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法律规定篇1
论文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不足优化建议
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规制现状
当前我国主要是以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为核心制定的一系列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律法规作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基本法律依据。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l0条第2款对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仅作出了原则性规定。此外,2005年由农业部制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流转合同的签订、《农村土地承包法》中规定的流转方式等具体内容和法律效力起了补充说明作用,细化了《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部分的规定。我国2007年颁布并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在用益物权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部分条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方式及其禁止性规定和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转让的权利变动方式进行了规制,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的相关内容不无明显不同。2008年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从顶层制度设计上为规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了政策导向,是未来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定的大方向。
从以上不同层级的法律、部门规章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可以看出,调整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规范经历了从简到繁,从原则性规范到具体性规范的过程。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法律框架已经初步形成,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关系、基本原则、方式、程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以及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争议纠纷解决途径等方面均做了相应规定,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
二、现行规范在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面的不足
(一)现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规范在适用上存在冲突《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农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是当前我国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要法律法规。由于颁布时间不同、政策背景不同,造成了这些法律规范之间存在矛盾和适用上的冲突。比如,关于如何界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性质,《物权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用益物权的一种,以物权的手段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保护。《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给予不完全的物权保护。而《农业法》第13条则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债权保护。又如:对于土地流转的是否受限的规定,同时存在自由流转和限制流转两种不同的法律条文。《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第1款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可以得出结论,“经发包方同意”受发包方的限制,而“报发包方备案”则相对不加限制。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此外,第34条同时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都作出了自由流转性质的规定。
(二)土地流转方式规定不明确我国《农村土法承包法》中法律明文列举的法定方式有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法流转。但是,“其他方法”究竟还有哪些,法律并未对详细阐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加以确定的流转方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方式,除此之外还规定了入股的流转方式。但是,针对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的如抵押、继承等流转方式,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土地流转方式的不确定势必会制约土地流转的效率。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登记公示制度有待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设立与流转采用了类似于意思主义的变动模式。该法第22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该法第2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采用了公示(登记)生效要件主义。该法第3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互换、转让方式流转,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可以得出其变动模式采用了公示对抗要件主义,其实质也是意思主义原则。这些规定表现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生效要件不统一,易引发司法纠纷和法律冲突。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地位不明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初始发包方是土地所有权主体,一般由集体经济组织代为行使其权力,国有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由实际使用土地的集体经济组织代为行使发包权利,而承包方仅限于集体组织内部农户(‘四荒地’)除外。”然而,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领域,长期以来农民集体组织作用遭到了排斥和弱化。乡(镇)政府村委会实际上控制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其法律原因在于,我国《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在界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以及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时都较为概括。
三、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适用方面,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规范之间存在大量适用上的冲突,立法机构应当对对现有法律加以整合统一,建立不同层级立体的、全方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体系。应当以《宪法》和《物权法》总括性的条文为基础,同时在《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土地管理法》中作具体规定,再辅以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法规为实施细则。首先,应当修订土地流转法律法规中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且相互冲突的内容,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制土地流转行为,与当前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践相符合。其次,应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义务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关系的方式、程序、性质、管理办法以及权利救济做出明确、系统的规定,进而制定符合国情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在我国目前法律和政策已经许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背景下,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专门立法已经不存在障碍。尤其在当前城镇化改革初期,为高效利用土地资源,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已成为全国性的大趋势,在土地流转纠纷不可避免的现实情况下,制定一部以调整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为主要内容的特别法,可以有效规制土地流转行为,使城镇化进程得到全面的法律保障。
(二)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我国主要以《物权法》和《土地承包法》中有关条文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加以确认。主要方式包括了转包、转让、出租、互换、入股等,对于实际中普遍存在的如抵押等流转方式并未加以明确,此外对“其他方法”缺乏具体解释。法律的缺失造成了不同地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混乱,大量的流转方式缺少法律依据。如土地流转实践中经常运用的土地信托、土地抵押、赠与等方式。所以,关于“其他方式”的具体规定必须在《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加以明确。可以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合法方式之一的附条件的抵押作为保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的途径。
土地流转法律规定篇2
论文摘要：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一种必然，是农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实践中，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存在随意性、无序性、行政不当干预等一系列不规范行为，其根源在于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法规等制度的不完善。因此，形成一套内容完善、架构合理、体系严谨的法律制度体系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规范流转的出发点。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授权农村居民向他人或公司流转为期3o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形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一种必然选择，是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发生率不高，流转期限较短，难以实施机械化作业，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有必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的相关法律法规。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不规范行为
由于思想上存在误区、体制上存在障碍、政策上引导乏力，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着一些不规范行为，具体表现如下。
(1)随意性。目前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以自发流转为主，相互之间的转包、多以口头协议的形式进行。口头协议的随意性造成转让期限较短且不确定，受让方缺乏长期经营的打算，舍不得增加投入，积极性不高。
(2)无序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第18条规定：“承包方应按照本法第12条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第2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些程序如同一纸空文，有的无任何书面合同，有的流转合同主体不规范，造成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责、权、利不明确。
(3)行政的不当干预。有的乡镇政府甚至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村干部的工作目标责任制、与机关干部岗位责任制的考核挂钩来搞硬性流转，必然会侵犯农户的自主决策权。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制度缺陷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未真正落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中，都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与所有权、使用权等权利并列的一种独立物权，在立法上肯定了其物权地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流转管理办法》)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也实质上赋予了其用益物权。但在实际上，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还没有得到真正落实。
(1)土地承包权的取得有悖于物权法定原则。从《民法通则》第80条第2款与第81条第3款的规定、《土地管理法》第14条与第15条的规定，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的规定，都表明土地承包权是基于承包合同约定而非法律直接规定产生，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权。把农民享有的承包经营土地的权利付诸于承包合同的约定，而不是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这显然不符合物权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
(2)承包人对土地没有独立支配权。《土地承包法》第37条、第41条，以及《流转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经发包方的同意。由此可见，“依据联产承包经营合同，发包人对农地使用权的标的物(农民承包的土地)，仍具有相当大的支配力”。
(3)土地承包权对世效力欠缺。从土地的使用人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来看，是联产承包合同关系，“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其目的是通过给予承包人一定的经营自和与经营成果相联系的预期报酬来实现发包人的经营目标。因这种内部关系而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只有对人(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的效力，并无对世的效力”。
(4)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公示制度不完善。物权应当加以公示，从而保障交易安全，促进交易便捷。而现行的《土地承包法》等规定对土地承包经营流转采取自愿而不是强制的登记模式，就会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有可能不全面，从而没有公信力。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缺陷
生产要素交易的前提条件是明晰产权。产权就是以财产所有权为主体的一系列财产权利的总和，包括所有权及其衍生的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让渡权等权利。我国宪法和法律法规都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在《民法通则》中，界定为乡(镇)、村两级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则是乡(镇)、村或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乡(镇)、村、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这三种所有权主体形式是隶属关系还是平等关系?它们之间的权利范围怎样?法律对这些都没有作明确规定，必然存在以下缺陷。
(1)所有权主体虚位。现行的土地制度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的概念不是法律上的“组织”，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这样一个无法律人格、不能具体行使对：效监督和管理的集合群体作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必然造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置。
(2)土地产权权能残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作为一种产权，应具有对农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如果产权所有者拥有排他的使用权、独享的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他的产权是完整的；如果这方面的权利受到了禁止限制或侵蚀，就称为产权残缺。农村土地产权权能残缺具体表现为对使用权的约束方面，因为农村土地的承包依国家政策产生，乡、村、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既无选择使用者的权利，也无约定或安排使用权的权利，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按国家要求承包给农户经营，承包期限由国家决定，集体所有者没有调整使用期限的权利，农村集体无权要求承包方在土地上加大投入以保持地力，对于破坏地力的行为也无法制止。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程序性规定不健全
(1)流转形式混乱。转包和出租、转让和互换区分不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的规定不明确；实践中出现的新型形式没有规定；把“四荒”土地使用权流转方式和家庭联产承包制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区别对待等。
(2)对流转行为限制过多。《土地承包法》第41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收人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把转让的受让方限定在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收入农户；《流转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把发包方同意作为转让的前提；根据《土地承包法》第49条和《流转管理办法》第34条的规定，抵押仅限于“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土地。
(3)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不完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转让可以依当事人要求登记，但对于其他的流转方式如何保障交易安全没有规定，即使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也未规定必须登记，而是取决于当事人的要求。《土地承包法》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但是没有规定具体的登记部门，使登记不能落到实处。
三、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制度探讨
(一)修改相关法规，对农民土地权益进行彻底的物权保护
《物权法》确立了整套农村土地权利体系，肯定了《土地管理法》确定的以耕地保护为核心的土地管理制度。但《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物权法》的规定存在冲突，同时《物权法》的大量授权性规范也有待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细化和落实。
因此，立法机关应尽快对《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以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
(二)科学界定农村土地产权的内涵
(1)明确集体土地产权主体。在我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也是农民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基层组织，现有农村土地地界划分最清楚的也是村民委员会这一级，能够掌握土地数量、分布。因此，村民委员会作为集体土地产权的所有者是可行的。因此应立法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原则上归村民委员会所有，明确禁止县、乡等行政组织凭借行政权利侵犯其土地所有权及其它财产权。
(2)赋予农村土地完全的用益物权权能。《土地承包法》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的权利，但在流转方式上给以限制，因而仍然是一种不完整的产权。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对土地进行转包、互换、转让，但并没有规定如何进行土地的抵押、租赁。因此，应该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农民承包土地的权能，真正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完整的用益物权权能。
(三)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程序性规定
(1)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法律应明确规定流转的决策权和收益权在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土地要不要流转，什么时候流转，以怎样的方式流转，只要法律不禁止，都应让土地承包方完全自主决策，流转的转包费、转让费和租金等，应由流转方与受让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截留、扣缴。
(2)明确农地所有权人在流转中的地位。由于土地经营权涉及公共利益，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生存利益，因此，在原则上允许自由流转的前提下，村民委员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予以合理的限制是必要的。立法应明确界定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的地位是中介者、协调者和监督者，防止转让方与受让方恶意串通，侵害公共利益。
土地流转法律规定篇3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工厂和城市务工，不愿也不能在农村继续耕种土地，农村土地资源的利用率逐年降低。而一些种田大户，或农业产业化企业扩大规模需要集中土地经营。不过，由于我国农村土地实行统分结合承包制，土地所有权归集体，而生产经营权归农民，农民无权转让所有权，只能转让经营权。要改变这种有地无人耕的状况，最可行的途径是进行合理的农村土地流转。中央最新文件为农村土地流转指明了方向，不过，中央文件毕竟是政策性文件，是方向性的指引，不是法律规范。在当前土地流转法律缺失的情况下，视土地为立身之本的农民并不愿冒着巨大的风险进行流转，法律的制定远远落后于土地流转的实际发展，影响农村土地流转规模和效益，并带来一系列社会矛盾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制定和完善土地流转相关法律。
一、土地流转立法中的必要性
1.农民合法权利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
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业单位的亩收益增加缓慢，农民种田的收益不断下降。对于承包地少的农户来说，耕种土地较出外打工收入明显下降。因此，耕种的积极性不高，抛荒或简单耕作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农民把土地流转出去，不仅解决了土地抛荒的问题，还增加了自己收益。不过，由于缺乏明确规范的土地流转合同，没有严格的法律加以规范和约束，土地流转中出现的纠纷往往难以解决。同时，缺乏明确的土地流转权利界定，土地流转权利收益难以明确，易使农民利益受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10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①这一规定指出了农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这往往会使农民利益被包括进集体，一些人利用“集体”名义加以侵犯。如承包方再想大规模地承包土地时，一般不会挨家挨户地找每一个农民，而是直接登门镇政府或村政府同官员和办事人员协商，通过他们快捷高效地进行大面积的土地流转。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知情权遭到剥夺，“被流转”会使农民丧失对土地的自主权，农民不能直接与承包方进行沟通，提出自己的想法和诉求，这样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的谈判权和收益权容易受到侵害。上述种种情况，法律都没有明确的限定和规范，也没有专门机构去处理这些问题，农民无力解决这些困难，因此就不愿意流转自己的土地，继续困囿于回报无几的耕种，或者进城务工，造成土地大量抛荒。
2.土地流转中介缺乏法律约束
中介作为承包方和农民的中间人，既要表达农民的意愿，又要保证承包方有利有图，做到在均衡维护双方的利益的情况下，促成土地流转的实现。中介不能越权，也不能私自侵占土地流转带来的任何利益。当前市场上尚未成立专门土地流转中介，往往由镇政府或村政府替代。镇政府或村政府作为中介，往往代替农民与承包方进行洽谈。现存法律对这种土地流转中介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和限制，也缺乏相应的管理和惩戒措施。土地流转服务平台在各地都没有建立完善，县乡村三级服务、管理等方面沟通不畅，土地流转监督制度欠缺，流转双方信息、政策咨询以及矛盾调解等工作尚待解决。因此土地流转出现层层转包的现象，以致农民被政府等不规范的中介侵占了权益，失去了在流转中的主体地位。
3.土地价值评估体系不规范
当前土地流转的另一争议在于土地流转价格。由于缺少一个土地流转市场，农民在土地流转时就缺乏明确的参考价格。没有形成土地流转市场是因为法律对土地流转权利归属上界定不明确，而权利归属是产权交易的前提。法律没有赋予农民对土地排他性的权利，导致作为土地集体权名义只有上级村、乡组织所有权人的政府会干涉农民土地流转。承包方也会利用农民现存明确的土地产权而借机打压土地流转价格，使农民难以得到应得利益。如果法律能够清楚地规定农民的土地权利，那么市场对土地流转价格的界定也就有了依据，从而科学地形成土地流转价格评估体系。只有人们在土地流转时有法可依，有地维权，人们才会愿意流转，土地流转市场才会得以形成并逐步规范化。
二、土地流转立法的难度
土地流转是时展的必然趋势。当今社会，农业收入已不再是农民的主要收入，进行土地流转有利于把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去，也有利于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可以说土地流转是城镇化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要进程。但是，土地流转方面的相关法律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制定完善的，它面临很多问题。
1.立法难度系数大
要对农村土地流转立法，第一步就要解决土地所有权归属的问题，而针对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属问题，目前理论界和社会对其有许多争议。现存的这种法律制度规定农地是归农民集体所有，但对“集体”这一概念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农民对土地的权利债权性质强，物权性质弱，在进行土地流转时农民总是要为这个含糊的权利界定承担损失。既然要为土地流转立法，那么就必不可少地要改革先前的法规，并在现有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和明确。但是，是改革成农地国有制还是农地集体所有制的传统格局必然涉及是否会带来农地私有制问题。而农地私有制与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经济制度即生产资料公有制相违背。因此，如何协调农村土地方面国家与私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尚待商榷的难题。
2.土地流转市场尚未完全形成
土地流转是为了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其本质上就是一种市场行为，当前的土地流转，只是局限在农民和购买者之间，并未能够融入土地市场体系中，只有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通过法律的规范，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和不损害农民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充分尊重农民在流转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鼓励地方发展流转服务组织，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沟通、法律咨询、价格评估、合同签订、纠纷调处等服务，真正将土地流转的市场规范化、法律化，才能充分发挥市场在土地流转中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三、推进土地流转立法的措施
1.明确土地流转方式，促进土地流转收益的稳定化
土地流转关键是要解决权利属性和收益归属。在不能动集体所有权的情况下，法律必须明确土地流转权与承包权的同一性。农民拥有承包权就拥有流转权，也因此享有收益权。当然要促进土地流转权益的稳定化。法律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土地流转中的各方权利。首先，法律要准确定位模棱两可的“农民集体”这一概念，明确农村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其次，法律不仅要明确各项权利主体，而且要准确划分各项权利主体的权责关系和有关土地各项权利的产权边界，避免权利的“交叉地带”，这样农民就能把握和行使自己对土地的权利，并对土地的价格有着初步的估计。
制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法，让农民在流转过程中明确权利归属，由此可以稳定农村土地的承包关系，促进土地流转收益的稳定化。依法保障农民切实利益使土地流转健康发展，实现土地流转农户与承包商之间的双赢。
2.建立土地流转试点，鼓励创新土地流转新模式
土地流转必须以改革为动力，充分发挥农民首创精神，鼓励创新，支持基层先试，靠改革破解发展难题。要发挥群众的智慧力量，结合各地实际情况，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土地流转方式。国家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选取几块有代表性的土地，成立土地流转试点，在目前土地流转市场没有大规模形成的时候，针对这几个试点，就出现的问题和状况进行系统的分析，找出相应的解决措施，然后积累经验，逐步推广到全国。与此同时，创新流转方式，采取出租、承包、转让等方式规范流转土地，全方位多层次地解决土地流转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因地制宜地以多种流转方式调适不同地区的流转情况。如果这些新型土地流转方式能够成功进行，实现农民和承包商的双赢，将土地的利用率发挥到最大，那么肯定会在全国范围内都起到一个率先示范的作用，增强人们对土地流转的信心。这些土地流转新举措不仅能促进土地流转市场的形成，还能帮助制定农村土地流转法。
土地流转法律规定篇4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简称“两权”），事关农民衣食所依和家人所居，是农民最重要的两项财产权利。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5号），正式启动“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工作。2015年1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232个试点县（市、区）、天津市蓟县等59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对“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地区进行了法律授权。国务院关于“两权”抵押试点的文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法律”与“风险”，这决定了“两权”抵押试点必须于法有据，讲究条件，循序渐进，不可一哄而上。在现实条件下，“两权抵押”的实施面临很多困难和不确定性。因而，研究“两权”抵押贷款中的法律约束，并进行相应的对策思考是必要的。
一、我国“两权”抵押贷款中面临的法律约束
（一）现有法律规定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具有一定的制约
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按一定的方式进行流转。例如，《物权法》第12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但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同样，《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也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以转让、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进行流转。
但是，对于土地的流转对象、用途以及程序，在法律上有严格的规定。例如，《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9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可以是承包农户，也可以是其他按有关法律及有关规定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和个人。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第20条规定，受让方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护土地，禁止改变流转土地的农业用途，受让方应当具有农业经营能力。
（二）现有法律法规对农村住房流转等有严格的限制
关于农户之间想要进行住房的流转，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也就是说，农户之间私下进行的住房流转，还没有明确的法律保护。从目前法律规定来看，只有《土地管理法》第62条第一款对农村居民住房的套数和面积进行了规定，而且较为模糊；第四款里则对农户出售住房之后再申请宅基地的行为予以驳回。实际上，虽然党和政府一直以来强调“法无禁止即可为”，但是，上述规定实际上就已经限制了宅基地的转让和流转；这种规定实际上演变成了“法无允许不可为”，人们的行为受到大大制约。从现实情况来看，农村流转房屋的行为很多，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一旦出现纠纷，法院绝大多数的判决是认为合同无效，这就大大限制了农民之间宅基地的买卖行为。
进一步看，如果农民想要将房屋出售给城市居民，法律上的限制较多。例如，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也不得批准城市居民占用农民集体土地建住宅，有关部门不得为违法建造和购买的住宅发放土地使用证和房产证”。《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以及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也都对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房屋的行为进行了限制。
（三）“两权”抵钾货款业务面临的法律约束
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权利，一旦想要通过资本市场进行抵押获取资金，就必须对目前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目前，法律对“两权”抵押贷款的约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土地承包经营抵押的条件苛刻。从相关法律规定来看，《物权法》第133条和《农村土地承包法》第49条分别规定，只有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的土地并且取得相应承包证书的，才能够采取转让、出租、入股、抵押等方式进行流转。也就是说，土地承包经营权想要得到抵押，就必须依法登记并取得相应承包证书，另一方面，还要是通过公开方式获得的土地才有可能。
二是现行法律不允许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土地进行抵押。《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未对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土地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等方式进行抵押进行限制，但是《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司法解释却对此进行了拒绝。例如，2005年9月1日起实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使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15条则规定，“承包方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抵押或者偿还债务的，应当认定无效。”
三是农村住房用于抵押受到诸多限制。例如，《物权法》182条规定，农村房屋和宅基地应当一同进行抵押才能够完成抵押行为。这与《民法通则》以及《物权法》中的其他条款有所冲突，其他条款规定，“农民对建造的房屋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农民应当有权以其房屋进行抵押。”但是，这种应当有效的抵押权在现实中基本上没有得到过法律保障。
二、推进“两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法律思考
（一）要对法律法规进行相应修改
应该总结农村“两权”抵押贷款实践中的经验和问题，按政策精神对《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担保法》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或者按照相应标准出台司法解释。通过法律的修订首先来明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等农民的财产权利，为“两权”能够用于抵押贷款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细则
从目前农村情况来看，许多农民外出打工，已经实现了家庭收入的“非农化”。因此，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已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而外出打工等则成为了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了农民外出打公、甚至是城镇化的主要制约。因此，应通过法律法规细则的制定，允许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贷款，盘活农民闲置资产，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规模化种植。
土地流转法律规定篇5
一般来说，土地承包经营权主要指承包人或单位因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或其他生产经营项目而承包使用、收益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土地或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权利。它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国有农场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享有土地所有权，国有农场依法享有土地经营权。承包人的权利主要有：对标的物的承包经营权。权利人按照权利范围经营使用标的物，不受任何人干预，发包人不参与其经营活动；对经营收入的收益权。承包经营所得利益，除依法和按照承包合同缴纳税、费之外，全归权利人所有；承包人同时应对经营不善的损失和经营收益的风险损失承担责任。经营中因情势变更、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造成的损失，可按合同变更、解除的法律规定，全部或者部分免除承包人的责任。因权利人自身过错而经营不善造成的损失，由权利人独自承担。在经营过程中，因各种非过错的情况，例如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收益的减少、灭失等风险损失，都由权利人全部承担，发包人不负责任。承包人的义务主要有：按合同约定的用途，对标的物进行经营性使用和收益，不得擅自改变用途；应不断对标的物适当增加投入，以维护和提高其生产率。不得进行破坏性利用、掠夺式收益或弃之不管、不用；应当依法向国家纳税；应按照承包合同向发包人交付约定的费用,包括实物、款项等。
二、土地经营承包权流转
土地经营承包权流转指中国农户将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以收取一定物质补偿的办法委托给他人经营的行为。是保持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人多地少是中国的基本国情。1986年，中国农民户均经营的耕地只有9.2亩。在中国实行农村土地的承包经营时，一般都是将耕地按肥力大小和距离远近搭配发包给农户，从而导致农户经营的耕地细碎化。这些情况，显然不利于机械化作业的开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随着经济的发展，部分农民脱离了土地，外出务工或经商，也导致了一些土地经营粗放，甚至被弃耕抛荒。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土地资源，实现农用土地使用的规模经济，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不久，中国政府提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鼓励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2002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保护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又称“农户承包地使用权”)的流转应建立在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流转可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现有法律规定
入股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重要方式之一。中国早在2002年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法》。其中第42条规定了家庭可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第46条规定了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以其他方式获得的土地可以通过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折股分给集体成员后，再实行股份合作经营；第49条进一步对第46条进行补充。2003年颁发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中对土地承包期内承包权转让、出租等流转方式进行了规定。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对通过拍卖、招标等方式承包的荒滩、荒地等土地的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进行了规定。同时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变动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意思达成时即可发生转移。2007年农业部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采取转包、出租、入股方式变动土地承包经营权后，承包双方享有权利及义务作出了相关规定。从上述规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阶段的法律对土地承包权入股仅有零星的规定，并没有完整描述其法律性质并健全其法律制度。
四、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律性质
（一）不同观点
虽然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实践，但理论界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律性质问题上，仍没有达成共识；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内涵问题上，仍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总结归纳之后，有物权性流转说、债权性流转说、股权性流转说三个主流观点。物权性流转说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物权，其入股属于物权性流转行为，流转后受让方得到的是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债权性流转说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属于债权，其入股属于债权的流转范畴，该过程不发生物权的变动，流转后土地的经营权仍归原承包人所有，而受让方只具有承包地的某种债权性质的权利；股权性流转说则认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既不属于债权也不属于物权，而属于股权。其入股属于股权流转的范畴，入股方仍保土地承包经营权。
（二）法律性质
中国现行的土地股份合作制属于一种企业形态，其法律性质介于企业和合伙人之间。当土地承包权以非货币形式发生流转时，应转移相应的财产所有权。若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以财产租赁的形式进行土地承包权入股，则应参照双方的具体规定。土地经营承包权入股的法律性质，根据入股者的身份不同而不同。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入股，当入股者为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时，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属于物权的范畴，必须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入股。其中发生的流转属于物权性流转。也就是说，入股的农户在入股期间内不保有土地的经营承包权，若期间企业将土地承包权再次流转，则与农户无关。只有转让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入股，才是真正入股，否则就构成了《公司法》中的虚假出资，将受到法律制裁。当入股者为不具有法人资格企业时，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属于债权的范畴，其中发生的流转属于债权性流转。这一流转过程中不发生物权性转移，入股农户依旧保留土地的经营承包权。当然，在入股农户自愿的前提下，也可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入股，此时发生的流转就属于物权性流转。从实践上看，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折价入股后，双方所享有的股权没有实质性的分别。这意味着入股农户丧失了对入股土地的支配权，仍保留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也无法具体实现。这对农户来说不符合实际的生产情况，达不到优化劳动了结构、提高生产率的目的，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它架空了原承包人对入股土地的支配权，在法律上规避了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的限制，不符合中国的基本国情。
五、法律问题
作为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的突破方式，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在我看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仍存在着一些法律问题：
（一）评估作价问题
在实践中，土地承包经营权还没有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市场流通。这样一来，土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通价格，不仅在法律上难以认定，在技术上也难以操作。土地权能估价的问题就成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政策必然要面对的首要问题，而且还没有先例可循。为了在法律层面更好地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重庆市工商局在《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设立公司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到，“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其他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由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资产评估，并根据资产评估结果进行验资”、“登记机关在核定公司注册?资本时，应当在公司营业执照的注册资本和实收资本栏目加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出资××万元）”，但这种规定它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评估，过于笼统，而不能切实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二）相关风险问题
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经营权作为资本而存在，它与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者分开，而农民作为股东享有则只是股权。作为公司，必然有破产的风险。我们可以通过设立一相关准入门槛对这种公司进行限制，例如“农民自愿、不改变土地用途、公司营业期限不超过入股农民第二轮农村土地承包的剩余期限、选择的产业项目前景良好、有龙头企业参与、有能人带头领办、区县政府支持”等，但这并不能从根本上避免风险，它只不过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的风险。目前法律上还没有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适当保护，如果这类公司破产，那些拿土地承包经营权来入股的农民，则会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个结局政府也不希望出现，农民也很难以接受承受，甚至因此引发更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三）纠纷解决机制问题
在实践中，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在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与此相关的法律纠纷解决机制尚不完善。很多地方政府还没有建立起相关的纠纷解决的规范化制度，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有成立仲裁机构。如果发生了纠纷，群众既不能够申请仲裁，也不知道如何申请仲裁。此外，很多地方的仲裁委也因经费人员的匮乏而难以进行工作，而农民也难以通过诉讼渠道有效地解决纠纷。
六、对策
不断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相关的法律不规，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入股流转，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正确认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律后果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律性质，也就明确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标的和法律后果。无论哪种类型的企业入股，原则上应该是以作为物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标的，从而产生了物权转移的效果。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是以作为物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身入股而发生的物权转移。这对在实践中明确入股中产生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避免入股纠纷，从而更好地规范入股行为，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完善立法
我国农民对土地具有极强的依赖关系，任何涉及土地的政策都会对农村的长期稳定发展造成影响，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因此，限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仍需长期坚持。为控制入股所带来的风险，对法人由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企业，应当为这些企业单独设定一些不同于其他公司的规范及准则。公司的经营许可范围应该做出一些特殊的限制，必须以农业的经营、生产、销售为主。考虑到农村的特殊情况，在设立上不应当拘泥于《公司法》所规定的50人以下，而是应该更灵活。除了这些之外，在破产清算被入股的企业时，需要对作为破产财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分配。在处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上，受让人必须拥有与农业生产、经营、销售相关的能力，而且应当给予原入股农户第一位优先权，主要以市场价回收剩余期限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而第二位的回购优先权是对应的集体经济组织，这样可以确保企业破产之后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够将最终的权利主体符合《农村土地承包法》之规定。当前，对于普遍采用的土地股份合作制，由于法律条令的缺位，存在比较大的“内部人”管理控制、管理混乱不堪、政社不分等种种问题，需要及时建立并完善相关法律条令规定，对所管理得事项等做出相应的规定，以避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混乱而带来的各种土地纠纷及官司。
（三）完善法律纠纷解决机制
由于法律性质未有明确规定，法律体制尚不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律纠纷多发。如何合理解决相关法律纠纷，是维护农户合法权益、推广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在全国实行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对促进农村经济转型、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关于合理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纠纷，我认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关键。只有法律上有明确的说法，才能在实际操作中按规章办事。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应该着重在仲裁和诉讼两个方面。
1．仲裁
仲裁具有程序简单、解决纠纷迅速、方便群众等特点，历来是我国解决法律纠纷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律纠纷往往出现在农村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符合仲裁的条件；农户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不适宜通过复杂的诉讼、费时的审理来解决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律纠纷；而渠道成本又过高，一般农户承担不起交通、通信等费用。为了有效、迅速的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律纠纷，必须重视仲裁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并针对我国农村的特色，完善仲裁机制。例如采取村民集体投票，或找村委会、居委会等一些组织和德高望重的个人协商处理问题的方式，都能既保证公平性，又能解决实际问题，还能使仲裁双方都容易接受。
2．诉讼
土地流转法律规定篇6
论文关键词新疆兵团土地流转法律对策
一、土地流转问题概述
（一）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土地流转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有一定积累
改革开放后，我国于1988年修改宪法，废除了土地不得出租的规定，立法确认“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随后中央人民政府根据宪法修正案的新规定，颁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至此，土地所有权流转成为我国合法和顺应宪法和民心的事实。在学术界，土地流转问题也开始被广泛研究。其研究可概括为三阶段：早期尝试阶段、中期扩展阶段和后期深入阶段，涉及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等普遍问题；以及区域土地产业化规模经营的影响因素及形成过程；辅助金融机制与信用体系构建；流转过程监管及农民利益保障；在土地流转中统筹城乡关系，及政府职能与责任重塑；耕地保护和资源优化配置探讨；后期有股份制改造、中介组织模式研究以及土地流转的制度改革创新。三个阶段总体上遵循由无到有、由简入深、从实践到理论再指向制度的规律。
第一阶段从1990年到2001年，学者们主要从土地流转的必要性出发，研究了土地流转市场化需求，兼及土地合同的有效性、转包、抵押、继承等法律技术问题，分析了土地流转的动因，提出了土地流转法律机制的雏形。代表性论著有杨学成的《试论农村土地流转的市场化》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4期。这一阶段的研究注重土地流转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有少量的区域土地流转调查报告，纯法律技术问题及制度创新研究初见端倪。
第二阶段从2002年到2007年，主要研究方向有土地流转的效率和模式，也有探讨土地流转中的政府责任；土地流转与农村人口流动的关系；农村土地流转的障碍因素及其解决途径被作为一个焦点进行讨论，强调制度性保障在土地流转规范化中的作用；经济学方法尤其制度经济学方法被广泛使用于土地流转的论证分析，并初步提出较完整的土地流转利益联结模型。这一阶段的研究数量急剧增多，经济学角度和法学角度的研究从广度到深度都有较大推进，应该与党的十六大报告“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指导正相关。
第三阶段从2003年开始至今，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开始以农民的基本权利为视角进行专门性研究，侧重土地流转中的农民权益保障研究；开始出现大量外国土地制度的对比研究；土地经营权物权话以制约行政权的理论模型已经较为全面；较多文献基于原有理论或实证成果建立，也有文献将研究重点转向资源优化配置方向；作为制度形成类型研究，除股份制合作等流转形式继续深化外，还呈现出与新农村建设结合，加强金融配套制度建设等特点；也开始出现述评类的总结著述，典型如张会萍的《农村土地流转问题研究综述》载《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3期。这一阶段的研究明显体现“关注民生”的特点，研究中的农民利益保障问题被重点凸显；调查报告等实证研究方式较多使用，理论研究也进一步深入。部分问题已经解决，如土地经营权的法律定性，但仍有已经提出但尚未解决的新问题，如对策性研究中的农民权益保障制度构建，也有需要提出的新问题，如本课题研究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绩效的法学方法评价问题。
（二）土地流转现象背后的规律性研究尚显不足，土地流转的效果评价体系的构建还有待探讨
其一，政府在土地流转宏观调控中的干预路径与干预程度选择，土地流转如何与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协同改革，土地流转中的利益向量评估等等研究，目前较多停留在描述性分析，尚未进一步探求其背后的规律性决定因素。其二，针对土地流转效果的评价研究，现有研究大多是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针对一个区域从某一角度进行评价。而缺乏一种法学的评价方法。即在构建一种新的指标评价体系的基础上，针对一个区域的土地流转模式，在经济社会的宏观层面和农户家庭的微观层面全方位进行效果评价。通过规则的有效性对土地流转制度和模式进行评价的理论和方法，目前都还有待探讨。
二、新疆兵团土地流转问题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一）新疆兵团土地流转的政策现状
根据新疆兵团相关政策文件的指示，兵团始终坚持以职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不动摇。新疆兵团各团场全面推行了“两费自理”、“租赁承包”等多种形式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增强了干部职工的风险意识，有效地调动了干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兵团国土资源局以开展“回头看”为契机，全面抓好学习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后续工作，并以构建保障、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为主线，严格落实国家土地政策和制度，全面提升兵团国土系统推动科学发展和综合服务的能力，为兵团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保障。兵团国土资源局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坚守耕地保护红线，围绕兵团产业规划，积极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该局将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分解到各年度，实行耕地保护“一票否决制”；建立耕地保护激励机制，对完成任务好、新增耕地多的师，在项目开发和土地利用上予以倾斜；指导各师按照兵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确定的指标，合理确定各类用地数量和布局，为实施结构调整提供依据。这个布局围绕重大项目建设积极实施用地重点保障，严格执行项目预审制度，按照国家《限制供地目录》和《禁止供地目录》规定的原则审核用地数量，积极引导建设用地向高产出、少用地、节约集约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迈进。力争在职工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全面规范兵团团场土地经营权流转行为，维护兵团团场土地政策的长期固定。有的团场已经实行新的改革措施，譬如部分团场对职工承包的土地提高等级：一是建立土地等级的改良提升制度，激励职工自觉的加大投入改良土壤，在3—5年提高一个土地等级。二是连队督促承包职工加大投入改良土壤，并给予合理化建议和具体指导。三是处里出台优惠政策，土地等级差进行轮作倒茬，水稻按棉花的120%实物量上交。四是加大基础性的投入，清挖排渠，硬质防渗等措施，降低地下水位，提高土地等级，提高作物单产。
（二）新疆兵团土地流转的研究思路
首先，针对政府政策这一最重要变量对于现行各种土地流转模式的制度性影响因素进行实证调研并进行分析，兼对土地金融组织、土地中介组织等外生性变量进行定量研究；其次，通过农户的需求与满意度调查，对兵团土地流转已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现实问题充分思考归纳；此时，现实问题已经出现并已经充分总结。最后，结合国外土地制度比较研究，引申出用法律妥善规范土地流转的原则与规则，并基于前述成果，力争构建新的土地流转效果法学评价体系，同时提出科学可行的发展和完善兵团土地流转的法律对策。其中有正向研究部分，即中外土地制度比较研究和兵团土地制度实证研究，再通过逆向研究部分，即对土地转让纠纷判例分析研究和土地制度运行中的法律规避研究，最终实现更为科学可行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法律制度设计。研究方法则首先是调查研究方法，拟由农一师国土局领导主持实地调研，依托塔里木大学周围团场政研室的大力帮助，收集实证资料，再由实践回到理论，由塔里木大学教师邀约行内人士合议研究分析，力争作出开创性结论。其次是对比研究方法，通过国外土地制度的分析与借鉴，作出法律移植的建议性的选择。研究目的则体现在，农村土地流转是实现土地优化配置必不可少的一环，农村土地流转，要注重保障农民的权利。在农地流转中要节制资本，应将资本下乡尽量限定在为农民和农业生产服务的领域内，防止资本对农民土地的兼并导致农民失业破产。对于众多土地流转模式，需要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来考评土地流转的绩效等问题。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明显加快，需要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发展流转中介服务组织，为规范土地流转提供完善的服务。同时，应当加大对职工土地承包的土地的面积、等级、期限、地号等的民主监督管理力度。
三、新疆兵团土地流转政策的法律定位与对策
兵团土地总面积7457千公顷，农用地4206千公顷。新型团场建设需要农业产业化集约化的发展，要保证土地向种田能手流转，还要保证防止耕地的减少和兵团职工的大量失业，使有利于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这些要求都以实现团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充分流转为前提。土地流转纠纷最终需要司法的裁决。现有国内成文法无论土地管理法还是农村土地承包法都不适用于党政军企合一的新疆兵团，兵团土地流转实现由法律规范，必须通过地方性立法的方式。但是新疆兵团至今有政府无人大，地方性立法无从谈起。因此，欲使兵团土地流转纠纷有法可依，构建地方性司法解释，并且是政策司法化的司法解释，并对其正当性和可操作性作更深的理论研究，成为艰难却必经的途径。
土地流转法律规定篇7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 流转 法律制度 完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授权农村居民向他人或公司流转为期3o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形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一种必然选择，是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发生率不高，流转期限较短，难以实施机械化作业，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有必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的相关法律法规。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不规范行为
由于思想上存在误区、体制上存在障碍、政策上引导乏力，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着一些不规范行为，具体表现如下。(1)随意性。目前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以自发流转为主，相互之间的转包、转i／=多以口头协议的形式进行。口头协议的随意性造成转让期限较短且不确定，受让方缺乏长期经营的打算，舍不得增加投入，积极性不高。(2)无序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第18条规定：“承包方应按照本法第12条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第2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些程序如同一纸空文，有的无任何书面合同，有的流转合同主体不规范，造成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责、权、利不明确。(3)行政的不当干预。有的乡镇政府甚至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村干部的工作目标责任制、与机关干部岗位责任制的考核挂钩来搞硬性流转，必然会侵犯农户的自主决策权。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制度缺陷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未真正落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中，都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与所有权、使用权等权利并列的一种独立物权，在立法上肯定了其物权地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流转管理办法》)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也实质上赋予了其用益物权。但在实际上，-t-ilk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还没有得到真正落实。(1)土地承包权的取得有悖于物权法定原则。
从《民法通则》第80条第2款与第81条第3款的规定、《土地管理法》第14条与第15条的规定，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的规定，都表明土地承包权是基于承包合同约定而非法律直接规定产生，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权。把农民享有的承包经营土地的权利付诸于承包合同的约定，而不是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这显然不符合物权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2)承包人对土地没有独立支配权。《土地承包法》第37条、第41条，以及《流转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经发包方的同意。由此可见，“依据联产承包经营合同，发包人对农地使用权的标的物(农民承包的土地)，仍具有相当大的支配力”L】。(3)土地承包权对世效力欠缺。从土地的使用人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来看，是联产承包合同关系，“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其目的是通过给予承包人一定的经营自主权和与经营成果相联系的预期报酬来实现发包人的经营目标。因这种内部关系而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只有对人(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的效力，并无对世的效力”[1J7。(4)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公示制度不完善。物权应当加以公示，从而保障交易安全，促进交易便捷。而现行的《土地承包法》等规定对土地承包经营流转采取自愿而不是强制的登记模式，就会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有可能不全面，从而没有公信力。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缺陷
生产要素交易的前提条件是明晰产权。产权就是以财产所有权为主体的一系列财产权利的总和，包括所有权及其衍生的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让渡权等权利iz]8。我国宪法和法律法规都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在《民法通则》中，界定为乡(镇)、村两级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则是乡(镇)、村或k-l,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乡(镇)、村、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这三种所有权主体形式是隶属关系还是平等关系?它们之间的权利范围怎样?法律对这些都没有作明确规定，必然存在以下缺陷。(1)所有权主体虚位。现行的土地制度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的概念不是法律上的“组织”，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这样一个无法律人格、不能具体行使对~t~：if-效监督和管理的集合群体作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必然造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置。(2)土地产权权能残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作为一种产权，应具有对农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如果产权所有者拥有排他的使用权、独享的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他的产权是完整的；如果这方面的权利受到了禁止限制或侵蚀，就称为产权残缺。农村土地产权权能残缺具体表现为对使用权的约束方面，因为农村土地的承包依国家政策产生，乡、村、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既无选择使用者的权利，也无约定或安排使用权的权利，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按国家要求承包给农户经营，承包期限由国家决定，集体所有者没有调整使用期限的权利，农村集体无权要求承包方在土地上加大投入以保持地力，对于破坏地力的行为也无法制止。
土地流转法律规定篇8
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完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式授权农村居民向他人或公司流转为期3o年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形式包括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一种必然选择，是农村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继续发展的一种形式。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发生率不高，流转期限较短，难以实施机械化作业，不规范行为时有发生，农民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因此，有必要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的相关法律法规。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不规范行为
由于思想上存在误区、体制上存在障碍、政策上引导乏力，使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着一些不规范行为，具体表现如下。(1)随意性。目前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以自发流转为主，相互之间的转包、转i／=多以口头协议的形式进行。口头协议的随意性造成转让期限较短且不确定，受让方缺乏长期经营的打算，舍不得增加投入，积极性不高。(2)无序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土地承包法》)第18条规定：“承包方应按照本法第12条规定，依法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或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第23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向承包方办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并登记造册，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些程序如同一纸空文，有的无任何书面合同，有的流转合同主体不规范，造成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责、权、利不明确。(3)行政的不当干预。有的乡镇政府甚至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与村干部的工作目标责任制、与机关干部岗位责任制的考核挂钩来搞硬性流转，必然会侵犯农户的自主决策权。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制度缺陷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未真正落实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中，都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与所有权、使用权等权利并列的一种独立物权，在立法上肯定了其物权地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流转管理办法》)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定，也实质上赋予了其用益物权。但在实际上，-t-ilk承包经营权的物权性质还没有得到真正落实。(1)土地承包权的取得有悖于物权法定原则。
从《民法通则》第80条第2款与第81条第3款的规定、《土地管理法》第14条与第15条的规定，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的规定，都表明土地承包权是基于承包合同约定而非法律直接规定产生，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权。把农民享有的承包经营土地的权利付诸于承包合同的约定，而不是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这显然不符合物权法定主义的基本要求。(2)承包人对土地没有独立支配权。《土地承包法》第37条、第41条，以及《流转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应当经发包方的同意。由此可见，“依据联产承包经营合同，发包人对农地使用权的标的物(农民承包的土地)，仍具有相当大的支配力”l】。(3)土地承包权对世效力欠缺。从土地的使用人与土地所有者的关系来看，是联产承包合同关系，“从本质上看，这是一种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内部关系，其目的是通过给予承包人一定的经营自和与经营成果相联系的预期报酬来实现发包人的经营目标。因这种内部关系而取得的承包经营权实际上只有对人(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的效力，并无对世的效力”[1j7。(4)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公示制度不完善。物权应当加以公示，从而保障交易安全，促进交易便捷。而现行的《土地承包法》等规定对土地承包经营流转采取自愿而不是强制的登记模式，就会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有可能不全面，从而没有公信力。
(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存在缺陷
生产要素交易的前提条件是明晰产权。产权就是以财产所有权为主体的一系列财产权利的总和，包括所有权及其衍生的占有权、使用权、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让渡权等
权利iz]8。我国宪法和法律法规都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在《民法通则》中，界定为乡(镇)、村两级所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和《土地管理法》中，则是乡(镇)、村或k-l,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乡(镇)、村、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这三种所有权主体形式是隶属关系还是平等关系?它们之间的权利范围怎样?法律对这些都没有作明确规定，必然存在以下缺陷。(1)所有权主体虚位。现行的土地制度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的概念不是法律上的“组织”，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的集合群体，这样一个无法律人格、不能具体行使对~t~：if-效监督和管理的集合群体作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必然造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虚置。(2)土地产权权能残缺。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作为一种产权，应具有对农地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如果产权所有者拥有排他的使用权、独享的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他的产权是完整的；如果这方面的权利受到了禁止限制或侵蚀，就称为产权残缺。农村土地产权权能残缺具体表现为对使用权的约束方面，因为农村土地的承包依国家政策产生，乡、村、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既无选择使用者的权利，也无约定或安排使用权的权利，集体所有的土地必须按国家要求承包给农户经营，承包期限由国家决定，集体所有者没有调整使用期限的权利，农村集体无权要求承包方在土地上加大投入以保持地力，对于破坏地力的行为也无法制止。
(三)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程序性规定不健全
(1)流转形式混乱。转包和出租、转让和互换区分不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股的规定不明确；实践中出现的新型形式没有规定；把“四荒”土地使用权流转方式和家庭联产承包制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区别对待等。(2)对流转行为限制过多。《土地承包法》第41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收人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把转让的受让方限定在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收入农户；《流转管理办法》第11条规定：“以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事先向发包方提出转让申请。”把发包方同意作为转让的前提；根据《土地承包法》第49条和《流转管理办法》第34条的规定，抵押仅限于“通过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农村土地，经依法登记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证等证书”的土地。(3)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不完善。《土地承包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互换、转让可以依当事人要求登记，但对于其他的流转方式如何保障交易安全没有规定，即使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也未规定必须登记，而是取决于当事人的要求。《土地承包法》规定“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但是没有规定具体的登记部门，使登记不能落到实处。
三、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制度探讨
(一)修改相关法规，对农民土地权益进行彻底的物权保护
《物权法》确立了～整套农村土地权利体系，肯定了《土地管理法》确定的以耕地保护为核心的土地管理制度。但《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物权法》的规定存在冲突，同时《物权法》的大量授权性规范也有待土地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进行细化和落实。
因此，立法机关应尽快对《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以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
(二)科学界定农村土地产权的内涵
(1)明确集体土地产权主体。在我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的自治组织，也是农民实现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基层组织，现有农村土地地界划分最清楚的也是村民委员会这一级，能够掌握土地数量、分布。因此，村民委员会作为集体土地产权的所有者是可行的。因此应立法规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原则上归村民委员会所有，明确禁止县、乡等行政组织凭借行政权利侵犯其土地所有权及其它财产权。
(2)赋予农村土地完全的用益物权权能。《土地承包法》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流转的权利，但在流转方式上给以限制，因而仍然是一种不完整的产权。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可以对土地进行转包、互换、转让，但并没有规定如何进行土地的抵押、租赁。因此，应该通过立法进一步明确农民承包土地的权能，真正赋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完整的用益物权权能。
(三)强化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程序性规定
(1)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法律应明确规定流转的决策权和收益权在承包方。在承包期内，土地要不要流转，什么时候流转，以怎样的方式流转，只要法律不禁止，都应让土地承包方完全自主决策，流转的转包费、转让费和租金等，应由流转方与受让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截留、扣缴。
(2)明确农地所
有权人在流转中的地位。由于土地经营权涉及公共利益，尤其是农村居民的生存利益，因此，在原则上允许自由流转的前提下，村民委员会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予以合理的限制是必要的。立法应明确界定农村土地所有权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过程的地位是中介者、协调者和监督者，防止转让方与受让方恶意串通，侵害公共利益。
(3)取消不适当的条件限制。《土地承包法》第41条规定，承包方须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收入来源的，才可以将全部或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客观上阻碍了流转规模的扩大，因此应该取消对转让方进行身份限制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34条和第37条规定，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四荒”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但x~,0t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则不得抵押，这样规定不合理，建议立法规定所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都可以抵押。为了保护土地，可以在立法上限制抵押权实现后土地的用途不得改变。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也应该规定可以继承。为了防止耕地流失和土地撂荒，可以借鉴中国台湾地区的立法，规定从事农业生产的继承人要优先于非务农的继承人分得农地使用权。
(4)科学架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程序。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进行重新设计，可以规定为转让、转包、出租、入股、抵押、退包、续期、继承等形式。为了避免纠纷，流转时应明确规定：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必须签订书面合同，有特殊事项的，应在合同中约定。流转行为有委托人的，都必须具有农地使用权人的书面授权委托书。土地流转合同签订后，应由乡镇农经部门进行鉴证。为确保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和流转安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还应采用登记生效主义。
土地流转法律规定篇9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立法的历史考察
相对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实践，其立法起步较晚。上世纪80年代末以前，我国在立法上对农村土地流转是禁止的。1982年宪法第10条第4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1986年《民法通则》第80条第3款也规定：“土地不得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
我国在立法上第一次明确农村土地流转合法地位的是1988年《宪法修正案》第2条，该条对i982年《宪法》第10条第4款进行了修改，取消了土地不得出租的规定，同时增加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提供了依据。此后，我国陆续出台或修改法律，逐步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纳入法制化轨道。1988年《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1993年《农业法》第13条规定，在承包期内，经发包方同意，承包方可以转包承包的土地、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也可以将农业承包合同的权利和义务转让给第三者。承包人在承包期内死亡的，该承包人的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1994年农业部印发《关于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意见》，提出“建立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并规定了转包、转让、互换、入股4种流转方式。1995年《担保法》第34条规定，抵押人依法承包并经发包方同意抵押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荒地的土地使用可以抵押。同年，国家土地管理局了《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的若干规定》，对“四荒”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问题作了具体规定。进入21世纪以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再度升温，依靠零散的法律规定已远远不能满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需要，亟需一部统一的专门的法律予以规范。
2002年《农村土地承包法》颁布，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原则、主体、程序、方式以及流转合同的条款、争议的解决等作了系统规定，结束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立法的分散状态。此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进入新一轮立法高潮。2003年农业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管理办法》，2004年国务院《关于妥善解决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紧急通知》，2005年农业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2007年《物权法》颁布，基本沿袭了《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并将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加以规定。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立法的不足
(一)流转当事人范围狭窄
我国现行立法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划分为两种：一种是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适用于农民集体使用的耕地、林地、草地等；另一种是其他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适用于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四荒”土地，可依法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承包。对于这两种承包方式的流转当事人，法律作了不同的限制。
对承包人的限制。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5条、47条、48条的规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必须是木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以其他方式承包的承包方不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承包权，而且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的，应当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对受让人的限制。根据《土地承包法》第33条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9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可以是承包农户，也可以是其他按有关法律及有关规定允许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和个人。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受让方应当具有农业经营能力。”
可见，家庭承包的承包方被限定为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受让方必须是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和个人，具有农业经营能力。流转当事人的这种身份限制，造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封闭性，一些富有管理经验、拥有先进技术设备的经济组织和个人难以通过流转市场从事生产经营，阻碍了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流转方式受到限制
我国现行法律根据承包的土地不同，规定的流转方式也不尽相同。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有转包、出租、互换、转让、人股以及“其他方式”。其中，林地的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通过其他方式取得的“四荒”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让、出租、人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在承包期内，其继承人可以继续承包。应该说，立法对其他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式规定得比较明确充分，而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方式的规定则比较模糊。“其他方式”中是否包括抵押，除林地外，耕地、草地的承包经营权允许不允许继承，答案并不明确。虽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进一步解释为“其他符合有关法律和国家政策规定的方式”，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我国现行立法的规定来看，抵押和继承在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仍然受到限制。
(三)流转行为须得他人同意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7条规定：“……采取转让方式流转的，应当经发包方同意：采取转包、出租、互换或者其他方式流转的，应当报发包方备案。”第41条规定：“承包方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有稳定的收入来源的，经发包方同意，可以将全部或者部分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给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农户，由该农户同发包方确立新的承包关系，原承包方与发包方在该土地上的承包关系即行终止。”这就意味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必须经发包方同意，否则转让行为无效。这种规定实际上剥夺了农民所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的最终决定权，在需要转让土地而又无法取得发包方同意的情况下造成土地抛荒、撂荒。现实生活中，发包方也常常以此为借口，干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扰乱流转秩序。
(四)流转登记制度不够科学
《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2条规定：“承包合同自成立之日起生效。承包方自承包合同生效时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第3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互换、转让方式流转，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应当向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申请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物权法》在第127条、第129条中作了与此相同的规定。可见，我国立法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采取的是债权意思主义变动模式，登记仅具有对抗效力。法律的这种规定主要是考虑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要是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
间进行的，登记公示的必要性不大。然而。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当事人身份限制的取消，流转主体将日益多元化，不仅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还有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成员、城镇居民等，而在债权意思主义模式下，是否登记完全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愿，无形中增加了交易风险，不利于对权利人的保护。
三、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立法的建议
(一)扩大流转当事人范围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条件不在于当事人是否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而应看是否更有利于农村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真正实现农民收益的最大化。另外，随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农民也不再是身份的象征，而是一种职业，任何具有从事农业经营意愿、具有一定劳动能力和经营能力的人都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因此，应该打破流转当事人身份的限制，允许本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成员进行家庭承包，允许城镇居民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的多元化，建立开放型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
应该强调的是，实现流转主体多元化，必须坚持两点：一是依法自愿有偿原则，承包方对是否流转具有自主决定权，任何组织和个人尤其是政府不得非法干扰或强迫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流转的具体价格由双方当事人根据市场行情平等协商；二是严格遵守三个“不得”：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
(二)进一步明确流转方式
明确规定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抵押。有人担心在农村土地具有社会保障功能的情况下，允许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农民会失去土地而丧失基本的生活保障，影响社会稳定。笔者认为此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成为限制抵押的理由。其一，在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长期以来，农民被排除在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土地之于农民确实承担着一定的社会保障作用。但这种保障作用不能夸大化，更不应该予以正当化和长期化。社会保障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不应让公民个人来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最终应该通过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来实现，而不能简单地依靠禁止抵押来解决。其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减弱，尤其是东部一些地区，农民的就业渠道多元化，土地已不是农民唯一的收入来源和就业生存保障，这就大大降低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性，弱化了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其三，我国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普遍缺乏资金，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不仅可以为农民进行土地投入获取资金，也可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条件。其四，我国现行法律已明确规定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而转让与抵押的后果是相同的，因此，禁止抵押已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
明确规定家庭承包方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继承。我国《物权法》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为用益物权，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在法律上已不存在障碍。关于继承人的问题。笔者认为，在允许多种主体参与流转的情况下，继承人不应有身份的限制，不论继承人是否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业户口，均可继承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为防止土地细碎化，确保土地规模效益，可以规定遗产分割采取折价补偿的办法，禁止对土地再行分割。
(三)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自由转让
物权本质上是一种支配权，权利人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及公序良俗，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对物独立进行直接支配，无须得到他人的同意。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其支配权表现为承包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权自主决定其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以何种方式流转，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事实上，我国现行立法的相关规定也体现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支配权性质。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3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平等协商、自愿、有偿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34条规定，承包方有权依法自主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否流转和流转的方式。显然，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须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不仅违反了物权的支配权属性，也与立法本身的规定相矛盾。对此。笔者建议，取消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须经“发包方同意”的规定，只要承包方不违反法律关于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等强行性规定，就应该允许承包方按照自己的意志流转，
土地流转法律规定篇10
论文关键词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流转
在我国，土地所有权分国家所有与集体所有两种，根据《宪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之规定，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所有权只能由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而不能逆向行之。现阶段，农村集体土地主要经没收、征收、征用、征购、转户、迁移等原因转为国有土地或者限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进行使用权转让，在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这已严重阻碍了土地价值的真正实现。探索新的集体土地流转模式，不仅有助于我们合理开发和利用稀缺的土地资源，而且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也大有裨益，极有研究价值。
一、集体土地流转问题概述
资本主义国家实行较为严格的土地私有制，自英国“圈地运动”之后，工业经济和城镇化飞速发展，土地流转制度也历经几百年发展，几经阵痛，业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法律程序，对于私人土地的征收、征用、征购以及土地买卖、交换、赠与、转让、出租、抵押等问题都有明确规定，虽然我国实行土地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不存在土地买卖问题，法律仅规定了集体土地可以经过被没收、征收、征用、征购、转户、迁移等原因单向不可逆地转变为国家所有，但国外的很多有益经验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在现阶段城乡统筹背景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城市土地正经历着新一轮的洗牌，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权利效能也产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改革的深入，集体土地流转出现了诸如流转不规范、交易纠纷多、产权意识混乱、流转比例低等一系列问题。对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市场驱动力，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明确界定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范围，逐步放开宅基地的入市流转，相关部门更要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措施，引导和规范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行为，保障集体土地实现有序流转。
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难题及对策
土地承包经营权就是承包人因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或其他生产经营项目而承包使用、收益集体所有或国家所有的土地或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水面的权利。土地承包经营的范围被依法确定，承包期限也确定为30年，在承包期限内严格限制调整承包地。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指通过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法律承认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流转权，并且规定了流转的方式，同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也设置了较多的限制性规则，当然，这些限制的初衷是为了保障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很多规定已经不适应发展的需要了。
（一）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难题及成因
1.土地承包经营权为我国所独创，现存的主要流转难点在
（1）集体的农业用地原则上不能用于建设，要进行建设必须先“变性”，而且，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原则上也不可以进行交易；（2）流转对象被严格限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3）承包地在承包期限内不得进行调整，农村大量新增人口无法取得土地，土地配置不均现象严重，导致无地农民生活困难，现实矛盾突出；（4）出嫁妇女一旦丧失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可能在丧夫后“两头落空”，失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5）承包地被征收后的土地补偿费分配不均，导致了农民采取一系列抵制措施。
2.造成现有困难的原因分析如下
（1）法律规定与民间社会规范的冲突是承包经营权流转难的社会根源；（2）法律规定之间的内在冲突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困难的法律根源；（3）政策频繁变化是导致农村现实利益冲突并阻碍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现实原因；（4）法律规定与复杂的农村现实之间的脱节是引发土地流转难的直接原因；（5）现行土地所有权设置上的“双轨并行”、“城乡分治”是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难产生的深层次体制根源。
（二）关于解决现有流转难题的对策
现存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难题很多属于法律缺陷，有待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我们可以努力建立一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纠纷解决机制，譬如：
1.从消除纠纷产生的根源出发，构建纠纷预防机制
不断深化改革，打破土地制度设置上的二元体制，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有序流转。在农村土地制度的设置上因地制宜，给地方留下一定制度创新的空间。此外，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健全相关法律规定，强化基层政府的指导和服务职能。
2.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促进纠纷的及时和有效解决
我们要注重调解，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同时稳步推进农村土地纠纷仲裁工作，强化农村土地流转纠纷的仲裁解决机制，当然，诉讼解决机制也必须健全，保证司法救济途径的畅通，这样才能做到及时化解矛盾，维护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
三、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弊病及对策
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有权占有、使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并在该土地上建造住房及其他附着物的权利。宅基地位用权是农村村民个人重要的财产权利，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伴随农村特别是一些城郊村房地产市场的不断活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由简单地农民自己享受居住的权利转变为农民转让自己的宅基地或将宅基地上所建房屋出租、出售与他人的方式实现财产利益的一种权利，由此所涉及的权属、流转纠纷也越来越多。
（一）对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限制
1.关于农村宅基地的转让
《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了“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该法出台后，国务院为加强农村土地的管理，已明确规定“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因此，《物权法》又明确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经本集体同意，可以将建造的住房转让给本集体内符合宅基地使用权分配条件的农户；住房转让时，宅基地使用权一并转让。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村民依照规定转让宅基地使用权的不得再申请宅基地。”
可见，宅基地的转让被严格限制在本集体内成员之间协议转让，但须经乡、镇政府批准，且转让方不得牟利。尽管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拥有比国有土地使用权更长的使用期限、更鲜明的财产属性，但农村宅基地仍不能设置抵押权，不能与外部进行合资。
2.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难题
现存的主要问题有：
（1）产权意识混乱，流转比例低。我国农民的土地产权观念淡漠，甚至相当部分农民没有产权概念，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远快于农村宅基地流转增长，两者发展比例不协调，是加剧农村宅基地粗放利用的主要原因之一。（2）流转不规范，交易纠纷多。据有关调查显示，大部分宅基地交易都未经集体同意而直接在私下进行，收益归于个人。因缺乏法律明确的规范和指引，一些农村的宅基地无法实现有效管理，尽管农户的自发流转行为和结果受到法律保护，但是流转的方式、范围、收益以及土地产权关系调整等方面缺乏法律约束和保障，极易产生矛盾和纠纷，从而危害农村社会的稳定。
（二）完善宅基地使用权制度的对策
1.完善农村宅基地所有权制度
当前，要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确立农民土地产权的主体地位，从政策层面转到法律层面给予有力、可靠保障，改革更应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用途管理的前提下，允许宅基地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流转，而不是毫无限制地进入市场。在实现有序、适度流转的同时，使农民切实参与到宅基地收益的分配中来，一同分享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好处。
2.界定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范围
宅基地和农用地相比具有更大的收益，因此，为避免人为扩张宅基地导致农用地减少的情况，必须限制流转的条件：依法办理土地登记而获得土地权属证书、土地界限清楚且权属无争议；符合国家和地方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城镇建设规划，保证耕地不被占用；规范宅基地使用权出让过程中的主客体范围、各方权利义务以及农民户口迁移等特殊情况下的具体处理措施，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土地资源流失。
3.允许宅基地入市流转
宅基地使用权本身是农民的一项财产权利，属于农民的物权。农民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之一，对自己的住宅应当有自由转让的权利。为了实现农村宅基地流转的市场化，真正实现土地的市场价值，宅基地上市转让应当向购买对象放开、放开购买价格并放开购买区域，保证农民分享土地流转的增值收益，保障其在经济上实现自己的土地权益。
四、解决集体土地流转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意义
（一）我国集体土地流转现状
我国集体土地产权不清、交易困难、流转的法律依据先天不足，呈现出流转不规范、交易纠纷多、产权意识混乱、流转比例低等问题，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城郊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对于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对策与建议，需要我们充分引入市场机制，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和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同时，改革也不能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而是要在坚持自身固有的特点的基础上引入一些市场经济的原则和方法如有偿使用、平等竞争等，走出一条具有当前中国农村特色的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之路。
（二）解决集体土地流转问题的意义
我国当前正处于改革和发展的关键阶段，集体土地流转矛盾激增，日益成为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桎梏，但是我们相信，只要采取合理的市场化措施，一定能够解决好这个问题，并对整个社会经济意义重大：
第一，有助于减少对稀缺的土地资源的浪费，提高我国单位面积土地的收益率，同时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