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生物学的概念篇1
一、素质教育目标
（一）知识教学点
1．了解
生物与环境的关系。
2．理解
（1）生物对环境适应的普遍性、相对性。
（2）保护色、警戒色、拟态的概念及实例。
3．掌握
保护色、警戒色与拟态的区别。
（二）能力训练点
观察能力、概括能力、归纳能力、表达能力。
（三）德育渗透点
1．通过保护色、警戒色、拟态，认识生物与环境的协调美、和谐美。
2．由生物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树立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
3．培养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
（四）学科方法训练点
1．学习掌握新概念的方法：由事例归纳、理解概念，通过比较辨别掌握概念。
2．学习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学习方法。
二、教学重点、难点、疑点及解决办法
1．教学重点：适应的普遍性，保护色、警戒色、拟态的概念，辨别概念的方法。
2．教学难点
（1）引导学生自己总结出保护色、警戒色、拟态的区别。
（2）认识生物与环境的协调美、和谐美。
3．教学疑点：保护色与拟态的辨别。
4．解决办法
（1）运用投影或多媒体辅助教学，创设保护色、警戒色、拟态的问题情景，学生观察、归纳得出概念。
（2）对比显示典型的保护色、警戒色、拟态的现象，两两对比发现差别，辨析概念。
（3）学生对概念及概念间的区别进行概括、表述。
（4）根据学生练习中反馈信息进行个别辅导或集体答疑。
三、课时安排
1个课时。
四、教学方法
教师讲述、举例帮助学生理解，学生阅读、观察、思考、表述，积极探索学习。
五、教具准备
根据学校设备条件准备：课时目标（文字）、沙漠上的仙人掌（图像）、淡水中的菱（图像）、猛虎袭击鹿群（图像）、鹿、兔、刺猬（豪猪）、黄鼬、蛔虫（图像）、绿草丛中的蝈蝈（图像）、北极地区的白熊（图像）、冬天和夏天的雷鸟（图像）、黄蜂、瓢虫、毒蛇（图像）、竹节虫、尺蠖、枯叶蝶、螳螂（图像）、土壤中的蚯蚓（图像）、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文字小结），课堂练习题（文字）。
六、学生活动设计
1．学生表述猛兽猛禽猎食的情形，结合挂图或投影了解猛禽猛兽及小动物相互适应的特征。观察沙漠上的仙人掌的投影，了解植物适应环境的特征。
2．回忆曾观察到的自然现象，结合挂图或投影观察，感知保护色，警戒色和拟态的概念，阅读教材，准备表述概念，体验生物与环境的协调美、和谐美。
3．比较、分析、归纳、总结概念的区别。
保护生物学的概念篇2
陶行知先生在《创造的儿童教育》、《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和《民主教育》等文章中都指出培养儿童(孩子)的创造力要进行“六大解放”,即把学习的基本自由还给学生,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解放他的嘴,使他能说;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社会中去取得丰富的学问;解放他的时间,给他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二、用陶行知“六大解放”教育思想指导实验教学的开展
“六大解放”教育思想倡导实施教学民主化,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创造良好的教学环境,促进学生的创造活动,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实施“六大解放”对教师开展实验教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培养学生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基本途径。
1.解放眼睛,让学生学会实验观察
观察是人们有效地探索世界,认识事物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心理素质。观察是获得一切知识的首要步骤,也是一切创造发明的必要条件。首先,要让学生明确观察
目的,激发学生的观察兴趣。观察的效果取决于观察目的,教师要针对高中学生的年龄特点及知识水平着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观察品质,端正学生观察态度,教育学生无论观察什么都要认真、仔细,明确观察的目的。其次,要教给学生正确的观察方法,提高观察效率。如高中生物必修1用显微镜观察“细胞多样性和统一性”时,教师可以在讲台上进行实验演示,给学生提供一个大致的观察程序,同时教会学生观察的方法。然后让学生分组实验去观察细胞,并结合课本去分析真原核细胞的区别。在培养学生观察能力的过程中所开展的实践活动,很好地解放了学生的眼睛。我们要指导学生有计划、按步骤地进行观察。在观察中要让学生善辩多思,并做好实验记录,不要放过观察到的任何一个细小的现象。对于不同学生对同一实验得出的不同现象、结论,不要急于评判谁对谁错,要充分肯定其积极性,然后再究其根源,帮其改正。
2.解放双手,让学生学会实验操作
解放学生的双手——做分组实验,不仅仅是希望学
生做出一个成功的实验,更注重通过实验操作来提高学就越多。
学生通过上述的体验和实验,实现了自主体验和探究学习,并且知道了食物中含有能量,贮藏在营养物质中。学生虽然还不能给“能量”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却对“能量”有了清晰的认识,从而有效延展了概念形成的“长度”。
三、思维历练——挖掘概念强化的“深度”
所谓概念强化阶段,即将形成的概念彻底转化为属于自己的知识。概念的强化不仅仅是反复记忆并同化的过程,而是在发展思维的基础上,挖掘概念强化的“深度”。
1.建立网络强化概念的“深度”
在中学生物学教材中,我们不难发现生物学概念不仅多,而且比较分散,并且很多概念在字词上都具有相似性,很容易使学生产生混淆。因此,在概念的强化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从整体出发,从大处着手,在发展思维的基础上挖掘概念强化的“深度”。
例如,学生在学习“保护色”“警戒色”和“拟态”这三个概念后,因概念本身的相似性,导致容易混淆。因此,在概念教学的深化阶段,教师可以将这几个概念的定义、功能、作用及产生条件建立网络,通过对这几个概念的比较分析,帮助学生认识它们的区别:保护色与环境颜色相同,使之不易被识别,起到保护作用;警戒色容易被发现,异于环境颜色,起到警戒威慑作用;拟态与保护色接近,但却高于保护色,有更好的防护作用,且往往与生物所处的运动状态有关。
建立这样的概念对比网络,能帮助学生清晰地认识各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从整体上把握概念,同时对学生概念强化的“深度”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2.挖掘内涵强化概念的“深度”
在生物学概念中,很多概念的内涵都是十分丰富的,通过简单的学习往往只能理解其浅层次意思。因此,在概念强化阶段,教师有必要全面地、系统地将这些概念加以剖析,使学生能加深对概念的理解。
保护生物学的概念篇3
孰料无独有偶,在2009年,南京因老城南拆迁改造爆出了上书国务院总理的新闻,与发生在北京的“梁林故居”保拆之争可谓同出一辙。老城南是南京历史最悠久的传统旧城区,也是南京城的发源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南京市“推平式”的旧城改造步子不断加快,一片片历史街区濒临消失,于是老城南成了守护古城的最后“领地”。《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曾将老城南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即后来被《文物保护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所称的历史文化街区。依据《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2002年《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2003年《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都重申了对老城南的保护。然而南京市政府确定2009年全市十大项目工程时,竟将危旧房改造规模最大的项目———南捕厅四期工程选定在这里。于是居住在这里的4200户居民被告知:必须在6月底前完成动迁。顿时引起了当地居民强烈不满。老城南该不该列为危旧房改造项目?南捕厅该不该大量拆迁改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江苏省和南京市学术界本来就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声音。此时的动迁通知无疑提供了一个引爆燃点。当地居民、志愿者、新闻媒体、学术界纷纷加入,瞬间掀起轩然大波。以致29名专家学者集体上书国务院总理,呼吁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根据总理批示,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很快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南京。至此老城南拆建叫停。南捕厅一带的房屋大都建在清末民初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如今这里已经看不到集中成片的明清建筑。建筑形式和房屋结构混杂,密度高,日照通风条件差,市政设施不配套,院落拥挤,明显具有棚户区的一些聚落形态特征。尽管在危旧房屋改造的前期调查中,了解到这一带零星散落地保存着几十处重要近现代建筑,不过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以及《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的规定,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南捕厅街区已经达不到历史文化街区的法定条件,主张划定为历史文化风貌区,在尽可能多地保护传统街道格局和重要近现代建筑的前提下,实施拆迁改造。而上书疾呼的专家学者和志愿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老城南位于秦淮河两岸,是南京的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南京的方言、云锦、绒花、白局、灯会、盐水鸭等传统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发源于此,有些重要历史事件也发生在这里,还有许多历史名人曾在这里居住。所以即使老城南现存建筑质量和居住条件比较差,也不等于没有保留价值。他们反对降低历史文化街区定位,改为历史文化风貌区,一再要求完整保护现存的南捕厅街区,停止破坏性的“旧城改造”。显而易见,学术界分歧的焦点同样集中在如何界定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正是由于我国目前没有明确统一的价值标准,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因此才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不仅围绕“梁林故居”和南捕厅街区的拆与留展开了激烈博弈,酿成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也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监管置于尴尬境地。北京与南京分处大江南北,是中国历史上两座着名的古代都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不仅拥有优越的行政资源、智力资源和丰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还是不同时期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发生在两“京”的大小事,无不具有指标性、普适性和示范性,足以影响全国,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如今围绕梁林故居引发保拆之争和南京老城南拆迁改造掀起轩然大波,绝非巧合与偶然,而是蓄势已久的各地大量同类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反映。出现这些矛盾和问题,反映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存在思想理论缺失,乃至连构成历史文化名城基本要素的概念界定也含混不清,无怪乎保护监管难以适从。
解析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界定的模糊与缺憾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在我国最早出现在2002年公布的《文物保护法》。2007年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原文保留了这部分内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延展了《文物保护法》的法定概念,并在行政法的基础上,对历史建筑的定义分别作了表述。但是在实施过程发现,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确定的概念比较宽泛模糊,表述不尽一致,尚存颇多缺憾。《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确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在这部经过修订的行政法里,将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定公布条件完全等同起来,只字不差,本身就是一大缺陷。从理论上说,“街”与“城”在历史城市的空间结构上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不仅聚落规模差异很大,而且两者空间形态、文化内涵及其属性特征也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等量齐观。一律采用宽泛的概念,要求“街”也像“城”那样,保存特别丰富的文物,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委实很难。姑且不说评价“保存文物特别丰富”,是评价保存文物的数量多寡,还是文物的品位和等级高低,对此法律法规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更没有对保存文物的丰富程度制定量化标准。如此一来,必然会给人们的主观评价预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不可避免地带来随意性。至于对核定的对象是否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法律法规同样缺乏明晰准确的规定,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具有初始阶段的粗放式特征。按照现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规定,“历史文化街区用地面积不小于1公顷”。试想在如此狭小的地块里,怎么可能拥有“特别丰富”的文物?又怎么可能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从我国已经核定公布的118个历史文化名城了解,目前真正原汁原味保留完整风貌的历史文化街区所剩无几。即使比较完美的历史文化街区,也很难完全符合法定概念给出的三个条件。由此可见,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要求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界定,有别于历史文化名城,凸显街区的属性特征,并且做到概念明晰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关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虽然有所延展,但是将其定义放在了条例附则里表述,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作出这样的规定:“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这里沿用了“保存文物特别丰富”的宽泛模糊概念,但没有就此进行细化分解,同时却又令人费解地删去了法律规定的“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内容,另外增加了三项构成要素,一是“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二是“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三是“具有一定规模”。也就是说,行政法规在界定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时,进一步强化了其空间形态特征的重要性,弱化了其历史文化内涵。应当说强调空间形态特征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忽视对历史文化内涵的价值评估,无异于失去了保护的根本。发生在北京和南京的两起风波,追根溯源,均与此息息相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是2005年7月15日由建设部的国家标准规范。但是该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界定却与《文物保护法》表述不一。其中术语解释2.0.4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称为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所称由省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不仅于法无据,而且对“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既没有明确其空间形态特征,也没有涉及到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所涵盖的内容。至于何谓“重点保护”,什么条件或什么情况下“应予重点保护”,规范没有说明。目前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确定的概念过于宽泛模糊,看似明确,实则含混不清,相互之间对法定概念表述缺乏有机衔接,甚至出现矛盾,这是导致思想认识出现分歧和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中,这种状况使得规划、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无所适从,操作层面面临着许多困难,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需要。
历史建筑概念界定及其保护价值评定标准
历史建筑的广义概念应当指历史上遗存的所有建筑物和构筑物。而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中,历史建筑则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尤其历史建筑被确定为受到国家保护的法律法规适用对象以后,这种特殊含义就上升为法定概念,具有了法律意义和法律效力。换言之,历史建筑的法定概念只是其广义概念中数量极少的精华部分。于是涉及到如何诠释历史建筑的概念,以及采用怎样的评价标准来界定和筛选历史建筑的问题。历史建筑作为专业术语,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里作出了规定。2008年国务院公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后,历史建筑随之也提升为法定概念。这个概念基于法制管理层面的需要,不再是专业术语,也不再属于学术概念和行政概念的范畴。由于《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公布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之后,根据我国《立法法》的规定,行政法规的效力高于技术规范,因此应当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抓紧进行必要的修改,使技术规范的内容服从行政法规,保障依法行政的严肃性。然而目前尚未修改的技术规范仍在继续使用,指导全国各地历史文化名城和街区保护规划的编制,因此因为规范与法规表述不一,使得历史建筑概念更加含混,直接影响到编制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保护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界定的历史建筑是指“有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反映城市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构)筑物。”照此进行把握评价,弹性很大。鉴于该规范不仅没有具体说明“一定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评价标准,以及只须评价建(构)筑物本身的价值,还是包括建(构)筑物承载的特殊历史信息;而且也没有讲清历史建筑界定在哪一个时代或哪一个历史时期,是指以木构为主的古代建筑?还是砖混结构的近代建筑?或者是包括混凝土结构的现代建筑?是明清时期建筑、民国时期建筑、建国初期建筑、时期建筑,也或是各个时代和时期兼而有之的建筑?这就给人留下了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和争议空间,同时也给保护历史建筑留下了相当大的漏洞。大量事实表明,已经编制、实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在分析历史建筑现状时,通常都会按照技术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的空间肌理、现存建筑的数量、建筑结构、建筑质量、建筑高度、建筑体量、保存完好程度等,划分不同类型、采取相应保护整治措施,并在规划文本中绘制成图册。这样做固然非常必要,但是几乎没有哪个保护规划会对历史建筑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历史价值进行分类比对,也从来不做这一类的分析。保护规划注重的往往只是历史建筑的空间形态,而忽视其历史文脉,只以建筑梁架结构、墙体结构以及现存的完好程度论其保护价值高下,决定对其取舍保弃。于是各地类似“梁林故居”和南京老城南那样承载大量厚重历史信息的老房子,由于规划编制人员认为其建筑质量不佳,便在保护规划编制阶段将其“判处死刑”,一拆了之。各地普遍形成这种随意拆迁历史建筑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思想理论存在缺失有着紧密的关联,这种缺失造成了技术规范偏离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里,还同时提出了“保护建筑”与“历史建筑群”的概念,并将有权认定“保护建筑”的行为主体定位在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确定保护建筑是“规划认为应按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方法进行保护的”“具有较高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建(构)筑物。一方面,这与历史建筑法定概念的基本属性不符;另一方面,把城市规划编制单位和编制人员作为认定“保护建筑”的行为主体,在规划编制阶段进行预先筛选,难免带来评价界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也是导致建筑质量虽然不佳但仍有保护价值的历史建筑轻易被拆的直接原因之一。同时需要指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的适用范围仅限于指导保护规划编制,不具备法律效力,因此对于其他机关、组织和个人并没有约束性,也没有指导意义,一旦规划业内与社会各界在对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上产生分歧,则无法通过技术规范协调解决。于是在社会实践中,按照技术规范编制的保护规划如果顺应城市主政者的意愿,便可得到当地政府认可。如其不然,保护规划很容易被城市主政者否定,或束之高阁。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规划设计市场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依据同一部技术规范编制的保护规划,最终会出现截然不同的效果。有鉴于此,为加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监管,亟待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尽快修改完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诚然,这样做并非是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没有完善之必要。该条例实施以来,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也存在明显缺失。例如第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历史建筑,是指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具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物、构筑物。”在这里,条例将历史建筑表述为既非文物保护单位,也非不可移动文物,其本身就是概念错误。众所周知,《文物保护法》对文物的分类有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两大类。而文物保护单位则属于不可移动文物范畴,二者原本是从属关系。条例却将这种从属关系变为对等关系,并列起来,非此即彼,造成二者分属不同范畴文物的误解,再者历史建筑原本就是构成历史文化街区建筑遗产的主体,既然《文物保护法》明确历史文化街区属于不可移动文物,为什么条例又将历史建筑从不可移动文物里剥离出来呢?诸如此类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规定,让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变得含混不清,扑朔迷离,以致诱发聚讼迭起,风波不断,成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的主要障碍之一。要消除这一障碍,在法律和行政法规暂未修订的情况下,一方面通过司法解释加以诠释说明,再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纳入地方性法规,促使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明晰化。另一方面通过制定部门规章和抓紧修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与此同时,鉴于原来核定公布的许多历史文化街区已经遭到严重破坏的现实,可以考虑在历史文化街区法定概念之外,另设一类保护级别略低的重要历史地段或者历史文化风貌区,制定相应法规政策,继续实施文化遗产保护。对于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不仅应当增加其历史信息与保护价值的评析,而且拟定具体指标和评析方法,以使概念界定更加明晰。如同对世间一切事物的概念界定那样,对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界定,既要反映它们作为文化遗产,与历史文化名城存在的共同特征,更要通过学术理论研究,探询其本身的文化内质和特殊的本质属性,概括出属于它们自己的不可替代的固有特征,并且使其简约化、明晰化。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建立完善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不断强文秘站－您的专属秘书！化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监管,适应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需要
保护生物学的概念篇4
关键词：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水体损失；土地保育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应考虑的问题，究竟是一些什么问题呢？由于人们对水土保持概念理解的偏差，在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时仅着眼于防治土体损失的机械固定，仅仅限制在使用工程措施，从字面上理解植物措施，没有意识到防治水体损失方面的保持利用，忽略对风力侵蚀的防治，不考虑植物侵蚀和化学侵蚀等。
要讨论这些内容的不合理问题，首先得搞清水土保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1水土保持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由水土保持的概念看来，要弄清水土保持的内容，还必须弄清水土流失的定义。水土流失和水土保持是两个相对的概念，根据一些学术专著，它的意义也是比较明确的：是指土壤侵蚀（包括水、风、重力、人为活动等营力）造成陆地表面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破坏和损失。
然而什么又是土壤侵蚀呢？土壤侵蚀是国际通用的土壤学学术用语，国际上有代表性的学术专著和机构对此定义大致相同，即水、风、重力等作用下土壤的流失。国内定义是指土壤在内外力（如水力、风力、重力、人为活动等）的作用下，被分散、剥离、搬运和沉积的过程。
当然，随着人们对土壤侵蚀和水土保持的认识的不断深入，土壤侵蚀、水土保持的概念和内涵也在不断地发展演变。正如土壤侵蚀从最初的由于水力或风力作用引起的土地表面物质的移动，逐步发展到土壤在内外因力（如水力、风力、重力、人为活动等）的作用下，被分散、剥离、搬运和沉积的过程，水土保持概念也由初期的土壤保持发展为今天的水土保持并举，从单一强调土壤侵蚀引起土地生产力退化到同时强调土壤侵蚀环境与全球生态环境的联系，如水土流失与水环境的联系，水土保持与全球气候变化的联系等，即水土保持的对象已经不再是停留在山区、丘陵区和风沙区的水土资源，而是任何在内外力（如水力、风力、重力、人为活动等）的作用下被分散、剥离、搬运和沉积的水土资源，水土保持的内容已不只是防治水土流失，而是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建立良好生态环境。
由此看来，水土保持涉及的内容除了防治水土资源的流失外，还赋予了利用水土资源，绿化美化环境等。其中，防治水土流失涉及防治土地荒漠化、防旱保水等内容，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涉及了植物侵蚀、化学侵蚀，慎重考虑工程措施等内容，绿化美化环境则涉及了植树造林，慎重使用复垦措施等内容。总之，水土保持已不是最初的水土流失防治，即采取措施简单地把水土资源固定在某一个区域。
2问题根源的解析
前面已经说了方案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呢？我想最根本的是把水土保持单纯地理解为水土保护，而没有意识到水土保护的根本目的。现结合前面给出的概念来解析这些问题。
2.1仅把“保持”理解为“保护”
保持含义不仅限于保护，而是保护、改良与合理利用。由于一部分人把水土保持单纯地理解为水土保护、土壤保护，甚至与土壤侵蚀控制等同起来，没有意识到土壤的改良以及土壤合理利用于农、林业生产，即没有考虑到对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因此，在方案设计的时候，仅着眼于防治土体的损失，进行机械地“固定”处理，夸大甚至是盲目使用工程措施，从字面上理解植物措施。
2.1.1没有着眼于提高土地生产力。有人认为，用工程措施可以把土壤很好地圈定在某一空间范围，这样处理后基本不会发生土壤侵蚀的现象。有的就是忽视植物措施对土壤的改良功能及其对荒漠化的防治功效，在方案编制中忽视植物措施，至少不对石料场、石渣场采用植物措施，加速了该区域土地石漠化、荒漠化的进程。也有人在方案编制中不是先考虑提高土地生产力方面的土地熟化，而是随意采用复垦措施，使土地越垦越穷。相对次要一点的是，在方案中没有提及风力的扬尘等对土地的沙化。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提高土地生产力呢？因为他们只知道土地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不知道中国仅有10.20%的土地面积适于农业，37.10%适于畜牧,且风与水冲刷严重。因此必须考虑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从提高土地生产力、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来看，把弃渣场设置在农田的方案也是不可取的。就算弃渣在水土保持措施处理后，能够使土地生产力提高到以前农田状况下的水平（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但弃渣场本身占压了肥沃的土壤，让其退化，变得难以利用。据科学测算，自然风化1cm表土层需要400年时间，而风化成30cm耕作层，则至少需要1.20万年。但破坏这1.2万年才风化成的耕作层，却只需一朝一夕就完成了。这是一种资源在时间上的巨大浪费。因此，强烈反对占用农田不经处理就用作弃渣处理场地处理弃渣的方案。
2.1.2对绿化、美化环境认识浅薄。由于没有意识到绿化、美化环境，一部分人没有考虑植物措施，或乱用植物措施，或没有把植物措施设计到相应深度等。总的说来，是对绿化、美化环境的认识没有深入。没有考虑植物措施的人完全没有考虑水土保持的绿化、美化这一部分内容。在方案设计中，不在乎植物措施，认为在工程措施的防护下，已经能够达到防治目标，采用植物措施纯属多余。
乱用植物措施是不知道植物间的互生与对土壤肥力的竞争，只知道植物对土壤的改良，不知道一些植物在人为作用下恶化土壤理化性质、降低土壤肥力（即植物侵蚀）。要么是简单的进行混交造林，没有考虑主要树种与伴生树种之间的关系，对各树种不进行优化配置；要么乱用植物种造林，使得外来物种入侵并恶化土壤理化性质，降低土壤肥力，造成植物侵蚀。
没有把植物措施设计到相应深度的人是对植物的绿化、美化作用的认识深度不够而总认为种下去就成。他们要么是随意设计，没有考虑立地条件；要么是简单设计，没有考虑混交造林；在简单的进行混交造林设计中，没有考虑造林密度对生长量的影响；当然，他们植物措施中更不会考虑到微生物对土壤理化性质的改良作用（其实，植物措施常常是和生物措施相互通用的）。
2.2仅从定义上理解，没有注意到事物的发展
早期，人们只提出了土壤保持这一概念。而今，还有很大一部分停留在这一概念上，认为只是对于水力、风力等各类因素引起的土壤侵蚀的治理。于是，他们没有注重水体的保护和利用，没有意识到化学侵蚀带来的危害。也就是说，没有水忧患与水战略的意识。当然，这些还与水体保护的具体定义有关，因为在这一方面大家还持不同的意见：如有人把入渗作为一种水体保护措施，但有人认为，入渗到地层深处的水体已经变得难以利用。
因此，在方案编制中少了很多内容，让编制方案的根本目的落空。没有了“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这一内容，好多东西也就空荡起来，更别说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了。个人认为，水资源的保持要从水资源的利用、便于利用出发，做好库存，同时进行防污染处理。
保护生物学的概念篇5
论文关键词环境环境利益环境权
一、人与环境
环境一般是指围绕某一中心事物的外部空间、条件或状况。在生态学中，环境是指以整个生物界（包括人类、其他动物、植物和微生物）为中心、为主体的环境，围绕生物界的并构成生存必要条件的外部空间和无生命物质（如大气、水、土壤、阳光及其他无生命物等）是生物的生存环境，也称为“生境”。在环境科学中，环境是指围绕着人群的空间及其中可以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的总体。生态学中的环境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环境科学中的环境以人类为中心。环境法中的环境应以“人类”为中心还是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学术上没有一致的答案。我国环境保护法规定：“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总体，包括大气、水、海洋、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为了研究的方便，本文使用我国环境保护法中关于“环境”的概念，认为环境是以人或人类为中心的自然因素总体，人与环境的关系，实乃人与自然的关系。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伴随人和人类始终的一种客观存在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依靠自然界而生活。人为了生存与发展，必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甚至征服自然。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人类以一定的生产方式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从而获得尽可能丰富的生活资源的历史。在人类早期，人与动物没有根本的区别，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没有根本的区别。人出于生存的本能和需要，按照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和生态规律生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物与自然物之间的关系全部受自然生态规律的控制或调整。人这种对自然的依赖性及由此形成的原始的和谐的秩序，达尔文概括为“适者生存，物竞天择”。在人类社会进入“人类文明时期”后，特别是经过第一次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社会后，生产力获得突飞猛进的空前发展，人类树立了对自然界的绝对权威并占据了主宰地位。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征服与被征服、统治与被统治、管理与被管理、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人类以“万物之主宰”的绝对优势对自然界无节制的利用、征服、掠夺与破坏，导致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
二、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
环境问题的症结在于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冲突。经济利益对环境利益的强势挤压产生了环境问题。为洞见环境法与环境权的本质，有必要对自然、环境给人们带来的利益加以辨析。何谓利益？利益就是好处，就是能够满足或实现人们的需要、愿望、要求的东西。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说太重要了，人类的生存、繁衍与发展离不开自然界的“哺育”，自然界是人类的“母亲”。自然界能够满足人类多种多样的需要，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生产、生活的需要。因此，自然界首先或主要是给人们带来生产、生活利益。生产是人们依靠自然界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和过程，通过生产，自然界给人们带来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同时，自然界提供自然人生活（生命存活）的基本条件、审美满足（如优美的风景）与生态平衡，这就是自然界带给人类的环境利益。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存在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首先，环境利益是经济利益实现的前提条件。自然环境是人类追求经济利益的载体，如果没有自然环境为人类生产活动提供必需的能源和原材料，人类将无法最终实现其经济利益。其次，追求经济利益的生产活动必然导致程度或轻或重的环境污染，损害人们或人类的环境利益。再次，如果由追求经济利益导致的环境污染不能有效解决，会对人体健康、生命安全和人的物质财富造成危害，导致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皆不可得、甚至为负。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环境利益就是环境带来的利益。环境带来的利益应该包括经济利益与纯粹的环境利益（以下称环境利益）。自然界带来的利益是环境利益还是经济利益需要辩证的分析。阳光、空气等环境因素可以为家庭与企业谋取经济利益而无偿利用。阳光、空气等环境因素也可以仅供人们基于生命形式而享受。前者属于环境带来的经济利益，后者属于环境利益。森林、矿藏、水流等可物权化的自然资源可以有偿或无偿地投入到生产活动中去，创造物质财富，给人类以直接的经济利益。森林、矿藏、水流等自然资源也有维护生态平衡、审美愉悦等环境利益。自然界容纳着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承载着自然界自身变迁所引致的各种破坏，并且依靠其自身的力量不断重新塑造环境，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过程，把有害于人类的环境逐渐转变为对人类无害的环境。这就是通常所说的环境自净能力。环境自净能力是一种重要的环境利益，但环境自净能力也可以用之于生产而带来经济利益。同时，人类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各种污染超越了环境自净能力的承载限度则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环境法所要保护的利益是环境利益，环境法要求经济利益的实现不能损害环境利益。
三、环境利益与环境权
环境法怎样保护环境利益？为了保护环境利益，环境法怎样约束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环境法约束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的正当性何在？这些问题的解答依赖于环境权理论的成熟以及环境权在立法、执法与司法上受到重视。环境利益只有上升为环境权才能够得到法律的切实保护。因此，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
为了更为深刻地洞察环境权的概念与属性，我们需要对权利概念加以必要分析。何谓权利？这是让学者们深感困惑的一个难题。即使在法理学领域，权利也是一个受人尊重而又模糊不清的概念。康德在谈及权利的定义时就感叹说，问一位法学家什么是权利就像问一位逻辑学家什么是真理那样会让他感到为难。尽管如此，学者们还是对权利的概念与本质进行了不懈的探讨，形成权利本质的诸多理论。张文显在《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一书中介绍了目前国内外最具有代表性和主导性的八种权利概念与本质学说，即资格说、主张说、自由说、利益说、法力说、可能说、规范说、选择说。在中国学界，学者们大多从要素的角度来揭示权利的本质，认为权利由多种要素构成。如夏勇在《人权概念起源》一书中把权利归结为五大要素：利益、主张、资格、权能、自由，认为以这五个要素中任何一种要素为原点，以其它要素为内容，给权利下一个定义，都不为错。程燎原、王人博在《权利及其救济》一书中把权利最重要的要素归纳为自由意志、利益、行为自由，认为权利是由自由意志支配的，以某种利益为目的的一定的行为自由。笔者认为权利的本质在于人们的利益，所谓权利就是某种规范体系所保护或保障的主体的利益，所谓法律权利就是法律所保护或保障的主体的利益。人们的自由、意志、行为、主张、选择等权利要素只有指向利益、以利益为目的才可能纳入权利之中或上升为权利。
保护生物学的概念篇6
关键词：河流健康价值基准点生态势
一、全面认识河流的价值
什么是河流的价值？在水资源规划者、开发者的目光中，河流具有供水、灌溉、发电、航运和旅游等多种功能。如果对于河流价值的理解仅限于此，这无异于把河流理解为可供人类驱使的工具，而河流的价值仅仅是人类能够利用的资源价值。
现代科学特别是生态学的发展告诉我们，如果人类能够把自己作为自然界的一个平等成员，客观地认识河流，就会发现河流作为地球生命系统的载体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宝贵价值。按照生态系统价值的一般分类方法，河流的价值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利用价值，一类是非利用价值。在利用价值中，又分为直接利用价值和间接利用价值。直接利用价值是可直接消费的产出和服务，包括河流直接提供的食品、药品和工农业所需材料，也包括对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间接利用价值是指对于生态系统中生物的支撑功能，也是对于人类的服务功能。包括河流水体的自我净化功能；水分的涵养与旱涝的缓解功能；对于洪水控制的作用；局部气候的稳定；各类废弃物的解毒和分解功能；植物种子的传播和养分的循环。此外，无论是高山大川、急流瀑布还是潺潺溪流以及荷塘秋月，其本身具有的巨大美学价值，可以满足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心理依赖和审美需求。在历史长河中，河流自然遗产财富是几千年人类文学艺术灵感的源泉。
另一大类是非利用价值，它不同于河流生态系统对于人们的服务功能，是独立于人以外的价值，分为选择价值、准选择价值、遗产价值和存在价值。非利用价值是对于未来的直接或间接可能利用的价值，比如留给子孙后代的自然物种、生物多样性以及生境等。试想，如果在我们这一代里，像白暨豚这样的物种一个接一个变成濒危珍稀物种，在河流的生态的食物链中不断地缺失和断裂，造成河流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其河流价值的损失将难以预计，又不知对于子孙后代生存造成什么样的负面影响？在非利用价值中，“存在价值”被认为是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可能是人类现阶段尚未感知的但是对于自然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影响巨大的自然价值。
以上这些价值一部分是实物型的生态产品，比如食品、药品和材料，其经济价值可以在市场流通中得到体现。另一部分是非实物型的生态服务，包括生物群落多样性、环境、气候、水质、人文等功能。这些功能往往是间接的、却又对人类社会经济产生深远、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商品社会中，有形的生态产品还能为人们所重视，而大量的非实物型的生态服务价值往往被忽视，至于非利用价值则更不为人们所理解。可以说，只有建立起珍爱和尊重一切生命，崇尚自然的生态道德，建立为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的可持续发展观，才有可能对于河流价值产生较为全面的认识。
二、对于河流健康概念的争论
1.河流健康概念的缘起
当河流的管理者对于河流的价值有了全面的认识以后，才会关注河流系统中除了人以外的生物，才会关注河流生态系统的状况。
上世纪80年代在欧洲和北美，开始了河流保护行动。人们认识到河流不仅是可供开发的资源，更是河流系统生命的载体；不仅要关注河流的资源功能，还要关注河流的生态功能。许多国家通过修改、制定水法和环境保护法，加强对于河流的环境评估。在传统意义上的河流环境评估主要是基于水质的物理－化学测试方法，依据某些技术指标体系进行的评估，其不足是忽略了对于生物栖息地质量的评估，包括水流条件对于鱼类、两栖动物以及岸边植被的影响，以及河流水文、水质条件的变化对于河流生态系统退化的影响。在新的生态环境理念的引导下，提出了包括水文、水质、生物栖息地质量、生物指标等综合评估方法，相应出现了“河流健康”的概念。(Scrimgeour1996)[1]
2.什么是河流健康状态？
自然河流经历了数万以至数百万年的演变过程，受到自然界本身和人类活动的双重干扰。对于自然界的重大干扰，比如地壳变化、气候变化、地震、火山爆发、山体滑坡等，河流系统的反应或是恢复到原有的状态，或者滑移到另外一种状态，寻找新的动态平衡，逐步走入良性轨道。在这个过程中，河流系统一般表现出一种自我恢复的功能。而人类活动特别是近一、二百年工业革命开始的大规模经济活动，包括水资源过渡开发利用，经济发展带来的水污染对于河流生态系统的干扰所造成的影响往往是系统自身难以恢复的，严重的干扰往往是不可逆转的。当然，还存在着自然界干扰与人类干扰相互作用以至叠加的可能性。科学界普遍认为人类大规模的经济活动是损害河流生态系统健康的主要原因。许多学者认为，在人类进行大规模经济活动前的自然河流，可以定义为是原始状态。原始状态河流生态系统具有较为合理的结构和较为完善的功能，处于一种自然演进的健康状态。概括讲，普遍承认的基本观点是：自然系统优于人工系统；人类活动干扰前的自然状态优于干扰后的状况。
基于这种认识，有的学者指出“生态健康是一种生态系统的首选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未受到损害，系统处于沉睡的、原始的和基准的状态。”（Karr1996）[2]也有学者认为生态健康就是生态的完整性，“在生态系统健康与完整性之间没有实际的差别。”（whileRegier1993)
这些学者们指出，由于生态学的概念比较抽象和模糊，过于学术化，需要提出“河流健康”这种通俗概念既可以在科学家、官员和公众之间进行沟通，也容易被社会公众所理解。另外，如何兼顾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河流保护二者的关系？这涉及到不同的利益集团和社会公众利益，如果针对特定河流建立某种河流健康的评估准则，有可能平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形成一种被社会公众接受的、在河流保护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之间取得折衷的评估方案。赞成河流健康概念的学者认为，河流健康概念是河流管理的一个工具。
3.对于河流健康概念的质疑
近年来，围绕河流健康这个概念，一些学者对于河流健康概念提出质疑，其主要观点如下。
1）无法确定河流健康的基准点。
既然河流健康概念引用了对于人类和生物才使用的“健康”这样的词汇，健康应存在着具体的判别标准。一个简单的问题就会提出来：人类的体温为37摄氏度，当然还有许多医学的生物化学指标，都是客观的健康判别标准。那么，河流健康的客观基准点是什么呢？如上述，普遍认为没有人类活动干扰原始的河流状况是首选的健康状况，可以作为河流健康的基准点。但是，几千年的人类文明与经济发展，包括人口急剧增长，历史上发生的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土地利用方式变化，对于河流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已经彻底地改变了河流的原始面貌。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伴随着一部民族治河史。现在除了我国西部和西南部边远地区的少数河流以外，很难找到没有人类活动痕迹的自然河流。如果用保存至今极少的历史资料来推断原始自然河流的状况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有的学者还指出，即使建立起了人类活动干扰前的自然河流基准点，并且人们以此作为健康标准尽最大的努力进行修复，但是由于河流生态系统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的演进过程中，河流系统也永远不可能返回到原始的健康状况。
2）河流健康的概念在科学意义上是主观的、模糊的
有的学者认为，“健康是针对生物而言，不能简单应用于生态系统，因此，健康一词不具有明显的生态性质”。（Ryder1990）有的学者认为，河流健康概念不具备客观性，其判别准则是由人们主观确定的，其结果是增加了任意性的机会。“具体的某些人会偏爱河流健康的某一种状态，而生态系统是不会偏爱自身的某一种状态的”（Jamieson，1995）。既然河流健康是由人们主观提出的判别准则，那么，在权衡人类对于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与河流生态系统保护之间的利弊得失方面，“健康”的标准具有很大的主观任意性。所以，Kapusta(1998)进一步指出，“作为政策目标的生态健康概念的滥用会有潜在的风险。”
3）河流健康是无法度量的
一些学者认为，“因为‘河流健康’并不是河流生态系统固有的特性，所以河流健康无法用科学意义上的技术方法进行度量。”（wicklumandDavies，1995）也就是说，即不能像水文测验或水化学分析方法去获得反映河流固有特征的相应参数。
4.河流健康概念的完善
提倡河流健康概念的学者进一步指出，河流健康概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它是河流管理的一种工具。“出于河流管理的目的，重点考虑在河流及流域上建立起一种基准状态，由这个基准出发，评估河流出现的长期变化，判断在河流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影响。”（Ladsonandwhite，2000）[3]这种管理工具的作用还在于，可以通过建立一种协商机制，在河流的开发者、保护者及社会公众之间达成健康标准的共识，平衡水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利益冲突。
随着讨论的深入，河流健康概念又有完善及新的概念被提出。这主要是“生态势”的概念和“健康工作河流”的概念。
1）生态势
既然河流原始的自然状态是难以确立的，索性就不再追求首选的健康状态的目标，而试图建立一种相对的健康基准，于是引用了“生态势”（ecologicalpotential）的概念。生态势是一种可以管理的也是所期望的生态状态，这种状态得到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赞同，遵循这种准则，河流生态状况将获得改善。生态势概念面对现实，承认人们对于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合理性，但要确定在不损害生态系统健康的前提下开发的限度。生态势不是一种固定的概念，在这种概念框架下，生态健康就可以用相关的任意基准点进行评估。基准的建立涉及到判断值的选取，而选取的基本原则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大化，河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稳定河道优于非稳定河道，本地物种优先于外来物种等。
2）健康工作河流
“健康工作的河流”(healthworkingriver)的概念来源于澳大利亚的墨累河（Rivermurray）的环境流评估工作。（mDBC，2003）与此类似的概念是“工作的生命河流”（livingworkingriver）。
“健康工作河流”的概念是河流管理工作的工具，它提供一种社会认同的、在河流生态现状与水资源利用现状之间的进行折衷的标准，力图在河流保护与开发利用之间取得平衡。“健康工作河流”概念的关键点是，被管理的河流是在一种合适的工作水平上，又处在一种合适的健康状态。所谓“工作”是指供水、发电、航运及旅游等具有经济效益的功能，“工作水平”是可以用水文及水质参数定量规定的，如防洪安全水位，供水及灌溉安全，河道侵蚀或淤积程度，水库蓄水量等。而生态健康的指标除像鱼类产卵所需水温等个别指标可直接定义外，多数依赖于指标体系。在管理过程中，一旦发现河流低于健康工作水平就会给管理者一种预警信息。
3）4种类型基准点
近年来发展了若干河流健康基准点方法，择其要者有以下4种。第一种是河流生态得到完全恢复的理想状态。由于它脱离实际社会经济状况，也违背生态系统自身的演进规律，所以较少采用。第二种是样板河段比照法。指参照未受到干扰或轻微干扰的河段，如果监测河段与其参照河流状态偏离越远，则其健康状况越坏。第三种是建立以水质指标为主的准则。对于每一种水质指标都规定某种变化范围，不同区域根据当地条件放宽或修改，作为地方标准。第四种是流域状况综合模型，采用对于流域物理、化学和生态状况的综合描述的墨累河健康模型。另外，在河流健康调查评估内容方面，主要进行4类评估，即物理－化学评估；生物栖息地评估；水文评估和生物评估。转贴于三、我国河流管理中如何应用河流健康概念
在我国河流管理工作中提出河流健康的概念具有前瞻性。河流管理者不仅是水资源的开发者，也将是河流生态系统的保护者，这是管理理念的重大进步。由于河流健康概念对于我国水利界还是一个新概念，如何结合我国国情准确把握这个概念，促进河流生态建设，似有若干问题需要探讨。
1.河流健康概念是河流管理的评估工具
综上述，河流健康概念不是一个严格定义的科学概念，而是通俗意义上的管理评估工具。其目的是要建立一套评估体系，评估在自然力与人类活动双重作用下河流演进的长期过程中河流健康状态的变化，进而通过管理工作，促进河流生态系统向良性方向发展。因为寻找河流原始的健康状态建立评估基准点是不现实的，所以只能寻求一种相对的评估基准点，从这个基准点出发，研究长期的河流健康状况变化趋势。
2.建立河流健康评估准则时应该因地制宜
我国幅员辽阔，各流域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异。河流生态修复受自然条件的限制，也受到流域经济发展阶段和投资能力的制约。所以，制定河流健康评估准则，既不能照搬国外经验，也不可能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应因地制宜地经过调查、论证，制定符合流域、地区自然及社会经济条件的健康评估准则。
3．水污染是对河流健康的最大威胁
2002年，全国七大江河水系的741个监测断面中，仅29.1％的断面符合Ⅲ类以上水质标准，30.0%的断面属于人体不能直接接触、仅可用于工农业的Ⅳ、Ⅴ类水质，40.9%的断面属于完全丧失水环境功能的劣Ⅴ类水质；90％流经城市的河段受到严重污染；大部分湖泊氮、磷含量严重超过地面水水质标准，在东部和西南地区被调查的200多湖泊中，有80%不同程度富营养化，水生生态系统全面退化。工农业和生活污染是造成水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是对于河流健康的最大威胁。由此，我国现阶段维持河流健康的首要任务是水污染治理与控制，在治理策略方面，从末端治理向源头预防和全过程控制转变。
4.遵循河流保护发展阶段的一般规律[4]
制定我国河流环境保护战略，有必要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河流保护的经验教训，特别需要研究其河流环境治理的发展历程。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二战后工业急剧发展造成的水污染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了以水质恢复为中心的河流保护战略行动。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到80年代初河流污染问题得到基本缓解，开始了以河流生态修复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包括生物栖息地建设，恢复河流的生物群落多样性等，其目标是恢复河流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从西方国家的发展阶段看，综合污染防治在先，河流生态建设在后，治污是河流生态建设的前提和基础。通过河流生态建设提高了河流系统的自净能力，反过来又增强了治污效果。
总体看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河流保护方面的差距至少有50年。这是因为我国江河湖库水质恶化趋势未能得到有效遏制，我国河流保护工作总体处于水质改善阶段，在治污方面还要走很长的路，全面进入河流生态恢复建设尚待时日。
近年来，水利系统通过紧急调水解决一些河湖的生态退化问题，取得一定成效。此外，有些流域机构和省份正规划兴建大规模调水工程解决河湖生态健康问题。必须指出，依靠增加水量的方式改善生态环境是有条件的。这种方法对于绿洲生态系统和自然湿地效果较为明显，而对于工业污染严重、人口密集地区效果不显著，或者带有暂时性。总之，改善河流生态状况的根本措施是治污，超越治污阶段试图改善河流生态状况的努力难以奏效。
尽管河流保护的各个阶段难以跨越，但是水利系统在维护和改善河流健康状况方面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在技术层面上，加强对河流生态状况的综合监测和动态评估，研究河流生态系统的演进趋势，制定河流生态建设的中长期规划；加强对于兴建水利水电工程的论证与管理，减少工程对于河流生态的负面影响；加强对于湖泊水库和河口的湿地保护；综合考虑河流植被和鱼类等动物的生态需求，合理调度水库；开展小型河流生态修复工程试点等。[5]
5.河流健康评估准则应体现开发与保护的协调
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对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片面强调开发或单纯保护生态都不足取。河流健康概念应包含对于合理开发水资源的承认。河流的管理既应满足人类需求，也应兼顾河流生态系统健康。健康河流的目标既是一条“工作”的河流，又是一条“健康”的河流。评估准则应充分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6.河流健康评估准则应体现社会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调
建立评估准则，应该提倡跨部门、跨行业的积极参与，在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各个部门，生态环境保护部门及社会公众利益之间形成共识。还应充分体现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
(2005-1-4)
参考文献
[1]Scrimgeour，G.J.andwicklum，D.1996.aquaticecosystemhealthandintegrity:
problemandpotentialsolution.JournalofnorthamericanBenthlogicalSociety15(2)
:254-261
[2]Karr，J.R.1996.ecologicalintegrity，andecologicalhealtharenotsame.
inSchulzep.C.(ed)，nationalacademyofengineering，engineeringwithinecologicalConstraints.
nationalacademypress，washington，DC，pp.97-109
保护生物学的概念篇7
如此说来，要讨论对传统知识保护的法律事宜，令人回避不了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酝酿也产生不了令大家一致接受的原则与规则？在国内，为什么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一个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条例）也难以获得通过？这两个问题其实也可转化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现有法律体系下，要实现对传统知识的保护是如此困难？
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如何才是保护传统知识较为有效和可行的法律途径。鉴于世界范围内传统知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的论述虽然离不开对国际环境和经验的描述、引证和对比，但其立足点和出发点都将基于我国的背景或语境，以期对我国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有所建议。
除本部分引言外，按前后顺序，本文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将介绍和分析传统知识的概念和分类；第二部分将分析保护传统知识的目的；第三部分将分析传统知识的客体；第四部分将分析传统知识保护的主体；第五部分将介绍如何利用当今知识产权体系为传统知识提供保护；第六部分将分析对传统知识的特别法保护和利益分享机制；第七部分将结合具体的国际和国内立法与司法实践探讨如何更好地保护传统知识和能够持续地发展传统知识；最后第八部分是结论和对我国的立法建议。
一、传统知识的概念和分类
1.传统知识的概念
当今，传统知识（traditionalKnowledge）的概念被广泛地用来指具有悠久传统的知识或知识系统，并且，在相当大的意义上，这种知识或知识系统与“本土居民”（indigenouspeople）[2]有着密切关系。虽然曾有批评认为应用“传统知识”一词可能使其在与占据当今社会主流的科学知识或西方知识相比时暗示其可能的内在劣势，[3]但这并不妨碍这一概念在当今国际论坛中越来越流行，并被赋予新的含义。
事实上，传统知识这一概念仅是人们近年来针对“传统的知识”所形成的多种概念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个。另外一个较为常用的概念是“民俗”或“民间文学艺术”（folklore）或“民间文学艺术表达”（expressionsoffolklore）。[4]此外还有“本土和地方社区知识”（knowledgeofindigenousandlocalcommunities）、[5]“本土遗产”（indigenousheritage）和“本土文化和知识产权”（indigenousculturalandintellectualproperty）等。[6]尽管被使用的频率和使用者不同，其指向的内容却大致相同。
但是，当不同的国际组织分别使用传统知识等概念时，赋予它的内容却有所偏重，尽管相互间可能也有很多重叠。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CBD）在其关于传统知识的主要条款中，使用的概念是“采用传统生活方式的本土和地方社区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实践”。[7]该组织进一步把传统知识解释为“来自实践，经由数世纪而得，适应了本土文化和本土环境，经过口头从一代传向下一代”，[8]认为传统知识以实践为本性，尤其体现在农业、渔业、健康、园艺和林业上，并列举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故事、歌曲、民间传说、谚语、文化价值、信仰、仪式、社区法律、地方语言和农业实践（包括植物品种和动物饲养的发展）。[9]
对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而言，传统知识概念所包括的范围要广泛的多，并且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其表达更加规范与整齐。依据wipo，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标记、名称和符号；未公开信息；和所有其他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产生的基于传统的发明和创造”，[10]并把“基于传统的”进一步解释为“知识系统、创造、创新和文化表达一般地从一代传向下一代，通常被认为与特别的民族和地域有关，并随着环境变化而经常地演化。”[11]
显然，与CBD相比较，wipo使用的传统知识概念内容更为广泛，表达也更为符合当今知识产权法等法律规范，并且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一般把传统知识与本土居民或地方社区相联系的囿圄，具有更宽广的视角，因而也更容易与当今法律体系进行交流。基于此，本文采用wipo所述的传统知识概念和相应的内容。
2.传统知识的分类
为保存、保护、应用和发展传统知识，对传统知识进行适当分类是有益的。根据wipo，传统知识可包括传统的农业知识、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生态知识、医药知识（包括医药和医疗）、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知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表现形式可为音乐、舞蹈、歌曲、手工艺品、外观设计、故事和艺术品）、语言的要素（如名称、地理标志和符号）和可移动的文化财产。[12]
可以看到，在这些分类之间存在很多重叠，例如，在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和农业知识、生态知识、医药知识之间，在医药知识、生态知识和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知识之间等。并且，如此繁琐的分类既不符合科学或法学的逻辑简洁性要求，也非传统知识创造者或持有者所擅长。再次，也应看到，“可移动的文化财产”在较大程度上应属于有形的（文化）财产而非传统知识（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的叙述）。因此wipo把传统知识做如此繁琐的分类，并非就是好事。
国内有学者在讨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等传统知识的保护时，常引用wip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1985年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法使用和其他侵害行为之国内法示范条款》中关于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分类，以作为其分类标准。[14]此分类把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分为四类，分别是言语表达、音乐表达、动作表达和有形表达（有人译成物态表达，却未必更为准确）。[15]应该注意到，此分类标准虽有一定的意义，但却未必准确和全面。例如，有些民间艺术（如民间说唱艺术、巫师的表演、昆曲等戏曲或戏剧等）就可能既有言语表达，又同时有音乐表达和动作表达。若要人为地将其分割开来进行保护，即使可能，也很难说是明智之举。其实，wipo和UneSCo二十年前的这种分类方法及其建议的相应保护方法已被证明很难适应实践的需要，因此该《示范条款》并未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原因当然很多）；并且，即使是wipo也不再把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及其分类方法作为传统知识的概念及其基本分类标准，而是采用与当今知识产权等法律体系更为相容的概念、分类与描述，如作品、表演、发明、标记、未公开信息和创造等。[16]
尽管可作不同的分类，但仍应认识到，任何一个社区或种族的传统知识的每一方面或每一部分，都相互交织成该社区或种族传统知识的一个整体，切不可机械地分割和孤立对待。
应该强调，正如CBD和wipo所阐述，传统知识一直处于新陈代谢的演化进程之中，或者说传统知识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这点和占据当今社会主流的西方知识或科学知识相同。因此，当与所谓的主流知识相比时，传统知识并非一定就是陈旧的、陈腐的或低效率的，相反，它可能是新的、健康的和有效的。并且，正如科学知识会主动吸收传统知识用于自我创新一样，传统知识也会主动吸收科学知识，不断创造出新的传统知识来。
此外还应提及，传统知识的创造和运用与生物资源密切相关。从全球范围来看，很多传统知识的创造者和持有者生存在与自然界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中，因而很多传统知识的创造、保存和创新都依赖于其生态环境的完整和生物资源的富足。因此人们既可通过运用传统知识达到对生物资源的认识和利用，也可反过来通过保护和利用生物资源以维护传统知识的保存、保护和创新。传统知识和生物资源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现实意义尤为鲜明。
二、为什么要保护传统知识？
保护传统知识的目的是什么？依据本文的理解，大而言之，应至少有相互联系和依存的两个方面：
第一，保存、保护或“拯救”传统文化，避免灭绝之虞，保护文化多样性。[17]这一点，如果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是为了尽量多地维持、维护、保存和促进一种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使之不消失或避免灭绝之虞（如避免民间艺人或秘方传人“人亡艺绝、后继无人”的现象发生[18]），以保存人类的文化多样性，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从本土居民的角度来看，本目的则可理解为维持和保护其生存的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使之能够享有基本的文化权利和生存权利。
第二，开发利用传统知识，以增加本土居民在现代社会中的竞争力，促进传统知识自身的发展。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防止他人未经许可的、不合理的使用如非法占有或盗用，另一方面是增强本土居民的竞争力，加强其竞争优势，保证其参与正常的竞争活动。随着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全球化，法律或法治也正走向全球化，在此过程中，本土居民与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卷入进来，因此加强对传统知识的保护，就可为本土居民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同时也可能促进传统知识对现代社会的适应和发展。[19]
应该注意到，这两个目的之间联系密切并相互依存，这可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相互促进，二是相互排斥。例如，通过保存、保护和“拯救”传统知识就可能增加开发利用传统知识的机会，而通过对传统知识的开发利用也可反过来使某些传统知识得到更好的保存；但相反的情形也可能发生，即过度的保存行为可能会限制对传统知识的开发利用，过度的防止别人开发利用也可能会限制或阻碍对传统知识的保存。
对于不同类别或不同地区的传统知识，其保护目的应有所区别或侧重。例如，对于濒临灭绝的传统知识，“拯救”的意义和紧迫性可能要更大一些；[20]但对于尚有极强生命力的传统知识，如何保护它以利更好地开发、利用和发展则具有更现实的意义，例如，对于中医药知识的利用和保护。[21]当然，对于得到“拯救”且无灭绝之虞的传统知识，仍然也要面临如何更好地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保护传统知识使之能够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应属更为重要。
因此可以认为，保存传统知识和（防止别人未经许可地）开发利用传统知识就成为保护传统知识的两个基本目的，也因而构成为传统知识提供法律保护的两个最根本理由。
接下来，本文将具体探讨如何对传统知识提供法律保护。要提供法律保护，就需设定权利；而要设定权利，首先需要廓清的两个重要方面就是权利的客体和主体，即对传统知识究竟要保护什么和为谁保护？如果这两方面得不到清楚和完整的确定，则对传统知识进行法律保护的讨论可能始终如隔靴搔痒、不得其解，并可能因其客体与主体之不确定而影响到权利义务关系的设定和相关法律体系的构建。[23]
三、对传统知识究竟要保护什么：对客体的讨论
传统知识保护的客体问题是本领域内的一个大难题，对其内容的界定众说纷纭，不仅不同的国际组织或国家对其内涵的认识有所不同或侧重，而且即使是一个国家、民族甚至一个部落或社区内部对此也有分歧。这与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概念多样性相对应。
应该认识到，传统知识内容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为它们正是文化多样性的载体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所在：如果没有了内容纷繁芜杂并且互不相同的传统知识，则当今世界所珍惜和追求的文化多样性可能就会荡然无存。
在此我们就遇到传统知识保护中的一个难题：如何既能对传统知识提供基本的权利保护，又能帮助保存其内容多样性？或者说，可行的法律方案能否在为本土居民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的同时又能避免造成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可以说，我们很难保证一种法律制度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这就像我们很难保证当今的法律体系已经为当今的科学知识或西方知识提供了完备保护一样。[24]
鉴于此，本文认为，对待传统知识保护较为明智的、实际的做法也许是，根据保护传统知识的两个基本目的（保存和开发利用），对与传统知识有关的事物进行分析，根据其在传统知识保护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有所取舍、选择和归类，然后再根据其性质选择不同的法律实施保护。相反，如果在客体认定上搞“一刀切”，希望把与传统知识或传统文化有关的一切事物都纳入囊中，并希望对它们的保护可以“毕其功于一法（律）”，在一个“传统知识保护法”名下对涉及到的所有传统知识进行保护，则可能稍显武断和幼稚，反而欲速则不达，不能起到尽快、尽多地保护传统知识和促进传统知识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效果。
根据上述wipo对世界各地传统知识大规模的事实调查，人们关注的与传统知识有关的事物包括如下众多的种类：[25]
（1）口头或文学作品，包括民间诗歌和民间故事；
（2）民间音乐作品，包括歌曲和戏曲；
（3）民间戏剧、舞蹈作品及其表演；
（4）民间美术作品，包括版画和绘画；
（5）民间手工艺品，包括手工艺品、编制品设计、纺织品设计、服装、地毯或其他用品的设计和装饰；
（6）（表演意义上的）传统庆典、仪式和礼节；
（7）传统农业技术；
（8）传统畜牧技术；
（9）传统狩猎技术，如跟踪动物和渔猎的方法；
（10）传统服装或织布的制作和印染技术；
（11）传统食品制作技术，如烹制、发酵和加工食物的方法、制作调料和饮料的方法、切肉技术和保存与保藏食物的方法；
（12）传统医药和医疗知识，包括药用动物和植物的知识，还包括精神治疗方法；
（13）传统生育或分娩方法；
保护生物学的概念篇8
关键词：水土保持水土流失水土保持功能
《水土保持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没有出现“水土保持功能”的术语，但是在水土保持法律文件中，水利部《关于水土保持设施解释问题的批复》第一次采用了“水土保持功能”的术语，表明了“水土保持功能”正式从一个学理概念转变和提升为一个专门的法律概念。该批复规定，水土保持设施是指具有防治水土流失功能的一切设施的总称。《实施条例》第21条第2款中所称的‘补偿’，是指对损毁或侵占水土保持设施所造成的水土保持功能的丧失或降低所必须给予的补偿。正确理解和适用“水土保持功能”这个专门的法律概念，对于开展水土保持执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解释水土保持功能必先解释水土保持
1.1水土保持在学理上首先指一种自然状态或自然规律
在学理上，水土保持首先是指岩石土壤圈、水圈和生物圈相互作用和保持生态平衡下的水和土相互依存、自我更新的一种健康和谐的正向演替的状态和规律。从岩石到成土母质，从成土母质到土壤，都是在光、水、生物的作用下的一种健康和谐的正向演替的状态，最终土壤厚度不断增加，土壤肥力不断提高，给植物提供源源不断的养份。大气水、地下水、土壤水、地表水之间保持循环和相互补充，最终通过土壤水源源不断地给植物提供生态用水和养份。1957年颁布的《水土保持暂行纲要》有“…禁止滥伐林木，破坏水土保持”的表述，1982年颁布的《水土保持工作条例》也有“严禁滥伐林木破坏水土保持”的表述。这里的“水土保持”都指一种林木被覆下的水土资源不断自我维护和提高的自然状态或自然规律。
1.2水土保持在学理上还指人们一种有目标的思想、行为或技术
在学理上，水土保持还指人们在正确认识水土保持规律的前提下对人为活动进行调控，以纠正人为活动对水土保持状态所造成偏差和紊乱。这里的水土保持指人们这种有目标的水土保持思想、行为和技术。1981年国务院学科委员会明确，水土保持学科范围是“研究水土流失发生的原因和规律，水土保持的基本理论，据以组织综合措施，防治水土流失，维护和提高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从而有利于发展生产，合理利用水土资源，改善环境条件和自然面貌的一门综合性为其特点的应用技术科学。”1992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水利卷》提出，水土保持学是一门水土流失规律和水土保持综合措施，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山丘区和风沙区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以利于充分发挥水土资源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综合性技术应用科学。1996年关君蔚主编的《水土保持原理》提出，水土保持指防治水土流失，保护、改良和合理利用（山区、丘陵区和风沙区）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以利于充分发挥水土资源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建立良好生态环境综合性技术科学。有意识地通过人力力所能及的手段，改变一部分环境因子，促使外力的破坏力减少，土体的抵抗力增强，终将使外力的破坏力小于或者等于土体的抵抗力，就控制了水土流失，也消除了水土流失对生产和生活上的危害，进而可以保护改善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维护和提高土地生产力，建立良好生态环境，达到有益人民生活和生产的目的。这是水土保持最基本的原理。
1.3水土保持在法理上只能指人们与水土保持有联系的行为
在法理上，水土保持只能指人们与水土保持有联系的行为，包括消极行为和积极行为。但是不能包括与水土保持有关的思想、理论或者观点。因为法律是一种调整人们社会行为的规范，它的调整对象是人们的行为。因此，水土保持工作中，人们的水土保持思想观念问题是水土保持法律规范本身无法解决。《水土保持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水土保持，是指对自然因素和人为活动造成水土流失所采取的预防和治理措施。”
水土保持法律关系的客体一般只有水土保持设施（即物）和人们与水土保持有联系的行为（即行为）。根据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原理，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律关系中作为权利义务对象的物，必须是人们可以影响和控制的、具有环境功能的自然物。在水土保持法律关系中这种物就是水土保持设施，如森林、草地、荒山等。而这些行为则如林业采伐、整地造林、抚育幼林、垦复油茶、油桐等经济林木、开发建设项目的生产建设等。
2、解释水土保持功能必先解释水土流失
水土流失的概念在学理上有多种表述，但是在法律文件中没有法律概念上的表述。水土流失学理概念表述典型的有水土流失过程论、水土流失结果论等，以不同的学理概念表述为基础来理解法律概念上的水土流失，会造成《水土保持法》的适用上的不同法律效果。
2.1水土流失过程论
水土流失过程论，这里列出两种典型。1981年科学出版社《简明水利水电词典》提出，水土流失指“地表土壤及母质、岩石受到水力、风力、重力和冻融等外力的作用，使之受到各种破坏和移动、堆积过程以及水本身的损失现象。这是广义的水土流失。狭义的水土流失是特指水力侵蚀现象。”土壤侵蚀指“土壤在各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破坏和搬运的现象。…土壤侵蚀有时仅指受水流作用，这与水土流失相似。”1990年王汉存编的《水土保持原理》提出，“土壤侵蚀就是在外界自然力量和人类不合理的经营活动影响下，土壤、母质、风化物、甚至基岩被剥蚀破坏、搬运和沉积的全过程。我国通称的水土流失，严格地讲应属土壤侵蚀中的水力侵蚀，而且除指土壤、母质的流失外，尚包括水的损失。不过习惯上，人们常将‘水土流失’与‘土壤侵蚀’两词等同起来使用。”
水土流失过程论虽为学理解释，但是通俗易懂。在水土保持科学知识宣传普及中采用，能产生较好的效果。特别在南方丘陵山区的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对水土流失（水力侵蚀）有类似的感性认识，对此更好理解。根据水土流失过程论的定义，判断是否为水土流失的标准有三条：一是水土流失的对象是土壤、母质、风化物、基岩和水；二是水土流失的原因是外界自然力量和人类不合理的经营活动；三是水土流失的过程是破坏、搬运和沉积三个环节。但是水土流失过程论的定义有两点缺陷：一是对“水的损失”没有阐述清楚，是指土壤水的损失，还是地表水的损失，或者是地下水的损失？怎样理解水的损失？一般的业外人士都认为降雨转化为地表径流、地下渗流和地表蒸发，最终汇入江河湖海，水循环怎么会有损失呢？二是单纯强调具有破坏、搬运和沉积三环节的全过程，只是从现象上进行定义，没有从本质上进行定义。既容易导致概念的泛化，又对于认定特殊形式水土流失现象有一定障碍。如有的同志主张，旧城改造中旧砖房被折除过程，不负责的环卫工人在打扫垃圾时向城市排水管口倒垃圾，都是造成水土流失，这是典型的概念泛化。如有一块四周高的荒地，地面较平整，拟房地产开发，开发商提出他们进行基础开挖，土壤也不存在位移，不存在破坏、搬运和沉积三环节的全过程，因而不存在水土流失。作为水土保持执法人员如果也严格按此定义还真不好驳倒。这就需要水土流失结果论的定义了。
2.2水土流失结果论
1996年关君蔚主编的《水土保持原理》提出，水土流失是在陆地表面由外营力引起的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损失和破坏。土壤侵蚀是陆地表面，水力、风、冻融和重力等外力作用下，土壤、土壤母质和其他地面组成物质被破坏、剥蚀、转运和沉积的全过程。
显然，水土流失结果论，比起水土流失过程论，更宏观、简洁，也更接近水土流失的本质。根据水土流失因果论的定义，判断是否为水土流失有三条标准：一是水土流失发生的场所是陆地表面，除了海洋外的地球表面都有可能发生水土流失；二是水土流失产生的原因必须是外营力，最主要的外营力是水力、风力、重力和人为活动；三是水土流失产生的结果是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损失和破坏。
但是水土流失结果论也有其不足：一是更抽象，对于业外人士不好理解，需要作进一步的阐述。要解释外营力这个地学术语，要解释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损失和破坏。比如水的损失主要指降雨落到地表后，由于蒸发和蒸腾、地面径流和土体内渗流、向深层渗漏，从而造成对生产和生活不利的现象。二是容易导致水土流失概念的外延的无限扩张。单纯从“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损失和破坏”字面上理解，任何环境污染现象似乎属于水土流失的范畴，比如土壤污染、水污染，都导致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损失和破坏，都离不开水和人为活动的外力作用。
2.3水土流失的法律概念
虽然在法律文件中没有水土流失法律概念上的表述，但是可以从《水土保持法》总则部分，特别是第一条和第二条看出，《水土保持法》采用的学理基础是水土流失结果论的概念。进一步分析《水土保持法》总则部分，可以得出水土流失的法律概念有以下两个构成要件：
（1）水土流失的后果，或是水土资源的破坏和损失，或是加重水、旱、风沙灾害，或是恶化生态环境，或是影响生产，四者居其一则可满足。《水土保持法》第一条规定了立法宗旨，即为预防和治理水土流失，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土资源、减轻水、旱、风沙灾害，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生产，制定本法。法律所要保护的，自然就是需要预防的水土流失所可能造成后果；（2）水土流失的原因既可以是单纯的自然因素，又可以是单纯的人为因素，还可以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共同作用。水土流失是否有人为因素参与在所不问。
3、如何在水土保持执法中适用水土保持功能的法律概念
3.1水土保持功能的定义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功能有两种含义，一是事物或方法所发挥的有利的作用；另一种是效能。而效能指事物所蕴藏的有利的作用。因此，功能是指事物所发挥或蕴藏的有利的作用。那么，什么是水土保持功能呢？笔者认为，水土保持功能指陆地表面的各种类生态系统所发挥或蕴藏的有利于维护和提高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的作用。为避免了循环论证，这个定义没有用“水土保持设施”，而准确地采用了陆地表面的各种类生态系统。因为生态系统是一个适用任何范围或任一等级的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它可以具体指一个池塘、一块农田、一片森林，也可以指最大的生态系统生物圈。这里土地生产力是一个衡量和判断水土保持功能是否降低的重要指标，不能用政治经济学上的生产力概念来理解，只能采用生态学上的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的基本原理来理解。
3.2森林、植被的水源涵养作用是水土保持功能的重要表现形式
森林和植被水源涵养作用指森林和植被覆被地面，截持降水，调节和吸收地面径流，固持和改良土壤，保护和滞蓄下渗水分，抑制蒸发，提高水分有效蒸腾，均匀积雪，改变雪和土壤的冻融性质，并能促进降水增加等有利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效能，其本质是森林对水资源的有益影响，这种有益影响不仅局限于森林所在地区，而且对邻近地区，特别是江河下游地区影响更为突出。因此，在江河的水源区必须充分发挥森林水源涵养作用，做到“蓄水于山”和“蓄水于林”。因此，滥伐森林，毁坏植被、陡坡开荒等行为，从影响水源涵养作用意义上说，就是降低水土保持功能。
3.3生物生产力是表征水土保持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生物生产力是一个生态系统中最基本的数量特征。生态系统内能量流的起点是绿色植物光合作用对光能的固定。世界上生物和人类生活的全部活动皆取决于植物光合作用中所获取的能量。植物在单位面积和单位时间（通常一年）内积累光能合成的总量称总生产力，通常用有机物质干重g/m2/年表示。通常情况下，按总生产力从大到小进行排序是森林、农田、疏林和灌丛、草原、荒漠。在其他环境因子如光照、水分、温度等条件相同情况下，植物数量和分布越少，总生产力越低，也就是水土地生产力越低，说明水土保持功能降低。这也就从理论上论证了人为生产活动挖掘、破坏地表和倾倒土（石、渣）占压地表，破坏植被，从而降低水土保持功能的命题。试问原来的植被都被占压和毁坏，何来光合作用和光能利用率，何来生物生产力？
3.4土壤水是是反映水土保持功能的重要指标之一
水分是土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影响土壤的物理性质，制约着土壤中养分的溶解、转移和微生物的活动，是构成土壤肥力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而且本身更是一切作（植）物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土壤中的水分或者被吸附在土粒表面，或者处在孔隙中，并且和外界的水一样，也以固态、液态、气态三种形态存在。土壤水分从形态上，大致分为化学结合水、吸湿水和自由水三类：（1）化学结合水：要在600℃～700℃温度下才能脱离土粒。（2）吸湿水：是土粒表面分子力所吸附的单分子水层。（3）自由水：可以在土壤颗粒的孔隙中移动。自由水又可分为：膜状水，毛管悬着水，毛管支持水，重力水。从生产意义讲，化学结合水和吸湿水在土壤中不能自由移动，故不能被植物利用；膜状水仅能作极缓慢的移动，且含量很少，远不能满足植物的需要；毛管悬着水和毛管支持水是供植物吸收利用的最有效的水分，重力水因只能暂时存在，不能持续为植物利用，而且过多时，常又会造成土壤通气不畅，影响植物生长。
保护生物学的概念篇9
ishwaran：就全球范围而言，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提出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人类登月取得成功，首次拍到了地球的容貌，通过这些照片，人类更好地理解了“生物圈”的内涵，了解了我们人类从过去到现在对全球环境造成的显著影响。
《人与生物圈》：请您帮助我们回顾一下，从人与生物圈计划这一概念的形成，到第一次向世界各国正式提出的这段历史。
ishwaran：很难说究竟是谁创造性地提出了人与生物圈计划这一概念。我个人认为，来自于美国、俄罗斯、东欧和西欧、非洲、亚太地区及拉美的众多科学家对这一概念的清晰表述贡献颇多，正是因为他们的杰出贡献才使得人与生物圈计划最终定型。1968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的“生物圈大会”可认为是人与生物圈计划创立的里程碑事件。人与生物圈计划首任秘书长是已故智利科学家弗朗西斯科・德・卡斯特罗教授。
之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勒内・马修先生在1971年该组织的大会上首次向全世界各国提出了人与生物圈计划。事实上，他在该年度召开的第一届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会议上通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的决议，即：人与生物圈计划必须重点关注：1)对生物圈及其生态区域的结构和功能的综合研究；2)人类对生物圈及其所含资源所带来的变化的系统观察；3)上述变化所带来的整体效应对人类自身所产生的影响的研究；4)针对这些主题所需提供的教育及信息。
《人与生物圈》：请简要介绍一下人与生物圈计划的主体思想是什么?
ishwaran：人与生物圈计划背后的主体思想和概念为：“人”是生物圈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由环境及其保护所带来的一切议题和问题的解决不能脱离“人”及其社区的生存需求。在1971－1974年所制订的最初计划里，一共设计、优化并发起了14个子计划。其中，第1－7个子计划考虑了热带雨林、温带森林、荒漠、草原、山地等自然生态系统，考虑了人类对这些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所产生的影响；第8个子计划冠以自然地域及其遗传资源保护之名，它促进了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在1974年得到进一步发展，使得全球生物圈保护区自1976年开始得以认证；第9～14个子计划阐明了人造事物诸如城区、大坝、害虫治理等，以及它们对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所带来的影响。这14个子项目汇集了大量的国际合作，由此发表和编撰了不少文章、书籍及其他学习资源。
《人与生物圈》：关于人与生物圈计划之所以能成功地实施了40年，原因之一是它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结合实际情况不断调整自己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和研究重点，这甚至已经被当成是该计划的一大特点，成为了共识，是不是这样?请您介绍一下该计划实施40年来，经过了哪几次重大调整?
ishwaran：说得好，确实是这样，人与生物圈计划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第一个强调运用跨学科的方式来阐述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所产生的议题和问题的政府问计划。这就决定了该计划的理念也必然要根据国际社会在环境方面实际所发生的问题，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
例如，生物圈保护区的理念为适应可持续发展需要而做出的调整就被认为是一项重要成就，因为国际社会越来越认识到生物圈保护区的全球网络在开展对比研究和学习方面是一种宝贵财富；此外，在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下为倡导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世界不同地区生物圈保护区内开展的试点项目也显得尤为宝贵。
我按时间顺序简述如下：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已有多个专家组对人与生物圈计划进行了回顾和评估；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和发展大会之后，人与生物圈计划更加关注“生物圈保护区”全球网络方面，而相关的科学协作研究主要关注热带雨林、山地、荒地、城市生态系统、海岸带及小岛；
1995年，在西班牙塞维利亚召开了第二届生物圈保护区代表大会。会上，生物圈保护区的概念及其在个别保护区的运用经历了一次重大改写，生物圈保护区被看作是多种类型生态系统和混合资源得以利用的陆地或海洋景观，这些系统和景观有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同样在这次会议上，关于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塞维利亚纲要及法定框架得到了详细阐述，随后被当年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采纳。自此之后，上述变化趋势一直持续着；
2008年2月，在西班牙马德里召开的第三届生物圈保护区全球代表大会上。上述议题得以进一步深化，这次会议促成了马德里行动计划(2008－2013年)的形成。该计划开宗明义地强调：生物圈保护区要作为政策专业人士、决策者、科学研究人士、管理人员和利益相关群体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基地、平台和试验场所；
2009年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次大会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及会员国提升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可见度、呼吁它们大力支持该计划及全球生物圈保护区网络，以之作为教育及实践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国际平台。
《人与生物圈》：为什么要在国际上实施人与生物圈计划?
ishwaran：人类是自然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我们已经对环境造成了许多问题。俗话说，“解铃仍需系铃人”，因此国际社会要充分发挥创造力、天赋及合作精神，妥善地解决这些问题。
《人与生物圈》：截止到2010年底，已有多少个国家，多少个保护区成为世界生物圈网络成员?这些保护区占世界的总面积比例大概是多少?
ishwaran：目前在全球110个国家分布有563个生物圈保护区。据我们估计，全球生物圈保护区表面积之和约为5.7亿公顷，约占全球陆地表面积的4％(或占全球表面积的1％左右)。在所有的生物圈保护区内，大约39％的表面积可算作核心区，而另外的61％则为缓冲区和过渡区。然而，自1995年的塞维利亚会议后，上述数值分别为变为10％－11％及接近90％。生物圈保护区的宗旨并不仅仅在于保护，而且还在于：如何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人类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及互惠互利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关系。当我们说生物圈保护区是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平台时，实质上说的是发展一种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及社会经济健康和安全的关系，这也是我们一贯宣扬和推动的。
《人与生物圈》：请简单介绍一下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数量前十名的国家
ishwaran：它们分别是：美国(47个)、俄罗斯(41个)、西班牙(40个)、墨西哥(40个)、中国(28个)、保加利亚(16个)、德国(15个)、加拿大(15个)、澳大利亚(15个)和阿根廷(13个)。
《人与生物圈》：科学研究在生物圈保护区的意义和作用是什么?
ishwaran：科学研究在保护和发展之间形成纽带，对所有的生物圈保护区来说，科学研究始终是一条重要的途径，它可以为处于特定政治和文化环境下的各个生物圈保护区提供必要的数据、分析手段及详细说明，可以使保护取得更大成效。在世界各大洲部分国家的生物圈保护区里，存在着一些可持续发展的试验区，这些试验区已经成为了(各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以及促进环境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面)行之有效的典范。这部分国家包括加拿大、智利、墨西哥、贝宁、南非、法国、德国、瑞典、黎巴嫩、拉脱维亚、俄罗斯、中国、越南和澳大利亚等。它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活动类型和实质方面。执行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展示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从事农业、林业，旅游业、教育业、研究及规划业等不同从业者在社会经济状况方面的改善情况。
《人与生物圈》：请简要介绍一下其他国家的生物圈保护区在平衡保护和发展方面有些什么经验、智慧、理念等。
ishwaran：在生物圈保护区的管理过程中，调和环境保护和财产拥有者的社会经济预期之间的关系并非易事。然而，这可以通过公众、私人和民间社团之间形成伙伴关系或结盟的方式达成。例如：1)在加拿大，生物圈保护区的负责人与周边林地甚至采矿部门的代表一起合作，共同确保可持续性地利用缓冲区和过渡区的自然资源；2)在法国的风多山(montVentou)，商业性团体形成联合以自觉地遵守可持续发展原则；3)在墨西哥的谢拉戈达(SierraGorda)，林业和农业活动由社区来执行，以此创造税收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减少对核心区自然资源的依赖；4)在越南的吉婆岛(CatBa)，对本埠货物的生产而实施的许可证方案，它鼓励人们开展各种实践，以实现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5)在南非的克鲁格至(Kruger-to-Canyon)大峡谷地区，有关文化多样性保护方面的草案已经得以形成，从而更为合理地利用当地的资源及共享由此带来的收益。
《人与生物圈》：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消费经济的增长，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世界范围的生态与环境出现空前危机。从全球角度看，是否有一个在全球都适用的办法解决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
ishwaran：如果仅仅从全球角度出发，那么将世界上个别区域取得的经验教训推广到其他区域、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不同区域之间进行推广都存在着许多局限性。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我再次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学习而不要复制。生物圈保护区应该被看作是学习可持续发展、比较研究和试验的殿堂，看作是集体学习可持续发展实践的殿堂。诸如生物圈保护区甚至可持续发展概念等已经在全球水平上得以推进，这促使各国带着不同的风格去思考、筹划及行动，以协调自然及人类的需求，使人类在开展各项活动时头脑中始终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然而，问题的最终解决还得依靠区域性及个别保护区的尝试。
《人与生物圈》：人与生物圈计划作为一个政府间的科学计划应该怎样应对这一危机?
ishwaran：正如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在个别特殊的生物圈保护区以及在所有保护区之间开展比较研究已经能很好地阐明或解决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和问题。这些特殊的保护区及比较研究不但有助于我们应对这一危机，而且它们还将对人与生物圈计划产生重大贡献，有助于解决人口增长及资源消耗这一不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危机。
《人与生物圈》：中国加入人与生物圈计划之后，特别是1978年成立了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之后，一直致力于人与生物圈计划在中国的宣传、推广和实施，如对应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立了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国家网络，并使之成为了中国人与生物圈计划的全国性教育培训平台，对于中国多年来的工作，您有何评价?
ishwaran：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成立和运行是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的一项重大成就。使用该网络来设计、发展和执行一系列试点性项目的工作应该得到进一步的拓展。此间不但涉及政府部门，而且还涉及到民间社团和个人。目前，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几乎可看作是一个“迷你”版的全球生物圈保护区网络。前者所展示出的良好实践将大大有益于后者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展示及交流。
保护生物学的概念篇10
关键词：法益；体系批判性法益；体系固有的法益；环境刑法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7-0098-03
一、法益的分类：体系批判性法益和体系固有的法益
自从法益（Rechtsgut）概念被提出，就迅速占据了刑法教义学的重要地位。法益成为刑法分则解释和评价的重要风向标。德国学者Hassemer梳理了德国法益学说的发展历史，认为法益理论可以分为体系批判性法益和体系固有的法益。体系固有法益的代表人物是Honig和Binding[1]。体系固有法益理论认为，法益是立法者设计的产物，立法者的评价是法益形成的唯一原因。简言之，法益是立法目的的简易的教义学术语[2]。这种意义上的法益理论仅仅具有刑法解释学上的意义，它提供了对刑法规范目的的解释，而缺乏对刑法规范正当性的批判功能。例如，如果立法者制定出“处罚不信仰某一宗教”的刑法规范，那么此一构成要件所要保护的法益就是特定的价值信念。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某种宗教信念并不是一个适格的法益，保护它的刑法规范也必然失去实质的合理性。而体系固有法益概念并无法提供一个评判实定刑法规范的标准，它只是默认现存法律的合理性，为它正当性的论证提供一个教义学上的支撑点。根据体系固有法益理论，我们也只能够从“处罚不信仰某一宗教”的刑法规范中得出特定的宗教是该构成要件所要保护的法益而已，至于这种保护是否是正当的，体系固有的法益理论并没有提供任何的回答。
所谓体系批判的法益理论认为，法益理论不仅仅具有解释学上的意义，它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划定刑事立法权的界限。也就是说，体系批判性法益理论认为，存在一个先于实定刑法的法益，它指导着刑事立法，并发挥着对实定法合理性的评价和批判作用[3]。仍以“处罚不信仰某一宗教”的刑法规范为例。在现代民主国家中，自由是一项具有宪法位阶的基本原则。因此特定的并不会成为刑法的保护对象，因为对特定宗教的保护就意味着对其他价值观念和宗教信念的强制排斥。所以，“处罚不信仰某一宗教”保护的对象并不是一个适格的法益，它也因此失去了实质的合理性，即使它满足现代议会制国家的形式民主的要求，具备形式上的正当性。
无论是体系固有的法益理论，还是体系批判性的法益理论，它们在刑法教义学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前者主要便于对现行刑法规范的解释，后者则提供了一个标准，用于限制立法者刑事立法权的界限。关于这两种法益学说的划分，我国学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例如张明楷教授认为法益可分为方法论的法益概念和刑事政策的法益概念，“方法论的法益概念强调的只是作为刑法解释的指导理念的法益概念；而刑事政策的法益概念强调的是对刑事立法起限定作用的法益概念。”[4]“方法论的法益概念认为法益是从实定的罪刑规范中经由解释而得出的，它产生于现有的罪刑规范，因此，刑法规范是可能拟制某种法益的；刑事政策的法益概念是刑事政策上的法益观念，是先于实定法而存在的生活利益，它的意义在于能够说明是否有某种法益需要刑法给予保护。”[5]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的“方法论的法益概念”就是Hassemer所谓的“体系固有的法益概念”；而“刑事政策的法益概念”就是“体系批判性法益概念”，用语不同，实则殊途同归。
二、关于环境法益的几种学说——体系批判性法益的视角
本节所论述的环境法益是指环境刑法规范所保护的利益或者某种价值状态。环境法益属于法益的特殊种类，自然可以在体系固有法益和体系批判性法益两种视角下展开论述。
以体系批判性法益为视角，关于环境法益的范围主要有以下几种学说。第一是人类本位的立场，即认为只有侵犯传统法益的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才应受到刑罚处罚，我国现行刑法即是这种立场。第二是生态本位的立场，即认为生态法益既不同于个人法益，也不同于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生态法益具有基础性和独立性，是与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并列的一种法益；任何对生态环境的侵犯最终会侵犯个人或社会利益，都应受到刑法的制裁。第三是折中的立场，即认为环境法益应包括人类环境利益和生态环境利益两个方面；不仅侵犯人身财产安全的破坏环境行为应受刑法制裁，而且没有侵犯人身财产安全但超越资源再生能力和环境自净能力的破坏环境行为，也应受刑法制裁[6][7][8]。接下来，我们将对这三种观点进行评析。
首先，法益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或者拟制化的法人，环境本身不具有成为法益主体的资质。而且法律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行使权利、享受法律保护必须以承担相对的义务为前提。如果环境可以自在自为地作为法益的主体，那么它能够和需要承担什么样的义务呢？因此生态本位主义的立场是不正确的。折中论和人类本位主义都强调环境对人类的基础性作用。然而单纯的人类本位立场实际上是将环境法益还原为个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财产法益。而环境刑法只不过是传统刑法的特殊表现而已，这种观点忽视了环境对于人类利益的基础性和非直接性。实际上，个人实现自己生活计划的基本前提不仅限于阻止对个人自由领域的攻击，也包括保障使切实履行个人自由成为可能的共同基础。保护基本的自然环境就是确保这一共同基础的重要体现。环境刑法构成要件所保护的对象并不是具体的个人利益（例如，生命、身体的完整性等，这是纯粹人类本位主义的观点），而是为了确保这些个人利益得以实现的共同基础，它属于超个人的、集体法益。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即环境法益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起到的是个人生存、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而并不是个人法益的简单还原。因此折中说是合理的，它是确定体系批判性环境法益的标准。
三、我国刑法中环境法益保护的现状——体系固有法益的视角
从总的方面来说，我国刑法对环境法益的保护深深地打上了传统刑法保护的印记，即在很大程度上不承认环境法益的独立性，而是将其看作是生命、健康、财产法益的另一种表达形式。接下来，笔者将对照我国“97刑法”中环境犯罪的具体规定一一检验。
我国环境刑法是指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而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例如俄罗斯、德国）一样，将环境犯罪作为独立的一章。刑法第338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罪所要保护的法益是财产、生命和健康，并非独立的环境法益。《刑法》第342条非法占用耕地罪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数量较大，造成耕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该条虽然目的在于保护土地资源从而实现对环境的保护，但由于该罪的犯罪对象是耕地，而耕地更多地体现为经济利益而非环境利益，另外该罪仅包括非法占用耕地改作他用的行为，既不包括其他类型的土地，又不包括污染和其他破坏土地资源的行为。就耕地而言，其体现的主要是农业生产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其保障社会稳定的秩序利益，环境利益不是其主要方面[9]。第345条盗伐林木罪将“数量较大”、“数量巨大”、“数量特别巨大”作为构罪和量刑加重的条件，因此该罪仍然是传统的财产犯罪，只不过犯罪对象特别而已。
当然我国环境刑法中也存在一些保护环境利益的犯罪。例如，第339条第一款规定：将境外的固体废物进境倾倒、堆放、处置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339条第一款保护的就是环境法益，但第二款传统保护思路又再次出现。第399条第二款规定：未经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许可，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用作原料，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此外，第340（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和第341条（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非法狩猎罪）保护的是生物的多样性，属于纯粹的环境法益。
总体说来，我国环境刑法保护的法益并没有脱离传统法益保护的窠臼，环境法益的独立性没有得到充分承认，而且存在保护范围狭窄，过于依赖财产犯罪、人身犯罪的缺陷。
四、环境法益刑法保护的完善
在以体系批判性法益和体系固有法益的双重视角审视环境法益的基础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环境法益保护某些方面的不足之处。以此为契机，我们才有可能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建议，以期完善环境法益的刑法保护。
（一）否定环境法益的独立性，没有摆脱传统法益保护的思路
在我国环境刑法中，立法者将环境法益看作个人法益的延伸，环境法益的独立地位并没有得到彰显。这是片面注重经济发展，GDp至上主义在刑法中的体现。既然经济效益优先，那么环境就没有予以特别保护的必要，除非污染行为确实侵害了公民的身体、健康或者财产。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经济优先发展具有合理性。但是当一个国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仍然为了盲目地追求GDp的增长而忽视生态环境的保护，这就已经背离了经济发展的初衷，是一条不可持续的道路。再者，在目前提出科学发展观的大背景下，环境法益的保护更显得刻不容缓。这就需要凸显环境法益的独立地位，将其当作与传统个人法益不同的新的法益类型。同时扩大环境法益的范围，而不能做过多的限制。例如，虽然耕地有保护的必要性，但是土地资源是我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基础，将保护对象仅仅限制在耕地上并不利于土地生态的维护。因此有必要制定纯粹防止污染土地资源的刑法规范。
（二）危险犯尤其是抽象危险犯应该成为环境刑法的基本犯罪类型
一般认为，危险犯是与侵害犯（实害犯）相对应的概念：以对法益的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称为侵害犯；以对法益发生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便是危险犯。或者说，构成要件以侵害法益为内容的犯罪，属于侵害犯；构成要件以侵害法益的危险为内容的犯罪，属于危险犯[10]。具体危险犯是指危险的发生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类型，而抽象危险犯是指犯罪的成立既不需要对法益造成实害，也无需造成具体危险的犯罪类型。在环境法益的保护方面，抽象危险犯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应该作为环境刑法常规的归咎原则。首先，侵害犯或者实害犯是指犯罪已经造成了法益侵害的结果，此时重大环境事件已然发生，事后的处罚于事无补。而具体危险犯是以危险的发生为犯罪成立的条件。一方面，具体危险如何判断就是个缺乏定论的问题；第二，一旦环境法益陷入具体危险，必然是环境的大部分陷入危险境地，因为我们很难将环境的一小部分损害定义为具体危险（例如一个小池塘全部污染，我们很难说整个水域陷入具体危险）。在环境陷入具体危险的情况下，鉴于其中发生机制的复杂性以及人类控制环境污染能力的有限性，此时刑事处罚实际上已经无济于事。而国外的立法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德国保护水资源的刑法规范就经历了一个从实害犯到具体危险犯再到抽象危险犯的发展过程，这可以成为我国刑法完善的他山之石。
参考文献：
[1]Vgl.Hassemer，theorieundSoziologiedesVerbrechens.ansatzezueinerpraxisorientiertenRechtsgutslehre，Frankfurtammein1973，S.42ff.
[2]Vgl.Binding，Dienormenundihreübertretung，Bandi.normenundStrafgesetz，1.auflage，Leipzig1872.；neudruckder4.auflage，1922，S.353ff.；Honig，DieeinwilligungdesVerletzen，teili：DieGeschichtedeseinwilligungsproblemsunddiemethodenfrage，mannheim，Berlin，Leipzig1919，S.94.
[3]Roxin.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J].樊文，译.刑事法评论，2006，（2）.
[4]张明楷.法益初论：第2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56.
[5]贾学胜.论环境法益及其刑法保护[J].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9，（3）.
[6]简基松.论生态法益在刑法中的独立地位[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6，（5）.
[7]张光君.环境刑法的生态本位论纲[J].时代法学，2008，（1）.
[8]廖斌.环境问题与刑事法律保护[J].河北法学，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