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医学模式篇1
【关键词】近代；江苏中医；学校教育
江苏是我国中医药大省，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江苏历代名医辈出，流派纷呈，在中医药界产生过极大的影响，在中医药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近代以来，江苏一大批中医教育家面对中医事业内外交困的局面，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愤图强，融会新知，为中医的生存与发展积极抗争、锐意改革，创办中医学校教育模式，探索中医学术传播的新途径，开中国近代中医教育之先河，为近代中医学校教育模式的确立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近代江苏中医学校教育形成的历史背景
由于西方文化的极速涌进，传统的中国社会形态的发生了急剧变化，猛烈地冲击着近代中国的社会生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这种急剧的变化不限于社会形态的转变，也给中医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中医教育被排除在国家教育体系之外，中医界内部的分化，由此可以看出，中医生存与发展在近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是中国医学史上特殊的困难时期。近代以前，中医学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流医学，中医教育的主要模式是师承教育，近代中医学校教育模式的形成具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第一，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形成与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的历史发展进程密不可分。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的主要标志有二：一是产生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教育思想。近代思想家冯桂芬1861年在其政论集《校邠庐抗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哉者”，后被概括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变法图强的依据。这也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先进的思想家面对西方文明的涌入，深刻的观察、分析、判断而得出的思考，这一思想后来被世人普遍接受，成为此后半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待中西文化教育冲突、交汇的指导方针[1]。二是产生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教育机构。1862年8月24日，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通过同文馆的翻译、印刷出版活动了解西方世界。京师同文馆“打破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教育模式，是中国近代最早按照资本主义教育建立起来的新式学校”[2]，“是洋务学堂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开端”[3]，此后各种新式的学校、教学机构开始不断涌现，它们与传统教育性质完全不同，开启了中国教育的全面近代化的全新局面。第二，近代中医学校教育的形成与西方医学的传入给中医学带来巨大冲击和挑战密不可分。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打开，由于通商口岸的增加和西方医学的涌入，在一些重要沿海通商口岸城市，一大批传教士和医生在开始建教堂、开办医院、创立西医学校，西医发展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近代中国出现了中西医并存和碰撞的局面，“中医该何去何从”开始在中医学界的有识之士心中油然而生。中医要发展并且后继有人，而且必须举办适应时展的中医教育，通过自身变革，才能保证中医的薪火不断，中医才能发扬光大。在西方医学传入后，中医教育发生了重要变化，教育模式迅速转变，师徒授受和世袭家传方式逐渐被中医学校教育模式取代，成为我国医学教育的主流。自清末民初以来，江苏籍的中医教育家们在全国率先创办了第一批中医学校，翻开了在实践中尝试与探索开展中医学校教育的全新一页。
2近代江苏中医学校教育的发展
近代江苏中医学校不管是办学数量、办学质量，还是社会知名度都始终处全国前列。1905～1948年，江苏地区创办的中医教育机构多达30多所，其中一些中医学校在中医教育史上具有很大影响。这些中医学校吸取近代教育的办学理念，勇于突破传统的中医教育模式，借鉴西方医学的学科体系、创新课程设置、教材编撰和教学内容与方法，在内外交困的大环境下，开辟出了中医教育的发展道路，培养出了一大批中医药人才，为江苏乃至全国中医生存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近代江苏地区创办最早的中医学校是1905年由李平书、张竹君创建的女子中西医学院，这所学校专收女生，学习内容包括中西医妇产科知识，由李平书讲授中医、张竹君讲授西医[4]。1916年夏，丁甘仁携谢利恒、夏应堂等同道，自筹资金创办了“在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办学时间最长，名医造就最多，影响最大的中医学校，”——上海中医专门学校[5]。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在32年的办学历程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毕业生，如丁济万、秦伯未、程门雪等皆为近现代中医名耆。1929年，由陆渊雷携章次公、徐衡之，创办了中国国医学院，由恽铁樵担任校长。该校力倡中医科学化，对年青学生颇具吸引力[5]。1925年，由上海中医专门学校毕业的学生王一仁、秦伯未、许半龙、章次公等创办了上海中国医学院。中国医学院办学21年，计毕业23届，共906人[6]。上海中国医学院是一所在全国较有影响的中医学校，该校注重教学内容革新和教材编写，最大的贡献是倡议和组织召集了近代历史上两次全国中医学校教材编辑会议，并统一和规范中医教育教材，使之纳入政府教育体系，使中医教育更加系统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尽管最终未能成功，但是在中医教育发展史上意义重大。1934年，王慎轩在原苏州国医学社基础之上创办苏州国医学校，学校教学规模不断扩大，学生大幅增加，1935年迁至苏州长春巷内，成为当时国内设施和组织较为完善的中医学校。苏州国医学校聘章太炎、谢利恒为名誉校长，社会名流唐慎坊为校长，王慎轩自任副校长兼学校总务主任，主持学校全面工作。苏州国医学校聘苏沪名医陆渊雷、叶橘泉、宋爱人等人负责各科教学，1936年又增设国医研究院。1932年10月，承淡安在无锡创办中医针灸研究社，内附设实习科，5个月一期。由于密切结合临床实践，学员收益颇大，求学者日益增加。1935年，承淡安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针灸学校——中国针灸学讲习所，即后来的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承淡安主张：“用科学方式阐明物理疗法，发展中国固有医学，造成针灸专门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培养的针灸专门人才（包括函授生）10000余人，该校为近代针灸学得以传承与发扬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7]。由吴鹤龄、李晴生、王继恒等主持的镇江自新医学堂创办于1910年，任课教员则主要由当地名医吴子周、陈泽、杨燧熙等担任。每期招生30名，分预科和正科，学制为四年。镇江自新医学堂于1912年更名为丹徒县自新学校。这所医校被研究者公认为清末标准的中医学校，有明确的办学宗旨和办学方针，有规范严格的学制及合理的课程设置[8]。近代江苏中医学校教育以函授模式办学的最早是丁福保于1910年创办的中西医学研究会，并附设该函授讲习所，编辑发行《中西医学报》作为函授教材，主要是向中医介绍西医[9]。恽铁樵在教育史上是中医函授教育的先行者，他两度创办铁樵函授中医学校，自编《铁樵医学函授讲义》共22种。其他影响较大的中医函授教育还有：1925年，由王一仁、秦伯未创办的三益学社函授部，1929年，承淡安创办中医教育史上最早的针灸函授教育机构——中国针灸研究社，1932年，陆渊雷创办的陆渊雷医室遥从部，1933年，张赞臣创办《医界春秋》社函授部，1940年，时逸人创办的时逸人国医研究室等，这些办学机构都是中医学校函授教育的代表，曾经在国内外中医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5]。
3近代江苏中医学校教育的特色
3.1办学宗旨
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办学宗旨为“昌明医学，保存国粹”[10]，以维护中医及其教育的合法地位；中国国医学院办学宗旨为“发皇古义、融汇新知”，以求实践其主张的“中医科学化”[5]；上海中国医学院的办学宗旨是“商量旧学，采纳新知，不特欲自显中医独立精神，且将别树一中医旗帜，由中国医学而化为世界医学”[6]；新中国医学院的办学宗旨是“研究中国历代医学技术，融化新知，养成国医专门人才，增进民族健康”[11]；苏州国医学校的办学宗旨是“发扬中国医学的真理，吸收世界医学的新知，造就一代适合新时代的新中医”[12]。纵观上述几家中医学校的办学宗旨，无一例外都体现了当时中国中医教育界的主流思想，即中医教育要走以中医为基，中西医汇通发展之路，才能使中医输入新鲜血液，造就新时代的新中医。这种中医教育思想不仅是在当时，即使是在今天对于我们中医学校教育仍然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3.2医德教育
“医乃仁术”，“以济世为良，以愈疾为善，以活人为心”是中医药医德与医术的宗旨。近代江苏中医教育家非常重视学生的医德教育，不仅要求学生在业务上要精益求精，对待患者更要始终怀有仁义博爱之心。上海中医学院新落成的校门的门楣上，丁甘仁之长孙丁济万书写了“痌瘝在抱”四个大字，时刻提醒在校的师生要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里，把患者的病痛当成自己的病痛，爱己及人，舍己为人[10]。苏州国医学校则是以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手书之“诚敬勤朴”为校训，在德育方面就有十项德育标准，要求学生做到“诚以处世”、“敬以事人”、“朴以立己”、“慎以服务”、“陶冶向上之志趣”和“增进博爱的观念”等[12]。强化学生的医德教育是医学教育的重要内容，反映了近代江苏中医教育者对医德教育的高度重视，这种人才培养理念非常值得我们当代中医教育者学习借鉴。
3.3附属医院
近代以来，西医医院相对成熟先进的医疗设备手段和模式对中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江苏中医学家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积极探索中医医院的发展模式之路。由于没有政府的财政支持，他们自筹办院经费，通过创立中医学校附属医院，使培养的中医人才能有更多的机会服务社会。江苏中医学校附属医院中最具代表性的有：1918年，丁甘仁创办的隶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的沪北、沪南两所中医医院，1928年，秦伯未、王一仁创办的隶属上海中国医学院的中国医院，1936年，朱南山、朱鹤皋创办的隶属新中国医学院的新中国医院等[13]。这些医院既承担着治病救人的社会职责，还要承担中医教学的任务。江苏中医教育家创办学校附属医院，坚持教学与临床结合培养中医人才，这也是江苏中医学校教育的又一重要特色。
3.4学术研究与交流
近代江苏中医医家在中医学校机构中设立研究社或研究院，用以开展中医药的现代化研究；发行中医期刊杂志，用于开展学术交流。其中最有特色的当属新中国医学院，该院不仅设立了用于学术交流期刊发表的研究社，还特设新中国研究院。其他中医学校均设有研究社，如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创立的上海中医学会，创办了《中医杂志》、《国医杂志》；中国针灸医学专门学校设立中国针灸学研究社，创办了《针灸杂志》，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份针灸杂志；上海中国医学院创立《上海中国医学院院刊》，上海中国国医学院创立的《中医新生命》，苏州国医学校还成立编译馆，出版了《苏州国医杂志》；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创立《新中医刊》[14]等等。这些学社和杂志始终贯彻学术研究为教育服务的宗旨，近代江苏中医学校的这一特色对促进中医学术的争鸣、探讨与交流，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
4结语
近代先进的江苏中医教育家积极顺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创办了一批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力的中医学校，为中医的生存与发展所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和贡献。近代江苏中医教育，开始以学校教育为主导，不断引入学校教育理念、原则和方法，在初步形成中医学科体系的基础上，在教学上引入了西医知识，制定了较为全面和合理的课程以及教材体系，培养了一批具有扎实的中医学理论与技能的，同时又有现代医学知识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近代中医学的生存危机，为近代中医学的教学、科研和临床培养了一批优秀骨干人才。近代江苏中医学校教育在尝试吸取先进教育理念的同时，依然能够遵循中医教育的传统规律，坚持走教学与临床相结合之路，坚持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之路，这是近代江苏中医学校教育尽管采取了规模化学校教育模式，但仍然名医辈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对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学习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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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医学模式篇2
一、近代教会医院和学校的发展概况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割让香港，并开放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在其他接踵而来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西方传教士大规模的进入我国传教、开办医院及学校。
1.教会医学院的形成和发展
教会医院的根本宗旨是传教和辅助侵略，但也将一种新的医疗机构和方式传入我国，即“医院”。近代我国教会医院的起源是1835年伯驾于广州创办的眼科医局。1876年新教在华所办教会医院有16所、诊所24所，1905年分别为166所和241所[1]429。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医院带领西医技术在我国大规模地发展起来，从沿海逐渐深入内地。
1860年之后，40年间由教会创办或与教会有关的医院共有约100所，20世纪后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不少数量，在台湾、香港也建立了教会医院，与19世纪相比不但在医院设备上较从前完善，数目更是增加了4倍多。
早期由于教会医院的目的是宣传宗教，扩大教会的影响力，取得我国民众的信任，因而一般是不收费的。但20世纪后的教会医院收费日益昂贵，普通市民无力治病，医院只接受少数具有研究价值的贫穷患者，充当其医疗技术及药物的试验品。
2.教会医学校的形成和发展
由于大量教会医院的创办，医生的需求量大增，传教士为了医疗需要在医院或诊所招收学徒，让他们做护理工作或传教士。但以这种不正规的学徒方式和浅近的医学知识培养出来的人无法达到当时的医疗要求及政治要求。
据1897年尼尔调查，当时的教会医院培养的生徒数量极少，在60所教会医院中，有39所兼收徒生，其中5所招生人数超过10人，其余为2～6人，平均每所4人，当时认为已毕业的约300名，肄业生250～300名。1836年，“马礼逊教育会”成立了，1839年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教会医学校逐渐运行并进入正轨。20世纪之后，驻扎在我国的各大主要教会大学设立的医学系院，并在教会医院的基础上开办医学院和护士学校。据统计，1900-1915年在我国先后建立了323所教会医学院校[2]。教会医院通过医学校的模式将西医文化一步步植入我国。
3.近代教会医学校对我国中医学教育的影响和作用
我国西医教育的发展始于教会医学校，它将西医带入我国，并广泛深入的传播，相继培养了一批批中国的西医师。
西医教育弥补了我国传统中医教学的不足，在传播西医学知识方面发挥了较好地作用。教会医学校使先进的医学理论及医疗技术引入我国，对传统的医学教育思想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在打破了闭关锁国的状态之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医学的发展。然而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具，教会医学校将宗教灌输和宗教活动放在首要，企图铲除我国学生的爱国思想与排外观念。
二、西医教育和诊疗模式对近代医学事业的影响
随着教会医院和学校的兴起，西医迅速传入我国，西方发达国家的医学教育模式也同时影响了我国传统的中医学教育思想，对我国的传统医学形成巨大的冲击。
1.西医学校迅速兴起
仿照教会医学校的模式，1865年我国在北京同文馆设立了科学系，其中有医学科学的研究，这是学习西医的开端。
1898年，我国创办了京师大学堂，专门设立了卫生学；1913年在大学院设立医学实业馆，其中在医术的大科下分了医学和药学两目，后来大学分为本科及预科，医本科修3至4年，医预科3年；1905年医学实业馆改名京师专门医学堂。
在这之前，我国的传统医疗机构均为中医私人医馆，而对于中医学技能的传授方式分为官办性质和地方性质，地方上多为师承方式，官办院校也建立在科举制度的基础之上进行教学、考核及任用。学习西医的教学模式打破了我国传统的八股制度，同时汲取教学制度的某些优势，扩大了正规医学教育的领域，使我国的医学教育踏上了一个新的平台。
2.女性医护人员增多
我国的第一所教会西医学校——南华医校1879年首次招收3名女生，但仍是男女分班教学，入学时规定学制为3年[3]。由于我国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也使得男医生为女患者治疗的过程中产生了各种不便，从而造成病情的延误，女医的产生便起到了关键作用。
随即，护士和助产的培养也发展起来。通过西方教会医院中从事护理工作的妇女树立了榜样，改变了我国的观念。1891年广东创办女子学校，是我国女子医学校的开始[4]5。女医人才的增多，不但为我国医学事业开了一扇门，同时扭转了女子在社会中的地位，冲破了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
3.西医人才的初步积累
19世纪末，黄宽成为我国留学到欧洲学习医学的第一人。开启了中西医交流的新时代。不久清政府也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医学。1872年清政府开始向美国派遣留学生，1896年向日本派出第一批留学生，此后中国留学生赴日学习者逐年增加。
医学留学生的增加不但加强了我国与其他各国的医学知识交流，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医学现代化的发展步伐。他们归国后在各医疗卫生机构担任着重要职务，为我国当时的医疗卫生事业做了很大贡献。
三、西医教育和诊疗模式对近代中医学发展的影响
1.传统中医学地位削弱
自鸦片战争之后，西洋医学传入我国以来，我国的传统医学就随着外国人开办学校、医院以及大量的留学运动而日渐衰落。后来洋务运动兴起所创办的医学堂，大多也是仿照西方和日本并聘用外国医生做老师。
随着教会医学院校兴起，留学学医风潮的盛行，西医对中医的削弱并非单纯的技术层面，更多是国人思想被左右的一种表现。由于受到西方科学文化的影响以及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尚，我国开始有一部分人拒绝中医诊治，对中医持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
2.中医学校的广泛建立
光绪年间，在洋务派兴办医学堂的影响下，名医陈虬（字志三，号蛰庐）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浙江省瑞安县创办“利济医学堂”。据《利济学堂报》记载，学制五年，学习“医籍之外，兼课以古今中、西一切学术”，它是我国近代早期较有影响的中医学校[1]435。废除八股后，各地相继出现了医学学校。如重庆的“巴县医学堂”，广东的“广州医学求益社”、“江西中医学堂”等。然而尽管国人自己努力建设中医院校，希望借此机会能够将国医发展壮大，但其力量的局限性依然无法减缓西医对传统医学的冲击。
四、对我国传统医学教育的思考
由于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我国传统医学教育在清朝末期被严重限制，在此笔者并非要片面地得出谁好谁坏的观点，而是希望我国的中医教育和发展应当借此来重新思考和定位。
1.改变观念，解放思想
西医传入帮助我国传统文化冲破封建思想的禁锢，如果借机发展中医药事业，使中医教育摆脱封建教育模式，走上多元化道路，那么中医会以此为跳板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只是在被西潮冲击的时候，我们一味将目光集中在西医的身上，偶有一些发展国医的想法也被这股大浪潮所淹没。所以尽管摆脱了封建思想，我们却没有摆脱掉自己的局限性和目光的狭隘性，导致延误了国医的发展。
2.确立以中医为主导的医学教育
对于我国来说，真正的主导医学应该是中医，医学教育的主流也应该是中医教育。尽管鸦片战争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但是对主流医学观念的淡化才是最可怕的。
几千年后的今天，此观念依然挥之不去。无论医院还是教学，西医永远在唱主调。尤其是教育方面，中医院校的数量和教学质量远远落后于西医院校，而中医院校中也必然设置西医专业且使用西医的教学方式。
分清主次并非摒弃西医，只是应该明白，中医不是西医的辅助，而是我们独有的医学。我们要在透彻掌握中医学习和技术的前提下汲取其他医学的精华，使中医更加壮大。在医学教育方面也应考虑到中西医二者的不同特点，使用适合的教学方式，平衡教学机制，使中医的传承更加纯粹和专精。
3.中医学教育模式的适当转变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医学教育，大至分为官办学校、地方学校和传统的师承模式。尽管我国古代的医学教育被严重的封建思想和后来的八股所禁锢，但我国的医学界依然人才辈出。现代教学模式虽然有其优势，但我们应认识到中医的特殊方面并寻求最适合的教学模式。
中医药院校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应尽量摆脱西医的影子，对于基础教育尽量保持纯粹性，中医就是中医，西医就是西医，所谓中西医结合可以考虑在高级人才进修时进一步学习。
另外，考虑到医学学科的复杂性，笔者认为独立型的中医院校更利于医学生的学习。适当延长实习阶段，让医学生在纯中医的环境下体会中医的学术精华和治疗精要，以便更有效地掌握中医诊治之要。
当然，这些模式的转变都需要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只有在教育方向发展顺利，才有助于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整体提升。最终，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中医真正发挥它的特色和效用。
总体来说，教会医学的发展为我国近代医学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利弊的分析还当客观对待。中医药教育事业的发展依然是中医发展的重中之重，打好这道基础我们才能更有力地推动中医的发展。合理运用西医技术，适当转变中医教育模式，结合二者的特点进行医学创新，使中医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优势和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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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医学模式篇3
2010年11月6日，首届全国社区卫生服务综合改革实践论坛暨郑州市“片医负责制”服务模式交流大会在郑州市举行，郑外“片医负责制”开始向全国推广。之后，各类媒体纷纷对郑州开创成功的“片医”模式进行采访和报道，许多城市甚至英国、德国、沙特等国家都纷纷派出考察团到郑州考察学习。
郑州“片医”模式
1999年，时任郑州市人民医院院长的顾建钦决定，在郑州市率先由大型综合性医院领头，建立社区卫生服务站，以期拉近医务人员与社区居民的关系，做好医疗卫生服务。12年前的这一尝试，成为郑州市“片医负责制”的起点。
“片医负责制”就是把传统的医疗卫生机构职能“搬”到社区门口。这一服务模式要求每一位责任医生和护士必须走进自己分管的社区，走进居民家庭，以预防保健任务为主，从传染病管理、妇女儿童和老年保健、慢性病管理及重点残疾人康复等方面，向社区家庭的每一位成员提供全程医疗卫生服务。
顾建钦曾在英国诺桑比亚大学学习并获得公共卫生和社会保健管理硕士，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接受管理培训。他介绍说，郑州“片医”模式，不同于英国的全科医生模式，也不同于美国的家庭医生模式，而是融英美发达国家的实践于一体，且具有中国特色，着力构建“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新型就医模式。
郑州“片医”模式，每个社区按1000户～1500户居民划分成若干服务区，每个服务区配备1名医生和1名护士，每3000户～4500户居民配备1名防保人员，组成一个“片医”小组。“片医”小组负责对辖区内的慢性病患者、残疾人、精神病人、妇女儿童等特殊群体进行管理，签订医疗保健协议，实施一对一服务。居民有个头疼脑热，可以就近诊治；行动不便者打个电话，“片医”将提供快捷的上门服务；需要转院时，“片医”会帮助预约专家，开辟绿色通道。
十几年来，郑州“片医”模式通过对基层公立医院、企事业职工医院、乡镇卫生院、村卫生所进行改造、转型和向社会公开招标等多种途径，基本完成了郑州市城区和农村的卫生服务网络的构建，打造出了中心城区15分钟社区卫生服务圈。
健康管理进社区
郑州“片医”模式，提出了贴近居民的“十进社区”服务：即健康教育进社区、妇幼保健进社区、基本医疗进社区、慢病指导进社区、康复辅导进社区、免疫规划进社区、中医中药进社区、精神卫生进社区、关爱老人进社区、体质监测进社区。
通过这些服务，慢性病患者学会了合理用药、科学保健，降低了并发症的发生率，减少了医药费支出；残疾人、精神病人得到了系统的康复训练；社区居民在各个生命周期里掌握了科学的生活方式和保健知识，享受到了较完善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
这一模式注重对健康危险因素的干预，实现了从“以疾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的转变。该模式有望改变长期以来大医院专家教授95％的精力看常见病、多发病的现状，保证高级医疗人才在临床上主要看大病、重病。
顾建钦说：“务实发展是一切工作和事业的根本。医疗卫生机构的工作，更要务实为民。要让人民群众看病不再难，感受到政府的关怀，关键在做。”
这是一份责任
作为一名卫生行政管理人员，顾建钦对医疗卫生服务改革有着高度的责任、浓厚的兴趣且充满激情。当医疗卫生改革面临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等深层次的矛盾时，医院成为这种矛盾激化的前沿阵地。医院该给患者什么?真正的医疗卫生服务是什么?现代医院如何去规范经营、有序管理和科学发展?区域和国家如何成功开创一种医疗卫生服务的全新模式，实实在在地服务于广大民众?成为顾建钦深深关注并思考的问题。
郑州“片医”模式的探索、实践和成功的事实，较圆满地回答了医疗卫生服务该给患者什么这样一个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著名心血管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教授葛均波调研这一模式时说：“我在德国行医时—上午看7个病人，但在上海一天要接待100多位病人。因此，我国迫切需要推广郑州‘片医’这样的模式，建立一套科学的转诊分流体系，引导患者一般常见病、多发病就诊重心下移，让社区医师承担一般常见病的诊治任务，改变长期以来大医院专家教授95％的精力看常见病、多发病的现状，保证高级医疗人才在临床上主要看大病和重症病人。”
近代医学模式篇4
一、传统医疗空间及医患关系的转型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医院”与近代西方的医院制度是大相径庭的。李约瑟认为，至少在汉代，中国就出现了有关医院的概念。第一个附带有诊所的救济机构是南齐君主在公元491年建立的。公元510年，第一个政府管辖的“医院”随之建立。省一级半官方半私人的“医院”在隋代似已出现，比如公元591年，隋代有一位退休官员就曾出家资为感染流行病的数千平民提供医药和医疗服务。[2]在古代中国，医院是宫廷的产物，传统的医事制度基本上是围绕王权的需要而设置的，历代的太医院系统虽分科颇细，如元明两代太医院均分十三科，但都是就中央官医的需求而定。[3]由于为王权服务的职能所限，古代医疗机构为平民医治的程度和规模相当有限。明代以后，随着中医“世俗化趋势的全面渗透，中医全面流入民间，成为每个人都可研习的一门技术，但护理空间仍以家庭为单位。”[4]
近代以前，中国社会的医疗空间是由私人运作的。医生以个体为单位独立而分散执业，或坐堂开店，或应请上门施诊。那些从儒生中分离出来的游方郎中，走乡串户，悬壶行医，治百家病，吃百家饭。“家庭”是原始的医疗单位和护理空间，医生对病人的诊治、把脉、开方以及病人家属照方抓药、全程护理等过程皆在家中完成。在医患关系上，医疗的主体是病人，病人自由地择医而治，对医生召之即来，呼之即去，医生只是被动地提供医疗服务。病人家属都会参与医疗活动，且握有决定权，医生对病人的整个诊治过程也是在病人家属或朋友的目光监控下连续性完成的。[5]
近代意义上的“医院”是一个完备的医疗场所，它包括候诊室、门诊室、住院部、隔离病房、手术室、药房等布局，还配备一定的医护人员和医疗仪器。医疗仪器成为疾病定义的权威，医生的注意力集中在病症、数据和检测报告上，他们开始使用专门化的医学术语。传统病人的角色逐渐消失，一个全新的、被动的现代“病患”（patient）诞生了，他/她对自己的病情无能为力，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与忍耐。[6]西方人率先运用科学的力量冲决了传统的医疗理念，步入近代医学的殿堂。
西方近代医院在中国的出现，来华传教士当推其首功。1820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开设一家眼科诊所，成为基督教新教在华行医的肇端，中国人第一次和西医院有了接触。1835年来自美国公理会的专业医师伯驾开办了广州眼科医局，该医院草创时期规模就相当可观，也颇受中国百姓欢迎，自1842年至1845年医院共收诊病人52500名。[7]此后，来华的传教士医生不断增多，西医的诊所和医院也从澳门、广州推广到香港、上海、福州、厦门、宁波等通商口岸。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医院又被推广到沿海、沿江和广大的中国内陆。从19世纪60年代起，数十年内，西式医院遍布中国各地，“凡是有传教士的足迹，就有西式诊所和医院。”[8]进入20世纪以后，教会医疗在中国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规模。在教会医院的影响下，政府和民间人士相继自发地开办了数目可观的新式医院。到1914年，医院达265所，诊所达386所。[9]1920年的统计见下表：
表1－3 各省教会势力范围中之教会医药事业表
省区
医院
药房
省区
医院
药房
东北
直隶
山东
山西
陕西
江苏
福建
广东
广西
甘肃
四川
25
24
28
11
2
29
41
39
4
2
26
3
6
36
12
21
11
9
11
3
12
28
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贵州
云南
蒙古
新疆
西藏
19
8
7
14
22
18
2
2
—
3
—
9
4
18
10
8
18
6
9
9
1
—
资料来源：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版，第622页。
如上表所示，到1920年，全国各地西式医院总计326所，药房244处。根据各差会报告，这些医院共有病床16737张，每院平均51张，每年住院人数144477人次。医院和药房每年诊治的病人约有100万以上或达到200万之多。[10]
伯驾等教会医师在华医疗事业的成功，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西式医院在中国社会的扎根，不仅推动了中国人对西医院这一新型医疗空间的认知，也扭转了中国人亘古不变的医疗观念。20世纪初，西式医院开始为国人所熟知，到民国时期，至少在一些大城市里，新式医院逐渐取代了“医家”，成为社会医疗的主体机构。许多史料显示，在对西式医院的接触过程中，许多中国百姓充满了疑虑和矛盾，教会医师甚至做出一些努力和让步，去笼络病人从家庭走向医院。[11]
西方现代医学是一个全新的医疗体系。著名西医传教士巴慕德（haroll.balme）认为，现代医学有两项革命性的突破：一项是对“准确真实性”的寻求，即由于生物化学等学科的出现，人体已被展示为一个清晰的图像，透过这类图像，医生可以解释病人机理的变化，通过显微镜的观察，就可尽量避免错误地判断，使医疗高度接近于真实。第二个突破是“托管制”的出现。托管的理念起源于对个人的尊重和基督教义的博爱精神，也构成医生护士对待病人的基本原则。这种理念的基本表述是：与病人相关联的每一件事如健康、生命等会依赖一种宗教的信任委托给医生，而医生则会把医疗行动作为对上帝及其追随者的回答。这一中心思想已贯穿进现代医疗与护理系统之中，包括现代医院、诊所、红十字会、救济院与收容所。[12]这两项革命的现实要求是，对病人机理的分析，必须暂时脱离无法提供技术支持的家庭或社区的控制，到一个对病人和家庭来说极为陌生的“公共空间”（医院或研究室）中进行专门化的检视。而“委托制度”则要求对病人实施专门化的隔离，其治疗程序的控制与护理有医院或诊所等单位来负责完成。无疑，这一新型的医病关系彰显了医患之间必须相互遵守的“责任、权力、与信仰”的原则和内涵。
中国传统医疗体系中没有“托管”的概念。对于中国人来说，把亲人托付给陌生人照顾这种绝情的方式是不可想象的。以家庭为空间的诊疗程序和护理手段成为世代沿袭的铁律。西医的传入，无疑对传统中国医学提出了挑战。西医不仅在临床的外科、眼科和妇科等方面具有中医不可企及的优势，而且一整套规范的医护体系和富有人文关怀的医病关系也使中医体系相形见拙。在早期教会医院，对病人处处体现基督教倡导的“博爱”精神，是奉献和仁爱塑造了一种新型的医患关系。通常，传教医师特别注重医院留给病人的第一印象，不论是门卫还是挂号人员都会给病人客人般的接待。有的医院还配有专门的教士，倾听每一个病人的心事和疾苦诉说，这样，病人的陌生感和畏惧情绪就会慢慢消除。可以看到，在新型的医患关系中，医生对病人的服务态度处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近念，这也构成现代医院的特色所在。许多史料显示，西方医院移植到中国社会，使得中国人的医疗观念确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尽管这一过程充满了疑虑和矛盾。
二、近代医疗卫生制度的移植
中国传统的医事制度大抵承袭这样一条模式：朝廷太医院的医官主要通过选拔医家子弟或由官吏奏保入宫，民间的医生主要由儒医和游方郎中充任。中医既无医院组织，也没有西医那样由社会支持的资金来源、人员力量和不断更新药物与设备的能力。中医的学术传承一直恪守着师徒相授的模式，这种方式无论规模抑或质量都相当有限。这种传统的医疗格局延续了几千年，直到近代西医东来，医院制度引进之后，才发生了巨大变革。
西方医院制度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体现了极大的优越性。其规模效应表现为医生可在有限的时间里诊断更多的病人，使工作效率提高，传教士医师嘉约翰的个人成就便是鲜明的例证。上文述及，嘉约翰医生一生共诊治病人74万人次，施行手术4.9万人次。以嘉约翰在1875年7月1日这一天为例:白内障切除手术二例；膀胱结石切除手术一例；眼球肿瘤切除手术一例；肛门瘘手术一例；切除包皮一例；眼科手术一例；骨科手术一例。[13]一个医生一天之内总共做了七类八例手术，如果没有固定的场所，配套的设备和服务，即使华佗再生也无能为力。医院制度也使医生的专业化水平大为提高。中国传统医学里，诊断、医疗、配药几乎都是由医生一人负责，一医多能。西方医院则有合理的专业化倾向，除了传统的内外科之分，还出现了更多的如产科、神经科等非常细化的专业分工。医院制度的确立还有助于提高医疗器械的利用率，也为医疗科技的进步营造了良性的氛围，新的发现和发明会不断的用于临床。从而改变了中医那种数百年难以更新药物与设备的状况。
在医疗行政方面，政府开始效法西方模式，医事制度的衍变也逐渐呈现西化的态势。光绪31年（1905年），清政府开始设巡警部，兼管卫生事务。次年，巡警部改称民政部，下设五个司，其中卫生司的职责就是掌管全国卫生事务。卫生司工作人员称为司员，当时设司员12人。[14]民政部卫生司设立不久，即着手筹办由卫生司直接管辖的医院，在清档案里称为卫生医院或京城卫生医院，一般文献称为官医院或京城官医院。[15]这便是中国近代中央卫生行政机构和官方医院的雏形。京城官医院不是传统的专侍皇宫的太医院，它的服务对象是京城官吏和居民（限于急诊），以及陆海军军官和士兵、新制学堂学生、伤病急切者和巡警人员，开始呈现社会化、大众化趋势。1912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设立卫生司，1915年在北京设立中央医院。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开始变革卫生行政机构，1928年11月，成立卫生部，为全国卫生行政的专管机构。后来卫生部又经裁并为卫生署，先后隶属于内政部、行政院管辖。直到1947年，才恢复卫生部的建制，下设医政、防疫、保健、总务四司，另设中医委员会等组织。[16]地方卫生机构的设立，以1921年广州设立市卫生局为先河。1927年以后，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杭州等市也相继设立。省、县两级卫生机构的设立大体始于1934年6月，江西省首先设卫生实验处。其后湖南、甘肃、宁夏、青海、浙江各省相继设立类似机构。县级卫生机构以江苏、浙江两省设立较早，1932年已设县立医院多处，办理医疗救济及卫生事宜。到1947年，全国约有县卫生院1397所，县卫生所18所，区卫生分院352所，乡镇卫生所783所，病床约达1万余张。[17]
中国传统的医学教育以师父授徒为主要方式，或通过家传秘制或在私塾学习，这种传播途径表现出自私和狭隘的局限。西医对医学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则有着一套正规的范示，表现出整体和规模上的优势效应。洋务人士薛福成在欧洲考察西洋医学后，对比中西医的的特长，分析西医学不断发展的根源：“惟中国名医，数世之后往往失其真传。外洋医家得一良法，报明国家，考验确实，给以凭照，即可传授广远，一朝致富，断无湮废之虞，所以其医学能渐推渐精，蒸蒸日上也。”[18]对中西两种培养模式体现的利弊，民初著名医师伍连德一针见血地指出：“数千年来，吾国之通病，偶有所得，秘而不宣。则日久渐就湮没，而各国则反是。有所发明之理，惟恐人之不知。朝得一方，夕遍全国。”[19]西方医疗制度开启了中国近代医学教育之先河，伯驾来华之初就开始了的尝试，招纳培训有志青年并成为自己的助手。早期教会因为医护人员有限，多半在中国招收学员。通行的做法是，医院兼带生徒，训练医生、医务助理、药剂师、技术员及兴办护士训练班等。但这种零散的培养方式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无法适应医药事业的发展。20世纪初，来华传教士意识到教会医院“现时最紧迫的需要之一即是受过良好训练的中国护士和助手，医学教育是医药传教士目前最为重要的工作”。[20]在各方的努力下尤其是教会大学开始设置医科或医学院，医学人才的培养迅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中华归主》对1915、1916、1917、1920年的医疗教育事业情况有所记载，兹列表举示：
表1－4 1915――1920年医疗教育事业情况
年代医学校男学生女学生护士学校学生
1915232906738272
1916173116851465
1917213896365715
1920102233258342
资料来源：中华续行委办会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译《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版，第1200－1201页。
在所有的教会医学校中，对中国医学人才的培养，以北京协和医学院最为著名。资料显示，1921年至1933年，共有908名医师、护士和其他高级技术人员到协和进修，191名校外医师到协和医院作住院医师；1935—1936年共有175名进修生；1936年，协和共毕业166名医师和86名护士。[21]这些人才都成为当时中国医学界的骨干力量。
西医培养人才的模式对近代中医教育同样产生了示范效应。中医教育开始模仿西医的组织形式，并逐渐移植西医的教学内容以及理论和实践上的学术规范三、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发端
西医东来，对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启起到了促发作用。中国人之所以被诟为“东亚病夫”，除了国力衰微、百姓羸弱的一面，还有一个不良卫生习性和生活环境恶劣的问题。国民公共卫生观念薄弱是十分严峻的现实，来华的传教士医师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卫生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与其它事物不相联系的问题。疾病、贫穷和愚昧是相伴随的。不可能期望人民所面临的这些卫生问题可以单独解决而不顾及经济和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情况。”[22]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教士医师开始将目光投向整个国家的医疗和公共卫生事业，他们倡其先声，呼吁中国改善卫生环境，并积极投身其中。在他们看来，宣传和组织卫生公益活动是社会移风易俗，改变落后的公共卫生意识和生活习惯最直接有效的手段。
在前近代时期，中国城乡的公共卫生情况十分恶劣。在江南城镇，居民卫生意识和生存状况十分恶劣：人们通常将污水直接排放到纵横交错的小河里，富家宅院皆有厕坑。但居住在贫困区多层楼房中的穷人，却不得不使用马桶。城镇粪便、垃圾则由专门行业负责，卖给郊区的农民当肥料，但是随处乱放尿桶、随地大小便、乱扔垃圾的现象仍很严重。[23]在上海华界，恶劣的卫生状况甚至让郑观应大为叹息：“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唯掩鼻过之而已。”[24]作为首都的北京，糟糕的卫生状况同样令人担忧：“今京师为首善之区，而地方之污秽以京师为最，人畜之类，堆积于道，晴则碾成细末，大风一起，扑人口鼻，不可向迩，雨则与泥沙容成一片，至不可插足”。[25]到处可见“全面淤积起来的所有脏物，都堆积在大街上，空气中充满了难闻的气味。”[26]帝王之都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状况更是可想而知。恶劣的卫生状态使中国招致恶名，甚至被诟为传染病的发源地。著名西医伍连德在《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方实行卫生之法》一文中感慨道：“……堪痛惜各国咸谓传染病起于中国，闻之不胜忧愤。”[27]
提倡公共卫生教育是教会医疗事业一个重要内容。传教士多方呼吁中国政府和官员改善的公共卫生状况。191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专门邀请一位传教士医生从事这项工作，他在一些城市举办了一些卫生知识的演讲。1915年，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成立公共卫生委员会，在上海、长沙、南京、北京等城市举办公共卫生讲座和健康展览，制作幻灯片，在日历上印刷预防结核病的知识，在报纸上撰文介绍疾病预防知识。[28]1915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为了唤起群众对社会改良的参与热情，决定以公共卫生为主题，发动一个全国性的社教运动。这一活动由新任干事毕维康（william w.peter）医生主持。他设计许多结合中国民族风情的视听教材和宣传资料，分析了不同的卫生习惯会带来不同的疾病后果。这次活动规模很大，影响不小，天津的学生在一年中共散发约10万份有关公共卫生的传单，在许多城市里陆续举办的公共卫生展览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观众。[29]
据巴姆记述，在济南传教士曾与当地博物馆及医学院合作，建立公共卫生宣传区，参观人群达450万人以上。他们用各式各样的表格、模型及实例说明，向公众展示出在中国疾病蔓延的原因，用确切可信的统计数字，来说明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意义。[30]
基督教会相应的公共卫生组织也开始成立。1916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中华基督教博医会和全国医药学会公共委员会联合组成中华公共卫生教育联合会。1920年，经各方同意，改称卫生教育协进会。该会提供的宣传材料，印刷品有书籍、会刊和传单；图画有宣传画、图标、幻灯片和电影；模型和展览则包括婴儿福利、结核病、性病、眼病、霍乱预防、苍蝇、蚊子、老鼠、民族健康、人口等内容。社会各界纷纷使用这些材料，其中有一些教会学校和700多个传教士。[31]1911年东北灭鼠工作在教会医师的指导和参与下取得成功，并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国际鼠疫大会遂在中国召开，这是来自11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专家在中国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这一事件被视为中国全面接受西方医学的标志性事件。”[32]
城市的公共卫生事业起步较早，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方，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20年代初，租界有关公共卫生的管理条例都被搬至华界。华界与租界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其规章制度已经一体化了。上海的具体做法是定时定点处理垃圾，启动自来水工程，加强对食品卫生的管理、流行病的防治等。到19世纪末，上海租界已经建立了相当完善的近代公共卫生系统。到20世纪初，华界在市政建设、卫生管理、法规建设等方面基本采纳了租界的办法，并在食品检验、疾病预防等方面与租界合作，此时的上海城市公共卫生水平在总体上领先于全国。[33]此外，20世纪初，北京、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
在中国乡村，尤其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医疗事业十分落后，卫生状况很差。居民生活方式和卫生习惯触目惊心。他们长期不洗脸洗澡，不换洗衣服，盛煮食物的器皿也常常不洗。传教士医生努力改变这种状况，怒江地区的教会甚至把“讲究清洁卫生”提高到教会十项教规的地位。在河南惠民医院门诊部和病房中，“护士每天都向人们宣传饭前洗手，不喝脏水，不吃腐烂的食物以及妇女孕期保健的重要性。同时出售有关的小册子。如1931年卖了2000册，并对农村进行20次巡回演讲，有时利用宗教集会，进行卫生知识的报告和演示。”[34]在传教士医生的宣传和引导下，有些地方的老百姓逐渐养成讲究卫生的习惯。建国初期，人们在怒江地区考察时发现“个人卫生，信教和不信教有所不同，信教者知道洗脸、漱口、梳头。……不信教者有的人一生只洗过三次脸”。[35]
诚然，西医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卫生事业的起步和发展倾其所力，奉献良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贫困落后地区的传统生活方式。但在当时十分落后而广大的中国，公共卫生事业显效甚微且举步维艰，中国依然不能摆脱积贫积弱命运，这也清晰地折射出中国近代化过程的缩影。
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学科和体制的整体移植，改变了数千年来单一的中医学独立存在的局面，“西人东渐，余波荡撼，侵及医林，此又神龙以后四千年来未有之奇变也”[36]这段话清晰地表达了西医东渐以后给中国传统医疗格局带来的巨大变化。虽然，中国人对西医的认同远不及其它科学技术深刻，且相对为晚又历经艰难，但凭籍执著地追求和不懈地努力，西医还是顺理成章地走进了中国人的寻常生活。尽管西医的医疗实践多数局限于城市的医院和诊所，也未对中国传统医学构成强大的挑战，但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出现中西医并存的医疗格局，现代医疗制度、公共卫生事业逐渐确立，中国人的医疗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却是不争的事实。
[1] 与本课题相关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杨念群：《“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学人》第12辑；田涛：《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赵璞珊：《西洋医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何小莲：《西医东传：晚清医疗制度变革的人文意义》，《史林》2002年第4期，《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文汇出版社1993年版。陈建明：《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
[2] joseph needham, clerks and china and we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p.277。
[3] 廖育群：《岐黄医道》，第282页。
[4] 杨念群：《杨念群自选集》，第406页。
[5] 雷祥麟：《负责任的医生与有信仰的病人－－中西医论争与医病关系在民国时期的转变》，《新史学》1995年第6期。
[6] n.d. jewson,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ick-man from medical cosmology, 1770－1870, p235.
[7] [美]乔森纳·斯潘塞著，曹德骏译：《改变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34页。
[8] 马伯英等：《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外医学跨文化传通》，第400页。
[9] paul varg. missionaries,chinese and dipoloma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8,p92.
[10]《中华归主》中册，第623页。
[11]杨念群认为，中西医疗体系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中西医疗空间感的差别。这种差别集中表现在治疗过程是在一个熟悉和公开的环境下展示连续性的技术动作，还是在一个陌生空间里的隐秘性行为。因此，中国人对西方医院的接受程度，取决于他们对医院空间的适应。一些医院在为了取得认可，不得不对中国人做出某些迎合，如在医院里“设法保留或者模仿出病人原有家庭环境及人际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病人地疏离感”。参见杨念群：《“地方感”与西方医疗空间在中国的确立》，《杨念群自选集》第418、432页。
[12] haroll balme,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a study in medicine missionay development.1921,p.19
[13]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0页。
[14] [清]《民政部所属各厅司衔名单》，《卫生司司员名单》，中国第一档案馆藏，档案号112。
[15] 王玉辛：《清末的中央卫生行政机构与京城官医院》，《中国科技史料》1994年，第15卷，第3期。
[16]《中华年鉴》（下）卫生，1948年，第1849页。
[17]《中华年鉴》（下）卫生，1948年，第1855、1862页。
[18] 薛福成：《出使英法意比四国日记》，第494页。
[19] 伍连德：《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方实行卫生之法》，《东方杂志》第12卷，第2号。
[20] china missions year book, 1910, p.211,227.
[21] 胡传揆：《北京协和医学校的创办概况》，《文史资料选集》第43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
[22] 《中华归主》下册，第980页。
[23] 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1页。
[24] 郑观应：《盛世危言·修路》，载《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63页。
[25]《论中国宜讲求洁净地面之政》，转见《新学界丛编》癸卯年卷一下。
[26] 史正明：《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9页。
[27] 伍连德：《论中国当筹防病之方实行卫生之法》，《中华医学杂志》1915年第1卷第1期。
[28] 田涛：《清末民初在华基督教医疗卫生事业及其专业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29] 魏外扬：《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转引自陈建民：《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
[30] harold balme. 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development. 1921.p.176.
[31] 魏外扬：《宣教事业与近代中国》，转引自陈建民：《近代基督教在华医疗事业》，《宗教学研究》2000年第2期。
[32] 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
[33] 何小莲：《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学术月刊》2003年第2期。
[34] 宋家珩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近代医学模式篇5
摘要：易学与中医学的会通问题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一个特定的层面即思维方式的层面探讨了这一问题，提出“象”思维是医易学共同的思维方式，是医易会通的交点。“象”思维包括“象”思维方法和“象”思维模型，本文认为“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象”思维模型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多级同源、同质、同构的子模型。文章进而探讨了“象”思维具有整体性、全息性、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以及重直觉、体悟、程式、循环的特征，指出这一特征正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中医学与西医学的本质差别就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两者各有优劣。文章还从“象”模型角度提出了“修补”中医思维方式、促进中医学术发展的中医未来观。
关键词：象；模型；思维方式；中医学。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禁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近代医学模式篇6
来自荒凉的西北山野,奔腾的黄河一踏进巍峨的贺兰山,就变得舒缓轻柔亮丽起来。傍依在这大河高山边的银川儿女,不持“塞上明珠”孤芳自惜,终年以贺兰山的博大和母亲河的坦荡,拥抱温暖着四周的荒凉。走进宁夏附属医院,绿树鲜花掩映着一幢幢现代化门诊、住院大楼,扑入眼帘的是现代化的外科大楼,医疗设备,宾馆式的服务,科学化的管理。
与自治区同龄的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建院初期设施简陋,医疗设备落后。随着宁夏经济社会的发展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医院设施和医疗设备、医疗技术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今附院成为全区规模最大、技术力量雄厚、医疗设备齐全,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为保障人们的医疗健康做出了贡献。
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的前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建立的宁夏省立医院,始建于1935年秋。当时并无专业的工作人员和设备,实际为宁夏卫生实验处(卫生厅前身)人员兼办。至1940年省立医院医院才从卫生实验处分出后独立经营,时设内外妇科,简易病床15张,工作人员20多人,有显微镜、30毫安X光机和部分简单设备,日门诊20-30人次,仅能医治小伤小病,最大的手术只能做阑尾切除。1949年9月宁夏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营,经过党和政府的整顿与改造,医院规模得到扩充,病床达到40张,日门诊达到100人次以上。历经半个多世纪,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医院领导坚持正确的办院方向,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病人为中心,开展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使医院得到迅速发展。目前,医院已成为全区设施齐全、科教领先、医疗一流的现代化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现有职工2000多人,病床1900张、日门诊量近4000人次,成为宁夏规模最大、技术力量雄厚、医疗设备齐全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和蜷曲医疗卫生行业医、教、研的中心。
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位于首府银川市兴庆区胜利街,是全区医疗、教学和科研的中心,也是区内规模最大、技术力量雄厚、医疗设备齐全的一所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是全国百佳医院、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百姓放心医院、全国500家大型医院之一。
医院占地面积16.6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4.6万平方米。现有职工1965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1733人,正高职称50人,副高职称229人,中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446人。全院共有42个临床科室,9个医技科室;16个教研室,4个研究所,8个临床硕士学位点,涉及30多个专业。编制床位1200张,康复床位200张。年门急诊量近50万人次,年住院病人近3万人次,年手术近1万余例。
医院拥有美国Ge核磁共振仪、多排螺旋Ct、直线加速器、数字减影仪、X刀治疗系统、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准分子激光仪及超声聚焦肿瘤治疗机等国内外高、精、尖大型现代化医疗设备600多台。业务门类齐全,专科发展迅速。心血管内外科、神经内外科、麻醉科、肾脏内科、泌尿外科、肿瘤内外科、烧伤整形科、放疗科、放射科等专业为医院优势特色专科,在自治区内处于学术领先地位,所开展的业务技术多为区内首例,有的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医院重视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注重国际国内合作与交流,与日本山形大学医学部、新加坡中央医院建立了友好院际关系;与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西安等地知名院(校)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合作关系和业务往来。有数百人先后赴国外进行留学培训和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来我院进行了讲学、参观和访问。
医院拥有一批有实力的科研技术队伍。参与承担部级及省级科研课题多项。近年来开展新业务、新技术400多项;3300余篇;获各级科技成果奖200多项。在提高医疗技术水平、拓宽服务范围的同时,医院还致力于抓内涵建设,以全新的管理理念和发展理念,积极探索人事制度、分配制度、运行机制和后勤社会化方面的改革,大力改善医院环境设施,创造良好的医教研条件和职工生活条件,向着“一流的质量、一流的服务、一流的环境、一流的管理”的目标迈进。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是全国百佳医院、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院共有42个临床科室,编制床位1200张。年门急诊量约5万人次,年住院近3万人次。拥有美国Ge核滋共振仪、多排螺旋Ct等现代化设备,有心血管内外科、神经内外科、麻醉科等特色专科。
医院业务门类齐全,专科发展迅速,心血管内外科、呼吸内科、神经内外科、骨科、iCU、麻醉科、肾脏内科、泌尿外科、肿瘤内外科、烧伤整形科、放疗科、放射科、高压氧、消化内科、新生儿急救科等专业为医院优势特色专科。近年来开展的肝移植、肾移植、角膜移植、造血干细胞移植属区内首创并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尤其是通过医院管理年活动,整体医疗质量明显提高。医院拥有双源64排螺旋Ct、3.0t核磁共振、血管造影机、数字胃肠机、高档超声及各种内窥镜、各种先进检验设备、放疗设备、眼科准分子激光治疗仪等国内外大型高、精、尖医疗设备1472台。
近5年,医院先后获得部级自然科学基金3项、卫生部科研项目1项,与重庆医科大学合作,成功获得国家“863”计划科研项目立项。2008年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中国医师协会-宁夏医学院附属医院外科基本技能培训基地”、“卫生部内镜诊疗技术培训基地”等基地的挂牌成立,标志着医院承担部级培训任务的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医院与德国柏林心脏中心、新加坡中央医院、日本山形大学、亚洲乳腺癌协会等国内外著名医疗机构和专业协会保持着密切的业务往来,合作成立了中-德宁夏心脏技术协作中心、中新宁夏心脏技术协作中心、中意宁夏癫痫技术协作中心等与世界先进水平接轨的诊疗中心,有力地提高了宁夏医疗和科研的整体水平。
在管理实践中,医院大胆更新管理理念、勇于创新管理模式、积极完善管理制度,为可持续跨越式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过以评促建工作,教学水平得到提高,建立、完善了教学相长的长效机制。
为了给广大患者创造一个环境更加优美、诊疗更加舒适、服务更加人性化的就医环境,为全体医护人员搭建起一个前景更宽、起点更高的施展才华的平台,医院投入大量资金,致力于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以新建成的具备一流水准手术室的外科大楼和具有现代化教学设施的临床技能培训中心为主要标志,医院的硬件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
近代医学模式篇7
关键词：象；模型；思维方式；中医学。
综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禁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这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了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体质方面的信息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物质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修补”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一切模型都来源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模型也在流动、变化、更新之中。医易“象”模型也不例外。由于生命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借助于一种或几种模型往往不能详尽地、精确地反映原型的结构、属性和行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象”模型是一个先验的、不能变更(“不易”)的模型，它好比一个一开始就设计得过于完美的大框子，后来的东西只能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去填入这个大框子。以这个模型去限定活生生的、变化莫测的人体生命原型，无疑是不完备，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一思维模型与人体生命原型进行双向研究，抛弃错误，修正不足，逐步寻找到一种合理的、逐步逼近原型的模型，当然这就不能不借助于多学科的尤其是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新手段，这种借鉴的目的不是去验证中医、衡量中医，更不是去否定中医、改造中医，而是在更高层面上修正、补充、发展中医。
现代中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应该在真正认清“象”思维的前提下，继续把握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致力于研究怎样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先天不足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中医的重点应放在后者，相对地说，西医的重点应放在前者。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使中西医达到一种最佳配置上调节，实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这无疑是中医发展的走向，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
注释：
①邹伟俊主编《医易新探》(1986年，内部版)，邹学熹《中国医易学》(1989年，四川科技版)，杨力《周易与中医学》(1989年，北京科技版)，黄自元《中国医学与周易原理》(1989年，中国医药科技版)，麻福昌《易经与传统医学》(1989年，贵州人民版)，李浚川、萧汉明主编《医易会通精义》(1991年人民卫生版)，何少初《古代名医解周易》(1991年，中国医药科技版)，孟庆云《周易文化与中医学》(1995年，福建科技版)，张其成主编《易医文化与应用》(1995年，华夏版)，张其成《易学与中医》(1999年，中国书店版)等。
②1986年12月南京“医易研讨会”，1989年10月贵阳“医易相关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90年11月泰安“国际周易与中医学思想研讨会”，1991年12月福州“海峡两岸医易学术研讨会”，1993年11月贵阳“国际周易与传统医学文化研讨会”，1995年3月南京“国际易医学术研讨会”，1996年10月“国际中医与周易学术研讨会”，1998年10月北京“国际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周易)研讨会”等。
③廖育群：《岐黄医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
④薛公忱：《略评“医易同源”及“医源于易”》，载《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⑤李申：《周易与中医关系略论》，载《易医文化与应用》，华夏出版社，1995年。
⑥张其成：《易学与中医》（第2版），中国书店出版社，2001年1月；
张其成：《论周易与内经的关系》，《国际易学研究》第6集，华夏出版社，2000年11月。
⑦张其成：《论中医思维及其走向》，载《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1996第4期。
⑧张其成：《中医理论模型的特征、意义与不足》，载《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2期。
近代医学模式篇8
第一学期课程：基础化学，有机化学，系统解剖学，细胞生物学，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物理，高等数学，大学英语1，体育。
第二学期课程：组织学与胚胎学，大学英语2，中国近现代史，体育，生物化学，病理学，遗传学。
现今医学分为传统医学、基于生物医学模式近展起来的西医，20世纪西医又发展到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或综合医学模式，后基因组时代系统生物学的兴起，形成了系统医学在全球的迅速发展，成为继传统医学、西医学之后中、西医学汇通的未来医学。
（来源：文章屋网）
近代医学模式篇9
从去年开始刮起的“养生风”，让传统的中医药又重新被大家认识。虽然张悟本、李一之流，假借养生之名，大敛不义之财，但反过来看，它也促使公众重新重视和了解中医，为中医药院校和专业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我国的传统医学有上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医、中药、针灸等技术在反复应用中不断改善。在近代以前，传统中医药教育基本上都是师承制，徒弟从小就跟随师傅，白天抓药、看病、抄处方，晚上在师傅的指导下背诵中医基础知识，然后师傅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传授自己的思想和诊病心得。就这样跟师学艺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才可以出师，独立诊治，自立门户。中医按照这样的模式传承了几千年。清代后期，西方教育模式进入中国，中医教育也尝试着做出一些改变，统一标准、教材，编写课本、讲义，由专人进行授课。这时出现的一些中医学校已经初具现代医学教育体系雏形。这些中医学校后来就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中医学院或中医药大学。
我国目前独立建制的中医药院校有二十多所，基本上每个省都有一所中医药院校，它们以“医”和“药”为主攻方向。在这二十多所中医药院校中，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是我国建立最早的中医药高等教育院校，也是我国现代中医药教育的“老四校”，在整个中医药教育领域内，教学和科研实力都高出一截，师资力量雄厚，就业理想。其余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首先立足于本地区行业需求，虽然实力不如这四所行业翘楚，但同样也具有自己的特色。
特色模式培养纯正中医
中医作为中华国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中医院校利用科技做出一些尝试，但任何尝试和创新都不能颠覆中医的内涵和精神。至今，仍有中医院校采用传统的培养模式，培养纯正的中医。成都中医药大学的“李斯帜”班从2010级开始招生。新生入校后经过专家层层笔试、面试，选拔出在中医研究方面具有一定潜质的学生，进行纯中医的理论教育。学校配备专门的专家进行培养，训练特有的中医思维模式和方法。学校还在专业课程中增设了中国古代医学史、古代思想史、古代哲学史、四库全书总目、四书五经、诸子百家等课程，并开设《易经》、《说文解字》等15门公选课程。
山东中医药大学自2005年起，在中医学专业（七年制）设置了传统型中医方向（传统中医班），启动了中医人才培养的“基因工程”，课程设置上淡化英语、计算机、西医等课程，强化中医课程，增加了《本草经》、《难经》各科中医文献选读以及历代医案、医话等系列课程；在中医课程上以中医典籍和中医理论为主体，突出传统中医特色。
地域和流派决定的院校特色
提到中医，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中草药。的确，中医的发展离不开中药。正因为这样，中医的发展必然会烙上地域的特色。同时，中医跟中国戏曲类似，流派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地域和流派，使得中医药院校在发展过程中同样特色鲜明。
四川素有中医之乡、中药之库的美誉，川黄连、川贝母、川附子等很多地道药材均产于此，因此位于此的成都中医药大学得尽天时地利，在中药学领域一骑绝尘。成都中医药大学在全国率先开办中药学专业，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2008年，中药学专业和针灸推拿学专业一起入选全国第三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名单。凭借天府之国得天独厚的中药资源，学校在中药炮制、中药化学、药植鉴定等方面成果斐然，还开辟了峨眉山、卧龙和青城山后山等多处野外实习基地。
在中医界有着“北华佗，南新安”的说法。活跃于亳州的华佗和鼎盛于新安江流域的新安学派，是安徽中医药史上最为宝贵的财富。华佗发明麻沸散并用于外科手术，新安学派长于喉科和骨伤科。安徽中医学院凭借地理优势和文化传统，在新安医学研究、针灸经络和经脉脏腑相关研究、中医临床等领域有独特的优势。
民族医药也是我国中医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藏医学院、内蒙古医学院从校名就凸显出其特色领域分别在于藏医和蒙医，而广西中医学院则在壮医的继承和发扬上独树一帜。
合作办学，推动中医走向世界
中医在我国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但如何使这一文明走向世界，则是众多中医院校和中医药从业人员的梦想。随着世界崇尚天然，回顾自然的趋势，中医药以副作用小的特点越来越受到青睐。据统计，德国将近有5万人在从事中医针灸的事业，美国大约有5000个中医诊所。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中医院校除了在国内以“定向培养”和“中医药+外语”模式培养外向型中医药人才外，近几年，更多的培养模式为直接海外办学，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2008年3月31日成都中医药大学葡萄牙宝德分校揭牌，成为我国教育部批准的中国高校在海外的第一所分校，为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又奠定一块基石。荷兰有一所“清白中医学院”（音译），招收了800多名欧洲各国学生。山东中医药大学与这所学校达成协议，每年都会选派老师或学生去讲学。北京中医药大学跟德国合办了一座示范中医院，虽然只有72张病床，但是疗效显著，口碑很好。
专业设置，万变不离中医药
目前，我国很多高校都在盲目追求建设综合性高校，似乎大就意味着强，实则不然，这种不顾实际地在并不擅长的领域增设专业，使得原本就不乐观的就业形势更加严峻。中医药院校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做大做强的问题，同样增设专业，完善专业结构，但从学校招生页面上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所有中医药院校开设的非中医药类的专业，都设有中医或中药方向。
所谓万变不离其宗，中医药院校的市场营销和财经院校的市场营销就有所不同，除了学习市场管理等基本知识外，还要学习药品经营和销售，必须对药物生产、制作和临床使用有更多的了解和研究。成都中医药大学外语学院一位中医药翻译方向的同学在介绍自己的专业课程时特意提到了中医基础、中药学、内科学、诊断学等几门必修课程，课时竟然也和临床医学专业一样。就连中医药院校的体育专业，在进行常规的学习外，还要学习中医解剖学、骨伤科学等。
【报考点拨】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承载和蕴含着悠久的中国文化精髓。因此，选择中医药专业，首先要对传统文化有足够的兴趣。
近代医学模式篇10
【关键词】医教协同中医药人才培养路径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a
医教协同推进医学教育改革
近年来医学教育改革不断发展、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但要完成在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这一目标，仍需加大力度对医学教育中显露的诸多问题进行改革。首先，医学教育体系需要进行优化，打破学制学位多轨并存的现状；其次，临床医师的专业化和临床实践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建设规范化的人才培养体系刻不容缓；再次，不断完善医学人才的教育机制，建设符合国情的标准化、规范化医学人才培养制度。
2014年，国家教育部、卫计委、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务院有关部门，印发了《关于医教协同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要在我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标准化、规范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为新一轮医学教育改革的开展，提供了具体指导和总体路线。《意见》明确指出了要在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的标准化、规范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即“5+3”医学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贯穿医学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并在培养内容与方式上突出强调“三个结合”，一是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二是临床能力与人文沟通相结合，三是专业素质与医德素养相结合，明确指出了我们所培养的新型临床医学人才所应具备的各项能力。
提高临床医学人才素质。根据医学教育要求和人才培养规律，培养高素质临床医师需要经过系统的院校教育和规范的毕业后继续教育。“5+3”的培养模式，更加注重临床实践技能的训练，充分体现了学以致用、医教相长，是医学生成为合格的、高素质的临床医师的必由之路。其中院校医学教育以培养合格医学毕业生为目标，侧重于让学生掌握基础的知识技能；毕业后教育分为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两个阶段，前者主要以养成独立、规范地处理本专业常见多发疾病的临床能力为目标，后者则注重进一步提高专科水平和临床诊治能力，两者衔接，通过实践训练以提升临床诊疗能力，培养合格的临床医学人才。
建设人民满意的医疗卫生事业。当前，我国人民的医疗卫生需求不断加大，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尚未解决，基层医疗卫生资源配比不均、基层医疗服务发展面临困境。为了更好的解决医疗卫生事业改革面临的诸多问题，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迫切需要组建一支医术高超、医德高尚的高水平医务人员队伍。深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改革、加强医教协同，努力建设一支合格的、高水平的、人民群众可以依赖的临床医师队伍，既能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看病就医问题、建设惠及全民健康的医疗卫生体系、完成医改目标，也是提高医学教育水平、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和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必然要求。
传统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
我国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有两种基本的形态，一是移植于前苏联的院校培养模式，二是传统师传徒习的师承培养模式。院校培养是我国现阶段中医人才培养体系的主体模式，我国现有的绝大部分中医药人才都是通过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探索，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不断向前发展，目前，以基本建立了符合高等教育要求、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师承教育模式和学校教育模式相互交叉、互补并存，形成我国中医药人才培养的突出特点。
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最早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历了从理论培养向能力提升，进而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历程。教育改革涉及观念转变、内容和方法改革、学制调整等诸多方面。新世纪以来，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高校教学改革和教学质量工程的实施，率先在一部分中医药院校中试点系统化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全国中医药高等院校先后建立了一批中医药人才培养创新模式实验区。纵观全局，最显著的特点是人才培养机制越来越灵活，长期一成不变的局面不复存在，社会变革与制度改革深入其中，并逐渐融入社会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的大体系之中。
回顾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发展的历史，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变化不大，始终未突破传统的“学校”、“师承”二元模式。与同时期西方医学高等教育在我国的发展状况相比，中医药教育发展相对较缓慢，也直接导致中医药科学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为了应对中医药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实现中医药高等教育有特色、高水平的发展目标，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医药高等教育的发展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创新同步发展，顺应社会经济发展新变化，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医医疗卫生服务不断增长的需求。
中医药培养人才之路
近些年，我国在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中，不断借鉴现代医学教育成功的做法，在医学教育连续统一体模式的基础上，根据中医药的学科特点，不仅注重中医药科学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亦兼顾文化素质的培养，尤注重临床实践能力的培训。2015年5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印发临床医学、口腔医学和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中医药人才“5+3”培养模式在全国范围的开展指明了方向。《通知》明确了中医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招生对象为符合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规定专业的应届或往届本科毕业生，已经获得《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的，原则上不得报考；同时在临床培训方面，规定临床能力训练需在指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进行，实际的培训时间一般不得少于33个月。这一《通知》是对之前的《意见》的进一步补充，为推进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在中医药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模式应该以突出中医药特色、提高办学水平为发展目标，坚持走改革创新道路，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医学模式转变和卫生政策调整的要求，以更好地体现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融合，融合中医与现代医学教育、大学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和终身教育相结合的时代特征。
目前，我国中医执业医师中大多未接受过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为了解决这一现实难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同国家卫生计生委、教育部，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体系框架下，推进我国医院规范化培训和中医药全科医师规范化培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根据中医药自身特点，单独制订出台了《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标准》和《中医类别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标准》，在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基地等方面都与其他医疗专业的规范化培训不同。在多项措施共同推进下，在中医药人才培养过程中，推动“医教协同”，有助于突破以往的高等中医药院系人才培养局限，将医学临床教育融入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可形成“学校”“临床”“师承”三位一体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
近年来高等中医药院校在中医药人才培养改革中确实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很多问题依旧存在，尤其饱受诟病的是，在过去的医学教育模式下，很多学生虽然经过多年的专业院校培养，拥有高学历、深基础，但临床实践能力较差，以至于很多医院都不放心让他们“独当一面”。以医教协同为指导，深化中医临床技能培训，开展“学校”“临床”“师承”三位一体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在硕士学习期间深入临床，通过中医住院医师的规范化培训，有助于培养更专业的高等中医药人才。将“5+3”模式确立为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主旋律，探索长学制中医学教育改革，可以丰富学生的实践经验，提高他们的诊断水平。
中医作为我国的传统医学，为人民的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特色，尤其适应我国基层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截至2015年，在我国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82%的乡镇卫生院和62%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由此可见，未来在我国仍需要大批基层中医药人才，采取“5+3”长学制人才培养为主、辅以“3+2”中医类别助理全科医生培养的模式，面向农村与社区需要，培养一批中医类别全科医生，使中医药人才培养更能适应基层中医药卫生事业的需求，保障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随着近些年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养生与保健逐渐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中医的“治未病”思想也受到更多人的认可。在预防保健与科学养老等领域出现了中医药技能型人才空缺，对此，中医药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可以根据人才缺口，调整专业方向，合理优化教育资源，加大对中医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对解决学生就业、满足社会需求产生积极效应。
在今后的中医药人才培养过程中，中医药高等教育应以中医药行业人才需求为导向，推进“学校”“临床”“师承”三位一体的中医药人才培养形式，将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有机衔接，同时把师承教育贯穿始终，建设符合中医药特点的人才培养体系。这一体系有助于中医药人才培养标准化、制度化，有助于我国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有助于满足人民对中医药卫生服务的需求，对中医药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也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