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防治的定义篇1
关键词：土壤污染；生态环境；环境治理；污染防治。
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城市化的大力推进以及化学品、农药等现代科技产品的使用，人类社会向自然环境排放了大量污染物，使得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异常严峻。我国在土壤污染防治方面立法供给严重不足，现有立法呈现分散碎片的特征，远不能满足土壤污染防治的现实需要，我国亟需系统化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一、我国土壤生态环境现状。
土壤是“以母质为基础，在物理、化学和生物的长期共同作用下，不断演化而成的土状物质，它由固相、液相和气相物质以及生物体四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1]土壤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动植物生长繁育的自然基础之一。土壤各组成部分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共同组成了复杂多样的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内外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变化与交换，保持着结构和功能的动态稳定。土壤结构多样、功能多元和过程复杂的特性使得土壤对人类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然而，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却非常脆弱，土壤具有吸附性、缓冲性、氧化还原性以及自净的功能，其能广泛接触水、大气、固体废物等中的污染物，这就使得土壤极易受到污染。
土壤污染是指“由人类活动产生的各种污染物通过各种途径输入土壤，其数量和速度超过了土壤的净化能力，导致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等发生变化，从而使土壤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正常功能失调，导致土壤环境质量下降，影响作物的正常生长发育，并产生一定的水和大气次生污染的环境效应，最终将危及人体健康以及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现象。”[2]我国土壤污染的总体形势相当严峻，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3]。这些土壤污染的污染源主要有酸雨、大气尘埃、工矿固体废物、生活垃圾、化肥和农药、工矿废水灌溉、农家肥、地膜污染等。与大气污染、水污染相比，土壤污染具有隐蔽性、富集性、复杂性和不易逆转性的特点，这使得土壤污染的危害严重，治理困难、耗资巨大。
土壤污染对人体健康、土壤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首先，土壤污染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土壤污染造成有害物质被农作物吸收，使有害物质通过食物链富集于人体内，引发各种急慢性疾病，危害人体健康。其次，土壤污染威胁生态安全。土壤污染直接影响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导致依附于土壤的生物种群结构发生改变，生物多样性减少。土壤污染还会导致水、大气、海洋等环境要素的交叉污染，进而影响整个生态安全。最后，土壤污染影响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土壤污染使土壤生产力和耕地质量下降，导致粮食减产、粮食质量下降，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缺陷分析。
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制化是我国根治土壤污染的基本路径。
目前，我国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总体可分为环境保护基本法、土壤污染防治专门法及相关法三个部分。首先，《环境保护法》对土壤污染防治、农业环境保护作了原则性规定。
《环境保护法》第20条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对土壤污染和土壤生态环境破坏从水土整治、动植物保护、化学品及农药安全等方面进行综合系统防治。其次，我国目前尚无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法律，现有与土壤污染防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水土保持法》和《土地复垦条例》。2007年《沈阳市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试行）》从监督管理、污染场地的评估与认定、污染场地的治理及修复、法律责任等方面对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规定。1995年制定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对农田、蔬菜地、茶园、果园、牧场、林地、自然保护区等的土壤规定了不同的质量控制标准。最后，土壤污染防治相关法主要涉及《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污染防治及《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等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另外，其他环境保护专门法中有助于土壤污染防治的还有《环境影响评价法》、《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农业法》、《城市规划法》、《标准化法》、《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等。
然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还相当不完善，存在严重的结构与功能缺陷，已明显不能为防治土壤污染提供有力地法律制度保障。
第一，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结构性缺陷。首先，立法缺乏系统性。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应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而我国不仅环境保护基本法性质的《环境保护法》对土壤污染防治的规定相当简单，而且还缺乏专门性的土壤污染防治单行法律法规。这既与当前严峻的土壤污染形势极不相适应，也严重制约了土壤污染防治的工作开展。其他涉及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只有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零散规定，且这些规定多是宣言式和框架式的，既无对土壤污染防治的明确详细规定，又缺乏相互配合联系，无法为土壤污染防治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其次，立法缺乏对土壤的统一性保护。现有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分别从不同的领域对不同的土壤进行规定，缺乏对土壤生态环境保护的基本化规定。立法的土壤规制对象比较狭窄，偏重规制农业土壤污染，对工业、城市土壤污染重视不足。再次，立法缺乏土壤污染防治的系统性制度供给。立法缺乏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制度使得立法缺乏可操作性，行为规则原则性、概括性强，明确性不够，缺乏针对性。最后，立法缺乏对土壤污染防治管理体制的系统性规定。我国的环境管理体制实行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管理与各部门分工负责相结合管理。
目前，土壤污染防治行政主管部门不明确，行政主管部门与分工负责的各部门之间的职权划分不清。环保、国土资源、水利、农业等部门多头管理，无法有效应对复杂的土壤污染防治系统性工作。
第二，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功能性缺陷。结构与功能具有对应关系，结构决定功能，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结构性缺陷直接导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功能性缺陷。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功能上是为了实现预防和治理土壤污染，而现有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存在明显的重预防轻治理的结构性缺陷，其造成了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治理土壤污染方面的功能性缺陷。即使在预防土壤污染方面，立法也存在严重的偏重控制点源污染，忽视对农药、化肥、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面源污染控制，导致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在防治土壤面源污染方面的功能性缺陷。在土壤污染治理上，立法更是很少涉及土壤污染治理，即使有土壤污染修复方面的地方立法，由于其立法层次低、适用范围窄、手段单一，仍无法有效治理土壤污染。
三、域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借鉴。
域外国家和地区对土壤污染防治主要实行专门立法、相关立法和综合立法相结合的模式，实现了对土壤污染防治的系统性立法。
美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制定了专门的《土壤保护法》，该法通过防治土壤污染、流失来保护农业生产。之后，美国又从对废物全程管理的角度防治土壤污染，制定了《固体废物处理法》、《资源保护回收法》、《危险废物设施所有者和运营人条例》、《综合环境污染响应、赔偿和责任认定法案》、《超级基金增补和再授权法案》和《纳税人减税法》等法律。此外，美国在水污染防治的《清洁水法》、水源地保护的《安全饮用水法》、化学品等有毒物质污染防治的《有毒物质控制法》和《联邦杀虫剂、杀菌剂和杀鼠剂法》中从对各污染源的控制来加强土壤污染防治。
英国针对土壤污染防治制定了专门的《环境保护1990：
partiia法案》。另外，英国注重对污染的系统防治。《污染控制法》是英国环境保护的基本法，该法对废弃物污染、水污染、空气污染、噪声污染等实行全面系统控制。英国还在对生活垃圾处理的《生活环境舒适法》、对危险废物控制的《有毒废物处置法》和《有毒污水处理法》中从对各污染源的控制加强土壤污染的防治。
德国针对土壤污染制定了专门的《联邦土壤保护法》、《国土整治法》、《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地条例》和《建设条例》等。“德国近期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实践主要包括法院的司法判例发展以及土壤污染防治政策的整合两个方面。”
[4]同时，德国意识到仅仅依靠专门的《联邦土壤保护法》等法律法规防治土壤污染是不够的，需要将专门的土壤污染保护法律与涉及土壤领域的其他法律结合起来，实现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化与系统化。德国先后制定《循环经济与废物管理法》、《肥料和植物作物保护法》、《基因工程法》、《联邦森林法》、《联邦矿业法》、《联邦污染防治法》等法律从不同领域实现对土壤污染的整体控制。
日本针对土壤污染防治也制定了专门的《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土壤污染对策法》、《土壤污染对策法施行规则》。
日本多次修订《农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并根据该法对农田土壤中镉、铜、砷等含量进行监测，并对超标土壤予以修复。日本2002年颁布的《土壤污染对策法》以市区的土壤污染为防治对象，对调查的地域范围、超标地域的确定，以及治理措施、调查机构、支援体系、报告及监测制度等进行了详细系统的规定。另外，日本在《水质污浊防止法》、《Dioxine类物质对策特别措施法》中也有涉及防治土壤污染的规定。
我国台湾地区针对土壤污染制定了专门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并制定了详尽的配套法律规范《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实施细则》、《污染整治费收费办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的监测基准与管制标准》、《征收种类与费率》等共18项法案，这些法案与《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相结合形成了台湾地区比较完备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体系。
四、系统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1.系统化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要性。
系统化之所以成为我国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目标，除源于我国防治土壤污染的迫切需要与对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认识加深，还源于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与系统论理论的发展。
首先，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要求立法实现对土壤污染的整体性防治。随着人类对生态环境特性的认识加深，在深刻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缺陷的同时，逐步确立起整体环境观，并逐步形成一种全新的理念———生态中心主义来处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中心主义要求生态系统中所有构成要素必须维护生态系统本身的相对稳定，坚持整体主义思想，实现生态系统本身的可持续发展[5]。生态中心主义强调整体性、内在联系性，主张人与自然的统一，将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视为最高价值。环境法中的生态中心主义是指将人类和自然作为一个生态整体，从宏观上指导环境立法、运行，规范人类行为的一种理念。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整体性特点及土壤污染源的多样化需要人类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树立整体环境观念，通过对土壤污染的多源整体性控制，实现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系统论为系统化完善立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具体方法。系统论是对系统科学的哲学抽象，强调整体性。所谓系统，是“由相互制约的各部分组成的具有一定功能的整体”[6]。系统论认为现实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是以系统方式存在和运行的，系统具有多元性、层次性、相关性、整体性等特征，其总是动态运行并保持相对稳定。系统论在土壤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具体运用是综合生态系统管理，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在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中的具体运用是土壤污染系统控制，即对土壤污染进行“整体的、系统的、全过程的、多种环境介质的控制”[7]。一方面，土壤与水、大气等环境要素共同组成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因而，我国进行土壤污染防治还需加强对水、大气等多环境介质的污染控制。另一方面，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在结构和功能上具有整体性，其各组成要素相互作用、普遍联系而成为一个和谐的有机整体。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各组成要素在结构上具有层次性、组织性和有序性，在功能上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共同维护土壤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必须遵从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规律，对土壤污染进行整体、全过程、多种环境介质的系统控制。
因此，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系统化完善需要以生态中心主义理念为指导，强调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完整性，运用系统科学中系统论的方法，来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系统化防治。
2.系统化完善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实现路径。
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对土壤生态环境系统进行系统化立法。系统化立法可以实现防治土壤污染、保护人体健康的目的，并最终实现土壤的可持续利用、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及保障土壤生态环境系统安全的目标。
（1）修订《环境保护法》，实现对各环境介质的系统污染控制。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提出，《环境保护法》已严重不适应时代环境保护需求，亟需进行系统性修订。“《环境保护法》修改的最终目标乃是基本法和法典化。”[8]但我国现在还很难实现《环境保护法》法典化的目标，目前比较可行的途径是先实现该法的基本法化。基本法化意味着《环境保护法》可以实现对环境的整体保护、对多污染源的系统控制。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
应明确以独立章节规定保护土壤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引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建立适用于所有环境要素的保护与污染防治的法律制度，创立有效的对各环境要素的开发、保护与污染防治立法的协调机制。
（2）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及配套法规、规章。
修订后的《环境保护法》虽是环境保护、污染防治领域的基本法，但限于基本法性质制约，该法不可能对土壤污染防治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针对土壤污染防治，我国还需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系统控制。
第一，《土壤污染防治法》在规定预防土壤污染的同时，偏重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土壤污染处于生态污染链的末端，目前已有大量立法对其他环境要素的污染防治进行了详细规定，《土壤污染防治法》无需再将预防类单行法的污染防治内容分解纳入。否则，不仅会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还会造成土壤污染防治立法与其他污染防治立法的重复。
第二，《土壤污染防治法》应坚持生态中心主义理念，树立整体环境观念，引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生态中心主义理念可以加深人类对土壤生态环境系统的认识，促进人类对土壤污染实现系统的污染控制。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是指在土壤污染防治中，从整个生态系统的角度综合进行土壤污染控制，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等各种因素，综合采用多学科的知识和方法，综合运用行政、市场和社会的调整机制，实现经济、社会与土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7]。11~12综合生态系统管理原则是生态中心主义理念的法律化实现路径，其直接催生土壤污染系统防治的具体法律制度。
第三，《土壤污染防治法》应系统规定土壤污染防治的各项制度。《土壤污染防治法》尤其要明确规定土壤保护规划制度、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度、土壤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土壤污染监测与鉴定制度、土壤污染法律责任制度、土壤污染修复制度、土壤污染防治基金和保险制度，实现对土壤污染的监测预防、使用管理、污染修复和损害赔偿的全过程管理。另外，《土壤污染防治法》可与在水、大气等污染防治法中规定的排污许可制度建立链接，实行排污许可证的备案制度。
第四，《土壤污染防治法》建立统一的土壤污染监管体制。土壤污染监管体制是《土壤污染防治法》得到有效贯彻实施的支撑和中枢，是国家土壤污染防治战略方针、政策、法律制度得以贯彻执行的保障。《土壤污染防治法》应明确中央土壤污染防治的主管部门，合理划分土壤污染防治中央主管部门、地方分级管理部门和相关管理部门的职权，建立有效的各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和严格的土壤污染防治问责机制。
第五，《土壤污染防治法》保障公众参与土壤污染防治的权利。土壤污染信息公开是我国土壤法治的必然要求，《土壤污染防治法》应明确规定政府有责任主动及时公开土壤污染信息，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土壤污染防治法》应注意发挥社区和村委会在土壤污染防治中的作用，委托社区和村委会成员作为兼职监管员，以便及时掌握土壤污染信息。同时，《土壤污染防治法》应建立群众监督、举报土壤污染程序化回馈机制，保障公众土壤污染参与权和监督权实现，给予百姓参与土壤污染防治门径。
（3）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是土壤环境法治建设的基础，是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执法、司法的依据。我国应“构建一个以《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为基础的，包含农用地土壤环保标准、场地土壤环保标准、土壤环境分析方法标准、土壤环境标准样品和土壤环境基础标准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土壤环境标准体系。”同时，我国应不断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严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标准，以满足各地不同的土壤保护需要。《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应能对包括农村土壤和城市土壤的各类土壤规定严格的质量标准，应能全面综合管理进入土壤的物质及物质留存土壤期间的状况和离开土壤的状况。
五、结论。
系统化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是防治土壤污染的保障，可有效解决土壤污染防治原有立法的结构与功能缺陷。系统化之所以会成为我国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目标，除源于我国防治土壤污染的迫切需要及对土壤生态环境的系统性认识的加深，还源于人类环境保护理念的生态中心主义嬗变与系统论理论的发展。人类秉持整体环境观，使用综合生态系统管理方法解决土壤污染问题，首先，应修订《环境保护法》，以独立章节规定保护土壤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实现对各环境介质的系统污染控制。其次，应学习域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立法经验，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及配套法规、规章。同时，我国在系统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的同时，还要注意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系统的综合协调，避免立法重叠，《土壤污染防治法》在规定预防土壤污染的同时，偏重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土壤污染防治法》应系统规定土壤污染防治的各项制度，建立统一的土壤污染监管体制，保障公众参与土壤污染防治的权利。第三，我国应完善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体系，提高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尤其是鼓励地方政府制定严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标准，以满足各地不同的土壤保护需要。另外，水、大气与固体废物等环境要素的污染防治情况会严重影响土壤污染防治的效果，我国还要完善土壤污染防治相关立法，加强对其他环境要素的保护，完善水、大气与固体废物等污染防治立法，通过加强立法、严格执法、公平司法、引导守法，真正实现土壤污染的系统化防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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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防治的定义篇2
关键词：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技术体系；构建；应用
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控与治理是当前林业生产面临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林业有害生物对患区当地及周边地区林业生态造成的灾害往往是灾难性的、不可逆的、永久性的，并且其危害也严重阻碍了林业生态健康、可持续发展。如何进行科学有效的防控，将林业有害生物灾害控制在生态社会经济允许的可控范围之内，而不至于遏制或阻碍林业生态建设的进程，是当前林业工作者亟需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1森林有害生物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诸多学者对林业有害生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林业有害生物的传播途径、危害形式、预防治理措施、生态经济评价及其法律政策制订等方面，这些研究成果对开展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有效保护当地森林资源，推动区域林业生态的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和应用价值[1-8]。但是目前尚未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综合性预防治理实用技术体系，无法形成独立完整的立体防治网络，难以实现对林业有害生物的持续监控和有效治理，无法满足生态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不利于我国林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林业有害生物防控技术体系构建
针对林业有害生物传播途径、传播机制、发生发展的特点，制订一套行之有效的综合防控技术体系，才能使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措施实施好、落实好，从而达到预防与治理相结合，发挥最大的防控效果。
2.1预警机制建设
对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必须坚持“预防为主，治理为辅”的方针，采取因地制宜、有的放矢的治理策略。对通报发现有疫情的区域，应全面调查和清理病死木，做到全面无公害处理，防止疫情扩散；同时，加强对疫区苗木的监管，严控从疫区调运苗木，加大对苗木的检疫检查力度，杜绝疫病向外传播。加强对隶属不同区域的苗木及其木制品调运的检疫检查力度，特别是应加强对外贸进出口的苗木及其木制品的外来有害生物的检疫检查力度，对检疫出有害生物的物品应就地封存，尽快查明传播源后做无害化处理，并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相关情况，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因此，加强植物检疫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植物检疫水平和科技含量，建立以林业苗木检疫检测为主、进出口检测检疫为辅的联合防御体系，实现共建共防，联合预警。
2.2干群联动机制建设
目前，我国造林类型种类繁多，分布范围广，造林面积大且较为零散，伴随而来的森林有害生物种类和数量也呈现复杂多变的态势，加之防治经费有限，专门从事林业工作的人员相对缺乏，林业有害生物防控任务十分繁重，导致治理效果不理想。因此，在当前森林经营管理权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条件下，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广大林农参与森林有害生物的防控工作，不仅可以大大提升有害生物的防控效率及其防控效果，而且对提升营造林的治理效果、增加林农的收入、缩减投入产出成本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森林有害生物防治中，采取有力措施，调动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彰显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实现群控群防，干群联动，对森林有害生物防治的成败至关重要。
2.3生物防治技术体系建设
对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除采取人工去除染病林木植株，就地销毁外，还可以利用诱捕器、黑光灯诱杀等对成虫进行诱捕，利用化学试剂进行药物毒杀等。然而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还是根据有害生物特性选择适用的生物防治技术，如推广使用对有益生物和生态环境影响小的病毒、Bt、白僵菌、昆虫生长调节剂等生物制剂、仿生制剂等。根据对有害生物的系统分析研究，在系统评估论证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因害设防地引进、释放天敌，充分发挥天敌对有害生物的自然控制作用。如利用周氏啮小蜂防治美国白蛾、杨扇舟蛾、杨小舟蛾等；利用大唼腊甲红脂大小蠹等[9]。此外，随着科技水平的提升，适时将遗传生物工程和基因技术应用到林业有害生物防治中，同样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1]。
相比人工物理化学捕杀及诱捕措施，生物防治技术具有投入少、无公害、无污染等诸多优势，而且也有利于保护林业生态平衡。因此，加大在生物防治技术方面的研究和应用，对促进今后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生物防治的定义篇3
关键词：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实践创新；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812-2485（2013）03-033-04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各项工作的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早在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10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加强社会管理的法律、体制、能力建设。”2011年2月19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在中央党校举行。2011年5月3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学习“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指出：“社会管理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的安居乐业。”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报告又着重强调“必须坚持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数，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广大职工群众既是国家的主人也是企业的主人，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体，群众最基本的要求之一是人身和财产的安全得到保障，如果这一最基本要求得不到满足，其他事情便无从谈起，更谈不上集中精力搞好企业工作。近年来，我们治安保卫办公室在社区中心党委及上级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以油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暨平安建设会议精神为指针，不断加大“零发案”小区创建力度，通过开展“物防抓落实、人防强管理、联防保平安”、“红旗门卫”创建和重点区域专项整治活动，有力的维护了中心城区治安稳定。
1加强领导，落实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
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以法律、行政、道德等手段，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规范，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组织、协调、服务、监督和控制的过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方针，是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途径。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构建和谐社会，积极协调解决综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逐步建立完善综治工作的长效机制，为加强综合治理提供了组织领导保障。综治工作的重心在基层，基础在社区。我们以创建“胜利大本营”为切入点，细化分解创建目标，采取中心领导包基层、物业公司领导包小区、基层领导包区块、个人承包责任区的办法，层层落实目标责任有效地调动起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分管综治工作的领导，每半月组织召开一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例会，认真听取基层单位的工作汇报，深入分析阶段性的治安形势，我们把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纳入社区管理与服务的总体规划，纳入生产运行计划，与生产经营同研究、同部署、同考核、同奖惩。中心党委对社区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做到了思想上重视、工作上支持、资金上投入，综治战线员工的工作生活环境显著改善，人防、物防、技防水平显著提高。中心上下层层签订了社区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综合治理目标任务得到了层层分解，落实到了基层、岗位、人头。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社区生产秩序和治安状况稳定，较好地维护了广大职工和居民的根本利益。
2强化管理，治安防范体系进一步完善
我们不断深化完善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大力加强综治队伍正规化建设，抓防范、保平安，全力遏制可防性案件，为居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
2.1采取“军事化”管理手段，加强专业治安队伍建设
各治保队是小区治安的主力军，具有快速机动的特点，对不法分子有着强有力的震慑作用。一是强化“五个统一”，培植队伍的“军事化”作风。我们按照军事化管理的标准，严格执行“统一管理、统一内务、统一着装、统一装备、统一调配”，实行了一日生活“条令化”，培养队员严细认真的工作作风。二是强化“两个快速”，提高队员的应变能力。在各治保队强化紧急出警训练和治安技能训练，做到“快速出击、快速反应”，不断提高队员的应变能力和整体作战能力。三是强化制度建设，打造纪律严明的警员队伍。近几年，我们先后制定了干部带班制度、日常工作检查制度、队员综合考评制度等，对社区治保干部职工的日常行为起到了很好的引导和规范作用。四是强化专业技能，提高治保队的军事素质。中心在上半年组织了春季训练和军事比武活动，治保队员的军事素质和专业技能普遍提高。为做好胜利油田发现50周年庆典活动的安保工作，在庆典活动中，社区特勤中队以严明的纪律、整齐划一的警容警貌给在场领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获得了管理局领导的好评。五是在综治系统开展了以“向管理局劳模刘志刚学习”为主要内容的“四比四看”活动。作为队领导的刘志刚一心扑在工作上，舍小家，顾大家，主动放弃休息，和队员同吃、同住、同巡逻，时刻战斗在小区治安工作第一线。他的事迹在社区综治系统产生了巨大反响，一时间，比先进、学先进的现象蔚然成风。六是深入开展三基创建工作。为了改善治保队的生活环境，我们多方筹措资金对荟萃治保队、特勤中队的驻地进行了整体装修。装修以后的荟萃治保队在硬件配备上、日常管理上更加趋于正规化、军事化。今年，四个治保队还分别要保两个“金牌”、创一个“银牌”、创一个局优基层队，年底接受管理局的验收。
2.2加强治安制度建设，促进家委会管理规范化
家委会是加强社区治安的重要力量，为了搞好今年的家委会换届选举工作，按照“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通过自愿报名，民主选举、竞职演说等形式，产生了居民代表和家委会成员候选人，采取差额选举的方式，对18个“家委会”进行了调整、补选。改选工作结束后，新一届家委会及时制定了三年工作规划，并对成员进行了分工，同时，还狠抓了门卫和百户治保员管理的规范化和标准化。一是加大对门卫的夜间抽查工作力度，认真实行机动车辆出入登记制度，严格对小区车辆的三证查验制度，避免机动车辆被盗案件的发生；二是开展“红旗门卫”评比活动，对门卫内务和值班情况不定期检查，提高了门卫的规范管理水平；三是从聘用热心公益、责任心强、熟悉情况的人员担任百户治保员工作，作为安插在小区里的“眼睛”；四是加强对小区施工人员的管理，减少治安隐患。对进驻小区的施工队、施工人员全部进行了登记造册，并对施工人员采集了指纹，与施工队签订了治安消防责任书。五是以玉景花园、东利小区为试点实行门卫标准化管理，提升门卫整体形象，通过几个月的运行，这两个门卫整体形象得到改善，并为其他小区门卫树立了学习典范。
2.3加大治安投入，发挥物防、技防设施的作用
按照“能联则联，能封则封”的原则，积极引导各单位采取封闭、半封闭式管理。继续开展“四项大调查”活动，针对小区内破损的院墙、电动门、楼宇单元防盗门进行全面检修，对未封堵的边门视情况进行封堵。对现有技防设备使用状况进行自查，社区现有视频探头739个，损坏的84个，对重点部位的监控系统实施检修，保证其功能正常发挥。在进行改造的小区重点部位安装技防探头、监控设备，逐步实现“技防全覆盖”。
3多措并举，构筑群防群治防控网络
社区各单位牢固树立“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的工作理念，不断吸收广大居民群众自觉自愿参与到平安家园建设当中，使群防群治组织成为社区综治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3.1强化宣传引导，发动群众自主管理
为提高居民自我防范意识，各物业站通过举办治安防范图板和书画巡展，悬挂警示标语、条幅，发放“治安防范倡议书”，组织法律进小区巡讲等形式，广泛宣传防火、防盗、防骗等常识，引导居民由“要我安全”向“我要安全、我会安全”转变，得到小区居民的热烈欢迎和主动参与。不少居民还积极主动参加义务巡逻队，每天配合治保队对小区楼宇、车辆以及进出人员进行巡查，对居民提供帮助。为发展壮大义务巡逻队组织，各物业公司加大了宣传力度，广泛组织有意愿、有能力的居民参与到义务巡逻队当中，并定期组织活动，还自筹资金为义务巡逻队员发放纪念品，调动巡逻队员的积极性。很多小区集体活动也优先推荐义务巡逻队员参加，通过各种形式使义务巡逻组织走向正规化、常态化。
3.2注重组织挖掘，发挥群众潜在优势
在重新选聘壮大楼栋长力量的基础上，我们积极组织楼栋长业务培训，全面健全完善楼栋长信息网络及管理制度，不断扩大楼栋长在居民中的影响力。同时，家委会定期组织楼栋长召开例会，及时通报有关情况，明确工作重点，深入做好普法、消防、调解、稳定等工作。各楼栋长充分发挥熟悉情况、好做工作的优势，深入居民家庭宣传治安要点，动态掌握出租房屋、暂住人口情况，及时检查、关闭单元门，督促居民将电动车、自行车规范存入车棚，有效增强了综治工作向居民家庭的渗透力，切实形成了楼前楼后有人巡、可疑信息有人报、治安乱点有人管、滋事上访有人控的全时空立体防控格局。
3.3落实责任义务，调动全员参与热情
为进一步增强群防群治力度，继续深入开展“红袖标”工程，物业站、家委会、环卫、绿化、义务巡逻队等协调配合，进入小区时，不但要佩带“红袖标”，还要严格执行“查、看、劝、帮、报”五字职责，随时掌握小区内的各种情况，发现可疑人员，及时和治保队联系，有力震慑和预防了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
4夯实基础，确保综治工作目标的实现
为进一步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我们不断加强对基层基础工作的组织领导，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责任，切实担负起抓好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
4.1加强检查督导，落实消防责任
今年，我们进一步健全了消防档案，成立了防火组织，配备消防监控报警和消防器材，制定防火应急预案并组织演练8次。定期组织消防抽查，全年共组织消防检查42次，发现问题隐患26处，并监督整改完毕。我们把防火安全检查列入重要工作日程，坚持每季度对消防重点单位进行一次消防检查。不定期配合派出所对九小场所、出租房屋、易燃易爆和贵重物品的管理进行排查，对消防栓过期、老化、用电线路私拉乱接等隐患进行了整改。在组织消防知识宣传和培训教育方面，我们根据实际采取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和职工培训，定期组织消防培训和实地演练。对基层单位的消防检查采取集中检查和经常检查相结合的办法，对加油站、加气站、少年宫影剧院、体育馆等重点单位重点检查。参加了管理局组织的“11.9”消防宣传日活动，通过展板和条幅向过往路人宣传消防知识。在玉景花园住宅小区开展了“消防安全宣传教育进社区”活动，向居民朋友讲解了防火和逃生知识，并组织居民进行了灭火演练、消防知识有奖竞答，受到了小区居民的欢迎。针对出租户和流动人口，除了宣传消防自救知识外，还组织专业人员检查安全通道的畅通情况、消防设施的完好情况，提高他们的自我防范能力和逃生意识。
4.2加强法律宣传，提高职工法制观念
今年是“六五”普法的第一年，按照“六五”普法规划的要求，我们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为构建和谐社区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一是搞好职工的法制教育。要求基层单位每月普法学习时间不少于2小时，集中学习要有记录，并把学法、用法工作列入双月考核内容。二是发挥黑板报、宣传栏、互联网等宣传阵地作用，加大法制宣传的比重，提高法制宣传的质量，将法律知识和治安防范知识送进千家万户，增强了居民的治安防范意识，受到了一致好评。三是开办了两期治保人员法律知识讲座，培训人数达500人次。一期培训班主要是针对巡逻队员，提高他们自我保护、依法巡逻的能力，由管理局综治办领导用丰富的案例，深入浅出的讲解了正当防卫的概念、适用范围，一些基本的法律常识，使队员们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打击犯罪，如何在打击犯罪中保护自己，对综治干部进行一次深刻的法制教育。四是“律师进小区”活动全面启动。为进一步深化法律进社区活动，胜中社区同鲁北律师事务所合作，以小区家委会为依托，在小区设立“律师服务站”，聘请了律师，定期为居民提供义务法律咨询，并以东利小区作为试点。9月份在东利小区举行了启动仪式，局综治办、鲁北律师事务所、社区有关人员100余人参加了仪式。“律师服务站”设立后，定期为小区广大居民提供义务法律咨询，定期在小区举办法律讲座、参与小区居民调解、居民办理诉讼等，引导小区居民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行使权利，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理性表达利益诉求。
4.3拓宽服务范围，全力做好幼儿园安保工作
为了加强幼儿园安全保卫工作，我们对社区20家幼儿园的门卫进行了检查，重点是对门卫的责任意识、安全防范意识、值班情况、对讲机使用情况进行了检查。对发现的问题，现场进行了解决，并对修订完善了《幼儿园门卫管理制度》、《幼儿园安保人员执勤规范》。同时，我们还定期到幼儿园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掌握了幼儿园安全保卫、人员值班等基本情况，各治保队安排专人值勤，做好重点时段的安保工作。督导幼儿园做好教师、门卫的安全教育，制定应急预案，定期进行应对突发事件的演练。
4.4开展出租房屋和暂住人口入户登记工作
按照管理局的统一要求，从5月份启动新的出租房屋和暂住人口管理系统。为了尽快理顺出租房屋和暂住人口的管理工作，中心召开了专项会议，要求各物业公司户籍员按照上级下发的表格对出租房屋和暂住人口的信息进行重新登记，并录入微机进行统一管理。户籍员对原有的基础资料进行了梳理，针对管理局发放的表格进行了认真核对，已经掌握的信息可以及时填写，对于没有掌握的信息，重新入户进行登记。物业公司根据自身实际，及时抽调相关人员协助户籍员进行入户登记。
5开拓创新，创建“零发案小区”
为确保平安创建措施落到实处，针对辖区治安特点，我们开展了一系列有特色的主题活动，增强了工作活力，促进了“零发案小区”创建活动的开展。
5.1开展“物防抓落实、人防强管理、联防保平安”竞赛活动
为深入贯彻局综治委《关于在社区开展“零发案”小区创建活动的实施意见》，积极落实中心思想政治工作暨综合治理工作会议精神，在全社区深入开展“物防抓落实、人防强管理、联防保平安”和“零发案”小区创建活动。旨在进一步加强人防、物防、技防建设，不断巩固群防群治、联防联治的治安防控局面，确保辖区一方平安，努力为职工群众营造安全、文明、舒适的居住环境，扎实推动平安和谐的“胜利大本营”建设。
5.2开展小区“百日无案件”竞赛活动
针对年末岁初、盗窃案件高发这一特点，为保障全国“两会”的顺利召开，胜中社区在全社区开展小区“百日无案件”竞赛活动。活动中，各单位采取“三位一体”交叉巡逻法（即电动巡逻车组负责主干道巡逻，自行车组负责小区支线巡逻，徒步组负责楼宇前后巡逻），形成了道路上有警车警灯，小区内有门卫、队员，楼宇间有红袖标的生动场面，不但有效震慑了犯罪分子，也有效地遏制了车辆被盗、入室被盗、抢劫、抢夺案件的发生，取得了明显成效。
5.3开展“红旗门卫”创建活动
为进一步打造标准化、规范化的小区门卫，提高门卫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促进门卫管理再上新水平。社区在物业系统开展“红旗门卫”创建活动。从9个方面对社区所有走车的门卫进行检查评分，有17个门卫通过了红旗门卫的评比验收。活动结束后，社区治安保卫办公室根据排名先后评选出10个门卫，授予胜中社区“红旗门卫”称号。对达不到“红旗门卫”标准的单位责令整改，整改后仍达不到标准的，社区综治委将进行通报批评，并纳入双月考核。
5.4开展胜中辖区重点区域路段综合整治活动
以“零发案小区”和“红旗门卫”创建为动力，深入开展“物防抓落实、人防强管理、联防保平安”活动。社区以文明城市创建为契机，大力加强周边环境治理。从5月份开始，胜中社区开展了胜中辖区重点区域路段综合整治活动。先后对辖区主要道路、广场公园、小区门前、幼儿园周边以及商业街、集贸市场等进行了多次集中整治，有效遏制了店外经营、乱设摊点等现象，使辖区的环境和治安秩序得到了明显好转。
5.5开展重点小区治安综合整治专项行动
针对胜中社区颐园小区的入室盗窃案件时有发生的现状，胜中社区与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联合在颐园小区开展为期两个半月的小区治安综合整治专项行动。为切实加强对颐园小区治安综合整治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胜中社区与滨海公安局基地分局联合成立小区治安综合整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通过专项治理活动，有效遏制入室盗窃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不断改善颐园小区治安秩序，进一步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增强居民防范意识，逐步形成齐抓共管、群防群治的工作格局。
6严格考核，确保治安措施全面落实
为确保社区绩效考核的各项措施落到实处，我们不断健全完善检查考核机制，使综治工作各个环节得到有效控制。
6.1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和考核标准
为规范各项岗位职责、岗位制度，我们通过达标验收等方式做到人人掌握制度、人人遵守制度，力争做到以制治企。我们坚持对综治工作实行双月考评、月度专项评比、日常检查、夜间抽查制度，每半月组织一次综治工作例会，每周通报一次日常抽查情况。坚持每月对辖区发案和案件查究情况在《胜中综治情况通报》中进行通报，对治安工作中“见义勇为”和抓获犯罪分子的人员进行奖励，并以综治委文件的形式予以表彰。为加强对基层综治工作的监督和指导，我们在基层单位实行两级领导带班制度，领导带班期间重点检查站队带班、巡逻和门卫履行职责以及辖区安防设施、设备运行情况。
6.2建立逐级考核机制，加大检查力度
生物防治的定义篇4
[关键词]耕地土壤污染防治立法
我国在保护耕地数量动态平衡方面成效显著，相关法律法规比较健全，但对耕地质量的保护大多是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操作上存在明显不足，导致耕地质量下降，其中主要表现为耕地污染。这势必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失去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与我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和构建和谐社会理念是相违背的。国家颁布了《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对耕地污染防治却没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因此，亟须制定完善的《耕地污染防治法》，对耕地的保护加以引导和科学规划。
一、耕地界定及我国耕地污染现状
1.耕地概述。耕地主要由土壤组成，土壤的组成包括固相(矿物质、有机质）、液相(土壤水分或溶液)和气相(土壤空气)等三相物质四种成分有机地组合成一起，具有天然肥力和生长植物物质的能力，是一种农业生产资源，更是一种环境要素。
当前通用的耕地定义出自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和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制定的《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技术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规程》将耕地定义为是指种植各种农作物的土地，它是人类所需食物的主要源泉，是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包括新开荒地、休闲地、轮歇地、草田轮作地;以种植农作物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桑树或其他树木的土地;耕种三年以上的滩地和海涂，耕地中包括南方宽小于1.0米，北方宽小于2.0米的沟、渠、路和田埂。《规程》还将耕地分为5个二级地类：灌溉水田、望天田、水浇地、旱地和菜地。国土资源部正在制定新的国家标准，对土地利用类型及耕地的二级分类进行重新划分。
2.耕地污染的界定。
(1)耕地污染的定义。耕地污染是指耕地受到大气酸雨或富含有毒有害物质水的侵蚀，恶化了土壤原有的理化性状和丧失了生产潜力，导致耕地上的农林副产品对人畜禽渔的危害。又可以理解为：有毒污染物通过大气、水和生物直接或间接地向耕地土壤排放，超过耕地土壤环境容量，从而打破了耕地土壤内部系统的平衡，引起土壤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的过程。换句话来说，耕地被污染的过程就是有毒物质改变了耕地土壤的理化性质，使耕地“中毒”的过程。
(2)不同类型耕地土壤污染的差异（即耕地土壤污染具有区域性特征）。不同类型耕地土壤的起源及发育条件各不相同，因而有机质含量、集聚其中的生物体的种类和活动以及由此组成的生物过程强度等方面均有差别，并且每种类型的土壤有其固有的酶活性水平。红壤呈酸性,强酸反应。丘陵红壤一般氮、磷、钾的供应不足,有效态钙、镁的含量也少,硼、钼也很贫乏。红壤比黄壤年平均气温高而排水较好,故含水氧化铁与铁的活化度均较黄壤低，但矿物风化度较黄壤深而富铝化过程较强。其它类型的土壤也有各自独一无二的特点。由于耕地土壤存在不同类型，导致其组成成分具有复杂性和土壤物理化学性状（pH、eh等)等存在差异,造成工业“三废”、重金属、农药、化肥以及其他污染物在土壤环境中形态的复杂和多样性。比如金属不同形态，其生理活性和毒性均有差异，其中以有效态和交换态的活性、毒性最大,残留态的活性、毒性最小,而其他结合态的活性、毒性居中。因此,各种污染物在不同类型土壤中容量有可能相同，但造成耕地污染程度不同。有些污染物在某地区土壤中残留量高，却没有造成土地污染，但在另外地区土壤中残留量低的时候却造成土地严重污染。
3.我国耕地污染的现状。耕地污染，主要表现为土壤环境的污染。土壤环境是一个开放体系，与其他环境要素间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交换，据研究，大气、水等其他环境要素的污染90%最终都要归于土壤污染，土壤污染的影响是最根本性的。据国家环保总局统计，目前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其中，污水灌溉污染耕地3250万亩，固体废弃物堆存占地和毁田已超过200万亩，合计约占耕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以上，并且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据报道，受镉、砷、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hm2，约占总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其中工业“三废”污染耕地1000万hm2。例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北京某污灌区进行的抽样调查表明，大约60%的土壤和36%的糙米存在污染问题。另一方面，全国有1300～1600万hm2耕地受到农药的污染。湖北省荆门市的最大工业废水及生活污水，把竹皮河水变成了酱色区，所含的氟、铅、硫化物等十几种有害物质，皆大大超过人畜饮用标准，鱼虾鸭鹅基本绝迹，4700亩农田和1500亩水面因污染而撂荒。湖冲村一位农民承包了6亩稻田，收获的5000多斤稻谷竟然变成了黑色，连鸡、猪都不吃。总之，目前耕地污染严重，形势紧迫，必须进行治理。
二、国内外耕地污染防治立法比较
1.国内有关耕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目前我国已制定有关环境保护、治理污染的国家法律有6部，资源保护的法律有9部，国家有关环境资源保护的行政法规30多部,环境资源保护方面的行政规章有400多个,已初步形成了体系。但对耕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都是原则性、概括性的，散见于《环境保护法》、《农业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土地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矿产资源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和《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当中。《环境保护法》的规定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环境的保护,防治土壤污染、土地沙化、盐渍化、贫瘠化、沼泽化、地面沉降和防治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水源枯竭、种源灭绝以及其他生态失调现象的发生和发展，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及植物生长激素。”《农业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应当保养耕地，合理使用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增加使用有机肥料，采用先进技术，保护和提高地力,防止农用地的污染、破坏和地力衰退;《土地管理法》在第三十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维护排灌工程设施，改良土壤，提高地力，防止土地荒漠化、盐渍化、水土流失和污染土地;《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在第十九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五条和第二十六条分别对土壤污染防治作了详细规定;（1)第十九条:国家提倡和鼓励农业生产者对其经营的基本农田施用有机肥料,合理施用化肥和农药。利用基本农田从事农业生产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保持和培肥地力;（2)第二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逐步建立基本农田地力与施肥效益长期定位监测网点，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基本农田地力变化状况报告以及相应的地力保护措施,并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施肥指导服务。（3)第二十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基本农田环境污染进行监测和评价，并定期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环境质量与发展趋势的报告。（4)第二十五条:向基本农田保护区提供肥料和作为肥料的城市垃圾、污泥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5)第二十六条: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然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基本农田环境污染事故的，当事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处理,并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和《关于开展基本农田保护区土壤质量鉴定通知》的规定。规定了土壤环境质量分类和标准分级以及土壤监测的采样方法和分析方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章对农产品产地安全及农产品Gap种植地点与肥料做了明确要求;并且实行防止因农产品产地污染而危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农产品产地管理制度。即对耕地的种植做了明确限制。
2.国外有关耕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国外专门立法，加大耕地污染防治的力度。如丹麦制定《土地污染法》、英格兰制定《环境保护法》、德国制定《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荷兰制定《土壤保护法》、澳大利亚制定《污染土地管理法》等等。日本1970年颁布了《农业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其目的之一是为清除镉等特定的有害物质(由政府指定）对耕地的污染，使土地复原，都道府县知事指定耕地土壤污染对策区域，实施客土事业和其他必要的公共事业,以谋求土壤的复原(第3条、第5条）。知事在认定对策区域内可能损害人的健康的农畜产品被生产出来时，可以将其指定为特定区域，对那里的作物种植发出劝告，限制种植指定为不适当的农作物(第8条、第10条）。农药管制法将构成土壤污染原因的有污染农作物使人畜发生损害的农药指定为“土壤残留性农药”，对政府课以设定其使用标准的义务(第12条之3）。德国1998年颁布了《联邦土壤保护法》,1999年又制定了《污染土地管理规则》,确定了土地使用者和所有者规避危险的原则和清除土壤污染的义务,并明确了谁应对污染土地的调查统计和采取清除措施负责。日本明治大学法学院教授Yumihikomatsumura发表的《日本的土壤整治法》一文,考察了《日本土壤整治法》的框架,提出了该法旨在调整工业用地土壤污染的整治，其污染土地信息披露制度在加速土壤污染整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日本土壤整治法》分为三部分:（1)实施土壤调查;（2)指定为污染区，如果调查发现该土地上集中的某有毒物质超过限量，则就应该把该土地指定为污染区,并登记在指定污染区登记簿中。(3)危险管理措施，整治行政令。Yumihikomatsumura教授认为污染区登记簿对公众公开的方案,将对促使公司积极参与土壤污染整治带来深远影响,它将激励工业界人士采取预防措施。美国Robinson&ColeLLp律师事务所土地法部门律师HirokomurakiGottlieb发表的《土壤治理二十年经验之借鉴:中的贷款人责任之演进》论文在考察了《美国的综合环境对策、赔偿及责任法》的基础上探讨了美国在实施有关立法方案来整治污染土地或地下水时面临的挑战,研究了贷款人的责任和担保利益免责的演进过程。
3.国内外耕地(农地)污染防治法律法规比较。
(1)法律法规内容的比较。我国有关耕地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大多是原则性规定，缺乏操作性，又没有配套实施的措施，只是指出要“防止土壤污染”、“改良土壤”。但对于如何保障土壤不被污染，如何对污染的土壤进行改良，并未做出明确而完善的规定。国外大都制定专门的耕地污染防治法，比如美国《资源保护回收法》，一部法律中有众多的章节和小章节、条款以及相当多的附录。在该法中有一个专门对于小量废物排放者的规定，如果我们用一句话定义它，就是“在一个月中所排放的有害废物总量超过100公斤低于1000公斤的排放者”。而美国在该法中对小量废物排放的描述则有两页多。比如，首先要明确说明美国环保局是根据该法的哪些章节对被定义为小量排放者实施具体规定;第二、这些规定的应用范围;第三、从何时开始排放者必须使用环保局的排放清单以及清单必须含有的内容;最后该法还规定在有效标准和日期产生前,排放者应该在何种条款下排放废物等等。
(2)诉讼时效的比较。我国耕地污染防治诉讼时效规定短于国外，《民法通则》第20条规定，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但环境污染与破坏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出现之间存在明显的时间差，损害结果存在着隐蔽性和滞后性，损害后果短时间内难以确定，与环境侵权后果出现的时间相比，20年的最长时效显得太短，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比如美国各州公司法规定,公司终止以后，作为责任主体还将存在一段时间,只要在追诉期内,已经终止的公司仍然像普通人一样可能成为被告;著名的日本四大公害事件之一的熊本水俣病事件,用了50年之久才揭穿水俣病的秘密。
(3)法律责任的比较。我国法律责任的规定与国外立法相比存在缺陷。如传统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存在救济的滞后性;刑事制裁重视“结果犯”，轻视“行为犯”，缺乏源头控制措施，往往造成重大污染而很难挽回;刑法关于“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等罪名都是故意犯罪，缺乏无过错责任规定;环境行政诉讼中，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但作为原告的加害人往往是企业，对排放的污染物的属性和技术了如指掌，举证能力胜过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往往有心无力，导致出现原告和被告最终协商执法，对环境和人身财产保护极为不利。而许多国家通过环境法律的制定和修改，加强了环境责任制及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和环境违法行为的惩罚。在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责任的追究方面，一些国家的立法从过去只追究组织、单位的责任发展到同时追究政府官员、公司经理的个人责任;一些立法还对污染破坏环境的连带责任作了规定。
(4)管理体制的比较。在现阶段，我国耕地污染处于多头管理，农业部负责土壤污染调查治理，国土资源部负责土地的管理，地矿部门则做地质大调查。针对污染耕地，各部门都在管，但又管得不多，有的甚至还几乎不管；环保部门隶属于当地政府，靠吃当地财政，对当地经济有重大影响的企业也无能为力。国外都通过立法建立了统一的环境管理机关。如美国立法成立联邦环保局，是联邦政府执行部门的独立机构，直接对总统负责，不附设与任何常设部门之下，联邦环保局与其他具有部分环境管理职能的政府部门的职权划分明确，工作协调有效；日本立法成立环境省，相当于我国部级。日本环境管理体制的垂直结构是一种地方主导与自主型的，即地方政府对本管辖区的环境质量全面负责，地方环境管理机构及企业环境管理组织是全国环境管理行为的主导力量。地方政府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权，特别是预算、立法和发展自等。
三、完善我国法律法规，防治耕地污染
1.修改《宪法》，增加耕地污染防治内容，同时树立综合立法思想。在《宪法》第26条中增加“防治耕地土壤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国家组织、鼓励和奖励保护土壤环境的活动。”目的是主张为我国制定《耕地污染防治法》提供法律依据和奠定立法基础。
修改《宪法》要体现耕地的经济价值、环境价值和生态价值。既要考虑耕地的经济效益，又要考虑耕地具有提供动植物生存环境、地下水补给、在美学方面具有乡村景观和风景的功能。扭转当前耕地实用主义中心思想，将耕地保护与自然、环境、生态三者有机结合起来，体现综合立法思想。
2.修改《环境保护法》，改革现行的环境行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要破除地方和部门分割，建议国务院设立“环境部”，实行环保部门垂直领导。在《环境保护法》第7条中增加“环境保护部门实行上下级垂直管理，只对上级环保部门负责制度；经费从地方政府独立出来，取消地方经济的束缚；同时赋予环保部门更大的环境管理权力，包括环境强制措施；配备通讯设备、交通工具等”。目的是改变耕地污染处于多个部门管理，又管理不到位的局面。但同时要加强对环境行政执法主体的监督，明确不同级别环保部门相应的职权与职责，防止出现部门间的利益争夺。耕地土壤污染应由现行的“末端控制”机制转变为“点源控制”和“全过程控制”管理模式，体现可持续发展对耕地污染控制所要求的持续性原则和预防性原则，由事后抑制措施转变为事前抑制措施，同时建立土壤污染生态补偿制度、土壤生态补偿基金制度，将行政控制机制、市场调控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著名土壤专家、广东省生态环境与土壤研究所研究员万洪富建议,通过法律由国家推行严格的土壤质量监测监控制度，定期公布各地的污染指数，这对于地方政府加大环保力度将是一个巨大的促进。
3.完善《清洁生产促进法》，减少工业三废的排放。为促进和实施清洁生产制定详细准则，规范清洁技术，向社会公众披露主要耕地污染源，引入环境审计以及采取税收优惠政策等。比如建议国家立法建设工业企业污染耕地治理示范工程，加强对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的治理和综合利用；从而保障耕地不被污染，及对污染的土壤进行改良。
4.修改《农业法》。在《农业法》第19条中增加“建设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示范工程；积极慎重地推广污水灌溉，对灌溉农田的污水，进行严格的监测和控制;建设农村饮用水源地污染治理示范工程;加强县级环境监测、监管和宣教基本设施建设等;建设生活污水处理设施示范工程;”目的是在发展节水型农业的同时,防治污水对耕地造成重复污染。
在第25条增加“合理使用农药和化肥，积极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施用化学改良剂，采取生物改良措施。”目的是减少农药在农产品中的残留，从而减轻对人体的危害。
5.修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章中增加“农村生产生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内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不但应有工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城市生活垃圾污染环境的防治和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更应有农村生产生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内容。比如，根据《国家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的要求，立法建设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示范工程，对农村人畜粪便、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等进行无害化处理；同时，建立行政村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系统。
6.制定《耕地污染防治法》。
(1)《耕地污染防治法》的立法目的。为加强土地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合理利用土地，切实保护耕地，保护和改善农业生产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耕地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2)《耕地污染防治法》的基本原则。①耕地保护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原则。这一原则和国际环境组织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协调发展”着重从横向关系上，即制约发展的基本因素的相互关系上对发展提出要求，“可持续发展”则是从纵向历史发展过程，即当前需要与未来需要的关系上提出要求。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社会的持续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构成危害。②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这是针对耕地污染难察觉、难治理的特点提出来的。这一原则在各部环境法律中均有体现。例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的防治，实行减少固体废物的产生、充分合理利用固体废物和无害化处置固体废物的原则。”这里提到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就是预防为主原则的具体体现。此外，我国环境立法中确立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等环境管理制度，就是为了落实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③耕种者养护、污染者治理的原则。耕种者养护,是指对耕地进行开发利用的组织或者个人，有责任对其进行恢复、整治和养护。污染者治理,是指对耕地造成污染的组织或者个人,有责任对其污染源和被污染的耕地进行治理。
(3)《耕地污染防治法》的基本制度。除了环境保护一些共同制度外，还应包括以下几种制度:耕地土壤污染调查、评价和风险评估制度;耕地开发利用前土壤样本采集保留制度；土壤状况监测与检查制度;土壤污染信息披露制度;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度;土壤污染修复与整治制度;化肥、农药污染耕地的防治制度;土壤污染调查、整治专门机关的管理制度等等。
总之，耕地污染问题迫在眉睫，需要我们刻不容缓地进行防治。本文碍于篇幅，所涉及的只能是冰山一角，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还应当继续深入。
参考文献:
[1]刘培桐:环境学概论(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凌欣: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制度研究［m］.2006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年会论文集，2006,9
[3]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农村小康环保行动计划,2006,10
生物防治的定义篇5
记者：现在，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很多，他们需要治疗吗？
庄辉：《乙肝防治指南》对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下了明确的定义，分为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和非活动性表面抗原携带者。这两类患者都需要定期到医院接受相应的检查，但何时应用抗病毒治疗必须基于检查结果。如果是慢性乙肝病毒携带者，则属于医学观察对象，不主张对其进行抗病毒等治疗。
记者：《乙肝防治指南》将慢性乙肝分为HBeag阳性慢性乙肝和HBeag阴性慢性乙肝，有何意义？
翁心华：临床上，HBeag阳性或阴性慢性乙肝与俗称的“大三阳”或“小三阳”的概念不完全等同。
《乙肝防治指南》中HBeag阳性慢性乙肝判定标准为：血清HBsag、HBVDna和HBeag阳性，抗-HBe阴性，血清丙氨酸转氨酶（aLt）持续或反复升高，或肝组织学检查有肝炎病变。此型乙肝表示患者体内乙肝病毒正在复制，血液中病毒数量多，而且肝功能不正常。
HBeag阴性慢性乙肝判定标准为：血清HBsag和HBVDna阳性，HBeag持续阴性，抗-HBe阳性或阴性，血清aLt持续或反复异常，或肝组织学检查有肝炎病变。此型乙肝表示患者血液中病毒数量多，肝功能不正常，但乙肝病毒却处在不复制或低复制状态。
临床上将慢性乙肝分为这两型，可规范地判断乙肝病程，许多抗病毒药物的应用也是基于这个临床分型的，这种分型对治疗和愈后评价都有重要意义。
记者：有些人将慢性乙肝的治疗目标锁定在“大三阳”转阴，“小三阳”则无需治疗，真是这样吗？
翁心华：这是错误宣传的结果。实际上，只要乙肝病毒在继续复制，肝功能受损，这两类慢性乙肝患者都应该尽早接受抗病毒治疗，以免最终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癌。而当前的治疗目标是抑制病毒复制，还达不到彻底清除病毒。不能彻底清除病毒并不等于不能控制乙肝病情，临床上可实现的目标是通过激活人体自身的“免疫攻势”来获得持续抑制病毒复制的效果。
记者：被纳入《乙肝防治指南》抗病毒治疗药物有哪些？应该如何选择？
生物防治的定义篇6
《草案》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是关于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防治的，对有毒有害污染物的防治的确需要风险预防的介入。风险(risk)不同于危害(hazard)，危害是有科学证据证明损害后果(harm)会发生，风险是有科学证据证明损害后果可能会发生，风险是可能发生的危害。以法律规定预防危害在我国环境法中早已存在，对危害后果严重或不可逆的风险进行法律规制虽不是我国环境法的内容，在国际法以及许多国家的国内法中已经成为常见的做法。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属于有毒有害化学物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认识到控制化学物质风险是十分必要的，例如美国在1986年就颁布了《化学品的健康风险评价指南》，欧盟关于化学物风险控制的白皮书要求在2012年前完成约98000种化合物的风险评估［1］。我国环境保护部在2013年1月《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中指出:“我国化学品环境风险管理较为薄弱，法规制度、监督监管、基础能力尚不能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能力和防控水平亟待提升。加强化学品环境管理、防控环境风险已经成为‘十二五’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新时期探索环境保护新道路、解决影响科学发展和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的迫切需要。”［2］
2我国环境法未确立风险预防原则致使风险预防无法实施
2.1风险预防原则的发展与含义风险预防原则最初产生于联邦德国环境法中的Vorsorgeprinzip(德语，意为“预防法则”)［3］，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风险预防原则已成为德国环境政策的基石，“使具有弹性的、灵活的预防风险的干涉行为具体化”［4］。从20世纪80年代起，风险预防原则逐步为各国环境立法广泛借鉴和使用，被政府用作支持其在处理酸雨、全球变暖和海洋污染等问题上所采取强硬政策的合法性的有力依据。在国际法中，最先正式引用风险预防原则的是北大西洋的区域性海洋环境保护领域，之后风险预防原则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内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20世纪90年代以后，风险预防原则发展成为一项公认的国际环境法原则，广泛地适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气候变化控制、海洋污染防治、危险化学品控制等国际环境保护领域［5］。当风险预防原则陆续被载入大量的国际性环境法律文件后，它的定义多种多样，版本不一。詹姆斯•西克(Jamese.Hickey)和沃恩•沃克(VennR.walker)在1995年找出了出现在当时主要的国际环境法律文件中多达14种的风险预防原则的定义［6］，帕尔•桑迪(perSandin)则在1999年的著述中收录了风险预防原则定义的19种版本［7］。国外有学者认为可以因这些定义所要表达的含义的不同，将风险预防原则简单地分为两类:弱风险预防原则与强风险预防原则。被认为是弱风险预防原则与强风险预防原则的代表性表述的，分别是《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与1998年《温斯布莱德声明》中的有关规定［8］。
在以凯斯•R•孙斯坦为首的风险预防原则的反对者们［9］看来，当受到缺乏科学上的确实证据的风险的威胁时，弱风险预防原则要求针对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威胁，强风险预防原则对于后果的严重性不做过高的要求;弱风险预防原则允许政府在缺乏确实的科学证据时采取预防措施，强风险预防原则则要求政府即使缺乏确实的科学证据也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弱风险预防原则要求政府在采取预防措施前应当进行成本－效益分析，强风险预防原则下采取措施预防风险则可能是不计成本的。如果能够充分理解风险预防原则的“灵活而有弹性”，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上对于强弱风险预防原则的代表性的表述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除了有无涉及到举证责任转换(shifttheburdenofproof)的问题之外。弱风险预防原则与强风险预防原则共同地分享着风险预防原则的核心理念:不能把没有科学上的确实证据作为拒绝采取风险预防措施的藉口。至于风险的后果是否足够严重、能否修复，政府是必须还是被允许采取预防措施，风险预防原则给出的答复可以是弹性和灵活的。弱风险预防原则的出现无非是为了防止风险预防原则过于绝对化而采取的自然的修正行为，是适用风险预防原则的必然结果，弱风险预防原则在本质上与强风险预防原则是一致的。除了认为风险预防原则的定义混乱、不明确，风险预防原则的反对者们还认为:为避免不利后果的出现，依照风险预防原则采取预防措施可能会导致机会的丧失;规避风险的行为或决策反而带来新的风险;风险预防原则会助长贸易保护主义;风险预防原则从实质上是反科学、反技术、反增长的。其中，孙斯坦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存在的意义不大，却能够取得非同一般的影响力并被广泛地接受为政府规制行为的指导法则，是由于存在于人类理性与认知领域中的偏见(bias)造成的。但是，仅以存在认知偏见做为反驳风险预防原则存在的作用和意义的理由是不够的。首先，认知偏见在科学探索、社会决策以及个人判断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认知偏见并非都是认识的屏障，有时它会成为获得认识的前提［10］。认知偏见不能成为否认风险预防原则的意义的理由。其次，孙斯坦驳斥风险预防原则的阐述同样存在选择性感知偏见、确认性偏见、科学技术乐观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社会多样性疏漏等认知偏见。还有学者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只能是缔约国决策过程中应当参考的一项辅的、指导性的原则，名义上被称作“原则”，实际上不具有直接的法律约束力［11］。但不可否认，在国际法领域，学者们普遍认同风险预防原则已经成为或是正在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国际习惯法的一个部分［12］。虽然风险预防原则的美国批评者们经常将风险预防原则视为“未能根植美国的欧洲有毒舶来品”，认为在欧洲已经普遍成为法律原则的风险预防原则在美国不过是个法律概念，不具备法律原则的地位［13］。但不容置疑地，风险预防原则已深切地植入美国法律，构成美国公众健康与环境保护领域中大量行政许可程序的基础，美国FDa新药审查程序既是不计其数的例证之一。无论是在欧盟还是在美国，现今的风险预防原则除针对环境问题之外还进一步扩展到了其他的部门法和法律规制领域，如食品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科学技术法［14］、人权法［15］、儿童权利保护法［16］等等。与它的灵活性带来的适用中的不确定性相比，我们更应该看到风险预防原则的现实意义和重要作用。
2.2风险预防原则未在我国环境法中确立令人感到遗憾的是，风险预防原则并非我国现行环境法中的基本原则。究其原因，当发达国家以较高的社会发展水平拥有在环境或发展的问题上进行选择的自由，从而得以确立和适用风险预防原则时，作为发展占据中心与主导位置的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会被政府认为是更为重要的。虽然我国签署了众多的写有风险预防原则的环境保护国际法律文件，如《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里约宣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宣言》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等，在国际法领域充分表达了对风险预防原则的肯定。但是，考察宪法、环境保护基本法律以及其他环境保护单行法的规定，风险预防原则并没有完成由国际法向我国国内法的转化，不能因此认为风险预防原则已经在我国国内法中确立并适用。当然，也有些级别较低的部门规章，如2001年国务院通过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等，做出风险预防的有关规定。《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是指防范农业转基因生物对人类、动植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构成的危险或者潜在风险。”［17］很明显，该条例不仅对农业转基因技术危害同时也对农业转基因技术风险给予法律规制［18］。但是，因其效力级别较低，不能对《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单行法立法起到指导作用。
2.3《草案》预防风险的规定无法真正实施行政机构如因预防风险采取预防措施，例如环境保护部门为了预防大气污染的风险而行使行政裁量权，令污染企业关停并转、令城市机动车限行，都会带来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导致个人利益受损，如果不能适用风险预防原则，这时就需要行政机构承担较为严格的举证责任，证明采取风险预防措施有确实的科学依据。当以存在风险作为理由施行管理措施的时候，就不能以风险预防原则的核心要素(缺乏科学上的确实证据不能成为拒绝采取预防措施的藉口)免除行政机构为将要采取的管理措施拿出确实证据的责任。风险就意味着由于科学技术的不确定性，行政机构是拿不出确实证据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的。也即，即便规定了风险预防的《草案》顺利通过，成为最新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最终生效，也无法依此真正实施风险的预防管理。因此，作者以风险预防原则未在环境法中确立为由，反对《草案》贸然提出风险预防，建议将“风险”改为“危害”。第五十四条第1款:“……，公布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实行风险管理”建议改为:“……，公布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名录，实行危害管理”，第五十四条第2款:“……，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风险”建议改为“……，排查环境安全隐患，并采取有效措施防范环境危害。”
3环境法需尽早确立风险预防原则
生物防治的定义篇7
[关键词]经济学治安防空理性人假设
犯罪作为一个社会问题，一如有鼠就有猫、有矛就有盾、有阴就有阳，有犯罪就当有犯罪的应对―即治安防控。如同犯罪研究的多视角一样，治安防控的研究自然也可以是多视角的。在此，我们同样以经济学为视角对其进行分析。
一、理性的治安防控者
同“理性的犯罪人”所暗含的意义相同，“理性的治安防控者”这一表述本身就预示着，“理性人”的假设仍然是我们展开分析的前提;因为既然“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而治安防控行为并没能逃脱“人类行为”这一范畴.单位、社会和自然人一样，都会趋利避害。那么，作为治安防控的主体――个人或是单位、社会――被假设为“理性的”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治安防控者是理性的，其寓意如同对“理性的犯罪人”对“人是理性最大化者”的假设所暗示的意义――“人们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即，如果一个人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通过改变其行为就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他就会这样去做”的借鉴一样，当我们把“人们”理解或界定为“治安防控者”的时候，就会得出另一个推论，即:治安防控者会对激励做出反应，如果他的环境发生变化，而他通过防控能增加他的满足，那他就会去防控。
因此，在经济学的意义上，“理性的治安防控者”与“理性的犯罪人”有实质性区别，二者都不过是“理性人”这个“总纲”下具有相对意义的“子目”，表象不同，实质统一;治安防控行为与犯罪行为也没有实质性差别，本质上都是一种经济行为，虽然二者的目的是针锋相对的。
二、防控成本与防控收益
治安防控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这决定了其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成本与收益是两个决定性因素。
1.治安防控成本。治安防控成本指社会为预防犯罪而投入的成本。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治安防控的物质性成本。就像犯罪并不总是“空手套白狼”的活一样，治安防控也不是只说不练的“假把式”，所有的防控措施，即使按照目前公安机关所提的人防、物防、技防的“三防”建设――一定数量的现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有的还可能是巨额资金的投入。这些为预防犯罪所作的物质上的准备，都归入治安防控的物质性成本。
其次，治安防控的精神性成本。治安防控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投入，人们为防控所做的比如思考、规划、计算甚至有些情况下所受的煎熬等等精神性的工作都是一种投入，这些精力、心智等的精神损失当计入治安防控的成本。
再次，治安防控的机会成本。与犯罪的机会成本的寓意相同，治安防控的机会成本意味着人们将资源用于防控而丧失了用于其他方面可能得到的收益。换句话说，治安防控的机会成本的确定“参考”于拥有同样资源投入的另一个经济行为的价值。
最后，治安防控的预期投入成本(也称预期防控成本)。预期防控成本是防控者打算投入的成本或者是能投入的成本，也就是现有资源与被侵害概率的乘积。由于防控者的理性决定了防控者会尽可能的以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的收益，因而，对预期损失的测度将决定防控成本投入的多少。
2.治安防控收益。治安防控收益是指由于防控成本的投入而避免的损失。这种被避免的损失既包括物质性的，也包括精神性的。相对于物质性收益的容易测度，精神性收益是一笔不容易计量的收入，因此，为分析的简便，仅将治安防控收益限定为物质性收益，而将精神性收益忽略不计，尽管它使社会总福利增加了。
治安防控收益的多寡取决于防控成本避免的损失，而防控成本避免的损失的大小取决于人们的预期损失，也就是现有资源与被侵害概率的乘积。
治安防控所要避免的是未来的损失，也即损失尚未发生;同理，治安防控所要取得的收益也是未来的收益，也即收益尚未得到，因而治安防控的收益实质上是一种预期收益，将防控收益称为预期防控收益似更恰当。
三、防控成本与防控收益之比较分析
由于犯罪者与防控者的“理性”统一性和犯罪行为与防控行为的“经济”统一性，犯罪模型完全可以套用过来用以解释治安防控行为，即:治安防控的预期收益超过其预期成本。为了在使用情境上与犯罪模型区别开来，我们姑且称之为治安防控模型。
治安防控模型对防控行为条件的概括意味着，在治安防控者的“理性”中，当既得利益大于既付代价时防控者才会积极作为。这寓意着:首先，当防控者认为其预期收益大于其预期成本时，防控者将会采取防控措施以阻止不法侵害;并且随着预期收益越大，防控者投入防控资本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其次，当防控者认为其预期收益小于其预期成本时，其投入防控资本的可能性就比较小，而且预期收益越小越不可能进行投资。再次，当犯罪人认为其预期收益相当于其预期成本时，防控者可能对犯罪防控抱无所谓的态度。
由于预期成本和预期收益都取决于预期损失，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预期损失又取决于侵害发生的概率，因而，侵害几率会对防控者产生激励，也就是说，侵害――比如说被盗――的次数的多少会较价值的多少更能对防控者产生影响，这一点同“概率的改变比刑罚的改变，对于违法行为的数量有更大的影响”是一致的，因为这是“一个人类行为共同的一般性特征”。
治安防控模型还隐示了一个与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及其相关的变量:时限，也就是在多长的时段内去计算预期收益与预期成本。防控措施并不是一次性消费产品，防控者更不会去追求一次性消费，在防控者看来，防控资源发挥作用越长久越好，时间越长，收益越高，成本则相对越低。在同样的防控效果和同样的价格下，一套能正常使用5年的技防产品肯定要比使用3年的销路好，而在同样使用年限的情况下，防控效果和价格是决定防控者是否为此付钱的关键性因素。
参考文献:
生物防治的定义篇8
与上述行为类似的更不胜枚举：以“政治任务”的名义去公款追星，修建大而无用的广场，强迫干部群众买房、购物、捐献、集资，强行拆迁……
由特地强调的“政治任务”的话，可以推测，各地的官员将非法征地以及强迫干部群众融资等行为要么真的当作了“政治任务”；要么想当然的以为任何非法的勾当披上了“政治任务”的外衣就显得非常神圣、非常正确、符合法律的规定或者足以对抗法律。
何谓“政治任务”？我们先分别来看“政治”和“任务”的含义。“政治”指政府、政党、集团或个人在国家事务方面的活动或治理国家施行的措施。“任务”指交派的工作。因此，“政治任务”，简单的讲，是政府、政党、集团或个人为了实现治理国家、实现政党、集团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做的工作。
所以，非法征地以及强迫干部群众融资等上述非法行为不能认为是“政治行为”。各地的官员将“政治任务”当作一个箩筐或遮羞布，以“政治任务”的名义建设政绩工程，以“政治任务”的名义逾越、践踏法律，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退后一万步讲，即使实施上述行为是完成真正的“政治任务”，也不能违背法律的规定而为所欲为。
另外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还经常看到把某一项特别是紧急性或临时性任务称为“政治任务”，比如“防治污染”、“保护文物”、“关心教育”、“房屋拆迁”、“抗洪”、“献血”、“防震抗灾”、“抗击禽流感”、“抗击非典”、“安置复员退伍军人”等。准确地讲，以上都不是“政治任务”而是法律（此处的法律是广义上的法律）赋予政府或公民的职责。“防治污染”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环境法，“保护文物”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关心教育”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房屋拆迁”是依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抗洪”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献血”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防震抗灾”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防治禽流感”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抗击非典”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安置复员退伍军人”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不过或许是出于“政治任务”至上的考虑，地方或部门领导也可能的确是为实现一个合法、合理的目的，却首先不是考虑如何依法行政，而是运用所谓落实“政治任务”的方式，肆意采取违法的途径来开展工作。自以为目的正确或合法，手段和程序一定也是合法的，认为“政治任务”是抗拒法律的“护身符”。
然而，“政治任务”无论如何不意味着舍弃民主，不意味着可以不遵守法律，也不意味着可以不承担责任而肆意妄为！
民主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题中之义，制订、落实“政治任务”理应发扬民主而不是压制、取消民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五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
生物防治的定义篇9
关键词：林业资源；病虫害防治；技术；方法
病虫害是阻碍林业产业长远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对经济与技术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当发现森林中有病虫害现象出现时间，一定要及时对其进行治理，有效防止病虫害进一步蔓延对森林生长造成严重影响，将病虫害对森林的影响降到最低，真正发挥林业产业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病虫害防治工作是现阶段林业部门以及相关工作人员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运用先进的技术是解决病虫害的有效手段。
1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中的技术问题
我国不断在对病虫害防治工作进行改革与优化，但在实际运行过程还是存在诸多问题，该项工作不能发挥其真正的作用与意义。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很多种，对病虫害防治工作认识重视程度不够、防治水平较低等都是其中重要原因。下面我们对其进行仔细分析。
1.1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重视程度不够
我国林业建设起步较晚，发展也较为缓慢，导致多数林业建设没有对科学技术与设备进行充分运用，病虫害发生时也不能传统的技术不能对病虫害进行有效的质量。林业部门以及相关工作人员没有对病虫害防治工作进行充分的认识，没有提高对该项工作的重视程度也是导致病虫害没能得到有效治理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当有病虫害发生时，一定要及时的采取有效的措施以及方法对其进行治理，防止其危害面积进一步扩大，这对林业产业的长远健康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1.2林业病虫害防治人员缺少相关的工作经验
当今社会科技发展迅速，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信息设备被广泛的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传统的技术已经不能符合时展与需要，对病虫害防治工作没有帮助。林业部门以及相关工作人员应对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利用，结合实际情况对病虫害进行有效的治理。现阶段我国林业资源管理人员多数以林农为主，这部分人员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专业的技术水平，在实际进行病虫害管理管理工作时主要依靠多年的工作经验，这对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顺利进行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应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提高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效果。林业资源病虫害防治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与技术性，这对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提出新的要求与挑战，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具有相应的技术水平与丰富的工作经验。病虫害具有一定的复杂性，需要丰富的工作经验才能对其进行有效的辨别。现阶段相关人员主要在经验方面有所欠缺，这种现象对病虫害防治工作的工作质量与工作效率都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不利于林业工程的建设与发展。
1.3病虫害防治技术需要进一步提高
防治技术水平较低是影响病虫害防治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在林业工程建设方面缺少一定的研究，导致相关技术水平不高，这是病虫害防治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相关部门以及工作人员一定要提高对该项工作的重视程度，积极的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根据长期的实践对防治工作进行总结，对病虫害防治工作的技术水平进行有效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有重要意义。
2林业病虫害防治技术和方法探究
现阶段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存在各种问题，不仅对林业资源自身发展有不利影响，还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起消极作用。因此在实际进行病虫害防治工作时，应及时对有效手段以及方法进行利用，增加对该项工作的重视程度，对林业管理人员的技术水平进行有效提高。
2.1正确认识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
要想做好林业病虫害防治工作，保证林木的健康正常生长，首先就要转变林业管理理念，使所有的林业管理单位都重视病虫害防治工作，并在日常工作管理中，加强对病虫害发生的关注力度，积极做好防治工作。尤其是在一些种植面积较大的林业生产地，病虫害发生的几率更高，且种类和数量都相对更多，更应该给与高度重视和关注，对于潜在的病虫害因素做出及时有效的处理。
2.2积极采用无公害技术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
目前受气候环境的变化影响，林业中发生病虫害的次数逐渐增多，对树木的破坏性也越来越大。但是若单纯的采用药物治理，也会对树木的正常生长产生一定影响。为此，笔者在此积极倡导采用无公害技术来度林业病虫害进行防治。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2.2.1做好林业病虫害的预防工作。林业病虫害的预防工作可以有效地减少病虫害的发病率，促进林业生产。很多病虫害之所以对林业生产造成比较严重的影响，与病虫害的预防工作不到位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在林业生产的过程中，管理人员需要做好育苗，造林，抚育管理，封山育林等工作，更好地确保林业生产正常进行。在育苗的过程中要适当的选择比较合适的苗圃，避免一些比较低湿的地方，减少苗枯病的产生。同时在进行育苗的过程中需要对苗圃进行轮流作业，避免一些虫害的产生，及时对苗圃进行翻土施肥等工作，确保育苗顺利进行，尽量减少虫害产生的可能性，更好地保障林业生产。在抚育管理的过程中要做好施肥和除草工作，同时还需要及时修剪枝叶，及时修剪一些患病的枝叶，防治虫害的蔓延，保障抚育管理工作的质量。封山育林过程中需要选择合适的地理位置，保障植被的恢复，保障生物多样性，提高森林的生态效益。2.2.2利用生物防治林业病虫害。生物防治病虫害主要是利用生物来消灭病虫害的一种病虫害防治方法。生物防治病虫害对于林业生产的作用十分显著，不仅仅可以有效地防治病虫害同时还可降低林业病虫害防治的成本。生物防治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利用昆虫天敌防治病虫害。昆虫天敌防治病虫害是比较常见的方法，可以在森林中引进一些天敌昆虫，可以有效地控制病虫害，不仅仅可以减少林业病虫害同时还可以维持生态平衡，促进林业生产正常进行。二是利用一些益鸟防治。森林中的一些鸟类以害虫为主食，因此可以借助鸟类防治病虫害，啄木鸟是比较常见的防治病虫害的益鸟，除此之外还有灰喜鹊，山雀等，可以通过建立鸟巢等方式引进益鸟帮助进行病虫害的防治。三是利用微生物防治。一些微生物也可以用来防治病虫害，比如细菌，病毒等，白僵菌可以防治马尾松毛虫等等，利用微生物进行病虫害的防治对于林业的发展也起到了比较好的效果。
在当前的林业生产过程中，有关病虫害防治技术的问题还依然存在，还需要我们在生产中不断的总结经验，积极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加强对病虫害防治工作的重视，提高林业管理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只有全面做好林业病虫害的预防工作，才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病虫害对林业造成的危害，而只有提高治理病虫害的技术水平，才能使减少危害，降低损失。
作者:耿立民单位:苇河林业局
参考文献
生物防治的定义篇10
虫害防治技术，主要针对林区的病虫害采用有效的防治措施，对虫害进行有效地控制，并且进行消灭，从而减少虫害对林业发展的影响。所以，在进行林业管理的过程中，需要对各种具有较大危害性的林区虫害进行充分的了解，同时制定系统化的纺织准则以及操作程序，并且制定相关的紧急方案，通过信息系统的利用来掌握虫害的现场情况，进行快速的定位以及有效的控制。相关的部门应当科学合理的利用虫害防治技术，有效地控制和消灭林区虫害。对于林业管理而言，虫害防治技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必须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
二、林业管理中病虫害防治技术
林驱虫害的发生是导致林区出现大面积毁灭以及林木受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导致林区林木种类失去平衡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必须通过病虫害防治技术来对林业病虫害进行有效的防治。在对虫害进行控制与防治的过程中，需要对冲害的发生规律以及危害程度以及相关防治措施进行全面的了解，从而真正有效的保护林区，促进林区的可持续发展。在林区虫害之中，松材线虫病是常见的一种病虫害。本文主要以松材线虫病作为案例进行分析。
（一）松材线虫病的危害程度
松材线虫病，主要发生在松树上，该种病虫害对松树的生长造成了严重的危害，甚至导致松树慢慢死亡，同时该种病虫害具有危害程度高、危害速度快以及预防困难等特点。主要的传播途径在于松褐天牛，一旦松树被侵入该种虫病害，就会导致松树的叶子慢慢失去光泽，也对蒸腾作用造成了影响，松树的针叶慢慢出现黄色以及红褐色，而且松针叶在当年不会脱落，直到随着树脂的减少而逐渐干枯而死。松材线虫病的主要症状必须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深入的了解该病虫害的生长习性以及生活习性，从而制定科学合理的防治方案，务必有效的降低该种病虫害的危害性。
（二）松材线虫病的生长规律
通常情况下，松材线虫病的发生季节在每年的5月份-10月份，在高温季节之前，正处于松材线虫病侵害的时期，当气温逐渐升高的时候，该种病虫害所引发的松树病慢慢显示出来，一般10月份发病最为明显，松树开始出现死亡的情况。当月温度上升到20-25摄氏度的时候，病害的扩散最为严重。由此可见，该种病害情况在温度比较高、海拔比较低、环境比较干燥的地区具有较高的发生率，病害程度也更为严重。
（三）如何防治林区松材线虫病害
1.加强病虫害的动态监测与控制
充分利用信息化控制系统对林区病虫害进行定位，并进行范围的划分，科学合理的建立起动态监测控制点，在每年的10月份尤其加强对松材线虫病的调查以及数据更新，对松材线虫病所引起的林区灾害进行详细的调查与分析，包括了具体扩散的面积以及病死的棵树等等各个方面的轻狂，同时通过动态监测报告制度的建立来为实时动态监管的实现以及综合防治措施的制定奠定牢固的基础。
2.强化林区的病虫害管理
对林区管理进行强化主要是为了严格的控制病死植株转移的发生，在病死植株上存在着许多虫卵、幼虫、成虫，容易导致疫情再次扩散，甚至成为传染的源头。然而，病死植株与林区权益所有者具有着直接的关系，为了减少林区权益所有者的经济损失，控制病虫害的传播与扩散，相关部门统一通过相应的补偿，对林区权益所有者的损失进行弥补。所以，在管理病死植株的过程中，必须严格控制与管理病木材的各个环节的工作内容，包括了运输环节、撤销环节、处理关环节等等，严格禁止非法经营与贩卖病死木材以及其木质包装材料。在运输病死植株的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所规定的路线以及时间由专门的人员负责运输，运到指定的地方进行统一处理。在病死植株核销的过程中，应当根据相关的调查报告以及实际情况进行核销，同时根据核销的单据来为林区权益所有者进行补贴。此外，病死植株必须予以全程的监督与管理，并要求在所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禁止出现病死木材丢失的情况。
3.生物防治措施
生物防治措施属于一种生态防治措施，主要利用害虫的天敌来对害虫进行消灭的措施。在实施该种防治措施的过程中，不会使用任何化学农药，具有无污染性的优点。同时，该种防治措施可以通过对各种胜诉激素以及其他生物提取物来通过物理、化学的手段来影响害虫的生育特性，从而达到根治病虫害的目的。
4.化学防治措施
通过各种人工手段来把化学药品散布在林区病虫害的范围，从而对林区虫害进行有效地防治与消灭。该种防治措施所使用的化学药物来自于多方面，主要包括了生物、单个种类的天然物质以及天然物质的混合物。
5.物理防治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