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的基本特征篇1
关键词：欧美国家；乡村旅游；特征
欧美国家乡村旅游的发展大多数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到80年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到90年代，进入成熟发展时期。而到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其乡村旅游更呈现出持续发展的强劲势头。乡村旅游已成为当代欧美国家的主要旅游形式之一。如2003年，美国去农场度假的有1800万人次；法国的乡村旅游收入达100亿法郎,占该国当年旅游总收入的1/4。
欧美国家乡村旅游从产生到现在已有近50年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从起步、发展，到相对成熟的一个较为完整的过程。其乡村旅游的发展，呈现出许多基本特征。其乡村旅游发展上所呈现出的基本特征,对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1．旅游景点的经营特征
1．1私营化
欧美国家的乡村旅游大多是在私营农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其农场主同时也是旅游业经营者；其乡村旅游景点的经营则为家庭私营。在美国这样的“度假农庄”吸引了大批游客前往度假。他们可以住在农家与农场主人一起生活。游客在观光度假之余，亦能尽情欣赏田园风光，体验农家生活，亲身参与农场生产活动。度假农庄的民宿房舍大多利用农家空出来的房间或农舍稍加改建整理而开放经营。
1．2小型化
欧美国家乡村旅游的基本经营单位，大多数为一个农场或一个家庭。这种小型化的经营特征，既符合其乡村旅游是在家庭农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历史,同时也恰好迎合了旅游市场的需求。英国开展乡村旅游的农场就是如此。从旅游开发经营的面积看,虽然各个家庭农场的面积大小各异,但是，旅游者在其中活动的空间却都不大。政府为了防止农庄走上商业化经营，规定农庄了的民宿床位，一般为2~6个房间，可提供4~15个床位，低于这个限度可以享有免税优惠。从所雇佣的旅游从业者看,开展乡村旅游的农场，其农场主平均雇佣全日制的旅游从业者大多数只有10名左右,农场主化在旅游上的投资，大多数平均也只有5万英镑左右。由此可见，其旅游经营规模是很有限的。
1．3兼营化
欧美国家的农场主，大都是一方面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开展多种经营，另一方面在开展乡村旅游经营时依托农业生产的支撑。在他们看来，乡村旅游与农业生产密切结合，不可分离，彼此双赢，和谐共进；即使是乡村旅游的收入远远大于农业生产的收入,也不可对农业生产轻视、懈怠、甚至放弃，相反，要真真实实进行，一丝不苟经营；否则，如果将农业生产表演化，那就势必失去乡村旅游的原汁原味，削弱乡村旅游对外来游人的应有魅力。
1．4分散化
欧美国家庞大的乡村旅游需求市场与小型化的乡村旅游经营规模，必然导致乡村旅游多点式、分散化的发展格局。近年来，欧美国家乡村旅游分散布局表现十分明显。到2006年底，法国推出的“农庄旅游”,全国有1.6万户农家建设了家庭旅馆，开展旅游接待；意大利开展的“绿色乡村旅游”，其农庄已有6500家；巴西有5000家农场旅馆；美国仅纽约就有1500家开展乡村旅游的农场,而夏威夷州则多达5500个农场。众多的乡村旅游景点分散吸引了庞大的乡村旅游群体,在满足旅游市场需求的同时，又保证了农场的旅游产品质量不会因游人的过度集中而受损。这种多点分散、小型化的布局是旅游市场需求的必然产物。
2．旅游产品的类型特征
2．1观光参与性产品
乡村的观光参与性旅游产品，是近几年来随着旅游市场的需求而产生出来的旅游产品。乡村旅游观光有两层含义。其一是观赏整体农村的自然风光,接触大自然，欣赏大自然，体验大自然，回归大自然；其二是观赏乡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俗和田园风光,这种产品是绝大多数乡村旅游产品经营者都自然或不自然地为外来旅游者提供的产品。为了更好地观赏乡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农场主往往有意将一些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呈现出来,让旅游者参与进去，借以延长旅游者的滞留时间，增加旅游业的经济收入。夏威夷的农场主就将自家咖啡加工的全过程有计划地展示给旅游者，并让有兴趣参与咖啡加工的旅游者当一回咖啡加工工人。一些地方在开展乡村旅游时十分注重这种参与性旅游活动。在秋收季节，或果实采摘季节，旅行社组织城市居民到乡村去参加生产劳动。有的城市居民甚至到乡村租种耕地，全过程地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和农业经营活动。而农场主则成了旅游者的田园看护人。针对旅游市场的这种需求变化，许多农场都纷纷推出旅游者可以参与、能够参与和乐于参与的游览项目，如家畜家禽饲养、成熟果实采摘、秋季庄稼收割和捕鱼生产活动……此举，既可延长旅游者的滞留时间，又能增加农场主的经济效益。
2．2娱乐休闲型产品
农场为了更好地满足旅游者追新猎奇、求乐求知、求健求美等需求，往往开展多种形式的娱乐休闲活动。美国许多农场就举办西红柿节、甜洋葱节、土豆装袋节等活动。而更多的农场则因地制宜，相继推出骑马、乘马拉车、雪橇、滑翔、登山、漂流、徒步、钓鱼等活动。还有的农场请专家将玉米地种植设计成迷宫形式,推出玉米地迷宫游览活动，给旅游者带来了极大的乐趣。因场制宜地推出娱乐休闲型旅游产品,虽然有的已超出了乡村旅游范围,但是这种扩展对乡村旅游的发展却十分有益。这不仅拓展了乡村旅游的项目产品，而且避免了农场资源的闲置浪费。
2．3住宿餐饮服务产品
为旅游者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既是乡村旅游服务中最基本的服务，也是开展乡村旅游的最重要服务项目,更是能否接待旅游者和接待多少旅游者的最基本的条件保证。而且，这往往是欧美各国衡量其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准。目前为旅游者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的农场旅馆，巴西有5000家，意大利有6500家,法国有16000家。这些农场旅馆为旅游者提供的旅馆及床位是当地的风格，为旅游者提供的饮食是当地风味，使当地乡村旅游的特色得到了充分展示。
乡村的基本特征篇2
一、以生态保护为切入点，从而保证旅游资源的可持续性
乡村旅游发展依赖于旅游资源的保护，因此旅游资源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关系到当地民生与经济，因此，生态旅游资源保护工作是未来乡村旅游发展的核心。
（一）注重自然环境的保护。乡村有着其独特的自然与人文环境，这是其吸引大量游客的根本原因，自然环境有着明显的不可复制性特征，一旦破坏，很难恢复，因此必须严格保护。
（二）注重田园风光的维护。田园风光是区别城市的重要特色，其乡村性是区域旅游的核心组成，田园风光不仅仅是一种基于农村景观的特有风光，同时也是原始农村生产活动的体现，田园景观在乡村旅游中的经济价值是不可估量的，同时也是农民生产生活的核心，因此应当全力保护农村的田园风光。
（三）要注重保护乡村村落景观。乡村的文化特色一般通过建筑体现，特别是一些历史悠久的乡村，其建筑是其村落发展的活化石，这也是其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进行重点保护。
二、以当地实际为基础，对地方特色旅游资源进行优化
乡村旅游发展基于乡村特色，而对于地方特色旅游资源的整合是发展乡村特色旅游的基础，也是设计好的旅游发展项目的基础，乡村旅游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乡村性特征，乡村旅游的灵魂便是乡村，是基于本地风土人情的旅游形式，这种乡村性也是区别名省旅游的主要特征。
（二）文化性，乡村的景观与人文特征沟通构成了乡村的特有文化气息，其与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截然不同，虽然也为生计所忙碌，但是乡村有着其特殊的农耕文化气息，同时大部分乡村居民也保持着质朴的特征与闲适的生活状态。
（三）生态性特征，乡村的生态环境优于城市，特别是城市污染越来越严重，很多人开始在周末逃避城市，选择乡村生态旅游。
（四）体验性，乡村旅游资源的优化还应当注重体验性，特别是农耕文化体验及乡土风情的体验，这也是吸引大量游客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以生态文明为基础，注重生态旅游的规划与资源分配
我国乡村旅游经济蓬勃发展，不同地区都开始大力开拓乡村旅游市场，特别是一些城郊乡村及特色乡村，但是这也导致了乡村旅游的同质化，定位不准确，特色化不明显等，因此乡村旅游发展规划还应当注重合理规划与资源合理配置。
（一）注重旅游特色的体现，现有的乡村旅游主要从自然环境与民俗文化环境两个角度体现，这也是乡村旅游的重要资源，不同乡村应该在其中甄别与其他地方的不同，建立特色化旅游。
（二）科学规划，注重资源合理配置，乡村旅游应当建立在严格的规划基础上，特别是在同一个县市区的不同乡镇之间应当采取差异化规划，逐步推进乡村旅游建设。
（三）注重乡村旅游的可持续性，在资源的开发中不可操之过急，而应当充分考虑到保护与发展的均衡，从而保证历史文脉的延续与发展，保证生态环境的改善，保证乡村旅游的可持续性发展。
四、明确政府职能，注重政府的引导与规划作用
（一）注重经济与政策的双向支持
乡村旅游首先可以有效改善当地的经济情况，因此有必要在相关政府的引导下积极发展，同时注重乡村旅游法阵的健康与稳定性，特别是在当今第三产业不断发展的环境下，政府应当从直接经营转变为管理监督，另外应当积极引导，对乡村旅游给予足够的政策支撑。一些企业在开发经营中的财政问题由其自行解决，但是涉及到一些与政府有关的问题，比如水电、交通等问题，则需要政府积极引导与支持。
（二）注重农民与企业利益的均衡
在乡村旅游经济发展中，经常会诱发企业与当地村民的矛盾，这严重影响了旅游开发的进程，甚至会造成旅游开发的失利，因此政府应当积极出面协调，特别是应当站在中立的角度上，既能保证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又能协调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
一方面，小农思想的影响下，很多农民会相对选择自利的问题处理方式，通过阻挠企业发展的方式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另一方面，企业如果发展到一定程度，则会开始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便会忽视农民的利益，导致他们的利益受损。而政府应当在不同阶段注重协调企业与当地农民的矛盾，保证双方利益的平衡，同时严格制约与控制旅游开发中一些不良行为，促进乡村旅游事业的健康、平稳发展。
五、注重机制改革，为本地农民带来实惠
乡村旅游的发展可以有效促进乡村旅游资源的增值，这种增值可以有效的带来农村地区整体收入的上升，而这部分增值按照往常的规律，主要是由政府与开发商获得，而农民只能因此得到很小一部分的补偿。另外，我关于欧缺乏必要的土地流转法律规范，导致很多农村的土地流转行为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且没有统一的标准，在旅游资源的开发中，政府不会过多的考虑土地流转中村民的利益，采用征用的方式给予极少补偿，同时不仅农民形式土地资源的配置权，对于其收益的分配也是独断独行。另外，村民的土地一旦被征用，则生活方式会发生极大变化，而他们没有了基础的生活保障，不得不选择其他方式维持生计，但是因其文化水平及社会素养较低，很难站稳脚跟。
乡村的基本特征篇3
一、改革前的农税征收方式及其弊端
湖北麻城市是老革命根据地，也是著名的“黄麻起义”的发生地。全市面积3747平方公里，总人口116.3万，是湖北省黄冈市的第一大县市。20世纪80年代改革以来，麻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1986年撤县设市，成为大别山地区唯一的县级市，1992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对外开放城市。早在1998年，麻城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2.6亿元（不变价），财政收入达2.2亿元。全市综合经济实力跨入全省山区五强县（市）行列，综合经济效益位居全省十强县（市）行列。
麻城有丰富的农业资源，是湖北的农业大市，也是国家和省定的商品粮（棉）生产基地县（市）之一。2001年，农业四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加上屠宰税占全部财政收入（2.6亿）的20%以上，而财政部门征收的税费占全部财政收入的48%.[②]面向农村的税费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农村税费的征收也一直是地方和基层政府的农村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税费改革以前，税费征收体制及其方式有几个突出特点：
一是“多头征收”：农村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三提五统”分别由财政、地税和经管等不同部门分别征收；
二是“政府征税”：虽然农村税费由不同部门征收，但是，这些部门通常将农村税费征收任务分派给乡镇政府及村民委员会，由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征收。为此，还实行一定形式的责任制，如将完成征收任务和财政上交与乡村干部工资直接挂钩。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取决于税费收缴完成状况。在实践中，乡村干部不得不将税费征收作为头等大事，将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税费征收工作。乡镇政府及村民委员会组织及乡村干部事实上是税费征收的主体；
三是“户交村结”：虽然有关文件要求农村税费征收要“户交户结”，征收到户、结算到户，但实际上，乡镇通常是将任务分解到村，由村组再分解到户，农民和农户向村委会上缴，征收机关则只与村一级结算，税票开到村。事实上是由村代缴，间接征收。
四是“突击征收”，每年夏秋两季，各乡镇及村组干部都展开税费征缴行动，集中时间和力量对税费进行突击征收；
五是“行政强制”，一方面对抗拒不交的农民“拔钉子”，对完不成上缴任务的干部克扣工资和资金，给予一定的处罚；另一方面对于完不成任务的乡镇政府和村组实行“硬结账”，政府完不成任务可以从下拨款中扣除，而有不少村组及干部则不得不先借款垫解上交。
显然，税费改革前农村税费征收体制是一种“税政不分”、“以政代税”的体制，不仅政府的行政管理权与征税权不分，而且农村基层政府成为征税的主体。在实践中，一些乡村干部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投入到完成税费任务之中，难以有效地进行公共管理，也难以给农民提供服务，其结果是乡镇政府“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上述体制也是一种“委托”的间接征税体制。不仅乡镇政府成为征税部门的执行者，村组也成为税费征收的者。由于税费征收机关与纳税者脱节，不可避免地出现征管“盲区”，难以了解每个农户的税收任务及完成状况，也不可能杜绝村民所反映的税费“分配不公”和“层层加码”的问题，出现随意核定税费任务、转稼负担，出现所谓的“有地无税”、“有税无地”和“平均摊派”等问题：“户交村结”及行政强制迫使村委会及村组干部借贷上交，这是形成村级债务的重要原因。据对麻城市熊家铺的调查，全乡22个行政村，截止1998年底，村级负债总额高达368万元，村平均16.8万元，最高的达40.2万元，村人平313.5元，最低也有几千元，几乎村村负债，资不抵债的村有3个，赤字金额达18.3万元，公积金（积累亏空）有赤字的村有19个，赤字金额214.7万元，村平11.3万元。[③]究其原因，主要是“该收的收不上来，而支出不断增大，村干部只有拆东墙补西墙。有的乡、总支干部、村组干部靠高息借贷完成财贸任务，只管当年过得去，不管后果。[④]依托行政部门并靠行政手段征收税费也不可避免地出现行政强制，特别是在农民负担较重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引发干群矛盾，近些年乡村干群之间的冲突也大都是由于税费征收引发的。因此，农村税费征收体制的不顺，征收行为不规范，不仅引发农村诸多的矛盾，也是加重农民负担的重要原因。
二、农税征收体制的改革与创新
2002年，麻城市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税费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实现农民负担的“减轻、规范和稳定”。税费改革不仅仅是税费的归并和减免，或“费改税”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需要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以规范农民负担及农村税费的征收行为。也正因如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就要求进行一系列配套改革，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农税“实行科学规范的分配制度和简便易行的征收方式。采取以农业税收为主的方式，把农民负担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管理轨道。实行符合农民意愿、能够为农民所接受的税收征收办法，便于基层操作和群众监督。”[⑤]基于此，在税费改革过程中，麻城市在大幅度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大力推进农税征管体制的改革和创新。此项改革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明确农税征收主体。根据《湖北省农业税征收管理实施办法》（试行），麻城市委、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强农税征管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农业税及其附加由各级财政机关负责征收，只有农税干部才能履行农业税征收职能，行使税收执法权；农税征收过程中，必须是农税干部开票和收税。
第三，重建农税征缴网络。一是在全市20个乡镇办建立了农业纳税大厅，实行微机管理，进行常年征收；二是在全市718个村都建立了农业税收纳税点，在边远山区、分散的自然湾、村、组，设立流动纳税点。实行“定点征收、定时征收、定额征收”的三定征收方式，方便农民交税。盐田河镇山大人稀，农税人员每到一个自然湾，就竖起一个“农税流动纳税点”的牌子，被人戏称为“农税大篷车”。从而形成了固定纳税点和流动纳税点相结合遍及乡村的征收网络。
其次，建立协税护税制度。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不再直接征税，乡村干部也不再是征税的主体，只是协税护税；2003年全市聘请了协税护税员2000多名，每个村2-3名。协税员的主要职责是：做好税收政策宣传、掌握和提供涉税资料、送达有关税收文书、协调征纳双方关系和督促动员纳税人履行义务等项工作，但是不得直接经手票款，不能直接进入农户收税。
第四，完善委托制度。麻城有着丰富的农业特产资源，针对麻城蚕茧、粮食等农产品集中季节性上市的特点，与收购部门建立委托制度，并根据委托的数额在农业税征收经费中给予一定的报酬，充分调动部门的积极性。
总之，农村税费改革后，麻城初步建立了“以村组干部协税护税为基础，以农税干部直接征收为主体，以‘三定’征收为方向，以有关部门代扣代缴为补充的征管模式，初步形成了由农税干部、乡镇、村组干部及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的职责明确、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征税、协税、护税网络。”[⑥]
从实践来看，麻城改革收到了比较明显的成效。从2003年上半年夏征的情况看，全市农税征收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任务过半”的“双过半”目标。尽管有4-5月份“非典”的干扰，但截止5月22日，全市农税入库1450万元，占全年任务6926万元的21%；到6月底，税收任务完成全年任务的70%以上。出现了多年少有的高效率地完成农税征收任务的局面。
从我们的调查来看，农税任务的迅速完成无疑与全体农税干部们辛勤工作分不开。不少农税干部上山下乡、走村串巷地宣传和催征，如歧亭财政所的冯进贤经过耐心地工作，使连续14年从未交税的两个村民组一次性结清欠款。在征收中，农税人员采取灵活多样的征收办法，如对于主动一次性完成全年任务的纳税户给一定的奖励等等。这些都对动员和鼓励农民纳税起了积极作用。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农税征收效率的提高本身与农村税费改革及征管体制的改革有直接的关联。
2002年，麻城进行了比较彻底的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税费改（革）后，全市农民总负担（两税两附加）为6926万元，比改革前减少5437万元，下降43%；亩平负担82.14元，比改革前减少61.6元，下降43.2%；人平负担69.51元，减少45.27元，减负39%以上。在我们调查的有些农户甚至减少50%以上。税费减轻了，农民上交的积极性及支付能力也增强了，不少多年未交税费的“钉子户”和“困难户”也主动上交，出现了“多年来从未有过的农民踊跃纳税的喜人局面”。
税费改革不仅减轻了农民的税费负担，一系列配套改革也有效地制止了乱收费、乱摊派的行为，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和农税的征收方式，为农村税费征缴提供了制度条件。尤其是改革大大强化了农税干部的责任，要求他们从简接的征管者向征收者转变，努力完成征管任务。从麻城农税夏征中，我们也发现，农税征收体制及征收方式已经开始发生一些变化。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是从乡村干部征收为主向农税干部征收为主转变；二是农税干部从间接向直接催征转变；三是从向农民收税向农民主动纳税转变；四是从农税的突击征收向常年征收转变。这些均表明改革在实践中开始发生作用。在农税干部的征收行为和征收方式发生变化的同时，农民的纳税行为也开始发生了变化，其结果是大大提高了征税的效率。
其实，农税征收体制及征收方式的转变不只是具有效率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有着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尤其是麻城的改革旨在建立一种相对独立的农税征管系统，独立行使征税权，而乡镇政府不再直接征税，从而实现“税政分离”，这对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及农村基层治理方式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意义。
三、农村基层治理的转型与变革
在任何社会中，国家“征税”和政府“收费”在本质上都是对社会资源的吸取，涉及到公民与国家的利益分配。在我国乡村，尤其是像麻城这样的农业县市，税费的主要来源及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农民群众。税费关系也直接体现为国家、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从税费改革以前的国家与农民的税费关系来看，基本上可以用农民的话来概括，这就是“交完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农民的收获在国家、集体与农民之间分配。这种分配的基础是农村现存的产权制度。一方面是国家基于产权的保护即社会公共管理而获取“税收”，另一方面是乡村集体组织基于土地产权的拥有而获取的“费收”，其实质是“地租”。农民在向国家交税的同时也向村集体交“租”（费）。在税费的征纳方式上，农民向国家缴纳的税也常常是通过村集体代收的。当村集体收齐农民上交的税后，统一上交国家，村集体也因此成为纳税单位及国家与村民之间的中介。如果仅从农民上交的角度看，可以说农民交给国家的税不过是交给集体的租的一部分，或者说是集体从所收的租之中提出一部分上交国家。由此，国家、集体与农民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集体的税赋关系，另一方面也表现为农民与集体的租费关系。由此结成国家、集体与农民的“三元结构”。
在税费征缴的基础上形成了国家、村（村委会和村集体）与农民三者的利益和权力关系是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及权力关系，三者的互动及权利交换也构成了乡村最基本的政治和权力结构或称“治理结构”。从集体产权的角度看，农村税费改革前村委会代收代缴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现行的村委会即是村民自治组织，又是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实际上是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的行使者。村民不过是集体土地的承包人，村民与村集体的关系不过是一种“租佃关系”。在此情形下，村集体作为所有者应是纳税的主体，而村民则只需向村集体交纳“租费”。换句话说，从农民上交税费的角度看，农民完全可以不与国家发生关系，只需要上缴集体，由集体上交国家，而国家征税所面对的是集体而非个人。国家事实上无权、也没有必要向农民直接收取税费。也正因如此，国家通过村集体（村委会）征缴税费具有合理性。
然而，我们看到，农村税费改革的重要措施就是归并现行的税费，取消“三提五统”，仅收取“两税”、“两附加”，另一方在征收方式上由过去由村委会代收代缴转变为由财税干部直接征收。农民的“两税”和“两附加”事实上也不再由村集体来确定和分摊，而是由国家按承包的耕地面积及常年产量来计算。农民的上交也不再上交村集体，而由乡镇为代表的政府直接收取。这一改革表明村集体和村委会已经不再能直接向村民收取“承包费”，其收入已经不再是依产权获得的收益（如原有的“三提”），而仅仅是从国家税收中返回的“两附加”。由此，村集体事实上丧失了依据集体产权向农民独立自主地收取“租费”或占有生产剩余的权力和地位。换言之，村集体变成了国家税收的分配、计量及协助征收的单位，而不再是拥有独立产权的主体。按照一些村干部的说法，“村被架空了”。这也表明，国家权力进一步下伸到乡村社会并直接面对农民，原来的国家、集体与农民的“三元结构”正向“国家与农民”的“二元结构”转变。这无疑是税费改革及农税征收方式改革所引发的国家、集体与农民关系及乡村治理结构的革命性变化。
不仅如此，税费改革及税费征收方式的变化也促成了乡镇政府的功能及其行为方式的转变。如前所述，税费改革前农村税费征收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乡镇“税政不分”及由此出现的“以政代税”，乡镇政府直接从事税费征收并成为事实上的征收主体。这种做法不只是乡镇政府功能混乱和变异的表现，更重要的是，其本质是政府行政机关直接从事税费收缴，集收支大权于一体。由于税收本身具有无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一旦与行政权合一，“既花钱、又收钱”，不仅违背了政府机关职能分工、相互制约的原则，也不可避免地助长了政府权力的扩张和专横，难以杜绝乱收费、乱花钱及形形的“违规”和腐败行为，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加重农民的负担，并引发干群之间、政府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其实，早在英国革命时期，1679年的《权利法案》就规定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收和支配税收，从而确定了现代民主政治中“行政权、征税权及预算权”相对独立的原则，作为“花钱”的政府不得直接“收钱”（征税）。事实上，我国的《预算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也对严格预算管理及依法独立征税作了明确的规定，如《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二十九条就规定，“除税务机关、税务人员以及经税务机关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委托的单位和人员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税款征收活动。”税法还特别指出，“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从而明确税收执法主体及征税权的独立性。麻城在农税征管体制改革中切实贯彻了这项原则，开始实现从传统的由政府直接征收向税务部门直接征收的转变，这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它不仅使乡镇政府从繁重的税费征缴工作中解脱出来，更专职地从事为农服务和公共管理，实现政府职能的转换，更重要的是，此项改革促成了农村基层政权内部的职能分工及行政权力的重新定位。改革削弱了行政部门的直接征税权，为对行政权力的监控提供了可能和条件。
显然，从麻城的改革和实践来看，农税征管体制的改革不仅引起国家、集体与农民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也促成了政府职能的分工及行为方式的转变。尤其是乡村征税权的独立、征税系统的重建以及乡镇政府的职责转换表明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结构及治理方式正发生着历史性的转型和变革。
四、有待解决的矛盾和困难
改革本身是充满风险的事业。在任何时代，改革和创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任何一位改革者都会深深体会到其中的艰难。应该说，迄今麻城农税征管体制的改革是成功且富有成效的。但是，他们自身也意识到其中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包括国家农税征管立法滞后，农业税征管条例一直未出台，而所依据的《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农税征收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不强，难以为农税征收提供有效的支持；另外，目前一些乡镇债务比较严重，农民要求以债抵税、以欠抵税，造成农税征管的矛盾和困难。不过，农税征收体制改革与实践中最大的难题莫过于征收任务与征管能力的矛盾和困难。
麻城是一个农业大县，在近120万人口中，97.1万是农业人口，30多万个农户。税费改革后，农税部门成为农税征收的主体。然而，目前全市乡镇农税征管人员为386人，平均每人要承担农业税收任务20多万元，负担2个村800多个农户的征收工作。盐田河镇一个农税人员要负责5个村的农税征收，铁门岗乡一个农税人员要承担近70万元的农税征收。特别是，麻城有不少乡镇山大人稀，居民分散，面对如此分散而人数众多的征收对象，现有的农税人员直接征税征管能力明显不足。不仅如此，近年来农民流动日益频繁，相当数量的农民举家外出，有的人走田荒，给农税收缴造成困难。有鉴于此，人们提出增加农税干部，强化征管队伍的建议。应该说，这在目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尤其是当乡镇政府不再直接从事税费征管之后，部分富裕人员可以充实农税征管队伍。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增加征管人员也意味直接增加农税征收的成本，降低征管效益。特别在现行地方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增加人员不仅面临政策上困难，也有财政承受能力的局限，过度的增加征管人员也将使税费征收得不偿失。
解决征管任务和征管能力矛盾的另一种对策选择是充分发挥乡村组织和干部的协税作用，甚至采取一定形式的委托。也正因如此，麻城市在农税征管体制改革中建立了协税护税制度，每个村聘用2-3名协税员，协助农税的征收。在2003年的夏征过程中，对乡镇和村组实行“两挂钩”办法，对乡镇将任务完成情况与资金调度和专款拨付挂钩，对村组与转移支付挂钩，“即对完成情况好的乡镇在资金调度、专款拨付上优先考虑，对村、组把两附加和转移支付与村完成任务情况挂钩。”显然，这也是旨在通过调用现有乡镇和村组织的力量来弥补专职农税征管能力的不足。这无疑是为了缓解征管力量不足的一种现实的选择。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协税在目前情况下依然是一种的办法，与改革前对乡村的委托并无多大差别。尤其是一旦与直接经济的或超经济的强制结合起来，虽然的确可以强化征管能力，但委托方式的内在矛盾和危险依然存在。
从历史上看，历代王朝在农村税费的征收上代有不同，如明代有的地方也曾实行过“自封投柜”的办法，就是由纳税人依次到县衙门前缴纳赋税，自己包封银两，亲自投入木制的银柜中。但是，基本的方式是“民收民解”，利用乡里组织及乡绅代缴，者通常无薪，完不成任务则以家财充抵。这不仅是因为皇权控制能力的局限，也是降低征收和治理成本的需要。然而，历代均未能消除者欺上瞒下、加征加派、从中渔利的弊病，也难以杜绝因上催下抗难以完成粮款任务使者陷入倾家荡产、无人应役的境地。如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规定里正负责催税及承担本县差役（充当衙前）。而里正一旦充当衙前，往往倾家荡产。所以，民不敢露富，贫不敢求富，人争相逃脱为里正衙前，甚至出现民以死求免充里正衙前的惨状。[⑦]其实，这种状况不仅仅存在于历史之中，当代中国的农村一些地方也的确发生过。如2000年湖北省云梦县下辛店镇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就因为借贷上缴，被债主所逼又得不到上级支持而服毒自杀。[⑧]同样，税费改革前，麻城也曾出现不少村组干部采取借贷上交的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情形也是代缴体制必然的产物和结果。因为，在任何社会中，委托者与受托者之间的信息始终是不对称的，委托者也难以对受托者进行有效地监督。过分地放纵和过分地施压都会使受托者的行为发生变异。也正因如此，委托有着内在的危险和风险，我们对此必须高度重视。
当然，基于农税本身的不合理性及其高成本以及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的有限性，国家可以考虑取消农业税，正如现在一些地方取消农业特产税那样。这无疑是一种“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但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如果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不能有效地解决，即使低税或无税均不可能真正减轻农民的负担。历史上有不少时期实行“什一税”甚至“三十税一”，但农民负担依然沉重，究其原因也在于，为了生存，地方政府和官吏不得不巧立名目、上下其手、自行加派，进而成为“小民的无尽的负担”。对于当前已经陷入财政困难的农业县市来说，如何保障其合理的稳定的财政来源，显然是取消农税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农民负担同样可能反弹。当然，取消农业税及农业特产税并不是取消农村所有的税种，更不是不需要独立而高效的农村税务征管机构。因此，对于农村税费征管体制的改革仍然有其现实性和必要性。麻城的改革也因此具有其历史的地位和现实的意义。至于改革中出现的困难和问题并不仅仅是麻城独有，它也是全国农村改革中普遍存在且必须解决的问题。毕竟，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面对广阔的乡村和分散的农民，征收任务与征管能力之间的矛盾将是永存的，而如何以最小的征收成本取得最大的效益则始终是一个民族的难题。其实，这也是中国乡村治理的困难之所在。
[①]本文是2003年6月份笔者与汪志强、袁方成等对麻城市调查基础撰写的，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的支持，也是乡村公共财政和农村税费改革项目研究成果之一。在此特别感谢麻城市委、市政府、市委市政府办公室、财政局等相关部门对我们的调查工作的信任、支持和大力协助！
[②]据《麻城市2001年财政收入分税种完成情况表》测算，参见麻城市人民政府网站：/myweb3/zfzc.htm
[③]戴福生：《山区农村村级债务成因及对策》，麻城人民政府网站：/myweb3/mczfb/web/37.html
[④]戴福生：《浅谈村级债务》，麻城人民政府网站：/myweb3/mczfb/web/36.html
[⑤]《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发[2000]7号），2000年3月2日，湖北省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编：《湖北省农村税费改革政策手册》，2003年1月版，第6页。
[⑥]麻城市财政局：《全面转换征收主体、努力创新征管模式》（打印稿），2003年6月。
乡村的基本特征篇4
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theconcept，presentsituationandcharacteristicsofminorityvillages，thispaperputsforwardthestrategyofbalancingprotectionanddevelopmentaccordingtotheproblemsfacedbytheminorityvillagesintheprotectionanddevelopment：protectingthetraditionalarchitectureandspaceformofthevillage，upgradingtheinfrastructure，publicservicefacilities，improvingthelivingenvironmentandformingcharacteristicpillarindustries.
关键词：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发展；平衡；规划策略
Keywords：ethnicminorityvillages；protection；development；balance；planningstrategy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6-0198-02
0引言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也开始参与进来。村寨的开发与建设式村寨的基础设施、、文化特征、社会经济等许多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少数民族村寨承载着少数民族久远的发展历史以及民族文化，所以在村寨开发与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对少数民族特色元素加强保护。本文以广东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为例，基于该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特征元素的分析，总结该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保护与发展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一套有针对性的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平衡的策略。
1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定义与概况
1.1定义与内涵
国家民宗委对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定义是指少数民族人口相对聚居，且比例较高，生产生活功能较为完备，少数民族文化特征及其聚落特征明显的自然村或行政村[1]。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是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晶，对村寨的保护和开发，不仅能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延续和发展少数民族特色元素，而且有助于发展特色产业，实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于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少数民族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都大有裨益[1]。
1.2概况
自2009年以来，国家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展列入五年规划和扶贫计划中，已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一些成效，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高，社会生活面貌得以改善，但是一些民族文化元素和当地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产业结构、建筑形式、民俗和村寨风貌等，都代表着一个少数民族深厚而久远的文化历史，体现着多元化的中华文明，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少数民族发展特色经济文化所必须的人文资源，具有重要的保护价值。
2广东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特征分析
2.1基本概况
2.1.1广东省少数民族基本概况
广东省少数民族人口有334.75万人，占广东省总人口3.12%。其中户籍人口有79.02万人，外来少数民族人口有255万人左右，世居少数民族人口有近60万人，包括瑶、壮、回、满、畲等5个民族，回族、满族世居城市，瑶、壮、畲3个民族共20多万分布在连南瑶族自治县、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乳源瑶族自治县等3个自治县和连州市三水瑶族乡、瑶安瑶族乡、阳山县秤架瑶族乡、始兴县深渡水瑶族乡、怀集县下帅壮族瑶族乡、龙门县蓝田瑶族乡、东源县漳溪畲族乡等7个民族乡，其余分布在全省380多个少数民族村。因此广东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也就是指瑶、壮、畲3个民族的传统村寨。
2.1.2广东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基本概况
广东省少数民族聚族而居，自成村落，形成了一批各有特色的少数民族村寨。这些村寨民族文化丰富，自然风光优美，相对完整地保存着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传统服饰、风俗习惯、特色节庆等。其中南岗瑶寨、墩龙瑶寨、油岭古寨、必背口村等9个村寨被列入首批部级的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名录，还有部分被列入省、市各级名村。近年来，随着商品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加快，广东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存在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巨大冲击并濒临消失。目前，广东省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主要存在三种境况：一是年久失修，缺乏有效的管理和保护，整个村寨残破不堪，面目全非；二是村寨管理保护较好，特点鲜明突出，具有一定的发展基础；三是村寨建设总体尚好，但保护与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据广东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摸底统计，目前，广东民族地区共有少数民族特色村寨118个，其中，“保存完好”型特色村寨19个，“异地重建”型特色村寨28个，“风貌改造”型特色村寨71个[2]。
2.2特征分析
乡村的基本特征篇5
——财政压力下的乡村关系
缘起
笔者对乡村关系的关注始于1998年8月在湖北黄梅县召开的“村治研究与实验研讨会”。在会上，有学者和民政部门的实际工作者针对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在推进村民自治工作中的消极甚至阻碍作用，情绪性地提出了用中央和民众夹击地方的办法来推动村民自治工作。其中暗含的意思就是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仍然愿意沿用人民公社时期对村级组织的控制，不愿放松管制，从而成为乡村民主化进程的“绊脚石”。由于会议召开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并未正式通过，与会者作为论据的经验事实都是《村组法》试行期间发生的，因此乡镇政府的行为似乎可以理解。但是在1998年底《村组法》正式通过，“乡政村治”格局在法律意义上确认和强化后，许多乡镇政府在处理与村级组织间关系上并没有多大程度的转变，这一点可以在之后各地依据《村组法》开展的村委会直选中乡镇政府屡屡违法干预、操纵选举上得到很好地说明。改革的基本路向是市场化与民主化。乡镇政府在村民自治工作中的消极与抵触无疑是逆潮流而动，既违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又剥夺了农民的民主权力，从而遭到农民的反对。那么乡镇为什么要继续其对村的控制，从而在乡村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一个很不光彩的“绊脚石”的角色呢？其行动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村民自治背景下，新型乡村关系建构的基点何在？不弄清楚这些问题，而是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为乡镇干部认识落后，因私废公等，恐怕既不利于乡村民主发展，也不利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因此，本文力图在对湖北省长镇进行实地调查并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前述问题作出回答。个案：乡村关系的经验描述与初步分析长镇隶属于湖北省Z市，位于汉江中游，属江汉平原向鄂北山地过渡地带。该市气候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东西平均宽约18公里，南北长15.5公里，总面积275平方公里。地势北高南低，平均海拔65—75米。境内有长河自北向南纵贯全镇，并建有水库一座。长镇分为四个管理区，辖16个村，134个村民小组。人口总数为20865人，劳力8436人，其中男劳力4440人，女劳力3996人。有耕地50647亩，其中水田44704亩，旱田5943亩，人均耕地约2.43亩。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使长镇发育成一个典型的农业乡镇，多数所谓的乡镇企业也都是农业领域的“绿色企业”，如林场、果园等。为了了解长镇乡村关系的实际情况，我们对镇干部邓某进行了访谈，请她详细的讲述了长镇最近一届村支部与村委会换届的情况。1．选举过程中的乡镇控制长镇的“两委”换届是在Z市1999年9月下达“两委”换届的文件之后开始的，于1999年11月结束。当时镇里也就此发了文。镇里首先组织对村里进行考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上一届村干部的工作成绩，工作方式方法和群众的反映；二是就下一届村“两委”候选人的情况进行民主推荐。推荐是由村支部实施的，首先要座谈党员，了解民意。村委会看上去有很大自主权，但是《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对村支部负责。村支部又对谁负责？村委会主任一般是村支部委员，这样便于控制。下去考核时，我们带着一定的目的，去作引导工作，不能直接说选谁，不选谁。包村干部是选举领导小组成员。我在杨村（邓某包的村）座谈了8位党员。有的农民很聪明，会顺着领导的意思讲。在征求党员意见时，大部分都说现任（村）干部“还可以”，也有些人反映现任（村）干部有经济问题，这可能会对班子调整有影响。村委会选举难控制一些。（因为）村委会实行“海选”，各小组在全村范围内提名候选人。（因此）要保证镇里认可的委员（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胜出。由村干部包组，配合组长开展工作。可以利用宗族的影响力。宗族的影响力不是很明显，但是在选举中可能表现出来。选出来的干部，对乡镇里的工作要有帮助。跟镇里唱反调，绝对不行。宗族影响力大的村，宗族里一定有一个人在村里当干部。（当然）绝对不允许出现宗族领袖和镇里看中的人竞争（村干部）的局面，一定要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可以让宗族领袖做副主任候选人。对差额的人选也考虑很多，让村民一看就知道该选哪个。大部分工作在候选人出来之前就做了，选举开始后只是一个程序问题。……如果觉得局面无法控制（指不能确定乡镇中意的候选人顺利当选），我们就会做另外一个候选人的工作，让他退出选举。我们提出的候选人不可能没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内定候选人的演讲稿我们都要把关。2．挑选村支书的（内部）标准第一，保持（村班子）稳定，以原任支书为好；第二，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第三，群众基础较好；第四，以前的工作成绩，主要是考核各项任务指标，如合同款、粮食入库、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等。衡量村支书工作好坏的标准，主要是看各种税费收缴的怎么样。搞林果基地、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最终都是希望村里有钱好上交。让农民富起来，有钱交。3．乡镇的目的选出的村官对乡镇负责，要积极完成上级（乡镇）交给的各项任务。现在农村工作“第一难”是款（税费）难收。计划生育工作不再是第一难的重要原因是经济原因——养不起。各种任务中首当其冲的是税费，现在义务工很少，很多都折钱（以资代劳）。完成各项任务主要是钱，该上交的钱交上去后，（乡镇）就说你工作做得不错。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有一票否决权）的工作在镇里都不算难。乡镇只所以控制村干部的选举产生归根到底是出于财政压力。（文中着重号由笔者加注）“两委”换届的情况表明，长镇的乡村关系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公社大队）关系已经有所不同，具有了后公社时期的一些特征，比如乡镇不再是直接任命村委会干部，而是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村委会干部。但是，这种乡村间关系离制度意义上的“乡政村治”还有很远的距离，就村干部的产生而言，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乡镇的意见。长镇的干部甚至已经学会了在直选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合法的选举来达到控制村委会人选的目的，“大部分工作在候选人出来之前就做了，选举开始后只是一个程序问题”。除了人事控制外，长镇还通过以下办法加强对村级组织的控制。1．村帐乡管。长镇所辖各村的账目统一由镇经管站管理。每月月初，各村会计都到镇经管站做帐，未经经管站审核不得入帐，同时上报各村收支细目，便于乡镇核查。2．签定目标责任状。每年年初，市里都要和镇里签定年度两个文明建设目标责任状。之后，镇里也要与村里签定目标责任状，将目标分解到各个村，年终进行考核结算，奖优罚劣，并与村干部的工资挂钩。3．决定村干部报酬。按照《村组法》，村干部的误工补贴必须由村委会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但是在长镇，村干部的工资（而不是“误工补贴”）是由镇里决定的。在《长镇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1999年度农村干部工资的通知》中，对村干部工资构成、标准和支付渠道都做了详细规定。按照这个通知，该镇1999年度村干部工资中最高的是4701元，最低的是3049元，大约相当于当地农民人平纯收入的1.5—2倍。但是能否获得这笔收入和获得多少收入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能否当上村干部，二是年度目标责任完成的情况，前者决定能否获得这笔收入，后者决定收入多少。由于村干部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乡镇，而目标责任制的又是由乡镇下达和考核的，因此村干部报酬的决定权实际上是在乡镇而不是村民手里，尽管是村民而不是乡镇负担这笔开支。对长镇乡村关系描述和分析支持了村委会直选之后，乡镇仍然在延续对村级组织的控制，从而成为民主化进程的“绊脚石”这一判断，然而乡镇为什么要扮演这种角色依然没有充分的答案。不过，在镇干部邓某的谈话中，已经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初步答案：“选出的村官对乡镇负责，要积极完成上级（乡镇）交给的各项任务”。而“现在农村工作‘第一难’是款（税费）难收。……各种任务中首当其冲的是税费。……完成各项任务主要是钱，该上交的钱交上去后，（乡镇）就说你工作做得不错。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有一票否决权）的工作在镇里都不算难。”总之，“乡镇只所以控制村干部的选举产生归根到底是出于财政压力。”邓某的话可能有些以偏盖全，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把她的话理解成：财政压力是影响乡村关系的重要变量。那么，邓某所言的财政压力是如何产生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有很多，但是笔者以为，现行财政体制——分税制的不完善和行政体制——“压力型体制”的双重作用是造成乡镇财政困境的制度根源。“分税制”与“压力型体制”：乡镇财政困境的制度根源1．分税制与乡镇正税收入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中“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引起了中央政府对“国家汲取能力”下降的深深忧虑，最终导致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出台。这是我国建国以来力度和范围最大，影晌最为深远的一次财政制度创新，是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体制的重要步骤。实行分税制后，“两个比重”逐年下滑的局面得到遏制和扭转。但是，从目前分税制实施的情况看，其对农村乡镇财政税收收入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正税收入不能满足乡镇财政支出需要。因此，地方干部对分税制的评价是，“中央财政很好过，省级财政也好过，地（市）财政可以过，县乡两级真难过”。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乡镇税制结构不合理，主体税种不突出。所谓主体税种是指复合税制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税种，一般具有税收收入的可靠性、调控经济的主导性、税收制度的稳定性等特征。就乡镇财政而言，以前好的税种都被上收了，如今乡镇本级税收收入主要有工商税、企业所得税和农业四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显然，非农产业发达的地区可以从工商税、企业所得税中获取大量收入，而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来说，其对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依赖程度较高。以长镇为例，从下表可以看出该镇税收收入对农业税（含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和农业特产税的依存度很高，两者合计占了财政责任目标的70.6%。由于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是根据农业经营收益来征收的，对于目前我国的农业技术来说，大多数农户还是靠天吃饭，极不稳定，如果按照田亩大小和历史产量做征收依据，那么就会弱化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作为乡镇主体税种是不适宜的。但是在税收立法权和税收政策制定权仍然高度集中于中央的情况下，乡镇无法因地制宜地开征新税，合理安排财政预算与管理，调控乡镇经济社会发展。长镇2000年责任书财政数据指标（注：此表由长镇政府办公室提供）二是，政府间税收收入上移。在分税制下，作为主要税种的增值税收入的75%上交中央财政，剩余的25%则由各级地方政府分成，其他一些重要税种的收入或全部归属中央，或在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分成。同时，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收支范围和权限缺乏法律的明确界定，是靠相互交涉决定的，而且不断改变。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政府组织，在各级地方政府的交易中必然处于最为不利的谈判地位。这样，在利益机制的驱使下，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保障各自的财政收入，满足其支出的需要，不得不采取层层下压的策略，尽可能多地从下级财政抽取资金，将那些收入多、增长潜力大的税种，全部或高比例地上收，这样势必造成作为最基层一级财政的乡镇税收收入的减少。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乡镇正税收入包括本级税收收入和上级通过转移支付对乡镇的财政补贴。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弥补地方财政本级收支缺口，是分税制国家的通常做法。可是，乡镇财政获得的上级转移支付的财政补贴是非常少的。据任宝玉在河南某乡的调查，转移支付只占该乡1998年预算内包干收入的3%。王绍光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央和乡镇的直接上级县政府的财力不足似乎并没有切中要害，更主要原因是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其一，中央财政的调节地区间差距的财力并没有随着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而相应增长。由于分税制改革是在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大多是通过税收返还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做固然保证了每个地区的既得利益，便于改革的推进，但是中央政府就只能够用十分有限的收入增量来考虑地区间的平衡，因而中央财政在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上的作用就难以有效发挥。其二，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中存在转移支付形式不规范，各项专款过多，且缺乏程序化、公式化的分配办法，随意性大，转移支付功能弱，转移支付办法不完善等问题，从而使转移支付很难发挥平衡乡镇财政收支的作用。2．“压力型体制”与乡镇财政支出扩张“压力型体制”是荣敬本等人在河南省新密市研究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后，提出的一个概念。究其实质，“压力型体制”是集权式政治体制在行政体制上的反映，是计划经济加上承包制在政治生活中的混合产物。“压力型体制”对乡镇财政支出构成了持续的扩张压力。首先，“压力型体制”导致各级政府将事权下移，最终都落在行政链条最低端的乡镇头上，加重了乡镇财政支出负担。一是体现在各级政府将本该由本级政府承担的职责（事权）交给下级政府去做，从而将支出责任下划。以农村义务教育为例，乡镇政府承担了绝大部分责任。就长镇而言，长镇教育战线现有公民办教师（含离退休教师）386人，其中公办教师256人，离退休34人，在编民师68人，临时代课教师28人，2000年工资共需314.5952万元。仅教师工资一项所需支出就与该镇正税收入相当。二是体现在一级政府接到上级下达的指令后，一般都要“打提前量”，将各项计划指标按一定比例放大，然后再分解给所辖各下级政府。下级政府接到指令后，再次放大，然后再分解给下下级政府。民谚中所谓“一级压一级，层层加码，码（马）到成功”说的就是这个理。从省到市，市到县，县到乡镇，这层层加码，最后都落到乡镇头上。其次，“压力型体制”要求机构“上下对应设置”的原则导致机构编制膨胀，增加了乡镇行管费用支出。为了保证各项指标的完成，上级往往以拨款和物质相威胁要求下级政府设置对应机构，结果乡镇也设置了七站八所，造成机构林立，人员臃肿，少的乡镇70——80人，多的乡镇200多人。设机构，增人员就，就需要相应地增加办公经费和人头费。其三，“压力型体制”使乡镇政府在原有职能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增加了公共品供给的压力。为了达到并超额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经济增长目标，乡镇政府往往介入竞争性生产领域，“上项目”，大办乡镇企业，提供“越位”公共产品。为了在短时期内使城镇建设等各项公共事业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全县乃至更大范围内取得好名次，争得好声誉，乡镇政府往往不顾实际情况和财力条件，修广场，建市场，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强调高速度、超水平，用有限的财力办最大最多的事情，在最短时期内在各种评比中取得好名次。这样，必然进一步加大了乡镇财政支出压力。这样，一方面是分税制后的正税不足，另一方面是“压力型体制”下的支出扩张，其结果是乡镇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差额越来越大。据《中国财政年鉴》统计，1993年，全国县乡两级财政收支赤字为42.21亿元，1994年扩大为726.28亿元，1995年扩大为827.7亿元。这几年县乡两级的赤字更大。为了平衡乡镇财政日益扩大的赤字，理论上可能的政策选择有六种：(1)在现有财政体制不变、地方政府征税权力不变的情况下，加强税收征管工作；（2）赋予乡镇政府设税权，增加地方征税权力；（3）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增加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的转移款；（4）明确乡镇政府职能，减少地方政府支出；（5）通过融资，借钱吃饭办事。（6）寻求各种非税收入。就办法（1）而言，现在乡镇对税收的征管工作已经十分重视，许多乡镇甚至把其当作中心工作，因此在乡镇经济没有迅速发展的前提下，通过加强征管促进增收的潜力较小。第（2）和（3）种选择并不取决于乡镇，而是由中央和上级政府决定。在“压力型体制”下，第（4）种选择也不可行。这样，前面四种选择要么不可行，要么对乡镇财政的增收十分有限，因此，乡镇实际可用的办法就只剩下借债和寻求各种非税收入上。正因为如此，现在许多乡镇财政一面是负债累累，一面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成为威胁乡镇财政安全的两大“毒瘤”。现在很多乡镇，特别是农业地区的乡镇财政负债累累，入不敷出。乡镇负债到底有多少，现在还没有权威的数字。仅据农业部1997年对10个省的一项调查显示，乡镇平均负债规模已经达到400万元。全国现有43311个乡镇，据此计算，乡镇负债的总额近2000个亿，并且近年来还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借债只是权宜之计，总是要还的。对绝大多数农业地区而言，工商税、企业所得税税源很少，乡镇偿还欠债的钱最终还是要落在广大农民头上。因此，如何从农民手中把钱收上来就成了乡镇平衡财政收支的关键。村民自治：民主与乡镇财政动员能力作为现代国家制度重要支柱和标志的民主制度与财政密不可分。当年英、法等国最早的国会并不是基于什么民主的政治理念、而纯粹就是因国王必须就征税问题与"纳税大户"（后来随民主的发展而演变为一切对国家有义务的公民之代表）协商而产生的。也正是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形成的纳税人认同，使现代国家拥有比传统国家更强的征税合法性和更大的实际征税能力。如此说来，民主制，至少是议会民主制是统治者为了提高征税能力的产物，换言之，也就是民主政治能够提高政府的财政动员能力。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乡镇政府要弃村民自治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形式而不用，而偏偏要如前文谈到的那样违法地扮演一个“绊脚石”的角色呢？这样做的逻辑究竟在哪里呢？在对长镇政府干部邓某的访谈中，她谈到这样一个观点：乡镇之所以控制村干部的选举产生归根到底是出于财政压力。在我理解，这其中隐含的意思是村民自治及村委会民主选举会弱化乡镇财政动员能力，不利于乡镇完成税费征缴任务。那么，乡镇为什么会得出与理论分析相反的结论呢？要理解乡镇看似反常的行为，还得从财政制度入手，不仅要了解乡镇正式财政制度安排，还要掌握乡镇财政运作的实际。乡镇财政的收入可以分成三个块：第一是预算内收入，主要是各项税收组成；第二是预算外收入，主要以各种附加税为主，如农林特产税附加、教育事业费附加等；第三块是乡镇自筹经费，包括隶属乡镇政府的企业向乡镇政府缴纳的利润，乡镇向辖区内农村居民收取的各种费用，包括乡镇统筹收入、各种集资捐款收入和罚没收入。前面两项收入也可称为体制内收入或者习惯上所说的“税”，每三块可以称为体制外收入或习惯上所说的“费”。相比而言，体制内收入有财政法律法规作为依据，而且其管理也较为规范，因此乡镇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小。而体制外收入是乡镇通过行政隶属关系来实现的，收支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因此乡镇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因此，乡镇往往非常愿意在乡镇自筹资金上下功夫，来满足自己的财政支出需求。加之作为“纳税人”的农民无法通过现在的制度安排对乡镇行为进行有效制约，又难以通过自由流动，“用脚投票”来约束乡镇政府行为，因此，乡镇可以根据其财政支出需要来决定财政收入。如此，“乱收费、乱集资和乱罚款”也就不可避免和愈演愈烈了。乡镇财政实际上已经退化为“量出为入”，而离一级国家财政相去甚远，与公共财政更是不着边际。因此，从乡镇财政运作的实践来看，乡镇政府便拥有了“实际定税权”。即使是“‘三提五统’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平纯收入的5%”的政策“高压线”，乡镇也可以通过提高农民人平纯收入的办法来突破政策限制。但是，乡镇的“实际定税权”是不具合法性的，既与国家的政策法律相违背，又没有建立在“纳税人”——广大农民同意的基础上。因此，为了维护“实际定税权”，乡镇一方面要利用其作为上传下达中介的地位节流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信息交换，另一方面势必要保持对农民的行政控制。然而，村民自治的实行显然是不利于对农民的行政控制的。村民自治进入乡村社会必然会带来乡村原有权力结构的变化，乡镇对所辖农村区域内原有的行政管制权会有一部分逐渐让度给广大村民和村级组织，演化成为村民的自治权力。同时，乡村政治领域内的变化必然会在财政领域得到反映。首先，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乡镇如果真正通过村民自治这种民主形式，来解决财政动员问题，就会出现一个它不愿看到的结果：原来由乡镇独享的“实际定税权”就变成了收缴双方——乡镇政府与农民共享。就农民而言，当然希望自己少交税费。一方面他要求国家不增加税收，另一方面要求国家不断增加社会福利的产量。而村民自治正好为农民表达自己对公共品的需求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这样乡镇在“征税”时不得不考虑村民的需求偏好。农民也因此获得了交什么“税”和交多少“税”的部分决定权。这样，原来由乡镇垄断的“实际定税权”就变为乡镇和农民分享，至于分权的比例则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地位和能力。村民自治恰恰会导致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从而带来其与乡镇进行谈判地位的提高。虽然“较小的集团（特权和中介集团）常常能战胜大集团”。可是与战胜如“马铃薯”一样分散的农民相比，乡镇战胜组织化的农民所付出的成本更高，损失的“实际定税权”也就越大。这显然是乡镇所不愿意的。其次，村民自治会弱化乡镇税费征管权。在广大农村，乡镇干部直接征收税费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乡镇征收自筹资金是应当的，但是乡镇政府直接收税就显然违法越权了。根据财税体制安排，乡镇预算内的农业税收（包括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牧业税）由乡镇政府的财政部门征收，工商各税、企业所得税、城市教育附加税、屠宰税由地方税务所（分局）征收。因此，乡镇政府并不是前述各项税收的法定征收机关，因此既无权力也无责任征税。那么，乡镇政府的干部为什么要充当“税官”的角色呢？这又要从分税制和“压力型体制”上找原因。分税制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我国绝大多数县市是“吃饭财政”，而农业税收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税收一旦出现缺口，干部工资就难以按时发放。可是，在我国农村目前生产水平和农村经营制度下，农业税税源分散，税额小，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单纯靠财税部门征缴农业税收，无法完全征缴到位。特别是屠宰税和农业特产税，根据国家规定要据实征收，其征收要面对千家万户，税源核实难度大，据实征收委实不易。不得已，县市政府就通过“压力型体制”将农业税收的主要任务下达给乡镇政府，依靠行政手段来强化征收力度，并制定了严厉的奖惩办法。不能如期完成的，县市财政停发乡镇干部的工资；按时足额完成的，则按比例返还数量可观的税款。而且在有些县市领导看来，税收征缴如何，还是考察乡镇干部工作能力和政绩的重要标尺。因此，为“吃饭”计，为“发展”计，乡镇的领导干部们不管是否违法，都要尽力拼命地收税。于是“乡官”就事实上成了“税官”。
然而，面对几百平方公里内几千上万户农民，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仍然存在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因此，乡镇也就将税费征缴任务进行分解，根据人口、土地等确定每个村的税费征收任务，由村干部负责征收，而乡镇干部一般不直接面对农户收款。而村干部在接到乡镇下达的税费征收任务后，通常也会召开村组干部会，将任务进一步分解到村民小组。这样，在征税主体乡镇政府与纳税人农民之间还有两个环节：行政村和村民小组，这样乡镇征税链条就体现为：乡镇政府行政村村民小组农民（户）。这样一个征税链条实际上是行政层级里“压力型体制”在乡村社会的延伸：中央省地（市）县（市）乡镇行政村村民小组农民（户）。正是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链条保证了政府对农业各项税收的征收。但是这个链条的上下两端却有所区别。乡镇以上征税链条的维持和运作遵循的是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逻辑，但是这个逻辑在后公社时期却不能适用于乡镇以下的链条。因此，乡镇在沿用公社时期的行政命令的同时，还往往会采取其它办法来调动村干部的征税（费）积极性。一是，物质激励。主要有四种：（1）税收提成或手续费；（2）颁发奖金；（3）与工资挂钩；（4）吃喝招待。二是，包村驻点。乡镇机关领导干部从书记、乡镇长到一般工作人员，大多都有自己负责的村（包村），其职责主要是上传下达，督促检查。三是，私人间感情。通过个人交往，乡镇干部与村组干部建立起互惠的私人间感情。在乡村社会里，良好的私人间感情是工作的助推剂。四是，帮助“拔钉子”。征收税费工作中，出于各种原因总有一些村民拖欠甚至拒绝交纳，村干部又往往碍于乡里乡亲的情面或者担心村民报复，不愿意“得罪人”，用强制的办法征收。对此，乡镇往往也给予充分理解，一般会自己充当“恶人”，集中清理“钉子户”。当然，在各种措施里，“最重要的是行政压力”。但是，村民自治的推行却会减轻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行政压力，从而可能会打破整个征税链条的完整性。村民自治的实行会使村委会干部授权来源发生变化。村委会干部再不是由乡镇任命，而是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这样村委会干部的授权来源就不再是“自上而下”的乡镇政府，而是“自下而上”的广大村民。其权力性质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由行政权变成自治权。授权来源和权力性质的变化必然会对村委会干部的行为发生影响。村委会干部会由以前主要执行乡镇命令，完成乡镇下派的任务，维护乡镇的利益，转而更多地是执行村民会议的决议，代表村民的利益，为村民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也就是说，村委会干部会由以前主要扮演乡镇政府“人”的角色转而更多地扮演村民“当家人”的角色。特别是当乡镇交给村委会办理的事情与村民利益相抵触时，村民委员会往往会站在村民的立场上，而村民亦可以通过其自治组织表达自己的利益偏好甚至抵制这些于已不利的事情。就征收税费而言，农民往往对其中的“国家部分”，即税收部分比较认同，认为“种田完税”是农民的义务，因此农民也愿意积极完税。但是农民对乡镇政府平摊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的做法十分不满。至于“集体部分”中的既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超出标准范围、不顾农民承受能力的各种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收费，农民更是深恶痛绝。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实行村民自治后，村干部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卖力的征收这些农民反对而乡镇财政又十分依赖的税费。对此，乡镇政府显然也是不愿意看到的。第三，村民自治还不利于乡镇控制村级集体资产。虽说如今乡镇政府已经不能像人民公社时期那样平调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资产，如果能够控制村级集体资产对于缓和乡镇所面临的财政压力大有益处的。乡镇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行政层级里各级政府间存在的财权上收的翻版。但是，按照法律规定，乡镇与村之间已经不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要达到财权上收的目的，就要维持这种行政上下级关系，控制村级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村财乡管”既是乡镇控制村的手段，也是乡镇控制村的目的。如果真正实行村民自治，实现“村财村管”，就会进一步削弱乡镇的财政动员能力。从前述分析中不难看出，真正实行村民自治会削弱乡镇财政动员能力，这对于已经处于困境中的乡镇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乡镇弃村民自治这种民主形式于不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如果乡镇政府又不能不推行村民自治，这样要担上违法的风险，因而在当下村民自治实践中，乡镇政府采取的策略多是阳奉阴违，以村民自治之名，行乡村控制之实。结论在转型时期，建构一种既能解决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有效贯彻，又能实现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约制的民主合作型乡村关系，实现国家与社会权力的互强，是关系到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关键性因素。村民自治的实行应视为国家为建构民主合作型乡村关系上的一项努力。但是，单纯地推行村民自治并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分税制带来的正税收入不足和“压力型体制”导致的财政支出使乡镇财政面临巨大的压力，征收税费工作取代计划生育成了新的农村工作“第一难”。而村民自治的推行不仅不能缓和乡镇财政压力，而且会削弱乡镇的“实际定税权”、加大税费征管难度和不利于乡镇挤占挪用村级集体财产，从而削弱乡镇的财政动员能力。因此，乡镇往往置国家的法律政策于不顾，仍然沿用人民公社时期的方式方法来处理与村的关系，从而使制度安排上的“乡政村治”流于形式。这说明，乡村关系受制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受制于政府间关系。因此，民主合作型乡村关系的构建仅仅局限于乡村层面的制度改造是不够的。比如，乡镇财政困境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分税制改革的不完善和“压力型体制”的弊端，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上进行制度创新，否则微观层面的努力很可能劳而无功。
乡村的基本特征篇6
[关键词]免征农业税；农民负担；县乡财政；土地流转
免征农业税是继土地改革、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又一次革命。免征农业税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有力地调动了农民种田、种粮、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在充分估价免征农业税的重大意义及所带来的重大实践效应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作为一项重大的体制改革，免征农业税也必然会带来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因此。只有积极应对，认真解决，才能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
一、取消农业税对农村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切实减轻了农民负担
2006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全国共减轻农民税费负担1200多亿元，在大部分省份，农民人均减负都在100元以上。取消农业税不仅仅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而且大大减轻了农民的心理负担，农民不再为乡村干部催缴税款而忧虑。同时，粮食收成能直接体现为农民自己的经济收入，加上中央的粮食直补、退耕还林、还草等各种惠农政策，使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二)公共财政真正惠及农村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公共财政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而农村公共服务所需要的资金只能主要依靠农民自己解决。以农村义务教育为例，农村税费改革前，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主体虽然是各级政府，但主要是靠农民缴纳的农村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农村税费改革后，对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进行了重大调整，取消了农业教育费附加和农村教育集资，将农村教育经费纳入各级政府的预算，教师工资实行县级统筹，义务教育实行了“一费制”，学校的公用经费由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解决。这种变化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公共财政向“三农”倾斜的改革目标。
(三)调动了农民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积极性
取消农业税费后，提高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和可耕土地的利用效率，农民对赖以生存的土地倍加爱护，更加注重对农田基本建设的投入。由于种田没有税费负担，一部分放弃耕种的农户又重新从事农业生产，甚至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专门为别人种地的农民群体，这有利于农村逐步实现规模化种植。因为取消农业税为耕种土地的农户留下了更多的利润空间，他们将这部分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租用撂荒土地，使土地撂荒现象得到了根本改观。广大农村出现种地、种粮热和加紧进行农田基本建设的新气象。
二、免征农业税后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县乡财政压力加大，公共品供需矛盾突出
1 县乡财政收入萎缩，基层政府运转困难。在经济发展落后地区，特别是农业特产税比较集中的地区，农业税及特产税取消前，县乡财政对农业税和特产税的依赖程度较强。取消农业税和特产税后，县乡财政收入的主体税种缺失导致财政收入萎缩，县乡财政的自给能力大幅降低。基层财政收入除少部分依靠非农产业以外，大部分依靠上级财政预算和转移支付资金。但数量非常有限。并且中央和省的转移支付主要是维持政府运转的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能够用于建设的财力非常少。公用经费开支巨大导致财政运转困难，存在不同程度的资金缺口，加之县乡支出刚性增加，调控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十分有限。虽然上级财政从预算内给予了一些考虑，但与乡村财政支出水平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进步不断提高的实际相比，收入缺口依然较大，乡镇及村级组织正常运转较为困难。
2 加大了省市县各级财政支出的压力。取消农业税收是国家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农业增效的重要措施之一。国家在给予地方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的同时，要求省市县财政也相应进行配套。
3 公益事业负担重，基层财政难以承受。乡镇没有足够的财力提供农民急需的公共产品，农业基础设施的更新、管理和维护得不到保障，事权大而财权小，造成县乡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争取上级乡村道路、教育、农业综合开发等专项资金，乡村两级必须有配套资金，而配套资金解决困难。农村基础教育欠账较多，目前投入不足的矛盾仍然非常突出。乡村中小学校危房改造压力大，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教学设备的购置和更新没有资金。同时，农村合作医疗和农村社会保障事业更加难以实施，农业新品种推广和农业技术服务困难，农村基础设施的维护与建设缺乏资金保障，农业生产技能无法进一步提高，不利于农业的长期高效发展。这些问题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影响到农村公共事业的质量和水平。
(二)土地矛盾日益凸显，承包纠纷明显增多
税费改革前，农民负担沉重，对种地的热情不高，土地矛盾没有凸显出来。税费改革后，农民的税费负担大幅度减轻，充分调动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农村土地承包的矛盾开始显现。一是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增多。随着农业税的免征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政策的落实，土地收益回升，农民种田的积极性高涨。原来拥有土地使用权的进城农民工开始大批回乡，要求转包户返还原承包的土地；没有赶上农村土地二轮延包的农户，则根据国家现行的农村常住人口人人享有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政策，向乡村干部提出重新调整土地承包的要求；原来土地承包时因嫌税费过高而没有要地的农户和外出打工后自动放弃土地承包权的农户，也纷纷主张土地权益。凡此种种，引发了原土地承包户与现租赁户、承包户以及乡村干部之间的矛盾。二是免征农业税后公益占地补偿问题出现新矛盾。过去农村公路、水利等公益设施占地都采用调减农业税额的办法进行补偿。现在农业税免征了，被占地农户因调减农业税额而得到的利益补偿不复存在，导致他们心理严重失衡。三是各个利益相关方都把目光盯在农村土地上，方方面面都在争地。村和社(组)希望卖地，以土地补偿费作为集体收入来源；农户通过各种方式来占取宅基地，农民之间的土地边界纠纷明显增多。
(三)集体经济的原始积累萎缩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已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农业税免征前，农村集体经济的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转移支付、农业税及其附加和“一事一议”。现在农业税免征了，农业税附加也随之不复存在，只剩下转移支付和“一事一议”两项收入来源。国家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数量十分有限，仅用于解决农村贫困户救助、社会综合治理和村干部的误工补贴就已非常紧张，根本无力解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而“一事一议”由于操作设计方面的缺陷和基层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往往难以统一大多数农民的思想，有些事情只要有一少部分人反对也会夭折。这种状况使部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如公路、水渠等面临供给挑战，特别是一些跨流域水利工程，由于其外部性较强，受益区域涉及几个乡甚至几个县，在减少农村税负绝对水平却没有充分考虑建立健全地方公共财政体系的情况下，这些公共品的供给可能会出现严重不足。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老化，已成为农业和农村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四)乡村集体债务沉重，依靠自身财力化解债务的难度很大
乡村集体债务形成的原因很多，主要有：(1)取消农业税前。农业负担较重，种田效益较差，很多农民弃田离家，税费多年没有上缴，为完成上级任务，避免税费悬空，许多村委会只好借钱、贷款垫付。(2)前几年经济开发区建设兴起，许多乡村政权组织为谋政绩，纷纷圈地建开发区，为此向银行贷款或向私人借款，形成大量债务。(3)多年来农村兴办农田水利建设、农村基金合作会、农业开发等生产性公益事业、兴办工商企业等也形成了乡村负债现象。农村税费改革前，乡村从经营性收入和“乡统筹、村提留”中拿出一部分来偿还债务。免征农业税后，乡村财源断了一个渠道，偿还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加上财政转移支付滞后，导致乡村基层组织面临机制运行困难，弱化了自主领导农村发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乡村两级债务包袱及当前化解债务的巨大难度，必然严重影响农村基层工作的正常运转和农村的稳定发展。
(五)制约惠农政策落实的因素依然存在，农民增收的形势不容乐观
1 农业税免征后，农民的其他税收负担仍然存在。当前，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农业税免征后农民、农村将处于无税状态的片面认识。实际上，农民长期以来不仅缴纳农业税，而且还承担着其他方面的税收负担。从现实经济生活分析，农民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购买生产资料需要承受增值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等税收负担；农民在日常消费过程中，还承担了包含在消费品价格中的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流转税负担；农民从事第二、三产业的生产经营、农民进城务工以及农民转让自有财产等，都与城镇居民一样需要照章缴纳流转税、所得税及其他相关税收。由此可见，农业税免征后，农民仍承担着一定的税收负担，而并不是处于无税状态，并且与城镇居民相比，农民所承担的税收负担相对于其所能享受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言也是不对等的。
2 农民的其他负担仍然很重。其一，涉农物资市场价格的变化引起农民负担加重。涉农物资市场价格的变化，部分抵消了取消农业税带来的政策效力，甚至一些地方感到农民负担较农业税取消前有所增加。农用物资的涨价使农民生产性支出增加，甚至超过了减负的速度，吞噬了减负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其二，医疗、教育负担沉重。目前城乡社会保障覆盖率差距很大，农村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仅少数农业人口能够享有低水平的医疗和养老保障。农村公共医疗保健服务供给仍极为落后，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突出。国家对农村义务教育实施的优惠政策缓解了农民的负担压力，但非义务教育负担又成为农民负担的主要方面。一个高中生每年花费为4000元左右，一个大学生每年花费1—1.5万元。农民子女的教育支出。无疑已成为农民的一大负担。
三、解决免征农业税后所出现的新问题的对策建议
(一)积极推进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农村公共资金筹集机制
免征农业税后，对乡镇财政的影响主要是税费改革减少了乡镇政府的非税收入，造成了乡镇财政的紧张。因此，建议采取不同的区域政策及其他综合措施，建立和完善农村基层财政政权经费保障机制，统筹解决税费改革后的乡镇财政经费紧缺问题。建立农村基层政权经费保障机制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建立健全农村基层公共财政体制；合理划分县、乡镇、村三级的事权和财权界限；积极推进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减少人头费支出。二是创新农村公共资金筹集机制。在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方面，特别是要把乡镇教师及公务员工资、乡村两级教育经费、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经费、道路建设费等纳入县级公共财政预算，由县财政负担。这样，乡镇一级的财政压力将大为减轻。今后政府财政关注的重点应该是经济困难的县和乡镇，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建立一套适合不同地域的农村公共事业建设的资金筹措机制。
(二)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加强农村制度建设
1 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符合农业生产特点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要在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基础上。推进农业经营体制的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的转变。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的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的方向转变。
2 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要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层层落实责任。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保护补偿机制，确保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不得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得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从严控制城乡建设用地总规模。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完善征地补偿机制。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3 完善村民“一事一议”的筹资筹劳办法，健全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机制。要多渠道、多形式地积极筹措资金，强化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加大对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小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对跨村、跨乡工程，要逐步实行“立项制”，建立乡、村、农民共同投入的机制。村级基础设施建设是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的主要内容，完善农村税费改革后实行的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制度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途径。“一事一议”制度成败的关键是村级民主机制的发育。因此，村级“一事一议”制度的完善应以培育村级民主机制为龙头。要加大对“一事一议”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唤醒农民的民主和权利意识，夯实“一事一议’’制度运行的群众基础，同时提高“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制度使用的透明度，完善村民监督机制。为促进“一事一议”工作的开展，有关部门要修改完善农村“一事一议”管理办法，研究制定财政对农村“一事一议”的奖励补助政策。
4 建立债务管理制度，通过综合治理消化农村不良债务。乡村债务数额巨大，形成原因复杂，既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化解乡村债务是一项长期的综合治理工程，需要各级政府共同努力来完成，中央政府也应给予适当的政策和财力支持。一是完善乡村债务统计制度。首先是理顺现有乡村债务关系，分类消除债务。对村级直接借贷形成的历史债务，凡不是为村民办事的，应当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落实债务人，不能将债务转嫁给村集体；对确属用于集体生产公益事业、借贷手续齐备、使用开支合理的，可用村集体经济收入逐步偿还；对少数干部贪占挪用提留款的，应坚决追回，情节严重的还应追究行政、刑事责任。二是支持地方政府消化乡村债务。由于乡村债务是乡村长期困难累积形成的，既有乡村政府管理方面的原因，也有上级政府硬性考核、达标活动过多的原因。经济落后地区乡村经济薄弱，财政困难，靠基层政府化解乡村债务极其困难。建议中央财政建立消债的专项资金，支持地方政府消化历史欠债。
(三)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形式，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许多方面需要村集体出资出物，因此，壮大村集体经济显得尤为重要。针对集体企业改制、农业税免征后村集体缺乏创收渠道的状况，更要重点探索和创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路径。一是要从政策层面去探索创新。要落实好被征地村安排的集体留用地政策、农村宅基地置换政策，对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出让、入股、抵押要出台优惠政策，增加村集体的经营收益。财政对村级转移支付的力度需要进一步加大，对经济薄弱村建立转移支付增长机制；村办企业新增税收县、乡留成部分要按一定比例返还到村。二是要从发展途径去探索创新。因地制宜、因村制宜发展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对集体闲置资产较多的村，要引导其发展混合型经济，通过资产人股的形式借力发展；对家庭手工业发展较好的村，要鼓励发展合作经济，通过帮助他们解决销售方面的问题实现共同发展。三是加快农村后续财源建设，构建多元化财源建设格局。免征农业税后，改变了以农业为主的财源结构，财政部门要把财源建设作为今后长期的工作，把农民增收与财政增收有机地统一起来，不断开辟新的财源，培育新的增长点，做大财政收入这块蛋糕。要大力发展工业、商贸、旅游、饮食服务业，为财政提供更多的收入来源，通过经济的发展，增强县级财政实力，引导县乡财政走出困境。
(四)构建城乡一元化的税收体系，减轻农民税收负担
乡村的基本特征篇7
(征求意见稿)
一、编制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通知》(自然资规〔2020〕5号)、《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执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指导意见》(赣府厅发〔2021〕2号)、《樟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樟树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等文件的相关规定编制《樟树市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1-2022年）》。
二、基本情况
成片开发方案内建设项目用途为工业用地、仓储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居住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商业服务业用地、特殊用地。
本方案共涉及9个片区，其中城区涉及5个片区，乡镇涉及4个片区。城区片区分别为滨江新区片区、电子信息产业园片区、张家山片区、老城片区、盐化工基地片区，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836.91公顷，含部分已建成地块，拟征收面积477.22公顷；乡镇片区分别为阁山镇片区、永泰镇片区、观上镇片区、洲上乡片区，拟征收面积19.61公顷(成片开发范围以最终批复为准)。
城区片区一位于樟树市滨江新区，东临葛玄路、西北侧为滨江大道、南临盐城南大道。该片区涉及福城街道办事处龙溪村、吴家巷村和洋湖乡敖洲村、武林村、晏梁村，共2个乡镇5个行政村。成片开发范围面积233.71公顷，拟征收面积145.12公顷。
城区片区二位于樟树市经楼镇电子信息产业园，北靠樟树汽车站、西临樟树互通线、东面为经楼镇政府。该片区涉及经楼镇经楼村、老店村、两江村，共1个镇3个行政村。成片开发范围面积24.06公顷，拟征收土地面积13.58公顷。
城区片区三位于张家山街道办的药都产业园和港城开发片区，北临村庄，南面为赣江。该片区涉及张家山街道办事处金岸村、薛溪村、贮木场，槎市村、枨湖村、处马村、桑林村共1个街道7个行政村。成片开发范围面积258.31公顷，拟征收土地面积146.55公顷。
城区片区四位于樟树市老城区，本片区通过盐城大道、四特大道、药都北大道等主干路连接各个拟建项目地块。该片区涉及大桥街道办事处东村社区、枧头村、南上社区、湾里村，福城街道办事处吴家巷村，淦阳街道办事处郭里村、曲水村和洋湖乡晏梁村，共4个乡镇8个行政村。成片开发范围面积86.26公顷，拟征收土地面积18.40公顷。
城区片区五位于樟树盐化工基地范围内，盐化大道两侧。该片区涉及大桥街道办事处彭泽村、土塘村，阁山镇关坊村、上阳村和观上镇横里村，共3个乡镇5个行政村。成片开发范围面积234.57公顷，拟征收土地面积153.57公顷。
乡镇片区六位于阁山镇片区，该片区涉及店下镇枫林村、淦上村和阁山镇东站社区、孙家村，共2个乡镇4个行政村，拟征收面积5.15公顷。
乡镇片区七位于永泰镇片区，该片区涉及永泰镇大观村、洋塘村，共1个乡镇2个行政村，拟征收面积1.39公顷。
乡镇片区八位于观上镇片区，该片区涉及观上镇观上社区、下聂村，共1个乡镇2个行政村，拟征收面积8.12公顷。
乡镇片区九位于洲上乡片区，该片区涉及洲上乡大洲社区、双塘村，共1个乡镇2个行政村，拟征收面积4.95公顷。
三、项目位置
项目涉及到敖洲村、槎市村店下组、槎市村墙房组、槎市村铁门口组、槎市村西房组、槎市村熊家组、槎市村杨家组、槎市村中山组、枨湖村陈家组、大观村第2组、大观村第3组、第4组、大洲村大基山组、大洲村古株树组、东村社区下房组、东站社区罗家组、东站社区洗沙埠组、枫林村高兴组、淦上村岭西组、淦上组、城上组、阁山镇、关坊村梅湖组、观上社区观上组、观上社区刘家组、观上社区上胡组、观上社区袁家组、郭里村聂家组、横里村龚家组、横里村罗家组、横里村徐家组、枧头村黄家脑组、金岸村观下组、金岸村金岸组、金岸村金洲组、金岸村老岸组、经楼村方家组、经楼村郭村组、经楼村黄村组、经楼村老严组、经楼村危村组、经楼村危村组、黄村组、经楼村新严组、老店村店东店西组、两江村小南组、龙溪村、马棱村湖尾组、马棱村马棱组、马棱村西棱组、南上社区王家边组、南上社区下水田组、彭泽村、彭泽村洪光塘组、曲水村丁家园组、上阳村刘家组、双林村卢家组、双林村罗家组、双林村庙下组、双林村闵家组、双林村杨家组、双林村周家组、土塘村、土塘村叶家组、湾里村谢家组、吴家巷村古圳组、武林村、下聂村中彭组、薛溪村薛溪组、晏梁村、杨林村杨园组、洋塘村第4组、第5组、第14组、张家山街道办事处、洲上村黄家组、洲上村饶家组、洲上乡。
四、成片开发的必要性
方案注重节约集约用地，注重保护耕地，注重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着重体现规划引领城市集中连片发展、公益性设施优先、生态优先的理念，符合樟树“十四五”发展的实际需求，为樟树市十四五规划发展提供了土地要素保障，为樟树市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支撑。
方案的实施有利于产业发展和资源配置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布局，便于开展大规模土地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功能齐全的土地区块，从而可促进樟树市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五、公益性用地情况
根据《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特殊用地以及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储备库用地等其他公益性用地属于公益性用地。城区片区一公益性用地比例为58.39%;片区二公益性用地比例46.86%;片区三公益性用地比例53.14%;片区四公益性用地比例79.51%；片区五公益性用地比例40.81%。均符合《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执行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指导意见》(赣府厅发〔2021〕2号)文内公益性用地占比一般不低于40%的规定。
六、规划符合情况
本方案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发展定位、要求，有利于完成规划目标、任务，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成片开发范围布局在城镇开发边界的集中建设区，符合报批的城镇开发边界。成片开发区域范围不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各类保护区，符合成片开发项目送审报批的要求。
七、实施计划
综合考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市场需求情况、资金筹措等因素，本方案实施周期为两年：2021年—2022年。
八、征地补偿标准
征地补偿标准按《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赣府字〔2020〕9号）文和《樟树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征地补偿的通知》（樟府字〔2020〕17号）文件规定的标准执行。
乡村的基本特征篇8
【关键词】乡村旅游；乡村性；本质解析
1.研究背景
从实践的角度而言，乡村性关系到乡村旅游的核心所在，一方面开发者对乡村性的认识不清将导致乡村旅游发展方向的迷失，另一方面旅游开发过程中乡村性的破坏或消失使得乡村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的失去根基。从研究角度而言，目前乡村旅游研究仍停留在以旅游为核心乡村为辅助的一级概念上，使得乡村旅游容易局限在与城市对比的狭窄区域内，阻碍了乡村旅游的发展视野。因此有必要建立乡村旅游的二级概念，而乡村旅游的二级概念应该以乡村为核心，研究应置身于乡村本身更广阔的空间，挖掘乡村作为旅游资源的价值和维度。乡村性是对乡村地域特征的总体概括，是乡村的本质所在，是连结“乡村”与“旅游”间的灵魂纽带，因此二级概念应以乡村性为基础和核心研究乡村旅游。乡村性是一个复杂抽象的概念，本文尝试从理论上对乡村性的本质内涵进行解析。
2、乡村性研究回顾
目前国内外对乡村性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基于城乡地域划分的乡村性研究、基于乡村区域的社会文化意义的乡村性研究和从乡村旅游的角度研究乡村性。
2.1基于城乡地域划分的乡村性研究
主要从城乡对比的角度上研究某一区域乡村性和城市性的强弱程度，其中国外学者克洛克通过构建乡村性指数将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域划分为极度乡村、中等程度乡村、中等程度非乡村、极度非乡村和城市五个类型1。国内学者龙花楼等基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构建乡村性指数(Ri)以刻划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性强弱，并对东部沿海地区各发展类型的乡村性进行了评价2。
2.2基于乡村区域的社会文化意义的乡村性研究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复杂的乡村性，将乡村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空间。研究的焦点由权力逐渐转向乡村的其他方面——乡村的分裂和差异。同样的，焦点由研究单个特征转向研究多种特征的交叉性，如阶级、性别、种族以及性等。一些学者探讨了乡村性和男性之间的关系，基于男性危机提出了女性城市男性乡村(thefeminizingcityandthemasculinizingrural)的观点3。
运用社会表征(SocialRepresentationapproach)界定乡村性是目前国际研究比较常用的方法，随着这方面工作的进展，乡村性的表征已超越了最初的田园概念而进入到动态的，可变的、体验的多样性等更多本质，为了更好的解释乡村性，学者们利用大量可视或不可视的媒介资料进行研究，如借助乡村音乐来解析乡村性以及乡村日常生活的空间特征，通过研究乡村音乐得以表达乡村日常生活的不同方式和内容，揭示音乐和乡村性这一复杂空间概念之间的联系4。
2.3从乡村旅游的角度研究乡村性
目前国内外基于乡村旅游的角度研究乡村性的文章并不多，国内有关乡村旅游的乡村性研究较为零散，主要是夹杂于有关乡村旅游概念的探讨中。但多数学者都认为乡村性是乡村旅游的本质属性。面向旅游和旅游者的“乡村性”可以从空间与景观内容两个方面，即通过“乡村性”空间和“乡村性”景观意象来认知5。保持乡村性的关键在于乡村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再造，保证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开发与建设和培养本地化的乡村旅游人才6。
从以上国内外对乡村性研究的回顾可以看出，乡村性是一个极其复杂和丰富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变迁过程中乡村作为一种聚落形态所呈现出的属性，因此包含着乡村经济、社会、文化和空间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认为乡村性是对乡村普遍性质和特性的整体抽象和概括，是乡村地区的共同特征。
3、乡村性本质解析
(eU)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CD)于1994年对乡村旅游的界定中，首次提出“乡村性”一词，认为“Rurality”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国内有学者也将其翻译为乡土性、田园性。然而究竟什么是乡村性，乡村之所以吸引人的魅力何在？本文将从乡村旅游的起源、乡村旅游的需求动机两方面对乡村性本质进行解析。
3.1从乡村旅游的起源看乡村性
尽管目前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的乡村旅游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但也有学者提出春秋战国时期先民的春游活动可视为我国乡村旅游活动的雏形。《管子·小问》中记载:“桓公放春三月观于野。”描述了齐桓公到郊野农村娱乐身心、享受明媚春光的情况。当时人们外出踏青已较多地使用牛车、马车、旅馆等交通、住宿设施。因而，这种踏青活动已具有现代乡村旅游的特性，应该是一种乡村旅游活动7。
国外的乡村旅游起源于19世纪中期的欧洲。19世纪工业革命后期，经历了短期的欲望膨胀式开发之后，人类开始重新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一股回归自然价值的潮流在一些高度工业化国家以极强的力量涌现，其关键就在于保护自然环境。人们有了返璞归真的强烈愿望，同时火车已遍布欧洲和北美洲，偏僻和风景秀丽的农村也成了公众的旅游之地，构成了乡村旅游的早期形态8。
1855年由一位名叫欧贝尔的法国参议员带领一群贵族去巴黎郊外的乡村度假。他们品尝野味，乘坐独木舟，欣赏游鱼飞鸟，参与各种劳作活动如学习制作肥鹅肝酱馅饼、伐木种树、清理灌木丛、挖池塘淤泥，并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通过这些活动，使他们重新认识了大自然的价值，加强了城乡居民之间的交往和认识，增进了彼此的友谊9。1863年，通济龙旅行社组织了第一次到瑞士乡村的包价旅游，1865年意大利“农业与旅游全国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乡村旅游的诞生。此后，乡村旅游在欧洲兴起，其旅游者看重的是乡村的自然环境及传统文化活动。
从国内外乡村旅游的起源我们可以看出，乡村旅游是人类在追寻自然环境、探求人类与自然和谐意境的过程中做出的选择，而能够承载这种愿望的客体——乡村必定拥有相应的特质，因此构成乡村性的内涵中必定包含自然性与和谐性。其中自然性一方面是指环境的自然性，乡村中保持着原始秀美的自然景观，而用于生产和生活而营造的人工景观能够很好的与整体自然环境保持协调，宛若天成；另一方面包括生活的自然性，乡村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完全是低碳环保的，原料就地取材，使用经过简单改造的工具和生活设施，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降至最低。和谐性一方面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的融洽，一切人类活动都能很好的融入到自然之中，自然也能够完全承载和容纳人类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另一方面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和睦，游客与农民同吃同住，重温人与人之间的亲切感，感受乡村生活的点点滴滴，享受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妙意境。
3.2从游客需求动机看乡村性
尽管乡村旅游的发展有振兴乡村经济的政策引导和鼓励因素在内，但游客强烈的旅游需求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3.2.1基于城乡差异对比的游客动机
旅游客源地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差异，包括空间差异、景观差异、文化差异和体验及感知的差异是现代旅游业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游客动机需求产生的主要来源。乡村在自然环境、田园风光、生活方式、民俗风情和生产活动等反面与城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反差，城市和乡村这两种人类聚落形态之间、城市性与乡村性之间的级差或梯度，一方面吸引着乡村居民离开故土，不断的涌向城市，另一方面，吸引着城市居民走进乡村，体验不一样的生活、品尝另一种味道、体认另一种价值、拓展生活领域、更新生活内容。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差异性引力构成人们到乡村旅游的刺激因素。
另一方面由熙熙攘攘的人群、钢筋水泥的环境、咄咄逼人的生活节奏、激烈竞争的生存压力、淡漠疏离的人际关系等一系列现代城市中“阴暗面”所引致的陌生感、飘零感，失落、彷徨、疲惫、焦虑等负面情绪，使得久居都市樊笼的人们淤积着逃离的迫切愿望，而乡村清新、质朴、安静、纯粹的净土尚可以提供一个暂时舒解和释放的空间，而那些由于过度城市化和高度现代化而被剥夺和遗失的“美好”能够在乡村得到些许的补偿，由此忍受了城市无限压抑的人们对乡村寄予厚望，乡村旅游成为人们心灵慰藉和精神回归的最佳选择。从这个层面上而言，城市阴暗面将人们推致乡村。
3.2.2基于情结心理角度的游客动机
从情结理论的角度分析乡村旅游游客动机，可以归纳为自然情结和乡土情结。
（1）返璞归真的自然情结
从乡村旅游的起源便可得知，回归自然是乡村旅游的最初动机。“当人类用了很长时间完成了从原始到现代、从乡村到城市这一逃离自然的过程，但可悲的是人们发现自己借以征服自然的理性世界正逐步凸现对人的心理及生产力产生束缚的反作用力。回归自然成为人类从心理上否定了逃离自然的行为后所产生的寻求心灵归宿的特殊情结”10。乡村作为人类原始的精神家园，是返璞归真这一人性本能的最终归宿。
（2）剪不断理还乱的乡土情结
从基层上讲，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其本性上就是乡土文化，而在这种生存环境和社会文化的耳濡目染之下，乡土情结作为一种心理定势、行为准则和精神信仰而深深地扎根和潜伏于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身上11。尽管乡土情结在中国人身上表现的最为淋漓尽致，但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身上，依然可以找到乡土情结的影子。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讲述土地对于乡下人的可贵时记录到“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的把一包用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避了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时，可以把红纸包裹的东西煮一点汤吃。这是一包灶上的泥土。对因囿于现代技术文明而找不到“故乡”归途之路的现代人来说，乡村旅游无疑是对“根基持存性”失去的避免12。乡土情结点燃和维持着人们内心深处对乡村的热切期盼和回归。
综合上述对乡村游客动机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乡村性内涵中应该包括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从与城市对比的角度，乡村性必定包含与城市性对立的因素，如果城市性是以人工化和现代化为主要特征的话，那么乡村性则包含天然性和传统性。当然这种天然性并不是完全的纯粹的，虽然有人工的痕迹，但却宛若天成。传统性也并不苛求一种原始的状态，从相对隐性的意识层面而言，人们遵循并保持着一种对生命本真价值稳定而唯一的判断和选择，显现在日常生活中则是人们秉承和维系着简单而统一的生活态度和行为准则。
另一方面由乡村游客的情结动机中则可以归纳出乡村性内涵中包含自然性和自由性。自然性与之前大体相同，在此不再赘述。而自由性则来自源于土地和家。土地的非流动性使得乡村生活的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人与环境之间、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亲密的感觉。因此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感的社会。而在一个熟悉的环境中，人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换句话说，社会和个人在这里通了家（费孝通）。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家更是无拘无束的自由空间。因此乡村所隐含的自由性使得乡村极具吸引和魅力。
4、研究结论
以上从乡村起源和游客动机的角度对乡村性所包含的要素进行了分析，从旅游的角度出发，乡村性内涵中应该包括自然性、和谐性、天然性、传统性、自由性五个方面。综合上述归纳，笔者认为乡村性是人类在发展中，在与自然相处的过程中累积的一种交流效果和印迹，其本质在于人与自然原真、朴素、和谐的关系，在此关系的长期浸润下人与人之间也达到了和谐相容，并由此使得个体本身达到一种完美的自洽状态。乡村是人与自然相和谐这一本质内核体现的空间，也是其作用的结果。一切虽然不是绝对的自然，但却宛若自然，这才是乡村吸引人的根本所在。需要指出的是乡村性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性质，并不仅仅是城市的反面，城市中一方面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缺失，一方面由于这种关系的不明显，由此使得乡村中这种和谐美好得到突出和强化，城市起到的是衬托的作用。如果只是一味的从与城市对立的角度来谈乡村的话，就会使视野局限于较小的范围，而有可能忽视掉乡村更为丰富的内涵。同样也不能简单地从与城市对比的角度上来讨论和发展乡村旅游，而应该置身于乡村更为广阔的空间里，挖掘乡村作为旅游资源的多维价值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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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基本特征篇9
"——财政压力下的乡村关系
缘起
笔者对乡村关系的关注始于1998年8月在湖北黄梅县召开的“村治研究与实验研讨会”。在会上，有学者和民政部门的实际工作者针对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在推进村民自治工作中的消极甚至阻碍作用，情绪性地提出了用中央和民众夹击地方的办法来推动村民自治工作。其中暗含的意思就是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仍然愿意沿用人民公社时期对村级组织的控制，不愿放松管制，从而成为乡村民主化进程的“绊脚石”。由于会议召开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村组法》）并未正式通过，与会者作为论据的经验事实都是《村组法》试行期间发生的，因此乡镇政府的行为似乎可以理解。但是在1998年底《村组法》正式通过，“乡政村治”格局在法律意义上确认和强化后，许多乡镇政府在处理与村级组织间关系上并没有多大程度的转变，这一点可以在之后各地依据《村组法》开展的村委会直选中乡镇政府屡屡违法干预、操纵选举上得到很好地说明。改革的基本路向是市场化与民主化。乡镇政府在村民自治工作中的消极与抵触无疑是逆潮流而动，既违背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又剥夺了农民的民主权力，从而遭到农民的反对。那么乡镇为什么要继续其对村的控制，从而在乡村民主化进程中扮演一个很不光彩的“绊脚石”的角色呢？其行动的内在逻辑又是什么？村民自治背景下，新型乡村关系建构的基点何在？不弄清楚这些问题，而是简单地将原因归结为乡镇干部认识落后，因私废公等，恐怕既不利于乡村民主发展，也不利于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因此，本文力图在对湖北省长镇进行实地调查并借鉴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前述问题作出回答。个案：乡村关系的经验描述与初步分析长镇分为四个管理区，辖16个村，134个村民小组。人口总数为20865人，劳力8436人，其中男劳力4440人，女劳力3996人。有耕地50647亩，其中水田44704亩，旱田5943亩，人均耕地约2.43亩。较为优越的自然条件使长镇发育成一个典型的农业乡镇，多数所谓的乡镇企业也都是农业领域的“绿色企业”，如林场、果园等。为了了解长镇乡村关系的实际情况，我们对镇干部邓某进行了访谈，请她详细的讲述了长镇最近一届村支部与村委会换届的情况。1．选举过程中的乡镇控制长镇的“两委”换届是在Z市1999年9月下达“两委”换届的文件之后开始的，于1999年11月结束。当时镇里也就此发了文。镇里首先组织对村里进行考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上一届村干部的工作成绩，工作方式方法和群众的反映；二是就下一届村“两委”候选人的情况进行民主推荐。推荐是由村支部实施的，首先要座谈党员，了解民意。村委会看上去有很大自主权，但是《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对村支部负责。村支部又对谁负责？村委会主任一般是村支部委员，这样便于控制。下去考核时，我们带着一定的目的，去作引导工作，不能直接说选谁，不选谁。包村干部是选举领导小组成员。我在杨村（邓某包的村）座谈了8位党员。有的农民很聪明，会顺着领导的意思讲。在征求党员意见时，大部分都说现任（村）干部“还可以”，也有些人反映现任（村）干部有经济问题，这可能会对班子调整有影响。村委会选举难控制一些。（因为）村委会实行“海选”，各小组在全村范围内提名候选人。（因此）要保证镇里认可的委员（候选人）在第一轮选举中胜出。由村干部包组，配合组长开展工作。可以利用宗族的影响力。宗族的影响力不是很明显，但是在选举中可能表现出来。选出来的干部，对乡镇里的工作要有帮助。跟镇里唱反调，绝对不行。宗族影响力大的村，宗族里一定有一个人在村里当干部。（当然）绝对不允许出现宗族领袖和镇里看中的人竞争（村干部）的局面，一定要消灭在萌芽状态之中，可以让宗族领袖做副主任候选人。对差额的人选也考虑很多，让村民一看就知道该选哪个。大部分工作在候选人出来之前就做了，选举开始后只是一个程序问题。……如果觉得局面无法控制（指不能确定乡镇中意的候选人顺利当选），我们就会做另外一个候选人的工作，让他退出选举。我们提出的候选人不可能没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内定候选人的演讲稿我们都要把关。2．挑选村支书的（内部）标准第一，保持（村班子）稳定，以原任支书为好；第二，有丰富的工作经验；第三，群众基础较好；第四，以前的工作成绩，主要是考核各项任务指标，如合同款、粮食入库、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等。衡量村支书工作好坏的标准，主要是看各种税费收缴的怎么样。搞林果基地、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最终都是希望村里有钱好上交。让农民富起来，有钱交。3．乡镇的目的选出的村官对乡镇负责，要积极完成上级（乡镇）交给的各项任务。现在农村工作“第一难”是款（税费）难收。计划生育工作不再是第一难的重要原因是经济原因——养不起。各种任务中首当其冲的是税费，现在义务工很少，很多都折钱（以资代劳）。完成各项任务主要是钱，该上交的钱交上去后，（乡镇）就说你工作做得不错。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有一票否决权）的工作在镇里都不算难。乡镇只所以控制村干部的选举产生归根到底是出于财政压力。（文中着重号由笔者加注）“两委”换届的情况表明，长镇的乡村关系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公社大队）关系已经有所不同，具有了后公社时期的一些特征，比如乡镇不再是直接任命村委会干部，而是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村委会干部。但是，这种乡村间关系离制度意义上的“乡政村治”还有很远的距离，就村干部的产生而言，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乡镇的意见。长镇的干部甚至已经学会了在直选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合法的选举来达到控制村委会人选的目的，“大部分工作在候选人出来之前就做了，选举开始后只是一个程序问题”。除了人事控制外，长镇还通过以下办法加强对村级组织的控制。1．村帐乡管。长镇所辖各村的账目统一由镇经管站管理。每月月初，各村会计都到镇经管站做帐，未经经管站审核不得入帐，同时上报各村收支细目，便于乡镇核查。2．签定目标责任状。每年年初，市里都要和镇里签定年度两个文明建设目标责任状。之后，镇里也要与村里签定目标责任状，将目标分解到各个村，年终进行考核结算，奖优罚劣，并与村干部的工资挂钩。对长镇乡村关系描述和分析支持了村委会直选之后，乡镇仍然在延续对村级组织的控制，从而成为民主化进程的“绊脚石”这一判断，然而乡镇为什么要扮演这种角色依然没有充分的答案。不过，在镇干部邓某的谈话中，已经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初步答案：“选出的村官对乡镇负责，要积极完成上级（乡镇）交给的各项任务”。而“现在农村工作‘第一难’是款（税费）难收。……各种任务中首当其冲的是税费。……完成各项任务主要是钱，该上交的钱交上去后，（乡镇）就说你工作做得不错。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有一票否决权）的工作在镇里都不算难。”总之，“乡镇只所以控制村干部的选举产生归根到底是出于财政压力。”邓某的话可能有些以偏盖全，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把她的话理解成：财政压力是影响乡村关系的重要变量。那么，邓某所言的财政压力是如何产生的呢？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有很多，但是笔者以为，现行财政体制——分税制的不完善和行政体制——“压力型体制”的双重作用是造成乡镇财政困境的制度根源。“分税制”与“压力型体制”：乡镇财政困境的制度根源1．分税制与乡镇正税收入不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收入中“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引起了中央政府对“国家汲取能力”下降的深深忧虑，最终导致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出台。这是我国建国以来力度和范围最大，影晌最为深远的一次财政制度创新，是建立和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体制的重要步骤。实行分税制后，“两个比重”逐年下滑的局面得到遏制和扭转。但是，从目前分税制实施的情况看，其对农村乡镇财政税收收入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正税收入不能满足乡镇财政支出需要。因此，地方干部对分税制的评价是，“中央财政很好过，省级财政也好过，地（市）财政可以过，县乡两级真难过”。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乡镇税制结构不合理，主体税种不突出。所谓主体税种是指复合税制结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税种，一般具有税收收入的可靠性、调控经济的主导性、税收制度的稳定性等特征。就乡镇财政而言，以前好的税种都被上收了，如今乡镇本级税收收入主要有工商税、企业所得税和农业四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契税和耕地占用税）。显然，非农产业发达的地区可以从工商税、企业所得税中获取大量收入，而对于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来说，其对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的依赖程度较高。以长镇为例，从下表可以看出该镇税收收入对农业税（含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和农业特产税的依存度很高，两者合计占了财政责任目标的70.6%。由于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是根据农业经营收益来征收的，对于目前我国的农业技术来说，大多数农户还是靠天吃饭，极不稳定，如果按照田亩大小和历史产量做征收依据，那么就会弱化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因此，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作为乡镇主体税种是不适宜的。但是在税收立法权和税收政策制定权仍然高度集中于中央的情况下，乡镇无法因地制宜地开征新税，合理安排财政预算与管理，调控乡镇经济社会发展。长镇2000年责任书财政数据指标（注：此表由长镇政府办公室提供）二是，政府间税收收入上移。在分税制下，作为主要税种的增值税收入的75%上交中央财政，剩余的25%则由各级地方政府分成，其他一些重要税种的收入或全部归属中央，或在中央与地方、地方各级政府之间进行分成。同时，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收支范围和权限缺乏法律的明确界定，是靠相互交涉决定的，而且不断改变。乡镇政府是最基层的政府组织，在各级地方政府的交易中必然处于最为不利的谈判地位。这样，在利益机制的驱使下，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保障各自的财政收入，满足其支出的需要，不得不采取层层下压的策略，尽可能多地从下级财政抽取资金，将那些收入多、增长潜力大的税种，全部或高比例地上收，这样势必造成作为最基层一级财政的乡镇税收收入的减少。三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乡镇正税收入包括本级税收收入和上级通过转移支付对乡镇的财政补贴。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弥补地方财政本级收支缺口，是分税制国家的通常做法。可是，乡镇财政获得的上级转移支付的财政补贴是非常少的。据任宝玉在河南某乡的调查，转移支付只占该乡1998年预算内包干收入的3%。王绍光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央和乡镇的直接上级县政府的财力不足似乎并没有切中要害，更主要原因是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其一，中央财政的调节地区间差距的财力并没有随着中央财政收入的增长而相应增长。由于分税制改革是在保证地方既得利益的前提下进行，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大多是通过税收返还的方式进行的，这样做固然保证了每个地区的既得利益，便于改革的推进，但是中央政府就只能够用十分有限的收入增量来考虑地区间的平衡，因而中央财政在解决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上的作用就难以有效发挥。其二，我国财政转移支付中存在转移支付形式不规范，各项专款过多，且缺乏程序化、公式化的分配办法，随意性大，转移支付功能弱，转移支付办法不完善等问题，从而使转移支付很难发挥平衡乡镇财政收支的作用。2．“压力型体制”与乡镇财政支出扩张“压力型体制”是荣敬本等人在河南省新密市研究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后，提出的一个概念。究其实质，“压力型体制”是集权式政治体制在行政体制上的反映，是计划经济加上承包制在政治生活中的混合产物。“压力型体制”对乡镇财政支出构成了持续的扩张压力。其次，“压力型体制”要求机构“上下对应设置”的原则导致机构编制膨胀，增加了乡镇行管费用支出。为了保证各项指标的完成，上级往往以拨款和物质相威胁要求下级政府设置对应机构，结果乡镇也设置了七站八所，造成机构林立，人员臃肿，少的乡镇70——80人，多的乡镇200多人。设机构，增人员就，就需要相应地增加办公经费和人头费。其三，“压力型体制”使乡镇政府在原有职能的基础上还进一步增加了公共品供给的压力。为了达到并超额完成上级政府下达的经济增长目标，乡镇政府往往介入竞争性生产领域，“上项目”，大办乡镇企业，提供“越位”公共产品。为了在短时期内使城镇建设等各项公共事业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全县乃至更大范围内取得好名次，争得好声誉，乡镇政府往往不顾实际情况和财力条件，修广场，建市场，大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强调高速度、超水平，用有限的财力办最大最多的事情，在最短时期内在各种评比中取得好名次。这样，必然进一步加大了乡镇财政支出压力。为了平衡乡镇财政日益扩大的赤字，理论上可能的政策选择有六种：(1)在现有财政体制不变、地方政府征税权力不变的情况下，加强税收征管工作；（2）赋予乡镇政府设税权，增加地方征税权力；（3）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增加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的转移款；（4）明确乡镇政府职能，减少地方政府支出；（5）通过融资，借钱吃饭办事。（6）寻求各种非税收入。正因为如此，现在许多乡镇财政一面是负债累累，一面是农民负担不断加重，成为威胁乡镇财政安全的两大“毒瘤”。现在很多乡镇，特别是农业地区的乡镇财政负债累累，入不敷出。乡镇负债到底有多少，现在还没有权威的数字。仅据农业部1997年对10个省的一项调查显示，乡镇平均负债规模已经达到400万元。全国现有43311个乡镇，据此计算，乡镇负债的总额近2000个亿，并且近年来还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借债只是权宜之计，总是要还的。对绝大多数农业地区而言，工商税、企业所得税税源很少，乡镇偿还欠债的钱最终还是要落在广大农民头上。因此，如何从农民手中把钱收上来就成了乡镇平衡财政收支的关键。村民自治：民主与乡镇财政动员能力作为现代国家制度重要支柱和标志的民主制度与财政密不可分。当年英、法等国最早的国会并不是基于什么民主的政治理念、而纯粹就是因国王必须就征税问题与"纳税大户"（后来随民主的发展而演变为一切对国家有义务的公民之代表）协商而产生的。也正是在"无代表，不纳税"的基础上形成的纳税人认同，使现代国家拥有比传统国家更强的征税合法性和更大的实际征税能力。如此说来，民主制，至少是议会民主制是统治者为了提高征税能力的产物，换言之，也就是民主政治能够提高政府的财政动员能力。既然如此，为什么中国的乡镇政府要弃村民自治这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形式而不用，而偏偏要如前文谈到的那样违法地扮演一个“绊脚石”的角色呢？这样做的逻辑究竟在哪里呢？在对长镇政府干部邓某的访谈中，她谈到这样一个观点：乡镇之所以控制村干部的选举产生归根到底是出于财政压力。在我理解，这其中隐含的意思是村民自治及村委会民主选举会弱化乡镇财政动员能力，不利于乡镇完成税费征缴任务。那么，乡镇为什么会得出与理论分析相反的结论呢？要理解乡镇看似反常的行为，还得从财政制度入手，不仅要了解乡镇正式财政制度安排，还要掌握乡镇财政运作的实际。乡镇财政的收入可以分成三个块：第一是预算内收入，主要是各项税收组成；第二是预算外收入，主要以各种附加税为主，如农林特产税附加、教育事业费附加等；第三块是乡镇自筹经费，包括隶属乡镇政府的企业向乡镇政府缴纳的利润，乡镇向辖区内农村居民收取的各种费用，包括乡镇统筹收入、各种集资捐款收入和罚没收入。前面两项收入也可称为体制内收入或者习惯上所说的“税”，每三块可以称为体制外收入或习惯上所说的“费”。相比而言，体制内收入有财政法律法规作为依据，而且其管理也较为规范，因此乡镇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小。而体制外收入是乡镇通过行政隶属关系来实现的，收支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因此乡镇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因此，乡镇往往非常愿意在乡镇自筹资金上下功夫，来满足自己的财政支出需求。加之作为“纳税人”的农民无法通过现在的制度安排对乡镇行为进行有效制约，又难以通过自由流动，“用脚投票”来约束乡镇政府行为，因此，乡镇可以根据其财政支出需要来决定财政收入。如此，“乱收费、乱集资和乱罚款”也就不可避免和愈演愈烈了。乡镇财政实际上已经退化为“量出为入”，而离一级国家财政相去甚远，与公共财政更是不着边际。因此，从乡镇财政运作的实践来看，乡镇政府便拥有了“实际定税权”。即使是“‘三提五统’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平纯收入的5%”的政策“高压线”，乡镇也可以通过提高农民人平纯收入的办法来突破政策限制。但是，乡镇的“实际定税权”是不具合法性的，既与国家的政策法律相违背，又没有建立在“纳税人”——广大农民同意的基础上。因此，为了维护“实际定税权”，乡镇一方面要利用其作为上传下达中介的地位节流国家和农民之间的信息交换，另一方面势必要保持对农民的行政控制。然而，村民自治的实行显然是不利于对农民的行政控制的。村民自治进入乡村社会必然会带来乡村原有权力结构的变化，乡镇对所辖农村区域内原有的行政管制权会有一部分逐渐让度给广大村民和村级组织，演化成为村民的自治权力。同时，乡村政治领域内的变化必然会在财政领域得到反映。首先，面对巨大的财政压力，乡镇如果真正通过村民自治这种民主形式，来解决财政动员问题，就会出现一个它不愿看到的结果：原来由乡镇独享的“实际定税权”就变成了收缴双方——乡镇政府与农民共享。就农民而言，当然希望自己少交税费。一方面他要求国家不增加税收，另一方面要求国家不断增加社会福利的产量。而村民自治正好为农民表达自己对公共品的需求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这样乡镇在“征税”时不得不考虑村民的需求偏好。农民也因此获得了交什么“税”和交多少“税”的部分决定权。这样，原来由乡镇垄断的“实际定税权”就变为乡镇和农民分享，至于分权的比例则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地位和能力。村民自治恰恰会导致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从而带来其与乡镇进行谈判地位的提高。虽然“较小的集团（特权和中介集团）常常能战胜大集团”。可是与战胜如“马铃薯”一样分散的农民相比，乡镇战胜组织化的农民所付出的成本更高，损失的“实际定税权”也就越大。这显然是乡镇所不愿意的。其次，村民自治会弱化乡镇税费征管权。在广大农村，乡镇干部直接征收税费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乡镇征收自筹资金是应当的，但是乡镇政府直接收税就显然违法越权了。根据财税体制安排，乡镇预算内的农业税收（包括农业税、农林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牧业税）由乡镇政府的财政部门征收，工商各税、企业所得税、城市教育附加税、屠宰税由地方税务所（分局）征收。因此，乡镇政府并不是前述各项税收的法定征收机关，因此既无权力也无责任征税。那么，乡镇政府的干部为什么要充当“税官”的角色呢？这又要从分税制和“压力型体制”上找原因。分税制后，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性质并没有改变。我国绝大多数县市是“吃饭财政”，而农业税收是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农业税收一旦出现缺口，干部工资就难以按时发放。可是，在我国农村目前生产水平和农村经营制度下，农业税税源分散，税额小，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单纯靠财税部门征缴农业税收，无法完全征缴到位。特别是屠宰税和农业特产税，根据国家规定要据实征收，其征收要面对千家万户，税源核实难度大，据实征收委实不易。不得已，县市政府就通过“压力型体制”将农业税收的主要任务下达给乡镇政府，依靠行政手段来强化征收力度，并制定了严厉的奖惩办法。不能如期完成的，县市财政停发乡镇干部的工资；按时足额完成的，则按比例返还数量可观的税款。而且在有些县市领导看来，税收征缴如何，还是考察乡镇干部工作能力和政绩的重要标尺。因此，为“吃饭”计，为“发展”计，乡镇的领导干部们不管是否违法，都要尽力拼命地收税。于是“乡官”就事实上成了“税官”。
然"而，面对几百平方公里内几千上万户农民，乡镇政府与农民之间仍然存在交易费用过高的问题。因此，乡镇也就将税费征缴任务进行分解，根据人口、土地等确定每个村的税费征收任务，由村干部负责征收，而乡镇干部一般不直接面对农户收款。而村干部在接到乡镇下达的税费征收任务后，通常也会召开村组干部会，将任务进一步分解到村民小组。这样，在征税主体乡镇政府与纳税人农民之间还有两个环节：行政村和村民小组，这样乡镇征税链条就体现为：乡镇政府行政村村民小组农民（户）。这样一个征税链条实际上是行政层级里“压力型体制”在乡村社会的延伸：中央省地（市）县（市）乡镇行政村村民小组农民（户）。正是这样一个自上而下的链条保证了政府对农业各项税收的征收。但是这个链条的上下两端却有所区别。乡镇以上征税链条的维持和运作遵循的是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逻辑，但是这个逻辑在后公社时期却不能适用于乡镇以下的链条。因此，乡镇在沿用公社时期的行政命令的同时，还往往会采取其它办法来调动村干部的征税（费）积极性。二是，包村驻点。乡镇机关领导干部从书记、乡镇长到一般工作人员，大多都有自己负责的村（包村），其职责主要是上传下达，督促检查。三是，私人间感情。通过个人交往，乡镇干部与村组干部建立起互惠的私人间感情。在乡村社会里，良好的私人间感情是工作的助推剂。四是，帮助“拔钉子”。征收税费工作中，出于各种原因总有一些村民拖欠甚至拒绝交纳，村干部又往往碍于乡里乡亲的情面或者担心村民报复，不愿意“得罪人”，用强制的办法征收。对此，乡镇往往也给予充分理解，一般会自己充当“恶人”，集中清理“钉子户”。当然，在各种措施里，“最重要的是行政压力”。但是，村民自治的推行却会减轻乡镇政府对村干部的行政压力，从而可能会打破整个征税链条的完整性。村民自治的实行会使村委会干部授权来源发生变化。村委会干部再不是由乡镇任命，而是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这样村委会干部的授权来源就不再是“自上而下”的乡镇政府，而是“自下而上”的广大村民。其权力性质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由行政权变成自治权。授权来源和权力性质的变化必然会对村委会干部的行为发生影响。村委会干部会由以前主要执行乡镇命令，完成乡镇下派的任务，维护乡镇的利益，转而更多地是执行村民会议的决议，代表村民的利益，为村民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也就是说，村委会干部会由以前主要扮演乡镇政府“人”的角色转而更多地扮演村民“当家人”的角色。特别是当乡镇交给村委会办理的事情与村民利益相抵触时，村民委员会往往会站在村民的立场上，而村民亦可以通过其自治组织表达自己的利益偏好甚至抵制这些于已不利的事情。就征收税费而言，农民往往对其中的“国家部分”，即税收部分比较认同，认为“种田完税”是农民的义务，因此农民也愿意积极完税。但是农民对乡镇政府平摊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的做法十分不满。至于“集体部分”中的既没有法律法规依据、超出标准范围、不顾农民承受能力的各种乱集资、乱罚款和乱收费，农民更是深恶痛绝。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实行村民自治后，村干部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卖力的征收这些农民反对而乡镇财政又十分依赖的税费。对此，乡镇政府显然也是不愿意看到的。第三，村民自治还不利于乡镇控制村级集体资产。虽说如今乡镇政府已经不能像人民公社时期那样平调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资产，如果能够控制村级集体资产对于缓和乡镇所面临的财政压力大有益处的。乡镇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行政层级里各级政府间存在的财权上收的翻版。但是，按照法律规定，乡镇与村之间已经不是行政上的上下级关系，要达到财权上收的目的，就要维持这种行政上下级关系，控制村级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村财乡管”既是乡镇控制村的手段，也是乡镇控制村的目的。如果真正实行村民自治，实现“村财村管”，就会进一步削弱乡镇的财政动员能力。从前述分析中不难看出，真正实行村民自治会削弱乡镇财政动员能力，这对于已经处于困境中的乡镇政府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乡镇弃村民自治这种民主形式于不用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如果乡镇政府又不能不推行村民自治，这样要担上违法的风险，因而在当下村民自治实践中，乡镇政府采取的策略多是阳奉阴违，以村民自治之名，行乡村控制之实。结论在转型时期，建构一种既能解决国家意志在乡村社会有效贯彻，又能实现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约制的民主合作型乡村关系，实现国家与社会权力的互强，是关系到我国农村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关键性因素。村民自治的实行应视为国家为建构民主合作型乡村关系上的一项努力。但是，单纯地推行村民自治并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分税制带来的正税收入不足和“压力型体制”导致的财政支出使乡镇财政面临巨大的压力，征收税费工作取代计划生育成了新的农村工作“第一难”。而村民自治的推行不仅不能缓和乡镇财政压力，而且会削弱乡镇的“实际定税权”、加大税费征管难度和不利于乡镇挤占挪用村级集体财产，从而削弱乡镇的财政动员能力。因此，乡镇往往置国家的法律政策于不顾，仍然沿用人民公社时期的方式方法来处理与村的关系，从而使制度安排上的“乡政村治”流于形式。这说明，乡村关系受制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也受制于政府间关系。因此，民主合作型乡村关系的构建仅仅局限于乡村层面的制度改造是不够的。比如，乡镇财政困境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分税制改革的不完善和“压力型体制”的弊端，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在更加宏观的层面上进行制度创新，否则微观层面的努力很可能劳而无功。
乡村的基本特征篇10
1、地区属性界定标志
目前，对于地区属性的界定主要是通过单一的行政区划标准明确的，然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过程中，一个地区的属性往往与最初的定位发生了严重的分离，主要表现在经济水平、人员结构、空间功能等方面。因此，本文认为，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属性应该是围绕社会经济特征并通过空间大小、人口和社会结构、经济文化水平、空间联接能力和作用范围（资金流、商流、人流，信息流）等多个方面综合反映和区别的。基于此，城市空间与非城市空间可以通过以下五个方面加以明确：一是法律地位。以法律条文的形式限定一个地区的司法权、中心职能以及在管理中的地位等因素，从而明确城市空间和非城市空间之间的界限，这是最传统也最公认的标准，但却不能作为唯一标准。二是居民区的大小和人口密度。人口总数量和面积区域的相对比值差异是突出城市空间与非城市空间的主要特点，可以通过人口总人口/总面积的算术密度、总人口/居住和生产面积的人口生理学密度、总人口/（农业用地面积×单位面积产值）的供养密度、总人口/总居住面积的居住密度、农业劳动力总数/农用地面积的农业密度、农业劳动力总数/（农用地面积×单位面积产值）的土地使用密度、农业经营者总数/农用地面积的人地比、住房总数/计划建筑用地面积的建筑密度来反映。三是就业密度。目前，我国城市化研究中尚不多见用就业密度反映城市空间和非城市空间的区别，但实际上这是区域发展研究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衡量指标，因此，就业密度可以通过每平方米的就业人数来表示。一般城市空间到非城市空间的就业密度会呈现出逐渐递减的规律。四是农业份额。农业份额是标注城市空间与非城市空间最传统和最基本的指标。高农业份额是农村经济结构最显著的特征，而高工业份额是城市经济结构最显著的特征。五是结构弱化。非城市空间也被称为结构弱化的地区。一般来说，结构弱化很难通过单一的指标来衡量，可以依照人口统计（人口密度、净迁移）与经济（地区产值、工农比例、税收）对比综合或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数量、距离）构建一个指数反映非城市空间的结构差异。
2、农村和乡村的特点与差异
基于以上对非城市空间地区属性的综合测定，农村和乡村在其发展定位和功能上其实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首先，农村是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而农业是自然再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相互交织的人类活动，这就决定了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农村对空间的依赖性要远远超过城市，具有鲜明的地域标签。其次，在一般解释中，乡村与农村概念没有本质差异，或和村落、乡村聚落等概念相联系。本文认为，乡村是指居住在城市以外的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农业产业相联系的农村概念相比，乡村更强调从文学性的角度表达空间概念，更具有人文情怀。总之，农业这个生产活动或产业部门是农村所指向的空间所依托的基础，而脱离了不论工业还是农业的产业依赖性的纯粹意义上的居民区才是乡村的实质。基于工业化的城市快速发展，为城市营造了楼房林立、车流不息、人流如织的外在繁荣形象，但也引发了厂房和烟囱浓烟滚滚、交通拥挤、秩序混乱等的斑斑病症，这些无不唤醒了人们对风景宜人、空气清新、民风淳朴的乡村的思念之情，催生了农业和乡村浪漫主义。以地缘和血缘为基础，乡村的概念范畴创建的是一种与过度发展的城市景象完全不同的和谐理想关系：人与自然之间亲密而直接，山川田野、河流湖泊、飞禽走兽是乡村居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与人之间打破城市钢筋混凝土的冰冷，以非常熟络的情感进行“家长里短”式的密切交往。可见，农村是一种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乡村所彰显的是与城市和传统农村都截然不同的理想生活方式。
二、新型城市化的定位
从城市空间和非城市空间地区属性的差别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看，新型城市化包含两个过程，即外在的以人口机械迁移为特征的物理过程，以及内在的以人口迁移为载体的城农（乡）文化经过矛盾碰撞而融合、升华最终统一为新型城市文明的化学反应过程。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市和农（乡）村两个空间肩负着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功能：一方面，农村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输送城市建设需要的物资和人员；另一方面，城市不断通过辐射带动作用将先进、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消费习惯等向农（乡）村渗透。伴随着物理迁移和化学融合，城市和农（乡）村矛盾不断得以调和，功能分工不断得以深化，从而逐渐满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对区域功能的不同需求，最终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划分。可见，一般以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指标单一衡量一个区域的城市化水平是存在问题的，城市化进程衡量的指标也不应该是人口从农（乡）村向城市迁移的简单等同，它涉及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技和环境等的一系列紧密而复杂的关系变迁，甚至还会受到如自然灾害、历史变革等地方性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城市体系的动态和特征在政府决策、法律法规、城市规划和管理作用下发生巨大变化。
三、新型城市化主导的非城市空间功能变迁
1、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农村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由于城市一直是政治中心，是权力者集中和政令形成的地方，城市和农村表现出明显的角色差异：城市是先进、文明的标志，城市人决定什么是社会发展应该提倡鼓励的文明趋势；农村则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是城市压制和征服的对象，农村人只能处于弱势被动接受城市的“游戏规则”。具体表现为：在城市生活的农村人被称为“乡下人”，传达出城市人对农村人行为和生活习惯的轻蔑与偏见情绪；如果要肯定农村人的诚实、质朴、深明大义，则对其作出“做派不像乡下人”的肯定，而“跟城市人一样”的评价则显现出农村人对城市人的极度羡慕。可见，城市人和农村人在相互评价和认同上存在巨大的差异。然而随着“城市病”的爆发，农村人对城市人的羡慕在城市对农村的不断掠夺与歧视中逐渐被磨灭，农村人开始对城市人表示出排斥，甚至嘲讽和不满。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因素严重冲击了农村的传统等级观念、伦理价值，从而破坏了农村原有的秩序和农村人安然接受生活方式；并且，农村人积极向往先进文明城市的追求常常被城市人“不平常”或不对等的待遇而打破，而在农村和城市之间钟摆式颠沛生活的初期让农村人羡慕的“走出农村的优秀农村人”失去得到的落差更是让其充满不平衡感。即便是现在，城市居民对“城市病”表现出的不满，往往归罪于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太多，破坏了城市良好的“规矩”，却忽略了城市管理和资源的优化问题。显然，城市化进程是一个渐进的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的从工业文明和社会及产业分工中生发而出的新型文明以扬弃的方式取代了源自传统农业的价值伦理观念和社会规范。作为工业化派生物和经济发展集聚效应产物的城市化，决定了农业部门和农村对于工业和城市的意义。无论任何体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都带来了农业对工业无偿的资本积累贡献，而这种贡献直接的表现形式就是农村和农民的“牺牲”，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出路也根本在于工业化。
2、后工业化和现代社会的乡村
随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与乡村的概念已经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发生了质的改变。乡村成为城市重要的附属功能区之一，即通过农业专业化和机械化，乡村与物质生产部门的农业逐渐脱离了依存关系。在此阶段，一个国家或社会发展到城乡差别已经基本消除的现代社会，城市和乡村在社会有机整体中肩负着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功能。至此，乡村成为了基础设施、社会管理、生活方式城市化了的农村，是经过城市文化改造了的农村，即后工业化和现代社会的乡村。
3、农村到乡村的过渡
工业化进程呈现出的农村农业劳动力不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城市快速发展与农村由于农业机械化将农业劳动力不断挤出农业和农村呈现出以人口密度和就业密度同时下降的“农村衰落”形成鲜明对比。在此阶段，与农村相对应的区域空间概念是工业城市，也就是说，城市工业发展所主导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机械迁移的物理过程是该阶段城市化的主要特点。其次，城市优越外壳铸造的“城市梦”导致城市规模效益下降乃至出现负效益，呈现出工业和人口向城市郊区迁移的逆城市化发展。在此阶段，农村受到各种城市因素不断地渗透，并与当地因素实现融合升华；农业渐渐脱离对农村空间的依赖，成为现代农场，工业渐渐退出城市而迁入城市近郊的工业聚集区。至此，城市与农村的功能发生重大转变，并逐渐形成差异化格局。上升为纯粹生活居住型社区的农村成为拥有与城市社区住房、基础设施、医疗卫生等基本功能对等但拥有环境元素（山川田野、河流湖泊、飞禽走兽）不同的乡村；从工业生产功能中解放出来的城市空间则逐渐成为商业、金融、娱乐休闲等服务业的中心。
四、推进新型城市化发展的建议
从理论和国际发展经验上，城市化不同阶段对农（乡）村功能的不同要求造就了农村和乡村不同的特征。新型城市化打破了原有城市化的以造城运动、城市圈、城市带建设为典型特征的发展老路。新型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不再是城市与农（乡）村的相互割裂，而是通过明晰农（乡）村建设与城市化进程的内在关系和发展方式，以农（乡）村非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的城市化、以居住地为身份标签的身份认证打破为基本表征，实现城市与农（乡）村居民无差异价值认同的城农（乡）一体化，即城市与农（乡）村发展的终极目标都是一致的。这也就决定了新型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和农（乡）村在不同阶段发展的目标和任务，保证了城市和农（乡）村同时具有充足的发展动力。
1、统筹城乡发展
无论何种体制，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农业都会对一国的工业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积累，呈现出农业要素向城市的净流出；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形成小农破产、农村凋敝的“农村衰落”，最终出现城农（乡）两极分化。但无成本“城市养料”的供给地和“泛城市化”的无序之基都不是农（乡）村的长期发展定位，农业和农（乡）村需要在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与城市统筹发展，并在宏观战略层面上重构户籍制度、调整土地制度、完善保障制度，在中观管理层面实现教育资源和基础设施城农（乡）均等化、微观操作层面创建农村社区，最终实现城农（乡）一体化。
2、注重功能分工次序
通过非城市空间功能的变迁，城市和农（乡）村的建设和发展需要有一定的优先次序，才能保证城市和农（乡）村的发展不会或重复发展。作为对农（乡）村人口同化和空间扩张的城市化，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农（乡）村的渗透和功能演变有着不同的要求，即农（乡）村担负的功能应该由该区域的城市化水平确定，农（乡）村建设的目标应该由城市发展的能力来定位。
3、脱离模式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