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医学研究方向篇1
［关键词］医学研究生教育核心竞争力职业规划
［作者简介］顾舒静（1984- ），女，江苏镇江人，江苏大学临床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与素质教育；姜宇（1978- ），女，吉林通化人，江苏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徐惠红（1976- ），女，江苏武进人，江苏大学机关党工委，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江苏镇江212013）
［课题项目］本文系江苏大学2012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专项课题“以就业为导向的研究生核心竞争力培养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251280004）和2009年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高校硕士研究生新生心理干预模式研究”（项目编号：09SJB880088）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85（2013）03-0083-02
以就业为导向的医学研究生核心竞争力培养，需要高度重视搞好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提升研究生就业能力，只有利用研究生在校的三年时间，按照职业生涯规划的理念进行研究生实践能力的打造，从多方面、多角度完善自我、提升自我，在真正走向社会时才能从容不迫，很好完成从“校园人”向“社会人”的转变，缩短社会适应期，真正适应国家对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一、关于“竞争力”与“核心竞争力”的概念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关于大学生就业问题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涉及就业观念、宏观层面以及就业影响因素的分析。国外“提升学生就业力合作小组”认为，从社会人力资本的角度透视，竞争力是由学业、技能、理解能力以及个人品质所构成的综合素质；综合素质高，学生就业及职业生涯的成功概率就大，它将使个人、行业力量、社会以及经济等多方受益，其核心内容是专业理解力和专业技能。我国学者大多将竞争力放到一个竞争的环境中进行考察，提出“就业竞争力”的概念。如禹元蔚将其定义为毕业生具有比竞争对手更能够全面满足社会和用人单位需求的能力；楼锡锦等进一步将其概括为环境竞争力、基础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三个层面。此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具体学科的毕业生就业状况，针对各个学科提出各自核心竞争力的构建。
核心竞争力，又称核心能力、战略能力。核心竞争力是大学生在就业竞争中所拥有的、别人不具备或无法在短期内具备的优势资源，是就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生的就业状况和职业生涯的发展态势。
医学专业是比较特殊的专业，如无意外，毕业生大多是到各级医疗单位及相关部门就业，丰富的医学学科知识本身就是相较于其他专业学生的优势，但是专业内毕业生在就业时存在同质化知识结构背景下的竞争。因此医学研究生在面对当前就业竞争时，必须凸显出与众不同的实力。在当前医患关系极度紧张的背景下，医疗工作岗位要求的并不是空空的文凭，而是积累的更深厚的学识、磨炼的更坚强的意志、更沉稳成熟的性格、更宽广的视野、更充盈的智慧和更能征服他人的个人魅力。
二、以就业为导向核心竞争力的构建策略
在分析研究以就业为导向的核心竞争力时，笔者认为，研究生的核心竞争力大致有两方面：一是，研究生个体优势构建，引用生涯辅导理论，结合职业生涯的构筑，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观念，良好的社会化能力和合理的就业观，力求打造一种有利于自我个性发展的竞争优势；二是，学科专业整体优势构建，打造医学研究生出色的临床实践能力和科研能力，可以从医学基础理论、临床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三个方面，树立能够贯穿于求职与从业过程的核心学科优势。具体构建如图所示：
（一）个体优势的构建
1.职业道德与社会化。社会化是研究生走向职业成熟的关键。社会行为能力成熟对医学研究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包括适应环境能力、交往沟通能力、团队合作与协调能力等。研究生阶段是学生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时期，它既是在初级社会化基础上的继续，又是完成社会化的质的转变的关键期，即从一个非独立的社会人转变为一个能适应社会各种要求的社会人，最终完成社会化的过程。如今，有的研究生不能与病人进行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较弱，应聘时不会展现自我，表达能力欠佳等，这都是研究生“核心竞争力”不完善的种种表现。医学研究生需要通过自我的提升和成长，以及各种途径的历练，形成让自己受用一生的人格魅力、道德修养等方面的综合素质。
笔者认为，为保障职业道德教育和提高研究生社会行为能力教育的进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
第一，建设专业的研究生辅导员队伍，在思政教育工作中形成以研究生思政辅导员为主，导师有效参加、有机结合的工作体制。鼓励和支持一批骨干辅导员攻读相关学位和业务进修，长期从事辅导员工作，向职业化、专家化方向发展。
第二，抓好研究生党支部建设，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加强研究生党支部建设，通过狠抓研究生党建工作带动思政教育建设，同时加强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和教育，壮大积极分子队伍，合理发展学生党员，认真组织生活。
第三，注重研究生干部的培养，充分发挥研究生会的作用，培养优秀的研究生干部。多方面培养研究生环境适应、交往沟通、团队合作与协调等能力。
2.生涯辅导理论与职业规划辅导。实际上，生涯辅导涵盖整个生涯发展历程，它并不以单纯解决就业问题为重点。但是受到时间、历史原因等限制，我国高校中目前主要还是侧重于帮助高校学生解决与职业相关的具体实际问题。开展的多是职业规划课程，而不是生涯规划课程。
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措施开展职业规划：
第一，推进就业和职业生涯规划辅导工作。在常规宣传就业政策和信息、法律法规、校园招聘会等基础上，不断提高研究生对职业生涯规划重要性的认识。督促研究生注重自我培养，早谋划、早打算，以职业的心理了解社会、了解自己，不断调整自己的择业心态，避免单一性和盲目性；
第二，重视用人单位的人才价值观的指导作用。跟踪研究医疗单位的人才需求导向；并且与医疗单位建立双向培训的合作机制，学院以学科标准为医疗机构培训员工，完善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医疗机构以医师行业标准为学院培训研究生，为其职业生涯的构建打牢基础。
第三，从第一责任人“导师”入手，建立健全研究生职业生涯规划管理体系。要突出导师的重要作用，导师作为第一责任人，应指导学生根据社会需要和学生自身特点，合理安排课程，设计学分结构，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帮助树立正确就业观，提高职业素养。
（二）整体优势的构建
从整个学科专业的角度来审视就业核心竞争力，最重要的就是医学毕业生能否拥有完善的临床综合素质。归根结底，医学，尤其是临床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科学，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既有丰富的医学理论基础，又有良好的临床诊断技能，方能称为合格的医学研究生。笔者将医学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大致分为医学理论基础教育、临床实践能力培养和创新思维培养三个部分。
1.医学理论基础教育与临床实践能力的培养。研究生教育与本科教育相比更具有专业性研究性，不再是通识教育。拥有比本科生更扎实更专业的学科知识，更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更强的将理论转化为运用的能力，这非常有利于打造研究生以就业为导向的“核心竞争力”。
第一，优化学科专业结构，加强研究生医学基础理论教育。随着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新趋势，医学院校有必要及时对研究生培养方案作出适时的修改。基础理论课对医学研究生培养起着基础性作用，开设高水平的基础课程，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教授讲授基础课程。同时，导师应具体指导每一位研究生根据自身水平阅读数部学术专著，广泛阅读专业期刊，定期举行科室座谈会。
第二，制定临床考核机制，提高研究生临床诊疗能力。为了避免医学研究生成为毫无临床能力的“书柜”，应当建立完善的临床培养体系，严格按照住院医生规范化培训要求训练和指导研究生书写病例、接诊、检查、治疗等各环节。教学医院要安排不少于12个月的临床实践，包括不同三级学科科室轮转、管床、门诊实习等。定期考核研究生临床实操能力，不能通过考核的，不得进行下一个科室轮转。通过临床培养机制，培养出进医院就能立即进行诊疗工作的医生。
2.研究生创新思维和教学科研能力的培养。现今培养复合型人才是高等教育的大势所趋，医学研究生虽然以临床实践培养为主，但是并不是说就不要进行临床科研、临床教学。任何一个学科，其实践、教学与科研都是相辅相成的。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第一，建立研究生临床带教机制，培养医学研究生教学能力。从培养方案上规定，医学研究生必须承担本科实习生的临床带教任务，并实行反馈打分制度。督促教学医院和导师，注重研究生教学能力的培养。
第二，完善研究生科研机制，提高医学研究生科研素质。正确指导研究生学会选题，学会从实践中摸索课题的方法。加强医学研究生自我教育，端正学习动机，树立科学的怀疑精神，克服想走捷径的不良习惯，克服对权威的过分迷信，敢于突破和超越前人。
总之，医学研究生的核心竞争力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通力合作，相互配合。要充分利用职业规划指导、思政教育、理论教育、科研实践、临床实践这几个重要环节，才能实现以就业为导向的医学研究生核心竞争力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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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禹元蔚.高校应如何提升毕业生就业竞争力［J］.高教研究，2006（7）.
社会医学研究方向篇2
[提要]文章从定义、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学科价值等方面对医学社会史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医学社会史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历史上人们医药活动的考察来认识社会（文化）的形态及其变迁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包括历史上人们医药活动的共时性结构和历时性变迁；其研究方法要求做到传统史学方法现代化，西方史学方法本土化以及其他学科方法史学化；从学科价值上看，医学社会史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社会史的内涵，而且可以促使史学工作者重新审视历史学的对象和价值。
atheoreticalGuidanceConcerningtheSocialHistoryofmedicine
Keywords:medicine;socialhistory;socialhistoryofmedicine
abstract:thearticlestatestheauthor’sopinionsonthesocialhistoryofmedicineinthelightofitsdefinition，researchingtargetsandapproaches，aswellassubjectvaluesandsubjectsituation.asaresult，theauthorholdsthebeliefthatsocialhistoryofmedicineisabranchofhistorywhichappliescross-disciplineresearchingmethodstothestudiesofhumanmedicalactivitieseversince，hence，recognizesthesocialstructureanditsvicissitudes.Fromtheangleofsocialhistory，thissubjectprobesthemedicalactivitiesfromtheprehistoricperiodtillthepresenttime.itsresearchingtargetsencompasstheco-existingstructuresandchangesinmedicalactivitiesforalldifferentperiodsofhistory.asforresearchingapproaches，thecombinationoftraditionalmeans’modernizationandwesternways’civilizationarerequired.Consideringitssubjectvalues，notonlycanthisresearchenrichtheconnotationofsocialhistory，butstimulatethehistorianstoreconsiderthetargetsandsignificanceofhistory.
医学社会史是20世纪初以来的“新史学”向纵深发展而产生的一门社会史分支学科。在整个社会史大家族中，它可以说是较年轻且影响较小的成员，以至于在一些中国社会史学术回顾中几乎被忽略。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医学社会史是一门无足轻重的学科，也并不意味着它的研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事实上，医学社会史是最贴近大众的历史，它不仅关注大众的生命健康，而且关注大众的社会生活，是最能解释人类本质属性（生物性与社会性统一）的历史，因而它理应从社会史的边缘渐入社会史的中心。正是基于它的重要地位和潜在价值，一些学者早在上个世纪后期就涉足该领域，并取得了一些开创性的成果。②当然，这离医学社会史学科的成熟还有较大距离。从理论上看，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医学社会史理论体系，比如什么是医学社会史，其学科定位在哪，其研究对象是什么，采用什么研究方法，其价值何在等问题，史学界至今仍无定论；从实践上看，医学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也是寥若晨星，且研究取向多陷入偏狭。正如冯尔康所言：“像人群生命史，处于试着做的态度，往哪里做，怎么做，都还在摸索之中。”[1](p93)这里的“人群生命史”可以看作是“医学社会史”相近的一种表达。这些问题正是制约医学社会史研究向纵深发展的障碍，也是医学社会史未能在社会史领域取得应有地位的根源。因此，从学科（历史）哲学的高度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是十分必要的。
一、医学社会史的定义
近年来史学界虽然频繁使用“医学社会史”之类的话语，但关于医学社会史的定义却没有明确的定论。究其原因有二：一则因为作为分支学科的医学社会史在其母学科“社会史”的定义仍有争议的情况下，③是很难有明确的定义的；二则因为长期以来关于医学的历史解释几乎被传统的纯技术层面的医学史所代替，人们很少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解释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因而没有明确的医学社会史的定义也在情理之中。
可喜的是，目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繁盛和越来越多的学者从社会史的角度来考察人类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不仅为弄清医学社会史的基本理论问题提出了迫切要求，而且也为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一些学者已开始用社会史的一般理论和方法来建构医学社会史的理论框架。例如，余新忠博士就试图给“疾病医疗社会史”下一明确的定义。他指出“它应是指从社会史的视角探讨历史上疾病、医疗及相关问题的分支学科，是中国社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然易见，这一研究关注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将疾病医疗作为一个切入点，藉此来考察社会文化的变迁，因此它应该主要由历史学者承担。”[2](p97)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关于医学社会史较成熟的理论思考。然而，余文并没有把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整体地纳入到社会史的视野之中。从研究的切入点看，他选择的是人类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中最普遍最直观的“疾病”及“医疗”；在纷繁的疾病中，他选择的又是最普遍最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传染病：“瘟疫”。事实上，医学除了疾病及医疗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内涵，疾病除了瘟疫以外还有更复杂的体现，所以如果把“疾病医疗社会史”等同于“医学社会史”，就略嫌偏狭。这也正说明了医学社会史的理论建构任重而道远。此外，杨念群、张大庆等学者也对医学社会史进行过理论探讨。杨念群通过揭示在西方医疗体系渗透下产生的卫生实验区对北京社区控制力和人们生死观念转变的影响，把一个纯粹的医学史问题转换成一个医学社会史问题。作为医学出身的学者张大庆却没有囿于传统医学史“由医生为医生所写的关于医生的事”（Bydoctorsaboutdoctorsfordoctors）的编撰模式，而是努力从社会因素入手来考察人类过去的医学活动或医学现象。他把医学社会史理解为“研究医学活动中医生和病人及其境遇”，研究“生与死、健康与疾病的观念及演化”，“更多以问题为导向，更多地开展跨学科研究”[3](p37)等。以上学者的努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医学社会史的理论建构。
在学科的理论建构中，弄清概念及定义是最基础的工作。关于医学社会史的概念，目前史学界也有多种表达，如身体史、疾病史、疾疫社会史、疾病医疗社会史、生命医疗史、人群生命史等。④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内容无疑都属于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但是，它们并不一定都能代表医学社会史的全部，因此需要有一个包含上述诸方面的更全面更抽象的概念作为该学科的名称。通过比较各相关概念发现，“医学社会史”是这一学科领域最具概括性的概念，因为“医学活动”几乎包括了人们认识和干预人的身体及生命过程的全部活动。
在对医学社会史的定义进行阐述之前，还必须弄清“医药活动”、“社会”、“医药社会活动”、“医学”、“社会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史”、“社会史”、“医学社会史”这几个与之相关的概念及其相互关系。这些概念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包括“医药活动”、“社会”、“医药社会活动”，这是客观存在社会活动以及在活动中体现的各种关系。关于“社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指人们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4](p27)也就是说，社会是指在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关系。“医药活动”是指保护和加强人类健康、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科学知识体系和实践活动，[5](p23)是人们生产和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医药活动以及在其中产生的各种关系也就构成了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部分可以命名为“医药社会活动”及“医药社会关系”。第二个层次包括“医学”、“社会学”、“医学社会学”，这是根据不同研究对象分类的学科。关于“社会学”，可简单认为是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即“通过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来研究社会的结构、功能、发生、发展规律的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4](p5)。而“医学”则是以“医药活动”（包括主体、客体、工具及手段）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医学社会学”是以“医学中的社会学问题和社会学中的医学问题”[6](p1)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即研究医药活动中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医药活动与其他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的科学。因此，医学社会学是社会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第三个层次包括“医学史”、“社会史”、“医学社会史”，这是与上述学科相对应的历史学科。无论是社会学、医学，还是医学社会学，都是以研究共时性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的科学，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历时性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那就属于社会史、医学史及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了，它们不仅关注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在某一历史时期的静态表现而且关注其历时性的动态变迁。上述概念及相互关系可用下图表示：
（医药）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医学）社会学（医学）社会史
在纵观医学社会史研究成果以及分析医学社会史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结合本人自身的理解，对医学社会史的定义作一个尝试性的解释：医学社会史，是从社会史的角度，运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历史上人们医药活动的考察来认识社会（文化）的形态及其变迁的学科，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它的研究范围涉及历史上人们认识和干预人的身体及生命过程的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包括“认识”和“实践”两个范畴，包括“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层次。
二、医学社会史的学科定位
从理论上讲，弄清了医学社会史的定义也就明确了其学科定位。即医学社会史首先是历史，其次是社会史，再其次是医学社会史。然而，要清晰地描绘医学社会史的准确位置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历史学科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系，各分支学科相互交错渗透，很难给某一学科准确的定位并划清与其他学科的界限。葛剑雄、周筱赟曾试图从时间系列、空间系列、内容系列、人物系列、另类历史等几个方面将当今历史学科进行分类，[7](p77)基本上囊括了历史学科的大多数成员，为人们解析历史学科提供了一种范式。受这一范式的启示，我们不妨根据历史的“时间、空间、人物活动”三大要素把各历史分支学科置于一个简单的三维笛卡尔坐标之中来分析。以时间为纵轴，以空间为横轴，以人物活动为立轴。从时间序列考察历史，可分为通史、断代（阶段）史；从空间分布考察历史，可分为世界史、国别（地区）史；从人物活动考察历史，可分为总体史、专门史。在上述三维中，人物活动是核心，时间和空间只是人物活动的特定环境。正如汤因比所言“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可以说明问题的单位，不是民族（国家），也不是时代，而应该是一个社会”[8](p2)。柯林武德也指出：“历史学要弄明白的是哪一类事物呢？我的答案是resgestae［活动事迹］：即人类在过去的所作所为”[9](p19)。所以，我们可以只依据“人类活动”这一历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来更为简单地把历史划分为总体史和专门史两类，而时间与空间只是作为“历史”的限制性定语。以“中国通史”、“明清江南经济史”为例，从时间上看，前者是通史，后者是断代史；从空间上看，前者是国家史，后者是区域史；从内容上看，前者是总体史，后者是专门史。故任何历史都不外乎是总体史或者专门史，其区别只是不同时空限定而已。⑤
要为医学社会史准确定位，还不得不对社会史有较准确的理解。社会史是专门史还是总体史？目前史学界仍存争议。争论的焦点在于对“社会”两字的不同理解。“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因此社会史也有广义社会史和狭义社会史之别。广义的社会史应该是以人的一切活动为研究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如前所述的总体史；狭义的社会史是以除了人的政治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活动以外的其他社会活动为研究对象，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如前所述的专门史。作为医学社会史的母学科的社会史，应当是专门史范畴的社会史，因为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只是与“医”有关的特殊的人类活动。
如果把社会学研究的对象置于历史视野中就变成了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同样，如果把医学社会活动及医学社会关系置于历史视野中也就变成了医学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它们是社会史研究对象中的特殊部分，故医学社会史就是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社会史存在广义社会史和狭义社会史之争，但医学社会史却不存在“广义医学社会史”与“狭义医学社会史”之别。历史上所有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社会活动及社会关系都应当属于医学社会史研究的范畴。当然，由于“医学”既不属于政治范畴，也不属于经济范畴，而是属于狭义的社会或文化范畴，所以医学社会史应当归属于狭义社会史，是狭义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
至此，通过向上“寻宗问祖”终于找到了医学社会史在历史学科体系中的位置。然而，对医学社会史的学科定位还必须有一个向下的“追波逐流”的过程。医学社会史由于自身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也可继续离析为若干子学科。如果考虑时间因素，医学社会史可分为古代医学社会史、近代医学社会史等；如果考虑空间因素，医学社会史可分为世界医学社会史、中国医学社会史等；如果把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人物活动”再进一步分解，医学社会史又可分为疾病医疗社会史、预防保障社会史、医学教育科研史、医药卫生制度史、健康疾病及生死观念史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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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例如赵世瑜、邓庆平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中以“问题意识”为出发点，从学术思想史的高度，对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做了细致的爬梳。该文以时间（代）为经，以重点问题、研究者及其成果为纬，描绘了一幅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长卷，然而，通览长卷却未发现一点有关医学社会史的“墨迹”。又如常建华在《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中勾勒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从模糊、宏观到清晰、微观的发展历程，并检讨了中国社会史“兴起、停滞、复兴”各个时期的研究概况。该文叙述了复兴阶段的“新社会史”在外延（深入）式发展中产生的诸多研究领域，提及社会生活“衣食住行”诸领域，但与人的“生老病死”有关的医学社会史的研究却只字未提。再如郭松义在《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中重点对80年代以来社会史“复兴”阶段中国社会史研究的特点、复兴的动因等问题作了定性、定量分析，但该文也仅在探讨社会史研究方法时提及“医学”及疾病、死亡等有关生命的字眼。上述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学术回顾，都可谓史学界关于中国20世纪社会研究回顾的权威之作，然而其中却没有给“医学社会史”这一新成员予以适当的位置，这足以说明医学社会史在史学界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②在西方，医学社会史的研究起步较早且成果较丰。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有了专门的学术机构：医学社会史学会（theSocietyfortheSocialHistoryofmedicine），在这个学会的支持下又由oxfordUniversitypress出版了专门的医学社会史杂志（SocialHistoryofmedicine），并涌现了大批杰出的医学社会史研究者，如罗伊.波特（Royporter）、克里斯托弗.劳伦斯（CristopherLawrence）、约翰.皮克斯通（Johnpickstone）、威廉.拜纳姆（williamBynum）、罗杰.库特（RogerCooter）等。国内的医学社会史研究，虽然在80年代以后才逐步兴起，但也取得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成果。详细情况可参阅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余新忠的《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其博士论文《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也是这一领域具有开创性的典范之作。当然余新忠关于中国医学社会史研究的综述并没有穷尽国内所有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其实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的张大庆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的杨念群等在我国医学社会史研究领域所作出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除上述学术重镇以外，全国各院校和研究机构也有一大批医学社会史的学者，他们的工作对中国医学社会史的兴起与发展也产生了或大或小的推动作用。
③如张国刚在《试论社会史研究的学科结构》（《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中所言：社会史究竟是什么？其研究对象是什么？其学科体系是什么？迄今为止，国内外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或认为社会史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艺术史等相对的一门专史，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或认为社会史是总体史，真正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目前比较时兴的一种看法认为，社会史既不是通史，也不是专史，而只是代表了历史研究中的新视角、新范式、新方法。
④余新忠在《关注生命――海峡两岸兴起疾病医疗社会史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中使用了“疾病医疗社会史”的概念，并提到了台湾学者杜正胜、李贞德等使用的“人群生命史”和“生命医疗史”概念，文中还提到了美国加州大学费侠莉（CharlotteFurth）等学者所关注的“身体史”概念；余新忠还在《20世纪以来明清疾疫史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10期）中使用了“疾疫社会史”的概念；冯尔康在《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中提到了法国年鉴学派代表莱高夫以及台湾学者郑智敏等学者使用的“人群生命史”、“身体史”的概念；张大庆在《医学编史学：问题与方法》（《医学与哲学》，1999年第11期）中使用了“医学社会史”的概念。
社会医学研究方向篇3
关键字多元化背景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
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呈现出复杂化和多样性，社会中各种价值观念共同存在。高校要想在复杂的形势下，培养出高素质、高层次的医学人才，必须加强医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医学研究生是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高层次的人才后备军，是未来医学领域的中坚力量，其人文素质的培养显得尤为重要，他们不仅要掌握专业医学知识，而且还要具有全方位的人文素质，这是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
一、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
（一）医学研究生价值观滑坡，社会责任感降低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以及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多元化发展，部分医学研究生价值观发生滑坡，自我中心和利己主义倾向严重，社会责任感弱化，这与他们即将要从事的医疗卫生事业所要求的职业道德不相符。
（二）医学课程学科分类越来越细，课程设置不合理
我国高中就将学生分为文理科，医学研究生主要是以理科生为主，理科学生缺少人文素质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我国医学院校多年来主要是以开设医学基础课和医学专业课为主，人文类课程很少，这就使得我们的医学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加注重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学习，从而从根本上忽视了人文素质的培养，由此造成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形成的医疗环境会越来越差。
（三）教学教学方式落后，学生缺乏实际运用的能力
我国的人文社科类教学大多是采取课堂灌输的方式为主，比较侧重于理论知识的讲授，这样的教学方式注重理论体系的完整，但是教学方法比较单一，同时与临床及社会现实问题联系不多，使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后不知道如何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应用，这种单一的授课方式不利于大学生素质的拓展及各种人文知识的培养。
二、多元化背景下加强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必要性分析
（一）加强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是遵循医学自身发展的规律、顺应医学模式转变的需要
医学模式主要是指健康和疾病观。20世纪以来，特别是50、60年代以后，人类疾病谱和死因普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医学模式已经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变为多维度的现代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另外，由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环境因素及其行为因素诱发的各种疾病发病率明显上升，如：心脑血管病、精神疾病等，所以人类对健康的定义也发生了很大改变，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对我国医学教育的影响非常深远，人文精神曾经与医学脱离了关系，这种医学模式的转换，对医药卫生人才整体素质尤其是人文素质提出了更高的的要求。所以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医学人文性复归的客观要求。
（二）加强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是完善大学生人格，增强社会适应能力的需要
医学研究生将来是医疗事业单位的中坚力量，如果他们仅仅具有医学技术而不具备人文素质，有可能他们掌握的医学技术不但不能造福人类，反而会对社会造成更大的危害。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了，但是人们的价值取向、道德意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医学生和医务人员出现了重物质利益轻精神思想的扭曲价值取向，加强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有利于提高其综合素质，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培养出能够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的高素质的医务工作者，才能避免在行医过程中发生不守医德的行为，可以充分贯彻救死扶伤的精神。
（三）加强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人们对健康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的保健需求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有病治病，而是进一步要求提高生命质量，延长寿命，保持身心的完好状态，对卫生保健、身心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些愿望要求医学服务范围扩大。满足民众对生命质量的追求，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就必须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使其具有良好的人文精神和人文素养，使他们走向工作岗位之后始终能保持“仁爱之心”，能体会患者的疾苦，为患者提供情感的、文化的、精神的服务，以满足患者的各方面需求。
三、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途径
加强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是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改革，是培养大量高素质医学人才的必要条件，要想改变目前的现状，除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外，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有效的培养途径。
（一）从医疗实践出发，改革教学模式，构建合理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
医学人文教育课程的内容应以实用型为主，把人文教育课程整合到医疗实践中去，达到医学与人文教育课程一体化，体现出“以患者为中心”“密切联系实际”的思想，避免以往医学职业道德教育中注重理论，普遍侧重于范畴、体系的传授，而对适用性、实效性关注不够的问题。[1]
改革单一的授课方法，采用讨论式、启发式、影片赏析等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将学生至于主体地位，教师以原来的授课为主转为以指导为主，学生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教学过程中，以问题意识为主，提出问题并穿插讨论，这样既能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又能增强学生的人文体验，对加强医学研究生的人文素质培养可以起到行之有效的作用。
（二）加强医学院校师资队伍人文素质的建设
教师是实施教育目标的主要承担者，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对推动学校建设能起到极大地作用，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是所有任课老师的责任。要努力发挥专业课教师及研究生导师在提高研究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上的渗透作用，要处处注意言传身教，不仅在道德、修养、人品学时上成为医学研究生的表率，还要在仪表、风度、气质等方面成为学生的典范。其次，在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还要把课程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起来，积极培养医学研究生的人文素质。
（三）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树立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重的教育理念
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是医学教育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医学的学科性质是既具自然科学属性，又具有社会科学属性。所以加强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转变教育思想观念是关键。医学是救死扶伤的职业，因其专业的特殊性，我们要加强学生良好的道德素质、文化素质、科学素质。要极力扭转医学生人文素质偏低和传统教育对人文精神忽视的现实，尤其是在医学研究生的医学见习和临床实习阶段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者更应当根据临床发生的实际案例，不断启发学生医德原则，逐渐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
（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给医学研究生营造良好的人文氛围
良好的校园文化是学生陶冶情操、塑造自我等性格品质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应该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人文社会学科教育的文化氛围。加强校园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建设，突出大学的大学精神和理念，融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于校园文化建设中。通过一系列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精术济世、救死扶伤的人文素质教育氛围；开展健康向上、格调高雅、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从校园的整体氛围与同学们间的群体心理两个维度强化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
注释：
[1]杨勇，李玲君，和新颖.大学附属医院的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模式的探讨[J].西北医学教育，2010，18（6）：1200-1202.
参考文献：
[1]吕莎提高医学生人文素质的新思索[J].商业文化.2011（3）：211.
[2]毛国庆.和谐社会视角下的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研究.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6）：200-203.
[3]刘翠，程乐森，徐玉梅，宋茂银.多元文化背景下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2010（2）：98-99.
[4].加强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考.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11（4）：93-94.
[5]李勇强，潘舰萍.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与医学生人文素质培育.西北医学教育.2011（12）：1176-1178.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1年度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课题号：SZ2011335。
作者简介：
柳云，女，河北医科大学社科部，讲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
社会医学研究方向篇4
1中西方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差异
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核心和价值取向折射到医学伦理学领域里，形成了许多相映成趣的对比。
1.1医学伦理研究与文化关系密切，医学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
中医理论体系所蕴含的是比西方医学体系中的那种工具主义理念复杂得多的文化内涵。古人就有“若不读五经，不知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善之德……则医道无所滞碍。”之说，现代行医者更需浏览诸家，博采各科，以适应医学日新月异的变化。西医理论体系则以科技为基石，以实验医学为基础，以循证医学为先导，随着科技进步而不断完善。
1.2以外向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为基础的中国医学伦理学和以个体为核心的西方伦理观在健康责任上的观点冲突显而易见
不同的伦理学背景对医学伦理学发展走向也有直接影响。西方医学伦理思想是“着眼个体，注重权利，主张人道主义”，而我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则是“着眼群体、强调义务、主张济世救人”。11]中西伦理学存在五个重要区别，即：中土伦理与政治结合，远西道德与宗教结合;中土道德以家族为主题，远西道德以个人为本位；中土道德主义务平等，远西道德主权利平等；中土重私德，远西重公德；中土家族崇尚尊敬，远西家庭崇尚亲爱。2]这些构成了中西方医学伦理的各自特点。
2中国传统伦理与当代医学伦理的冲突
中国传统伦理植根于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土壤，其源远流长，影响深远，至今仍然渗透于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伦理及社会生活等广泛领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中国传统伦理对当代医学伦理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传统伦理便与当代伦理格格不入，无法相容终致冲突。表现在:其一，二者在义与利辩证关系问题上的认识宏观冲突。传统伦理贵德尚义，义尊利卑，主张“安神之志，无欲无求”当代医学伦理强调估计全体、局部和个人三者的利益、义利并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必须重新审视义利观，树立人道主义功利观，构建医德基本原则层次论是当代医学伦理发展的客观要求。其二，在科技突飞猛进的今天，当代医学伦理不断充实、变化和发展，具有变革性和突破性，而传统伦理则绵延数千年，根深蒂固，具有较强的稳定性、继承性和保守性。其三，在对待人、研究人的问题上二者不能相容。传统伦理片面夸大道理的超现实能力而忽视人作为现实个体的实质性，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当代医学伦理则将人作为研究对象，强调以人为本、人文关怀。其四，在对事物的判断标准上，二者也存在冲突。这些冲突的解决正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动力。
3市场机制下的中国医学伦理学研究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社会分工，社会分工的细化则不可避免的迫使政府结构进行职能分化以适应经济发展要求。面对“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集团化”的现实，如何在市场机制下构建科学合理的伦理共同体、认识卫生大部制的伦理意蕴是我国医改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实现对最大多数人群负责的关键。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曾多次出现社会进步与道德进化相背反的现象。在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对医德建设及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否定，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伦理是非判定标准的认同上是一致的。在社会的任何改革中，都必须以大多数人群利益的实现为其改革的目标，同时重视道德舆论的辅佐作用，否则改革极易招致非议，乃至最后的失败。从大多数人群利益的角度出发，坚持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协调性与进取性，医学关注视角从对高新技术应用、危重病人的关注向健康伦理及卫生保健研究转移，优化有限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积极开展社区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发展临终关怀事业，致力于心身健康教育和和谐社会外环境建设，坚持以大众利益为导向，强化国家和个人的健康道德责任，深入实践，探索和完善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的健康伦理，将理论转化为人民健康利益实现的行为实践，这些则是探索创立具有时代特点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必由之路。
4中国医学伦理学发展的几点思考
41现代生命科学技术视阈下“生”与“死”的审视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我国人口平均寿命不断被刷新，社会老龄化的步伐越来越快。人的生命，不仅仅是时间的延续，更是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提高。生如夏花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作为一个人，优生和优死是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人人都有选择优生和优死的权利。生命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深入而广泛地介入人的生死过程，不仅能改变人“生”的方式，也能改变人“死”的状态，从而使一直以来的自然生死过程日益成为人为操纵的过程。生之神圣的淡化、生之过程的技术化、生之构成的社会化，将对自然生殖方式的神圣性带来震撼性的冲击，也将改变人们的生育价值观。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不应被经济发展的中心所忽视，也不应成为被医学人文和爱心奉献“遗忘”的角落。与西方大众相比，我国人民更加重视家庭关系，强调晚辈对长辈的孝心。这种孝心，一是生前尽孝;二是死后尽孝。在对待死亡的态度上，回避死亡的生命神圣论被一种盲目的道德力量庇护着，具有极强的个性，具体直观表现就是对死亡的讳莫如深和寿终正寝，而且离死愈近，忌讳死亡越重，对死亡完全采取惧之避之的消极心理抵御态势。安乐死和临终关怀在实现优死方面各自有对方不可替代之处。实施安乐死的需求随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大，让病人无痛苦、安详的、有尊严的离去，体现了医学的人道主义原则，但它受到传统伦理意识、经济文化和现行法律条文的限制，安乐死在医学、伦理学、法学等相关领域尚无定论，在临床工作中也不能全面实施。临终关怀作为人类文明进化的足迹，顺应了经济发展、精神文明进化的潮流，满足人在临终时优死的需求。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现代医学人道主义的进步，使得临终关怀实施成为可能。企业家、慈善家和社会各界人士支持临终关怀，临终关怀医院及相关机构的建立和获赠，体现了时代所需要和现代医学人道主义的进步。因此，引导大众转变对死亡的认识积极开展安乐死多学科研究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临终关怀建设成为当务之急。
42医学伦理学研究与学术交流平台搭建
我国医学伦理学的研究、教学和传播，是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而逐步兴起和发展的。在我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伊始，我们就很重视学术交流、学术平台建设在学科发展中的作用。1988年，中华医学会医学伦理学分会成立。同年，《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在西安创刊。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较多地介绍了国外的研究成果，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伦理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创刊则壮大了我国医学伦理学宣传、学习、研究和交流的阵营。时值《中国医学伦理学》刊庆20周年，作为该刊的首任主编、作者以及读者，内心无比的欣慰，在此表示我衷心的祝贺。文以载道，道以医显，改革开放为恢复我国医学伦理学深入研究提供了历史机遇。《中国医学伦理学》自创刊以来，不断成长进步、健康发展，被学者们称为一片面向全国的专业学术“热土”坚持正确办刊方向的“净土”和影响巨大、收获颇丰的“沃土”14]
43医学伦理学研究本土化与文化背景的思考
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将我们带入了医学伦理学研究的新世界。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以及诸多由经济和科学发展引发的伦理学新课题将使人类更加困惑，人类的发展究竟要走向何方。我在《医学中的伦理纷争》一书中谈了自己的看法和观点。物质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对物质基础的反映。医学伦理道德的核心是尊重人的尊严，维护人的权利。医学伦理研究者无法逃避特定的文化背景对医学行为意义的影响。13而且，文化背景对医学行为合乎伦理或者有悖于伦理准则的确证是基础的和关键的。医学伦理学在许多问题上所存在的纷争，绝大多数都可以由文化差异来解释。没有文化的纷争便没有医学伦理的萌动。中西方医学伦理学研究存在着诸多的不同，当代中国医学伦理学的发展更多地表现出对西方医学伦理理论的移植，而对我国社会特定的文化背景关注不够。因此，我国医学伦理学研究应立足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背景，以适当的方法吸取国外优秀的研究成果，在某些重要的共性伦理问题上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努力对外来研究成果进行本土化基础上的借鉴与吸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这将是我国医学伦理学研究的必由之路。
社会医学研究方向篇5
关键词:中医药;临床医学研究;医案;叙事医学;循证医学;标准化体系;复方配伍研究
1医案研究与激活数据学
医案是医生记录临床诊疗过程的文献资料，是承载中医上千年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也是著名医药学家以象为主体运用阴阳五行学说作为指导治未病与辨证论治疑难急重症临床经验积淀汇总的论著。毋庸置疑，发展中医药事业医案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建设已成为重点之一。从当今医学模式的转变，注重个体化治疗的中医医案为大数据技术融入中医临床疗效评价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信息资源。通过学习运用激活数据学，对于设定与随机，必然与偶然，以非线性不确定性的数据展现天道自然一体的混沌运动，但混沌不是混乱的、无序的、无用的，数据背后隐匿着看似简单原因所导致的复杂的后果。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中许多数据其实就是一种没有周期性次序的混沌，激活数据学就是基于复杂系统理论及混沌研究的关于未来大数据时代的假说。数据在搜集、融合、激活与碰撞转态下，某一个临界点的扰动就会导致某种全局性的后果。我们要把“大”的数据激活成“活”的数据，因为只有激活，大数据才有生命力。中医医案对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相对于证候与复方两个复杂巨系统，在理法方药关联的背景下学习某位临床医家的特色用药，譬如于湿郁证治法在甘淡芳化之外加用肉桂启动一点真阳改善全身气化则可喻为临界点效应，似是激活数据而获得的全局疗效。诸如此类以象为主体为始端的象、素、候、证、病、治方药一体化的本体论与际联反应，通过读医案，简洁地仿效医案，启迪思路，验之于临床诊疗获效，进而发掘医案的创新思维，把握学术特色，沟通临床经验，以适应不断发展的中医临床医学，满足人类健康的需求。激活数据应用于中医医案研究以及中医师临床病例的发掘研究，重在疗效评估，朝向规范标准有望逐步形成国际通用的语言表达，让世界了解中医。在2014年编写出版《医案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之后，于2018年召开了医案大数据关键统计问题的研讨会，制订了医案大数据工程方案(草案)，希望整合多学科人才参与，逐步展开大数据技术对中医医案学的研究工作。
社会医学研究方向篇6
1.1现代临床医学教育的特点
现实性。临床医学研究和今后服务的对象是现实的人，临床医学教育要培养直接与人打交道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医学人才。这就意味着临床医学教育不能仅是象牙塔内形而上的思考，或对理论模型和假设的操作，它必须关照社会，关照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必须将自身置于社会性的环境之中，处理好对于现实的人和社会的关系。
综合性。临床医学教育的综合性源于临床医学学科的综合性。第一，临床医学作为现代医学体系中的一环，必然要与基础医学、药学、预防医学等其他医学学科相互交融；第二，临床医学的发展需要相关学科(尤其是生命科学)研究、发展和进步的推动；第三，现代临床医学具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双重属性，要求自然科学的“理性”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怀”在临床医学教学中相容并蓄。
实践性。临床医学是一门医学理论导向的技能性学科，需在现实的社会中发挥它的作用。临床医学教育是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地实践得以完成。
持续性。复杂多元的环境和不断变化着的人类疾病使得临床医学教育必须采用终身教育模式，其教育体系包括:在校教育、毕业后教育（住院医师培训)和继续教育。
1.2高等临床医学教育的规律
现代临床医学教育的上述特点，决定着高等临床医学教育除遵循高等教育普遍性规律之外，仍有其特殊规律。
就普遍规律而言，高等临床医学教育与其它学科教育一样，需关注社会、群体和个体这三个层次。因此，高等临床医学教育首先应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为社会提供优秀临床医学人才，促进医学发展和医疗水平的提高；其次应符合人的一般认知规律，为医学生构建合理的知识框架和学习层次;最后应关注个体多样性，为医学生创造自由宽松，有利于个性化发展的学习、研究环境。
就特殊性来说，高等临床医学教育为培养高素质的现代医学人才，必须关注临床医学教育中的几个结合，即医学和人文学科的结合，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的紧密结合，临床实践与医学科研的结合，临床医学与相关学科(尤其是生命科学）的结合，在校教育和后续教育的结合。
2多元环境下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向
医学教育理念从“关注病”到“关心人”的转向。现代医学已转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临床医学关注点已不再停留于疾病层面，而是结合患者个体心理和群体社会环境进行医治和保健。因此，临床医学教育致力于培养学生综合多维的知识、技能和方法，从人的精神、生理因素和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中思考和把握病因，从自然、生物、心理和社会诸方面对疾病进行诊治和研究，进而提供更有效、更富同情心的医疗服务。在“关心人”的医学教育理念下，患者不仅是单纯的疾病载体，同时又是各具特性的沟通对象、可能的心理问题人群、情绪急躁者等；医生在诊断和医疗之外，还需对其进行语言沟通、心理辅导和情绪排解。
人才培养目标从“单一”角色到“多重”角色的转向。教育理念的转变对现代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提出了全面要求，在使学生成为具备扎实专业知识和过硬临床技能的医学专家的同时，还赋予其更多角色身份一作为沟通者，他必须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的原则，强化沟通技巧和咨询能力；作为合作者，他必须通悉与基础医学专家、药师等的协作，具备组织团队、把控全局的能力；作为健康倡导者，他必须关注疾病预防、家庭保健等公共卫生领域的医学问题;作为学者，他需要掌握医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前沿，积极展开探索研究，推动医学发展;作为专业人士，他需要具备强烈的责任意识和职业道德。
人才培养方式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向。传统医学教育强调教师根据教材设定的教学计划，对学生进行结构化的知识传授，忽视学生在知识建构过程中的自主能动性，以及学生群体本身的多样性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仅强化了学生记忆知识的技巧，但对其思维和实践却鲜有裨益。现代医学教育转向了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中心的人才培养方式，通过病例问题和临床实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其思考、实践和自学能力，从而能灵活运用知识，并能紧跟医学发展趋势，进行自身知识体系的及时更新。
3人才培养模式转向中的临床医学课程
3.1课程改革的总体趋势
重视人文知识和沟通技能教育。临床医学教育作为一种对人的培养，医学生除了掌握专业医学知识和技能之外，如何成为一个具有全面素质的人成为医学教育的重要环节。医生和患者、医师和药师等人际关系成为临床医学教育的又一基础。因此，欧美医学院校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人文知识、社会知识和沟通技能的培养。学生在接受医学基础知识和临床实践整个过程中，贯穿对医学伦理、道德价值、医患关系、面谈技巧、咨询技巧等课程的学习，以建构完整的知识结构。
开展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整合式教学。不同于传统课堂讲授、按部就班的教学方式，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结合的教学方式能使学生在实际案例的学习和问题讨论过程中，对所学知识有深入思考和分析，提高自我学习和自我完善的能力。如今，pBL教学、“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等整合式教学已被广大欧美医学院校所共识，国内部分院校也开始在课程改革中引入整合式教学。实践证明，整合式教学对学生思维能力、研究能力、自学能力的提高有显着帮助。比如，通过“以器官系统为中心的教学”，医学生能够对整个系统器官有立体和直观的认识，并要求在短期内掌握涉及生理系统的各学科知识，有利于培养医学生系统性逻辑思维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与此相应，医学生早期接触临床也是现代医学教育普遍采纳的有效方法。
加强临床实践和学术科研的结合与互动。除了医学基础教育、临床实践、实习等环节，一流医学院校非常强调科研对临床医学生学习的促进作用。在学习过程中结合科学研究，有助于医学生巩固基础医学知识、拓展学科视野、锻炼逻辑思维、培养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学生在医学研究中，既是学习者又是发现者，由此获得的不是孤立静态的知识堆积，而是基于问题探究的系统性认识和方法，切合临床医学教育综合性、实践性等特点。
值得一提的是，一流医学院校在不断的课程改革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原则，注重根据学生学习的直接效果对课程和教学方式进行适时调整，提供最佳课程教育。比如，一些医学院校根据经验和研究发现，传统教育模式在医学基础知识的系统学习方面有其优势，因而进一步对原有完全pBL模式进行改革，采用传统教学与pBL模式相结合的混合型或杂交型课程。
3.2若干课程实例
patient，physician，andSociety课程（ppS)。“患者-医生-社会”是一门将患者与医生、疾病治疗与群体健康相联系的课程。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西北大学医学院等医学院校，将这门课程贯穿四年临床医学教育之始终。该课程设置旨在培养医学生的实际临床诊断能力、医患沟通技巧和伦理价值观念，并综合介绍公共健康知识与社会保健政策。ppS课程使学生获得更多处理医患关系、诊断患者的经验性学习机会，并在医疗实践的同时，掌握与医学相关的社会伦理、公共政策，符合临床医学中医生与患者互动、医疗与预防并举的实践原则。
BodyandDisease综合课程。“人体与疾病”是一门按器官系统教学的跨学科综合性课程。围绕生理系统和临床常见病组织教学，打破临床与基础学科的硬性划分，对医学学科进行整合，弱化学科特点和基础概念，让临床教学回归临床。相比我国高等临床医学普遍采用的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分科教学和实践方式，国际一流医学院校更青睐于在医学基础课程之后，按器官系统进行跨学科综合教学模式。例如，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自第一学年末开始，按肾脏、心血管、肺、胃肠(包括营养学）、内分泌和生殖系统等五部分展开“器官系统”课程教学。美国杜克大学医学院在为期1年的医学基础课程教育中，先后设置“分子与细胞”、“普通人体”、“大脑与行为”、“人体与疾病”等系列综合性课程。其中，“人体与疾病”占近一半的课程时间，整合了微生物学、免疫学、病理学和药理学等学科的课程，针对临床疾病开展系统教学。
problem-BasedLearning(pBL)。准确地说，pBL是一种教学方式，区别于以学科为基础、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方法，倡导以问题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临床医学教育中的pBL教学以具体病例为基础，旨在提高医学生处理实际医疗问题的能力、自学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等，弥补传统医学教育缺憾。近年来，我国高等医学院校也陆续开始实践这一教学方法，加强了医学生经验认知与理论学习的结合融通。如，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在考察借鉴国外医学院校pBL优秀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于2007年秋季正式开设pBL课程。经过1年来的实践，学生在收集分析资料能力、沟通交流能力、临床思维、探究思维等方面都获得了提高和增强气
社会医学研究方向篇7
【关键词】西方；医学；文化；特点
1引言
医学是一门生命学科，历史以来为人类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西方医学即西医学，是最近三四百年来建立在解剖学、生物学及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重视人体解剖的现代医学科学理论体系。西方医学主要采用科学实验方法，从宏观到微观，直至目前的分子基因层次水平，发展极为迅速，超过其它任何一门医学科学，一度成为世界医学舞台的主角。西方医学从19世纪初开始，对中国医学发生了很大影响。医学与人文学科具有天然联系，因为医学的对象是人，文化关注的对象也是人，这是从文化角度来讨论医学的基础。当前，人类对科学的迷狂状态，使得人文精神受到挤压，医学人文学科的研究相对薄弱。昝加禄，昝旺[1]提出，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医学教育，重科学技术轻文化内涵、重实用功利轻人本情怀的现象，缺乏文化的理性与自觉，尤其缺乏从文化层面去认识医学的高度。因此，本文就西方医学文化为研究对象，帮助人们重视认真其其各方面特点。
2西方医学文化的历史哲学渊源和诊疗特点
医学现象十分复杂，医学文化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西方医学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组成部分，其最为原始的两个源头来自两希文化：即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
古希腊人曾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医学文化。当时重要的医学文化成就包括较高的解剖学技术和生理知识如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血液循环理论等。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和著名的医学理论，也说明了希腊医学文化的重要成果。希腊医学在希波克拉底以后，在亚历山大达到顶峰，且不久即开始渗入罗马。罗马对健康和疾病的态度与希腊颇为相似，解剖学进一步得到发展。古罗马医学的高峰时期，在“神圣的医生”盖伦时代。
从西方医学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渊源看，西方医学文化也是对希伯来医学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希伯来医学文化的最大特点是宗教与医学的密切结合。鉴于当时希伯来民族的知识水平，希伯来医学文化中包含着浓厚的宗教因素。马月兰[2]指出，西方医学文化是古代希伯来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希伯来医学主要是僧侣医学，经验医学作为补充而存在，《圣经》就是犹太教渗透到希伯来医学文化中的例证。其中，僧侣医学文化意识有这样的基本观念：只有信上帝，精神和肉体才能得到医治和拯救。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在律法书的613条诫命中，与疾病有关的达213条，其中许多犹太教戒律和饮食禁忌对人体有益，可养生保健。沐涛，季惠提出，当时医学主要采用大自然提供的药物疗法，这很类似于我国的中医疗法[3]。可见，希伯来医学文化是在僧侣医学和经验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蕴含的医疗理念对之后乃至现代西方医疗保健仍有重要影响。
从西方医学哲学思想上看，西方人认为，天下万物都可以无限分割的，这是西方自然科学分析法的哲学基础。余谋昌[4]指出，西医立足于笛卡儿哲学，依据机械论思维，认为“人体是机器，疾病是机器失灵，医生的任务是修理失灵的机器”。它按照还原论的方法把人体视作机器，从而将其分割成各种各样的部件。西方医学研究问题，偏重于结构还原、解剖分析和实验比较。西医一般是把事物分解成若干部分，抽象出最简单的因素来，然后再以部分的性质去说明复杂事物。
笛卡尔奠定理论基础的分析方法，其着眼点在局部或要素，遵循的是单项因果决定论，虽然这是几百年来在特定范围内行之有效、人们最熟悉的思维方法。西方人进而认为，生命现象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过程与化学过程，于是在医学生理学中逐渐派生出生物物理学与生物化学等分支学科[5]。19世纪初，细胞学说被提了出来。到19世纪中叶，德国病理学家菲尔肖倡导细胞病理学，将疾病研究深入到细胞层次。他学说的基本原理包括：细胞来自细胞；机体是细胞的总和；疾病可用细胞病理来说明。在这些医学思想引导下，西方医学研究非常重视微观实验数据，并一直将人体细化到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确定了Dna双螺旋结构，这一发现被誉之为20世纪生物学最伟大的发现，是分子生物学诞生的标志，这是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贡献，也是还原论、分析法有效性的一项明证。
西方医学在诊疗中的思维模式是分析性思维。人体疾病的发生部位，通过各种现代仪器对身体相应部位进行检查和体液化验来作出准确的判断，作为诊断结果和治疗依据。西方医学在临床治疗中也已直接消除眼见的和实在的人体确定部位病变为目标，并采用有严格标准的药物进行化学治疗，或同时给予物理方法治疗，以排除这个部位器官的故障。因此，西药往往由单一或有限的几种人造化合物组成，药物的有效成份一清二楚，药量准确无误，并以生化、生理和病理的准确实验数据为依据。从西方医学诊疗技术水平看，由于采用各种高技术的诊断设备，西方医学对于器质性病变的观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确定更加准确。西方医学所开发出来急病救护技术和设备也常常能起到极好的临床疗效。长期以来西方医学实践证明，在还原论与分析法的指引下，西方医学文化获得了显著的丰富和发展，在诊疗中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但是，随着现代科学技术进一步发展，人们对人类的身体和人的种种生理与心理的结构、功能和运行机制，进而对人类的疾病和健康问题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西方医学界逐步意识到，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一个生命有机整体，离开生命整体的任何器官只能是一种物体。同时，社会中的人和生物性的人在医学文化中都应该得到关注。虽然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与细胞和生物大分子无关，但也没有任何人体生命现象不和社会相关。因此，西方医学文化需要超越笛卡尔的观念，需要一个新的医学文化，它依据人是生命有机整体和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把人的疾病的生物学研究与人的整体及相关的社会、环境、心理因素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在医学研究中，我们应该看到，人既是生物性存在，又是社会性存在，只有全面深刻把握人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身心状态，医学才能真正做到养生保健和有效治疗。
3西方医学文化缺陷及发展方向
西方医学在把人越分越细的过程中，人逐步被分解成器官、细胞、分子，而整体的人不见了。为了查清病因及确切致病原理，西方医学病理学研究一贯尽量排除切断不可控因素因素，尽量将病因与机体发病现象放置在在一个单纯可控的孤立环境条件下，通过单因单果的直线思维模式，研究病理过程。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与实际存在的人与环境之间的多因多果关联网络远远不符。1980年，德国东方史研究所满晰驳说：学者们应该觉醒，要认识西方医学的基本危机，西方医学已经进入方法学的死胡同。匡调元[6]指出，原论与分析法的片面性、西医发病学说的逻辑基础线性因果论、临床上的对抗疗法等方面，也提示了西方医学的局限性，需要在今后注意在医学哲学和临床诊疗中增加整体论与综合法的尝试。
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界已开始领悟到，用还原论分析法研究人体，有着明显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此，必须注意吸收其他医学模式优势，对西方医学文化进行整合，在未来医学研究中争取走整体论与综合法的道路。当前世界卫生组织（wHo）给人体健康定义为：“健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道德健康。”这个定义就认知了人体健康的网络支持系统，而不是一个单因单果的问题。北美现代医学教育的开拓者威廉？奥斯勒也认为，“人们过分强调科学，容易忽视医学的人性关怀与怜悯。现代医学异常发展有可能毁了自身”[7]。可见，对于医学研究与实践，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都必不可少。西方医学文化，在继承西方古代医学界的经验与智慧之后，在实验科学研究长足发展之后，需要在人文研究方面逐步加强，避免在治疗上只看到病看不到人，或是只治病不治人，只治局部不治全身。今天西方医学模式的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也是其进一步完善发展的重要表现。
耗散结构理论创始人普利高津在《从存在到演化》[8]一文中说：人类新医学将从东西方文化双向接轨与融合中诞生，就是一种对新的自然哲学与自然观的说明与试探。西方医学文化和中国医学文化趋向接轨的信号，也可能是西方医学文化未来发展趋向。而且，我们还会发现，医学信念也是医学文化发展中应该重视的一个方面。对于医学由其文化特征带来的文化功能，比如说疗效，法裔德籍自然科学家阿达尔贝特？冯？沙米索（adalbertvonChamisso，1781-1838）早有阐述：“对于需要医学的人来说，医学几乎是一种神奇的魔术，而它的效力总有一部分来自对它的信念。”这段话明确表达一个观点：部分医疗效果来自于人们对医学的信念。这里的“信念”，就是典型的文化因素[9]。因此，西方医学文化在建立医学信念方面也应有所举措。
4结语
综上，西方医学文化从古代希伯来文化中的经典医学模式发展而来，经过近代哲学思想引导，逐渐嬗变为以解剖和实验研究的医学模式，一直将人体细化到细胞分子和基因水平，以采用各种高技术的诊断设备、对器质性病变的观察和定性更加快捷、病位确定更加准确、急病救护技术和设备起到极好的临床疗效等优势，为人类医学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然而，对于整体的人和社会的人关注不够，成为西方医学文化的缺陷，有待于在哲学层面和科技层面，进一步加强整体性和综合性医学创新，中国医学文化在很多方面的优势值得西方医学文化理性借鉴，这也是世界未来新型医学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建立医学信念也是医学文化建设的一个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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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医学研究方向篇8
一、医事法学学科建设面临的挑战
(一)模糊的学科定位
医事法学在我国已经成为一门必需的学科,但是关于医事法学的学科属性、学科级别,现有文件都没有做出明确回答。由此也导致开设医事法学的院校根据自己的理解随心所欲地对医事法学进行学科定位,随意设置专业方向,将其列入法学学科、临床医学学科、公共管理学科甚至是中医学学科,课程设置和学位授予五花八门,毕业生就业情况不容乐观。问题的根源实质在于医事法学自身学科定位模糊,导致忽视学科建设,学科研究水平和社会关注度不高。关于医事法学学科建设的根基性问题,至今一直无人问津,理论研究除了王安富的“论医事法学及其价值”(《河北法学》2009年第6期),陈绍辉、严桂平的“建立综合性医事法学的思考”(《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等寥寥几篇文章对医事法学的学科建设有所论及外,其余几乎没有专门研究医事法学学科建设的,但都没有触及医事法学的根基。因此,我国的医事法学要想在学科建设方面获得良性发展,就必须首先对其根基性问题即学科定位、专业设置和学位授予给予明确的解答,而这也是我们研究医事法学其他问题的基础。
(二)复杂的学科特性
从学科属性而言,医事法学是以医事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是医学、法学向管理学领域渗透而形成的跨界学科和边缘学科。具有较强的交叉性、复合性、专业性,以及医学的自然属性和法学、管理学的人文属性,学科属性复杂,在学科建设方面具有先天的弱势和难度。①在学科建设过程中,要兼顾各自的学科特性和二者的复合性、交叉性,处理不当无疑会制约学科的发展。同时,作为边缘学科,其跨越法学、医学、伦理学、哲学、社会学等学科,这决定了医事法学应整合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资源,对医疗领域内的法律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克服医学专业化、法学专业化忽视交叉学科建设的弊端,建立综合交叉的医事法学学科。②
(三)弱势的队伍建设
医事法学理想的师资配置应当包括医学专业教师、法学专业教师、医法实践型教师和医法复合型教师。但是现在医学法学专业的师资力量薄弱,医法复合型教师相对匮乏。在全国医学院内,担任医事法学教学的教师绝大多数不具备医学和法学双学位知识背景,医学本科毕业生取得法学硕士或法律硕士学位的人凤毛麟角。综合性大学中,同时具有医学和法学2种知识背景的教师更不多见。对于医事法学这一交叉性、复合性学科而言,相关学科背景的具备、知识的积累和修为的积淀,是从事该学科教育的教师和学术队伍必备的基本素质。③如果不符合这一要求,所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为社会所认可是在情在理的。
(四)边缘化的学科建设
由于医事法学开办时间短,仍处于不断摸索与完善过程中,学科建设周期长不易见成效,容易导致高校建设的扶持力度小,医事法学学科的社会影响不大。很多法律部门和医疗管理机构甚至不了解该学科的状况或者不知道这一学科的存在,限制了医事法学毕业生的就业渠道,导致医事法学缺乏应有的社会认同。
(五)复合型人才培养
医事法学承载着为社会培养复合型医事法学人才的重任。医事法学复合型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程度的医学知识、管理学知识和法学知识,以及能够灵活运用这些知识认识、分析、处理实际问题的复合型专门人才。这种复合应该是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内在的、知识体系的复合,是知识的融会与贯通,是思维的多向和流动,是能力的复合与交叉。从某种意义上说,医事法学复合型人才是一种高水平、高难度、高要求的知识复合型人才,要在4-5年内培养出医法结合的双料人才具有相当的难度。
二、医事法学学科建设面临的机遇
200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提出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和建设任务。2011年教育部启动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指出今后要着力推进卓越法律人才分类培养计划,创新卓越法律人才培养机制,建立高等学校与实务部门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和新模式,持续提高法律人才培养的质量。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实施,对医事法学人才培养和学科专业建设创造了更好的机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医学院校必须紧跟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社会发展需要,以此为契机加强医事法学的学科专业建设,以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卓越医事法律专门人才。
三、医事法学学科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科学定位,构建独立的医事法学学科体系
医事法学是以医事法律为研究对象的,而医事法律又是法律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药学甚至生物学等众多自然科学相结合的产物,由此可见,医学学科门类下的任何一个一级学科都没有能力吞噬医事法学。另外,医事法学的主干是法学而不是医学,其学科建设的主要目的是根据现代社会发展需要而培养兼通医学和法学基本知识并能够熟练运用法律知识和法学理论解决医疗法律纠纷的应用型与复合型法律人才。所以,在学科设置上,主张将医事法学置于法学学科门类之下进行建设,而不是置于医学学科门类下,这样将更有利于建立独立发展的医事法学学科体系。
(二)凝聚队伍,建设医事法学学科创新团队
学科队伍建设是目前医事法学学科建设中的薄弱环节。一方面是队伍的整体素质亟待提高,另一方面是队伍建设的力度、速度难以适应医事法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因此,应通过三种途径加以改善:一是坚持“自主培养”和“择优引进”结合的原则,加大校内人才整合和培养力度,通过攻读学位、国外访学进修、研讨会、挂职锻炼等方式,不断提高队伍素质,积极创造条件从国内外招聘和引进领军人才,并为其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二是加强创新团队建设,创新学科团队、学术团队建设机制,积极倡导学科交叉、渗透与融合,打破医学与法学间壁垒森严的组织结构,推动学科群建设,增强团队竞争力和整体实力,形成“领军人物+创新团队”的学科人才结构。三是聘请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实务部门中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担任兼职导师,构成专兼结合、理论与实务“双师结构”的师资队伍。同时积极鼓励和支持专任教师参与法律实务、兼职法律实务工作或直接到法实务部门挂职。
(三)加强研究,提升医事法学学科研究水平
开展科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重要载体。医事法学的科学研究要根据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改革急需和长远发展凝练好研究方向,加强医患纠纷防范与处置、卫生体制改革与立法、突发公共卫生的危机管理与立法、农村合作医疗、农民工医疗保障管理立法、药品食品安全立法、中医药及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医事法学人才培养等领域的研究,坚持以科研养学科,以学科促科研,形成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的良性循环。积极推进“医事法学”交叉学科研究和跨学科创新研究平台建设,按照“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目标和要求,依托有关的医事法治研究中心、司法鉴定中心(所)、学术研究期刊等跨学科研究机构和载体,形成“交叉学科建设、跨学科研究与复合型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创新研究平台。
(四)医法结合,培养卓越复合型医法人才
人才培养是学科建设的主要目标,高层次人才培养是提升医事法学学科建设水平的重要途径。高校充分发挥区域优势,紧紧抓住地方经济社会和医疗事业发展的机遇,在队伍建设、课程设置、专业实践、科学研究等方面加强医学与法学的结合,按照教育部及各省市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的要求,积极创新医事法律人才培养机制和培养模式,建立产学研创新联盟和创新平台,培养“理论卓越、素质卓越、技能卓越、岗位胜任力强”的卓越复合型专门。同时,本着“求真、求实、求精”原则,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医事法学专业毕业生的社会需求,优化调整医事法学的学科研究方向和人才培养规格,使医事法学学科建设真正起到为人才培养和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功能。
社会医学研究方向篇9
关键词：高中生；医患关系；专业选择
近年来，我国医患矛盾日益突出，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的加深不仅直接影响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而且导致该群体的离职率越来越高［2］，同时，对医学专业学生的专业学习和就业也造成了负面影响。医护人员是医学事业的主体，医学生是医学人才的后备军，而即将面临专业选择的高中生又是医学生的潜在人力资源，紧张的医患关系是否对高中生报考医学类专业产生影响，相关研究较少，而高中生对医患关系的认知态度以及对报考医学类专业的影响未见相关报道。高中生思想上尚未成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容易受各种社会事件及环境的影响，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极有可能对高中生对医患关系的认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其专业选择，本研究旨在调查高中生医患关系的认知现状，并深入探讨高中生医患关系认知现状对报考医学类专业的影响。
1对象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的调查方法，抽取了浙江宁波某中学、浙江丽水某中学、陕西西安某中学、宁夏固原某中学、山东兖州某三所中学的高一、高二、高三共26个班。共发放学生问卷1500份，回收1410份，回收率为94％，将其中112份对医患关系没关注的问卷剔除，保留问卷1298份，其中高一366份，高二509份，高三423份。
1．2研究方法
问卷设计。我们专题小组通过反复讨论、查询大量的文献资料、完成调查问卷的设计。问卷内容包括：①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包括性别、年龄、户籍、地区、年级、父母亲职业及文化程度。②对医患关系认知现状：对如今医患关系紧张程度的认知情况、评价依据、主要责任方及对医患关系的未来的认识。其中紧张程度的认知情况分为三级：紧张、一般、和谐，分别赋值为1、2、3，即分值越低越紧张，此外设置选项“没关注过”。③对报考医学类专业的意向，分为“有意向”，“无意向”和“未想好”。问题均采用单项选择的形式。调查方法及质量监控。对参与调查的组员进行集体培训，包括该问卷的调查目的、方法、内容及注意事项，并对100名学生进行了预实验，结合反馈信息及时对问卷项目进行调整。小组成员强调学生能够独立、完整、真实地完成该问卷的填写并当场回收。
1．3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采用eXCeL建库录入，运用SpSS17．0进行统计学分析，以p＜0．05为差异判定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中不同性别、户籍的高中生对医患关系紧张程度的认知情况比较使用t检验，不同年级、地区的高中生对医患关系紧张程度的认知情况比较使用F检验，其余数据分析多采用χ2检验。
2结果
2．1高中生医患关系认知现状
高中生对医患关系紧张程度的认知情况。①不同性别对于医患关系紧张程度的认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②不同年级高中生对医患关系紧张程度的认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两比较发现，与高一和高二学生相比高三学生认为医患关系更紧张，而高一和高二学生无统计学差异；③城市和农村学生对医患关系紧张程度的认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与农村学生相比城市学生认为医患关系更紧张；④不同地区对医患关系紧张程度的认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两比较发现任意两个地区之间相互比较均具有意义，即对医患关系紧张程度的认识为陕西学生认为最紧张，其次为浙江学生，再次为山东学生，最后是宁夏学生，见表1．高中生对医患关系评价依据的认知情况。①不同性别学生对医患关系的评价依据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11．10％的男生和16．90％的女生通过社会传闻做评价；②不同年级学生对医患关系评价依据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通过两两比较发现，与高一和高二年级相比，高三学生更依赖社会传闻做评价，而高一与高二年级无统计学差异；③城市和农村学生对医患关系评的价依据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50．90％的城市学生和37．00％的农村学生是通过媒体报道做评价；④不同地区对医患关系的评价依据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宁夏学生更倾向于通过亲友经历（42．80％）和亲身体验（31．00％）做评价，而陕西学生更倾向通过媒体报道（52．00％）和社会传闻（31．30％）做评价，浙江和山东学生倾向于通过媒体报道（51．20％，40．10％）和亲身体验（27．20％，26．90％）做评价，见表2．高中生对医患关系主要责任方的认知情况。①不同性别学生对医患关系主要责任方的认识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②不同年级学生对医患关系主要责任方的认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两比较高一与高二学生差异显著（p＜0．01），高二与高三学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③城市和农村学生对医患关系主要责任方的认识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除两者均认为患者及家属为医患关系主要责任方外，城市学生更多的把责任归为媒体，而农村学生更多的把责任归为医护人员；④不同地区对医患关系主要责任方的认识具有统计学差异（p＜0．01），两两比较发现，浙江与其余三个省份的学生对医患关系主要责任方的认识有统计学差异，宁夏与陕西的学生相比也具有统计学差异，见表3。高中生对医患关系未来的认知情况。不同性别，不同年级、城乡学生对医患关系未来的认识均没有统计学差异（p＞0．05），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医患关系未来会越来越和谐；不同地区对医患关系未来的认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两两比较发现，浙江和陕西，宁夏和陕西，宁夏和山东学生对医患关系未来的认识差异显著，与宁夏和浙江学生相比，陕西学生对医患关系的未来更乐观，与宁夏学生相比，山东学生对医患关系的未来更乐观，见表4。
2．2高中生医患关系认知现状与报考医学类专业意向的关系
医患关系紧张程度的认知与报考医学类专业意向的关系。去除461名未想好是否报考医学类专业的学生，剩余837名学生作为研究对象。其中有272名高中生认为医患关系紧张，451名高中生认为医患关系一般，114名高中生认为医患关系和谐。不同医患关系紧张程度的认知与是否报考医学类专业无明显相关（p＝0．361），见表5。医患关系未来的认知情况与报考医学类专业意向的关系。高中生对医患关系未来的认知与是否报考医学类专业相关（p＜0．01），认为医患关系未来会变越来越和谐的学生43．20％有报考医学类专业的意向，比例大于对医患关系未来抱消极（30．40％）或不明朗态度的学生（31．20％），见表6。
3讨论
本研究显示，与高一和高二学生相比，高三学生认为医患关系更紧张，结合他们对医患关系的判断依据（高三学生更依赖媒体和社会传闻做评价），对医患关系更紧张的认识可能与负面的媒体引导和社会传闻有关。高三学生时间紧张且面临专业选择，因此他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搜集尽可能丰富的信息，媒体报道和社会传闻作为获取信息较为便捷的渠道，对他们的影响相对较大，相反，低年级的学生不太关心时事，较少受到媒体和社会传闻的影响。因此，建议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注意培养和提高中学生的信息素养。本研究证实，相对于农村学生，城市学生认为医患关系更为紧张且绝大部分评价来自媒体报道，这可能是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媒体，而越来越多的媒体聚焦于医患关系，同时将医患纠纷这一问题推于风口浪尖［5－6］。高中生缺乏社会经验，明辨是非的能力较差，较冲动、欠思考，更容易受到舆论和媒体的影响。钱维玲等人的研究［7－9］证实，大众对媒体报道的信任度较高，而许多媒体的报道却有失偏颇，会对医患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因此为了维护社会和谐，增强人际信任，培养年轻人正确的价值观，需要媒体减少不实报道，确保新闻的客观和公正，传播正能量。本研究对比了不同地区学生的医患关系认识现状，发现陕西学生认为医患关系最紧张，其次为浙江学生，再次为山东学生，最后是宁夏学生，原因可能与陕西学生更倾向通过媒体报道和社会传闻做评价，而宁夏学生更倾向于通过亲友经历和亲身体验做评价有关，由此可见真实的医患关系可能并不像报道和传闻那般紧张。但是不同地区学生的评价和依据有差异可能与教育背景和环境的不同有一定关系，这需要社会加强正确的引导。本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学生认为医患关系未来会越来越和谐，与宁夏和浙江学生相比，陕西学生对医患关系的未来更乐观，与宁夏学生相比，山东学生对医患关系的未来更乐观，这可能与不同地区学生受到的教育和灌输的价值观不同所致，也可能与不同地区学生奉献精神或改变社会的信心不同所致，具体原因还有待下一步研究证实，无论何种原因，要正确引导中学生正确认识医患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医疗服务水平会随着而逐步提高［10］，医学人文品质也将不断提升［11］，医患关系的未来充满了希望。本研究发现，绝大多数高中生已经关注到医患问题，对医患关系也有自己不同的见解。好在高中生对医患关系紧张程度的认识并没有对高中生的医学类专业选择产生影响，而对医患关系未来的认识对其报考医学类专业有一定影响，认为未来医患关系会和谐的高中生报考医学类院校的意愿更强烈。因此，在医疗卫生人才严重不足的中国，为提高我国医疗人才培养数量，需要社会、医院、政府共同努力营造温馨而和谐的医疗氛围，使医患关系的前景更加明朗，从而吸引更多的学子报考医学类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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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医学研究方向篇10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城乡医疗保险一体化文献综述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构成的我国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框架已初步形成。截至2011年7月，全国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2.7亿人，覆盖率达95%。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覆盖的成绩下也凸显了资源重复投入、医疗保障不均等、城乡分割愈加严重等一系列问题，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城乡医疗保险一体化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少数民族地区城乡医保一体化的研究却亟待加强。笔者对比普通地区和民族地区医保一体化的研究现状并作文献综述，以期丰富该理论研究。
一、城乡医疗保险一体化研究
目前城乡医疗保险一体化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内，国外关于中国城乡医疗保险一体化的研究较少，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医保非一体化的原因和统筹措施上。
在城乡医保非一体化原因上，国内学者从体制和制度的视角进行了详细研究，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政府政策、财政体制等是主要原因。如李赖志，汪红奎（2008）认为统筹城乡保险首先的制约因素是城乡二元经济的对立及城乡户籍弊端，未能带来医疗保险社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发展。张晓杰（2010）指出各区域城市化水平差距缩小,但各区域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差距渐趋扩大,其中社会保障和医疗水平差距巨大这一局面的形成除了历史因素和资源禀赋影响外,政策机制是造成区域差距的关键。葛延风（2007）认为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将医疗服务机构视同于一般企业,选择了一条过度市场化的改革道路,是导致医疗卫生体制变革中出现偏差导致公平性和效率低的原因之一。
在推进城乡医保一体化的对策建议中，学者提出了相应措施，如荏苒（2011）指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和城乡医疗保险一体化的关键是打破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障碍和政策限制。郑功成（2010）提出在推进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与发展进程中，政府应改革和调整财政公共卫生支出的方向和结构,重点资助弱势群体参加医疗保险。就具体的步骤安排上，多数学者注重实现此目标的阶段性和渐进性。申曙光，彭浩然（2009）指出全民医保的发展方向是“一元制”，但各地区应该根据具体情况，在兼顾公平性原则的前提下，通过整合制度、完善制度设计和配套措施来实现全民医保。
二.少数民族地区城乡医疗保障制度一体化研究
近年来学者的研究主要从宏观角度对少数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进行分析，较少对少数民族地区城乡医疗保险制度一体化展开广泛深入的研究。
1.少数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研究
李鸿（2008）分析了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民族地区城乡以及不同民族群体之间在公共服务领域存在的差异和突出矛盾，提出要在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进程中，加快建立民族地区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体制。谭彦红（2010）则运用图表、数据形象对比了民族地区与全国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包括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公共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方面。通过广西与其它地区的对比，探讨了短期要加大对民族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长期应采取措施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路径选择。
2.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研究
张红梅（2007）以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为例，分析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医疗保障制度的现状，如医疗资金运用不当、医疗条件落后等，强调只有深化合作医疗制度，才能真正促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云秀清（2007）指出民族地区农村医疗保障和农民生存权利值得引起高度关注，这种现象被描述为“双重失衡中的失衡”，据此提出了对策，即在思想上态度上重视农民和农业，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放在乡村级，区别对待不同经济收入群体等等。
3.少数民族地区城乡医保一体化研究
史艳芳（2011）分析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就少数民族地区的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统筹情况与试点地区进行了对比，得出了少数民族地区二者统筹存在的问题：管理体制不顺，制度衔接不到位；筹资范围标准有差异；报销手续烦琐等，并提出了少数民族地区二者统筹需要考虑的问题：一是完善落实国家政策，提高中央宏观指导力度，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落后状况，二是改革中国现行行政体制，妥善解决新农合、城镇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医保的统一管理归属问题，三是完善长效筹资机制，四是完善民族地区城乡医疗保险政策体系。
三、结论
综上，目前关于城乡医保制度一体化的研究较为成熟，但对少数民族地区相关方面的研究既不充分也不专门，对少数民族地区城乡基本医疗保障均等化的研究势在必行。笔者认为首先应对少数民族地区医保一体化的运行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分析其特殊性；其次运用文献资料、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归纳医保一体化的普遍规律；三是对比二者差距，研究适合少数民族地区医保一体化的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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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晓杰.城市化、区域差距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经济体制改革,2010（2）.
[3]葛延风,贡森.中国医改:问题根源出路[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
[4]荏苒.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与城乡医疗保险内涵解析[J].中国卫生经济，20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