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渡时期的土地政策篇1
关键词城建征地拆迁安置房建议
abstract:Forcollectivelandthehouses,moreandmoregetfromthecentraltolocalgovernmentleadersatalllevels,andthesocialfromallwalksoflife,themediaattentionofpublicopinion.nanjingcollectivelandhousedismantlementofhousesinprinciplebydistrictgovernmentwithintheirjurisdictioninaccordingtothe"relativecameneartothe"principle,accordingtotheoverallurbanplanning,responsibleforbuilding,supplyandmanagement;Reallyduetothereasonssuchasplanning,landtotheconstructionofspanned,mustbesubmittedtotheapprovalbythemunicipalgovernment.Becausetherecentyearsnanjingurbandevelopment,thequickeningoftheprocessofallsortsofinfrastructure,thepeople'slivelihoodinprojectconstruction,collectivelandCaQianLiangrapidlyrising,thesupplyofhousesappearedrelativelylagsbehind.thisarticlecollectivelandinnanjing,thehousedismantlementextendedbyofthepresentsituation,thetransitioncontradiction,theconsequences,andthereasonsisexpounded,andaccordingtotheresearchresultsandactualconcrete,andputsforwardrelatedSuggestionsfeasiblecountermeasures.
Keywords:urbanconstruction,landexpropriation,relocationroom,Suggestions
中图分类号：U4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快速推进，我市城乡建设发生了显著变化，各类建设在带来巨大征地拆迁量同时，用于安置被拆迁群众的各类经济经济适用房、拆迁安置房需求也持续增大。宁政发2007[61]号文实施以来，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在安置房建设供应、被拆迁户过渡等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矛盾，引发部分被拆迁群众不满，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对其进行思考的时候了。
一、超期过渡的基本情况
根据宁价房[2004]61号、宁国土资[2004]92号和宁国土资[2006]287号文件规定，拆迁实施单位在与被拆迁人签订补偿安置协议中需规定拆迁安置房交付期限，一般为2年，超过2年的，即为超期过渡。
据初步统计，截止2011年底，自2007年5月至2011年12月仅四年半的时间，全市征地房屋的拆迁项目总数为158个，拆迁总面积达1314万平方米，其中涉及被拆迁需要安置的农户共需要安置农户计28545户，实际上解决安置的占到42%。其中，按约如期安置户占总被拆迁户的28%，而超期的占到了34%。
二、超期过渡引发的相关问题及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产生的问题。由于安置房的超期过渡的存在，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与纠纷，归纳起来主要是以下六个的问题：
一是超期过渡费计算问题。目前安置被拆迁群众的经济适用房基本是高层建筑，建设周期相对较长，加上建设中的一些不可预期因素，拆迁安置房的建设时间普遍拖延，造成承诺的交付期或拆迁过渡期无法兑现。
二是计息计算问题。根据“宁政发[2010]263号”文的有关规定，从2011年1月1日起，拆迁安置房申购款利息大于一年（含一年）的按银行同期定期存款利率计算。目前，已经存在了跨期利息如何支付、超期利息由谁支付的问题。
三是拆迁安置房差价问题。南京市的拆迁安置房管理办法规定，征地房屋拆迁安置房价格由市物价部门核定，由于有的项目核定价格确定时间相对滞后，给拆迁实施过程中拆迁资金的结算、支付、审计带来一定的困难，影响到拆迁户及时安置。
四是新老政策标准衔接问题。2010年，考虑到经济发展与物价上涨因素，结合本市的具体情况，南京市出台并开始执行“宁政发[2010]263号”文件标准。其中，新老政策在拆迁过渡费用的补偿中采用了不同的计算方法，导致了跨期项目超期补偿的标准难以规范统一。
五是拆迁成本控制问题。在重点拆迁工程和市属重点建设项目在拆迁中，拆迁体量庞大，融资渠道单一；超期过渡费和利息难以进入拆迁成本；安置房的建设方因供地、资金的滞后无法按期启动，超期过渡的资金没有政策支撑而无法兑现支付。
六是社会稳定问题。目前，安置房超期过渡的各种案件逐步增多，就江南八区而言，07年以来该类问题涉及到了34个项目，占项目总数的21.52%，涉及到了353人次。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之所以产生上述问题，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我们的政府、拆迁人、建设单位、设计单位、以及拆迁实施单位，主要原因有四：
过渡时期的土地政策篇2
关键词：农村地权，政府地权，农民地权
一、我国农村地权主客体的界定
拥有地权意味着拥用对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买卖权、抵押权和继承权。地权的这些组成部分分割给两个所有者，占有其中50%以上权力的所有者则成为地权主体，占有其中50%以下权力的所有者则为地权的客体。从我国的目前情况来看，对于土地的买卖权、抵押权和继承权无从谈起，地权中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也不具有完整意义。正在使用土地并不意味着就对土地有着使用权。正常的使用权是受到合约的保护的，土地合约规定土地使用权的期限以及土地使用者取得此种权利所应该承担的义务(交纳地租)。可见拥用使用权的农民在土地合约的期限内只要他履行了义务，土地所有者就不能收回土地，赶走农民。而农民在此期间可以自由使用土地，如租给他人耕作等。无论自己经营还是转租他人，农民可在此间获益，实现收益权。我国《土地法》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30年”，但同时又规定“在土地承包经营期限内，对个别承包经营者之间承包的土地进行适当调整”。这就成了很多人在农民30年经营土地的期限内征地、圈地，从而剥夺了农民本该拥有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的依据。政府拥有地权的绝大部分，农民只占地权的极小部分，即使这一小部分也是不能保障的。可见，当前农村地权的主体是政府，客体是农民。
二、我国农村地权让渡的必然性及渐进性
(一)地权让渡的必然性
农民拥有地权意味着拥用对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买卖权、抵押权和继承权。它会极大地激发农民的热情，努力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没有地权意味着农民没有对土地的长远预期效益，必然导致生产效率下降，农村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纵观我国半个世纪以来的三种土地政策，可以概括为“农民所有、家庭经营的制度农民满意度最高；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制度满意度最差；集体所有、家庭经营的制度，喜忧参半。”“从它们给农民带来的利益来说，农民得益于前者，受害于中者，徘徊困惑于后者。”不难看出地权对农民的重要性，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趋势是城市化，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也是我们所希望见的。其间所产生的大量土地用于城市化的情况亦属正常。一般而言，城市化的核心应该是失地人的城市化，但目前我国失地的速度明显快于失地农民城市化的速度。集中体现为失地补偿不到位，失地保障无从谈起。农民一旦失地，就缺少了必要的生存保障。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必然要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吗?当然不是。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尤其不是。那么为什么还会出现如上的情况呢?这是源于地权拥有者对经济发展中利益分配的错位思考。正如上面所言，城市化是以农民的城市化为标志的，而非以土地的城市化为标志。正是利益分配的错位，本来应该给农民的利益却被其它利益集团或其他个人无偿占有了，从而导致了本来同步的土地城市化和农民城市化出现了严重的错位。究其根源，不外乎农民对土地没有话语权，亦即没有地权。没有地权就必然导致农民在市场中的“低位”，这也是许多人“圈地”时之所以能够错位分配利益的根本所在。农民成了这一经济链上最薄弱的环节。这样一种情况下，出现农民生存条件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相逆的局面就不足为怪了。归还土地的所有权给农民应该是解决这一“错位”的关键。
另外，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以工补农”的历史阶段来看，目前是实现农村土地制度转变的最佳契机和必然阶段。
历史与现实及经济发展的趋势表明：地权的让渡是保证农民利益、促进经济进步的必然。
“决定所有权最优配置的总原则是：对资产平均收入影响倾向更大的一方，得到剩余的份额也应当更大。”这意味着土地产生的净收入归谁所有取决于关于土地的权利的事前界定。由于作为地权主体的政府对地权的收入有绝对的影响力，所以土地收益中的大部分必然归其所有，而农民作为无权客体没有资格参与收入的配置。当矛盾出现时，地权主体(政府)力图通过调整政策保障客体的利益，但无论是2004年的“土地新政”、“土地革命”、“8.13大限”还是后来的“调整‘补偿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官商勾结损害国家利益，但只是改变了开发商与国家的利益分配模式，并未改变农民利益受损的现实。其原因在于这些行为都是地权所有者的内部行为。
为何内部行为就不会使真正的利益主体受益呢?作为地权的一个寻租者，政府有为它自己谋租的冲动，即使由于农民问题因土地而严重，但政府由于不可能在产权演变过程中让自己的寻租边际增量为负，所以农民利益不可能得到根本的保证。与此相反，农民由于没有寻租的资格，虽有谋租的冲动，但却无法实现。要改变现状必须让农民具有对话的资格与相应的地位，这样农民可以与政府进行博弈，从而获得相应的土地收益。
目前，地权的分配方式实际上是政府对地权的不同部分做出的分配，本来使用权归农民这种地权的分割可以使农民对地权有一定的约束力，应该促进土地资源价值优化。但由于其无法保证，使得这种约束演变为政府绕过价格机制而随意分配土地资源、“攫取”土地价值的一种方式。
经济理论也证明不转变地权的主客体角色，农民不能成为完整意义上的地权主体，就不可能让地权的约束机制发挥作用，不可能实现土地资源价值最大化，就不可能改变农民利益受损的现状。
(二)地权让渡的渐进性
就现实情况而言，一下子实现地权让渡的可能性不大，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行的。任何一种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会因信息的不完备而变得缓慢，其交易成本的存在就已经决定了它必然存在路径依赖。而对于我国的土地产权制度问题，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其变迁过程中对原来运行方式的依赖更为严重，决策的做出就更为艰难。因而，对土地制度变迁过程的研究就成为地权问题的核心。随着新信息获得，土地这种资产的潜在有用性被拥有各种技能的人发现，并且通过交换他们关于这些有用性的权利而实现土地有用性的最大价值。每一次交换都改变着土地产权的界定。这意味着在此逻辑起点上的土地产权的调整是一个不断演进、不断改进从而实现最优化的长期过程。无独有偶，杜润生老先生在其《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纪实》中用中国“包产到户”这一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产权形式得到承认的历史过程证实这一点。
三、地权让渡的内涵及路径
(一)地权让渡的内涵
对于农民来说，其供给是不完全受市场价格限制的，所以其土地的供给曲线与市场条件下的供给曲线是不相同的。此时的供给曲线是地权在政府控制下农民的供给曲线。正常的市场供给曲线是由价格决定的，如图1(a)所示。由于地权的主体是政府，所以就出现了垄断的局面，政府对土地的最高征用价格(假定其价格是合乎市场规律的)做了限定。所以如图1(b)所示，最高征用价格pmaX下，供给曲线于点a处折弯，成为一条直线，即价格的增长不再对土地的供给起作用。直线部分的供给是农民完全被动的供给，其存在是由于此价格是农民必须“出售”的价格。在最高征用价格之下，如图1(b)所示，供给曲线的斜线部分是完全按照市场规律在起作用，但即使在这一部分，同样由于地权不在农民手中，使得农民控制地价的能力大打折扣，相反政府控制能力远远强于农民。这就使得曲线的这一部分发生如图1(c)中的变化，由于没有最低限价，因而o点并不发生变化，而oa部分却比(b)中要平缓得多了，土地的供给弹性变得非常大，直至价格为pmaX。也就是说，政府可能用较小的价格变动获得较多的农民土地。所以在市场价格下，我们在不考虑土地稀缺性得到的农民对政府的土地供给的曲线应该是图1(c)所示的那样。
农民的土地供给是这样的，那么政府对土地的需求曲线是什么样的呢?从上面农民对政府的土地供给曲线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农民的供给基本上是受制于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制造”了农民的供给曲线，所以说农民的供给曲线就等于政府的需求曲线(如图2所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oa部分需求曲线向上倾斜的情况呢?是因为政府的土地需求是根据市场需求转而向农民的需求，所以当面对市场需求时，这一政府对农民的需求曲线就变成市场供给曲线。所以就出现了虽然价格上升但需求(实际上是政府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而增加的供给)也上升的情况。
由此可见，由于政府需求者与供给者的双重身份，农民对政府的土地供给曲线与政府对农民需求曲线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由于上述得出农民对政府供给曲线的原因，政府可以用较低的价格获得土地。
而当政府以土地供应者的身份面对市场需求的时候，政府又会以卖方垄断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中。因而就会出现如图3所示的情况。图3说明，图2中的需求曲线D随着政府由需求者转为供给者而转为供给曲线S，其形状也发生变化。主要有以下两点：一是图2中a点右边的供给曲线因市场价格的影响(最高限价下也是有利可图的：按耕地被征前若干年庄稼的价值来确定补偿被征土地的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去甚远。)不再是水平的，而向右向上方倾斜；二是由于土地的稀缺和政府的控制而使得供给曲线S更陡峭，其弹性远远低于图2中曲线D中oa那一段的弹性。另外由于政府具有对土地的控制权，所以土地价格不可能停留在市场出清的价格p上，会上升至B点，价格达到p1，此时需求大于供给。
我们将进入市场后的土地价格与政府从农民那里购得的价格相比较，就会发现拥有地权的真正价值所在。我们将图2中的D曲线和图3中的S曲线在同一图中显示出来，然后加以观察(如图4)。
图4中，市场需求曲线Dm和市场供给曲线即政府的供给曲线Sm的交点是市场出清，由图3我们知道土地的市场价格是要高于市场出清价格的。我们以a点和C点为例，来观察政府拥有地权的获利情况。在a点，市场供给的土地数量为L1，其市场价格为pL1，而政府从农民那里获得这些土地的价格仅为pL11，其所获利益为L1×(pL1-pL11)；对于C点而言，政府获益为L2×(pL2-pL22)。不难发现，地权为政府创造了丰厚的利益。另外，市场需求曲线越是缺乏弹性，地权主体获利越大。
假如地权归农民，图4中的Dg曲线就会消失，农民利益就会得到充分地保证。所以，是利益限制了地权的让渡。地权让渡的实质是让渡利益。这样看来，如果实现了利益的让渡，即使地权不归农民，也是无关紧要的。但事实和理论证明没有地权的让渡，就不可能保证利益让渡的长效性。为长期保证农民利益，就必须实现地权让渡。不过由于地权让渡过程的长期性，地权让渡在其运行过程中表现为利益的逐渐让渡。利益变化是整个让渡的运行过程是否正确合理的主要指标。
(二)地权让渡的路径
在农民利益至上这一根本目标确定之后，农民的权利主体地位就必须得到确认，否则农民权益不可能得到保证。所以地权必须实现由“政府地权”到“农民地权”的让渡。而无论是地权归农之前还是之后，都要通过分割地权来最优化土地价值，但地权分割后必须很好的对地权不同部分的所有者加以约束。约束的程度直接影响利益的分配。据此可将我国地权让渡分为“约束松散的政府地权”、“约束紧密的政府地权”、“约束松散的农民地权”、“约束紧密的农民地权”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是顺序发生的，不可逆。四个阶段中农民与政府间地权的动态变化如图5。
图5表明，(1)在整个地权让渡的过程中，农民地权比例逐渐上升，政府地权比例逐渐下降。(2)如图5所示，ot1表示“约束松散的政府地权”阶段，这一阶段，政府对地权具有绝对控制权；t1t2表示“约束紧密的政府地权”，这一阶段政府控制能力相对较弱，但仍以政府为主；B点是政府与农民地权均衡点，此时地权的让渡有质的变化，此点以后农民取代政府成为地权的主体；t2t3表示“约束松散的农民地权”，这一阶段农民有控制能力，但较弱；t3以后表示“约束紧密的农民地权”，此阶段农民对地权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3)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政府地权让渡给农民的比例较多，B点后和第三阶段政府地权让渡给农民的比例较小，第四阶段让渡基本停止。(4)前两个阶段政府与农民权力比例相差很多，至第四阶段二者地权所占比例之差相对小得多。
地权让渡的具体路径
1.“约束松散的政府地权”
“约束松散的政府地权”即如图4所示，政府作为地权拥有者缺乏必要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占有因拥有地权而获得的土地收益的大部分。农民只是在有限的使用权范围内对地权主体有所约束。因而利益由主体到客体的让渡比例很小。oa线很平缓，且从原点开始，意味着有时对农民的土地征用是没有代价的，农民的讨价还价能力很弱。a点后水平是因为政府在无约束情况下而给定了土地价格，其价格不受市场影响。从而地权主体获得了高利益并实现了土地利益于主体各组织内部的配置。
2.“约束紧密的政府地权”
“约束紧密的政府地权”这一环节是地权让渡的关键，此阶段政府的地权得到了农民的必要约束，要实现地权由“约束松散的政府地权”到“约束紧密的政府地权”的让渡，要求政府对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充分认定，并逐步让渡收益权、买卖权、抵押权和继承权等地权的基本属性。其中每一项属性权利的让渡也是逐渐完成的，由一个从政府完全限制到逐步取消限制的过程。每一个过程都是通过价格指导下利益让渡来实现的。其变化过程由图5做出了解释。
图6(a)表明，政府对征地最高补偿价格做了调整，由原来的pmaX升为pmaX1，同时设置了征地最低补偿价格pmin。新的政府需求曲线为Dg1，我们以a点为例来看地权主体如何通过让渡利益来实现权力让渡。a点土地L1的征用价格由原来的pmaX(上升为pmaX1，从而政府让渡给农民的利益为(pmaX1-pmaX)×L1，逐渐接近市场价格pLi，实现了地权的部分让渡。但地权主体仍有(pL1-pmaX1)×L1的利益。图6(b)的情况要复杂些了。在图6(a)的基础上，政府再次提高了最低价格至pmin1同时对最高补偿价格做了分层处理，使最高补偿部分也变成了向上倾斜的曲线，也就是就依据具体情况有不同的最高补偿价格，可以是因区域而异的，如pmaX2和pmaX3可以理解为二个不同区域的最高补偿价格；政府可以使最高限价分得更细，也就是曲线弹性更小，更陡峭。同时加强了农民的讨价还价能力，使得最高补偿价格下面的曲线更陡峭，更缺少弹性，图6(b)中由a1点左上至a11点。这两个变化表明政府不断弱化最高补偿价的影响力，强化农民自身的影响力。利益在图6(a)的基础上再次让渡，以a点为例，让渡的利益为(pmaX3-pmaX1)×L1，此时农民被征用的土地价格越来越接近市场价格pL1。这一利益让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府不断让渡土地使用权、收益权、买卖权、抵押权和继承权等基本权利的过程。地权由“约束松散的政府地权”过渡到“约束紧密的政府地权”。
但此阶段笔者认为政府对地权的控制还是在50%以上的，只有当其控制力低于50%，地权的让渡将出现一个实质性的阶段，即地权的主客体已经悄然易位，农民由于对地权的控制超过50%而成为地权主体。
3.“约束松散的农民地权”
农民成为地权的主体并不意味着土地资源的价值最大化。因为实现土地资源的价值最大化需要对地权主客体的职能分工做出非常清楚的界定，还要能够保证各自的职能得到落实。也就是说让农民地权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这一过程也是缓慢的。笔者认为，其经历的过程可分为“约束松散的农民地权”和“约束紧密的农民地权”两个阶段。
像地权完全在政府手中土地的价值并未实现最优化的时候一样，地权中的各种权力完全让渡给农民，也会出现相同的情况。正如巴泽尔所言：“商品的各种属性统统归同一个人所有并不一定最有效率。因此，有时人们会把某一商品的各种属性的所有权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基于这种考虑，政府在完成地权的主客体的转换之后，会适当地保留地权中的一部分，从而在必要时让农民地权具有约束力，这也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但在分权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会存在地权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侵蚀”和部分地权利益的“流失”，“约束松散的农民地权”就会出现。
进一步讲，“约束松散的农民地权”产生的原因会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农民所拥有的地权和政府所拥有的地权间界限不清，农民地权分割后由于未能对分给各自的地权做出排他性的规定，政府因其原来的“权力惯性”而“侵蚀”农民地权，攫取利益；二是来自政府和农民对自身地权处置不当。农民会因自身的信息问题造成土地价值的“流失”，政府中实际操作者会因个人利益和组织的局部利益驱动而使土地价值“流失”。这就需要地权中各种权力细节应该处在不断调整的动态变化当中，直至达到最优状态，即产权演进过程中理论上的均衡状态(没有人愿意偏离这个状态)。这个状态指：“对每个潜在的寻租者而言，寻租的边际成本等于该寻租者在其已享有的权利下能够得到的租的边际增量。”这一阶段在利益上表现为地权获利于农民和政府、农民和市场、政府和市场间不断流转，相对于农民和国家的利益而言，这种地权分割后的执行不利会出现无谓损失。图6显示了此种情况。
图7(a)表明了“约束松散的农民地权”导致土地资源浪费的情况。由政府和农民组成的供给曲线Spg由于上述的原因而趋于平缓，弹性增大，由Spg向下移至Spg1，形成新的供给曲线。表明土地市场上局部均衡点下移，由D移至正点。均衡价格从p下降至p1，从而限制了土地价值最大化，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图7(b)则表明厂“约束松散的农民地权”导致土地资源浪费的具体过程。对于土地L，当农民以p1的价格出让土地时，其市场价格为p，而paBp1就是由农民对自已所拥有的地权部分处置不当造成的损失；同样，政府中实际操作者利用手中的部分地权而定的价格为p2，市场价格为p，paCp2就是政府对自己所拥有的地权部分处置不当造成的；当政府将土地定价为p1时，农民定价为p2，如果最后选择的价格为p2，则是农民“侵蚀”了政府的地权，会多增加损失p1BCp2；相反，如果农民将土地定价为p1时，政府定价为p2，如果最后选择的价格为p2，则是政府“侵蚀”了农民的地权，会多增加损失p1BCp2。可见，由于农民与政府自身对地权把握失度及二者相互侵权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浪费。而这一切的发生均是由于地权分割后对地权不同部分所有者的约束不当造成的。
4.“约束紧密的农民地权”
根据图7，我们还可观察这一地权让渡的最后阶段的形成过程。其形成机理与第三阶段类似，只是方向相反。在图7(a)中，新的供给曲线上升至Spg2，变得陡峭，弹性减小。土地市场上的局部均衡点由正点向F点移动，价格由p1上升为p2。也就是说，由于权利的不同部分约束清楚，地权的分割逐渐促进了土地价值的最大化，逐步实现地权演进过程在理论上的均衡状态。图7(b)中则具体体现了这一演进过程，其中价格p1和p2由于地权分割后对地权所有者的约束得当会向上朝p上升，土地资源的损失逐渐减少，直到价格为p，土地价值最大化。即达到地权让渡的最后阶段-“约束紧密的农民地权”。
通过分析地权让渡的四个阶段，我们可知地权让渡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府与农民不断博弈，直至最佳的过程。这种博弈在“约束松散的农民地权”朝“约束紧密的农民地权”发展的过程中表现的尤其明显。
四、地权让渡的具体措施
(一)“约束松散的政府地权”阶段到“约束紧密的政府地权”阶段的措施
这一阶段的主要措施有：一是在法律制度的制定和改进上其措辞要更利于农民的实际利益的获得，比如可以在征地补偿上设置更高的上限，并且设置下限，不断提高下限，逐渐取消上限。在其过程中可根据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对上限与下限实行区别对待，实行“补偿价格歧视”。让农民地权上的收益有更明确的法律保证。二是加快政府组织机构的改革：禁止政府相关部门、相关人员参与土地的“中间交易”，弱化政府在农民和市场之间“二传手”的角色，减少相关人员从中谋利的机会；成立指导农民与市场直接接轨的机构，从而强化政府的指导职能。三是建立除了现行的一次性补偿征地制度外，努力推进“年收益补偿制度”，即土地被征用后，农民要在土地用作商业活动后每年的实际收益中收取相关比例的利益，这样才能保证农民获得较持久的利益保障。四是政府出资建立农民以土地入股的过渡性的非营利性土地银行，在农民和土地银行间建立“委托一”关系。土地银行要逐步取代政府在土地上的大部分职能，完成“业务”转移。允许农民将土地作为资产进行抵押、借贷等各种有关土地的交易活动。一旦地权的让渡完成，土地银行可以改为商业性银行。其作用是帮助农民完成土地资源的更合理的配置，保证农民地权利益的实现。五是对于“出于公共利益需要”的土地占用，依据公共选择程序，加强听证会制度，规划部门充分听取各界意见，尊重利益相关者的意志，然后决定是否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六是改变政府对土地垂直管理的内容，由对土地的管理改为对地方政府机构所拥有的地权的内容进行管理，不允许地方政府越权。七是协助农民建立与地权相关的专门组织机构，确认其地位及权限，加强对政府地权的约束。八是政府要建立良好的信息平台，使农民有机会厂解更多的信息，以保证地权由政府让渡给农民的过程中不出现“地权真空”，而造成土地价值的流失。
(二)“约束松散的农民地权”阶段到“约束紧密的农民地权”阶段的措施
这一阶段的主要措施有：一是要有相关法律对地权让渡后的政府和农民所拥有的地权的不同部分的具体内容做出明确的界定，同时做出排他性规定。防止政府与农民互相侵权行为的发生。二是要建立农民参与市场交易能力的培训机构，提高农民进行土地交易的水平，增强农民的决策能力，最大化农民利益。三是要建立新的“委托一”机构，帮助农民实现土地的增益流转，完成最优配置。四是整合政府和农民各自于土地上的优势，增强他们在市场中的讨价还价的能力，最大化土地的价值。五是继续改革政府组织机构，在政府对土地的权限上实行“分而制之”，即将政府所拥有的部分地权再进行分割，在地权的管理中加入社会监督力量，并确定其具体权限，实行多元管理。虽然这会增加成本，但会大大减少“寻租”的可能，从而实现土地价值的最大化。只要其成本不超过土地因此而增加的价值，这一方案就是可行的。即使成本高些，从政府的长期发展来看，也是可行的。
五、结 语
过渡时期的土地政策篇3
关键词：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地区；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1-0074-02
民国时期，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经由当时政府的规划，设置了多样式的特殊过渡型政区，其相关的名称、内部组织形式、管理制度等都与内地县级政区存有较大的差异。设置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主旨在于增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力度和开发力度，为在边疆地区设县级政区奠定良好的基础，从而民国时期设置的政区过渡性较强，是典型的预备县。在历史上，云南边疆地区处于我国西南边疆，对其管理力度较为薄弱，因而促使其逐渐成为正式县级政区具有一定的困难，但经由民国时期云南边疆地区设置的大量特殊过渡型政区，有利于新中国成立后对边疆县级政区的规划与建设，极大地推动了云南等地政区建设进程，为全国政区建设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设置背景及过程
（一）设置背景
清代初，地方各省的管理秩序处于混乱时期，大多数地区各自为政。晚清时期，中缅、中越之间的宗藩体系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造成云南边疆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根本性变化，危机重重的云南边疆地区外交问题较为重要。直至北洋政府才有暇期能够将各类机构及其相关称谓统一实现，以便实现各地区的规范化管理，虽其效果并不明显，但也导致在民国时期，地方行政机构及职权局部处于调整变化趋势。云南沿边地区的地理生态环境为高山深谷和重瘴叠加，这对国家行政管理深入边疆地区形成了一道天然阻碍的生态屏障，妨碍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统一管理，以至于边疆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较为缓慢，甚至滞后于国家其他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其中流官势力在进行边疆管理时需借助于当地土司的帮助，采取间接管理方式，最终导致云南边疆地区土司林立、县级政区设置较为散乱无章、国家行政管理力度较弱等局势。
为了解决历史遗留下的边疆危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和控制，则需破而后立，挣脱云南边疆原有的政区体制束缚，创建新兴、有活力、合理的新政区体制。针对云南边疆地区特殊行政地域结构、民族结构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等，民国政府采取预备县的设置措施，构建大量的特殊行政区划，以渐进式的发展速度，推动云南边疆地区行政区划体系的重建进程。
（二）设置过程
为应对边疆危机和加强边疆地区的管理、控制，设置边疆县级政区将有力地推动民国时期边疆地区的发展，对西南边疆政区的改革起着推动作用。据历史相关资料显示，晚清政府曾在云南边疆地区尝试设置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但由于当时政治条件较为复杂，并未取得良好的效果。在民国初期，当时政府采取“废府存县”的政策，造成云南县级政区呈现出向边疆疏散式的空间分布态势，这种发展趋势并不利于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控制和有效化解边疆危机。从而完善云南省县级政区迫在眉睫，民国政区采取的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推动了县级政区的发展。
民国时期，云南县级政区改革基本完成，这为后来的云南省现行行政区划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云南省县级行政区划的改革措施大多在边疆行政管理的薄弱环节，从而可以说在民国时期对云南县级政区的改革，主要对其边疆县级政区的改革，有效弥补薄弱地区存在的缺陷。因此，国民政府在云南边疆行政区划建设方面做出较大贡献，加强了对边疆地区的管理，并为边疆地区的开发和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对边疆地区人民而言则是增强了其民族认同感和国家认同感，利于化解边疆危机，以便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在一定程度上，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实行全国统一行政政策起着重要作用。
二、云南边疆地区特殊过渡型行政区划政区要素形成
（一）对汛督办向准县级政区演变
在中法战争之后，中越边境地区外交环境日渐复杂，交涉事务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不断增多，常会发生“游兵散勇”扰乱边境的社会秩序。针对此现象，中越两国皆设对汛督办，主要管理军事、国防以及外交事务，这为专门处理边境交涉事务的便捷性起着较大帮助，其中中方在边境主要设置了河口、麻栗坡等对汛督办机构。民国时期，对汛督办在县级政区规划改革中相对削弱了外交和军事权，新增行政司法权；并设立相关的行政机构，驻地在河口、麻栗坡，以固定的行政治所予以当地管理，并且直属省政府；与此同时，还对边疆地区幅员和边界予以明确勘划，并以户口调查方式管理和控制区域内部的人口，完成“掌土治民”的计划。对汛督办所凝结成的行政区划条件利于转变国防外交机构为行政区划，向正式县级政区的过渡做好了准备，促进了河口、麻栗坡等边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内地发展形成一体化局面。
（二）土司行政管理制度
车里靖安宣慰司，在明清时期设置，属于云南布政司，在1434年则废入车里宣慰司，其以十二版纳作为基本的地理单元，随着日益完善，逐渐形成较为严密而等级森严的土司行政管理制度。在民国时期，将十二版纳划为八区，并设普思沿边行政总局以及相关的分局，以便完成车里地区政区改革。这种政区改革挣脱出土地地区原有行政架构的束缚，并完善了流官体系，对车里地区的土司政治地域结构有一定的解构作用，为该地区与内地行政区划形成一体化发展趋势创造了有利条件。对于土司行政管理机构的改革过程意味着政区过渡进程，以便利于车里宣慰司地区能够与内地正式政区规划形成一体化发展。
（三）设治局的设置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地方行政区划采取划一调整，相关规定表明能够设县的地区必须设立县级机构予以管理，而其他不具备设县条件或者设县条件不成熟的地方则设置相关的设治局，并以后设县提供准备条件。云南省共设置了二十一个设治局，在空间分布形状上，展现出沿边疆地带环弧形带状分布，主要是结合展开的各项行政措施，打破当时边疆土司政治格局，及时跟上内地发展速度，以便缩小与内地的差异、消除管理控制上的障碍，为边疆政区逐步向正式县级政区的过渡提供有利条件，推动全国一体化发展进程。
三、云南边疆特殊过渡型统县准政区殖边督办的演变
（一）民国初期云南边疆地区行政制度的变化
“中华民国”建立初期，云南省的地方行政机构短期内沿袭着晚清时期的道府厅州县制度，以便能够保障当时地方的社会稳定。但是，国民政府为良好控制地方割据分散造成的混乱局面，采取统一全国政令的政策，以便巩固初建政权，从而，国民政府相继出台了一整套治国方针，以便完善各省县级地方组织体系建设，推动国家政治一体化的发展。1913年，北洋政府依据相关规定，在云南地区废除府、厅、州级相关制度，并将其改以县称，在全省行政区划上主要分为滇中、蒙自、普洱以及腾越等四道，完善实行省、道、县等三级制度。沿边地区地广人稀，民族结构较为复杂，在设县条件并不具备的地区增设弹压委员，即后续的行政委员等机构予以管辖，直属与省道，为后来的县改做准备。
（二）建立云南边疆两殖边督办署
1929年，当时云南省政府依据国民政府的要求，废除道制，采取省县两级制管理，并调整云南地方行政体制，在县级地区设置警察、财政、建设以及教育等四局，并改革原设弹压、行政委员等管理区域为设治局和督办区，以便能够加强对云南边疆地区的管理。两殖边督办署直接管理边疆防守、交界事务、交通、文化教育、治安、慈善、卫生等方面；对省政府相关的办理事项，两殖边督办须妥拟办法以及相关程序，最后呈请省政府予以核定执行；此外，两殖边督办具有考核辖区内的县长以及设治局局长，并呈请省政府对县长及设治局长施行奖惩措施；两殖边督办还有直接调遣各县级、各设治局相关的保卫团等。两殖边督办署在组织结构上主要分为三科，第一科主掌防守、治安、交通、不属于别种科事项等方面；第二科则主掌边界事务等；第三科则主掌文化教育、实业、慈善以及卫生、考核等领域。在每科设立科长一名，予以统管每科人员，对于雇员以及兵役则由督办予以酌定。在两殖边督办署经费开支上主要为行政费与事业费两种，其中行政费则由各督办予以预算，并由省库提供；事业费是指两殖边督办在兴办某项事业时，提供专案以呈请省库予以核定筹发。总之，两殖边督办的权利范围较广，对云南边疆地区的管理力度较以往增强。
（三）殖边督办署相关治边措施及历史作用
殖边督办署的设置有利于加强边防、巩固边疆，对国家的捍卫起着重要作用。云南边疆地区边界连接着法属越南、英属缅甸的滇南、滇西南等广大地区，国防重要性凸显。在民国初期，普思沿边一带地区设有普防殖边统领部，但是当时的人数较少、装备落后，在管理上明显存在不足；后经一定的改革，云南边防建设发展相对较快，普斯边区的发展较为突出，加强了云南的边防力量，同时还有力地推动了边地各族人民的反帝斗争。匪、瘴、赌等现象在云南边地危害严重，设置殖边督办不仅能够节约行政经费开支，还有效简化了办事程序，提升管理效率，具有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边疆社会起着重要作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云南边疆设置的对汛督办、弹压委员、设治局以及殖边督办等特殊政区形态，为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正式县级政区规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利于完成对云南边疆地区的县政建设，以实现国家的直接行政管理职权。推动边疆开发进程，有效缩短了边疆与内地的差距和差异，实现边疆行政的管理和控制，以充实国家行政区划一体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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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亚辉.民国时期云南改土归流述略[J].文山学院学报，2012（2）：54-58，89.
过渡时期的土地政策篇4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部门、单位反映转制科研机构有关政策执行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了许多建议。国务院对此十分重视，责成有关部门进行了深入研究。经国务院批准，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转制科研机构在“过渡期”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问题
为推进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顺利实施，对于转制科研机构在“过渡期”内退休人员的待遇问题，国家采取了特殊措施，即：在5年过渡期内退休的人员，按照企业办法计发的基本养老金如低于按原事业单位退休政策计发的退休金，其差额部分采取加发补贴的办法，所需费用从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中解决，5年过渡期内补贴额逐年减少，5年后过渡到完全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同时还规定，有条件的单位，还可以为职工建立补充养老保险。转制科研机构实行企业分配制度后，相当一部分转制科研机构职工的收入有了程度不同的提高。由于企业和事业单位运行机制、分配制度、养老制度不同，国家对其管理方式不同，两类单位的职工退休待遇出现差别是难免的。因此，在国家出台新的政策前，过渡期内退休人员的养老金计发和调整仍继续执行国家对转制科研机构的现行政策。
二、关于转制科研机构的医疗保障问题
1．按照《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44号）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中央组织部、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关于落实离休干部离休费、医药费的意见>的通知》（厅字[20**]61号）的规定，医疗保险改革后，离休人员的医疗待遇不变，因此，转制科研机构离休人员的医疗待遇应按上述规定执行。
2．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实行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意见的通知》（[20**]37号）精神，原享受公费医疗的转制科研机构转制前退休人员，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可以参照执行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政策，实行医疗补助。所需经费按《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通知》（[19**]18号）“原有的正常事业费继续拨付，主要用于解决转制前已经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障问题”的规定，在核定继续拨付的正常事业费中统筹安排。
3．除原享受公费医疗的转制前退休人员外，转制科研机构的在职职工和其他退休人员应按照[19**]18号文件精神，参照国家对企业职工的医疗保障政策执行。
三、关于转制科研机构住房补贴政策问题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公有住房，自20**年4月1日起，调整租金标准，依据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关于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行政事业单位提高房租增发补贴的通知》（国管房改字[19**]267号）和《关于在京中央和国家机关行政事业单位提高房租增发补贴的补充通知》（国管房改字[19**]3**号），在京单位开始发放提租补贴，中央财政相应安排了经费。由于全国各地住房制度改革进展不平衡，国家对京外事业单位统一的住房补贴政策尚未出台，因此，有关京外转制科研机构住房补贴，将在研究中央京外事业单位住房补贴政策问题时一并考虑。
四、关于转制科研机构土地出让金问题
按照《土地管理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发[1**]14号）和国土资源部《关于改革土地估价结果确认和土地资产处置审批办法的通知》（国土资发[20**]44号）精神，转制科研机构原使用的划拨土地，用途符合法定的划拨用地范围的，可继续以划拨方式使用；不符合法定划拨用地范围的，可采取国家作价出资（入股）方式处置，不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五、关于对转制科研机构科技创新加大支持的问题
为保持和发挥转制科研机构的科研创新能力，国家已明确规定，转制科研机构参加国家科研课题和项目的申请、竞标享有与其他科研机构同等的权利。中央财政还专门设立了科研院所技术开发研究专项资金，以支持中央级技术开发型科研机构（大部分为转制科研机构）开展应用开发研究工作。此外，转制科研机构如果能够申请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也可获得国家在基础设施和科研仪器设备方面的经费支持。国家将继续通过以上渠道对转制科研机构科技创新进行支持。
六、关于实行属地化管理的原中央所属转制科研机构转制前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调整问题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财政部、科技部、建设部关于转制科研机构和工程勘察设计单位转制前离退休人员待遇调整等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5号）规定，有正常事业费的转制单位转制前离退休人员调整离退休费，由财政部门按统一的补助标准和现有经费渠道安排所需资金。由于实行属地化管理的转制科研机构的经费渠道已于20**年和20**年下划地方，其调整离退休费所需资金应由有关地方财政部门负责安排。地方财政部门要按国家有关规定，认真核定上述转制科研机构有关离退休人员的调资费用，并予以补助。
财政部
科技部
劳动保障部
过渡时期的土地政策篇5
内容摘要：目前，解决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与现实经济形势的矛盾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为此，以不同结构的产权本身并无优劣高下之分、其优化或变迁的原则与路径却存在着最优为逻辑起点，在改革三十多年间中国农村土地制度调整的政策及其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变化这两类基本事实基础上，文章检验了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结构，得出如下结论：现阶段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产权结构需要优化而非变迁，对其进行优化的重点应该是农地的使用权，优化使用权的主要方式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
关键词：产权结构激励农地产权使用权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以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形式存在，这一产权制度的基本目的是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因此，这一制度的主要受益者应该是农民。此制度的产权结构是收益权为农民和集体共有，处置权为集体和农民共有，所有权集体所有，使用权农民所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的收益权归集体所有的部分，其实质是集体代替国家来行使收益权，其收益最终归国家所有。处置权中集体的处置权主要是其对所有权的处置，农民的处置权是其对使用权的处置）。这一产权结构自1979-2008年一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国家三十年来多次对农地产权制度的政策并未改变其基本结构，且有加强的趋势。通过考察国家三十年来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调整内容及调整后农民收益的变化情况，我们试图来把握这种结构农地产权的运行状态，充分了解产权中的“四权”在这一制度中的运行轨迹。了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三十年中的不同时期产权结构与经济环境相适度，进而明晰现阶段应该对这一制度进行优化还是变迁以及优化或变迁的基本思路。
不同阶段农地产权制度政策及农民因政策而产生的绩效
根据国家对农地产权制度的政策特点，我们将改革三十年分为六个阶段，即1978-1984年、1985-1989年、1990-1992年、1993-1996年、1997-2003年、2004年以后。本文分别对这六个阶段内国家实行的农地产权制度政策及农民因政策而产生的绩效（农民因农地产权结构的调整而带来的绩效主要是以农民不同时期的收入及各种收入变化为衡量标准，这里剔除了农民外出务工的收入及其它非农地产权制度本身变化给农民带来的收入）加以综述。
（一）第一阶段：1978-1984年
政策方面对于产权中的农地使用权的配置包括：在1980年中共中央75号文件推动下，农村开始实行承包制。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延长土地承包期”和“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的说法，农民获得了农地的承包经营权。收益权的配置上包括：按照实现的产量获得劳动报酬，以“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为基本分配方式。与此同时，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1978-1984年间农产品平均价格提高了53.8%。对粮食价格的提高属于国家将收益权让渡给农民，因此属于收益权的变化。这一时期，农民所有权一直归集体所有，处置权中农民对使用权的处置有所增加。农民因上述产权变化而带来的收益包括：1978-1984年中国农业产出增长42.23%（林毅夫，1992）。农民的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57元提高到1984年的355.33元，而其中农业收入由1978年的15.15元增加到1984年的181.41元。农民纯收入中农业的收入占61.73%，其中农业增产的贡献占55.40%，农业产品价格提高的贡献占44.60%。
（二）第二阶段：1985-1989年
在收益权方面，国家实行“双轨制”价格体系，粮食的合同价格仍旧偏低，差距不断扩大。与此同时，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在不断地减少。农民自身使用权方面：收入中对土地进行投资的部分很少了。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涌入乡镇企业。所有权这一时期仍旧没有变化，处置权中农民对使用权的处置能力实际在降低。相应地，此阶段的农民收益变化为：农民纯收入仅从1985年的397.60元增加到1988年的544.7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只有1.2%。而农民收入中农业收入只从1985年的191.46元增加到1988年的221.65元，农民农业纯收入中的农业收入部分实际为负增长。
（三）第三阶段：1989-1992年
农村的经济形势继续延续上一阶段的情况。收益权方面：国家对粮食的收购价格增长缓慢，在1990-1991年，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下降的，而同一时期农民需要对农业增加投入才能保证农业的产出。农民收益方面：纯收入从1989年的601.67元仅增加到1992年的783.90元，农民纯收入这几年的实际增长只有0.7%，其中1989年实际下降1.6%。对于纯收入中农业收入而言，仅从1989年的240.12元增加到1992年的338.29元。
（四）第四个阶段：1992-1996年
在使用权方面：1993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的政策，同时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农民对自身农地使用权建设中，在农业生产上投入也在不断地增加。在收益权方面：国家于1994年和1996年两次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提价幅度达40%。国家自1992年来不断大幅提高农业投入，从1992年的376.02亿元到1996年的700.43亿元，农业投入年均增长率为21.57%。与之相应的农民收益上：据测算，1992-1996年间农民收入增长的40%来自于农产品价格的提高。1992-1996年，农民的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5.6%，从1992年的783.90元增加到1996年的1926.07元，农业收入也从1992年的338.29元增加到1996年的924.40元。
（五）第五阶段：1997-2003年
农民自身对农地使用权方面：继续对农业进行较多的投入，农产品持续丰收。国家对农民使用权的方面：于1998年在土地政策上明确地提出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的“联产”和“责任”几个字去掉，并且明确家庭承包制作为农村基本制度长期不变，而且要赋予农民稳定而有保障的权益，于2002年通过了《农村土地承包法》。收益权方面的变化是：国家没有继续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也在降低，仅从1998年的1154.76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1754.45亿元，在1999年甚至出现了下降的情况，仅有1085.76亿元。基于此，农民收益情况在这一阶段的表现不尽如人意。农民纯收入从1997年的2090.13元增加到2003年的2622.24元。而值得关注的是，其中农业方面的纯收入出现了连续下降的情况，纯收入中的农业收入从1997年的943.01元下降到2000年的833.93元，至2003年才达到885.70元，也未能达到1997年的水平，这还不包括价格因素在内。
（六）第六阶段：2004年以后
收益权方面：国家从2004年，连续四年出台“一号文件”（这四个“一号文件”分别是：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200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从2004年起，在wto农业规则允许的范围内，实施粮食直接补贴；逐步取消农业税；取消农产品特产税、牧业税和屠宰税；给予农民综合补贴等。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比例更大，配置更加合理。2004年国家对农业的投入由2003年的1754.45亿元增加到2337.63亿元，到2006年更是增加到3172.97亿元，而2007年较之2006年又新增加投入422亿元。并于2008年两次提高稻谷与小麦的收购价格，两次累计稻谷收购价格提高9%-10%，小麦最低收购价提高4%-7%。农民使用权方面：积极投入农业生产，寻求增加收入的途径。农民收益：2004-2007年，农民的纯收入从2936.40元增加到4140.40元，年增速都在6%以上，2007年达到了9.5%，为近十年来的最高点。农民农业方面的纯收入从2004年的1056.50元增加到2006年的1159.56元，年均增幅为4.8%。
不同阶段农地产权结构调整状况
国家对农地制度产权结构的调整中最多的是使用权，每一个时期都有相关的政策出台。与此同时，农民自身在获得了农地的使用权后，也加强了对其的优化。农地使用权激励水平三十年中的变化过程表明了自1978年到2008年间农地使用权对农民的激励水平变化情况。农地使用权激励作用主要来源于国家对使用权的让渡和农民自身对让渡过来的使用权的开发。这六个不同的阶段中，激励水平上升最快的是1978-1984年，较快的是1992-1996年。其余各个阶段均无明显上升。究其原因：1978-1984年上升最快是因为农民逐渐获得了全部的农地使用权，且自身对农地耕作的投入很大。1992-1996年上升较快，是因为国家延长了农民农地使用权的期限为30年，使农民的农地使用权有了较好的保障。与此同时，农民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等于加快了对农地使用权的开发。而其它几个阶段中，国家对农民农地使用权没有调整，农民本身对所拥有的农地使用权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投入开发的力量不够。从整个变化趋势来看，1984年以后，对农地使用权激励作用的开发十分缓慢。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在哪个时期，农民使用权的激励作用主要通过国家让渡和农民用于农业生产获得收益来实现的，其它促使农民农地使用权激励作用得以实现的手段处于缺失状态。
农地产权结构三十年中变化较大的是农地的收益。农地收益权在1978-1984年间激励水平很高是因为这一时期国家只从农民收益中获得一小部分，让渡给农民很大一部分收益权。而1984-1992年间的两个阶段中，国家从农民农业收入中获取的收益不变，却没有相应的收益权的让渡。1992-1996年间国家再次以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方式来实现收益权的让渡，同时增加的农业投入也进一步促进了收益权的让渡。1996-2003年，上一时期促进收益权激励作用发挥的措施不再继续，因此收益权的激励水平停滞不前。2004年以后，收益权的激励作用迅速增长，其原因是国家采取了取消税费、补贴及提高价格等多种方式来实现收益权的让渡。纵观上述过程，收益权的激励水平的提高主要是依赖国家收益权的让渡，一旦国家收益权让渡停止，收益权的激励作用立刻消失。
由于农地所有权一直为集体所有，因此它对农民的激励作用三十年内几乎不存在。处置权的激励作用由于其对所有权的处置部分从属于集体而不存在。另一部分对使用权的处置虽从属于农民，但国家并未对其进行重点开发，而农民自身也未能对其激励作用加以充分发掘，其对自身所拥有的使用权的处置也仅仅停留在对使用权用于农业生产方面，因此处置权的激励作用未得以较大幅度地提高。
农地产权结构优化路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农地产权各部分至2008年止，均未达到其最优的激励水平。因此，这一结构下的农地产权始终处于可优化的状态下。
1978-1984年这一时期内，所有权与收益权无论是权利的让渡，还是农民自身对权益的开发，激励功能都得到了较高程度的开发，而所有权和处置权的激励功能的开发程度却很低。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对使用权激励功能的开发手段很单一，就是将其用于农业生产，同时国家对使用权的让渡所产生的激励要远远高于农民自身对使用权激励功能的开发。对收益权的开发以国家收益权的让渡为主，农民缺乏自主开发所拥有的收益权的行为。这表明，此阶段在对使用权与收益权的开发中，存在着农民自身对这两种权利开发的不充分性。而对两权的优化顺序上也存在着问题：应该先优化两权中农民所拥有的部分，再来完成权利的让渡。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四权的层级关系上，虽然优先开发了使用权的激励功能，但四权明显存在着层级关系的不合理性，应加以调整。由上可见，这一时期对农地产权结构的优化基本上在最优轨迹范围之内。
1985-1992年这一时期内，正常地应该沿着上一时期的优化路径走下来，只是要加强对使用权的优化，削弱对收益权的优化，适时开始对所有权的优化。但此时期内对农地产权优化的真实情形却是几乎停止了对所有权利的优化，因此这两个阶段的优化路径与最优路径相去甚远。可以说，这两个时期对农村地权结构的优化是不成功的。
1993-1996年这一时期中，国家对农地产权中的收益权激励作用的开发程度逐渐超过了对使用权的开发程度。由于这两种权力一个是最高层，一个是最低层，依照最优优化路径，应该先完成对使用权的优化，然后再逐步过渡到收益权。但现实是加快了对收益权的优化，减缓了对使用权的优化。在处置权与使用权基本未优化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激励真空”。
1997-2003年的实际经济环境表明上一阶段的优化属于权宜之法，而非长久之计。这一时期，当收益权的优化滞停之后，而对使用权的优化又未能及时的跟进，这一阶段内经济出现徘徊就在常理之中了，这类似于1985-1992年的优化路径。2004年以后，国家重新把重点放在对收益权的优化上，使用权的优化再次被搁置起来，这种优化路径一直持续到现在。从取消各种税费到直接补贴，再到2008年的提高收购价格，国家在极力地保持着优化对农民的激励。但正如1992-1996年，这种情况持续四五年左右市场就会对其进行干预，农民就会形成“激励惰性”。因此这一时期的优化路径同样需要及时加以调整，调整到对使用权的优化上来。其理由有三：一是从1984年以后，对农地使用权优化的激励水平增长缓慢，农民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激励来源；二是对使用权进行优化符合对产权进行优化的基本原则与最优路径；三是自1978年以来，对农地使用权优化的方法就一直是强调鼓励农民去耕作土地，其转让、抵押、现代化作业等多种方法并未在优化中使用。这说明使用权还有很大的可优化的空间。另外，现在农民还处在收益权激励水平较高的阶段，是最佳时机，否则便会再次出现“激励真空”。因此，现阶段农地产权结构优化的重点应该是对农地使用权的优化，优化时应该选择使用权的转让、抵押等新的具有激励作用的方法，而其中首选应是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因为它是目前相对比较成熟的使用权的优化方式（这里所说的农地承包经营的流转比较成熟指的是长期以来，全国各地就努力地尝试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创新了诸如股份经营等较有实践意义的流转手段，同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流转经验）。
综上所述，我们通过改革三十年间六个时期内农村土地产权结构优化的最优选择与现实优化情况的比较，找到了不同时期对农地产权优化的不足之处及解决的方法，从而为现阶段对农地产权结构进行优化指明了最优路径。
产权的基本内容中的收益权、处置权、所有权和使用权与这四权之间的层级关系会形成不同的产权结构。产权结构本身并无优劣高下的区分，不同结构的产权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产权主体内部化外部性的激励水平。这一功能的实现程度主要是看特定的经济环境下产权结构中的各部分是否充分得以优化，以其优化程度来判断某种结构的产权需要继续优化还是需要加变迁。现实经济中产权主体的绩效状况与产权激励功能实现手段可以用来对产权各部分的优化度加以判定。产权结构最优化的基本原则是：产权主自身拥有产权部分的功能实现是否充分、产权各部分权利比例配置是否恰当、不同层级的产权层级是否合理。产权结构优化的基本路径是：先优化产权主体所拥有的产权部分，然后调整不同产权主体的权利比例，再从低级到高级完成层级优化。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产权结构三十年来基本保持稳定，从产权的结构来看，其各部分权利的激励功能均未达到最优，因此这一产权结构仍旧处于优化阶段，而非对其进行变迁。从六个不同时期农地产权结构的优化情况来看，除了1979-1984年这一阶段的优化路径基本与最优优化路径基本一致外，其它各个时期的优化路径与优化策略都与最优优化路径与优化原则不相符，以致出现了产权结构优化中的“激励真空”。此外，从三十年产权结构优化的整体情况来分析，我国对农村产权结构的优化仍处于初始阶段，主要应该是对农地使用权进行优化，而优化方式的选择应该是以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抵押等为主。
农地产权结构中农地使用权优化是农村经济长期发展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在农地产权结构优化中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抵押方式的选择以及如何实现最有效的流转是下一步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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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的土地政策篇6
关键词：埃及；过渡政府；外交调整
作者简介：王泰，博士，内蒙古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恋恋，内蒙古民族大学政法与历史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内蒙古通辽028043)。
文章编号：1673－5161(2012)02－0018－08 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码：a
自2011年2月埃及过渡政府成立以来，在外交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较大调整，重在加强外交的独立自主性，在阿拉伯世界、美国、以色列以及伊朗之间确立新的平衡关系，并继续深化与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等，这在重塑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与周边国家形成睦邻友好关系、摆脱对大国的追随以实现本国利益等多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埃及过渡政府的外交调整
(一)对以色列态度的改变及对巴以和平进程的立场
长期以来，埃及作为与以色列建立并保持密切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在阿以和谈中一直扮演着“沟通者”的角色，其积极协调各方的立场，在推进和平进程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过渡政府成立后马上明确表示，将遵守所有地区和国际义务及条约，其用意在于减轻以色列和美国方面对埃及外交政策走向的担忧。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后埃及社会的总体环境已不允许其对外政策再像穆巴拉克时代那样向以色列倾斜，特别是阿拉比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之后，其做法已经日益体现出对以色列的不满，如2011年8月18日发生了以色列武装直升机突袭南部靠近埃及边境地区的武装人员事件，导致5名埃及边防部队士兵和警察丧生，这一事件迅即引发埃及国内大规模的示威。9月9日晚，示威抗议者冲击了开罗的以色列大使馆，导致以色列驻开罗大使一度被迫撤离。尽管以色列方面不断作出让步，但埃及似乎并不买账。又如在以色列以优惠税率获得埃及天然气问题上，埃及明确表示以色列不应对此“再有期望”，“以色列曾经把穆巴拉克总统当成一个‘珍宝’，而现在犹太国家随心所欲的日子已经结束了。”10月9日，埃及石油部长正式宣布，埃及将逐步提高销往以色列的天然气价格，由于以色列43％的天然气来自埃及，而40％的发电由这些天然气产生，埃及此举势必对以色列国内燃油气价格产生重要影响。
在中东和平进程方面，过渡政府的政策调整主要表现为：第一，提出埃及努力实现的是“全面的阿以和平，而不只是巴以和平进程”，“与以色列的关系将建立在针锋相对的基础上，如果有必要对埃以和平条约作出修改，埃及的法律条款是允许这样做的”。谢拉夫总理10月在接受土耳其媒体采访时表示，埃以在1978～1979年签署的戴维营协议“可以讨论和修改，只要是有利于这一地区的和平，戴维营协议不是什么圣书，完全可以修改”；第二，长期开放拉法口岸，以期有效减轻加沙巴勒斯坦民众的生活负担，埃及调整与加沙地带的边境政策，更多地意味着对该口岸人员和物资出入限制的放松；第三，推进巴勒斯坦内部政治派别的和解。埃及方面强调巴勒斯坦内部和解无疑是实现“全面阿以和平”的第一步。在埃及的积极调停下，哈马斯同法塔赫于2011年5月4日在开罗正式签署和解协议，中止自2007年以来的纷争，并启动过渡期联合政府成立计划。这次法塔赫与哈马斯都比较积极，尤其是法塔赫顶住了以色列的巨大压力，在与哈马斯的和解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无论前景如何，这一举措本身值得肯定。阿拉比还呼吁美国尽快承认巴勒斯坦国，因为这符合此前美国政府作出的在巴以两国并存基础上实现和平的方案。
(二)出乎意料地与伊朗接近
埃及和伊朗交恶始于20世纪七十年代末，原因是埃以媾和，收留被废黜的伊朗国王巴列维。此外，埃及在中东问题上与美以亲近的做法也令伊朗不满。但埃及和伊朗均为中东地区大国，虽在争取地区影响力方面有矛盾，但并无根本利害冲突。埃及过渡政府认为，阿拉伯国家在中东的头号敌人是以色列而非伊朗，阿拉比表示，“埃及人民和伊朗人民应互相联系来反映他们的历史和文明。”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就在过渡政府成立不到一个星期的2011年2月22日，两艘伊朗军舰通过了苏伊士运河。埃方称这是遵守国际条约的表现，因为根据相关国际条约，伊朗军舰有资格通过苏伊士运河。对于以色列的过激反应，埃及置之不理。这表现出埃及在处理地区外交事务，尤其是在平衡地区敏感国家间利益方面，表现出完全不同于穆巴拉克时期的一些新动向。阿拉比2011年4月在开罗会见伊朗驻埃利益代表处代表时强调，愿意发展与伊朗的关系，并表示已为“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做好准备”，两国之间的关系将会翻开新一页。伊朗也作出积极回应，其外长萨利希强调伊埃历史关系虽波折起伏，但“始终持续不断”，希望新形势能够提高两国关系的水平。埃及《消息报》副主编易卜拉欣2011年4月7日指出，埃及和伊朗建交是“很快的事情”。穆巴拉克辞职后，埃伊出于各自的战略需要，都对恢复外交关系表现出强烈的意愿。
(三)与尼罗河流域国家重归于好
历史上，在尼罗河水开发问题上，沿河9国纠葛不断，从1929年和1959年签署的关于尼罗河共享的条约来看，各国介于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或者由于外界的干预(例如在1929年签署的条约协定中为了照顾埃及的利益，规定尼罗河上游国家在未经埃及同意的情况下，不得实施能够造成水量显著减少的灌溉和其他项目)，部分国家对此颇有怨言，甚至采取单独行动力图改变供水分配状况。穆巴拉克为此与很多国家交恶。过渡政府表示愿意以此为契机，积极协调同各国利益，要同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国共同投资建立“千年水坝”，此举被称为“打开了一扇和尼罗河流域国家交往的大门”。2011年4月初，埃塞俄比亚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建立水坝的奠基仪式，总理梅莱斯・泽纳亚呼吁埃及人民，尤其是定居国外的埃及人，积极购买债券为水坝的建造筹集资金；而埃及过渡政府则表示希望与尼罗河流域各国形成一种友好的睦邻关系，在帮助邻国开发水资源方面，埃及“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富有才能的专家，而且农用工业发达，这些都可以为尼罗河流域国家提供帮助。”
(四)对美国政策的适度调整与转变
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是美国在西亚北非的支柱伙伴，美虽支持以色列，但由于其仰赖阿拉伯国家的石油，不能忽视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埃及由此成为错综复杂的美、以、阿三角关系中不可替代的一方。过渡政府建立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答应将给埃及过渡政府提供贷款3000万美元，并宣称会跟随世界银行承诺的4亿5000万和美国保证的至少2000万美元的债务免除和贷款，
而所有这些都是因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支持。2011年3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阿拉比举行了会晤，美将向埃及提供9000万美元的紧急经济援助，美进出口银行还批准了向埃及金融机构开立的信用证，提供保险业务，以“显示对埃及经济复苏的支持”。据美国国务院的公告，奥巴马政府已要求美国国会建立“美国埃及企业基金”。2011年3月16日，希拉里参观开罗解放广场时表示，美国将继续支持埃及的民主自由和政治改革进程。在与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主席坦塔维、总理谢拉夫举行会谈时，希拉里强调，美国支持埃及在6个月内实现由过渡政府向民选政府的转变，并希望确保这一过程平稳有序。希拉里此次访问着眼于美埃关系的未来，希望处于过渡时期的埃及仍能与其保持并巩固同盟关系，继续支持美国的中东战略。但种种迹象表明，在强大的国内压力下，埃及新政府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过于追随美国。
(五)深化与中国等传统友好国家关系
埃及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第一个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在埃及过渡政府建立之后，中国立即与其建立联系，并及时地提供援助。外交部发言人姜瑜2011年3月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埃是友好国家，中方愿为埃及过渡政府当前困难提供帮助，并充分尊重埃及人民的意愿。埃及过渡政府的组建是埃方为恢复社会稳定、保持经济发展所采取的重要举措，中方希望并且相信这有利于实现埃及的稳定与发展。2011年5月2日，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前往埃及首都开罗进行访问，阿拉比在会见杨洁篪时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国领导人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发展和进步，不会忘记中国对埃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赞赏中方在埃国内局势变化后所持立场，期待加强与中方在包括经济、高科技和研发等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支持两国在中阿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进一步开展合作。
过渡政府外交调整的原因
(一)国内群众的巨大压力，过渡政府对此必须予以考虑
2011年的埃及革命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但无可置疑的是，革命之所以成功，与埃及群众，特别是与开罗解放广场群众的斗争反抗分不开。如果说“在过去的60年中，埃及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由总统和外交精英掌控的一个较为封闭的系统做出的”，那么“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现实，将建立一个民主系统和立宪制度提上了日程，以此来推进公民自由和对来自不同背景阶层的人们意愿的尊重。”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到埃及的外交政策及其为加强国际地位而采取的措施上。从过渡政府执政以来发表的各种讲话中可以看出，由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组成的过渡政府已充分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早在2011年，1月25日，在开罗召开的一次外交政策研讨会上，参加者包括政党、研究机构和媒体等各界人士，他们要求政府要尊重人民的意愿，建立民选政府，保持国内政局稳定，安抚抗议民众。过渡政府的成立被认为是以“一个可靠忠实的政府取代了穆巴拉克的威权政府，革命剥夺了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堡垒，并将埃及民众就以色列对待巴勒斯坦人行径的不满情绪加以释放，而过渡政府只有这样才能尽力维持自身的合法性”；针对2011年9月9日埃及民众冲击以色列大使馆事件，原埃及驻以色列大使・巴西奥尼表示：“在这里(埃及)你看到了民众的意见，这是非常重要的”。
(二)重塑在阿拉伯世界的大国和领导形象，强化阿拉伯认同
革命之前普遍存在一种认识，即由于埃及与美国过分亲密的关系，以及在伊斯兰意识形态上对以色列的宽容，使得埃及的影响力降低。无论穆巴拉克怎样努力在中东和阿拉伯世界重塑埃及的大国形象和领导地位，它与以色列亲近这一事实还是被部分阿拉伯人视为对阿拉伯世界的背叛，是对巴勒斯坦的放弃，在情感上难以接受，这就导致了埃及在部分阿拉伯国家和民众中威信的下降。要重塑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真正的领导地位，过渡政府认识到必须同以色列拉开距离才能博得阿拉伯国家的好感，最明显的就是在巴以问题上立场的变化。同时，埃及过渡政府在处理与邻近尼罗河国家关系时，也一改以往穆巴拉克时期的冷淡态度。因为过渡政府意识到与自己邻国形成一个友好团结的氛围，维持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稳定，有利于埃及更加专心致志地处理好自己的内政事务。
(三)埃及“本土化”意识的兴起
随着穆巴拉克时期埃及近30年经济的平稳发展，埃及本土的、根植于历史的习俗、语言、信仰、体制及自我意识也不断得到强化。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的权利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的确，经过埃及几代人的努力，在经济和军事力量方面已有了长足发展，革命后的埃及人在“我们是谁?谁是我们的朋友?谁又是我们的敌人?”的问题上不再困惑。这种在埃及人灵魂深处“本土化”自我意识的凸显，也必然会反映到其外交政策上。此外，埃及虽然在西方压力下采取了一些政治改革的措施，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些民主化的改革措施又鼓励了本土主义和反西方化的运动。这也解释了穆巴拉克下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它是一个亲西方的政权，下台是在情理之中的。
过渡政府外交调整的影响
(一)埃及同伊朗“重新建交”在地区内将产生深远影响
埃及发展与伊朗的关系，已经“引起阿拉伯世界的极大关注，包括来自海湾国家的关注甚至是指责，同时使得以色列气馁，这也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因为介于伊朗的核计划，美国一直在努力地孤立伊朗。”伊朗埃及两国走近，使海湾阿拉伯君主国十分担忧，虽然埃及总理谢拉夫在其海湾之行中声称，“‘海湾安全是埃及的红线’，而开展对伊朗的外交关系是不以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为代价的。”但海合会国家并不会满足于这样的承诺，埃及在与伊朗复交之后，在处理与海合会国家关系中的挑战也会不断增大。埃及如与伊朗建交也使以色列有被埃及进一步冷淡的可能性，再加上永久开放与加沙的边界，一方面虽然会改善加沙地带居民的生活条件，但另一方面也无疑会增强哈马斯的力量。埃及同时表示要加强发展与哈马斯的关系，减轻加沙地带民众的痛苦等。事实上，埃及与伊朗联手对以色列形成遏制，是双方心照不宣的默契结果。当然埃及也是为了通过打“伊朗牌”，更好地凸显其地区大国地位，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在开罗，很多专家学者也支持与伊朗关系的升级，认为这将会使得埃及的外交努力对阿以冲突、黎巴嫩、海湾地区安全和建立区域性无核区等产生更多影响。”夏威夷大学的伊朗专家法李德・法伊认为，与埃及重新建交，对于伊朗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现在与沙特、海湾国家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将使伊朗增加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筹码。
(二)埃及与美国关系在协调中维持与强化
白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埃两军交往已有30多年，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20多亿美元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是中东仅次于以色列的第二大受援国。美国在埃军高层人脉广泛，因此成功地确保埃军“维稳不动武”的局面。自2011年2月以来，随着美国逼迫穆巴拉克下台，并由埃及武装力量实行军管，进行政权过渡。美国非但未输，反而巩固了在后穆巴拉克时代的主动权。经由美国干预与塑造，未来虽不能排除下一位埃及领导人与阿拉伯盟友关系拉近，对美多少会减少热情，但没有理由期待过渡政权一定与美对立，有专家甚至认为“政权的变化并没有使对美政策发生变化”，以埃及过渡政府官员所进行的游说记录为证，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地与美国方面进行沟通，“为埃及寻求投资，并减轻埃及的债务负担。”每年美国向埃及提供的大量经济和军事援助，也是埃及不愿意与美国盟友关系破裂的一个原因，而美国也不愿失去埃及这个中东重要盟友。
(三)继续推动中埃战略关系的深化
随着“金砖”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崛起，让埃及看到了中国、印度的经济实力。“目前，中国与非洲的贸易额每年超过1250亿美元，而印度和非洲之间的贸易额2001年接近500亿美元。这些变化也将会使埃及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与这些国家的合作中，涉及经济、政治、外交、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中国在埃及新政府建立之后就立即与之取得联系，并为其提供及时的援助。2011年是中埃建交55周年，在新的形势下，双方应在中非、中阿论坛战略框架下进一步深化战略合作，巩固中阿、中非关系发展的大好局面，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深入推进两国的沟通与交流。
过渡时期的土地政策篇7
【关键词】控制；国有土地资产；流失；对策
【abstract】nodoubt,aserioussituationoflandassets,lossofdiversity,thelossofseveralkeyexamplesofthissituation,analysisofthelossofseveralmajorways,andtoidentifythepointscorrespondingcountermeasurestopreventthelossofstate-ownedland,thereforetoexploreusefully.
【Keywords】control;state-ownedlandassets;loss;measures
1国有土地资产流失的概念。
所谓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主要指运用各种手段将国有土地产权、国有土地资产权益以及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国有收益转化成非国有产权、非国有资产权益和非国有收益，或者以国有资产侵损、消失的形式形成流失。
2土地资产流失的几个主要方面。
2.1决策失误导致国有土地资产流失。
以听似合理的提法，失误地作出决策，掩饰土地的价值内涵，导致国有土地资产流失。例如：政府集体决议：为了推动小高层、高层房地产建设、鼓励节约集约用地，辖区内的房地产开发8层以上不计算容积率。结果有某开发商以1.6容积率受让的80亩地，凭该决议调整容积率至4.0，而不缴纳配套费、出让金等，虽然政府也是无可奈何地为了推动地方特色的高层建设，但此举使得差价近1.5亿元的出让金被不是当地，顾此失彼，等等。
2.2在企业改制中国有土地资产流失。
一些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操作不规范，造成了国有土地资产大量流失，其现象为：一是将国有土地资产低估或不进行评估就低价入股。如将土地随同房产等大宗不动产按原购入价评估，不计其市场升值部分。老企业改制时多数在城区，当退城进郊时，利用拆迁政策，在短期内以市场高价让政府回购，市场增值收益、用途改变收益流失给改制企业，而不需要缴纳任何契约税收。如：在有些地区，7万元每亩改制受让的，当土地被收回改变开发用途拍卖后，企业能得到100万元每亩，剔除会计增值收益，流失部分多在50-60万元每亩。
2.3出让过程中的国有土地资产流失。
在考核领导干部政绩好坏时，往往注重经济指标，近年来更注重招商引资成果如何，引进外资多少。所以一些领导干部为了出政绩，尽快把招商引资工作搞上去，急于求成，不细算经济账、社会效益账，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偏好于发展经济，因为这既能带来更多的地方财政收入，又更容易凸现政绩，获得升迁机会。尤其在欠发达地区，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大搞招商引资，以牺牲土地成本获取招商竞争能力，吸引意向性开发投资商来“托盘”受让，在几个回合的洽谈中，达成默契，有目的地设定受让报名条件，有不合理甚至非法限制市场竞争之行径，结果相对低价低出让了土地使用权，导致了国有土地资产流失。如：行业限制、规范限制、资质限制等等。
3防止国有土地资产流失的对策
3.1强化法制措施，避免政策失误。
某级政府在作出鼓励性土地方面的重大政策措施前，应由政府同级政府法制办起草并责任性把关，并报请上级人民政府法制办进行合法性审查，看貌似合理的措施，有没有隐含流失国有土地资产的可能，审查没有问题后下级可以公布生效。避免一张办文单流失国有土地资产几个亿现象。再者，若失误决策被重复适用，长期适用，国有资产不断流失，实质上是以牺牲国有利益推动政府功利性决策实施，这样的决策应当得到上级的政府的及时发现和制止，并督促有关草率行事的政府负责人采取措施挽回损失。
3.2调整税收政策，挽回增值收益。
企业改制已经流失相当多的国有土地资产，就个案额而言，鉴于当时经济疲软的状况，不一定都存有低价处置土地的动机，有时低价处置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在改制企业退城进郊拆迁时，相当多的用途改变的差价被政府让渡，导致国有土地资产的二次流失，是很不明智的。工业用途改变成房地产开发用途，有些地区政府让渡60%出让金给企业，那么拍卖价在200万元每亩，企业就可以得到120万元每亩的收入，而当时受让价格只有7万元每亩，其中的不适当收益可想而知。如果国家针对这种情况调整税收政策，予以征收增值说，那么就可以相对挽回50%以上的国有土地资产流失。当然，不合法或不合理的“政府出让金让渡”政策应当得到纠正，但各地优惠政策不同、合法合理程度不同，所以制定全国统一的拆迁增收税收政策予以弥补这些偏差，还是必要和可行的。
3.3改变审批机制，促进合理竞争。
目前审批程序的设置，土地出让公告都是由国土资源部门拟定报所属人民政府审批的，但有时政府出于种种考虑，往往有设置不合理、不正当限制条件的倾向，导致市场竞争机制失灵。原因在于同意政府出让公告、同一政府出卖土地。所以，审批机制应修订为上级人民政府审批公告、下级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土地出让，促进市场合理竞争，实现资产价值最大化，避免流失。
3.4规范政府行为，促进市场化运作。
制定或修改完善相关法律规范，明确规定政府只能对公益性用地行使征地权，具体规定公益性用地的范围以及必经的征地审批程序，同时建立由人民代表大会和纪检监察主导的征地监督机制和争议处理机制；对于法定范围之外的其它非公益性用地，明确规定由农民和土地需求者直接协商交易，政府不得参与买卖、经营；政府的责任主要在于对土地总供需进行宏观调控，对土地用途、土地市场进行必要监管，对土地市场流转的缺陷予以弥补，依法征税和办理相关手续等。
3.5加大监督力度，防止腐败现象。
按照公开原则，建立土地出让公示制。对每宗土地出让的方式、地块、价格、用途等情况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防止在地价问题上由个别决策者说了算和“暗箱操作”现象发生；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对土地出让过程的监督，尤其是要加强对出让程序、地价确定以及实施优惠措施的监督。有的开发项目涉及大批土地出让或对区域经济结构、区位功能、环境保护有重大影响的，各级人大也应介入审议，并加强法律监督。
4结论
国有土地资产流失现象在全国各地累见不鲜，在土地处置制度、税收政策、监察措施上都要做配套的调整，笔者提议研究落实控制国有土地资产流失的对策，想必很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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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的土地政策篇8
关键词：土地利用；节约集约；仙人渡镇
中图分类号：D651.1文献标识码：a
基金资助号：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项目号2013-GH-118题目：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有河南地域文化特色的历史古镇保护及更新设计研究阶段成果
我国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将带动和促进“两型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土地利用优化是节约和集约利用土地资源的重要途径，也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多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速度不断加快，人地矛盾日益尖锐，如何高效利用土地已迫在眉睫。如何解决该问题并协调好经济、社会、生态之间的关系，是目前土地利用研究领域要重点研究的一个问题。本文结合老河口市仙人渡镇的土地利用问题，提出小城镇集约和节约做进一步探讨。
一、仙人渡镇土地利用存在问题【1】
仙人渡镇位于老河口市城南15公里处，素有老河口“南大门”之称。东与张集镇相连，南与樊城区太平店镇接壤，西临汉水与谷城隔江相望，北与李楼镇相接壤。汉江自北向南流经全镇，316国道、汉十高速公路纵贯全镇，汉丹铁路、武安复线在镇内衔接，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相传楚国名将伍子胥遭奸臣陷害逃到江边巧遇仙翁搭救脱险而得镇名，古有“千叶小舟云集、八方商贾过往”之称。
1.1人地矛盾突出
目前，仙人渡镇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由于仙人渡镇人多地少，这一时期也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大、人地矛盾加剧时期。一方面，仙人渡镇“十二五”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坚持工业强镇，大力打造鄂西北工业重镇，城镇建设力度将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老河口市多年来都是湖北省粮食调出区，而仙人渡镇是老河口市的万亩高产良田示范区，理所当然的要承担起粮食生产的重任，这种情况下在目前的土地利用方式的制约下，人地矛盾日益尖锐是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1.2偏重规模扩张、土地资源利用粗放
仙人渡镇“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是：充分发挥仙人渡镇的区位优势，环境优势和资源优势，强力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规划思路是大力招商引资，加大做强工业建设力度。快速扩大建成区规模，在城镇发展的指导方针上对建设用地集约节约利用的问题没有涉及，没有意识到多年来发展存在的土地资源利用粗放的问题。造成城镇土地利用严重粗放浪费。
1.3土地利用结构失衡
仙人渡镇连续多年在全市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目标考核中位居第一名，并多次被评为中国乡镇之星,经济发展很快，致使耕地的非农占用用地面积严重，主要表现在小城镇扩展大规模占用高产农田；此外，基础设施、重点项目和农村居民点建设也大量占用耕地。今后随着人口由农村向城镇流速加快，其耕地资源短缺的矛盾将进一步加剧。工业化、城市化不可逆转的趋势与土地资源不足的矛盾将成为仙人渡镇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1.4土地利用率较高，后备资源匾乏
仙人渡镇未利用地面积只有1481.98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2.96%，土地利用率高达87.04%。未利用地中包括水域和自然保留地，而自然保留地占未利用地总面积的75%，自然保留地在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地区的生态用地，不可能会做进一步开发，剩下的未利用土地主要是水域，利用的潜力有限，土地后备资源不足。
1.5土地重用轻养，经济效益低下
本城镇的土地利用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重用轻养，地力耗损大，入不敷出，用地养地作物种植不合理。二是偏重无机肥，忽视有机肥，造成耕地质量下降。三是施用化肥结构比例失调。存在着重氮肥，轻视磷肥，不施钾肥的现象。
二、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对策建议
2.1优化村镇规划和协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优化村镇体系规划不是把村庄拆除合兵，大拆大建。应该从城镇化的发展需要和农民的实际利益出发，除了在本乡镇集中地或者中心村需要村庄拆并，建立新型农村，优化农村居住环境，整治空心村进行新农村建设，实现城镇化。基层村的规划实施，要具有连续性，建设成为美丽新农村。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协调一致，围绕新农村建设抓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村庄、集镇规划的衔接，为“迁村并点”“旧村改造”“村改居”等提供科学合理的规划依据，进一步优化用地结构【2】。
2.2提高土地取得成本和土地出让金上缴标准
一是提高农用地征地补偿标准和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取标准；二是建设用地用于房地产等经营性的，要缴纳经营性用地出让业务费，建设用地用于工业的，需要缴纳工业发展基金；三是对工业用地区域分类定级进行调整，对每一级别的地价要进行一定幅度的上调。四是国家要对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进行适度调控。土地出让收入除了按规定提取几项专项基金外，还要按一定比例缴入中央国库，以抑制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收入的过分的依赖。
2.3培育和完善统一的土地市场
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中发挥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可以有效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要积极探索集体建设用地合法有序流转，实行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同地、同权、同价；完善国有土地出让的市场机制，严格按照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的要求出让工业、商业用地；规范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国有土地资产处置，完善土地价值评估机制，确保国有土地保值增值；进一步理顺土地储备中心的运营机制，发挥好对土地的储备和经营职能。
2.4重点抓好乡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控制好乡镇建设规划用地总规模、严格建设用地标准，提高土地容积率、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要修订完善建设用地定额标准，督促国土资源部门与城乡建设规划部门认真研究出台文件，明确不同层次城乡用地控制标准；要高度重视土地立体空间开发利用，充分利用行政规制、经济激励和政策支持等手段，鼓励用地单位开发利用地上和地下空间。
2.5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按照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要求，通过大力整治旧村庄，开展规模化土地整理工作，促进农村居民点向中心村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挖潜农村存量建设用地、对旧宅基地复垦就是集约节约用地的集中表现，也是集约节约用地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举措。开展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既可使大量资金投入到农村，有利于实现农村增效、农民增收，有利于拉动农村消费需求，实现保增长；节约的新增耕地又可确保耕地红线，保证粮食安全；节余的建设用地还可为产业留足发展空间、破解土地供需矛盾。
2.6建立健全土地集约利用的监督机制
在各项制度尚不完善的前提下,建立土地集约利用评价、考核与责任制度,明确不同地区土地集约利用管理目标,建设土地利用动态监察预警系统,防止城镇、工矿用地粗放扩张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土地集约利用监督制度建设也是保障其他土地集约利用管理制度顺利实施的重要举措[3]。首先,从土地集约利用动态监督角度出发,建立土地集约利用动态评价预警系统。然后,依托土地集约利用评价预警系统,加强土地利用监察。土地集约利用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监督职能部门要依托土地集约利用评价预警系统,从“眼前”和“长远”两个方面来土地集约利用的监督和检查[4]。
参考文献：
[1]吴正祥，政策约束条件下的土地利用优化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1
[2]黄桂雄，浅谈乡镇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以涵江区各乡镇土地利用为例，2007年福建省土地学会年会征文集，2007（10）：421
过渡时期的土地政策篇9
关键词：城乡住房，灾后重建，财政方案，农村住房建设
截至5月31日，汶川地震造成四川全省20个州337.9万户农房倒塌和严重损毁，受灾总面积达41007万平方米；造成城镇居民住房倒塌（损）153.22万户，总面积2649.97万平方米；全省各类福利院、所、站倒损807所，受灾总面积186.4万平方米。
灾后重建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需要建立大量的房屋，安置百姓，恢复生产。目前，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决定在灾区建设100万套活动板房，正在通过各地政府对口支援的方式筹资建设，大量灾民正陆续从帐篷搬至“过渡房”中。预计过渡房的寿命一般为3－5年。在此期间，只要不涉及“过渡房”的拆迁，灾民在这些临时住房免费居住。
如何从帐篷过渡到临时性的“过渡房”，再到真正的房屋，是灾后重建面临的重大任务。原则上应在对住房受损状况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灾后重建住房的规模、重建和加固标准，确定技术要求、套型面积、配套标准等建设规划任务。
农村住房建设仍应采取传统的自建房政策，但应由各所在地方政府提出每个村镇建设规划，明确配套要求和基础设施运营的经费来源和分摊比例，把灾后重建和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应本着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原则，在房屋的财政补助上，尽量使农民感受到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待遇。具体可由国家财政对每户受灾农户提供不少于2万元的建房补贴。据此计算，仅四川省范围需要中央政府发放受灾农户住房补贴675.8亿元。同时建议迅速启动灾区农村建房信贷政策，帮助受灾农民重建家园。农村房屋灾后建设原则上在原有宅基地上进行。村镇建设发生转移的，由村镇政府另辟土地，作为农民建房用地。在村镇恢复性建设中，应彻底改变村镇建设规划、规范缺失的局面，由建设部统一提出可操作性的控制性建设标准和技术要求规范，为农民提供可以选择的参与灾后重建的国内知名建筑公司名录，确保农村房屋的品质和抗震性能，竣工验收合格后才准许进行工程结算和居住。城镇非农业人口的住房供给应以政府建设安居房为主。具体由地方政府无偿划拨土地，并通过房改办或灾后重建办公室，以招标方式引进材料供应商和施工方，建设过程中应免除政府征收的各项税费，最后以实际发生的房屋成本价确定销售价格，提供给通过资格审查的灾民。
城镇非农业人口购房、维修的资金来源，主要依据房屋受损程度和重建、加固所需要的重置成本。对于房屋倒塌和严重损毁的，不论商品房、房改房和私人住房，可以参照四川省各地的重建造价标准，以每平方米800元的标准补助给符合审查资格的受灾城镇居民（每户限报一套，投资性住房不享受补贴）。按此标准计算，财政需要拿出210亿元左右补助四川城镇受灾居民。补助经费应在居民购买安居房时拨付给组织房屋建设的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对于居民倒塌损毁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可在购买政府提供的安居房以后办理土地使用权置换手续，所购安居房相应转为商品房。
房屋受损较轻的，由建设部门根据对房屋损坏程度的认定，由财政部门拨付一定的房屋维修补贴，直接划拨符合资质的施工维修单位，再由后者提供维修服务；验收合格后，由财政部门负责结算余款。
根据以上合计，仅四川省范围，中央财政需要为受灾群众提供建房、购房、维修补贴900亿元左右。这些费用大约需要在三年内陆续到位，平均每年300亿元。
过渡时期的土地政策篇10
关键词：官渡区；五采区；生态环境现状；修复对策
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6）08001902
1引言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各大工业矿区在为昆明市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些破坏均直接威胁并破坏群众居住环境，加速了生态环境恶化，阻碍了周边群众环境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严重影响了旅游资源，阻碍了全市经济、环境以及社会效益协调发展，因此研究“五采区”生态环境现状及修复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2生态修复概述
生态修复即生态系统停止人为的干扰，进而减轻负荷压力，凭借生态系统自身的调节能力和组织能力让其朝着有序的方向演化，也可以指利用生态系统的自我恢复能力，再配合一定人工措施来使已经被破坏的生态系统逐步恢复或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1]。
3昆明市官渡区“五采区”生态环境现状
官渡区地处滇中高原中部滇池东北岸，位于昆城区的东面，是该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东面跟宜良相邻，南边跟呈贡相邻，西面跟盘龙和五华两个城区相邻，昆明市官渡区“五采区”的生态修复工作最早是在2007年开始的。截止到2011年，官渡区“五采区”开展植被修复工作共计99个，修复面积高达9412亩。在逐步设施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过程中，滇池流域的面山范围内共344个采点在经过全面盘点之后，根据植被修复项目连片规划管理的原则整合了33个采区，开展了植被修复、郊野森林公园建设等，成效显著，但是因各方面因素依然存在很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客观采取的破损面积大，大面积的岩石，失去了植被修复的条件，针对这种情况需要采取超常规工程措施；②在一些采区中，因为交通不畅、土地资源匮乏、严重缺水、水电配套设施不到位以及地界产权纠纷等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③关于纯植被修复治疗的采区中，缺乏社会企业的积极参与和投资建设，财政资金投入有限；④生态环境修复相应的配套资金不足。
官渡区属于典型的石质山区类型，因为自身具备的山高、水资源不足、土层薄等自然条件为生态修复工作带来较大难度，然而由于生态修复的工作本身是一项长期性系统工程，生态修复的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所以官渡区的生态修复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充足的资金作保障。
4“五采区”生态修复的对策
4.1“五采区”生态修复的原则
（1）坚持科学规划的原则。生态修复的规划必须有一定的前瞻性，规划要从整体入手，科学配置，充分兼顾生态修复的生态、社会、经济效益。
（2）坚持重点突出的原则。“五采区”的生态修复应该根据资源条件和环境的差异规划与之对应的建设内容，实施综合治理，并突出修复的重点和特色。
（3）坚持适地适树的原则。要因地制宜，科学修复，积极培育出优质树种，将灌木和乔木相结合，构建人工复层林，以实现修复的近期景观和远期效果。
（4）坚持改造并重的原则。开展绿化造林，加强对森林的经营和管护，同时规划与实施共同推进。宜造则造、宜封则封，造改并举，突出效果，保证栽植一次成活、一次成林、一次成景。
4.2“五采区”生态修复的对策
4.2.1面山整治和人工造林
滇池流域面山的采矿、采石、取土点（场）等“五采区”应全部关闭，并做好“五采区”的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绿化植被恢复工作，采取超常规的工程措施推进面山石漠化、岩裸地、沙地带等难造林地的绿化建设，完成滇池面山人工造林的任务，采用低效林地改造、封山育林、退耕还林等多种手段实现生态保护的目标。由于滇池流域“五采区”的自然条件差，水资源匮乏，再加上水资源被污染，因此在该地区造林的存活率和保存率较低，这为实施矿山生态修复带来了较大的难度。所以在“五采区”矿山生态修复工程中，有必要考虑通过抗旱造林技术来实现修复。造林的季节最好选择在雨季及6、7、8三个月。在造林树种的选择上，针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地块，以选用桤木、清香木、黄连木、麻栎、滇青冈、四照花、滇朴、石楠、枫香、冬樱花以及其它适宜的具有成熟育苗基础的优良乡土树种为主，使用高规格苗木，切实保障成效。
4.2.2水利配套措施
水资源作为“五采区”实施关停废弃矿山生态修复是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在矿山生态修复中，在加强防洪和集雨工程建设的同时，还应该注重提高植被或者播种建植的植物成活率，重视植物的浇水养护工作，加强对应的配套蓄水和供水设施建设。
4.2.3水土流失区修复措施
官渡区水土流失的重点控制区为盘龙江和宝象河流域沿岸地区。应加强流域沿岸水土保持林建设和自然林、次生林的保护。实施以松花坝水库、宝象河水库为主的生态恢复工程。通过绿化植被恢复、异地抚育、生物迁移等措施，选择速生乡土树种合理配置人工群落，在人工辅助5～6年后，让群落按照自然更新演替方式恢复，以避免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带来的土壤侵蚀和自然生产力衰退。对于已经破坏的“五采区”、荒山、山坡进行植被恢复，减少水土流失，并尽可能保持该区植被的原生状态。
4.2.4加大生态修复技术的推广和创新
要充分根据官渡区五采区具体的生态类型和修复技术集中的特性，构建适合该地区的生态修复技术标准体系，另外，还需要积极探索出关于废弃矿山生态修复跟产业化相结合的新模式，使官渡区逐渐成为先进生态修复技术的研发中心、生态产业集散中心以及生态文明推广中心。除此之外，还应该积极推广废弃矿山修复的成功经验，并注意保持生态建设地区跟地区之间的平衡发展，进而让五采区的群众都能够享受到生态修复和生态建设带来的成果。
4.2.5发展替代产业，为生态修复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官渡区的“五采区”绝大部分在农村中，面临着产业发展不足的困境，进而农民的生计和增收问题突出，所有必须重视对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替代产业。要将建设区域经济作为平台，充分结合官渡区的历史、自然以及文化的优势，构建“多维立体”的生态涵养类型经济发展体系。另外，还应该完善跟旅游相关的基础设施，并不断创新生产经营和组织的方式，并积极吸引各种社会资金参与到旅游资源开发中，大力发展绿色养殖和特色种植产业，实现农业和旅游业、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发展，最大程度地拓展当地农民的就业渠道和增收空间，切实解决“五采区”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为实施生态修复工作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保证生态修复工作和保护工作顺利开展。
5“五采区”生态修复的保障措施
5.1提高认识，加强政策引导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并利用各种途径加强“五采区”生态修复相关工作的宣传，积极号召社会各界力量支持并参与，切实将”五采区“生态环境修复当作一项长期的治理工程来抓。
5.2强化科技，加大技术支撑
相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当前的成熟技术，邀请各方面的专家献计献策，并积极跟本地区的各个科研所取得联系，争取得到技术支持，提高昆明市“五采区”生态环境修复水平。
5.3广开渠道，加大资金投入
由于滇池流域“五采区”植被修复所需投资大、涉及范围广，因此在修复时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发挥自身主导地位，一是要继续积极地想办法，加强与上级财政的沟通协调，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二是要合理调配本区财力，资金安排向生态建设方面倾斜，确保生态涵养区建设的顺利实施；三是要加强项目资金监督检查，加强日常支出的跟踪反馈，严格按照招投标制度和监理制度等规定程序拨付资金，确保财政资金的高效安全运行。同时，要因地制宜，将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寻求资金使用效益最大化。
6结语
“五采区”生态修复作为一项具有复杂性及长期性的工程，应该根据滇池流域自然环境的具体情况制定长远的规划，在生态环境修复过程中，应该根据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类型和特点，开展对应的修复措施，针对当前五采区生态环境现状，笔者认为可以从面山整治和人工造林、完善水利配套措施、实施水土流失区修复、加大生态修复技术推广与创新、发展替代产业等来推动我区生态修复工作的发展，以取得长久的效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