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1
关键词：农村牧区农民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性质
农村牧区征地补偿的性质取决于农村牧区土地的所有权性质，鉴于征收和征用对于农村牧区土地的所有者来说都是失去土地，都应获得相应补偿，在这一方面，两者基本相同，故如无特别说明，本文所指农村牧区土地征地补偿性质包含征收补偿的性质和征用补偿的性质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对农村牧区的征地补偿主要有以下特性：
一、土地补偿的法定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以下简称《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04年，以下简称《土地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土地征收的法定补偿范围，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和社会保障费用”。可见，我国目前实行的是法定补偿，补偿依据、补偿范围、补偿项目和补偿标准均由法律条文直接规定，刚性较强，弹性较差，可调空间较小。
二、补偿依据的非市场性
补偿依据（或补偿基础）的非市场性是指主观上不以土地的市场价值为依据进行补偿，或者客观上不存在确定土地补偿价格的土地市场，土地补偿的依据只能由国家确定，具体补偿执行的是一种非市场性标准。在我国，农村牧区土地具有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主要是农村牧区的土地从来没有被当做商品来看待，严格意义上的土地市场并不存在。即不存在一个融入市场经济的“土地交易市场”，也没有一个客观公正的土地买卖价格。再者，进入土地市场交易的土地，应该来源于市场，但我国农民的集体土地是国家按照农村牧区社区人口平均分配的，而不是农民以市场价格从土地市场购得的，其分配方式是非市场化的。既然不是从市场上以市场价“购入”的，也就不能从市场上以市场价“售出”。因此，我国的土地无论是国家所有还是集体所有，在现行体制和法律框架下都不能真正地进入市场，不可能根据土地的供求关系或商品的价值规律来确定土地的价格和补偿标准，只能由国家根据土地的总体状况和基本国情予以“规定”，补偿的依据不是客观的“市场”，而是法定的“年产值”。
三、补偿金额的非完全性
土地补偿金额的非完全性，也可称之为补偿的适度性或补偿的非等价性，是指土地补偿的金额不能完全体现土地价值的补偿。征地补偿依据的非市场性，必然会产生土地补偿范围或项目的不全面和土地补偿标准的较低或过低，最终导致补偿金额的非完全性。其中征地补偿标准的高低对补偿金额的影响最大。综合起来看，上述不管是哪一种观点，均认为我国的征地补偿是一种非完全补偿，补偿金额并不能完全弥补被征地方的损失。因此，从总体上说，我国对农村牧区的征地补偿，存在着随意性大、安抚色彩浓的非完全性补偿的特点，不能为被征地农民的正当权益提供有力充分的保护。
四、补偿分配的成员共有性
农村牧区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决定了征地补偿的性质，也决定着征地补偿的分配原则、权利的实现形式、补偿范围和补偿的分配方法。在土地所有权归“集体公有”的观点下，土地补偿费的分配方法与比例由“集体”决定，土地补偿费属集体公有，理论上是不能进行分配的；就是进行分配，集体也是得大头，失地农民只能获得少量的土地补偿。在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成员共有”的观点下，“集体成员”对被征土地的补偿分配就有最终的决定权，农民个人就有可能直接得到绝大部分的征地补偿款。在此前提下，这个“农民集体”中的每个成员对土地及土地补偿拥有平等的权利，即拥有平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收益权、宅基地分配权和征地补偿分配权，集体的权利表现为成员个人权利的集合，属集体共有。
五、补偿支付的非国家性
《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规定中，不管是“征收或者征用”均由国家予以补偿。但实际上，我国执行的却是“谁使用土地谁补偿”或“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国家在将农村牧区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时，征地补偿费并不由国家支付，而是由用地单位支付。笔者认为，对征地补偿应该分别情况予以处理：对用于公益事业的“土地征收”，应该由国家对失地农民予以土地补偿；对非公益性的“土地征用”，则由用地单位进行土地补偿。这是因为，公益用地，直接体现的是国家利益，公益用地的单位也是国家财政预算单位，由国家直接征地转供用地单位，可减轻用地单位的财政负担，减少用地单位与农民因土地补偿问题的直接对抗。
六、土地补偿的地域差别性
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之间、不同省份和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如实行全国统一的补偿标准，既不能体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也不能体现土地作为特殊资源的区位价值。因此，我国在统一规定了补偿项目的基础上，在征地补偿标准上适用了地域差异原则。《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参照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标准规定。
七、土地补偿的先付性
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2
2005年8月8日，记者驱车来到河北省保定市清苑县清苑镇郎庄村，该村居住着600多户人家，这里是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专业村。1998年，为了方便村民卖菜，村里建了一个蔬菜批发市场，2003年该村被列为无公害蔬菜基地、农业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试点、保定科技专家工作站分站、河北农大农民增识训点郎庄分试区。菜农户亩均年产值都在3000元以上。正在施工中的保沧高速公路从村北穿过，征用该村土地80多亩，涉及农户62家，征地赔偿至今没能落实。
提起保沧高速征地，法律义务宣传员申××就一肚子的火，据申介绍，郎庄村属半菜半农区，村里种蔬菜的特别多，每年早春茄子开始上市时，不光河北各市的客商前来收购，而且北京、天津、山西、内蒙、江苏、山东等地的客商也有过来收购的，高峰时每天运往外地的茄子高达100吨左右。秋冬季的西葫芦、黄瓜、西红柿等常年采摘不断，大棚蔬菜亩均年产值一般在3000元以上。土地被征后，村里仅给被征地户生活安置费、土地补偿费每亩15000元，青苗费300元。申表示，既然是国家建设征地，肯定应该有各种手续和相应的补偿标准，并应向村民公布，村民享有知情权。村民找村里理论，得到的答案是，补偿标准按每亩补偿费71%归征地户，29%归村委会提留。对于老百姓的质疑，清苑县人大副主任、清苑镇书记张红启是这样跟群众解释的：保沧高速征地根本就没有公告，公告给老百姓看不着，征地也跟老百姓协商不着，每亩地赔偿15000元的标准是按年产值1320元，11倍核算得来的，清苑县大庄村种植麻山药，年产值最高，年产值按大庄算的。
当村民对张书记的年产值提出质疑时，张书记表示，“分给你们承包地是让你们种小麦、种玉米的，而不是让你们种蔬菜的，所以蔬菜不能算产值。”就这样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村民的蔬菜大棚和小麦就给推平了。
采访中一位郎姓村民告诉记者，县里来推地时，申××因懂法，提前给村民做了动员，阻止了村民闹事，村民们虽然现在有的还没有领取补偿款，但推地当天没有一人闹事。该村民表示，不闹事并不表示软弱，他们将通过合法途径继续向上反映，直到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后记者又来到清苑镇滕庄村，村民听说来了北京的记者后，主动去叫被征地户。牛大妈第一个来到现场，牛大妈来时气喘吁吁，见到记者的第一句话是，“可把你们盼来了！”经过记者多方走访调查，终于弄清了征地的前后经过。
3月31日，大队一帮人在未通知村民的情况下，偷偷在村北量了地。4月20日上午，县里执法部门开始推地，直到这时村民才知道自家的地被征了。村民听到消息后，前去制止。让人琢磨不透的是，执法队伍中有几个人拿着摄像机，把村民的行为全都拍了下来，由于村民极力反对，当天地没有推成，但是60多岁的老党员卢××让“他们”抓走了。
“4月30日上午，乡政府又来推地，一共来了九辆车，有公安的、司法的、还有一辆大面包，一下子下来一百多口人，吓的占地户都没敢出门，就这样在一分钱没给的情况下就把地推了。”村民牛大妈如是告诉记者。
下午，村民袁××拿大喇叭召集占地户到村北开会，不到15分钟，镇书记张红启的汽车就到了村里，村干部用大喇叭通知征地户到大队开会。最初商议调闲散地给村民，可是土地资源也很紧缺的村里根本就没有闲散地。后又商议给村民每亩地补偿7920元，最终还是没能谈妥。乡党委书记大发雷霆，通知大队锁队部大门，准备把村民关在队部。同时，打开村里的大喇叭，大吼大嚷，大骂村民素质太低，张书记“愤怒”的声音传遍了整个村庄。
5月1日，被征地户派牛大妈前去队部商谈，如果村民接受了每亩地补偿7920元这一标准，能否领钱，大队会计表示同意。村民们纷纷前去队部领钱，正准备领钱时村民被告知，7920元是一次性的补偿，按完手印就可以领钱，领完钱后终身不再有地。而且，人死后还要从子孙的地中扣除，当问其原因时，张红启表示这叫做“父债子还”。由于镇里开出的条件苛刻，征地补偿工作再度陷入僵局。
5月12日，大队再次召集被征地户去队部领钱，大队会计号召牛大妈带头签字。牛表示，如果牵涉到她自己，她早就签了，她签了无所谓，她不能害乡亲们。这时牛大妈和村干部发生冲突，在推搡当中牛大妈晕了过去，而且一直抽风，村干部见势慌忙离去。
采访中，村民刘××告诉记者，麦收前她和苏×、樊××还有滕×的媳妇上访到县局，县局通知张红启前去接访，张红启把她们接了回来，回来后就把她们扣了起来，一人一间房子给隔离了，直到晚上才把她们放回家。
次日，她们又上访到保定市局，四名妇女铁了心了，只要不处理，坚决告到底。四人去市里上访了九次以后，终于有了音讯，每亩地又补了7080元。
据了解，保沧高速征地涉及清苑13个行政村，各村赔偿情况均不一样，截至记者发稿时，郎庄每亩地为15000元，腾庄为15000元，大庄乡草桥为18000元，何桥乡蔡桥为18000元，大福村列入开发区的为18000，未列入的为16500元。青苗补偿，地上附属物赔偿更是五花八门。而且涉及拆迁的赔偿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南候村拆迁每平米赔偿300元，北大冉村的拆迁每平米仅赔偿100元。由于高速征地赔偿的不公开，加之有的村也未进行财务公开，导致部分村民以谣传谣，以讹传讹，部分村民处于观望状态，有些村民开始上访。
离开清苑，记者又来到南市区五尧乡南沟头村，南沟头村现有人口2000多人，被征土地300余亩，该村因紧邻保定市二环路，土地已多次被征，因征地引起的遗留问题甚多。保沧高速征地后，区里给出每亩地三万元的最高价，村民仍不同意征地，原因是村民想要亲眼见到征地批文和补偿公告。后区里又将补偿款调至每亩35000元，村民还是坚持原来的要求，不给看公告不让征地，至今村民在被征土地上搭着窝棚轮流值班看地。
接着记者又来到南市区其它几个被征用土地的村，尽管都属南市区，各村的补偿标准也不一样。丰台村占地163亩，公布的却是150多亩，每亩补偿21600元。安庄占地10.8亩，共补偿40多万元。唐村是唯一一个张贴公告的村，公告显示唐村被占地2.2857公顷，每亩3.5万元。地上附属物一栏没有任何显示，青苗补偿费1093.75元/亩，落款是保定市人民政府。
保沧高速征用满城土地涉及于家庄乡五里铺、郭村、郎村三村庄。五里铺村第一次征用200多亩，铁道南涉及一半以上村民，每亩赔偿21600元，青苗补偿500元/亩。原来说机井每口赔偿10000元，截至记者采访时也没给。土地原来说的是每亩补偿24000元，结果只给了21600元。一位姓刘的村民告诉记者，土地被征时，小麦已经灌满粒了，离麦收只剩了十多天，推后一亩只给了500元青苗补偿费，刚够化肥、农药、浇地的成本。如果迟几天，每亩按产粮900斤，每斤按0.7元计算，也不止这个数。而且推了地之后，土地就闲置着，到现在也没施工。郭村被占地200多亩，每亩地补偿17600元。郎村则只有17200元/亩。
之后记者又来到高阳县晋庄乡苇元屯村，该村的情况和清苑县滕庄村相似。据了解，因修建保沧高速公路，2004年9月，该县开始路用征地工作。仅晋庄乡宋桥、苇元屯、杨家左、南晋庄、北晋庄5个村庄就征用土地437亩，其中征用苇元屯土地129.1亩。
2005年春节前，高阳县政府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高阳县委书记袁振江代表县委、县政府发表电视讲话，袁书记向全县人民承诺：保沧高速征地补偿款2.112万元/亩，必须发放到户。不准县、乡、村任何单位以任何理由截留土地赔偿款！
4月底，村委会的大喇叭开始召集被征地户去领钱，村民到了村委会后才知道，每亩地的赔偿只有7920元，对此乡村两级干部对被占地户做出如下解释：土地赔偿款归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故13200元的土地赔偿款归村集体所有。对青苗补偿费和占用临时便道只字未提。
随后晋庄乡党委、晋庄乡人民政府又写了一封致保沧高速公路占地户的信，信中写到，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13200元，安置补助费为7920元。根据《土地法》第五章第二十六条“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补助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
县领导明确表示要将赔偿款发放到户，而乡村两级却以法律条文来压制被占地户，村民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了得到一个明确的解释，4月28日，苇元屯村三位村民咨询了省局，一位女同志告诉他们：“村与村的情况不一样，根据《土地法》和《承包法》的规定，承包土地被依法征用、占用，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如果村里能补分土地的话，被占地户可以根据土地好坏的差值得到相应的补偿，如果没有补分土地，土地的补偿款基本上应该全部归土地承包户。”
采访中一位姓张的村民告诉记者，本来高阳全县补偿都很低，后来因为城东的村民极力争取，并找到了省里的领导，最后每亩地给补了17500元。5月16日乡里广播了一个通知，通知说当日12时之前领款的奖励1000元，下午4时之前领的奖励400元。尽管如此，现在还是有很多村民未领。村民只想看看公告，闹明白他们究竟该拿多少钱。
邢南乡的补偿则更是离谱，斗洼村一位姓唐的村民告诉记者，他们村每人只分得耕地0.5亩，其余土地由村里以每亩120元的价格再承包给村民，他家在村南承包了10亩地，正在征地的范围之内，承包地里种了很多杨树，每棵树赔了10元钱，大队里还扣了2元，村民每棵只分得8元。高速公路占了该村600亩地，村里把这些地全部收回，又重新分村里原来的地，到目前为止，村民们没见一分钱的土地赔偿款。
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3
关键词：土地征收；新型城镇化；社会公正；土地征收补偿；共享发展；土地权益；社会赔偿；民主决策机制；平等协商机制
中图分类号：F301.1；F29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7）01001812
一、引言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认为，“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进程”，“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亨廷顿，2008）“亨廷顿悖论”也适用于“城镇化”和“城镇性”之间的关系，“城镇性”是一种城市建设所要达到的理性状态，具有较强的社会稳定性和现代性；而“城镇化”过程中则可能因为不合理的征地拆迁引发等社会冲突行为，具有社会不稳定性和现代化特性。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主要有城市扩展、建立开发区、旧城改造、村庄产业化、建设新区和新城、乡镇产业化、建设中央商务区等七种推进方式（李强等，2012），不论是哪一种方式推进城镇化，均会涉及土地征收问题。政府在城市建设中不可避免地需要征收土地，而在征收土地前、中、后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都是土地征收问题（潘嘉玮，2009；刘云生，2010；王坤，2010；张广辉等，2016）；当土地征收中出现利益分配不公正时，则会引发群体冲突。因此，深入研究土地征收中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土地征收制度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改进和完善土地征收政策和机制，对于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和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国现行土地征收模式的成型，始于1987年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该法经过三次修订完善，分别是1988年修订、1998年修订和2004年修订，其中，2004年的修订突出表现在“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等相关规定上，为加快城镇化建设增强了土地征收的合法性（汪振江，2008；张千帆等，2012；刘婧娟，2013）。笔者认为，从被征地主体――农民角度看，我国现行土地征收政策的基调为“保障被征地农民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以补偿款为主，辅之以就业安置、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内容，尚不能完全满足被征地农民的利益诉求；同时，一些地方政府由于利益驱使在实际操作中实施的地方“版本”或地方“特色”不完全符合规范，导致被征地农民失地后生活水平相对降低或生活预期不确定性增强。所以，随着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在征地中愈加重视初次补偿利益分配问题，一旦认为在土地征收过程中利益受损，便会采取群体性行动以寻求补偿利益分配问题的解决。根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每年因城镇建设或区域规划调整涉及的征地将近20万公顷土地；因征地利益诉求得不到合理解决而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事件占农村群体性上访事件的65%以上，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唐庆鹏等，2016；肖唐镖等，2016）。
当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土地征收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借鉴（王慧博，2009；徐勇，2013；沈飞等，2015；衡爱民，2015；黄宇骁，2015；李海霞，2016；黄冠豪等，2016）。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征地制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的权益，不经过正当的合法程序，不能非法侵犯公民个人的土地、房屋等财产；而中国的土地征收实践在@一方面不够重视。二是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研究（刘运宏，2007；徐勇等，2011；华生，2013；周联合，2016）。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公共利益”不是简单的“全民利益”；事实上，除了大型铁路等国家工程外，大部分市政工程的征地只是造福于一个城市的“市民利益”，土地征收不能借“公共利益”之名而行“私有利益”之实。三是土地征收制度与程序研究（王玉波，2013；潘嘉玮，2009；汪玉凯，2013）。我国目前土地征收制度的制定和变迁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为主、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变迁为辅，随着经济发展转型和改革深化，土地征收制度也面临着大调整和大改革。四是土地征收补偿研究（邬跃，2013；王红建，2013；彭小霞，2013；叶必丰，2014；陈晓芳，2013；许可，2013；高志宏，2014；李增刚，2015；孔祥智等，2016）。在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征收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一个社会问题，问题不在于是否征收土地，而在于征收多少、补偿多少。关于城镇化中土地增值利益的分配问题，学界有诸多观点，但应关注和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已是不争的共识。五是土地征收后失地农民就业研究（王华华等，2012；徐勇，2013；杨庆峰，2016）。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要不要让农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是让农民参加职业培训转化为职工、还是让农民成为依靠土地享受土地开发增值收益的有产者等方面。
客观而言，我国学术界对于城镇化土地征收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全面，产生了不少理论成果，也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突出表现在土地征收补偿数额的增长和补偿安置方式的多样化等方面（王红建，2013；杨建顺，2013；孔祥智等，2016）。然而，在如何改进土地征收政策方面，现有研究基本没有突破我国《土地管理法》所设定的土地征收补偿政策基调，所提政策建议多为“完善土地征收补偿发放机制”“促进农民市民化身份转型”“完善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机制”等，并未涉及土地征收补偿政策的根本。
本文将我国现行的土地征收模式称为“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其特点是：政策上只给予被征地农民保障其现有生活水平的补偿，实际操作中往往以低于市场价值的“价格”购买土地，甚至不考虑被征土农民的真实意愿强制实施土地征收（姜晓萍等，2011；王华华等，2012；温铁军，2013）。这种初级版的“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一方面，为我国快速城镇化降低了显性成本，取得了“高楼大厦”的城镇建设绩效；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隐性成本，激化了社会矛盾（张海波等，2006；童星等，2006；王华华等，2012；吴春梅等，2014；肖唐镖等，2016）。城镇化土地征收政策的出发点是“维护农民利益”，但是，各个地方版的土地征收政策在执行中的表现却良莠不齐，甚至在部分土地征收强制实施中引发了。究其原因，不排除部分农民的“漫天要价”以及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但也应当看到“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在制度设计和运行机制上存在的问题。当前我国城镇化土地征收中之所以“抗征收”“防拆迁”“老不信”等问题频出，归根结底在于利益分配还存在不符合社会公正的地方，如果不突破《土地管理法》所设定的土地征收补偿政策基调，仅限于对现有政策的“修修补补”，将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柴涛修等，2008；李富田，2009）。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土地征收模式也亟待转型升级，那么，转型的方向和路径在哪里？本文在探究初级版“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保障被征地农民现有生活水平）存在的问题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理论探讨土地征收模式转型的价值取向，进而提出应向升级版“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保护被征地农民长远发展权益）转型升级，并主要从制度创新和机制完善两个方面进行了模式构建。
二、初级版“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存在的问题
1.“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的制度设计缺陷
从学理角度来看，“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的制度设计存在一定缺陷，主要表现在：
（1）《土地管理法》与《宪法》及《物权法》之间存在衔接矛盾
当前，在土地征收中的权益分配与保护方面，相关法律规定之间还存在着一些碎片化现象，即法规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主要在于《土地管理法》与《宪法》及《物权法》等之间存在衔接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4年修正）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宪法》强调土地必须得到合理利用和开发，并不得以“公共利益”之名剥夺或削弱被征地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其依据是《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虽然《宪法》和《物权法》规定要保障被征地群众享有的土地用益物权，但是实际的土地征收却是以《土地管理法》为标杆的。《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都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即实际征地补偿也以土地年产值的最高三十倍进行赔付，这与《宪法》和《物权法》规定的“长期保持土地使用权稳定”实际上是矛盾的。因为如果不被征地，被征地农民在三十年耕地承包期结束后，仍然对原有的承包地享有“自然续约”承包权，并继续获取相应收益。因此，《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a偿以土地年产值的最高三十倍进行赔付，与《宪法》和《物权法》规定的保持农民土地用益物权长期稳定相矛盾，也就是说相关规定存在着衔接矛盾。
（2）土地征收政策效果与城镇化目标之间存在政策悖论
公共政策一般由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方式构成，只有政策实施内容、方式与政策目标的方向一致，才能保证政策内容的执行达到预期政策目标，否则不仅浪费政策资源，而且还会“南辕北辙”，达不到政策目标（邵彦敏等，2015）。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中就存在土地征收政策实施效果与城镇化建设目标不一致的政策悖论。“提高失地农民生活水平”是城镇化的主要目标之一，而依据是《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并且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十倍”。土地征收补偿的计算是以过去三年平均产值为标准，是按农民过去的收入水平进行补偿的。这种“保障式”的土地征收补偿方式，是难以提高农民在失去土地后的生活水平的，如果考虑Cpi上涨的影响，其生活水平甚至可能下降。所以，土地征收政策实施效果与城镇化目标存在脱节，导致土地征收政策在执行中阻力较大。
2.“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的运行机制缺陷
（1）对土地征收“行政强制”的约束和监管不足
在“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中，遇到被征地群众的反对或抗争时，很多地方政府或开发商与村委会都采取了强硬的强制征地拆迁，引发了不少社会冲突。事实上，2004年我国《宪法》修订后，将“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入宪，并于2007年颁行《物权法》进一步保护公民的土地用益物权；在201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也限制了政府对公民采取断水、断电、断气等行政强制实施的条件，进一步约束了“行政强制”权，以保护公民合法私有财产权不受非法侵害。国家对土地实施“用途管制”政策，依据《土地管理法》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即必须是因“公共利益”征收土地才能按照《行政强制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而现实中的土地征收行政强制行为，并不都是以“公益型土地征收”为标尺，以谋取开发商利益而动用行政强制行为在土地征收中时有发生。这种因私人利益或商业利益而实施的强制征地行为，实际上也违反了《行政强制法》第七条“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强制权为单位或者个人谋取利益”的相关规定。那么，在土地征收过程中，不规范的“行政强制”行为何以频发？其原因不仅在于对“公共利益”界定的模糊，更在于没有形成有效的约束监管机制。
不可否认，“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国家有经济能力对土地征收实施更高水平的社会赔偿来更好地保护农民的权益，让失地农民在后城镇化中能够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有更可靠的物质保障、有更好的职业转型机会、有更多的社会获得感和社会尊重感。因此，土地征收模式的转型升级必须着眼于保护被征地农民的权益，从保障被征地农民现有生活水平的“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向保护被征地农民长远发展权益的“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转变。
四、升级版“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的建构
从推进城镇化的路径来看，不论是“人造式”城镇化，还是“自生式”城镇化，抑或是“规划式”城镇化，都需要在土地征收中分配好土地增值收益，保护好被征地农民的土地用益物权，尽量减少土地征收引发的社会冲突，通过和谐的方式推进城镇化建设。面对土地征收引发的社会冲突，许多地方版土地征收政策也在不断地调整，但其“分给农民利益”的政策调整速度往往快不过社会经济发展通胀的速度（刘金发等，2013；齐睿等，2015）。于是，“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下总会出现地方版的“怪圈”，即“政策执行―农民抗征―强制征地―冲突升级―媒体关注―政策调整”，一旦调整后的利益分配仍然不能达到农民的心理预期，上述怪圈就会重复发生（王华华等，2012；温铁军，2013；高志宏，2014；孔祥智等，2016）。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会经历一个量变引发质变的过程。初级版“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在长期的政策博弈与政策修订中，也是量变不断积累的过程，孕育着新的土地征收模式，土地征收模式的转型升级势在必行。怎么转型升级呢？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理论，农民在城镇化中承担了“发展代价”，也就自然应该享有城镇化的“发展成果”。抓住土地征收模式转型的“牛鼻子”――利益的分配或土地价值的分配，也就能大致勾画出中国城镇化土地征收模式转型的图景（参见表1）。
中国城镇化土地征收模式转型：价值分配初级版“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地方政府、开发商、村委会政策转型的价值分配
博弈双方升级版“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农民？或×（不通过，可能调整）政策利益>土地价值√（通过，支持城镇化）√（通过，寻求其他增值）政策利益=土地价值√或×（通过，比较勉强）√（通过，甚至强制征地）政策利益
认为，“新中国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及其干部必须像牛一样“为人民服务”（邓弋青，2009）。也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2014）。因此，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也必须体现“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标准，以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由保障被征地农民现有生活水平的“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向保护被征地农民长远发展权益的“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转变，使得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不至于因开发商的“地产暴利”和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而被“合法剥夺”。因此，应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理论指导下，积极建构“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让农民共享城镇化发展红利。
根据前文分析，建构升级版“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关键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利益分配。在“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下，通常是地方政府、开发商、村委会等占据土地开发增值的“大份”，而农民占“小份”。或许东部沿海城市以及较为发达的城市能够给被征地农民相对多的“政策利益”，但大部分城市提供给被征地农民的“政策利益”小于“土地价值”，这也是中等及不发达城市土地征收冲突相对多发的关键性原因之一。因此，“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利益”应合理地大于“土地价值”。二是对话机制。土地征收模式的转型升级，必须实现对话机制的“平等化”转变，即让被征地农民在土地征收过程中享有平等的对话权利，包括“自下而上”“尊重民意”的民主决策机制、解决征地矛盾的多方平等协商机制以及合法的农民维权路径等。
1.保护农民权益的土地征收政策创新
土地征收政策，其核心内容在于征地补偿或赔偿问题，即如何补偿或赔偿才能让农民接受征地。事实上，土地征收政策并不仅仅是一项经济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决策，因为解决不好征地矛盾就会影响社会发展的政治稳定。“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在土地征收补偿的内容上，包括土地征收补偿款、土地附着物补偿费、入城户籍优惠、失地农民就业培训、失地农民办理社保、征收宅基地的安置房、拆迁民房补偿款、村集体公共建设用地的补偿等，其特点在于重视“静态”的财物补偿超过“动态”的权益补偿（王华华等，2012；宋仁登，2012；温铁军，2013；齐睿，2015）。“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在态度上要重视保护弱势一方（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在政策上要着力保护农民的“动态”权益，即让农民在自主的市场选择中能够获取长远的收益。
（1）征地补偿政策的修订
一是征地的补偿期限应调整为六十年及以上土地征收政策对于土地本身的补偿或赔偿，有两种做法：一是“形而下”的“器物性”做法，即拿一部分钱直接买断“土地使用权”；二是“形而上”的“道德性”做法，即分期付款，租用土地使用权，被征收人可以终身享受土地租金，包括其合法继承人，直至其家庭自然地或意外地消亡，才由政府接管该耕地或宅基地的最终使用权。目前，“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采取的是前者“形而下”的做法，用三十年的土地年产值收益价格买断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转化为城市国有土地。从长远来看，“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可尝试逐步由“形而下”的“器物性”做法转变为“形而上”的“道德性”做法，即由用六十年的土地年产值收益价格买断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逐步转向让农民可以凭借土地股权终身受益。。当前，按照《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实际征地补偿以土地年产值的最高三十倍进行赔付，这与《宪法》及《物权法》规定长期保持土地使用权稳定实际上是矛盾的。而且，农民的寿命不止三十年，如果不被征地，当地农民在三十年耕地承包期结束后仍然对原有的承包地享有“免费自然续约”承包权，继续获取土地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收益。1990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规定，按照土地用途确定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最高年限，其中，居住用地七十年、工业用地五十年、商业旅游娱乐用地四十年、其他或综合用地五十年。因此，相对于地方政府卖地年限最高七十年而言，征地a偿额度计算年限为三十年太少，不利于被征地农民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所以，应将征地赔偿期限设定为六十年及以上，且不设上限，以有效保护农民长远发展权益，并可解决《土地管理法》与《宪法》及《物权法》之间的衔接矛盾。
二是合理提高征地补偿计算标准。目前，以“过去三年的平均产值”作为征地补偿计算标准，没有考虑经济发展、Cpi上涨等对农民生活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后，经济增长速度也在7%左右，再加上Cpi的影响，将农民的预期收入提高8%～10%是合理的。因此应提高征地补偿的计算标准为“近三年平均产值的（1+x%）倍”，可以规定x的测算标准，由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设定。这样，既可以保护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不至于降低，也可以解决城镇化政策目标“提高失地农民生活水平”与土地征收政策手段“限制农民收入水平为过去的状态”之间目标与手段脱节的政策悖论。
三是统一“公益性用途”征地与“商业性用途”征地的补偿标准。“保障式”土地征收补偿政策区分了征地的“公益性用途”与“商业性用途”，使得被征地农民在“公益性用途”征地中获取的补偿通常比在“商业性用途”征地中获得的补偿低很多。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看，凡是承担了城镇化发展代价，就应该公平地享受城镇化发展成果和改革红利，因此，无论是“公益性用途”还是“商业性用途”都应进行同样的补偿，使被征地农民获得的实际补偿不再受土地征收用途的影响。
四是土地附着物作价市场化。从宽泛意义上讲，土地上的附着物一般有两种：一是自然生长物，包括农作物、林作物等；二是人为建设物，包括硬化的晒谷场、房屋等。实际的土地征收中，政府或开发商通常偏好选择城郊菜园地、耕作地作为征收对象，因为不涉及或少涉及拆迁问题。在土地征收时，如果城郊菜园地、耕作地上只有自然附着物，只需给予被征地人少量的青苗补偿费；而如果土地附着有房屋等人为建设物，政府出于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条件的需要，会给予每人约30平方米左右的还建房或定销房作为安置补偿，并将农村房屋超过人均30平方米之外的面积以垄断低价购买。“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下，非市场化的不平等交易，损害了被征地农民的宅基地用益物权，是造成征地矛盾的主要导火线之一。“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则应在对土地附着物进行市场化作价的基础上，采取公平的市场交易方式，让农民有自主选择的权利。具体来讲，对于城郊菜园地、耕作地的土地征收，可采取“青苗补偿+开垦荒地费用”的市场化作价方式，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对于附着有房屋等人为建设物的土地征收，不能盲目地认为政府和开发商建设的高楼大厦就是好房子，就应该有好价钱，置换房和农民的住宅都应按市场价格进行平等的交易，同时还可提供多样化的安置方式供农民选择。
（2）构建多元化的土地征收社会赔偿政策体系
一是对被征地农民给予“折腾成本”赔偿。“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对于因征地行为而发生的拆迁安置，有基本的“搬迁费用”和“还建房未交房前的租房补贴”等方面的补偿。“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不仅要考虑“搬迁费用”和“还建房未交房前的租房补贴”，还要考虑对被征地农民因征地拆迁而造成的“折腾成本”进行赔偿。本文所讲的“折腾成本”赔偿，是指因城镇化征地拆迁引发了被征地农民的非自愿性或非预期性迁移，而导致被征地农民将在较长时间里处于工作和生活“被折腾”状态，承担“被折腾”的社会代价，理应获得相应的赔偿。不设立土地征收“折腾成本”赔偿，就难以维护被征地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以2009年湖北省襄阳市某村征地拆迁为例，征地拆迁后对被拆迁人给予每人100元m月的租房补贴，实际上是不足以达到村民原有的居住水平和条件的；而且截至2016年3月，仍未按期交还建房给被征地拆迁人，导致其实际生活质量下降，“折腾”了被征地拆迁人6年多的正常工作与生活类似于湖北省襄阳市的三线城市以及四线城市，受中国一线、二线城市房价、地价高涨的影响，也掀起了城镇化征地建设的高潮，但由于后续发展中地产开发商的房子价高卖不出，开发商就拖着被征地农民的还建房，迟迟不肯交房。文中的描述源于笔者实际调研情况。。可见，由于拆迁安置房具有“建房―交房”的时间滞后性和空间差异性，“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需要设置“折腾成本”赔偿，才能完善保护农民权益的政策内容。“折腾成本”赔偿，包括对因搬迁所发生的家具与装修方面的损失、因搬迁造成的家庭劳动者误工费、因租房造成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降低等的赔偿。
二是对被征地农民的市民化转型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农民市民化是一个实现包括生存方式、社会身份、自身素质、职业技能以及意识行为等综合因素在内的由农民到市民的身份转型过程。从转型的动力来看，农民市民化也是城镇化过程中制度变迁的增值收益表现，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诱致型身份转型，农民被城市生活所吸引或被政府的优惠政策所诱导，主动采取行动去实现市民化身份转型；另一种是强制型身份转型，农民被动失去土地后不得不在职业上、生活上进行市民化转型。对被征地农民而言，城镇化土地征收导致其身份转型，是一种典型的强制型身份转型，由于其自身未做好相应的积累和准备，必然面临诸多困难，此时就需要政府或开发商给予其必要的帮助和支持。在这种强制型身份转型中，“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给予的政策支持不够、资金投入不足，使得许多失地农民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既不是纯正意义上的有地耕作的农民，也不是城市所能容纳的素质良好的市民，成为“失业、失地”的边缘化特殊人群。“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在政策设置上，必须重视失地农民的市民化转型，给予必要的政策支持，并加大相关投入：一是加大对失地农民市民化转型所需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培训教育投入，帮助其“有技能、能就业”；二是加大对失地农民职业市场信息和职业介绍方面的投入，帮助其“找对口、就好业”。
三是对被征地农民实现基本社会保障全覆盖。“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不是要放弃对失地农民的基本社会保障，而是要完善社会保障，消除基本社会保障的城乡二元结构和不平等，实现基本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解决失地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关于“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的指导意见中指出，“稳步推进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实现城乡居民能够均等地享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而在现实中，被征地农民往往由于对相关政策、程序不了解或其他原因，在其市民化D型期间出现基本社会保障中断，进而影响其生产生活。因此，“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应更加关注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尽量让广大被征地农民了解相关政策，并可通过“一站式”服务等方式为被征地农民办理相关手续提供便利。
四是对被征地农民给予适当的情感赔偿。“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在对农民进行征地补偿时，仅考虑了土地和土地附着物的价值，并没有考虑被征地农民的“情感损害”。以消费者侵权损害为例，消费者不仅有权获得基本的物质赔偿，还应该获得因侵权而造成精神损害的精神赔偿（俗称“精神损失费”）。土地征收行为的发生，无论是基于国家层面的城市建设，还是基于商业层面的城市开发，并非都是出于被征收人的主观意愿。而且，正如农村民谚所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狗窝”，被征收人对于原有土地及住宅是有深厚感情的，非大灾大难或特殊原因，一般不会主动搬迁或改变原有生活方式。所以，违背被征地农民主观意愿而发生的土地征收行为，征收者应该为此负责，应对被征地农民在情感方面受到的损害进行适当赔偿。因此，“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有必要设置情感赔偿政策，可以货币作价赔偿为主要形式，辅以入城优惠政策，以更好地保护农民权益。
2.保护农民权益的土地征收机制创新
新型城镇化中，要防止地方政府“透支性”征地、利益集团大肆圈地和乡村干部“捞利性”卖地，以避免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和经营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缺乏有效的保护被征地农民权益的平等协商机制、利益诉求保护机制以及社会监督机制，导致损害农民权益的不规范行为频发，容易引发社会冲突。“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必须从程序设计上保护农民在市场交易环境下的身份平等性，使农民能以平等、自愿的原则进行土地自由流转并获取合法土地权益，使得“行政强制”公权力不再被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以“公共利益”之名滥用，进而减少城镇化土地征收的社会冲突。保护被征地农民权益，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土地征收机制，主要在于民主决策机制和平等协商机制。
（1）建立和完善土地征收“公示―反馈―公告”的民主决策机制
公共政策制定的一般路径分为“自上而下”精英制定决策和“自下而上”民众参与决策两种。现代民主政治越来越强调“精英民主”不能代替“人民民主”，应建立“自下而上”的民意“反馈―回应”机制。一般而言，城镇化建设与土地征收问题并非“公共危机”决策，多走一些民主程序，与民众更多的社会沟通、增进互信将有助于减少政策执行阻力。虽然《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但现实中，地方政府常常对涉征地块城市发展规划方案保密而忽视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或选择“遮遮掩掩”的方式土地征收拆迁方面的公告，使得农民获取的相关信息不对称、不及时、不确定。同时，更为关键的是，在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确定过程中缺乏广大被征地农民的参与。
“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需要建立民主决策机制和程序，首先应对征地补偿安置初步方案进行公示，并使被征地农民能够通过畅通的渠道向政府反映其意见和建议；而政府则应重视农民的意见，及时整合、研究被征地农民的反馈信息，特别是关于赔偿措施、公共服务、就业转型帮扶、安置迁移、土地用益物权分配等各种民生事项的建议，在此基础上对初步方案进行修订，体现民意共识，最后形成正式方案，并进行公告。同时，还应优化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示和公告方式。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公告，是被征地农民了解城镇规划和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地方政府应该树立“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理念，将征地拆迁的主体、范围、赔偿标准、优先赔偿原则、农民市民化转型政策、被征地块建设用途等实质性内容，利用电子政务、微信平台、政务app、当地电视及广播、村务社区公示栏、到户通告等各种有效形式，让被征地农民及利益相关者及时、充分地获取相关信息，以便其理性决策。
（2）建立和完善土地征收“农民―政府―开发商”合作的平等协商机制
城镇化土地征收中引发的社会冲突，其实也是城镇化发展的一种经济负外部性或经济非效率性表现，对城镇化土地征收冲突的治理，可以借用制度经济学的“科斯定理”（Coasetheorem）来求解，即社会转型和制度变迁中，“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该问题的利益相关人的平等协商而得到纠正，减少不必要的社会冲突，从而实现社会利益的‘帕累托最优’或利益共享的最大化”（科斯等，2005）。从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角度，“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需要通过开放、包容、平等、协商的程序设计来完善“农民―政府―开发商”之间的对话机制，减少“信息不对称”下的“囚徒困境”，增强“信息公开”下的“纳什均衡”，达成“利益共享”理念下的合作。
首先，应允许农民代表参与土地征收赔偿方案的决策。建立和完善土地征收“农民―政府―开发商”合作的平等协商机制，首要的一条是让农民代表能够直接参与到土地征收赔偿方案的制定中。参与决策是农民代表可以平等对话政府、开发商的有效程序，并能够减少信息传递的失真、增m征地赔偿方案的共识。其次，应提供和完善农民表达诉求的制度内路径。制度内的诉求表达路径与制度外的诉求表达路径，是判断是否已引发社会冲突的重要标准。只有土地征收引发了社会冲突，被征地农民才需要依靠制度外路径表达述求（包括堵路、堵桥等群体性“闹事”方式），以引起社会关注并激发政府通过“例外原则”迅速提上议事日程，进而化解城镇化土地征收的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应给予农民制度内的利益诉求表达路径，包括土地征收前的民意汇总、土地征收中的民主决策、土地征收后的权益保护等各个环节，使农民“有法可依”地找到解决问题的路径。这些表达路径，可以通过村民会议、“农民―政府―开发商”征地洽谈会、土地征收决策听证会等多种方式体现。最后，应提供和保护有效的农民维权路径。现代社会，由于市场经济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特征，决定了市场活动存在着价格欺骗或资本投机的漏洞，而政府的角色则是维护产权平等交易的“守夜人”“裁判员”“服务者”。城镇化土地征收过程中，也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下欺骗被征地农民的行为，使得被征地农民权益受损，只有设置和保护有效的农民维权路径，才能让农民在其合法权益受损后能通过制度内的维权路径去解决问题，减少和避免社会冲突事件的发生。
五、结语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改革开放谋求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领域的重大变迁，既涉及农村和城市资源的再分配，也涉及生产要素的集聚分流和发展方式的转型升级，不合理、不公正、不科学的土地征收利益分配机制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和。“自上而下”推行的“保障式”土地征收模式，其利益分配的基调是“保障被征地农民现有生活水平”的社会补偿；而“自下而上”民主决策的“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其利益分配的基调则是“保护被征地农民长远发展权益”的社会赔偿。理论上讲，社会补偿是一种非平等性、自上而下的行政道德性做法，而社会赔偿是一种法治社会追寻的平等性、公正性、协商性的民主做法，可以更好地治理城镇化土地征收的社会冲突。从实践上看，推进城镇化土地征收模式由“保障式”向“保护式”转型升级，有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的经济基础和共享发展成果的政治基础。中国城镇化建设走到今天，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决定了政府提供的征地补偿水平和服务水平也应提高，即实现土地征收模式由相对低标准的“保障式”向相对高标准的“保护式”转型升级，以更好地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和长远发展能力，让农民共享城镇化发展成果，也能有效减少和化解城镇化土地征收引发的社会冲突，更利于树立党和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形象。或许，升级版的“保护式”土地征收模式也不能“包治百病”地解决城镇化土地征收中的所有问题，但其在价值立场上更好地保护了相对弱势的被征地农民群体的权益，在获取农民的认同和支持下，应该能书写一幅中国城镇化土地征收相对和谐的美好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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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60914；修回日期：201610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6aSH006）
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4
［关键词］土地征收；社会公正；保障；社会补偿；保护；社会赔偿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2）05－0082－05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政策的正面绩效已经完全发挥出来了，但是政策的负面效应也日益暴露，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按劳分配远远少于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获得的收益。在社会马太效应凸显的同时，社会稳定的问题则被列入了政治议程，“稳定压倒一切”成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如何“构建和谐社会”则成为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社会的稳定，而当前中国最大的社会稳定隐患之一就是不公正的“土地征收”引发的。研究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问题，由“社会公正理论指导土地征收实践”，促进城市化中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化、和谐化，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谐。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观是批判、创新、发展的理论体系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认为，人们在“无知之幕”下对社会资源的选择与分配，会受到一种类似“词典式序列”一样的两个正义原则支配：（1）平等自由的原则；（2）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其中，第一个“平等自由的原则”要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又要优先于“差别原则”。罗尔斯设定这两个“正义”原则的重要意义在于“社会的政治制度要完全平等地分配社会各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罗尔斯坚持“各种社会职务和社会地位平等地向社会所有人开放，如果非要有一个‘差别’，那就只允许那种能给最少受惠者带来补偿利益的不平等分配的‘差别’，而且任何人或团体除非以一种最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方式谋利”［1］，才能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实现社会资源“分配的正义”。
诺齐克在其名著《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中认为，社会资源应实现“持有的正义”，需坚持三个原则，主要概况为：（1）“获取的正义原则”主要解决对无主物占有的合法性问题，诺齐克同意洛克的“获取理论”，认为要占有“无主物”必须是经过自己的合法劳动才能具有占有“无主物”的权利，即只有在不致使社会其他人生活条件变坏或“足够的和同样好的东西留给其他人共有”的前提下，通过自己劳动对“无主物”的占有，便是“正义的获取”；（2）“转让的正义原则”主要解决的是“合法拥有的社会财产如何可以转让或授予社会其他的人”的问题，诺齐克认为“只要财产拥有人表示自愿转让，那么转让就是合理的、合法的”；（3）“矫正不正义的原则”主要解决的是社会资源“持有的不正义”如何进行“矫正”的问题，即社会实际状态并不全是由前两个原则“获取的正义原则”和“转让的正义原则”产生的或形成的，如抢劫、剥削他人等获得的社会资源持有，这就必须要有对社会资源“持有的不正义”进行矫正［2］，进而实现社会资源“持有的正义”。
社会公正，不论是作为价值、原则，还是作为制度、规则，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的本质的要求。早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旗帜鲜明地指出：“共产党人要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的途径，来消灭剥削人的资本主义政权，进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3］。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观，既是一个宏大的目标价值体系，也是批判、创新、发展的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的政权，在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上，一直践行和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观。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土地革命”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平均主义”思想，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政策，再到今天对“改革成果逐步由人民共享”的发展反思，都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上，鲜明地写着“发展与公正”，发展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公正理念下，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正的制度体系，人民群众才能更好的去搞社会主义建设。
西方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分配的正义”和诺奇克的“持有的正义”理论，都是一种基于社会资源短缺性与人们欲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而提出的一种“分配方法”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理论则提出了“社会公正所应达到的价值目标”，即“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4］。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公正观具有“目标价值”，而罗尔斯的“分配的正义”和诺奇克的“持有的正义”理论具有“工具价值”，“工具价值”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观的“目标价值”所用。当前，我国推进城市化建设，一方面，取得了城市化建设成果；另一方面，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特别是强制“征地拆迁”，引发了征地冲突、征地等一系列不符合社会公正的社会问题，既破坏了地方政府的“行政为民”形象，又不利于进一步推进城市化建设。因此，从社会公正的视阈来研究我国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问题，提出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原则，对于研究土地征收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二、城市化中土地征收的社会补偿原则：“保障”
目前，我国城市化中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问题，集中表现在地方政府土地征收中的“强制征地”问题上。一是“乱”设土地征收的行政强制门槛与门类，依据现行《行政强制法》第九条规定“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二）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三）扣押财物；（四）冻结存款、汇款；（五）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并在第十一条补充规定“法律对行政强制措施的对象、条件、种类作了规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不得作出扩大规定”，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规划中则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乱设土地征收行政强制，如“宜黄拆迁征地事件”等；二是“滥”用土地征收的行政强制权，侵害了被征地群众的合法权益，《土地管理法》中第二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即只有在因“公共利益”进行土地征收时，并在合理补偿情况下，可使用土地征收“行政强制权”，且《行政强制法》第四十三条“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行政机关不得对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电、供热、供燃气等方式迫使当事人履行相关行政决定”限制了行政强制的时间与方式，而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中则“滥”用了土地征收的行政强制权，如2011年云南绥江强制征地安置动用武警、重庆对“钉子户杨武的正当维权”采取断水断电措施等［5］。
以社会公正为视阈，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中“乱”设行政强制权与“滥”用行政强制权，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1）高额的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土地征收中“乱”设行政强制权与“滥”用行政强制权的利益动因。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和集体，无论是搞国家工程建设用地，还是搞城市商业开发建设，都必须由政府出面征地，《土地管理法》未规定依“商业利益”进行土地征收补偿的情况，地方政府出于“土地财政”需要，就以城市建设“公共利益”为名低价“滥用行政强制”征地，而以“商业利益”开发建设为名出售土地，地方政府就可从土地征收依“公共利益”和依“商业利益”上征地补偿款差额中获取更多“土地出让金”；（2）土地征收补偿款过低引发“土地征收难执行”是造成“滥用行政强制”的直接原因。依照《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土地征收补偿款过低，难以保证被征地群众原有的生活水平，更无法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观所提出的“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3）土地征收缺乏制度内的、社会公正性的征地程序是导致“滥用行政强制”的法律因素。《土地管理法》仅在第四十六条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缺乏土地征收前关于补偿款核定、如何征收等相关方面的民主听证，也缺乏政府“侵权征地”制度内利益诉求的法律渠道规定，这就造成了地方政府土地征收过程中惯性使用简单、粗暴的“行政强制”［6］。
当前，土地征收的“行政强制”也遇到了被征地群众的抵制，有些甚至引发了土地征收的“”和突发危机性事件，既破坏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也不利于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从政府对公共危机事件管理的“政策目标――政策工具”系统来看，依照突发性事件、政府治理、民众支持程度、媒体宣传等要素［7］，可以选取2007～2011年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征收引发的典型案例，制作统计表1，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理论进行规范分析，具体如下：
从表1可知，2007～2011年，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征收引发的典型案例，其共同点在于：（1）城市化中土地征收补偿款过低，土地使用权持有人的权益没有得到合法、有效的保护，如2008年震惊中央的甘肃“陇南征地事件”等；（2）负责土地征收工作的政府部门，在土地征收过程中获利较大，对被征收土地的人民群众采取简单、粗暴的“强征”方式，群众由心理抵触转向维权抗争，如2011年云南绥江村民不满征地安置的堵路事件等；（3）社会公众与媒体对于土地征收引发的事件持批评的态度，地方政府的“行政为民”形象受损，如2010年江西“宜黄强制征地拆迁自焚事件”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8］。在城市化土地征收中，被征地群体的正当利益受损，而地方政府获得高额的“土地财政”收入、开发商获取土地增值收入，这种不符合社会公正的利益分配，势必导致社会资源“持有的不公正”，进而引发城市化中土地征收的危机与责难。
近年来，城市化中土地征收引发问题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土地征收实行社会补偿原则，即“保障”。“保障”一词，语义上，是指“作为社会成员之间的某种意义上的交互动态的有限支撑和支持”，“保障”的内容，比如：基本生存、基本生活、基本医疗、就业、失业、阶段性的免费义务教育、基本养老、居住条件、基本的言论自由等，也就是说，“保障”是给予“最低的标准”。地方政府在城市化土地征收中，给予被征地群众的土地征收补偿款，又依照当地的“实际情况”给“最低的标准”降级，使得农民的“土地”换不到合理的“保障”。由于目前我国执行土地征收“保障”式的社会补偿政策，从公共政策学上讲，“保障”式的土地征收社会补偿政策是一种宽泛的模糊性政策，政策执行主体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对于“低补偿款可能造成征地后失地农民生活水平降低”这一做法，采取“不足取”的态度，即言外之意“有一定可取处，只是可取处不足”，这就造成了政策执行主体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容易打政策球。土地征收社会补偿以“保障”一词作为政策基调，使得土地征收过程与结果不符合社会公正，也就难以维护被征地群众正当、合理、合法的利益需求，为“维权”而发生的征地冲突或悲剧也就不断上演，进而影响城市化建设和城市形象。
三、城市化中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原则：“保护”
以传统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是高于地方区域利益的，但让“较小的利益需求”服从“较大的利益需求”，并不是罗尔斯《正义论》中正义原则的要求，甚至还会违背基本的正义原则，而且根据这种理由去制定的法律本身也是不合法的。这是因为在罗尔斯看来，“社会上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就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绝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9］，真理是绝对不会像不平等、不公平的法治妥协的，正义是一切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凡是违背社会正义的法律和制度，无论它们如何有效率、有条理、有逻辑，都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的“公正”和“善治”。
马克思主义社会公正观，以“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终极目标”，罗尔斯“分配的正义”理论有其合理的“工具性”价值，“分配的正义”有助于实现诺齐克“持有的正义”，社会资源与社会机会平等、公平的分配给社会成员，才有助于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城市化土地征收过程中，以“保障”为基点的社会补偿，不能切实保障被征收土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为在土地征收中的社会补偿过低，只是给予被征地人民群众基本的生存权利的“保障”，而不是对被征地人民群众逐步提高的生活水平的“保护”，从而构成了城市化建设的政策目标与政策手段的悖论，即一方面，城市化建设以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质量为目标；另一方面，城市化建设却以《土地管理法》中相关规定给予被征地人民群众“近三年的产值作为土地征收补偿款计算的基点”为政策手段，牵制被征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形成了政策目标的“前瞻性”与政策手段“滞后性”的矛盾，使得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显得极不符合社会公正。
以我国2001年开始编制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例，Cpi是衡量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一种权威性统计数据，根据Cpi数据，可以说明我国居民维持稳定的生活水平和提高新的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成本。根据我国统计局的城市、农村Cpi指数2002～2011年的数据，整理后，制作表2如下：
从表2中2002～2011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分类指数统计的情况来看，在近十年中，由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品的物价也是逐年上涨的，除2002、2009个别年份的Cpi指数有所回落，总体上仍处于上涨的趋势，特别是2007、2008、2010、2011这四年Cpi指数的涨幅均约在4％～5％左右，这也同当时房地产业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密切的。从稳定居民生活水平的目标来看，实现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稳定与提高，主要有两个手段，一是降低居民消费品的物价水平；二是逐步提高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显然，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打压物价，又会引发新的经济问题，诸如生产积极性下降、造成失业、经济凋敝等问题，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则成为我党和政府稳定与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手段。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将社会补偿政策基点定位为“保障”，以过去三年土地上的平均收入来计算土地征收补偿，实际上就是把被征地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限制在“未发展的过去状态”，而不是在城市化建设土地增值后的生活水平“提高后的状态”，使得我国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后，被征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所降低，从而使得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政策丧失社会公正，不利于社会稳定。
诺齐克“持有的正义”理论具有“工具性”价值，可以为马克思主义“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公正观的“目标价值”服务。诺齐克“持有的正义”的第三条原则，即“矫正的正义原则”，它在目前土地征收中有借鉴价值。当前，我国土地征收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实际上占有了土地增值额，对于被征地群众而言是不公正的，事实上也就是诺齐克所说的“不正义占有”，应该通过“矫正的正义”原则来实现对中国一些富人阶层，特别是开发商在新一轮城市建设中对土地增值“原初占有”的不合理性、不合法性，进行修正，以维护土地征收中土地增值额“持有的正义”。实现城市化建设中土地征收的社会公正，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城市化建设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极大地增加全社会的物质财富，而且还要逐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极大地激发城市化建设的创造活力和促进土地征收过程中的社会和谐［10］。为此，需要处理好四层关系：一是必须处理好城市建设中公共利益与农民私人利益之间的关系，被征地农民也是一个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合法利益不容忽视；二是必须正确处理好城市化建设中土地征收的静态土地补偿与动态土地收益之间的关系；三是必须处理好被征地人民群众失地前的“土地保障”与失地后“社会保障”的关系，被征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能保证与失地前一样，则会引发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问题。
由“Cpi指数会在经济发展中上涨”可知，在土地征收中对被征地人民群众实施“保障”式的土地征收社会补偿的做法，无法保证被征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被降低，主要是因为“保障”一词的“社会补偿”定调过低，使得“被征地人民群众”处于“弱势”地位，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则处于“强势”地位，征地方与被征地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在土地增值利益分配中缺乏平等对话权，从而使得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政策执行不符合社会公正。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看，适宜对被征地人民群众实施“保护”式的“社会赔偿”，在土地征收中给予被征地人民群众合法利益以正当的“保护权”，以土地征收前三年土地平均收入作为基数，并考虑Cpi指数上涨对被征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影响，提高5％的增幅，以保证Cpi上涨后不致对被征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产生较大的影响。“保护”一词，有“尽力照顾，使自身（或他人、或其他事物）的权益不受损害”的意思。土地征收中实施对被征地人民群众合法利益“保护”的原则，给予被征地人民群众的是相对平等的“社会赔偿”，而不是定调相对较低的“社会补偿”。
社会赔偿与国家赔偿、民事赔偿的区别：（一）区别于国家赔偿。社会赔偿是基于社会发展需要而对承担社会发展代价一方给予的赔偿，赔偿应基于社会公正与承当的社会发展代价相当。而我国的国家赔偿采用的是违法归责原则，这意味着国家是否承担赔偿责任是以侵权机关的行为是否违法为衡量标准的。《国家赔偿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享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可见，国家赔偿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违法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律制度，国家赔偿分为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其中，国家机关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监狱管理机关；（二）区别于民事赔偿。民事赔偿是我国《民法通则》中确定的民事主体之间有责任与权利关系时，发生侵权行为后，民事主体之间由侵权方进行赔偿的行为。一般而言，民事主体较容易确定，而社会赔偿，依据的是政府主导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因社会发展需要而对部分社会主体（包括居民、集体、社会单位等）的原有合法权益造成了破坏，而又必须作出符合社会公正赔偿的一种行为，社会赔偿的主体是政府和开发商等城市建设相关方，比如城市化中的土地征收，其社会赔偿主体应该是地方政府和城市建设开发商。
城市化中的土地征收，应该实施符合社会公正的土地征收“社会赔偿”，而不应该是给予最低标准的土地征收“社会补偿”。城市化建设中实施符合社会公正的土地征收“保护”式的社会赔偿政策，有利于防止政策执行主体滥用土地征收自由裁量权，从而对于“低补偿款可能造成征地后失地农民生活水平降低”这一做法，采取“不可取”的态度，进而对土地征收政策执行主体的行为起到一定的法律约束作用。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看，实现我国城市化中土地征收对农民合法权益，由不公平的“保障”式社会补偿向符合社会公正的“保护”式社会赔偿转变，有利于保护农民合法权益，减少土地征收突发事件、悲剧事件的发生，从而维护城市化建设中的社会公正、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从社会公正的视阈来看，城市化建设中的土地征收，不能只“化地”，简单的利用“保障”式的社会补偿把土地从农民手中征收了，就不管农民失地后能否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而是也要“化人”，通过建立符合社会公正的“保护”式社会赔偿政策体系，让农民让出土地能够得到一个合理的“价位”，以保证农民具有参加职业转型培训、提高生活水平、实现失地农民身份转型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和政策优惠条件。
土地征收实施“保护”式的社会赔偿政策，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1）土地征收社会赔偿应该在近三年平均收入水平基础上采取Cpi指数预涨5％的方式计算后进行赔偿，以保证失地后农民生活水平不至降低，并且细化土地征收赔偿，包括土地赔偿费、青苗赔偿费、土地增值额分享等；（2）土地征收赔偿款必须按照土地征收程序先发放到农民手中，确认无异议再进行工程建设，这一系列活动必须得到有效的监督，防止土地征收赔偿款被挪用或腐败掉；（3）必须建立土地征收后农民的生活保障机制，包括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机制、失地农民医疗保险机制、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4）建立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培训机制，实现农民的社会角色转化，由农民转化为职工、社会主义非农劳动者等；（5）完善土地征收的民意诉求机制，合理解决土地征收过程中的利益纠纷问题，包括土地征收争端仲裁机构、民意听证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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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5
关键词:采煤塌陷村庄搬迁服务经济
目前,压煤村庄搬迁形式以自建为主、统建为辅。以淮北市为例,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该市有效利用煤炭企业支付的补偿资金,按新农村建设要求,依据现有的条件和基础,鼓励集中搬迁,采用联建形式,安置地尽可能不用或少用耕地,把塌陷搬迁村庄向小城镇、矿区集中。新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村容村貌,转变了农民生产生活方式,有力地促进了淮北市新农村建设。当前该市搬迁村庄正向着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统一建设的方向发展,在城市规划区外的搬迁村庄多为两层楼房模式,在城市规划区内的搬迁村庄部分为多层楼房模式。
一、采煤塌陷村庄搬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采煤塌陷村庄搬迁无专项规划。
采煤塌陷村庄搬迁工作涉及各级政府和国土、规划、建设等多个职能部门,但从当前搬迁村庄农村居民点的现状来看,村庄建设与村镇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重脱节,搬迁安置整体规划滞后。由于搬迁安置用地没有纳入矿井建设用地计划,致使新村建设没有用地指标,村庄搬迁安置难以实施。采煤塌陷村庄搬迁新村址交付给农民后,其建房随意性很大,缺乏整体的规划。
2.搬迁村庄补偿费标准低,建设普遍起点低。
采煤村庄搬迁补偿主要有两种:一是对征收土地(指新村址用地)的补偿;二是对塌陷区村庄搬迁的补偿。其补偿方式以货币补偿为主。在征收土地补偿方面由于农用地年产值、补偿倍数、相同区域地价、塌陷区范围界定、煤矿未征先塌等原因造成征地补偿标准的随意性较大,关系难以协调。同时搬迁村庄需要投入巨大资金,采煤企业对大范围、跨行政区域的塌陷地无法进行统一规划和综合治理,而地方政府想治理又苦于资金短缺,导致一系列社会不安定因素。
3.立法滞后,制度不完善。
目前,国家还没有出台具体的采煤塌陷村庄搬迁方面的政策法规。对于复垦或征用的土地,地方政府和企业无使用权,若下次再作建设用地仍需再次征用,无形中给地方政府和企业增加许多负担。地方政府在出台配套文件时与煤矿企业在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征迁补偿标准、塌陷区范围的界定等方面没有形成良好的共识,配套政策不健全,影响搬迁工作的顺利开展,同时会埋下更多难以预测的隐患,给未来的经济发展增加反作用。
4.搬迁群众缺乏生活保障,采煤塌陷制约着城市化进程和城镇化布局。
由于一些煤炭企业没有严格执行先征后用、先搬后采、谁塌陷、谁治理的原则,致使塌陷区的大部分群众只是暂时解决了住房问题,但并没有解决其生存和发展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利益无保障,引起大量事件。同时采煤塌陷造成地下与地上矛盾突出,城市化进程和城镇化布局受到制约。个别城镇甚至出现发展空间不足、建设规划调整的现象,从而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制约着区域内的城市化进程和城镇布局。合治理。将采煤塌陷地的综合治理和建筑物下压煤村庄搬迁结合,将老村址附近的采煤塌陷地用矿井排放的煤矸石回填夯实,作为村庄搬迁新址,做到就近搬迁,避免搬迁距离远给农民带来生产生活不便。
(三)实行“赔偿+复垦+保证金”的土地使用制度。
对在生产过程中破坏的但能够复垦的采煤塌陷老村址,企业可不征地,建议采取“赔偿+复垦+保证金”的土地使用制度。赔偿费由企业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赔偿标准可按人口或者据实补偿。企业在支付赔偿费的同时负责复垦,支付土地复垦费。另外企业在缴纳以上两项费用的同时缴纳土地复垦保证金,其标准可按耕地开垦费执行,在责任方按质按量完成土地整理复垦后及时返还。土地复垦工程的实施,由土地塌陷地区的农民进行,使暂时失去土地的农民有事可做,农民自己复垦,能保证复垦土地的质量,有效地进行塌陷地治理。
(四)积极探索塌陷区搬迁村庄新模式,促进新农村建设。
建议政府和企业共同成立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领导机构,负责塌陷地搬迁村庄的全面工作,多方筹集塌陷村庄搬迁资金,将企业的赔偿费、征地的土地补偿费、村民自筹等资金集中起来,按照城乡一体化的要求,结合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进行搬迁村庄的新村建设,紧紧围绕我市能源城市的特点,结合当前淮北市采煤村庄搬迁的实际及存在的问题,积极探索塌陷区搬迁村庄新模式;结合地矿统筹和新农村建设,超前谋划村庄搬迁工作,着力探索“统一规划、统一建设、统一置换、提前搬迁”的新模式;认真总结搬迁村庄的经验教训,扎实做好村庄搬迁工作,建立健全搬迁群众生活保障机制,保证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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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压煤塌陷村庄搬迁工作的对策
伴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标准化建设,土地复垦整理工作的逐步推进,做好压煤塌陷村庄搬迁工作,对促进耕地保护,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制定采煤塌陷村庄搬迁专项规划。
科学制定采煤塌陷村庄搬迁新村用地规划,同时还要制定老村址治理规划,处理好近期规划与长远规划、局部治理与总体布局的关系。对采煤塌陷村庄搬迁用地要根据当地经济发展、人口增长速度等综合研究,建议国土、城建、规划等部门明确宅基地管理主体,要规划好村庄内部的排水、道路等基础设施,并严格执行。依托采煤塌陷村庄搬迁,借靠煤矿、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资源,合理有效配置资源,确定重点治理区域,变被动搬迁为主动搬迁。把采煤塌陷村庄搬迁专项规划与土地复垦整理专项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城市建设规划、小城镇建设规划结合起来,坚持先征后用、先搬后采,在城市规划的指导下统一建造多层公寓住宅,使农居建设符合城市发展和规划的要求。
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6
[关键词]拆迁补偿；问题；方法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建设对于土地的需求也快速增长。为满足城市建设用地的需求，地方政府一方面征收农村集体土地，并将这些土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一方面通过拆迁城市旧房获得城市建设用地。在上述获得城市用地的方式中，拆迁旧房是最主要的方式，这种方式既满足率城市建设对土地的需求，有改善了城市的居住环境，提升了城市的形象。但是，在旧房拆迁过程中，被拆迁方与拆迁方常常因为拆迁补偿发生矛盾，有的大打出手，有的诉诸法律。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拆迁补偿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化解被拆迁方与拆迁方之间的矛盾，推动城市化进程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当前拆迁补偿中存在的问题
1.1集体土地征用补偿制度不尽完善
在我国《宪法》中规定，政府对于集体土地拥有征用权，但是对于具体补偿并没有任何规定，这样，从法律层面上来讲，对于集体土地，我国公民就面临着保障不足的难题。此外，由于我国地域广，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集体土地的种植结构、耕作水平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土地创造的经济价值也不尽相同，其补偿标准也各不相同。最后，由于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平衡，与农民现有的经济基础与今后生活的需要，当前的补偿标准无法保障或改善农民现有的生活，为今后生活考虑，如果补偿标准相对较低，便会导致拆迁补偿问题[1]。
在拆迁补偿过程中，被拆迁人与拆迁人的民事主体关系是平等的，而建立在这种民事主体平等关系之上的拆迁补偿程序也必然是透明的。但是因为拆迁人与政府之间常常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处于绝对的强势地位，这样就将被拆迁人置于非常被动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拆迁人与被拆迁人甚至根本不对拆迁补偿进行协商，部分地区甚至只是简单地一个拆迁公告，拆迁公告上对拆迁补偿进行简单的阐述，根本不涉及拆迁补偿程序，对于这样的拆迁补偿，被拆迁人只能被动接受。正是因为拆迁补偿程序模糊不清，使得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处于对立关系之中，同时，部分被拆迁人还可以通过走关系获取更多的拆迁补偿，使得被拆迁人之间原本平等的关系转变为不平等的关系。这样就经常导致抗拆迁事件的发生[2]。
1.3拆迁补偿范围模糊不清
按照我国《城镇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拆迁补偿既可以以货币进行补偿，还可以实行产权调换。货币补偿金额按照被拆迁建筑的区位、建筑面积、用途等因素由房地产市场进行评估，并依据评估的价格确定。其具体方法由省市等各级人民政府规定。对于调换房屋产权的，须按照《城镇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对被拆迁房屋的补偿金额以及条换房屋的价格进行计算，并将产权调换差价结清。这样，表面上看《城镇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似乎对被拆迁人的经济利益进行了全面考虑，体现出等价交换原则。但是《城镇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过分抽象，且弹性太大，缺乏实践操作性。实际上，在对旧有房屋的评估过程中，相关单位并没有严格的拆迁补偿范围标准，在价值的评估上，只是对房屋的经济价值进行评估，其中不但不包括土地出让金、搬迁损失费、装修材料费以及适当的救济补偿，甚至还不包括其他的隐形损失等。但是重新开发建设的商品房，其销售价格除了包含土地出让金外，还包括支付给被拆迁人的补偿费用、市政建设配套费用、经营成本、装修成本与开发商自身获取的利润。这样常常导致被拆迁人在得到补偿款后买不起商品房，或者在调换产权后难以支付商品房比原来房屋多出面积的价款[3]。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经常导致抗拆迁事件的发生。
1.4房地产评估缺乏规范
目前，对于房屋拆迁赔偿的房地产评估非常不规范，相当多的市场评估机构缺乏资质，甚至直接由政府出面组成评估机构，其评估人员资质自然良莠不齐，甚至根本不具备任何评估资质，这样就导致拆迁赔偿评估缺乏科学性、准确性，甚至拆迁赔偿价格严重偏离房屋价值。在房屋拆迁赔偿过程中，估价机构难以独立进行赔偿，正常价格评估常常受到政府或者其他机构干预，部分政府单位为了将补偿标准降到最低，常常直接出面干预价格评估，导致房屋拆迁评估价格严重偏低。在房屋拆迁评估过程中，为承揽评估业务，部分评估机构常常迎合某些单位或个人的需要，假评估、乱评估，违规进行评估，甚至出具严重偏离房屋实际价值的违规评估报告[4]。
1.5片面扩大公共利益界定的范畴
由于公共利益本身界定的范畴并不确定，也没有较为统一的界定标准，这样就导致部分地方政府管理人员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违法违规征收公民的房屋与土地，然后再将这些土地以政府的名义批给房地产开发商，从而谋取不正当的权益。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城镇建设，尤其是城镇居民住宅建设主要是由开发商进行的，这样常常导致开发商打着“公共利益”的招牌开发城镇居民住宅，并按照“公共利益”给房屋的所有者进行赔偿，其本质上是打着“公共利益”的招牌对公民房屋所有权的剥夺与损害。
2解决当前拆迁补偿中存在问题的方法
2.1依法完善城镇房屋拆迁相关条例
认真分析我国《城镇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我们不难发现，该条例的制定主要是从管理者的角度进行的，而不是从物权保护的角度进行的，这样就导致在房屋拆迁过程中行政过多干预现象的出现。在市场经济时代，任何主体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利并履行义务，在房屋过程中，也必须依法完善城镇房屋拆迁相关条例。而相关条例必须包含下面的内容：第一，房屋拆迁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严格区分商业项目与公益项目，并且不同的项目要制定出不同的管理办法。第二，房屋拆迁必须由一定行政级别的政府机构进行，对于不具备相关资格的政府机构、单位或者个人严格进行约束，如果超越行使权力，进行房屋拆迁或者对房屋拆迁进行干预，必须依法进行处罚。第三，明确房屋拆迁赔偿标准。在赔偿标准制定的过程中，必须认真分析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按照地区经济差异分别制定不同的房屋拆迁赔偿标准，并且按照地区经济的发展对赔偿标准适时进行调整。第四，严格房屋拆迁程序。房屋拆迁赔偿程序，必须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进行规定，只有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进行规定，才能对政府机关形成约束。同时，要明确拆迁程序的具体实施细则，实施细则越详细，对房屋所有者的保护力度也就越大。对于由于市场变化存在不确定性的拆迁细则上，必须建立一定程序的监督机制，并且以法律的形式对这些监督机制进行约束。2.2明确补偿程序
在土地使用之前，土地使用者必须依法向政府提出土地使用申请，并提供使用土地所必须的相关证明。在收到申请后，政府必须依照相关程序对土地使用申请进行严格的审查，在审查过程中，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政府管理人员要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举行听证会，如果审查符合相关规定，则向土地使用者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否则，则不予颁发。政府在颁发房屋拆迁许可证之后，要进行公告，并对相关拆迁事宜进行明确的说明，并依据相关标准给予房屋所有者足量发放补偿金。房屋所有者在领取足量的补偿金后，要按照规定的时间进行搬迁。
2.3明确拆迁补偿范围
按照我国《城镇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相关规定，房屋拆迁补偿范围主要包括房屋所有权、收益权以及附属物所有权，补偿的收益包括生产经营产生的预期收益、租金、拆迁必需的费用等。为保证房屋所有者的权利，必须明确上述补偿范围。而要想明确补偿范围，首先要对不同地方政府的补偿规定给予严格的监督与管理，对于不符合相关规定，或者不合理的补偿，必须提出整改意见，并责令其进行修改，并对整改完成的补偿范围进行认真的审查。其次，要鼓励个地方政府尽最大可能扩大房屋补偿范围，保证房屋所有权者合法权益，避免发生拆迁补偿冲突。
2.4依法规范房地产评估
为保证房屋所有者的经济利益不受侵犯，必须依法规范房地产评估。首先必须依法界定市场评估机构资质，对于缺乏资质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坚决进行关停。其次，严格避免政府出面组成评估机构，对于政府出面组成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必须撤销。再次，政府机关人员要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得因为个人私欲直接出面干预房地产价格评估。最后，政府要加强对房地产评估单位的监督与管理，切实避免房地产评估单位之间的不当竞争，避免为承揽评估业务，迎合某些单位或个人的需要，搞假评估、乱评估，违规评估，甚至出具严重偏离房屋实际价值违规评估报告现象的发生。
2.5明确公共利益
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7
第一条 为了贯彻执行《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根据《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结合我省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本办法是对《条例》部分条款的补充和具体化。
第二条 节约土地是我国的国策。爱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是各级人民政府和全省人民的重要职责，一切建设必须节约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凡有荒地、劣地、坡地、旱地可以利用的，不得占用耕地、好地、平地、水地。严格控制占用菜地、园地、林地、苗圃地、农业科研试验场地。禁止在文物古迹和自然风景等保护区征地建设和开矿。
除在城市规划范围内及其他必需的以外，在人均旱地一亩以下或人均水地五分以下的集体生产单位（指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下同），一般不再批准征用土地。
第三条 各项工程使用土地必须符合国家有关土地管理、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等法规的要求，防止水土流失、水源枯竭、洪涝灾害和环境污染，因此造成损失的，用地单位必须进行整治或支付整治费用，并对受害者给予相应的补偿。整治的要求和整治费、补偿费的标准，由用地单位、受害单位及其他有关单位在当地县（市、区）土地管理机关主持下协商决定。达不成协议的，由县（市、区）人民政府决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决定不了的，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
建设占地要与造地相结合。凡有造地条件的，用地单位应结合工程施工帮助造地，可按造地数量相应扣除安置补助费。
第四条 征用土地的程序：
一、建设单位征用土地须根据《条例》规定，按照基本建设项目审批程序，经过申请选址，协商征地数量和补偿、安置方案，签订协议，核定用地面积，划拨土地等程序。
二、经批准征用的土地，银行凭各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征地通知书，办理拨款手续。
三、土地管理机关会同有关单位，根据批准征地通知书和施工计划，一次或分次划拨土地，并督促按时移交土地。
四、城建部门凭征地批准通知书发给施工执照。
第五条 征用土地的审批权限：
一、征用耕地、园地一千亩（含一千亩）以上，其他土地一万亩（含一万亩）以上，由省人民政府报国务院批准。
二、征用耕地、国营林地、固定林木苗圃地、园地、草地十亩（含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含二十亩）以上，由省人民政府批准。
三、征用耕地、国营林地、固定林木苗圃地、园地、草地十亩以下、三亩（含三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下、五亩（含五亩）以上，由地区行署代省人民政府批准。
四、征用耕地、国营林地、固定林木苗圃地、园地、草地不足三亩，其他土地不足五亩，由县（市）人民政府批准。
五、征用太原、大同、阳泉、长治市所属县、区的土地，三亩以下由市人民政府批准，三亩（含三亩）以上由省人民政府批准。
一项基本建设所需征用土地，必须一次报批，根据施工计划分批划拨，不得化整为零，多次报批。对化整为零多次报批者，追究用地单位和批准者的责任。
征用国有林地须经省林业主管部门同意。征用集体林地须经县级林业主管部门同意。
第六条 征用土地所需呈报的文件和资料：
一、经计划部门批准的建设项目计划任务书或上级主管部门的有关证明文件；
二、该项工程的初步设计批准文件；
三、总平面布置图或建设用地图；
四、征地协议书；
五、用地单位的征地申请书；
六、报地区行署及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审批土地的工程项目，须报送县（市、区）人民政府的征地呈请报告；报省审批土地的工程项目，须报送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地区行署或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征地呈请报告；
七、水资源管理部门的意见书；
八、凡产生废水、废气、废渣、噪音的工程项目，必须同时提交经环保部门批准的防治设施方案及环境影响报告书。
第七条 土地补偿费标准：
一、耕地补偿费标准：
征用太原、大同、阳泉、长治市规划区范围内耕地，按被征地年产值的五至六倍计算。
征用榆次、临汾、侯马、运城、晋城、忻州市和河津、潞城、离石、孝义、朔县、原平、霍县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耕地，按被征地年产值的四至五倍计算。
征用上述市、县城市规划区范围以外和其余各县耕地的补偿标准，不得超过被征地年产值的四倍。
年产值的计算：根据统计年报算出征地前三年该耕地的平均年产量（也可以采取由地方政府根据统计年产量，分区域定出平均年产量），乘以国家牌价（包括征购价和超购价）或议价（指没有国家牌价的农产品），得出年产值。
二、青苗补偿标准：凡下种未出苗的，按种子和工本费计算；已出苗未吐穗的，按当季产量的一半计算；已吐穗或接近收获的，按当季产量计算。
三、征用市、县和工矿区的商品菜基地，应向地方财政缴纳新菜地建设基金，每亩七千元。菜地建设基金由当地人民政府掌握，用于新菜地的建设，专款专用。
四、征用国营林地和集体林地，被征地范围内有个人成片林或零星树木的，其补偿标准，会同林业等有关部门商定。
五、征用牧场、渔塘等其他有收益的土地，由县级人民政府组织征地双方协商补偿标准。
在开始协商征地方案后抢种的作物和抢栽的树木，一律不予补偿。
第八条 安置补助费标准：
安置补助费的计算，以征用土地的面积除以征地前每个农业人口平均占有耕地面积，计算出征地后应当付给安置补助费的农业人口数，每个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按被征土地每亩年产值的二至三倍计算。
每征一亩地的安置补助费，按人均耕地多少而定。人均耕地二亩，每亩地的安置补助费为年产值的一至一点五倍；人均耕地一亩，每亩地的安置补助费为年产值的二至三倍；人均耕地半亩，每亩地的安置补助费为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人均耕地三分，每亩地的安置补助费为年产值的六点六倍至九点九倍；人均耕地三分以下，每亩地的安置补助费一律按年产值的十倍计算。
个别特殊情况，按照上述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尚不能保证维持群众原有生产和生活水平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适当增加安置补助费，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被征土地年产值的十八倍，征用太原、大同、阳泉、长治市郊区商品菜基地最高不得超过被征土地年产值的二十倍。
第九条 用地单位支付的各项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除被征用土地上产权确属个人的附着物及承包土地上的青苗补偿费应付给个人，集体种植的土地上的青苗补偿费可以纳入当年集体收益分配外，应当由被征地单位用于发展生产，开辟新的生产门路，以安排因土地被征用而出现的多余劳动力的就业和不能就业人员的生活补助，不准私分，不得移作他用。有关领导机关和其他单位不得以任何借口占用。
第十条 附着物补偿标准：
一、房屋补偿费。因征地需拆迁集体和个人的房屋，由集体或房屋所有者按村镇规划重建。拆迁户不得乘国家建设征地之机，扩大住房面积或提出无理要求。拆迁补助费由用地单位支付，根据房窑新旧程度，每平方米的补偿标准为：混合结构五十至一百元，砖房三十至六十元，砖石窑洞三十至五十元，土坯房二十至四十元，土窑洞二十至三十元。
二、水井补偿费。被征地内的水井，按新旧程度折旧补偿，补偿费最高不得超过打新井费用。废井一律不予补偿。
三、坟墓迁葬费。被征土地上的坟墓应限期迁葬，每座付给二十至四十元。无主坟墓由用地单位妥善处理。烈士墓或少数民族墓，应与当地民政部门协商处理。
其他附着物的补偿，由当地人民政府妥善处理。
第十一条 因征地造成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县以上人民政府组织被征地单位、用地单位及其他有关单位按下列办法安置：
一、改良土壤，兴修水利，改善耕作条件，发展农业生产。
二、因地制宜地发展集体和个体工副业、商业、服务业。
三、土地已被征完或基本征完的单位，有条件的可以组织迁队。
四、按照上述办法安置不完的剩余劳动力，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在劳动计划范围内，征得集体所有制单位同意后，可以将符合条件的劳动力安排到集体所有制单位就业，并将相应的安置补助费转拨给吸收劳动力的单位。用地单位如有招工指标，经省人民政府同意，可以选招符合条件的劳动力当工人，并相应核减被征地单位的安置补助费。用地单位所需劳务，应优先使用被征地单位的剩余劳动力。
五、土地已被征完，又不具备迁队条件的单位，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将开始协商征地方案前的本单位原有在册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或城镇户口，在此期限以后迁入的农户，一律不得转为非农业户口或城镇户口。
第十二条 被批准征用的土地，凡属交纳农业税的，相应核减被征地单位的税额。
第十三条 已征用二年还不使用的土地，除经原批准征地的机关同意延期使用的土地外，当地县（市、区）人民政府有权收回，并报原批准机关备案。原用地单位不得擅自处理，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收回的土地，可按《条件》和本办法的规定有偿拨给其他符合征地条件的建设单位使用；也可借给集体耕种，但不准在土地上兴建任何建筑物和种植多年生作物，国家建设需用时必须立即交还，不得再提补偿、安置要求。
第十四条 工程项目施工临时用地，应尽量在征地范围内安排。确实需要另增加临时用地的，由建设单位向原批准工程项目用地的主管机关申请临时用地数量和期限。经批准后，用地单位同集体签订临时用地协议，并按被占土地的年产值逐年给予补偿。用地单位不得在临时用地上修建永久性建筑，使用期满及时归还，并负责恢复土地的耕种条件。
架设地上线路、铺设地下管线以及地质勘探、测绘需要临时使用土地的，参照上述规定办理。
第十五条 对违反《条例》和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分别情况作如下处理：
一、采取非法手段骗取批准征用土地的，私订协议非法占用土地或超越审批权限审批土地的，占地协议或批准征地书无效，情节严重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纪律处分，并处以罚款。
二、抢占、侵占土地，擅自进行建设的，责令退还土地，赔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建造的建筑物予以征收、没收或限期拆除。情节严重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纪律处分，并处以罚款。
三、少征多占或占用临时用地逾期不归还的，责令退还土地，赔偿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情节严重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纪律处分，并处以罚款。
四、买卖、租赁或变相买卖、租赁土地的，违法转让土地的，一律无效，并没收其非法所得。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建造的建筑物予以没收或限期拆除。情节严重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纪律处分，并处以罚款。
五、在征地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坚持无理要求，敲国家竹杠，拒不签订征地协议，由土地管理机关裁决。当事人任何一方不执行征地协议，致使对方遭受经济损失的，责令赔偿。情节严重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纪律处分，并处以罚款。
六、挪用或占用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责令退赔。情节严重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纪律处分，可以并处罚款。
七、弄虚作假，侵占招工、转户指标的，招工、转户无效。情节严重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纪律处分，可以并处罚款。
八、在征地过程中，煽动群众闹事，阻挠国家建设，贪污、盗窃国家和集体财物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的，分别给以治安管理处罚或经济制裁、行政处分。
九、国家工作人员和农村干部在审批土地过程中，利用职权，营私舞弊，行贿受贿，敲诈勒索的，根据情节，给予经济制裁、行政纪律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上列各项，行政处分由土地管理机关提出意见，报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执行。经济制裁和罚款由土地管理机关决定并限期执行，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土地管理机关决定后十五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土地管理机关提请人民法院处理。
第十六条 对个人罚款的数额，最低为人民币三十元，最高不超过本人六个月的收入。罚款由个人负责交纳。
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支付的经济赔偿，应从该单位的企业基金、利润留成、经费包干结余等资金中支付，不得列入生产成本或摊入基本建设费用。
第十七条 因地界不清、地权不明发生的土地纠纷，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有关各方协商解决。土地纠纷解决前，任何一方不得抢占土地。土地纠纷一经裁决，有关各方必须执行。对裁决不服的，可在裁决后十五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期满不起诉的，由当地人民政府责令有关单位执行。
第十八条 省、地、市、县（市、区）设置土地管理机构，作为各级人民政府的土地管理职能机关。其职责是：宣传贯彻国家土地政策、法令；进行土地登记，填发土地证；负责土地统计，编制土地统计年报；审核办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负责土地的划拨；检查土地管理情况，制止和纠正浪费土地及其他违法行为；调处土地纠纷；办理惩罚事宜。
乡、镇设专职或兼职土地管理员。村民委员会要有人负责土地管理工作。
第十九条 国家建设单位过去占而未征的土地，必须在1984年年底以前按《条例》和本办法的规定补办征地手续。逾期不补办的，按本办法第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处罚。
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8
拥有1000多口人的云南省大理市下关镇文献自然村位于城郊结合处。除了大理市区的不断扩大逼近，2006年以来比邻而居的云南红塔集团大理卷烟厂更是把厂房建设的触角伸入他们的土地。
由此，这些年遍及神州大地的征地拆迁“故事”再次在云南上演。
三块土地三种价
2007年3月，已经有两处大理卷烟厂厂房正在以前文献村的土地上紧张建设中。而相关资料显示，大理卷烟厂每年提供的财税占整个大理州的30%，属当地纳税户之首。
“我知道村里有些人对征地是不发表意见的，但是我有话要说。”文献村老年协会委员孙光华说，“这些土地被征走可以说是政府强迫的，我们根本不能抗拒，原来我们村里也希望自己在这些土地上建盖农贸市场赚钱，但是政府不批准，最后把土地征给了烟厂使用。”
孙光华表示：“我是产党员，尽管有不同意见，但还是要支持政府为发展地方经济所做的工作，问题是最后我们发现政府在土地赔偿资金上做了手脚，这样情况就完全变了。”
村小组长李子贵则说：“文献村此次被烟厂征用的3块土地共计234亩（不含道路用地），据我们了解，大理卷烟厂按照每亩35万的价格拨了赔偿款到下关镇政府，但是镇政府却没有把所有的钱赔给村里，中间差不多有4000万元不见了。”
相关资料显示：第一块土地110亩早在2002年就以每亩10.5万元的价格出让给下关镇政府，2006年又由烟厂以每亩35万元征用；第二块50亩土地2006年以每亩35万元被烟厂征用；第三块97亩土地价格仅则为每亩13万元。
由于烟厂和地方政府并没有就详细的财务收支报告进行公示，许多村民一直抱着“其中肯定有猫腻”的想法。事实上，对政府利用征地机会牟利，文献村村民中有着广泛的共识。
但下关镇政府有关官员说：“234亩征地，大理卷烟厂的确全部是以每亩35万元的价格拨付政府的，然后我们针对不同的情况进行了赔偿，之所以会出现第一块和第三块土地价格低于35万，是因为扣除了我们在当中的各种基础建设、拆迁费用，以及各种必需的规费和手续费等。”他表示，下关镇政府在此次工作中，不但没有“赚钱”，相反“亏”了1000多万元，平均每亩8至10万元，“但是为了纳税大户大理卷烟厂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在大局为重的前提下政府愿意承担这样的亏损”。
“政府不可能亏，只可能在当中赚了钱，现在还有谁会做亏本的事情？”李子贵坚持认为，“政府必须把钱的去向说清楚，把其余的钱还给村里，既然他们做事情不透明，就无法让我们相信。”
分析目前的征地拆迁为何会引发如此大的矛盾时，其实几乎都可以将落脚点放在补偿标准上，“农民只能将土地卖给国家，没有别的选择，但是补偿标准又非常低”。中国各地以往大量征地事例表明：所得征地拆迁款，常常是地方财政分得一部分，政府官员从中掠走一部分，实际分到农民手中的钱非常少，这种土地征用、拆迁体制实际上为贪污等腐败行为的滋生提供了空间。
针对这种情况，有村民说：“如果政策允许烟厂直接和我们谈价，而不要政府参与，很多事情就会简单明白多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用地的人不能和卖地的人联系，中间还隔着政府。”
政府的角色
文献村委会主任苏正云说：“此次征地事先已经征得村里95%以上的村民同意才进行的，可以说并没有违反国家的政策，现在不断向外反映的毕竟是村里少部分的人。在政府和企业需要用地，政策批准的情况下，我们只能考虑大多数人的意见，如果要等人人都同意，那基本什么工作都无法进行了。”
至于在此次征地中出现的一些矛盾，苏正云认为政府有自己的难处，同时政府并非没有为村里做事，比如在村里重新建盖的“文献完小”就几乎投入了200万元。他说：“征地既是企业的需要，也是地方发展经济的需要，我们老百姓有时候是必须做出点牺牲的，否则大理就无法发展了。”
据了解，烟厂征用了文献村的土地后，村民曾经要求把本村村民安排作为烟厂的临时工或合同工，改善水利道路建设、资金补助等要求，但是现在也没有落实。村民所提出的完善村民的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险的条件，镇政府和烟厂也没有肯定答复。
下关镇政府有关官员说：“老百姓总是有机会抱怨政府的工作做得不够好，赔偿不够多，我觉得除了对相关工作意义认识不足外，国务院施行的《拆迁条例》也有明显瑕疵。比如对拆迁人义务规定了许多条，而对被拆迁人的义务仅有‘被拆迁人应当在搬迁期限内完成搬迁’半条，明显不对称。这样的情况足以让拆迁工作难以圆满完成，而且经常发生纠纷，作为政府具体工作人员，我们也经常感到为难和困惑。”
目前，大理官民双方明显已经进入一种“相互不理解，互相不信任”的胶着状态：民指责官克扣、霸占群众利益；而官也抱怨民没有大局和公共利益意识，甚至出现大量“依靠拆迁发财”的“刁民”。现在，大理甚至还流行着“要想富，做拆迁户”的说法。
有意思的是，尽管是土地的最终使用者，但是几乎没有哪家企业愿意直接面对媒体对征地纠纷的相关询问。例如大理卷烟厂有关人员就表示，征地工作是政府做的，他们已经按照规定支付了所有费用，产生的纠纷他们既不知道也没有责任，那是政府与农民之间的问题。
事实上，征地、拆迁及赔偿工作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一个难题，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全处理好相关的利益关系，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似乎也难以摆脱宿命。
“放鱼”事件
2002年2月，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对大理市包括文献村在内的相关征地、用地作出了“同意”的批复，2004年大理州委和州政府正式批准大理卷烟厂在文献村的扩建工程，具体工作则由大理市下关镇政府负责。
文献村第三块被征土地上还包括一个水面积约36亩的鱼塘，这里原为村里用来蓄水灌溉田地的池塘，后被外来承包户张云峰和村民孙继忠于2002年以每年1万元的承包价从事渔业养殖和娱乐业服务，合同期限为9年。2006年6月，为了鼓励农民发展养殖业，下关镇政府还给张云峰和孙继忠的“碧波养殖园”发放了305元“燃油补贴”，并表示这样的补贴每年都会发放。
张云峰表示，36亩的鱼塘水深2.5米，共计储水约5万立方米，早在2002年承包以后就投放鱼苗100万尾，到2006年成品鱼已经长至每条1.5~2公斤。他说：“2005年6月18日下关镇政府就对养殖园口头发出了停业整顿的通知，2006年9月28日又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对养殖园内21.7平方米的建筑进行了拆迁。”
孙继忠表示，2006年12月22日他们收到一份由“大理卷烟厂改扩建工作组”发来的《大理卷烟厂用地的拆迁通知》，次日上午下关镇数十名工作人员和几台挖掘机开到碧波养殖园开始拆迁工作，全部工作从上午持续到中午才完成，除相关私人物品被用卡车拉到村委会存放外，养殖园内400平方米的建筑均被夷为平地。他还说：“大理卷烟厂有专人到场负责给拆迁人员送盒饭。”
当中，拆迁人员用挖掘机在鱼塘边上挖出一条大水沟，用了两天一夜才基本放走鱼塘的水。张云峰说：“鱼塘里90%的鱼都顺水沟冲入了下水道中，最后流入洱海，剩下的鱼被围观的村民哄抢，现在的损失无法计算。”但当时在现场的文献村村委会主任苏正云说：“事实上被放走的鱼很少，而被村民抓走的鱼不过两三千市斤。”
下关镇政府有关官员则表示：“之前我们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无数次和张云峰商量拆迁、赔偿的事宜，但是双方无法达成共识，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损失为400万元以上，而我们经过专业评估后认为只是100多万元。”
此中争议细节不少：由于拆迁致使张云峰和孙继忠与文献村的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张孙二人认为属于文献村“合同违约”，必须按照合同约定的“损失总计两倍的赔偿”。而下关镇政府有关官员表示只能算“合同终止”，因为此次征地是政策性的行为，所以不可能进行合同约定惩罚性赔偿。另外，张孙二人曾经将养殖园当中的一部分土地出租给别人建盖仓库，政府拆了仓库以后，按照相关规定把70余万元直接赔偿给后者，张孙二人认为“应该赔给自己”，而政府方面则坚持“没有错”。
针对此次征地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情况，下关镇政府有关官员解释：“政府并不是拆迁的主体，而是受大理卷烟厂的委托进行工作。大理的征地价格在全国也要算最高的，政府对老百姓已经很宽容了。”他表示，现在的行政规章制度很复杂，如果走正规渠道，起码要耽误半年时间，“由于企业生产需要，以及上级的工作压力太大，我们的确少走了一些程序，比如通过法院发出‘强制拆迁令’等”。
而张云峰强调：“我就是对政府这样不遵守相关法律程序而生气，特别他们私自把我们养的鱼放走，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如出一辙的小龙潭事件
类似文献村的情况和故事几乎随时都在中国大地上上演。
就在大理文献村的征地工作轰轰烈烈进行之时，云南省红河州开远市小龙潭办事处的一些村庄里也上演了“征地冲突事件”，地处开远市的小龙潭矿务局隶属云南省监狱管理局，是中国第二大、云南省最大的露天煤矿，一直保障着附近发电和水泥等多家大型企业用煤。资料显示其年产煤800多万吨，2005年底已拥有资产总额20.94亿元，累计生产褐煤1.4亿吨，实现工业总产值45.46亿元，而未来规划其产煤能力将达年1400万吨。
尤其2001年5月，由中国大唐电力集团控股（70%）、云南省投资公司（15%）、小龙潭矿务局（10%）和红河卷烟厂（5%）投资建设了云南大唐红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该项目动态总投资为28.5亿元，项目资本金为5.7亿元，是云南大型独立火力发电公司之一，并被列为“西电东送”云南省重点项目之一。“大唐红河”的开远电厂生产区建设在距离小龙潭矿务局16.5公里处，由后者全部供煤，其一、二期已建成投入正常发电。
然而企业风光的背后，在当地警方以“聚众闹事”、“诈骗”和“阻碍交通”等罪名对小龙潭办事处3名拒绝配合政府征地的农民代表进行了抓捕，另外一名代表闻讯“逃走”至今都不敢回家后，红河州政府、开远市政府于2006年9月19日冒雨派出上千名工作人员和全副武装的警察，强行驱逐把守在田地里的数千村民，发生了双方均有人受伤的肢体冲突，最后政府方面大获全胜，使小龙潭矿务局五期扩建搬迁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各种施工机械也随即进入推田挖坑，为下一步剥离土层采煤作准备。随后开远警方又将“逃”回昆明市躲避的又一名女村民抓回，征地工作有惊无险地进行着。
小龙潭矿务局五期扩建搬迁工程将根据电厂用煤需要推进，到2008年全部完成，届时将有6000多村民搬离，住进政府新建的搬迁房。红河州常务副州长苏维凡表示：“抓经济就是要抓工业，抓工业就是要抓项目，没有项目就没有发展。”他在一次会议上强调红河州政府要重点抓好、协调好小龙潭煤矿五期技术改造扩建项目。
土地财政与民争利
2007年3月，随着《物权法》的最终通过，小龙潭一些村民表示乐观：“那些当官的一怒之下就可以把我们关进监狱的情况也许将成为过去；以后，政府在采取任何征地行动前，可能会考虑一下后果了。”
事实上，国土资源部副部长李元早在2006年1月就曾表示，对征地中补偿安置争议进行裁决，是中国的一项法律制度。近年来土地数量居高不下，且大多与征地补偿安置有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规规定的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制度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没有建立起来。到目前为止，全国只有湖南、安徽和重庆三省市建立了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制度。
而早在2004年11月，国土资源部就《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确定了征地补偿标准。指导意见明确，省级国土资源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省域内各县（市）耕地的最低统一年产值标准，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执行；制定统一年产值标准时，综合考虑被征收耕地的类型、质量和农民对土地的投入、农产品价格及农用地等级等因素。
目前，中国各地给予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合计均按耕地最低统一年产值标准的30倍计算。国土资源部指出：“（如此赔偿）不足以使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话，当地政府将从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给予补贴。”
但是，无论在云南省大理市还是开远市，被征地农民都向记者表示“对这些规定闻所未闻，同时也怀疑其有效性”。有村民表示：“很多事情中央政府和领导是好的，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但是这些规定来到地方就完全变样了，或者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有些什么规定。”
有学者指出，在征地拆迁和失地农民安置的实施过程中，农民始终处于被动和弱势状态。首先农民对征地的前期工作参与不够，对征地、工程建设没有发言权和知情权，被征地农民对不合理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缺乏抵抗能力，由于“信息不对称”，缺少民主程序、缺乏透明度，也是失地农民、被拆迁人有抱怨和不满情绪的重要原因；其次申请征地补偿安置标准裁决的成本太高而往往难以实行；最后在补偿费用的分配机制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甚至乡村干部起着决定性作用，被安置的农户的个人利益往往得不到保证。
但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倾向依然明显。关于出让土地带来的经济分配不均，大理市下关镇有关官员表示“是政策制定上的问题，而不完全是个别官员或个别政府的原因，要知道在中国土地都是国有的”，“要彻底消除这些矛盾只有从政策根源上做起”。
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9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三章 农业和牧业用地
第四章 水域和水利用地
第五章 工矿和交通用地
第六章 城市用地
第七章 林业用地
第八章 国家建设征拨用土地
第九章 奖励与惩罚
第十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维护土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合理利用和科学管理土地，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家有关土地政策、法律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节约土地是我国的国策。珍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制止浪费和破坏土地资源，是全省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要职责，是全省各族人民应尽的义务。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省辖区内的一切土地，包括耕地、园林、林地、草地、水域、荒地、荒山和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工矿、交通、国防、名胜古迹、自然保护区等用地，以及未开发利用的土地。
第四条 凡属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确定和变更，土地的勘查、规划、保护和利用，都必须依照本条例办理。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统一管理行政辖区内的一切土地。农业部门是土地的管理机关，负责掌握行政辖区内的土地利用总体情况和办理征用土地事宜。城市建设部门负责城市（包括建制镇，下同）规划区内的土地规划管理。
第六条 县级以上（含县级，下同）人民政府要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搞好自然资源调查，制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报上级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经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非经原批准机关同意，不得变动。
第二章 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
第七条 下列土地属于国家所有（简称国有土地，下同）：
（一）城市土地（不包括城市中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
（二）国家所有的林业用地；
（三）国家依法没收、征用或者征而未用的土地；
（四）国家拨给机关、部队、学校和国营企业、事业等单位使用的土地；
（五）经批准划给集体所有制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
（六）经批准划给农民（承包者）使用的国有林地、草原、水域、荒地、荒山；
（七）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不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
第八条 下列土地属集体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自留塘、饲料地也属于集体所有。
第九条 为了确认和保障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土地所有单位和土地使用单位或个人必须办理登记手续，报所在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并颁发土地证和土地使用证。
土地证和土地使用证所确认的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十条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依法对集体所有制土地实行征用，对国有土地实行拨用。已征用和拨用的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用地单位只有使用权。
第十一条 禁止买卖、变相买卖土地或者以其它违法方式侵占土地。
地上附着物的买卖、租赁或转让，涉及土地所有权、使用权转移时，必须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二条 因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发生争议，按本条例第五条确定的管理范围，由主管部门主持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了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对裁决不服的，可向当地人民法院起诉。
在争议未解决之前，争议各方均须服从同级人民政府的裁决。
第三章 农业和牧业用地
第十三条 所有使用农业用地的单位，都要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定开发、利用、治理、保护所使用土地的具体规划和措施，搞好经营管理，保持水土，涵养土质，提高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
第十四条 国家机关、部队、学校和国营企事业等单位使用的国有土地，不得自行划拨给其他单位或个人另作他用。上述单位需要在其使用的土地上进行基本建设的和因特殊需要必须划拨的，均须经主管部门同意，按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五条 乡人民政府根据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定村镇（包括乡村居民点、村庄、集镇，下同）的建设规划，并报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经批准的建设规划，非经原批准机关同意不得变动。
制定村镇建设规划，要节约用地，充分利用原有宅基地和空闲地。凡能利用坡地、薄地的，不得占用良田。
农民（包括农村非农业户，下同）和村镇集体企业、事业单位建设用地，必须服从村镇建设规划，不准多占少用、占而不用。
第十六条 农民建房使用村镇规划区内的土地，必须经乡人民政府审批其用地位置、面积、用途和标准，并发给建设用地许可证（含宅基地使用证）。
乡镇集体企业、事业单位建设用地，参照有关征地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七条 农民建房用地面积，实行限额管理。
第十八条 由于迁居等原因腾出的旧宅基地，由集体经济组织收回，统一安排使用。如仍作宅基地转他人使用时，必须重新办理审批手续。
因迁居或原有宅基地面积不足而出卖房屋涉及宅基地使用权转移时，买方要重新申请和办理审批手续。
第十九条 严格控制从耕地上取土生产砖瓦和挖取砂石。城乡国营、集体企业单位确需从耕地上取土生产砖瓦和挖取砂石的，要分别按照或参照有关征地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条 农民不得在自留地、自留山、饲料地和承包的土地上建住宅，开矿和毁田打坯、烧砖瓦等，不得弃耕弃管。违反者，集体经济组织有权收回土地的使用权。
第二十一条 加强草原管理，保护草原资源，搞好草原建设，积极治理严重退化、沙化、碱化的草场，不断提高草地生产能力。严禁垦草开荒、破坏草原设施、草场资源以及其他有害于草原建设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在国务院、省人民政府批准的自然保护区、历史文物保护区、风景区、疗养区范围内的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进行建设时，必须遵守有关规定。保护区外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准进入保护区内占用土地。因特殊需要必须占用的，须征得保护区上级主管部门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上述范围内现有生产、建设单位在土地及资源利用上的权利和义务，统由省人民政府确定。
第四章 水域和水利用地
第二十三条 经县（市）以上人民政府确认的国营渔场范围内的土地，由国营渔场使用。
经批准定期经营天然泡沼的生产单位，在泡沼干涸期有权继续使用。
经县（市）以上人民政府划定的各类水利工程保护用地，由水利工程管理部门使用。
第二十四条 国家水利工程用地，按有关征拨用土地规定执行。
国家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办水利工程，须由主办单位报县（市）以上人民政府审批。占用非受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耕地，要用受益单位土地或未拨用的国有土地予以调剂。调剂不了的，由受益单位按被占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至四倍给予土地补偿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间联办水利工程用地，由县（市）人民政府审批。占用非受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用受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予以调剂，或由受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按被占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至四倍给予土地补偿费。
县与县之间联办水利工程用地，须报上级人民政府审批。
第五章 工矿和交通用地
第二十五条 经国家批准因工程建设和开发地下资源，妨碍当地人民生产、生活的资源和设施时，由建设或开发单位按有关规定负责修复或新建。
第二十六条 铁路、公路占地，要严格执行国家规定。
铁路、公路沿线以及因安全防护等特殊需要，符合国家规定的留用土地，不得视为征而未用的土地，任何单位不得侵占。特殊需要临时使用的，必须经铁路或公路部门同意；需要收回时，使用单位要无代价交还。
位于城市的铁路留用地的规划、利用，必须服从所在城市的总体规划。
第二十七条 国家新建、改修公路用地，按有关征拨用地规定执行。
筑路、养路所需砂、石、土，要在公路用地范围内解决。如需从公路用地外有收益的土地上挖取砂、石、土，必须办理征、拨用土地手续。从城市规划区外的公路沿线附近的荒山、河滩上挖取砂、石、土等天然筑路材料，要经有关部门批准，但不付补偿费用。公路部门要搞好水土保持，不得破坏自然资源。
国家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办的公路工程用地，由主办单位报请县（市）人民政府审批。占用的土地，由当地使用该路的单位调剂补偿，或参照有关征地规定，付给补偿费。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联合进行农村道路建设，须经县（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第二十八条 铁路、公路绿化林或防护林，要在国家规定的用地内种植。
第六章 城市用地
第二十九条 经批准的城市规划区内的一切土地均为城市用地。城市建设用地，要全面规划，合理布局，节约用地。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的城市规划区范围，不得擅自扩大。
第三十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各项建设，需要使用属于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征用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向城市建设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的申请，由城市建设部门审查批准其用地位置、面积和范围。征用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按照城镇总体规划和有关征地规定统一办理征用事宜。
城市规划区内的国有土地和征用后的土地，均由城市建设部门发给建设用地许可证（含宅基地使用证）。
第三十一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需要临时使用国家所有的土地，必须经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发给临时用地许可证。临时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还要征得土地管理机关的同意。
第三十二条 位于城市规划区内的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在集体所有的土地上新建或扩建居民点和企业、事业单位，其用地位置、面积和范围，要经城市建设主管部门审查，由土地管理机关办理批准手续。
第七章 林业用地
第三十三条 林业用地包括有林地、疏林地、灌木林地、采伐迹地、林间空地、宜林地和苗圃用地。凡属国家的林业用地，一律由林业部门统一管理。凡属集体的林业用地，林业部门有权对其进行检查、指导。
第三十四条 凡按政策规定划给非林业部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个人使用的林业用地，不准改作他用或扩大占用面积。
划给个人使用的国有和集体所有的荒山、荒地、荒沟、荒滩、荒坡、沙丘等宜林地或其他林地，由县（市）人民政府核发证书，确认使用权。
第三十五条 严禁集体和个人在林地内开垦小片荒地。
凡在二十五度以上的坡地开垦耕作的，由各级人民政府作出规划，限期退耕还林。
第三十六条 征用集体林地和拨用国有林地，必须征得林业部门同意，由土地管理机关办理征拨地手续。
第八章 国家建设征拨用土地
第三十七条 国家建设征、拨用土地，凡符合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的，被征、拨地单位和群众必须服从，不得妨碍、拖延和阻挠。
第三十八条 国家建设征、拨用土地，必须严格执行设计定额，禁止多征、早征，杜绝浪费土地的现象。凡有空地、荒地、劣地可以利用的，不得占用耕地。
第三十九条 一个建设项目所需土地，必须一次申请报批，可分期拨用。
凡有“三废”（废水、废气、废渣）的新建工程项目，必须同时提交经环保部门批准的治理“三废”设施的规划，方能办理征、拨用土地手续。
临时抢险、防洪等紧急用地，可先占地施工，后补办征、拨用土地手续。
第四十条 申请征、拨用城市规划区以外的土地或国有林地，须向被征、拨地所在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机关提交用地申请书。附经批准的建设计划、设计任务书和按国家规定的其他有关证明文件，由土地管理机关办理征拨用土地手续。
第四十一条 征、拨用土地的审批权限：
耕地、园地三亩以下（含三亩），林地、草地十亩以下（含十亩）其它土地二十亩以下（含二十亩），由县（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耕地、园地三亩以上、五亩以下（含五亩），林地、草地十亩以上、二十亩以下（含二十亩），其它土地三十亩以下（含三十亩），县城、镇、工矿区规划区内菜田三亩以下（含三亩），由市州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审查批准。
耕地、园地五亩以上至一千亩以下，林地、草地二十亩以上至一万亩以下，其它土地三十亩以上至一万亩以下，县城、镇、工矿规划区内菜田三亩以上至一千亩以下，各市规划区内的菜田一千亩以下，由省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拨用省属林业局管辖的国有林地，面积一千亩以下（含一千亩），由省人民政府审查批准。
耕地、园地、林地一千亩以上，其它土地一万亩以上，报国务院批准。
外省来我省征、拨用土地，一律由省人民政府批准。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征地，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由省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批准。
第四十二条 征用土地，要根据土地数量、质量、地面附着物等情况，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附着物补偿费。
（一）土地补偿费：征用城市规划区内菜田和近郊菜田，按征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五至六倍计算；征用城市远郊菜田和其他所有的耕地，按征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三至四倍计算。
征用果园、精养渔塘、苇塘、条通，按征地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五至六倍计算。
征用集体林地，被伐林木交林木所有者；拨用国有林地，被伐林木交森林经营单位。造成损失的，由建设单位给予补偿。林地补偿标准按省人民政府规定执行。
拨用有收益的其它国有土地给原用地单位造成损失的，由双方协商补偿。
征用无收益的土地，不予补偿。
对征、拨用土地上的生产（生活）设施和青苗，由建设单位与原用地单位协商，根据实际情况给予合理补偿。在开始协商征、拨地方案后，违背农时抢种的作物，树木和抢建的设施，一律不予补偿。
征用城市郊区的菜田（包括城市规划区内的菜田），还需向被占地所在城市缴纳新菜田建设费，统一上缴地方财政，用于新菜田建设。
（二）安置补助费：被征用耕地（包括菜田），每个农业人口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每亩年产值的二至三倍。因征地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被征地单位征地前农业人口（按农业户口计算，不包括开始协商征地方案后迁入的户口）和耕地面积的比例及征地数量计算。年产值按被征用前三年的平均年产量和国家规定的价格计算。每亩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其年产值的十倍。
按上述规定确实安置不完的剩余劳动力，由建设单位按每个劳动力占有耕地面积比例人数予以安排，并相应核减安置补助费。如安排有困难，可向当地有关部门交纳安置补助费。由当地有关部门安排。
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已被征完，又不具备迁、并条件的，经征得有关部门同意后，可报请省人民政府批准，将原有的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或城镇户口，原有的集体所有财产和所得的补偿费、补助费，由县、市以上人民政府与被征地单位商定处理，用于安置其他人员的就业（包括自谋职业）和不能就业人员的生活补助，不得私分。
（三）附着物补偿费：由征地单位与原用地单位协商赔偿。
征用土地的补偿、补助费，除将地上个人附着物的补偿费付给个人外，均应付给被征地单位，用于发展集体生产、安置群众生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平调、挪用。
第四十三条 用地单位和个人两年未使用的土地，凡属城市规划区内的，由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安排使用；凡属城市规划区外的，由土地管理机关安排使用。
第四十四条 临时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按其使用面积乘以该土地每亩平均年产值逐年付给原用地单位土地使用费。临时用地期满，用地单位负责恢复土地的耕种条件或按恢复工作量向原用地单位支付费用，及时归还。
临时使用城市规划区以内的国有土地，确需补偿的，由临时用地单位与原用地单位协商处理。
不准在临时用地上修永久性建筑物。临时用地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两年。
第四十五条 在征、拨用土地范围内发现文物、古迹和无主财物时，施工和用地单位要妥善保护，并立即报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不得破坏和窃藏。
第四十六条 城镇集体所有制单位进行基本建设使用农村集体土地或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搞联营使用集体土地，比照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规定办理征用土地手续。
第四十七条 办理征、拨用土地手续的管理机关要严格掌握土地的补偿、补助、赔偿标准。
第九章 奖励与惩罚
第四十八条 执行本条例，有下列先进事迹之一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给予奖励：
一、保护土地，合理利用土地成绩显著者。
二、维护土地政策、法律，同违法行为作坚决斗争，有重要贡献者。
三、在建设项目的设计、选址、审批、施工中，节约用地有显著成绩者。
四、在农房建设上不占耕地，节约用地，成绩显著的乡、村。
五、在土地的勘查、规划、登记和土地管理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者。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土地管理机关，城市建设部门和林业部门按其管理范围执行制裁：
一、买卖、变相买卖土地者，其土地交易无效，并没收交易的土地、款、物，对直接责任者、指使人处以罚款。
二、未经法定审批手续占用或多占土地，或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者，责令其退还土地；地上建筑物要限期拆除或没收，并赔偿被占地单位的经济损失；对占地单位、直接责任者和指使者处以罚款。
三、以欺骗手段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或超越审批权限审批土地者，均收回土地使用权，并对直接责任者处以罚款。
四、滥开荒地，毁坏草原、苇塘及其自然资源，以及超坡开荒造成水土流失者，责令其退耕还林、还草，赔偿经济损失，并对其单位、直接责任者和指使者处以罚款。
五、不执行征地补偿、安置、赔偿经济损失、治理恢复土地等规定者，责令其执行并对直接责任者和主管人处以罚款，擅自提高补偿、补助或安置、赔偿费用者，对主管人处以罚款，并追究批准机关领导者的行政责任。
六、以无理要求阻挠征、拨地，或不按本规定如期交出被征、拨地，影响建设施工者，责令其按规定或限期交出土地，对被征、拨地单位主管人处以罚款。
上述各款中的赔偿金和罚款由企业单位支付的，从企业自有资金中开支。由行政、事业单位支付的，从预算包干结余和预算外资金中开支。对非法占地建设单位的罚款，按工程投资或造价的百分之三至三十计算；对个人支付的，最低不少于三十元，最高不超过本人六个月的总收入。收缴的罚款上缴地方财政。
对不服从经济制裁者，交司法机关处理。
违反上述条款情节严重者，按干部管理权限对直接责任者和指使者给予行政处分；对国家、集体的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后果，触犯刑律者，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借土地纠纷，煽动群众闹事，破坏生产秩序，或造成人身伤亡，和使用暴力或其它手段，阻碍土地管理人员执行任务，情节严重者，交司法机关惩处。
第五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都有权向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检举或控告。
对土地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的，从重处罚。
第十章 附 则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我省过去的有关土地管理规定与本条例有抵触的，一律以本条例为准。
集体土地征收赔偿标准篇10
1、规划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是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为实现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协调省域内各城镇发展，保护各类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综合安排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建设部关于加强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实施工作的通知要求，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未在限期内完成的省、自治区，不得进行各省、自治区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修编。这表明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制定要以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为依据并与之相协调，当然确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与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不一致的，可以适时调整省域城镇体系规划。
一般而言，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是以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为依据，而城市详细规划、农村集镇规划又分别是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细化且更具有可操作性。这些不同位阶的规划不仅编制和实施主体、审批和修改程序不同，而且法律效力也不同，低位阶的规划非因特殊情况在一定期间内不得与上位阶的规划相抵触。所有不同位阶的规划均为建设用地的基本依据，也就是说，不符合规划要求，不在规划范围的不得不申请建设用地。
应当说明的是，第一，县级市的城镇体系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第二，我国规划法只对规划区内的建设行为进行调整；第三，涉及规划区以外的如省道拓宽建设用地依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中关于全省交通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具体要求和相关法律，涉及规划区外如乡村公共设施等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农村集镇规划和相关法律。
2、“三证”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用申请用地的，必须持国家批准建设项目的有关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定点，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其用地位置和界限，提供规划设计条件，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建设用地批准证明（批准文件） 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方可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审查批准行文后，由土地管理部门划拔土地。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在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设施，必须持有关批准文件向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由城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城市规划提出的规划设计要求，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证”是建设用地合法化和开工建设的必备要件。凡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而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占用土地的，批准文件无效，已占用土地由政府责令退回；凡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属违章建筑，予以处罚。
二、建设用地的前提-土地的征用和申请取得
1、征为国有土地
土地的权属分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两种。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因此属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须先征用为国有，使农用土地转为建设用地。在批准权限上，一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的道路、管线工程、大型项目和国务院批准的建设项目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由国务院批准；另外征用基本农田，或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或者其他土地超过七十公顷的也由国务院批准；二是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规划而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按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分批次由原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机关批准，在已批准的农用地转用范围内，具体建设项目用地可以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三是一二项规定之外的农用地转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当然，批准农用地转用后，是否另行办理征地审批手续，也有明确规定。
2、征用土地的公示
国家征用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期限内，持土地权属证书到当地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征地补偿登记。
3、征用土地的补偿
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其中征用耕地的补偿费用主要有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其标准均有明确规定。
4、建设用地的取得方式
建设单位持法律、法规规定的有关文件向有批准权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经审查并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建设单位以出让（如招标、拍卖）等有偿使用的方式取得土地，属国家机关用地和军事用地或者城市基础设施用地和公益事业用地等法定情形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也可以划拔给建设单位使用。因此，建设用地的取得主要包括出让和划拨两种形式，具体的操作要求有明确规定。
三、建设用地的难点-拆迁
1、拆迁的程序要求
被拆迁房屋土地权属为国有 只有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才能受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调整，被拆迁房屋的土地权属国有化是拆迁的前提。
拆迁人的资质 提交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拆迁计划和方案以及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等五项法定资料，并经审查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才具有拆迁人资格。拆迁许可证是进行房屋拆迁的资格证明。当然拆迁人可以自行拆迁，也可以委托具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实施拆迁。这里的“有拆迁资格的单位”，应该理解为与领取拆迁许可证的拆迁人订立委托合同，且具有一定人财物控制权的单位。
2、拆迁的途径
一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协议订立后，被拆迁人或者房屋承租人在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拆迁人可申请仲裁，也可向人民法院起诉。诉讼期间，拆迁人可申请法院先予执行。这就是所谓的“民事拆迁”。
二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拆迁人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或者予以安置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当然，申请仲裁、提起诉讼的期限法律已有明确规定。这就是所谓的“行政拆迁”。
在上述两种途径中，凡在裁定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市县的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
3、拆迁的补偿
拆迁的补偿可以实行货币补偿，也可以实行房屋产权调换。基本做法是拆除违章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补偿；拆除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给予适当补偿；因拆迁非住宅房屋造成停产、停业的，给予适当补偿。关于证照不全的房屋补偿问题，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符合规划要求或者规划制定实施前建成未办理证照的，应予以补偿但应扣除办证费用；不符合规划要求又未办理证照，不予补偿。
4、拆迁纠纷的处理程序
一是行政诉讼程序。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人民政府或者城市房屋主管部门依职权作出的有关房屋拆迁、补偿、安置等问题的裁决不服，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作为行政案件处理。
二是民事诉讼程序。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房屋补偿、安置等问题发生争议，或者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后，一方或者双方当事人反悔，未经行政机关裁决，仅就房屋补偿、安置问题，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
四、建设用地中不容忽视的问题-诉讼
调解、仲裁、诉讼是解决社会纠纷的基本途径，而诉讼则因最具权威性和终局性，被法治社会普遍接受并广泛采用。人民法院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类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案件的受理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涉及建设用地的诉讼，主要有以权力制约为根本目的的行政诉讼和以权益保障为根本目的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最为常见。
1、行政诉讼的管辖
行政诉讼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因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同时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由于特殊原因不能行使管辖权的，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对于被告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且基层人民法院不适宜审理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案件”为由直接作为一审行政案件管辖。
2、行政诉讼的应诉与举证
人民法院立案后将在5日内向行政机关送达起诉状副本，送达可以采取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等法定方式，均合法有效。行政机关应在10日内提交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有关材料，并提交答辩状。行政机关积极主动的应诉答辩将减轻对方当事人的对立情绪，有利于行政诉讼的解决，被动消极不仅不利于解决行政纠纷，而且会处于被动，因为不提交答辩状，不影响人民法院的审理。
行政诉讼有别于其他诉讼，举证责任由行政机关承担。行政机关必须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后果。行政机关不应诉，或者不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视为没有举证；行政机关经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这些应引起重视。
3、行政诉讼的结果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将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如下四种处理：
一是判决维持。 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的，予以维持。
二是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 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超越职权以及滥用职权，符合其中之一情形的，将被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
三是判决限期履行 .对行政机关不履行或者拒绝履行法定职责的，将作如此判决。
四是判变更行政处罚。 主要是针对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
应当注意的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被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一则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有损行政机关的执法形象；二则增加了对行政相对人的管理难度；三则容易引起行政赔偿。因此，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前一定要慎重从事，依法进行。
4.行政赔偿及其他
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人身、财产损失的，受害人有权取得赔偿的权利，这就是“国家赔偿”。
赔偿请求人要求赔偿应当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义务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两个月内给予赔偿，逾期不予赔偿或者赔偿请求人对赔偿数额有异议，赔偿请求人可以自期间届满之日三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