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体系篇1
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是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在15年前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已作了概括的规定。其基本原则有14个字，即“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公平、诚实信用”。这些原则在15年后的今天，仍非常重要，具有指导意义。其基本制度有四个方面，即主体制度、权利制度、行为制度、责任制度，构成了一个较完整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体系。
一、主体制度
主体制度的核心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法律观念上就要有所转变。现代企业的核心问题在于它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企业，我们要从以前的企业划分标准，到现在要建立的公司制度，有一个很大的观念上的转变。
第一，企业划分标准方面的观念转变。50多年来，我国都以所有制为标准来划分企业。企业工商登记，首先要标明其所有制性质，分为全民、集体、私营和个体等四种。这四种划分标准不科学。譬如私营和个体就非常难区分。另外，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地位不平等，从全民、集体、私营、个体企业享受的权利和承担的责任来看，又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这种划分，显然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现在已经颁布的《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公司法》和还要起草的《股份合作企业法》这四个主体法律，则是按出资者的形态和出资者责任来划分的。这就是一种新的标准和新的观念。
依照出资者的形态和出资者的责任，企业可分为以下几种：一是独资企业，它是一个人出资的，不论雇工多少，业主应承担无限责任，不以出资额为界限，必须要以其全部财产以及家产来抵债；二是合伙企业，两个以上的少数人的出资，法律规定其出资人要承担连带无限责任；三是公司，公司的出资形态具有社会化特点，尤其是股份公司，社会上人人都可以出资。它的出资的形态、资本的形态是社会化的，出资者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系有限责任；四是股份合作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是资本加劳动，股份是资合的性质，合作是劳动合作的性质，所以它是一种混合形态。
第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观念上的转变，在于认识资本的社会化或出资的社会化。过去国营企业是国有的，现在出资多样化了，有人担心这是私有化。我们要区别国有化、私有化和社会化的关系。资本经营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但仍然有人不承认资本经营。今天的《公司法》写道：股东的出资是资本，注册的是资本额，股东按资本的比例来享有权利。这是一个很大的观念转变，承认了公司是资本企业。
回顾现代企业史，世界上第一家股份有限公司是在1600年成立的，它是英国在殖民地做贸易的英国东印度公司，采取的是股份有限公司方式。股份有限公司的特点有四：一是由过去出资者负无限责任，现在变成出资者负有限责任。这就大大刺激了投资的积极性，人们愿意把钱投到生产领域。二是社会化。过去出资办厂者，是资本家。现在需要大量的资金，只靠少数人出资已经不行了，所以采取社会化的集资方式，人人都可出资，都可成为股东。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不是个别人、少数人的出资，也不是单一的国家出资，而是社会化的出资。其三，如果不想出资了不能够退股，那么可以转让。所以就形成了一个自由转让的制度。股票可流通，股权可转让。其四，社会上成千上万的人都出资了，但不能让所有出资人都来管理，所以就寻找专门的人才来管理。不是谁出资谁管理，而是出资者来选择管理者。这四个特点就是：股东责任的有限化、股东出资的社会化、股东出资的流通化和公司管理的专业化，构成了现代企业的四个特点。
第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换观念，就应该确立资本信用原则和资本真实的原则。首先是资本信用原则。它是指企业对外以其资本作为信用，信用的大小，取决于资本的大小。公司注册资本5万和注册500万、5000万，对外的信用就明显不一样。《商业银行法》和《贷款通则》都规定，银行贷款要看企业的信用如何，而这个信用主要是资本信用。所以在市场经济里资本信用是第一位的。这在我国的法律里面已经有所体现。其次是资本真实原则。它意味着资本要真正有信用，必须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上。不真实，何来信用？而我国目前企业的注册资本往往不真实，虚假的、欺骗的情况很多。所以，现在公司法里规定出资必须百分之百到位，必须把出资财产转移到投资的公司里去，还有其他一系列相应规定。因此，现代企业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出资必须真实。公司法里还规定了出资不真实，利用虚假的手段来骗取注册，认缴出资后不转移财产，或者出资以后又抽回资本，情节严重的，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并且可以对主管的责任人和直接责任人处5年以下的徒刑。 这就是因为他们破坏了公司对外的信用。
二、权利制度
权利制度实际上就是法律对利益的保障与分配机制。对这一问题，有以下几方面应予明确。
第一，要对市场经济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有正确的了解。众所周知，权利和义务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权利和义务到底哪个是主要方面呢？这要区别看待。在市场经济里，可以肯定权利是重要的方面。履行义务的目的就是为了取得权利，而不是取得权利是为了履行义务，这是市场经济规律决定的。
第二，作为各级公务员来说，要懂得权利和政府机关权力的关系。权利和权力的关系是市场经济里很重要的问题。市场经济没有国家政府权力的干预不行，任何国家，尤其是我国，更要强调政府必要的干预。但是，这个干预的度如何来掌握，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国家的利益、公共安全的利益，是每一个人都得服从的。在调整现实的市场经济关系上，就是要把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法律和以保障当事人的权利为核心的法律有所区别。所以，必须有一个以政府权力为主的和以保障当事人权利为主的这样一种不同的法律观念。
第三，现代权利制度，或者说现代产权制度所应包含的主要内容，概括地讲有四大类权利，即：物权、债权、股权、无形财产权。
一是物权。物权是市场主体对于有形财产直接支配的权利。其中最根本的当然是所有权。从所有权到使用权，到经营权，再到承包权，其核心是所有权制度。其中有两个问题最为重要：一是国有企业对其财产享有什么权，一是农民对其土地享有什么权，这两个产权的性质如何，是很尖锐的问题。改革开放到今天，我国经济上存在的问题，一个是国有企业问题，一个是农业问题，而产权便是这两个问题的核心内容。国有企业对于其财产能否享有自主支配权？农民对于其土地到底享有什么权利？现在定了承包权，那么将来定个什么权，这是关乎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与责任的最关键的问题。
二是股权。这是现代产权里的一种新形态，是股东的权利，是投资者的权利。市场经济无非两大行为，即投资行为与交易行为。投资行为里投资者的权利就是股东的权利；交易行为里的交易权利是合同中的权利，就是债权。法律明确肯定了要保障投资者的三项权利。第一项权利，就是谁投资谁收益，谁有收益权。第二项是决策权，即谁投资谁决策。第三项是，谁投资谁选择管理者。只有保障了投资者资产收益权、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人们才愿意投资。不仅保障国有机构的投资，也要保障个人投资者、外商投资者的这种权利。股权的第二个大的特点，或者说现在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股权行使人即股东，要具体化，要人格化。所谓人格化，就是必然通过法人或者自然人即公民这种形式来体现。
三是债权。这一问题将与合同的交易行为一起在第三个问题里阐述。
四是无形财产权。无形财产权分为两类：一类是知识产权，如专利、商标、著作权。还有一类是知识财产以外的无形财产权。这一部分现在立法上很薄弱，虽然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里规定了一些。它大致可分为两类权利：一是商业的信誉权，也叫商业的名誉权。在国外叫做商誉权，就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凝聚的信誉，信用信誉也值钱。这种信用、信誉，我国现在重视得还不够。第二类是商业秘密权。商业秘密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财产权利，它包括工业性的商业秘密和商业性的商业秘密。工业性的商业秘密就是非专利技术，如配方秘密、设备秘密、技术上的某些秘密等。现在最难界定什么是商业性的商业秘密。比如某人从国有企业里裹携技术秘密，到别的地方去高价应聘，这明显是侵权行为。如果把国有企业的销售渠道、或者客户来往材料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把这些客户拉跑了，算不算侵犯一个企业的商业秘密？这个问题争论就很大了，这是个需要界定的问题。
三、行为制度
行为制度的核心是建立现代交易制度，从以下四个主要方面予以阐述。
第一，交易制度的核心，是合同制度，它是关于交易行为的法律规范。现代任何一种交易制度都要体现为合同，这是无可争议的。不论何种交易，其法律形式都是合同，无形产权的交易也要用合同的形式来体现。我国原来的合同制度是三足鼎立，有《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1999年3 月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合同法》。这是以原来的三个合同法为基础，总结实践经验，制定的一部统一的、较为完备的合同法。在新的一部适应市场经济的合同法里，最重要的是两大精神：第一个就是合同订立自由。过去的经济合同法里，差不多都是强制性规范，现在增加一些任意性规范。合同法里有约定为先，也有法定为先。市场经济下如果一切都是法定为先，只有国家的意志，没有当事人的意思，合同都是国家给订的，当事人订合同也就没有意义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下也不能只有当事人的意思，没有国家的意志。市场经济的法律要有国家的意志，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要法定优先于法定，在有些具体的问题上可以约定优先于法定，允许当事人的意思和法律规定不一样。这一条非常重要。合同制度第二大变化就是国内和国际接轨。这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就是原来在《涉外经济合同法》里面规定的内容要适用到国内了。比如合同违约，不光赔货物灭失、毁损，以及为了避免损失而花去的费用，而且还要赔如果合同履行后对方可得到的利益。这是国际公约规定的。我国企业履约观念还很差，往往以为违约后就付点违约金，如果要算上可预计损失的赔偿，其赔偿额就可能会超过货款几倍甚至几十倍。这就是应有合同的观念。
第二，市场风险的避免制度。市场经济必然有风险，最大限度地避免风险才能保障经济健康发展。以常见的买卖合同来说，谁先履行谁就有风险。买方先付了钱，供方不发货怎么办？卖主先供了货，买方不付钱又怎么办？要让一方先履行，就要保障他的利益，那就是担保。我国《担保法》规定了担保的几种形式，有保证、抵押、质押、定金这样一些手段。
第三，现代交易要求有现代的交易手段。有价证券是现代交易的手段之一，它将权利和书面凭证紧密结合在一起。500万块钱， 可能一张支票就体现出来了；500万吨钢，可能一张提单、 一张仓单就体现出来了。持有这种书面凭证，就有了财产权利，没有这种书面凭证，就没有这种财产权利了。这就是一种现代化的交易手段。现代化的交易手段的最大特点就是便利、迅速，转让非常方便，把500 万吨煤运到交易现场多麻烦，交付你一张仓单就完了，仓单还可再去卖，更便于流通转让。但是这种现代交易手段又带来了风险，有便利迅速的一面，又有风险的一面。如果500万块钱的支票兑不出钱来，500万吨的提单取不出货来，都是废纸一张，现代交易手段必须要求高度的信用。市场经济在这点上说来，是建立在高度信用基础上的。建立这样一些制度都是市场经济所必需的。
第四，公平交易制度。市场经济必须有公平交易制度，许多国家把公平交易制度叫做市场经济的小宪法。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而竞争要有三个条件：一是平等竞争，二是自由竞争，三是公平竞争。只强调平等竞争和自由竞争，没有公平竞争，也是无序的竞争。所以公平竞争是竞争里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对市场经济自发性的危害应充分认识，谁都不能赞美自发的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可能产生许多不正当竞争现象。现在这方面我国已经有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还将要制定《反垄断法》、《反暴利法》、《反倾销法》。这一类的法律数量不少。这些法律大致可以分成四类。一类是针对欺诈行为的，数量上、质量上的、说明书上的、广告上的欺诈等。欺诈行为是和等价交换的规律相违背的。第二类是针对利用经济优势操纵、控制垄断市场的。第三类是针对回扣，除了上账的以外，私下的回扣就是变相贿赂。第四类是针对诋毁、侵犯竞争对手权利的。
四、责任制度
责任制度，是执法机制里最重要的内容。执法是否严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责任是否严格。按照我国现行法律，大多数都有专门一章讲法律责任。法律责任通常有三种，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
对于刑事责任，我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97年八届人大五次会议已经通过，其中有许多新规定是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刑事责任问题。市场经济刑法的特点有二：第一是增加了法人犯罪概念，现在实际上已经有二三十个法律里有关于法人犯罪的规定了，也就是企业、公司等经济组织犯罪，如偷税抗税、走私等法人犯罪行为。法人是经济组织，犯了罪，又不能判它徒刑，所以法律规定，除了给法人课以罚金，还要对主管的责任人员和直接的责任人员判刑。第二是商事犯罪概念。商事犯罪和经济犯罪不完全一样。如果经济犯罪，指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而在商事犯罪里面，特别是199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违反公司法的犯罪和金融犯罪，已经大大超出了获取非法收入的范围。开空头支票或以欺诈为目的其他金融犯罪，都可能要判刑。按照《公司法》规定，如果公司的董事长或其他人员，明知道注册资本没那么多，却注册了例如8000万元，就要被判刑。并不是因为董事长、总经理获得了非法收入，而是这种行为破坏了公司、票据、金融方面的信用。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别人会因为某公司注册资金是8000万元才与他交易，结果他却一分钱没有。这种破坏公司、票据和其他方面信用的行为，虽然没有获得经济利益，也构成犯罪。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刑事责任。
行政责任通常有两个方面：一是内部行政责任，如工厂、学校内部的行政责任。更重要的是外部的，就是国家行政管理机关所实施的行政处罚。我国在这一点上已经形成了以《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三个法为基础的，一套比较完善的行政责任制度。
经济制度体系篇2
关键词：经济法；法律体系；演化
我国经济法学和经济法律体系是伴随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经济法律制度的变迁受到市场化经济发展、重大政治决策和整个国家法治化进程的推动。本文分析中国特色经济法学和经济法律制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结合当前中国经济法治发展现状和经济法律制度建设的实际，提出中国特色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建议和基本观点。
一、中国特色经济法学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的经济法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三十多年来，尽管经济法学界外对经济法学独立部门法地位存有质疑，经济法学界内部也存有不同经济法学观点的争论，但总体而言，我国经济法学及经济法体系已逐步成熟并自成一体。有关经济法学或者经济法体系构成的多种观点，笔者更倾向于上世纪末出现的一种表述，即“按照整体经济法律关系存在的时间不同，可将其分为历史经济法、现实经济法和未来经济法”。笔者的理解是：所谓历史经济法包括西方市场发达国家的经济法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其中以西方市场经济下的危机对策经济法为研究重点；所谓现实经济法包括当代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法，其中以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经济法为研究重点；而未来经济法应该是现代市场经济法，包括中外现代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法，其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法为研究重点。在此之所以按照以上粗线条地理解经济法学研究现状，是由于当前经济法学的不同观点更多的是在不同层面或不同视角下各自的表述，这些观点之间在深厚“统一”的基础上也存有鲜明“对立”的一面，每一种观点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和学术价值。许多观点属于历史经济法，目的可能在于为当前的研究寻找理论根源；也有许多观点属于现实经济法或者中国转型经济法，目的可能在于解决当前中国出现的问题；还有许多观点属于未来经济法，目的可能在重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法，即中国特色经济法。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我们面临着立足当下，承继过去，开辟未来的重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之一就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把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律体系和经济法学说作为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律系体和经济法学说一定是总结古今中外人类法治文明成果，满足当前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实践的需要并经受其检验，又符合未来高度发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法律体系和学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律体系和经济法学说的看法要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判断一致；而对现阶段中国经济法律体系和经济法学说的看法还要与对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判断相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因此，当前的中国经济法律体系和经济法学说也一定是能够满足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经济法律制度和经济法学说。当前我们所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此，当前的中国经济法律体系和经济法学说也一定是正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律体系和经济法学说。各种经济法学说中的深厚“统一”的方面构成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学说的坚实基础，而不同经济法学说之间鲜明"对立"方面的存在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学说还处于初级阶段，也是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走出初级阶段的新生点和突破口。但是，无论哪一个经济法学说，验证其存在价值的基本标准是：是否能够解释和解决当下中国经济法治进程中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该是一个具有开放性、能够吸收世界各国法律文化优秀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风格的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学和经济法律体系也应该如此，尤其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学和经济法律体系更应该以海纳百川之势，包容和吸收各类经济法学说和经济法律体系构建的特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逐步完善并形成高度共识性的学说和法律体系。
二、中国特色经济法律制度体系形成和发展
“人类发展阶段史就是各种利益冲突的博弈史；而利益博弈规则的制度则是提供基本的结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人们通过这个基本结构来创造秩序并减少交换中的不确定性，追求理想的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协调生态发展”。因此，法律制度是随社会集体与个体利益博弈客观规律的变化而变化，并具有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的体系制度。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法学和经济法体系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逐步发展和完善，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前市场经济阶段的经济法律制度建设。这一阶段为改革开放之始至党的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是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可以称为前市场经济阶段。在此阶段中，改革开放的第一批有关的经济立法主要满足对外开放和基本经济秩序重建的需要，主要是对外经济合作主体法，如“三资”企业法，由于发展外向型经济所引致的相关所得税法，基本经济运行所需要的经济交易法律制度和统计法、会计法等，约12部法律。①
2.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阶段的经济法律制度建设。这一阶段从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初级阶段，也可以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阶段。此阶段的经济立法可以进一步细化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小阶段的经济立法主要反映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所需要的市场主体法律制度、市场秩序维护法律制度和交易法律制度等20多部法律。②第二小阶段的经济立法主要是适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的需要，在金融和对外贸易方面的立法较为突出，这一时期的经济法制建设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修法，③修法所折射出的法律制度变迁也反映出此阶段较之前一阶段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质的变化。此外，这一时期，2007年还颁布了对整个社会生活和经济影响巨大的基础性法律《物权法》，制定了基本的民事法律《侵权责任法》。2007年颁布了《物权法》和《反垄断法》，这两部法在同一年颁布纯属巧合，同在2007年颁布也属偶然，但总体是一种必然。这两部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即将迈迈上新台阶。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作为市场经济基础法，这两部法的颁布也标志着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体系的形成。
3.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阶段的经济法律制度建设。这一阶段为党的十至今，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初级阶段走向“升级版”的阶段，也可以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阶段。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修改公司法的决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2014年2月20日《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工商总局令第64号）、财政部2014年1月26日下发《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等等。与第二阶段高位阶法律制定和宏大法律制度体系构建为特点的法律制度建设相比，这些反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具体低位阶法律制度的以及对高位阶法律的修改，更能显示中国经济法律制度日趋成熟的现状。根据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及中国法治社会发展进程，可以合理预计，在未来三至五年，以反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主旨的经济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大量修改必将成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三、中国特色经济法律制度体系重构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市场化测度总指数从2001的64.26%上升到2008的76.40%，平均每年提高1.73%。从2009年至2013年的五年也是中国市场化程度稳步提升并在近期有了质的突破的时期。从2009年至2013年的五年间，中国经历了世界金融危机的考验；中国的GDp总量位列世界第二；2013年9月27日上海自贸区成立；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决策等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最近五年中国市场化测度总指数会有很大提高。这种经济飞跃的现状，也给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其中的经济法制度的创新，提出了新的客观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矛盾论来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法律上层建筑”。更形象地说，由于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双重需要就必然存在交易或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就产生了不同层次的利益冲突，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产生了包括国家和市场交易在内的各种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冲突各方的利益博弈均衡，实现各方利益共赢”。其中，具有决定性的博弈类型就是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对立统一，其运动决定了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制度的演化。因此，中国特色经济法律制度体系的重构必须以现有的经济理论为基础，根据社会集体与个体利益均衡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来进行构建。
目前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体系概括的一个高度共识是“一体两翼”，即经济主体法、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其中，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维护社会经济和市场的健康良性运行，都属于在动态中发挥调整作用。此外，还应该有与上述三部分相对应的基础法，以静态的方式发挥经济法维护社会经济和市场良性健康运行的作用。基础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关联度大，与其它法联系广泛，支撑非基础法的运行，为体系内其他法律制度的运行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其他法律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基础性经济法律制度的作用是“使市场机制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和交易环境”，具体比如会计法对经济主体的会计核算和监督行为进行规范，并对经济主体与其外界因会计行为而产生的关系进行调整，尤其是《公司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都有关于财务会计的规定。尽管会计法与税法、金融法等关系紧密，会计法治下产生出“真实而公允”的经济活动信息是经济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所依赖的基础，但会计法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调控手段或规制工具，而是一种特殊的“让事实说话”的威慑力量，即通过连续地、完整地、全面地、系统地提供市场主体以及经济活动的图像，形成对市场主体的特定行为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会计法是典型的经济法的基础法。
此外，从宏观经济发展视角看，作为服务于经济运行的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体系，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经济秩序法；二是经济发展法，经济秩序法属于基础法。通过立法目的考察，会计法和破产法都以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最终目标，是典型的经济秩序法，而按照部门法划分的一般标准，属于民商法部门法的物权法也属于经济秩序法；而证券法、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预算法等都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最终目标，属于经济发展法，而按照上述思维路径，从形式上看，属于民商法部门法的合同法也许应该划属于经济发展法，但是，从合同法所调整的关系和发挥的作用看，实质上应该划属经济秩序法。以上分析可知，作为经济法体系的基础法律不只是某一个，经济法体系内的基础法由多部法组成，它们共同发挥基础法对整个法律体系基奠性的支撑作用。
注释：
①《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79）、《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1980）、《个人所得税法》（1980）、《外国企业所得税法》（1981）、《经济合同法》（1981）、《统计法》（1983）、《涉外经济合同法》（1985）、《会计法》（1985）、《破产法》（1986）、《外资企业法》（1986）、《技术合同法》（1987）、《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1988）。其中《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上述三步合同类法律都于1999年10月1日失效，相关规定纳入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②《产品质量法》（1993）、《反不正当竞争法》（1993）、《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3）、《公司法》（1993）、《预算法》（1994）、《对外贸易法》（1994）、《广告法》（1994）、《中国人民银行法》（1995）、《商业银行法》（1995）、《票据法》（1995）、《保险法》（1995）等以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1995）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1995）、《合伙企业法》（1997）、1999年3月的《宪法》修正案中，以第十六条对原第十一条作出明确修改：“在法律规定范围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证券法》（1998）、《个人独资企业法》（1999）、《公司法》修改（1999）、《会计法》修改（1999）、《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修改（2000）和《外资企业法》修改（2000）。
③修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2001）、制定《信托法》（2001）、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2001）、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2003）、修改《商业银行法》（2003）、制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法》（2003）、修改《对外贸易法》（2004）、修改《个人所得税法》（2005）。这一阶段中国的经济立法主要以。关于经济方面的立法主要有：2006年开始实施2005年10月27日修改的《公司法》和《证券法》、修订了《合伙企业法》（2006）、修改《企业破产法》（2006）、2006年《反洗钱法》（2006）、修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2006）、修改《审计法》（2006）、《农民专业合作社法》（2006）、《企业所得税法》（2007）、修改《个人所得税法》（2007）、《反垄断法》（2007）、《循环经济促进法》（2008）、《企业国有资产法》（2008）、修改《统计法》（2009）、《车船税法》（2011）、修改《证券投资基金法》（2012）。
参考文献：
1.刘文华等.1999年经济法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法学家，2000，（1）.
2.朱景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结构、特色和趋势.中国社会科学，2011，（3）.
3.周明勇，肖宏伟.生态民间借贷制度研究.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14，（1）.
4.曾学文等.中国市场化指数的测度与评价：1978-2008.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0，（4）.
5.周明勇，肖宏伟.经济法理念下的全球市场规制制度研究.现代管理科学，2014，（2）.
6.周明勇，肖宏伟，樊立兵.经济法理念下的我国区域经济变迁研究.现代管理科学，2013，（10）.
7.史际春，宋槿篱.论财政法是经济法的“龙头法”.中国法学，2010，（3）.
8.刘燕.从“会计法”到“法律与会计”的嬗变――我国会计法与会计法学三十年发展.政治与法律，2010，（2）.
9.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10.徐孟洲.耦合经济法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1.刘文华.中国经济法基础理论（校注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12.约翰・康芒斯，赵睿.制度经济学（上）.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13.魏建，周林彬.法经济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4.杨紫.经济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雇员揭发的上市公司会计舞弊解释机制研究”（项目号：14BGL192）。
经济制度体系篇3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是缓解我国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资源严重稀缺的重要手段。文章通过对循环经济制度发展的障碍进行分析，为我国循环经济制度的创新体系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
所谓循环经济，是指按照生态规律运行，实行资源循环利用和清洁生产的经济形态，它要求将一般经济活动纳入生态系统的运行轨道，力求在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之间建立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因而，循环经济是一种以物质循环和提高生态效率为特征的发展模式，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经济活动中所面临的环境与资源约束问题的一种现实求解。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已逐步将循环经济作为指导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则和战略。因而，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通过制度创新克服原有制度框架存在着的根本性的制度制约与障碍，为循环经济的顺利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就成为我国顺利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问题。
一、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
由于循环经济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在现行体制下发展循环经济所产生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不能同时体现为企业收益的增加，这种投入和收益的不相匹配，决定了现阶段发展循环经济不可能成为企业的自觉选择。因而，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主要面临以下制度障碍：
(一)政府强制性制度缺乏
强制性制度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而施行的制度体系，它在构成一个特定社会结构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缺乏政府强制性制度的主要表现为：
1.我国现行的有关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主要以末端治理模式为立法核心，不能适应循环经济模式发展的要求。发展循环经济要求摒弃对废弃物进行被动的“末端处理”的思想及生产模式，而转换为在生产和消费的源头进行“管端预防”为主的模式，因此，要促进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就必须对现行的末端治理思想为指导的制度进行全面的修改和废除。
2.我国现行环境和资源法律制度没有具体明确企业的责任和义务，也缺乏更加具体的专项法律法规。法律细则也比较笼统，缺乏系统性，对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规定普遍偏轻，极少追究刑事责任，因而法律的可操作性和强制性都受到极大的制约。如《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可再生能源法》等，都没有具体明确企业的责任和义务，实施缺乏强制力。
3.各级地方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意愿和能力不均衡，阻碍了我国循环经济的全面执行。虽然我国中央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循环经济制度供给意愿，但是由于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一些资源富集而经济基础薄弱地区的地方政府缺乏提供有效循环经济制度的意愿，往往采取过度消耗自然、环境资源的方法以求得经济发展、就业增加、收入提高，至于经济运行是否符合循环经济的要求，则常被忽略。
(二)市场诱导性制度不健全
经济制度体系篇4
关键词：评估体系；福利经济制度；指标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1-0076-02
1问题的提出
目前在一些学者和一些社会福利机构的推动下，我国还在尝试推广多种绩效评估方式，所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便是无法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福利经济制度绩效评估的指标体系与方法。而要构建一个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经济繁荣的福利经济制度，有必要构建一套衡量指标来评估中国福利经济制度变迁的绩效。在本文中，笔者将首先介绍国内外关于构建福利经济制度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研究现状；然后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一定原则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绩效评估体系；最后展望中国福利经济制度绩效评估体系的应用前景。
2国内外研究现状
我国的社会福利经济制度的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较晚，社会福利经济制度的绩效评估一开始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随着经济这会进一步的发展，社会福利经济制度的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对社会福利经济制度的绩效评估也越来越重视。郑功成等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变迁与评估》一书中，对价值取向与建制理念、制度的适应性、制度的有效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等指标作了比较规范说明，然后分别对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变迁阶段作了评估。认为应该从四个目标层面讨论中国失业保险制度的预期功能和实施效果，即（1）制度对于保障需要的识别和反应能力；（2）制度的有效投入；（3）保障需要的实际满足程度；（4）保障资源分配的公正程度。在其论文《关于建立社会福利机构绩效评估体系的设想》一文中指出，在建立绩效评估标准时，必须遵循以下几条原则：第一，目的性原则。第二，科学性原则。第三，稳定性原则。第四，弹性原则。
西方的福利经济制度的绩效评估相对于国内而言开展的更早，较国内目前的分析标准也更具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2005年世界银行在出版的《21世纪的老年收入保障――养老金制度改革国际比较》（罗伯特.霍尔兹曼、理查德.欣茨等主编，郑秉文等译）一书中将一个国家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定义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第二个层次为养老金制度改革的辅目标，即养老金制度改革要为促进经济发展做出贡献。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士•赫克曼认为，在设计福利经济政策时，中国应该汲取各国的经验，发展能够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他认为一个良好的福利经济制度，应该是既能有效地刺激生产力发展，同时又能给居民一定的保障和安全感。同时，这种福利经济制度必须尊重所有的激励因素，包括正当或者不正当的因素。
总之，目前我国的福利经济制度的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开展蓬来，然而，我国各级民政部门的具体绩效评估实践效果并不尽人意。主要原因是缺乏一套统一的绩效评估标准及程序，分析人员对福利经济制度的评价几乎都是凭借个人感觉和已有的经验，再加上没有一套统一的可行的绩效评估过程，其绩效评估过程必然受到质疑。为了适应我国经济社会的稳步前进和社会福利机构的发展，我们必须更加重视社会福利经济制度绩效评估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加强绩效评估实践，改善评估结果的利用和使用质量，完善我国的福利经济制度绩效评估体系，促进我国福利经济制度的进一步的改革和完善。
3社会福利经济制度绩效评估指标的筛选
科学合理地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信息容量大的指标体系，是正确衡量和检测社会福利经济制度变迁的绩效的关键。在确定绩效评估指标时要坚持以下原则：具体性（Specific）,指绩效评估标准要切中评估的用途，不能笼统；可度量性（measurable），指绩效评估要尽可能量化，能够提供评估所需的数据信息；可实现性（attainable），指可以搜集到准确的数据来反映评估指标。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现有的关于社会福利经济制度评估体系，笔者提出了自己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具体的评估指标如下：
第一，养老保险：该项指标反映政府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和支付水平。
第二，医疗保险：该项指标反映政府医疗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和支付水平。
第三，失业保险：该项指标反映政府失业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和支付水平。
第四，工伤保险：该项指标反映政府工伤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和支付水平。
第五，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该指标反映政府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面和支付水平。
第六，义务教育入学率：该指标反映国家提供的义务教育程度。
第七，妇女就业率；该指标反映妇女的就业程度。
第八，经济适用房提供率：该指标反映制服经济适用房的提供力度。
第九，住房公积金覆盖率：该指标反映住房公积金的覆盖面。
第十，残疾人福利水平：该指标反映政府对于残疾人的照顾程度。
第十一，贫困人口救助率：该指标反映政府贫困救助的覆盖面。
第十二，城乡收入差距：该指标反映全国城乡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异。
4中国福利经济制度绩效评估体系的应用前景
中国政府以20多年经济改革的经验和教训为基础，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方针，在经济发展中更加强调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中国政府建国方略的这种转变为福利经济制度的改革提供了思想基础；而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及综合国力的增强，为福利经济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物质的基础；公民对社会福利需求的不断增加及其多样化，又为福利经济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社会基础。所有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中国对传统福利经济制度进行改革和构建适合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的福利经济制度成为可能。而建立一个合理有效的福利经济制度绩效评估体系，将成为中国福利经济制度改革和完善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该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将具有很广阔的应用前景，具体表现在：
第一，评估作用。通过建立科学、系统、标准的福利经济制度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可以对中国的福利经济制度变迁的效果进行评价、分析和比较，为评估福利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出量化指标。
第二，检测作用。检测和跟踪福利经济制度的变迁过程，对福利经济制度变迁的各项指标与标准值进行比较，对社会福利经济制度的变迁状况做出预测，找出偏差指标，进行分析，从中找出产生偏差的原因或存在的问题，保证福利经济制度变迁的正确性和高效性。
第三，矫正作用。根据社会福利经济制度变迁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的结果对比分析，对福利经济制度的运行状况之优劣做出评价，促使政府调整和完善福利经济制度，使之达到最优。
5结语
社会福利经济制度的绩效评估体系的建立是完善我国福利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福利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以及社会福利机构的管理和发展具有多重的社会意义：通过绩效分析能够促进中国福利经济制度的完善，改善福利机构的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并促进社会福利资源配置的优化；通过绩效评估体系，搜集、整理和分析相关数据信息并将其反馈给决策管理者，使决策者审视原有的社会福利经济制度，以明确现有的制度的优点和缺点，进而实现决策的最优化；福利经济制度评估标准的建立，有助于促进我国福利服务的市场化，为我国福利经济制度的完善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
参考文献
［1］陈银娥.经济全球化与福利经济制度改革［J］.理论月刊，2006,(8).
［2］曹信邦.政府社会保障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06,(7).
［3］朱庆芳.社会保障指标体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经济制度体系篇5
ஸஸ20世纪90年代末期迅速崛起的、影响力颇大的经济学主流，是哈佛大学施莱弗教授（Shleifer）等倡导的“新比较经济学”。他们主张保护产权，认为这是决定制度多样性及其对经济绩效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其理由在于，只有产权得到保护，才有可能保护投资收益，保证合同的执行、纠纷的解决等等，而这又会带来更多的投资和经济的增长。由此我们可以推想产权受保护的程度，与制度及绩效的差异密切相关。在保护产权方面的观点主要有，如何避免来自邻居、竞争对手等民间的侵犯（公正地执行法律、维护治安、法律和秩序），如何避免对民间侵犯产权进行管制的政府自身利用其强权进行的侵犯（建立法治国家）。也就是说，法律制度的存在方式与所有经济制度、甚而与经济绩效都是有关的。
ஸஸ施莱弗等建立了可以进行综合性国际比较的、关于法律制度的衡量指标，这些指标对经济体系和经济绩效有着有意义的影响，并显示出法律制度的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法律制度源自哪个国家(Shleifer等，2002)。这一因移植法律制度的不同而左右该国经济绩效的轰动性结论，与他们的实证阐述一起，给经济学界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另一方面，对于该学派认为国家命运是由其所移植的法律制度的起源来决定的观点，人们多是从感情的角度进行批评，而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对该观点的批判只限于指标的选择方法和建立方法是否妥当的技术性问题上
ஸஸ本文批判性地探讨了施莱弗等人对法律制度的研究，在青木昌彦的比较制度分析基础上，对塔林娜・皮斯托教授强调“法律制度自身根据不同的环境变化持续性地发生演变、进行适应”的观点，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内生性法律理论，也就是说法律制度“并非是不变的、外生性的要素，它以民间行为主体自我约束性的博弈均衡形式内生地生成，并对上述均衡与行为模式加以强化、巩固”。
ஸஸ有一个例子可以佐证法律制度的内生性生成：在日本，当年因终身雇用制度的普及，年工序列制等制度逐渐发生着演化，这种演化使得终身雇用制度更加稳固。但随着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这种民间自我约束性的均衡和行为模式也可能会发生变化，如果法律制度不随之发生改变，它们就会受到法律制度的制约，理想的均衡和行为模式就不能实现。
ஸஸ我们可以以河流的流动来比喻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河流为最好地适应环境而决定了它的流向。稳定的河流流淌方式（自我约束性的均衡）形成了，在其前提下才可以架设桥梁或修筑堤坝。桥梁与堤坝相当于“制度”。如果自然环境发生了改变，河流的流淌方式自然也会随之改变，那么以前架设的桥梁将失去作用，堤坝将会阻碍河流的流动。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桥梁和堤坝进行修整。这就是修正“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经济制度体系篇6
[关键词]金融市场体系；经济政策；金融监管
金融市场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资源配置功能，要想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必须要对金融市场进行不断的完善。金融市场在不断的发展中具有越来越快的变化速度以及越来越复杂的结构，因此加快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然而金融市场本来就具有不完全市场的特点，同时存在着不完全竞争以及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因此，系统性的风险会由于其内生的经济资源错配而不断的累积，最终可能会全面的爆发，所以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必须要做到谨慎。
1.对金融市场进行完善的经济背景
2.对金融监管机制进行完善的机遇
与此同时，我国还应该加快完善金融监管制度的步伐，积极地采用混业监管取代现有的分业监管，在监管的过程中不应该以企业所属的行业为根据进行监管，而是应该以产品的性质为根据实施监管。应该将一个具有明确职责的机构设置出来，从而能够对宏观系统性风险进行审慎监管，并且对监管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予以有效执行。只有将金融风险监管机构明确地设立出来，才能够对金融经济中存在的系统性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只有对监管权力系统进行有效地集中，才能够保证对监管规避和监管套利予以有效的规避，并且做到全面的监管，同时要对监管机构的层次进行尽可能的控制，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监管系统的灵活程度以及反应速度得以极大提升。
3.完善金融市场体系的经济政策支持与金融监管制度准备之间的配合
因为金融市场现在存在着非完全竞争性，所以完善与发展金融市场体系的过程带来更多的风险，因此必须要循序渐进的对金融市场体制继续改革[3]。在对金融市场体系进行完善的过程中，必须要立足于战略高度以及一定的前瞻性设计市场架构和监管制度。笔者认为，下一阶段改革的关键就是能否使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得以尽快的转变，现在中央部委已经大幅度地削减了行政审批权，而且也进一步的削减了地方政府的行政审批权。除此之外，作为对市场竞争秩序进行维持的重要一员，政府的作用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政府应该在监督和执行经济合同、收集和提供市场信息方法将自身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也就是说在新的金融市场体系中，政府不再是运动员，而是要扮演好裁判员的角色[4]。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一个良好的基础环境提供给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工作，而完成这一任务也是保证金融市场体系得到大规模开发的前提。其次，有效贯彻执行金融法规以及有效实施金融监管的基础就是金融信息收集系统，所以必须要致力于金融信息收集系统的建立和完善。促进国内需求稳定增长、维护和平稳定的内外经济环境、改革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等都能够对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与发展同步实施。要想保证这一目标的实现，就需要对经验进行不断的积累，对制度上的创新不断的探索，从而能够与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相适应。最后，只有使基本证券市场的稳定运行得到保证，才能够积极的开放和开发金融产品，所以必须要遵循着从简单到复杂以及循序渐进的原则对开发金融衍生品以及创新金融产品[5]。
经济制度体系篇7
关键词：失地农民；就业保障；制度经济学；就业服务
中图分类号：F323.8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9-0009-03
失地农民是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城市化过程中，失去了土地但仍然保持着农民身份，并未转化为完全的城市居民、享受城镇居民待遇的农民[1]。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逐步扩大的弱势群体，也是世界各个国家在社会和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走向城市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一个弱势群体。据国土资源部统计，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至少在4000万人以上，而且每年还在以200万～300万人的速度递增。土地对农民而言，具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双重功能，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失地农民问题是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局的重大问题，认真借鉴拉美国家失地农民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解决失地农民迫切需要解决的生活和工作困难，尤其是解决失地农民作为弱势群体所面临的就业困难，是中国政府关注民生，维护农民根本利益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中国城镇化发展与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面临的主要问题。
目前，中国失地农民的就业与再就业状况从整体上看不容乐观。土地被征用后，失地农民就业保障制度及其长效机制的缺失，征地安置政策缺少“可持续生计”目标、政府公共服务行政职能缺位，政府和企业的安置能力有限，就业形势的整体严峻态势，部分失地农民缺乏正确的择业观，缺乏就业技能和针对性培训，就业渠道狭窄等，是失地农民的就业与再就业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结构性失业与就业成本过高使失地农民面临严重的就业问题
1.失地农民因缺乏就业技能导致结构性失业严重
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技能型、知识型人才紧缺与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矛盾，失地农民不断提升的就业期望值与现实可提供的就业机会值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增加了失地农民就业的难度。从失地农民自身来讲，思想观念没有根本转变,再就业意识薄弱、技能低下。一方面，依赖性强，缺乏就业的积极心态。由于长期过着自足悠然的农耕生活，农民失去土地后，其生活习惯、思想观念还停留在农民原有的层次上，存在着明显的依赖心理，过多地寄希望于政府和企业的安置，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和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就业的意识较差；另一方面，缺乏就业技能，在人才竞争中处于劣势。由于农民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没有动力加强其他技能的培养，导致他们在再就业过程中只能进入劳动密集型行业工作或自己做些小本生意。此外，大多数失地农民缺乏长远目光，虽然也利用土地补偿金做些小本生意，但多数不能对这笔资金进行规划利用，更多的是倾向于首先改善自己目前的生活条件，如用土地赔偿金来购置住房、家电、摩托车等固定资产，使现金资产失去了增值能力。
2.就业成本过高是导致失地农民就业危机加深的又一重要因素
相对于农村外来劳动力，失地农民在就业竞争上要承受高得多的劳动成本。以厦门市为例，仅社会保险基金而言，按厦门市2003年社保年度缴费标准计算，剔除外来员工自愿参加医疗保险这个因素，用人单位聘用一名本市劳动力，各项社会保险费用按缴费指数1计算，等于聘用7.2名外来劳动力；按缴费指数0.6计算，等于聘用4.5名外来劳动力，如果再加上住房公积金，失地农民的就业成本则更高，因而其就业竞争力就更弱。
3.已就业的失地农民因岗位和收入缺乏稳定持久含再次失业风险
已经实现就业的失地农民，就业岗位和收入缺乏稳定性和持久性，增收难度加大，隐含着再次失业的风险。一部分失地农民在市场引导、政府扶持下实现了就业，但绝大多数从事着较为艰苦、简单的低科技含量和低收入的产业或行业劳动，以及日常性质的生活服务业工作，且大多数是以非正规就业为主。据调查，失地农民的就业方式大致有以下几种：一是进入本地乡镇、城镇企业务工或成为征地单位的建筑工人，这是比较正规的全日制工作，但收入偏低，就业不稳定；二是外出打零工，行踪不定，收入也极不稳定；三是从事个体经营，开店经商，跑运输、搞装潢等；四是自办实业当老板，成为私营企业主，但这一比例非常小；五是还有一些成了街头巷尾无证经营的流动小商小贩。以上职业，有的会随着企业转制和技术进步存在着被淘汰的风险，有的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管理的加强存在着被取缔的风险，面临着再次失业的危险[9]。
4.就业困难使得失地农民面临就业危机导致失业比率偏高
根据中国网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失地农民的就业状况非常不容乐观。1998―2003年，杭州市共有征地农转非人员15.68万，其中劳动年龄段(男16～60岁，女16～50岁)人员11.08万。在劳动年龄段人员中，目前暂时无业和处于失业状态的有5.76万，约占52％；截至2003年年底，四川全省共有134.12万征地农转非人员，处于劳动年龄段内的有88.08万，其中征地后一直未就业的有45.64万，占征地农转非劳动力人数的51.8％；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的一项全国性调查结果显示，天津市有54％的失地农民表示就业是最急需政府帮助解决的问题，河北迁安、高碑店市的失地农民有80％以上反映就业困难，山西省有55.6％失地农户迫切希望得到就业机会；南京市江宁区方山片区被调查的失地农民中，有53.9％的人处于自谋职业状态。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无论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失地后应就业而未能就业的人数均超过半数。可见，失地农民就业难的问题在中国不仅是个普遍问题，而且是个较为严重的问题，并且已由一个局部问题演化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10]。
二、现行征地安置政策和货币安置方式难以实现失地农民就业和可持续生计
1.普遍缺乏效用的现行征地安置政策难以预防大量失地农民的贫困
中国现行征地安置政策基本上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补偿办法，即国家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农民予以直接的经济赔偿，如土地补偿费是对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补偿，安置补助费是补偿农业从业人员因征地而就业不充分或一时不能就业所承受的损失，等等。肯定地说，这种经济补偿机制是必要的，目前显然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应该坚持下去并逐步得到改进。同时也应认识到，现行的经济补偿机制是低水平、不全面的，难以完成所有的工作，不足以预防大量失地农民的贫困。各地大量的实证调查揭示，这种补偿在结果上无法恢复被征地安置者以前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便及时足额给付了经济补偿，失地农民在很长时间以后仍会处于贫困状态[6]。有研究显示，根据现行征地补偿安置办法，一些城市的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仅相当于2002年当地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5倍。按目前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计算，只能维持七年左右的生活；按目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计算，仅能维持二年多的生活。如果将土地补偿和安置补助费全额直接代农民进入社保，每月领到的养老金只相当于当地近郊现行最低生活保障费1／3的水平。从社会保障的水平看，根据南京市政府[2000]86号文件确定的劳力安置补偿标准，在不考虑工资、物价上涨等因素的情况下，失地农民如果没有工作，按最高标准4万元，以南京市最低养老金发放标准350元分摊使用，只够维持九年的基本生活。保养人员（女50～65岁、男60～70岁）每人享受一次性1.8万元的征地补偿款，按南京市2002年保养标准220元分摊，只够六年多一点[7]。
2.失地农民大多采用“短视”的货币安置方式难以实现就业和可持续生计
中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规定了针对失地农民的三种安置方式：一是“以土地换就业”，即由征地单位招工安置；二是把征地补偿费付给失地农民所在的集体经济组织，由其负责安置失地农民，即就地安置；三是对失地农民进行一次性货币补偿，即“一脚踢”式的货币安置。在现实生活中，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有“接受统一安置――下岗失业”的经历。如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乡太平桥村，1993年土地被征用时，统一招工安置了1100余人，从目前情况看，除少数安排在环卫、公交和房管部门外，其他获得就业安置的90％现已下岗失业。与上述两种方式相比，货币安置因其风险小、稳定性强、见效快而被失地农民所接受，且因其操作成本低、周期短而受到了各地政府、企业乃至集体经济组织的欢迎。所以，当前中国绝大部分地方采用货币安置的方式。浙江省政府研究室对该省200个失地农户的调查显示，失地农民中，被招工安置者仅占9.36％，货币安置者高达81.02％。然而，货币安置却并非就业指向性的安排，它能让失地农民得到暂时的喜悦和满足，也能在短期内维持甚至提高生活水准，却很难让失地农民成功地实现再就业。没有充足、稳定的再就业机会与岗位，失地农民家庭根本无法实现可持续生计[8]。
三、地方政府发展理念的不科学和农村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不完善致使失地农民相关权益受损
目前，各地政府普遍实行“重经济指标、轻社会和谐发展”，“重结果考评、轻过程监督”，“重领导态度、轻群众意见”的考核与评聘制度，导致权力寻租现象普遍存在。地方政府在追求政绩最大化的思想指导下，为了更大地获取失地农民权益所得与城市土地增值之间的“剪刀差”，完全可能滥用土地征地权，抽取农业剩余，侵蚀农民利益，侵占农村集体土地收益，每每发生地方政府在“以地生财”利益驱动下的与民争利的“短视”行为。由此导致了征地补偿费用的层层被截留、挪用、挤占，蚕食了失地农民的就业和创业资金――征地补偿金。
而地方政府在失地农民就业与再就业问题上的职能缺失，未能充分发挥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缺乏失地农民就业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的长效机制，对此问题的认识深度不足、宣传与服务不到位，没有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就业信息、培训和机会，缺少对失地农民就业保障的政策倾斜等，也是造成目前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晰，包括集体土地所有者代表不明确，集体土地产权主体的权能不明确，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财产权不平等。《宪法》、《民法通则》、《农业法》等重要法律中都明确规定，中国农村的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但“集体”的定义极为含糊，如《宪法》简单地界定为集体所有，《民法通则》界定为乡村两级，《农业法》界定为乡(镇)、村或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由于“农民集体”事实上是一个虚置的权利主体，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归属不清晰，弱化了农民对土地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的有效运用。当地方政府强制性低价甚至无偿征占农地时，无人出面进行干预；当农村集体领导人贱卖、侵占集体土地时，也无人出面制约。而由于实际拥有土地权利和土地收益分配权利的主体是地方政府，将失地农民排斥在征地价格确定的过程之外，使农民无法参与征地过程中涉及切身利益的决策，缺乏充分的征地知情权。失地农民难以找到适合的法律条文来维护包括就业保障在内的自身利益，导致征地补偿费用偏低，失地农民可持续就业缺乏经济基础[5]。
四、就业服务缺乏针对性与持续性导致失地农民就业呈现无助无序状态
1.职业培训缺乏针对性使得失地农民就业能力不强
政府部门组织的诸如电工、建筑、美容理发、缝纫、针织等职业培训，常常与失地农民个体的兴趣、经验和今后的职业联系并不紧密，而且，这种规模化、统一化的培训也忽略了人才市场对技能要求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势必使很多失地农民都应聘这类工作岗位，使人才竞争更加激烈。甚而，部分失地农民认为，政府官员关心组织职业培训的场次，胜于关心职业培训内容本身是否具有针对性和实用性。因此68.3%的失地农民既希望政府提供免费职业培训，又担心就业培训没有实际用途。
2.政府免费职业培训忽视中老年失地农民使其成为就业更加弱势群体
根据对344位失地农民就业状况的调查显示，如果按年龄分二组，可以看出在18～35岁这一年龄段，就业率达到78%；而36～55岁则下跌到不足55%，女性甚至低于50%，即这一年龄段中接近半数的人处于失业状态，长期闲置在家。这其中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缺乏技能；二是年龄偏大。在解决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的问题时，一些部门将免费培训的对象限定在18～30岁，学习接受能力强的年轻人。这样的限制将中老年失地农民排斥在外，增加了他们就业的难度，也使就业培训的针对性降低，真实成效值得怀疑[11]。
3.失地农民就业服务性中介机构发展不健全难以很好提供服务
服务性中介机构如劳动者权益保障协会、职介中心，是政府部门在服务就业方面的一个有力的补充和协助。它能够更加具体地掌握失地农民在就业方向、意愿、劳工要求、技能水平等等诸多方面的详细资料，制定更加个性化、更具有针对性的失地农民就业方案。在日本、美国等国家，就业服务机构往往能够在失地农民就业这块园地里精耕细作，广泛联络，中间协调，起到了政府部门无法实现的重要作用。但中国的就业服务性中介机构发展缓慢、服务落后、缺乏指导和干预，运作机制不规范，不能很好地服务于失地农民。在失地农民资料库的建立、就业供求信息的提供、职业培训方面做得不够，不能很好地促进企业和失地农民的双向互动[12]。
总体来说，失地农民就业将面临来自城乡的双重压力、总量与结构的彼此困扰、新生劳动力与失业人员的相互交织的局面，失地农民的就业危机也将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并已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涉及面越来越广泛的重大就业课题。解决数千万失地农民的就业保障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目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当前的失地农民就业问题，也关系到失地农民的下一代、更下一代的接受教育和生活工作等长远发展问题，更是关系到我们民族整体的文化水平与科技素质提升的大问题，我们必须从国家发展战略的角度予以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郭雅欣.论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J].沿海企业与科技,2007,(6).
[2]张桂梅,李中东.拉美失地农民问题对中国的启示[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7,(8).
[3]高飞.中国失地农民就业危机及对策[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8).
[4]杜伟.失地农民权益保障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经济体制改革,2007,(5).
[5]曹习华.试论失地农民的就业保障[J].企业家天地：理论版,2007,(6).
[6]张时飞,刘从龙.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让失地农民的生计可持续[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7]高勇.失去土地的农民如何生活[n].人民日报,2004-02-02.
[8]孙绪民,周森林.论中国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J].理论探讨,2007,(5).
[9]王晓君.略论中国失地农民就业及非农生产技能培训[J].职业培训,2007,(6).
[10]段美之.失地农民与就业保障[J].新东方,2007,(5).
[11]苏楠,胡静.对湖北省失地农民就业现状的调查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自然版（农学卷）,2007,(1).
[12]许美翠,朱新华,朱渝铖.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失地农民再就业问题研究[J].农村经济,2007,(6).
onLandlesspeasantsproblemsintheSystemofeconomicanalysisBased
onCurrentemploymentSecuritySystem
YanGXiao-dong，wanGLi-ping
（nanjingCommunicationinstituteoftechnology,nanjing211188，China）
abstract:theemploymentdifficultiesoflostlandfarmerasavulnerablegroupsisthemajorissuestoneedtoresolveatthisstagebuilding
经济制度体系篇8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旧制度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 马克思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对于中国学者并不是陌生的东西。且不说早期制度经济学家如凡勃伦、康芒斯等人的著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即使30年代以后，一些制度经济学家如加尔布雷思、熊彼特等人的理论，也都时髦过一阵子。更不可忘记的是，马克思经济学本质上也是一种“制度经济学”，并且还是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先驱。然而，人们在狂热推介新制度经济学时，却很少有人比较分析新制度经济学与经济学体系之间的历史联系，甚至还断然否认它们之间存在任何理论关联性。基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从历史演进和逻辑联系两个方面，把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马克思经济学进行一番比较研究，探讨新制度经济学究竟“新”在哪里。
一、新制度经济学比旧制度经济学有质的飞跃
制度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已经有百年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形成时期，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为主要代表；第二阶段为过渡时期，以艾尔斯、贝尔、米恩斯、加尔布雷思等为主要代表；第三阶段为发展时期，以科斯、诺思、威廉姆森、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等为主要代表。如今，制度经济学已经形成了一个流派众多、成分复杂的庞大理论体系。虽然加尔布雷思等人的理论曾经被称之为新制度经济学而风行一时，但时过境迁，现在新制度经济学成了以科斯为代表的制度经济学派的专有名词，而把科斯之前的一律称为旧制度经济学。
科斯本人似乎不承认他的理论与旧制度经济学有什么关系。他把新制度经济学称为当代经济学，而旧制度经济学则称为近代制度经济学。他认为，当代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渊源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讲，当代制度经济学与近代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还是对立的。科斯的主要理由是：“近代制度经济学的观点不是理论性的，而是反理论的，他们尤其反对古典经济理论”。施蒂格勒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失败是因为它没有提出实证的理论学说，它当时所表现的仅仅是对正统经济理论的不满和批判态度，它注定得不出什么新东西，近代制度经济学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没有留下什么理论工具(或范式)供别人或后人去使用”。科斯和施蒂格勒对旧制度经济学的批判，以及划清新制度经济学与旧制度经济学的界限，都是可取的。但他们否认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理论渊源关系，则不符合实际。
且不说新制度经济学派在重视制度因素分析这个基本点上与旧制度经济学一脉相承，继承了凡勃伦、康芒斯等人的传统和思路；在许多基本理论范畴上，也可以明显看出新旧学派之间的传承关系。或者说，在旧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有新制度经济学基本范畴的雏形。例如，科斯理论最核心的交易费用范畴，与康芒斯的交易范畴就有理论渊源关系。康芒斯把“交易”作为与“生产”概念相对应的经济学的范畴，并且对交易概念进行了明确的界定与分类。在康芒斯看来，交易活动是“制度”的最基本单位，制度只不过是无数次交易活动的结果。因此对不同类型交易的分析，也就转化为对不同经济制度的分析。这样，就使“交易”概念一般化了，从而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不过，由于他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主要是哲学、心理学、法学及社会学的方法，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因此，他也就不能从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来认识交易本身的内涵，提出“交易费用”概念。又如，新制度经济学作为最重要经济制度的产权范畴，从旧制度学派那里继承的思想遗传更多。凡勃伦提出无形财产的概念，并认为它是公司的真正基础，这样就为公司产权分析开辟了道路。康芒斯强调所有权是制度经济学的基础，从所有权稀缺到制度稀缺展开分析，提出了一整套采取集体行动来建立秩序的制度体系。艾尔斯、贝尔和米恩斯等人继承凡勃伦传统，以技术与制度的矛盾为主线，深入分析公司内部权利结构的变化。诸如此类的研究，直接为产权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如果进行更仔细的比较分析，几乎所有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或深或浅都闪耀着前人思想的光彩。
更重要的是，新制度学派继承了旧制度学派的传统，在研究出发点上都是以批判新古典经济学开始理论生涯的。凡勃伦摈弃了边际效用概念和均衡概念，认为马歇尔建立在资本主义“和谐”基础上的一整套“均衡理论”，与事实不符。并且，庞巴维克把人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抽取出来，孤立地分析个人的欲望及其满足途径，也是错误的。他强调对社会文化心理和习惯的分析，主张建立分析制度变迁的“演进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家一直沿袭着“凡勃伦传统”，无不通过对新古典学派的“经济人”基本假定的修改，从制度方面或经济结构方面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以建立一个与新古典迥异的制度经济学体系。
指出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传承关系，不是要抹杀它们之间的区别。恰恰相反，而是为了更清楚地认识到新制度经济学的新意所在。的确如科斯和斯蒂格勒所言，新制度学派的革命性转变就在于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规范来展开制度分析，把制度因素分析引入实证科学的范畴，从而使制度经济学发生了质的飞跃，真正成为了经济学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为了简明起见，如果不考虑在具体理论观点上的创新，从总体上看，新制度经济学相比旧制度经济学的创新主要有四点：一是分析方法上的创新。凡勃伦采用的主要是心理学方法，康芒斯应用的是法律制度分析，而新制度学派严格按照实证性的新古典方法进行研究。诚如科斯所言；“利用正统的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正因为是用经济学方法去研究制度问题，大大拓宽了理论视野和提高了理论的逻辑实证性。二是理论体系上的创新。除了康芒斯试图创建一个理论体系之外，可以说旧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完全不成体系。而新制度学派依托较为成熟的新古典体系来展开理论分析，就使其理论大致能够保持逻辑一致性。虽然目前新制度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但初步可以自成体系了。三是基本理论范畴上的创新。旧制度学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如凡勃伦的“无形财产”、“有闲阶级”、“既得利益者”和“制度导向”等等，但基本上没有形成严格的理论范畴。相比之下，新制度学派不仅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范畴，而且范畴的界定相对严格规范。例如，著名的“交易费用”和“科斯定理”的提出，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开辟了一片新领域，形成了经济学上的一场革命。“交易费用”概念被广泛地运用于产权结构、关系、外部性问题、集体行动、寻租活动、多种体制组织形态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史、政治制度等研究领域。最后，表现为研究领域方面的创新。旧制度学派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在企业层面或微观经济领域，新制度学派的理论视野却要广得多。虽然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及组织仍然是一个研究的重点，但新制度学派的研究及其理论应用，从微观到宏观，从企业到国家，从经济到政治，从现实的制度安排到历史的制度变迁，已经涉及到社会经济一切领域，甚至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形成了一个开放的庞大的理论体系。
二、新制度经济学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内创新
与旧制度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的最大创新是把制度分析纳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轨道。与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制度经济学最具新意的则是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的缺陷。新制度学派以新古典批判者的面目出现，研究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忽视的制度因素，但其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新古典经济学。即凭借新古典的分析架构和分析方法，从新古典理论的缺陷出发进行制度因素研究，补充了新古典体系的不足或完善了新古典理论体系。正因如此，有人把新制度经济学看成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经济制度体系篇9
而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与制度有直接的相关性。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 规范人们行为的系列准则，它的基本功能是在一定的框架下鼓励人们积极地、放心地去 干什么，约束人们不能去干什么。对于经济发展而言，制度也有优劣之分，那些能够促 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系列行为准则属于好的制度，否则就是属于坏的制度。好的经 济制度能够减少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所处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人们对未来的预期，降低 交易成本，保护产权，促进生产性活动。不利于经济发展的系列环境条件，往往是与坏 的制度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更直接地说，是由坏的制度直接造成的。例如，坑、蒙、拐 、骗的市场交易环境，要么是相关制度不健全造成的，要么是制度执行不力导致的，更 有可能是坏的制度激励的结果。因此，优化经济发展的环境，首先得优化制度，从一定 程度上，两者是等价的，优化了制度也就等于是优化了环境。
能够起到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制度无外乎来源于三条途径：一是相关制度的继承，即 对历史上形成的有利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制度安排让其进一步发扬光大；二是制度移 植，将别的国家或地区形成的相关制度安排移植进来；三是制度创新，就是制度发明。 从维系市场经济发展的系列制度来说，能够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 主要是创新了的制度。这主要是因为，各国、各地区在不同的阶段经济发展所处的经济 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不同，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的安排需要在 创新中继承；对于外来的制度安排，也要在改造的基础上借鉴，而不是简单地全盘照抄 照搬。
那么，如何通过制度规范和制度创新来优化相关的经济发展环境呢?
第一，规范政策制定和实施程序，优化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政府政策是决定和影响 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政策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 有的政策与经济发展相抵触，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二是政府政策朝令夕改， 缺乏基本的稳定性；三是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在各个环节被曲解或任意塞进人为意志；四 是激励经济发展的政策难以制定和落实；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制度创新，规范 政策的制定程序、强化政策的实施程序、监督政策的落实程序。
第二，切实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经济发展的服务环境。经济发展的服务环境 由多方面的内容构成。首先是管理服务，它是由政府提供的，管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取决于行政管理体制的制度安排；其次是商业性服务，它是由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性组 织提供的；第三是社会服务，它是由社会非政府性、非商业性的公益性组织提供的，取 决于社会公益性组织的发展状况。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发展所面对的服务环境。服务环境 的优劣关键在于管理服务的水平。优化管理服务，就必须切实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通过管理制度创新，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府和行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的改善，提高 办事效率和办事水平。
第三，强化立法、执法、守法的制度体系，优化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各种法律是属 于正规制度安排的主体部分，是经济发展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只有通过立法、执法、 守法的系列制度创新，才能够营造出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在营造法制环境 过程中，立法是前提，执法是关键，守法是保证。这三个环节都需要系列的相关制度创 新来实现。
第四，推进市场制度创新，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环境。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原则是 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维护这一原则，保障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作保证。因此，需要通过系列制度创新，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 系。
经济制度体系篇10
能够起到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制度无外乎来源于三条途径:一是相关制度的继承,即对历史上形成的有利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制度安排让其进一步发扬光大;二是制度移植,将别的国家或地区形成的相关制度安排移植进来;三是制度创新,就是制度发明。从维系市场经济发展的系列制度来说,能够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经济发展的制度,主要是创新了的制度。这主要是因为,各国、各地区在不同的阶段经济发展所处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社会环境不同,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相关制度的安排需要在创新中继承;对于外来的制度安排,也要在改造的基础上借鉴,而不是简单地全盘照抄照搬。
那么,如何通过制度规范和制度创新来优化相关的经济发展环境呢?
第一,规范政策制定和实施程序,优化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政府政策是决定和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政策对经济发展的阻碍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现有的政策与经济发展相抵触,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二是政府政策朝令夕改,缺乏基本的稳定性;三是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在各个环节被曲解或任意塞进人为意志;四是激励经济发展的政策难以制定和落实;等等。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制度创新,规范政策的制定程序、强化政策的实施程序、监督政策的落实程序。
第二,切实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优化经济发展的服务环境。经济发展的服务环境由多方面的内容构成。首先是管理服务,它是由政府提供的,管理服务的质量和效率,取决于行政管理体制的制度安排;其次是商业,它是由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性组织提供的;第三是社会服务,它是由社会非政府性、非商业性的公益性组织提供的,取决于社会公益性组织的发展状况。它们共同构成经济发展所面对的服务环境。服务环境的优劣关键在于管理服务的水平。优化管理服务,就必须切实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通过管理制度创新,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政府和行政工作人员的工作作风的改善,提高办事效率和办事水平。
第三,强化立法、执法、守法的制度体系,优化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各种法律是属于正规制度安排的主体部分,是经济发展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只有通过立法、执法、守法的系列制度创新,才能够营造出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在营造法制环境过程中,立法是前提,执法是关键,守法是保证。这三个环节都需要系列的相关制度创新来实现。
第四,推进市场制度创新,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环境。市场经济的最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维护这一原则,保障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作保证。因此,需要通过系列制度创新,建立健全相关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