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基本农田征地标准篇1
(一)加快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工作。按照国家和省上统一部署，加快组织进行我市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编制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既要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确保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面积；又要切实注重空间合理布局和城乡土地利用结构优化，与城乡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相衔接。
(二)维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严肃性。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一般建设项目选址，必须选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内，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范围外，不得设立各类开发区和城市新区。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必须报经原批准机关批准。确需单独选址建设的项目，依法可以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规划修改方案可以在报批用地时一并报批；其他项目用地涉及修改规划的，按法定程序修改规划后，方可报批用地。
(三)严格执行建设用地计划管理制度。各县(区)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家供地政策和土地利用实际情况，提出下年度须经国家和省市批准的能源、交通、水利、矿山、军事设施等项目建设用地与城镇村庄建设用地等农用地转用计划建议。根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开发整理规划和建设占用耕地造成耕地减少的情况，确定下年度土地开发整理计划。各县(区)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建议，应于每年十月底前报市国土资源局，同时抄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四)年度农用地转用计划不得突破。各县(区)要按照“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把有限的土地利用指标用在重点急需项目上，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中关键领域和重点项目的需要。当年结余的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经市国土资源局核实批准，下一年度可以继续使用。
(五)切实做好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项目建设单位向项目主管部门申报核准或审批建设项目时，必须附同级国土资源部门的预审意见，没有预审意见或预审未通过的，不得核准或批准建设项目。不符合国家供地政策、不符合建设项目用地标准、占用耕地但补充耕地方案不可行、需要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修改方案不可行的，不得通过项目用地预审，尤其对高档宾馆、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项目，不得通过项目用地预审。建设项目选址，同时要符合城市和村镇建设规划。在《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4号)实施前批准立项的单独选址建设项目，报省国土资源厅进行用地预审。
二、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切实保护基本农田
(六)切实落实基本农田保护措施。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必须严格落实上级人民政府下达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指标。各县(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本农田保护工作，切实把基本农田落实到地块和农户，一定要做到“七有”即有保护公告、有保护组织、有保护合同、有乡规民约、有图表档案、有保护图件、有保护标志。
(七)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五不准”的规定。基本农田一经划定，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擅自改变用途。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五不准”即不准除法律规定的重点建设项目之外的非农建设占用基本农田；不准以退耕还林为名，将平原(平坝)地区耕作条件良好的基本农田纳入退耕范围，违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随意减少基本农田面积；不准占用基本农田进行植树造林、发展林果业；不准以农业结构调整为名，在基本农田内挖塘养鱼和进行畜牧养殖以及其它严重破坏耕作层的生产经营活动；不准占用基本农田进行绿色通道和绿化隔离带建设。对违犯基本农田保护“五不准”的行为，要坚决依法查处，严肃追究责任，对有关责任人员由上级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依法按权限给予行政处分，同时，上级政府要责令限期整改，整改期间暂停农用地转用和征地审批。经国务院依法批准占用基本农田的，征地补偿费按法定最高标准执行，耕地开垦费按我省最高标准执行，并补划相当数量和质量的基本农田，确保全市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不降低。
(八)严格执行耕地占用补偿制度。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力度，严格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耕地开垦费和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等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确保专项资金用于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和基本农田建设。进一步加强土地开发整理复垦项目申报和监督管理，确保项目投资到位，实现全市耕地占补平衡。
三、严格建设用地审查报批
(九)明确建设用地报批权限。必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规定权限、条件和程序审查报批土地。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或省政府批准或者核准的能源、交通、水利、矿山、军事设施等确需单独选址建设的项目，涉及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报国务院批准；除此之外单独选址建设的项目，涉及的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报省政府批准，其中征收土地面积超过省政府批准权限(征用一般耕地超过35公顷，其它土地超过70公顷)的，须报国务院批准；建设项目确需占用基本农田的，须报国务院批准；在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范围内，为实施村庄、集镇规划占用土地，涉及集体或国有农用地转用的由市人民政府审批：具体建设项目需要占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国有未利用地的，由市、县(区)人民政府审批，村民宅基地占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集体未利用地的，由县(区)人民政府审批。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其他有关文件没有明确分期建设的，应当一次性报批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严禁将单个建设项目用地拆分审批。
(十)严格征地报批要求。征地报批时，必须附具被征地农民对补偿标准、安置途径的意见或者组织听证有关材料。耕地开垦费或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来按规定足额缴纳的、征地补偿费未全额支付到位的，不得批准。
(十一)全面推行农村宅基地“三榜公布”、“三到实地”制度。农村村民需要宅基地的，应向本集体经济组织提出申请，集体经济组织应将申请宅基地的农户张榜公布；公布期满无异议的，集体经济组织应将上报的农户再次张榜公布；经依法批准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将审批结果第三次张榜公布。在宅基地审批过程中，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受理宅基地申请后，要到实地审查申请人是否符合条件、拟用地是否符合规划等；宅基地经依法批准后，要实地丈量划定宅基地：村民住宅建成后，要到实地检查是否按照批准的面积和要求使用土地。
(十二)严格农村宅基地申请条件。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不得批准宅基地。实行“一户一宅”政策，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规定的标准。严禁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各县(区)要对农村宅基地进行清理，对一户多宅或面积超标准的和城镇居民拥有农村宅基地的要依法处理。
(十三)依法界定临时用地的范围。不得将建设用地按照临时用地审批，也不得将农用地按照临时用地审批。已按临时用地审批的建设用地，追究审批责任，符合报批条件的重新报批。禁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非法出让、出租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
四、规范土地市场行为
(十四)严格控制划拨用地范围。经营性基础设施用地要逐步实行有偿使用，工业用地逐步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有两个以上用地意向者的，必须实行招标、拍卖、挂牌出让。以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价格不得低于协议出让最低价。对非法低价出让的，要依法追究责任。原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须经依法批准，并在土地有形市场公开交易，按照市场价格减去补偿费用的差额补交出让金；加强土地储备，土地储备工作由国土资源部门统一管理，市场交易价格明显低于协议出让最低价的，市、县(区)政府应当行使优先购买权；对临街具有商业价值的地块，应当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
(十五)土地出让金一律不得减、缓、免。土地出让金必须足额到位，实行财政专户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严禁空收、空转、空支。
五、大力推进集约用地
(十六)严格执行工程项目建设用地定额指标。对不符合指标要求的，不予供地或者适当核减用地面积。
(十七)严格土地使用条件。认真执行工业项目用地的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系数、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所占比重等控制性要求。对达不到土地使用条件的，不予供地；对擅自改变土地使用条件的，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收回土地使用权。
(十八)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努力盘活土地存量，充分利用未利用地，严禁闲置浪费土地。土地征收经依法批准后，县(区)两年内未实施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的，批准文件自动失效；农用地转用依法批准后，县(区)两年内未提供给具体用地单位的，按未供应土地面积扣减该县(区)下一年度的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提供给用地单位后，用地单位一年以上未满两年未进行实质性开发的项目，依法征收土地闲置费，已满两年未进行开发建设的项目依法收回土地使用权。
(十九)积极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工作。各县(区)要根据实际情况，通过修编和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引导农村住宅建设逐步向小城镇和中心村集中，引导新办乡村工业向建制镇和重点小城镇集中。
六、进一步完善改进征地工作
(二十)完善征用土地程序。全面执行“告知”、“确认”、“听证”的规定。征地方案必须征求被征地村村民代表的意见；对征地的补偿标准和安置途径举行听证；对征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必须妥善解决。否则不予受理用地报批申请。
(二十一)合理确定征用地地价标准。各县(区)要在综合统计的基础上，确定当地征地的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土地征收区片综合地价标准。征用基本农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之和不得低于年产值标准的30倍。征用其他土地的，要适当提高补偿标准．
(二十二)加强征地实施过程监督。健全征地款分配制度，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保证被征地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足额及时到位。各县(区)国土资源部门对农民的补偿方式上，可以采取直通车、一站式补偿方式，直接向农民发放，确保被征地农民的利益不受损害。
(二十三)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各县(区)要逐步建立多种措施安置被征地农民生产生活的制度，改变过去单一的货币补偿安置措施。可以采取给被征地农民购买社会保险，对失地农民进行劳动技能培训并介绍失地农民就业。对于有稳定收益的项目，农民可以经依法批准的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入股。
七、依法加强土地监督检查
(二十四)严厉打击各类土地违法行为。各级国土资源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督检查，加大对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行政处罚要到位，依法应当拆除、没收或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得只罚款、补办用地手续，确需补办用地手续的，在补办用地手续时，须附具对违法行为的处理意见及落实情况，征地补偿费、耕地开垦费须按最高标准支付和交纳。
(二十五)落实土地督查制度。土地执法监察工作要贯彻“预防为主，预防和查处相结合”的方针，大力宣传土地管理的法律法规，落实土地督查制度。市县(区)要进一步加强执法监察机构和队伍建设，改进执法形式和方式。建立健全土地执法监察网络，继续完善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动态巡查制度，强化对土地违法行为的监察。
八、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二十六)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对土地管理的责任。各级政府要把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作为关系全局的战略举措，摆上重要工作日程，周密组织，常抓不懈。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的责任，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各县(区)政府要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面积负责。市、县(区)、乡(镇)都要建立耕地保护责任考核体系与责任追究制度。各县(区)政府每年要向市政府报告耕地保护责任目标的履行情况；国土资源局要会同农牧局、监察局、审计局、统计局等部门定期检查和考核，并向政府报告。政府对认真履行责任目标、成效突出的，给予表彰；对没有达到责任目标的，要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补充耕地和补划基本农田。
农村基本农田征地标准篇2
一、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土地政策中的问题
我国有8亿多农民,人多地少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据《世界经济年鉴》统计,中国陆地面积是世界陆地面积的1/15,而耕地面积却不足世界耕地总面积的1/20,大约18亿亩左右。土地对农民来讲,不仅是生产资料、生活保障,更是集体和农民个人的重要财产。可以说,在我国农村进行的任何一项改革或其他事业,几乎都与土地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这离不开政策的引导和支持,尤其是农村土地政策。新农村建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进行的事关数亿农民利益的伟大事业,这也就决定了农村土地政策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农村土地政策对新农村建设的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新农村建设的积极促进,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新农村建设涵盖着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国土整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需要一整套完备的土地政策体系作支撑,而如今现实却表明,既有的一些农村土地政策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需求,由于当前农村土地政策的供给不足或固有缺陷以及执行扭曲等与推进新农村建设总体目标不协调一致的问题的存在,在不同程度上对新农村建设造成严重制约。
目前社会上存在着一种呼声,就是农村土地的私有化。农民维持生计的重要保障就是土地,30年土地延包不变使许多农民视其土地为私有。而赞成土地私有化的研究者也认为,从长远看,如果农民能够作为土地所有者进入市场,将使政府获取土地资源的成本大幅度上升,这是从根本上遏制政府对土地资源肆意掠夺的治本之策。还有学者认为“方面,应实行农村土地所有权多元化政策,条件成熟的地区实行政府管制下的土地私有化政策”。
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仅包括土地补偿费用、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至于补偿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特殊情况下不超过三十倍。从以上立法可以看到,我国的土地征收补偿采用的是有限的低价补偿,并且补偿范围也只限于《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
当前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失地农民问题表现的极为突出,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农用地要转为建设用地,越来越多的农民会全部或部分地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收入来源少、生活水平下降明显,成为“种地无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典型的“三无”人员。
二、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土地政策改革和完善的重点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推进新农村建设要注重实效,不搞形式主义;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要民主商议,不强迫命令;要突出特色,不强求一律;要引导扶持,不包办代替。由此,农村土地政策的改革和完善必须思路明晰,科学决策,重点突破,整体推进,以更为适合当前形势任务要求的农村土地政策,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全面实现。
(一)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城乡二元结构在土地政策上具有深深的烙印,党和政府已深刻认识到这种二元结构会造成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的弊病,对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战略性的调整,转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变革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土地政策是对建设新农村最有力的支持,可以说这个历史机遇已经到来。
(二)逐步解决地区差距和发展不平衡。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这种局势下搞新农村建设,谋求统一的土地政策支持,强求整齐划一,其效果不佳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在对农村土地政策的改革与完善过程中,应正视这一客观规律,切实把统一与变革,坚持与发展的问题解决好,使农村土地政策更加符合国情,适应大局,更具有可操作性与有效性。
(三)依法严格执行农村土地审批制度。严格农村土地审批制度,依法治地,要从“审批环节、审批事项、批准权限、报批方式、报批程序和审查内容”六大方面,严把土地审批中的关键环节,对新增建设用地进行“全方位卡位”。总体来看,这项改革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强农村土地审批管制。审批管制是土地用途管制的关键环节和关键措施,它不同于过去分级限额审批,而是严格程序、全程覆盖、全程管理,主要表现为对规划、计划的审批,对增量建设用地的审批,其中又细化为诸如城市土地改变用途审批、农民宅基地和农用地转用许可审批等。审批管制的实施要从体制上控制农用地向建设用地的流转,为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建立保障体系。并且建立更加严格的农村用地审批制度和土地监管体系,针对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粮棉油生产基地、有良好的水利与水土保持设施的耕地、正在实施改造和可以改造的中低产田、蔬菜基地等在内的耕地,实行严格审批和从严监管;二是严格新增建设用地的审查报批,保障国家重点工程必需用地。而且,土地审批权限要进一步向中央集中,并由国家统一调控,建立新增建设用地审批与国家的产业政策相结合的机制。凡属国家限制性产业的项目用地,不论占地面积多少,都应报国务院审批,或者由国务院授权国家土地管理部门审批;凡属国家禁止性产业的项目用地一律不准供地;凡属人均耕地面积低于一定限度的地区,则取消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审批权等等;三是加大审查力度。即对各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占补平衡、产业政策、农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等等进行严格审查,严格执法,制止乱批滥用的违法行为。
(四)采取更有效的方法保护耕地、特别是保护好基本农田。新农村建设中,必须继续完善和严格执行占用耕地补偿制度和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还应该进一步探索建立和完善最严格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制度,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一是对于非农建设经批准占用耕地的,按照“占多少、垦多少”的原则,由占用耕地的单位负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的,通过缴纳相关税费,专项用于耕地整理开发以补充耕地。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凡征用基本农田和一定数量耕地的,必须报国务院批准;由省级政府批准的征地,今后应报国务院备案;二是科学规划,刚性管死,弹性管活,建立起合法、有序、集约的农地利用制度。应把基本农田不折不扣落实到地块,变“总量控制”为“空间控制”,一经划定就是“”,必须“管死”。“除了关乎国家全局、有利于区域生态改善的重大工程(如南水北调)不得不占用基本农田外,其他项目建设一律不准占用基本农田。对必须占用基本农田的项目,要按照当地征收征用土地的最高标准进行补偿”;三是加强基本农田保护基础性工作,将基本农田保护责任逐级落实到地方政府、村组和农户。加强基本农田建设,通过土地整理建设高标准的基本农田;强化基本农田保护的监督管理,严禁擅自改变基本农田数量、布局和用途的行为。严格执行占用基本农田听证和公告制度;建立基本农田动态监测与核查制度,对粮食主产区和优质耕地实行重点保护,完善监管手段。
(五)合理分配、使用土地收益,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在新农村建设的进程中,农业土地的价值快速上扬,农业土地转化为非农业用地会带来巨额的增值效益,土地问题的背后是利益分配问题。如何合理分配和使用土地收益,可以在改变权利配置方面上做文章。一是把更多的非农建设用地直接留给农民集体开发,让农民以土地作为资本直接参与工业化和城镇化,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仅提高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关键是缩小征地范围,在符合国家土地利用规划,严格管制非农用地总量的基础上,把更多的非农建设用地直接留给农村社区集体组织开发,这是增加社区集体组织收入的最重要的来源;二是合理分配和使用土地收益,要从土地的收益中拿出更大的比例用于支持新农村的建设,让农民更多收益。国土资源部李元表示,“明年中央和地方土地收益直接用于支持农业发展的数量将大大增加,预计将超过1,000亿元”;三是建立土地收益基金专项管理制度,严格规范土地出让收益用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农村建设用地整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镇土地收购储备和风险备用金等的具体标准,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三、结束语
改革与完善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的农村土地政策,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行节约用地、集约用地;进一步建立健全保障体系,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进一步调整土地收益取得格局,合理分配、使用土地收益;进一步发育农地流转市场,促进土地合理流转。总之,无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农村土地政策的改革与完善,我们都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安排、科学规划,广泛听取基层和农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要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区分轻重缓急,突出建设重点,分步实施,扎实推进;要从农民群众最关心、要求最迫切、最容易见效的事情抓起,不断让农民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广大干部要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做到关心农民疾苦、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增加农民福祉。
(作者单位:中共原阳县委党校)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宗连.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土地整理研究[J].安徽农学报,2006.12.
[2]姜爱林.论土地政策概念的界定[J].绥化师专学报,2001.1.
农村基本农田征地标准篇3
一、抓好农村土地利用规划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以农村规划为龙头。要使有限的农村土地资源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加强农村土地利用的规划工作。农村住房、乡镇企业、公用设施、道路建设、植树造林、养殖业、基本农田用地等都要有一个中长期规划，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节约和集约利用农村土地。但是，目前部分农村没有土地利用规划和农村建设规划，土地使用不合理，造成了土地浪费现象。今后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国土资源部门要加强农村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工作，城建部门要加强农村建设的规划工作，要促进农村建设布局合理、节约集约用地。
二、加强农村建设用地管理
农村各类建设用地严格管理。严格管理不是限止农村建设，而是促进农村建设有序地发展。对于符合条件的农村住房、公共设施、乡镇企业用地，国土资源部门要积极办理用地手续，搞好服务。在这些方面，近几年来国土资源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由于部分农村集体经济薄弱，往往把卖宅基地当成了一种集资手段，受到村民的强烈反对。通过对来信来访情况进行分类分析，占近半数是反映农村宅基地问题的。今后，要按照《河北省农村宅基地管理条例》的规定，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防止乱占乱建，要坚决查处乱批乱划和买卖农村宅基地违法现象，加强“空心村”治理力度，收回农村闲置宅基地，积极支持生态文明村建设。在农村建设用地过程中，要十分注重节约集约用地，能用荒废土地不利用耕地，要向二层三层楼房住宅发展，严格控制农村外延。要积极研究制定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转让等市场配置办法，促进土地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合理流动，优化配置，从而促进生产的发展。
三、加强基本农田保护
既要保证项目建设用地，又要保护好现有耕地。基本农田是人民群众的“饭碗田”，也是人民群众的“命根子”。国家严格土地用途管制，目的是从保证粮食安全出发，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人多地少是国情，也是我们的县情。保护好耕地资源是国土资源部门义不容辞的义务。工作中，我们正确处理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该占用的占用，该保护的保护，在资源保护上下真功夫，一是建立健全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层层签订责任状，将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落实到农户：二是狠抓基本农田保护图、表、卡、册以及标志等基础工作建设，进一步完善保护措施，使基本农田保护工作逐步走向规范化、标准化、法制化的管理轨道。通过基本农田保护工作，保障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四、抓好荒废土地开发
合理开发整理土地后备资源，是折抵建设用地指标、增加耕地面积、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措施。我们要将此项工作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去抓，做到组织、措施、资金、检查、验收五落实，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果，为全县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后备资源基础。为改变矿山生态环境，创造良好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我们要继续抓好“千矿万亩”工程。按照“全面规划、典型引路、分类指导、分批实施、逐步到位”的原则，对新建矿山，要求必须制定绿色矿山治理方案，实行边开采边治理。通过土地开发和整治工作，增加农村可耕地的数量和质量，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村生态环境转变。
五、保护好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一是以当地统计部门有关资料为依据，综合考虑耕地的类型、质量、农用地等级等因素，进行评估论证，制定出本行政区域内耕地的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区片综合地价，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为制定征地补偿方案打好基础：二是加强征地补偿费和监督管理工作，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征地工作进一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的通知》精神，明确要求，实行已批复建设用地项目征地补偿落实情况季报和年报制度，加强督导，及时发现问题，及进提出整改意见，促时全县征地补偿工作的落实。同时，我们还要积极探索被征地农民养老金制度，使他们老有所养，保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六、加强矿业秩序治理整顿
加大治理整顿力度，严厉打击无证、越层、越界、非法采矿活动。一是建立健全治理整顿责任制度：二是坚持“周查、旬检、月调度”制度和群众举报制度；三是实行采矿证年检制度：四是强化资源储量动态监测管理：五是加大对越层越界矿封堵和处罚力度；六是对无证矿井采取“三不留、一毁闭”措施，拉倒井架、拆除设备后予以关闭。进一步巩固矿产资源管理秩序集中治理整顿成果，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依法坚决予以打击：要从治本入手，要配合乡镇政府有关部门坚决完成关井任务，搞好资源整合工作，按照科学规划、整合资源的原则，解决矿山布局不合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率低的问题，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促进涉矿县区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农村基本农田征地标准篇4
关键词:土地流转;农民;农村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土地承包期限的表述为“长久不变”,使得农民对承包土地的权属更为确定。与稳定承包经营权相对应,农村土地的规模经营所要求的土地流转问题,是实践中和政策上一直探讨和关注的农村热点问题。
模式,原指制造器物的模型,在纸型上浇铸的铅版用来印制出与原版完全一样的文字和图案,现在一般指可以加以仿效的范本、模本,是范型、雏形、样式、典型的近义词。农村土地流转,是指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农业生产者之间流动,从而达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总结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实践,可以把中国农村土地流转的模式归结为以下几种:
一、以土地股份合作制为特征的南海模式
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大量外资涌入沿海以后,广东沿边地区的土地市场全面告急,以承包权入股组建社区股份合作经济的“南海模式”应运而生。1992年春,佛山市南海区罗村镇下柏管理区,把辖区内农民的土地划分为农业保护区、工业开发区及群众商住区,同时以行政村或村民小组为单位,将农民承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的集体土地集中起来,然后由股份合作组织将土地统一发包给专业队或少数中标农户规模经营,或由集体统一开发和使用;农民依据土地股份分享土地非农化的增值收益、经营收益;初期股权不得继承、转让、抵押和提取。
南海模式打破了政策上的种种限定,是中国最早的一种农村土地流转实践探索。之后许多地方的一些做法,可是说是南海模式的一种延伸,如重庆模式。2007年6月29日,重庆市工商局《关于全面贯彻落实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服务重庆城乡统筹发展的实施意见》规定,“在农村土地承包期限内和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允许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农民专业合作社;经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在条件成熟的地区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出资入股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独资、合伙等企业的试点工作”,农地入股这种原本模糊的土地流转形式得到地方政府的明确支持。
二、以两田制为特征的监利模式
1994年,湖北监利县赵家村将宅基地、自留地、口粮田之外的水田、旱地、水面等土地一律公开竞价发包。改革的具体举措为:人均宅基地、自留地和口粮田0.5亩,这部分土地属于福利地,增人增地、减人减地,每五年调整一次;宅基地、自留地、口粮田之外的水田、旱地、水面等,一律公开竞价发包,同等标的,本村人具有优先承包权,最低承包面积不得少于50亩,承包期一定五年,不得转包,承包费除用于必要的公共支出外,其余按照人头分配到个人。
两田制是一些地方出于土地重组的需要突破政策界限而推行的一种土地制度创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许多地方试行、推广。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和家庭承包经营的前提下,将集体的土地划分为口粮田和责任田(或称之为商品田或经济田)两部分。口粮田按人平均承包,一般只负担农业税,责任田一般要缴纳农业税,或按人承包、或按劳承包、或招标承包。两田制在学术界一直充满着争议,1997年中央发文明令禁止。
三、以土地换社保为特征的嘉兴模式
1998年,《嘉兴市区土地征用人员分流办法》出台,针对传统征地制度中征地范围广、补偿标准低和失地农民没有保障等问题和弊端,采取“三统”、“一分别”的新办法。“三统”即政府统一征地,统一补偿政策,统一办理失地人员农转非和养老保险;“一分别”即政府将所有费用转入到劳动社保部门的社保专户,直接落实到安置人员个人账户上,并按照不同年龄段对被征地人员分别进行安置。
嘉兴模式把土地流转中农民的安置补助费和土地补偿费,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开创性地解决了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成为以后许多地方政府借鉴的样板。
四、以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为特征的芜湖模式
1999年底,安徽省芜湖市被国土资源部确定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试点市。具体实施方案的核心是,村集体拥有的土地所有权不发生变化,由各试点乡镇成立建设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作为土地的假定使用方,按若干程序和条件与村集体签订协议,取得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乡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再按照需要向工业企业等实际用地方转让土地使用权,在转让、租赁、作价入股等形式的流转行为期限结束后,土地仍然是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收益金由县、乡、村集体按照1∶4∶5三级分成。
在芜湖模式中,各乡镇既是土地流转的组织者,又作为中介人具体参与到流转之中,村民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
五、以集资办社为特征的昆山模式
2000年,昆山陆家镇车塘村6户农民投资25万成立了一个“民间投资协会”,通过合约向集体租用1.3亩村集体建设预留地,建造起450平方米打工楼出租,年租金3.6万元。之后,投资协会改称富民合作社。陆家镇车塘村的制度创新和富民效应,迎来了众多的效仿者,2003年前后,昆山农村普遍采取该模式的做法。当地政府最初的态度是,“只指导,不指挥,只服务,不介入。”随着该模式的日益成熟,政府将其列入富民工程计划,把协会的运作方式在整个昆山市推广,使有钱的农民以及拥有地利的村组,找到增加财产性收入的捷径。
昆山模式的做法是,首先,村集体通过复垦等方式获得一些非农建设用地的“额度”,然后向本村农户“招标”,由农户和农户入股成立的合作经济组织在村里的建设用地上建造标准厂房、打工楼、店面房、农贸市场等出租,租金年底分红。土地股权在30年承包期内可以继承、馈赠,经合作社和村委会同意也可以转让。“昆山模式”下的非农用途的土地转让权,主要通过集体与农户的合约直接界定给农户或农民的合作组织,不再完全归集体所有,原有的仅限于农业用途的土地,也转换为非农用途的土地。
六、以农地直接入市为特征的广东模式
2003年,广东省《关于试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通知》,试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2005年10月1日,广东省政府发出《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草案)》,明确规定广东省内的集体建设用地可以直接进入市场交易,自由出让、转让、出租和抵押,与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并要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收益50%以上要用于农民的社会保障。这是农地第一次赢得合法直接入市的权利,从此打破了“非经政府征地,任何农地不得合法转为非农用途”的传统,征地制与农地直接入市并存,由此被有关专家称作“农地直接入市”。
七、以农村土地资本化为特征的成都模式
2007年7月31日,作为首批国务院批准的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之一,成都市第37号文件明确提出了农村集体土地资本化,鼓励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2008年10月13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中国首家农村综合产权交易平台——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正式成立,受到了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成都产权交易所以创新为手段、以市场为导向,为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房屋产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农业类知识产权、农村经济组织股权等农村产权流转和农业产业化项目投融资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并凭借广泛的资源、信息渠道及规范的市场体系,为推动农村产权的合理流动、促进农村资本的有序流转、优化农村资源配置、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业提供了有效的平台。此后几个月,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在成都市、县、乡三级设点建立了网络平台。
八、以宅基地换房为特征的天津模式
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天津在“十二镇五村”开展试点,推出了以“宅基地换房”来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方案,涉及到津郊近18万农民。所谓“宅基地换房”,即农民用自有的宅基地,按照规定的置换标准换取小城镇内的一套住宅,迁入小城镇居住。之后对原有的村庄建设用地进行复耕,节约下来的土地整合后再“招”、“拍”、“挂”出售,用土地收益弥补小城镇建设资金缺口。在新的小城镇,除了农民的住宅区外,还规划出一块商务区或经济功能区,用未来这部分土地的出让收入平衡小城镇建设资金和增加就业岗位。
农村基本农田征地标准篇5
我市辖30个乡镇，人口64.5万个，土地总面积234.3万亩，耕地面积56.42万亩，人均耕地0.87亩，是一个人多耕地少的县份。
1999年新《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基本国策，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土地管理取得了一定成效，基本农田得到了特殊保护，全市耕地总量实现动态平衡，耕地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回顾过去的工作，我们的主要做法：
一、以与时俱进的理念，高度重度土地管理
（一）领导重视，把土地管理纳入政府目标管理考核。近年来，市委、市政府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土地管理的精神上，加强土地管理工作，尤其是耕地保护工作。成立了以市长、主管副市长分别任组长的基本农田保护领导小组和全市基本农田保护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先后召开六次基本农田保护市长专题会议，每年都召开一次全市国土资源工作，将耕地保护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强调，今年3月，市长李国保分别在全市村支部书记培训班和全市国土资源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耕地保护工作，特别强调了“基本农田五不准”。市政府先后印发了五个有关耕地保护文件，即2000年“关于成立基本农田保护领导小组”和汨改发[2000]32号文件，2003年印发了“关于对基本农田保护检查”和“关于调查基本农田保护领导小组”文件，2004年印发“关于开展基本农田保护检查”的文件。同时，市委、市政府积极落实耕地保护工作经费，1999年财政预算给足40万元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今年又拿出20万元落实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工作经费。每年市政府都从农业、监察、国土资源等相关部门抽调人员，组织进行基本农田保护工作检查，切实做到了责任、任务、人员、经费“四落实”。另外，各乡镇也都相应成立基本农田领导小组，专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基本农田保护工作。
（二）宣传得力，全民耕保意识明显提高。耕地保护不单纯是政府部门的事，更是全民的事，全社会的事，只有提高全民耕地保护意识，增强全民耕保护责任感和自觉性，耕地保护才有坚实基础，才能见成效。为此我们加大耕地保护宣传力度，努力提高全民耕地保护意识。一是每年“6.25”土地日组织宣传车辆进行耕地保护法律法规宣传，几年来共出动宣传车辆200多台次，在全市城区、乡镇进行巡回宣传。二是利用各种会议进行宣传，先后利用300多场会议宣讲耕地保护内容，开耕地保护专题会议150多场次。三是利用非农建设看地进行宣传。每看一宗地都向用地户进行宣讲保护耕地的重要意义，动员用地户要尽量不占用或者少占用耕地。四是制作基本农田保护宣传公告。全市统一制作了100幅2×1.5米的基本农田保护公告，张贴在全市交通要道和人群聚集的地方。五是在全市35个乡镇场建了485块永久性基本农田保护标牌，公示耕地保护相关内容和措施。六是书写了15000多条石灰标语和门板标语。七是利用典型违法案例进行宣传。八是利用广播电视进行宣传，每个“6.25”土地日前后一周进行播放，特别是“基本农田五不准”，去年连续播放了一个月。九是利用《汨罗报》专版专栏进行宣传。《汨罗报》未撤销前，每期都在该报重要位道开设有耕地保护专栏。
正是由于我市领导重视，耕地保护宣传得力，耕地保护基本国策做到了家喻户晓，全民耕保意识明显增强，呈现出了“三多”、“三少”的好势头。即爱惜地的人多了，乱占滥用耕地的人少了；耕地种植面积多了，荒芜耕地面积少了；村民建房申请占用荒山荒地的多了，申请占用耕地的少了。
二、以协调发展的思路，严格保护耕地资源
（一）明确责任，加强考核，确保了耕地占补平衡落实到实处。层层落实了保护责任。将48.45万亩基本农田面积的以签订责任状的形式全面落实到乡、村、组、户与丘块，层层都明确了保护责任人，保护范围，保护措施和保护责任，全市共签订到村责任状384份到组责任状6100份，到户责任共14万分。
建立了基本农田目标责任考评制度。市委、市政府将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分解到乡镇后，每年由市政府组织对各乡镇基本农田保护进行一次全面考评，考评结果纳入全市目标管理考核，实行一票否决制度，原经考评基本农田保护不好，保护措施不利，每终取消评先资格。
坚持“占一补一”原则，切实做好了耕地占补平衡工作。近几年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城镇建设制度的加快，我市建设占用耕地有近千亩。但我们始终坚持了“占一补一”原则，经岳阳市国土资源局选址验收先后共开发整理耕地1500多亩，除用于建设占用的耕地外，还储备有560亩耕地。1999年—2003年共收取耕地开垦费1400多万元，都用于了新耕地的开发项目建设。
（二）巩固了基本农田保护区调整划定成果，加强了基本农田建设。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对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我市于1999年划定了基本农田保护区753个，保护面积为48.45万亩，保护率为85.7%。
一方面，加强“软件”建设，健全制度，严格保护基本农田。我市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即《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制基本农田调整补划制度》和《基本农田定期巡查制度》等五项制度。同时，狠抓了制度的兑现和落实，使基本农田保护走上了制度社会轨道。
另一方面，加强“硬件”建设，增加资金投入，加大基本农田建设力度。加大资金投入，把基本农田地力建设，同中低产田改造等结合起来，不断提高基本农田质量，把基本农田保护区建设同土地整理结合起来，将土地整理优化安排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进行。此外，除国家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重点建设项目选址确实无法避开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基本农田。依法确需占用基本农田的，无论数量多少，都必须报经国务院审批。报批前，应制定补充耕地方案，并明确补划基本农田的位置、面积、质量。
全面建立了高标准保护标志。落实基本农田保护公式制度，投资50万元建起了永久性保护标牌485块。保护标牌明确了保护范围、保护面积、保护措施、保护责任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
高标准建立了基本农田保护档案。市到乡、乡到村、村到组、组到户、户到丘块都建起了基本农田保护图、薄、册、卡等一整套保护档案。我们组织各乡镇将基本农田落实到图斑、村、组、地块和农户，面积、区位要符合要求，数据要准确，并以村为单位将图斑逐一登记造册，以乡（镇）为单位汇总统计。基本农田保护区图、保护区登记卡，到丘到户花名册，丘块登记表与实地逐一进行对照核实做到了基本农田保护责任状，图、表、卡、册与实地相一致。并及时做好了基本农田保护基本资料的整理装订工作。据统计全市共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753个，建立基本农田标志485个，共装订到户登记表42本，图斑表28本，到户责任卡105本，保护责任状2本，全市汇总本1本。
（三）严格实施土地规划计划，从严控制用地规模，保障了经济建设用地需求。我们严格执行占用基本农田的审批制度，切实实行基本农田的“五不准”，非农建设无论是国家建设、集体建设，还是农民建房都坚持做到了：凡可占或不占用耕地的项目一律不占用耕地；凡不可避免需要占用耕地的一律从严控制占用面积；凡建设项目涉及占用基本农田的一律另行选址或撇开基本农田，因而使建设占用耕地数量压到了最低限度，从而有效地保护了我市耕地。
同时，坚持用途管制制度，严格按规划办事。对于不符合规划用途的，坚决不予办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手续。非农建设项目凡是圈外用地的事先必须按法定程序先批准调规后批准建设用地，不是重点项目一律不准圈外用地。由于坚持了用途管制制度，基本消除了建设占用耕地的随意性，达到了保护耕地的目的。从1999年到2002年，严格审批国家建设用地41宗，面积334.65公顷；集体项目用地53宗，面积36.5公顷。其中为京珠高速公路、武广电化改造、1809线、新火车站等国家和省级重点建设工程报批用地185.85公顷，为市重点工程友谊河沿江大道工程报批用地61公顷。据统计，2003年共为重点工程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14宗，总用地面积1333.5亩，其中，国家用地11宗，用地1267.5亩，集体用地3宗，用地66亩。
（四）合理规划，加大投入，全面推进了土地开发整理。推进土地开发整理，是实现占补平衡的唯一途径，为做好这项工作，我市建立完善了责任机制、约束机制、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第一成立了专门的班子，由分管副市长任领导小组组长，各相关部门单位为成员，国土资源局成立了土地开发整理中心。第二完成了后备资源调查，我市拥有土地后备资源10.5万亩，在此基础上，编制了近期、中期、长期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第三制定了土地开整理程序，依法按程序开发整理土地，确保生态平衡。第四制定了优惠政策，实行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为促进土地开发整理项目库和耕地储备库。据统计我市从1999年至今，建设占用耕地1095.13亩，而开垦用于占补平衡的耕地达1588.4为亩，现储备耕地净492.9亩。从2001年至今已有3个国家、省级项目落户汨罗，开发整理规模达8859.6亩，新增耕地5853亩。
三、以求真务实的精神，全面推进土地管理
（一）抓住政策机遇，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取得突破性进展。2003年3月，全市开展了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专项工作，共收回开发区和项目开发部8个。清理各类建设用地327宗，未纳入市人民政府“五统一”管理的5处，擅自利用划拨土地搞经营性开发的5宗，存在少批多占的4宗；清理土地交易582宗，清理违规用地16宗，查处率达100%，处理各类土地遗留问题11起。“中国国土资源报”头版头条以《没有人再敢批条子了》的文章报道汨罗市治理整顿工作的情况。
治理整顿土地市场促进了土地市场的规范与完善。经过对土地市场秩序的清理整顿，我市大力推行了土地使用权和采矿权挂牌招标拍卖。进一步规范协议出让土地使用权的行为。同时，严把土地登记关口，对经营性用地没有进行招标拍卖挂牌的，不予登记；对出让地价明显低于出让底价的，不予登记；对未全部缴纳土地出让金的，不予登记；对违反规划改变土地用途的，不予登记。目前，全市实现了土地“一个口子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目标。全市所有经营性用地一律实施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城区最高地价已达到1.3万元/平方米。其中，2003年，汨罗局采取拍卖挂牌方式供地共计10宗，成交价款7052万元。其中商业局位于建设路0.2公顷商业用地以900万元拍出全市第一价，建设东路6.67公顷土地以3900万创全市土地交易总价最高记录。4月份成功地对汨罗江砂石资源采矿权进行第一次挂牌出让，最终以5万元成交。8月份对汨罗江南渡桥下游砂石资源采矿权进行捆帮式公开挂牌。
（二）抓执法监察，严肃查处了耕地违法案件。一是抓监察网络建设。聘请了市、乡两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检监察员、新闻记者等12名同志为特邀国土资源监察专员兼行风监督员，聘请了31名国土员为专职监察员，各国土资源所聘请362名村干部为土地信息员。设立举报电话32部，举报箱100个。同时，完善动态巡查责任制，按照“五定一包干”(定人、定范围、定责任、定费用、定奖励、费用包干)的原则，采取经常巡查与重点抽查相结合，一级巡查区15天查一次，二级巡查区每月巡查一次，形成“地动我知，违法我管”的局面。二是抓违法案件查处。我市一直把非法占用耕地作为土地执法重点来抓。特别在耕地违法案件处惠，决不估息迁就，不心思手软，该拆除的坚决拆除，该罚款的予以重罚。2003年发生耕地违法案件9起，违法占用耕地2.09亩，都给予了重罚处理，共罚款4.12万元。全年违法案件下降20%，制止率在92%以上，案件查处率达100%，结案率达100%，案件查处无错案发生。
（三）从严把好征地关，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我市在认真开展全省征地补偿费用管理大检查同时，采取“三严”严格征地管理。即严格控制征地规模；严格依法按规划计划、按程序征地；严格征地审核和征地补偿安置监督。同时，认真督促落实法定的征地补偿和安置措施，解决征地安置补偿费用拖欠、挪用、截留问题，抓好征地补偿费的清欠工作。建立了征地公告制度和补偿标准听证制度。为充分尊重农民意愿，今后凡没有征求被征地农民集体组织和农户意见的征地方案，国土资源部门不予审核报批。另外，我们在完成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发证工作，依法明确农民土地财产权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农民保护耕地的有效机制。
（四）加强基础业务工作，数据化、信息化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农村基本农田征地标准篇6
关键词：中南区／查田定产／农业税／国家—农民
中，划分阶级和没收分配对于农村各阶级的命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于广大的新解放区而言，造成这种影响的重要环节之一便是查田定产。在农民的视野中，“是严肃的阶级斗争，查田定产是农民内部的问题和农民与政府的问题。”[1]将土地分给了农民，而查田定产则使得新生的政权得以全面掌控了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资料——土地，并确立起了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依据，从而成为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社会的重要路径，建构起国家与农民直接发生关联的新型关系。
按照官方的解释，所谓的“查田就是要把过去隐瞒的土地，清查出来，把过去面积宽窄不一及计算单位不同的田、地、土都统一按照市亩计算。”[2](p7)所谓“定产”，“是以县为单位，统一订定各等土地的每亩常年应产量，如果只以区为单位合并地等的话，县里就要统一分区定产。”[2](p10)建国后在老区、新区都进行了查田定产，各地情况不同，由于资料所限，本文将范围限定在中南区。中南区是新解放区，可以作为中共在新解放区推行查田定产的典型。
一、中南区查田定产的过程
建国前，国民政府为了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曾试图对农村土地进行系统清查，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流产。其间，中共曾经在老解放区领导基层群众开展了一些反对地主瞒田地、瞒产量、转嫁负担的斗争和评定产量运动，但是当时没有掌握全国政权，一般规模不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政权在广大的新解放区推行了查田定产运动。中南区的查田评产主要是在三个阶段完成的：减租减息、结合进行查评和独立于进程以及作为政治运动的大规模查田定产运动。
在未之前，中南区的查田定产主要是和减租减息特别是农业税征收结合在一起的，从而有利于贯彻依率计征政策，并为打下基础。时，查田定产则是结合来推行的。1951年3月12日，中南军政委员会颁发《关于结合查实田亩的决定》，指出：“凡区应结合时划阶级、反黑瞒、没收、征收、分配、发临时地照与土地证时，进行查实耕地亩数，查清耕地类别，土地计算均以市亩(240弓)为标准，逐级上报，使所有田地悉数实报，如有不实者，发动群众进行查田，采用重点清丈，以逐步消灭黑田，对耕地种类应分清耕地性质与优劣”[3](p11)。中南区的工作重点在于结合“查实耕地亩数，查清耕地类别”，而此时中央政府尚未有统一规定。
1951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制定并颁布了《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规定：“老区要在今明两年内查清田亩、订实产量，并固定其产量；新区自之年起，争取三、四年内查实田亩、订实产量，并固定其产量。产量固定之后，除因土地自然条件的变化(如水冲、沙压等)及法令别有规定者外，不得随意变动。”[3](p1)1951年6月21日政务院颁发《关于1951年农业税工作的指示》，除规定了不同地区的征收办法外，并明确规定，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须依照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所发《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指导各省(市)人民政府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推行查田定产工作。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指示，1952年农业税工作的总方针是“贯彻查田定产，依率计征，依法减免，逐步实现统一累进，并取消一切附加。”[4](p116)为了贯彻这一方针，中南军政委员会在1952年8月1日作出决定，要在中南区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查田定产运动，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应把这一工作当做严重的政治任务，像领导运动一样，集中注意，领导这一运动。”并规定“今年夏收基本结束，秋收尚未到来之前，应利用8、9、10三个月时间，以查田定产为农村的中心工作。”在此时问内，“覆查工作，可暂时停止，推至冬季进行，但可以结合查田定产运动，查实田亩，进行颁发土地证工作。”中共中央中南局，为了保证这一决定的全部实施，也同时向各级党的组织发出通知，号召所有共产党员，都应按照中南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去进行工作，“不得有所违反”。[2](p1)，从此，在中南区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查田定产运动。当时的查田以市亩为单位、以土地的常年应产量①为定产标准。作为由上层号召发起的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中南区的查定主要集中在1952年完成，当然有些地方的复查到1953年春才结束，复查中也有部分的查定。
二、查田定产的推行方式
查田定产在推行过程中有多种方式和严密的组织领导机构。
1950年以前的农业税查田评产工作，全国各地大都采用在各乡之内发动群众“自报公议”和“民主评议”的方法。这种评议最大的缺点是很难使广大地区的负担都趋于平衡。有些地区采用了“联乡评议”，“流动勘察”等方法，来改变了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但尚未创造出一套比较完整可以大量推行的经验。1950年秋征中，浙江省人民政府提出了“调查定产，结合评议”的新方法，经过实践，“政府调查定产，结合民主评议”的方法，适用于新区、老区、平原、山地，因而被广为推行。
在查田定产的操作过程中，中南区则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一些查评手段和方法。湖北省新洲县在1951年秋征时，首先结合秋征，提出一系列口号，进行反复的思想宣传，“田地不报清，分田、完粮不公平”，“一人瞒田，大家吃亏”，“地主瞒田，农民吃亏”，“秋征查瞒田，秋后好分田”，“地主瞒田一大片，穷人瞒田一条线”，“自报光荣，自报不罚”，“查好田，评好产，负担公平好生产”等口号，打通群众顾虑，进行爱国教育。[5]在具体的操作方法上，根据该县档案文献记载，主要有三种：
1．培养典型，个别串连，动员自报：如金台区万福村中农林太山原有田亩3斗6升，只报2斗1升，经过林九伢动员，叫他报出来，并把现在翻身光景，个人与祖国的对比，打通了他的思想，报出了瞒田。金台区万福村群众经过政治思想动员，结合算细帐办法，报出了田地13石9斗7升半。
2．斗争地主，迫使地主报出瞒田：辛冲区五福村经过斗争地主王子如、王九如，当场斗出2石多田；其他地主怕挨斗争，纷纷报出瞒田，工作逐渐顺利开展，共计查出田亩(连报在内)21石2斗9升。
3．评议产量：通过查评委员会，根据不同地区、地势、水利差别、土质好坏、耕种习惯，划片分类、并等，确定产量，然后召开群众大会，吸收意见，才得通过。[5]
但是，该县在查田定产过程中也曾发生严重的错误倾向，如强迫报田、踩丈、五家连坐、比田亩等，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新洲区涂河村区干邱火成，召开群众大会时，把门一关，要群众报田，并说：“报田的回去，不报田的不准走”。结果群众不满，田亩未报出。辛冲区三合村干部主观包办，普遍踩丈，结果比1950年的田亩还要少。有的依靠少数积极分子，按蚯评产或用五家连坐的强迫命令作法。张店区永立村，用比田亩的办法查田，在全村代表会上不掌握原则，让代表下畈踩田，加了贫农张幼伢(晚期血吸虫病患者)7升田，张极为生气和不满，于是上吊以至身亡。[5]
在中南区掀起的大规模的查田定产运动中，为了广泛深入地做好查田定产宣传动员工作，使县、区、乡参加查田定产工作以及各级工作队的干部学会查田定产工作的具体做法，1952年9月1日，中南军政委员会编印《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手册》第四辑，还介绍了几种查田与定产的方法。
查田的方法
自报抽丈法：号召群众将过去没有查清或登记不公的田地自觉的报出来，各户自报之后，再以组或以乡为单位进行评议，自报评议后再抽丈(丈量一部分土地)。抽丈后，把丈量的土地和原来的土地相比较，看二者土地的一亩之间相差多少，找出一个比例来，其他没有经过抽丈的土地，也按照这个比例折合。但是运用这种折合办法的局限是：习惯亩的大小都差不多才行，如果习惯亩本身有大有小，只抽丈了一小部份，就把全部田亩都按同一比例折合，是会与实际面积大有出入的。
普遍丈量法：在丈量土地之前，县里必须按照上级人民政府规定的市尺标准，统一制好竹篾尺子和一些应用的表册，发给各乡；把各乡参加丈田工作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加以短期训练；统一规定土地丈量的范围。
将的测量材料，加以改造利用，并注意一些新的变化，如：土地所有者的变化、地块的分割和整合、土地种类的变化、原来的等级错误以及其他一些自然条件的变化。
定产的方法
定产的基本方法，第一步评定地等，第二步调查定产，或者说：乡评等、区并等、县定产。所谓评“地等”，就是按田地的好坏，分成不同的等级，这个田地等级，由乡里评议。所谓“并等”，就是把全乡(或全区)各乡所划的地等，经过比评以后，加以合并，成为统一的等级。
查田定产的步骤
为了顺利推进查田定产，中南军政委员会根据乡、区、县的职责和权限，设计了查田定产的七个步骤。第一步：准备工作，主要是乡里进行宣传动员；第二步：划分地等，乡将土地划分成很多等级，在平原地区划片分等，而在山区则立标准地；第三步：全区合并地等，即将全区的各乡田地等级，经过相互比较以后，穿插合并起来，排成全区的统一的等级；第四步：区拟定定产方案并上报县查核；第五步：县统一定产；第六步：召开代表会议，把定产方案贯彻到群众中去；第七步：征求群众意见，登记造册。最后是归户造册，所谓“归户造册”，就是把每一块田地最后所订的产量，填到以户为单位的“农业税土地产量分户清册”上，并要把清册上各个项目都要填好，最后还要统计一张全乡的总表，报告县里，听候县里布置编册造串工作。[2](p15)这样的设计表明：乡、区、县各级权责分明，而且此时查评工作的重点在定产，产量确定之后的一个非常有利的后果是便于国家农业税的征收。
谈论整个中南区查田定产的推行，似嫌空泛，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湖北省新洲县查田定产的推行情况。
新洲县的查田定产是自上而下推行的，查田采用树立标准亩，展开自报互评，结合抽查抽丈的方法，整个过程伴随着对农民反复的思想发动。定产的情况则复杂得多，首先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在全县查田开始的同时，即指定专人负责整理历年秋征及等有关的历史材料，以作为定产的参考资料。为了充分了解情况，1952年9月12日，县查田定产办公室召开12个区25个乡的农民代表会议，根据自然条件和种植习惯，划分全县各乡类型。随后进入了典型调查阶段，全县选择了4个平原乡和5个丘陵乡，由县查田定产办公室抽调13个干部组织4个小组，分赴各地进行为期6天的实地调查。经过典型调查、个别访问、分村召开老农座谈会，并结合重点抽丈，提出了各地类型的不同土质和应分的等级及各等常年应产量的初步意见。9月25日，召开了全体查田定产委员会议，吸收各区财粮助理员出席参加，会议拟定了不同类等及各等常年应产量的初步方案。最后由县并等定产。[6]整个过程基本上循着“乡评等，区并等，县定产”的思路。根据新洲县的自然条件和种植习惯，全县共分为12个等级，每个等级的常年应产量分别予以确定。当时以市亩为单位，产量是以稻谷计算的。一等：770斤；二等：700斤；三等：630斤；四等：550斤；五等：500斤；六等：440斤；七等：390斤；八等：330斤；九等：290斤；十等：240斤；十一等：200斤；十二等：150斤。[5](10)各等土地的土质等情况，则另有规定。
查田定产的组织领导机构
整个查田定产有严密的领导和组织机构。根据中央1951年6月《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实施纲要》的规定和设计，查评工作的领导机构设置一般分为三级，即乡(村)农业税调查评议委员会、县查田定产委员会、省查田定产委员会，分别有不同的职责和权限：
乡(村)农业税调查评议委员会：负责调查农业人口、土地亩数；划分土地类别，评定土地等级；编造农业税土地清册；并根据县人民政府公告的各类各等土地的标准产量，计算各户农业收入，编造农业税分户清册。
县查田定产委员会：负责订定各类各等土地的标准常年应产量；协助县人民政府审查各区、乡(村)农业税土地清册及分户清册，掌握区与区、乡(村)与乡(村)土地产量的平衡；编造县农业税分乡(村)清册。
省查田定产委员会：负责推动各县查田定产工作，训练干部，传播经验，审查县农业税的分乡(村)清册：掌握县与县土地产量的平衡，编造省农业税的分县清册；必要时，得指定有关县、区、乡(村)组织联合勘查评议委员会，联合勘订和调整县、区、乡(村)间交界地区的土地产量。[3](p2-3)
湖北省新洲县为了推进查田定产，成立了查田定产委员会，下设办公室，由县政府、县委及各有关单位干部组成，统一掌握情况，集中处理问题，自上至下责成专人负责，由乡到区、区到县、县到专署，建立严格的逐级汇报制度。按照新洲县政府1952年7月《查田定产工作计划草案》的规划，区建立查田定产委员会，乡以农会为基础，吸收村长、民兵、青年团、妇女委员、劳动模范、公正老农、积极分子、民小教员、在乡知识分子等，组织查田定产调查评议委员会，下设统计、查评、宣传、调解、清丈等小组。区乡各组织联评委员会。县对于参与人员的培训、伙食标准、所需笔墨的数量、绳子、尺子的规格、表格及其填写都有相应的规定。[7]
在过程中，乡村社会原有的权威被打倒，地主与富农不仅在经济上被剥夺，而且在政治上被压制，一般无法进入新生的乡村政权组织。而进入新生的乡村政权的首要条件就是对新政治体制的忠诚，其外在表现就是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上级的政策。在查田定产的推行中，国家以政治标准选拔进入领导机构的人员，同时，对这些人提出了特殊要求，要求他们起模范带头作用，查田定产的推行，通常都是从干部及积极分子开始的。这样，国家意志在基层找到并培养与锻炼了自己的合适执行者，从而使自己的政令能够畅通，通过他们使国家意志能够达到广大农民这一层面。查田定产的推行过程，也是一个国家权力和国家意志向乡村社会渗透的过程。
三、查田定产与国家—农民关系的新建构
中共推行查田定产的成因，按照官方的解释，简单地说，“查清田亩，定实产数”是“为贯彻农业税依率计征，达到合理负担，并鼓励农民生产积极性”。[3](p1)
将查田定产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我们不难发现，有几种因素推动了查田定产的推行：
其一，顺利推进的需要。广大新区的是在建国后推行的，中，划分阶级、土地的没收、征收、分配，面对的一个首要问题是田地的数量问题，只有掌握了田亩的数量，划分阶级才有合法性的依据，贫雇农分配土地才能合理满意。而且，广大新解放区，已经或者正在推行，为查定提供了绝好的时机。一般新区，在诉苦、划阶级过程中，已把地主的瞒田清查出来；在分配土地过程中，已把贫农的土地大体弄清；在颁发土地证的时候，则对中农的土地也有一个大体的了解。
其二，为了保证国家财政收入。新政权建立之初，经过了长期战争破坏，百废待兴，而工业基础薄弱，农业税就成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建国之初，广大新区实行累进税制，只有查实田地亩数，确切订定常年应产量，农业税征收工作才能有确切的保证，新政权必须掌控全国的农业资源、田亩数，以便征税。因而查田定产成为农业税工作的基础。而在广大新区，随着的逐渐展开，不断查出黑田和瞒田，完成较早的河南省，1951年在57％的地区丈量了田地，即增加田地1520万亩，比原有田地增加了17．75％；广西省宾阳县丈量了一部份地区，田地即超过原有土地的30％；[2](p1)隆安县也只丈量了一部份地区，增加的田地达到94％；湖南省零陵专区只初步的查田定产，即增加田地151万亩，增加产量5万万斤，田地和产量都比查田定产前增加了46％。[2](p2)查田定产增加了国家掌控的田地面积和产量，有利于国家增加税收。
其三，合理负担农业税、激发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需要。后，发展生产和负担公平合理是农民的迫切要求，负担状况如何直接影响到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建国后的广大新区，根据常年应产量，实行累进制税收政策，查清田亩，评定常年应产量之后，没有特殊情况，其结果一般是不轻易改变的，这使得农民能够按照自己耕地的量和质计算交税数目，进而合理安排其家庭收支比例。1950年9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了《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在农业税征收的过程中，关于“农业收入的计算，以土地的常年应产量为标准”，而且，“同等的土地，因勤劳耕作、善于经营或种植经济作物，其收获量超过常年应产量者，仍照常年应产量计算，不多计；因怠于耕作，其收获量不及常年应产量者，亦照常年应产量计算，不少计”。[8](p344)按照中央的规定，农业税按常年应产量征收，勤劳增产者不增税，怠于耕作者不减税。政务院《关于1951年农林生产的决定》中又强调了这一政策，“对因善于经营、勤劳耕作和改良技术而超过常年应产量者，其超过部分不增加公粮负担；因怠于耕作，其产量不及常年应产量者，其应纳公粮不予减少。”[9](p29)。而当时许多地方，田亩没有查清，田亩产量则是每到征税时节，临时评订，所以即使政府事先宣布了税法、税率，农民仍往往算不出自己交税的数目，这势必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订产没一定，生产不起劲”。[2](p3)因此，只有彻底查实黑田黑地，查实田亩，订定产量，才能平衡负担，才能改变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经过土地的没收、征收、分配，农村地权有很大变化，亟需结合查实田亩，重新编造土地册，给农业税征收工作打下基础。
其四，为了减轻地方人民政府在农业税工作方面的负担。在地亩查清，产量固定之前，农业税的调查每年搞查田定产，地方的区乡干部为此非常苦恼，“年年查，季季评，评得我们脑壳痛。”[2](p3)而地亩查清，产量固定之后，农业税征收工作将成为地方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一般日常的登记工作，征收工作亦将因此而大形简化。
查田定产造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查田定产是新型的国家与农民关系的一次新建构。查田定产使得新生的人民政权全面掌控了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土地资源，确立了国家直接向个体小农征收农业税的依据。
田地数量和评定产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农业税的征收，关系到每个农民的切身利益，因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动机和思想顾虑。有的怕查出了田之后提高成份，贫农怕升中农，中农怕升富农，富农怕升地主。有的农民得的田是宽田，窄田的人怕吃亏，存有照比照瞒的思想。田地多则必然承担相应多的农业税，瞒田的人怕报出了田负担不起(怕受罚)，没有瞒田的人，抱有一种“个人自扫门前雪，害别人做么事”的思想。乡干部存有本位思想，怕查出瞒田丢面子。贫农想多进田，因而害怕产量评高了少进田。②佃中农怕多抽田，地富怕查出田加罚多累进，算往年陈粮。不仅不同阶层的人出于不同目的瞒田，就是在不同集体中，也存在着瞒田现象，不同的垮、房怕把产量评高了本垮本房吃亏。在新洲县，据县人民政府最初对1951年查评工作的规划，“查田评产工作重点，应放在查田上面，同时兼顾评产，而查田的重点可放到地富方面，贫、雇、中农主要号召自报民主评议”。[10]瞒田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瞒田的方法也是多样的。
区乡交界的田地，容易成为纳税的死角，成为农民瞒田的来源之一。建国初，田地的计量单位不统一，很多农民将亩宽的田地报成原有老亩(或叫亩)，所报数字比田地实有亩数少。③山地、荒地因为一贯不以亩计算，隐瞒现象也比较普遍。更隐蔽、不容易被发现的一种瞒田方式是瞒零不瞒整、瞒好不瞒坏，如将3斗3升地报成3斗。
当时的地主也采取一些尽可能的手段来瞒田。有的是地主利诱农民瞒田：新洲县李集徐家乡地主李荣记有稞田8石5斗3升，让佃户们只报5斗2升6合，还说：报少些，你们少代交些粮，我也少减点租，两边都划得来，况且减租只是今年一回，你们是子孙万代的。有的是集体组织瞒田：辛冲五福村吴寿一湾伪保长，组织全湾按7折瞒报。政府如查出一家的田，由大家公认，坚决不报第二家，如政府捉去了伪保长，每天规定斤半肉的辛劳。[5]
瞒田现象的普遍性正好证明了查田定产所面对的社会势力的广度与复杂度，它的推行也就意味着乡村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的重建。不仅在查田定产过程中，农民感受到国家意志的存在，而最后的登记造册，更是使农民通过纳税与国家直接发生关联。查田定产使每个人都感受到国家意志，它在国家权力在基层得以确立的同时，冲击了乡村社会旧有的价值体系，标明国家意志的不可抗拒，国家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它不再是“天高皇帝远”，而是进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真实的力量。
农村社会村与村之间、村庄内部在本位主义表现的背后，存在着一种利益驱动机制，因为土地数量的多寡和常年应产量的高低，直接涉及到农业税的征收和各家各户的实际收益。而且，农村还存在一种无形的互相监督机制，各乡、村、湾、户各自拥有多少田亩或者田亩的质量、等级如何，都暴露在大众的视野里，一览无余，很难有特别大的隐瞒行为，即使有，也会很快被揭发，因此，这种查田评产的结果，一般还是可信的。
查田定产明显有利于国家农业税的征收。造成了一个比较平均占有农地的农村，随着农业合作化的推行，这种个体小农经济形式很快消失，但是查田定产的影响则不同，它不但直接关系到当时农民所得土地的数量和质量，更关系到农业税的征收、国家与农民二者之间的关系，官方推行查田定产最初和最直接的动因是出于征收农业税的需要。土地的亩数和产量一旦固定，被写进土地册，载入档案，便成为农民依率纳税和国家征税的依据。另外，查田定产所核定的田地数和产量数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农民入社土地产量的评定和土地报酬的获得量以及包工包产提供了依据。
查田定产一般采用自报和抽查抽丈相结合的方法，没有全面进行科学的、精确的测量，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概数，成为某些矛盾滋生的根源。如新洲区白溪乡查田定产的时候，有些湾子的田地丈量(普丈)了，有些湾子是按标准亩折合的，悬殊很大，如姚家有30多亩田地，每亩只等别湾7升5合，块与块之间也有出入。查田定产的不公对于合作化有一定的影响。当白溪乡组建了第八高级农业社、实行常年包工包产时，社员普遍的一种思想倾向是要宽田不要窄田，只好将全社的弓口大小进行了调整。这样必然又会浪费很多的人力。[11]
注释：
①常年应产量是指各种土地根据其自然条件和当地一般经营及种植习惯，在平常年成下，全年所应收获的产量。参见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农业税土地面积及常年应产量订定标准的规定》(1950年9月17日)，《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手册》(第一辑)，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编印，1951年7月15日，第14页。
②也有个别贫农雇愿意将佃田的产量评高。新洲县长岭乡时，贫农高桂庭有意将佃田的产量评高些，如有6升好田常年产量谷4石5斗，他要评为6石，目的是别人不要他要。《新洲县第二区长岭乡1951年12月2日至1952年1月25日情况》(1952年1月8日)，新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1—1—7。
③新洲县潘塘桃源乡五村王先明3斗田(亩)，但按产量及面积计算，该田有3斗5升，他隐瞒不报，还说我那田一向是那多亩。据检查，当时这样的例子很多。《新洲县1951年秋征工作总结报告》，新洲县档案馆藏，档案号：25—1—7。
参考文献：
[1]新洲县南畈乡查田定产工作总结报告(1952年10月10日)[a]．新洲县档案馆藏新洲县人民政府档案[Z]．档案号：25—1—15．
[2]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手册：第四辑[Z]．武汉：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编印．1952年9月1日．
[3]农业税查田定产工作手册：第一辑[Z]．武汉：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编印，1951年7月15日．
[4]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52)[Z]．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
[5]新洲县1951年秋征工作总结报告[a]．新洲县档案馆藏新洲县人民政府档案[Z]．档案号：25—1—7．
[6]新洲县查田定产委员会定产方案(1952年10月)[a]．新洲县档案馆藏新洲县人民政府档案[Z]．档案号：25—1—16．
[7]新洲县查田定产工作计划草案(1952年7月22日)[a]．新洲县档案馆藏新洲县人民政府档案[Z]．档案号：25—1—16．
[8]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1950)[Z]．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
[9]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农村基本农田征地标准篇7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搞好土地经营管理，珍惜、保护、利用好每一寸土地，事关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稳定。近几年来，我们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农村土地经营管理工作，认真落实各项政策规定，积极探索新的运作管理机制，农村土地经营管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一）土地延包工作扎实有效。全市已延包的村达到2337个，占应延包村的99.2%，共签订“一证一书”68.15万份,土地延包面积235.1万亩，占应延包面积的97.9%。在延包工作中，一是抓好宣传贯彻。层层制定活动方案，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农村土地承包法》，达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二是积极落实政策。完成了136个应延包而未延包村的扫尾工作。全市果园及“五荒”延包面积达10万余亩，养殖水面和矿区塌陷地延包面积5万余亩，签订延包合同和发放承包经营权证书5.6万份，解决了政策落实的空白点和盲点。对超留的机动地全部按公平合理的原则重新分包到户，清理整顿了“工资田”、“奖励田”等违背政策的承包地。三是彻底纠正“两田制”。在税费改革中，集中进行了“两田制”的彻底整改工作，制定了六个方面的政策措施，确保因村施策。四是探索土地承包政策落实的工作机制。成立了枣庄市农村集体经济承包合同仲裁委员会，设立了仲裁庭。目前全市共有县级仲裁机构6个，仲裁人员76人，乡镇调解委员会61个，村调解小组2748个。
（二）土地流转工作步伐稳健。重点抓了土地流转机制的建立和流转服务于经济发展的探索。一是抓好土地流转试点。市农业局直接抓了3个区（市）、4个乡镇的土地流转试点，各区（市）及重点乡镇也相应开展了试点工作。在试点和摸底的基础上，全市统一制定了规范流转的6条原则，明确流转的具体程序、标准，建立了申请、担保、审核、鉴证等制度，初步形成了延包后土地流转新的运作管理机制。二是积极引导土地流转。在政策宣传、典型示范的合力推动下，采取土地互换、租赁、入股等6种流转形式，有效解决了农业结构调整、小城镇建设等用地问题，纠正了基层干部习惯采取大规模调整土地的违规操作。三是依法加强管理。切实严格程序，签好合同，搞好跟踪服务，做好合同鉴证，规定村里必须建立土地流转台帐。目前，全市共补签和新签定流转合同11.9万份。
（三）土地后备资源开发力度加大。我市农村土地后备资源总面积达113.23万亩，相当于全市耕地面积的42.1%。目前，全市已开发的土地后备资源面积达61.3万亩，总收益约3.6亿元。在开发中，我们积极引导，规范管理，探索形成了几种开发力度大、经济效益高的开发方式。一是拍卖承包开发。采用这种形式开发的后备资源面积达24.6万亩。二是户均承包开发。村集体将“四荒”等后备资源平均承包给农民开发经营，开发面积约有18.9万亩。三是集体或种养大户单独投资开发。面积约有4.3万亩。四是吸引外来资金投资开发。面积约有3.8万亩。五是项目带动开发。积极争取各级复垦资金，高标准、大规模进行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开发面积达10.98万亩。近期，市政府将出台《关于加快农村土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进一步扩大后备资源开发利用规模，提高开发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基本农田保护明显加强。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近几年来，我市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吃”地和农业生产“留”地的关系，突出加强了基本农田的规划、管理与保护。目前，全市划入基本农田保护区的耕地为21.35万公顷，保护率达88%。在基本农田保护中，一是强化领导，实行行政制约机制。认真执行基本农田保护行政首长负责制，层层签订《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并将基本农田保护情况作为年度考核的重要内容，部分乡镇还推行了风险抵押金制度和分片包干制度等。二是完善保护体系，严把用地审批关。成立了基本农田保护办公室，对各类非农用地实行压“源头”控制，切实把好审批关。加大土地执法监察力度，切实制止乱圈滥占现象。三是严格占补平衡，确保基本农田数量动态发展。认真执行“占一补一”制度，狠抓土地规模性开发整理。今年共完成市级以上立项26个，投入资金2520万元，新增耕地2.4万亩，既适应了经济建设的需要，又维护了全市耕地总量的动态平衡。
二、对照科学发展观要求，正视农村土地经营管理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不统一，政策落实没有完全到位。一些地方和少数部门没有正确认识和对待农村土地问题。有的土地延包后忽视和放松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工作；有的频繁调整农民土地，强行收回承包地进行高价发包；有的村“两田制”纠正工作不彻底或没有得到纠正，个别地方有二轮延包遗留问题，没有按政策规定进行整改。近一两年来，涉及土地上访的案件明显增多，引发了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
二是存在违规征占用现象，补偿机制不完善。土地征占用存有强迫命令和不当行政干预问题，土地征占用补偿价格偏低，有的甚至无偿占用集体土地；土地征占用补偿资金拨付管理体制不理顺，不能定向使用，失地农民的生活和就业问题难以保障。个别单位受利益驱使，多征少用、早征迟用或征而不用，造成了一定的土地浪费。
三是土地流转不够规范，稳制活田矛盾突出。土地流转存在无序性和无偿性，操作程序不规范、流转中介不健全、流转中政府定位不当等问题较为突出，没有有效地建立起适应市场发展要求的流转机制。农业结构调整、经济园区建设、城镇化进程推进、公益事业发展等，都涉及调整或占用农民承包地，“稳定”与“发展”之间存在矛盾，亟待妥善解决。
四是监督机制不健全，依法管理土地措施乏力。虽然全市初步形成了人大、政协有效监督，有关部门上下联动，齐抓共管土地经营工作的格局，但管理配套措施跟不上，尤其是对土地使用违规问题处罚力度较小。政府职能转变不及时，信息引导、技术指导、资金扶持土地流转开发等社会化服务跟不上，科学管理和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继续坚持科学发展观，推动农村土地经营管理工作上水平
（一）以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为重点，创新土地经营管理机制。一是认真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着重抓好落实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政策的完善工作，确保承包期限、地块、合同、经营权证书“四到户”。积极推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严格土地小调整程序，除依法进行必要的调整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调整农户承包地。二是彻底纠正二轮延包遗留问题。对现存的“两田制”及“结构调整田”、“奖励田”等二轮延包遗留问题进行清理，制定具体清理措施，确保今年秋种前全面完成。三是切实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监督管理。进一步强化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基础性管理，做好土地承包合同的签订、鉴证及监督等工作，依法维护承包合同的严肃性。充分发挥农经部门对土地承包合同的纠纷调解仲裁职能，确保农村土地承包政策的贯彻落实。
（二）以推动土地规模经营为重点，创新土地经营流转机制。一是坚持原则，引导流转。在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逐步实现“三个转变”：在流转的方向上从自发、零星、无序、无偿流转向连片、集中、有序、有偿流转转变；在流转推进上从行政手段配置土地资源到行政引导、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为主转变；在流转目的上，从主要解决人地矛盾，用于粮、棉、油生产，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集约经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转变。二是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流转。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措施，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信息、技术、资金等服务，全力搞好土地流转指导、合同签订及跟踪服务工作，抓好土地流转管理及规模经营示范乡镇试点。三是完善机制，规范流转。在试点的基础上，区（市）、乡镇、村三级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介机构，建立农村信息储备库和土地流转市场，推进土地流转市场化。依法规范流转合同，严禁强迫农户流转土地或截留、挪用农户流转收益。
农村基本农田征地标准篇8
关键词：农田保护;土地发展;基本农田;经济补偿
近年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号称“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基本农田保护规划制度》、《禁止破坏和闲置荒芜基本农田制度》、《占用基本农田审批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政策，保护了大量高产优质农田区，改善了占用耕地现象，在农田水利建设及中低产地的改造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我国目前农田保护补偿工作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1农田规划的方法不够科学
农田规划保护应该针对质量高、产量大的那一部分耕地，对于存在严重水土流失风险的陡坡耕地，或是土坯层非常浅薄的耕地、遭受严重污染的耕地等，都不应划入耕地保护区，更不应纳入基本农田保护区域范畴。
在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与《基本农田保护条例》中都明确指出所保护的基本农田是根据科学合理划定、针对优质耕地的保护，需要将基本农田保护当成主要的规划目标，严格把握基本农田保护的布局安排，还要控制好质量要求及其数量指标。对于那部分生态适宜性和经济适宜性都很低的，产量不稳定且退化严重又影响生态环境的耕地，应该退耕，恢复林草植被。
至于如何界定优质耕地的范围，笔者建议可将以下区域的耕地考虑在内：集中连片的耕地;城乡结合部交界处的各种农用地，包括花卉苗木地、果园、出产能力高的平原耕地，以及各高速交通主干道沿线的农用地等。但是当前基本农田保护规划方法仍然沿用着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模式，把地方经济建设摆在第一位，而将基本农田规划在经济建设需求范围外的耕地，舍近求远、存劣去优的现象普遍存在。
1.2农田保护缺乏真正的执行主体
在理论上，农民日夜耕种以此养家糊口，应当视农田耕地为其生存的保障，尽力保护耕地。但在事实上，目前农业生产效益低，广大农民心中已逐渐形成“保护子孙田”与“保护贫穷”的落后心态，由此对于保护耕地的积极性并不高。
虽然我国法律明确规定村委会或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耕地负有管理义务，农民集体对耕地享有所有权，但目前这种农村集体组织早已不复存在，法律赋予的权利亦无法实现。
由此可见，政府、村民、村委会都没能成为耕地真正主体，尽管法律年年疾呼要保护耕地，但因鞭长莫及而收效甚微。
1.3保护农田所带来的机会成本无法均摊
在社会享受保护基本农田所产生的种种好处的同时，应当对此支付相应补偿。但基本农田的使用者、所有者并没能实现非农化带来的土地增值，他们放弃了农田发展权，社会却没有对他们所放弃的农田发展权作出替代补偿，导致保护成本全由他们自行承担，这无疑严重打击了基本农田保护的有效性，也是保护农田的执行主体缺乏的根本原因。
1.4农田占有补偿方案有失公允
《土地管理法》规定，建设占用多少基本农田就必须对此补划数量相等、质量相当的耕地，以确保本行政区域内基本农田面积不会减少。
但是，法律与实际操作过程仍存在相当大的赶超空间。实践中，对于质量相当的标准并无可操作性的硬性指标，“占优补劣”已成为普遍现象，比如，在占用位于高速公路附近的优质农田后，用于补偿给农田所有者的却是那些地处偏远、土质贫瘠的耕地。整体上看，农田的数量没有变，但质量却大大降低了，从而导致农田总生产力的降低，与最初农田保护占补平衡的要求背道而驰，同时对农田所有者也是有失公允的。
2、开展农田保护补偿工作的有效途径
2.1构建基本农田保护的补偿机制，实现农地的发展权补偿
针对基本农田的保护侵害农地发展权的问题，基本农田保护机制应当具有外部生态效益性质，应当为受保护的基本农田所有者提供生态效益补偿和农业支持。即以“谁破坏谁付费”的原则，向造成基本农田生态破坏的单位或个人征税，建立生态破坏者与保护者对称索赔机制。虽说我国现行法律中仅有规定资源税、消费税，但环境部门可以通过征收排污费、环境税等方式向排污破坏者征收补偿费，用以维护城市生态环境和补偿基本农田保护者。
2.2完善农田保护补偿机制的配套政策
为了实现整个社会的共同目标，基本农田的保护只是依靠基本农田保护补偿机制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很多方面共同努力，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政策和措施来协助完成。笔者通过多次走访基层农村与农户交流，对完善农田保护补偿机制提以下建议：加大宣传保护基本农田的理念，与全社会形成保护共识;提高基本农田规划的科学性，确保基本农田保护的可操作性，比如优先将生产条件好的耕地划入基本农田，确保现场与图纸一致;扩大政府建设资金的投入，使农民在经营基本农田中的经济收益实现实质性突破，比如政府补偿的方式可多样化，选择与水利、农业先进技术推广项目结合等措施。
2.3针对基本农田补偿方式的创新建议
笔者认为，由于多数农民不善于理财，在农田补偿款的管理与使用方面，应当站在保护农田所有者的利益角度出发，作以下方面引导：
其一，对于按年度征收的资金，比如建设用地的税收，可按年度以合理的比例向基本农田所有者发放补偿。
其二，对于一次性支付的资金，如征地补偿、安置费等，可由村委组织设置专门的账户统一管理，抽出部分作为村委专项社会保障基金，余下部分全部分发给农田所有者。
参考文献：
[1]唐健.基本农田保护问题与对策[J].中国土地，2004（7）：24-28.
[2]陈关球，周丙娟，邓爱珍.当前农户耕地保护积极性的现状分析与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7（1）114-118
农村基本农田征地标准篇9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影响对策
经省委、省政府研究，报国务院批准，今年在我省全面推开农村税费改革工作，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江西人民的极大关怀和支持，是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是省委、省政府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扩大农村税费改革工作的重要行动，它为我省农村经济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农村社会稳定和实现在中部地区崛起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
1、
农村税费改革涉及到农村水利工作的主要内容
这次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可以简要概括为“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三取消”即：一是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二是取消屠宰税，从今年1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取消屠宰税，已经征收的，今年内一律退还给农户，或者抵顶今年农户应缴纳的农业税；三是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两调整”即：一是调整农业税政策；二是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一改革”就是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
我省决定用3年时间逐步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2002年每个农村劳动力每年承担的“两工”不得超过15个，2003年不得超过10个，2004年不得超过10个，2005年起全部取消。取消“两工”后，各级政府要积极采取措施，妥善解决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和维护所需要的资金投入。今后，凡属于沿长江、鄱阳湖地区的大中型水利基本设施的修建和维护，所需资金应全部在国家和省级基本建设投资计划中予以重点保证；农村小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地方基本建设计划中安排资金解决。由中央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安排的公路建设、农业综合开发、水利设施等基本建设投资，应按照“谁建设、谁拿钱”和量力而行的原则进行，不留资金缺口，一律不得要求农民出资出劳进行配套。各地遇到防洪、抗旱、抢险、救灾等紧急任务，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临时动用农村劳动力，但要明确规定动用期限和数量。除此之外，任何地方和部门均不得无偿动用农村劳动力，确需动用农村劳动力的应坚持自愿有偿的原则。2005年“两工”取消后，村内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修建村级道路、植树造林等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所需劳务，实行“一事一议”，由村民大会民主讨论决定。村内用工实行上限控制，每个劳动力每年不得超过10个标准工日。村内“一事一议”兴办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用工不得强行以资代劳。
2、
农村税费改革对农田水利建设的影响
“两工”逐步取消，实行“一事一议”，无疑将带来群众性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重大变化。其一，投入机制发生了变化。长期以来，农民一直是全省农村水利的投工投劳主体，地方财政只给予适当补助。税费改革后，“两工”逐步取消，改革村提留使用办法，占农村水利工程总量70%-80%的跨村、跨乡工程失去了原有投工投劳渠道，新的资金投入渠道尚未明确。由于投工投劳数量的减少，对强化水利兴修的领导提出了新要求。其二，由于农田水利工程受益范围大多跨村、跨乡，实行“一事一议”后，给那些跨乡村的流域性工程实行统一会战带来难度。同时，对受益范围虽属一村一组，但仅靠本村组的能力难以做到当年实施、当年受益，只有采取“推磨转圈，轮流受益”的协作方式才能完成的工程，也将带来不少难度。其三，由于长期以来，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习惯于依靠政府号召，行政干预，奖罚推动，部门协调，实行“一事一议”后，如不及时转变思路，积极探索新的途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就难以开展。但是，从全局来讲，从长远来看，农村税费改革将会推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根本性变革，促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发生质的飞跃。首先，农村税费改革增强了党和政府在农民中的威信。党和政府的号召将会更加有力，从而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组织和开展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第二，有利于县、乡两级政府集中财力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第三，有利于提高农民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积极性。农村税费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等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提高了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使农民群众有能力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包括农田水利在内的生产建设上来。第四，有利于改革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体制和机制，促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税费改革后，农民群众将更加注重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实效，一切劳民伤财的形式主义必将受到坚决抵制，仅仅依靠行政命令的方法已经不能奏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现体制和机制上的转变，从外延的扩张转变到内涵的挖潜上来。因此，推行农村税费改革不是取消“两工”，而是不再对“两工”实行统一规定，提倡采取“一事一议”办水利；不是不要搞农田水利建设，而是农村水利投入机制和组织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只要我们及时调整思路，积极探求农建工作的新路子，农村税费改革不是对农建发展不利，而是对农建长远发展有利。3、
搞好农田水利建设的对策建议
为了适应农村税费改革的形势，借鉴学习兄弟省农建工作经验，切实推进我省农田水利建设深入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调查研究，及早提出应对措施。农田水利建设是提高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保障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实际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我省是农业大省，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是提高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重要基础，也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对于保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今年，我省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已出台，我们要及时学习研究税费改革后的农村水利工作。在借鉴学习安徽等兄弟省市农建工作经验的基础上，省以及各设区市水电局要派出调研小组分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与县、乡、村党政领导干部、水利技术人员、农民群众座谈，了解基层干部和群众对农田水利工作的想法以及他们对税费改革后农田水利工作的建议，进一步统一思想，理清农建工作思路，提出切合实际的工作方案。
（2）、强化领导，进一步健全农建指挥机构。为了适应农村税费改革的新形势，加强农田水利建设组织领导工作，建议省及各设区市、县成立高规格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指挥机构，各设区市、县应由党委或政府一把手任农建指挥部指挥长，并明确分工，落实领导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使全省上下形成党政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各部门协作抓，几大班子一齐抓的组织领导新格局。
（3）、进一步强化政府“统”的功能，同时转变领导方式。取消“两工”，实行“一事一议”，决不是放任自流，不管不问，削弱政府“统”的功能，而是改变过去的指令性干预方式为指导性引导方式。政府事先把群众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需要政府和基层组织出面协调的事情想周到、想周全，包括农民需要的技术指导、科技动态、市场信息等等。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承担起对农田水利建设的技术服务、组织协调和编造调度的职责，使农民的愿望变为现实。
（4）、把握政策界限，按照工程性质和受益范围正确运用“一事一议”规定，实行民主决策。“两工”取消以后，村内兴办水利工程和其他基础设施用工时，遵循“村民自治”和“量力而行，群众受益，民主决策，上限控制”的原则，按照“一事一议”的程序进行，兴办任何工程原则上都控制好上限，不能超过农民实际承受能力。
第一，对于受益范围为一村一组的工程，通过“一事一议”的办法，民主决定。实施中注重提高“一事一议”的实际效果，以少数服从多数为原则，防止议而不决，错失良机。同时，防止趁农田水利建设之机搭车收费，防止少数人说了算而再次导致农民负担失控。工程建设所需经费由村民委员会在每年第一季度提出预算，经书面征求农户意见后，组织召开村民会议讨论决定。
第二，对于跨村、跨乡甚至跨县的流域性工程，县乡政府必须强化“统”的功能，可以先通过县、乡人代会决定工程建设与否，然后在水利部门搞好科学规划的前提下，将效益指标、土方任务分解到受益的各乡、村，经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由县、乡政府协调好上下游和左右岸关系，统一分乡、分村组织劳力，统一开工、竣工时间，实行突击会战。
第三，对于像兴修水库塘坝、开挖整修沟渠、小流域治理、成片农田小区建设等受益范围为一村一组，但受益村组自身又难以当年完成的工程，继续采用“推磨转圈、轮流受益”的办法，由乡、村出面组织和协调，或者由村与村自愿结合，开展相互协作。开工前走群众路线，经过民主决策程序，在征得大多数人同意的基础上，排定实施先后顺序，并做到工完帐清，大体平衡，严禁无偿平调劳力和用工。
第四，建立灾害风险机制，做到以丰补歉。为了避免出现突发性水旱灾害发生后，难以完成当年水毁修复任务的被动局面，可以集中一部分“两工”和集资作为贮备，建立帐册，以应急需，3—5年找平。
（5）、多渠道筹集资金，增加农建投入。农田水利事业要迅猛发展，关键是投入，要建立一个多元化、多层次筹资渠道，进一步深化“水利为社会、社会办水利”的观念。“两工”取消后，必须构建新的投入机制来支持和加强农田水利建设。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已有的农建投入政策、奖励政策。建议将省切块的小农水费上收，列入财政预算。二是国家安排的各项支农资金，包括农业综合开发、粮食自给工程，扶贫、粮棉基地建设等，都应重点向农田水利建设倾斜。三是建立分级负责的农建投资责任制，各级政府都要加大投入力度，有条件的地区应建立农田水利建设基金。四是鼓励单位和个人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管理，谁受益”的原则，兴办农田水利工程，要认真总结、借鉴和推广近几年农田水利建设中出现的利用外资、股份合作、企事业单位投入、大户投入、返租倒包、精品工程和以奖代补等好做法、好经验，为农建增添新活力。
（6）、进一步深化农建机制改革。加快现有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产权制度改革，通过拍卖、租赁、承包和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明确小型水利工程的所有权，放开建设权，搞活经营权，进一步调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群众建设和经营小型水利工程设施的积极性，促使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经营走上以存量换增量、卖旧建新、良性运行、滚动发展的健康道路。大中型灌区试行农民用水户协会方式，让农民直接参与用水管理和工程的维修养护、更新改造，促进大中型灌区的良性运行。对效益明显、受益范围明确的工程积极支持和鼓励个体、联户、法人单位去投资兴建，做到自办自有、自建自管自受益，真正达到合理开发、优化配置和永续利用水资源的目的。各级政府从政策、信贷、税收、土地征用等各个环节给予更多地支持。
（7）、务求实效，做好技术服务，确保标准和质量。做好农村税费改革情况下农建工作，搞好服务，提高质量和效益至关重要。因此，要进一步搞好农村水利队伍建设和组织建设，加强乡镇水利站和农村水利基层服务组织建设，不断加强各级农村水利队伍的业务培训，完善农村水利社会化服务体系，为跨世纪农村水利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各级水利部门要切实转变职能，搞好技术服务。一是要大力推广各种先进适用的农村水利科技成果，尽快改变传统落后的农村水利技术和方法，建立现代化的农村水利科技园区，提高科技在农村水利中的贡献率。二是针对农村水利的技术难点，组织科技攻关，加快农村水利科技成果的集成、转化和应用。三是加紧研究、制订和完善适合我省实际情况的农村水利技术规范、规程和质量标准体系。
农村基本农田征地标准篇10
土地问题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基础，直接关系到亿万农民的切身利益。种种情况表明，农村土地制度到了非创新不可的时候。否则，农村耕地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无法调动，土地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和农民的根本利益无法保障。为此，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要按照保护农民权益，控制征地规模的原则。改革征地制度，完善征地程序”。而要确保《决定》精神的真正落到实处，农村土地制度可实行“田面产权”方式。
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的三大弊端
中国农村改革是在农民缺衣少食、农产品极度短缺的情况下开始的。它经历了从农民自发行动到政府默认再到中央政策引导的发展过程。应该肯定，作为以主要解决农民生产自主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为改革的基本目标已经实现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农村经济空前繁荣。
但是，20多年的农村改革实践证明，现行的农村土地承包制也是不够完善的。其最大弊端是土地所有者主体缺位，土地产权关系不明晰。虽然中国土地管理法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但村民委员会是村民组织而非经济组织，并不具备作为农村普遍的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法人资格。而农民在土地所有者权益上又没有得到量化，也就无法实施土地所有者的权能。由于产权这个核心没有解决好，虽然这几年国家对土地管理方面、在法律政策问题上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完善，但效果都不太明显，而且有些问题越来越突出。其表现为：
一是由于产权模糊(不少农民甚至是国家机关中的一些干部还认为农村土地属国家所有)，农民对自己承包经营的土地缺乏长期打算，没有把土地当作是“命根子”去珍惜、保护，更谈不上花太多成本去改良土地和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即所谓“无恒产者无恒心”。甚至有些地方的农民干脆在自己的承包地上建起房子来，而当地镇村干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增加村镇财政收入，采取越权处理，让农民补交所谓的占用费和罚款后则一了了之。
二是由于产权模糊，农民缺乏对土地权益的关心和应有的法律捍卫意识，致使村社干部以集体所有和各种名目把农民承包经营的土地收回处置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说，有的村委决定向农民集资修建公路或其它项目，村委就可以作出规定：凡是不交清集资款的农户，集体有权收回其家的承包土地。有的村干部因土地承包以后，自己家里或亲属家里出生人口比其他农户多，或因一些农户长期在城市务工经商的情况，这些村干部则仗着自己的权力，通过所谓的村民代表会或2／3以上农户同意的办法，进行承包地的重新调整。
三是由于产权模糊，土地作为一种特殊资源不能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土地产权与经营权也就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依法、自愿、有偿流转。这也是造成一些地方把农民土地作为生财之道，甚至把农民的“命根子”变成了开发商的“钱袋子”，致使农民上访不断以及农村规模经营难以推进的根本原因。据统计，中国近年来每年减少耕地大约1700多万亩，仅各种开发区面积就达3．5万平方公里。当然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占用部分土地搞建设的情况是在所难免的，但必须指出的是一些地方的领导为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讲条件和可行性，盲目搞开发区和扩大城市规模大量圈占耕地，从而造成目前圈占的耕地有43％闲置，中国出现“失地农民”也已超过4000万人以上，与此同时每年农民在土地上的利益流失约有1000亿万元。
可以说，用不同的方式剥夺农民的土地已成为新形势下侵犯农民利益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田面产权”：清晰界定产权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有明确、清晰的所有权主体及其实现形式。产权的清晰界定、顺畅流转和严格保护，是增强土产经营动力、稳定投资预期、规范投资行为和其他经营行为的基础和条件，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土地作为一种特殊的自然资源和资产当然不能例外。那么土地产权关系又应该如何进行明晰呢?如继续沿用现行的制度坚持下去只能是问题越来越多；如按照有人提出的进一步弱化集体所有权，强化农民承包权的办法，虽然从理论上讲有一定的道理，也会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对产权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同样还是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因此，从有利于产权得到明晰而又不会对社会带来大的震动去考虑，在农村实行“田面产权”商品化则是可取的办法。
所谓“田面产权”，指的是把“田底权”(土地所有权)和“田面权”(土地使用权)分开。使“田底权”属于国家或集体，而使“田面权”用法律的形式给农民固定下来，并统一由国家土地管理行政部门给农户颁发“田面产权证书”，从而使“田面产权”商品化，此即“土地经营权”商品化。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是生产的主宰者。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产业革命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证明，在任何生产活动中，如果劳动者的经济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证，即使有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生产条件，也不能创造出高效益的生产业绩。农业生产中的土地经营同样如此。因此，在农村实行“田面权”商品化和由国家统一给农户颁发“田面产权证”以后，其产权必然是清晰的，而又受到法律的保护，这样就必然产生不同的积极作用。实行土地“田面产权”商品化是具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其表现如下：
第一，有利于增强农民自觉保护土地的意识，从而使农民真正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去保护并舍得投资、投入劳力去改良土地和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二，有利于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并从法律上确保了农民的土地真正依法、自愿、有偿进行流转，促进农民合理分工分业和推进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因为农民手上拿到国家土地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土地产权证书以后，一方面担心自己经营的土地随时有可能被调整的顾虑已消除，从而可以把耕地转给别人承包以后，放心到城市从事第二、三产业；另一方面想扩大经营规模、实行专业化生产的大户也可以用土地产权证向农村信用社抵押贷款，以解决生产资金不足的问题。
第三，有利于保障农民利益和社会稳定。因为有了法律规定的补偿标准、劳力安置以及社会保障，一般都不会再出现“三无”(无耕地、无就业、无保障)农民。
第四，有利于节约土地和抑制干部短期行为以及腐败现象的发生。
第五，有利于促进农村计划生育。农民考虑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从而会自觉地、理智地合理安排生育的计划。
“田面产权”会引起社会的震动吗？
其一,“田面产权证”可以定五十年为有效期(这与中国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作为一个阶段的时间相吻合)，到期如数无偿收回重新确权(经国家国土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批准征用除外)，如私自改变用地性质不能用于农业生产的，严格按当时国家非公益性项目的征地补偿标准的两倍金额进行处罚。
其二,由国家授权省级人民政府依据地类、人均土地面积和用地性质统一规定征用地的补偿标准，并出台相应的劳动安置和社会保障的政策规定。比如说，工商业征用耕地，每占用1亩必须负责安排2名农民就业或资金补偿；国家建立农民养老保险金，在征用土地的补偿金中，必须拿出30%―40％作为农民个人养老保险金，由国土部门在办理证件时一次性办结。地方财政也应该在土地转让金中拿出一定比例作配套资金。
其三,“田面产权”实现商品化以后，按照市场经济运行法则。“田面产权”是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但考虑中国人多地少的实际情况，国家可以用法律的行为规定私人购买土地“田面产权”的限额。比如说，私人以产权转让取得耕地的，一户不得超过300亩。主要是鼓励以股份制和以经营权转让为主要方式推进适度规模经营。
其四,国家可以以法律明确规定，对经国家批准用于水利、交通、国防、义务教育、公检法设施，公共设施、城市建设、公益事业以及其他建设需要等各种用地，实行强制性行政权力。工商企业需要用地应当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的前提下，通过向国家、向农民购买、租赁等市场方式取得，价格由市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