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环境污染的看法篇1
关键词：转型期；环境污染侵权；恢复原状；变革研究
中图分类号：D91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7）03-0188-02
环境污染是生态环境恶化的具体因素，随着社会环境意识的提升，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污染成本，不仅加剧了环境治理难度，也给社会发展带来负向影响。据统计，环境污染所带来的经济损失约占整个GDp的10%，尤其是工业企业污染所占比重更大。在我国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中，除《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5条提及“恢复环境原状”外，其他法律尚无对环境污染侵权案件的适用条款说明。在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侵权责任法》第15条中，对于传统民法中的损害赔偿方法，有恢复原状和金钱赔偿两种途径。反观当前环境污染侵权责任的界定，有学者提出向《侵权责任法》并轨的建议，但对于环境污染损害与救济途径，缺乏适用性。如重金属环境污染，其损害结果具有多种形式，而对于恢复原状的责任承担，则无法适用。
一、环境污染侵权与恢复原状的法学关系
从法学研究中来看，对于“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虽然两者都是一种损害的赔偿途径，但其价值与定位存在差异性。“恢复原状”是基于对被损害者的利益，旨在提供对被损害者权利或法益完整性的保障；而“金钱赔偿”则是从价值利益时尚来补偿被损害者的权利或法益[1]。从传统民法视角来看，恢复原状与金钱赔偿是相互排斥的，当恢复原状足以救济受害者损失的，则不予金钱赔偿；反之，则为了实现补偿功能，以金钱赔偿方式来保障受害者权益。可见，在环境污染侵权场合下，恢复原状更具有权益维护、功能恢复、全面补偿的特性。
（一）有助于维护受害者的利益完整性
恢复原状是传统民法中最符合损害赔偿目的的方式，如同损害事故未曾发生一样，而非对受害者的财产利益的等价赔偿。恢复原状在法学解释中，不仅包括对物质利益的保护，还包括对精神利益及其他主观利益的保护。在《侵权责任法》中，对于侵权损害，需要课以损害赔偿义务来填补损害结果，并让受害者恢复到没有损害的状态（原状）。所以，恢复原状具有保障受害者完整利益的功能，而等价金钱赔偿仅代表宏观上的财产损害。在环境污染侵权中，既表现出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又表现出对受害者健康权、财产权的损害。因此，从保障受害者利益完整性上，将“恢复原状”运用到环境污染侵权中，更能够彰显完全赔偿功能。
（二）有助于确保受害者权利的继续
从恢复原状的外在表现来看，实现了对物的功能、状态、使用价值的维系，便于确保被侵害者权利的继续。在德国法典里，将“完整利益”称为保持利益。以被损害的汽车为例，通过修复可以使汽车的使用价值得以延续，如果该汽车承载了特定的情感，其所负载的特定主观价值也实现了维持，这与等价值的金钱赔偿相比是无法实现的。同样，在环境污染侵权案件中，恢复原状不仅发挥了承担责任的方式，也实现了对被损害者权利的继续功能。如停止侵害、排除妨害、消除危险等责任承担方式被认定为预防性责任承担方式，虽未实现损害赔偿法上的恢复原状，但却是实现受害者完整利益保护的重要责任方式。以某重金属污染案件为例，由于重金属污染所带来的土地污染经济赔偿，只能补偿现实中的经济损害，但对于农民及子孙来说，金钱赔偿无法实现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维护，而因土地污染所带来的脱贫、致病等问题，则无法给予保护。另外，对于土壤污染后的修复与治理成本更高。
（三）有助于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环境污染侵权的危害是巨大的，尤其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更甚。同样以重金属土地污染为例，由于重金属本身具有一定毒性、生物累积性、持久性、远距离迁移性等特征，使得重金属污染物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危害，对人类身体健康及周围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影响。因此，面对因环境污染带来的侵权救济案件，不能仅停留在当前的人身及财产损害方面，还要兼顾未来可能的不特定人群、财产和生态危害。当前，在《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第85条及《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中，有提及对生态损害赔偿的条款，新修正的《环境保护法》第64条也提及对“破坏生态”的侵权责任的追究，这些都体现了对环境污染侵权所带来的完整利益的保护。
二、当前环境污染侵权中恢复原状面临的适用困境
（一）恢复原状在保护私权损害中遭遇可行性论证难题
从法学损害赔偿中恢复原状的适用条件来看，一是有原物存在，而对于原物不存在则只能转化为损害赔偿责任或其他形式；二是原物损害具有可恢复性，即可以通过技术性修复来保障恢复原状；三是恢复原状具有经济性，即恢复成本不能巨大或不具有可操作性[2]。可见，由于环境污染损害案件中对“恢复原状”的适用性存在现实，如缺乏恢复原状的参考标准，特别是一些重金属污染案件，本身对环境的污染具有不可逆转性，恢复原状几无可能。再者，对于可恢复性难以认定，如一些重金属污染可能带来的化学、物理、生物变化等，其直接危害、间接危害涉及范围较广，且难以评定。还有对环境污染中的“恢复原状”不具有经济性。如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将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成本放于最高位，其恢复原状的代价是高昂的。
（二）恢复原状难以对环境损害提供合理救济
从《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中“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解释来看，一是包括人身上的伤害、死亡、财产损失等；二是环境上的损害，即环境私权、公权侵害。由于在学界Α八鸷Α钡慕缍还不统一，一些观点将“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害”行为界定为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而从《侵权责任法》来看，环境污染侵权主要是由污染物对大气、土壤、水体等环境要素超出其自净能力，使得人身、财产损害的行为[3]。因此，从立法层面来看，对于环境污染侵权损害的救济，尽管新修订的法典也提及了“破坏生态环境的侵权责任”，但对于环境损害赔偿及救济体系还不完善。如最高法指导性文件及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提到了对“环境污染损害生态环境”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但在侵权责任及保护环境利益救济渠道上存在缺位，使得恢复原状陷入难有作为的尴尬。
（三）恢复原状被环境污染修复责任所取代
保护环境，维护生态，近年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对一些老旧重污染企业的关停、外迁所留下的污染场地越来越多。由于企业污染物排放而导致的法学上的“污染场地”，其对人类健康及环境修复都带来严重危害。2014年环保部出台《污染场地术语》《污染场地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等文件，逐渐加大对污染场地的调查、风险评估和监测。但在污染场地恢复治理上，对于恢复原状责任方式，往往被环境修复责任所取代，特别是一些企业因歇业、倒闭、关停、破产等无责任承担者，使得国家负有公众利益保护的职责。
三、恢复原状适用环境污染侵权的变革建议
（一）分类构建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及恢复原状标准
从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害不可逆转性来看，在应对环境污染侵权责任问题上，结合污染物对环境的危害及威胁程度来制定不同的恢复原状标准体系。强调对私益损害的保护，在明确人身及财产损害的同时，还要明确对土壤、水体等环境有害污染物的清除标准，如《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地下水质量标准》等，对于无法彻底清除的，需要修订各类污染物质量控制标准，来进一步保障人身、环境安全。如借鉴德国、英国、日本基于风险各类的污染场地管理办法，来实现对被污染场地的修复目标，促进其可持续修复。
（二）引入恢复原状技术可行性分析
从环境污染案例中面对“恢复原状”的技术可行问题，如某重金属污染在技术上不具有可行性，则给周围生态环境、人类健康、生物多样性带来危害。对现行法学框架下“生态破坏侵权”责任方式进行完善，当面对无法修复障碍时，以最佳可得技术来进行可供选择。比如在环境围绕修复技术上，常采用组合修复技术，如螯合剂――植物修复技术、基因工程、微生物修复技术等，来降低和减少环境污染。当然，在协同最佳可得技术制度建设上，一方面借助于环境损害评估机制来进行可行性论证，另一方面通过司法裁决方式来确保环境修复方案的可行性。
（三）制定恢复原状经济合理性的例外规则
考虑到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危害多样性、严重性，多数国家的立法、司法中对生态损害的恢复责任实行例外规则制定。如德国法典中将“环境责任”纳入《环境责任法》；意大利民法典第349号法律第18条专门明确了“环境损害赔偿规定”；美国超级基金法明确了“严格、连带、具有溯及力”的法律责任，对污染场地的修复责任可溯及、无限、连带责任，企业股东或管理者应该承担支付修复费的责任。2014年我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显示，全国土地总污染超标率达到16%，主要污染物有镉、镍、铜、砷、铅等。对于“污染者负担责任原则”，当污染者灭失或主体消失时，国家成为履行治理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因此，应该考虑到恢复原状的例外规则。
（四）保持环境修复责任的独立性
从环境污染侵权表现上，一方面是环境污染侵权导致第三方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另一方面是环境损害，对周围土壤、大气、水体等环境带来结构性、功能性破坏损害；再者是企业在经营中带来的污染场地问题。对于不同环境污染侵权的“恢复原状”，其环境修复责任应该适用不同的损害。从立法上明确环境污染侵权责任及污染者修复责任的性质，界定清环境治理中的公权、私权、公法责任、私法责任界限，才是推进生态保护的基本法律要求。
参考文献：
[1]王志轩.明晰责任完善制度――《环境保护法》修改刍议[J].环境保护，2013，（16）：65-68.
对于环境污染的看法篇2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危险犯；间接故意；环境
中图分类号：D922.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1
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其中第四十六条对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做了修正，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该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发生了变化，罪名也变成了“污染环境罪”。
对比先前的犯罪构成，其中有一点显著变化值得我们注意：把“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的”，其积极之处在于将危害结果的范围扩大，不再局限于“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从而成立污染环境罪，就不要求必须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具备重大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使得实践中一些没有造成重大事故的、累积性的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也能得到刑事处罚。但是无疑该罪的既遂形态仍然是结果犯，这不能适应环境保护的紧迫需求。
以上主要的变化可以说是在犯罪客观方面做出的修正，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笔者认为此处对该罪的修改仍然存在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应将危险犯引入“污染环境罪”既遂形态
在刑法的基本犯罪构成中主要分为结果犯、危险犯、行为犯、举动犯，由前至后针对不同种类的犯罪的既遂认定时间逐渐提前，这充分反映了该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逐渐变大，刑法对不同危害行为的非难程度也依次升高，这有利于协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惩罚性的平衡，是罪刑相当原则的客观要求。通说认为，所谓的“结果犯”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才能构成既遂的犯罪，此处犯罪结果要求造成的损害是物质性的、是可以测量确定的。由于我国法律和司法实务中通常把环境犯罪作为过失犯罪对待，属于结果犯，而这样做最大的益处在于实际可操作性强，便于犯罪事实的认定。但在环境污染呈现全球化和日趋严重化的趋势下，随着环境科学水平和刑法立法技术的提高，这种传统的结果犯理论和立法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第一，污染环境罪不仅对人身财产都有严重损害，而且对环境本身也具有单向的、不可逆转的损害，并且囿于事发当时人们的认识程度和科技发达程度的限制以及环境污染的长期性、隐蔽性、潜伏性等特征，因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而被污染的环境对在其中生存的人类的身体健康会造成多大程度的实质损害是不得而知的，是否会在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显现出来亦不可知，但均存在可能性，这丝毫不亚于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犯。第二，刑法规范一方面对于司法裁判者来说是一种裁判规范，另一方面对于行为者来说是一种行为规范，通过禁止性或者命令性的规范约束行为人，把污染环境罪作为结果犯，无疑一定程度上丧失法的预防功能，削弱行为人对污染环境危害的认识。以上的情况，如果按照传统结果犯的理论和立法去解释和执行，那么通过刑罚来惩治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保护环境资源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基于此笔者建议，可以考虑将“污染环境罪”的既遂形态设定为危险犯，这是符合当今环境保护的趋势的。所谓“危险犯”是指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造成法律规定的发生某种危害结果的危险状态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危险犯的成立，从理论上看，虽不需要有法益的实际损害发生，只要对法益侵害有紧迫的危险性就成立危险犯。针对污染环境罪，成立危险犯理由如下：首先，设立危险犯说明这种犯罪已经对法益的侵害程度已经相当严重，并且刑法所保护的利益是重大的公共的利益抑或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这也正是环境犯罪特征的客观要求。其次，把“污染环境罪”由结果犯变为为危险犯，可以在犯罪人刚刚造成严重环境危险状态时予以遏制，避免造成严重的不可逆转的污染破坏和无法用金钱衡量的损失。再次，针对污染坏境的犯罪行为，危险犯可以弥补行为犯的不足，避免将社会危害性不大的一般环境违法行为纳入刑法调整，发挥好刑法作为最后一道保障的作用，还可以防止结果犯的滞后，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不可挽回的环境损失和潜在的危害。至于“危险状态”的界定可以参考环境学、生态学标准进行认定。
二、增加犯罪故意（间接故意）作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之一
结合司法实践，并根据刑法学界的通说可知，污染环境罪是过失犯罪。成立过失犯罪，要求有法定危害结果的产生，但是如此规定并不能很好的应对当今环境保护的要求。何谓“过失”？刑法典第十五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危害结果的”那么又何谓“故意”？刑法典第十四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对比二者的概念，可以看出，无论是“故意”还是“过失”均是针对危害结果而言。从“污染环境罪”的罪状表述可以看出，“严重污染环境的”作为构成本罪的危害结果，不排除行为人对此存在“明知自己的污染行为会发生危害环境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的可能，即成立间接故意犯罪，当然，由于直接故意犯罪在污染环境领域并不常见，很难是说对危害结果是积极追求，为防止打击面过大而暂不述及，但同时并不否认一些突发的环境污染事故中行为人存在明知而放任的罪过心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污染企业在受到数次污染行政处罚后仍然乐此不疲地从事排污行为，原因在于行政处罚的成本低于企业污染环境获得的经济利益，出于逐利本性，在此种情况下，行为人明显对于危害结果“明知”并且持“放任”的态度，如果依过失心理认定，于法于理不通。放眼世界范围内，德国、日本、奥地利、瑞典等国环境刑法中均规定：行为人构成环境犯罪主观上必须具备故意或者过失，美国刑事立法将“故意原则”适用于各种环境犯罪。在美国一些附属刑法中规定明知为污染危害环境罪的主观方面之一。
所以，笔者认为，在污染环境罪中增加间接故意的主观内容，这样可以避免放纵犯罪，严密刑事法网，使得犯罪构成更加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1]李希慧，主编.刑法分论（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313.
[2]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159.
对于环境污染的看法篇3
关键词：重大环境污染刑法调控保护
一、污染治理刑法调控的理念突破
不到300年的工业史造就了超过以往几千年的文明成果，但是人类在享用这硕果的同时，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正如美国科学家比尔・麦克所说：“如果你看一看你的窗外，你所看到的天气的一部分正是我们自己制造的”。
（一）从“人本主义”到“自然本位主义”的变化
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的环保理念大多停留在“人本主义”境界，认为只有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才具有价值，其他存在物都无内在价值，仅仅具有工具价值，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更是确认了“人可以肆无忌惮地灭绝性地向大自然索取，而不必给予关怀或支付报酬”的环境理念，只有环境污染危及人类生命安全时，法律才会发挥功能，这种理念将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推向了绝境，短短几十年内，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温室效应……人类在享受工业文明的同时，各种环境危机已纷至沓来。
“自然本位主义”环境理念则认为，人是自然中的一个因素，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相互制衡的，人类应当与自然和谐共处。1992年里约热内卢全球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理念，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开始得到逐步改善。
从我国刑法的修正过程看，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思想也经历了由“人本主义”到“自然本位主义”的演变，从刚开始的以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作为环境犯罪的主要法益，逐渐演进到兼顾自身的生存环境。
（二）生态法益的提出
传统的环境犯罪理论认为，环境犯罪所侵害的法益是人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将环境犯罪给整个生态所带来的破坏和侵害仅作为环境犯罪的间接法益或选择法益，但从司法实践看，无论何种环境犯罪行为，都会导致整个人类环境生态功能的丧失或紊乱，从而对整个生态系统运行造成破坏。生态主义与可持续发展是一致的，其核心就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生态法益理念的形成与确立，要求作为国家上层建筑重要内容的法律也要贯彻生态法益理念。刑法生态法益主要体现在刑法对环境犯罪的立法中，比如刑法修正案八关于环境犯罪的修改。
二、环境保护刑法调控的沿革
（一）境外环境刑法保护
《汉谟拉比法典》在第42-47条中，对牧场、林木和水源的保护做出了规定。14世纪英国也曾国王诏告：对于多次使用产生巨大烟气的取暖煤的人处以极刑。这便具有了环境污染刑事责任的雏形。20世纪以来，各国都加强了对环境污染刑事保护的力度。上世纪60年代，日本在各种防治污染和公害的单行法规中直接规定了刑事处罚条款，后又制定了一部专门惩治环境犯罪的法律―《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惩治法》。德国《联邦污染控制法》、《水法》、《废弃物处理法》中均有对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给予刑罚处罚的条款，德国还于1974年和1978年2次修改补充刑法典，把各种污染环境的犯罪同其他危害环境的犯罪综合在一起，形成了刑法典中的专章。国际保护方面，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标志着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和生态立法全球一体的开始。1994年，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国际刑法协会第15次代表大会具体规定了危害环境罪的内容及司法管辖与协助问题。1996年国际法委员会通过的《惩治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刑法典草案》将环境犯罪列为国际犯罪。
（二）我国环境刑事立法沿革
我国的环保法律古已有之。《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殷之法，其灰于公道断其手。”此后，历朝历代的主要法典中都有许多环境保护的规定，而且“以刑为主”。近现代以来，我国环境保护法逐渐从其他法律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律，例如民国政府相继颁布的《中华民国河川法》、《中华民国森林法》等。新中国成立后，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就对环境的保护做出了明确地规定，从此，我国的环境立法进入里一个多元化的时代。1979年我国制定了第一部环保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1982年《宪法》第26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此后《森林法》、《矿产资源法》、《土地法》等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相继出台。在环境刑事立法方面，1979年首次将“破坏自然资源保护罪”纳入刑法调整范围，1997年《刑法》在第六章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罪中设立了“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专门一节，2001年《刑法修正案（二）》的出台，对有关破坏土地的犯罪做出修改，将“非法占用耕地罪”犯罪的对象由原来的“耕地”扩展为还包括“林地等农用地”，罪状特征之一中的“改作他用”调整为“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新罪名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使刑法保护具体环境对象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更有利于及时、有效地打击和惩治这种犯罪。2002年《刑法修正案（四）》增加了涉及环保的新罪刑条款―“非法采伐、毁坏珍稀植物罪”。对原走私固体废物罪条款也进行了修改，不仅在罪状描述上更为具体和科学，而且明确规定了独立的法定刑。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将“逃避动植物检疫罪”修改为“逃避动植物防疫、检疫罪”。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通过扩展适用范围、降低入罪门槛的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刑法》对环境犯罪的威慑力，对我国刑事法律责任的完善、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具有重要意义。
三、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界定
刑法修正前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表述为“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导致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行为”。修正后的条文表述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总体上看，修正案通过扩展适用范围、降低入罪门槛的方式，极大地增强了《刑法》对环境污染案件的威慑力。这对我国刑事法律责任的完善、加大对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具有重要意义。修正的初衷源于当下环境污染事件频发，而原《刑法》以人身、财产的损害后果作为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不利于保护环境本身，而且真正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屈指可数，在现实中，判处直接责任人3年以下有期徒刑远比对环境污染责任企业处以100万元罚款要具有威慑力。由此，刑法修正案（八）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作出了三大突破性界定。
（一）扩大了刑法保护环境的外延
修正后的刑法不再强调发生环境污染的空间，而只关注发生污染的行为，不论污染发生在何处，只要存在污染行为即构罪。例如修正前刑法采取列举方式将水体作为发生污染的空间，根据《水污染防治法》，水体仅仅指的是我国领域内的江河、湖泊、运河、渠道、水库等地表水体以及地下水体，并不包括海洋。而在这次修改之后，对海洋的保护就纳入了《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的范围。
（二）扩大了污染物质的外延
修正前《刑法》将污染物质表述为“危险废物”，修正后界定为“有害物质”。从字面看，“有害物质”的概念远比“危险废物”要宽泛，“危险物质”需要得到专门鉴定才能定性，而“有害物质”则可以包括所有多环境构成危害的物质。上世纪初美国经济危机时，曾将大量牛奶倒入河中，如果该事件发生在当下中国，可能就会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因为牛奶本身并非“危险物质”，但如果大量倒入河中，就可能成为“有害物质”。
（三）扩大了危害后果的外延
从修正前“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到修正后“严重污染环境”，这无疑极大降低了构罪门槛，扩大了危害后果的外延。修正前刑法认为只有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后果才是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其实污染所造成的后果往往是慢性的，污染物质进入环境之后，有一个累积的长期过程，从污染行为的发生到造成人身损害和财产损失的显著后果往往十分漫长。例如砖瓦厂排放废气，周边居民在短期内往往无法直接感受到健康影响，如果长年累月如此，可能会造成哮喘等各种疾病。这在修正前是无法得到责任追究的，而修正后则可以直接入罪。
四、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因果关系认定
我国刑法理论中大量运用了相对因果关系，即根据一般社会经验，某种行为产生某种结果被认为是相当的场合，行为和结果之间就具有因果关系。司法实践中，运用辩证的相对的观点去分析刑事案件的因果关系是必要的。然而处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时，相对因果关系的运用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为在“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中，不仅危害行为与危害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迟延，危害结果往往在一定周期后才有所爆发，且污染源可能一时间无法确定，难以定论，所以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因果关系必须有所突破。在司法实践中，通常对污染类环境犯罪采取三种因果关系理论。
（一）疫学盖然因果关系
即如果不能从医学、药理学等观点进行证明，但根据观察，仍然可认为其间具有高度盖然性时，就可以肯定存在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降低证明度的方法，即在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某种可能性，就可以认定存在因果关系。
（二）间接反证因果关系
间接反证说源于德国民事证据法，指当受害者依据间接事实为间接证明时，被告负有间接反证之责，即受害者只要指出其与加害行为相关的间接的证据，且常人对此也不抱怀疑态度，就可以认定存在因果关系。间接反证因果关系在环境犯罪中的适用，可以极大地减轻控方的举证困难，但由于相关证据不充分，仅靠间接证据定性往往需要进一步考证。
(三)责任推定因果关系
在环境污染犯罪中，加害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高度盖然性时，被告人无法举证损害结果并非自己所为时，即可推定存在因果关系。责任推定因果关系综合运用了疫学盖然因果关系和间接反证因果关系，既降低了控方的举证困难，又增强了间接反证的严谨性。
参考文献：
[1]汪劲.《伦理观念的嬗变对现代法律及其实践的影响――以从人类中心到生态中心的环境法律观为中心》，现代法学，2002.2
[2]沈利.《刑法中设立污染环境罪的探讨》，上海环境科学，1996.8
[3][日]大冢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对于环境污染的看法篇4
关键词：环境污染责任、适用范围
一、环境污染范围界定
由于侵权责任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其损害补偿功能，即对受到损害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给予某种适当的补偿，使其尽可能回复到受损害前的状态，因此侵权责任的认定均以损害为构成要件，无损害即无责任。[2]在环境污染责任中，由于环境污染是导致损害结果的原因，因此界定环境污染的范围对认定环境污染责任至关重要。
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看，环境损害可以分为“生活环境的损害”与“生态环境的损害”。“生活环境的损害”是以环境为媒介给他人造成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精神损害或纯经济损失等；“生态环境的损害”是指对土壤、水、空气、气候和景观以及生存于其中的动植物和它们相互作用的损害，是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部分和凝载在生态环境上的社会公共利益(生态利益)人为的显著损伤。[3]“生活环境的损害”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没有争议，但“生态环境的损害”是否属于法律规定的环境污染的范围在学术界存在较大的分歧。有学者认为，生态损害不宜由侵权责任法调整，而应由环境保护法本身来解决。[4]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侵权责任法(草案)》第1、2次审议稿均将生态损害排斥在外。虽然《侵权责任法(草案)》第3次征求意见稿第65条将生态损害纳入其中，即“因污染生活、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法律规定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但在《侵权责任法》正式颁布时，关于生态损害的规定又被删除，从而使环境污染的范围是否包含“生态环境的损害”仍然没有能够在立法上加以解决。
对环境污染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例如，从作为规制环境污染基本法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以下简称《环境保护法》)第2条的规定可以看出，该法对环境的界定不限于生活环境，而是包括生态环境。因此，将《侵权责任法》中的“环境污染”理解为包括生态环境才不至于与《环境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发生冲突，同时也与逐步扩大保护客体的侵权责任法的发展趋势相吻合。[5]此外，环境保护法的规范并不足以应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并且《环境保护法》也不能取代《侵权责任法》在规制环境污染方面的积极作用。因此，将生态损害纳入《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的“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的范围是必要且合理的，[6]再说这一观念已经为我国立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所认识并接受。[7]
二、环境污染责任解析
《侵权责任法》第8章的标题是“环境污染责任”。在对该标题的理解中，有学者提出存在3种理解可能：(1)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了权利人的利益损害；(2)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的环境污染造成损害，而这种损害包括对权利人的利益损害，法律只要求行为人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害中的权利人损害承担责任；(3)要求行为人承担责任是因为行为人的行为引起了环境污染损害和权利人的利益损害，而所谓的侵权责任并不特指对权利人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而承担的责任，而是一般意义上的责任，相当于对侵权行为承担责任。[8]根据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的立法标题技术，在确立立法意图时，标题对其后面的条款起说明作用。[9]而在我国，将标题理解为是对后面条款意旨的归纳也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法律中的标题虽然对于相关法律条文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但毕竟只是理解法律条文的辅助资料，只有在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存在疑义时才有必要结合标题来进行解释。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完全可以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具体规定来进行。
根据《侵权责任法》第65条的规定，环境污染责任是作为特殊侵权责任加以规定的，其含义较为含糊，只能看成是对《侵权责任法》第8章标题的说明，并没有解决上述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理解的分歧。由于在法律中没有一个法律条文能够独立存在，往往只有当法律条文处于与它有关的所有条文的整体之中才彰显其真正的含义，有时将该条文与同一法律中的其他条款加以比较，含义也就明确了，[10]因此，对“环境污染责任”的理解不应当局限于《侵权责任法》第8章的4个条文，而应当结合《侵权责任法》的其他相关条文来理解。
从《侵权责任法》第1条关于立法目的的规定看，充分保护民事主体享有的合法权益是该法最主要的目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对侵权责任法保护的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进行了列举。由于权利是人的权利，换言之，权利总是依附于特定的主体，因此《侵权责任法》第3条规定“被侵权人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从《侵权责任法》这3个条文的规定看，无论是一般侵权责任还是特殊侵权责任，均以侵权人侵害特定主体的民事权益为条件。[11]结合《侵权责任法》第1-3条的规定可知，对《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不应作如下理解：(1)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污染了环境即应当承担责任；(2)除行为人的行为因污染环境造成他人的权益受到损害应承担责任外，行为人的行为污染了环境没有造成他人权益损害的也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上述理解均不妥当，也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的立法宗旨。
综上所述，“环境污染责任”是指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污染导致他人的人身、财产权益损害而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只是造成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的污染，那么就不属于《侵权责任法》第8章规制的范围，而应当由环境保护法加以规制。对“环境污染责任”作如此界定，既可以发挥运用侵权责任手段保护环境和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积极作用，又能够避免侵权责任制度功能的不适当扩大，进而避免侵权责任法与环境保护法在适用中产生抵触。
三、环境污染责任与不可量物侵害的关系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制定的过程中，如何使其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是众多学者关注的话题，其中不可量物侵害制度[12]的引入便是上述思想的反映。由于不可量物侵害与环境污染责任均能够发挥一定的保护环境作用，因此理顺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环境污染责任的适用。
关于不可量物侵害的性质，德国法学界提出了“相邻关系说”与“人格权侵害说”两种学说。[13]《物权法》第90条对不可量物侵害也作了规定。可见，在我国，不可量物侵害属于相邻关系的一种。
在发生不可量物侵害时，法律究竟应该提供何种救济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当前主要存在“侵权请求权说”、“侵害相邻关系说”和“物权请求权说”三种学说。由于相邻关系不是一种独立的物权类型，而是对不动产所有权或使用权内容的必要扩张或限制，因此，不可量物侵害不能产生独立的物权请求权，受害人也不能以相邻关系受到侵害为由寻求侵权责任法的救济。但是，有学者认为，在没有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因侵害相邻关系发生的纠纷，受害人可以以其不动产权利受到侵害为由，分别主张侵权责任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14]可见，在不可量物侵害纠纷中，受害人事实上可以根据具体情形选择侵权责任请求权或物权请求权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在英美法中，因为无物权请求权制度，所以不可量物侵害通常被归入侵权行为中，其法律效果以损害赔偿为中心。在大陆法中，各国法律对此的具体处理方式并不一致。《法国民法典》未对不可量物侵害作出规定，但经过判例、学说的共同努力，形成了规范相邻建筑物间、建筑物与土地间以及土地间所生的不可量物侵害的一般规则———近邻妨害法理，其实质是一种无过错侵权责任。[15]德国主要从所有权扩张或限制角度对不可量物侵害作了规范。其中，所有权人在以下情形中负有容忍义务：(1)对非重大之“无形侵害”；(2)对重大且当地所通行而又不能通过合适措施加以阻止之侵入；(3)对已许可之危险营业的侵入。但是，无形物(如煤气、蒸汽)即使为非重大或为当地所通行，也绝不允许通过专门管道而导入邻地。所有权人在以下情形中无容忍义务：(1)“可估量的”固体物侵入；(2)对重大但不为当地所通行之侵入；(3)对重大且为当地所通行，但能通过合适措施加以阻止之侵入。[16]《日本民法典》也没有对不可量物侵害作出规定，但日本司法实务界对相邻关系的判决有从权利滥用禁止原则向侵权责任制度发展的趋势，1960年日本世田谷区砧町发生的一起妨碍日照案件就表明了这一倾向。[17]另外，日本民法学界还在既有民法框架下发展出“容忍限度论”，这对不可量物侵害等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18]可见，虽然各国在处理不可量物侵害纠纷方面存在差异，但无论是侵权请求权还是物权请求权均可作为解决不可量物侵害的途径。
其实，在不可量物侵害导致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侵权请求权和物权请求权各自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此应当根据侵害发生的具体情形，承认物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的竞合。其中，在相邻不动产权利人之间，行为人违反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造成一定的妨害或损害后果且这种不可量物的妨害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那么应当根据《物权法》关于相邻关系的规定处理。如果不可量物的妨害超过正常人的容忍限度，造成受害人的损害，那么当事人可以在侵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中选择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佳救济方式。此外，依照《侵权责任法》第15条关于责任方式的规定可以看出，在物权受到侵害时，受害人除可以行使物权请求权外，还可以通过行使侵权请求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侵权责任法》第15条的规定对于不可量物侵害纠纷的处理同样适用。
注释:
[1][3][4]参见王世进、曾祥生：《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对话：环境侵权责任最新发展——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2]参见张新宝：《中国侵权行为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3页。
[5]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法(第2册)：特殊侵权行为》，台湾三民书局2006年版，第16页。
[6]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前就有学者对此问题作过深入分析。参见高利红、余耀军：《环境民事侵权同质赔偿原则之局限性分析》，《法商研究》2003年第1期。
[7]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页。
[8]参见徐祥民：《环境污染责任解析——兼谈〈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关系》，《法学论坛》2010年第2期。
对于环境污染的看法篇5
在一种维度上，“毒大米”属于质量监管层面的问题。超标大米绕过了各种监管环节，长驱直入，直到进入餐桌。而相关政府部门对于超标大米的品牌和厂家信息支支吾吾，也令公众非常不满。透过这一点，政府信息公开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亦可清晰看出。“毒大米”必须在出厂环节就被拦截下来——这是一个起码的要求。
若往深处观察，“毒大米”是当前土壤污染形势严重背景下的产物。去年10月的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显示，有关部门此前曾花了6年时间开展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该调查提出严厉警告：全国土壤环境状况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是造成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
“毒大米”是在被污染的土地上产出的。土壤环境得不到改善，“毒大米”就会一直侵害公众的健康。而土壤环境污染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至今却没有权威的数据公布。对于这些数据，有关部门抱着“内紧外松”的态度，不愿意公之于众。也正因此，关于土壤环境的防与治，舆论的呈现一直较为碎片化，没有完整的讯息。
长期以来，比之大气污染和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所受的重视程度似乎不如前两者。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更有可视性、可感性，而土壤污染缺少直观的感受，问题的暴露也不在于一时，但这几年中，关于土壤污染问题的揭示越来越多，也反映出污染形势日益严峻。有环境学者如此描述土壤污染的现状：中国土壤污染量大、面广且成分复杂，场地修复缺乏资金投入和科技支持，国家层面缺乏法规和技术标准，地方标准更是空白。这个描述，对土壤污染形势做了较为粗线条的诠释。
毋庸置疑，针对土壤污染的防治，是一个复杂、系统的工程。且防与治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防胜于治，是基本的道理，不仅节省成本，也减少对公众健康的伤害。国外实践表明，预防成本相对治理成本低很多。而在土壤环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污染的形势下，防与治须并行，平衡用力。
土壤污染防治的要务之一，就是要及时公开污染信息。土壤环境污染数据不公开，不利于公民树立环境保护意识，不利于土壤环境的保护与治理，政府部门也不能简单地以“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民的信息公开申请。相关政府部门的一些观念要改变，这不仅是舆论的要求，也是法律的要求。
土壤污染防治的另一要务，是要合理地投入资金。没有必要的投入，难以真正有到位的防治。环境污染当然要本着“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污染主体需要付出经济的成本，这一点毫无疑问。从政府的角度看，在政府的预算里，要为土壤环境治理给出必要的资金安排，且专项环保资金，需要用在“刀刃”上。当然，资金问题是一个要点，也是难点。
在土壤污染的防治中，更新、完善相关标准是又一项重要任务。倘若连污染标准都不清晰，又谈何形成完整的环境保护体系？从地方标准到国家标准，从填补空白到更新完善，这当中有许多事情要做。
关于土壤污染的防治，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快立法。《土壤环境保护法》已有草案，处于论证过程中。这部法律的法律定位、基本内容框架，都有待于继续博弈和推敲。从土地污染防治的现实需求来看，立法宜加速。以法律对相关主体作出明确约束，自然比散乱状态要进步很多。
对于环境污染的看法篇6
关键词:环境污染侵权;行政处理;法律救济;公益诉讼
几十年来,中国的经济已经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给环境造了巨大的压力。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环境污染逐渐加剧,由此导致的侵权与纠纷事件日益增多,环境污染侵权与纠纷已经在客观上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加强对环境污染侵权的法律规制、保障公民的受损权益,是建设和谐社会、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对环境污染侵权进行法律规制的意义
1.可促进环境保护
对环境污染侵权进行有效的法律规制,可以在国家法律层面对环境污染和侵权行为进行否定性评判,有效实现法律回应社会、调整社会的功能。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把环境保护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任务。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一旦发生污染事故,所造成的损害必然远远严重于人口相对较少的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对环境污染事故必须高度警惕,对环境问题要格外重视。通过法律的规定和在具体案件中的实际运用,可以使环境污染和侵权事件得到有效遏制,促进环境的保护。
2.可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环境污染对公民权益造成了严重侵害,由此造成的矛盾和纠纷已经在许多地方成为了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很多地方单纯追逐经济利益,而对造成的污染水源、大气、农作物的事件置之不理,甚至对污染行为加以包庇,使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受巨大损害,引起了群众的不满。要实现“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就必须加强对环境污染侵权的法律规制,实现法治化治理。
3.可促进社会经济的良好发展
很多人往往有一种误解,以为对环境污染侵权行为进行规制就是限制经济发展,也正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对污染企业屡屡进行包庇,逃避监管和打击。但换个角度来看,法律规制是对企业和经济发展的一种保障,可以使之保持健康,促进其发展。目前我国面临着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的根本转变,这就要求必须调整经济结构,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内涵生产,只有这样才能逐渐增强自身的竞争力,实现更大发展。因此必须提高自身技术能力,由资源消耗型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减少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和对环境的破坏,违背这一发展方向只会降低自己的竞争力和经济效益,从而逐渐被市场淘汰。对环境污染侵权加强法律规制可以促进企业的尽快转型,从而提升其水平和竞争力,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可以说,对环境污染的有效规制同时是对企业和经济发展的一种保障,是通过国家法律的运行对其进行促进和保护。因此,要认识到法律规制对企业的正面促进作用,摒弃狭隘的“地方保护”心理,加强法律规制,使社会经济保持良好的发展。
二、环境污染侵权法律规制要求加强法律救济
每一个环境污染侵权案件发生,都会造成比较严重的损害,其代价是惨重的,要恢复遭到破坏的环境,也许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损失通常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尤其是对人身权益造成的损害,将会给受害者的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所以,要对遭受环境污染侵权损害的受害者及时进行法律救济,使之得到相应赔偿,以体现对公民权益的维护。
1.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认定应实行无过错原则
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是指排污者因污染行为,侵害他人的生命权、健康权等人身权或者所有权、用益物权等财产权,从而导致的民事法律责任。[1]
关于环境污染侵权责任,我国《民法通则》和大量环境立法比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单项法律都作了规定,同时,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和国家环保部门有关行政执法解释也有相应的规则。但是,因环境污染提起的民事案件仍然出现大量久拖不决,或者屡诉屡败的情况,这不仅严重损害了公民的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而且极大地挫伤了人们参与环境保护维护自身权益的热情和积极性。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之前的有关立法存在一定的矛盾和冲突。
我国有关环境损害民事赔偿责任的规定分布于不同的法律中,关于民事责任构成是否以违法性为条件的规定并不一致。我国《民法通则》第124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看出,《民法通则》强调“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实质上是规定了行为人承担环境损害赔偿民事责任以“过错”为要件。而其他单行法如《环境保护法》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并未出现“违反法律规定”或“故意或过失”造成损害的说法,显然这里强调的是行为的危害性,而不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违反法律的规定。因此,依照《环境保护法》追究行为人的民事赔偿责任是不考虑主观因素的。法律规定的不一致,带来了一定程度的混乱,很多人认为依据民事责任的一般构成原理,只有违法行为才能产生民事责任,合法行为不能导致民事责任。[3]导致在侵权责任认定中执法者为到底应该如何定位环境标准、排污标准和质量标准的困惑。
2009年12月26日,《侵权责任法》已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自2010年7月1日起施行。《侵权责任法》第7条特别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第65条规定:“因污染环境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中也未出现“违反法律规定”或“故意”或“过失”等说法,这与《环境保护法》的法律规定是基本一致的。因此,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认定应当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在没有出现法定免责情况的时候,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排污单位,有无过错均应当承担责任。而且,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也应当选择适用《侵权责任法》和《环境保护法》的规定。
2.适当扩展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
《侵权责任法》通过之前,关于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仅限于人身损害赔偿和财产损害赔偿,并不包含精神损害赔偿。民法通则及有关司法解释虽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但其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因此,学界一直呼吁适当应放宽适用范围。由于环境污染侵权很多时候会对人的健康状况、生活条件等产生较大影响,进而严重损害其精神健康,因此,应当在侵权损害赔偿中引入精神损害赔偿。在新颁布的《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从而使赔偿范围包含了人身、财产和精神损害。但《侵权责任法》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必须是因侵害人身权益而造成的精神损害,而不包含侵害财产权造成的精神损害;同时,《侵权责任法》规定必须是构成“严重”精神损害,而对于什么是严重的精神损害赔偿,并未有详细规定和解释,需要以后的司法解释做进一步的具体规定或根据个案来加以认定。[4]可以看出,《侵权责任法》虽然明确了精神损害赔偿,但对其适用范围进行了过于严格的限定,难以实现精神损害赔偿对受害者的抚慰作用,因此,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应当进一步放宽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和条件。
侵权损害赔偿的目的在于弥补受害人因侵权行为所遭受的损失,因此赔偿必须也应该以实际损失作为确定赔偿数额的标准。法律规定因环境污染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方式计算。但是就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而言,在实践中,有一些财产损害是否应予赔偿难以确定。比如因农田被污染后,农作物不仅会减产,还会降低农田的肥力,为恢复正常的土质和肥力,需要追加肥料并进行长时间的改良。这些环境要素或场所的恢复费用是否应纳入损害赔偿范围经常会引发争议。为了更好的对环境污染侵权进行规制,应当将其纳入损害赔偿范围,以体现对侵权人责任人的惩罚性,另一方面也更能体现对受害者的保护和补偿。
3.完善损害赔偿的行政处理制度
我国现行的各项环境立法均规定赔偿纠纷可以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调解处理,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比如《环境保护法》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保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因此,环境污染赔偿纠纷有两种程序:申请行政机关调解;向法院。
但是,我国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环境污染侵权纠纷的调解却又缺乏具体化的制度规范,以致环境保护部门不能公正、有效地依法开展工作。我国环保部门对环境污染赔偿纠纷“处理”行为在法律上的性质并不清晰,有的实行行政调解,有的实行行政裁定。在由此引起的诉讼活动中,地方法院的做法也不尽一致,有的作为民事案件,有的作为行政案件。[1]从环境侵权损害赔偿的具体情况和困难来看,由主管环境保护的行政部门来处理环境纠纷具有许多优点,能给当事人带来很大方便,也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目前将行政处理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程序,会严重影响环境保护部门解决纠纷的积极性,造成环境污染纠纷案件久拖不决,社会矛盾激化。[2]因此,这个规定遭到了法学界许多学者的批评。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具有对环境污染进行整治的职责,在对污染案件履行法定职责的同时,对污染所造成的侵害有更为直接的了解,由环保部门进行赔偿的处理可以使赔偿更为便利和迅捷,使受害者更早得到赔付。同时,环境污染案件经常会涉及到物理、化学、生物等多个专业领域的内容,这造成了环境污染侵权认定的困难。现实中大量纠纷难以得到及时处理和有效赔付,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即由于在环境监测、技术分析方面存在障碍,而环境保护部门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对污染的认定和损失的确定具有天然的优势。正因为此,日本的《公害纠纷处理法》专门对公害纠纷的处理程序、如何对公害健康受害者予以补偿进行了规定,明确了有关受案范围、主管机关、处理程序、效力等内容。其处理方式分为和解的斡旋、调解、仲裁以及裁定,行政机关可借助行政权的作用,斡旋于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使受害人早日获得赔偿,从而解决因诉讼拖延和烦累致使受害赔偿缓不济急之难题。[5]因此,鉴于行政主管部门处理环境纠纷的优势,我国可以设立独立、专门的处理环境损害赔偿纠纷的机构,建立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使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更加便利,以此加强对受害者的救助。
三、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对资格的规定,都要求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人身权或财产权受到侵害,而且必须有直接利害关系,才能有资格提讼。传统的诉权理论在面对很多问题时,出现了困境:受害人不确定而难以确定具体的受害人,或尚未对具体个人造成人身财产损害,但确实在客观上对环境或公共事物造成了损害,此时难以提讼。比如现实中污水废气的大量排放对公共环境造成了损害,但尚未对具体个人造成人身损害时,无法追究其责任。而环境污染的侵害,往往是先作用于水、大气、土壤等载体,然后再作用于受害人,具有间接性,因此,环境污染对人身及财物的损害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露出来。[6]
由于环境污染损害的间接性导致污染损害在短时间内难以判断,但当污染侵害开始表现的时候就往往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现在国内频频出现的癌症村,就是由于开始的忽视,导致水源河流或大气被严重污染导致癌症频发。此时再寻求侵害赔偿也难以挽回巨大的损失,而且此时巨大的赔偿责任也使责任人难以承受而往往选择逃避。因此,公益诉讼制度一方面可以在社会利益受到侵害而又无人追诉时由特定机关对侵害人进行有效的追诉,更为重要的是,公益诉讼制度可以尽早地介入环境污染事件中,使损害降低到最小,有效维护社会公益。
构建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目前最为可行的途径是赋予检察机关公益诉讼权,建立检察机关参与公益诉讼的相关制度,变事后监督为事前防范。当然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在制度上仍有障碍,需要进行检察制度、司法制度的变革,对检察院组织法、诉讼法等部门法进行相应修改,赋予检察机关职权,理顺权力运行机制。
四、结语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能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树立新的发展观首先要坚决抛弃传统的发展观念,牢固树立和提高社会发展意识。[7]因此,应当在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的同时,加强对经济发展中环境污染侵权的法律规制,通过对环境侵权受害者提供法律救济途径和手段,建立完善的公益诉讼制度,构建严密的法律体系,发挥法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使经济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中良性发展。
当然,对环境污染侵权的法律规制还需要加强环境污染的预防,确立预防为主的指导思想。预防为主就是要从源头抓起,防患于未然,完善监控机制,加强环境执法,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减少环境污染的侵害。环境污染侵权的法律规制还应当动员公众的参与,广泛借助公众力量,强化民主法治的监督约束机制。同时适当加大对环境污染侵害的惩罚力度,在未造成严重损害时便使之付出较重的代价,强化其环境保护的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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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艳芳.关于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的思考[J].法学杂志,2005,(2).
[3]徐丰果.论环境污染侵权民事责任之构成及环境污染损害之救济[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4]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解读[J].司法业务文选,2010,(1).
[5]陈泉生.论环境纠纷的行政处理[J].法学论坛,1997,(3).
对于环境污染的看法篇7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进行了大幅修改。这次修改降低了“污染环境罪”的入罪门槛，扩大了其适用范围，增强了刑法在惩治环境污染行为方面的威慑力。但是，本次修改仍有不少疏漏之处。例如，《刑法修正案（八）并未给出“严重污染环境”的判断标准，也未明确“有害物质”的范围，其量刑设计也沿用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的规定，并未结合实践需要进行适当调整。“两高”应采用司法解释的方式，对本次修改存在的诸多疏漏予以补救，以回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更好地发挥刑法在打击环境犯罪，保护环境法益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关键词：污染环境罪；立法缺失；司法解释
中图分类号：D924.3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5831（2013）04013304
近年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频繁发生，但肇事者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却屈指可数。2011年2月，《刑法修正案（八）》颁布，该修正案第46条对《刑法》第338条进行了修改。为配合《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两高”于2011年4月出台了《关于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的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规定以“污染环境罪”替代《刑法》第338条之“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罪名。上述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司法实务部门的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补救了原有规定的不足，使“污染环境罪”的法律规定更为合理。但是，《刑法修正案（八）》中对“污染环境罪”的修改尚有疏漏，导致《刑法》第338条的规定也不尽完备，因此，还需要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予以补救。
一、《刑法修正案（八）》对原《刑法》第338条的修改及其评析
原《刑法》第33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刑法修正案（八）》将其修改为：“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法律是对社会生活的回应。《刑法（修正案八）》对原《刑法》第338条的改动对于遏制频发的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打击环境资源犯罪，更好地保护环境资源法益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相较原来的规定，《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刑法第338条的规定进步明显，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新《刑法》第338条的规定扩大了刑法保护的环境资源范围。原《刑法》338条用列举的方式，将“土地、水体、大气”明确为刑法保护的环境资源，而《刑法（修正案八）》则通过删除具体的环境资源类别的方式，取消了原来的限制，将应受本条规定所保护的环境资源范围进行了扩张，也相应地扩大了应受《刑法》保护的环境资源范围。
另一方面，新《刑法》第338条的规定扩大了应受惩罚的不法行为范围。按照原来的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具有危害物性的“废物”的行为才有可能构成本罪。换言之，如果违反国家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具有危害物性，但不是“废物”物质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中将“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质”。根据《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1―2007）中术语部分的规定，危险废物是指具有腐蚀性、急性毒性、浸出性、反应性、传染性、放射性等一种及一种以上危害物性的废物。而“有害物质”是在其生产、使用或处置的任何阶段，都具有会对人、其他生物或环境带来潜在危害特性的物质。由于后者的范围要远远大于前者，因此，新《刑法》第338条的规定无疑扩大了应受打击和惩罚的不法行为范围。这种扩张既满足了司法实践的需要，又有利于更好地打击和惩罚污染环境的犯罪，对于更好地保护环境法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1]。
此外，新《刑法》第338条的规定还降低了本罪的入罪门槛。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用“严重污染环境”替代“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按照新的规定，就本罪的构成要件而言，只要是严重污染环境就有可能构成本罪，在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危害后果等方面并无过多要求。因此，新《刑法》第338条规定的入罪条件要比之原来的条件低。
二、本次修改的缺失及其危害
上述修改呼应了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也响应了司法实务部门和环保实践部门的需求，但《刑法修正案（八）》对原《刑法》第338条规定的修改尚有不足，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之规定也还有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
首先，“严重污染环境”行为的认定标准不明。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出台了《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解释通过列举的方式，对《刑法》原338条中规定的“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和“后果特别严重”进行了解释。该解释第1条规定，致使公私财产损失三十万元以上的；致使基本农田、防护林地、特种用途林地五亩以上，其他农用地十亩以上，其他土地二十亩以上基本功能丧失或者遭受永久性破坏的；致使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死亡五十立方米以上，或者幼树死亡二千五百株以上的，均属于“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两高”通过这种定量化解释的方式，明确了“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认定标准，从而为司法实践中认定罪与非罪，以及罪行的社会危害程度提供了明确的判断依据和标准。但是，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用“严重污染环境”替换了原“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和“后果特别严重”的规定。也就是说，《关于审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解释的法条已发生重大变化，如果继续沿用原来的标准认定“严重环境污染”已明显不妥。事实上，违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都有可能对环境资源造成污染，而这种污染严重到何种程度始为犯罪？《刑法修正案（八）》并未给出具体的规定，“两高”《关于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五）》的司法解释也未涉及这个问题，这种情况违背了立法者改善本罪的可实施性的初衷，也易导致司法实务中判定“罪”与“非罪”的困难，严重影响本罪的可实施性，实为本次修改的一大缺失，亟需补救。
其次，“严重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被排除在本罪之外。违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不但可能造成环境污染，还有可能破坏自然资源。事实上，很多自然资源与其依附的生态环境之间是很难截然分开的，因此，既应将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不法行为纳入本罪的打击和惩治范围，也应将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从而导致自然资源被严重破坏的不法行为也纳入本罪的打击和惩治范围。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仍然没有充分考虑到环境与自然资源之间的生态联系，从而将“严重破坏自然资源”排除在本罪的保护范围之外，实为本次修订的又一缺憾。
再次，“有害物质”的认定标准不明确。原《刑法》第338条在规定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对象时，采用了列举加“兜底条款”的方式，用“其他危险废物”的表述，对排放、倾倒或者处置对象的范围进行了扩张。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沿用了列举加“兜底条款”的方式，在保留“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的基础上，用“其他有害物质”替换了原来的“其他危险废物”。但从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和“两高”的司法解释看，本罪中“有害物质”的认定标准仍不明确。“有害物质”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字面意思看，凡是可能对人的身体和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的物质都是“有害物质”。那么，违法排放、倾倒或处置有可能对人的身体和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的物质，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行为都应当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但是，根据现行环境立法，“有害物质”的立法尚不统一，“有害物质”的范围也并不明确[2]。现行环境立法中既有“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也有“有毒有害物质名录”，还有部分行业协会制定的行业内部的“有毒有害物质一览表”。而且，现行环境立法也往往用“有毒有害物质”来统领“有毒物质”和“有害物质”。事实上，“有害物质”和“有毒有害物质”也并非完全重合。由此可见，本条规定中“有害物质”的认定标准尚不明确。
最后，本罪量刑设计不合理。从《刑法修正案（八）》对本罪的修改和“两高”做出的司法解释看，加大对污染环境行为的惩治力度是本次《刑法》338条修改的本意。但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却仍然保留着原来的刑罚规定。笔者认为，这种规定极不合理，不利于切实保护环境资源法益。违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具有极大的弹性，即严重环境污染可能造成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和环境危害具有极大的弹性，因此，构成本罪的不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就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而法定最高刑仅规定为7年，实难体现对本罪中严重污染环境，造成极其严重后果的不法行为的惩罚，也与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基本原则相背离。
三、对《刑法》第338条的司法解释补救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的修订并不尽如人意。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司法解释在法律具体适用过程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刑法》第338条的立法缺失完全可以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予以补救。
首先，明确“严重污染环境”的认定标准。《刑法》第338条中“严重污染环境”的表述内含着定性和定量的双重要求。在定性上，本罪的不法行为需对环境造成了污染，在定量上，本罪的不法行为所造成的环境污染需达到“严重”的程度。而该用何种标准判断环境是否被严重污染也就成为了司法实践的难题。为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困难，“两高”应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事实上，“严重污染环境”最直接的后果是环境质量的下降，而现行环境立法中，中国已制定了国家环保标准、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等一系列立法。特别是国家环境质量标准立法，更是将环境质量标准细分为空气质量标准、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等十一项子标准。应该说，从立法层面看，中国的环境质量标准体系立法已基本齐备；从环保实践层面看，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在执法中也早已依据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对排污行为进行认定，对环境质量进行判断。综合上述分析，笔者建议，应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规定依据现行环境质量标准作为判定“严重污染环境”的标准和依据。
此外，在本罪中，不法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后果具有较强的迟滞性。实践中，污染环境的行为既可以表现为突发性的环境污染，也可以表现为继发性或渐进性的环境污染，对于第二种情形往往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造成严重后果[3]。也就是说，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所导致环境污染的后果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司法解释需充分考虑环境污染所致损害后果的迟滞性特征，只有这样，才能切实解决当下污染环境行为“定罪难”的问题，保证本条规定的实施。
其次，以适当的方式将“严重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纳入本罪。非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可能直接或间接地破坏自然资源，而这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现行刑法未予以明确。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之间存在非常紧密、复杂的联系。事实上，上述行为既可能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有可能对自然资源造成严重破坏。考虑到法律的稳定性，暂时不宜对《刑法》第338条做大的修改。综合以上考虑，笔者建议，可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严重污染环境”做扩大化解释，将其外延拓展为既包括“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包括“重大的自然资源破坏”。通过对“严重污染环境”的扩大化解释，既可使现行法律规定更加周延和科学，又能将非法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有害物质的行为也纳入本罪惩罚对象的范围，还能在保证法律稳定性的前提下，补救现行法律规定的缺失。
再次，对“有害物质”的认定标准予以明确。修改后的《刑法》第338条，将“其他危险废物”改为“其他危险物质”，扩大了该罪的适用范围，有利于改善当下严重污染环境的现状，但是，对于本罪的适用，司法解释应当对于“有害物质”的确定标准列出比照名目，以保障本罪的可实施性，同时还需要注意与刑法339条等相关法条的协调性。事实上，卫生部在2003年就制定了《医疗废物分类目录》，此外，环保部和国家发改委在2008年联合制定了《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其中，《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第4条还规定：“未列入本名录和《医疗废物分类目录》的固体废物和液态废物，由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根据国家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具有危险特性的，属于危险废物，适时增补进本名录。”此外，《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第8条还对危险废物的危险特性进行了具体规定，即危险特性是指腐蚀性、毒性、易燃性、反应性和感染性。需要指出的是，危险物质并不等同于危险废物，因此，不能完全按照现有的规定对排放、倾倒或者处置的物质进行认定。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和《医疗废物分类目录》作为判断《刑法》第339条中“其他危险物质”的依据，同时还应规定，如果根据国家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具有危险特性的物质，均属于“危险物质”的范畴。
最后，重新设计环境刑事法律责任的规定。就现行规定看，最高刑仅为7年已经既难以适应环保实践的现实需要，更难以遏制严重环境污染犯罪频繁发生的趋势。污染环境有可能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其社会危害性也具有很强的弹性，但现行刑罚的量刑幅度却较小。因此，应本着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适当拓宽本罪的刑罚范围，加大环境刑事法律责任的弹性。笔者认为，应当充分考虑本罪中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巨大弹性，在遵循“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适当拓宽本罪的量刑幅度，上提法定最高刑。
参考文献：
[1]曾瑾.对《刑法修正案（八）》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修改的思考[J].学理论，2012（4）：78-83.
对于环境污染的看法篇8
北京风光，千里朦胧，万里尘飘，望三环内外，浓雾莽莽，鸟巢上下，阴霾滔滔！车舞长蛇，烟锁跑道，欲上六环把车飙，需晴日，将车身内外，尽心洗扫。空气如此糟糕，引无数美女戴口罩……
今年全国两会上，环境保护话题成为最热门话题之一，代表和委员的议案提案和建议强烈而迫切。
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入宪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这同党的十报告一脉相承。“生态文明”也成为2013年全国两会热词。
安徽代表团在《关于设立“美丽中国”区域实现模式滁州试验区的议案》中指出，建设美丽中国既要有统筹规划和顶层设计，更要有试点经验和板块突破，建议设立“美丽中国”区域实现模式——滁州试验区。据介绍，滁州是安徽的东大门，西接中西部地区，东邻长三角，地跨长江、淮河两大流域，地理和生态环境兼具多样性和典型性特点。
在安徽代表团小组审议中，六安市市长毕小彬代表建议中央财政加大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力度。铜陵市委书记宋国权代表建议制定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环境修复扶持政策。池州市市长赵馨群代表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建议国家出台差别化政策，对于生态建设领域和项目给予资金和税收上的优惠，“用利益导向推动生态建设，推动低碳城市建设。”
这一话题也在贵州代表团引发热议。中共十八届中央委员，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代表建议进一步实施退耕还林政策，治理石漠化、沙漠化，同时强化环境执法。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代表针对贵州生态脆弱的实际，建议中央预算安排考虑贵州的情况，加大支持力度。
在河北代表团分组审议中，承德市市长赵风楼代表说，应大力发展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加强生态环境文明建设。河北农业大学校长王志刚代表建议，加强对京津冀地区生态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促进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
来自广东团的王如松代表希望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写入宪法。“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大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特别是在节能减排、优化国土空间、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以及保护海洋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但是，从长远来看，要让享有美好环境成为每个公民的权利，让保护环境成为每个公民的义务，还是有必要将相关内容写入宪法。”今年65岁的王如松是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已致力于生态环境研究数十年。在他看来，入宪是转变一些地方政府“GDp至上”发展方式，从源头上治理生态恶化的需要，“在一些地方，口号是生态，行动是经济。干部考核主要看经济成绩”。
“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充分保障公民的环境权。”王如松认为，环境权是公民在安全、健康的环境里生活的权利，是免于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权利，是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环境权写入宪法，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在他看来，环境权入宪是国家保障人权和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已包含环境权的实质内容和要求；有助于受害者维权，有利于单行法中对环境权进一步细化，使公民正当环境权益得到维护，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可以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等。
王如松表示，在他领衔、陈敏等代表附议的《关于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权入宪的议案》中，建议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改为“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后增加：“人人都有在安全、健康的环境里生活的权利，同时也有为当今和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的义务。”
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
到3月11日大会规定的议案截止时间，全国人大代表共提出议案401件，其中有关立法方面的393件，监督方面的5件，其他方面的3件。有关环境保护的立法提案成一大热门。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古今来律师事务所主任吴青表示，“为了建设美丽中国，应尽快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吴青早在当广东省人大代表时，便对土壤污染问题作过深入调研。她向记者列举了近日互联网上被关注的“中国癌症村地图”，来说明土壤污染的危害。“环保公益人士制作的图表中，村子数量被认为超过200个，这说明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何等严重。”吴青解释说，各种有害物质在土壤中积累后，被植物或者动物、禽类吸收，间接被人体吸收，危害人体健康。
在议案调研中，吴青遇到很多困难：相关土壤污染数据无法获得，因此土壤污染产生的危害情况无法了解得更详细、深入。她从环保部的《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国务院印发的《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及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等文件中感受到环保现状不容乐观。“最大的问题在于，现行有关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分散而不成体系，缺乏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吴青认为，宪法、侵权责任法、刑法、农业法、环保法、土地管理法等主要保护的是农业用土壤污染防治，均未全面覆盖各类用地保护，特别是法律责任方面，规定明显不足。
据悉，环保部已于2012年初启动了土壤环境保护法规的起草工作。在议案中，吴青等代表建议建立土壤污染标准、污染风险评估、污染检测、污染治理与修复、公众参与等制度，明确土壤污染的民事、行政、刑事责任。
治理大气污染刻不容缓
农工党中央的提案指出，目前我国“污染减排手段”与“空气质量改善”严重脱节，建议各级政府建立pm2.5监测、评价及考核的具体规范，并将考核结果纳入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行政问责。
我国污染物防治目前实行的是属地控制，但现在出现的综合性污染、复合型污染则是由区域共同作用形成的，按行政区防控大气污染的方式不尽理想。3月5日提交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关于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提出，加强pm2.5监测和信息，实施多污染物协同控制，开展区域联防联控。
如何开展区域联防联控？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政协主席付志方建议，由国家大气污染治理主要责任部门牵头，有关部委和相关省市共同参与，明确责任主体，通盘研究、规划。同时，对污染联防联控工作的所有方面与预期目标作出全面安排，其中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调整以及生态环境建设等内容要有刚性的量化指标。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口腔医院教授俞光岩在这次两会上也重点关注治理大气污染问题。他建议，由环保部、卫生部、科技部共同设立空气污染与人口健康专项科研项目，研究城乡空气质量与相关疾病的关系，提高与空气污染相关疾病的防治水平。
全国政协委员、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谢晓尧认为，防治大气污染，应大力推进完善相关立法工作。
谢晓尧建议尽快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完善配套法律法规，构建适合我国发展阶段的、适度超前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律体系，“通过完善立法，严格依法追究污染者的环境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朝阳糖尿病医院院长王执礼委员建议，将大气污染物总量控制、环境质量改善的情况作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作为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管理、绩效评定的重要依据，严格实行空气污染行政问责制和“一票否决”制。制定单行的环境损害赔偿法，明确环境损害责任承担主体、赔偿责任范围、责任承担方式、救济途径等基本制度。将环境和生态系统的公益损害与公民的私益损害，列入赔偿范围。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广东有限公司董事长徐龙认为，在大气污染形势严峻的情况下，加快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已刻不容缓。徐龙说，1987年制定、1995年和2000年两次修改过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主要存在6方面不足：立法理念上，过于依赖行政手段，缺乏从源头、全过程控制大气污染的理念；重要制度及标准缺失，缺乏可操作性；没有建立环境考核评价指标体系，缺乏问责条款；机动车污染监管不够得力；法律责任部分多为刑事责任，过于单一、僵化，实施效果不理想；信息化治污有待加强。徐龙认为，现行大气污染法缺乏治污信息公开的规定，导致实践中信息监测及公布手段单一、渠道狭窄、僵化，无法有效借助互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
记者看到，徐龙等代表在《关于加快修改大气污染防治法》的议案后附上了大气污染防治法草案，共8章137条，而现行大气污染法仅7章66条。该议案主要修改内容为：完善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完善机动车污染防治规定、建立政府环境问责机制、建立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等。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建议：将水利、环保、国土资源中涉及环保的相关职能合并在一起，赋予大环保部更多职能与权限；之后，实现环保部门的垂直管理，让相关政策真正落地。
有评论认为，虽然环保部门一路从环保局升格到环保总局，直到环保部，但一直以来，环保部门是缺乏强硬执法手段的“软衙门”，这种局面必须得到改变，正在修订的《环境保护法》有必要授予环保部门强制执法权，让环保部门成为对污染企业拿得出强力反制手段的“硬衙门”。环保部门的确应被授予更大的权力。另一方面应该发挥公众监督污染、监督监督者的作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益诉讼应该“松绑”，让民间力量通过诉讼、索赔，对污染企业形成有效的震慑。
联防联控跨省水污染
对于环境污染的看法篇9
市场和政府是配置资源的两种基本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市场主体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市场的功能在于通过商品、劳务、要素等的供求变化决定价格，使价格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利益的大小，进而影响市场主体的生产营销活动。同时，由于竞争，其商品或劳务质优价廉的市场主体将获得较大利益，反之获利就少，甚至破产。可见，价格和竞争机制推动着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在西方经济学中，市场被称为“看不见的手”，它通过价值规律指挥着经济高效运行。然而，市场也有其自身的缺点和消极方面，存在某些“失灵”的领域。在这些市场“失灵”的领域，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经济法规等发挥作用，主要表现为制止垄断、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施税收，调节收入以及保护环境资源等。因此从经济学观点看，市场经济不过是由民间通过市场自由交易实现一般性的“私人物品”（privategoods）的有效率生产，而由政府负责环境、国防、公安、公平正义等“公共物品”（publicgoods）的供给的制度（注：樊刚：“作为公共机构的政府职能”，载《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1—13页。）。
环境问题的重要特点，在于其“外部不经济性”，即市场主体行为对环境资源的不利影响由该行为主体以外的第三方-他人或后代人-承担。在海洋鱼类、公共牧场以及空气、水等共有资源、公共物品方面，“外部不经济性”表现得非常明显：如果市场主体均可以任意、无偿、无限制地开发、利用共有资源或向环境排放污染物，则从短期来看，每个市场主体都可以不断地从其过度开发、利用环境资源或排污行为中获得全部正效益，而由此产生的负效益则分摊给其他的开发、利用者以及后来者。这样，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每个市场主体都会无节制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其结果，从长远来看，多个市场主体的共同行为必然导致环境资源的枯竭、污染、毁灭，对全体开发、利用者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共有物的悲剧”。
显然，由于环境问题具有“外部不经济性”，使得市场主体在决定不同层次的生产、投资、消费等活动时，往往只从自己的角度考虑所面临的各种选择的成本和收益，而对经济活动中所需的环境要素（如空气、水、环境的纳污能力等）的投入和产出，特别是由此产生的广泛的社会后果（如对财产、人体健康、生产生活活动、环境舒适性以及环境美学价值的损害等），却没有或没有完全折合成与该市场主体有关的成本和收益，因而不能很好地影响其决策。而且，在竞争的压力下，市场主体即使意识到了其活动给社会造成的环境成本代价，只要其行为不受社会的严厉惩罚，也往往置之不理，而是将该环境成本转嫁给他人和未来。正因为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代价不是由开发利用者承担、污染环境的代价不是由污染者承担，他们就不愿花费大量钱财来保护自然资源、防治环境污染。由此，保护自然资源、防治环境污染也就成为市场经济的“盲区”，而“外部不经济性”则成为环境问题的重要经济根源。
针对上述情形，联合国《21世纪议程》强调指出：“环境费用应该体现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定上。现在的趋势是把环境作为‘免费品’，并把代价转嫁给社会的其他部分，转嫁给其他国家或未来几代人。这种趋势应该逆转”（注：《21世纪议程》，载《迈向21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因此，面对市场在环境资源领域的“失灵”，政府必须加以干预，采取有效措施保护环境资源，鼓励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即通过促使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达到社会所期望的环境目标。这就是“经济发展靠市场，环境保护靠政府”的道理，也是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至于环境问题中属于“政府失灵”的部分，如在政策（包括部门政策和综合性政策）制定过程中和建设项目决策过程中忽视正当的环境利益，则需要通过司法审查以及民主机制如投票选举、公众参与决策等加以纠正。
为了实现环境问题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而设计的环境政策与法律体系主要有三种类型：“直接控制型”、“间接调控型”和“自我调控型”。
所谓“直接控制”，即制定和实施环境资源法律法规，包含环境预防法律制度、环境管制法律制度和环境侵权救济法律制度等部分，其主体是环境管制法律制度即“命令和控制”措施，同时也为经济计划、经济手段、宣传手段等措施提供法律框架和基本保障。就应用范围来看，该措施主要应用于污染控制，在自然资源管理中也有一定应用。其突出特点在于其技术性、严格性、强制性，即污染环境者或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者必须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否则会经由司法或者行政管理程序而受到民事、行政乃至刑事制裁。美国是采用“直接控制”模式的典型国家，其“命令和控制”手段可以概括如下：确立法规标准-颁发许可证-监督实施-对违法者进行制裁。
在经济计划方面，由于环境问题主要来源于经济活动，而各国政府-无论是在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还是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都对其本国的经济发展施加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各国“政府在制定经济、社会、财政、能源、农业、交通、贸易及其他政策时，要将环境与发展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注：《21世纪议程》，载《迈向21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不应当危害支持地球生命的自然系统：大气、水、土壤和生物”，“要求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必须确保经济增长绝对建立在它的生态基础上，确保这些基础受到保护和发展，以使其可以支持长期的增长”（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编，《我们共同的未来》，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第16—17页。）。而促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各种经济计划以及企业的生产计划同时反映生态环境的要求，是保护环境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
所谓“间接调控”即采用经济手段，其实质在于按照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和“污染者付费原则”，通过市场机制，使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生产者、消费者承担相应的经济代价，从而将环境成本纳入各级分析和决策过程，促使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环境资源者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选择更加有利于环境资源的生产、经营和消费方式，同时也可以由此筹集一笔资金，由政府根据需要加以支配，以支持重点污染源的治理、区域环境的综合整治、污染防治基础设施的建设、救济某些环境受害者以及扶持对环境有益的清洁工艺技术的研究、开发、推广、应用等，改变无偿或者低价使用环境资源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他人及子孙后代的传统作法，从而有利于经济、社会、环境与资源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政策目标的充分实现。
从理论上看，“间接调控”的经济手段主要有征收环境费制度、环境税收制度、财政信贷刺激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环境标志制度、押金制度、执行鼓励金制度以及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等，其中每一种手段、制度的设计功能通常为筹资、经济刺激或二者同时兼有。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看，环境费以外的其他经济手段、经济制度都以经济刺激为主-表现为促进环境资源（包括环境纳污能力资源以及各种自然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效率的提高，促使污染者采取污染防治措施、采用有利于环境的清洁工艺技术从而实现环境外部不经济性的内部化等；环境费除具有筹资功能外，在收费标准足够高时则同时兼有筹资与经济刺激功能。
环境费是指根据环境资源有偿使用原则和污染者付费原则，由国家这一所有者授权的代表机构向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或个人依照其开发、利用量以及市场供求关系所征收的相当于其全部或部分价值的货币补偿，从整体上可以分为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资源补偿费以及向环境中排放污染物、利用环境纳污能力资源的排污费两种。至于对集中处理的污染物依其性质和处理量收取的用户费，本质上是向处理者如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交纳的服务费，不属于环境费范畴。
环境税与环境费概念极易混淆，但二者迥然不同。环境税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资源而凭借其主权权力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的程度进行征收，或对保护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保护的程度进行减免的一个税种。其主要形式有燃料环境税如碳税、硫税、co[，2]税、so[，2]税，污染产品税如含cfc[，s]产品税，产品差别税如含铅／无铅汽油税，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行为调节税如土地增值税、矿产资源税、开发森林税以及对污染防治设施、污染防治技术的开发及推广项目等提供税收优惠等。
进一步研究环境费与环境税的关系，可以发现二者是有本质区别但又可以并行不悖的概念：支付环境费是因为从国家取得了环境资源（包括环境纳污能力资源以及各种自然资源）的所有权，特别是使用权，它通过产品价格发生作用，可以发挥筹资、再分配和经济刺激功能。从法律关系的角度来看，它是有偿的、对价的，基本上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而缴纳或减免环境税则是国家对开发、利用、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行为进行调节的需要，它直接影响收入和营利，主要发挥经济刺激功能，即鼓励企业安装污染防治设施，发展清洁生产，实行综合利用，抑制对环境资源不利的经济活动，使遵守环境资源法的企业在经济上得到实惠等。环境税具有一般税收的无偿性、强制性和固定性特点，从法律关系上看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环境税具有专项税收性质，只能用于环境保护。作为国家专项税收，环境税原则上应当由税务机关征收，但考虑到其科学技术性等特点，由税务机关委托环保机关代为征收是必要的、可行的。
财政补贴对环境资源的影响也很大。不适当的政策性补贴如因能源价格偏低而提供的补贴会导致浪费严重、利用效率低下，不利于技术进步，会加重环境资源的污染与破坏，因而背离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应予以调整。而由中央及地方政府帮助修建污水处理厂等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向采取污染防治措施以及研究、开发、推广、应用清洁工艺技术的企事业单位提供赠款、贴息贷款等财政、信贷刺激则是促进污染防治、使面临困难的企事业单位逐步达到环境标准的重要途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纳污（自净）能力作为一种十分稀缺的特殊自然资源和商品，是国家所有的财富。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政府通过发放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实质上出卖的是环境纳污（自净）能力资源（注：王明远：“市场经济下的环境法制初探”，载《可持续发展之路-北京大学首次可持续发展科学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6页。）。环境纳污（自净）能力资源的商品化，可以促使污染者加强生产管理并积极采用对环境有利的先进的清洁工艺技术，以降低能源、原材料的消耗量和排污量，从而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而且，节余的排污指标可以用于扩大生产规模或有偿转让，有利于环境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环境的改善。可见，政府控制下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应是市场体系的特殊组成部分，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方法。在该排污权交易市场中，同一企业集团下属的不同企业，不同企业集团、不同行业的企业，甚至环保组织，均可作为市场主体。
环境标志是一种张贴在商品或其他包装物上的图形，属于证明商标。它在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架起了一座传递环境信息的“桥梁”，向消费者表明该产品不仅质量合格，而且其生产、使用和处置过程也符合国家环保要求，可以促使广大消费者通过选购商品而间接参与环境保护。
实行环境标志制度，就是根据有关环境标准和规定，由国家指定的认证机构确认并颁发环境标志和证书，从而证明某一产品符合环保要求，对生态环境无害。由于认证标准包含资源配置、生产工艺技术、产品循环利用以及废弃物处理等各个方面，因此该制度的实施是对产品全过程环境行为进行控制管理，是推行清洁生产、落实污染预防原则的有力手段。就企业方面而言，实行环境标志制度可以为其调整产品及产业结构、开发新产品、治理污染等活动提供资源合理配置、清洁工艺技术、最佳处理技术、资源循环利用、污染治理技术和设备等方面的信息和导向，并且有助于持有环境标志的企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打开产品销路和克服环境标志贸易壁垒，更好地参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竞争。总之，环境标志制度已成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工具，在发达国家应用普遍，效果良好，在中国也已开始施行。虽然其常常在国际贸易中成为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而受到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批评和反对，在操作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但总体上还是应当肯定的。
押金制和执行鼓励金也是较为常见的。所谓押金制是指对可能造成污染的产品如啤酒瓶、饮料瓶等加收一份押金，当把这些潜在的污染物送回收集系统而避免了污染时即退还这份押金；执行鼓励金包括违章费和执行债券两种形式。所谓违章费即对违反环境法律法规的污染者依其违法行为获利的大小而收取一定的金额；执行债券也叫保证金，是政府为了使污染者遵守环境法律法规而预先收取一定的金额，一旦遵守了有关法律法规即退款。此外，政府优先采购环境无害产品以及实行环境损害责任保险等也都具有明显的激励作用。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只能在环保水平较高、市场特别是保险市场功能完善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充分运用。
最后一种模式为“自我调控”，即通过宣传、教育、合作与交流等，鼓励公众、非政府组织、工业企业改变其环境行为。一般说来，某一国的直接管制越严厉，经济技术水平越高，人们的环境意识越强，该模式发挥的作用就越大。
就“直接控制”与“间接调控”、“自我调控”的关系来看，应当属于主从关系。以下简要分析之。促使企业技术进步、落实清洁生产和预防性原则，保护环境资源的因素，包括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除了利润最大化这一内在动力外，直接行政控制的强制性和经济手段的强有力刺激等外部条件均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一般来说，行政控制的适用具有普遍性、基础性的特点，而且随着经济技术水平的提高，强制性措施的可行性和效果均会增强。而经济手段的适用则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补充性：某些对公众身体健康危害极大的污染物，如有毒化学品、重金属等，经济手段失去了应用的前提，行政手段成为唯一的控制手段；有些经济手段如加速折旧、补贴、税收优惠等，本身并不能使进入环境的污染物减少，也不能使安置污染防治设施有利可图，而只是减少了污染者在防治设施上的开支，使直接行政控制的严厉性有所缓和，如果没有强制性措施作后盾，任何合乎理性的企业都不会因为有此类经济刺激而积极进行污染防治。因此，环境管理中“直接控制”的基础性主体地位是不可替代的，经济手段往往只能使严厉的直接控制方案变得“温和”而有助于其实施，属于“自愿”基础上的经济技术强制措施，是对直接控制措施的有力配合与补充。人们普遍认为环境经济手段和制度有利于提高灵活性和效率，能够为进一步消除污染以及技术进步提供持续不断的压力并刺激创新，因而更加有利于预防性环境政策的实现。至于“自我调控”手段的补充地位，则极为显然。
二发达国家环境保护法律实践的发展趋势分析
本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环境公害泛滥，促使各国相继制定了大量以污染控制为主的法律法规，确立了“命令和控制”行政管理模式，要求工矿企业的污染物排放在限定的时间内达到排放限额标准（普遍实行污染物的“总量控制”），同时还要求政府机构在作出决定的过程中考虑其决定对环境的不良影响，如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联邦政府的一切机构，在采取会对人类环境产生明显的重大影响的联邦行动时，应当编制一份详尽的说明书，其中应包括拟议中的行动将对环境产生的影响”。由于各国污染控制法规大都采用了严厉的“技术强制”处理方式，即强迫现有污染源“重新符合”排污限额，强迫新污染源采用“最佳实用技术”（bpt），“命令的控制”模式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国家大多数城镇的空气比60年代干净得多；一些原来污染严重的河流、湖泊得到了恢复和保护；有害废物、有毒化学品和农药也得到了有效的管理。在自然资源的开发、保护方面，政府的规划、计划、事先审批以及许可证等行政管理方法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美国法律确认，应当对某些特殊性质的地域、特殊种类的动植物提供特别保护。这些资源的保护相对于它们的其他用途而言享有优先权，取走或使用这些资源，只有在某些极特殊的情况下才能被允许（注：拉里·麦克唐纳：“美国环境法体系概述”，载《中美环境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2页以下。）。
在取得良好效果的同时，“命令和控制”模式也暴露出许多严重的弊端，如导致企业对污染物进行“末端”治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重金属、农药等污染物在环境介质间的迁移转化、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锐减、有毒有害废弃物的处理和处置以及非点源污染等；经济代价巨大且效率低下等。种种情况都表明了以推行“清洁生产”、实行污染物“全程控制”和“源头削减”为主要内容的预防性环境政策的重要性以及变革污染物“末端”治理政策的迫切性。正如美国前总统布什在1990年的一次演讲中所指出的：“将重点放在末端或烟囱口，在危害发生后再进行净化的环境计划，现在已经不再适用了。我们需要预防或将污染物排放减少到最低限度的新政策、技术和方法，首先是防止污染的产生”（注：鲍强：“全球环境保护战略转移若干新趋势”，载《环境科学进展》1995年第1期第2页。）。
因此，自8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欧美等许多发达国家先后进行了环保战略的重大调整，从实行了20余年的以“末端”处理为主要内容的污染控制政策转向以实行“清洁生产”、“全程控制”、“源头削减”为主要内容的污染预防政策，形成了当前世界环境保护的新潮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也于1989年制定了清洁生产计划，致力于向全世界推行。而所谓“清洁生产”，目前尚无统一定义，一般“定义为对生产过程和产品实行综合防治战略，以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对生产过程，包括节约原材料和能源，革除有毒材料，减少所有排放物的排放量和毒性；对产品来说，则要减少从原材料到最终处理的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影响”（注：国家环保局污染管理司：《清洁生产-认识与实践》，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9页。）。显然，清洁生产的目标就是实现资源消耗与污染物排放的减量化、最小化，其本身是一个不断完善的相对过程。“清洁生产成为21世纪议程-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所确认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注：托尔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托尔巴博士在巴黎清洁生产部长级会议上的讲话”，载《世界环境》1993年第2期第13页。）。
对于环境污染的看法篇10
1我国雾霾的概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作为一个煤炭大国，能源消耗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大气污染也越来越严重，尤其是近几年，大气污染典型地表现为雾霾污染，并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以2015年冬季为例，雾霾污染尤为严重，全国各省市的空气质量均堪忧，北京市首次雾霾红色预警，中小学全部停课，这样的现象在以往是不存在的。其他省份如河北、河南、山东、江苏等地同样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天气。
2我国雾霾治理法律的现状
从我国现有的立法来看，多部法律法规涉及到雾霾污染。这些法律法规主要有：(1)2014年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环保法修订案》，新法已经于2015年1月1日施行;(2)《大气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目的是防治大气污染，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生活环境，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3)2013年《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该计划由国务院，是新形势下专门针对大气污染治理而制定出来的总体计划;(4)地方性规定，如《四川省灰霾污染防治实施方案》、《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山西省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等;(5)地方政府制定的相关条例，也可以看作《大气污染防治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实施细则，如《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规定体现了地方政府细化上位法的努力。
3我国雾霾污染法律治理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大气污染防治法立法滞后
虽然《大气污染防治法》经过两次修改，但立法总是滞后于经济，现存法律的实施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地方保护主义严重，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政府协调机制与企业和公民还不能达到统一战线，在治理工作中不能做到同时治理、同时行动。
(二)现有立法缺乏具体操作细则
纵观我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其中多处表述为具体规定由国务院制定，而这一说法，使得很多治理工作并不能得心应手，反而多添空泛之谈。因此在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应当增添对具体解决措施的详尽解释，避免一些法条过于抽象，缺乏事实细则，使具体问题得到具体分析，使《大气污染防治法》形成系统而完备，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的协调和统一。
(三)大气污染责任主体不明确
在《环境保护法》中，制定了关于环境污染行为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的规定，但是并没有关于环境破坏所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环境的污染问题可以经过一定时期的治理，但是环境的破坏却要难以恢复，大气污染同样如此，一些大气污染事件高发区，长时间定会造成生态失衡，针对这一问题，我国法律还没有相关的规定。
(四)大气污染赔偿制度不健全
政府在进行引导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中，尚未对受侵害人进行扶持和引导，导致一些污染主体不明确或者无力承担赔偿额度，以及因因果关系不明确无法进行赔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受害者丧失环境权益。此外，环境赔偿执法问题困难也是处理损害赔偿的瓶颈所在。
(五)大气污染监测体系不完善
尽管我国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管理大气污染，但真正的环境监测体系并未完全建立起来，大气污染监测控制技术尚不能达到良好的标准，对治理工作造成一定的阻碍。
4解决雾霾污染防治问题的法律制度对策
(一)加快《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
环境法是公法，因此在讨论环境法问题中，要结合民法、刑法和行政法方面来看待环境污染问题。在污染者付费的制度中，污染单位对于排污造成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恶化，要对污染群体做出相应的补偿。在今后完善《大气污染防治法》中要将破坏大气罪单独设立新罪名，更加详细规定具体的惩处措施，切实做到有法可依。
(二)增强执法的可操作性
在此状况下，政府在做决策时，要尊重国家和公民等利益的相关主题，符合环境治理原则和生态环境的需要，作出切合实际可行的方案，充分发挥行政调解、市场调解和非政府间调解的大调解格局，维护公民的环境权益和企事业单位的环境利益，才能使执法工作得到最大程度的配合。
(三)明确各类大气环境责任主体
针对不明确责任主体的情况，我国政府应当建立政府型赔偿制度。对责任主体不明确，大气污染事件因果关系不清晰，侵害人无力赔偿等现象，政府应当发挥及时，充分和有效的手段帮扶被侵害者，使受害者得到应有的补偿。
(四)建立完整的法律监测体系
pm2.5的关注指数急速飙升，对于完善其监测系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完善系统的同时，也要加强对pm2.5的法律支持。国务院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相应的国家环境质量标准，对于不同地区制定地方环境质量标准。同时完善各地区的监测指数和质量标准，对于相对发展迅速的城市，提高监测设备，严格环境标准，限制机动车尾气排放以及废气的排放，建立起完整的pm2.5监测体系
(五)注重与国际大气污染立法衔接
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不断改善空气质量，共同应战大气污染带来的挑战。我国则需要积极参与《气候公约》谈判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相关活动，更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接轨，借鉴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积极推进实行清洁生产道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在绿色生产和技术转让等方面，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关系，以高效便捷的方式，幵展合作的原则，净化全球空气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