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经济结构篇1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经济结构在早期主要起了积极作用，但到中后期，由于其特有的复合性和对新经济因素的包容性，使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尽管出现很早，但终究难有作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应该从传统经济制度中去寻找。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从封建母体中脱胎出来的，其孕育的初始形态被形象地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从萌芽到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经济形态，不但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在西欧大约经历了200年的时间(从14世纪到16世纪)，而且需要许多的相关支持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制度环境能给资本主义萌芽提供多大的发展空间，即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平等的产权关系，各种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以及建立在市场制度上的各种交易工具能在多大程度上被允许产生和发展起来。相比于西欧，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经400年(从15世纪到19世纪)竞始终没有脱离萌芽状态!其根源在于严酷的制度环境，制度化的传统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强大的抑制作用。
一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主体是地主制经济，这主要是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的。在这一结构下，封建地主对占有的土地，采取使用童奴或者雇工的形式自己经营，形成地主自营经济。封建地主又将更多的土地分租于一家一户的农民耕种，收取地租，形成佃农经济。此外，还有在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从事独立耕作的自耕农。自耕农经济并不是游离于地主制经济之外的独立经济体系，它依附于地主制经济，并受其制约和影响。以地主制经济为主的中国传统经济的特点是：1．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相对松弛，而且越到后来越是如此；2．土地可以自由买卖；3．耕织结合。因此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这种经济是比西欧领主制经济更有效率的一种制度。我国主流经济史学者认为，传统经济按地产增值最大化的要求，将地租部分转化为再生产性投资，促进了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其进步与合理性是明显的，有的学者称它为“一种优良的封建经济制度”①。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传统经济的有效性强化了它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对资本主义萌芽来说，传统经济是一种保守的和惰性的力量，由于它的弹性和包容性允许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甚至有一定的发展，又由于它的稳定性和强大，资本主义萌芽很难成为普遍发展的生产关系而受到遏制、摧残。
传统经济的弹性源于它本身的特点：耕织牢固结合的小农经济，可以缓和封建剥削的强度，同时允许商品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发达的土地买卖关系，造成地产、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相互转化，刺激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又巩固了封建土地关系。
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是传统经济基本的生产结构，包括自耕农和佃农在内的农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农工结合主要存在于农村家庭内部，在家庭内部实现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家一户的小农追求的目标。为此他们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以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但由于经营规模的局限，却从来不能完全自给自足，又必须从事商品性生产，与手工业者和其他农民交换产品。如《孟子》所说，他们要“男有余粟，女有余布”，可以纷纷然与百工交易。除了实物交换，也需要价值交换，其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要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他们的再生产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商品经济的发展。此外，封建地主占有的剩余劳动主要是谷物地租，极少工业品和农业加工产品，其消费也依赖于市场，实物租变成货币租之后，就更是如此。如果再考虑到家庭手工业原料及区域性产品生产的地理条件限制，交换与市场的存在就更为必要。因此与西欧不同，中国的封建经济并非是自然经济的纯粹形态，它以广泛的商品性生产作为必要的补充，在此基础上发展起高度的封建商业。封建商业的存在和发展，扩大了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国家的剥削范围及数量，更多地起到维护封建经济秩序的作用。
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及土地要素变成商品可以自由买卖，使社会对商业资本的需求量增加；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事货币融通的高利贷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也日益显著。因为商业利润要高于地租，经商是有利可图的，又因为社会的货币需求量增大，放债收息回报也更丰厚，地主的地产和地租遂大量转化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同时，拥有货币财富的商人羡慕“不忧水火，不忧盗贼”的土地财产，因而购买土地，于是从地主从事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发展为地主、商人与高利贷者的三位一体。地租、商业利润与利息的自由流动与互相转化，既使他们可以把财富积累投入最有利的方向，保证了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也使土地、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相互支撑，保证了他们的共同发展，到清代成为社会财富分配的基本结构和社会积累的主要方向。个别商业资本由明代的百万两(银)级，增至千万两(银)级，市场从内地扩大到边疆地区，商品经济被刺激获得进一步发展，同时封建土地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巩固。这样由传统经济结构的特点导出的商品经济较高程度的发展及三位一体的封建剥削形态，给封建统治提供了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造就出一个不同于西欧的中央集权国家制度。正是这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利用其国家的经济职能抑制资本主义萌芽的普遍化发展。
二
中国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事水利、交通、国防等公共工程的建设和管理；第二，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的再生产；第三，直接经营手工业和商业。第一点直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第二、第三点相互关联，在早期对社会进步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但越到后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以后就变成一种阻碍的因素。一般来说，商业的发展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一个必备的条件，马克思也说过：“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因此尽管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促进了地主经济的繁荣，但作为地主制经济补充的小商品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在客观上都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它的过度发展必然会危及租佃制地主经济的基础，动摇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的根本，这是地主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地主阶级的国家政权通过赋税和各项经济政策干预社会再生产，力图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以求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根本。历代王朝都以“重农抑商”作为其经济政策的中心，力言奖励农民耕织，同时用重征商税、限制商人经营活动、贬低商人社会地位等手段抑制商业资本的发展，减少和弱化商业资本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但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生产力进步和特定经济结构运动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不是封建国家的某种经济政策所能任意抑制的，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③就是证明。在封建国家的统治需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的矛盾斗争中，中央集权国家直接插手工商业的生产与经营，建立起庞大的官营工商业体系。
官营手工业早在领主制的周代就已经以与农奴制相对应的工奴制形式而存在，当时主要生产封建贵族的需用品和军用品，是自然经济的典型形态。到汉代，官营手工业出现了重要变化，生产活动不再限于非赢利性的日用工业品和军用品的生产，而是逐渐扩展到赢利性的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的生产，如制盐、冶铁及其他矿业、货币铸造、造船等，经营规模越来越大，生产组织也越来越严密。显然，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垄断重要工业品的生产，其目的一是增加财政收入，扩大集权国家的经济力量；二是抑制民间商品生产的发展，巩固租佃制的地主经济。与此同时，封建国家的经济活动也扩展到商业领域，国家设立了均输、平准、常平仓等商业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以及超经济的政治力量建立起以京师为中心的全国性商业网，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保持了对流通和市场的控制，并获得巨额赢利。
官营工商业从本质上说不是一种商品经济，但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商品经济的外在特征，它是一种变态的自然经济。官营工业的发展，限制了民间手工业特别是城市手工业的市场，阻断了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同时官营商业的发展也进一步加强了封建地主经济对城乡手工业的控制，抑制商业资本的独立发展，削弱其对小农经济的瓦解作用，使其不得不依附于地主经济。
考虑到在封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就工业方面的生产形态来说，最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独立手工业。它们的发展及向规模更大、分工和协作更为发达的工场手工业的过渡标志了资本主义的曙光。但是由于官营工商业活动对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限制，因此资本主义曙光即使出现也很微弱。
首先。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控制，严重阻碍了民间手工业的独立发展。唐代中叶以前，官营工业的劳动力除官奴婢和刑徒外，大量是为封建政权服徭役的更卒、匠人和丁夫等，他们基本上是无偿劳动。这一时期官营工业对劳动力的使用主要采取劳役制的形式。唐代中叶到明代中叶，官营工业劳动力的性质从劳役制逐渐过渡到工役制，手工业者对封建政权的依附关系较前一时期有所削弱，但国家通过户籍制度的建立，把手工业劳动力固定起来，使城乡独立手工业者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劳动力后备军。这种劳动力国家编户制度妨碍了独立手工业者经济活动的正常开展。工匠服役地点一般都远离乡土，往返需要很长时间，当值一日，实际费时两至三月，特别是官吏的苛扰和盘剥更使得名为雇募的官营工业工匠所得无几，近乎无偿劳作，这就使城乡手工业者既无时间也无资金去独立发展。当然。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官营手工业既从事经济活动，而且规模较大，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分工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其溢出效应刺激了民间手工业的发展，这种发展的结果是成为官营手工业的对立物。起着不断削弱、瓦解官营手工业的作用。但直到清代中期，官营工业仍控制着若干重要的工业部门。
其次，官营手工业在市场方面对民间手工业发展的限制也是很明显的。中国自秦汉就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作为市场主体的还是地方小市场和区域市场，至于可以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较多机会的重要产品的全国性市场虽然早就存在。但基本上是为官营工商业所垄断和独占的，即使是封建统治阶级所需的工业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的市场也由于官营手工业的自给性生产而大大缩小了。这样，城乡独立手工业当然只能与农村家庭手工业去争夺狭小的地方市场了。市场的扩大是商品生产发展的前提，官营手工业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城乡独立手工业的市场。使其经营规模相对狭小，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都很缓慢，同时商业资本向产业的转化也就更为困难了。
最后，官营商业通过对重要商品的垄断性经营，不仅抑制了民间商业资本的发展，削弱了它对自然经济的解体作用，而且也阻止了民间手工业对全国性市场的渗透和冲击，进一步加强了封建政权对民间手工业的控制，保证了官营工业的支配地位。此外，官营商业控制和垄断了国际贸易，抑制市场的对外扩展，这对于民间工商业发展的消极作用也是不能低估的。
三
传统的经济结构篇2
一、新经济涵盖传统产业升级
“新经济”的概念是在1996年12月30日美国的《商业周刊》上首次提出的。当前，关于新经济一词众说纷纭，如有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智能(力)经济、后工业经济等称谓。当然，这些称谓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了新经济的显著特征。但是，笔者认为，新经济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它是一个相对的动态概念。因为任何经济在本质上仍然是人类创造财富的一种经济活动，仍然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部过程。新经济在本质上与传统经济有着同一性。新经济是信息推动或知识推动的经济，与传统的土地、劳力和资本经济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新经济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新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不会取代传统的经济活动，因为软件不能替代食品、服装和住房。与历次产业革命一样，这场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推动着传统产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它使传统产业的主导技术逐步被高新技术所取代，从而使产业结构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经济里某些资源经过整合、优化，而转化为新经济的因素。在新经济活动中，新经济必然涵盖传统产业的升级。传统产业升级具体包括高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而引起的技术结构升级、组织结构升级和管理水平升级等。
信息技术产业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在新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不意味着传统产业就不重要了，两者只有同时推进，互相促进，才能推动新经济的良性发展。首先，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迫切要求传统产业用高新技术对自身进行改造。旧的产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是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高性能的生产装备，如电脑芯片的生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的升级为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例如，信息电子技术及其产业向汽车的产业的渗透，使每辆汽车的电子装置从1990年的1383美元上升到2000美元，汽车电子部件市场的火爆为整个汽车电子业带来数千亿美元的产值[2]”。其次，传统产业只有注入新技术，才能提高竞争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从而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实现自我的升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可以催生出“新产业”，如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光学电子产业、汽车电子产业等。“wto前总干事鲁杰罗指出，现在的汽车工业已不像是传统制造业，更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电子系统现在占到一辆高级轿车总成本的70％、普通汽车的1／3”[2]。在新经济形势下，由于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高度融合，产业结构升级淘汰的不再是所谓的夕阳产业，而只是夕阳技术。总之，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地完成产业革命，取决于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企业结合的紧密程度，
传统的经济结构篇3
一、新经济涵盖传统产业升级
“新经济”的概念是在1996年12月30日美国的《商业周刊》上首次提出的。当前，关于新经济一词众说纷纭，如有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智能(力)经济、后工业经济等称谓。当然，这些称谓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了新经济的显著特征。但是，笔者认为，新经济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它是一个相对的动态概念。因为任何经济在本质上仍然是人类创造财富的一种经济活动，仍然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部过程[1]。新经济在本质上与传统经济有着同一性。新经济是信息推动或知识推动的经济，与传统的土地、劳力和资本经济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新经济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新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不会取代传统的经济活动，因为软件不能替代食品、服装和住房。与历次产业革命一样，这场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推动着传统产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它使传统产业的主导技术逐步被高新技术所取代，从而使产业结构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经济里某些资源经过整合、优化，而转化为新经济的因素。在新经济活动中，新经济必然涵盖传统产业的升级。传统产业升级具体包括高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而引起的技术结构升级、组织结构升级和管理水平升级等。
信息技术产业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在新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不意味着传统产业就不重要了，两者只有同时推进，互相促进，才能推动新经济的良性发展。首先，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迫切要求传统产业用高新技术对自身进行改造。旧的产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是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高性能的生产装备，如电脑芯片的生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的升级为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例如，信息电子技术及其产业向汽车的产业的渗透，使每辆汽车的电子装置从1990年的1383美元上升到2000美元，汽车电子部件市场的火爆为整个汽车电子业带来数千亿美元的产值[2]”。其次，传统产业只有注入新技术，才能提高竞争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从而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实现自我的升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可以催生出“新产业”，如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光学电子产业、汽车电子产业等。“wto前总干事鲁杰罗指出，现在的汽车工业已不像是传统制造业，更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电子系统现在占到一辆高级轿车总成本的70％、普通汽车的1／3”[2]。在新经济形势下，由于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高度融合，产业结构升级淘汰的不再是所谓的夕阳产业，而只是夕阳技术。总之，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地完成产业革命，取决于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企业结合的紧密程度，
新经济是在传统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个国家传统经济的基础不同，新经济的起点就不同。因而各国新经济的内涵是有其特殊性的。在确定发展新经济的具体产业结构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差别性和特殊性。例如，中国作为尚未完成传统产业革命的发展中国家，其“新经济”必然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式的新经济发展战略，虽然也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甚至不排斥在某些有基础的高新技术领域实施赶超战略，但其着力点应该是：通过把高新技术引入传统的生产模式，使传统产业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与发展。在中国，传统产业内部的升级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必要性。第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大规模发展依赖于传统产业升级。首先，中国没有足够的资金迅速把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技术产业。新经济中的代表产业如it产业等都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市场壁垒较高，它的启动和生存必须建立在一定资金量的基础之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要靠传统产业创造的利润来提供；从另一个角度讲，传统产业的升级过程就是中国式新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其次，高新技术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能满足其性能需要的生产装备。而中国装备工作的综合实力只相当于美国50年代初、日本60年代初的水平，仅处于以机械化为主、单机自动化，刚性自动化阶段，数控机床拥有量仅占机床总量的0．7％，产品技术平均落后15—20年[2]。高新技术发展已经受到了传统产业这方面的极大制约，不突破这种制约，它就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另外，中国人口多，劳动力数量大，而劳动者素质较低，只有继续保留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部门才能解决就业难题。否则，失业率过高必然会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稳定，也势必威胁到处于萌芽状态的高新技术产业。传统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可以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第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分工规律，一国所具有的安全性的产业结构，是那种没有偏离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一个国家只有按照国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来确定经济发展战略，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产业或部门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本国经济的安全度，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是目前和今后较长时间内中国资源禀赋的基本特征。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劳动资金双密集型、劳动技术双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而不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的竞争，中国应通过传统产业升级来巩固传统产业的优势，以此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优势产业的把握及其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不同命运，揭示了产业结构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3]，当引以为鉴，第三，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对中国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是因为，传统产业既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传统产业经过技术改造，可以演变为新型的现代化产业。如果中国不加快传统产业内部的技术结构升级和组织结构升级，势必在质量、规模、效率和核心技术方面与跨国公司、发达国家进一步拉大差距，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同时，巴基斯坦、越南等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对中国也形成新的挑战。惟有技术升级可以确保原有的比较优势并可能增加新的比较优势。所以，立足于传统产业内部的升级不是对传统经济的消极维持，而是对新经济的积极促进。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资金双密集型产业是中国新经济的主要内涵。
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新经济不可能消除传统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在新经济形势下，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主导技术、组织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它不会消失。新经济的先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相辅相成，具有不断融合的趋势，它们共同促进着新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新经济既要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又要立足于传统产业升级。以高新技术产业化为重要标志的新经济涵盖了传统产业升级。
二、新经济促进传统产业升级
以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为基本特征的新经济，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新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使社会各经济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思维方式及其行为方式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传统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等有了新的推动力量。同时，新经济引发了新一轮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传统产业的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新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指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废物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协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发展观对传统产业升级的现实意义在于：绿色科技的产生与兴起，将促进传统产业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绿色科技不仅将成为全球各大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向，而且为中国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改造提供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必然导致产业部门和企业竞争能力的降低和丧失，而应用绿色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则会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中国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4]。鲁北化工绿色科技的开发、应用与推广，经历23年历程，创建了绿色科技，构建了绿色产业链，实现了源头控制、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使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化学工业完成了从“夕阳产业”向“绿色产业”的革命性转变。“鲁北”从一个只有40万元试验经费的小厂到发展为目前拥有50亿元资产的国家特大型企业集团的过程，体现了绿色科技创新的巨大价值。
背后经济带来了新的人才观，新经济要求人才内涵升华，提出了人为资源开发的重点是向潜能开发和创造力开发转化。这种新的人才观对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现实意义在于：对人才的日益重视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而以培养和引进创新人才为目标的人力资源开发将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这些都是微观经济领域变革的主要动力。普通工人、科学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营销人员等各种人力资源素质的不断提高，将使传统产业升级具备必要的人才力量和技术支持，给传统产业升级带来新的希望。
新经济赋予政府新的责任。新经济不仅要求政府为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制定一系列协调一致的政策，还要求政府从长远发展需要出发，重点研究知识经济的发展问题，统观全局，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将发展知识经济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做发展知识经济的组织者和推动者。这是因为，新经济的建设涉及新旧产业的各个领域，其广度、深度、规模和涉及的领域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只有采取政府行为、政府干预才能顺利实施．更重要的是新的经济需要新的经济基础设施，知识经济的基础设施是高速数据信息网，只有政府才能承担如此巨额的工程投资。政府必然成为新经济的孵化器。在这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产业变革的竞争中，各国政府必将全力以赴，给企业以技术支持，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政府将为产业的升级换代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和其他社会条件。政府也将成为传统产业升级的促进力量。
新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现代科技革命正推动着世界产业经济大规模的调整和重组。发达国家正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和知识经济迈进。而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完全可以抓住机遇，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产业转移过来，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日本、德国等经济强国；60一70年代的调整培育了亚洲“四小龙”及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与历次的发展机遇失之交臂。而这一次，中国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给中国的机遇不谋而合，两者都聚焦于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新经济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潜力将为传统产业本身的升级提供新的动力。
三、新经济时代怎样实现传统产业升级
在人类经济发展中，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促成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但每次产业升级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特点。这是由新技术、新的经济形态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新技术是传统产业升级的主要推动力量。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必须采取适合新技术、新经济内在要求的具体方式，适应高新技术的发展潮流，遵循新经济的发展规律。新经济形势下，传统产业升级的基本环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是新经济的支柱和先导，正是在信息技术及其它高新技术的强大推动下，人类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信息化。信息化不仅成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命脉，而且成为一种新的控制财富的手段。企业的信息化是现代企业的生存之道，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新经济形势下，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也必然构成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重要环节。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信息化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
信息化是一种高附加值、高增长、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的社会经济发展手段，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可以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包括相辅相成的几个方面：第一，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要实现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首先必须保证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这是前提。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必要的信息管理设备和相关技术。更重要的是，信息产业可以直接带动传统产业升级。中国辽宁省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辽宁在发展软件产业时，注意运用软件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创造出许多传统产业与软件技术结合的新方式．如软件与交通运输相结合，开发出基于全球定位系统的动态目标管理系统；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与机械制造业相结合，开发出数控机床，带动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2]。第二，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传统产业能否获得新经济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它是传统企业信息化改造的关键。诚然，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并不只是添加一些先进技术设备，或是把手工报表用电脑打印出来。它是企业深层次的改造，是一项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包括建立以高速数据网络为核心的企业信息基础设施、建立大型动态数据库、建立新型的工作流生产过程、建立网上交易手段等。企业的信息基础设施为企业的信息循环流动创造物质条件，使整个企业的运营，包括产品的设计在内，都在网络上进行。而数据库的建立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有效的依据，同时它也是成本中心、利润中心。建立新型的工作流程，实质上是形成一种迅速、高效的管理方式。在这种管理方式下，生产的组织不再以动力、物资等为中心。而是着重管理数据流。籍此，企业可以提供大量个性化服务，从而使企业的生产经营能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扩展企业的生存空间。网上交易可以帮助企业打破地理、时间的限制，开拓广阔的市场[5]。第三，信息基础工程的建设。信息基础工程的建设是信息化的基本前提。它为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企业的信息化改造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体包括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科研基地、教育基础设施、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创新政策及知识产权法规等的建设。
(二)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创新
与前两次科技革命相比，现代科技革命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新技术层出不穷、科技成果商品化更迅速．新经济时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产品的成本不断降低，这是现代科技革命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它也对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出新的挑战，一个产业、部门和企业如果不在技术上占据优势，就无法形成市场优势。传统产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有：第一，加大科研与开发：投入，提高自我创新能力，建立有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优势；第二，积极探索产、学、研联合新机制，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引进高层次的技术，并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第四，加强企业内部员工培训和人才培养，使技术层次的创新成果在生产经营过程不断被涮新。
(三)对传统产业进行组织结构创新
新经济时代的一个特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竞争日益加剧。而中国传统产业在整体上还处于分散、规模过小、质量与效率低下、核心技术薄弱、跨国经营尚未起步的状况。因此，产业的重组与整合是中国传统产业走向振兴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主要途径。具体途径包括加快企业间的购并联合，提高产业整合度，及时组建与生产力相匹配的企业集团，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目前美国100家大型跨国公司中，进行过国内购并的占90％以上，进行过跨国购并的占70％[6]。现在中国的工业发展已进入相对过剩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已有充分的条件采用企业的外部发展方式——购并。通过购并实行强强联合，与实力强大的外资企业抗衡，以打破外资的垄断，并借此培育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不过，国家不能忽视对有潜力的中小企业的扶持与培育，因为中小企业历来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通过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要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工、有机联系、协调发展的格局。
(四)对传统产业进行体制创新
体制创新可以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有效的运营机制、无论是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还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创新，都有赖于企业的改革。没有体制创新，企业就没有活力，也就不可能有其它方面的创新。新经济形势下，中国企业的体制创新面临国有企业的体制转轨和各类企业的管理模式转变这两大任务。首先，国企体制转轨的关键是政企分开，通过公司改制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目前中国国企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实践中普遍出现了“翻牌化”等问题，体制转轨没有到位。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总书记提出把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著名学者李维安教授认为：“良好的公司治理既需要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法规对治理结构进行规定，还需要制订与市场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具有非约束性和灵活性的公司治理原则。”[7]统产业进行体制创新，迫切需要国企建立一套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并在《中国公司治理原则(草案)》的指导下制订各企业自己的公司治理原则或准则。其次，新经济呼唤新的企业管理模式。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强调企业内的职能运作独立而分工明确，而企业要实现技术创新，必须强调企业内部的部门协调，要在企业内部建立各职能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正常的联系机制，使企业管理更为系统化。企业管理的组织结构也要相应变革，传统的等级管理方式比较僵化，难以适应新经济时代决策的需要，现代决策需要一种更少约束、更为灵活的网络组织形式．根据中国企业的具体情况，有效率的企业管理模式应该是把等级式管理与网络式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李罗力，新经济阶值论初探[J]．经济研究，2001，(1)：76。
[2]周叔莲，王伟光．论工业化与信息化的关系[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1，(2)：31-37．
[3]林毅夫，李永军．按照比较优势调整产业结构减少金融风险[J]．改革．2001，(1)：63．
[4]冯久田．绿色科技：振兴中国传统产业的必由之路[J]．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科技管理专刊，3001，(1)：58-59．
[5]陈胜昌．知识经济读本[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330-334．
传统的经济结构篇4
要：通过对“新经济”内涵的分析，揭示出新经济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传统产业的升级。新经济的发展为中国传统产业的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传统产业的升级又为新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新经济与传统产业升级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新经济涵盖传统产业升级
“新经济”的概念是在1996年12月30日美国的《商业周刊》上首次提出的。当前，关于新经济一词众说纷纭，如有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智能(力)经济、后工业经济等称谓。当然，这些称谓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了新经济的显著特征。但是，笔者认为，新经济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它是一个相对的动态概念。因为任何经济在本质上仍然是人类创造财富的一种经济活动，仍然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部过程[1]。新经济在本质上与传统经济有着同一性。新经济是信息推动或知识推动的经济，与传统的土地、劳力和资本经济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新经济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新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不会取代传统的经济活动，因为软件不能替代食品、服装和住房。与历次产业革命一样，这场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推动着传统产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它使传统产业的主导技术逐步被高新技术所取代，从而使产业结构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经济里某些资源经过整合、优化，而转化为新经济的因素。在新经济活动中，新经济必然涵盖传统产业的升级。传统产业升级具体包括高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而引起的技术结构升级、组织结构升级和管理水平升级等。
信息技术产业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在新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不意味着传统产业就不重要了，两者只有同时推进，互相促进，才能推动新经济的良性发展。首先，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迫切要求传统产业用高新技术对自身进行改造。旧的产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是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高性能的生产装备，如电脑芯片的生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的升级为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例如，信息电子技术及其产业向汽车的产业的渗透，使每辆汽车的电子装置从1990年的1383美元上升到2000美元，汽车电子部件市场的火爆为整个汽车电子业带来数千亿美元的产值[2]”。其次，传统产业只有注入新技术，才能提高竞争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从而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实现自我的升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可以催生出“新产业”，如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光学电子产业、汽车电子产业等。“wto前总干事鲁杰罗指出，现在的汽车工业已不像是传统制造业，更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电子系统现在占到一辆高级轿车总成本的70％、普通汽车的1／3”[2]。在新经济形势下，由于高新技术与传统产业高度融合，产业结构升级淘汰的不再是所谓的夕阳产业，而只是夕阳技术。总之，一个国家能否成功地完成产业革命，取决于传统产业与高新技术企业结合的紧密程度，
新经济是在传统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个国家传统经济的基础不同，新经济的起点就不同。因而各国新经济的内涵是有其特殊性的。在确定发展新经济的具体产业结构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差别性和特殊性。例如，中国作为尚未完成传统产业革命的发展中国家，其“新经济”必然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式的新经济发展战略，虽然也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甚至不排斥在某些有基础的高新技术领域实施赶超战略，但其着力点应该是：通过把高新技术引入传统的生产模式，使传统产业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与发展。在中国，传统产业内部的升级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必要性。第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大规模发展依赖于传统产业升级。首先，中国没有足够的资金迅速把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技术产业。新经济中的代表产业如it产业等都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市场壁垒较高，它的启动和生存必须建立在一定资金量的基础之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要靠传统产业创造的利润来提供；从另一个角度讲，传统产业的升级过程就是中国式新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其次，高新技术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能满足其性能需要的生产装备。而中国装备工作的综合实力只相当于美国50年代初、日本60年代初的水平，仅处于以机械化为主、单机自动化，刚性自动化阶段，数控机床拥有量仅占机床总量的0．7％，产品技术平均落后15—20年[2]。高新技术发展已经受到了传统产业这方面的极大制约，不突破这种制约，它就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另外，中国人口多，劳动力数量大，而劳动者素质较低，只有继续保留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部门才能解决就业难题。否则，失业率过高必然会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稳定，也势必威胁到处于萌芽状态的高新技术产业。传统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可以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第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分工规律，一国所具有的安全性的产业结构，是那种没有偏离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一个国家只有按照国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来确定经济发展战略，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产业或部门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本国经济的安全度，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是目前和今后较长时间内中国资源禀赋的基本特征。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劳动资金双密集型、劳动技术双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而不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的竞争，中国应通过传统产业升级来巩固传统产业的优势，以此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优势产业的把握及其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不同命运，揭示了产业结构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3]，当引以为鉴，第三，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对中国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是因为，传统产业既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传统产业经过技术改造，可以演变为新型的现代化产业。如果中国不加快传统产业内部的技术结构升级和组织结构升级，势必在质量、规模、效率和核心技术方面与跨国公司、发达国家进一步拉大差距，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同时，巴基斯坦、越南等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对中国也形成新的挑战。惟有技术升级可以确保原有的比较优势并可能增加新的比较优势。所以，立足于传统产业内部的升级不是对传统经济的消极维持，而是对新经济的积极促进。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资金双密集型产业是中国新经济的主要内涵。
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新经济不可能消除传统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在新经济形势下，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主导技术、组织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它不会消失。新经济的先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相辅相成，具有不断融合的趋势，它们共同促进着新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新经济既要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又要立足于传统产业升级。以高新技术产业化为重要标志的新经济涵盖了传统产业升级。
二、新经济促进传统产业升级
以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为基本特征的新经济，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新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使社会各经济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思维方式及其行为方式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传统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等有了新的推动力量。同时，新经济引发了新一轮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传统产业的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新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指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废物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协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发展观对传统产业升级的现实意义在于：绿色科技的产生与兴起，将促进传统产业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绿色科技不仅将成为全球各大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向，而且为中国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改造提供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必然导致产业部门和企业竞争能力的降低和丧失，而应用绿色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则会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中国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4]。鲁北化工绿色科技的开发、应用与推广，经历23年历程，创建了绿色科技，构建了绿色产业链，实现了源头控制、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使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化学工业完成了从“夕阳产业”向“绿色产业”的革命性转变。“鲁北”从一个只有40万元试验经费的小厂到发展为目前拥有50亿元资产的国家特大型企业集团的过程，体现了绿色科技创新的巨大价值。
背后经济带来了新的人才观，新经济要求人才内涵升华，提出了人为资源开发的重点是向潜能开发和创造力开发转化。这种新的人才观对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现实意义在于：对人才的日益重视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而以培养和引进创新人才为目标的人力资源开发将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这些都是微观经济领域变革的主要动力。普通工人、科学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营销人员等各种人力资源素质的不断提高，将使传统产业升级具备必要的人才力量和技术支持，给传统产业升级带来新的希望。
新经济赋予政府新的责任。新经济不仅要求政府为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制定一系列协调一致的政策，还要求政府从长远发展需要出发，重点研究知识经济的发展问题，统观全局，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将发展知识经济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做发展知识经济的组织者和推动者。这是因为，新经济的建设涉及新旧产业的各个领域，其广度、深度、规模和涉及的领域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只有采取政府行为、政府干预才能顺利实施．更重要的是新的经济需要新的经济基础设施，知识经济的基础设施是高速数据信息网，只有政府才能承担如此巨额的工程投资。政府必然成为新经济的孵化器。在这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产业变革的竞争中，各国政府必将全力以赴，给企业以技术支持，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政府将为产业的升级换代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和其他社会条件。政府也将成为传统产业升级的促进力量。
新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现代科技革命正推动着世界产业经济大规模的调整和重组。发达国家正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和知识经济迈进。而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完全可以抓住机遇，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产业转移过来，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日本、德国等经济强国；60一70年代的调整培育了亚洲“四小龙”及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与历次的发展机遇失之交臂。而这一次，中国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给中国的机遇不谋而合，两者都聚焦于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新经济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潜力将为传统产业本身的升级提供新的动力。
三、新经济时代怎样实现传统产业升级
在人类经济发展中，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促成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但每次产业升级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特点。这是由新技术、新的经济形态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新技术是传统产业升级的主要推动力量。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必须采取适合新技术、新经济内在要求的具体方式，适应高新技术的发展潮流，遵循新经济的发展规律。新经济形势下，传统产业升级的基本环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是新经济的支柱和先导，正是在信息技术及其它高新技术的强大推动下，人类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信息化。信息化不仅成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命脉，而且成为一种新的控制财富的手段。企业的信息化是现代企业的生存之道，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新经济形势下，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也必然构成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重要环节。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信息化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
信息化是一种高附加值、高增长、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的社会经济发展手段，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可以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包括相辅相成的几个方面：第一，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要实现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首先必须保证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这是前提。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必要的信息管理设备和相关技术。更重要的是，信息产业可以直接带动传统产业升级。中国辽宁省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辽宁在发展软件产业时，注意运用软件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创造出许多传统产业与软件技术结合的新方式．如软件与交通运输相结合，开发出基于全球定位系统的动态目标管理系统；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与机械制造业相结合，开发出数控机床，带动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2]。第二，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传统产业能否获得新经济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它是传统企业信息化改造的关键。诚然，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并不只是添加一些先进技术设备，或是把手工报表用电脑打印出来。它是企业深层次的改造，是一项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包括建立以高速数据网络为核心的企业信息基础设施、建立大型动态数据库、建立新型的工作流生产过程、建立网上交易手段等。企业的信息基础设施为企业的信息循环流动创造物质条件，使整个企业的运营，包括产品的设计在内，都在网络上进行。而数据库的建立可以为决策者提供有效的依据，同时它也是成本中心、利润中心。建立新型的工作流程，实质上是形成一种迅速、高效的管理方式。在这种管理方式下，生产的组织不再以动力、物资等为中心。而是着重管理数据流。籍此，企业可以提供大量个性化服务，从而使企业的生产经营能更好地适应社会需求，扩展企业的生存空间。网上交易可以帮助企业打破地理、时间的限制，开拓广阔的市场[5]。第三，信息基础工程的建设。信息基础工程的建设是信息化的基本前提。它为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企业的信息化改造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体包括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科研基地、教育基础设施、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创新政策及知识产权法规等的建设。
(二)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创新
与前两次科技革命相比，现代科技革命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新技术层出不穷、科技成果商品化更迅速．新经济时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产品的成本不断降低，这是现代科技革命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它也对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出新的挑战，一个产业、部门和企业如果不在技术上占据优势，就无法形成市场优势。传统产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有：第一，加大科研与开发：投入，提高自我创新能力，建立有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优势；第二，积极探索产、学、研联合新机制，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引进高层次的技术，并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第四，加强企业内部员工培训和人才培养，使技术层次的创新成果在生产经营过程不断被涮新。
(三)对传统产业进行组织结构创新
新经济时代的一个特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竞争日益加剧。而中国传统产业在整体上还处于分散、规模过小、质量与效率低下、核心技术薄弱、跨国经营尚未起步的状况。因此，产业的重组与整合是中国传统产业走向振兴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主要途径。具体途径包括加快企业间的购并联合，提高产业整合度，及时组建与生产力相匹配的企业集团，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目前美国100家大型跨国公司中，进行过国内购并的占90％以上，进行过跨国购并的占70％[6]。现在中国的工业发展已进入相对过剩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已有充分的条件采用企业的外部发展方式——购并。通过购并实行强强联合，与实力强大的外资企业抗衡，以打破外资的垄断，并借此培育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不过，国家不能忽视对有潜力的中小企业的扶持与培育，因为中小企业历来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通过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要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工、有机联系、协调发展的格局。
(四)对传统产业进行体制创新
体制创新可以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有效的运营机制、无论是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还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创新，都有赖于企业的改革。没有体制创新，企业就没有活力，也就不可能有其它方面的创新。新经济形势下，中国企业的体制创新面临国有企业的体制转轨和各类企业的管理模式转变这两大任务。首先，国企体制转轨的关键是政企分开，通过公司改制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目前中国国企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实践中普遍出现了“翻牌化”等问题，体制转轨没有到位。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总书记提出把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著名学者李维安教授认为：“良好的公司治理既需要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法规对治理结构进行规定，还需要制订与市场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具有非约束性和灵活性的公司治理原则。”[7]统产业进行体制创新，迫切需要国企建立一套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并在《中国公司治理原则(草案)》的指导下制订各企业自己的公司治理原则或准则。其次，新经济呼唤新的企业管理模式。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强调企业内的职能运作独立而分工明确，而企业要实现技术创新，必须强调企业内部的部门协调，要在企业内部建立各职能部门和业务部门之间正常的联系机制，使企业管理更为系统化。企业管理的组织结构也要相应变革，传统的等级管理方式比较僵化，难以适应新经济时代决策的需要，现代决策需要一种更少约束、更为灵活的网络组织形式．根据中国企业的具体情况，有效率的企业管理模式应该是把等级式管理与网络式管理有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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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经济结构篇5
以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为基本特征的新经济，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契机。新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必然使社会各经济主体——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思维方式及其行为方式发生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社会的巨大变革中，传统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等有了新的推动力量。同时，新经济引发了新一轮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为传统产业的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新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是指依靠科学技术进步，节约资源和能源，减少废物排放，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建立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协调一致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新的发展观对传统产业升级的现实意义在于：绿色科技的产生与兴起，将促进传统产业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绿色科技不仅将成为全球各大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方向，而且为中国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改造提供了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必然导致产业部门和企业竞争能力的降低和丧失，而应用绿色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则会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中国鲁北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就是个典型的例子[4]。鲁北化工绿色科技的开发、应用与推广，经历23年历程，创建了绿色科技，构建了绿色产业链，实现了源头控制、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使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化学工业完成了从“夕阳产业”向“绿色产业”的革命性转变。“鲁北”从一个只有40万元试验经费的小厂到发展为目前拥有50亿元资产的国家特大型企业集团的过程，体现了绿色科技创新的巨大价值。
背后经济带来了新的人才观，新经济要求人才内涵升华，提出了人为资源开发的重点是向潜能开发和创造力开发转化。这种新的人才观对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现实意义在于：对人才的日益重视将强化人力资源开发；而以培养和引进创新人才为目标的人力资源开发将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这些都是微观经济领域变革的主要动力。普通工人、科学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营销人员等各种人力资源素质的不断提高，将使传统产业升级具备必要的人才力量和技术支持，给传统产业升级带来新的希望。
新经济赋予政府新的责任。新经济不仅要求政府为经济的增长和繁荣制定一系列协调一致的政策，还要求政府从长远发展需要出发，重点研究知识经济的发展问题，统观全局，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将发展知识经济纳入中长期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做发展知识经济的组织者和推动者。这是因为，新经济的建设涉及新旧产业的各个领域，其广度、深度、规模和涉及的领域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只有采取政府行为、政府干预才能顺利实施．更重要的是新的经济需要新的经济基础设施，知识经济的基础设施是高速数据信息网，只有政府才能承担如此巨额的工程投资。政府必然成为新经济的孵化器。在这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产业变革的竞争中，各国政府必将全力以赴，给企业以技术支持，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政府将为产业的升级换代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环境和其他社会条件。政府也将成为传统产业升级的促进力量。
新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现代科技革命正推动着世界产业经济大规模的调整和重组。发达国家正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和知识经济迈进。而把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完全可以抓住机遇，把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产业转移过来，加速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结构调整，产生了日本、德国等经济强国；60一70年代的调整培育了亚洲“四小龙”及其他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中国与历次的发展机遇失之交臂。而这一次，中国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与全球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给中国的机遇不谋而合，两者都聚焦于技术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新经济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而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潜力将为传统产业本身的升级提供新的动力。
二、新经济涵盖传统产业升级
“新经济”的概念是在1996年12月30日美国的《商业周刊》上首次提出的。当前，关于新经济一词众说纷纭，如有知识经济、信息经济、智能(力)经济、后工业经济等称谓。当然，这些称谓都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反映了新经济的显著特征。但是，笔者认为，新经济主要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它是一个相对的动态概念。因为任何经济在本质上仍然是人类创造财富的一种经济活动，仍然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全部过程[1]。新经济在本质上与传统经济有着同一性。新经济是信息推动或知识推动的经济，与传统的土地、劳力和资本经济相比，有着很大的差别。新经济与传统经济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
新经济正在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新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不会取代传统的经济活动，因为软件不能替代食品、服装和住房。与历次产业革命一样，这场以信息技术发展为核心的产业革命；推动着传统产业部门的技术变革，它使传统产业的主导技术逐步被高新技术所取代，从而使产业结构的素质不断得到提高。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经济里某些资源经过整合、优化，而转化为新经济的因素。在新经济活动中，新经济必然涵盖传统产业的升级。传统产业升级具体包括高新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而引起的技术结构升级、组织结构升级和管理水平升级等。
信息技术产业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在新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并不意味着传统产业就不重要了，两者只有同时推进，互相促进，才能推动新经济的良性发展。首先，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迫切要求传统产业用高新技术对自身进行改造。旧的产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是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一方面，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高性能的生产装备，如电脑芯片的生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一方面，传统产业的升级为信息技术和其他高新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例如，信息电子技术及其产业向汽车的产业的渗透，使每辆汽车的电子装置从1990年的1383美元上升到2000美元，汽车电子部件市场的火爆为整个汽车电子业带来数千亿美元的产值[2]”。其次，传统产业只有注入新技术，才能提高竞争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从而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实现自我的升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可以催生出“新产业”，如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光学电子产业、汽车电子产业等。“wto前总干事鲁杰罗指出，现在的汽车工业已不像是传统制造业，更像是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电子系统现在占到一辆高级轿车总成本的70％、普通汽车的1／3”[2]。
新经济是在传统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个国家传统经济的基础不同，新经济的起点就不同。因而各国新经济的内涵是有其特殊性的。在确定发展新经济的具体产业结构模式和产业发展战略时，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差别性和特殊性。例如，中国作为尚未完成传统产业革命的发展中国家，其“新经济”必然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式的新经济发展战略，虽然也要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甚至不排斥在某些有基础的高新技术领域实施赶超战略，但其着力点应该是：通过把高新技术引入传统的生产模式，使传统产业得到更高层次的发展，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形成与发展。在中国，传统产业内部的升级有其特殊的意义和必要性。第一，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大规模发展依赖于传统产业升级。首先，中国没有足够的资金迅速把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技术产业。新经济中的代表产业如it产业等都属于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市场壁垒较高，它的启动和生存必须建立在一定资金量的基础之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所需要的巨额资金要靠传统产业创造的利润来提供；从另一个角度讲，传统产业的升级过程就是中国式新经济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其次，高新技术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需要传统产业提供能满足其性能需要的生产装备。而中国装备工作的综合实力只相当于美国50年代初、日本60年代初的水平，仅处于以机械化为主、单机自动化，刚性自动化阶段，数控机床拥有量仅占机床总量的0．7％，产品技术平均落后15—20年[2]。高新技术发展已经受到了传统产业这方面的极大制约，不突破这种制约，它就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另外，中国人口多，劳动力数量大，而劳动者素质较低，只有继续保留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部门才能解决就业难题。否则，失业率过高必然会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稳定，也势必威胁到处于萌芽状态的高新技术产业。传统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可以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第二，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和国际分工规律，一国所具有的安全性的产业结构，是那种没有偏离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一个国家只有按照国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来确定经济发展战略，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强产业或部门的国际竞争力，提高本国经济的安全度，劳动力丰富、资本相对稀缺是目前和今后较长时间内中国资源禀赋的基本特征。从总体上看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优势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劳动资金双密集型、劳动技术双密集型的传统产业，而不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激烈的竞争，中国应通过传统产业升级来巩固传统产业的优势，以此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对优势产业的把握及其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的不同命运，揭示了产业结构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3]，当引以为鉴，第三，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对中国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是因为，传统产业既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又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传统产业经过技术改造，可以演变为新型的现代化产业。如果中国不加快传统产业内部的技术结构升级和组织结构升级，势必在质量、规模、效率和核心技术方面与跨国公司、发达国家进一步拉大差距，失去原有的比较优势，同时，巴基斯坦、越南等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迅速发展对中国也形成新的挑战。惟有技术升级可以确保原有的比较优势并可能增加新的比较优势。所以，立足于传统产业内部的升级不是对传统经济的消极维持，而是对新经济的积极促进。大力发展技术含量高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或劳动资金双密集型产业是中国新经济的主要内涵。
新经济与传统经济在本质上具有同一性，新经济不可能消除传统经济活动的基本内容。也就是说，在新经济形势下，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主导技术、组织结构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它不会消失。新经济的先导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相辅相成，具有不断融合的趋势，它们共同促进着新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新经济既要促进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又要立足于传统产业升级。以高新技术产业化为重要标志的新经济涵盖了传统产业升级。
三、新经济时代怎样实现传统产业升级
在人类经济发展中，每一次科技革命都会促成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但每次产业升级有着不同的内容和特点。这是由新技术、新的经济形态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新技术是传统产业升级的主要推动力量。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必须采取适合新技术、新经济内在要求的具体方式，适应高新技术的发展潮流，遵循新经济的发展规律。新经济形势下，传统产业升级的基本环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
信息技术及其产业是新经济的支柱和先导，正是在信息技术及其它高新技术的强大推动下，人类开始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经济时代。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就是信息化。信息化不仅成为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命脉，而且成为一种新的控制财富的手段。企业的信息化是现代企业的生存之道，是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新经济形势下，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也必然构成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重要环节。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提出“信息化是我国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关键环节”，“要把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放在优先位置”。
信息化是一种高附加值、高增长、高效率、低能耗、低污染的社会经济发展手段，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可以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包括相辅相成的几个方面：第一，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要实现传统产业的信息化改造，首先必须保证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这是前提。信息产业的发展为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必要的信息管理设备和相关技术。更重要的是，信息产业可以直接带动传统产业升级。中国辽宁省在这方面有突出的表现。辽宁在发展软件产业时，注意运用软件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创造出许多传统产业与软件技术结合的新方式．如软件与交通运输相结合，开发出基于全球定位系统的动态目标管理系统；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与机械制造业相结合，开发出数控机床，带动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2]。第二，企业的信息化建设。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关系到企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传统产业能否获得新经济时代的核心竞争力，它是传统企业信息化改造的关键。诚然，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并不只是添加一些先进技术设备，或是把手工报表用电脑打印出来。它是企业深层次的改造，是一项大规模的系统工程：包括建立以高速数据网络为核心的企业信息基础设施、建立大型动态数据库、建立新型的工作流生产过程
第三，信息基础工程的建设。信息基础工程的建设是信息化的基本前提。它为信息产业的快速发展和企业的信息化改造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具体包括国家信息基础设施、科研基地、教育基础设施、企业技术中心、企业创新政策及知识产权法规等的建设。
(二)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创新
与前两次科技革命相比，现代科技革命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高新技术层出不穷、科技成果商品化更迅速．新经济时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来越高，产品的成本不断降低，这是现代科技革命导致的必然结果。同时，它也对产业核心竞争力提出新的挑战，一个产业、部门和企业如果不在技术上占据优势，就无法形成市场优势。传统产业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有：第一，加大科研与开发：投入，提高自我创新能力，建立有自主产权的核心技术优势；第二，积极探索产、学、研联合新机制，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引进高层次的技术，并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和创新；第四，加强企业内部员工培训和人才培养，使技术层次的创新成果在生产经营过程不断被涮新。
(三)对传统产业进行组织结构创新
新经济时代的一个特征是，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竞争日益加剧。而中国传统产业在整体上还处于分散、规模过小、质量与效率低下、核心技术薄弱、跨国经营尚未起步的状况。因此，产业的重组与整合是中国传统产业走向振兴的重要一步，也是中国传统产业升级的主要途径。具体途径包括加快企业间的购并联合，提高产业整合度，及时组建与生产力相匹配的企业集团，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目前美国100家大型跨国公司中，进行过国内购并的占90％以上，进行过跨国购并的占70％[6]。现在中国的工业发展已进入相对过剩的工业化中期阶段，已有充分的条件采用企业的外部发展方式——购并。通过购并实行强强联合，与实力强大的外资企业抗衡，以打破外资的垄断，并借此培育中国的世界级跨国公司。不过，国家不能忽视对有潜力的中小企业的扶持与培育，因为中小企业历来是技术创新的主力军。通过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要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工、有机联系、协调发展的格局。
(四)对传统产业进行体制创新
体制创新可以为传统产业升级提供坚实的制度基础和有效的运营机制、无论是对传统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还是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创新、组织结构创新，都有赖于企业的改革。没有体制创新，企业就没有活力，也就不可能有其它方面的创新。新经济形势下，中国企业的体制创新面临国有企业的体制转轨和各类企业的管理模式转变这两大任务。首先，国企体制转轨的关键是政企分开，通过公司改制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目前中国国企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实践中普遍出现了“翻牌化”等问题，体制转轨没有到位。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总书记提出把健全法人治理结构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著名学者李维安教授认为：“良好的公司治理既需要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法规对治理结构进行规定，还需要制订与市场环境变化相适应的、具有非约束性和灵活性的公司治理原则。”[7]统产业进行体制创新，迫切需要国企建立一套完备的公司治理结构，并在《中国公司治理原则(草案)》的指导下制订各企业自己的公司治理原则或准则。其次，新经济呼唤新的企业管理模式。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强调企业内的职能运作独立而分工明确，而企业要实现技术创新，必须强调企业内部的部门协调，要在?笠的诓拷⒏髦澳懿棵藕鸵滴癫棵胖湔5牧祷疲蛊笠倒芾砀低郴F笠倒芾淼淖橹峁挂惨嘤Ρ涓铮车牡燃豆芾矸绞奖冉辖岩允视π戮檬贝霾叩男枰执霾咝枰恢指僭际⒏榛畹耐缱橹问剑葜泄笠档木咛迩榭觯行实钠笠倒芾砟J接Ω檬前训燃妒焦芾碛胪缡焦芾碛谢岷掀鹄础?BR>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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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经济结构篇6
【关键词】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现代经济管理理念；启示
一、现代经济管理的主要内涵
经济管理的主要概念是指经济管理者通过对社会经济活动或者社会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计划、有组织、协调性强的监督管理活动，从而实现一定的目标。以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知道现代经济管理活动，在现实中具有更大的表现意义。
现代经济管理主要是对两个方面进行管理，一方面是管理生产要素，提高生产力，另一方面则是运用科学技术来实现经济管理。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经济管理的影响
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经济管理的影响表现在多个方面：农业生产结构、货币管理、供求活动、国政经济等多方面，以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经济管理的影响为落脚点。
（一）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农业为我国发展社会经济的基础，所以无论是在传统经济管理活动中还是在现代经济管理活动中，始终将农业作为我国经济活动的根本。同时，农业生产作为我国三大产业结构之一，即使是社会经济改革也动摇不了农业生产在我国经济结构中所占的地位。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主要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的确保农业经济结构的稳定性。我国农业生产以自主生产为主，主要是分布在村镇中，要确保农业生产结构的稳定必须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根据这一标准来制定相应有效的经济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就是农业生产最主要依据的还是经验和实践。这一点无论是在世界上哪个国家都是行得通，农业生产只依靠理论是不行的，最重要的还是以往的经验和实践。对农业生产结构做经济管理的基础还是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以此为依据提高农业生产的整体发展，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发展。
（二）对货币金融的影响
将货币和金融并列讨论，主要是以供需管理为基础。货币金融管理和供求关系是依托于管理既不可分离又相互独立。货币问题从古至今在中国都是一个比较具有争议的话题。例如官价，人们最传统的观念就是以粮食为定价的基础，同时货币管理的发展也有一段相当漫长的时期。在春秋时期，就曾有人主张费轻就重，变相致使百姓货币贬值；在秦始皇统一货币以后就取消了私铸。在之后的朝代更迭中就不断有人主张废除私铸，也有人同一私铸，发展到元代逐渐形成了以流通纸币为主，发展到清代以银钞为主要通货。现代的货币管理模式主要也是从传统货币管理思想中发展而来：在当代社会经济活动中，借和贷以及利息为重要组成部分，货币的存在就决定了借贷的存在，高利贷从我国古代就开始发展，在古代中高利贷一般都是官府机构进行，虽然为官府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但是也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充分考虑借贷的关系，对借贷正常都有一定的律法进行规范。
（三）对供需的影响
社会经济活动中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供需。供需活动主要是涉及到经济活动中的生产、流通、分配以及消费这四项活动。社会分工在社会活动中占有的地位非常重要，不能因为发展某一行业而压制另一行业，这不仅会造成社会产业结构失衡，还会为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损失。根据以前的经济政策可以看出，在流通领域采取的主要是均输和平均这两项措施。在经济生产中不能单独使用经济干涉或者是经济放任的政策，一般都是两者相结合配合市场发展需要，这种情况下才能够是生产和流通顺利进行。
（四）对国政经济的影响
政府治理国家必须要借助一定的外力才能够使社会良好发展，通常都是有军事、财力、人口、地域等各方面资源相助，政府在治理国家时才能够更加顺畅，国政最要就是根据国家治理发展而来的。我国在古代就有量入为出的财政收支原则，主要是根据税收对各项建设资源进行分配和管理。开源节流的观点也是从古展而来，主要就是收入方面需要开源，而支出方面则要注重节流，只不过现代的国政经济开源节流的方式比古代更为方便和广阔。开源节流的思想在现代经济管理中主要表现为控制财政支出，让国家拥有足够的经费进行社会生产建设。我国在古代就有户籍管理，户籍管理方式也是古代赋税的主要依据，我国从北魏开始，一直到清代，征收赋税都是以户籍为基础来实施的。
三、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经济管理的启发
马克思主义中有一个观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种经济管理模式在另外一个环境中是否合适，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实践来证明。企业管理模式最初是从20世纪发展而来，发展到现代已经具有相当广阔的发展空间了，也促使企业都开始发展为规范化企业管理。经过长期发展，经济管理理论已经从原本的管理模式中脱离出来，比以前的管理模式更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虽然现代经济管理模式与传统的经济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找到相同的地方，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现代经济管理模式都是由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逐渐衍变而来的。在科技革命以后，现代经济管理思想也就开始不断完善并发展创新。
四、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对现代经济管理模式的影响
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主要是基于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并对其总结、概括。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糅合了传统思想和现代科学，主要强调的就是客观评价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中优秀的地方，并将这些优秀的精华都运用到现代经济管理中。同时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经过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后已经逐渐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思想。而企业管理在面向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以市场竞争为主，政府干预手段为辅，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结束语
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中并不是所有的都能够运用到现代经济管理中，在经济管理者实施经济管理行为时，要懂得取传统思想中的精华，舍弃糟粕，充分结合我国当今市场经济发展状态，对企业或者机构施行合理科学的经济管理，保障正常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逐渐形成适合个体发展的、科学和系统的现代经济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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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经济结构篇7
如果某一血亲集团的成员伤害了另一血亲集团的成员，就没有一个共同的上级来调整所产生的争端，而通常的结果就是血亲复仇。最早设计的法律制度，是通过要求被害血亲放弃复仇行为和规定旨在确定事实的机械的审判方式，来调节并最终制止私人间的战争”。①作为传统法律本源的罗马法，就是以法律行为(意思表示)为核心来设计法律的制度模型，以逻辑上“行为———结果”之目标模式和“如果———那么”的控制结构确立了行为模式至结果模式的传统法律控制理论。因此，“法律通过告知人们可以做什么，禁止做什么，必须做什么，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②已成为关于“什么是法律”最具普适性的范式。传统法学普遍坚持法的社会秩序目的和阶级意志本质，把法的内容看作是人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法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规范，即在一定范围内为维护所有人的利益而对个人行为规定限度的规范。”③我国学者一般也认为“法是调节人们行为的规范……其规范性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模式、标准和方向，从而为人们的行为规划出可以自由行动的基本界限。”④行为作为法学的逻辑起点还表现在以行为作为法律部门划分的传统标准上，从这一角度出发，对行为的规范可以用来界定所有的部门法概念。⑤以民法、刑法为代表的传统法内容体系生动、集中地反映了以主体行为控制来促进个人理性实现的传统法精神。在民法视野中，“无行为则无责任”，行为是法的根本内容———权利的载体，物权的确立以所有权的行使为起点、债权以债的履行为终点、侵权行为法以对行为的制裁维护神圣的权利更是不言而喻;在刑法视野中，“无行为则无犯罪无刑罚”，行为是法的功能手段———惩罚的对象，通过刑罚的威慑力引导或阻却人们的行为，即“刑法的独特方法是把某种类型的行为指定为规则，以此为标准指导社会的全体成员或者其中某个阶层的成员”。⑥即使是诉讼法也是围绕诉讼行为而设定一系列的规则和原则，从、应诉、受理、管辖到审理、答辩、调解、判决，控制诉讼活动的各种行为并使其规范、有序成为诉讼法的最基本的逻辑方式。
二、经济法从行为规制到结构调整的理念转变
基于“市场失灵”对竞争秩序的破坏，经济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也将自己的调整范畴锁定于市场行为规制，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生产行为、价格行为等的控制，以维护自由、平等、公开、有序的市场竞争，促进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竞争法无可争辩地成为经济法最为传统的分支就是明显的证明。“经济法就是通过确认、调控、规范主体行为为中介而展开和形成的行为规范体系”，经济法的内容框架由行为主体法、行为管理法、行为客体(对象)法、行为形式和程序法、行为监管法构成，⑦强调经济法学应注重对经济法主体行为的有效控制的研究，通过研究经济法主体行为的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制定出能够有效控制主体行为的法律、法规。然而，过度的微观市场行为控制不仅形成了巨大的规制成本、抑制了市场活力，而且导致政府行政权力不断扩张，扭曲了市场自我调节机制。20世纪80年代，以美、英为首的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规制缓和”浪潮，政府放宽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各种限制措施，即“曾经被制约的自由又放归自由或进行更少的制约，包括本来应该加以制约却又制约过度和本来不应该加以制约却制约了的情况”。①在规制缓和与市场自由化的共同作用下，经济法也逐步放宽了对市场准入、价格控制的规制，简化相关规制程序，从而实现由微观市场行为规制为中心向宏观经济结构调控为中心转变的重大飞跃。事实上，经济法改变单一的微观市场行为管制模式，逐步转向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始于20世纪30年代，由经济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萧条扩大了政府干预经济的视野和范围。恶性的垄断和不正当竞争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恶化，社会生产力与社会消费力严重失衡，这些因个体活动引发的对国民经济整体的结构性破坏，让人们充分认识到单纯的微观市场行为规制根本不能保障国民经济整体的健康发展，在微观规制的基础上必须运用法律的力量解决宏观领域的经济结构协调发展问题。以美国为例，罗斯福新政的核心内容不是规制市场行为，而是宏观调整经济结构。罗斯福新政以颁布一系列调整经济结构、强化国家宏观干预经济能力的一系列法律为标志，它包括:(1)改革银行制度、整顿金融秩序，美国《1933年银行法》、《1935年银行法》以及一系列金融调控法令，加强联邦政府对金融体系的控制，把金融宏观调控权由纽约储备银行转移到联邦储备委员会，赋予其直接管理全国货币、信贷和利率的权力，以稳定美国的金融结构;(2)强化国家对农业经济调节与控制，颁布《农业调节法》(即《农业救济与通货膨胀法》)，控制价格波动幅度大的农产品生产，保护农业利益、稳定农业产业发展;(3)针对全国工业瘫痪状态，1933年颁布《产业复兴法》加强对工业的干预和调节，缓和劳资矛盾;(4)以新制定的《社会保险法》为依据，逐步建立一套全国性的社会保险和公共福利制度。美国为应对经济危机、完善经济结构而构建的宏观调控立法体系，使美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视角从微观的市场管理转向对市场经济体系总体结构的把握，而且根据社会再生产周期性矛盾和经济形势的变化，交替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进行经济结构调节成为美国政府一种熟练的技巧。②20世纪末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发展带来了世界经济运行方式的革命，经济全球化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传统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面临许多规范难题或“模式危机”，制度革新和观念转换迫在眉睫。在维持“法律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参加者的意志行为”的同时，承认“法律调整对象发展的主要倾向是扩大和加深”。③经济法逐渐地从市场微观规制、具体行为矫正和实质正义，转向“规制缓和、抽象权利与个案结合，并试图将更广泛的领域纳入法律生活”。④现代化的进程直接推动了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对立，由此形成不均衡的发展结果，如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落后的农村地区与发达的大都市、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等。特定的社会环境、要素条件或特定的政策及其惯性使某个部门、产业或区域超前发展，引发整个经济系统的不平衡，国家消除不平衡的努力使迟滞的部门、产业、区域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一些部门、产业、区域在新的相对均衡条件下的率先崛起，又会形成新的不均衡增长。因此，“经济结构中的失衡是经济发展过程的一种常态，消除不平衡的过程也是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不能及时抑制和消除不平衡也将造成进一步发展的障碍”。⑤现代社会利益冲突已经从单纯的个体冲突发展到整体的结构冲突，经济法作为利益调节法，维护社会整体经济关系稳定、协调和分配经济结构利益，促进不同经济部门、不同产业或经济区域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其最迫切的使命。
三、传统法律思维变革:以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为例
传统法律思想和固化的法律思维必须进行变革，因为“在应付许多新问题和力图保障一个正在变化的经济秩序中许多新产生的迫切利益方面，法律不符合人们对它的期望”。⑥传统法学反映的是个体社会和工业文明时代的要求，而不是当代社会和知识文明时代的要求，人类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的课题不同，也就必然产生不同的法律需求。同时，法律作为一种社会需求的产物，必须顺应特定时代的社会需求。①经济法从对微观市场的价格管制、垄断控制到对社会经济总量及其结构的调整，从个体经济活动规制到区域经济结构利益的协调，集中反映了其更具时代性和现实性的特质。区域作为具有地理属性的一定空间的概念，是人类为了共同的利益所组成的相对固定的共同体。传统社会条件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封闭式”运行状态，受自然条件、文化因素、科学技术水平和交通条件等影响，区域的主体意识相对淡薄，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作为经济主体必然会对经济利益分配体制提出新的要求。区域经济结构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结构形式，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关乎国民经济增长与可持续。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都有可能存在阶段性的不均衡，每一个国家都存在相对贫困落后的区域，区域经济结构失衡是现代国家经济整体运行过程必然面临且亟待解决的经济矛盾。②国家对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必须服从于不同时期不同的历史使命，当经济增长达到相当的水平而不同区域经济发展非理性扩大到一定的程度时，经济整体协调发展必将成为国家促进经济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目标。因此，区域问题③的解决迟早要进入国家国策层面，也迟早要被纳入法律调整范围。英国区域经济学家加文·麦克龙(GavinmcCrone)指出:“区域问题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生活水平的提高要求改变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而这往往有利于某些区域而不利于其他区域。这种变迁一直在发生，但从产业革命彻底改变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以来变得尤为显著”。④从历史角度看，区域经济政策以及区域经济立法之所以起源于英国和美国，是因为这两个国家工业化起步早、水平高，区域问题暴露较早、较充分。美国以法律形式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为改变最贫穷的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发展面貌，美国国会通过了《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组建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对该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开发。1993年8月，美国通过了系统解决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的基本法案———《联邦受援区与受援社区法》，对接受援助的地区、援助的目的、采取的综合措施、受援地区必须达到的目标等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规范，并对受援助地区接受援助的方式提出了要求。克服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驱动在于经济增长引起的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社会心理等问题对整个经济发展的掣肘，即区域经济利益的协调问题是知识经济时代对经济发展格局的全面冲击引发的新的社会问题，对其起催化作用的是对“社会公正”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追求。以个体利益为调节对象的法律，无法胜任复杂的社会性公平问题对法律的需求，也无法解决经济发展的整体性问题。以欧洲区域经济结构调节为例，战后欧洲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因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其经济结构的扩张力减弱，无法带动曾对欧洲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牺牲的传统工业地区的经济发展，生活水平下降、失业率攀升对欧洲各国政治与社会构成极大的威胁，以国家联合的方式共同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成为当时欧洲各国共同的任务。
传统的经济结构篇8
关键词：老工业基地改造 高新技术 传统产业 脱胎换骨 产业升级 结构优化 途径
当代中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阶段重大转折和体制改革大变动时期，经济结构问题十分突出，有旧的问题，也有新的问题。国内外经济结构变动的趋势表明，老工业基地工业结构中的主要问题已不是简单的比例关系问题，产业技术水平低、产业结构低度化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迫在眉睫。本文仅以沈阳这个老工业基地典利城市为例，重新审视和调整老工业基地改造的思路并提出若干对策措施。
一
思路之一正确认识和处理高新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关系
众所周知，老工业基地多以传统产业为主，因此，在老工业基地结构调整中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与改造传统产业的关系。勿庸置疑，高新技术产业是战略性产业，决定着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未来，是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希望所在。从世界著名老工业基地的改造经验看，没有单纯依靠对成熟和衰退产业通过改造恢复生机的，而都是以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和替代产业，通过经济转型，实现了区域经济重振。但中国老工业基地有其特殊的成长背景和发展条件，它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投资倾斜形成的，是催生化的产物，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经济发展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即使是目前工业化水平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面对中国广大的市场空间和容量，在目前和今后较长时期，老工业基地的传统产业经过注人新的技术成份，仍有其发展的广阔前景和生存空间。从发展意义上讲，我国的工业化任务远未完成，重要基础产业远未到“夕阳产业”的地步，发展规模经济、企业集团仍需以原有的生产能力为核心。沈阳作为以传统产业为主体的工业城市，虽然目前传统产业增长潜力远不如前，但传统产业所作出的经济贡献仍占有重要地位(截至1999年末，全市工业总产值中传统产业占76.7%，利税占77.3%)，在未来-段时期内，高新技术产业还不足以支撑整个经济的发展，沈阳的经济发展仍将主要依赖于传统产业。由于工业体系的调整和发展是一个“慢变量”，因而，希望在短时期内，以高新技术产业全面替代传统产业是不可能的。应该时确，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并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尽管在21世纪的国民经济中，传统的原材料工业和一般加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缩小但其绝对量和产值不会萎缩，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不会退出经济生活。应该消亡或被取代的是传统产业中的耗竭资源、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传统生产工艺和技术。因而，老工业基地改造比较现实的选择是以高新技术，特别是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嫁接”高新技术使传统产业的改造水平有质的提高，以此盘活巨大的传统产业经济存量，这应是老工业基地现阶段实施产业升级、结构优化的基本内容。
思路之二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现实告诉我们，仅靠传统工业自身渐进式和滚动式的更新改造和单项基本建设项目的改造与革新，零星的挖潜、革新与改造活动是实现不了我国传统工业技术体系的根本再造的。今天，我国传统工业的再造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那就是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技术体系再造和大“换血”，要进行技术结构重组，才能适应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任务对传统工业再生的需求。而要实现这样大跨度的质的飞跃，运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技术体系进行突变型改造就逻辑地和历史地成为必要手段和条件。传统技术系统若以传统的革新、挖潜和改造方式进行更新改造，其技术状态的改善与提高是有限度的，绝难实现“脱胎换骨的技术体系再造”和技术结构重组，也就绝难实现我国传统工业体系的再生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因为“骑着自行车”无论如何是“上不了月亮”的。而高新技术是能够胜任这一历史使命的。航空飞行器装备以航天动力系统，就成了“航天飞机”，其技术等级与功能就比普通飞机提高了一个数量级—不仅可在大气层内做航空飞行，亦可在大气层外做航天飞行。对传统工业技术体系实施高新技术改造，就好比对航空器实施航天技术革新，这种革新是质上巨变的、技术等级上大跨度的革命性突破，不如此，就难以实现产业升级，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就成为一句空话。
二
根据以上思路，对老工业基地的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应采取以下具体措施:
1.大力发展以电子信息业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产业，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21世纪是以计算机为标志，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产业是21世纪最具优势的产业。一方面，沈阳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迫切需要电子信息产业的先导、牵动作用。目前，沈阳以制造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的比重仍占80%以上，大量传统产业存量资产的存在，既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同时这些物质条件又必须通过高新技术注人对传统产业进行脱胎换骨的创新改造才能得以充分利用。另一方面，沈阳已基本具备了将电子信息业作为第一主导产业的物质基础、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
在电子信息企业中东软集团与和光集团作为全国信息产业的战略力量是沈阳市发展电子信息业的骨干和中坚;全市拥有47万人的科技人才，还涌现了如刘积仁、昊力等信息产业的成功的带头人。加速电子信息业的产业化，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群，必将迅速改善全市企业的技术结构、产品结构，促进产业升级，这是确立沈阳市在未来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优势地位的先决条件。要采取市场导向、经济手段和行政千预相结合的办法，把沈阳有限的经济资源集中起来加速高新技术产业化的进程。通过采用最先进的实用技术，跨越基础落后的障碍，改造生产、服务、经营、管理，实现跳跃发展，获得后发性经济效益。近年，东北大学与上海宝钢合资组建了目前全国最大的软件集团一一宝钢东软信息产业集团;和光集团与美国第一、世界第二的计算机生产商康柏公司正式签订生产“康柏和光”联合品牌机协定，已展示了沈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化的美好前景。
2.对传统产业进行完善的信息化改造，促进传统产业的现代化，把老基地原有主导产业改造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优势支柱产业。朱榕基总理在关于“十五”计划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要“把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起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生产力跨跃式发展。”这就为我们用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捷径”。电子信息技术是改造传统产业的首要技术，带头技术，是经济效益的倍增器。据调查，信息技术在改造传统产业中的投人产出比一般为1:4以上，有时甚至可达1:10。企业信息化改造是我国企业面临的一场技术革命，是企业能否立足于21世纪的生存基础。传统企业通过信息化改造，实现工艺创新、强化产品设计，完全可能实现“凤凰涅梁”般的新生。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发挥优势，突出特点，梯次推进。目前，沈阳市已把沈阳的传统优势产业—机械装备制造业作为“十五”期间的支柱产业，但支柱产业的发展基础不在于行业，而在于具有拳头产品的骨干企业。沈阳市各行业都有
一批在全省和全国具有一定优势的重点企业。特别是机械行业的大型电力变压器、隔离开关、摇臂钻床、大型凿岩机产量分别占全国总产量的54%,45.4%,80%和60%。有8个企业在全国同行业中名列前三名。沈阳市应将信息化改造的重点放在这些基础好、综合实力强、产品知名度高、在全国及在未来国际市场竞争中具有一定优势的重点骨干企业上。使其逐步实现主要产品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生产过程和生产设备采用计算机控制，企业采用计算机网络进行辅助管理和辅助决策，使沈阳传统产业高新技术化登上新台阶，真正成为具有行业优势、对地区经济发展和财政收人起支撑带动作用的支柱产业。沈阳起家靠工业，而工业的优势在配套。针对沈阳市企业加工能力强，而组合优势弱的现状，围绕发展先进重大成套装备(包括各类生产线)还要运用高新技术对相关企业进行改造，提高成套设备的开发制造能力，推动传统装备制造业向现代装备制造业的转变。
同时，坚持实施名牌产品战略工程，加快产品结构调整。产品是企业发展的基础。要发挥沈阳市工业产品配套的群体优势，集中力量发展一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效益、具有相当经济规模的名牌产品，在全市形成一批地区名牌、国家名牌和世界名牌产品，增强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用名牌效应促进经济发展。名牌的效应在于提高市场占有率和企业盈利能力，因此名牌要由市场和消费者认可，而不是行政的任命和评定。
3实施大企业战略，通过资产流动重组“造大船”，改善企业组织结构。大企业战略是实现规模效益、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有效措施，已为国内外成功企业的经验所证实。实施大企业战略重在提高质量。要尽快改变沈阳市国有经济比重过大、质量不高的现状，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放小，缩短战线，使企业大而强。实施大企业战略“造大船”要讲求规模效益。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防止简单的企业叠加和规模扩张。要按照市场优胜劣汰的原则，改变对于劣质、亏损企业不断投人，救济、扶助的传统做法，坚决消灭无市场、高能耗物耗、技术等级低的行业和产品，使资本向优质企业集中，“拆旧船，造新船，卖小船，造大船”，形成规模效益。实施大企业战略还要与国际经济技术、管理接轨。要打破地区、部门和所有制的界限，以产权为纽带，进行跨地区、跨部门、跨所有制的收购兼并或股权交易。要以加人wto为契机，通过与世界著名企业攀亲，与知名品牌联姻，与“巨人”同行，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占领国际市场。
4.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研究与开发机制，为产业升级奠定微观基础。目前，沈阳市大多数企业，包括一些国家重点企业，缺乏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储备。不少企业没有真正建立起技术开发机构，一些影响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大关键技术，源头大多在国外。通过实施“捆绑-c程”、“与巨人同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固然是当前改造传统产业的一种现实选择，但从长远看，企业必须有创新能力，开发具有自己知识产权的产品，才能具有持续的竞争能力和发展能力。
因此，实现产业升级必须在建立技术创新体系上下功夫。沈阳市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相对集中，科技人员力量雄厚，要下决心解决长期存在的科技力量游离于经济建设主战场，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把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结合起来，切实使企业成为科技投人和科技开发的主体，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需求对科技进步的导向和推动作用。通过市场推动和政策引导，形成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到科技成果工程化、产业化的技术创新体系。国家要对企业技术进步的条件作出必要的规定，大中型国有企业都要建立技术开发中心，完善产业技术的推广、扩散等服务体系，普遍提高企业的技术素质。建立健全多层次、多渠道的技术投资体系，特别是结合投融资休制改革，拓宽企业直接融资渠道，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新技术的产业化。加大对引进技术消化创新的投人力度，在引进改造上要形成引进一消化吸收一创新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提高企业自我开发创新能力上下功夫。加强对外商投资的引导，鼓励外商转让先进技术，提高外资的技术含量。
5.调整所有制结构，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以混合所有制为主要实现形式的所有制格局。所有制结构调整的重点和措施:一是要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以外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培育多元的产权主体;二是在实践中继续探索产权清晰、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公有制实现形式;三是在上述两点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不同所有制之间、不同产业之间、不同国别之间、不同区域之间的混合实现形式。这既可以充分利用沈阳公有制经济资产存量巨大的优势和其他生产要素相对集中的特点，又可以发挥外资经济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以及个体私营经济机制灵活的长处，是比较适合市情、具有沈阳特色的所有制形式。
传统的经济结构篇9
1信息经济下的传统产业变革与升级
随着信息经济的发展，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跨界融合更加广泛、深刻，传统产业也在向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纵深发展。互联网技术对传统产业的产品设计、生产流程、生产方式、产品销售等全过程渗透。传统产业通过互联网技术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加快生产流程创新与突破，对产业自身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产业之间也将以新的形式进行融合发展。例如借助互联网的发展，利用新的技术、资源和融合方式把农业由一次产业升级为六次产业，不仅拓展了传统农业功能和社会收益，并且，使得这些功能和收益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得以实现。新兴信息网络技术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各个环节的渗透和扩散，催生出各种基于产业发展的服务新业态，生产性服务业将从技术应用、服务内容、商业模式等方面不断提升。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不仅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也将不断催生出新的产业形态，这影响不仅体现在产业结构的变化、转型和升级方面，也会影响市场结构、竞争行为、盈利模式及市场绩效等方面，对产业组织产生深刻影响；对产业的空间布局及产业政策也将产生强烈冲击。因此，忽视这些新的变化，将无法对当下的产业经济现象进行更合理而深刻的解释，也难以对产业领域的现实问题做出有效的解决，产业经济学的应用性将难以体现。
2信息经济下的市场和产业分布变化
信息经济经济使得传统理论下的很多规律发生改变。长尾理论（Longtail）和众包（crowdsourcing）思维已经深入到传统产业的很多领域，市场细分越来越细，“个性化”、“客户力量”和“小利润大市场”概念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传统产业的市场结构和商业模式，处于需求曲线尾部的市场正在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影响市场结构的关键因素：集中度、差异化和进入退出壁垒也正在发生变化。市场中的竞争行为也随之变化，处于需求曲线头部的一级或者二级市场的占有率和利润率也正在经历由盛转衰。在互联网广泛应用之后，企业的营销活动也在发生着革命性的变化，营销活动受时空限制越来越少，营销费用越来越低，营销结果越来越精准，广告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交易付费的广告付费方式使得广告费用大幅度缩减。这些信息经济下市场、竞争策略、商业模式的变化应该被充分关注，融入产业经济学的日常教学之中。
电子商务发展促成产业空间分布新格局。电子商务纵向延展，促进城镇资源快速流转，横向跨境布局，促进全球消费市场的形成。与电子商务相关联的企业如软件公司、代运营工地、在线支付、物流公司等围绕电子商务企业进行聚集，也推动着传统产业集群升级。互联网与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融合，推动产业集群向“在线产业带”转型。信息经济下的产业集聚现象越来越显著，与传统经济下的指向性集聚相比，经济联系性的聚集在加强，创新效益的分析也应该被进一步强化。
信息经济下，传统产业为适应市场需求在不断转变，新的产业形态不断在催生，市场结构，消费需求和空间布局都在不断变化，新的现象和新的问题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理论，这对传统产业经济学理论是个挑战，具有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3信息经济背景下产业经济学教学改革探索
3.1教学理念
产业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中用来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新兴的应用经济理论。学习本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使学生系统掌握产业结构、产业关联、产业组织，产业政策等基本理论，对目前产业的现状，问题及发展有一定的了解，并且能够独立的运用基本理论和概念分析我国目前产业经济当中的现状、问题、使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然而，互联网正在改变人们的消费习惯、市场环境，这些新的现象应该被引入课堂，这就要求在教学中必须摒弃单纯讲授传统理论的教学观念和对单一教材的依赖，结合网络资源和典型案例拓展学生在产业经济学领域的学科视野，强化学生发现、分析与解决市场经济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突出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
3.2教学方法
在信息经济时代，创新教学方法是产业经济学教学改革的重点。课堂上理论讲解、案例分析是基础，但是，让学生在置身市场和具体产业之中，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产业发展所面临的市场环境、竞争格局，行为策略以及政府规制等。在创新产业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探索教、学、用协同的产业经济学课外教学活动的组织形式，深化课堂教学。把“浸入式”的教学理念引入产业经济学的教学之中，让学生能够对某个产业的基本情况做调查研究，撰写调研报告等；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将来就业的意愿对具体产业进行追踪研究，并撰写行业分析报告；开展产业问题讨论，让学生能够把理论与现实问题相结合，深化对理论和现实的理解，并能够积极地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提高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
3.3教学评价
要贯彻教学方法的改革，考核方式必须相应的做以调整。单一闭卷考试形式不能充分反映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掌握及运用情况，考核方式需要与教学方式相配合，多元化地考查学生实际运用相关概念和理论的能力，以及发现、关注产业经济现象与事实。例如，可以引导学生对信息经济下产业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变化，传统产业在网联网经济下面对的机遇与挑战，产业结构的重构、转型与升级，产业规制面临的新问题等进行讨论分析；让学生尝试撰写具体的产业经济案例和产业分析报告等。把考试与考查结合起来，更加全面地提升学生对产业经济学的理解和运用能力，增强知识的现实应用性。
3.4教学材料
信息经济下的产业经济学教学内容应该更加丰富。毋庸置疑，选择一本经典但又符合当下经济形势的好教材非常必要，但是，任何一本教材都有它的优缺点，为了扬长避短，更加丰富的学习材料和学习资源应该引入教学，包括经典案例，统计年鉴、行业报告、与课程内容相关的网络资源，以及与之相关的网络公开课程。多样化的教学材料不仅可以满足学生的课堂学习，而且可以作为课后辅助材料，开阔学生的视野，让学生更加充分地了解产业相关的知识和现实，让学生对产业经济学的内容形成综合知识结构体系，为其后续研究与应用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能力。
传统的经济结构篇10
关键词：两极结构；二元结构；多元结构；中国转型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2)05-0015-04
当代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衡量一个学科是否发生了科学革命的标志在于是否产生了一种规范或者范式。据此，“二元结构”被认为是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范式。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了体制转型和经济转型，能否用“二元结构”作为中国转型经济学的范式来概括和分析中国转型前和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事件，已成为我国理论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之一。由于中国体制转型和经济转型具有特殊性、深刻性和复杂性，所以“二元结构”已表现出相当的“范式危机”。而对“二元结构”范式的借鉴性批判，正是中国转型经济学的生命力所在。
一、二元结构：中国转型经济学的范式危机
学者们常用刘易斯的“二元结构”来描述中国的经济结构，殊不知，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建立的依据和理论背景分别是大不列颠史料和古典经济学，而中国与英国等国“二元结构”形成的原因、历史背景、国内生产要素的资源与供给条件以及面临的国际交流格局都有重大不同。通过对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的再认识和对我国国情的的深入分析，笔者认为，中国转型前的经济结构既不是刘易斯所说的“二元结构”，也不是国内学者所说的“三元经济”，而是经过特殊工业化道路所形成的“两极结构”。
1.中国两部门的特征与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中两部门特征不符
刘易斯所说的传统农业部门有四个特征：(1)它比现代工业部门要庞大得多；(2)劳动力边际生产力或微不足道，或是零，甚至为负数；(3)传统部门实行制度工资，这种工资既是传统部门的人均产品，又是维持传统部门劳动者生活的最低水平；(4)这个部门只有劳力剩余，而无经济剩余。现代工业部门也有四个特征：(1)它十分弱小；(2)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大于或等于工资，该部门存在经济剩余；(3)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高于传统农业部门；(4)现代工业部门存在追求最大利润的冲动，这驱使资本家把经济剩余最大限度地用于资本积累。那么，中国的两部门是否像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中所说的那样呢?
首先，中国的传统农业的确比现代工业庞大得多，但这只是从就业结构而言的；若从产值角度来讲，农业创造的产值远不如工业创造的产值多；再从工农业产值占全国GDp的比重角度看，就不是传统部门比现代部门庞大，而是相反。其次，中国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为零，这可以从舒尔茨的理论中得到证明。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虽然贫穷但有效率，这一点与中国的国情基本相符。如果中国农业是没有效率的话，那么也不能为工业化积累如此多的工业资本。只是这种效率是使用传统生产要素所具有的效率，该效率相对于现代生产要素所创造的效率仍是很低的。再次，中国传统农业部门在精耕细作方面虽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但是该部门从未实行过制度工资，农民收入都是与农业生产周期同步的年收入。由于中国农民无制度工资形式的收入而使传统农业部门与刘易斯所说的传统农业部门不具有可比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因也因此不能用部门间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差异来解释。最后，中国传统农业部门不仅有劳力剩余，还创造经济剩余，经济剩余成为联系两部门的纽带和桥梁。新中国工业化正是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方式获得了农业部门的经济剩余后才建立的重工业。按照刘易斯的定义，传统部门是不使用资本的维持生计部门，现代部门是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高效率部门。然而中国的传统部门是自给性农业与商品化家庭工副业的结合体，虽然家庭工副业不代表现代部门，但却使用了生产性资本。中国的现代部门的确使用了再生产性资本，但却是低效率的。造成中国现代部门低效率的原因在于政府强制性地将农业剩余转化为工业资本，并为工业品制定垄断价格而提高了工业部门的利润率所致。进一步讲，现代工业部门不是以利润最大化和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为目标，而是以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为目标，其经济剩余也未最大限度地用于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而是用于市民福利最大化方面。这说明，中国的两部门和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中所说的两部门不能相提并论。
2.中国不具备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
这是因为：一是刘易斯认为“无限劳动供给”的发生也是有条件的，即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存在落差和城市无失业，而且只有当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工资高于传统农业部门工资(大约30%)才会使无限的劳动供给成为现实。而中国现代工业部门工资水平比农业部门高出不是刘易斯所划定的30%，而是227%。但是，如此大的两部门工资落差却没有引发刘易斯所说的劳动力转移。二是市场机制在无限劳动转移中已充分发挥作用。众所周知，中国自建国以来至改革前，是没有市场机制的国度。没有市场机制，自然没有劳动力市场，因此，这一段时间的工业化是由计划推动的而非市场推动的。“无限劳动”不可能通过根本不存在的劳动力市场转移。这说明中国的确存在“无限劳动”，但却不存在刘易斯所说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无限劳动供给”。“无限劳动”和“无限劳动供给”是两个概念。学者们之所以认为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适合于中国，主要是基于“无限劳动”这一现实情况，而未考虑到“无限劳动供给”所需要的市场机制。三是刘易斯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会自由不受阻碍地流向现代工业部门。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不是自由的，而且还有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和福利制度等阻碍其自由流动，不存在刘易斯所说的自由的不受阻碍的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流动态势。四是假定资本深化是引发现代工业部门扩张的主要源泉。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的核心是经济增长依赖于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当资本积累增长快于劳动增长时，工业部门的扩张才能使“无限劳动”转移顺利实现，最终形成现代部门的一元经济。但中国的现代部门支撑的经济增长不仅不是由资本深化引起的，反而是以高投入、高能耗为代价换来的；不是资本积累增长快于劳动增长，而是工资和消费增长快于利润和投资基金的增长。这与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的假定相去甚远。
二、两极结构：中国转型前经济结构演绎形式的基本解释原则
1.从历史的角度讲，中国转型前是“两极结构”经济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一极结构”。“一极结构”的改变始于第一次被动的工业化和外生型城市化。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多年间，在无国家和民族独立的情况下，被动的工业化孕育了“两极产业结构”，外生型城市化导致了“两极城乡结构”。具体来讲，就两部门而言，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农业和以现代技术为主的新式工业之间形成了各自系统不整合的“两极产业结构”；就新式工业而言，仍存在着具有侵略性、掠夺性、强迫性的外国新式工业和具有民族性、封建性、买办性的中国新式工业之间形成的具有不平等政治地位的“两极产业结构”。有什么样的产业结构，就会产生怎样的城乡结构。外国列强的侵略不仅是中国被动工业化的外力，而且也是中国城市化的外力。这种外生型城市化引发了“两极城市结构”和“两极城乡结构”。前者一方面表现为封建主义性质的城市和资本主义性质的城市并存，另一方面表现为完全殖民地型城市和半殖民地型城市并存；后者表现为城乡资本结构、城乡贸易结构、城乡生产组织结构等的严重失衡。这是其一。
其二，建国以后至改革开放前，赶超型工业化和限制型城市化不仅没有解决以往历史中形成的种种矛盾，反而加深了这些矛盾，形成了倾斜的“两极结构”。倾斜的“两极结构”首先表现为停滞性传统农业和重型化现代工业相对立。改革前的民族重工业虽然不像20世纪初那样受外国资本控制，但那时的重工业仍然不是从传统农业部门逐渐分离出来的轻工业发展而来的，而是基于国家安全和政治独立的需要迅速建立起来的重工业。这种在政府主导和计划推动共同作用下的赶超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之结果，与刘易斯所阐述的市场化推动下自由自发地形成现代工业部门扩张过程不相符。倾斜的“两极结构”其次表现为以户籍制度、福利制度、副食品供应制度作为制度壁垒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人口城市化滞后。城乡差距拉大是建国前“两极城乡结构”在新时期的表现形式。
2.从文明类型和现代工业部门产生方式角度看，中国是典型的“两极结构”社会
一方面，中国的传统农业隶属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第二次大变革产生的农业文明，而发达国家通过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建立起来的中国近代工业则隶属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第三次大变革的工业文明，中国的第二次重工业化是基于工业文明的落后遭受百年耻辱这一历史教训而发动的。两个产业部门分别属于两类文明，并且农业文明自身始终未孕育出工业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是“两极结构”而非“二元结构”。另一方面，刘易斯认为“二元结构”中的现代工业部门产生方式是内生的。但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近代的第一次工业化，还是建国后的第二次工业化，都不是因农业的分工而引起的，而是非自然内生型的工业化。同时，这种非自然内生型的工业化产生方式从一开始就十分迅速而且庞大，与刘易斯所说“现代工业部门十分弱小”相矛盾。
三、多元结构：阐释中国转型过程的特定研究硬核
如果说“两极结构”是中国经济转型前的历史结构的话，那么，“多元结构”则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的现实结构。一般认为，转型是包括前苏联、蒙古、中东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中国、越南、朝鲜及其他地区类似的和模仿的国家，全部地或部分地放弃了中央计划经济制度，并开始向以广泛的私有制为基础的非集中化的市场机制过渡。其实，这只是从体制的角度研究的转型，并未把握转型的全貌。完整意义上的转型是体制转型和经济转型以及社会转型的统一。在以上所有转型的国家中，中国是最成功的。因为中国的转型不仅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跨越，而且也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两极结构”状态。当我们将中国的体制转型、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纳入世界经济格局中定位并作历史的审视时，不应忽视了中国转型道路已显示出的成功性和独特性。而“多元结构”正是这一成功性和独特性转型的体现形式，或者说，是中国转型经济学的基本范式。以“多元结构”为核心的基本范式又衍生出了其他范畴：“多元制度结构”、“多元利益结构”和“多元产业结构”等。
1.多元制度结构：体制转型的过渡性制度安排
鉴于计划经济体制惯性阻碍的存在，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一步到位；又因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与其整合的方式多种多样，所以在同一时期的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制度或者在不同时期选择不同的制度，是中国体制转型的过渡性特点。这些过渡性制度安排的推出，主要是为了减少因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而造成的社会震荡。只有实行过渡性制度安排，才能逐渐实现对以往正式制度的更迭和替代，多元制度结构正是保持这种渐进性制度替代与更迭顺利进行的最佳途径。
多元所有制结构最大限度地化解了新旧体制更迭和替代所产生的种种风险。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所有制性质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的认同，公有制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转型目标的确立，不仅要求公有制范围内的多元微观经济主体可以并且必须存在，而且还吸纳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允许的大量非公有制经济主体，至此，形成了个体所有制、私有制、公有制、混合所有制并存的多元所有制结构，这是中国转型过程中其他制度结构的根基。当公有制企业――国有企业因承包制的推行出现种种弊端而使转型步履维艰时，其他非公有制企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蓬勃发展，弥补了因国企改革失误而造成的损失，这使得转型可以继续进行。
多元配套制度是对多元所有制结构的合理延伸和拓展，它使中国转型带有复杂性和深刻性。实践证明，中国的转型是全面的和协调的，而体现这一特点的正是多元配套制度的改革与建立。“多米诺骨牌效应”似乎可以用来对这种渐进式改革作形象的描述，即一项关键性改革可以带动相关制度改革，由此形成与转型目标要求一致的制度体系。对此，仅从宏观管理体制改革便可略见一斑：分税制的建立，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结构工资制度的确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初步形成，劳动合同制的全面创立等等。在微观经济制度方面，改革亦是多元化的。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就曾先后试验过承包制、放权让利、股份制、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债转股等。除此之外，还有各项法律、法规的建立等。尽管这些多元配套制度自身还带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些配套制度毕竟使中国转型走向深入和协调。
同时，多元制度结构还体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因城市和农村两个经济系统的不同，中国政府对城市和农村进行制度改革时选择的制度创新方式也不同。对于广大农村而言，大多是自下而上型制度创新；对于城市而言，大多是自上而下型制度创新。前者的制度创新主体是村民，而后者的则是政府。由于地区间差别的存在，中国政府对沿海和内地实行了不同的政策，许多“三资”企业因在沿海地区享受了“超国民待遇”而带动了中国的出口，当然也影响了中国内地企业与之展开的公平竞争的进行。中国政府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同样实行了差别待遇，并通过制度将差别待遇固定化。虽然多元制度结构降低了转型风险，但也引发了新的矛盾。
2.多元利益结构：社会转型的逻辑性概括
最近20多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忽视了中国经济转型期利益关系变化这一主要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的体制转型必然引发社会转型，而社会的转型首先表现在利益格局的分化方面，多元利益结构是中国利益格局分化的结果。相对于体制转型而言，社会转型更艰难。因为既要考虑各利益主体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又要关注各利益主体在改革中的利益得失和利益补偿。如果各利益主体之间不能保持大体上的均衡的话，那么社会转型就会因失败而导致社会秩序混乱，而多元利益结构的存在恰恰是保证利益均衡和社会稳定的前提条件。
由于改革的实质是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格局，这样，必然有的利益主体从中受益，而有的利益阶层从中失去既得利益。多元利益结构的形成不仅鼓励了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中坚阶层的批判性和创造性的发挥，而且又从另一个侧面为人们的行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还通过减少保守阶层的利益所得来提高整体社会效益，符合体制转型的改革者多得的利益正是不符合体制转型者失去的利益。追求更多的利益成为推动社会转型的根本动力。
3.多元产业结构：经济转型的适应性选择
随着体制转型和社会转型的进行，经济转型前的“两极产业结构”也一定会发生变化，至于变化的方向自然是与体制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方向大体一致。于是，多元产业结构应运而生。
从转型经济学角度看，多元产业结构一方面是体制转型和社会转型的经济依托，另一方面使转型前的“两极城乡结构”有所改变。无论是国有制经济，还是非国有制经济，它们都是发展某一产业的微观经济主体，产业构成各种所有制的实质性内容。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城市和农村面貌的改变以及城市化率的提高也离不开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支持。农业分工和农业产业化的深入发展为城乡结构的优化提供了条件，农村乡镇工业的异军突起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距，第三产业的全面升级提高了城乡就业结构，尤其是发达地区的城市非农产业还吸纳了5000万～8000万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尽管这些变化都是初级的、浅层次的，但从这些变化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转型方向。中国不但没有出现刘易斯所说的由“二元结构”到“一元结构”，反而呈现出由“两极产业结构”向“多元产业结构”的演变态势。而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成功性和特殊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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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thetwo-extremeStructuretoamulti-elementone――thebasicformulaofChina‘stransformationeconomics
LiUmei-ping(instituteofeconomics,Jilin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abstract:China‘sfirstpassiveindustrializationandthewest-drivenurbanizationbroughtaboutthedeformed“two-extremeStructure”withoutautonomy;thesecond“catch-up-and-surpass”industrializationandthecontrolledurbanizationafterliberationcausedatwo-extremestructurewithautonomy.thetwo-extremestructurehaspassedintohistoryinChina‘sreform.meanwhile,Chinabegantoconstructamulti-elementstructureinitsthirdindustrializationandurbanization.thisistherealisticstructureinharmonywithChina‘stransformationperiod.
Keywords:dual-elementstructure;two-extremestructure;multi-elementstructure;thetransformationeconomicsinChina
(责任编辑：育川 责任校对：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