实践将理论深化;二是暑期实践与平时实践的关系，以暑期实践为主要时间段，平时也要有选择地到企业去实际体验;三是社会实践广度与深度的关系，力求实践内容与实践规模同步协调开展。
社会实践管理篇9
一、石家庄警务改革的背景
（一）警务改革是时代要求
现代警察诞生180多年以来，国外警务改革的理论与实践高潮迭起，层出不穷，深化整体警务改革已成为中西方各国的普遍共识和共同诉求。纵观现代各国警务改革最新动态和发展趋势，其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趋向整合型。相对于国外警务改革研究与实践，国内警务改革虽然相对滞后，但也一直在积极探索中。党的十七大之后，一些学者开始探索在公安机关建立一种“组织规模大、职能范围广”的大部门体制，对相同或相近的职能进行集中整合、相近归并，综合设置机构，健全部门和警种间的协调配合机制，以从根本上解决基层公安机构重叠、警务职责交叉、权限冲突以及政出多门等问题。
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我国许多地方进行了积极探索，如2010年6月，河南新乡市公安局大胆改革已经运行60年的传统警务模式，将市区原有的6个公安分局和23个派出所撤销，新建12个派出所，由市公安局直接领导，交警、巡特警、治安警、刑警四警合一，每名警察同时具备四个警种的综合执法权。在这一背景下，地方政府积极探索新形势下警务改革已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
（二）警务改革是实践要求
就警务改革实践而言，近几年，围绕打破警种分割、减少指挥层级、推动警力下沉，上海、吉林、辽宁、福建、山西、江西、重庆等地警方进行了不懈努力和持续探索。这些警务改革的模式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撤销分局、派出所，实行局所合一的警务机构改革。例如，上海2000年曾撤销分局、派出所，设立警署；吉林辽源2003年曾效仿上海撤销分局、派出所，设立警署后改称分局；江西新余2004年则在局所合一后，设立警务局。第二种是“多警合一”“一警多能”的警务机制改革。例如，福建福州将交警、巡警和派出所民警“三警合一”；重庆实行“交巡警合一”；山东日照则实行多警参与的联合工作机制。第三种是公安内部人事改革。例如，山西太原2009年全员重新竞聘，引入风险机制，规范机构设置。
总体而言，注重观念更新、模式创新，围绕减少指挥层次，推动警力下沉，考虑成本效益、机构整合，跨界合作，已成为我国基层警务改革的一种必然趋势。但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作支撑，国内警务改革较为零星、分散，没有形成整体推进态势。石家庄创建多警合一的“110综合警务站”是警务改革的具体实践。
（三）警务改革是当地现实要求
自2009年开始，石家庄市公安机关强力推进社区警务室建设，全面强化了社区治安防控工作，社区发案率大幅下降。但由于社区犯罪空间受到挤压，随之而来的是街头多发财犯罪明显上升。2010年下半年，石家庄被确定是全国创新社会管理七个省会试点城市之一，为实现打造全省乃至全国最安全、最适合资本落地成长、最适合创业发展城市的目标，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治安保障，市委、市政府审时度势，经过反复考察调研，在充分借鉴外省、市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确定了进行警务机制改革，新组建交巡警，在街区建立110警务服务站，最大限度地把警力摆到街面上。
通过在市内繁华街区、要害部位等重点区域建立“110综合警务服务站”，与社区警务室互动呼应、无缝对接，使犯罪分子一到石家庄就能看到警察，形成震慑，不敢作案；使老百姓一出家门就能看到民警，增强了安全感，同时能够享受到便捷贴心的服务。这一举措被市委、市政府列入当年服务民众的27件实事之一。石家庄创建的“110综合警务站”是适应石家庄市当地治安现实要求的产物。
二、石家庄市创建“110综合警务服务站”的突出成效
据统计，“110座综合警务服务站”正式运行两年多来，就处理各类警情32万余起，直接抓获犯罪嫌疑人990名，接受群众求助9.76万人次，化解矛盾纠纷8.55万余次，疏导交通5.19万余起，帮助群众联系电力、自来水、燃气、医疗等部门2.4万余次，街面“两抢”案件同比下降31.6%。石家庄市公安局在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评比中名列第一，综合警务服务站功不可没。其突出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接处警更加快速
综合警务服务站建成之前，市局要求110民警在接到市局指挥中心的派警指令后，市区在“15分钟内”到达现场。综合警务服务站投入运行后，承担了接处警职责，警务站110警车接到市局指挥中心的派警指令后，市区二环以内的5分钟内就能赶到现场，二环以外的在10分钟内也能赶到现场，接处警速度与以前相比大幅提高。
（二）增强了市区的治安防控能力
警务站的设置，增加了街面警力的覆盖面和数量。一方面，在接到市局的指令后，立即行动，在第一时间展开对违法犯罪分子的抓捕；另一方面，在没有警情的情况时，进行巡逻盘查，主动发现犯罪。各警务站根据治安状况，采取车巡与步巡相结合的方式，对重点区域实行全天候的巡逻盘查，对一般区域实行重点时段巡控，通过见警率的提高，挤压街面违法犯罪的时空，遏制街面违法犯罪的发生，增强了广大群众的安全感。
（三）提升了市区道路的通行能力
在交通高峰时段，综合警务服务站民警与交警互相配合，在本辖区主要路口、路段及校园周边指挥疏导交通，依法纠正、查处交通违法行为；在交通一般时段，综合服务站还采取流动巡逻与定点查控相结合的方式，对过往机动车进行检查。此外，在日常工作中，综合警务服务站还对辖区的交通标志、标线、交通信号灯和其他交通设施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报请有关单位进行维修、保养，确保了辖区的交通安全畅通。
（四）塑造了服务群众的良好形象
警务站坚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尽最大努力便民利民惠民，已经在10个警务站开通了交管业务，在88个警务站开通了户政业务，110个警务站全部都开通了出入境管理部分业务，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赞誉。综合警务服务站，已逐渐成为沟通警民的桥梁，鱼水和谐的载体。
三、石家庄警务改革的启示
（一）警务改革要适应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
近年来，我国社会矛盾凸显，社会管理面临严峻挑战。社会管理创新是当下各级政府和干部努力破解的重大课题，对地方、部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鲜活经验进行总结，从中找到可以推广的思路和做法，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将具有重大意义。警务改革既是政府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要求。
社会服务是解决现实社会冲突管理的重要方式，在各国社会冲突管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石家庄市创建的“110综合警务服务站”，搭建了推进和谐警民关系建设的群众工作舞台，人民群众感到了实实在在的方便。群众在上下班的路上或闲暇逛街之余顺便就可以把事情办了，省去了到派出所、分局甚至市局来回的奔波。警务站24小时安排民警值守，群众可以随时求助，为群众指路、倒水、解疑答惑虽是举手之劳，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群众工作。石家庄市的警务改革实现了“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服务中实现管理”，适应了社会管理创新的要求。
（二）警务改革要有效解决严峻的治安形势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流、物流、车流、信息流迅猛地向城市汇聚。特别是城市流动人口的激增，让街面犯罪呈逐年高发态势。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如果再采用传统的警务模式，各警种各自为战、重打轻防，容易陷入民警疲于奔命、群众却越来越没有安全感的怪圈。复杂严峻的现实使得两大矛盾突出：一是警察职能泛化与警力相对有限的矛盾突出；二是警务投入不断增加与警务效能相对不高的矛盾凸显。
面对严峻的治安形势，地方警务工作至少面临着三大任务，如何解决打防管控没有形成合力，提高社会治安防控能力？如何消除公安内部的“信息壁垒”，形成多警参与下的快速反应、整体联动机制？如何解决基层基础建设相对薄弱，提高整体数字化侦查手段的关联运用、深度应用水平？石家庄市公安机关强力推出“110综合警务工作站”，全市110警务站的工作人员占到全市公安警力的三分之一还要多，有2600多名警力，昼夜24个小时巡逻在市区的大街小巷，补强了动态社会环境下治安防控工作的短板。
（三）要让警务旧体制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公安的现行体制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至今已经沿袭了近60年，多年来虽在不断改良，但从我国警务改革的沿革可以看出，无论称之为改革或者是调整，基本上都局限于机构称谓上的变换和数量上的增减。虽然对公安工作的发展曾起到过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并没有对警务方式、勤务模式、警力配置特别是警务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并没有从深层次上触动和影响公安工作的运行方式。
社会实践管理篇10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做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策。在此背景下，城乡规划领域的管理体制也尝试向过程、协调、多元、互动方向的转型。
我国现行的城乡事务管理方式主要由政府主导，缺少与市民的沟通与交流，忽视不同利益主体的诉求，甚至出现了一刀切、一言堂等现象。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单元，在管理过程中也出现了“社区行政化”等突出问题。这不利于社区有序健康的发展，也埋下了许多社会矛盾隐患。
厦门于2014年3月了《美丽厦门战略规划》，海沧区的兴旺社区作为战略规划中“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的试点，以“网格化、微自治”为平台”，进行了政府与居民共同管理的尝试与实践。本文试圖分析兴旺社区的管理模式，从辩证角度来认识其经验和不足并加以思考，提出可以推广的建议。
1研究现状与理论基础
1.1治理与社区治理
“治理”于20世纪90年代在公共管理领域兴起，并逐步延伸到经济学、城市规划行业。“治理”概念是在“管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同于行政权力纵向行驶的行政管理，“治理”指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私人机构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通过共同目标处理公共事务。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并非纯粹自上而下[1]。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界定是：“个人和各种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
基于对“治理”的理解来看，“社区治理”是否可以做这样的界定：在社区领域中，居民、社区组织、政府等多元主体，对与社区相关的公共事务，通过互动和沟通而达到共识并采取一致行动的过程。其目标是满足社区的基本需求和保证社区秩序得以良性的循环发展。
1.2国内外社区治理发展及研究
西方部分发达国家社区治理方面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治理模式。以美国为例，“市政体制采用的是议行合一或议行分设的地方自治制度，将政府行为与社区行为相对分离。政府主要职能是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去规范社区内不同集团、组织、个人的行为，协调社区内的各种利益关系并为社区成员的民主参与提供制度的保障。而社区内的具体事务则完全实行民主自治，与政府部门并没有直接的关系[2]。”
我国的城市发展日渐成熟，城乡规划也要从技术编制转向引导发展、维护公众利益转变，社区良性的治理模式探索提上了日程。目前学界对社区治理讨论的重点之一是呼吁社区组织应强化其自治功能，政府逐渐从社区退出，在制度和规则上保证社区组织的自治性[3]。不过，也有学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在中国完全排斥政府作用不现实也不可能[4]。
1.3小结
治理的历史来源和基本制度的差异，决定了中西方社区治理模式、手段、目标会有所差异。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快、结构差异大。我国的社区从强调首属关系、情感因素的一个社会共同体到现在半自治半行政的单位。原有的单位管理方式逐渐失效，新的管理方式还未成熟。因此，结合本土的特点，学习国外成功的社区治理经验，应成了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社区治理也将成为社会变革的一个路径选择。
2社区治理现存的问题
2.1社区居民居委会职能行政化
《宪法》第一百一十条明确说明了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中对社区居民委员会也有明确的职能定位“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在现实中，囿于种种体制制度上的局限和细则的缺失，居委会已逐渐成为了街道办的下派工作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其自治组织的职能。
2.2制度设置的不当
社区指标制度的设置引导社区工作的重点，有时更是为了完成指标而进行。再如部分地区的社区组织绩效考核标准往往将社区硬件设施质量放于首要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在社区发展中注重“硬件”而轻视“软件”，以社区硬件设施的质量和社区经济发展水平作为社区组织绩效的评价标准[5]。一心一意搞建设（如广场、绿化等）绘制社区蓝图，忽视了当地居民的实际诉求。
2.3居民参与意识缺乏
不同于西方的民主思想，我国公民受中华传统文化“臣民思想”的熏陶，居民缺乏主动参与管理事务的意识。不是涉及到自身切身利益的事情表现得漠不关心，对于政府管理认识不足、社区公共事务参与程度不高。
3厦门市兴旺社区“微自治”模式研究
3.1兴旺社区简介
兴旺社区位于厦门市海沧区新阳街道，主要管辖范围是长庚医院以南，霞飞路以西，海新路以东，蔡尖尾山以北。常住人口2918人，流动人口12360人，整个社区外来人口比重高达81%。多为周围工业园区的双职工，典型的外来人口集聚的社区。
3.2治理理念
社区治理和软法治理理念相结合，一方面将司法延伸到生活，建立水木调解工作室、社企联合调委会，另一方面协商制定《小区自治公约》、《楼栋公约》等，形成社区自治“微法典”，推进群众契约自治。
3.3网格化的治理路径
兴旺社区将社区划为15个网格区域，实行网格化管理，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建立工作机制，开展各项工作，明确职责范围，旨在事务精细管理。
3.4治理实施机制
3.4.1协同共治工作构架。社区的治理工作构架为“一核三元”：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居委会、便民服务中心、社区组织平衡发展的三大组织平台（图3.3）。以此均衡各方力量，避免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失衡，保证治理的公平性。“一理四组”：在现行划分的15个网格中的基础上，建立网格自治理事会，下设协调小组、文娱小组、服务小组、其他小组。理事会作为社区与网络的抓手，协助社区实现居民自治，四小组分别承接网格内的群众事务、纠纷调解、志愿服务等。
3.4.2分类聚合。在城市社区系统中，有多元的社会需求，有繁杂的成员，常常出现”众口难调“的治理困境。兴旺社区建立“社区发展协会”，紧扣”多元统一“的理念，分别按照地缘、业缘、趣缘等进行聚合。如按照趣缘组建书画俱乐部、羽毛球俱乐部等。
3.4.3智慧治理。社区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治理事务提供便捷高效的管理，在兴旺社区服务云平台，家庭医疗、教育得到较好地解决。如家庭医疗，在智慧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了全省联网的网上预约挂号，并归档。此外，招工信息、跳蚤市场、办事指南等消费信息和政务服务功能也加入云平台，探索出了信息技术创新社区治理的新方式。
3.4.4法制保障。“法治意识融入生活常态”是兴旺社区的一个写照，以网格化信息化建设为契机，建立便民服务中心，排查不和谐因素，发动居民解决房前屋后实事。与区法院、司法局建立“无讼社区”。2014年，成功调解矛盾纠纷33件，成功率达96.2%。
3.4.5“五微自治”
（1）微组织。社区发展民生倾听室、民心服务站、广场舞之家等微组织构建群众自治参与体系。通过这些社区微组织开展自治议事活动、社区活动，建立“以奖代补”的机制，促进微组织的发展。微组织的设置，较好地激发了社区居民和辖区企业参与事务的积极性，实现了社区事务据名字里的共治格局。
（2）微心愿。居民通过社区倾听室热线、微博、微愿箱等提出社区建设、管理、服务的微心愿。如圆梦廊一侧的心愿箱，社区居民将“我能提供的帮助”“我想得到的帮助”写成纸条投入信箱（图3.6），社区“民情调查队”每天收集汇总，为两者之间牵桥搭线。
（3）微事务。兴旺社区借助网格化管理的良好基础，以信息化平台为契机，建立便民服务中心，组织网格员排查各种不和谐因素。同时，与区法院、司法局等部门在社区建立调解工作室，积极创建“无讼社区”，努力实现“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4）微环境。从“民生话仙场”“知心亭”“绿地认领”等特色微环境切入，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空间建设，建立绿地认领、空间认管责任制度和表彰激励制度、阳台绿化“以奖代补”制度，发动居民自己动手，优化社区环境。人文微环境方面通过日活动、周活动等系列促进居民之间的交流，建立”熟人社会”，培育“互信互助”的社区文化观念。
（5）微政治。社区党支部实施党建保障行动，干部公开接访社区群众、深入走访社区家庭、每年作出一项服务承诺、帮扶一户困难家庭等活动。部分社区党员与低保家庭结成对子，与空巢老人定点联系，与居民密切联系。
3.5兴旺社区治理的经验分析
3.5.1经验推广。兴旺社区进行了基层组织社区治理的全新模式的实践，从“基层社区行政一元管理”转变成居民告诉部门和社会“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能参与做什么”。在这样居民充分参与共同缔造的自治模式中，政府重新定位为“催化剂”，引导和保障社区治理的循序渐进。
3.5.2不足之处。兴旺社区主要通过“以奖代补”的原则来推进社区微组织和社区事务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区居民和辖区企业参与社区自治的积极性。但是对于要持续发展、量多面广的城市社区，仅仅寄希望于政府划拨经费来实行以奖代补的机制，没有奖惩并重方式，也没有盈利的社区项目。资金的投入明显是杯水车薪，是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4城市社区治理的思考和建议
4.1法治保障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依法治理城市，改革城市管理体制，完善城市治理机制。由于现代社会的社区人口结构、生活模式变化迅速，要保证治理工作的展开，必须要有良好的法制作为后盾。
4.2柔性治理
中華民族自古就有“礼之用，和为贵”这向善包容的社会治理之学。“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出自《大学》）。在社区这一城市基本单元里，除了法律保障治理外，更多应该依靠“和”的柔性治理实现社会约束力，传承“和”的治理精髓，将社会矛盾隐患化解于基层社区，促进社会的和谐。
4.3基金来源
经费方面依靠政府拨款或是私人捐赠明显是被动的方式，治理事务被其牵制过多。各社区可以考虑从社区管理项目获得收入，如主要包括机动车停放费、非机动车棚出租费、商铺出租费等，收入为社区居民所有，由居委会统一管理并公示。此外，也可与企业进行合作的方式，如企业赞助篮球场、游泳池等公共设施，社区在不影响居民使用情况下给予公司员工规定的开放时间。
4.4“多项选择”机制
在有稳定的资金保证下，开展社区项目时充分利用各方资源，可以实施“多项选择机制”。各居民和组织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出力、出资、或是其他资源，最后由社区基金补给，得以发挥各所长，共同参与到社区的项目中。
4.5“治理”平民化
社区规划项目和治理事务接地气，居民津津乐道的才有意义。将专业平民化，让居民看得懂、听得懂，相关知识的普及，促进了学科专业的发展，也是现在城乡规划转型与发展的一个考虑方向，从源头上减少了各种管理实施过程中出现各种主体利益冲突、司法诉讼等问题。
5结语
对于社区治理，并不存在脱离社会、跨越地方特色差异的普适性模式。但是共同的目标都是促进社会权利的均衡和协调使用，最终的目标是调动社会各种积极因素实现社会共治的目的。对于目前的社区治理，所面临的转变主要是设计制度和模式，借助现代法律保障和传统的“仁和”柔性约束，刚柔结合，才得以良性循坏地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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