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案例篇1
关键词:不完全竞争市场;农村金融;连接机制
abstract:China’sruralfinancialmarketisanimperfectcompetitionandpartialfailuremarketessentially.ifthegovernmentdoesn’tinterveneintheruralfinancialmarket,theallocativeefficiencyofruralfinancialresourcewouldbedifficulttoimprove.Butifthegovernmentintervenes,constrainedbymanyfactorstheinterventionusuallydoesnothavecontinuity.theestablishmentofsustainableconnectionmechanismforfinancialandcreditsupportforagricultureisofparamountimportance.
Keywords:imperfectcompetitionmarket,ruralcredit,connection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F830.6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0-0042-04
一、农村金融市场是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
对农村而言,资本通常是最稀缺的资源。二十世纪50-70年代,各国政府都在努力解决本国经济不发达的农村问题和贫穷人口的问题。当时的理念是:政府要多给予低息、甚至无息的贷款,当然还有很多财政资金的投入,但是效果并不完全尽如人意。二十世纪90年代后,人们认识到要培育有效率的农村金融市场,仍需要一些社会性的、非市场的要素去支持它。正是由于农村独特的社会习俗、经济交易和社会结构,相对于普遍意义上的金融市场而言,农村金融市场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存在进入壁垒。由于金融业的特质性,对金融机构特别是农村金融机构采取相对严格的准入制度,对在农村设立金融机构进行限制,导致农村金融体系相对单一,主要表现为正规农村金融市场中单一的出售者控制信贷市场,它们产品的市场价格有一定程度控制力,呈现一定程度的相对垄断特征。
二是农村金融市场呈现出高度信息不对称。在农村圈层社会信任结构和小农经济环境下,缺乏信息会阻碍潜在竞争者进入市场,新进入者对客户缺乏信息,这也阻碍消费者转向消费新产品,从而限制了厂商的进入。信息不对称虽是金融机构面临市场的一种常态,然而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远比城市工商业金融市场普遍和严重(周立,2005)。由于农户缺乏必要的财务报表和数据资料,面向他们的征信工作很难标准化,正规金融机构往往难以忍受信息采集需要耗费的时间和成本。研究表明,即便是利用私人信息的农村放债人,为采集足够的信息以便决定是否提供信贷,也需要与农户进行至少不短于7年时间的交往(Debraj,1998)。
三是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特质性风险。居住于农村的借贷人通常有居住分散、生产手段简单、生产规模小、信贷需求金额不大等特点,使得金融机构的规模效率难以发挥。同时,风险虽然是金融机构面临市场的一种常态,然而农村金融风险的特质性导致现代商业金融风险配置的失效。从农业行业属性来看,农业投资具有长期性、高风险性和低盈利性,而信贷资金则追求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从需求特征上看,农村的借贷往往难以严格用于生产性用途,因为处于生存经济状态的农户借贷人具有较强的刚性生活融资需求,尤其在出现婚丧嫁娶、疾病、上学等问题时。据调查(何广文,2001;周立,2003),1980年代以后的中国农村借贷,借贷需求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非生产性借贷需求仍然是最主要的金融需求。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和农民收入偏低,是决定农村金融需求偏好的根本因素,这就导致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由于达不到一定的生产规模,天然地存在排斥向“三农”投入的倾向,除非约束条件发生改变。
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特质性风险等问题,以盈利为目的的现代商业金融机构,往往不愿向农村提供信贷服务。这样,农村金融市场的自然发育结果就是:农村金融市场成为农村资金流向非农产业、城市和大公司的通道,出现“金融的城市偏向”。尽管人们知道,将资金分配在农村远比分配在城市更为重要,但市场型金融组织在这一点上出现明显的“农村金融市场失灵”(程漱兰,1999)。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农村信贷市场距离完全竞争市场相当远”(Besley,1995;周立,2005)。农村金融市场的这种不完全竞争特性,必然导致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可能无法培育出一个社会所需要的金融市场。为了补救市场的失效部分,政府有必要采用财政方式进行行政引导,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由于市场缺陷所带来的问题,但地方政府如何介入以及介入程度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大学生村官帮扶工程与百万农户致富工程
临沂市是山东省农村面积最大的农业大市,全市总人口1034.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占比约80%,农业的发展程度一定程度上影响全市经济发展水平。但由于农村金融发展相对滞后,贷款投入不足,资金严重外流,资金价格高企,严重约束了有效需求,进而形成经济与金融发展的不良循环。对此,在1998年,当地人民银行借助代管农村信用社的行政资源优势,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百万农户贷款工程”;2004年初,临沂市委市政府在“百万农户贷款工程”基础上又发起了“百万农户致富工程”。2008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山东省委组织部安排部署,临沂市选聘1990名大学生到村任职,并配套出台《关于实施到村任职高校毕业生帮扶农户科技致富工程的意见》,拟用3年时间实施“大学生村官帮扶工程”。
(一)行政引导
“大学生村官帮扶工程”:大学生村官结合自己专业,利用远程教育和互联网等先进载体,为农户提供科技方面帮助和支持。选定科技致富项目,引导农户参与,实施工程帮扶,或分别选定5-10个相对贫困农户实施定向帮扶,对帮扶贷款只需要一人担保,利率只上浮12%。目标是到2011年,争取让受帮扶或示范带动的农户在学科技、用科技和自我发展能力上明显增强,户均增收4000元以上。
“百万农户致富工程”:为带动农户发展,市政府要求各县区确定农民致富工程重点项目库,农户据此自主选择发展项目,经村(居)委会确定、审核后分批集中报财政部门审核,并报金融机构进行备案。农户贷款利率上浮幅度一般不超过基准利率的50%,财政按照月息3‰的补贴额度进行补贴。项目的农户之间按照经济对等、彼此信任、完全自愿原则,协商组成联保小组。联保小组负责小组成员贷款的申请、使用、管理和归还的监督;在贷款本息未还清前,成员不得随意转让用贷款购买的物资和财产,对成员借款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二)财政贴息
“大学生村官帮扶工程”:临沂市财政每年从扶贫资金中列支500万元,高校毕业生任职的苍山、莒南、费县、平邑、沂南5县财政每年安排配套资金50万元,对被列入帮扶农户科技致富工程的项目和对被帮扶农户2.5万元以内的贷款,按年息3%的利率给予贴息支持。
“百万农户致富工程”:全市制定统一的百万农户致富工程贷款贴息比例为按月息3‰予以补贴,在此基础上,各县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应的贷款贴息比例。如兰山区推出了“惠农贴息让利贷款”,金融机构执行“零”利率,财政部门对按月付息的农户按每月4.98%进行贴息;蒙阴县依托邮政储蓄推出的“百万农户致富工程”贷款贴息率高达6%。
(三)社会效应
“大学生村官帮扶工程”:该工程解决了部分贫困农户在创业项目、信息和资金的难题。目前,确定的帮扶项目主要是蔬菜、林果、中药材、食用菌等投资少、周期短的当地优势种养殖项目和农产品生产基地、标准化养殖小区等技术含量较高、效益较好的项目,普遍具有较好的盈利预期。截至2009年4月末,临沂市共向6197户农户发放扶持贷款14570万元,支持农户发展致富项目1367个,带动农民就业10967人,2009年预计可实现户均增收1500元。
“百万农户致富工程”:截至2008年末,财政部门共为致富工程贷款贴息5120.8万元,致富工程贷款累计958.6亿元,贷款余额达176.7亿元;贷款涉及66.5万户农户,占全市农户总数的22.8%。据统计,在致富项目带动下,全市农户贷款覆盖面达到36.6%,比2003年末提高了11.5个百分点;依托致富工程项目发放的贷款不良率一直保持在10%以下,低于全市农村信用社贷款平均不良率4.1个百分点。参与致富工程的农户累计165.5万户,占全市农户总数的56.9%;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位,是2003年的1.7倍;致富工程实施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4%以上,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个多百分点。依托致富工程项目,全市农业产业化组织已发展到1700多家,带动基地农户增收48.5亿元;全市推广先进实用技术200多项,主要农作物优良品种应用率达到95%以上,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应用率达到51%,科技在农业增产中的贡献率达到54%。
三、政府介入金融支农的约束因素分析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由于存在市场失败的因素,政府干预有必要但不能取代市场,合理的方式是政府成为市场的有益补充。即便如此,政府干预经济活动还是会受到许多预料不到因素的影响。临沂市两项政府支农工程的运行也印证了这一点。
(一)政府介入金融支农受制于弱势“三农”的市场基础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弱势地位,既要面临旱涝冰雹等自然灾害,又要面临行情波动的市场风险,农产品需求弹性较小。农村是弱势经济区域,经济比较收益较低;农民是弱势群体,传统种养,分散经营,缺乏财富积累和信用积累,缺乏抵押担保。在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共同作用下,资金、人才、物资、土地等生产要素会自发的从农业领域流向非农业领域,前几年国有商业银行大规模从乡镇、农村撤退,可以说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这一弱势的市场基础,对财政贴息等干预手段带动农村金融资源的配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二)政府介入金融支农受制于供需主体综合素质
从临沂两项政府介入金融支农工程实践看,大部分农户均是平生第一次享受正规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正处于致富和经营项目调整的起步或成长阶段,不了解银行内部贷款程序,几乎没有同金融机构打交道的经验。基于同样的原因,其投资理念和风险意识也比较薄弱,市场风险的承受能力十分有限,资金运用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传统的农村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分散、额度小,对信贷资金的依赖性较低,农村信贷资金需求一定程度上受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户组织化程度的影响。从金融供给角度看,一方面,农业受自然环境影响较大,因而从整体上看农业的比较收益低于其他行业,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自然条件差,其经济发展难度大于城市及城郊地区,这限制了以利润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金融机构的信贷投入积极性。另一方面,外部性问题也将进一步约束金融机构的信贷投入。虽然金融支农解决了农户生活、生产资料不足的问题,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和谐社会建设,但金融机构的自身收益远低于社会综合收益。
(三)政府介入金融支农受制于农村外部信用环境
信用环境状况虽然不是决定政府是否开展支农工程的前提条件,但好的信用环境无疑会成为吸引和凝聚金融资源跟进的重要因素。根据人民银行在2001-2002年的抽样调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形成中,由于计划与行政干预而造成的约占30%,地方干预,包括司法、执法方面对债权人保护不利的约占10%(周小川,2004),因此外部环境因素必然决定着信贷支农的可持续和规模扩展等问题。多年来,在农村对信用意识强调的不够,因此,在农村、农业和农民领域一直没有形成良性的贷款市场,农业银行扶贫到户贴息贷款不良率47%就是一个例子。如果农村信用环境过于恶劣,那么有限的财政贴息资金必然也难以发挥金融机构在农村提高信贷覆盖面的引导作用。
(四)政府介入金融支农需要正确处理好直接干预与间接干预的关系
政府过度介入不仅会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还会引发垄断,降低效率。比如,日本对农村合作金融采取了直接资金注入的方式,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靠政府优惠和财政支持,造成财政压力大。而泰国政府设立的农业与农村合作组织银行(BaaC)就比较成功,其成功的最主要经验可以归结为有效规避了行政的过度干预。因此在政府对农村金融的干预中,要把握好直接干预与间接干预之间的微妙关系。直接过长时间的干预也会破坏市场机制,从而导致资金的分配效率低下,而注重农村金融的造血机制,通过为农村金融发展创造环境,如宏观经济、产业政策、法规环境和适度的财政补贴等,虽然短期难见成效,但在长期会形成金融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四、几点启示
临沂市“大学生村官帮扶工程”和“百万农户致富工程”通过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目标组合,来实现对农村经济的金融服务,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由此,得到几点启示:
(一)建立财政补偿农村信贷市场的风险溢价政策体系是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连接的关键制度安排
农业是弱质产业,投入多、产出少、周期长等决定了农村金融服务的成本高、风险高、收益低。从市场风险来看,农村信贷市场的风险水平要比城市信贷市场高出一部分,因此金融机构为弥补风险必然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但是,资金价格提高后必然会将农村的一部分借款人逐出金融市场,不利于增加农村市场的信贷供给总量。通过财政介入对金融机构承担的高出平均风险水平的部分进行补偿,自然会提高金融机构扩张农村资金供给的积极性。
(二)确保涉农金融机构商业可持续发展是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发挥持续协同效应的基本原则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百万农户致富工程”不仅对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作了限制,而且贷款主要发放给有项目需求的农户,保证贷款用于特定的农业生产活动。同时,严格的监督和审查制度避免了贷款补贴没有流入贫困的人群反而流入富裕或与权利有联系的人群手中现象的发生。不但鼓励金融机构商业可持续发展,而且注重了对农户致富能力的培育,在信贷资金支持下,农户收入水平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不但自身脱贫致富,而且也为归还贷款提供了保障,实现了农村经济与金融共同发展。
(三)加强信用环境建设,提高借款人组织化程度是财政支农和金融支农发挥辐射效应的前提条件
相对以前财政扶贫,“百万农户致富工程”和“大学生村官帮扶工程”打消了农户“一旦国家贴息,就是政府给的救济”的理念,讲信用,按时归还贷款是取得财政贴息的前提,不按时归还贷款就不能享受财政贴息,对农户信用意识的提高形成了“财政资金”激励引导作用。同时,在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放款人对借款人的情况无法充分掌握,金融机构很难控制农村借款人的信贷风险,因此政府通过鼓励农村借款人提高组织化程度,如利用借款人联保小组以及组织借款人互助合作等形式,通过小组成员的内部监督和信用提升来解决道德风险问题,这就成为影响金融机构信贷投入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周立.两部门合作:农村金融体系形成的一般逻辑与中国经验[C].2005年中国经济学年会论文.
[2]周小川.完善法律制度,改进金融生态[C].“经济学50人论坛”,2004-12-2.
[3]祖洪涛.加快发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需解决的几个问题[J].济南金融,2004,(3).
大学生村官案例篇2
关键词：小官；巨腐；依法治官
中图分类号：D2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6）02000809
2014年11月4日，中央巡视组第二轮巡视反馈情况报告中“小官巨腐”成为高频词，并明确指出了“能人腐败”、“苍蝇式腐败”等问题凸显[1]。近年来，“小官巨腐”、“小官大贪”、“小官豪贪”成为新旧媒体的热门话题。与所谓的“高官大腐”相比，一些基层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一贪再贪，一腐再腐”，形成“小官巨腐”的现象，引起了公众的热议与愤怒。尽管舆论报道沸沸扬扬，但其理论研究却是一个薄弱环节。“苍蝇”与“老虎”一样都是共和国大厦的蛀虫，不容忽视。笔者拟对“小官巨腐”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在归纳其特征与成因的基础上，对依法治官，特别是治理“小官巨腐”的对策进行探讨，以供有关部门与热心于此问题研究的同志们参考。
一、“小官巨腐”典型案例分析
在我国能够称之为“官”的，主要指在党政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人员，又称“领导干部”。人们常把省部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称为“大官”；厅局级领导干部叫作“高官”；县处级领导干部叫作“中层干部”，暂叫作“中官”；乡科级领导干部则叫作“小官”。相对而言，“小官”不仅是领导职务层级的初始级别，而且是指其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比较小。我国的村不是一级行政建制，所以“村官”不是“官”，但他们在公共组织中也掌握了部分公共权力，因此也把他们称为“官”。
据媒体报道，近15年来，全国处级以下官员腐败案件涉案金额超过500万的有45人，其中，38人涉腐超千万，有8人过亿[2]。2014年9月19日，北京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对56名乡村官员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严厉查处，其中“千万元级别官员”不在少数，“小官巨腐”严重。这里的“小官”包括副科级以上党员干部与农村“两委”班子中的党员干部[3]。“两委”是指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根据上述报道，本文中的“小官”是指县处级以下、副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包括县级机关部委局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以及农村“两委”领导干部（主要是指村主任与党支部书记）。“巨腐”是“小官”运用职权便利收受贿赂、侵吞和挪用公款等权力寻租获取一千万元金额以上的非正当利益。按此标准，我们选取近年来媒体公开报道的10个“小官巨腐”典型案例进行分析，试图归纳出“小官巨腐”现象的特征与原因，为“依法治官”提供治理思路。
（一）案例解析
笔者根据报纸与网站报道的信息与数据整理出10个典型案例（按职位降序排列），曝光时间、担任职务、贪污事实、涉案金额、惩处结果等如表1所示。
表1“小官巨腐”案例情况
姓名媒体报道担任职务腐败事实涉案金额惩处结果戴兵2014年8月新华社原重庆永川区建设工程管理中心主任、原招投标办主任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款1060.9万元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晏大彬2008年8月新华网原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局长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贿赂2226万元判处死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黄伟明2014年12月《南方都市报》原深圳市葵涌街道拆迁办主任利用职务便利与他人合谋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1000万元仍在调查审理张新华2014年12月《南方都市报》原广州市白云农工商公司（国企）总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贪污受贿近2.4亿元判处死刑，，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追缴违法所得马超群2014年11月新华网原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利用职务便利索贿、贪污、挪用公款1.2亿元，黄金37公斤，房产68套仍在调查审理纪海义2014年9月人民网原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党委书记利用职务便利收取贿赂9000余万元仍在调查审理袁学勤2014年9月人民网原北京市延庆县旧县镇农村经济经营管理中心主任利用职务便利收取贿赂2400万元一审被判有期徒刑22年阎海明2012年2月《法制晚报》原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齐礼阎村村支书利用拆迁之机贪污受贿2000余万元判处无期徒刑，郝二柱2015年5月《人民日报》原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红寺村村委会主任利用职务便利，挪用村集体土地补偿款5010万元正在调查常勇2013年12月《京华时报》原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桃山村村主任伙同他人违法建设，诈骗购房款1100余万元判处有期徒刑10年，罚金45万元
（二）“小官巨腐”特征分析
根据表1中官员担任的职务、贪污事实、涉案金额、惩处结果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小官巨腐”有以下特征。
1.腐败官员的职务低、腐败金额大是其显著特征
从表1中可以看出，腐败的基层官员职级呈现低职化，都是处级以下党员干部与农村“两委”班子中的党员干部。虽然“官不大”，但他们手中握有房屋拆迁、征地补偿、修路、集体资产处置等方面的实权，寻租却很容易。如：原重庆市巫山县交通局局长晏大彬利用修路和发放交通执照权力大肆收受贿赂；马超群利用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总经理（科长级）职务便利疯狂索贿、贪污和挪用公款；原北京怀柔区庙城镇桃山村村主任常勇伙同他人违法建设，诈骗购房款；原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齐礼阎村村支书阎海明利用拆迁之机贪污、受贿；等等。
（一）将“选官用官”权力关进法律和党规的笼子，确保选“好官”依法治官，首先是要依法选官。选官是治官的基础和源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源头受污染，就要花更大力气去治理。严格依法选好官，可以降低治官成本。因此，必须首先完善“选官用官”的法律法规和党规党纪体系，依法选好官，从源头上防止“小官巨腐”现象产生。
1.完善选拔与晋升的法律法规以保证“好官”晋升渠道通畅
如果一个地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盛行，“会干的不如会说的”，“会干的不如会跑的”，“会干的不如钱多的”，官场产生了逆淘汰，干部就会寒心，群众就会不满意。要保证基层选好选准“好官”（好干部）并获得重用，关键是考察不能失准失真，科学、客观、公正、务实的考核是前提条件。因此，要完善基层官员与农村干部考核与晋升的相关规定和办法。
对选拔乡科级领导干部而言，第一，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完善党政领导干部考核条例与规定中的考核条款，不唯GDp为考核指标，防止简单地将经济总量作为评价干部的主要依据。既要注重考核经济建设情况，又要注重考核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实际成效。不能脱离德的要求去选“能人”。既要注重考核干部的才能，又要考核其廉洁自律情况，绝不能“带病上岗”。第二，规定开放式考核原则，扩大考核主体，扩大基层民众对基层官员的考核作用。采取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等多种民主方式，广泛听取民众的合理化建议与意见，保障基层民众的知情权、了解权、参与权的实现[10]。第三，健全与创新考核方法，规定考核内容的多元化和基层官员的综合素质考核，运用重实效和重内容的考核方式挑选合适的基层官员晋升，保证考核结果的反馈与运用。
对选拔农村领导干部而言，需要完善选用村官的法律法规和考核办法。目前江西省、山东省、江苏省、河南省、安徽省等相继出台并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修订，从制度上完善了对村官的选拔与监督，逐步实现依法治村官。第一，改革村官候选人的提名办法。坚持公开报名与党组织资格审查，通过公开考试筛选候选人，而非村主任与村支书提名，以此限制农村领导干部“选官用官”的权力。第二，加大“村官”用人公示力度与时效性，将用人的最终决定权交给村民，如有举报，需查实后方可进行选举。第三，加大审查村民举报的“村官”拉票、贿选等违法现象，保证“好官员”晋升通道通畅。
2.完善基层群众参与“选官用官”的法律法规以落实“群众公认原则”
基层官员的选拔与任用要坚持民众的广泛参与，发挥他们的自治权力，选出“好官”而非“贪官”。为落实“群众公认原则”，主要有以下方法。
对选拔乡科级领导干部而言，要把“组织意图”和“群众公认”原则结合起来，杜绝在提拔干部问题上“个人说了算”。完善选拔任用规则的具体要求：第一，把民主推荐作为选拔任用乡科级领导干部的必经程序，坚持“民主推荐在先，确定考察对象在后”的原则。要把民主推荐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必经程序和第一道工序，让群众从起始阶段就参与其中，使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从程序上得到保障。第二，要努力扩大推荐测评群众参与面。在基层领导班子换届以及个别提拔任职，确定参加民主推荐的人员时，特别是要保证基层群众及服务对象参加民主推荐的比例，使推荐结果真正体现群众意愿，克服从内部人员中推荐内部人员的现象。第三，要正确运用民主推荐的结果。对民主推荐赞成票达不到规定要求的，不能作为拟提拔人选考察对象，使干部推荐过程和选用结果真实反映群众意愿。
对选拔农村干部而言，第一，保证人大代表、村民代表甄选的公正性、公平性。确保发挥基层精英整合作用，因为甄选代表是村代表会议公正的第一步。切实落实《自治法》中村民“选官用官”的参与权利，就要通过制度规章保障村民代表监督“选官用官”全程，切实发挥村民代表会议、村民会议的实质作用。第二，将法治思维与法治思想通过法规制度化，在基层民众中形成积极参与“选官用官”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风气，依法行使质询权、罢免权，保证基层民众选出“好官”。第三，在基层自治组织建立“法律诊所”，宣传“选官用官”法律法规，普及法律知识，强化群众公认原则的实际效用。
3.落实公开“选官用官”的法律法规以杜绝基层“暗箱操作”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能够有效防止“选官用官”权力被滥用、错用，因为绝大多数官场腐败案例都是在暗箱操作中进行的。要保证基层党政机关“选好官”（好干部），必须完善公开选官的办法与规定。
对选拔乡科级领导干部而言，第一，完善选拔与任用的全程信息公开制度。首先应通过推进办事公开和媒介宣传，让群众了解掌握干部选拔任用的政策规定。在民主推荐和选举前，应将空缺的职位以及选拔领导干部的标准、条件、范围对象向群众公开，真正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让群众知道民主推荐和选举领导干部是自己应有的权利，积极参与推荐和选举活动，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第二，公开候选人和拟提拔人的相关资料。包括个人的硬、软条件，如民族、性别、年龄、学历及专业、工龄及专业年龄、现任职务与职称、党派等，不能有假；政治信仰、从政道德以及才能、性格、气质等考核情况。此外，效仿英国的《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公示官员财产。第三，选举程序和结果公开，接受干部和群众监督。利用“公开”这一反腐利器依法治理基层“选官用官”腐败，保证选拔与任用的公平和公正。
对选拔农村干部而言，建议制定《村级干部选拔与任用条例》，明确规定“村官”选拔与任用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防范“村官腐败”风险。
4.完善“选官用官”违纪惩处的法律和纪律规定以惩治“买官卖官”等行为
“买官卖官”、“带病提拔”和“村官贿选”是当前基层“选官用官”权力腐败的三大表现。防止此类官场腐败现象的主要做法有以下几种。
第一，完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的违纪与纪律处分，明确规定“用人失误”（如“带病提拔”）相关责任人的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等具体处分种类，严格对应执行。第二，完善司法惩治“用人腐败”（如“买官卖官”和“村官贿选”）对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的相关司法程序，通过程序公正实现司法公正，实现基层民众要求依法惩处腐败官员的诉求。第三，构建“选官用官”终身责任制。“谁推荐谁负责”，相关的领导干部要终身为其推荐与提拔官员的结果负责。建议出台《关于推荐候选基层干部终身责任追究的实施办法》以保证在“选官用官”环节责任的落实。形成党纪、政纪、司法惩治和预防“用人失误”、“用人腐败”格局，防范“小官巨腐”现象。
（二）将“选官用官”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确保“管好官”对官员的治理，历来就有“人治”和“法治”的争论。实践证明，人治只能产生短期作用，法治才能产生长久效用。邓小平曾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11]依法治官，就是将法律法规和党规党纪形成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把“官员”手中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1.净化基层政治生态，将“小官”权力关进民主监督制度的笼子
1945年，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效率的谈话中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2]“小官巨腐”之所以猖獗，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主监督的眼光聚焦于“高官”、“大官”，放松了对“小官”的民主监督。因此，要建设基层清正廉洁的官场风气，必须净化基层政治生态，把“小官”的公共权力关进民主监督制度的笼子。强化民主监督制度的主要措施如下。
第一，建立公共权力公开机制。公开县级党政机关和乡镇党委政府的权力清单，公开乡科级领导干部和农村“两委”党员干部的职务权力清单。让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知道“法律规定即可为，法无规定不可为”，以利于“主人”监督“公仆”。第二，建立“法律顾问制度”。通过专业法律顾问保障县乡政府依法行政，规范科（局）长和乡镇长依法行使职权。第三，建立群众监督制度。定期召开人民群众意见征集会、半月谈。各区、县纪委公布举报电话，开通网站举报入口，扩大民众参与监督的途径与方式。发挥基础民众自治能力，约束“小官”公权力。第四，加强媒体监督作用。开辟多元监督渠道，将媒体监督纳入监督系统，监督基层公共权力的运用。第五，发挥专门监察机构作用。县级纪检监察部门应在乡镇设立基层监察室，延伸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与查处功能。如湖南湘西在全州165个乡镇都配备纪委书记和纪检干部，2127个行政村都配备纪检员，农村基层纪检组织实现了全覆盖[13]。特别要加强纪检监察部门对“村官”经济责任的监督。如辽宁昌图县近几年来，实行“村财乡管”，有效杜绝了财务混乱，并通过党务公开、村务公开、异地交叉审计工作的有效开展，逐步建立起让村干部不能违纪、不敢违纪的制约监督机制[13]。通过完善监督制度，发挥长效监督作用，净化基层政治生态，优化党风政风，减少“小官”的违法现象。
2.有权必有责，将“小官”权力关进责任制度的笼子
虽然乡科级和农村两委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比较小，但也是公共权力。“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14]只有将“小官”掌握的公共权力关进公共责任的制度笼子，才能有效防止“小官巨腐”现象。
基层官员责任制度建设主要是完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与《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中违纪惩处的具体规定。一是强化专门问责机关对“小官”们、权力寻租等行为的问责惩处；二是加大对乱用职权、不行使职权、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问责惩处；三是对涉及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大问题不及时解决，或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能够解决而不及时解决等失职行为进行问责惩处；四是加强对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如收受他人礼品、违规接受私人宴请、违反财经纪律、违主义道德等问题的问责惩处。
对违法用权的“小官”，除了党纪政纪要问责外，涉嫌利用职权犯罪的必须追究其刑事和民事责任。对于那些涉案金额巨大、影响极坏、民愤极大的职务犯罪分子必须处以极刑，形成“不敢贪”，否则难以遏制“小官巨腐”猖獗。
问责制度笼子有利于将“小官”权力圈在合法范围，督促基层官员依法履行职责，做有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基层干部。
3.培养法治思维，将“小官”权力关进预防腐败制度的笼子
“小官”的公共权力不是私人的徇私武器，而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公共资源。因此，要将权力关进教育预防腐败制度的笼子。对“小官巨腐”，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主要路径有：第一，推进主体廉政责任建设，建立县级党政机关局长（党组书记）和乡镇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制度。强化基层官员领导干部清正廉洁、公道正义的价值观、权力观、事业观，防止权力寻租。第二，建立警示约谈机制，将腐败控制在事态前端。对乡科级干部，要坚持抓早抓小，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约谈、函询、诫勉，防止小问题酿成大错误。第三，强化乡科级领导干部依法用权的法治教育，重点在于遵纪守法、公正廉洁、克己奉公等公务员的自然属性、职业要求与伦理道德，以及职务犯罪知识、反腐败高压态势等。积极探索适合乡科级领导干部的教学方式。法制教育的形式可采取讲授式、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式[15]。将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依规矩办事等知识印在脑海里，落实在行动中。第四，把对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延伸到农村领导干部。如北京市的190名村党组织书记参加了一场特殊的培训，主题是廉洁履职，专题学习《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试行）》，再次明确强调乡村干部41个“不准”等规定，提升村官的法治意识[13]，从而净化“小官”们的从政心态，改变官员的当官发财（捞一把）意识，履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证公共权力的运用符合法律法规与党规党纪。
最近，在同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指出，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是为党和人民做事用的，只能用来为党分忧、为国干事、为民谋利。要正确行使权力，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说：“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选择从政就不要在从政中发财，选择发财就去合法发财。”[16]总书记的讲话对乡科级领导干部和村官们仍然适用，只有所有的“小官”也“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吏治清明的一天才会到来，这就是“依法治官”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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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of“GoverningofficialwithLaw”and
itsCountermeasure：Basedontheexample
of“SmallofficialbutGreatCorruption”phenomenon
CHenwenquan，XUKe
（teachingandResearchDepartmentofpublicadministration，
ChongqingadministrationCollege，Chongqing400041，China）
大学生村官案例篇3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社会角色；角色扮演
一、问题的提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江苏等省市为了解决“三农”问题，在全国率先招聘大学生担任农村基层干部，开启了实行中国大学生“村官”的第一步。此后其他省市纷纷仿效，大学生“村官”在全国得到了全面推广。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大学生就业难的大背景下，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实施不仅可以为新农村建设输入一大批年轻人才队伍，而且可以缓解大学生就业难的现状。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完善，大学生“村官”计划现已正式转入国家主导的工程建设阶段，被舆论热评为“新时期的上山下乡运动”。
在我国特有的二元制结构社会下，农村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过渡时期，大学生“村官”在转型中如何适应这一变化？如何定位自己在农村的角色？他们对自己角色的定位与村民和村干部对其定位有什么差异？如何引导大学生“村官”在基层给自己明确定位？这是本次研究关注的重点。
二、研究设计
（一）个案概况
本文以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大学生“村官”为个案进行研究。六合区，地处南京市北部，人口约915845人，土地面积1485.5平方公里，是南京市11个市辖区之一。南京市从1999年首次面向社会招聘大专以上的高校毕业生前往农村村级组织中工作。近年来，2009年江苏省省市联动招聘大学生村官710名，其中六合区271名。2010年省市联动选聘大学生“村官”共511名，其中六合区270名。2011年省市联动选聘大学生“村官”共140名，其中六合区40名。2013年，六合区共有在职大学生“村官”一百余名，流失现象比较严重。
（二）研究方法的选取
笔者首先采用文献研究法对大学生“村官”政策进行解读，以中央颁布的相关政策及南京市的具体法规为重点来分析国家对这一群体的规定和期待。然后通过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在南京市11个市辖区中抽取了六合区作为研究对象。最后运用滚雪球的方法从六合区在职的一百余名大学生“村官”中选取了15位大学生“村官”，笔者也访谈了大学生“村官”所服务农村的17位当地村民、5位村干部。本次调研主要从大学生“村官”在工作前期的准备情况、日常的工作内容、人际关系、社会适应度、自我认识及他人对大学生“村官”的评价等方面进行大学生“村官”的自我角色定位。
（三）资料的整理
本文以英文CaSe的第一个字母C表示个案，以数字表示序号，如个案C1，个案C2，以此类推对个案进行简单编码。
三、大学生“村官”角色分析
随着大学生“村官”政策在基层的不断推进，大学生“村官”所扮演的角色呈现多样性。从对文献及访谈资料的分析中，笔者发现大学生“村官”本身应该扮演的角色在不同群体中呈现差异性。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整理，本文将从政府视域、村干部、村民及大学生“村官”本身四个角度来呈现大学生“村官”角色的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大学生“村官”的自我角色定位。
（一）政府视域下大学生“村官”的角色
从国家推行大学生“村官”政策的目的来看，实行大学生“村官”计划具有满足新农村建设对人才的需要，同时对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国家要求大学生“村官”真正的深入农村，更深一步地了解国情，发挥自己优势，协助当地村委科技兴农；有效地灌输和传播先进的技术和科学民主的发展观念，影响并带动农村干部及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发展社会主义农村新型农民。同时在农民权利意识不断增强的今天，大学生“村官”要努力引导农民合法合理的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缓和农村矛盾、维护农村稳定，有效地推动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2]综合看来，从政府视域下大学生“村官”所扮演的角色是：政府政策的宣传员、科技推广员、基层普法员等多重角色。
（二）村干部眼中的大学生“村官”角色
村干部对大学生“村官”的具体定位主要集中在：利用广泛的学识扩展村两委班子事业；利用自身人力资源引进高校科研推动农村科技发展；利用丰富的人脉资源引来资金项目；利用所学知识和专长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四个方面。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虽然村干部对大学生“村官”在科技、管理及发展方面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在实际运行中，大部分村干部又觉得刚到村不久的大学生“村官”因为对村民不够了解，在决策方面并不任由他们做主导。
（三）村民眼中的大学生“村官”角色
中国农民自古有“无事不进衙门”的传统，对于大部分村民而言，如果没有什么必要的事情需要找村干部，一般不会去村委会，更不会关心村委会的干部。因此，村民对大学生“村官”并没有很深入的了解。调查发现，大部分村民并不关心大学生“村官”，甚至不知道自己所在村有无大学生“村官”。此外，部分村民对大学生“村官”与普通村官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区分。当我们解释大学生“村官”是由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担任村干部时，大部分村民表示：在科学技术方面，大学生“村官”应该给村民带来先进的农业技术，帮助他们增加农业产出，在社会服务上，应该多给村民讲解法律及一些社会知识。调查发现，在村民眼中，大学生“村官”更趋近于一个先进传播者角色。
（四）大学生“村官”自身对村官角色的理解
刚从大学走出来大学生“村官”，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和角色抱有很强的期待，大部分大学生“村官”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在定义自己的角色：（1）先进传播者。农村首先是一个很封闭的地方，思想保守，很多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传不到，大学生“村官”可以利用他们自己的特长带给农村一些有用的知识，教给农民一些实用的技术；（2）村干部的一员。大部分大学“村官”表示，作为大学生“村官”，多少具有官的特点，怀有先进思想的他们能够在村两委的决策上有一定的发言权；（3）农村文化活跃者。农村的生活不仅封闭而且单调，大学生“村官”是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们的到来为农村增添了活力，带来了生机和希望。
四、大学生“村官”自我角色定位存在的问题分析
大学生“村官”尚未形成一个独特的社会阶层，社会各界对他们的角色定位还相对模糊。从城市到农村，从大学生到村官，高校毕业生的身份和生活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人们印象中，大学生被称为“象牙塔里的骄子”，而村官大多是由具备一定群众威信和工作能力的农民担任。大学生“村官”与外在主体发生互动，并力图从他人的言行中获得对自己身份的确认与角色的支持。如果外在主体的反应与自己的身份标准不相匹配，大学生“村官”的自我身份确认就可能出现模糊甚至偏差，经受挫败、疏离之感。在此情况下，大学生“村官”则需要对自己的行为输出进行调适。“人的‘次级社会化’过程‘否定’了先前社会化的成绩，要求对行为进行彻底重构，继而要求新的技能和知识”。高校毕业生一般对农村工作的复杂性缺乏一定的了解，到村任职后很可能需要进行角色的主体性重构。在角色适应的过程中，自身的诸如素质、追求和心理状态等因素也可能造成角色失调。[3]
角色失调是指个体在扮演自身角色的过程中出现了矛盾或者遇到障碍甚至遭到失败的情况。具体来讲，角色失调主要分为角色冲突、角色不清、角色中断和角色失败等四种情况。[1]119
（一）角色冲突问题
在社会中，角色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他角色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一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角色就是所谓的角色集。角色集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多重角色集于一身，这主要是强调一个人内部的关系；一种是一组相互依存的角色，这主要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109角色冲突是指人们在角色的扮演和实施中，在角色内部和角色之间会发生冲突、矛盾、抵触和对立，从而影响了角色的顺利进行。[1]119
大学生“村官”作为农村中的一员，避免不了要和他人进行交往和互动，和他联系比较紧密的就是村民以及村干部。在调研中，笔者发现，部分大学生“村官”和村民以及村干部的关系并没有预想的好。
C2：我刚来村里时，由于语言障碍，和当地人沟通很困难，并且有村民认为我在农村呆两年就离开，所以很多事情都不会来找我。此外，村干部对我总是有一些疑虑和担心，所以在带我时积极性很低。
在该个案中，笔者发现大学生“村官”由于不熟悉环境，不熟悉方言，自身比较内向和牵扯多重利益等原因，他们和当地村干部以及村民的关系和预想的有一定的差距。此外，有一部分成家的大学生“村官”对自己兼顾村务和家务，表示压力很大。
C5：我已经结婚两年了，现在有一个1周岁的儿子。我的老公也在六合区政府上班，所以我们两人很少有时间共同陪儿子，儿子出生不久就被送回外婆家，我们夫妻俩只有在周末才会开车回老家陪孩子几个小时。看到儿子慢慢长大，我却不在他身边，心理很内疚。
在此例访谈中，笔者了解到，大学生“村官”的日常工作很繁琐，每天的工作量比较大，对于工作和家庭，他们只能兼顾其一。作为“村官”，他们比较称职；但作为父母，他们也无能为力。在部分大学生“村官”身上，出现了角色紧张现象。
（二）角色不清问题
角色不清是指社会大众或者角色的承担者，他们对于某一角色或者自己承担的角色没有清楚的认识，不明白这一角色所要求的行为规范，也不知道这一角色是干什么的状况。[1]120调查中笔者发现，角色不清在大学生“村官”中表现明显，部分村官对自己的角色和工作并没有一个全面和客观的认识。
C6：在刚来村里的时候，我很迷茫，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做什么，在开始的半年里，村支书几乎没给我安排过什么任务。一开始我做一些文案，下农户进行政策宣传，帮忙解决纠纷等。可是，我自己感觉自己现在所做的事情和我预想的不一样。其实，对于初来乍到的大学生“村官”来讲，对于自己的职位迷茫很正常，因为还没有完全熟悉和融入到当地。所访谈的大学生村官认为自己在岗位上的角色就是给村里提供新技术，但是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村官具体定位也是不明确的，不知道自己的职责，大学生村官的身份地位模糊。
（三）角色中断问题
大学生“村官”出现角色中断的情况主要体现在大学生和村官这两种角色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困难。角色中断指的是人们在自己前后承担的两种角色之间发生矛盾的现状，它的发生主要是因为人们在承担一种角色之前并没有为这一角色做好准备。[1]120
C12：我刚来这里的时候，我很沮丧，甚至崩溃。因为这里的环境太糟糕了，语言不通，不合群，不被领导和村民理解，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
笔者认为，大学生“村官”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原因在于其自身在角色的转变上没有做好充分的物质和精神上的准备。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前夕选择大学生“村官”作为其职业发展，大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指导缺乏专业的辅导和培训，这就需要他们在工作中慢慢学习和适应。然而，高校毕业生在来到村官这个岗位上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角色转变的困难，导致其在村官的工作中出现角色中断的现象。
（四）角色失败问题
笔者在访谈中了解到，有一些大学生“村官”看似每天按时工作，但从和他们的谈话中，笔者发现他们只是应付生活。角色失败是所有的角色问题中最为严重的一种状况，它是指角色扮演者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成功扮演好这一角色，不得不选择放弃。[2]121
C15：我不觉得大学生“村官”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只不过每天百无聊赖的去应付各种琐事。我有同事只不过做了一年半就去考公务员了，有很多人劝我也另谋出路。先干着，以后再说。
大学生“村官”角色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出路不明显、大学生自身主观能动性缺乏。许多大学生选择当村官是由于严峻的就业形势，他们并没有把大学生“村官”当成自己的终身职业，仅是一个跳板和过渡期，所以对于期满后的归属他们是非常看重的，国家政府也有考虑但在实际的落实中还存在很多不足。
笔者在分析后认为，出现角色失调的具体原因很多，不外乎个体的内因与环境的外因这两种。一个人要扮演的社会角色，既然不完全就是他本人，那么与之所要扮演的角色之间总会有差异。[1]117在笔者看来，大学生“村官”出现上述的问题，不管是角色冲突，角色不清，还是角色中断与角色失败，都对大学生“村官”本人的心理、工作、新农村的建设有一定的副作用。
五、小结与思考
本文在探讨研究意义的基础上，阐述了政府、村干部、村民以及大学生“村官”本身对于大学生“村官”的不同定位。并着重从社会学的学科视角对大学生“村官”在进行角色扮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笔者发现大学生“村官”在进行角色扮演过程中，存在角色冲突，角色不清甚至是角色中断和角色失败现象。究其原因，无外乎自身内部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两方面。笔者认为为了更好的发挥大学生“村官”在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应该对大学生“村官”的角色进行一些明确和引导。
第一，政府应该加强对大学生“村官”的培训和培养，完善大学生“村官”的权益保障制度，进一步明确国家对大学生“村官”的角色定位。
第二，村干部与村民层面要积极配合村官工作，要对大学生“村官”充满信心和希望，要不断尝试着去接纳他们，为大学生“村官”创造良好的环境。
第三，大学生“村官”自身也要进一步去提高个人素质，对自身的身份的转变做好充分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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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官案例篇4
从前近代时期洪洞的情形来看，对于水资源问题的重视，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人们心目中与“水”有关的神灵的祭祀[6]，一是对于现实社会中水利事务的管理与经营。对于前者的神圣意义，自然勿庸置疑，而祭祀亦非单纯的“人—神”对话。现存广胜寺水神庙的万历年间《校正北霍渠祭祀记》讲到霍渠祭祀时，坦然直率地说：“当事者以众散乱无统，欲联属之，遂定为月祀答神，贶萃人心，此祭之所由来也”[7]。对于洪洞霍县交界之四社五村的调查也证明，“社首权威的授受和建立，是通过祭祀仪式实现的”[8]。这样看来，祭祀活动的目的之一是请神灵作为聚合人心的中介，而祭祀也就成为“人”与“人”对话的别种组织方式，成为人世间交涉管理的途径之一。就这一意义而言，这构成了一种“人—神—人”的水资源管理模式。
本文的讨论，将侧重于后者，即现实社会中“人”对于水利事务的经营，侧重于考察地方社会水资源管理事务中“精英人物”的活动。由此入手，我们有机会更加具体地观察民间社会组织的活动，有可能获得更为丰富、更为逼近社会现实的认识。
一、秩序：传统的重申
前近代时期的地方社会中，“秩序”的建立与维持，无疑是地方官府与民间精英人物所关注的中心问题[9]。这里既包括上下尊卑不容含混的统治秩序，也包括家族内部的生活秩序、乡村邻里的共存秩序、社会生产的运行秩序，等等。
所谓“秩序”，事实上是社会结构、生存方式的反映，它往往体现为若干“规矩”的集合，凝固于民众普遍接受的“传统”之中。或许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秩序”，都是通过环环相扣的“程序”才得以落实。来自现实生活的压力与挑战，不断构成对于既有秩序的冲击。既因应现实而制订规矩、调整规矩，又在调整过程中不断重申传统——这成为洪洞水资源管理活动中的习见程式。
（一）水利规约：渠册与渠规
在洪洞，负载着有关水利事务之管理原则的文本，主要是诸渠编修的渠册以及与水利相关的碑刻。
渠册是记载水利规约或曰渠规的簿籍[10]；而所谓“渠规”，即有关渠务的各种规矩约定。民国初年的洪洞县长孙奂仑曾经指出，
（诸渠）公共联合既极巩固，册例规约又极严明。……虽文有精粗疏密之不同，然同渠之人，无不奉为金科玉律焉。[11]。
当地民庶也说，“至于渠册，虽野老耕氓，奉若金科玉律”[12]。
在现存四十馀份洪洞渠册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有关当地水资源管理的“有形”内容，如有关阖渠事务的各种规定，涉及权利义务的具体周密条文；又可以观察到“无形”的内容，如条文背后体现出来的利益关系，当时当地处理各类关系（例如围绕水事的人/神之间、官/民之间、民/民之间的关系，等等）的原则与方式[13]。
渠册为建立相对稳定的用水秩序而建，“地亩夫册之修辑甚为完善，而纠葛亦因之以少。治法治人两得之。”[14]其中繁细的规矩强调着传统，体现着沿渠上下利益关系的分配与保证。渠规中的章法，通常建立在民间习惯的基础之上，是受到官方支持、保护的民间规约。
清涧渠渠册附录的乡贡进士郭鹏鸣道光二十五年（1845）所作“案述”中，记述了该渠自金代天会二年（1122）开挖以来，“渠例”“渠规”的修立传承经过。据他说，自乾隆五十年（1785）洪水致使“失册”之后，六十馀年间，
古规无凭稽考，居上游者任意使水，以致有是年五月之讼。幸际邑侯贯甫陈老父母，详察结讼之由，知条规不立，霸截滋生，不为严断章程，而后日之讼必将蔓延无已；乃集两造断定分节按日使水之规，又指示严立条规之肯綮，谕令鹏鸣会同上节本年公直李安邦等，公造渠册，禀请核定。
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围绕水规渠册事，地方官与乡绅、渠首之间运作的衔接。渠册不仅是沿渠水户的使水依据，也是官府处置诉讼的决断依据，是连接当地“民”与“官”的有效纽带。
从某种意义上，渠册也是连接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纽带。这不仅是因为渠册中记录着阖渠水户与神灵“沟通”的途径，也是因为渠册中渗透着一种群体感，寄寓着人们对于合理的用水秩序的期冀——这种秩序本身，尽管是现实生活中不断调整的结果，却在人们心目中上升为权威的化身，荷载着传统赋予的神圣。
对于洪洞（含原赵城）、霍县交界处四社五村水利簿编辑、保管与传承方式的调查[15]，使人们感受到遵依“祖制”、象征传统的水利簿籍类乎“经卷”般的神圣权威。作为特定文化积淀的产物，这些簿籍成为民众信奉、崇拜的对象。
（二）碑刻：水利规约的凝固与公开
目前所见水利规约，多以两种方式出现：除渠册外，即是碑文。洪洞的水利碑刻就其内容而言，主要分三类：有崇奉灵异事迹者，有称颂渠首劳绩或褒扬捐赀修渠筑桥、建葺庙宇之功德者，也有不少记载围绕水事之纷争的处置经过者。前两类碑刻，有不少由民间树立。第三类碑刻，内容包括诉讼案例、渠务科派的核定等，往往与渠册条规共存互申，地方官府的介入程度也更深。今仅就此类情形略作讨论。
作为记叙刊布的方式，碑刻的特点在于其内容的公开性与凝固性。不同于渠册通常由掌例、渠长把握，碑刻立意于众所周知。绵亘三县的通利渠《人字坝碑文记》，末条明确说：“石碑一样三通，载明原案章程条规。临、洪、赵三县各立一通，以防后人损坏。”[16]地方官府正是着意利用这种形式，保证水事条规与官方裁断的广泛布达。
重申传统、宣示政令，是官立水利碑刻的重要内容。现存最早的洪洞水神庙碑刻，即金天眷二年（1139）《都总管镇国定两县水碑》[17]，记载着金代前期赵城、洪洞县民围绕霍泉的水利纷争以及官府的处置经过。碑刻中具载官府申报批覆的上下公文，其中称以往的“户籍水数若干，具在碑石，永为来验”，这一“碑石”，应指北宋庆历六年（1046）所立霍泉渠分水碑，该碑针对庆历五年水利纷争事，核定了“三七分水”的原则。天眷时处理纠纷的重要原则，即“依古旧碑文内各得水分数比附”；判断是否均平的准则，是“考验古碑水数无异”；而当时的处断办法，又是由平阳府幕官“摭其事，再为之记，刻于其石，帖赵城、洪洞两县，置碑二亭，一亭于两县分水渠上竖立，一亭于本府公厅内竖立，免使更有交争者”。而金代这一碑文的内容，又被明代隆庆二年（1568）《察院定北霍渠水利碑记》[18]引作“考验”的依据。当时洪、赵再生纠葛，洪洞渠长屡兴词讼，口头上却表示“历唐宋旧规，不紊古碑”；官府奉行的决断原则，是“旧规一定，决无相争”，以此为“无事息争之良法”。平阳知府报告调查与处理方案，要求“于两县各立石碑一通，以杜后词”；而山西巡按宣示批覆，也要将“始末情词，刻石为碑，立于本庙居中，永为遵守。”
从以上三方内容相互关联的碑刻来看，尽管宋、金、明数百年间政局跌宕，政权易手，而有关水利事务的处断原则，却具有高度的延续性。一方方“古碑”也似乎凌驾于王朝更迭之上，具备跨越时代的恒久影响力。
碑文内容与渠册内容的呼应，是洪洞水利规约的明显特点。碑文所载单一渠道水事争讼的决断文案，往往声明“洞验渠册，查照旧规”，传谕阖渠人等“一体遵守，毋任违规，以免滋讼”[19]；而针对渠际纠纷的处断，则构成分划诸渠利益范围的基础[20]。通利渠、南霍渠、北霍渠、润源渠、长润渠、连子渠、润民渠、第二润民渠、普润渠的渠册中，都抄录了记载明清时期本渠重修或纠纷处置经过的碑记。万历年间的《水神庙祭典文碑》中，规定将祭祀费用“著成贰簿，本县除一簿记卷以备稽查，一簿付渠长轮流收执，仍勒石永为定例，以便遵守。”
渠册通常由绅民修立，有些会报官核定；而碑刻与官方对于水利事务管理的关系更为密切，立碑事往往有官方直接参与。立碑者的权威与碑刻内容的权威凝聚一体，在百姓心目中份量颇重。
一方面，碑刻作为规约的载体、裁断的凝固化，立碑者显然希望、也愿意相信其上负载的内容可以广为人知且传之久远；另一方面，我们却也看到，违背规约内容的纠葛从来不曾止息。与来自渠册修订者及立碑者的多方制约并存的，是现实利益驱动下的反复较量与讼争。
二、管理渠务的自治组织
前近代时期的洪洞诸渠，多为民渠[21]，除通利渠、南北霍渠等少数渠道外，一般规模不大。
（一）渠务组织的性质及特点
洪洞的渠务组织，就其性质而言，大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是以渠系、以水文边界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水利组织（其中心事务与涉及域面皆不同于以村落为基础的农村基层组织）。
第二，民间自行组织、自行运转；官方承认其合法性，维护其权利。
第三，派工征款以“夫”为基本单位，用水量以“水程”为标准，计量原则比较合理。
第四，管理层由推举出来的地方精英[22]构成，具备权威性，有维持当地水系正常运行、调节用水纠纷的基本能力。
对于第三点，需要作一解释。渠务管理的主要职能之一，是收取相关费用、组织兴工派役。洪洞与水利有关的征款派役，通常以“夫”为单位。“夫”并非简单的人丁单位，而是与灌溉区内的受益田亩数量直接相关：有一定的受益田亩数，即折为一定的“夫”役。它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受益户获取的经济权益与所须承担的义务之间的关系[23]。正因为“夫”与灌溉田亩的折合对应关系如此直接，在各渠统计灌溉面积时，可以直接以“夫”作为单位[24]。
将兴修水利所派之工与受益田亩面积直接联系起来，这种方式，体现着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原则，显然较依户丁或按资产摊派更为合理。从洪洞目前保存的资料来看，这一派工方式早在元代即已出现[25]。
(二)渠务管理者
清代《山西通志》卷三十《水利二》提及洪洞诸渠时说：
胥设掌例、渠司、渠长、沟头、巡水、公直有差。（以境接赵城、临汾，易起争端，故设渠司为详）。
从洪洞现存清代渠册规例来看，各渠管理沟道修浚以及灌溉事务的组织大致类同。直接参与管理的人员，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1、 渠长（或曰“掌例”）
管理诸渠事务的最高头目为渠长[26]，有些渠规称之为“掌例”[27]。所谓“掌例”，是指掌管渠例，监督照章办事之人[28]。由此亦可推见渠规渠例在水利管理中的重要程度，它事实上具有控制用水的权力象征意义。
渠务较繁者如通利渠，渠长通常不止一位。依其主管事务不同，分为兴工渠长、治水渠长、督水渠长、接水渠长等类别。
2、 渠司、沟头（或曰“沟首”）
在渠长指令下负责“浇灌、盗水等项”事务[29]。
3、 巡水
按时插移水牌、巡视水行状况，并且负责巡视保护渠上石桥等建筑[30]。
4、 夫头
平时受命收敛钱物、兴工时带领管理夫役[31]。
除去直接管理用水事务的不同层次组织者之外，还有专门负责祭祀进香的香首、盘首（盘头）[32]。在缺乏固定水源处，祭祀祈雨等类乞灵于“天”的活动意义尤其重要，香首、盘头的地位会更加凸显。
（三）对于渠首的推选
渠首通常在一定范围内产生，轮流担当。就北霍渠两通“历年渠长”题名碑来看，自明嘉靖后期到清乾隆年间，大体上说，“治水之长，一年一更”[33]。而通利渠则允许“蝉联接充”[34]。
1、基本资格：
各渠具体规定不同，但多注重家道、人品、能力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成的《重修通利渠册》“选举”中规定：
选举渠长，务择文资算法粗能通晓，尤须家道殷实、人品端正、干练耐劳、素孚乡望者，方准合渠举充。
所谓“家道殷实”，通常就具备一定经济实力而言。据该渠乡绅孙恩瀛等说：“孙曲村历来村中递选渠长，必取……当年种地十亩之大户。”[35]由此可知当地对于渠长资格之实际核定办法。
选择渠长的基本原则大体上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为“家道殷实”（“上户”、“地多”），一为本人能孚众望。也有的明确规定须自夫头或巡水中选充[36]。这几项条件，实际上已将候选者框定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2、推选方式：
“公推”、“公举”，是诸渠渠册中常见的措辞。渠长偶有约定由一姓世代相传者[37]，但通常要由沿渠诸村“公共推选”。推选方式包括逐届临时推举，符合资格条件者依次轮流[38]，或是“签选”。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数情形下，并非由全体相关水户直接选举[39]，而是在“合渠公举”的名义下，由渠道各受益村的一些“代表人物”聚议推举出来的[40]。规模有限的水渠如均益、天润、广平等渠，由合渠“选保”“轮膺”；而规模较大、涉及数县的通利渠，则需先集议推举，继而在官方的监督下完成。
通利渠号称洪洞“第一渠”，绵亘赵城、洪洞、临汾三县二十一村[41]，浇灌土地两万六千馀亩，涉及范围广、人户众多；其渠长的推举方式，经过酝酿调整，应该说是洪洞诸渠中最为完备的。与此相关的材料，集中在刻石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的通利、式好、两济渠《人字坝碑文记》附录[42]，修订于次年的《重修通利渠册序》以及《增定通利渠规十二则》中。
当时的平阳知府刘光炘查勘通利渠截河阻水案，传集该渠绅民孙恩瀛等，令其“会议一经久之计”。孙恩瀛等人的建议集中于选任渠长的方式上：
合渠上中下三节凡有渠长之村，例系九月初一日签换。……绅等拟仿上三村成法，于应充渠长之村预择公正勤谨、堪胜渠长之任者各若干家，著册定案，作为预备渠长，另单呈核，以便置签候掣。每年即在此若干家内掣签。恐人事变迁，富贵无常，合渠绅民每届十年会议一次，其有中落之家以及事故变迁，公议具呈免充；并各该村有新兴之家，公议更举续增。且续增免充，必合渠绅民认可，方得增减，如有不合宜之处，从长再议。[43]
据此，通利渠“签换”渠长已是往年惯例，此时则效法被称作“官渠”的上三村之施行方式，使其步骤更趋完善。首先是限定于某些“应充渠长之村”，按一定标准保举推选“预备渠长”，“合渠德望素隆之耆老、乡里矜式之缙绅公同认可”，才可以呈报官方核准列入预举册内；然后即在此范围内经官府“临时当堂掣签点充”[44]，决定正式渠长人选。
拟议中的这一过程有两个环节值得注意：其一，“预择”预备渠长的标准：尽管提及“公正勤谨、堪胜渠长之任”，选择却是落实在“若干家”而非某些个人身上的，而且“富贵无常”、家道“中落”是导致预选范围变化的主要因素，取而代之者，则是“新兴之家”。由此可见，选择虽然会考虑多种因素，其关键却在于家业背景而不在于个人素质。其二，“签换渠长”[45]的做法，与明清以来中央政府铨选任命官吏时的“掣签”“签派”办法一脉相承[46]。在矛盾纷繁的背景下，这一方式靠确定“预择”标准来控制备选范围，保证由富裕民户出任渠长，同时通过带有偶然性的“掣签”，避免垄断、请托之弊，防范“富民避充、奸民争充”；而对于“置签”的审核及“掣签”的“当堂”完成，则使官方的权威性渗透入这一过程之中。
三、活跃在洪洞水利事务中的“地方精英”
（一）水利事务的实际控制者：以通利渠为例
使用同一水资源进行灌溉，以水渠为纽带彼此连结，承认共同的使水原则，负担相应义务——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渠务自治组织，可以被视为一“水利共同体”[47]。共同体中的成员在利益“均沾”的同时，也面对着无尽的利益冲突与调节。直接管理渠务的组织系统，从掌握一定权力的诸渠渠长、沟首到听命出役者，实际上受控于共同体中的乡绅大族。
通利渠流程长，在使用、维护、修缮等方面需要协调的问题大量而繁复；沿渠村与村、人与人之间冲突集中，与他渠的矛盾亦相当突出。这使渠务管理成为复杂的问题。除渠长负责具体事项以外，各村的士绅经常直接出面商讨、处理沿渠集资兴建、纠纷调停等类重大事务[48]。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通利渠拟于稽村界内购地另开渠道，为此呈递平阳府的申状，并不是由诸位渠长牵头，而是由三县的几位监生、附生出面禀报的[49]。在《重修通利渠例姓氏》名单“采访”栏目内可以寻得该数人姓名，亦可看出，该数人皆非在任渠长[50]。在申状中被称为“临汾县洪堡村等八村绅民”代表的卓攀桂，是该县南王村附生。次年，在处理通利渠争水问题的努力中，被称为“渠绅”“耆民”的孙恩瀛等[51]被继任平阳知府刘光炘召集，共同讨论经久之计。这位孙姓绅耆，其正式身份也是临汾县孙曲村的附生。
所谓“贡生”、“监生”、“附生”，都是清代不同类型的生员。这些名称反映出来的，并不是他们层次不尽相同的读书求学生涯，而是他们共同的终身性的乡里士绅身份[52]，是他们在“地位级序”体系中占居的位置。特定职业的资格化、身份化、地位化，是等级社会中的常见现象。在水利事务中，他们集议订立渠规，修缮渠册，参与渠务管理；他们既是地方势力的代表，又在某种意义上是官吏的后备力量。作为“官”与“民”之间的中介，这种双重身份对于当地官府与民众的影响力都不容低估。
申状中声称购地开渠事“将邀集合渠士绅渠长公同商酌”；而平阳知府杨士燮的批示中也强调，“札饬赵城县会同临洪两县，督率绅董、渠长，迅速购地开办”[53]。此外，在《重修麻沟桥碑记》中也提到，当同治三年（1864）八月汾水涨溢，将桥冲塌后，
上五村首人郭成玉邀集绅董，诣桥勘雇，并会同十五村绅耆等，具禀前府宪李太尊案下，蒙批准择日兴工。[54]
在通利渠，“沿渠绅董”的议定权是相当明显的。所谓“绅董”，应该是指沿渠乡绅参与募款、理事的成员，有时也被笼统地称为“绅耆”[55]。由“绅董”“绅耆”会商的运作方式，以渠务繁杂、纠葛纷纭的通利渠最为典型。渠册中规定，渠长是否蝉联，要“准合渠绅董人等具禀”[56]；“有异常大工，非一村之力所能独任者，临时邀集本渠绅耆另议”[57]；有紧要工程，需“另择督工”时，由绅耆保举[58]；本渠钱物，由“品行端正、家道殷实之绅耆”负责“明白登记，收管存储”[59]。即便作为纠纷权威处置者的“官”，裁断是非的主要依据也是由绅耆们主导制订的《渠册》、渠规；而官府断决中所罚钱物，“一律交由本渠绅董经管”[60]。
《增订通利渠规十二则》之一称，当推举渠长时，“如有人本不在应会议渠务绅耆之列，擅行干预、纷纷滥举者，准合渠指名送官究治”[61]。所谓“应会议渠务绅耆”，尽管未列出严格范围，却显然是指当地不言自明的乡绅圈子。
值得指出的另一点，是活跃在水利管理事务中的“头面人物”的高度家族延续性[62]。以连子渠为例，在其19席“功德位”中，北张村程氏即占了5席，中统元年（1260）程祥为该渠首任渠长，而清代顺治二年（1645）出面告官的程四哲、顺治十年渠长程登进、程登龙，皆其后裔。
除日常管理事务之外，在与水有关的祭祀活动、临时建设修复等公益性活动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出自同一家族的组织者。通利渠上的公孙堡石桥，同治中被毁，洪洞杜戍董氏（静轩公）“解己囊，资之两千馀缗，工始得竣”；光绪年间，石桥又有两度被毁，都是由董氏孙董维干“出董其事”，“并先出资四百馀缗，鸠工伐石”，先后集资数千缗，修成并加固了石桥[63]。而我们在《重修通利渠册跋》中看到，光绪年间建议重修通利渠册的，也正是这位董维干。
这样的情形，在洪洞并非特殊。与纵跨三县二十一村的通利渠相映成趣的，是仅浇灌一镇之地的众议渠。该渠创自宋代天圣（1023—1031）中，受益田亩皆属苏堡；而苏堡刘氏乃洪洞著姓，从政经商，代有闻人。清代众议渠的整修，多与刘氏有关。据孙奂仑记载，
渠在苏堡镇，距邑东二十五里。……镇中刘氏功名鼎盛，富厚冠一邑。今岁稍见衰落，然其族裔之以官以商繁衍于他省者，尚不乏人。[64]
乾隆六年（1741年）许绶为《渠册》作序说，当时居处乡里的“南沚刘老先生向司水政，总理河道，乃小试其道于一乡，慨然捐资，因旧制而扩充之。时渠道深以平焉，宽以广焉，则灌溉甚易，人有荷锄而雨之歌。”[65]此后，乾隆五十二年誊修渠例，由掌例刘任广与韩金榜主持；渠道堤堰的兴修，由致仕家居的刘方溥“慨捐重资”；嘉庆十年（1805年）、十一年洪洞大灾，经营盐业致富的刘克昌捐出银、米，以工代赈；二十二年众议渠被涧水冲决，刘大悊“割己田兴工重浚，得灌溉如故，乡人刊石颂之”[66]众议渠的《渠册》中尽管申明“举保渠长不拘贫富”，但该渠的重要事务实际上是掌握在具备经济实力与组织能力的大姓刘氏手中的。
（二） 僧道人士与“乡土能人”
就洪洞的情形来看，在基层社会水资源的管理中比较活跃的群体，角色身份和权力资源相当复杂。除去财产（水地、“地多”）、家族背景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之外，社会关系、能力、公众形象及个人胆量等等，都可能使某些人得以在矛盾纷繁的地方活动中脱颖而出。基层社会选择倾向的多样性，官方、民间权力来源的多元性，在他们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在不同时代中活跃的“精英”人物，身份构成不尽相同。从洪洞金元时期的碑刻及渠册追记来看，当时前资官员及吏职的作用不容忽视[67]；而僧道人士也是水利事务重要的组织者。以元代延祐年间《重修明应王殿之碑》碑阴《助缘题名之记》为例，除广胜寺本身的执事僧人外，碑文所列赵城县北霍渠渠长有“天宁宫主”、“卧云观主”、“宝严寺主”、沟头有“全真观主”、“长春观主”、“玉清观主”、“三清观主”、“玉虚观主”、“祥光观主”、“普觉院主”、“普济东西寺主”、“慈氏院主”等；南霍渠沟头有“灵泉观主”等；洪洞县南霍渠也有明显的类似情形[68]。不仅设有水神庙宇的霍渠如此，开掘自金天会年间、浇灌县城西关南关地的清涧渠，掌握“渠例”的首任渠长名为“法宣”，很明显是一位僧人。
从现存碑刻的立石者署名来看，明清以后，除修缮水神庙殿宇等事务外，僧道人士在直接的水利管理活动中的身影逐渐淡出，光绪年间重新修定的《通利渠册·选举》，更明文规定“选举渠长、沟甲首，不准推举僧道及身家不清、曾充贱役之人。”[69]取而代之引人瞩目的，是生员一类地方乡绅。
在历次水事纠纷的出头露面者及争讼双方赴官控告者的行列中，我们注意到，其中既有“当年渠长”，也有乡村豪强[70]，更有贡生、监生、廪生、庠生等地方上具影响力的人物[71]；而在各次冲突中径行直前、勇于殴斗者，如中统元年（1260）冲突中范村的杨二、张五、曾五[72]，道光元年（1821）冲突中的杨黑蛋、左四娃[73]，从其姓名来看，应属小户平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碑前打死碑后埋”[74]。在既有的地方权威结构不能充分发挥协调作用时，来自传统沟通体制之外、起于基层、无所牵挂而长于对抗的势力即一时性地突上了前台。
立于明代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水神庙祭典文碑》，校定于赵城知县刘四端之手。其中明文规定供奉的，除去龙王、海场、关神之外，还有名曰“郭公”者。据《赵城县志》“水利”“艺文”载，这位“郭公”历史上实有其人，是即宋代与洪洞燕三争水伤死的县民郭逢吉[75]。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北沃阳渠的争斗中，范村掌例范兴隆率众与古县等村“理论”，据说由于“理直气壮”而致伤对方人命，范兴隆被官府堂审定罪。而在沃阳渠册中，称
范兴隆既为村人承案，是以公共之事，而不惜一己之性命，真可为义气人也！吾村聚众遂议：范兴隆以为永远掌例，传于后辈，不许改移。伊之地亩，有水先浇，不许兴夫，以为赏水之地，永远为例。且于每年逢祭祀之时，请伊后人拈香；肆筵设席，请来必让至首座，值年掌例傍坐相陪，以谢昔日范某承案定罪之功。[76]
在经常与范村沃阳渠争水的连子渠沿线各村中，供奉的是另外一些人的“功德位”。除“出资赎地”、建立或重修渠册者之外，大量供奉着用水斗讼中立有“功劳”者：“功德位”共19位，仅在与范村冲突中出面者就占其中的9人；其中有顺治二年赴官控告、导致范村土豪左承诏等充军的庠生程四哲、郑州钦，有“破家辨冤”的渠长郑国命、杨天佑，还有历次冲突中受伤的郑师鲤、张国祥等人。
此外，广平渠也有与沃阳渠类似的规定：“本渠渠册向归长命村王氏执掌。”“本渠渠长，除王门每年永督渠长外，轮流各甲报应，不许紊乱。”之所以如此，“盖相传此渠之立，系王氏先人兴讼多年，其妇赴阙鸣冤，始获得此项权利，故至今世世为渠务领袖，亦所以彰有功也。”[77]
这些勇于悍斗兴讼的力量，在地方官府眼中，无疑是破坏性的，不利于稳定秩序的建立。但在民间社会中，无疑有一套自己的是非、道德评价体系。在水利资源紧缺的背景下，这些敢于并且能够凭藉自己的某一方面能量为本渠本村争水者，即是当地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与“能人”。洪洞的沃阳、连子、广平诸渠诸村，被乡民们推崇的人物尽管表现不一，流行的却是这同一原则。
综上所述，曾经活跃在洪洞水利事务中的“精英势力”，主要有以下几类人物：1、与官学体系相联系的贡生、监生、廪生、附生等，尚未入仕或赋闲在家的地方士绅；2、基层正式体制的边际人员，如前资官、吏职等；3、沿渠殷实富户中“干练”而“孚乡望”者；4、各类民间组织头目以及寺观首领僧道人等；4、其他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都相当复杂的“乡土能人”和“强人”。
他们之中，既有士绅文人、宗族领袖，也有寺观僧道；既有身份体面的上层菁英，也有敢于抛头露面、使勇斗狠的下层男女；既有大姓、大户的掌门人，也有平时处于社会边缘、因偶然机遇而卷入事态中心者。这事实上反映出中国乡土社会凝聚性与分散性并存的传统。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面临事端之时，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选择倾向往往并不相同。众多事例显示，土豪倾向于倚恃人多势众，强力争夺；不惜冒风险、出死力者，往往属于贫民下户；乡绅、生员们则倾向于告官。而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在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圈内具有优势的士绅。
四、官府对于民间渠务的干预
在洪洞，围绕水利管理事务，民间与官府发生关系的途径是双向展开的。既有民间主动寻求官方支持、保护的行为，也有官方一定程度上的主动介入。
（一） 官府对于水利管理的日常介入
洪洞的历任长官无不明白，“水利关乎万民生命”[78]，“渠务为地方自治最重要事”[79]；因而无不关注与渠务有关的重要事务。就个人而言，他们或捐助款项，或督励兴工；就官府而言，亦介入着渠规制定、实施以及渠册修纂等类事务。
金代引流的通利渠，明代隆庆中渠道湮没，知县陈万言“经营擘画”，组织修复[80]；康熙四十年（1701）间因扩充渠口而买地16亩4分，当时的平阳郡守秦棠捐给地价银164两，促成其事。“里人思秦公弗置，因设像于李村渠神庙”，当时有赞助之功的赵城令王某“亦附祀焉”[81]。光绪年间继任的平阳守杨士燮、刘光炘，因通利渠开口事“工大费巨”，委派专人“偕诸绅耆决可否，商办法”[82]；其后杨、刘二人即因为“鸠集绅耆”[83]振兴水利，而被“设长生禄位”于渠神庙[84]。
流经三县的通利渠，事实上具有“官督民办”的性质。明代洪武二十九年（1396）所修渠册，由乡贡进士董师言撰序，而“委开河官米天禄校勘，平阳府前检察、省差开河张柔校正，平阳府判定渠河官刘名甫校定”[85]。清代，该渠为申明“使水章程”，设置了一面长二尺、阔一尺五寸、厚二寸的木牌，每年经知府“签换”而交督渠长掌管，其上写明了“按照分定水程时刻，自下而上挨次浇灌”的使水原则，并且申明“如违，定行重处不贷”[86]。在有关渠道、渠堤维修的规定中，也都强调“若有意违误，将该管渠长、沟首送官究治”[87]；凡被“合渠”认定为以私乱公的渠长，“准合渠禀官责革”[88]。
从《重修明应王庙碑》来看，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重修霍泉水神庙，是由民间操办而官府参与组织的。除当时的赵城县宰直接参与指挥外，平阳府治中、河东山南道提刑监司等官员，都曾介入指挥鼓励。
从洪洞的情形来看，官方对于日常水利事务的介入是多层次、多方位的。其介入方式大多属引导督励性质而非直接插手代办。较为直接的参与，多发生于渠民诉讼告官的情形之下。
（二）渠众赴官诉讼
当内部关系复杂的渠道矛盾棘手难于处理，或者不同渠道之间发生水事冲突时，最常见的解决方式便是“告官”。
在“告官”这一场合中，很容易观察到执法者的裁断原则，观察到国家法令与民间规约之间的关系。在保存至今的唐代民间契约中，人们不难发现当时习见的约定——“官有政法，人从私契”[89]；从唐代的律令规定中，也可以看到官方对于民间形成的“本契”的承认与保护[90]。这实际上反映出长期以来面对民间矛盾时的处理机制。
“历来讼事纠葛甚多”的沃阳渠，位于洪洞东南十五里的范村，是金代由“居民左琛等”“集村众有土之家”引涧河水，开渠置堰，兴修而成的。该渠渠道在历史上屡经变迁，南北两渠流经的范村与古县等村词讼不断，亦与相邻的连子渠屡生纠葛。金崇庆元年（1212）即“为此赴官告，给执照，定立渠例，以为永久之计。”[91]从沃阳渠渠册中收录的叙文来看，其后在元至正年间、明洪武、成化、万历年间以至清代康熙、道光、光绪年间都曾重定渠规，再造渠册；明代曾三度由渠长或“有地人”出面，赴官“蒙准”更改规约，有时还要“经官印钤，朱笔注定”。
蒙古国宪宗甲寅年（1254）、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明代永乐三年（1405）、清代顺治二年（1645）、嘉庆十三年（1808）、二十四年（1819）、道光元年（1821），沃阳渠与连子渠发生水事纠纷[92]；康熙五十九年（1720）、道光二十二年（1842），沃阳渠因南北两渠争水而酿成讼案，数度赴府县裁断[93]。而官府裁定是非的依据，通常是有文字可考的渠册、渠规。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通利渠临汾县民杨运法等状告赵城渠长李天惠，理由即是“不循渠例”；而奉命调查判案的平阳知府董某即于申状中说明“历年案卷、渠例、渠条，莫不班班可考”，并据此作出裁决[94]。
在《增修通利渠例》中，我们看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一月通利渠渠长许国富等具禀“遵章买地开渠”一案，当该案告到府衙后，知府福某的批示是：
候檄饬赵城县调验渠册，查照旧规。传谕该渠长并买地花户人等一律遵照，毋任违规，以免滋讼。[95]
很明显，官府断案的依据即是以往的渠册中订立之“旧规”；而“免滋讼”的方式，也是“毋任违规”。
清代的地方政府，对于订渠规立碑记一类事项，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洪洞广胜寺前建三七分水铁栅，不仅随即绘图上缴存档于山西布政司，而且立碑记录。该碑首句即称：“署平阳府为创立渠制、勒石垂久、利民息讼、一劳永逸事”[96]
光绪年间，通利渠因式好、两济二渠拦河扎坝截水，以致“水不足用”，“历经各渠长控案禀究”，由府守杨士燮出面，“另筑人字形坝，彼此分水浇灌”。杨士燮离任后，纠纷再起，经“抚宪、藩宪、道宪”派员复核原方案后，照“原案章程条规”处理，并且在临、洪、赵三县各立石碑一通为证[97]。
今天所见《渠册》、渠规之中，通常附有与该渠事务相关之碑刻文字。除去颂德、祭祀之类内容外，这些碑刻所记录的，主要是官府对于纠纷事项的断辞。它们正是作为官方裁决的物化载体被慎重地代代相传的。通过这种形式，得到官方肯定与重申的民间渠规，与具有法令效力的官方裁断融汇为难以拆解的一体；既增重了民间法规的力量，又使官方的统治触角有效地伸入到基层民间。
结语：洪洞水资源管理中的“民间”与“官方”
本文以前近代时期洪洞诸渠为例，考察了当时当地对于水资源的管理机制及其运作：包括对于用水秩序的经营，组织层次的建立、日常动员协调的途径、解决内外矛盾纠纷的惯例以及民间与官方的沟通方式等等。
从我们观察到的案例来看，“民间”与“官方”二元对举的分析框架，至少不完全适合于讨论传统地方社会[98]。首先，洪洞民间的渠册等水利规约，是在“国家”、“官方”之外生长起来的规矩，是产生于“民间”的自发秩序；但与此同时，这些规约又被地方官府所认可，为官府判决、文告所吸纳。这样，就出现了习惯法与国家法、民间与官府之间界限的交叉混溶[99]。其次，民间水利活动中的运作方式与官方行为之互动互补、二者间的相互倚恃相当突出。我们注意到，双方对于建立与维持用水秩序的共同关切，渗透于日常渠务管理的方方面面。诸渠对于渠册等规章文本的充分重视，推选渠长时“保举入册，掣签点充”的方式等，明显带有与官方行为类似的色彩；而官方统治的延伸，又有赖于“绅董”士民与民间推选产生的渠务组织，有赖于民间制订的渠册与渠规。我们也注意到，当水事冲突激化之际，由乡绅们主导的民间社群对于官府的依赖以及来自官府的回应方式。再次，应该指出，即便是与“官方”相对的“民间”，自身也有着以绅董、渠首为代表的“中心”与下层使水户构成的“边缘”之分，也有经由渠册肯定确认的权力等级，也有层级鲜明的“体制”和“权威”。
就“民间”内部而言，一般地，“精英”和“大众”是指两相对应的、在经济地位、文化背景和权力占有方面互不相同的社群[100]；而我们从洪洞的水利共同体中所看到的，一方面是不同社群身份层次复杂的分化，另一方面又是彼此间密切的连接与组合。
以特定的区域水系为依托，民间的水利共同体拢合起形形色色的地方势力，在社会的基层、历史的“深处”，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活跃在水资源管理事务中的“精英”，事实上是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头面人物”的集合体；他们在面临选择之际，态度并不完全相同；而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接近权力资源、财物资源、组织资源或者便于利用这类资源者，是在地方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占有优势的大姓与乡绅[101]。这些人物活动的场域，正处于“官府”与“民庶”之间：就其性质而言，这部分势力，无疑属于民庶，他们所主导的，无疑是民间组织；而其活动倾向，却可能相当接近于官方。
围绕洪洞用水秩序的考察，使我们得以观察到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中衔接“官”与“民”、激活二者互动的力量及其动作的方式。
[1]本文的写成，应该感谢中法国际学术合作项目《华北水资源管理与民间社会组织》，该项目使笔者有机会对于山西省洪洞县的民间水资源管理状况进行调查。当地作为渠务管理经验汇聚及纠纷处断依据的渠册碑刻等水利规约，为今天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本文所讨论的“洪洞”，事实上包括原洪洞、赵城二县。
[3]洪洞的旱作农业，有全然无法发展灌溉处，例如“不灌而治”的四社五村等。能够有限发展灌溉水利处，除通利渠等引汾河进行灌溉外，多数水利工程是引泉灌溉。本文将集中于有灌溉水利处。
[4]《宋史》卷三五一《张商英传》、《山西通志》卷十八《山川二》。
[5]见《洪洞县水利志补》序及凡例。
[6]参见王锦萍：《虚实之间：11－13世纪晋南地区的水信仰与地方社会》，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4年。
[7]万历四十八年（1620）《邑侯刘公校正北霍渠祭祀记》，见黄竹三、冯俊杰等：《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第一辑，页45，中华书局2003年。
[8]见董晓萍、蓝克利：《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第一部分，页19，中华书局2003年。
[9]尽管二者心目中的理想秩序有可能不尽相同。
[10]洪洞县的渠册，目前能够见到的，集中在《洪洞县水利志补》及《洪洞县水利志》两部书中。前者纂成于民国六年（1917），事实上是原洪洞县志中《水利志》一门的补编；其中收录诸渠“图说”（或“说”）四十一种，附渠例摘要三十三种并碑文若干。后者成书于1993年，是对于洪洞县水利事业的总结；在其附录部分，收录了一些有关水利的历代碑文及渠规渠册。
[11]《洪洞县水利志补》凡例，同上书，页9。
[12]董维干：《重修通利渠册跋》，《洪洞县水利志》页312。
[13]应该说，凡属渠道用水规程，即会有基本的共通之处。但所处具体环境不同，渠规中的地方色彩、互异之处也是相当明显的。仅就洪洞、介休的渠规而言，即有不少地方性的特点。兹不赘述。
[14]《洪洞县水利志补》页169。
[15]见董晓萍、蓝克利：《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中华书局2003年。
[16]《洪洞水利志补》页58。
[17]黄竹三、冯俊杰等：《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第一辑页4—5，中华书局2003年。
[18]同上书，页40～41。
[19]《通利渠临洪赵三县一十八村载德碑》，见《洪洞县水利志》页321。
[20]例如前引霍渠三碑，又如长润渠册所附《大定五年官断定三渠条例古碑》，见《洪洞县水利志补》页126—127。
[21]判定某一渠道为官营或者民营性质，实际上并非简单问题。它涉及到开凿、修浚的经费来源、工程组织、渠规制定、渠务管理与监督、水费用途去向等一系列复杂问题。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有些渠道应系民办官助。
[22]本文所谓“地方精英”（localelite），主要指地方水资源管理事务中的活跃人物，有别于通常意义上具有特殊政治背景与文化教育背景的“精英”。
[23]由于诸渠“工作并摊资均按夫名合计”（《增修通利渠册·兴工》，《洪洞县水利志》页302），使得“夫”的计算成为直接关系民户负担的重要问题。原则上要考虑到“土性沃瘠、需水缓急、得到厚薄”等因素，在此基础上“分别等级，折夫核算”（同上）；但实际上，求得核算细致合理相当困难，各渠通常是以田亩数折算为“夫”数。例如，通利渠夫名章程各村原不统一，道光年间经官府厘定为“凡兴夫，三十亩者称为一名”（同上）；副霍渠“令人户每五十亩辏作一夫”（《创修副霍庙记》，同上书，页282）；园渠“溉田四十一丁，丁二十亩”（《园渠碑记》，同上书，页284）；沃阳渠则是“或一家有十亩者，编成一夫；或数家凑十亩者，编成一夫”（《北沃阳渠册叙四》，《洪洞县水利志补》，页189）。
[24]小霍渠“每十一亩为一夫，……七社共地一百四十一夫”[24]。连子渠当元代中统四年（1263年）时，南、北、中“三渠共地四十五夫”；经拓增后，到明代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新旧共地六十二夫”；由于冲激坍塌，至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将现在水地编为四十三夫”，道光时则减为四十二夫(《重修连子渠册·地亩》，《洪洞县水利志》页339)。
[25]《重修连子渠册·地亩》，《洪洞县水利志》页339。
[26]通利渠渠务涉及赵城、洪洞、临汾三县二十一村，需要协调的事务繁多，因此除设管段及负责不同事务的渠长外，另设督渠长一人，“总理合渠启闭、陡口大小、一切事件，由渠源以至渠尾，统归督渠长管理。”（见“增修通利渠册·选举”，洪洞县水利志编纂委员会：《洪洞县水利志》页303,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27]《洪洞县水利志补》中《节抄（尹壁村）通源渠册》“渠例”一、三条都是有关举保掌例的规定。《山西洪洞田野访谈资料集》中整理的西尹壁村老管水员马天保访谈录，也将渠首称作“掌理（例）”。清代康熙十四年《赠北霍渠长例卫翁治水告竣碑》“长例”亦即“掌例”。润源渠（八村渠）渠首亦称“掌例”，而在元代至元十八年所立《重修润源等渠碑记》中，则称之为“渠长”。两种称谓身份相当。
[28]从《节抄润源渠渠册·重录古例跋》中，我们可以窥见“掌例”一语的大致含义。该跋文中，“总理渠事”的宋天弘自称为“两掌渠例”(《洪洞县水利志补》，页81)。
[29]《人字坝碑文记》，同上书，页327。
[30]《增修通利渠册·选举》，同上书，页304；《创修副霍庙记》，同上书，页283。
[31]如连子渠，“其四十二夫，每夫夫头一名，挨次轮充，一年一换。每遇兴夫淘泉、淘渠，前期一日，渠长编纤，该夫头领纤拨夫三次。祭祀按地摊钱，该夫头当日敛齐效盘首，将收使存馀脚色开写明白交渠长。”见《连子渠渠册》。
[32]水源及渠道特点不同，问题处理方式亦有所不同。有些地方，渠道牵涉面有限而水源极不稳定，沿渠村落所面临的人与水、人与天之间的矛盾更形突出，尽管水利管理活动实际上不可替代，但人们祈求的权威力量是“天”。在这类地区，祭祀活动的意义尤其重要。在利用霍山泉的四社五村水利组织中，“社”的地位相当凸显，香首事实上起着水利事务的组织者作用（《赵霍二邑四社五村水例簿》，见《洪洞县水利志》页347，又见《山西洪洞田野访谈录资料集》页54—57）。
[33]黄竹三、冯俊杰等：《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页120，中华书局2003年。
[34]《洪洞县水利志》页304。
[35]《洪洞县水利志》页329。
[36]例如光绪《通源渠册》，见《洪洞县水利志补》页176。
[37]例如《广平渠例》规定：“本渠渠册向归长命村王氏执掌”，见《洪洞县水利志补》页242；沃阳渠“以范兴隆为永远掌例，传于后辈，不许改移”，同上书，页192。
[38]如陈珍渠，掌例“必地多、有水地者充应，而先后俱系公拈挨定”。同上书，页154。
[39]在目前所见资料中，只有铁炉庄的天润渠，规定渠长、渠司由“水户拣选”，见《洪洞县水利志补》，页233—234。
[40]推选时，通常会兼顾各村的利益，但“代表”的具体产生方式却并不相同。例如普润渠由“各村夫头人等”“聚集公议”（同上书，页251），而连子渠则由前任渠长指派的代表共同推举继任渠长（《洪洞县水利志》，页340）。
[41]含赵城县登临、安定、好义等“任便使水”的“上流三村”。
[42]见《洪洞县水利志》页327—330。该文件实系一诉讼档案，疑本非《人字坝碑文记》附件。
[43]《洪洞县水利志》，页329。
[44]《增订通利渠规十二则》，《洪洞县水利志》页332。
[45]《重修通利渠册·惩罚》，《洪洞县水利志》，页305。
[46]参见魏丕信：《创立、冲突和常规化——1594—1700年的掣签授官制》，《中国学术》2001年3辑，页117—119。
[47]参见王锦萍：《虚实之间：11－13世纪晋南地区的水信仰与地方社会》第二章第一节“水利灌溉社会中的水信仰与地方社会”，北京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2004年。
[48]雍正四年刊立的《建霍泉分水铁栅记》碑阴“洪洞县督工”栏下可见，总其事者是庠生刘植、举人段胥和副榜葛师亮；以下是诸“具呈绅衿”署名，其后才是相关渠长的名单。
[49]如赵城县马牧村附生王文海、洪洞县南段村附贡生郑长庚、临汾县太明村附生贾在戊、太涧村监生高焕镛等。见《增修通利渠例》附录《通利渠在稽村拟开新口一案》，《洪洞县水利志》页322。
[50]《洪洞县水利志》页289—290。
[51]同上书，页329、333。
[52]寺田隆信认为，“明清时代科举制度的特点即科举之下连带着学校制度，这正是产生乡绅阶层的重要原因”，见氏著《关于乡绅》，《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114，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
[53]《通利渠在稽村拟开新口一案》，同上书，页322。
[54]《洪洞县水利志》页318；又见《山西洪洞田野访谈资料集》页20。
[55]从严格意义上讲，绅耆应较绅董范围更宽。
[56]同上书，页304
[57]《洪洞县水利志》页302.
[58]同上书，页303.
[59]同上书，页306.
[60]同上书，页328.
[61]《洪洞县水利志》页332。
[62]在洪洞周边的地区中，我们也注意到此类情形。例如介休北宋源神庙碑后题名，在包括外来官吏与本地人士的72人中，出自当地任姓者占7名之多；而在方志中也可以看到，任姓系介休大姓，直至清代仍然相当活跃。曲沃清代嘉庆年间的龙神庙捐资碑，相当集中地出现了西海头的石姓。（曲沃石姓，疑源自五代时期活跃于该地区的沙陀/粟特部；当地有火神庙，可能是火祆庙的讹称。）
[63]《重修公孙堡石桥记》，《洪洞县水利志》页319。
[64]《洪洞县水利志补》，页135。
[65]《洪洞县水利志补》，页136。
[66]《（民国六年）洪洞县志》卷一三《人物下》。
[67]例如洪洞元代《重修明应王庙碑》中提到的“渠长赵城前尉郭祖义”。介休刊刻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的《源神庙碑记》题名中，也有不少“前资官”与“前资吏职”出现。
[68]明初洪洞副霍渠的兴修及副霍庙的创建，都与僧人李妙智有关；他曾先后被推为沟头、渠长。但总体上说，明清时期与水利活动有关的组织者中不见元代僧道人士如此集中的现象。地方官学生、举人等乡绅势力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僧道人士在民间的影响地位。
[69]《洪洞县水利志》页303。
[70]例如康熙五十九年讼案中，古县一方率先“创开私渠”的是“豪强”师成英等人，见《洪洞县水利志补》页190。
[71]以清代为例，顺治二年冲突中，连子渠赴官控告者是庠生程四哲与郑州钦；嘉庆十三年冲突中，范村出面者有贡生左永和，连子渠“控县”者是武生郑清元；二十四年冲突的领头者，有范村一方的廪生杨景龙和连子渠一方的监生李永念，见《洪洞县水利志》页344。
[72]《重修连子渠册·案件》附碑记，见《洪洞县水利志》页342。
[73]《重修连子渠册·案件》附碑记，见《洪洞县水利志》页344。
[74]见董晓萍、蓝克利：《不灌而治——山西四社五村水利文献与民俗》第三部分页181，中华书局2003年。
[75]参见黄竹三、冯俊杰等：《洪洞介休水利碑刻辑录》第一辑页50、56注6，中华书局2003年。
[76]“道光二十二年讼案始末”，见《洪洞县水利志补》页191—192。
[77]康熙二十八年《广平渠例》，见《洪洞县水利志补》页242
[78]《人字坝碑文记》，见《洪洞县水利志补》页58。
[79]《洪洞县水利志补》序言。
[80]通利渠册，《洪洞县水利志》页292。
[81]董维（？）：《秦太守传》，《洪洞县水利志》页311。
[82]重修通利渠册序，《洪洞县水利志》页288。
[83]许杰：《杨味春太守长生禄位记》，《洪洞县水利志》页312。
[84]崔浚：《观庵六太守长生禄位记》，《洪洞县水利志》页312。
[85]通利渠册，《洪洞县水利志》页293。
[86]通利渠册，同上书，页298。
[87]同上书，页296、297。
[88]同上书，页305。
[89]《吐鲁番出土文书》第六册，页417，文物出版社。
[90]《唐律疏议》卷二六，“诸负债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坐赃论。”
[91]《洪洞县水利志补》，页186—187。
[92]《重修连子渠册·案件》，见《洪洞县水利志·渠规渠册》，页34—344。
[93]《洪洞县水利志补》，页190—192。
[94]《平阳府正堂加三级记录六次董奉府部院批定临汾、洪洞、赵城三县十八村自下而往上使水永不违例碑记》，《洪洞县水志》页313。
[95]《洪洞县水利志》页320-321。其付赵城县之行使札子案语，与此大致相同。
[96]《建分水铁栅碑文》，《洪洞县水利志》页277.
[97]《修建通利渠汾河人字坝碑记》，《洪洞县水利志》页285—286.
[98]“民间”与“官方”确实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立的；然而，我们不能把这种对立绝对化、普遍化，甚至用以解释一切问题，作为判断一切具体事务的标准。参见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
[99]参见梁治平：《习惯法、社会与国家》，《读书》1996年9期。
大学生村官案例篇5
在贵州省六盘水的农村里，农村妇女甲与其夫乙正在打算离婚，事情起源于丈夫乙的婚外情。甲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典型农村妇女，一直不定期的四处打工，抚养孩子也一直是她一人，乙很少回家。乙是县里的老师，其婚外情对象是同校的女老师丙。对于乙丙的关系，甲一直不知情，但是甲乙的儿子丁（大二学生）与其姐姐戊（已婚，打工为业）通过甲与丙的QQ聊天记录得知但并未直接告诉其母甲，而是自己与父亲商量，说不告诉母亲但要与丙断绝关系，甲同意。过了不久，丁发现父亲与丙依然保持着联系，再次告知父亲，同时这件事被丙知晓。事情很快被甲与全村人都知晓，丙以为是丁到处向村里人说，遂迁怒与丁。父亲乙在两方中间不断地打圆场，希望可以息事宁人。在甲乙结婚的十几年里，乙经常会打女方，有时会用铁丝之类进行殴打。终于，甲在多重问题下提出协议离婚，乙不同意，说“等着法院见吧”！但是甲不识字，不知道怎么打官司，所以把一切事情交给儿子、女儿。丁通过短信记录与QQ聊天记录收集证据。其间，丙不断迁怒于丁，并说“认识政府的什么人，来学校收拾一下他”，但并未实际行动。两人打算打官司的事情闹到了全村人都知道的地步，最后甲乙依然选择了继续保持婚姻关系，甲再次承诺不再与丙来往，但其子丁希望双方离婚。
在此案例中，女方甲婚前借钱购买了一套20万元左右的房产，婚后登记的是其夫乙的名字，两人及孩子共同居住，现买房借款10万元尚未还清。
二、通过此案例反映出的问题
1、婚外情上升、第三者插足成为首要问题
这是社会生活多样化及婚姻道德观念不正常化而产生的结果，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社会生活呈现出多样化趋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一些不良的婚姻道德观和家庭伦理道德观侵入到人们的生活，如：性自由、性解放、包二奶、养小蜜、交情人、一夜情等。婚姻的正常秩序也被这些行为打乱，生活原本的平静被打破。本案例中，丙作为大多数人思想里的“小三”依然理直气壮，社会基本的道德观念正在慢慢淡化。
2、农村妇女创造经济价值的能力较弱，经济地位低下
农村妇女往往知识水平不高，从事的工作也多为传统的农活等体力活。经济来源受天气等自然因素影响，同时，即使来源稳定，但依然收入微薄，在经济上大多数情况是依靠其在外打工的丈夫，一旦其夫彻底断了金钱上的支持，抚养儿童、维持家用的重担尽数落在她们身上，生活也将陷入十分悲惨的境地。所以，即使发生了婚外情、家庭暴力情况，她们依然为家庭考虑选择隐忍。
3、家庭暴力仍是导致婚姻家庭关系破裂的直接导火索
漫长的封建社会带来了男尊女卑观念的根深蒂固，因此在体力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便成为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家庭关系处理不好，直接影响夫妻感情，加之日常以来的摩擦矛盾，家庭暴力的发生直接导致了婚姻的破裂。本案例中甲最终决定离婚的原因也是因为丈夫在结婚十几年间的殴打所致。
4、农村妇女文化程度低
在农村，妇女的文化程度较城市而言较为低下。婚后，丈夫往往会选择进城打工来维持家用，开放的外部世界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但同时也使他们逐渐产生对“糟糠之妻”的嫌弃心理，认为她们思想保守，成了所谓的“黄脸婆”，逐渐丧失共同语言，于是产生了离婚的念头。
5、农村根深蒂固的陈旧思想
在广大的农村里，上法院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不论你是因为什么原因去的，只要去了就认为你是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很快便会成为邻里之间茶余饭后的谈资，很多农村的家庭觉得这是一件十分丢人的事。正如上面这个案例，且不说甲乙两人，其儿子丁为大学生，依然表示“没脸回家了。”
6、法律意识淡薄
现在的农村人知道“打官司”，但并不知道怎么“打官司”，对于一些基本的注意事项亦不知晓。他们认为“打官司”必须要花费高额的律师费与诉讼费，仅是这一点就使很多农村家庭对诉讼望而却步。本案例中，母亲甲让其儿子帮忙“打官司”，但是其儿子丁作为一名大学生对于一些基本的流程与要求也不明白。丙扬言“收拾他”，也是一种不靠法律靠关系，法制意识十分淡薄的表现。
三、稳定农村婚姻家庭关系的途径与措施
家和万事兴，家定国安宁。毕竟婚姻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细胞，也是最常见的社会关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与作为身体的社会息息相关，血脉相连，每一个细胞的和谐，也为整个身体的和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家庭的建设既赖于家庭成员自身的努力，社会的关注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现有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倡导良好道德，培养法律意识
电视、报刊杂志、各种社会团体的活动是宣传家庭美德、社会美德的重要途径，提升潜在加害者与被害者的法制意识，使人们以拥有美德为荣，激活亲情、爱情的原始动力，让拥有的婚姻更加美好，家庭更为团结、和睦、协调。宣传法治思想，广泛树立维权的意识，改变农村抵触法律、羞于提起打官司的风气。
2、加强司法机关介入
司法是婚姻最后一道屏障。司法机关加大对危害婚姻家庭案件的打击力度，坚持预防与惩戒相结合的方式，以打击保稳定，以打击保平安，以打击促发展。对于婚姻中违法犯罪问题应“宽严相济”，既要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又要充分保障人权；而针对婚姻家庭的民商事案件，则要依法维权、注重调解，重点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3、为农村妇女提供岗位培训，增加就业机会
由于经济上的弱势地位使农村留守妇女在家庭关系中处于劣势地位，文化知识的缺少使她们只能进行原始的农业劳作。加之农村妇女又承担着抚育儿童的任务，精力被牢牢地锁在农村中。村委会可以针对这样的情况为留守农村的妇女提供就业指导，让其在农活之外发展副业，诸如小手工业等，既能缓解经济压力又能保持与外面世界的交流，不与时代脱节。
4、基层组织应加大帮扶力度
建立专业的社会服务机构，为群众提供帮助。在平时生活中为留守农村的妇女提供宣传，提升她们维权的意识，树立正确的家庭观，反对家庭暴力。在家庭危机出现时，充分发挥各基层组织特别是社区、村委会的作用，增设调解中心，对于家庭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可以及时地发现、有效地处理矛盾纠纷，避免家庭问题的升级。
大学生村官案例篇6
关键词:检察工作站;大学生村官;联系制度;思考
选聘大学生到村任职,是党中央为保证社会主义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作出的战略决策。有利于改善村干部队伍结构、促进农村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形成面向基层就业的良好氛围;有利于让大学生在农村基层丰富阅历、磨炼意志、提高能力、全面发展。对此,胡锦涛总书记在大学生的信中作出重要批示,称赞十佳大学生“村官”的创业激情和奉献精神难能可贵,要求有关部门加强与大学生“村官”的联系,对他们提出的关于完善大学生“村官”工作长效机制的建议进行研究。近期,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实施意见》中,就全国检察机关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作用,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为促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发挥积极作用问题,也提出了明确的、具体的要求。就我们基层检察院而言,在认真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能的同时,充分利用各种工作机制和有效载体,不断延伸检察工作的触角,加强与大学生村官的联系,对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我院的工作实践看,2008年,我院依托全县法律服务所成立了25个基层检察工作站,并聘任法律服务所主任为联络员,成为新形势下检察机关延伸工作触角,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推动社会创新管理,更好的服务于“保稳定、保增长、保民生”的新生力量;2009年,我县组织部门为全县各行政村(社区)均配备了大学生村官,是一支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推动新农村建设的高素质队伍。www.133229.com毋容置疑,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和大学生村官都有各自的优势和特长,都有共同的目标和任务,因而加强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与大学生村官联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着重就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与大学生村官联系的范围、方式、保障措施方法以及所要达到的效果作一浅析,供商榷。
一、联系范围
加强全县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与大学生村官联系,内涵深刻,范围广泛,笔者认为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及时互通、分析、反馈社情民意。各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和大学生村官可在定期调查了解本地区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基础上,利用常年走村入户的便利,注意了解群众的疾苦和呼声,并通过联系制度这一平台,彼此互通有无,加强分析,同时视具体情况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或检察机关等相关部门提出积极的建议。
2、定期交流、分析、反馈矛盾纠纷排查和化解情况。各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和大学生村官可在履行好自身职能的同时,抓住吃住在基层村的条件,注意观察、排查本地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和矛盾纠纷苗头,并通过联系制度这一载体,彼此认真开展信息研判和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同时视具体情况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或检察机关等相关部门提出积极的建议。
3、共同探索加强法制宣传和法律服务的方式和途径。各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和大学生村官可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广泛宣传与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知识,为当地群众提供写作起诉状、答辩状、申请执行书,办理法律援助相关手续等服务,并通过联系制度这一桥梁,彼此学习对方的长处,积极探索加强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同时视具体情况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或检察机关等相关部门提出积极的建议。
4、主动移送案源线索。引导各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和大学生村官增强维护好集体和群众的合法权益,服务好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强民主监督、预防职务犯罪、挖掘案源线索等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各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和大学生村官可通过联系制度这一媒介,一方面将自身在工作所发现的矛盾纠纷、信访苗头,在共同做好稳控工作的前提下,将具体情况及时向地方党委政府或检察机关、信访等相关部门反映;另一方面可将在处理矛盾纠纷、信访中所发现的民行申诉、职务犯罪线索及时向检察机关报告或移送。
二、主要方式
加强全县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与大学生村官联系,其宗旨是通过彼此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相互支持和合作,共同在新农村建设中建功立业。因此,实施联系制度时,其方式既要体现实效,又要体现方便可行,可采取以下主要方式:
1、定期联系。各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和大学生村官可通过每月召开例会,定期交流工作情况,分析治安形势,研究活动方案,确定解决重大问题的措施。
2、及时联系。当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或大学生村官任何一方发现有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重大矛盾纠纷、重大案源线索等情况时,可及时与对方联系。
3、网络联系。各基层检察工作站可与大学生村官所在村部(社区)建立互联网,用信息化手段加强联系。
4、点名联系。各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或大学生村官可根据自身的工作需要提出要联系的人员(含检察机关全体负责人和干警)、时间和地点。
三、保障措施
笔者认为,加强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与大学生村官联系必须形成制度,并通过以下主要措施加以保障:
1、加大承办、会办、反馈的力度。为了把联系制度的实施转化为实际成果,各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和大学生村官应对彼此联系时所提出的工作事项明确专人承办;对属于需要双方合作的工作事项应明确会办的人员、序时和要求;对工作中产生的经验,应及时向检察机关和宣传媒体反馈。
2、制定联合公约。鉴于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大学生村官彼此无隶属关系,必定给联系制度的落实带来诸多不便。检察机关可通过组织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大学生村官一起,讨论制定双方志愿遵守的《联合公约》,规定每月的正常例会一般由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邀请并主持;遇有特殊情况时,双方均可提议临时增开例会,由提议方发出邀请并主持,每次例会的具体情况由邀请方安排人员做好记录。日常的联系或联合开展的活动由发出邀请方主持,并负责收集、整理原始资料,建立工作台帐,保留工作痕迹。对联系过程中遇到双方意见无法一致而要必须作出决策情形时,主持方应及时邀请检察机关负责人参与协调;对工作中产生的经验,由主持方负责向检察机关和宣传媒体反馈。
3、主动争取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支持。在实施联系制度过程中,各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大学生村官可将与驻本地区的省、市、县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联系结合起来,及时将工作情况向他们汇报,听取他们的意见,主动争取他们的支持。
4、加强指导和服务。为了使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与大学生村官联系制度健康、有序推行,检察机关应动员全体干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深入基层加强对联系制度的实施进行指导和服务;无论是基层工作站联络员还是大学生村官向检察机关点名联系的,被点名人均应在第一时间内到达预约的地点;各基层检察工作站联络员与大学生村官召开例会认为需要时,可通知检察机关负责人或挂钩联系人参加。
大学生村官案例篇7
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的决定，全国各省市纷纷出台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农村就业的政策措施，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深入农村，在古老而散发生机活力的土地上播撒青春的种子，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锻炼成长。
随之，大学生村官如何融入农村发展现实，如何对自己进行角色定位等一系列问题也引起选择农村的大学生以及组织人事部门深思。
对此，新华社记者分别在宁夏、山西、浙江等地进行深入调查。
宁夏：百名大学生“村官”纪实
杨玉梅到宁夏吴忠市利通区上桥乡上桥村半年多了。她工作努力，对人诚恳，成为受村民欢迎的“多面手村官”。据悉，2008年宁夏百名大学生“村官”不辞辛苦，奔波在乡间田埂，摸爬滚打，他们为偏远的宁夏农村带来了新气象。
2008年，宁夏从3400多名大学生中遴选出100人，深入农村，担任村支书助理、村主任助理。经过半年实践，这些大学生“村官”对农村实际情况有了初步了解，并在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引导农民发展特色经济等方面，发挥了作用。
大学生“村官”赵军平2007年毕业后，成为一名建设西部志愿者。2008年，作为大学生“村官”进入吴忠市盐池县花马池乡长城村后，他的学历在村干部中最高。为此，他主动挑起“化解征地纠纷”的担子，为村里的新农村规划建设多方奔走。由于他的参与，长城村的党建、档案、农业信息化建设等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村干部们对这个新来的小伙子刮目相看。
大学生“村官”翟慧是一个喜欢“捣蛋”的姑娘。2008年，她走进固原市原州区三营镇杨郎村后，关注当地蛋鸡产业，并取得村养殖协会信任，前不久，她担起与鸡蛋贩运商联系业务的重任。
大学生“村官”一年收入3万元左右，他们的任期两年。卸任后的路怎么走？是留下还是离开？
大学生“村官”赵军平告诉记者：“网上有一个大学生‘村官’群，两年之后的路怎么走是这个群探讨最多的话题。”“就我个人而言，在利用工作之余积极准备，将来有公务员或事业单位的考试，我会去应试，如果考不上，我可以从中积累经验，以便日后走出去打工创业。”
毕业于宁夏大学农学院的大学生“村官”张浩伟，2008年9月走入“贫瘠甲天下”的固原市原州区一个“设施蔬菜村”马园村，他不但帮助村民努力提高温室种植技术，还和其他“村官”合资3万多元在村里承包了一个温室，目前经营情况不错。
“在农村自主创业初试牛刀，我们尝到了甜头，我认为，这要比在城里找工作更加有意义。”20岁出头的张浩伟说。
原州区三营镇团结村大学生“村官”陶宁坦言，国家需要熟悉农村情况、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积极投身新农村建设，并有所作为。大学生“村官”未来是否在农村发展，关键要看自己是否真正立下志向，为改变现有农村面貌，带领农民走上致富路，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智慧。
为了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任职，国家相关部门以及各地政府部门相继出台了政策。
事实上，“村官”不是“金饭碗”，“任期两年”对大学生“村官”来说是个有效的约束。
“我所认识的大学生‘村官’没有一个甘愿当‘花瓶’……‘村官’经历是一笔不小的财富。”杨玉梅说。
年轻能干的杨玉梅不担心自己在农村没有施展才能的舞台。
种植蔬菜、贩运鸡蛋、销售化肥、做经纪人……宁夏百名大学生“村官”在农村热热闹闹干着。
“不要小看我们女‘村官’，我们也有带头致富的头脑。我们村里有30多万只蛋鸡，如果能多给我一些创业资金，我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鸡蛋销售商。”大学生“村官”翟慧说。
“我们基本是村里学历最高的‘村官’，如果把自己所学真正用于新农村建设和发展上，带领农民走上致富之路，我们就成为改造农村面貌的生力军了。”宁夏的大学生“村官”们说。
山西：
大学生“村官”的“两极分化”
记者近日在山西调研发现，各地大学生“村官”两极分化现象普遍严重。受访人士认为，要使大学生“村官”在新农村建设中有所作为，并成长为基层一线党政干部的过硬“接班人”，引导大学生“村官”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尽快建立实施相关教育激励机制是关键。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大学生毕业时选择做村干部的原因有多方面：国家政策多、学校宣传多、工作不好找。但真正来到农村后，只有少数大学生“村官”能积极、主动调整心态来适应现实环境。
在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记者遇到了大学生“村官”闫晓鹏。和多数大学生“村官”一样，刚到村里工作时，村里人觉得他是多余的，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多余的。“村民很敬畏你，但是并不了解你，不知道你能干些什么，认为你不会在这里待很久，过两天就走了。”
对于这种情况，闫晓鹏没有被动接受，而是多次主动去找村支书，跟对方谈自己的想法。随着了解的逐渐加深，村支书开始指点他去开展工作。闫晓鹏说，成为一名大学生“村官”，是自己人生中的一次转机：“我大学在师范院校学习，却不喜欢当老师。农村能给你很大的发挥空间。在农村，你想做事情的时候，一定有事情做，有本事尽管施展。”
像闫晓鹏这样，善于主动与乡村干部交流的大学生“村官”，大多能够获得更多的实践锻炼机会，并能从工作中逐步增强自信。除了这样的内在因素，大学生“村官”所在乡村的经济富裕程度、当地乡村干部对其重视、重用程度，也是决定大学生“村官”工作主动性的外因之一。
两年前大学毕业后，白晶来到阳泉市义井镇义东沟村当起了村干部。义东沟村经济属中上等水平，白晶每月工资为1500元，乡镇每月另有补助300元，她觉得大学生“村官”的待遇还不错。
白晶是阳泉本地人。她说，自己所在的义井镇距市中心距离较近，镇政府对大学生“村官”管理较严格、重视程度高。“我们能参与负责一些重点工作的具体事项，比如护林防火、非物质文化调查、换届选举。各村的大学生‘村官’之间相互联系也较多，便于沟通交流。”
“在基层锻炼后，我觉得挺有好处。”白晶说，在工作程序、方式上，村干部对她启发挺大。“前两天我们旧村改造建新村，在给一个钉子户做工作时，我发现村干部是带着感情做工作的，不是政府部门命令式，有说服力，效果好。一开始只觉得是一种就业渠道，慢慢地开始热爱这份工作。在这里，我能感觉到迫切的成长需要。”
“总体来讲，山西自2006年开展这项工作以来，基层的大学生“村官”还是做了很多事情。比如他们熟悉网络，通过网络能够为农民提供信息，推广农业新技术。”山西省委组织部一位工作人员说，大学生“村官”目前处于“正常状态”，短时间内不能对他们有过高的要求。
今年2月，山西省长治沁县组织部门经过调查，发现当地两名大学生“村官”只在村委会“挂名”，却在其他单位上班。相关部门当即作出决定，解除两人的聘用合同并停发工资。
“只挂名不上岗”的现象在基层并不少见。记者在山西洪洞、襄垣等一些县市采访时，当地组织部门均拒绝接受采访。个别人士表示，虽然大学生“村官”长期不到岗现象很普遍，但拿“自己”说事，担心上级会先从自己这里“开刀”。
襄垣县一些基层人士告诉记者，大部分大学生“村官”都是不到岗的，长期在镇上待着。这种状况村里、镇政府和县政府也都清楚，但多持默认态度，只要大学生“村官”不惹是生非即可。
绝大多数受访乡村基层干部认为，大学生到基层任职，是国家为缓解大学生就业矛盾的一种手段，并不需要真正做出成绩。在他们看来，大学生“村官”多是较为一般院校毕业的学生，相比同班其他人能有一份收入稳定、相对轻闲的工作，还是应该满足的。
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一位村支书告诉记者，据他了解，有些大学生“村官”就是下来干活，有些就是下来赚钱。“大学生‘村官’有作用，干事的就有作用，不干事的就没作用。”
据他所知，阳高县内不干事的大学生“村官”占到80%还多。“这些大学生‘村官’压根就不去村里面，不去岗位上。”这位村支书说，县政府都清楚这种状况，但是也没好办法。
“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比较偏远的山区，因为交通不方便等因素，乡镇组织部门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长期有效的监管。”太原市委组织部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离就职村比较近的大学生‘村官’，一般都住在乡镇或街道办事处，这样也方便组织监督和工作方便。但很多比较偏远的村，由于组织部门不能长期不间断监督，部分大学生‘村官’就出现脱岗情况。”
记者采访发现，到农村工作后，每个大学生“村官”的思想上多多少少都存在一些困惑：农村可以是跳板，也可以是人生的舞台。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指导下，他们的基层工作实践产生了泾渭分明的效果。受访者认为，大学生“村官”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很大程度上反映出相关价值观导向机制跟进不力。
一些接触过大学生“村官”的村干部也认为，大学生年轻，学历高，新事物接受能力强，对于农村的发展相当有帮助。“能考上公务员走的就不说了，没离开的大学生‘村官’，看能不能有个政策让他们安下心来。”阳泉市义东沟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延说，要建立培训机制，多给大学生“村官”创造获得新知识的机会。比如去农业大学进行短期学习，或是去他村交流经验等。
记者从山西省委组织部了解到，通过今年新招，山西大学生“村官”将达到2.7万名左右。“要对这么多人进行管理和规范，缺乏考核办法是不行的。目前全省各地的考核办法是五花八门的，需要逐步加以统一规范。”尽管如此，这位工作人员称，大学生“村官”管理的关键环节仍在基层。
浙江：
“大学生村官”与“成长档案”
如何让大学生村官“待得住、干得好”，浙江金华市金东区江东镇创新制度设计，给每个“大学生村官”建立
“成长档案”，记录的各类表现情况将存入永久的个人人事档案，并作为推荐选拔基层公务员的主要依据，以此引导和促进“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集中心智服务农村。
如何让“大学生村官”“待得住、干得好”，江东镇实施的“成长档案”办法，对管理和发挥“大学生村官”作用，培养扎根基层优秀人才队伍提供了有效抓手。
记者在江东镇采访了解到，该镇有9名“大学生村官”，除1名是去年选聘担任“村官”外，其余8名是今年初经上级组织部门统一招考聘用的。江东镇党委书记陈云英说，按照浙江省委确定的一村、一社区至少一名“大学生村官”要求，今后还会派更多大学生来当“村官”。
陈云英说，目前，大学生“村官”在基层碰到的现状是，经招聘录用的“大学生村官”农村工作经验欠缺，也较少主动融入农村，出现游离困惑、进不了角色的现象。作为直接管理的乡镇党委政府，如何让“大学生村官”“待得住、干得好”，需要创新制度设计促进“大学生村官”积极主动服务农村、锻炼自己。
为此，镇党委与区委组织部在调研中想出了这个专门为“大学生村官”设立的“成长档案”。
今年3月，在金东区委组织部支持下，江东镇正式推出建立“大学生村官”“成长档案”。
“大学生村官”“成长档案”设计成规范的表格，有“大学生村官”的姓名、照片、岗位职务、主要内容、自我评价、履职考核、备注等。要记录的主要内容包括“大学生村官”掌握村情的基本情况、协助村级规范化建设情况等等。据江东镇纪委书记、组织委员李芳瑾介绍，这些内容由大学生村官所在地的全体村干部共同讨论、根据“大学生村官”的表现提出看法，详细记录在“成长档案”中。并经镇党委审核后分别在村庄和镇政府的公开栏里公布，接受广大村民和乡镇干部的评议。“成长档案”每半年记录并公布一次。
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的江东镇国湖村主任助理赵宝梅对记者说，建立“成长档案”对我们“大学生村官”有很大的触动。记录的内容要归入个人永久的人事档案中，若表现不好，这些材料一辈子跟着人走，就是今后重新择业，不好的记录不光彩。另外，“成长档案”记录的成长表现和处事能力，是乡镇和上级组织部门选拔录用基层公务员的主要依据，这促使我们“大学生村官”必须调整和摆正心态，要真正投入，集中心智好好表现。
江东镇横店村“大学生村官”俞诤说：“我是去年初选聘来江东镇横店村当村主任助理，当时全镇只有我一个‘大学生村官’，一年多来一直不知道应干什么。今年分配来许多‘大学生村官’，镇里建立‘成长档案’，提出具体要求，让我们对工作有了方向与目标，主动融入农村的积极性提高了。”
一些村干部说，“大学生村官”刚从学校出来，缺乏农村工作经验，建立“成长档案”对“大学生村官”有明显的督促作用，他们发现，“大学生村官”主动性强了，也更热心钻研村务等工作。
据浙江省委组织部门介绍，“大学生村官”任职前，由所在地乡镇政府与其签订合同书，期满后可根据工作需要和本人意愿确定终止或续签合同，并给予加分等优惠政策鼓励“大学生村官”参加基层公务员考试。■
大学生“村官”的困惑大体归纳为如下几类
困惑一：今后怎么办？
“我们是合同制，到了三年期限，政策一变，我们就有可能失业。”在对未来感到迷茫的情形下，多数受访大学生“村官”都产生过“再考”的想法。“熟悉大学生‘村官’工作以后，可以参加公务员的考试，尤其是乡镇公务员考试，相对其他考试要容易一些，而且有编制，相对稳定。”
困惑二：村用，乡管？
“包括村领导在内，村里不乏有些人觉得我们待不长，不会真正当作村里的工作人员。三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很多大学生‘村官’在村里面分工也不具体，让人觉得没有归属感。”
“我们也确实愿意在工作上多出力，经常会被区里、镇里抽调过去干几天。但这样一来，村干部越发认为你不属于‘村里人’，村里的工作不能兼顾时，村干部就挺不高兴。我们是村用乡管，有时候会出现双重领导，就不知道该听谁的。”
大学生村官案例篇8
政策的光芒
十三亿的人口大国，有八亿是农民，现在建国六十周年，改革开放也已经三十多年了，经济的飞度发展无疑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然而，城市发展的同时，身为农业大国必然要关注农村建设。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定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但是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国家关注农村，社会关注农村，随着一些措施的实施，如减免农业税，发放粮食补助，农民医疗教育不断完善……农村正稳步向前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轮廓日渐清晰。在农村稳步向前发展的同时，国家也适时地把人才导向了农村-大学生当村官。在一个城市化的年代，这条路并不好走，但问题掩盖不住政策得光芒。政策已初见成效，大学生"村官"改善了农村干部队伍的结构，为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鲜血液。同时，也培养了当代大学生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增强了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也丰富了大学生的社会经验，使当代大学生更健康、更茁壮，成为祖国飞跃的基石。
进农村=下油锅？
不少大学生慨叹，进农村当村官犹如下油锅：初到农村人生地不熟，又对农村和农业生产一窍不通，可谓之"水土不服"；从情感年龄上难以和村民沟通，村民对大学生没有信任感，可谓之"代沟"；待遇低，婚姻没戏，乡镇的人把你当民工使唤，可谓之"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以至于大学生由壮志满怀、激情澎湃，变为心灰意冷，出现了一种现象：学生不想成天呆在村里，村里也不希望学生去，办不了事，还得有人照顾，所以好多村官很少去农村，只领工资就可以了。
真的是农村的问题很复杂，不在农村摸爬滚打很多年的人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吗？**给了我们答案。从北京林业大学毕业的**，到北京平谷县挂甲峪担任村长助理，**对村长助理得理解是"就是作辅助咨询，提供建设性意见的工作。"他理解到位，同时，他在别人眼中做得同样到位，挂甲峪党支部书记张朝起评价"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不会玩虚的"他做得的确很好，因为半年多的时间，村民已经把他当本村人了。
和**一样许许多多的大学生"村官"都怀揣着自己的梦想，燃烧着激情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农村。让我们走进当代知青**，与他面对面交流，从他那里感受当代大学生的别样风采。
走进**
毕业于黑龙江大学，现担任山西朔州平鲁村长助理的**告诉我们，考村官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录取比例也就仅仅百分之二，面试的大学生要先笔试再面试，两项成绩加起来的二分之一再排名。
我：是什么使你在百分之二的录取比例中脱颖而出？
苗：我的优势就是有好的态度。
也许态度决定一切有些绝对，但态度决定高度却是必然。**坚定的目光腼腆的笑，印证了这一点。
我：你是怀揣着怎样的梦想，又是抱着什么想法走进农村的？
苗：农村是一个大舞台，可以大有作为，我期待着自己的厚积薄发。
苗：想要发展必须从基层做起。
我为之叹服，现在是多少大学生是踌躇满志，而根本就不懂厚积薄发，又有多少大学生找工作高不成低不就，而屡屡碰壁，慨叹无人识得千里马，而不从自身出发，不甘愿从基层做起。在个别大学生和**得人生态度里，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什么是好高骛远，什么是脚踏实地。
有人说，梦想与现实的距离是如此的遥远，总会使人轻易的受伤。每个人只有瞄准一个方向，不断攀爬，才可能一步一步逼近自己的梦想。我相信当代大学生都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无疑城市给现代年轻人更多的诱惑，但是是什么让这些骄子走进了农村？**给了我这样的答案："因为人要想有所作为，先要名正言顺，名不正，言不顺，事必不成。而我对大学生当村官非常看好，因为他们有条件成为国内一批年轻的基层干部，一是他们年轻，二是他们有文化。"
**自己的想法很简单，他说希望自己在新农村建设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而他要做的是"发现和实施好致富项目，为群众办实事"。有些话说出来只是寥寥几字，可做起来却要耗尽你的青春，用一生的时光来铺一条路，犹如岳飞一生只为四个字"精忠报国"。我问过**"有没有想过自己不被重用怎么办？"他爽朗的笑了，回答道："能否被重用首先要看自己，自己先要有空杯心理，不可以自以为是，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自己要真正的融入农村才行。"我没有在追根究底去问他，如果不被重用他会怎样。因为有这样的想法的他又怎会不被重用呢！也许路并不好走，但我相信**会一路前行，风雨无阻。"如果有人问我世界是什么样子，我会回答世界就是你眼睛里的样子。"我问**，你眼睛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时，他反问了我一句"我的心灵是太阳，你说我眼睛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无数人抱怨农村，也有一些大学生"村官"对农村建设感到失望，对农村生活感到忍无可忍，我问过**，我相信他也有自己的想法。"作为一名大学生去当村官，有没有尴尬的地方？"他没有抱怨，没有不满，他说："唯一尴尬的地方是，村官究竟属于行政体系中的什么位置，他们有什么职权，有什么义务，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原来他有的只是思考。尽管万事我们不能苛求十全十美，但既然发现问题，就有理由不让问题存在。相信我们日渐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会让**连唯一的尴尬也没有。
我的感受
大学生村官案例篇9
在工作一年多的时候，能够有幸参加此次培训班我感到十分荣幸，也非常的珍惜这次机会。此次培训主要围绕提高大学生村官创业能力、提高服务基层的能力和水平、促进参训学员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等内容开展学习教育，通过专题讲座、经验传授、座谈研讨、现场参观等形式向学员们传授经验。通过紧凑的课程学习，我从中学习到了许多，感悟到了很多，自己的眼界得到了拓展，心灵受到了启迪，自身的境界也得到了提升。
一、聆听教诲，拓宽思路,开阔眼界
北京农学院的史亚军教授、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师王建平老师、北京亲农耕创意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红波等经验丰富的老师，都站在讲台上向我们传授了他们的经验和收获，他们耐心细致的教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通往新领域的大门，将知识的宝库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和思路，也让我产生了许多的思考与感悟。
参加此次培训的大学生村官大部分都和我一样在村官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平日里都在为村内的大事小事忙碌，也都认为自己对所任职的村有一定的贡献。但是，在此次学习之前，很多人对于自己能对任职的村子有多大的贡献，能够为村子创设多大的效益却很少思考。通过老师的讲解，我们对于新农村的建设、大学生村官创业等有关问题有了深入的了解;通过了解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一个个成功案例的经验，获得了创新发展的思路;通过深入实地参观农业体验基地，也更是感叹拓宽自己的思路和应用发散思维的重要性。
二、结交朋友，寻找差距，自我提升
此次培训共有来自17个区县的102位村官参加，为了便于交流，共分成了4个小组。我们顺义的村官有幸可以和通州、延庆的村官共同组成了第四小组，每天晚上七点聚在一起，共同探讨、研究关于新农村建设与创业的各种问题，交流过程非常顺利，而随着讨论的深入，在交到不少朋友的同时，我也认识到了自己和别人之间的差距，不断思考提升自己。
没有比较，就不知道和别人有多大的差距;不学习，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的欠缺。在案例与分析的讲座过程中，通过老师的筛选我们了解到，在座的102位村官中已经有十几位村官有了创业的思路或者已经走上了创业的道路。一一听了他们的创业方向与未来设想，在感叹别人勇于实践的同时，也未尝没有听到自己曾经有过想法的创业方向。小组交流学习过程中，几位有想法的村官大胆的向大家陈述了自己的方向与目标，每一位村官发挥自己的专长，交流自己的感受，为有创业想法的村官建言献策，这种团队协作共同向上的氛围，让我受到了感染，坚信在农村这个大舞台上，感想并且敢做，依托现有资源，大胆创新，每个人都可以挥洒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三、学以致用，创业兴业，谋新敢为
听过老师们讲授知识、参观了农业体验基地、村官们相互交流了心得体会，整个学习过程让我对农村经济的发展有了一些思考。未来农业的发展要向现代农业转型，想要谋划农村发展也要结合村内实际，依托现有资源进行规划，而谋发展的前提便是建立健全基础设施，为发展提供牢固的基础。在看过了培训所在地韩村河的发展和农业体验基地之后，我也相信虽然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但是只要能结合各地的实际抓住机遇，迎头赶上并不是没有机会。
大学生村官案例篇10
[关键词]大学生“村官”;教育培养;大学生“村官”工作
[中图分类号]D267[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28X(2010)09-0033-03
2006年,上海市奉贤区结合新农村建设实际,启动向社会招聘全日制大专以上大学生到村任职工作。经过几年来的实践探索,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大学生“村官”工作良好格局。
一、奉贤区教育培养大学生“村官”的主要做法
(一)教育培训,提升能力。一是加强思想教育,增强内动力。奉贤区有关职能部门通过座谈交流、个别谈心、进行心理调适等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引导,帮助大学生“村官”客观地评价自己,尤其是帮助他们形成“从基层做起”、“在艰苦环境中磨砺成材”的观念,积极转变心态,进一步树立“扎根”意识,消除“镀金”思想;树立“沉底”意识,消除“浮躁”思想;树立“服务”意识,消除“迷茫”思想。通过有效沟通,及时消除大学生“村官”思想上的误区和顾虑,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对农村、对农村工作的热爱,增进对农民的感情,踏踏实实扎根农村,为新农村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二是开展岗位培训。每年对大学生“村官”进行岗位培训,提升业务能力。大学生到村任职前,区、镇(开发区)两级组织人事部门通过组织理论学习、现场教学、经验传授,以及到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先进村企、现代农业园区现场观摩等方式对大学生“村官”进行岗前培训,帮助他们熟悉农村基本情况,尽快适应工作岗位。通过技能培训,使他们尽快掌握做好农村工作的基本方法和技巧。针对不同的条线,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基层管理工作、经济工作、专业技术指导、事务性工作等方面的培训,增强大学生“村官”对农村生产实用技术、农业政策、农业经营管理、计划生育、矛盾调处、乡土人情等农村知识信息的了解,尽快掌握农村工作的技巧,了解与农民打交道的方式方法,促进大学生“村官”有效开展工作。三是加强实践锻炼。区委根据各镇(开发区)村干部队伍配备的结构要求,对大学生“村官”进行分类配置,针对大学生“村官”所学专业和特长,创造条件,把他们安排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岗位,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通过有意识地给大学生“村官”交任务、压担子,尽可能多地安排他们参与中心工作和各种急难险重任务,让他们在农村的主要工作岗位上担当重任,独当一面开展工作,促使其早日在工作一线锻炼自身的组织协调、沟通交流、处理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此外,通过采取轮岗、挂职等多种形式,帮助大学生“村官”熟悉多方面的工作,丰富工作经历,积累工作经验,培养处理问题的胆略和魄力,提高独立工作的能力。
(二)搭建平台,拓展素质。一是搭建大学生“村官”自我管理的平台。成立奉贤区青年联合会大学生“村官”分会,并以此为平台,制定严格的分会章程,促进大学生“村官”自我管理,提高组织管理能力。二是搭建有效的大学生“村官”自主创业平台。通过制定大学生“村官”创业的各项优惠、扶持政策,创业指导服务,创业方式方法引导等,鼓励和支持有创业意愿、创业能力、创业优势的大学生“村官”发挥自身优势和专业特长,立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进行自主创业。三是打造大学生“村官”交流平台。通过定期座谈会、工作例会、联谊活动、谈心活动、建立QQ群等途径,促进大学生“村官”交流思想、沟通感情、开拓思路、改进工作,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同时注重发挥大学生“村官”文化基础好、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快的优势,组织大学生“村官”到各地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参观考察,学习借鉴外地的先进经验和做法。
(三)健全机制,促进成长。一是做好工作规划。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促进大学生“村官”健康成长,区委组织部制定了《奉贤区促进大学生“村官”培养工作实施细则(试行)》,根据大学生“村官”群体的特点以及所面临的主、客观条件,对其以后的工作方向、目标任务、成长路径等作出科学的整体规划。将其成长分为学习熟悉期、能力提升期、发展定位期三个不同阶段,提出不同的工作要求和发展目标,为大学生“村官”量身定做、系统设计三年工作规划,使他们对今后三年的工作有一个整体认识,也能对不同阶段的工作要求和发展目标采取有针对性的策略。二是健全管理机制。针对不同类型大学生“村官”,制定《奉贤区到村任职大学生及驻村干部管理办法(试行)》,在管理服务、制度建设、教育培养和考核激励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详细提出了各种类型大学生“村官”的管理培养措施,并明确区、镇(开发区)、村的职责,体现有分有合、分类管理的原则。三是建立“传帮带”机制。通过明确所在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或其他优秀的农村基层干部为带教老师,实行“一对一”或“多对一”的“传帮带”制度,制定详细的带教计划,明确带教任务,手把手地向大学生“村官”传授工作经验,并定期开展汇报交流。四是建立人才培养机制。各镇(开发区)把经过岗位锻炼、工作业绩突出,受到村“两委”班子和广大群众认可的大学生“村官”,有步骤地纳入到村级后备干部队伍进行培养,并逐步通过选举进入村“两委”班子。五是健全保障机制。通过制定工资发放、福利待遇、社会保险、职务晋升、职业发展等方面具体政策,落实大学生“村官”各方面的福利待遇,协调解决他们工作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不断改善他们的学习、工作、生活环境,增强其归属感与荣誉感。
二、大学生“村官”教育培养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培养主体责任问题。从大学生“村官”教育培养具体实践操作层面上看,区、镇(开发区)不是大学生“村官”教育培养主体,其作用在于对大学生“村官”工作进行宏观规划、指导、管理、监督,较少涉及大学生“村官”个体的具体培养设计、日常教育实施和管理。因此,对大学生“村官”教育培养过程的动态监控作用不明显,缺乏教育培养的差异化策略,对个体具体的职业规划缺乏有针对性的指导。作为大学生“村官”的实际培养主体,各村在大学生“村官”教育培养上仅限于“传帮带”作用,对大学生教育培养责任只停留在协议层面,其责任履行缺乏有效的监督,使得一些大学生“村官”得不到实质性的教育和培养。甚至一些村出于自身利益因素,害怕大学生“村官”“抢班夺权”,不愿意授权,不愿意大学生“村官”深入农村工作,不愿意采纳其合理化意见建议等,形成了对大学生“村官”事实上的排挤,更不用说教育培养了。
(二)自主创业问题。从已经服务期满或即将期满的大学生“村官”的发展状况看,很少有大学生“村官”选择自主创业。大学生“村官”依托自身优势,带领群众创业致富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面对异常复杂的农村市场环境,一些大学生“村官”缺乏相应的农村市场信息以及应对农村市场变化的技巧和创业经验,特别是缺乏科技含量高、市场前景好、可操作性强、带动效应好、符合当地实际的创业项目信息以及相应的项目技术支撑和良好的融资环境,导致一些大学生“村官”对自主创业有着内在的畏难情绪,创业意愿不强。
(三)实践锻炼问题。为使大学生“村官”得到充分的实践锻炼,更全面地掌握农村工作方法,最大限度地积累处理问题的经验,一些大学生“村官”被频繁地从一个部门借到另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工作还没有熟悉起来又被借到另外一个部门,被借的大学生“村官”只能疲于应付,得不到事实上的实践锻炼,步入了为实践锻炼而实践锻炼的怪圈。特别是一些镇(开发区)机关、事业单位,似乎把大学生“村官”当成了廉价劳动力和紧急时使用的零时工。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实践锻炼途径很多,但大学生“村官”真正面对群众开展工作,比如开展村民走访、农村情况摸底调查等工作的机会并不多,一些大学生“村官”甚至连走出办公室的机会都没有。
(四)出路与后续培养问题。奉贤区的大学生“村官”主要有三类,即上海市统一选聘村官、“三支一扶”中“支农”村官和自主招聘村官。区、镇(开发区)、村从不同的层面加大对这些大学生“村官”的教育培养力度,促进其成长成才。然而,何为成长成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考察标准。从任职期满或即将期满的大学生“村官”去向上看,到目前为止,进入公务员系列、自主创业、继续深造的大学生“村官”相对较少,而且不同类型的大学生“村官”在公务员招考和市机关事业单位事业人员招考中优惠政策并不一致。从目前政策层面来看,只有上海市统一选聘村官、“三支一扶”中“支农”村官在公务员招考和市机关事业单位事业人员招考时有优惠政策,自主招聘的大学生“村官”缺乏进入区、镇(开发区)机关事业单位的有效通道。在这种背景下,各镇(开发区)都把鼓励大学生“村官”担任村干部作为倾向性意见。但从整个奉贤区村级班子状况来看,村班子在人员补充上并不十分困难,这给大学生“村官”进入村班子造成实质性的阻碍。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班子成员需经换届选举产生,大学生“村官”要想得到村党员、群众的认可而进入村班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此外,从对区、镇(开发区)大学生“村官”教育培养过程看,如何使已经进入村班子或实现自主创业的大学生“村官”得到进一步的教育培养,使其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还缺乏系统规划思考和进一步工作举措。
三、大学生“村官”教育培养的对策建议
(一)健全规划指导、教育培养、考核监督责任体系。首先,要根据确立的目标任务,研究制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大学生“村官”教育培养方法,特别是要厘清区、镇(开发区)、村在大学生“村官”培养上的各种关系,进一步健全规划指导、教育培养、考核监督责任体系,明确监督、培养责任,加强沟通和协调,加强对大学生“村官”教育培养过程的动态监控。其次,要明确主体责任。各村要切实重视对大学生的教育培养工作,根据各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大学生专业特长与优势,制定详细的有针对性的带教计划,并通过言传身教加强对大学生“村官”的教育培养,为其迅速成长成才提供良好的环境和空间。实行带教老师轮换制,定期为大学生“村官”安排不同条线的带教老师,有计划地让其参与不同条线的工作。
(二)优化自主创业环境。首先,要依托区、镇(开发区)、村现有资源,推进大学生“村官”创业基地建设,使之成为大学生“村官”了解农村市场信息、创业项目信息、获得创业技术知识的窗口和创业实践的舞台。其次,制订切实可行的自主创业服务政策。如在项目审批、土地流转使用、税费减免等环节给予便利,为大学生“村官”创业争取多渠道资金扶持,以及组织专家协同相关部门,为大学生“村官”提供创业培训和技术服务等。第三,组建自主创业团队。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群体优势,有针对性地引导具有不同专业特长的大学生“村官”联合起来,组建特色创业团队,形成团队效应,发挥人才合力,实现共同创业。
(三)健全教育培养机制。首先,健全大学生“村官”教育培养工作交流制度。深入研究大学生“村官”教育培养的科学方法和内在规律,及时总结经验、做法和不足,交流推广典型案例,研究制定进一步的工作任务和创新举措。其次,要建立大学生“村官”培养档案。培养主体要做好培养档案工作,全程记录大学生“村官”的成功过程,及时纠正教育培养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不足。第三,规范实践锻炼流程。由培养主体根据大学生“村官”教育培养实际,制定科学的、有针对性的实践锻炼方案,对实践锻炼部门、期限、目的、要求等提出指导性意见。在实践锻炼的内容上,应尽量安排大学生“村官”参与村级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条线、重大事项以及村民走访、农村情况摸底调查等方面的工作,增强实践锻炼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第四,建立双考核制度。在对大学生“村官”进行考核的同时,加强对带教老师的考核,把带教工作考核作为对带教老师整个工作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发带教老师的内动力,促其切实负起带教责任,从而把带教工作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