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经济体系概念篇1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马克思；《资本论》；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苏联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2-0023-06
如何看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统一的，还是分立的？这是任何一个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都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纵观政治经济学说史及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史，学者们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两条迥然相异的思维路线。一条路线以马克思为突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另一条路线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与前苏联政治经济学为代表，认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分立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外在于政治济学的另一个学科或领域，它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形成，然后被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深入探讨这两条思维路线的经验教训，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一个必要内容。
一、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相统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理论体系的系统性和辩证性，甚至让其理论对手都不得不折服。其原因就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根据刘永佶教授的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要环节有：一是从实际经济矛盾出发，充分占有材料；二是实证与抽象的内在统一；三是以概念运动为核心；四是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统一；五是专题研究与系统研究的统一；六是以概念从抽象到具体转化为主干的论述体系；七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①
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核心是概念运动，而《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正是对概念运动各环节的全部成果的系统总结。《资本论》一、二、三卷的理论体系可以总结为以下的概念运动链条：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积累―资本循环―资本周转―社会总产品的两大部类―利润―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商业利润―利息―地租。这个概念运动链条，就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也可以称之为概念体系。它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的，其核心突出，主线清晰，环环相扣，层层推进。这个概念体系不是马克思灵感爆发的一时之作，而是他呕心沥血四十年才得以铸造成功的。纵观马克思四十年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所呈现的只是概念运动全过程的最后环节，即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而概念运动的全过程实则包括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多个概念的转化环节。以上概念运动链条上的每一个概念的规定、展开和改造以及概念间的相互转化都体现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以概念运动作为系统的实证抽象法的主干，马克思的这一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有两个理论来源：一是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二是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其中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对概念运动的强调是最突出的。马克思本人曾这样概括黑格尔的概念运动的思辨辩证法：“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整个体系。”②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以概念运动为主干的辩证法，但对其以意识为人的本质所导致的错误予以批判，在强调劳动为人的本质核心的基础上，通过对经济矛盾的实证抽象，形成了系统的实证抽象法，并与理论体系统一于规定经济矛盾的概念运动中。概念运动既是《资本论》方法论的核心，也是《资本论》理论体系的主干。方法构建体系，体系发挥方法，二者高度统一。
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数学技术或科学哲学方法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具有两种含义。一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即指现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在经济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具体而言就是数学技术。第二种含义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独立出现的一个叫做“经济学方法论”的新学科，这个新学科的具体内容是用科学哲学的方法来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欧美学者对于上述两种含义的方法论按首字母的大小写来加以区别。第一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小写――methodology，第二种含义的方法论首字母大写――methodology。不论是数学技术，还是科学哲学方法，都不是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内生的，而是分立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外的。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把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一种局部思维形式或技巧的做法很早就出现了，但将数学技术上升为主导整个学科理论研究的方法论的做法则是从边际学派的杰文斯、瓦尔拉斯等人开始的。这一企图随后受到了新古典学派的马歇尔的强力抵制。马歇尔主张经济学家应该将数学作为一种速记工具以启发和记录灵感，在正式出版物中则应该把数学全部放在脚注或附录中，甚至最好全部烧掉。
关键性的转折发生在1947年萨缪尔森出版的《经济分析基础》。萨缪尔森在此书的扉页上引用了一位美国数学物理学家的“数学是一种语言”的名言。在书中，萨缪尔森明确表达了他对马歇尔传统的不满：“就如许多时髦经济理论所表现的那种特征，对本质上很简单的数学概念作费力的文字说明，这不仅从科学进步的立场上看毫无裨益，而且所涉及的也只是一种特别无聊的智力体操。”③继而他将新古典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消费理论和福利理论全部翻译成数学上的多元微积分求极值法，并尝试将动态均衡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翻译成数学上的微分方程和差分方程。坚持以文字语言为主要叙述方式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阵地，就这样被萨缪尔森用数学形式主义攻占了，从此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正式将数学技术作为整个学科的方法论。这一事件可以称之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革命”。
自1947年以来，数学形式主义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愈演愈烈。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本科及研究生的教学，不仅纯数学技术类的课程以及与数学技术高度相关的理论课程的课时比重越来越大，而且主流经济学教材也依照所使用数学技术的复杂程度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层次，似乎数学技术越复杂经济学就越高级。二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的数学形式主义倾向也越来越严重，连篇累牍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论文占领了大部分版面。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将数学技术作为本学科的方法论，造成了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分立。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为典型代表，但这个理论体系并不是萨缪尔森本人的创造，而是他把马歇尔、张伯伦、希克斯等人的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把凯恩斯的理论作为宏观经济学拼凑在一起的产物。后来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和经济学界的争论，萨缪尔森还把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的一些理论拼凑进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以《经济学》教科书的第19版为典型代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稀缺、效率、需求、供给、价格、均衡、效用、成本、收益、利润、竞争、垄断、劳动与工资、土地与地租、资本与利息、国民收入、消费、投资、总需求、总供给、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国际贸易、汇率、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经济周期等。可以看出，这些主干概念没有一个是笛Ц拍睿它们都是由在萨缪尔森之前的经济学家们通过使用非数学的定性研究方法才得以规定的。由此可见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与作为其方法论的数学技术之间的明显分立。这种分立表现为，数学技术都是数学家们在思考数学问题时创造出来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所能做的只是学习掌握并运用这些外在于经济学的数学技术。
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给西方主流经济学自身理论的发展制造了严重的障碍。自从数学技术被人为地提升为经济学方法论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便放弃了在经济学研究实践中内生发展经济学方法论的抱负，转而满足于从数学中寻找各种既有的技术，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某些既有概念进行演绎性的数学演算。这种做法可以对一些既有的经济学概念之间的数量关系进行分析，不能说毫无可取之处。但其最致命的缺陷是很难规定新的经济学概念，尤其是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这是因为，数学技术与数学概念是统一的，用数学技术演算既有的经济学概念，可以实现既有经济学概念的数学化，也可以发现既有经济学概念在外延上的不完善性从而对之进行改造，甚至还可以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新的辅的经济学概念，比如说XX率、XX曲线、XX指数、XX乘数、XX函数、XX方程式、平均XX、边际XX、总XX等，但却很难规定出新的主干性的经济学概念。④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虽然在每一次更新版本时都会收入一些新的经济学概念，但这些新概念要么是用“既有经济学概念+数学概念”的方式规定出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要么就是由具体经济学科（如财政学、金融学、国际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提供的新的辅经济学概念，整个理论体系中的主干性概念并没有发生变动。总之，数学技术上升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后，并没有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贡献出一个新的主干性经济学概念，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长期僵化。
创建以使用科学哲学的方法评判西方主流经济学为具体内容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的是马克・布劳格，创建的标志是1980年发表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⑤参与这个新学科建设的欧美学者除马克・布劳格（证伪主义）外，还有考德威尔（多元主义）、麦克洛斯基（经济学的修辞学）、豪斯曼（新穆勒主义）、罗森伯格（大众心理学批判）、劳森（批判实在论）、汉兹（新经济学方法论）、博兰德（批判理性主义）等人。1994年他们还创建了《经济学方法论杂志》，作为这个学科论文出版的主要阵地。参与这个新学科创建工作的学者们大部分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哲学家，也有少量的经济思想史研究专家。总结归纳他们发表的著作和论文，可以看出绝大部分是在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们使用的方法论仍停留在科学哲学的实证主义阶段，因而是不够科学或者不够先进的，因此需要根据他们的科学哲学方法――五花八门的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方法――加以改造。
这个所谓的“经济学方法论”新学科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立是明显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基本拒绝与他们认真对话。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深知只有把时间花在钻研高深数学技术上才方便快速发表经济学论文，才能使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和科学哲学家们讨论经济学中的实证主义问题则纯属浪费时间。萨缪尔森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这帮科学哲学家的鄙夷之情：“有科研能力的人，从事科学研究；没有科研能力的人，就闲聊科学方法论。”⑥
应该承认，这些科学哲学家所做的工作并不完全是无用功，他们中的有些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方法论的批判是相当深刻和精到的，足以给我们以重大启发。但是，由于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论”视为是外在于经济学的另一学科，所以只能从外部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批评意见。这些科学哲学家们依据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可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提出让人眼花缭乱的批评意见，但终究没有一人能建立起替代性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在理论体系的外部进行批评的局限性正如黑格尔所言：“真的驳斥必须在对手强有力的范围内，和他角力较量；在他以外的地方去攻击他，在他不在的地方去主张权利，对于事情是没有进益的。”⑦
三、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分立在理论体系之外的“唯物辩证法”
与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把数学技术提高到经济学方法论的方向相反，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们则把哲学方法论――“唯物辩证法”直接作为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形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其理论体系的另一种类型的分立。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以前苏联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和列昂节夫等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典范代表。该教科书是在斯大林的倡导和关注下，以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指导，形成的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表述。该书第三版（1958年）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认真学习。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三版分为上下册。上册在简单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后，重点放在论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从内容上看是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缩编。下册则是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证，但编者没有区分清楚“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一般，将其对“苏联模式”的论证混淆为对社会主义一般的论证。
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理论体系是由以下的一系列主干概念搭建起来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经济规律。然后教科书再结合前苏联当时的各项经济政策，分别叙述各部门经济，主要包括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商业、财政、金融、国民收入和对外经济交往。
这样的一个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五大经济规律”为主干的理论体系，具有浓重的先验性和强制性。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似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都是未卜先知的天才预言家。他们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产生和成熟之前就准确地预言了其中的各种主要经济规律。这样留给政治经济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很简单了：只需要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语录中找出几条提炼为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内容，然后以此为据，去注释苏联政府当前推行的各项经济政策，去向民众宣传这些经济政策是合理的、科学的就足够了。
纵观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史，虽然随着政治经学工作者们的世代更迭，政治经济学界又陆续推出了新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前苏联解体，这个理论体系的主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随时代所变动的只是教科书所要注释的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20世纪60年代查果洛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赫鲁晓夫的“用20年时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70年代鲁缅采夫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勃列日涅夫的“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政策。20世纪80年代梅德韦杰夫和阿巴尔金主编的教科书是用既有的理论体系注释戈尔巴乔夫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济政策。
至于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来研究社会的经济制度。”⑧唯物辩证法是哲学方法论，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家将哲学方法论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由此就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明显分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者们并不从事哲学研究，而科研院所的学科建制依照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划分，严格地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分开，方法论就成为了哲学的专属物。政治经济学工作者只能从哲学教科书中直接拿来哲学层次的“唯物辩证法”，再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去。
比较早地发现这种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分立现象并提出批评意见的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副岛种典。他在1961年由日本青木书店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判》一书中尖锐地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并不是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资本主义的结果，而是由于二十五年以上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列宁指出的研究大量的实际材料，还包括对前人经济学说的细密的研究）方才可能。”⑨副岛种典据此判断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存在严重的方法论上的错误。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由于将唯物辩证法直接视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工作者们主动放弃了对方法论的深入探讨，而把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交给了哲学工作者们。而前苏联的哲学工作者中的绝大多数又固守着由康斯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中对“唯物辩证法”的那几条干巴巴的规定，不去讨论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因而不能丰富和发展辩证法，反而将“唯物辩证法”变成了一个专门用来批斗学术异端的紧箍咒，动辄以他人违反“唯物辩证法”为借口粗涉具体学科的方法论探索。在意识形态的高压电网面前，前苏联众多学术工作者们宁犯思想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唯上唯书的学风笼罩着哲学界和政治经济学界。
总之，由于将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与理论体系分立，前苏联经济学界既没能发展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也没能变革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既有理论体系。教条主义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政治经济学界。这种状况或许对贯彻前苏联领导人的意志是合适的，但却不能切实揭示和解决经济矛盾。这种比美国主流经济学还要庸俗和僵化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最终在与美国主流经济学的全面较量中败下阵来，其留给中国政治经济学界的教训是极其惨痛和深刻的。
四、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为原则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由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前苏联政治经济学将方法论外在于政治经济学，不仅方法论的研究不能深入、系统，更制约着理论体系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必须克服这个缺陷，以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统一的思路展开对经济矛盾的系统抽象。
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学界在方法论上的苏联化、美国化的倾向依然存在。表面上看，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已然退出历史舞台，固守前苏联教科书“原理”的人在中国已经不多了。但实际上，目前很多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根据撰写论文并提出政策建议的人，其方法还是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教条主义方法，只不过其所依据的“原理”从前苏联教科书上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普遍真理”变成了美国教科书上的“市场经济的普世价值”而已。另外还有一批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学者，则把美国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技术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引入国内，并以此作为“学科规范”来改造国内的经济学期刊和经济学教育，结果在国内形成了一种竞相以使用和要求别人使用高深数学技术为能事的风气。有某大学学报的编辑将这些方法论上固守苏联化、美国化思维的经济学论文称为“八股倾向”，这种批判是入木三分的。⑩
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内在精神，中国经济学界如果不在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上克服苏联化、美国化的误区，那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立永远只是空话。作为有学术理想追求的中国经济学人，研究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探索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应该继承马克思的思维路线，坚持与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相统一。统一的关键，还是在概念运动。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有自己的概念体系，探讨建立这一概念体系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任务。
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对他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尤其是英国）经济矛盾的概念规定。我们应继承其中的辩证精神和原则，但不能将他的体系视为绝对真理和亘古不变的教条。当前中国的现实经济矛盾和《资本论》相比，既有国度性的差异，又有时代性的差异。机械地照搬照抄《资本论》的理论体系，是不能对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作出恰当的理论规定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是原则，中国政治经济学工作者要依循这个原则，从探讨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以及相应的概念规定、展开、改造和转化入手，探索与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内在统一的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依循马克思开创的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刘永佶教授于2015年12月出版了《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一书，该书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清除了原来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思想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克服了源自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关于上帝或物质为世界本原、本体的论证）传统；第二，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因此其方法论也具有国度性；第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非另一学科或领域，不是可用可不用，可用此也可用彼的外在工具；第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由主体、主义、主题、主张为基本构建；第五，系统规定经济矛盾八个层次；第六，明确“实证是对现象本质联系的抽象”，形成“实证抽象”的概念；第七，初步规定中国经济矛盾概念体系；第八，依据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规定探讨其解决途径。这部著作全面贯彻了方法论与理论体系的统一原则，集中探讨了如何以概念运动规定中国现实经济矛盾系统，对中国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创新发展做了扎实的探索。
注释：
①刘永佶：《〈资本论〉逻辑论纲》，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42-143页。
③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分析基础（增补版）》，何耀等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④凯恩斯提出的“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似乎是个例外。但仔研究就会发现，“总需求”和“总供给”概念并不是凯恩斯通过数学技术演算而规定出来的。从数学技术上说，将单个商品的个人需求曲线、企业供给曲线分别加总，只能分别得到行业需求曲线、行业供给曲线，而不可能得到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这也是一些西方学者一直抨击凯恩斯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原因之一。但能规定出“总需求”和“总供给”这两个概念，恰恰体现了凯恩斯的思维层次和思维能力远高于他的同行。
⑤桂起权：《当代西方经济学方法论之走向》，载于《经济评论》，2002年第2期。赵华，李建珊：《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化》，载于《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8年第5期。
⑥D・韦德・汉兹：《开放的经济学方法论》，段文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⑦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44页。
⑧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册），北京编译社译，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页。
现代化经济体系概念篇2
[关键词]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形态;马克思主义
[Doi]10.13939/ki.zgsc.2015.12.089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作了严格的区分，并对各自的性质、特点及相互关系作了系统的阐述。然而，在目前我国的教科书、专著、译著中对两者的区分没有统一的说法，正确理解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有助于克服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和空想论、僵化和自由化倾向，对理解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不可超越性和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不可逾越性等有重大意义。
1研究历史
马克思最早使用“社会形态”一词，是在1851年12月中旬至1852年3月25日的德文原著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所有这些布鲁士斯们、格拉古们、普卜利科拉们、护民官们、元老们以及恺撒本人就都消失不见了。”到了1859年1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公开地使用了“社会形态”这一正式的术语。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经典地阐明了“社会形态”概念所内含的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学说即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内容和认识社会、历史现象的方法。
1867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的“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与《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编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七章剩余价值率”中的“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这两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社会形态”之义是人类历史经济结构发展阶段的含义。
后来来自苏联斯大林的僵化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教条理论化体系的所谓社会形态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即将政治形态、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包括在内的偷换马克思原经济基础范畴的经济结构的规范的社会形态概念的传统旧译的“社会经济形态”概念之舛，与马克思原著德文原意不符，是不正确观念的讹释。直到今天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热点问题。
2相关研究现状
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一直是专家学者们的研究的焦点，正确地区分两者的概念，把握其关系，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到目前为止已有很多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总体而言研究成果可以分为四类。
2.1等同论
等同论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两个概念等同化，认为两个概念可以合并使用，没有加以区分。这种观点在哲学教科书、专著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许多作者将社会经济形态与社会形态混用，有的著作中直接明确指出两者是同一概念。例如，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简要读本》第225页中写道：“因此，马克思也将社会形态叫做社会经济形态。”否定了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
2.2取代论
取代论只用其中一个概念取代另一个概念，具体表现为只阐述其中一个概念，而对另一个概念则不涉及。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等，都只讲到社会形态，而没有提到社会经济形态。相反，求实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哲学理论》一书中，只阐述社会经济形态而不提社会形态。
2.3替换论
替换论认为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可以用另外的词来替代，两者没有十分明显的区别。例如，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用“人类社会”一词来替换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概念。
2.4区分论
区分论将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加以区分，指出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类观点目前得到大多数学者的支持，戴安良、朱琳（2002）认为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有本质不同，社会形态是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形态的总称，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社会经济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它包括社会的经济结构、要素和功能，它仅指社会的物质领域。王雪峰（2000）认为应当依据生产关系的性质区分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能快速促进社会生产时代的进步，落后于社会生产时代的社会经济形态，由于阻碍着社会生产时代的发展最终必然被打破。杨木（2002）提出“社会形态”的概念，仅仅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而不是包括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的整个社会。杨木（2005）通过对大量资料的分析，认为苏式“五种社会形态”的社会形态论，悖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论述，他提出社会形态是生产关系总和起来所构成的社会关系，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特征的社会。经济的社会形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抽象概括的生产方式内含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概念。经济社会形态与社会形态是完全不相同的概念。丰子义（2004）认为在同一时期内，世界范围内往往有几种社会形态同时并存。而要区分历史时代，必须看同一时期内何种社会形态走在世界历史前面，居于世界历史的主导地位，代表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而全球化的出现对当代社会形态的演进的影响是重大的。龚杰（1983）写道社会经济形态概念确切的含义仅仅指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包括上层建筑。而社会形态就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所构成的总体。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指社会的基础部分，后者则包括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部分。以上对区分论的相关文献的描述可概括为下表内容。
3简要评述
由以上文献可见，到目前为止，人们对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形态的研究十分投入，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之所以有这样的结果主要是因为人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不是十分了解，难以形成统一观点，所以会出现对社会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的四种理论。其次，大部分现有研究太过拘泥于马克思主义，大量文献总在马克思所写的文章中找论据，应该跳出这个框架，使得提出的观点既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又有一定的时代性。
参考文献：
[1]王雪峰.论划分社会生产时代和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及其意义[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000（3）.
[2]戴安良，朱琳.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形态的区分及其意义[J].探索，2002（3）：71-74.
[3]杨木.“社会形态”与“社会经济形态”辩证[J].甘肃理论学刊，2002（3）：27-31.
[4]丰子义.从全球化看社会形态的演进[J].河北学刊，2004（1）：30-49.
[5]杨木.“五种社会形态”说对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误读[J].甘肃理论学刊，2005（1）：108-112.
现代化经济体系概念篇3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定义最早出现在美国FaSB的文献中,FaSB曾先后二次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进行了定义。1976年,美国FaSB在题为《概念框架项目的范围和含义》的征求意见稿中,首次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作了如下定义:概念框架是一部章程,是由目标和与之相互联系的基本概念组成的一个连贯的理论体系。它能导致相互一致的准则,并对财务会计的性质、作用和局限性做出规定。
1980年,FaSB在其的第2号财务会计概念公告中,对概念框架的定义作了以下修改:概念框架是由目标和相互联系的基本概念组成的连贯的理论体系。它能导致前后一贯的准则。通过制定财务会计和报告的结构与方向,促进公正的财务会计信息和有关信息的提供,以便有助于协助资本市场和其他市场的有效运行,这一概念框架将能为公众利益服务。确定目标和识别基本概念并不是为了直接解决财务会计和报告中的各项问题,而不过是要求指出方向,用概念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
这二次定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前一定义将概念框架定位为章程;后一定义将概念框架定位为理论体系。同时,指出它不仅是属于财务会计的,也属于财务报告。
英国aSB在其《财务报告原则公告》中,也对概念框架定义进行了如下界定:财务报告原则公告确立了指导对外财务报表编报的概念,其主要目的是:为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与评价会计准则,以及为关心准则制定程序的其他人士提供一个内在一致的参考框架。
此外,会计学界许多学者也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进行过解释。如高德弗雷等人认为:概念框架可以看成是一种会计理论结构,在其最高的理论层次,它描述了财务报告的范围和目的;在其最基本的概念层次,它确定了财务信息的质量特征(如相关性、可靠性、可比性、及时性和可理解性等)以及会计报告的基本要素(如资产、负债、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等);在其较低的操作层次,它涉及对基本要素进行确认和计量的原则和规则,以及在财务报表中需要显示的信息和种类等。
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总体结构
众所周知,会计信息是以会计报表的形式向内外利害关系者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信息,这一信息的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企业外部的投资人、债权人需要以此作为投资决策与信贷决策的依据;二是企业内部管理层要以会计信息来证实自己履行资产受托经管的责任;三是国家财政、税收等机构作为执行宏观调控与利益分享的依据。这就是会计信息的价值所在,它是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核心。它存在的基础正是这三方利益的协调所需。那么,网络经济时代是否仍然存在这三者的利益,将成为讨论这一问题的起点。
1.互联网对经济的冲击
有经济学家建议现在的经济应称为的经济,因为互联网的出现使它变得更加透明与暴露,它排除了厂商和顾客之间的中间商,减少了交易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减少了进入障碍(主要针对互联网服务商而言),小公司能从外界更便宜地购入服务。
互联网减少了成本,增加了竞争,强化了价格机制的作用。它促使现实的经济更像是教科书中所说的那种完全信息、零交易成本、无进入障碍的完全竞争形式。通过增强信息在买卖双方之间的流动,互联网使得市场更有效率,并且使得资源被配置到最需要它的地方。“新”经济最显著的效果就是使得“旧”经济更有效率。
2.在网络经济对税收体系的挑战
互联网的出现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使全球税收体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存在的缺陷也暴露无疑。有人惊呼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征税工作将比以前更难。互联网代表了无国界,有一种“无处不在又无法触摸”的感觉。正是互联网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也是互联网将可能严重影响目前的税收体制,使政府难以获得足够的税收以提供满足居民所需的公共服务。同时,在互联网时代降临之际,税收部门也面临全球化带来的另一烦恼即“税收竞争”。针对一些国家采取低税率政策吸引国际资本和业务的做法,欧盟最近表示税收竞争已经影响到政府的收入并将在今后几年内反映出来,对此应予“宣战”。而互联网具有增加税收竞争的潜力,轻击鼠标就可以使跨国公司轻而易举地将其业务转向低税收地区。今后许多公司都会像默克的新闻媒体公司那样,自1987年以来在英国获利14亿英镑却不交一便士的公司税。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得出结论;在网络经济时代,国家作为宏观经济监督管理者,企业仍然要依法纳税。而互联网经济不仅未能给政府在税收上带来直接的利益,相反却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国家利益与企业利益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企业外部利益集团更加便利地从网上取得会计信息,会计信息质量的强制性约束将会逐步下降,而自我约束机制将会进一步增强。会计信息一旦成为公共商品,其质量高低将会直接关系到企业自身的利益。
三、财务会计框架制订的建议
在网络经济时代,会计信息使用人呈现多元化、不确定的发展趋势,外部利益集团的瞬息万变给未来投资者带来了更为广阔的施展空间。而唯一不变的正是最终的利益获得者,企业本身。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是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前提,目前,它已经成为财务会计理论的核心内容。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都非常重视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并已纷纷建立起各自的概念框架体系。而我国修订后的基本准则只具备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部分功能,无法指导具体准则的制定,与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仍然相距甚远,真正意义上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尚未建立。因此,面临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后会计国际环境的要求,构建我国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将是十分必要的。随着我国会计理论界对概念框架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人们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不断了解,在我国政府有关部门的日益重视下,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概念框架在不久的将来定会构建出来。
参考文献:
[1]于凤德:现代财务会计发展的若干趋势[J].现代会计,2008(4).
现代化经济体系概念篇4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相对而言，分别代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或者说三个层面。这里，这个作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概念，显然是指作为观念形态（即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这一文化概念与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概念是一致的，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这样，它只是一个“中”文化概念，而非“大”文化概念或“小”文化概念。“大”文化概念一般包括物质（或器具）文化、制度文化（各种管理制度等）和观念（或精神，包含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文化三个方面的内容。“小”文化概念则指的是文化娱乐活动、文化设施建设等。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以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作如下概括：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或一个有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只有它们之间的协调发展，才能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业。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搞得如何，直接关系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和命运。因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具有战略的地位和至关重要的作用。
无论是政治建设，还是经济建设或者文化建设，千万不能忘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个前提，这个定语。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归根到底，是为了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科学社会主义本质所要求的一切。
现代化经济体系概念篇5
【关键词】东西方物流思想比较
物流管理是指为了以最低的物流成本达到用户所满意的服务水平，实现物流合理化，对物流活动全过程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监督。现代物流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内外贸易的广泛开展，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及市场竞争程度的日益激烈，企业在不同程度上从生产导向、销售导向转为市场导向，而物流也随之从传统的单独管理进入系统统一管理的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对物流的需要也从最初的旨在扩大生产能力与规模变为提高系统效率、稳定市场与销售以及增强市场竞争力。一个高效、合理、通畅的物流系统，可以达到优化社会资源配置，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和物流服务水平之目的。目前，业内还缺乏对现代物流内涵的深入理解，加之现阶段国内对现代物流管理理论的研究还不尽完善，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物流思想体系，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研究和掌握国外先进的物流管理理论及其内在含义，从而将我国现行的物流管理理论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物流思想体系，以及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国家的物流理论体系进行比较研究。
一、中外物流管理思想的演变
“物流”一词最早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之后，随着营销管理学的发展及其在经济实践中的应用，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将物流问题作为专题进行研究，并把它理解为物资的供应、装卸搬运和储存等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协调的各个环节的综合体。然而，从物流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角度来看，“二战”期间曾被认为是现代物流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阶段，当时以美国营销学派阿奇・萧提出的“physicaldistribution”物流概念和军事后勤学派美国少校琼西・贝克提出的“logistics”物流概念最有代表性。应该说，这两个概念的实质内容是不同的。阿奇・萧是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定义物流的，“physicaldistribution”准确地翻译，应该是“实体分配”，实际上就是把企业生产的产品怎样更省钱、更及时地分送到客户手中的活动，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物流”；而琼西・贝克则是从军事后勤角度定义物流的，将“logistics”译成中文，确实是后勤的意思。“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快速发展，供、产、销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物流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被提出，同时在工商界，许多企业开始广泛应用美军“二战”期间发展起来的后勤管理的理论与方法。此后，宏观经济的衰退，市场萧条，尤其是现代市场营销观念的形成，使企业意识到顾客服务是经营管理的核心要素。20世纪中期，由于原材料的多样性、季节周期性的需求、库存持有成本的上升、多项目的生产线以及在客户需求与物流成本之间建立平衡的需要等外部环境的变化，促使美国的管理学家提出了物流管理的概念，并把物流过程视为一个整体，包括分配、计划、运输、仓储、市场研究、用户服务等的思想观点为众多厂商所接纳，但此时人们对物流管理的认识仍局限在生产领域以外的流通及服务环节上，而对于企业内部运作产生的物流需求问题却很少引起人们的重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物料需求计划（mRp）、制造资源计划（mRpⅡ）、配送需求计划（DRp）、配送资源计划（DRpⅡ）和企业资源计划（eRp）以及准时制（Jit）等先进管理方法的开发以及在物流管理领域中的应用，推动了物流顾客服务战略和供应链管理理论的发展，对物流管理的认识也提高到一个战略高度。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经济环境、产业结构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物流理论和实践开始向纵深发展，一方面，eDi和专家系统的应用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和准确性，另一方面，poS系统、条形码技术在物流上的广泛使用，进一步保证了物流信息采集的标准化和准确性。在此背景下，单凭技术发明、改建工厂、提高劳动生产率已难以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相比之下，改善物流管理、改进工艺流程则更容易获得更大的利润空间。因此，无论是在对物流概念的理解上，还是在现实的物流管理上都有了很大的进展和突破，并提出了“整体化物流管理”的思想，即物流管理不仅包括前述的产品流通过程和服务环节，也包括需求预测、订货过程、原材料采购、流通加工、信息处理等。
日本物流概念形成的历史比美国要晚得多，但是其发展却十分迅速，并且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管理经验和方法。在日本，物流概念的导入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日本政府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派出“流通技术考察团”在美国实地考察时初步接触到“物流”这个概念，在详细了解了物流这一新事物后，于1958年第一次提到physicalDistribution（pD）。由于当时的日本尚处于经济发展的黎明期，所以物流（pD）概念马上被产业界所普遍接受，并把它译成“物的流通”。1973年，日本经历了石油经济危机，经济陷入萎缩状态，日本的企业重新关注物流对企业盈利的价值，谋求物流带来的利润空间和竞争优势。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消费者需求上的差异化日益凸显，商品倾向于轻、薄、短、小的商品开发，多品种、小批量成为当时生产经营的主流，这使得市场需求的不透明度增加，要求制定合理的库存的观念越来越强烈，物流管理也相应地从集货物流向多频度、小批量、配送短距化方向发展，由于市场销售竞争的不断加剧，物流服务作为竞争的重要手段在日本得到了高度重视，并因此得到纵深化发展。
虽然物流理论和实践在国外得到了蓬勃发展，但由于我国长期处于短缺经济状态，物流的战略地位尚未显露，物流实践的发展相对缓慢，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物流尚未形成，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大量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对物流产生了需求，我国政府和企业才逐渐认识到作为“第三利润源”的物流的价值和战略地位，由此开展了物流理论的研究和实践，但时至今日，我国的物流管理理论研究和实践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
二、中西方物流概念内涵解析
1、欧美物流概念解析
美国物流管理协会1963年对物流的定义为：物流是为了计划、执行和控制原材料、在制品及制成品从供应地到消费地的有效率的流动而进行的两种或多种活动的集成。1985年对物流的定义改为：物流是对货物、服务及相关信息从供应地到消费地的有效率、有效益的流动和储存进行计划、执行和控制，以满足客户需求的过程。从以上两个定义来看，前者定义了具体的物流活动，强调物流的目的是“有效率”的流动，而后者则采取了更为灵活的表述，强调物流的目的是“满足客户需求”。
欧洲物流协会在1994年对物流所做的定义：物流是在一个系统内对人员或商品的运输、安排及与此相关的支持活动的计划、执行和控制，以达到特定的目的。欧洲物流协会的定义已成为欧洲标准委员会的物流定义，寄希望于能够成为欧盟的物流规范。
从物流在西方国家形成发展的历史背景、特定过程以及各种物流概念的分析来看，欧美等西方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对物流概念的定性与定位的实质性内容基本一致，都是从工商管理学的角度进行定义和分析的，并且从宏观的角度描述了物流的经济技术特征，提出了物流活动的管理实质上是对可控制的社会经济资源进行有效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优化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需求，即通过市场机制使得整个社会物流网络实现系统的总成本最小，这些思想理念构成了欧美国家现代物流的供应链管理核心内容。
2、日本物流概念解析
日本日通综合研究所1981年在《物流手册》上将物流定义为：物流是物质资料从供应地向消费地的物理性移动，是创造时间性、场所性价值的经济活动。从物流的范畴来看，包括包装、装卸、保管、库存管理、流通加工、运输、配送等诸种活动。如果不经过这些过程，物就不能移动。
在日本，最初的物流概念，并不仅仅是指市场营销中的商品的分送和销售，还包括从生产到消费领域的供需服务。它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运输、保管、搬运、储存、流通加工及其伴随信息传输处理等活动来满足消费者对物流服务的需求。这些概念的内涵，虽然已经拓宽了物流（pD）理念从美国导入时的初始内涵，与美国和西方物流（logistics）的意义有所接近，但是其仍然没有将物流活动中所涉及到的商品所有权的转换纳入物流系统的研究范畴，仍侧重于强调实体的流动过程。
3、中国物流概念解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物流术语》将物流定义为：物品从供应地向接受地的实体流动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将运输、储存、装卸搬运、包装、流通加工、配送、信息处理等功能有机结合来实现用户要求的过程。
相对于欧美和日本的物流概念，我国的物流概念既简练又确切，既深刻又易懂，既规范又通用。根据国家标准的物流定义，物流属于物品实体的流动，“物流”中的“物”泛指经济活动中各种物品，“物流”概念中的“流”泛指物品空间位置、时间位置的变动和形状性质的变动。我国的物流概念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具有广泛的涵盖性和普遍通用性，而欧美国家和日本将物流理解为分销领域或“物的流通”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三、中外物流管理思想比较研究
由于东西方物流管理思想内涵的形成和发展所经历的过程有所不同，势必会造成在以后的发展中，东西方物流在概念和内涵上产生重大分歧。东方的物流思想突出强调的是产品或服务的物理性移动，强调政府在物流活动中的调控作用。东方的这种物流理念，是日本在从美国引入的pD概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意是指物质资料和服务在从生产场所到消费场所的流动过程中所伴随的种种经济活动，活动的核心和实质是“物”的流通。日本统计审计会发表的《关于改进物资流通消费统计工作的咨询回复报告》中将日本的流通体系分为物的流通和商业活动两大类，从而第一次确立了初始的商流与物流相分离的概念，将物的流通解释为物资流通活动和信息活动，并指出物流的基本功能是实现物资实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转移，而将商业活动称之为商流，它的基本功能是完成商品在流通过程中商品所有权从卖方到买方的转移。在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物流思想的发展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物流专著是日本菊池康也教授撰写的《物流管理》，他将物流描述为“为了消除商品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之间的场所间隔和时间间隔的物理性经济活动”。应该说，对物流的管理理念提出更进一步解释的是日本学者林周二在《现代物的流通》中对物流的论述。他认为“物流是克服时间和空间间隔，联结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包括废弃和还原在内的一切资材的物理性移动的经济活动。具体说有运输、保管、包装、搬运等物资流通活动及与之相关的信息活动”。
由于我国的物流概念是从日本引入的，所以“物流”定义的主要内容和日本的物流定义基本类似，概念中将“物理性”流动作为其核心内容，仍然强调物流是货物或物资的物理性移动，克服了时间和空间上的阻断，创造了时间和空间的价值，所有这些都体现和构成了东方物流发展思想体系，这些思想体系的形成源于他们所共同拥有的东方民族文化。
不难看出，中日所代表的东方物流思想理念的实质内涵是实物从供给方向需求方的物理性转移，突出了在物流活动中的时间和空间概念，强化了物流系统的功能和效率性，如具有代表性的“第三利润源”的观点则是出自日本物流成本学说的权威学者西泽修。
欧美现代物流思想的核心内容，则是通过控制供应链的组织和管理机构，充分整合并利用各种资源，即通过对现有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包括业务流程、销售计划等进行优化整合，从而在构筑综合性物流体制的基础上，采用系统的方法去管理整个供应链，这种管理模式与传统的物流管理模式相比更加合理和高效，因为它实现了企业内部物流的一体化，把分散的物流各项功能整合起来，并把它当作一个系统进行管理，防止各环节、各物流节点仅仅考虑自身的局部利益，而忽略整个物流系统的成本，以防止和减少内部利益冲突，保证整个物流系统运行的有效运作。可见，在西方的物流管理中，比较侧重的是供应链管理，其管理的目标并不是要达到哪一个环节的成本最低，而是要通过所有功能之间的平衡，来降低企业整个物流系统的总成本，或者在较优的服务水平上使物流成本更加合理化。由于西方物流理念强调的是对整个供应链的组织管理，所以在组织实施中，对运输、仓储等基本的物流服务功能则是按照市场化运作规律来择优选定社会资源，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资源优化和配置的，为人们提供全方位的物流服务保障。因此，西方物流管理活动体现的是现代管理学的思想内涵，是一种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自然社会等各种资源的手段，它将成为企业管理经济活动的一种优化运作模式。
东西方在物流理念内涵定位上的差异，使得中外物流实践活动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以日本为代表的东方物流，其着眼点是企业，注重物流成本的测算和企业利益的得失，比较强调物流是“第三利润源”。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物流，其着眼点是消费者，物流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满足消费者而不是满足企业自己的基础上，所以欧美物流不谈“第三利润源”而特别强调物流的后勤保障服务，这使得欧美的物流管理思想更加具有战略性。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细致地了解东西方发达国家物流产生的背景以及在物流理念定位上的差异，以便更加准确地把握现代物流管理理论的真正内涵，借鉴发达国家在物流管理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推动我国物流产业更好更快地发展，以提高物流服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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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清一：物流管理[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5.
现代化经济体系概念篇6
作为军队如果不能对军事物流成本的构成及其内在规律有正确的认识，也就难以保证保障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从而从根本上影响战斗力的生成。因此，我们必须对军事物流成本有清晰的认识，并在认识的基础上用成本的思想对军事物流进行科学的管理，切实提高军事后勤的保障力。目前，我国在物流成本研究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军事物流成本概念的认识也各有见解。
一、军事物流成本的内涵
军事物流本身的发展变化是物流成本概念发展的根本动力，有什么类型的军事物流，就有与之相对应的物流成本内涵。另一方面，人们通过对军事物流成本的科学认识，又进一步促进了军事物流向更加合理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一）传统军事后勤阶段
在传统的军事后勤系统里，军事物流活动是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方式进行运作、管理和决策。部队用户从提出物资补给申请至最终获得物资，中间需要经过许多环节。首先是物资保障计划的层层审批，然后将保障任务下达至具体的物资供应部门和机构，物资供应部门和机构再根据保障要求筹措物资，一是向上级供应机构请领物资;二是根据下拨的预算资金到市场上进行采购，其间需要选择合适的供应商、签订合同、组织收货入库发货等一系列活动，最后将物资发送至部队所在地。对于物资的最终部队用户来说，也存在着要组织运力接收物资的问题，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与劳动。军事物流成本即存在于军事物流活动的层层审批，层层收发中。
（二）军事供应链阶段
从发展趋势看，军事物流己经“进化”到了军事供应链阶段。战争中敌对双方后勤保障能力的对比，越来越取决于双方军事供应链的优劣。后勤的对抗方式主要表现为敌对双方供应链的竟争与对抗。一个理想化的军事供应链模型如图所示。
在这个供应链模型里，军事物流以一体化的方式进行运作和管理。各项职能前所未有地实现了一体化集成，由此使得过去可以分别计算和统计的功能性物流成本也集成在了一起。各项成本相互联系又彼此制约，此时军事物流成本的内涵已经扩展到了供应链内的物流成本概念。考察分析军事物流成本，越来越多地需要从系统管理的角度进行。对于成本的计算与统计也发展出了新的方法。军事物流成本不管它是由什么类型构成，最初都是由单纯的物流作业引起，而后涉及作业的管理成本，再到组织间的协作成本，最后扩展到了整个供应链范围。
二、军事物流成本概念体系
军事物流成本概念是一个体系，有经济学上的概念，也有管理学上的概念。
（一）管理学层面
管理学里的军事物流成本，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范畴。在军事物流系统中管理层面的成本中包含了决策成本、控制和考核成本等主要内容。所谓决策成本是指军事物流组织用于物流服务决策方面的成本指标，主要包括预测成本、设计成本、目标成本、功能成本、相关成本、差别成本、沉没成本、质量成本、机会成本、资金成本等内容。控制和考核成本是指军事物流组织用于控制军事物流服务运作和管理过程中的劳动消耗，考核军事物流活动耗费水平。
（二）经济学层面
经济学里的物流成本主要从成本计算的角度来考虑。军事物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适时、适量、适地保证部队的物资需求，有数、质、时、空方面的要求。军事物流系统需要具备必要的条件才能满足这种需求，这些条件包括必要的基础设施、设备、人力投入、信息、军事物流活动等，它们是前提。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获取这些条件，这种“代价”在经济社会里往往由货币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军事物流成本可以理解为:为了取得某些物资(如物料、商品)或服务而“牺牲”的某些“经济资源”，这些经济资源的价值通常以货币来计量。
三、小结
以上论述了军事物流成本的各种概念含义。综合起来，军事物流成本概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军事物流成本的基本概念，也就是军事物流成本的理论概念，它是从众多的物流成本现实概念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它指出了军事物流成本的经济内涵，体现了军事物流成本最本质的属性;第二个层次则是军事物流管理成本概念，它是以成本决策为中心建立的，通过各种管理成本概念，可以进行军事物流成本的预测和决策，并加强成本控制;第三个层次是经济成本概念，通过各种军事物流活动的经济成本概念，可以正确计算各种物流活动的花费，并迸行成本考核和分析。有了这三个层次的成本概念，也就形成了军事物流成本整个概念体系。
现代化经济体系概念篇7
我们看到，在《民法通则》之前的法律、法规，包括《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等，从来没有使用过“债权”、“债务”、“债权人”、“债务人”等概念，而在《民法通则》之后的民事法律、法规，甚至公法性的法律、法规，广泛采用了“债权”、“债务”、“债权人”、“债务人”等概念。
《民法通则》的颁布、实施已经十多年，应当说“债权”概念已经深入人心。但1998年3月民法起草工作小组会议上，有个别学者建议取消“债权”概念，建议民法典不设“债权编”，理由是“债权”概念不通俗。当时就有学者反驳说，《民法通则》规定“债权”概念，十多年来已经为我们的人民、企业、律师和法官所接受，为什么要抛弃？有的学者指出，“债权”是大陆法系民法的基础性概念，一旦取消，必将导致民法概念体系的瓦解。有的学者说，如果取消“债权”概念，不仅破坏了逻辑体系，就连权利名称也将发生问题，总不能叫“不当得利权”、“侵权行为权”吧！
今年4月19日讨论民法典体例结构的民法典草案专家讨论会上，与会学者专家就民法典设总则、物权、债权总则、合同、侵权行为、婚姻家庭、继承、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等八编，达成一致意见。包括过去主张取消“债权总则”和“债权”概念的学者，也明确表示赞同民法典设“债权总则编”。但令人不解的是，法工委在专家学者起草的各编草案基础上修改完成的《中国民法典草案（2002年9月稿）》，却突然取消了“债权总则编”。
在9月16－25日法工委召开的讨论《中国民法典草案（2002年9月稿）的专家讨论会上，就中国民法典是否保留债权概念和设债权总则编，进行了激烈争论。会上主张取消“债权”概念和“债权总则编”的学者所持理由，主要有四个：一是认为“债权”概念不通俗；二是认为我们不应迷信德国法的体系；三是认为债权总则实际是合同总则；四是认为侵权责任不是债或者主要不是债。在我看来，这四个理由都站不住。
先谈所谓“债权”概念不通俗。会上有学者认为民法上的“物权”、“债权”、“法律行为”三个概念最难懂。其实，民法上的概念，不通俗的岂止“法律行为”、“物权”和“债权”三者！“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宣告死亡”、“民事责任”，甚至“人”、“人格”、“人格权”等等，哪一个是通俗的？！我们制定民法典，绝不能够以所谓“通俗化”为目标。民法是一个具有严格逻辑性的行为规则体系和裁判规则体系。每一个概念均有特定的含义，概念相互之间有严格的逻辑关系。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开办法学院培养法律专门人才，才需要职业化的法官、律师和检察官，才需要建立专门的司法考试制度。再说，对中国人而言，“债”的概念是古已有之。唐律、明律都有“钱债”。老百姓说“杀人偿命，欠债换钱”。虽其文义有广狭，但其本质同一。是一方请求他方为某种行为的权利，即“请求权”。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说“债权”概念并非不通俗。民法通则颁布以来，“债权”概念已为广大人民所掌握并熟练运用，就是证明。
再谈所谓迷信德国法。有学者认为，我们不应迷信德国法的概念体系，不必套用“物权”、“债权”概念，不必设“债权总则编”。其实，“物权”、“债权”的明确区分，虽然是《德国民法典》首倡，但《法国民法典》就已经采用了“债权”概念。特别应注意的是，“债权”、“物权”是大陆法系民法的基础性概念，无论所谓大众化的法典如《魁北克民法典》，或者学者型的法典如新的《荷兰民法典》，都有“债权”概念，都有“债权编”或“债权总则编”。英美法系本无“物权”、“债权”之分，其合同概念，本来定义在“允诺”（promise），现在的英美法辞典和法律著作已经改用“债权”（obligation）来定义合同概念，即将“合同”定义为“产生债权债务的合意”。可以说英美法系也接受了“债权”概念。可见，采用“债权”概念，规定“债权总则编”，是民法典科学性和体系性的要求，与“迷信”不相干。退一步说，即使是“迷信”，我们可以“迷信”“物权”、“法律行为”、“时效”、“法人”、“人格权”等许多德国人创造的概念，为什么就不可以“迷信”“债权”概念和“债权总则”？！
再谈所谓侵权不是债。有的学者认为，侵权的本质是“责任”而不是“债”，或者仅“损害赔偿”是“债”，特别提到“停止侵害”、“赔礼道歉”不是“债”。但是，各校采用的民法教材，都说“债权”是一方请求他方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从来没有限定所请求的“行为”必须具有金钱价值。因此，侵权行为的后果，不仅请求加害人支付赔偿金是“债”，请求加害人停止侵害（不为一定行为）、赔礼道歉（为一定行为）也当然是“债”！是谁把“债”限于支付金钱的？台湾著名学者王泽鉴在其《侵权行为法》第一册第132页指出：因名誉被侵害请求为恢复名誉之适当处分，“如刊登道歉启示，虽其内容不以金额为赔偿标的，但性质上仍属债权”。
有学者一再提到所谓“债权总则”实际大多是合同总则，现行合同法总则部分的大多数内容实际是“债权总则”的内容，因此认为民法典不必设“债权总则编”。应当看到，现行《合同法》把许多“债权总则”的内容纳入其中，是不得已的，是为了弥补《民法通则》关于“债权总则”的规定的不足。在《民法通则》专设“债权”一节并规定“债权”定义的基础上，《合同法》补充规定了许多本属于“债权总则”的内容，正好说明“债权总则”之必要性。质言之，《合同法》超越自己的范围去规定本属于民法总则的法律行为规则、规则和本属于“债权总则”的规则，是因为《民法通则》的规定太简单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现在我们制定民法典，就应当按照逻辑和体系的要求，使现行《合同法》中属于“债权总则”的规定回归于“债权总则编”，属于民法总则的内容回归于“总则编”，将剔除了属于“债权总则”内容和属于民法总则内容后的合同法作为民法典的“合同编”。怎么能够因《合同法》规定了“债权总则”的内容而取消“债权总则编”？难道也因《合同法》规定了属于“总则编”的法律行为规则、规则，而取消民法典“总则编”吗？
我注意到有的学者主张取消“债权总则编”，并不主张取消“债权”概念。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不设“债权总则编”，而又保留“债权”概念，是否行得通？特别应指出的是，当时之所以能够将许多本属于“债权总则”的规定纳入《合同法》，是以《民法通则》专设“债权”一节并明文规定“债权”定义为前提的。如果没有《民法通则》关于“债权”和“债权”定义的规定作为前提，《合同法》怎么能够规定“债权人代位权”、“债权人撤销权”、“债权让与”、“债务承担”等属于“债权总则”的制度？怎么能够将合同当事人称为“债权人”、“债务人”？《民法通则》之前的法律，如《经济合同法》，从未使用过“债权”、“债务”、“债权人”、“债务人”等概念，而《民法通则》之后的法律则广泛采用“债权”、“债务”、“债权人”、“债务人”等概念，原因即在此。
如果民法典不设“债权总则编”，“合同编”不可能规定“债权”定义，因为“合同编”如果规定“债权”定义，也就成了“债权编”而不是“合同编”。可见，取消“债权总则编”也就取消了“债权”概念。《合同法》现在的许多内容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债权人”、“债务人”尚可用“当事人”代替，就像当年的《经济合同法》那样，但“债权人代位权”、“债权人撤销权”，能改为“当事人撤销权”、“当事人代位权”吗？《合同法》的这许多规定，是以《民法通则》关于“债权”概念的规定为前提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没有“债权总则编”、没有“债权”概念，物权法上的“债权人”、“债务人”、“被担保债权”、“债权质押”等也将失去存在的前提。“物权优先于债权”这一基本原则也就失去了依据。能说“物权优先于合同”吗？能说“物权优先于侵权”吗？没有了“债权”概念，许多商事法律都要受到影响。如《公司法》关于“公司债”的规定，《票据法》关于“票据债权人”、“票据债务人”的规定。特别是破产法，“债权人申请破产”、“债务人申请破产”、“债权申报”、“债权人会议”、“按债权额比例分配”等制度，以及基于“物权优先于债权”原则的“取回权”制度，均将失去前提。甚至公法也要受到影响，如《税收征管法》第45条规定的“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能够改为“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合同”吗？应当指出，“债权”概念，绝不仅是民法财产法的基本概念，而且是整个民商法律的基础性概念，是国家整个法律体系的基础性概念，一旦取消“债权总则编”和“债权”概念，必将导致国家整个法律体系、法律秩序的混乱。
还应当注意“债权”概念作为法律思维工具的重大价值。例如“物权优先于债权”、“债权平等”、“债权请求权”与“物权请求权”的区分、“可分债权”与“不可分债权”、“连带债权”与“连带债务”等等，是我们进行法律思维的工具。法官、律师正是靠这一系列建基于“债权”概念的原则，进行法律思维和办理案件的。如果废弃“债权”概念，我们的法官、律师将如何进行法律思维，如何分析案件和裁判案件？
有的学者对于制定一部具有严格逻辑性和体系性的中国民法典特别反感，他们口口声声说，人家英美法没有债权概念、没有债权总则，不是适用得好好的吗？英美法与大陆法的区别，犹如住帐篷的游牧民族与住房屋的定居民族的区别。凡住房屋的民族，即使盖一座简陋的房屋，也要预先设计房屋的结构，这是住帐篷的民族所不理解的。英美法系之所以不讲究法律的体系，不讲究法律的逻辑结构，因为他们是判例法，是不成文法，是法官造法，他们的法官裁判案件是采用“从判例到判例”的推理方法。我们是成文法国家，法律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官只是适用法律而不能制定法律，我们的法官裁判案件是采用“从规则到事实”的逻辑三段论的推理方法，因此我们的法律必须讲究逻辑性和体系性。因为法律愈有逻辑性和体系性，就愈能够保障裁判的统一性和公正性。客观而论，英美法与大陆法，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但英美法我们学不了，因为我们属于与英美法完全不同的成文法国家，我们没有英美法系的判例法传统，最关键的是我们培养不出英美法系那样的高水平的法官队伍。如果真的制定一部“松散式”、“邦联式”的，逻辑矛盾、体系混乱的民法典，叫我们平均文化水平未超过大专的22万法官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如何保障裁判的统一性和公正性？！
最后还应当看到，“债权”概念不仅在法律体系和法律思维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有其重要的社会意义。这就是，“债权”概念是反映市场经济本质的法律概念，“债权总则”是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不仅“合同之债”是交易规则，“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侵权之债”也都是交易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之下，“合同之债”是市场交易的常态，“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和“侵权之债”是市场交易的变态。在计划经济条件之下，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包括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均通过行政手段、指令性计划和票证安排，因此没有“债权”概念存在的基础。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之间也签订所谓“经济合同”，但这种合同的实质是“计划”而不是“债”。可见，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差异不在合同，而在“债权”，“债权”是民法与市场经济的“连接点”。
现代化经济体系概念篇8
关键词：历史教学；历史概念；教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G623.41文献标志码：B文章编号：1673-4289（2012）09-0014-02
历史概念教学是历史学习的一个重要内容，对学生形成完整的历史认知非常重要。学生对历史教材中知识的学习，主要是通过一个个的历史概念来串联。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我们常常发现，学生对一些历史概念模糊不清，缺乏明晰的认知，这既影响了认知能力的提升，更影响着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关于历史概念教学的重要性，在教育部制订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明确要求：“普通高中的历史教学，要在初中教学的基础上，使学生进一步掌握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理解重要的历史概念，了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及其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初步认识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历史科考试说明》考试能力也要求：“再认、再现重要的历史事实、历史概念和历史结论”。由此看来，中学历史教师要想跟上高考改革的步伐，就必须彻底改变过去那种对历史概念教学的片面认识，把教学重点放在提高学生对历史概念的准确理解和灵活运用上，切实提高学生的理性思辨能力[1]。
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的历史概念教学？其实，历史概念的教学方法有很多，见仁见智，可谓“教学有法，教无定法”。笔者就教学过程中的历史概念的教学方法谈谈自己看法。
一、教会学生准确把握历史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历史概念是以历史理论为指导，是对历史现象进行理论概括的产物，它反映着历史现象的本质、全体和内部联系[2]。一个完整的历史概念包括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所谓历史概念的内涵，就是它所概括的历史事物的本质含义，而历史概念的外延包括它所概括的历史事物的发生背景、结果、影响、评价等要素。历史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决定了历史概念的深度和广度，是判断该历史概念与其它概念有无交叉及交叉深浅的重要标准。例如新课标高中历史人教版必修一第1课《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中就提到了中国古代早期三个重要政治制度概念：世袭制、分封制和宗法制，考点经常是围绕“世袭制”、“宗法制度”和“分封制度”来展开，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掌握学生时常有困难，许多学生辨别不清这几个概念。这就有必要对如何准确把握历史概念及其内涵和外延进行论述。教师首先要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述其内涵：世袭制的内涵是指权力在本家族中世世代代沿袭传承；宗法制度是商周时代奴隶主贵族分享统治权力的制度，它强调的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它的内涵是嫡长子继承制；分封制度是商周时代奴隶主阶级巩固统治的制度，是建立在宗法制度基础上，是宗法制的具体运用，它的内涵是周天子把王畿以外的土地和人民分别封给王族、功臣和古代帝王的后代。从外延看，这三者之间相互关联，权力如何在家族中世袭，这就需要宗法制保障；分封如何有序进行，也需要宗法制来实现。对这些复杂的概念，教师要一步一步仔细分析，防止出现模糊认识，但同时也不能过于复杂，过于抽象理论，要善于通过具体的实例或形象的比喻把复杂的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具体化，学生才能形成清晰完整的印象。
二、教会学生对历史概念进行对比辨析
在历史潮流发展过程中，历史事件、历史现象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性，又受到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而有它的特殊性。因此，某些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既有相似性，又有特殊性。这种相似性往往容易使学生混淆，对学生形成正确的历史概念也非常不利。有效的方法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进行归类比较，分析它们的异同，这样既可以深化对历史概念的理解，也能加强学生对历史概念的记忆。
比较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同一类型的历史事物放在一起，作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找出它们的共同点和特殊点，以揭示这类事物的共同本质和各自具有的历史特征，从而准确认识历史事物[3]。历史上的重要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各种典章制度等，只要有可比性，都可以进行横向或纵向比较。根据笔者实际的教学经验发现，比较的方法在以下几种情况比较适用：一是性质相同而特点不同的历史事件，通过比较可以弄清它们之间异同点。如两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其性质是相同的，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其特点是不同的，通过背景、任务、名称、领导力量、合作的政治基础等进行比较，各自的特点就清楚了。二是把某些表现相同而性质不同的历史事件加以比较，认清不同的本质。如唐代手工业作坊与明代手工工场是性质完全不同的手工业生产。从所处的历史条件、生产规模、生产技术、剥削方式等几个方面比较两者之间的不同，就可清楚地得出：明代手工工场带有资本主义性质，而唐代依然是封建性质的。三是把性质相似或相同而所起的作用不同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比较，以区别他们不同的历史作用。如讲述历史人物时，有称为“民族英雄”或“爱国将领”，有的冠以“伟大”，有的则以“杰出”、“著名”等词语修饰，这些都要仔细比较，领会其意，否则会造成概念不清。
例如，笔者在进行必修二《苏俄新经济政策》教学时，发现很多学生对新经济政策和罗斯福新政两者的区别和联系不易理解，容易混淆。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在教学中就对苏、美这两个不同的国家所实行的经济政策进行具体的比较研究：
如表1所示，通过背景、措施、效果、特点等项目进行具体的比较研究之后，学生对于苏俄新经济政策和美国罗斯福新政有了深刻的感性认识，再接着进行抽象和概括，就可以看出这两者的本质区别了。苏俄新经济政策是在无产阶级国家掌握一切经济命脉的前提下通过在一定限度内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商品生产，以农业的恢复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以便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之上，使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美国罗斯福新政则是在垄断资产阶级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条件下采取国家干预经济的办法，尽量避免国有化的形式，力图保持“自由企业”制度，从恢复信用开始，把重心放在工业的调整上，同时也压缩农业，提供就业，以便消除以产品过剩和严重失业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危机，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
总之，历史概念教学在历史教学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是历史教学的重要环节。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只有学生掌握了历史概念才能深刻理解历史现象的实质，才能认识历史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学科能力。
参考文献：
[1]周才方.历史教学论[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78.
[2]赵亚夫.历史课堂的有效教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64.
现代化经济体系概念篇9
关键词：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会计准则
一、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由来及作用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也称财务会计概念结构，是由若干说明财务会计并为财务会计所应用的基本概念所组成的理论体系，是指导和评价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西方各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70年代。在此之前，无论是美国还是西方其他发达国家制定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主要来源于会计职业团体及一些著名会计学家的有关专题研究报告。然而，进入70年代以后，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原因是：(1)传统的会计理论概念明显落后于客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70年代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给会计实务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如企业兼并、融资租赁、物价变动影响和国际结算等。因此，迫切需要许多新的会计技术方法和新的会计准则。(2)传统的财务会计理论侧重于描述性，缺乏一套首尾一贯的理论框架。这样，与会计准则有关的一些重要的会计文献往往观点不一，甚至于相互抵触，从而导致会计实务的混乱，以及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会计准则和财务报告的严厉批评。正是为了解决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给会计实务带来的新问题，纠正会计实务中处理程序和处理方法上的不一致或出现的分歧，为进一步发展会计准则提供一个具有充分说服力的理论依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于70年代中期率先展开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并将其研究成果陆续以“财务会计概念公告”等文件形式予以。随后，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的会计职业团体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也都先后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进行了研究，并了一系列阐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重要文件和报告。实践证明，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在建立和完善会计准则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可以保持会计准则相关文件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避免不同准则之间的矛盾或冲突，保证会计准则体系的完整性和缜密性。
2能减少准则制定过程中由于个人偏好或不同学派之间的“门户之见”，以及“长官意志”等各种人为因素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从而保证会计准则的科学性。
3可用来评估已的会计准则，既可据以对原准则做出修订和完善，给新会计准则的制定指明方向，而且还弥补准则中的某些缺陷，对重大会计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4有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更好地理解财务报告所提供信息的目的、内容、性质和局限性，使其能据以做出恰当的分析判断和正确的经营决策。
5通过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既可充分肯定传统会计理论中仍然适用的合理部分，又能及时展示社会经济环境变动情况下会计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从而不断地推动会计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
二、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企业会计准则》
我国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研究起步较晚，会计准则的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从目前的会计准则体系来看，它是由1992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1997年起陆续公布的具体会计准则两部分构成。前者又称基本会计准则，是制定具体会计准则所依据的基本会计规范，就其功能来说，类似于西方国家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后者即为国际会计惯例所指的会计准则。这种将会计准则所依据的理论体系，没有采取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而是采取基本会计准则形式的做法的确值得探讨。笔者认为，我国具体会计准则的理论依据应采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主要理由是：(1)基本准则一般是粗线条、抽象化的，侧重于对一些基本会计概念的简要描述，有的条款不可避免让人一时难以理解和接受；而概念框架则可以对这些概念所隐含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加以充分论述和详细说明，即使一些深奥的理论问题，也会变得易于理解。(2)我国的基本准则是会计准则的组成部分，具有强制性，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会计理论说明，虽然可以回避概念之争，但由于不可能有充分论证，容易让人误解为以“长官意志”代替学术争鸣；而概念框架只是制定和理解会计准则的理论指南，是独立于会计准则的理论体系，并不具有强制性，实际上，建立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过程，也就是对有关的会计基本理论问题进行充分论证并指明主流观点的过程。(3)以准则的形式表达会计基本理论，也会使基本准则与具体会计准则之间的重复、矛盾难以避免，这在我国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已的具体会计准则中已经屡见不鲜；而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代基本会计准则，既可以摆脱当前《企业会计准则》不伦不类的尴尬境地，又能解除会计实务界无所适从的困惑。(4)从国际会计惯例上看，美、英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都是把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独立于会计准则予以，这种成功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在探索建立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问题上，有的同志主张将《企业会计准则》修改完善，不搞另起“炉灶”。对此观点，笔者不能苟同。不能否认，《企业会计准则》的出台，对于推动我国会计准则的建设，加快传统会计向国际会计惯例靠拢的步伐，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从时代背景上来分析，当年以基本会计准则的形式表达会计的基本理论问题，要比采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形式效果好。毕竟当时国人中懂西方会计的较少，能理解财务会计概念框架涵义的更是寥若晨星，而一场疾风暴雨式的会计改革又势在必行，在这种条件下，也只有用基本准则的形式进行会计理论的说明，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时至今日，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不但会计环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经过近10年会计改革风雨洗礼的我国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的素质更是今非昔比，加之由于《企业会计准则》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内容大部分亟需修改，此时，废止《企业会计准则》，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而代之的时机，应该说已十分成熟。
三、构建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设想
1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基本内容
借鉴西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包括以下基本内容：(1)会计本质。会计本质是会计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概念，应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首先予以明确。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之所以没有会计本质的论述，可能是因为在西方国家，“信息系统论”已得到会计界的普遍认可。我国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关于会计本质的认识，会计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无论是“信息系统论”，还是“管理活动论”，都未得到普遍认可。(2)会计基本假设。对于会计基本假设，西方往往在公告的背景资料中结合会计环境进行简单的提及，未进一步深入地加以阐述。但实际上，会计假设是基于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而提出的，是会计核算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它又包括基本假设和技术假设两个层次的内容。其中，基本假设对财务会计具有全局性的重大影响，必须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之中。(3)会计对象。西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只对会计要素进行详细论述，对会计对象不涉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会计对象一直是我国会计界争论的热点话题，将其列入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原因在于：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具体化，财务报表设置哪些要素，设置多少个要素，这都必须限制在会计对象的范围内，受到会计对象的制约，如果只提会计要素不谈会计对象，即会计对象不明确，要素的设置就会失去客观的依据，则难以保证其合理性。(4)会计目标。对于会计目标，西方各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财务会计概念框架都立足“决策有用观”。事实上，无论是“决策有用观”还是“受托责任观”，都各有其存在的特定经济环境。“决策有用观”适宜于资本市场高度发达并在资源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环境；而“受托责任观”则适合于委托方和受托方可以明确辨认，资源的委托与受托关系不是通过资本市场而是直接往来形成的经济环境。由于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十分发达，企业大量资本的取得，主要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国家作为委托方仍然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将我国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是比较恰当的。(5)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会计信息的质量特征是通向会计目标的桥梁。会计目标定位于“受托责任观”，决定了我国会计信息的首要质量特征应是可靠性而并非是相关性。此外，关于会计要素的定义，会计要素的确认、计量、记录，以及财务报告等问题，均应在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中加以阐明。
2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制定机构及名称
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应由同一机构来制定及，这一点似乎已为我国会计界所普遍认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的制定任务大多由民间团体来承担，但按照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和现实条件，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则应由政府部门即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制定及。原因是：(1)我国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是公有制为主体且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这就决定了国家是我国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而由政府部门来制定会计准则，则是满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需要最为直接的手段。(2)在我国，只有政府才有能力协调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会计准则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不同的准则将生成不同的会计信息，从而影响到不同主体的利益。在我国，至少到目前为止，任何一个民间团体都不具备协调会计准则经济后果的能力。废止《企业会计准则》，而由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取而代之，还要涉及到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名称表达问题。西方对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称谓不尽相同，如美国称之为“财务会计概念报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称之为“编报财务报表的框架”。考虑到既要为我国广大会计工作者所普遍理解和接受，又能体现财务会计概念框架与会计准则的关系，还要反映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本质，我国财务会计概念框架可以“会计准则的理论框架”或“会计理论框架”的名称来表达。
参考文献：
现代化经济体系概念篇10
［关键词］经侦价值经侦范畴经侦体系
自从1872年英国人希尔，在伦敦进行的《预防与控制犯罪》的国际会议上提出了经济犯罪这个概念开始，经济犯罪从此就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经过了将近100多年的寂静之后，随着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和我国社会的改革开放，经济犯罪侦查学这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又一次焕发了青春，一马当先首先跨越了历史的断层，顾不得抹去长乏的冬眠残存在心灵上的噩梦，以一双不太适应的眼睛，迎接理性的光芒，很快在法苑中立住了脚跟，但是面对其他公安学科的竞争与挑战，经济犯罪侦查学意欲何为，出路何在？每一个有志于经济犯罪研究的学者都应该扪心自问，并进行深刻的反思。
一、经济犯罪侦查的哲学价值内容
经侦哲学，又可以称之为经侦法理学，在现代哲学中价值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成为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具诱惑力的问题，以至于形成所谓价值哲学。英国学者彼得・斯坦和约翰・香德在《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一书中列举西方社会的三个基本价值：秩序，公平，自由，但是在价值的基础上，经侦哲学到底有怎样的研究范畴和体系是需要我们每个人认真思考的。经济犯罪侦查学是以经济犯罪与经济侦查为内容的，因此经济犯罪与经济侦查是经侦哲学的最基本的范畴，经侦哲学的理论大厦并非沙上之塔，而是建筑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而范畴就是这一理论大厦的基石，它起着奠基的作用，经济犯罪，经济侦查这样一些基本范畴，是经侦哲学不可缺失的。对这些基本范畴的科学界定，就如同经侦哲学的理论大厦埋下拱心石，经侦哲学面向整个经济犯罪的立法，经济犯罪司法，从中进行抽象与提炼形成自身的理论体系。如果我们不是借助于范畴这样一种高度自治的抽象化手段,就无法掌握千千万万个特殊情况，因此，范畴具有高度的凝聚性,一个范畴往往包括着博大精深的思想容量。通过范畴的这种凝聚功能,就能透过分纷繁复杂的现象反映经侦的联系和本质。
二、经济犯罪侦查的哲学范畴和体系
哲学中，关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客观事物是普遍联系着的，范畴作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也必然反映事物的这种联系性，因而范畴之间也具有相互作用的关系中，不仅如此，而且真理只是在他们的总和中以及在他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在经侦哲学中，各种基本范畴也都处于相互作用之中，经侦哲学的基本原理也正是蕴含在各个范畴的关系之中。哲学中最基本的关系是因果性关系，因果关系是现象的联系形式之一。经侦哲学中，两大基本范畴――经济犯罪与经济侦查之间就存在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因果性，可以说是经侦中的报应观念赖以存在的哲学根据。例如著名的报应论者黑格尔在论犯罪和刑罚的必然联系时指出：“犯罪作为自在的虚无的意志。当然包含着自我否定再其自身中而这种否定就表现为刑罚。”显然，在黑格尔看来犯罪是原因在原因之中包含着的自我否定的因素，刑罚就是这种自我否定的外部表现，它是结果。经济犯罪与经济经济侦查之间的时间隔得越短，在人们心中，经济犯罪与经济侦查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来越突出，越持久。因而，人们就很自然的把犯罪看作起因，把侦查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由于经侦哲学的两个基本范畴――经济犯罪，与经济侦查之间存在这种因果关系，因此经济犯罪，与经济侦查的两大部分的范畴也往往存在这种因果关系。这种关系相互作用，就形成罪刑关系辩证运动的过程，这种相互运动机制是：犯罪情况制约着侦查手段，侦查手段制约刑事立法，刑事立法制约这行刑效果，行刑效果又反作用于犯罪情况，如此往复，以至无穷，这就充分说明了经济犯罪和经济侦查相互作用的关系的客观性。范畴之间的关系，往往表现为关系命题，关系命题本身又形成了一个上位的范畴，关系命题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侦哲学的科学性。
从范畴到关系命题,再从关系命题到经侦哲学体系,这是必然的逻辑进程,体系是这一逻辑进程的归宿,无疑归宿具有终级的意义,因而是价值追求的结果。在哲学上，体系的建构被称为范畴的系统化，范畴的系统化发轫于古希腊哲学。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就是由十个基本范畴构成的：本质，数量，关系，地点，时间等等。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对范畴系统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经侦哲学范畴系统化的第一步，是要对经侦哲学的范畴进行遴选，也就是说要根据一定的标准将某些经侦概念选把列入经侦哲学的范畴体系，由此形成一份经侦哲学范畴的名目录。但范畴的遴选仅是建构经侦哲学的第一步，接下来便是范畴的分类问题，在哲学中分类是知识或活动的某一领域的各种并列从属概念的体系，他经常表现为形式不同的示意图，并用来作为确定这些概念或对象种类之间的联系，以及帮助理解各种概念或相应对象的多样性的手段，因此范畴的分类，对于经侦哲学体系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笔者认为经侦哲学范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一是经济犯罪的范畴;二是经济侦查本体论的范畴。这两大类范畴既相互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又有各自不同的特征。经侦哲学体系的建造,有赖于一定的范畴,这在哲学上也成为模型。由一套概念,结构,类型,依序整理的标准各个等级和分类组构成各的模型，称为概念的分类。黑格尔在《逻辑学》的存在论就是由质，量，度，三部分构成，而质又由存在,现有的存在,和自为的存在三部分构成，形成一种正，反,合的范式。这种范式对于我们建立经侦哲学体系具有一定参考的价值。
总之,经侦哲学范畴经过遴选，分类，组建，然后系统化，从而形成经侦哲学体系，关于经侦哲学体系，很多学者都有自己的不同理解，但是无论怎样只要我们运用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经济犯罪这种现象，经济犯罪侦查学将会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次。
参考文献:
[1]陈兴良:《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许发民:《论刑法文化与刑法现代化》.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