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被征收补偿标准篇1
关键词：法律依据征收程序补偿标准其他比较
一、我国大陆地区土地征收依据与台湾地区土地征收依据的比较
1、我国大陆地区有关土地征收的法律法规远未成熟，主要散见于各部门法当中，而台湾地区有关土地征收的法律法规相对已形成较为系统的专门部门法律，其有专门对土地征收的部门法，对于土地征收的实务操作规定得更加具体、更加详细。
2、我国大陆地区土地征收的前提是"为了公共利益"，台湾地区土地征收的前提是"应先与土地所有权人协议"，相对大陆地区土地征收的前提，台湾地区土地征收的前提更向前一步，将土地征收的前提直接落实到必须先与土地所有权人协议。大陆地区在土地征收之前虽然也有征询土地使用权人的意见，组织征地听证，但在实际土地征收过程中往往由村委会或居委会代表土地使用权人行使相关的权利义务，如：是否举行听证、对征收标准是否有异议等，而恰恰村委会或居委会往往是听命于征收人，通常为了配合征收人的征收工作，而放弃其相应的权利义务，不利于保护土地使用权人。台湾地区土地征收将"应先与土地所有权人协议"设置为征收前提，其规定更为科学、合理。
二、我国大陆地区土地征收程序与台湾地区土地征收程序的比较
笔者根据参与大陆地区多个项目土地征收程序的经验，对我国大陆地区的土地征收程序提出如下几点意见：（1）上述征收程序（1）一（3）项完全流于形式，由于大陆地区土地征收的对象一般是集体土地，通常由村委会或社区居委会代为行使经济管理职权，而村委会或社区居委会的干部又往往听命于政府领导，因此对于正式征地公告前的征地告知书、土地现状调查及确认、征地听证等直接关系到被征收人利益的环节，均由村委会或社区居委会干部以村委会或社区居委会的名义，根据征收人的指示代被征地农民行使征地公告前的权利义务，如对土地现状调查结果的确认、放弃听证权利等，大多数被征地农民在正式征地公告前，都不知道其所拥有的土地已拟被政府征收。（2）省政府可以批准同意的征地方案补偿标准太低。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及《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法定的征地补偿标准为：①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②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③社会保障费用。法定的征地补偿标准不符合实际，远远低于被征收人实际应得的补偿，而征收人只要符合法定征地补偿标准就可以向省政府申请征收土地，不利于保护被征收人的利益。（3）省政府同意征收土地的批复目前难以。目前大陆各地法院对于"省政府征收土地的批复"的法律性质主要有三种观点：①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行政复议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已经依法取得的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应当先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国务院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行政区划的勘定、调整或者征用土地的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对省政府同意征收土地的批复不服应当申请复议，行政复议决定为最终裁决；②第二种观点认为，省政府同意征收土地的批复属于抽象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③第三种观点认为，省政府同意征收土地的批复属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不是对外行为，未对被征收人产生约束，不具有可诉性。笔者认为上述三种观点均有失偏颇，自省政府批复同意征收土地之日，就已对被征收人的利益产生直接影响，征收人就可以凭着该批复实施土地征收，类似规划局颁发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为，为何业主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规划局颁发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行为提讼，而不允许被征收人对省政府同意征收土地的批复提讼了？显然不合法，也不合理。（4）缺乏对征地补偿标准异议的救济措施。一般征收人只要符合法定的征地补偿标准，省政府就可以批复同意征收土地，虽然征收人在省政府批复同意征收土地后，往往又重新制订了远远高于法定补偿标准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但该《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一般是由征收人单方面制定，被征收人无协商余地，倘若被征收人对《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规定的补偿标准同样认为偏低，且缺乏任何救济措施，征收人认为重新制定的《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补偿标准已算是对被征收人的照顾，被征收人要是不配合征地工作，那么就适用法定的补偿标准，最多允许进行评估。但即使要求重新评估，也会因受各种因素（如无产权证明、土地用途、政府公告的基准地价低等）的影响而导致重新评估的价值同样达不到被征收人预期的利益。
三、补偿标准比较
（一）我国大陆地区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
1、补偿方式。我国大陆地区土地征收的补偿方式分为货币补偿、产权调换或者部分货币补偿、部分产权调换相结合，由被征收人自行选择。但对于工业用地一般不允许选择产权调换方式，通常只给予货币补偿。
2、补偿项目。根据《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及《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我国大陆地区土地征收法定的补偿项目为：（1）土地补偿费，按原有土地用途给予补偿；（2）安置补助费；（3）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4）社会保障费用。目前各地在上报省政府批准征收时虽然仍套用上述法定的补偿项目，但由于我国大陆地区法定的土地征收补偿项目与被征收人的期望利益相差甚远，因此在实际征收土地时，征收人一般参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各省自行制定的有关城市房屋拆迁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重新予以制定补偿项目，具体如下：（1）选择货币补偿方式：①土地补偿费用；②房屋补偿费用；③地上附着物（含地上建筑物、构筑物、临时建筑）补偿费用；④一次的搬迁补助费；⑤属经营性店面或者工业厂房的，给予停产、停业的补偿；⑥在征地拆迁期限内签订协议的，给予奖励金。（2）选择产权调换方式：①提供新建安置房；②两次的搬迁补助费；③住宅临时安置补助费；④属经营性店面或者工业厂房的，给予停产、停业的补偿；⑤在征地拆迁期限内签订协议的，给予新建安置房补差价减免率的优惠。
（二）我国台湾地区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
1、补偿方式。台湾地区土地征收的补偿方式通常为现金补偿，但若属区段征收（区段征收是指对一定区域内的土地，为重新规划分宗整理，而对该区域内的土地予以全部征收），则被征收人有权就被征收的全部土地或者部分土地申请征收人提供相应的土地，要求提供的土地面积按被征收土地应领的地价补偿费与区段征收补偿地价总额的比例计算。
2、补偿项目。根据台湾地区《土地征收条例》、《土地法》的相关规定，台湾地区土地征收不仅对法定的和非法定的补偿项目作出了规定，同时也对补偿的计算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具体如下：（1）地价补偿费，应按照征收当期政府公告的土地价值补偿；（2）加成补偿费，在当期政府公告的土地价值与正常的市场价值相差甚远，在不损害土地所有权人利益及兼顾顺利推进公共建设的原则下，在公告土地价值的基础上，适当给予增加补偿；（3）地上改良物（地上改良物是指房屋、地下建筑物、构筑物及地上附着物等），其中建筑改良物按征收当时该建筑改良物的重建价格评估补偿；农作改良物补偿：农作改良物在被征收时与成熟时期相隔在一年以内的，按成熟时可能获得的利益评估补偿；其与成熟时期相隔在一年以上的，按其种植及培育费用，并参照现有价值评估补偿；（5）营业损失补偿费，因征收导致停止营业或者营业规模缩小的，应给予营业损失补偿，具体补偿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规定；在中央主管机关作出统一规定前（目前中央主管机关尚未作出统一规定），直辖市或县市政府参照以往或邻近县市的营业损失补偿进行补偿；（6）迁移费，征收土地导致人口、家具、动力机器、生产原料、经营设备、改良物、水产养殖物、畜生或坟墓及其他纪念物必须迁移时，应发给迁移费，具体补偿由中央主管机关核准；（7）接连土地损失补偿费，因土地征收导致连接的土地不能使用或减低使用价值，征收人应对该土地所有权人给予适当补偿，以不超过连接土地因受征收影响而减低的土地价值为限。非法定补偿项目为：（1）奖励金；（2）补助金；（3）救济金。以上非法定补偿项目均是由于法定地价及公告的现行土地价格普通偏低，征收人在补偿地价之外，根据不同实际情况、不同比例适当增加补偿被征收人。
（三）我国大陆地区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与台湾地区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区别
我国大陆地区土地征收的法定补偿标准非常低，征收人在实际征收时一般均重新制定征收的补偿标准，且重新制定的补偿标准一般远高于法定的补偿标准，但征收人重新制定的补偿标准，一般是由征收人根据实际情况主观制定，无法定的计算标准，征收人具有较大灵活空间，即使重新制定的补偿标准与实际价值仍有相当差距，由于被征收人缺乏相应救济措施，只能接受该重新制定的补偿标准。台湾地区征收土地法定的和非法定的补偿项目，均是由法律直接作出规定，并规定了计算了具体的补偿标准，征收人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制定具体的补偿标准。台湾地区土地征收的补偿标准相对于大陆地区的土地征收标准补偿更为详细、更为公开，更有利于保护被征收人的利益。
四、其他
我国台湾地区土地征收法律比大陆地区土地征收法律更具有合理性，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撤销征收
台湾地区政府在核准需用土地人征收土地申请后，若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办理撤销征收：（1）因作业错误或工程变更设计，致使原征收土地不在工程用地范围内的；（2）公告征收时，都市计划已规定以联合开发、市地重划或其他方式开发的；（3）依征收计划开始前，因都市计划变更，规定以联合开发、市地重划或其他方式开发的；（4）依征收计划开始使用前，其兴办的事业改变或兴办事业计划书经注销的；（5）已依征收计划开始使用，尚未依征收计划完成使用土地，因情事变更，致原征收土地全部或部分已无使用必要的。我国大陆地区土地征收的主体只能是政府，缺乏裁判者，即使政府征收错误，也无任何途径可以撤销该征收，除非政府自愿自行撤销。我国大陆地区有关土地征收的法律法规没有任何撤销土地征收的相关规定。
（二）土地回收制度
台湾地区《土地征收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原土地所有权人可以在征收公告之日起二十年内，向该管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申请按照原征收补偿标准收回其被征收土地：（1）征收补偿费全部发完满三年，未依征收计划开始使用的；（2）未依核准征收原定兴办事业的；（3）依原征收计划开始使用后未满五年，不继续依原征收计划使用的。我国大陆地区有关土地征收的法律法规缺乏对征收人征收土地后的监督制度，未赋予被征收人收回土地的权利。
（三）附带征收。
台湾地区《土地征收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土地所有权人在征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内向该管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申请一并征收：（1）被征收土地残余部分面积过小或形势不整，致不能继续使用的；（2）征收建筑改良物残余部分不能继续使用的"。我国大陆地区有关土地征收的法律法规未对被征收土地或房屋的残余部分如何处理作出任何相关规定，导致征收人在实际操作当中随意性大，往往将该残余部分作为与被征收人谈判的筹码，不利保护被征收人的利益。
（四）他项权利的规定。
对于被征收土地上设有他项权利的解决，台湾地区土地征收法律对此直接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为其解决提供了法律依据。而我国大陆地区土地征收法律未对此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征收人为了顺利实施征收工作，一般倾向于保护被征收人的利益，对于在被征收土地上设定的他项权利在未经法院判决确认之前，往往故意视而不见。
五、结语
笔者对于台湾地区有关土地征收的法律、法规、政策也只是略知皮毛，对于其当中的规定未能作更深入的分析。笔者在对台湾地区土地征收法律法规、政策的有限了解下，简单对两岸土地征收的法律依据、程序、补偿标准及其他进行比较分析，希望能为我国正在大力开展的海西建设尽上一份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1]尤重道《土地征收补偿实务》，永然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仲京涛《征地补偿法律适用与疑难释解》，中国法制出版社；
[3]房绍坤、王洪平《不动产征收法律制度纵论》，中国法制出版社；
土地被征收补偿标准篇2
关键词：台湾地区；征地补偿；补偿项目；地价补偿
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加快，需要有大量的农业用地转变为非农业用地。就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而言，土地农转非的主要途径是土地征收。与土地征收相伴而生的是土地权利及相关收益的转移，如果处理不当，必然会产生社会矛盾与冲突。台湾地区的征地补偿制度在改革与实践中不断完善，尤其是征地补偿项目全面、具体，可谓不厌其详，既包括对土地及其改良物实体的补偿，又包括对土地所有权与他项权利的补偿，还包括由征地而引起的其他损失的补偿。本文就台湾地区征地补偿项目的相关规定进行阐述，并通过与我国现行征地补偿项目的比较分析，探讨于大陆可鉴之处。
一、台湾地区征地补偿项目的规定
（一）地价补偿
地价补偿是土地征收的主要补偿项目。台湾地区涉及土地征收补偿的法令条例较多，对地价补偿标准的规定也不一致，有按市价补偿的，有按公告现值补偿的，直到《土地征收条例》并实施以后，地价补偿标准得以规范，规定地价补偿按公告土地现值补偿。公告土地现值是直辖市或县（市）政府估计并提经地价评议委员会评定的地价，于每年1月1日公告，作为土地移转及设定典权时申报地价的参考，也是主管机关审核土地移转现值的依据。由于公告土地现值往往低于市场地价，按照公告土地现值补偿曾引发被征收者的不满与抗争。为使补偿的地价接近市场地价，台湾地区采取公告土地现值加成数的办法，最初加成数为二成，后来增至四成，至《土地征收条例》以后，规定加成数要比照一般正常交易地价确定。可见，台湾地区的地价补偿是以市价为基准的。
（二）其他土地权利的补偿
台湾地区规定，如果被征收土地或建筑改良物已设定他项权利，如地上权、典权、地役权、永佃权、耕作权等，这些征收土地“应有之负担”由地政机关在发给补偿金时代为补偿，并以余款交付被征收土地的所有权人。如果被征收土地是带租约的耕地，则由主管机关代为清偿耕地承租人的地价金额。如果设定他项权利的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被征用，要付给所有权人或他项权利人使用补偿费。被征收的土地或建筑改良物原设定的他项权利因征收而消灭。有些公益事业需要取得地表上空或地下空间时，在征得主管机关许可后，需用土地人可以通过协议价购的方式取得地上权。如果协议价购的方式不成，准许依法征收地上权。如果地上权被征收后，对土地利用造成不利的影响或者降低了土地的价值，则土地所有权人可以请求需用土地人征收土地所有权。
（三）土地改良物的补偿
台湾地区将土地改良物分为两类，一是建筑改良物，即建筑物或工事等土地附着物；二是农作改良物，即农作物、其他植物或与水利、土壤有关的土地改良物。《土地征收条例》规定，征收土地或建筑改良物时，对建筑改良物的补偿按其重建价格计算；征收的土地附带有农作物时，补偿费视农作物的生长成熟期而定：成熟期距被征收时间在一年以内的，按照农作物成熟时的产值而定；成熟期距被征收时间在一年以上的，按照农作物种植及培育的费用而定，同时参考这些费用的现值。如果土地改良物尚未完工而遇到土地征收，而且土地上的改良物是合法的，不是在政府公告之后抢建的建筑物或抢种的农作物，并且在公告期间已按规定停止工作的，对土地权利人或使用人已经付出的土地改良费用也给予补偿。
（四）其他补偿
除以上征地补偿项目外，台湾地区还规定对下列情形给予补偿：
1.迁移补偿。对因征地而造成的人与物资的迁移费给予补偿，具体有以下情形：①土地改良物由所有权人取回并自行迁移的；②坟墓及其它纪念物迁移的；③人口需要迁移的（政府征收公告之前六个月设有户籍的）；④生产资料必须迁移的（动力机具、经营设备、生产原料等）；⑤养殖物必须迁移的（水产物或畜产物）。另外，因土地一部分被征收而造成土地改良物需要全部迁移的也发给迁移费。
2.营业损失补偿。《土地征收条例》规定，对土地权利人因土地或改良物的征收而导致营业停止或营业规模缩小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
3.一并征收补偿。台湾地区在征收土地时对土地上的改良物一并征收。一并征收不包括土地所有权人要求取回、自行迁移、违规建造建筑物或非正常种植农作物的情形。另外，因征收同一所有人的土地或改良物的一部分，而剩下的土地或改良物的残余部分地形不整或面积过小，导致利用价值降低的，土地或改良物的所有权人可以向主管机关申请一并征收。
4.征用土地补偿。台湾地区土地征收与征用并存。征用补偿是因政府兴办临时性的公共建设工程，需要征用私有土地或土地改良物而发给权益人的补偿费。其中，征用土地的年补偿费按照公告土地现值10%计算，征用土地改良物的补偿费按照征收补偿费的10%计算。如果征用期超过三年，所有权人可以申请政府征收其土地所有权。如果征用土地导致土地改良物必须拆除或者不能回复到征用前的状况也给予补偿。
5.连接地补偿。因征收某块土地而导致与其连接的土地受到影响而使价值降低，对该连接地给予补偿。连接地补偿款额以不超过减少的地价额为准。
6.调查勘测损失补偿。需用土地人为申请征地而实施调查或勘测时，有时需要拆除或迁移地上的障碍物，由此导致土地权益人遭受损失，这种情形也给予适当的补偿。调查勘测损失补偿款额由当事人协议商定。
二、大陆征地补偿项目的法律规定及新补偿标准
（一）大陆现行法律对征地补偿项目的规定
大陆关于土地征收的法律条例不多，最早有关征地的法律文件是1953年政务院公布的《建设用地征用土地办法》，当时对征地补偿项目的规定是比较详细的。后来由于土地制度和社会经济体制的变革，我国大陆逐步形成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征地补偿模式，征地补偿的项目逐渐减少并趋于综合性补偿。在1986年的《土地管理法》中对征地补偿项目做了明确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关于各项目的补偿标准，规定对于耕地的补助费按照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二至三倍计算，安置补助费按照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二至三倍计算，土地附着物补偿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青苗补偿费是对农民投入损失的补偿，安置补助费是对农民的生活补助以及失地后就业、转业等费用的补偿。土地补偿费虽然是对土地所有权损失的补偿，但不能算是地价补偿，因为计算土地补偿费所采用的产值倍数法不是地价的计算方法，而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环境中产生的政府定价补偿方法，其补偿金额远低于市场地价。加之补偿项目少，对因征地而引发的各方面损失考虑不周，不足以满足被征地农民的现实需求，农民不满情绪较大，时有抗征现象发生。征地补偿偏低是我国大陆征地制度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征地补偿新标准
2005年以后，开始实施征地补偿新标准，即采用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将征地补偿费用分为两部分，即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二者均采用年产值倍数法计算。与原补偿标准不同的是，新标准计算的依据不再是被征地的年产值，而是依据多项因素测算的综合年产值，补偿倍数也是多种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将土地补偿费与安置补助费合并成为区片地价，计算方法仍以年产值倍数法为主，加入了农地价格因素修正法和征地案例比较法。按照规定，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应考虑被征土地的地类、产值、土地区位等综合因素，但问题是，这些综合因素没有量化指标和计算依据，能否在计算结果中得以体现令人质疑。
三、台湾地区征地补偿的可鉴之处
1.我国大陆应设立《土地征收法》及征地补偿估价技术规程。目前大陆没有为土地征收设立专门的法律条例，有关征地的法律规定仅限于《土地管理法》的部分章节，而且规定不够详细具体。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应设立《土地征收法》，明确补偿原则、补偿依据、补偿范围、补偿方法及其他与征地补偿相关的规定。大陆还应确立征地补偿估价的技术规程，或者与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合并成为城乡土地估价规程，为征地补偿提供技术指导及法律保障。
2.大陆应建立以地价补偿为主的多项目征地补偿体系。大陆现行的征地补偿为综合性补偿，没有对补偿项目进行细分，这有不尽合理之处。因土地征收会涉及到农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如果考虑不周，就会造成对农民利益的损害。综合补偿难以直观地表明补偿的各项费用，也就难以直观地表明各项费用的合理性。应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建立以地价补偿为核心的多项补偿并存的补偿体系，对于应补偿项目尽量列举，除现有补偿项目外，还应增加迁移补偿、营业损失补偿以及残余地补偿等。并且要规定各补偿项目的补偿依据，如按市价补偿或协议价补偿等，避免笼统、模糊的规定。
3.大陆应建立权益型征地补偿模式。就大陆目前农村土地产权状况来看，农村土地产权不仅有集体土地所有权，还有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租赁权，征地不仅造成土地所有权的丧失，还造成了土地承包权和租赁权的权益损失，但现行征地补偿的法律和新标准并没有对承包权和租赁权给予考虑。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征地补偿应当增加对土地承包权和租赁权的补偿。在计算征地补偿费时，应考虑土地使用者对土地投入，将他项权益价格与农地等级相联系。通过对土地投入多寡施行奖惩，进而减少农民掠夺性使用土地等短期行为发生，遏制土地退化现象，有效保护土地资源。
参考文献：
[1]刘守英.我国台湾地区土地征收的做法与借鉴.中国国土资源报[n].2013-04-08.
土地被征收补偿标准篇3
关键词：征地补偿；未来性；可增值性
中图分类号：D9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5-0126-02
一、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存在多方面的缺陷，并在实际征地中引发一系列社会法律问题。这里以广州大学城的兴建为例。
广州大学城的兴建，被认为是广东省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然而，在发展教育的背后，却是以摧毁耕地和驱逐原住民为代价，而一度的强拆强迁事件更是闹得满城皆知。然则近年来，大学城多块土地被拍卖，皆被开发者高价取得，此事件更是引起轩然大波。《广州市番禺区广州大学城项目征地拆迁补偿安置办法》规定，“按房屋类型，补偿标准从400元到850元/平方米。村民们获补偿款项的虽按照征用耕地补偿标准的最高限计算，但每户拆迁补偿亦不过10.92万元，按时搬迁拆房奖励10.08万元，人头奖励6.66万元，加起来每户可得的拆迁补偿款仅为27.66万元左右。”[1]然而，征收后的土地政府以空闲为由，将多块土地进行出卖，拍卖价格竟为征收价格的近10倍，达到每平方米价格7000多元的高价。而今，大学城商业南区于2012年7月拆除，建设空气质量监测站。作为一个公共利益需要的设施，竟然要拆除原有的商业中心以得到空地建设；更讽刺的是，在即将拆除的商业中心旁边，就是拍卖出去的土地，正在建设中的商品房。
广州大学城被拆迁后，如今只剩下4个保留村，已无耕地。在这种情况下，被征地的农民除少部分加入学校的物业管理工作中，其余大多数人却不得不远走他乡，外出另谋生路，长远生计成其最大问题。以公共利益兴办教育为幌子，以补偿性的价格征收土地，而后通过出让，转手天价拍卖大学城土地；大学城具有的优越配套设施和浓厚人文氛围，这正是开发商所看重的。如此“低买高卖”之举，甚至有人将之表述为，“以大学城建设带动房地产发展”。
无论是借着公共利益的名头进行征地，又或是确实为公共利益征地而后变为商业用地的，在我国这类情况屡见不鲜。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我国目前对土地用途并没有做出具体明确的区分，这样就导致了在征地与土地出让二者之间价格的不均衡，存在着巨额的利润空间，从而使得政府与开发商联手，共同获取利益。然则作为土地使用者的农民却只是获得极少的补偿款。
二、我国目前征地补偿的现状
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集体土地被国家征用后，相关补偿费用则包括耕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其中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
有些学者对这种人为降低补偿标准的做法大为批评，认为应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理来计算补偿费用，目前的补偿费并不能体现土地的真正价值；而农民作为土地的使用者，却仅仅是获得了一些最基本的补偿，“按照我国东部地区一般耕地年产值800元左右计算，每亩土地补偿费至多2万元，仅相当于普通公务员一年的工资收入，根本不能体现土地的实际价值，损害了原土地所有人的经济利益……改革开放以来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至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
我国集体土地征用补偿制度采用的是一次性货币补偿制度。这种一次性补偿方式没有考虑到土地对于被征地农民的长期作用与保障功能，没有考虑到土地未来的可能增值空间。因此，如何完善征地补偿标准制度，体现土地的实际价值与预期价值，确保被征地农民的未来生计，就成为了一个重大而复杂的问题。
对此，有些学者将此问题用土地补偿标准的“未来性”[2]来加以概括，笔者也将使用未来性一词。
三、征地补偿标准的未来性概述
征地补偿标准的未来性，应该与土地现有价值和补偿的一次性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其含义是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不应仅仅衡量被征土地的现有价值，还应充分考虑土地未来的可增值空间，体现出土地的未来价值。但未来性一词涉及的又不仅仅是土地可预期的未来价值，还包括因此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如被征地农民的未来生活保障问题。
（一）有关学者的观点
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很多学者对征地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探索研究，力图为征地制度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并据此构建新的土地征用制度，以变解决征地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其中，征地补偿的问题是众多问题中的关键点，有很多学者就此发表过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就土地的未来价值或预期收益来衡量补偿标准这一问题上，更是众说纷纭。
黄贤金等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土地作为商品，其价值由市场来确定。”[3]由此，征地补偿费应参照被征土地的市场价格来确定；应改变国家现有按被征土地原用途确定补偿标准的制度，而按土地的预期收益来确定。
钟水映等学者也认为，现行补偿标准没有体现土地的真正价值，不能体现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收益，也不能全面体现“土地产权关系”，从而造成征地过程中的经济利益分配不均衡，从而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其建议在征地时应按照等价交换的市场原则进行，体现土地的可增值性，从而确定征地补偿标准[4]。
当然，也有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观点。
以周诚代表的学者就不认同，其认为，以土地的市场价值进行补偿不尽合理，理由是土地增值区分为自力增值和外力增值两种情况。“农地转非后的土地增值属于外力增值，不是原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对土地进行投资的结果，而是来源于整个社会，那么增值应该归公。”[5]就此，征地补偿只能按土地的原用途进行补偿。
孙计川认为，“征地补偿标准应当是按照原有条件使用土地本来可以获得、由于征地而失去的收益。”[6]即认为征地补偿应立足于土地原用途，而不应包括土地未来可能的收益。
在上述两种观点中，笔者赞同第一种观点，即征地补偿应当体现土地的未来预期收益，即具有未来性。本文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分别进行论述。
（二）理论基础及其现实依据
1.公平补偿的原则
在实践中，政府在征用农民的土地后，就通过划拨和出让的方式转让给使用方，在这一过程产生的巨额利益，都将归征地方所有，而农民作为土地原本的使用者却只仅仅获得低额的补偿款。如上述提到的大学城的“地王”；沪宁高速的土地补偿费仅为8000元/亩，而其在香港的上市的土地市值高达20万元/亩。农村集体土地在被征收后，土地的性质将发生转变，这过程产生的增值利益全部被政府取得；在某种意义上，征地成了政府获利的工具。这实际上是剥夺了农民对其土地享有的预期利益，违背了公平原则。因此，应确定征地补偿标准的未来性，立足于土地的预期利益，通过某种制度的设计使被征地的农民也能够分享到这一可期待的利益，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公平合理的补偿。
2.保障农民的可期待利益
土地由于其所具有的特殊属性，其收益是长期可持续的。在正常的环境下，农民可以在这块土地上不断获得收益。而一旦土地被国家征收，即使农民得到了一部分的补偿，但并不能真正填补其对土地的预期收益。如《土地管理法》中提到的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这里我们可否理解为只补偿了农民6到10年的可期待利益。那10年后的耕地利益就这样被国家剥夺了吗？而当农民在投入大量精力与金钱对土地进行改良后，预期利益与补偿费的反差将尤为强烈。因此目前这种补偿标准并不能弥补农民对土地未来持续收益的预期，应通过制度的设计来保障农民的可预期利益。
3.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
在我国，集体土地尤其是耕地有一个显著特点：承载了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在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完善的前提下，耕地所产生的粮食就成了就直接的社会保障。我国农民的心态其实很简单，只要有饭吃，将生活地很安稳。而土地被征用之后，虽然可以得到一次性的货币补偿款，但面临着其他众多的问题。如何重新谋生，如何重新安稳的生活；而一旦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又将导致其他的社会问题。立足土地的未来利益，充分考虑这一现实问题，保障被征地农民的未来生计，体现原有的土地保障功能，这都必须在新的征地制度中体现出来。
4.国外的相关立法
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在规定土地补偿标准时，其关注的不只是土地的现有价值，还包括未来预期的增值。如美国在征地补偿方面采用的是公正补偿原则，其补偿标准则是以征用时的市场价格为计算标准：包括被征用土地现有的价值和土地可预期、可预见的未来价值；除此之外，还补偿相邻土地所有者因征收所受到的损失。法国采用的是公平补偿原则，简单地说，其要求的是被征收者并不因为征收而受到损失，也没有因为补偿而获利。
四、土地的未来利益作为征地补偿标准的实现――以现实存在的做法为依据
总体来看，要在征地补偿标准中加入未来性的制度设计，就必须抛弃现有的一次性货币补偿的做法。在强调公平补偿的基础上，将农民对土地的预期收益转化成一种新的存在方式，让农民不会因为土地被征用而失去对土地的可期待利益；而要想实现这种转化，必须采取新的土地征用补偿方式。
近年来，各地在征地实践试点中都采取了一些新的补偿方式，并取得了一些较为成功的经验。这些补偿方式，都较为成功地将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收益转化为新的方式，保障着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因征地而有所降低。笔者对有关试点进行归类总结，记述如下。
（一）股权补偿
股权补偿，指的是农民的土地在被征用的时候，并不直接支付补偿款，而是将该土地补偿款参与入股经营，以每年的经营收益进行分红。这种模式直接将土地的预期收益转化为每年的分红，从一定程度上看，农民并没有因为征地而失去其长期利益，有效地保障了农民（下转130页）（上接127页）的根本利益。
最具代表性的则是江苏省两地采取的做法。其一，吴中区青口镇的土地合作社，其对本镇内被征收的土地进行量化处理，“以每亩一股不低于1万元折价入股”，每年进行分红。其二，泰州海陵区则是在各乡镇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乡镇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本乡镇的征地补偿费。在发展程度不同的乡镇，分别采取不同的做法。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在生产较为落后的乡镇，采取的做法是：由管理办公室统一把补偿费存入银行，后每年将利息分给被征地农民。二是工业生产较为成熟的乡镇，补偿费则统一由资产管理办公室管理，用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再生产，再进行分红。三是而位于城市近郊的乡镇，由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办公室从征地补偿费中拿出资金，发展生产，进行投资，年底进行收益分红[7]。
（二）留地安置
留地安置是按照约定的一定比例设置留用地，供被征地农民按城市规划要求开发、经营。留用地经营所得收入，只能用于发展集体经济和改善农民生活。
江苏省苏州市政府了《苏州市征用土地暂行办法》，其中规定了留地安置的做法，留用地作为征地后政府对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偿方式之一。留用地的面积也在《暂行办法》中有具体的规定“在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根据需安置的农业人口中，按照留用地所在地的土地级差收益和人均年收入1000元标准，核发留用地指标。”在该办法中，还强调留用只能用于发展本乡镇的经济建设，或由村民进行生产经营。
（三）社会保障机制
社会保障机制的补偿方式，即是为被征地的农民购买社保，并规定在有条件的城镇需将其纳入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这对于被征地农民来说，相当于以土地的预期收入变换成社会保险。目前，不少地方应采取此种做法。即从征地补偿费和政府土地招标拍卖出让取得的收益中取出一定比例，用于为被征地农民办理养老与医疗保险。
浙江省在《关于加快建立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通知》中，规定了这种补偿方式，具体做法为：一般应先实行基本生活保障方式；也可采用基本生活保障与社会保障相结合实行的办法；少数有条件的地方，还应该直接将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纳入城镇社保体系。同时规定：“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养老保险所需资金由政府、村（组）集体经济组织、个人共同出资筹集。政府承担部分不低于保障资金总额的30%，村（组）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承担70%，从土地补偿费、征地安置补助费中列支和抵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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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被征收补偿标准篇4
关键词：征地补偿；公共利益；法律制度
我国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大量土地被征收，被征地农民成为没有土地、不种庄稼的农民，合理的征地补偿制度就尤为重要。现行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存在着土地征收范围过宽，土地征收程序不健全，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过低，补偿费用分配不合理等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完善制度的对策建议。
一、明确土地征收目的
1、在立法上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仅仅在为了满足公共利益需要的前提下，才能由政府行使土地征收权，实行土地征收。为严格控制土地征收范围，还必须对公共利益的概念和内容作严格的界定。在充分借鉴各国限定公共利益范围的经验和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我国的公共利益界定应吸收概括式与列举式两种方式的优点。在对公共利益概念的内涵作出一般性规定的同时，在法律上对那些公认属于公共利益范围内的项目作出明确具体的列举，使政府的自由裁量权缩小到最小范围。对确属公共利益范围的事项而法律又没有明确规定的，可由立法机构以单行法规或立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补充，以此来纠正法律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弊端。
2、允许集体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自由流转。完善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能，是解决公共利益目的被任意滥用的有效途径之一。所有权是对所有物的完全支配权，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是所有权的四项重要权能。我国的集体土地所有权则不完全具备这四项权能，突出表现在集体土地没有转让权。依照现行法律规定，土地不准买卖，限制了集体土地的自由流动，不能充分发挥土地的作用，影响了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另外，土地征收范围过大，非公益性建设项目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更是剥夺了农村集体土地的处分权。
因而，在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法律地位的基础上，应明确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在处分权上，除公共利益以外的项目，农村集体土地应在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下，实现土地所有权的自由流转。同时，搞活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打破集体土地使用权不能流转的局面，使其和国家建设用地使用权一样进入市场，实现其权益，这样才能确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地位，明确集体土地产权，强化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
3、严格区分为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我国经营性用地目前大都是通过政府来征收的，政府征收后再由经营性用地者从政府手中购买。因为政府征收土地后再卖给经营性用地者，会产生巨大的差价，所以这种做法容易导致权力寻租，为政府腐败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因此应严格区分为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将国家土地征收权严格限制在公益性用地的范围之内。对公益性用地，由政府直接向农民征收，并依法给予土地征收补偿；对经营性用地，应由用地者与农民协商，通过市场途径取得。政府在经营性项目用地上，不再是参与者，而仅仅是服务的提供者。政府仅通过土地用途管制和土地利用规划，控制土地供应总量，履行土地管理职能。政府只管审批、监管、收税和登记，并进行适当的总量控制，以防止土地保护失控。这样既有利于维护农民利益，也有助于实现市场公平。
二、建立完善的土地征收程序制度
1、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我国现行法律虽然规定了土地征收过程中的两公告一登记制度，但是这种公告仅是在土地征收被批准或土地征收补偿决定作出之后的公告，是一种事后公告。公告作出后，农民即使对公告的相关内容不满，也无能无力。现行的公告制度不能有效满足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需要改革现行公告制度，变事后公告为事前公告。土地征收主体提出土地征收申请后，获得批准以前，就应当及时将土地征收的有关情况进行公告，并通知拟征土地所属的集体经济组织及承包经营权人。公告内容包括：土地征收的目的、被征土地的位置、土地征收说明、审批机关和地址等。公告不仅应直接送达被征地农民本人，而且还要贴在被征收土地所在区域的明显位置并在当地报纸上予以刊载。相关权利人对土地征收有异议的可要求举行听证会，对土地征收的合法性、合理性、必要性进行听证。土地征收获得批准后，被征收土地者也可要求举行土地征收补偿听证，在听证的基础上进行协商，协商不成的，可要求土地征收审批机关根据听证情况进行裁决。有关部门应对拟征土地及地上附着物的现状进行调查，调查结果应与被征收土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和地上附着物产权人共同确认。土地征收补偿达成协议的，或土地征收裁决后，土地征收者应将土地征收补偿土地征收协议的内容、安置补偿协议的内容、具体适用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补偿费用的分配等予以公告。
2、完善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近年来，各地政府土地征收权频繁动用，大量土地被征收，由此引发的土地征收纠纷亦越来越多。由于我国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许多纠纷产生后没有及时得到解决，人们的诉愿长期被压制，导致上访事件激增，群体性上访不断，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对土地征收纠纷的解决，我国仅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作了规定。该行政法规第25条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收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土地征收方案的实施。由争议主体一方兼利益分享者一方来裁决其与另一方的争议显然不妥。为公正地解决土地征收纠纷，必须完善土地征收纠纷解决机制。
一是扩大争议案件的受理范围。土地征收过程中的纠纷很多，不仅仅是补偿标准纠纷。为更加全面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化解矛盾，对其他纠纷如土地征收范围纠纷、土地征收安置补偿纠纷、土地征收程序纠纷，土地征收执行纠纷等均应纳入受理范围之列，都可以申请裁决或者提讼。
二是建立土地征收司法审查机制。土地征收争议由政府裁决，通过行政渠道解决纠纷，有助于提高争议解决的效率，可以快捷高效地解决纠纷。但不能仅将行政裁决作为惟一的解决渠道，理由上面已经提到。应拓宽解决纠纷的路径，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一个有力措施就是对土地征收纠纷引入司法审查机制，将司法救济作为监督土地征收行为，解决土地征收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当事人在纠纷发生后，可以向法院提讼，要求司法解决。
三、确定市场化补偿机制
1、明确土地征收补偿的原则。国家为了公共目的对土地实行征收行为，必将给被征收人造成损失。被征收人的这种损失并不是出于其违法行为，而是出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的需要。因此该损失不应由被征收人一人承担，而应由全体人民共同负担，这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所以，国家在征收土地时，必须对被征收人的损失给予合理公正的补偿。随着权利观念的变化，特别是权利从私有化向社会化的转变，土地征收补偿的原则经历了一个由完全补偿，不完全补偿，到适当补偿的过程。补偿机制变得更加完善，更加合理，对被征收人权利的保护也更加的充分。我国2004年修改宪法时第一次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土地征收应该补偿，这对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完善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但宪法并没有对土地征收补偿的原则作出规定，不能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土地征收补偿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将来制定土地征收法时，应当明确规定土地征收补偿的原则。借鉴国外的经验，我国的土地征收补偿应遵循公平补偿的原则。放宽土地征收补偿的范围和标准，以便使被征收人的损失能够得到更充分的补偿，更好的保护被征收人的利益。
2、实行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市场化。确立公平补偿的土地征收补偿原则，要求必须以市场价格为计价基准进行补偿。遵循公平的市场价格原则进行土地征收补偿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在国外，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遵循市价补偿的原则，将土地补偿费、青苗及建筑物、构筑物补偿费、残地补偿费等主要补偿项目的补偿价格，以当时的市场价格或以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补偿，充分体现效率、公平原则。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的补偿标准是按“产值倍数法”确定的，没有遵循公平市场价格的原则，没有体现市场价值，又加上补偿范围较窄，造成了被征地农民利益的损失。为了更好地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利益，我国应与国际接轨，实行补偿标准市场化。补偿标准市场化要充分考虑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要求，按被征收土地的市场价格对失去土地的农民进行补偿，即将土地征收和使用过程中的增值收益在国家、集体、和被征地农民之间进行合理分配，保证被征地农民取得足够的土地增值收益。
另外，还应该扩充我国的土地征收补偿范围。当前我国土地征收的补偿范围仅限于与被征收客体直接相关的经济损失，而对与被征收客体间接关联以及因此延伸的其他附带损失未规定予以补偿，属于不完全补偿。结合国外关于补偿范围的规定，建议将补偿范围扩大，补偿范围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集体土地所有权补偿、地上物补偿、土地征收活动引起的损失补偿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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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被征收补偿标准篇5
一、征收集体土地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目的难以界定
集体土地征收是对原土地所有权人土地所有权的剥夺，因此，必须在符合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可以实施。《宪法》第十条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可见，国家只能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才能进行土地征收。但与此同时，《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却又作出如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八条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经依法征收转为国有土地后，该国有土地使用权方可有偿出让”，前两项法律对于土地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需要并未作出明确，与宪法、物权法的有关规定不统一，出现了矛盾。在实践中，个人、私营单位这些非公共利益主体使用集体土地的，也可以通过土地征收，即集体土地的国有化来实现。将集体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后，就可以进而获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这种方式显然与土地征收目的必须符合公共利益的法律规定不符。
进行土地征收，应当符合公共利益。但现行的土地征收方面的法律法规却没有对公共利益的定义和确切的范围进行具体界定。修建军事基地、修建高铁、地铁、医院、学校等行为的公益性好判断，但是旧城改造、农村小城镇建设中哪些符合“公共利益”，哪些不符合“公共利益”，却没有具体规定，这为不合法的集体土地征收进入征地机制敞开了方便之门。一些地方政府动则以“公共利益”为名，行土地开发之实，只要在项目上冠上公共利益的名义，就增强了强行进行土地征收的底气，被征地者就必要服从。其后果，集体土地所有权流转及带来的收益被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所掌握和控制，被征地农民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往往被迫接受不合理的补偿安置方案。即使对补偿标准有异议，维护自己合法权益也存在困难。可见，征地必须符合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规定，立法目的是规范政府征收行为，但在客观上造成被征地农民的土地权益难以市场化，大量集体土地征收后，被征地农民没有通过平等交换的市场经济原则获得充分的补偿和救济。
二、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多类别，造成土地补偿利益分配参与主体多元化，影响了土地的合理化补偿
根据法律规定，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成员共同所有。但“集体”是什么，有关的法律法规并没有作明确规定，更多的表现为政策性的概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农村土地所有权模式是“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即“、管理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生产队是最基层的集体农业生产单位，也是土地的实际占有和管理使用者。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为行政建制乡（镇），改管理大队为村民自治组织“村”，改生产小队为村民自治基层单位“村民小组”。关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属，立法也进行了界定。《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己经属于乡（镇）农村集体所有的，由乡（镇）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这样的规定只是明确了“集体”是集体土地的权属主体，但是，并没有对于何为“集体”作出明确的解释。根据这条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有多级、多个，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集体内农民都是权属主体，这种不确定规定，反而造成了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的存在更多是形式意义上的，而不是实体意义上的，集体土地对于集体内的农民，名义上人人所有，实质上人人无权。现行农村经济制度是在改变原有的农民公社集体所有集体劳动模式上，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实行统分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传统意义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多数消失了，重新建立起来的新的经营模式，其制度基础是土地承包制，将集体土地分给各村民小组的农民以家庭承包的方式经营，加之分配土地的时候没有建立正规、完善的权属登记制度，登记手续大多不健全，大量的土地存在权属不清问题。在土地作为农用地正常使用的时候，权属不清问题产生的矛盾一般不大，乡、村、村民小组作为集体与个体之间矛盾不多，农民个体之间的矛盾，也多表现为地界纠纷，也多数可以通过村干部、农村中长辈调处解决。但是当面临土地征收，计算补偿费用的时候，这种权属不清带来的补偿主体不明问题就经常会出现，乡（镇）、村、村民小组、被征地的农民工等多个主体参与争取土地补偿金。有些地方，集体土地被征收后，乡（镇）、村、村民小组（负责人）截留、想方设法扣减农民补偿金的现象屡见不鲜，补偿金落到农民手中往往所剩无几，甚至造成农民集体上访、闹访、堵路等过激行为发生。农民对于集体土地征收不满意，往往不是对征与不征不满意，绝大多数是对补偿费用标准过低不满意。
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原则显失公平性，难以保证合理性
目前，我国并形成一个集国有土地征收和集体土地征收为一体的完善的、法典化的土地征收法。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征收补偿的标准不统一。政府在对土地进行征收并相应予以补偿和安置时，往往按照土地被征收之前的用途进行补偿。根据《土地管理法》、《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国有土地征收补偿和安置属于相当性补偿，土地补偿金是补偿性的。而根据《农业法》等集体土地征收方面的法律法规的规定，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属于适当性补偿，土地补偿金是补的，不是市场化的足额补偿，甚至还不如城市国有土地征收上的相当补偿。依据权利和义务对待的法律原则，土地征收补偿和安置是为了补偿被征收人的财产损失，否则就会有失公允。而集体土地被征收后，基本上是转为开发用地，甚至是开发商建成居民小区，高价获利。而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农民，只是获得象征性的补助，用低的可怜的补助款去购买在自己土地上建成的商品房是无法想象的，这种补的补偿模式实质上是一种极不公平，也不合法、不合理的补偿模式。
显然，集体土地补偿原则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及物资交换以等价有偿为基本规则，而现行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实质上并不是一种等价性补偿，而是一种补补偿。在原有的以集体所有、集体劳动为特征的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是适用的，农民也认为土地是国家的，为国家建设作贡献是应当的，甚至不需要补偿，无偿使用也不会遭到反对，也为社会广泛接受。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这种以无偿或者象征性的补偿标准为特征的补偿就不能继续沿用了。由于城市国有土地及其它生产要素已引入市场机制实行资源配置，按对等原则进入市场进行交换，而农村集体土地还在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配给制征收和补偿就违背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同时，农民在生产、生活中，是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购买商品房这些物资也不因为其农民身份而获得任何优惠，而其拥有所有权的土地被交换出去却不实行市场价格，也同样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原则。
集体土地的价值，特别是增值没有在征收补偿中得到体现。土地是不可再生资源，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进行乡村城镇化，扩大城市规模和城市人口，是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必由之路。但在这一进程中，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农民不应该是牺牲者，而应该是获利者。农民，往往是世世代代居住在所在的农村，土地是他们唯一能够世代相传的财产，也应该是他们摆脱贫困的重要财富。现有的集体土地补偿标准，虽然因为所处的地域、省份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有地区差异，但以现金形式补偿的，也基本上在每亩土地补偿金标准，少则几千元，多的也就1～2万元。特别是在人均耕地面积少的地区，一户被征地农民，往往只能得到10万元的补偿，并至此永远失去了土地，不要说进入城市生活，就是在原有的乡镇生活，也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在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不到位的情况下，这些失地农民的生活处境无疑会十分困难，这甚至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四、低水平的征收补偿对于失地农民的保障缺乏充分性
除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外，目前全国各地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普遍偏低，失地农民难以维持长远生计。据中国土地勘测研究院统计，在2002年，使用权出让的收入全国平均即达到12.97万元/亩，使用权转让流转的收入平均为23.47万元/亩，招标拍卖的收入平均为35.67万元/亩。发展到现在，土地出让费成倍上涨。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一亩的“楼王”此起彼复。即使是西部一些二线城市，50万一亩的地价也很常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征地农民通过让出土地获得的经济补偿却低的可怜。根据现行的集体土地补偿标准，对土地的补偿和对农民的安置总计为该耕地征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10到16倍，最多不超过30倍。从西部地区一些城市的情况看，根据征地补偿安置办法，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最高标准为1.8万元/人（不含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仅相当于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的一年收入。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一般标准，只能维持五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一般标准，仅能维持二年左右的生活。如果将1.8万元全部作为农民社会保险金交纳，按失地农民平均年龄50岁、预期寿命72.6岁测算，每月只能领到60多元的养老金，远远低于现行各地最低生活保障费180元和城市中档养老金500元的水平。
同时，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测算方法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土地管理法》，集体土地征地补偿金的计算方法采用“产值倍数法”，土地补偿费的计算，以该土地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为标准计算；安置补助费，以该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6倍计算。这种测算方法没有科学依据，而且也不合理。首先，以土地征收前年平均产值作为征地补偿标准不合理。在集体土地征收中，目前基本上征收部门是套用国家标准进行征地补偿，且大都就低不就高，执行的是较低的标准；同时，一般按传统的粮食作物，如水稻、小麦、棉花等普通农作物为测算对象来测定前3年的产值，而不是按照或者较少考虑到现在具有高附加值的生态农业、精品农业和休闲观光农业等现代农业的产值为测算对象。在现代农业条件下，土地的产出价值根本与普通的粮食或蔬菜产值具有可比性，要高出几倍甚至几十倍。因此，这样形成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当然不能真实反映被征收土地的产出价值，必定是较低甚至是差距多倍的价格。其次，征地补偿标准目前并不包含土地的增值部分。集体土地经征收后，除了少数是公益用途之外，大多数土地都是用于房产开发或者生产建设使用，所征地地价绝大多数情况下会出现增值甚至大幅度增值。但是，在设定征收补偿标准时，却并没有考虑土地增值这个重要因素。再次，目前的征收补偿标准没有充分考虑地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一个地域、一个地区的基础地价，根本上是由区域经济条件决定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基础地价必然高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基础地价，任何土地交易价格的形成均不可避免会受到区域经济条件的影响，甚至决定。由于根据目前以农作物产出为标准来计算农地的产值，而基本的几类粮食、蔬菜等普通农产品价格在全国各地差别并不大，以此为基础测算的征地补偿标准自然就难以反映不同地域、不同地区的地价差异。
五、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缺乏规范，做法不一，比较混乱
目前就征地补偿款的分配问题，法律只是规定可分配的有多少，至于何时分配、怎么分配等问题，尚未规定统一、明确的标准。实践中。被征地的农村往往是根据当地的村规民约、乡规民约来分配。有的是以是否有承包地为标准，有地就能参加分配，无地则无权参加分配；有的以农户的户口为标准，入户口的就参加分配，没有入户口的就不能参加分配。第二、对征收补偿费的发放缺乏明确的分配细则，实际分配中比较混乱。在发放数额上，有的全额发放，有的部分发放，集体组织还提留一部分。在提留中，提留比例各地也不相同、不统一。少的10%，多的达到40～50%。在发放时间上，有的是一次性发放，有的分批发放，长的甚至没有明确期限。在分配对象上，也是做法不一。有的是按照农户家庭中的人口数量发放，有的是部分按人口、部分按被征收的土地面积分配发放。有的地方，征谁家的地，征地补偿费费归谁所有，没征地的不参与分配；而有的地方，不管征谁家的地，征地补偿费归集体所有，所有家庭都有份。在此种分配方式下，有的地方是平均分配，有的地方是被征地家庭适当多分，余下的其他农户平均分配。有的地方，即使按常住人口分配也要考虑有田无户口、有户口无田、无田也无户口、有自留地的迁出人口、农嫁女等诸因素来制订分配方案，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第三、在实际分配中，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分配上矛盾最大。据有关部门统计，在有的地方如果以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后的投标出让成本价为100%，则农民只能获得其中5%～10%，集体经济组织获得其中25%～30%，60%～70%被县、乡（镇）各级地方政府所得。调查发现，征地补偿费在分配中，乡村截留多，农民实得少。征地部门为了方便工作，减少直接矛盾，一般都不把补偿款直接发给农民个人，而是先支付给村、乡两级政府，由乡政府再发放给村委会，最后由村委会分户发给农户。资金拨付一般也是先到乡财政账户，个别的直接到村委会账户。政府、村委会以及集体经济组织处于利益考虑，经常是直接以土地所有权主体身份参与分配，或者通过各种各样的名义截留、提扣甚至挪用征地补偿款，有些地方还发生过村干部，随意分配甚至贪污征地补偿款，导致失地农民作为真正的土地所有权主体没有享受应该享有的利益。其次、在安置补助费的分配上也经常产生矛盾和纠纷。安置补助费，主要是用于安置土地被征收后原土地上的剩余劳动力之用。安置补助费一般由负责安置的单位所有。但在实践中，安置费用往往在农民还没有妥善就业安置的时候，就以货币形式发给了农民个人所有，很快就被农民消费完毕，且消费完毕后农民还是没有找到工作。在一些地方，还出现过征收部门并未按照国家规定足额发放安置费用，同样被层层截留的问题。另外，不少地方村级集体提留土地补偿款的管理和使用上也没有相应的制度规范，有些村没有建立规范的村务公开制度，财务不透明、不公开，村民难知情、难监督。怎么使用、只能用于哪些用途，没有相应制度性规定，也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导致一些失地农民利益受到集体经济组织及其负责人的损害。有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用征地补偿款支付日常行政开支、用于村干部工资、福利、奖金的发放，甚至用于接待吃请、旅游等。少数村干部甚至贪污、挪用土地补偿款。实际上，村民对于村留下部分补偿款用于修路建桥、兴修水利或者发展集体经济，投资建厂多数情况下不会有意见。但对于上述这些违规做法肯定会有强烈反映、不满甚至反抗。
六、征地程序缺乏公开性和透明性，失地农民缺乏知情权
现实中，征地往往是政府内部决策，并不事先征求意见。被征地农民，也不能在事前参与征地决策的合法性、合理性论证过程，往往只是征地公告贴到自家墙上，或者被村委会通知参加动员会时，才知道自己的地要被国家征收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社会公众与新闻舆论机构也只能从政府信息网站了解到有限的征地信息，即使认为征地不合法、不合理，也难以主动参与，难以行使监督的权利，难以约束政府滥用征地权力。
被征地农民除了获取征地信息被动之外，即使是看到的征地信息，内容也十分有限，往往不会包括有关规划、背景、征收合法性论证、合理性审查、征地的监督和救济方式等方面的信息。这种“信息公开”，实际上无异于行政命令，通知被征地者配合征地，做个顺民、良民。至于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征地项目的审批、征地补偿和安置标准的制定等重要的信息则往往不会出现，作为被征地对象的农民本身维权能力就不强，加上缺乏对这些重要信息的知晓，更加维以有效保护自己权益。作为征地主体的政府，利用其在征地中的主动和主导地位，实施信息垄断，确保征收顺利进行，而被征地农民处于劣势地位，从而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为“”提供了便利，为侵占征地补偿款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创造了方便。
七、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权利救济机制不健全，失地农民的利益容易受到不法侵害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要建立公开听证等程序，但实践中政府对此规定往往阳奉阴违，有的直接就没有建立公开听证程序，有的即使有这个程序，也是找一些指定的，投赞成票的代表参加，过过形式。被征地的农民、对被征地有利害关系的人、对政府征地行为有监督意识的公众等，都难以实际参与到听证程序。按照目前听证方面的规定，对被征地农民提出的意见，只在确需修改的情况下才改动补偿方案。实际上，是否“确需修改”，仍由原作出征收补偿决策的政府部门判断。同时，征地公告内容，不是就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补偿标准是否符合合理性进行征收意见，性质上更多是一种告知、通知，政府的强势地位，决定了这种征收意见多是一种形式，基本上没有改变的可能。失地农民对征地目的的合法性、补偿标准的合理性等涉及自身根本利益的关键事项没有发言权，程序上也没有参与的机会，对行政决策结果也无权提出异议，这就造成很难进行有效的听政申诉，行使异议权的机会。
征地程序中行政救济机制缺失。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征地范围、补偿安置标准等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地的人民政府裁决。这样就使得政府的角色具有双重性，既是征地争议中的一方当事人，又是争议裁决者，这种“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裁决机制设计，先天存在不公正的因素，难以发挥维权作用。
土地被征收补偿标准篇6
【关键词】土地；征收补偿；存在问题；完善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1-119-01
一、“土地征收补偿”的立法现状
从立法例中看，我国已对这两个概念做了原则性的区分。其权威便是宪法。我国《宪法》第13条明确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在最高法的这一规定下，我们相继颁布法律法规，构建出了较为完整的“土地制度补偿”制度。而《物权法》与《土地管理法》成为了该制度的轴心法：《物权法》主要规定了土地征收补偿的范围，同时还强调了我国特有的“保障”问题。即除了强调支付基本的土地征收补偿费外，还必须对被征地农民的社会经济生活做好善后工作。《土地管理法》则是这一制度的细化，分别对土地补偿费的基本标准、安置补助费的最低标准及最高标准作出了规定。另外《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还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享有的土地补偿费的分配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规定。总之，我国通过各阶位的法律法规所构建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还较完善。但随着经济的改革发展与社会的进步，这项制度开始暴露出种种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完善。
二、“土地征收补偿”的完善思考
（一）完善土地征收补偿的范围
目前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所要求的补偿费用类型大致包括地上附着物和土地青苗等资源的补偿费，以及相关的房屋补偿、安置补偿和搬迁安置费用。而在现实中，这些补偿费用却难以实现全面补偿。特别是对于安置补助费来说，“在集体经济组织负责被征地农民的安置工作时归集体，只有不需要安置的农民才可以获得安置补助费。”可见现阶段，我国土地征收补的偿范围比较狭窄。要完善这一制度，第一步便要扩大征收补偿范围。
首先应将间接的经济损失纳入补偿范围。分割地的补偿便是一种间接损害，土地被分割后，相互分离的小片土地势必在经济价值上大大衰落。例如在耕地中建设高速公路，公路直接将原本的田地一分为二，使得剩余的小块土地无法恢复到征收前大规模机械化的生产状态，但政府却只补偿征收的那部分费用，对于被征地的农民来说，隐形损失却无法弥补。其次是补偿的方式范围扩大。尽管我国《物权法》第42条规定：“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但在现实中，我国的补偿方式依然是以货币形式为主。这种一次性的补偿方式忽略了被征地农民的长久生活保障，是不符合上述《物权法》立法目的的。因此，我们可以采用社会保险补偿、入股分红补偿、就业安置补偿等方式扩大补偿方式的范围。
（二）完善土地征收补偿的标准
关于土地征收补偿的补偿标准，各国均有不同的立法例。例如美国采取公平市场价格标准、日本采取了以交易价格为原则、以事业认定公告时为基准时这一价格固定制、德国以征收官署决定征收计划时的“市价”为标准、韩国以协议成立或征收裁决当时的价格为标准。在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的补偿标准被称为“产值倍数法”，换言之，我国目前的征收补偿标准对土地的潜在利用价值、市场价值等均不予考虑。2012年11月，国务院讨论了《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的修改议程。据报道，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就是对第47条进行大范围的调整。在修正案草案正式颁布之前，笔者想谈谈自己的若干看法。
我国目前征收补偿标准的最大问题是存在着补偿上限。但是这一规定在一些东部地区早已被打破，有的补偿倍数甚至达到了“30倍”，使得东部农民一夜暴富。相比之下，西部地区土地征收过程中矛盾重重，被征地农民普遍对低廉的补偿费用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因此，这一上限标准已经没有了什么存在价值，它的存在只会拉大不同地区补偿费用的差距，造成更大的社会不公。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现实情况促进立法状况的改变，可见，在第47条的修改中，只有取消征收标准的上限才能真正落实“公平补偿”原则。只有取消补偿上限，各地才能根据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地价水平合理的制定出补偿费用的标准。
（三）完善土地征收补偿的程序
土地征收的程序问题更多是行政法所调整的，目前我国缺少一部完整的《行政程序法》规范，更多的程序都依靠特别法进行调整。对于土地征收的程序而言，值得注意的是事先知情补偿制，即在征收之前要将土地征收的范围，补偿的标准、形式于公民所知晓。同时也可以落实完善听证制度，使被征地公民广泛的参与其中，提高公民话语权，增加征收过程的透明度，都能有效的缓解矛盾，达到预期效果。
参考文献：
[1]王泽鉴.民法物权・通则・所有权[m].三民书局，1995.
土地被征收补偿标准篇7
关键词：土地征收补偿水平补偿原则
中图分类号：D9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3-021-03
一、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水平的现状
1.征地补偿范围窄。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从而将土地征收补偿范围严格限定在与被征收土地有直接联系的经济损失上，与被征收土地有间接联系以及因此而延伸的一切附带损失均未被列入补偿范围。按照现有规定，不仅那些难以量化的非经济上的损失未列入补偿的范围，而且那些可以量化的财产上的损失，比如残余地分割的损害、经营损失、租金损失等通常所受的损失，以及其他因征地所产生的必要费用，如临时租房费用、律师或专家的费用等具有客观价值而又能够举证的具体损失也未列入补偿的范围。事实上，残留地和相邻土地受损很常见，比如被征收的土地可能导致土地分割，形成不经济的土地规模，造成土地利用效率的损失。另外，被征用土地的新用途也可能降低相邻土地的生产力，比如水污染、河流堵塞或改道都可能降低农作物的产量，额外增加农地投入成本等。我国土地征收补偿范围过窄，无法补偿被征地人所遭受到的全部损失，势必导致农户生活水准的下降，从而侵犯相关当事人的权利。
2.征地补偿标准低。与补偿范围过窄同时存在的问题是补偿标准过低。《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6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同时，《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真正能够到达农民手中的只有安置补助费，按照现有的规定，失地农民能拿到的安置补助费最多只有土地年产值的4至6倍，如果地少人多，那么每个农户拿到的补偿费会更低。因此，虽说经修订后的补偿标准较原来提高了许多，但对失地农民来说，仍然过低，试想，如果土地不被征收，农民可以在集体土地上承包经营至少20多年（许多农村的新一轮承包才开始几年），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从土地上获得至少20多年的收益，相比之下，6倍的征收补偿额显然不足以弥补农民的损失，不足以保障发展再生产。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它不仅是农民生产经营的基础，而且在目前农村社保体系尚未建立、劳动力转移又面临困境的情况下，更具有重要的保障功能和归依功能，对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存在着广泛的潜在影响，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意味着失去了基本的生存条件。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费只体现了农村土地作为劳动生产资料价值的一面，而对于农村土地本身所具有的养老保障、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子女就学等社会保障价值功能，以及被征地灭失后所产生的连带损失的补偿均未能充分体现，充其量只能满足于解决失地农民眼前的经济利益，对于土地本身承载的各种价值功能体现明显不足。
二、提高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水平的理论思考
明确征地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有助于合理地认识对被征收人补偿行为的性质和责任，合理的理论基础也是依法确立公正的补偿范围、补偿标准和补偿原则的理性依据。目前，世界各国的征地补偿理论依据大致有以下几种：既得权说、恩惠说、社会职务说、不当得利说、社会保险说、公共负担平等说和特别牺牲说等。在诸多学说中，“特别牺牲说”具有较强说服力，在实际当中为大多数人们所接受。该学说的倡导者是德国的奥托・麦耶(ottomayer)。他认为，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机能与日俱增，国家公法上活动损害公民权利的现象时常发生，而国家既须完成安全、秩序、公道、自由与福利等目的，故无法终止其活动。所以要求人民忍受各种可能的牺牲乃为必然，但出于公平正义的要求，这种牺牲必须公平。若有不公平情形，片面令人民承担，则必须由国库予以补偿。另一方面任何财产权都不是绝对的，其内容和行使都要受到一定内在的或社会的限制，但这种限制不能超出内在的限度。在他看来，使特定的、无义务的且无应课以负担特殊事由的人，造成其财产上或人身上的损害，便意味着使之为国家或公益而蒙受了特别牺牲。①这一点与国家课以人民一般的负担是不相同的。因此，这种牺牲不应该由他个人来负担，而必须由公众平均负担。办法是通过国家从公众的税收――国库中支付，给作出特别牺牲者一定的补偿。即以国家负担的形式，有组织地予以平均化，即经由损害补偿而转嫁给国民全体。他特别强调，由于在公法领域中，“赋予”与“剥夺”全集于单一国家，所以国家予特定人以利益时，应征收费用，对特定人的财产为损害时，亦应予以相应的补偿。唯有如此方才符合自然法上的公平正义精神，并求得国家公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协调。
“特别牺牲说”理论可以对行政补偿制度的存在进行较合理的法理解释，同时还可以对补偿原则及标准提供法理依据。该理论认为基于公共利益需要而实施的征收等行为，实际造成了特定社会主体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承担了其他社会主体未曾担负的负担，构成了特别牺牲，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是不公平的，因此必须对这种特别牺牲给予补偿。也就是说，对这些社会主体进行行政补偿是因为“特别牺牲”的存在，其目的是为了消除他们所承担的“特别牺牲”。这样的补偿原因同时决定了补偿范围必须包括所有“特别牺牲”的内容，补偿结果必须要达到完全消除“特别牺牲”的程度，因为，如果没有消除全部的“特别牺牲”，不管剩余多少，程度如何，类别怎样，都意味着“特别牺牲”仍然存在，按照“特别牺牲说”的理论，就仍然需要给予补偿，直至“特别牺牲”完全消除为止。可见，补偿的发生和进程完全由“特别牺牲”来掌控：“特别牺牲”产生，补偿进行，“特别牺牲”消失，补偿停止；“特别牺牲”大，则补偿多，“特别牺牲”小，则补偿少。而所谓“特别牺牲”是对被征收者所受损害的评价，是从被征收者的角度进行的衡量，也就是说，被征收者的得失内容与程度是决定补偿范围和规模的最根本因素。因此，补偿的原则应当确定为按照“所有权人所失去的，而不是征收者所得到的”来进行补偿②。因为“征收者所得到的”是征收行为之后的另一件事情，它与补偿的原因及目标无关，自然也不应成为衡量补偿高低的杠杆，权利人“所失去的”即“特别牺牲”的存在才是补偿的原因和决定补偿多少的标尺。
要确定我国农民在土地征收中“失去的”是什么，就需要了解土地带给农民的利益有哪些，农民在拥有土地时享受到的利益实际上就是土地被征收后“失去的”内容。我国农村土地对于农民而言，承载着非常多的利益，它不仅带给农民经济收益，还可以为农民解决就业安置和提供社会保障，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经济收益。虽然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农民非农就业所获得的收入已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体，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是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主要途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农民的农业收入所占比重逐渐下降，但从对农户纯收入的贡献来看，目前贡献最大的仍是农业家庭收入，2004年的贡献率高出非农收入近两个百分点。农业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农业收入、林业收入、牧业收入和渔业收入，其中的每一分收入都与土地资源紧密相连，都是土地权利的经济表现，即农民对土地所拥有的权利是其获得农业收入的权利基础。由此可见，土地是农民创造财富的重要资源，可以带给农民巨大的经济收益，在现阶段仍具有较强的经济收益功能。其次，就业安置。土地能够具有就业安置功能是源于土地的自然属性，即它能为劳动者带来经济收入，从而可以为劳动者提供就业岗位。按照一般规律，土地对劳动力的承载能力有限，即它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本应有限。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产生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在没有制度的情况下，这些劳动力应该流向城市的非农业部门，在那里寻找就业岗位，解决他们的就业问题。但是，在我国，这种流动受到人为阻碍，致使土地对劳动力的承载能力被无限扩大，大量剩余劳动力在无法进入或留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情况下，会选择留在或回到农业部门就业，因为我国制度规定农民可以长期使用土地，所以只要农民需要，土地就可以安置他们就业，我国土地的就业安置功能被极大强化。第三，社会保障。我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以集体所有为法律基础，以家庭占有和耕种为实现形式。在土地分配方面，它采取平均主义的原则，全村每个人所拥有的土地量大体相等。这样一种承包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损失，但是却具有一种内在的社会保障功能。首先，土地是一种“平易近人”的生产资料，它没有很高的进入门槛，即使与受训练极少的劳动力组合在一起，也能为劳动者提高足够的食品。其次，土地作为一种资产，可以通过土地市场带来收入。就算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尤其是老人，也可以靠出租土地获取足够的租金以维持其基本生活。可见，土地可以作为农村失业和养老保障的基础。均分土地虽然要付出生产效率方面的代价，但是它带给农民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其具有极强的社会保障功能。
三、提高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水平的政策建议
1.扩大征地补偿范围。按照我国有关法律规定，目前征收农民土地的补偿范围仅包括土地补偿费、劳动力安置补助费、土地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三项，远远不能弥补农民失去赖依生存的土地而带来的损失。征地补偿范围较窄，直接限制了征地补偿标准的提高。因此，要真正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使被征地农民的损失得到充分补偿，必须扩大现行的征地补偿范围。笔者认为，除了现行补偿的三项费用以外，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还应增加以下几项补偿项目：第一，剩余土地损失补偿。一整块土地拥有完整的价值，但如果被分割为大小不等的多块，各块的价值有可能大大降低。在征收农民土地的实际操作中，经常会出现农民的土地因征收而被分割为大大小小的多块土地，这些因征地而造成的剩余土地往往既不适合继续耕种农作物，又不适合从事其他的用途，结果只能是荒置；同时，一般被征收的土地都是用于从事工程建设或资源开发，这又会对剩余的土地造成损害。以上这些损失在现行的补偿范围中没有体现。所以，必须修改现行的补偿范围，加入对被征地农民剩余土地的损失补偿。第二，相邻土地的损失补偿。土地与土地之间彼此相连，其价值也受到彼此的影响，一块土地被征收，必然会对周围的土地带来影响，例如一块土地被征收建设高速公路，那么它会对周围相邻的土地造成噪音、尾气等多方面的污染，从而降低相邻土地的利用效率。这部分损失在目前的补偿范围中也没有体现，这对相邻土地的所有人是不公平的，从公平的角度出发，必须对相邻土地的损失进行补偿。第三，土地上基础设施及土地改良花费损失的补偿。随着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目前我国大部分农用地不再是简单的土地，而是在土地上修建了很多用于农业生产的基础实施以及对农地的质量进行了深入的改良。这些投入花费了巨大的物质财力，是农民对土地的一种投入，在土地被征收时，这种投入的预期收益也随之消灭，对被征地农民来讲是一种预期利益的损失，但目前的补偿范围中并未包括这部分损失，显然是不公平的。第四，迁移费损失的补偿。在目前的土地征收中不仅会导致农民失去土地，同时也常常伴随着农民搬离原有的住房，需要重新安置居所，这一系列过程都需要花费人力、金钱以及时间，这对被征地农民来说也是一种损失，其费用理应得到补偿。上述这些损失很常见，影响也很大，已经构成土地权利人所负担的“特别牺牲”，完全具备补偿的必要性。
2.提高征地补偿标准。我国目前是按土地原用途进行征地补偿，补偿的计算依据是耕地的年平均产值，国内大多数学者都不赞同这样的计算依据。他们认为，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土地由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将会带来非常巨大的经济效益，而以农地年平均产值为依据的计算方式并没有反映农地转为非农地后的预期收益，失去土地的村集体及村民根本无法享受到土地农转非产生的巨大收益，被征地人作为土地所有者或使用者的利益在补偿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只有按照市场价值对土地权利人进行补偿才是公平合理的，才能有效保护失地农民的利益。笔者认为，我国的土地征收不适合按照土地的市场价值进行补偿，失地农民利益的保护也不适宜通过征地的市价补偿来实现，需要在市场价值之外探索一条公平征地补偿之路，这是由我国特殊的土地制度所决定的。我国村集体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的权利客体是集体所有土地，而集体土地是不可买卖的，其权利具有不可交易性，因此集体土地对于农村集体和农民而言是没有市场价值的。这一点是与西方实行土地私有制的国家所不同的，在那些国家中，土地所有者可以对土地进行买卖，即他们可以凭借对土地的所有权获得土地的市场价值，土地征收使原土地所有者失去的是土地的市场价值，所以，征地补偿需要按照土地的市场价值进行。然而，我国的农村集体和农民不可能凭借对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而获得土地的市场价值，土地的市场价值不可能成为村集体和农民的土地利益之内容，他们在土地征收中损失的只能是土地原用途所带来的利益，而不是土地在市场上销售获得的经济收益。也就是说，我国集体土地被征收后产生的出让价格属于“征收者所得到的”，而不是“所有权人所失去的”，不能构成村集体与农民损失的内容，不是他们所蒙受的“特别牺牲”，因此不能按照土地的市场价值对其进行补偿。
我国现有的农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有两种：基于统一年产值标准的年产值倍数法和区片综合地价。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以市、县行政区域为主），综合考虑被征收农用地类型、质量、等级、农民对土地的投入以及农产品价格等因素，以前三年主要农产品平均产量、价格为主要依据测算的综合收益值。统一年产值标准是计算征地补偿费用的主要依据。基于上面对补偿的理论认识，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征地补偿标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进：首先，统一年产值标准应严格遵循适当从高原则。第一，确定主要农作物种类时，应直接选择综合年产值最高的农作物作为主要农作物种类；第二，主要农作物年产量的确定不应选取前三年产量的平均值，而应该以前十年的最高值为基准；第三，主要农作物价格应该在调查国内市场价格、国家收购价格和国际市场价格的基础上，选择三者中较高价格确定。其次，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倍数应全面提高。如前所述，只要土地不被征收，农民就永远可以从土地上获得收益，我国现行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倍数根本不足以弥补农民由此损失的土地收益。因此，必须全面提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倍数。同时，必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和解决这一问题，即在制定补偿标准时，要充分考虑到物价上涨因素和农业科技发展因素，即应当尊重农民对农村土地发展权的利益分享，未来土地用途变更③和农业科技发展所可能产生的增值应该包含在征地补偿之内，征地补偿标准的设定必须体现对相关价值因素的认可和对农民相关利益的保护。
注释：
①对于特别牺牲的判断标准，各国学者的看法还不一致。主要有以下代表性的观点：一是形式说，即以形式为标准，认为“应当根据侵权行为是一般的侵害还是个别的侵害来判断。必须是该侵害为个别的侵害，即必须是对特定人，或特定的少数人所作的侵害，才算是特别牺牲。”由于此说主张对于那些侵害范围为一般的侵害，即凡是局限于对不特定的人或物所作的侵害，不论其侵害客体之多寡，均不予补偿，从而与立法旨意不相符，因此赞成者少。二是实质说，即以实质为标准，认为“应当根据侵害行为的轻重与范围，也就是根据侵害行为的本质与程度来判断，必须是对财产本体的侵害，而且该侵害必须是超过了财产权应受社会制约的范围，才算是特别牺牲。”由于此说主张对于不特定的人的财产的本体的侵害，都应给子补偿，从而与行政补偿的不完全相当，所以亦不妥当。三是折衷说，即形式与实质皆应为标准，认为“应当兼顾形式要索和实质要素，即该侵害不仅必须是个别的侵害，而且还必须是对财产权本体的侵害，且该侵害又超过了财产权应受社会制约的范围，才算是特别牺牲。”一般来说，此说为通说。参见王太高：《行政补偿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1页。
②李蕊.国外土地征收制度考察研究[J].重庆社会科学，2005（2）
③这里的用途变更是指农业用途范围内的变更，不包括由农业用途到非农业用途的变更。
土地被征收补偿标准篇8
摘要：文章分析了国内各地区征地补偿标准和补偿政策执行的现状，指出存在补偿标准低、补偿标准存在漏洞以及补偿方式不完备等问题，并提出了完善失地农民补偿标准的对策。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现阶段，我国城市化建设步伐加快，农村土地被征用的力度越来越大，使得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使用权或土地所有权，成为失地农民。对这一弱势群体补偿标准的确定，关乎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国家对此做出相关的政策规定。
随着城镇化、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农村耕地不断减少，征地搞开发建设的城市扩展进入高潮，大量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因此，要求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保证农民失地后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防止失地农民权益流失。改革开放以来，伴随时代背景的变化，关于失地农民补偿标准的政策规定不断地调整和发展。
一、征地补偿标准的演变
1982年5月14日，国务院颁布施行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中，关于失地补偿标准的第九条、第十条规定依次为：征用耕地（包括菜地）的补偿标准，为该耕地年产值的3-6倍，年产值按被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量和国家规定的价格计算；征用耕地（包括菜地）的，每一个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每亩年产值的2-3倍，但是，每亩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其年产值的10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被征土地年产值的20倍。
1998年8月29日，我国通过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提高了征地补偿标准。其中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提高到该耕地被征用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提高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单位土地的安置补助费由最高不得超过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0倍提高到15倍，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由不得超过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20倍提高到30倍。
2004年11月3日，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开展制订和公布征地的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2005年7月23日，国土资源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力争在2005年底完成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的制订及公布工作，在与原补偿标准衔接的基础上，实现征地补偿依据的转变。2010年6月26日，国土资源部《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全面推行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测算征地补偿标准，要综合考虑一定区域内农用地的年产值和一定区片范围的多方面因素。由此可见，在征地补偿政策不断调整的过程中，补偿依据从被征用前三年主要农产品的平均产值或产量向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的趋势转变，体现补偿标准的政策是不断完善的。
二、各地区失地农民补偿标准的实践
赵继新等（2009）、金晶等（2010）认为，失地农民补偿的方式主要有货币补偿模式和非货币补偿模式。货币补偿模式是政府将失地补偿费用以货币形式给予农民，补偿后被征地农民自谋出路，政府不承担责任。非货币补偿模式主要有土地换社保、土地入股、组合补偿等。国内关于征地补偿标准的形式主要采用一次性补偿和多元化补偿。
（一）一次性补偿方式
一次性补偿方式指的是政府将征地补偿费一次性地发放到失地农民手中，不再承担失地农民今后就业、社会保障等责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安徽省采取这种方式。广西的具体做法是由用地单位先支付给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由该部门汇入被征地农民集体开设的账户中，然后由农民集体发放补偿费到农户，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由村、组集体掌握。以年平均产值计算补偿标准，总体来看，南宁市、柳州市、桂林市城郊征收耕地补偿费一般5万/亩左右，菜地10万/亩左右。县（含县）以下的重点项目更低些，耕地约2万/亩-3万/亩，菜地5万/亩左右。
安徽省各市、县征地补偿标准，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制订，并根据国家规定和各地经济发展状况，每两年调整一次。在土地补偿费标准方面，合肥市是按土地的不同分类标准来确定，在安置补助费的标准确定上，16周岁以上（含16周岁）的3万元/人，其中1.8万元作为养老保险专项基金，剩下的1.2万元作为自谋职业补助费。安庆市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大多采取一次性货币安置，据统计，失地农民被征土地每亩实际得到的补贴在0.5万元-0.87万元，仅占征地补偿的一到两成。而且由于人多地少，很多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实际到户的人均补偿就更低。
（二）多元化补偿方式
多元化补偿方式属于非货币补偿模式，主要考虑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定额发放一定的养老保障金，江苏省、浙江省和重庆市都采用这种补偿方式。江苏省昆山市实行“369年薪制”，即征收集体土地，每年每亩按责任田300元、自留地600元、口粮田900元为基数发放到农户，并根据物价上涨，每3年上调一次。同时，为农民办理基本养老保险，要求个人出资40％（低保对象出资10％），其余由市、镇两级财政补贴。浙江省推行“土地换社保”，为每位失地农民建立个人社会保险账户，来解决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基层政府从征地的增值收益中拿出一定资金（每人1万元-2万元）为农民办理社会养老保险账户，当农民男、女分别达到55岁、60岁时，每月可领取150元-200元的生活保障金。重庆市政府则选择可持续发展模式，即“政府+保险公司+农民”三结合模式。为失地农民建立养老金个人账户，领取失地补偿金的农民自愿参加保险，根据年龄进行分段，将征地补偿费按照一定比例计入养老金个人账户中，其余部分一次性领取，失地农民男、女分别年满60岁、50岁时开始领取月养老金170元。
三、征地补偿标准中存在的问题
基于分析补偿标准政策的执行效果，以及运用经验分析的方法分析部分地区失地补偿的实践，指出失地农民补偿标准存在的问题。
在征地补偿政策的运用中，一方面，不足之处表现为补偿标准低。杨涛（2006）指出根据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补偿标准和国家有关统计显示，土地收益分配中，农民只得5％-10％，村一级得25％-30％，政府及部门得60％-70％，可见补偿标准显然是偏低的。郭正涛等（2010）认为现行的补偿标准与一些失地农民的纯收益相比，补偿标准低，甚至低于失地农民的纯收益。同时，还体现在征地补偿费远低于土地的出让收益、土地的真实市场价格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保障（陆迁等，2005）。
另一方面，补偿标准存在漏洞。陆迁等（2005）认为没有考虑农民的补偿风险、土地的外部功能以及通货膨胀引发的价格上涨因素，而且有的同一县城、同一乡镇的补偿标准都不统一。陈新锋（2005）指出补偿标准的确定缺乏科学依据，人为随意性大，确定权往往由政府决定，农民几乎没有参与定价的发言权。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物价水平提高，土地价值持续上涨，现行的补偿标准没有包括间接损失，尤其是农民的择业成本和从事新职业的风险金。王国敏等（2004）认为失地补偿的配套措施滞后，安置办法单一，被征地农民自谋职业。但由于农民自身条件有限，失地后容易陷入失业的困境，再加上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进城后难以享受低保政策。
总之，在经济发展比较慢的地区，补偿标准较低且不完善。广西、安徽等采用一次性货币安置的单一方式，不能充分满足农民失地后的生活、就业需求，失地农民的权益在一定程度上不能得到长效保障。有些省市如江苏、浙江、重庆采用多元化的补偿方式，考虑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但同时存在其他问题：在以上补偿方式中，主要考虑了老年人的养老保险问题，而对子女或青年人的受教育和就业发展问题关注较少；存在政策执行不到位的情况，由村集体分配补偿费，可能产生委托问题，涉及到村集体能否有效足额发放补偿费到失地农民手中；根据理性人假设，村集体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如地位、与政府的关系等，损害失地农民的权益。
四、失地农民补偿标准完善的对策
（一）制定合理的征地补偿标准
国家可以从财政中拿出一部分资金建立失地农民额外补偿基金，并监管征地补偿费的发放和使用，修改土地法规定的征地补偿水平，大幅度提高现行征地三项补偿费标准，设立专户、专款专用、公开收支情况。同时，综合考虑农民在承包经营权、土地使用价值、被征地农民的教育和就业需要、土地潜在增值功能等，按土地市场价值确定补偿标准。就是对农民的同期损失给予补偿时，加入预期收益补偿，充分考虑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的基础上，逐步调升征地补偿标准。
（二）实施分类征地补偿办法
兼顾国家、市场征地主体和农民的三方利益，对不同项目用地，采取分类征地补偿方法。对公益性项目用地，如无经济收益的城市道路、绿地等，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外部效应大，主要根据补偿政策规定由政府财政投入，同时提高补偿标准。对准公益性项目用地，如有收益的高速公路、自来水厂等，土地使用方可以从征用土地获得的收益中额外拿出一部分补偿给失地农民，建立合理的利益分享机制，达到间接提高失地农民补偿费的作用。对开发经营性项目被征土地，如房地产开发，允许集体土地进入市场参与交易，可采用土地部分入股、租赁的方式，使失地农民可以定期分得红利或租金，最终使农民在让渡土地以后获得与拥有土地时的同等效用。
（三）规范对失地农民的补偿行为
为保证补偿费足额发放给失地农民、补偿政策的执行到位，以及补偿费分配的透明性，需要规范地方官员和村集体的补偿行为。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村集体和村民的互信机制，保证村集体真正代表失地农民的利益，建立村集体激励机制，规范行为，保证补偿政策的顺利进行。例如，推行政府和被征地农民代表共同协商确定，让被征地农民利益通过正常、健全的渠道表达出来，让失地农民体现自己的意愿。同时，健全村务公开监督、村级民主理财监督等的建设，提高村集体素质，提高村集体资产管理的透明度，实现征地补偿费足额分配给失地农民。
参考文献：
1、赵继新,丁娟娟,裴新岗.失地农民补偿模式评价及机制研究[J].商业研究,2009(12).
2、金晶,张兵.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安置补偿模式探析——基于江苏省16县(市、区)320户失地农民安置补偿模式的调查分析[J].城市发展研究,2010(5).
3、杨涛.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利益补偿与保障机制构建[J].青海社会科学,2006(3).
4、郭正涛,刘涛,付荣.博弈论视角下的耕地保护制度与失地农民补偿体系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0(2).
5、陆迁,叶小雯.关于我国失地农民的安置和补偿问题的思考[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
土地被征收补偿标准篇9
关键词：土地征收；公共利益；征收补偿
中图分类号：F301.1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5.55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5-128-03
一、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法律依据
土地征收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转化为国有土地，并依法给予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被征地农民合理补偿和妥善安置的法律行为。
随着我国现代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成为新增建设用地、扩大城市规模的主要途径。相应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均对相关制度进行了原则性、细节性和可操作性的规定，构建起了我国土地征收制度。
1982年国务院制定并颁布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针对土地征收而颁布的法律法规。其中，第一次明确规定征用土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土地附着物补偿费以及农业人口安置补偿费。同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途径也作出了相应规定，主要有就地农业安置，乡村企业安置，迁队或并队安置以及农转非集体或国有企业安置等。1986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将相关土地管理从行政立法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并于1998年做了全面修订，对土地征用制度做出了重大调整。除了提高征用补偿标准之外，将土地五级审批制度修改为中央级和省级两级审批制，同时，针对当时耕地占用严重的情况，提出了“保护耕地”和“占补平衡”的基本原则。2004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十条对土地征收作出了规定，即“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从根本大法的高度对土地征收制度进行了确立。2004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依据宪法修正案作出了相应修改，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200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正式施行，其中第四十二条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第四十三条规定“国家对耕地实行特殊保护，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不得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可见，我国物权法更加严格限制了土地征收条件，进一步完善了土地征收补偿标准。
二、目前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的法律法规对“公共利益”含义界定不清，导致土地征收目的不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两部法律都明确规定了土地征收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但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阐释“公共利益”的具体含义，更无法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因此，各地方政府只能自行对“公共利益”进行解释，于是按照“公共利益需要”征收的土地后来变成了各种房地产开发用地和其他商业用地，这样，就在无形当中扩大了“公共利益”的内涵，征地范围也超出了“公共利益”的实质意义。
（二）征地程序透明度较低，听证会形同虚设，农民不能有效行使知情权和参与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土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是有些地方政府在征地过程中并没有严格执行“两公告一登记”（指征地方案公告、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和补偿登记）制度，导致农民对土地征收的目的、范围、补偿标准等了解的不多，同时，农民因人数众多、居住分散而无法以独立权利主体的地位参与到土地征收的平等谈判桌前，农民关于土地征收的发言权及其有限，对于土地征收的各项补偿标准，地方政府享有完全决定权，即使地方政府与被征地方协商补偿安置标准，也往往只同乡镇政府及村委会等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协商，听证会的召开流于形式，因此，农民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农民的利益没有得到实质的保护。
（三）因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偏低，失地农民的长远利益得不到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由此可见，耕地的补偿标准是按照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来计算的，平均年产值既不是土地价格，也不是土地租赁价格，与被征收土地市场价格无关，完全是政府直接定价，是政府行为的结果。因此，从土地征收补偿的实际效果上看明显偏低，无助于弥补农民土地经济利益以外的利益损失，使得失地农民的短期利益得到保护，长远利益受到损害。
（四）我国土地征收补偿范围过窄，补偿方式单一，失地农民安置措施不完善
我国早期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主要采取“货币补偿加安置”的形式，即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以货币形式给予，然后根据征地项目的需要由征地使用者为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安置。但随着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征地项目也发生重大变化，用于房地产开发、公共设施建设等非生产性项目逐渐增加，使得征地使用者的用工要求也显著提高，失地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已远远无法适应现代企业的要求，在就业市场中始终位于劣势，往往征地使用者不愿意给失地农民以工作安置。因此，目前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主要采用单纯的货币补偿方式，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地时一次性向农民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以弥补农民因为征收而失去土地的经济损失，让被征地农民走向社会自谋职业。这种简单的补偿方式体现的是一种生活补助而不是就业安置引导，导致失地农民相当一部分成为“上岗无业、种地无田、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
三、完善我国土地征收制度的路径选择
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存在着许多弊端，但土地征收关系到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冲突和利益平衡，对社会影响深远，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成为当务之急。
（一）合理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完善土地征收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都明确规定了土地征收的前提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但是，现行法律、法规并没有明确界定哪些建设项目用地是属于“公共利益”范畴，因此，建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的“公共利益”作出司法解释，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和外延。使得各级政府严格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征地权，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非公益性用地的界限，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将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退出征地范围，最终严格限定在必要的公益事业用地范围内，同时，国家应尽快出台《集体土地征收及补偿条例》，使得农村的土地征收有法可依。
（二）进一步完善土地征收补偿程序，加强对土地征收的监督和管理
完善现有的农村土地征收程序，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提高征地的透明度，加强对农村土地征收的审批监督。各级政府应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公共利益”需要而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实施土地征收。（2）认真履行土地征收听证程序，保障农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各级政府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两公告一登记”制度，告知农民依法享有的权利，杜绝以租，先征后批的现象出现。（3）完善集体组织的民主制度，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虽然农民无权决定土地被征用的用途，但对补偿费用的数额、分配及使用，却有权知晓、参与并发表意见，特别是要让失去土地的农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4）完善土地征收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等救济制度。在土地征收的行政复议过程中，复议机关要充分听取集体组织和农民的意见和要求，公平合理地审查土地征收的审批程序是否合法、补偿费用是否合理、农民权益是否得到保护等问题，避免地方政府集决策者、规则制定者、纠纷裁决者的多种角色于一身，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司法救济制度，使得行政诉讼真正发挥好制约和监督行政的作用。
（三）提高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充分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农村集体土地被国家征收以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便丧失了进行农业生产活动的物质基础，农民也丧失了生活的主要来源。尽管土地征收人已经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村民进行了征收补偿，但是，这种补偿只能解决农民眼前的温饱问题，无法解决他们的长远利益问题，更无法解决他们的再生产能力问题。与其他国家的征地补偿相比，我国的征地补偿明显不足，主要表现在补偿范围偏窄和补偿标准偏低两个方面。因此，在土地征收补偿中，国家应兼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提高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使失地农民眼前能够生存，长远能够发展。即在征地补偿中应结合征地时当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水平，适当拓宽补偿的范围，不断提高补偿的标准，尽可能从宽从高地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进行补偿。当然，这种从宽和从高只能是法律规定范围内，只能是由严格法律程序保障的从宽和从高。
土地被征收补偿标准篇10
1，引言
2，现行征收土地补偿制度；
3，现行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成本大于效率；
4，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征收土地补偿制度；
5，结论。
【摘要】由于我国长期实行城乡“两元”化计划管理体制，逐步形成了不合理的城乡政策以及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权益的不当限制，自建国以来，征收集体土地的补偿制度均以耕地平均年产值作为补偿标准制度延续至今。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后市场经济的建立，在市场经济逐步完善的今天，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通过引入成本效益分析，重构以市场价格补偿制度，使农民也应成为市场的参与者和社会发展的受益者。为此，改革征地补偿制度设计对于促进社会公正，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现行征收土地补偿的不完全性和非公平性，相当程度上造成和加剧了滥用征收土地权，侵犯土地权利人合法权益，危及国家粮食安全、土地合理利用以及社会安定和谐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充分发挥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征收土地补偿制度引入成本效益分析，确立合理的市场补偿制度，对于保护农民权益、规范政府征收土地行为、优化土地资源利用、维护社会稳定等均具有显著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提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征收土地公平补偿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征收土地土地补偿制度设计效益分析
我国现行土地补偿采用不完全补偿原则，与公平补偿相距甚远。这其实是剥夺了失地农民分享工业化和城镇化成果的机会，严重威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同时刺激了政府过度征地，导致农地资源严重浪费，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因此，为了统筹国家、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三者利益，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我国应尽快确立公平补偿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它国经验，渐进地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征收土地公平补偿制度。
一、现行征收土地补偿制度
我国关于征收土地补偿的法律性条款，最早见于1944年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中，之后1950年的《铁路留用办法》和《城市郊区土地改革条例》、1962年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1982年的《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都对征收土地补偿的问题做了或多或少的规定，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后以耕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为征地补偿制度正式法律化被固定下来，该法随经几次修改，但该制度一直延续至今。目前，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法律条款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中，该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增加安置补助费。但是，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国务院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提高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依据该法条规定征收土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三项内容。二六年四月十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6]29号)明确提出：“各地要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方式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和长远生计。对城市规划区内的被征地农民，应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被征地农民不同年龄段，制定保持基本生活水平不下降的办法和养老保障办法。对符合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应按规定纳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已开展城市医疗救助制度试点的地区，对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要按规定纳入救助范围。有条件的地区可将被征地农民纳入城镇职工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参保范围，通过现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其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对城市规划区外的被征地农民，凡已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和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地区，要按有关规定将其纳入相应的保障范围。没有建立上述制度的地区，可由当地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提供必要的养老和医疗服务，并将符合条件的人员纳入当地的社会救助范围。”2006年8月31日，国务院下达《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第二条规定：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长远生计，征地补偿安置必须以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为原则。社会保障费用不落实的不得批准征地。“上述规定征收土地还应给予农民社保补偿，从而使征收土地补偿项目增加为四项。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补偿标准按照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倍数进行确定，总和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则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从法律的规定和征地实践来看，这种以产值标准确定补偿的制度，实际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经济补偿，而对与被征收土地因市场供求关系形成的土地收益毫无关系。
二、现行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成本大于效率
现行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属于不完全补偿制度设计，与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不能匹配，以耕地产值确定补偿标准不能反映现实农村土地实际收益。在86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农业生产，是以单一种植为主，而今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农民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体制是以土地为主的多种经营，完全参与了市场竞争；耕地年产值已经不能完全的反映农民土地的实际收益价值，耕地年产值只是农作物产量与价格的函数，其高低与被征土地地区的建设用地土地供求关系、城市等级、土地利用、被征土地位置、当地经济状况、土地供应市场价格等众多因素无关；农产品的市场供求价格与建设用地供求市场价格没有必然的联系，且是不稳定的指标，两个价格的市场溢价也没有必然联系。耕地年产量受自然界因素影响较大，如果前三年连续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年产量必将为零或下降，从而直接影响产值，如果此时被征收补偿岂不是为零吗？实践中按年产值计算出来的补偿标准根本不能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从理论上讲，土地补偿标准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与被征地所处的区位、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及区域基础设施条件等紧密相关，而与土地年产值的关联性并不明显。概括的说，现行征地补偿制度游离于土地市场价格之外，已产生较大的社会负面影响。严重损害了农民权益。建立市场补偿制度，不仅要补偿所征收土地本身的通常价值，还必须补偿其“特别价值”（1794年《普鲁士一般邦法》）以减轻日益加重的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成本。
年产值是农作物产量与价格的函数，其高低受所处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与被征地的区位等地价因素无关。农产品价格是不稳定的指标，农业生产受自然界因素影响较大，前三年中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年产量下降直接影响产值。实践中按年产值标准计算出来的补偿标准根本不能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从理论上讲，土地补偿费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与被征地所处的区位、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及区域基础设施条件等紧密相关，而与土地年产值的关联性并不明显。概括的说，现行法定的征地补偿标准游离于土地市场价格之外，严重损害了农民权益。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征收土地补偿制度设计滞后，许多地方掀起了以兴建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为名义的轰轰烈烈的“圈地运动”，大量的农村土地被征收用于非农建设，农民集体土地加剧流失，大量失地农民生存状况急剧恶化。据统计，每年我国因征收土地征用约近30余万农民失去土地，农民土地权益损失近20000亿元。在众多的上访案件中，近三分之二的案件是由征收土地征用而引发的。由于征地补偿制度设计不合理，政府以十分低廉的补偿费就买断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从而倒手出让给开发商换取高额的土地出让金，农民丧失土地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基础。对于很多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缺乏就业技能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来说，在当下严峻的劳动就业形势下明显处于弱势地位，难以谋求新的职业。而且许多地方的失地农民并未获得必要的医疗、养老保险、失业保障等社会保障，于是成了“种地无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人员。加之对征地纠纷的处理、征地执行等，法律规定远不完善，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时，缺乏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难免产生愤懑怨恨对立情绪。在长期的二元社会结构下，至今存在歧视、轻视、忽视农民的现象，缺乏自觉维护农民权益的观念。因此，造成征收土地社会效益低下，形成成本高于效率的被动局面。
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征收土地补偿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10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是我国第一次在宪法层面上明确肯定了国家动用征收土地权时的补偿义务，意义重大。但遗憾的是《宪法》未就征收土地补偿原则做出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等相关法律均采用了相同的立法技巧，即在有意无意之间回避了征收土地补偿制度的设计修改或重新确立。
我认为：应尽快确立征收土地市场补偿制度，从根本上改革我国现行征收土地补偿以年产值为标准的补偿制度设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征收土地公平补偿制度。
一是摒弃“产值倍数法”，建立与市场相联系的征收土地补偿机制，确保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无论是征收耕地、园地、林地还是建设用地均将土地所有权补偿、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残余地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统一采用市场定价补偿制度。
二是确立以被征地土地的市场交易价格为征地补偿参考值，在确定补偿比例来确定征地补偿标准的市场补偿制度。我们可以通过改革征收程序，即先行组卷上报审批—批准征收后组织土地评估上市挂牌交易—交易成功收取土地出让费—按法定比例支付补偿费—交付土地。根据地块所处的位置、所征地块的用途、基础设施条件及相同水平地块的使用权出让价格等因素，得出征收土地补偿的参考价格。
三是把征收土地补偿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相分离，针对农民失地后生活没有保障，工作很难落实的现状，不少学者提出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并逐步与城镇社会保障并轨是失地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道，并提出从提高的征地补偿或出让收益金中提取部分资金作为社保资金，用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从形式上看，这种思路似乎是在解决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把农民也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事实上，农民和城市人一样，都应当享受同等的待遇和保护，无论是失地农民，还是没有失地的农民，都应当享受社会建立的保障制度，而不能拿农民的土地补偿金建立所谓的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必须扭转观念，逐步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征地补偿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分离。
四是丰富补偿方式，征收补偿市场化后，征收土地补偿方式的丰富不失为一种可行的保护失地农民合法权益的方法，因为它可以多角度、多方面对农民遭受的损失进行切实补偿，避免使其因此无法生活或者生活水平下降。
建国以来，我国征地补偿制度大致经历了重安置轻补偿——招工安置与货币补偿并重——单一货币补偿的变迁过程{18}。近年来我国虽然提高了征收土地补偿标准，但是由于单一的货币补偿方式不能很好地解决失地农民就业、住房和保障等问题，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因此，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对征收土地补偿方式进行新的探索。2004年10月21日国务院的《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和国土资源部2004年11月的《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已经为这种探索指出了方向。实践中也有极大的尝试和创新，如苏州工业园区以公寓房作为对失地农民的补偿，通过发展“房东经济”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还有的将征地费入股收红利，有的政府留地安置收益归农民，改变了过去那种货币支付的一次性补偿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生活来源和长远的发展问题，值得肯定和推广。
四、结论
征收土地市场补偿公平补偿制度，因其契合所有权社会理性规则，促进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双赢，为众多发达国家普遍接受。而我国征收土地固守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不完全补偿原则，它导致国家、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三者之间利益分配格局的混乱，不利于我国土地资源保护、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已严重威胁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我国应立足于国情，借鉴国际经验，逐步、渐进地构建起有中国特色的征收土地市场补偿制度，减轻征收土地成本，提高征收土地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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