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结构的定义篇1
关键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资本主义萌芽
1前言
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来看，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中，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模式。在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农业作为主要的经济结构起到了支撑的作用，同时，商业和手工业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商业特点并不明显，手工业占比也比较小。而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及商业规模和手工业占比不断扩大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开始发展，并且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2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
1.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
基于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对农业经济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且将主要的社会资源和经济要素都用来发展农业，这不但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发展形势有关系，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在整个产业结构中，农业的所占比重相对较高。
2.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商业特点不明显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结构，对商业的关注较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抑制商业发展的趋势，使得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商业特点不够明显，商业属性不够突出，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商业的规模以及商业的发展形势都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商业的所占比重相对较少。
3.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手工业占比较小
在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中，手工业是一种独特的经济形式，但是由于中国在封建社会中没有与西方的工业革命相结合，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手工业的比例相对较少，手工业的产值也比较少，手工业仅仅作为商业的一个分支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手工业占比较小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另一个特点。
3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为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基础
1.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为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经济基础
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在明清时期进入了鼎盛，其中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有效地推动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具有了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基础，也有效地解决了资本主义萌芽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经济基础问题。因此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为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原有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遇到了瓶颈
与此同时，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原有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瓶颈，如果还是一味的抑制商业发展，那么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将会崩溃，在这一瓶颈面前，商业规模的扩大使得资本主义这一新的经济形势开始了有效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状态。
3.手工业产业规模的扩大，为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工业基础
受到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中国的手工业产业规模也得到了不断的扩大，在明清时期手工业开始快速发展，并立足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中国的轻工业开始了缓慢的发展，这一状态为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良好的工业基础，使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有可能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所以，在资本主义萌芽中，手工业产业规模的扩大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4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1.农耕经济发展思路的转变，势必形成了对新的经济形式的追求
在长期以来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农耕经济的发展思路是主要的社会经济结构基础，而在明清时期农耕经济发展思路开始了一定的转变，对于商业的重视以及轻工业的发展，都成为了新经济形势的一种重要探索，因此，农耕经济发展思路的转变，势必形成了对新的经济形势的追求，使得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进入了理想的状态。
2.农业与商业并重的发展思想，成为了诞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标志
随着商业规模的扩大，以及商业经济思想的不断发展，商业结构和商业经济形势改变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开始了有效的经济结构调整，为适应商业与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妥协，而这些发展基础都成为了诞生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标志。所以，农耕经济发展思路的转变，成为了追求新的经济形式的重要基础。
3.对工业的全新认识，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受到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开始对工业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一基础上，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和支持，并且得到了轻工业的有力支持，从明清时期的轻工业发展来看，特别是晚清时代，轻工业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雏形，对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形成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5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使资本主义萌芽成为了必然的发展趋势
1.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到了尽头，必然会出现新的经济形式
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来看，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在不断的发展中，已经逐渐的走到了尽头，特别是在清朝末期，资本主义萌芽已经成为了取代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要经济形式，之所以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主要原因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在发展过程中已经无以为继，只有出现新的经济形式，才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有效发展。
2.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在突破发展瓶颈的尝试中，诞生了资本主义
从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来看，在每一次突破发展瓶颈的尝试过程中，都对资本主义这种经济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各项生产要素也决定了只有进入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才能够实现资源的合理配套，进而提高经济的发展质量，因此，资本主义的诞生主要得益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对发展瓶颈的突破。
3.中国社会经济总量的提高，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经济的现象
中国社会经济在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状态下得到了长期持续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经济总量不断地提高和累加，在发展速度和经济总量上都达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基础，并且由于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以及封建王朝的结束，资本主义势必成为取代封建经济的重要手段，对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6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对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不但为资本主义萌芽奠定了基础，还推动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最后，中国社会封建社会经济结构使资本主义萌芽成为了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正确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特点，掌握对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影响，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和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乔瑞雪；；从多元视角解析清朝锁国政策的产生根源[J]；学习与探索；2011年04期
[2]逄文昱；；汪直：一个不容于时代的海商领袖[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04期
[3]赵轶峰；；明清帝制农商社会论纲[J]；古代文明；2011年03期
[4]郑正；；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政府与区域经济发展[J]；知识经济；2011年15期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2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理论价值现实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3.014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变迁规律。在其理论体系中，社会基本结构在社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功能结构在社会基本结构运行时起补充作用，社会关系结构体现了社会结构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客观变化，三者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统一于社会结构理论之中。当前，我国正处于攻坚克难的改革阶段，应从战略高度出发，在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中汲取养料，在实践中发挥其指导作用，彰显其当代价值。
社会基本结构、功能结构、关系结构的三维阐释
基本结构。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解释了社会基本结构，并提出各相关要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的有机统一体。从历史层面看，自人类诞生开始，族群之间就形成了简单的社会关系，构成了社会基本结构的雏形。从层级性上看，马克思在研究社会结构整体性的同时也关注了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确定了双层次理论来详细阐述社会基本结构的地位和作用。双层次体系涵盖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关系。因而，社会基本结构具备整体性和层级性的基本特征。
功能结构。社会功能结构涵盖了经济、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的相关要素，同时兼具了社会治理体系的治理目标，可以说，社会功能结构的治理是社会基本结构治理实现的载体。首先，经济结构的调整要与经济发展规律相适应。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观点，明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分析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进而调整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才能保证二者处于相适应的状态，社会才能进步，否则社会矛盾的出现将会影响经济结构调整，不利于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①其次，经济结构涵盖生产力、就业和分配制度等方面，要通过调整各种经济结构内部比重，才能优化经济整体结构。
关系结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社会关系结构的本质属性是阶级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在于，它没有把阶级划分的标准定位在收入与分配领域，而是在生产过程中确立。阶级差别的出现主要归因于经济基础，归因于物质生产方式和交换关系上。社会关系处理中具有强烈的阶级意识，并通过政治渠道反映和获取自身的阶级利益。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对社会建设的理论指导价值
社会关系是人作为社会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相互作用的相对稳定的关系，这种相对持久的社会关系被马克思定义为社会结构，它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关系性、动态性、批判性的特征，②对国家治理体系的建构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首先，社会结构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社会结构理论将社会关系的总和视作基本内容，社会关系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性条件，对其他社会结构产生决定性影响。其次，社会结构是层次性和系统性的统一。马克思曾指出，社会结构是一个系统性的有机整体，组成这一系统的相关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突破了简单机械相加模式，通过一定的方式和结构共同组成社会结构。再次，社会结构是动态与稳定的统一。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始终将社会结构看作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过程，这种动态变化不仅表现在社会结构整体性上面，还表现在各个组成要素之中，同时社会结构内部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因而是动态与稳定的统一。最后，社会结构理论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其价值和生命力通过批判性得以体现。批判性是社会结构理论的显著特征，体现在对社会结构的全面分析之中。
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对社会建设的现实指导价值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成果显著，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但总体来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然是我们新时期发展的主要目标。从社会建设角度而言，解放与发展生产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实物质保障。
坚持以政治建设为根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始终坚持以政治建设为根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提供政治保障。在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发挥民主建设的优势，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道路，坚持民主与法治的结合，促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
坚持以社会建设为纽带。当前，我国已经进入改革攻坚阶段，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变革为社会发展带来了活力，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要想取得长足进步，就要更加注重社会建设。③具体而言，应重点发展教育事业，为人们提供均等的就业机会，协调好收入与分配的关系，提升卫生、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水平，形成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
坚持以文化建设为灵魂。随着经济全球化逐渐推进，网络信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与普及，社会主义文化呈现出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但与此同时，世界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愈加明显，对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在新时期，文化建设应与时俱进，秉承开放性的原则，广泛吸收各国先进文化，同时发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势。文化建设是民族发展的灵魂，应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主体作用，引导民众自觉进行文化创造，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建设和谐文化，推进文化创新，为文化建设增添新活力。
坚持以生态建设为纲领。党的十以来，我党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从战略高度上提出了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原则，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对美丽中国建设和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之一，如不能有效处理二者的关系，长此以往，势必会导致社会的崩溃以及文明的衰退。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我党的行动纲领，要努力打造生态文明新时代，将其与社会主义事业紧密结合，形成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新的文明境界，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深刻内涵。”
综上，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能够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和现实指导，其中蕴含的思想观点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我们对于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借鉴，不仅要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还要汲取多学科的合理成分，才能在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阶段实现创新与发展，才能在当代中国找到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生长点。
（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规划项目“党的纯洁性思想来源及当前党建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2014B002）
注释
杜玉华：《论马克思社会结构理论的基本涵义及其特征》，《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2期。
杜玉华：《超越“二元困境”――马克思的社会结构分析及其方法论特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3
[关键词]国际经济新秩序 结构主义 功能主义 新功能主义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1-0106-05
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发展中国家长期追求的主要战略目标，也是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一项基本政策。随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蔓延，改革现行国际经济制度规则、寻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再度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议题。在此背景下，梳理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围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争论，无疑将为深入思考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效途径提供有益的理论启示。
结构主义的主要观点及其评价
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结构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诉求中”，是发展中国家倡导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论基础和理论结晶，其主要倡导者是以劳尔・普雷维什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学者。概括地讲，结构主义的理论观点可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1)关于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结构失衡。结构主义认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基本特征就是结构性不平等，这种结构性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生产体系。结构主义指出，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使发展中国家沦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供应地以及工业品销售市场，而发达国家则完全控制了工业产品以及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单一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模式成为羁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②不平等的国际贸易体系。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主导控制的国际贸易秩序及其规则体系具有明显的亲西方属性，致使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完全被冷漠甚至边缘化”；而且，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关系中所奉行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限制和歧视亦严重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贸易发展。不平等的国际金融体系。结构主义强调，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两大基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完全为发达国家所控制，而发展中国家则难以参与国际金融规则的制定以及国际金融事务的决策。不仅如此，发达国家主导控制的国际金融机构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时还常常附加苛刻的条件，因此，不平等的国际金融体系同样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基于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结构性不平等，结构主义坚信对现行国际经济制度必须予以改革和调整以平等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换言之，对国际经济关系不平等性的思考“构成为发展中国家倡导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础”。
(2)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目标。1974年，联合国先后通过了由普雷维什担任秘书长的联合国贸发会议主持起草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等三份“体现结构主义理论精髓”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纲领性文件。从总体上讲，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要内容是：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宗旨是平等、相互依赖、合作互利和共同发展。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实现公正合理的国际分工，鼓励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通过削减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以改善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确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以普遍性、非互惠和非歧视原则为基础的普遍优惠制度(普惠制)，多边贸易谈判应遵循对发展中国家的非互惠的优惠原则。改革国际货币金融制度以使发展中国家充分参与国际金融决策，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提款权分配及发展贷款，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制订跨国公司国际行为守则以规范跨国公司的投资活动，促进面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资。制订国际技术转让行为守则，促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技术转让。根据上述原则，结构主义强调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关键意义就在于：首先，“国际经济新秩序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促进世界经济贸易的发展”并“推动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世界市场”。其次，国际经济新秩序将依托于一个“相互依赖的世界”，因此，寻求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方案应综合评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进而促进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总之，国际经济新秩序旨在“克服现行国际经济关系体系中的主要缺陷”，从根本上讲是“要求在现行制度框架内对有关的程序和安排作出相应的调整和改革”。由此可见，结构主义的理论解读阐明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实质，即国际经济新秩序并非是对现行国际经济规则的全盘否定，而是要求进行制度改革以便发展中国家能够平等地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而推动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
毫无疑问，结构主义有关结构性不平等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规则体系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由此为国际经济新秩序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与此同时，结构主义理论一再强调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宗旨是平等互利和共同发展，实现途径则是寻求对现行国际经济制度规则进行必要的改革以平等地体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国际经济新秩序应兼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利益平衡，促进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由此可见，结构主义理论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阐释无疑准确把握了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真实内涵，并为发展中国家寻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理论指导。
功能主义的主要观点及其评价
对于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发达国家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发达国家学术界亦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形成了拒绝主义、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等不同观点。尽管拒绝主义的观点影响甚微，但在评论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之前仍然有必要对其加以简要分析。
拒绝主义(Rejeetionism)明确表示拒绝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经济增长五阶段论的倡导者沃尔特・罗斯托甚至声称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基于错误的知识观念、错误的议事日程、错误的谈判论坛和错误的谈判角色”。拒绝主义的依据主要是：1、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在规范和效率方面均是无可挑剔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或贫困是由发展中国家自己造成的，因此没有权利提出任何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结构和利益需要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只是暂时现象。基于此，拒绝主义认为发达国家应明确反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所有要求。
毫无疑问，拒绝主义的观点和理论依据均不符合客观实际且明显失之偏颇，因此即使在发达国家也是应和者寡，对有关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理论争鸣并未产生意义重大的影响。
在围绕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辩论中，代表西方发达国家立场的典型观点就是功能主义。从总体上讲，功能主义理论对国际经济新秩序持否定态度，认为国际经济新秩序“即使不是完全不切实际
的，至少也是毫无效率的”。相互依赖理论的奠基者理查德・库珀更是坚信“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关方案包含着难解的悖论”，在关注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同时却忽视了发达国家的利益，结果只能是导致矛盾和冲突。具体地讲，功能主义的理论观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功能主义声称世界经济秩序“并没有导致结构性不平等”，发展中国家已经从世界市场和国际投资中获得了利益，因此，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构想缺乏起码的道义依据。与此同时，功能主义强调发展中国家自身应当为经济发展作出积极努力，而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政策的选择将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国际规则调整充其量不过是辅的措施”，因此，借助于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实现经济发展的设想实际上回避了发展中国家理应承担的主要责任。
其次，功能主义坚信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基本上是平等公正和富有效率的。功能主义认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具有积极价值”，如果按照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原则重塑世界经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将得不偿失”。功能主义承认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并非尽善尽美，需要作出特定的渐进式改革，而改革的最佳方法就是尽量将发展中国家纳入现行国际经济体系以“确保该体系的持续运转及其价值观念和制度规范的完整性”。“嵌入式自由主义”理论的首倡者约翰・鲁杰认为，“自60年代初期以来，现行国际货币和贸易机制已经作出了一系列特别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调整”，目的就在于体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这就意味着现行国际经济秩序所包含的制度规则可以在渐进式改革的基础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切。
第三，在承认现行国际经济规则需要作出渐进式改革的同时，功能主义强调南北谈判应以功能性标准作为指导原则，将关注的重点聚焦于需要通过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全球议程”问题，诸如粮食问题、能源问题和环境问题等。功能主义指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面临着全球议程的新挑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构成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基础的专门性多边制度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亦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功能主义认为迎接全球议程挑战的关键并不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是加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及其规则体系、尤其是功能性的多边制度如关贸总协定制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
功能主义完全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立场上，对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正当要求作出了有失公允的评判。首先，功能主义竭力否认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不平等性，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其次，功能主义夸大了现行国际经济制度规则的作用。第三，功能主义注意到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因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功能主义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际经济旧秩序的不平等是密切相关的，治理全球性问题的根本途径仍然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均能平等参与全球议程的谈判，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第四，尽管功能主义有关渐进式改革的主张旨在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完整性，而非从根本上解决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问题。但渐进式改革的思路却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寻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应当承认，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渐进式改革就成为发展中国家现实的政策策略选择之一，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必须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规则的谈判与制定，以国际经济新规则的阶段性成果推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新功能主义的主要观点及其评价
新功能主义对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均提出了质疑，认为结构主义有关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计划是“不切实际的”，理由是：结构主义没有考虑到南北方之间广泛而紧密的联系，连接南北关系的纽带是相互依赖而非依附，南方和北方共享的利益与义务必须成为全球改革的基础；结构主义的观点是肤浅的，它忽视了远比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价值观念如全球环境保护和世界和平等。与此同时，新功能主义亦批评功能主义是“基于狭隘的相互依赖理念”，主要表现在：功能主义以国家利益代替了全球利益和人类利益，且零碎的渐进式改革将难以赢得南方的合作；功能主义所主张的基于北方主导的专门性多边制度的改革方案不足以应对全球挑战，因而不值得信赖。在批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的基础上，新功能主义就全球改革提出了进一步的观点：
首先，新功能主义从南北之间相互依赖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南北关系。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勃兰特委员会)报告明确指出，当今世界面临诸多全球性问题，国际体系的相互依赖亦明显增强。就南北关系而言，“离开了北方，南方就不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同样，北方的繁荣也有赖于南方取得更大的发展”，因此，“发展意味着相互依赖，这两者都是人类生存的先决条件”，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全球责任”。
其次，新功能主义明确提出了全球改革的主张。新功能主义着重指出，现行国际经济秩序及其规则体系是不公平的，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没有平等获益的机会，因此，必须通过全球改革以增进全球范围的公平程度。简言之，全球改革“必须遵循权利与机会平等的原则，进而达成公平的妥协以消除严重的不公正并促进世界各国的相互利益”。勃兰特委员会报告同时强调，解决全球公平问题、实现全球改革的途径应是南北对话与合作，而不是南北对抗。
第三，新功能主义坚信全球改革的首要任务是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在关注全球公平问题的同时，新功能主义强调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应超越纯粹的经济增长并致力于寻求生活必需品的公平分配以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因为“人的基本需要”体现了南北双方的共同利益。新功能主义认为，“人的基本需要”包括三个核心内容：食物营养、医疗卫生和基础教育；只有将全球改革与“人的基本需要”结合起来，南北谈判才能取得富有成效的进展；而作为达到这一目标的关键环节之一，发展中国家亦应承诺进行相应的国内改革。不仅如此，新功能主义还强调了全球改革对于南北双方的政治和战略意义，认为全球公平和“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是确保世界和平与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4
关键词：产业结构变迁；经济增长；影响方式；索洛余值
中图分类号：F224；F121.3；F124
产业结构是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变动升级的，反过来，产业结构变动也对经济增长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由于产业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本文试图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定量地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
一、经济计量模型的构建
为了更好地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分两个阶段进行研究：首先分析不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得到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然后在此基础之上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把产业结构变动效应从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中分离出来，进而定量地分析产业结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方式。
（一）不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
在上述假设条件下，可以得到不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
其中，Yt是t时期的产出，用该期的GDp来代表。Kt是t时期的物质资本投入，用该期末的总资本存量来代表。Lt是t时期的劳动投入，用该期的劳动人数来代表。a0是基期的技术水平。r是技术进步率。t是时期，用年来代表。α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b是劳动的产出弹性。u是误差项，满足经典假设。
显然，在该模型中，技术进步率就是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它由狭义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动效应、制度变动效应等组成。因此通过分析不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可以得到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
对上式取对数，有回归模型①：
进而还可得增长速度方程①：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k为物质资本投入的增长速度、l为劳动投入的增长速度。
（二）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
由于产业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可以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这样就可得到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
其中，Ht是t时期的产业结构状态，用产业结构转换系数来度量。e是产业结构作为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其他符号的含义同上。产业结构转换系数被定义为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产业结构转换系数值的变化能很好地刻画产业结构的变动情况。产业结构转换系数值变化越快，说明产业结构转换的速度越快。产业结构转换系数值越小，说明产业结构的程度越高级。反之亦然。
由于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已经从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中分离出来了，所以该模型中的技术进步率就只是由狭义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动效应等组成而不再包括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因此通过分析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可以得到产业结构变动效应。
在上式两边同时取对数，有回归模型②：
进而还可得增长速度方程②：
其中，h为产业结构转换系数的增长速度。其他符号的含义同上。
二、经济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与检验
对经济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与检验，分以下两个阶段进行研究。
（一）不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与检验
根据我国在1980-2010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物质资本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劳动力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eViewS3.1软件，对回归模型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
由表1可以得到回归方程①：
根据上表进行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由表1可知，可决系数R2=0.99，说明拟合优度很好。
（2）总体回归模型的显著性检验：由表1可知，F=1864.346，其相应的p值为0，说明我国的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以及技术进步这些解释变量对我国GDp的整体影响显著。
（3）变量的显著性检验：由表1可知，lnL对应的t值为3.721618，其相应的p值为0.0006，说明我国的劳动力投入对我国GDp的影响显著。技术进步对应的t值为4.388737，其相应的p值为0，说明技术进步对我国GDp的影响显著。lnK对应的t值为6.867798，其相应的p值为0，说明我国的物质资本投入对我国GDp的影响显著。
（4）回归系数的经济意义检验：由表1可知，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的估计值为0.426599，年均技术进步率的估计值为3.9125%，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的估计值为0.599117，说明劳动力投入增加1%时有GDp平均增加0.426599%，物质资本投入增加1%时有GDp平均增加0.599117%。
（5）序列相关检验：由表1可知，Durbin-watson统计量的值为2.109293，说明不存在自相关。
综上所述，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很好地刻画了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以及技术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二）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经济计量模型的回归分析与检验
根据我国在1980-2010年期间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物质资本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劳动力投入的时间序列数据、产业结构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eViewS3.1软件，对回归模型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
由表2可以得到回归方程②：
根据表2进行检验：
（1）拟合优度检验：由表2可知，可决系数R2=0.99，说明拟合优度很好。
（2）总体回归模型的显著性检验：由表2可知，F=1335.823，其相应的p值为0，说明我国的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技术进步以及产业结构这些解释变量对我国GDp的整体影响显著。
（3）变量的显著性检验：由表2可知，lnL对应的p值为0，说明我国的劳动力投入对我国GDp的影响显著。技术进步对应的p值为0.0093，说明技术进步对我国GDp的影响显著。lnK对应的p值为0，说明我国的物质资本投入对我国GDp的影响显著。lnH对应的p值为0，说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变动对我国GDp的影响显著。
（4）回归系数的经济意义检验：由表2可知，在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的估计值为0.518506，年均技术进步率的估计值为2.6628%，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的估计值为0.640043，说明劳动力投入增加1%时有GDp平均增加0.518506%，物质资本投入增加1%时有GDp平均增加0.640043%。同时，产业结构变量的产出弹性系数的估计值为-0.535548，说明产业结构系数降低1%时有GDp平均增加0.535548%。
（5）序列相关检验：由表2可知，Durbin-watson统计量的值为1.910419，说明不存在自相关。
综上所述，该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很好，很好地刻画了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技术进步以及产业结构变量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由于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已经从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中分离出来了，所以该回归方程中的技术进步率0.026628就只是包含狭义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动效应等组成，而不再包括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因此通过分析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回归方程，可以得到产业结构变动效应。
三、回归方程的分析与应用
对于回归方程的分析与应用，具体内容如下。
（一）不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回归方程和包含产业结构变量的回归方程之间的比较
对比回归方程①和②可看出，在没有产业结构的回归方程中，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599117，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426599，但是在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由0.599117提高到0.640043，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也由0.426599提高到0.518506。这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动效应不仅提高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而且也提高了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这是因为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就会从生产率水平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水平较高的部门，从而使得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的生产效率得到提高。
对比回归方程①和②还可看出，在没有产业结构的回归方程中，技术进步率为3.9125%，但是在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由3.9125%下降到2.6628%，下降部分为3.9125%-2.6628%=1.2497%。在回归方程①中，年均技术进步率的估计值为3.9125%，这就是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它由狭义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动效应、制度变动效应等组成。而在回归方程②中，由于已经包含了产业结构变量，所以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已经从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中分离出来了，因此该回归方程中的技术进步率0.026628就只是包含狭义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动效应等组成，而不再包括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因此，其下降部分1.2497%就是所谓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
在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率从3.9125%下降到2.6628%，技术进步率下降的部分1.2497%就是所谓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对比回归方程①和②还可看出，这部分1.2497%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的提高部分0.040926，其中0.040926=0.640043-0.599117；二是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的提高部分0.091907，其中0.091907=0.518506-0.426599；三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产业结构的产出弹性值即-0.535548。因此，可以把前两方面的内容当作是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而把最后一方面的内容当作是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
（二）不包含产业结构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和包含产业结构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之间的比较
根据回归方程①所示的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及技术进步率，运用增长速度方程①，可以得到技术进步、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表3所示。
由表3可知，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1.85%，显然这就是所谓的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它包括了狭义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动效应、制度变动效应等变量的贡献率。
同时，根据回归方程②所示的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物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产业结构的产出弹性以及技术进步率，运用增长速度方程②，可以得到技术进步、物质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以及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表4所示。
显然，在表4中，由于已经包含了产业结构变量，所以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广义技术进步即索洛余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分离出来了，因此表4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8.48%就只是包含狭义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动效应等变量的贡献率，而不再包括产业结构变动效应的贡献率。
对比表3和表4可知，在没有产业结构的增长速度方程中，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7.43%，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为10.72%，但是在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7.43%提高到50.67%，劳动力投入的贡献率由10.72%提高到13.03%。这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动效应不仅提高了劳动力的贡献率，而且也提高了物质资本的贡献率。这是因为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就会从生产率水平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水平较高的部门，进而使得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的生产效率得到提高，从而提高了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贡献率。
对比表3和表4还可看出，在没有产业结构的增长速度方程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41.85%，但是在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1.85%下降到28.48%。下降部分为41.85%-28.48%=13.37%。在表3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41.85%是所谓的广义技术进步即所谓的索洛余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它包括了狭义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动效应、制度变动效应等变量的贡献率。而在表4中，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8.48%只是包含狭义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变动效应等变量的贡献率，而不再包括产业结构变动效应的贡献率。因此，其下降部分13.37%就是所谓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在把产业结构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引入经济计量模型之后，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41.85%下降到28.48%，其下降部分13.37%就是所谓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比表3和表4可看出，这部分13.37%的产业结构变动效应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表现在三方面：一是物质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提高部分3.24%，其中3.24%=50.67%-47.43%；二是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提高部分2.31%，其中2.31%=13.03%-10.72%；三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82%。因此，可以把前两方面的内容当作是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间接影响，而把最后一方面的内容当作是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
四、政策建议
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动，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就会从生产率水平较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水平较高的部门，从而使得劳动力和资本等资源的生产效率得到提高，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动效应不仅提高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而且也提高了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同时，产业结构作为一个生产要素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必须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2003年，我国第一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重为14.4%，美国这一比重为1.6%，这一比重的世界平均水平为33.8%，这说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很落后，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因此迫切需要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的层次。
我国的广义技术进步（即索洛余值）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41.85%左右，当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高达70%～80%左右。因此，我国要实现经济的高速和高质量增长，不仅应依靠产业结构的合理转换，而且还应依靠科技进步。
此外，本文的实证分析说明，产业结构的变动效应的确是属于索洛余值的一部分。可见忽视产业结构变动的增长速度方程，高估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参考文献：
[1]周振华.现代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罗伯特·m·索洛，等.经济增长因素分析[m].史清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常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徐冬林.中国产业结构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4（6）.
[5]国家统计局.2005年国际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6.
[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区别；科学综合
从总体上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又存在着许多相通之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认真地进行二者的比较分析进而实现二者的科学综合，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研究对象：具体制度与根本制度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的内容既包括有形制度也包括无形制度、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其中有形制度包括政府、公司、工会、家庭、垄断集团、社会组织。无形制度包括国家制度、企业制度、产权制度、法律制度和社会规则等。正式制度包括人们有意识创设的行为规则。非正式制度是指导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行为规则、价值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
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建立其上的上层建筑，它的基本任务就是对整个社会结构——社会制度进行解剖。社会制度既包含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社会经济结构，也包含同一定社会经济结构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马克思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一定的生产方式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质上就是制度经济理论，马克思采用的是制度分析方法，马克思是较早地把制度纳入经济分析中的理论家。在马克思经济学说中，制度范畴的内涵就是社会形态的“生理学结构”，它包含着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作为社会生产方式即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这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二是作为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生产过程的管理制度与生产成果的分配制度，这是由社会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派生制度。三是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等制度，这是由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所产生并决定的政治上层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制度”分为狭义的制度和广义的制度，狭义的制度是指经济制度，这是仅限于经济领域内的制度；广义的制度是指整个社会制度，即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这是存在于经济、政治领域的社会制度。
在马克思的制度结构框架中，各个制度因素之间不是平行的、彼此孤立的，而是层层递进又相互联系的。社会制度包括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这两个基本结构因素，而在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这两个基本结构因素内部，又包含了许多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子系统，如，在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存在着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两个子系统；在社会政治结构内部存在着法律、国家和意识形态等子系统。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结构细致缜密，涵盖并详细界定了各种制度内容，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以一种层层递进的结构探讨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之间唯物主义的辩证关系。在马克思制度结构框架中，作为生产的社会形式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是最基本的制度；作为生产关系主要内容的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是由前者派生的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制度既是经济制度的反映与产物，也是经济基础的体现与保障。
社会制度通常不是单一层面的，而是多层面的复合体。社会制度可分成不同的层次，粗略地划分可分成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本质性制度，即基本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它们是制度体系中的根本制度，直接规定了一个社会的性质，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第二层次是资源配置的调节性制度，它是根据第一层次的原则和要求对社会运行的体制和机制的具体规定，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共同遵循的办事规程或行为准则。处于不同层次的制度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并在社会生活中共同发挥作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结构虽然与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结构在外延上基本一致，但事实上却有着重大区别。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研究的制度，属于社会形态的“内在结构”，是社会的根本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所讲的制度，是人们经济行为的规则，是社会经济生活表面的制度。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属于本质性制度，后者属于表象性制度。其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深入地研究了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各种制度因素之间互相依存的内在联系与互相作用的辩证关系，而新制度经济学只是表面地分析了各种制度因素的作用，缺乏对于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内在分析，没有阐明各种制度因素之间的本质联系，因而也无法进一步揭示制度内部的辩证关系。
二、分析框架：“供给——需求”与“生产方式——社会形态”
新制度经济学源于新古典模型，其分析框架也承袭了新古典模型“供给——需求”的分析框架。在制度形成问题上，新制度经济学揭示了交易费用与制度形成的内在联系。交易费用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制度的产生，制度的运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科斯正是从新古典模型分析经济体系运转的“供给——需求”框架中找出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经济体系运转中不存在的交易费用的。他将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交易费用并将制度变量正式纳入新古典模型。在制度变迁上，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均衡是指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意状态，人们无意改变也无力改变现行制度，或者说此时的制度供给适应制度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制度变迁的过程就是一种制度均衡与制度非均衡的交替过程。而影响制度均衡或非均衡的因素可从制度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来分析。从制度的需求方面来说，影响制度需求方面的因素有：(1)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之间的激励结构，进而改变了人们之间讨价还价的能力，从而导致重新缔结契约的激励。所以，相对产品和要素价格的变化是制度变迁的源泉。(2)宪法秩序。宪法秩序的改变就是制度环境或基本规则的改变，它能极大地影响创立新的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和收益，从而也极大地影响了对新制度安排的需求。(3)技术。技术的变化决定制度结构的变化。它通过降低交易费用、降低产权的排他性费用等来影响制度变迁的需求。(4)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大，社会分工越细，它通过固定成本和运作成本降低及规模经济等作用来影响制度变迁的需求力量越大。从制度的供给方面来说，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有：宪法秩序、制度设计成本、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进步、实施新制度安排的预期成本、现存制度安排规范性行为准则和上层决策者的净收益等。新制度经济学承袭了新古典模型的“供给——需求”分析框架来分析各种影响制度和制度变迁的因素。这标志着制度分析正在走向“制度瓦尔拉斯一般均衡”。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运用“生产方式——社会形态”的分析框架，来研究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因。它将制度的形成看作是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各要素内在联系的有机体系，将制度变迁看作是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内在矛盾作用的结果。它用这些内部联系与内在矛盾从根本上解释历史上出现的一切制度起源与重大社会制度变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研究，系统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起源与制度变迁理论。马克思从物质生产方式与其社会形式的内部联系出发，从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发展导出第一个层次的制度的起源，即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即社会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出发，导出第二个层次的制度起源，即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内部联系即社会形态内在矛盾出发，导出第三个层次的制度起源，即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规范等在内的上层建筑。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社会形态”分析框架注重从事物内部联系与内在矛盾的角度来分析事物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说明制度起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它认为制度的形成和变迁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往往不是由它表面所呈现出来的样式来解释，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或上层建筑的制度及这种制度的变革应由一个社会形态整体某种内在的张力相互作用来解释。
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框架包括了这样的一个体系和系统：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社会形态等，其中生产的条件与形式构成生产方式，一定的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则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和构成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各种制度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层层递进的：首先，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与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一种相应的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对生产方式具有反作用。其次，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密切相联，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制度或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同样演绎着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一样的作用和反作用的辩证关系。最后，更广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科学、哲学、宗教等社会意识形态一旦建立，又会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社会存在构成反作用。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制度分析框架细致缜密，涵盖并详细界定了各种制度内容，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的本质联系。这个分析框架以一种层层递进的结构探讨了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道德、艺术、哲学等制度因素之间唯物主义的辩证联系，这是新制度经济学无法达到的境界。
三、基本理论：制度价值与制度创新
(一)制度价值评价：单纯效率原则与效率、公平统一原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制度优劣的评判，首先从是否具有经济效率出发的，效率标准是评判制度优劣的首要标准。为此，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进步性，赞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产生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过去一切时代总和还要多的财富。同时指出：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局限性使它成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效率的桎梏，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被比它更有效率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制度优劣的评判，绝不是单纯效率标准，而是把是否有利于人的发展作为根本标准，即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核心，以制度安排对人的存在意义为标准的根本方法。这种价值评判更侧重于公平而不是效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价值观，是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自由理念为核心，主张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随着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社会的发展，人类应当而且一定要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人类不仅从自然界和社会关系的奴役下解放出来，成为自然界与社会的主人，而且从旧的社会分工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全面发展，成为劳动过程的主人。社会主义是自由人联合体新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评判标准是效率标准与公平标准二者统一论，其中，效率是前提，公平是目标。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优劣的评判，则是单纯的效率标准，即以是否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和增加收益、是否有效地约束人们行为及是否有力地促进经济增长等效率标准，作为判断制度是否有效的基本标准，而对于是否有利于实现人自身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则关注不够。并且，它把以物的依赖关系和资本与雇佣劳动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唯一的、永恒的社会生产方式。这充分反映了它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基本价值观，充分表现了新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区别。
(二)制度创新实质：生产方式变革与行为规则改变。制度创新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根本制度的变化，即一种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被另一种生产方式与社会形态所替代；另一种是在总体制度和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实现各种行为规则的创新，各种具体制度的微调和变迁。马克思更强调前者，新制度经济学虽然也强调制度的发展，但由于其坚持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合理性，因而制度创新只能是在根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实现行为规则的创新和各种具体制度的变迁。
马克思的制度创新理论是以其生产方式变革与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理论为背景。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的实质，不是仅仅停留在促进经济活动的层面，而是深入社会形态的内部。制度变革，实质上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社会政治结构的变革；制度创新，实质上是由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代替旧的社会经济结构，新的社会形态代替旧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制度变革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无论是作为一个阶级整体，还是作为个体，都是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的结合，是以劳动力被个别资本家购买而转化为资本的一种存在形式这一特殊方式而得以实现的。这一特定的社会形式与经济关系束缚着劳动者，决定了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自由、受压迫的社会地位。资本雇佣劳动是这一生产关系的具体体现，也正是这种对劳动者的束缚和从属关系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桎梏。由此，马克思强调，解放工人阶级，也就是最终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所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分析的基本结论可以归结为：通过变革旧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说到底是解放劳动者。新制度经济学则认为，制度变迁的内容在于约束人们行为的各种规则的改变，其实质在于人们利益目标预期与具体行为方式的改变。虽然这些改变也会促使资本主义的产权制度、企业制度和国家制度等各种具体制度发生某些变化，但绝不会引起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质变。这是因为，所有这些具体的制度变迁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基本制度框架内发生的，它们绝不会触动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绝不会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界限。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创新实质这一问题上有着很大的差异。
(三)制度变迁动力：生产方式内部矛盾与个人利益最大化动机。马克思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突出特征和最大贡献就是它以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内部矛盾为根据阐明制度变迁的动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阐明了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制度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以一定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产制度与劳动制度，制度的“外壳”是体现一定生产关系的管理制度与分配制度；在社会制度的总体结构中，制度的“内核”是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制度的“外壳”是政治法律制度等社会上层建筑。从二者关系来看，制度的内核是基础和内容，制度的外壳是结果和形式，前者决定后者，后者反映与包含前者。制度的“内核”与“外壳”之间的矛盾作为制度体系的内在矛盾是制度发展变革的决定力量，当一定的制度外壳能够容纳并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能够存在与发展；当一定的制度外壳不能容纳与适应其内核的发展时，它就要被炸毁并被新制度的外壳所取代。马克思正是运用了“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框架论述了人类社会制度的历史更替，向我们展现了社会制度变迁的一幅浩大历史画面。具体来说，马克思所阐明的生产方式发展引致社会制度变迁的具体机理是这样的：首先，生产技术的改良和发明导致新的劳动工具的出现及协作、分工等生产技术组织形式的变化。其次，生产技术组织的变化又引起生产形式的变化，使人们的劳动交换形式和资源配置方式发生变化。再次，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引起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变化。复次，生产方式的变化又引起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变化。最后，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即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最终引起政治和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变化。马克思在强调生产方式变革作为经济制度发展决定力量的同时，也强调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生产方式的反作用，但始终坚持生产方式的发展是社会制度变革的根本原因。
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动力的理论主要是“经济人”与“成本——收益”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是运用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框架来研究制度变迁的，它从制度变迁的主体的行为动机或追求来解释制度变迁的动因。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制度变迁的主体都是财富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者，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他们从事制度创新都是为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就是说，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是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外部利润”。正是获利能力无法在现有的制度安排内实现，才推动着人们去实现制度变迁。因此，只有当通过制度创新与变迁所获取的收益大于为此付出的成本时，制度变迁与创新才可能发生。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动因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制度创新理论有着许多重大区别。新制度经济学所提出的制度变迁动因理论，是具体制度变迁的动因，是社会制度变迁的外在动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提出的制度创新动因理论，是基本制度变迁的动因，是社会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社会形态内部结构出发揭示了制度创新的深层动力源，新制度经济学则只是从经济社会生活的表面描述了制度变迁的外在动力源。如同新古典模型只满足于对经济现象的描绘与刻划一样，新制度经济学在社会经济生活的表面层次分析制度形成和变迁的原因。它是在假定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认为具体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发展、供给和需求是由于制度变迁主体的预期成本——收益的比较所推动的结果，因而难以真正揭示出社会重大制度变迁或政治变革的根本原因。
(四)制度创新主体：社会人与“经济人”。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方式不会自动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不会自动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制度是人创造的，人是制度变迁与创新的主体。虽然马克思主义的制度理论经常使用阶级、国家等范畴，但马克思认为阶级、国家都是一种历史范畴，它们都只是人在不发展状态下借以实现“个体发展”和“个体活动”的形式或工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从现实的、可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从事各种活动的人出发，为了寻求支配人类行为的内在的、本质的规律，运用一定的“抽象力”，把欲望、利益不同的人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史观的人是主观能动性和客观社会性的统一。一方面，个人的经济行为要受制于与生产方式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人又是社会历史有目的的创造者。马克思更强调的是人能动地利用自然和改造社会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在制度发展中突出地表现在对制度的创造和选择上。因此，处于不同利益集团和阶级关系下的人对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所提出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其行动反应和理论表现也是不同的。只有代表了先进生产方式发展方向的利益集团和阶级，才会成为社会制度变迁的真正主体和推动者。
新制度经济学所说的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人，只是单个的、只有利益差别而没有质的区别的“经济人”。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创新主体——政府、团体和个人，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从创新中获取自身利益的经济人。无论是初级行动团体，还是次级行动团体，都是有着相同目标(收益最大化)的行动主体。这样，新制度经济学实际上抽去了人的特定社会性与历史性，把作为创新主体的人归结为超阶级、超历史的抽象的人，掩盖了人们社会经济行为深层的社会根源，掩盖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各阶级之间根本的利益冲突。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6
关键词：古典经济学；二元经济结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待遇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071-05
二元经济结构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在国内外引起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作为由不同部门产业特性导致的生产力水平、收入分配方式和商品化水平的自然差异，二元经济结构是经济系统自身演变的内生产物，对社会结构演变尤其是其中社会群体的待遇变迁产生了深远影响。待遇是社会主体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和享受，基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发展环境，从外部包括人类社会、自然界、国家等所获得的一切社会条件、社会关系，以及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相关的一切事物，可以涵盖权利、权益、权力、利益、公民权、福利、公共服铡⑸缁岜U系确矫娴哪谌荨[1]回顾西方经济思想史，从“二元结构”概念提出到“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形成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宽泛到具体、从古典到新古典的漫长过程。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杰拉德・库特指出：经济思想必须是相对于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而言的，必须始终是政治经济学，理解经济思想必须与当时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在维多利亚女王执政期间，当英国的繁荣与强权如日中天时，这个国家曾有许多人把古典经济学及其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当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亚洲经济体的兴起，尤其是中国经济非比寻常的增长以及最近的世界金融危机，再次让我们想起英国历史经济学家的核心论点：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无论其表达方式多么完善，都只适用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2]历史社会学以制度变迁为视角，对特定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历史与现实的双重考察，在理论方法上综合使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手段，注重宏观和微观、历史和社会、时间和空间的结合，为我们结合社会进步客观地考察经济思想发展历程提供了新的视角。[3]当前学术界对于二元经济结构划分仍存在争论，有学者认为二元是现代产业与传统产业，有学者认为二元是工业和农业，有学者认为二元是城市和农村，甚至还有学者将城乡二元结构既作为经济结构也作为社会结构来界定。基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工农业关系和城乡关系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归根结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遗留问题，对于二元经济结构，需要回归到历史时空的维度中结合经济史加以分析，方能厘清其发展的来龙去脉和问题实质。
一、工农关系：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
在古典主义经济学范式的演化进程中，以斯密（1723-1790）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进行了创造性研究，为现代经济学创立奠定了基础；以马克思（1818-1883）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了批判性研究，其提出的从资本积累到扩大再生产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在某种意义上包含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含义；以威廉・阿瑟・刘易斯（1915-1991）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对创立二元经济理论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刘易斯发现了劳动力转移及乡城人口转移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可以从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得到验证。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4]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古典经济学家在英国有配第、斯密和李嘉图，在法国有布阿吉尔贝尔、魁奈、杜尔阁和西斯蒙第。在二元经济结构思想演进中，主要涉及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刘易斯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其共同点在于将劳动力市场假定为实际工资为生存工资并且劳动力无限供给，从斯密到马克思的古典经济学都认为只要支付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就可以获得无限的劳动供给。[5]鉴于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也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说基础上，所以本文将其纳入西方古典经济学范畴。
从思想传承的角度来看，对二元经济结构的相关研究可以追溯到以古典经济学先驱配第、魁奈为代表的重农学派。魁奈认为，一切利益的本源在于农业，与农业这个主要生产部门并存的还有一个小小的非农业部门，以提供劳务、手工业产品和贵族阶层所需要的其他产品为主要任务，只有农业才能够生产“纯产品”，因为农业创造物质财富，工业只是变更或组合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只是物质财富的交换。[6]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农业、工业二元经济结构思想的萌芽形式。随着工业革命引发的工业化进程启动，通过针对工业化时期各种现实问题的研究，古典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理论逐渐成型。此后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比例问题的论述、李嘉图关于工业胜于农业的分析、马尔萨斯关于工业和农业两个主要经济部门构成的阐述以及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两大部类平衡发展的学说都是这方面的体现。[7]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经济学家在一些关键的发展问题上都作出了系统的阐述，并对当时的经济社会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8]特别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最先提出并使用“经济结构”的概念，为古典经济学研究二元经济结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斯密对乡村与城市的关系等经济思想进行了阐述，认为人的能力差异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存在，分工能够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9]在关于工业与农业关系方面，斯密明显受到了魁奈经济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只有在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维持自己生活还有剩余时，才能把这些剩余农产品通过市场交换提供给城市居民，从而维持城市居民的生产和生活，这样的社会分工直接推动了城市工商业产生。推动国民经济发展，要首先改良或发展农业，只有增加足够的农业剩余产品，才可能供养更多的城市居民，从而增加新的城市，但新城市增加的速度不能超过农业剩余产品增加的速度。[10]这表明斯密已经认识到，农业劳动生产率要确保超过农业劳动者个人需要，并进一步提高，这样才能支撑城市工商业或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斯密还指出，“按照事物的本性，生活资料必先于便利品和奢侈品”，所以农业发展必先于工业。无论在什么政治社会里，城市工业等部门的增长速度和规模应当与农业相协调，甚至要依照农业增长的速度和规模按比例地发展。[11]但与传统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相比，斯密又认为农业并非是国民经济唯一的生产部门，其他部门在价值形成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凡是人类劳动，都会创造财富，从而形成价值，财富是劳动的结果。
马克思作为古典经济学批判的继承者，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观点，在涉及杜尔阁、魁奈等重农学派经济学家关于农业基础论的分析时，不但给予了肯定评价，而且在引用其中部分观点时对其有所延伸发展和补充完善，从而为提出马克思主义工农业互动发展理论奠定了基础。工业革命后，西欧国家经济处于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中，从家庭到工厂、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的大规模结构转化是这个时代的主要特征，其中又以英国最为典型。[12]马克思以工业化时期的英国为研究样本，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英国城乡之间人口迁徙和要素流动的发展规律，明确提出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发展依赖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观点，认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城乡二元关系的巨大变化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范畴，他认为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城市作为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两大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不是城市产生了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推动了现代工业城市的崛起”，产生了现代的工人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确立了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并形成了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在城市区域的集中，两大阶级的直接对立和利益冲突直接导致了城市运动或城市革命。城乡关系的变化是资本主导城市化进程的体现。在马克思看来，城乡差别是城乡分离和对立的一种特殊表现，城乡差别主要是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差别。[13]
理解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关键在于揭示农业生产领域如何能够大规模集聚剩余劳动力。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农业与工业二元结构最大的争论来自于李嘉图与马尔萨斯，从二者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当时经济学家对待农业和工业的不同态度。李嘉图在很多方面继承发展了斯密的理论，更加重视收入分配的作用，直接推动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到了顶峰。李嘉图认为：“当一个国家的财富和人口增加时，如果农业未能改善，谷物价格将上涨，这种趋势有利于农民，但地主得到的好处更多。财富和人口增加的背后还有资本积累，它为国家开创工业职业。随着谷物涨价，不但使地租上涨，而且城市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也会提高，他们的工资以能购买东西多少衡量，必然被压低到勉强维持最低生活的水平，因为国民收入越来越大部分落入地主之手。”[14]由于削弱农业存在压缩资本利润并进而影响资本积累的问题，李嘉图反对限制谷物贸易的谷物法。马尔萨斯认为谷物价格上涨有利于国家财富增长，因为地主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高度一致，“谷物真实价格降低，会阻止人们进一步改良土地……促使人们抛弃已改良的土地”。谷价降低会导致农业中投入的资本减少和农业产量降低。同时，马尔萨斯考虑到农业人口过多转移到工业领域就业会对国家安宁与幸福造成不利影响，认为工业领域过快的资本积累可能引发普遍的供给过剩。因此他提出：“为使我国下层阶级的人民免于巨大的厄运并得到巩固的幸福，我毫不犹豫地认为我国的农业最好是和工业齐头并进，纵使是要使工业的发展受到某n程度的阻滞也在所不惜。”[15]所以，在马尔萨斯看来，只有农业稳定发展，国家发展才有稳固的基础。李嘉图认为地租只是价值而非财富，工资、地租、利润是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工资和地租上升会相对减少纯利润的比例，高地租不利于消费者。[16]
古典经济学关于工农业地位和发展战略意见的分歧不仅反映了工业化时期英国等西欧国家土地主与新兴工商业者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直接推动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国家的裂隙往往表现为农村缙绅和城市居民的对立，1815年后这种对立在谷物法和保护农业的一般问题上日益加剧。”[5]在发展经济学、经济史等理论研究方面，对一些国家在工业化时期为优先发展工业而以低粮价从农业中获取资本积累的政策，曾引发学术界诸多争论。在许多经济史学家看来，工业化的进程就是农业中形成大规模严重过剩劳动力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业的内卷化。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工农业之间的矛盾不是表现为地主阶级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冲突，而是表现为乡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和城市居民整体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
二、城乡关系：刘易斯对古典二元经济结构的拓展
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是衔接古典经济学、填补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断裂带，乃至启迪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重要增长理论。尽管刘易斯在研究时大量使用了边际分析方法，但按照他本人的说法，他的研究仍基于古典主义理论框架，所以本文将刘易斯的经济思想归入古典经济学范畴。与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处时代相似，刘易斯所研究的拉美国家在战后也经历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历程，并且面临着更加复杂和困难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问题。从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来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明显受到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和结构主义方法的影响，所以本文将其称为“古典二元经济理论”。
作为一种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思潮，立足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道路的结构主义方法被引入经济学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1954年，刘易斯在公开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正式提出二元经济理论，这是结构主义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经典之作。[17]虽然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立足于19世纪及其之前的西欧国家发展历史，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主要是针对20世纪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历程，但他们的理论都是针对资本主义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社会经济变迁，试图解释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城乡劳动力转移问题。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来源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基本特点的认识和对西方发达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的研究，并且把这种研究与古典经济学的资本积累理论结合起来，构成了一套解释经济发展机制的理论体系。为此有学者认为，鉴于二战后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失误及其教训，刘易斯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应该是参照当年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概括出来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18]
刘易斯作为结构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学说和分析方法，他在创立二元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受到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古典经济学家的深刻影响。刘易斯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吸收了罗宾斯关于19世纪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并主张研究发展经济学应回归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为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古典经济学的思想体系，刘易斯重读了19世纪古典经济学大师们的著作，特别是斯密、李嘉图、莫尔和马克思的著作。在他看来，这些著作描绘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社会经济发展情况，而这些经验现在可以用在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刘易斯认为，亚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这种现象和一个半世纪以前的英国类似，斯密在《国富论》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论述为刘易斯研究当代工业化提供了蓝本。[19]刘易斯非常重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代表作，在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曾经提醒读者要认真阅读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论述，注意资本剥夺农民土地的历史事实。刘易斯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出版之后，在西方经济学界受到了广泛的赞誉，英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达德利・西尔斯称赞该书为“20世纪第一本继承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旨在解决经济增长、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科学知识和宗教学说之间关系的著作”。[9]以皮埃罗・斯拉法、琼・罗宾逊和卡尔多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同样对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和马克思的著作很感兴趣，他们与刘易斯一样，都非常重视古典经济学家在经济增长和财富分配方面的理论学说。[20]
在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脉络中，刘易斯认为自己与斯密的观点最为接近，而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观点在他看来太过于悲观，因为他们预言世界人口的增长最后将超过经济资源承载的极限，并最终导致贫困和其他大灾难。斯密对于经济发展较为乐观的预期深深地影响了刘易斯，这为他坚信未来经济的良好前景并投身发展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虽然马克思关于城乡关系的论述引起了刘易斯的关注，但在刘易斯看来，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太过于理论化和空谈理论，太过于强调阶级斗争在经济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作用，[19]这些方面构成了刘易斯与马克思关于二元经济思想的最初分歧。在分配理论方面，刘易斯则认为应首先考虑资本家的利益，由于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可以雇用到无限的劳动力，因此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全部利益归资本家，资本家利用这些收益进行资本积累，直至资本积累速度赶上人口增长和剩余劳动力消失。这里的资本家是可以将剩余价值用于扩大生产和就业的工业资本家。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更多的将劳动力问题和人口增长问题联系起来不同，刘易斯关注的是农村生产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21]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刘易斯认为应该通过体制创新和机制设计来促使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步后，形成了主要维持生计的传统农业部门和以现代工业为主的资本主义部门并存局面，由于资本主义部门中劳动者的工资较高，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大量向现代资本主义部门转移，直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为止，这时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会提高，农业生产者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善，工农业将实现均衡发展。[22]1964年，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和拉尼斯在刘易斯理论的基础上形成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被西方经济学界视为二元经济理论模型的经典范例。出于对刘-费-拉模型的反思，1967年乔根森试图在新古典主义的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结构性发展问题，哈罗斯和托达罗拓展了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新古典和新兴古典经济学影响，发展经济学家逐渐放弃了一般性的纯理论演绎分析，开始根据各国国情对经济发展实践进行经验分析，更加注重对造成经济不发达的原因和机制进行研究，特别是高度重视国家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诸多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23]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从宏观层面揭示了劳动力转移的动力和过程，并提出通过现代部门的资本积累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来化解二元经济结构，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相关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古典经济学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思想评价及现实启示
作为劳动力无限供给、资本相对稀缺的工业化进程亲历者，古典经济学家大多将工业部门资本的持续积累视为推动经持续增长的最主要动力，认为只要工业部门维持足够的资本积累，就能招募到足够的劳动力投入生产，从而保证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正常运转。[24]针对资本积累，有学者重点研究了资本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如何实现优化配置，有学者重点研究了利润率降低、资本积累放缓和经济增长停滞背景下社会经济结构演变的长期趋势；有学者重点研究了在资本积累过程中由于失业率上升和购买力下降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总体来看，古典经济学家一般认为要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增加生产投入和资本积累，改进生产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待遇分配机制；其次要有良好的政治、社会、文化、环境等各方面配套条件，提高成果转化水平。这样，关注经济增长以及与此相关的产品交换和待遇分配问题，研究社会经济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规律及其相关政策，就成为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基本特征。[5]
虽然西方古典经济学的经济理论有很多共同点，但同时存在诸多不同点。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方面，古典经济学家各自所提出的转化和增长路径各不相同：斯密乐观地认为国民经济将长期保持增长趋势，随着资本积累在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大，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并扩大生产规模是一个自然的过程。马尔萨斯对经济增长趋势表示悲观，认为社会人口增速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一旦超出农业生产领域的供给能力，就会深陷“马尔萨斯陷阱”。巴顿乐观地认为实际工资下降会为生产商带来更多利润并助推资本积累、社会就业，首先会出现人口和资本从农业部门流入工业部门的现象，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生活水平提高，资本将有可能从工业部门回流到农业部门。李嘉图受马尔萨斯和巴顿的双重影响，却悲观地认为随着社会经济尤其是工业部门扩张，农业部门的土地供应减少将会导致地租增加，进而影响资本积累，工资增长停滞则会影响社会消费能力提升。马克思围绕资本积累提出了清晰的经济发展框架，即资本原始积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劳动力剩余――产业后备军――两极分化、阶级对立――矛盾激化――经济危机――制度变迁。[1]马克思认为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会使得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而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积累反而会减少就业，因此随着向工业转移的就业人口越来越多，工资水平将会下降。这一点不同于多数西方古典经济学家所主张的“资本积累增加就业和产出”的观点。马克思重视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角度分析社会经济发展进程，这直接导致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悲观预期。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储蓄率提高、投资扩大以促进资本积累的过程，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重点在于资本积累，由于资本源源不断被投资于生产领域，资本主义经济部门持续扩张，吸收更多的人从传统农业部门进入资本主义工业部门就业，这个过程会一直持续到剩余劳动消失为止，从而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化。[5]
刘易斯认为马克思的分析局限于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特殊情况，从长期来看资本积累还是提升了就业和生活水平。刘易斯提出了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三大假设：支付维持生存的最低工资就可获得无限劳动力供给；工资水平保持不变；城市不存在失业人口，且城市工业部门再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不变。二元经济结构如果没有其他阻碍，资本主义现代化部门将一直扩大到将剩余劳动力吸收完为止，“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模型提出这一点，因为他们都过高估计了人口增长率。”[25]由于新时期的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就能马上找到工作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加之对乡村中大量存在的农业隐性失业人口预估不足，由此导致了刘易斯等人崇尚资本积累的发展理论在拉美国家实践的结果并不理想，多数国家经历了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或“拉美陷阱”的恶性通货膨胀，最终使得拉美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经济增长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化速度放缓。刘易斯发现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结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可以从当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得到验证，他本人和追随者都倾向于把工业化撇除在二元经济之外。[26]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对于认识我国劳动力转移过程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2004年以来“民工荒”愈演愈烈的部分沿海发达城市，“刘易斯拐点”是否真正到来已经成为各界讨论的焦点。由于我国的“民工荒”与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的对农民工社会排斥具有相关性，从客观上助推了各地政府探索诸如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的各项改革。[27]
虽然西方古典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结构思想与现实中的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转化并不完全符合，但是欧美发达国家在成功应对工业化挑战之后工人阶级的实际工资都有所提高，并且实现了大部分农业部门的劳恿ο蚍桥┎业部门的转移，人口非农化和城市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学习的榜样。从经济学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对古典经济学思想的延续和继承主要体现在财富增长、经济发展、产业分工等具体理论成果上，其中二元经济结构占有重要地位。
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是社会历史的产物，世界各国的实践表明，解决二元经济结构的矛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只着眼于其中某一方面。比如，土地问题一直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核心问题，由于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与城市土地国有制并存，形成了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土地管理体制，导致了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问题相对特别且复杂，尤其是农地征收问题十分突出。但解决农地问题不能只考虑农业和农村，还应将其与城市土地管理改革统筹考虑，在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情况下，逐步推动我国耕地流转改革、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改革和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结构改革。再比如，在我国教育、卫生、就业、社保、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依然存在城乡二元、地域差距的背景下，不能只在传统“三农”范畴内讨论增加农民收入问题，或是只重视城市发展、忽视农村发展而导致城乡差距持续扩大，而应在城市化进程中以待遇为突破口统筹解决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围绕“同城同待遇”的发展目标，一方面要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推进新型城市化，加强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力度，使各类发展要素尤其是新增的高素质劳动力配置在收益更高的部门，全面提高社会就业率和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要工业反哺农业和保护弱势农业两手抓，特别是要确保农业基本用地18亿亩的红线不能突破。
应对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与“刘易斯拐点”到来关键在于改善待遇结构。在当达国家的主流宏观经济学中，古典主义范式下对工资和劳动力供给的假定已不复存在，但在处于城市化加速期的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乃至今后更长时期，二元经济结构将会长期存在，我们要高度重视并着力改善二元经济结构，而不是急于一时即刻消灭二元经济结构。基于历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回顾西方古典经济学家对于经济结构演进的思想脉络，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刘易斯拐点”到来之际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具有现实意义。改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努力构建协调、集约、可持续的中国特色二元经济结构，即新二元经济结构，既要关注产业结构改革发展生产力，也要关注社会结构以调节生产关系，做到解放生产力和优化生产关系同步推进。解决二元经济结构所涉及的诸多社会矛盾问题，不能单纯依靠政府力量，而要在政府主导力、企业主体力、市场配置力之间实现动态平衡。为应对“刘易斯拐点”带来的用工荒，各地政府部门和企业必须更加重视进城务工人员等流动人口的待遇问题，主动改善劳资关系，逐步提高企业工资水平，努力维护并提升流动人口的“同城同待遇”水平。
参考文献：
[1]王国平.待遇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11-195.
[2]杰拉德・m・库特.英国历史经济学：1870-1926――经济史学科的兴起与新重商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中译本序言.
[3]李明超.历史社会学兴起的学科基础探析[J].学术探索，2008，（4）.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36.
[5]邵晓，任保平.古典主义范式下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理论述评[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6]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政治算术[m].商务印书馆，1981∶23-24.
[7]周冲.西方二元经济理论述评[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
[8]樊士德.结构主义经济学研究动态述评与中国经济结构[J].社会科学战线，2009，（6）.
[9]徐滨，高潮.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对工业革命经济社会发展的阐释[J].历史教学，2008，（12）.
[10]郑秉樟.古典经济学家的农业经济思想[D].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1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商务印书馆，1972∶346-347.
[12]悉尼・波拉德.大不列颠的劳动力状况・剑桥欧洲经济史・第七卷（上）[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198-215.
[13]李明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城市思想论要[J].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9，（2）.
[14]w.H.B.考特.简明英国经济史（1750至1939年）[m].商务印书馆，1992∶272-273.
[15]马尔萨斯.论谷物法的影响兼论谷物价格的涨落对农业与国家总财富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11-34.
[16]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08-109.
[17]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施炜，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2.
[18]曹斌.二元经济、剩余劳动力和刘易斯转折点[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5）.
[19]Roberttignor.theLifeandtimesofarthurLewis[eB/oL].（2016-07-25）.http：//Sed.
manchester.ac.uk/.../arthur%20Lewis%20papers/tignor.pdf.7-60.
[20]胡显中.关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及其实践效果[J].中国农村观察，1988，（2）.
[21]吴垠.刘易斯拐点――基于马克思产业后备军模型的解析与现实意义[J].经济学动态，2010，（10）.
[22]宋则行.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K].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328.
[23]金祥荣.刘易斯的古典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评述[J].世界经济研究，1988，（4）.
[24]晏智杰.古典经济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8.
[25]杨俊青.非完全古典假设下的非国有企业与二元经济结构转化[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12.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7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新古典主义
新制度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新制度经济学以现实的人的行为假定为基础，以制度为研究对象，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中引入交易成本和产权这两个重要范畴，建立了将制度内生化的经济发展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发展观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制度结构、制度安排、制度变迁等制度因素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源泉。
一、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方法和发展绩效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首先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具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仅仅研究现实的经济现象，不仅研究的对象是现实中出现的具体案例，而且模型的假定条件也要符合现实；二是注重以个案为基础的小样本研究，重视归纳，但不排除演绎；三是从边际上入手”。这对后来运用新制度分析方法研究发展问题的学者产生了深远地影响。传统经济发展理论特别是新古典理论被过度概括模型的危险，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对启发式研究如何在特定环境适时并安置可变物进行详细说明而得到避免。在现实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制度分析可允许我们“穿透”社会事实而不是远离事实的分析模式来对发展问题予以说明。同时，通过“跨文化的启发式研究”得到大量的个案积累，也“应该产生对不同的社会和文明内在的行动倾向理解水平”。事实上，不同国别发展绩效的差异，只用正式制度安排往往并不能做出有效的解释，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在许多情况下对发展绩效会有更大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个案研究方法的采用正是源于其对不同时空中制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具有的较大异质性和特殊性的深刻洞见。新古典主义的约束条件根本不足以表达这诸多的复杂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是在偏好既定的假定下将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意识形态等制度因素给排除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不仅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过度简单化倾向，而且还克服了其把经济理论置于抽象时空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也曾就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进行过个案研究，但由于其主要是从总体上来把握有关变量，因而充其量只是一些粗糙的描述和分析。市场可以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行动情况中的角色既面临约束也面临机会，约束和机会的存在依靠各种结构的环境所组成的要素之中”。对特定环境下个体行为的重视有可能为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克服结构主义微观基础建构不力的缺陷和新古典主义过于抽象的不足。
二、新制度经济学对发展的决定因素的作用
麦金农指出：在所谓资本匮乏并且某些特定部门遭受供给瓶颈限制的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过剩的未充分利用的工厂和设备。新制度经济学指出，“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要素，有了制度才得以发挥作用。制度至关重要。”这充分说明，资本不足不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根本原因，而恰恰是欠发达的结果。阻碍发展的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制度缺陷。不少落后国家寻租盛行，不仅使生产经营者在提高经济效率方面的动力消失，而且还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所有这些方面无疑大大削弱了国民经济的内在实力，并且使得发展经济急需的投资或者难以形成或者投资方向和结构受到严重扭曲。在猛烈抨击“国家控制教条”中起家的新古典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的“政府失灵”，正是“看得见的脚”对“看不见的手”的践踏应该对糟糕的经济绩效负责。只要政府放弃对经济的过度干预，让经济系统“获得正确的价格”，市场机制会自动地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静态的最优必将最终转化为有效率的动态经济发展。而作为新制度经济学基础的科斯定理告诉我们：交易是市场的前提。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世界里，没有适当的制度，任何有意义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有观点也明确指出，兴盛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是那些能够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没有这些制度，也就没有人会积极地储蓄和投资。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也是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者更确切的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三、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发展政策的新要求
发展中国家存在结构刚性和资本短缺的结构主义的自然主张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扭曲资源价格进行资本积累，组织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平衡或有选择的大规模投资，以期借此走出贫困陷阱。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只要政府“使一切自由化，使一切私有化，然后呆在一边”，经济就能自然地得到发展。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有效率的制度系统。因为：①制度通过确定明确的规则，增加了资源的可得性，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因而减少了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了市场更好的运行；②制度通过明确界定产权，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鼓励了创新和企业家的出现，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动力；③制度通过建立社会活动的基本规则，扩大了人类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领域的选择机会，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的内涵。特定制度的出现与否取决于对它的需求和供给，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在促进发展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重于一切。而有效率制度安排的出现要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共同作用，特别是对政府要施加严格的限制，即建立一个受限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破除了结构主义“政府万能”和新古典主义“市场万能”的幻想，为发展经济学的政策研究和取向提供了更为现实的视角。总之，无论是在方法论上，还是从理论本身涵盖的内容来讲，新制度经济学都汲取了结构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诸多积极因素，并在自己的框架内进行了富有启发意义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有所深化，充分反映了发展经济学微观实证化，内部各学派之间融合的发展潮流。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分析方法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地位日高，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真正的复兴之路。
参考文献：
[1]洪银兴.发展理论的全球思维与中国行动——兼评《发展经济学：要素、路径与战略》[J].南京社会科学.2009（07）.
[2]周雪藜，程永杰.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视角论发展经济学的发展[J].当代经济.2010（22）.
[3]罗雪，国燕翔.中国反垄断第一案的新制度经济学探析[J].现代经济信息.2010（21）.
[4]任中玉.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政府职能探析[J].现代商贸工业.2010（19）.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研究取向
不同经济学理论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其研究取向的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差别也主要体现在它们研究取向上的不同。由于西方经济学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历史形态和不同的理论流派，它们在研究取向上也存在差别。因此，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取向上的差别不能一概而论，而应对不同时期西方经济学不同理论流派的研究取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取向进行具体分析。
一、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经济——政治的整体分析
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一个社会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总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与此相适应，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也总是紧密关联的。最初，在古希腊城邦社会中，经济学与政治学不是相互独立的两门学科，而是紧密结合的，二者内生于城邦学说之中，统一于哲学范畴之内。在16、17世纪重商主义兴盛的时代，经济活动的目标是增加财富，而政治活动的目标是保障财富的增加。这时，经济学和政治学很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因而被称为“政治经济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古典政治经济学取代重商主义，崇尚国家权力的思想也转变为保护个人权利的观点，即反对国家干预而倡导“自由放任”。但其研究对象依然集中在国民财富的生产与分配方面，而不是个人财富的增长，政治学与经济学仍然紧密结合，经济学也仍被称为“政治经济学”。
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经济学习惯于把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作为前提来研究经济问题。但这个前提是如何建立、如何发展变化等问题，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一个社会的制度是如何生成的，研究在这个制度条件下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17到19世纪的西方经济学家们基本上都关注两个问题：一是财富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是什么、如何通过分工等途径增加国民财富。二是制度问题，即应如何建立一个有效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保障个人财产权与经济自由、交换及正当行为规则得到确立与实现，从而保障财富增加和国家强大。总体上看，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即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及实现国民财富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设置问题。斯密的经济理论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关于财富问题、分工问题及其他一些经济学问题。二是关于法律制度、政治制度与国家学说等问题。追求国民财富增加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天经地义的，但如果没有相应合理而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制度来保障人们的个人权利与经济自由、规范与制约人们追求财富的行为，那追求国民财富增加的目标就无法实现。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财富及其增长，但它的主要特色既不是单纯研究国民财富及其增长的途径，也不是要解释特定政治、经济制度实际上如何运行，而是解释应确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以保证国民财富及其增长及这种社会制度可能会如何运行和应当如何运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中心内容是评价政治、经济制度，分析这些制度的优缺点，并为达到一定政策目标而向政策制定者推荐最适当的制度结构，特别是有关福利分配、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制度结构。古典政治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开端，表现为“政治与经济”之学，它以广阔的视野研究经济社会体系，分析政治主体国家(政府)、政治制度等对社会经济活动与人们经济利益的影响，也分析经济对政治及社会其他诸方面的影响。这样，就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它对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和国家(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探索尤其是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为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单纯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分析
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将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心理分析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作为基础，大量引入数理分析方法，以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及生产和分配的效率等作研究对象，力求摆脱价值判断，崇尚实证分析，进而逐步形成一个形式化的公理体系，成为经济学的“主流”和“正统”。这时，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并与政治学彻底分离，名称也不再带有“政治”一词，其明显标志就是马歇尔出版的里程碑式的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原理》。自此，古典政治经济学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取代。
新古典经济学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将其由古典宏观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转向新古典微观的消费者行为和企业行为研究。为实现这一目标，新古典经济学以数学作为分析方法，去解释单个消费者和生产者的选择。随着数理化、计量化、均衡化和边际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经济学成为数学化和简化的科学，抛弃了政治经济学大部分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对制度变化和结构转型的研究不可能像数学那么精确，应把对社会变迁的关注限制在对整体均衡模式中微小的、累积的、调整的研究上。这导致经济分析的方法适用于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但却无法解释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殊性质，也无法解释从一个历史时期向另一历史时期的结构转型，尤其当这些转型包含分裂和动荡时，经济分析更加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数学化和简化的要求使经济学不得不放弃对宏观社会整体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得不将社会制度、心理力量、文化价值这些研究对象一一放弃，而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正是全面分析的核心部分。这导致了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它对社会的理解不充分，它不理解复杂的权力、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及文化实践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因而无法真正理解人们的经济行为。具体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对静态模型的描述，在平衡状态中解决问题，将变化限制在一系列既定制度关系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学将许多决定生产力的重要社会经济因素置于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外，其中包括企业结构与企业产权、教育和培训、家庭背景等等，也忽略了权力与财富的关系，认为市场竞争的结果将使权力得到驯服，进而认为社会制度结构的力量对市场控制是无足轻重的。但事实上，经济权力的日益集中会使竞争濒临崩溃。新古典经济学倾向于将市场看作个体互动的自然产物，而不是社
会活动诸多方面之一。许多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著作虽有不少对社会经济活动精致的技术性分析及数据、图表方面的分析，但关于政治与制度对经济活动的决定性意义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认识不深。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导致经济学理论本身出现危机。
三、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注重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
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研究经济问题应考虑政治因素，而分析政治问题也需要使用经济学方法。在现实生活中，经济(资源配置、市场机制与个人选择)与政治(权利配置、国家制度与集体选择)这两者无法完全分开，因而企图否定政治影响的“纯粹经济学”逐渐式微，而以经济与政治的整合研究为基本取向的新政治经济学日益兴盛。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发展中出现一个新领域。该领域以阿罗、唐斯、奥尔森、布坎南、塔洛克、诺思、加尔布雷思、科斯等人的著作为代表，呈现一种共同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相交叉或相重叠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经济学方法分析政治活动，阐述政治决策及制度对经济至关重要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转变为“经济学”后，再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的轨道上来。相对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新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区别是：前者承认政治和经济过程与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是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领域，它们应当而且必须作为一个复合体被研究。新政治经济学从历史和制度分析的角度批判主流经济学的假设和概念，重构了大多数经济学模型。
新政治经济学重视政治和经济的整合研究，试图恢复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重建政治经济学，这无疑拓展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增强了社会科学解释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在新政治经济学中，“经济”是指在资源约束、市场机制和物质利益驱动下的个人选择问题，“政治”是指在权利约束、国家制度和个体权利冲突下的集体选择问题。从总体上说，新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与经济之学”，它既研究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对社会经济活动和人们经济利益的重要影响，也研究社会经济发展要求与人们经济利益诉求对政治制度、权利结构与政治决策的重要影响。因此，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活动时不回避政治因素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从其实质看，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决策的政治本质如何影响经济制度与经济政策选择，从而最终影响经济结果的研究。新政治经济学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限制，大大扩展了对经济活动的研究范围。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制度结构的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它把基本制度作为社会经济及其发展的内生因素。另一方面，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经济政策形成背后的政治过程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新政治经济学在研究经济政策问题上的目标是二重的，既研究最优的经济政策(能实现资源社会最优配置的政策)应该是什么，又研究实际政策与理论上最优政策的不一致，认为实际政策往往是利益相互冲突的社会成员政治活动或公共选择的结果。
具体地说，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有三方面：一是研究目的从物质福利增长转变为自由权利的实现。关于经济学的研究目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是追求国民财富增长，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是追求效用增加，旧福利经济学认为是物质福利增进。而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效用和福利的增进绝不仅仅依赖于对物质财富的消费，还依赖个人特征和所处状态，如能力、权利及自由。新政治经济学提出自由权利概念，认为实现自由权利才是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二是研究重点从资源配置发展为权利配置。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于人们怎样把这些稀缺资源合理配置到最需要的地方或环节以实现利益最大化。新政治经济学认为，一方面，人们在资源配置决策中存在的利益冲突，从而使技术上最优的经济决策往往得不到采用；另一方面，人们的初始条件无法自由选择，而是先天地决定于自己的父母及社会，因而个人无法通过改变初始条件来增进福利。社会要实现总体福利增进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必须用公共权利调整个人初始状况，并通过制定行为规则，规范个人权利和公共权利，以防止其滥用损害他人权利。这就是所谓的权利配置，它包括个人权利配置和公共权利配置。三是研究方法从倚重实证分析方法转变为重视规范分析方法。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标和对象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利概念，这难免要进行一定的价值判断，如维护谁的权益、保护什么权利等。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是实证意义上的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则是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学。
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是进行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的综合研究
从历史渊源看，新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同新政治经济学一样，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传统，而且更加强化了经济与政治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提出“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系统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全面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理学结构”。马克思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方式，而且更注重研究生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与社会关系；不仅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而且把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纳入其研究范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把经济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大特色是将一定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同物质生产方式密切联系起来，对社会经济结构及以此为基础的政治和思想的上层建筑即整个社会结构进行综合研究。具体地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出三个基本观点：(1)法的关系与国家形式根源于物质生活关系。马克思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2)物质生产方式产生并决定生产的社会形式、社会关系与政治关系及其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生产方式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任何时候，我们总要在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总之，为任何当时的独特的国家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分析了社会结构的各种形成要素及其内部联系的基础上，科学地阐明了社会变革的根源、过程及研究社会变革的基本方法。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社会变革开始于生产力发展而引起的生产方式变革，然后是生产关系随生产方式变革而发生相应变革，最后是随经济基础变革而引起上层建筑变革。马克思在阐述社会革命发生的过程、内容及其研究方法时指出：“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科学地阐明了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且从总体上概括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征：“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是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取向集中体现为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科学设想：一是“五篇结构”设想。1857年，马克思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时首次提出著名的“五篇结构”：(1)一般的抽象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成为基本阶级依据的范畴。(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4)生产的国际关系。(5)世界市场和危机。“五篇结构”是马克思对其经济学著作的第一个结构设想，它反映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系统的科学思考。二是“六册计划”设想。1858年2月，在写给拉萨尔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在其经济学著作结构问题时指出，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地产。(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在这两个设想中，马克思都坚持把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上层建筑(国家)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把一国社会结构与国际关系、世界经济政治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整体性综合研究。
目前，许多人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中国社会现实问题，这只能找出问题的表面原因或中层原因。要找出其深层原因，就必须继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传统。如“三农”问题，单纯从一般的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角度的分析很难作出科学解释与正确解决。相反，如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来分析“三农”问题，则可更好地进行解释与解决。这是因为，“三农”问题在17至19世纪的西方及在印度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在一个大的宏观制度背景下、在经济与政治相互作用中逐步得以解决。因此，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种把经济与政治结合起来进行整合研究的科学方法，研究如“三农”等当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才能揭示其深层原因，才能找到根本出路。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9
对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家繁荣的探索成为令世界各国经济学者和政客着迷的目标，这一问题又是如此宏大，以至于“一旦一个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他就很难再去思考任何其他问题”[1]。林毅夫教授近来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便是经济发展理论的又一次探索，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宾塞所言，《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它通过联系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为增长提供了微观上的动态结构。该理论尤其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转型和政策制订描绘了蓝图并且提供了技术性操作步骤，许多蜚声海内外的经济学家对此书都不吝赞美言辞。众所周知，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主导的指令性计划经济都由于过于理想主义而破灭，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的作用已是不可或缺，但政府究竟应发挥何种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却仍然有待深化认识，林毅夫教授给出的依据比较优势和因势利导原则为政府操作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菜单，同时也引起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辩，围绕它的争论将使新结构经济理论成为焦点，也必将促进经济发展理论的进步。
一、经济发展的事实这样的发展历史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两点经验：（1）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增长或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决定因素因时、因地而异；（2）长期的、可持续的稳定增长优于短期的、不可持续的高速增长。事实上，二战后经济增长率超过7%、持续增长超过25年的经济体只有13个，它们分别是博茨瓦纳、巴西、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阿曼、新加坡、中国台湾和泰国。其茨瓦纳、马耳他和阿曼的人口规模非常小，另外10个国家无一例外地遭受了经济减速、停滞甚至倒退等不同程度地衰退[3]。宾斯旺格就曾认为全球的必要经济增长率是1.8%，而只要这一稳态增长能够得到长期维持，其作用和效果便是惊人的。但在现实中人们常常陷入对增长地疯狂迷信和追求，导致“增长强制”和“增长无法停歇”[4]，结果经常导致各种可持续难题。
二、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和发展脉络
在考察现实的基础上，理论界也展开了关于经济发展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经济发展思想最早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对国家财富的讨论，近代以来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围绕国民财富的论战成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思想源泉，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基础，随后，一大批经济学家通过理论或数理模型构建了引致经济增长的因素和具体机制。
（一）经济增长理论的脉络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亚当·斯密强调劳动分工在财富创造和生产当中的核心作用，分工程度加深促进了专业化和交换范围的扩大，从而扩大并繁荣了市场，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马克思据此指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5]。强调自由竞争从此成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传统，对于国家干预则向来持谨慎或排斥态度。但自由竞争的强大力量在成就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辉煌的同时也逐渐瓦解了自由竞争本身，垄断性组织随之出现，经济和社会系统开始复杂化，政治力量不可避免的强大起来，政府不得不在经济增长过程占据一席之地。3.内生增长理论。在继续探索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中，许多经济学家试图以新的生产函数形式替代新古典生产函数，在新的生产函数中可以实现报酬递增，他们试图以此内生经济增长。②arroer（1986）通过修正模型解决了知识的内生性问题，③但由于知识的外部性特点，经济增长最终还是要诉诸于政策干预，垄断竞争现象也伴随发生[10]。Barro（1995）论证了政府生产性支出活动的外部性，进一步巩固了政府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11]。于是内生增长模型彻底打破了经济学中自由竞争的传统信念。概括各种思路，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增长取决于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又是知识内生积累的结果，因而增长得以在经济系统内部产生，而不像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那样是外生的。但新的问题随之出现，技术的外部性造成企业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最终的均衡必然是非帕累托最优的，此时就不可避免地需要通过政府干预和适当的政策来促进和鼓励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投资，而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的作用，不同经济学者之间又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总体而言，新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可视为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重新回归，并且在形式化和分析工具、方法上都进一步加深和拓展了古典经济学的认识。但新制度经济增长理论内部各分支存在的分歧也很大，一些固有的矛盾和缺陷也有进一步修正和理论深化的余地。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在于制度的变迁，当人们已经认识到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此巨大，那么制度又从何而来、如何变迁？Hayami，Ruttaa（1985）在研究农业发展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假说，认为制度变迁本质上是一个价格现象，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改变了预期收入的现值，进一步诱发了根据最大化行为调整的制度变迁，政策制定和产业选择必须适应当地资源禀赋才能取得经济增长[16]。但Bromley认为该假说有同义反复的嫌疑，理由在于资源禀赋本身是由制度安排如产权界定的[17]。因此，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最多解释了制度变迁的需求方面，对于制度变迁的供给仍然有待深化。而国家和政府在制度供给中无疑发挥重要作用，Buchanan（1962）在构建公共经济学框架时考察了宪政规则对经济体系的影响，着重从个体行为、决策及其互动中分析政治活动和经济过程[18]。acemoglu分析了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真实影响机制，认为产权和政治权力等因素决定市场均衡，进而决定经济的增长[19]。但在解释制度供给时人们却经常陷入无尽的循环。
（二）经济发展理论
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原本并不能全然割裂，但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在欠发达地区的适用性却非常有限，客观上促成了欠发达地区在追求经济增长时另起炉灶，从而使经济发展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分道扬镳。以上各种理论秉承结构主义思路，基本上都强调通过国家力量迅速而深刻地改变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实现向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转变。在该种思潮的指导下，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往往通过国家大规模投资实现了短暂的增长，随后却是经济停滞和持续的危机。实际上，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从一开始就饱受诟病，如J·瓦伊纳（1952）反驳了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和进口替代的主张，指出不应忽略贸易的有利效应，包括降低产品成本和技术引进等；G·哈伯勒也强调了国际分工和贸易对参与国的动态间接效应。
2.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由于忽视市场体制建设、歧视农业和闭关自守的保守倾向，结构主义思潮下的欠发达国家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反而遭遇了各种各样的发展困境，事实证明政府主导的、违背市场经济规律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与此同时，以东南亚许多国家为代表的、建立了以市场体制为主导的发展方式却取得非凡的成就。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发展理论开始掀起新古典主义的全面复兴，其标志便是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其内容主要包括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主导和帮助下，一些欠发达国家开始向“三化”转型，但结果同样糟糕，这些国家的现状甚至不如改革之前。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致力于通过自由市场修正结构主义思潮下扭曲的价格体系，结果却矫枉过正，并没能复制西方发达国家自由市场经济的神话。
3.小结。至此人们认识到在欠发达国家并不存在一个区别于发达国家的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逐渐合流、融合，发展经济学也就此衰落，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甚至宣称发展经济学已经灭亡。同时，主流的西方经济理论也迫切需要修正和深化，以对不同发展状况的经济体进行合理解释。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已不是政府要不要在经济发展当中发挥作用，而是发挥何种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回顾前文对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主流经济增长理论在政府是否应该发挥作用以及如何消除政府干预这一外生变量上几经反复。因此，未来的增长或发展理论有必要正视现实，从一个新的思路，即政府究竟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何种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出发，从而将政府变量内生化。可见，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理论无疑是沿着这一方向的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
三、新结构经济学为经济发展开出的药方
（一）新结构经济学的总体诊断思路
新结构经济学是在反思发展经济学的前两次思潮以及总结不同经济体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依据新古典主义的分析范式来研究经济的动态过程和结构变迁的，同时积极借鉴和吸收经济增长理论的有益成分，从产业结构变迁的微观视角提供了经济动态发展过程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总体而言，新结构经济学仍然属于新古典主义的分析范式。
具体的，新结构经济学认为经济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结构，经济发展由要素禀赋的变化和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在特定时刻，一国的要素禀赋是固定的，进而决定该国最优的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求要素禀赋的升级，要素禀赋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而且，要素禀赋还应该包括一国的基础设施情况（硬件和软件设施），这构成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总体预算约束，又决定一国的比较优势。要素禀赋升级的方法在于根据比较优势选择相应的产业，并引导企业进入这些领域。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企业进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可以最有效地利用资源优势以提高竞争力，同时优化一国总体的资源配置，最大化经济剩余[22]。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是市场必须发挥基础性配置作用，以通过竞争性价格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在这个过程中，要素禀赋不断发生变化，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从而产生长期的良性循环。但是在该动态过程中，由于基础设施投资、进入新的产业领域和引进新技术时的外部性，政府必须出面协调和引导以内化外部性。
（二）经济发展的主体：政府还是企业
尽管新结构经济学一再声称市场的基础性配置作用，政府只是发挥辅助功能，但在实践中却难以操作。正如克鲁格评论中所说，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答，新结构经济学恐怕会被作为政府支持特定产业甚至特定企业的许可证[22]。
（三）经济发展的过程和策略选择
新结构经济学将经济发展描述为一个持续性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多样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各类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不断改善的过程[22]。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自然资源或劳动力充裕，而资本相对稀缺，那么就应该以资源或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导发展产业，逐渐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久而久之就可以积累足够的经济剩余，培育更多的物质和人力资本。一旦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转而发展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这种动态的良性循环将促使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的内生循环，也将提高该国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综合国力水平。但现实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在发展的尝试中遭遇失败，林毅夫教授将之归为这些国家没有一个好的行业选取标准，错误的产业政策导致要素禀赋的无效或低效配置。另外，新结构经济学建议发展中国家选择领先其人均收入不多的先进国家的成熟产业，同时却又认为发达国家的今天并不必然是发展中国家的明天。与先前将经济发展阶段简单划分为“穷”和“富”相比，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同国家是一条沿着低收入农业经济向高收入的后工业化经济逐渐转变的连续谱。因此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和基础设施改善的目标并不必然是发达国家现有的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情况，这种认识显然是一次明显的进步，但却没有本质的改变。新结构经济学致力于政策选择本身，而真正的问题却在于政策实施，即使是正确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发展主体并非先验的偏好整体的经济增长，将政府视做原子式参与个体的做法是不恰当的，政府同样由类型多样和不同偏好的个人组成。
四、结论与展望
从历史的角度看，每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都存在于具体的历史阶段，不同经济体具有不同的发展过程，在全球化的开放时代，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无法脱离其他经济体而存在，一个产业也无法脱离产业链而独立存在。在一个更为本原的意义上讲，经济发展并不是由国家或政府这一主体主导的，尽管经济发展在国家整体的层面上显示出来。在根本上经济发展由千千万万的个体和企业在追逐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发生，这些个体同时又是异质的。因此经济发展必须将重点放在正确的主体基础上，而不是发展的客体：产业，或者发展的要素：政策。那么进一步的研究方向就可能在于将政府作为一个像厂商和消费者那样极具自利性倾向的市场参与者进行分析，同时关注不同类型参与者之间的互动。对政府的经济学分析自公共选择理论以来已取得巨大的进展，如施莱法和维什尼在分析政府作用时归纳了“扶持之手的政府模型”、“看不见的手”模型以及“掠夺之手”的政府模型，阿赛莫格鲁关于民主和经济发展的分析等，这些进展开启了经济发展理论的新一轮思潮。而无论如何，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都意味着政策变量内生化纳入经济发展分析框架的大胆尝试，对该理论的正确理解也必须放在经济发展脉络中进行，其引发的争鸣意义显然远远大于这一理论本身。
注释：通过引入Ramsey动态最优技术，加上跨期贴现因子，Cass和Koopmans就将消费者决策和企业决策并列分析，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从而达到竞争均衡，储蓄率因而得以内生化。
经济结构的定义篇10
关键词：建构主义经管类数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1（a）-0013-01
“经管类”数学基础课程主要包括：《经济数学-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三门课程。这三门课程是高等院校开设的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程，同时也是经济管理类专业后续课程的学习及进行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基础课程。然而，对于经管类学生来说，高中时大多都是文科生，数学基础普遍都较差，如果教师仍按照统一化的标准来进行教学，将较难达到课堂教学目标和要求，课堂教学难以有效地开展。本文结合多年的教学实践，在数学基础课程教学的过程中应用“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经济学中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1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其最早提出者是瑞士的皮亚杰。建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以学习者为中心，提倡学习者的自主学习，它认为，知识不是通过教师的传授而得到的，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情境即社会文化背景下，借助于其他人（包括教师和学习伙伴）的帮助，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的。因此，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或四大属性。
2基于构建主义的课程改革
2.1教材的选取
构建主义认为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所以根据经管类学生的特点，经济管理数学教材首先应具有良好的可读性和通俗性，其难度要明显低于一般的理科专业的教材。书中应当用浅显的数学语言来表达抽象的数学概念，要善于采用经济学中的案例来降低所要阐述理论的难度。
2.2修订教学计划
《经济数学-微积分》总共开设两个学期，每个学期的学时都是72。考虑到内容较多，要对内容进行相应的简化，例如，在讲解罗尔、拉格朗日、柯西定理的过程中，不必严格地给出定理的证明，只要通过几何图形给学生讲解清楚，学生能够利用定理解决问题即可。
《线性代数》在第二学期开设，大约40课时。主要内容为矩阵与行列式、向量与线性方程组等，相对于理科生的教学内容而言，应删减其中较难的部分，例如二次型问题。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在大二的第一学期开设，大约40学时。由于这门课程本身要求学生具有非常强的逻辑思维能力，所以对于经管学院的学生而言，是有一定难度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弱化概率论中的多元随机变量及分布问题，根据经济管理专业特点增强对离散型分布的理解和应用。
3用构建主义理论设计课堂教学
3.1注重情境创设
创设问题情境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之一。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创设情境是“意义建构”的前提及保证，因此，特别重视教学过程中关于“情境”的创设。情境具有生动性、丰富性、直观性等特点，教师将学生置身于问题的情境之中，能充分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利于帮助他们提取记忆中已有的相关知识，从而激发他们去联想，以达到对知识进行“意义建构”及“再建构”的最终目的。
3.2开展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应该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之中。它主要包括：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相互协作。实践活动对于学习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学习过程的自我反馈、学习结果的评价以及意义的最终建构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3强化探讨交流
是实践活动中最基本的方式。比如，学习小组成员之间必须通过交流，来讨论如何利用教师提供的材料去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最终达到意义建构的目标。其实，实践活动就是交流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每个学习者的想法都为这个学习群体所共享。交流使每个学生都融入了实践活动中，从而也激发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对“探讨交流”加大重视。
3.4实现学生对知识的建构及再建构
“意义建构”是建构主义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同时也是教学过程的最终目标。在学习过程中指导学生对所学知识进行“建构”及“再建构”，就是要帮助学生对当前学习的内容所反映事物的性质、规律以及该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达到较深刻的理解。
3.4.1所学概念的建构
例如，《经济数学-微积分》中的概念、定理非常多，学生很难理解它们的具体含义，时间久了就会忘记，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意引导学生对所学概念进行“建构”。教师要在学生“理解”和“发现”基础上进行引导，也就是说这要求引导学生主动把新知识纳入原有认知结构的恰当位置，发现新旧知识间的异同，将其认知结构进行不断的“建构”及“再建构”。如在学习函数极限时，可以引导学生联想刚刚学过的数列极限，把数列极限理解成特殊的函数极限，在此基础上进行推广，也就达到了对新知识的构建。
3.4.2解题思想、方法的建构
《经济数学-微积分》中包含着大量的数学思想方法：一般化思想、抽象性思想、公理化思想、初等变换的思想等等。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引导学生对上述思想方法进行理解及建构，这有利于培养学生发现、分析，进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定积分的元素法-分割、近似、求和、取极限。这一方法不仅应用在定积分、二重积分上，还可以应用在曲线积分和曲面积分上。
4结语
本文基于我校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目标，我们结合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实际特点，将“建构主义理论”应用于经济数学的教学中，对教学大纲、教学计划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在教学过程中适当地增加了经济案例的讲解，将数学知识和学生的专业知识相结合，通过四个步骤：情境创设；实践活动；探讨交流；归纳、反思及建构的教学实践，使得原本枯燥、难懂的定义与定理，变得容易理解。从而适应于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学习，进一步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学习成绩。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邹艳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发展根源与逻辑起点[J].外国教育研究，2002（5）：25-27.
[2]孔宪遂.试论建构主义理论对教学的启示[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2（1）：15-18.
[3]陈琦，张建伟.建构主义学习观要义评析[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1）：61-68.
[4]杨春宏，张春生.建构主义与基础教育改革[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98（3）：5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