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版土地管理法篇1
[关键词]修改《房地产估价规范》土地折旧开发利润土地使用权剩余年限
《房地产估价规范》（CodeforRealestateappraisal）(GB/t50291-1999)自1999年6月1日实施以来，对规范房地产估价行为，统一估价程序和方法，使估价结果客观、公正、合理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随着估价实践的进行及一些新法规的颁布，估价规范的部分内容有待于修改和进一步完善。本文对估价规范修改内容作以研究探讨。
一、关于成本法中的修改建议
1.建议修改规范5.4.12条为“基算价格应为重置价格或重建价格扣除建筑物折旧，并对土地的剩余使用年限进行修正（相当于计算土地折旧），或为土地的剩余使用年限重置价格加上建筑物的现值，必要时还应扣除由于旧有建筑物存在而导致的土地价值损失。”
《房地产估价规范》5.4.12条为“基算价格应为重置价格或重建价格扣除建筑物折旧，或为土地的重置价格加上建筑物的现值，必要时还应扣除由于旧有建筑物存在而导致的土地价值损失。”。
实际操作中，有不少估价人员在采用“重置价格或重建价格扣除建筑物折旧”方式求取基算价格时，往往不考虑土地剩余使用年限的修正。对于新建或刚刚使用几年的房地产可能问题不突出，但随着使用年限增加及临近使用期满，则问题显著。而且，如果估价人员在使用这种估价方式在估价新建或刚刚使用几年的房地产形成定式习惯，在以后估价使用多年或临近使用期满的房地产中就会产生突出的问题。
事实上，在求估价对象基算价格时，不论是采用“重置价格或重建价格扣除建筑物折旧”方式，还是采用“土地的重置价格加上建筑物的现值”，都应考虑土地的剩余使用年限，并进行年限修正。如果保持于建筑物折旧一致，这种计算可以理解为“土地的折旧”。
在一些西方国家，土地所有权可以转让，土地可以被永久占有，不存在土地最高使用年限，不存在土地剩余使用年限，基算价格则为重置价格或重建价格扣除建筑物折旧，或为土地的重置价格加上建筑物的现值。即不存在“土地的折旧”。而我国的土地所有权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具体为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我国对土地使用权实行有偿出让、转让，并规定各类用途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最高年限。通常地价在出让后初始阶段上升，在临近使用期满，地价下降。因此，成本法估价中应根据土地已使用年限进行“折旧”，求出剩余年限的土地使用权价格。
在估价规范5.4.5的条文说明中，对成本法求取土地重置价格时应当注意土地剩余使用年限的问题作了有关论述，但在5.4成本法这一节的条款中未对此规定，且有5.4.12条款，容易使人误解。
为明确起见，故建议，修改5.4.12条为“基算价格应为重置价格或重建价格扣除建筑物折旧，并对土地的剩余使用年限进行修正（相当于计算土地折旧），或为土地的剩余使用年限重置价格加上建筑物的现值，必要时还应扣除由于旧有建筑物存在而导致的土地价值损失。”
2.建议取消《房地产估价规范》中5.4.2条其下小字注解。《房地产估价规范》中第5章估价方法的5.4成本法中的5.4.2条，其小字注解为“开发利润应以土地取得费用与开发成本之和为基础，根据开发、建造类似房地产相应的平均利润率水平来求取”。
这在实际估价中较难操作，主要原因为:（1)实际中调查获取的利润率大多数为具体项目的销售利润率或成本利润率，然后将其转化为相应平均利润率水平。若将其再转换为直接成本利润率(直接成本利润率=），不但麻烦，而且容易出现误差。（2）以土地取得费用与开发成本之和为基础，根据开发、建造类似房地产相应的平均利润率水平来求取开发利润，这样的平均利润率水平与人们通常形成的销售利润率水平不一致，估价师不易用此利润率水平进行把握和调整。
实际上，开发利润是根据一定基数与同一市场类似房地产开发项目要求的相应平均利润率相乘求取的，而计算基数和相应的利润率有多种[2]。根据有关教材和理论，有关计算基数和相应的利润率有:
（1）计算基数=土地取得成本+开发成本，相应利润率即直接成本利润率=;
（2）计算基数=土地取得成本+开发成本+管理费用+投资利息+销售费用，相应利润率即成本利润率
=;
（3）计算基数=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售价），相应利润率即销售利润率=。
故建议，规范中5.4.2条小字注解的开发利润宜以开发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为基础，根据开发、建造类似房地产相应的平均利润率水平来求取。或者，不做“应以”的严格要求，取消该小字注解，由估价师根据实际情况及取得方便，根据一定基数与同一市场类似房地产开发项目要求的相应平均利润率相乘求取，形式多样（实际上这种思想在规范中的假设开发法的开发利润求取中已反映，见估价规范5.5.5条）。
3.建议修改《房地产估价规范》中5.4.11的相关内容。《房地产估价规范》5.4.11规定：“估价中确定建筑物耐用年限与折旧，遇有下列情况时的处理应为：……；3.建筑物耐用年限长于土地使用权年限时，应按土地使用权年限计算折旧；……；5.建筑物出现于补办土地使用权出让手续之前，其耐用年限晚于土地使用权年限而结束时，应按建筑物已使用年限加土地使用权剩余年限计算折旧。”
在这种规定下，对于土地使用权剩余年限仍有几十年的情况会产生一些影响，但影响不大。但如果估价某房地产的状况是：土地使用权剩余年限只有几年，建筑物耐用年限还有几十年。那么，按照上述规定，该房地产价值所剩无几。但是，如果该房地产土地使用权续期申请批准，只要再交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就可获得房地产的又一个使用周期，依此估价，该房地产价值会相当可观。
这个问题涉及《房地产管理法》的相关规定[3～5]，《房地产管理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应当至迟于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幅土地的，应当予以批准。经批准准予续期的，应当重新签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照规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虽申请续期但依照前款规定未获批准的，土地使用权由国家无偿收回。”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四十条规定:“土地使用权期满，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由国家无偿取得。土地使用者应当交还土地使用证，并依照规定办理注销登记。”
因此，土地使用权出让使用年限届满后有两种情况：一是批准续期，继续使用。二是国家无偿收回土地及建筑物等。对于后一种情况（包括国家提前收回进行一定补偿）由于实践中还未出现，如何进行合理处理，是无偿收回，还是应该考虑对建筑物进行合理补偿，是一个需要完善相关法规的问题。但在房地产估价规范中应当根据客观情况，给出合理的处理原则，尤其是在批准续期，继续使用的情况下。
二、关于市场比较法中的修改建议
1.建议在《房地产估价规范》5.2市场比较法一节中,增加关于估价对象抵押、带租约、产权是否清晰等这类权益因素的修正。
在运用市场比较法估价时,一般应进行交易情况修正,但其主要侧重有利害关系人之间的交易、急于出售和购买情况下的交易等的修正。作为房地产价值主要是其权益价值的表现,建议增加关于估价对象抵押、带租约、产权是否清晰等这类权益因素的修正。
例如，市场比较法中应考虑带租约的修正，因为在用收益法进行评估时，是否带租约对评估价值有重要影响，而各种估价方法在合理使用时其估价结果应具有相近性，其估价原理应具有一致性。具体来说，运用收益法估价时，带租约和不带租约可能有两种估价结果，则运用市场比较法估价时，在考虑是否带租约的修正下，也会具有相近的两种估价结果（这种思路实际上已反映在估价规范中改进的成本法估价中，经济折旧即反映了外部不利因素造成的价值损失。）。
2.建议在《房地产估价规范》5.2市场比较法一节中，增加有关修正公式条款。
房地产估价规范在收益法及成本法章节中已列有部分公式条款，若在市场比较法中增设有关修正公式条款，这样更便于规范操作，当然也可以推荐几类公式供选择。例如，列出交易情况、交易日期、区域因素、个别因素的修正公式。
这些内容也涉及目前行业有关理论的整合问题，有关教材和理论在因素修正上已将个别因素修正与区域因素修正合并为房地产状况修正，由此反映到修正公式中。故建议，估价规范应对市场比较法中的修正公式进行明确。
三、关于收益法中的修改建议
《房地产估价规范》5.3收益法一节中5.3.8条款有“对于土地与建筑物合一的估价对象，当建筑物耐用年限长于或等于土地使用权年限时，应根据土地使用权年限确定未来可获收益的年限，选用对应的有限年的收益法计算公式，净收益中不扣除建筑物折旧和土地取得费用的摊销。”
在这种情况下，若获得40年使用权商业用地，在其上开发钢筋混凝土结构，其经济耐用年限一般为非生产用房60年，那么，其后20年的价值如何体现；一些保养良好的百年建筑在其土地使用期满时缴纳土地使用权续期费用之后，又可获得另一个使用周期；当估价临近土地使用权期满的房地产则问题更为突出，这是与前述修改规范5.4.11同一性质的问题，规范需要对这一类问题统一修改。
四、其他修改建议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使估价规范中城市房屋拆迁补偿估价的修改成为规范修改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物业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使估价规范中有关权益的评估有待完善。
其他的建议还有，在估价规范第四章估价程序中的4.0.1中增加“获取估价业务”、“交付估价报告”等步骤；发行《房地产估价规范》的中英文对照版；在规范中附录一些估价报告中常用的技术参数及数据（如全国通用参数、数据及各城市技术参数、数据）;编制估价规范应用示范性案例等。
在国家和房地产估价行业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房地产估价规范》的这次修改将使行业规则更趋完善，继续发挥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1999）[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2]柴强:房地产估价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3]沈建忠:房地产基本制度与政策[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旧版土地管理法篇2
关键词 国有土地 拆迁补偿
中图分类号：D913
文献标识码：a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从而使中国城市土地在所有权上实现了全面国有化。1988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目前，在城市土地所有权固定的情况下，中国实行了“无偿划拨”和“有权出让”两种方式并存的城市土地使用制度，并形成了所谓土地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城市化进程也不断加速。近年来，拆迁更是成为了城市化的主要手段之一，它一方面在城市的规划与建设中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一方面又带来了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的复杂问题。而应对拆迁过程中复杂多样层出不穷的矛盾，立出一部可供遵循、为人民信服的良法成为拆迁工作的头等大事。但近年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制造出的拆迁血案已经愈演愈烈，对此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影响也十分恶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了保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经济秩序，妥善处理城市发展和征地拆迁的关系，2011年1月21日在社会各界的呼声之下，国务院及时通过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人们都期望这部新的拆迁法规能够缓和社会矛盾，防止拆迁血案重演。本文试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为视角，就当前我国国有土地拆迁补偿若干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主要从租赁房屋处理的规定、土地使用权的补偿、违章建筑的补偿、法院强制执行权的行使这四方面着眼展开论述，以便为今后国有土地上拆迁法律法规的修改和完善提供借鉴。
一、关于租赁房屋处理的制度与现实问题评析
（一）关于租赁房屋处理的制度。
首先我们来看旧拆迁条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十六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裁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30日内作出。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3个月内向人民法院。第二十七条规定：“拆迁租赁房屋，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解除租赁关系的，或者被拆迁人对房屋承租人进行安置的，拆迁人对被拆迁人给予补偿。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对解除租赁关系达不成协议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房屋产权调换。产权调换的房屋由原房屋承租人承租，被拆迁人应当与原房屋承租人重新订立房屋租赁合同”。而新拆迁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三)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
（二）关于租赁房屋处理的现实问题的评析。
从上述法规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出，新旧拆迁条例都界定房屋所有权人为被征收人，拆迁补偿为其所有，而对房屋租赁人都不算入被征收人之列。但是相比之下，旧拆迁条例对租赁房屋的拆迁处理却有专门的、具体的规定，对租赁人的权利给与肯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在拆迁时房屋承租人的抗辩权、获得补偿权。但是新的拆迁条例完全取消了对租赁房屋如何处理的规定，这种完全抛弃了承租人作为被征收一方当事人的做法显然从客观上减小了征收人在征收房屋时的对立面。但是“因征收房屋造成的搬迁、临时安置的补偿”和“因征收房屋造成的停产停业损失的补偿”显然是应当属于“实际承租人的”，但由于缺乏对承租人保护的规定，实践当中承租人将会很难依靠新拆迁条例获得补偿，只能依靠合同法等民事法律来寻求法律救济，但是仅依靠《合同法》及租赁合同来解决承租人的补偿问题是否会使承租人付出的成本（特别是时间成本）增高呢？如果这样，就会增加承租人的负担。而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国家发展的经济支柱大部分都是通过租赁场地、房屋来搞生产经营的。当企业作为承租人，会负担更重的成本，这样就会给社会的经济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而企业也可能因为拆迁补偿的不到位成为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这一现实问题尚有待解决。
二、关于土地使用权的补偿制度与现实问题评析
（一）关于土地使用权的补偿制度。
新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房屋被依法征收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同时收回”。第十七条规定：“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对被征收人给予的补偿包括；(一)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我国《物权法》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前，因公共利益需要提前收回该土地的，应当依照本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对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给予补偿，并退还相应的出让金”。
（二）关于土地使用权的补偿现实问题的评析。
我们知道，土地是房屋等建筑物的载体，是不动产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土地方面，物权法仅仅规定退还当初的出让金，本身就有问题，就是没有把土地的升值部分考虑进去，而这种升值部分往往表现为大额的金钱。再看看新拆迁条例，它却根本没有对土地的使用权如何补偿作出规定，这并没有起到弥补《物权法》的缺陷的作用，在这种制度之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权利主体（被征收人）中只要有权利意识觉醒的人在，就会对此不满，和政府产生纠纷，甚至是激化矛盾冲突，这一现实问题尚有待解决。
三、关于违章建筑的补偿制度与现实问题评析
（一）关于违章建筑的补偿制度。
新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建设活动的监督管理，对违反城乡规划进行建设的，依法予以处理。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对认定为合法建筑和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应当给予补偿；对认定为违法建筑和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的，不予补偿”。旧版的拆迁条例也对此规定不予补偿，但是实践中发生的拆迁血案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因为违法建筑拆除不予补偿造成的，震惊中外的“成都唐福珍因拆迁自焚惨案”就是违法建筑拆迁不予补偿的典型案例。
（二）关于违章建筑的补偿的现实问题评析。
违法建筑拆迁一直是拆迁领域中的难题，因为涉案的违法建筑大多在十几年以上，位于城中村或城乡结合区域，属于历史遗留问题，是政府冒进搞经济开发造成的。当初地方政府一味地为了搞活经济，大力提倡自主创业、增收，大力协助中小企业的设立、发展，在经济建设用地及厂房建设、改建、扩建等方面则采取了姑息宽容的态度，即使法律手续不完备也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违法建筑存在了若干年也无人问津，特别是“经济开发区”大多位于城市边缘的乡村，处于当时“一法一条例”调整的盲区。因此当初的企业厂房、设施建设很多都违反2008年才实施的《城乡规划法》。实践中拆迁人往往对违法建筑的被拆迁人只作适当的、象征性的“人道主义”搬迁费补偿，而违法建筑的权利人往往都是企业主，那点搬迁费远远不能弥补对造成一个企业停产、停业以及大面积厂房、设施重建造成的损失。这容易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有待解决。
四、关于法院强制执行权的行使制度与现实问题评析
（一）关于法院强制执行权的行使制度。
新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级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而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制定的《城市房屋拆迁工作规程》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申请行政强制拆迁，必须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后，方可向政府提出强制拆迁申请”。
（二）关于法院强制执行权的现实问题评析。
新拆迁条例最大的亮点就是政府将强拆权交给了法院。在我国，由于受地方政府财权的制约司法权一直都是被行政权压制，从而造成了在一定程度上的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界限不清，甚至可以说是混而为一的。如此弱势的司法权能否独立担当起强拆权的重任，避免血拆惨案的继续发生？这无疑成为新拆迁条例施行后对法院司法权如何独立正确行使的最大考验。法院的强制执行权的行使仍然需要制度的规范和保障，这样才不会造成表面上是法院在施行强拆，实际上是政府在背后操作、指挥。如果这个问题处理不当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一现实问题虽经历了一年之久，但仍有待解决。
任何法律、法规的制定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新拆迁条例的上述问题在实践当中如不妥善处理，尽早采取措施严加防范，可能就会重蹈旧拆迁条例的覆辙，而关于新拆迁条例的批评声音以及现实存在的案例看来，一些实际问题仍旧没有得到解决，这不是立法的初衷所在。因而，在今后的法制建设中，还应该在这方面多着力，将现行制度进一步完善，使拆迁法规真正起到缓和社会矛盾，防止拆迁血案重演的作用。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法学院09级本科）
注释：
路红生主编.土地管理学总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页。
参考文献：
[1]王先进.土地法全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2]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3.
旧版土地管理法篇3
关键字：国企治理，两权分离，产权，科斯定理，博弈论，风险
一、困惑现状：国企两权分离为何失灵？
从1979年7月13日国务院下达《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的若干规定》揭开国企改革的序幕，到2003、2004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进一步对国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国企改革已经持续了20多年。在这20多年里，一直沿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此为“旧”两权分离）或“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此为“新”两权分离）的治理模式进行。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市县、从官方政策到学者研究，都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但20多年的实践却表明：两权分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首先，旧两权分离没取得预期效果。早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以承包经营制为代表的旧两权分离治理模式虽然在短期内看似提高了国企效益，但实际上却是一种“涸泽而渔、焚林而猎”，是承包经营者把未来的、国家的、普通职工的利益提前透支才得到了这些貌似的“成绩”。承包者得到了一种外无国家所有权约束、内无企业内部自我约束的经营权，结果就是旧两权分离使得经营权凌驾于所有权之上，导致了国企“权利（收益）的私有化和义务（成本）的社会化”。［1］正因其弊端，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国企的承包经营制，由旧两权分离转变成新两权分离。
其次，90年代初以来实行的新两权分离也没有取得预期效果。根据新两权分离的要求而推行的股份制在开始的几年里，股市上一片繁荣，似乎新两权分离成功了，但当时就有一些冷静的学者指出，这只不过是人们对新生事物的一种盲目追捧，泡沫经济的成份很大。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这一点，仅仅到了1995年，中国经济就开始要“软着陆”；而三年之后的1998年，由东南亚金融危机引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由于中国政府为了免遭危机而采取了强有力措施对国内经济进行硬性干预，政策上的保护把国企新两权分离弊端的爆发时间推后了。但强心针的作用只是一时的而不是一世的，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由于中国政府切实履行自己的入世承诺，对国企的非市场化的保护越来越少。
于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几年里，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发生了“集体地震”，丑闻不断、败绩连连，比如银广厦、蓝田股份、郑百文、农商社、猴王、亿安科技等等等等，败下市来的不在少数，以至于现在政府为了给这些被pt的败兵找个立锥之地而不得不考虑建一个“三板市场”。没上市的普通国企也是“批量滑坡”，并由此拖累了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使中国市场经济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次瓶颈期！［2］尤其是上市公司，一直被认为是国企两权分离治理模式的好样板、被认为是尝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排头兵。但现在的事实却进行了一场“反证”。这不能不令人对两权分离进行冷思考与再认识。
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的失灵？这个问题十分令人困惑。当初论证“国企应该彻底两权分离”时，曾列举了无数条有力的论据。但现实击破了这些论据，国企改革似乎走入了一个误区，如果不走出这个误区，仅仅通过更换监管部门是无法解决问题的。（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国有资产监管机构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而不断变迁的。从最初的“无人管、谁都管”的混乱，到成立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再到交给财政部代管，再到现在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3］）
二、历史镜像：国企两权分离演进轨迹的经济法考察
从历史上考察，我国国企两权分离可以划分为旧两权分离和新两权分离两个时期。之所以把两权分离划分为旧、新，是由于它们在法律用语的表述上有明显的不同：旧两权分离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而新两权分离是“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分离”，前者是“经营权”，后者是“法人财产权”。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两权分离并无旧、新之别，认为所谓的“法人财产权”实际上就是经营权、换汤不换药，但目前学界的通说认为二者并不完全等同，因此有必要以此来把两权分离区别为旧、新两个时期。
（一）国企旧治理模式的演进轨迹
1、旧两权分离模式的萌芽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国工作的重点向经济建设转移，针对旧体制权力过于集中、企业缺少自的问题，开始了以“扩大企业自”为内容的国有企业改革序幕。国务院于1979年7月13日下达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的若干规定》等五个改革全民所有制企业管理体制的文件，并在全国开展了改革的试点工作。1984年5月10日，国务院根据前3年的改革经验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要求，又了《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的暂行规定》。这些改革文件针对旧体制的弊端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改革措施：一是改革旧的统收统支的财务制度，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制度和国有资产的有偿占有制度；二是在企业保证完成国家指令性计划的前提下，可以在安排生产方面、原材料采购方面、产品销售与定价方面、留用资金和固定资产处分方面以一定的自。这些改革措施已经初步体现了两权分离的精神。
2、旧两权分离模式的成型阶段。由于上一阶段已经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引发了学术界的热烈讨论。对全民所有制企业财产权问题，学者们提出了占有权、租赁权、经营管理权、企业法人所有权、用益物权等制度建议。在
总结经验和听取学术界建议的基础上，中共中央于1984年10月20日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正式提出了两权分离的指导思想。所谓“两权分离”，就是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将国家所有的财产授权给企业经营管理，使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
3、旧两权分离模式上升为法律的阶段。1986年的《民法通则》第82条确认了企业对国家授权其经营管理的财产的经营权：“全民所有制企业对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依法享有经营权，受法律保护。”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进一步明确了两权分离，其第2条规定：“企业的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国家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授予企业经营管理。企业对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和依法处分的权利。”［4］
（二）国企新治理模式的演进轨迹
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原来“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之上层建筑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的经济基础之要求。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提了出来。十四大确立了新的经济体制，与此相应，旧两权分离也演进为新两权分离。
1、新两权分离模式的萌芽和成型阶段。旧两权分离经过了几年的萌芽之后才成型，而新两权分离从萌芽到成型，表现出了明显的“速成班”特征。1992年5月15日，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等6部委联合了《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同日，国家体改委颁布了《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两个规范性文件。5月23日起，国务院有关部委又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关股份制企业的管理办法。这些规范性文件实际上有了后来的“法人财产权”之雏形。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提出了“法人财产权”之概念。
2、新两权分离模式上升为法律的阶段。就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一个月，即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第4条规定：“公司享有由股东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在随后的1994年，国务院颁行的《国有企业财产监管条例》第27条规定：企业法人享有法人财产权，依法独立支配国家授予其经营管理的财产；政府和管理机构不得直接支配企业法人财产。［5］可见，法人财产权就是公司享有的对股东投资所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独立和直接支配的权利。
关于法人财产权的法律性质，法学界和经济学界的见解从来就没有统一过，主要观点有：（1）法人财产权实质上是法人所有权；（2）法人财产权仍然属于企业经营权；（3）法人财产权是不同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一种财产权。但不管学界如何争论，官方的立场并没受到影响。从此之后，以“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相分离”为特征的新两权分离一直都是国企改革的方向，与此同时，旧两权分离也偶尔提一下，二者并行并用。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的决定》中，对法人财产权没做任何改动。2003年成立的国资委对国有资产体制进行了不小的深化改革，提出“三结合”（管资产、管人、管事相结合）、“三分开”（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开），似乎又有重提旧两权分离的意思。
三、误区探源：对“国企两权分离失灵”的经济法四维透析
我国的国企治理之所以一直沿着两权分离的方向进行，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马克思经典著作作为指导的。马克思在研究借贷资本和股份资本时，明确地指出这两类资本都是两权分离的资本。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实际发生机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人，别人所有资本的管理人。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单纯的货币资本家。……机能与资本所有权分离了。”［6］列宁更进一步认为两权分离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资本主义的一般特征就是资本所有权同资本对生产的投资权分离，货币资本同工业资本分离，全靠货币资本收入为生的食利者同企业家和其他一切直接参与运用资本的人分离。”［7］中共中央1984年10月20日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无误地说明了中国国企两权分离是来自马列主义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主义的实践，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8］
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的剖析不可不谓不深入，也不可谓不正确。两权分离治理模式（不管是旧的还是新的）也都“曾”在相当的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国企改革的进程。但问题在于：两权分离作为一棵生长在“自然人所有制”土壤上的“桔树”，它移植到“拟制人所有制”的中国土壤上之后，会不会“水土不服”？中国的土壤里有它所需要的养份吗？会不会异变为“枳树”？“淮南”与“淮北”的差别是客观存在的，无视这一点，就导致了目前我国国企两权分离治理模式“失灵”的困惑现状。
误区透析一：从产权初始界定论的角度看，国企两权分离是建立在“拟制人所有制”法律基础上的，而不是建立在“自然人所有制”的法律基础上的。
西方的产权经济学家把自然人所有制视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波斯纳认为：“只有通过社会成员间相互划分对特定资源使用的排他权，才会产生适当的激励。如果一块土地为人们所有，他们可以排除任何其他人接近其特定的区域，那么个人就会通过耕种和其它措施来努力使土地价值最大化。”［9］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自然人才是具有意志的“生命体”，是“真实的人”，能独立进行意思表示，能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拟制人却不是一个生命体，它由自然人组成，是“拟制的人”，它不可能有自己的意志，所谓的拟制人意志也只不过是由有关自然人“假借拟制人之名而进行的自然人的意思表示”。在这个过程中，有关的自然人就可能操纵拟制人。
在拟制人所有制的几种类型中，西方学者认为国有制是最不能与市场经济兼容的一种典型。他们对国有制的质疑十分尖锐：“究竟为什么要坚持国有制？如果通过巨大的但一点也不能肯定会成功的努力使国有企业模仿私人企业的行为，而不用变成所有者，那么，这又有什么样的实际好处呢？”［10］产权大师德姆塞茨对国有制也不认同：“国有制则意味着只要国家是按照可接受的政治程序来决定谁不能使用国有资产，它就能排除任何人使用这一权利。我不想详细地检验国有制。”［11］阿尔钦更是激进地认为：“政府、公众或共同体产权的性质确实依赖于政府的形式，由于这些方面的确是如此含糊和
不明确，企图在每种情形下正式地推演出资源配置的结果与行为是会受到阻碍的。”［12］总之，西方学者认为拟制人所有制由于“与市场经济根本不相容”，因此，适于西方自然人所有制条件下的两权分离也就无法适于中国国企。
当然，西方学者对以国有制为代表的拟制人所有制的上述尖锐质疑，是从其特定的思维模式得出的论断，并不足以成为我国国企改革的悲观论调。
误区透析二：从科斯定理的角度看，国企两权分离是建立在“外部性法经济学模型”的，而非从“内部化法经济学模型”中推演而来的。
“外部性”和“内部化”是科斯定理最重要的两个术语，它认为只有内部化所有制才能把权利和义务完美地合于一体，也就是把收益和成本合于一体，从而能激励人们以最小化的成本去追求最大化的收益，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承担相应的义务。而外部性所有制却把权利与义务割裂开来、把收益和成本割裂开来，让有些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却不承担义务、获取收益的同时却不支付成本；相应地，必然有另外一些人只承担义务却不享受权利、支付成本却不获取收益。这样一来，就会导致对谁都产生不了强烈的激励。据此，西方产权经济学家认为只有私有制才是一种最有效的内部化所有制，而国有制则是一种最典型的外部性所有制。
对此，德姆塞茨说：“产权是一种社会工具，其重要性就在于事实上它能帮助一个人形成与其他人进行交易时的合理预期。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是导引人们实现将外部性较大地内在化的激励。”［13］波斯纳则总结道：“财产权的法律保护就在于产生有效益地利用各种资源的激励。”［14］他举例说，农民种谷物、施肥、立吓鸟的稻草人，当谷物成熟时，在两种所有制条件下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一种是在内部化所有制条件下（即这块土地归这位农民私有），他拥有谷物的收割权，他就会在明年继续尽心尽力地在这块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努力，从而把庄稼种好。另一种则是在外部性所有制条件下，这位农民不拥有排他性的私有产权，别人就可以把这些庄稼收割据为己有，这将导致这位农民在明年不再努力耕种，转而倒退到原始的狩猎方式中去，或者也去抢割他人种的庄稼。
误区透析三：从委托论的角度看，国企两权分离建立在“双重链”的法律技术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单重链”的法律技术之上。
两权分离本身就决定了必须进行委托，即企业所有者作为委托人（被人），经营者作为被委托人（人），在二者之间形成法律上的委托关系。虽然法律上和道义上都要求人（经营者）必须忠实于委托人（所有者），但实际上，由于“经济人理性”的客观存在，经营者在决策和行为时首先考虑的往往并不是所有者的利益最大化，而是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于是就产生了“风险”。这就是两权分离的弊端。风险是“不可避免的”，但能通过制度化的设计来“尽量减少”。［15］这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对经营者进行监督的制度，如由董事会决定经营者的聘用、考核、解聘，由监事会对经营者和董事会进行监督，最后又由股东会对董事会、监事会、经营者进行最终监督，以及政府为了社会公益而要求上市公司设独立董事，等等。
如果仅仅从《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法条规定上看，中国对经营者的监督并不比西方少。但问题在于：西方的两权分离只在经营者一个环节上产生“单重风险”，而中国国企的两权分离不仅在经营者环节上、而且也在所有者环节上产生风险，即“双重风险”。（1）中国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者”缺位，国企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全民只是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上的所有，全民不可能对国企进行有效监督；再者，全民也根本没有、或无法把国企资产的保值、增值作为自己的“内化动机及任务”。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无论是家族集团还是机构投资者，其最终的“委托人”（即所有者）都是清楚的自然人。所以，西方的公司治理结构之链条中，只可能在一个环节上（即经营者环节）出问题；而中国却可能在两个环节上出现问题：一个是经营者环节，另一个是所有者环节。经营者环节出了问题，只不过是下游，可以通过迅速更换经营者来解决；而如果所有者环节出现了问题，则是上游、是根源，整个链条都有可能崩溃。［16］（2）主管部门及其官员很可能缺乏真正关心国有资产的内在动力。国有资产虽是“国家所有”，但国家本身并不是一个象自然人一样的生命体，必须把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交由有关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去“”。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滋生腐败，使所有者环节的链也产生失灵的风险。（3）国家既是市场竞争的“裁判员”，同时又大量兴办国有企业、充当“运动员”之角色，这两个相互冲突的角色和职能集于一身，就有可能损害市场的“三公”（公开、公平、公正），导致“假球”、“黑哨”频频发生。
误区透析四：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国企两权分离是建立在“合谋型博弈矩阵”之上的，难以通过“囚徒困境”达到“纳什均衡”。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通过博弈论揭示了一个基本经济规律，即在经济活动中，人们之间的合作（合谋）较之人们之间的竞争，前者对人们的效益（好处）最大。因此，如果是一个只有两方参与的简单博弈关系，则二者之间的合谋能使他们的效益都达到最大化。但现实中的博弈往往都有三方以上的参与者，各方共同的博弈是一个“大”博弈关系，任何两方之间又会产生“小”的博弈关系，根据保罗·萨缪尔森的研究，这种情况下，任何两方之间的小博弈关系如果是合谋型的，则它们之间就会达到各自的效益最大化，但这样就可能损害没参与这个小博弈关系的其它方的利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就必须采取监督措施，把这些小的合谋型博弈转化为“囚徒困境”，［17］使之变成“不合谋”，从而维护大博弈关系达到各方共同的效益最大化均衡。
西方的两权分离之博弈关系中，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一元制中不设监事会，但在董事会里设有独立董事和其它非执行董事）、经营者等参与者。由于它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所有权归私人，因此，在这个大的博弈关系中，源于所有者（通过股东会行使）的激励机制能顺利运转，所有者从源头上以“关心自己财产利益的内部化动力”来积极监督经营者、董事会、监事会，把它们之间的合谋型博弈“逼入”囚徒困境，从而达到各方共同的效益最大化均衡。
中国国企的两权分离之博弈关系中，参与者更多，有抽象意义上的全民、整体意义上的政府、具体意义上的政府部门及其官员、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者等。在这个远比西方两权分离复杂得多的博弈关系中，由于最初始的所有者是抽象意义上的全民，它不是自然人，而是拟制人，不可能产生象关心私权一样的激励机制，也就是说，中国国企的所有者从源头上就缺乏足够的“内部化动力”来积极监督政府、部门、官员、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营者。这样，在这个长长的博弈链中，除了最初始的所有者（全民）之外，任何两方甚至多方都很可能达成合谋型博弈，合谋侵害全民的所有者利益。
四、理论反思：两权分离治理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国企
通过上述的两权分离“桔生淮南淮北”之中西比较，笔者主张：两权分离实际上并不适合中国国企，必须探索新的国企治理模式。然而，不少学者仍认为两权分离对中国的国企治理“曾经”发挥过比较明显的正面作用，过去20多年的改革成就便是明证，因此，它并没有在中国的土壤里由“桔”异变为“枳”，不必对它进行改革。对此，笔者并不否认，但我们发问的关键在于：第一，任何成就都是相对的，是以某个参数作为参照物的。之所以认为过去20多年的两权分离对国企治理是“有成就的”，实际上是以改革之前的烂摊子作为参照物的。改革之前，尤其是经过了十年“”浩劫之后，中国国企可以说连一个“枳”也没有。改革后，通过引入两权分离治理模式，国企收获了几筐“枳”，于是，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枳”的人们就认为两权分离治理模式是中国国企的救世灵药。但放眼世界、放眼未来，我们要求的不仅仅是这几筐“枳
”，我们追求的是大丰收的“桔”，是真正的、又大又甜的蜜桔。“他人跨骏马，我能骑驴子；看看步行人，心里稍平衡。”这首打油诗似乎比较适于形容那些津津乐道于两权分离治理模式的学者。第二，如果把某个模式“曾经的”推动作用视为永远坚持它的理由，那么，建国初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也曾起过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为什么不坚持它？同样道理，“曾经的”推动作用也不能成为我们在已经加入世贸之后、开始真正与国际接轨的新时代背景下仍坚持国企两权分离治理模式的理由。
在探索新的国企治理模式之前，我们应先对国企进行一个科学的分类。在西方，“企业”一词曾长期不是规范的法律术语，“国有企业”一词更是不曾出现在法律之中，它们只是经济学上的一个概念。相应地，也没有“企业法”和“国有企业法”之谓。考察国外民商法和经济法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相当长时间内仅有“公司法”、“合伙法”及“商法”、“商事法”等。只是到二次大战后，在日本和德国学者们的经济法著述中，才出现“企业法”一词，他们所使用的“企业法”是指经济法中关于政府对各种企业进行规制的法律，是为了与规定公司、合伙的商事法相区别。可见，在西方，“企业法”专指政府为实现一定的经济政策，对各种企业从经济上加以干预的法律。［18］西方法律中所指的“国有企业”作为“企业”的一个特殊的下位概念，除了具备企业的一切属性之外，还具有自己更为特殊的属性，即：西方的国有企业一般只指提供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或国家为了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而设立的区别于商法上所定义的公司、合伙等经济组织的一种特殊经济组织。
而我国由于长期实行国有制，国家广泛兴办企业，因此，我国所定义的国有企业的外延远比西方的国有企业大得多。这种无所不包的国企之范围在计划经济时代行得通，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越来越显出不合时宜。因此，为了真正与国际接轨，我国应在立法上把国有企业严格地界定为“资产完全归国家所有、不具有公司形态的企业”。这一观点早在1993年刘大洪教授的《企业法新论》一书中就有详细论述［19］，但十多年过去了，我国的国企立法仍然没对此做出相应规定。以现在的情形看，立法上似乎仍难采纳这个十多年前的建议，因此，为了兼顾合理性与合法性、应然性与实然性，笔者在此处就对我国国企进行两大分类：第一类是经济法意义上的国企；第二类是民商法意义上的国企。我们认为，不管是第一类国企还是第二类国企，都不适于采取两权分离治理模式。
（一）经济法意义上的国企为何不适于采取两权分离治理模式
从历史上考察，西方的经济法是作为对民商法调节的不足而出现的新兴法律部门，是介于传统的私法和公法之间的第三法域。经济法的主要作用是“弥补看不见的手所带来的市场失灵”，由政府运用“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进行干预。民商法主要作用于市场的微观层面上，而经济法则作用于宏观的层面上（表现为宏观调控法）和中观的层面上（表现为市场规制法）。政府对市场失灵的弥补手段多种多样，国有企业是其中重要的一种工具。西方的国有企业法是典型的经济法的一个下位部门法，与作为民商法的公司法、合伙法等明显相区别。
正是由于国有企业作为经济法的一个政府干预工具，与一般的经济组织相比，它肩负着“非市场的使命”，因此，根据公认的法理上的“权利与义务守衡定律”，法律必须赋予国企以“一定的且必须的特权”，才能与它所承担的义务相对应。也正是由于它的这些特殊性，使得它不能象普通经济组织一样进行两权分离，而是实行两权合一，只有这样，才能使它充当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性工具。［20］在近现代的西方，几乎所有的经济法意义上的国企都没有进行两权分离，有的甚至连政企也不分（这样的国企本身就是准行政机构）。（注：对于经济法意义上的国企而言，两权分离与政企分开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大多数国企是两权不分、但政企分开，少数更特殊的国企则是两权:请记住我站域名不分、政企也不分。）
与西方相比，我国作为后进国家，要实现“后发优势”，更需要经济法积极地发挥作用。由于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而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不仅面临着“市场失灵”，而且面临着“市场缺位”，发展的紧迫性使我国不可能再象西方国家那样用漫长的上百年的时间来等市场“自发的到位”，只能用政府主动干预的方式来实现市场“自觉的到位”。这些目标的实现，都需要充分运用经济法来调节。西方是民商法为经济法“引路”，中国则是经济法为民商法“铺路”。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经济法意义上的国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显重要。经济法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不实行两权分离，这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做法，我国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二）民商法意义上的国企为何也不适于采取两权分离治理模式
公有制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在可以预见的期间内都不可能把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领域完全退出。我国的民商法意义上的国企实际上是公司制的经济组织，应受《公司法》的调整，而不能再沿用传统的“三分法”。按照西方通行的公司法原理，只要是民商法意义上的公司，不管是什么性质，两权分离都是其降低成本、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现实优选方案”。（此处所说的“现实优选方案”，是与“理想最优方案”对应的。在经济学上，从产权目标实现的方式来看，资产所有者与经营者合一、所有权与经营权重叠，是协调性最好的企业形式，即理想化的最优方案，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者的产权目标与经营者的行为目标是统一的，经营者就是所有者。但这种方案只存在于“理想之中”，在现实中由于所有者的能力、精力、时间有限，不得不委托专门的经理人进行经营，即两权分离，这虽然不是“最优”方案而只是“次优”方案，但由于它是“现实可行的”，因此成为普遍的选择。）
但我们认为，改造为公司制之后的、民商法意义上的中国国企仍然不应照搬西方的公司法理论，仍然不适于采取两权分离之治理模式。为什么？因为，从理论的角度看，中国国企不具备西方实行两权分离的土壤，淮南淮北有别；从实证的角度看，中国国企的现状已经使“一切尽在不言中”了。这两个角度在前文已经分别详细论述过，故此处从略。
注释：
［1］刘大洪：《法经济学视野中的经济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258页。
［2］李华振、刘卫华：《中国国企“两权分离”为何失灵？》，载《人民日报之中国经济快讯》2003年第37期。
［3］李明良：《证券市场国有股权管理若干法律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会商法学会2003年年会论文集》。
［4］彭万林、覃有土等：《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修订第3版，第267—268页。
［5］覃有土：《商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79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56页。
［7］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转引自彭万林、覃有土等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修订第3版，第269页。
［8］彭万林、覃有土等：《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修订第3版，第268页。
［9］（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中国大
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40页。
［10］（波兰）w·布鲁斯、K·拉斯基：《从马克思到市场：社会主义对经济体制的求索》，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11］（美）H·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109页。
［12］（美）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3页。
［13］（美）H·德姆塞茨：《关于产权的理论》，载《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7—98页。
［14］（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法和经济学》，张军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5页。
［15］吕忠梅、刘大洪：《经济法的法学与经济学分析》，中国检察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第337—342页。
［16］李华振、刘卫华：《中国市场经济遭遇瓶颈》，载《财经报道》2003年第6期。
［17］（美）：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4版），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页。
［18］谢怀栻：《台湾经济法》，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19］刘大洪：《企业法新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24页。
旧版土地管理法篇4
关键词：高填方拓宽病害防治基础
中图分类号：U21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一、概况
本项目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属平原微丘陵区，为在原有高速公路的两侧加宽两车道，项目中借土填方60万方。填方路堤的填方数量大、占地宽、施工工艺复杂、路基所处的环境千变万化、且常年受重复载荷的作用。因此，在高填方路基的施工中，即使完全按要求进行施工，在工程施工过程中或者工程施工完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行车载荷的反复作用，发生的病害仍很多，而且较难治理。
二、可能产生的病害
高填方拓宽路基的病害在这里把他归纳为路基沉降问题、新旧路基衔接问题和水的防治问题，处理好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将大大减少路基病害的发生。、
1、路基沉降
高填方路基的沉降表现为均匀沉降和不均匀沉降。均匀沉降一般发生在自然环境基本一致的路段。不均匀沉降一般发生在地质、地形、地下水、填挖结合部及筑路基材料发生显著变化的地方。这种沉降在高填方拓宽路段表现出来的病害，主要有路基纵向开裂、滑坡、崩塌等，究其原因有：①原地面处理不彻底，在静、动荷载作用下，使路基沉降变形；②路基在填筑过程中，没有严格按分层填筑分层碾压工艺施工，路基压实度不足而导致路基沉降变形；③不良地质路段没有处理而导致路基沉降变形；④新旧路基交界处未按规范要求挖台阶，原状土和填筑土密度不同，衔接不良而导路基产生不均匀沉降；⑤施工组织安排不当,高填方路堤施工刚完成后就进行路面的铺筑，没有给路基足够的固结时间，导致沉降发生；⑥高填方路基分层厚度没有按要求进行，同时压实机具也没有按照规定的碾压遍数压实，由于压实度不足，而导致路基沉降；⑦路基填料含水量控制不严，导致压实度不足，而产生不均匀沉降；⑧由于对路基填料控制不严，降低了自身的承载力，导致路基沉降；⑨路基防排水没有做好，长期积水浸泡路基，而使路基承载力降低，导致沉降发生。
2、新旧路基衔接问题及路基水害
新旧路基衔接问题及路基水害在这里主要指由于路基自重、外部荷载及水对路基的影响，其表现出来的病害有路基沿新旧路衔接处开裂下滑、表层溜坍、冲沟、塌落。究其原因主要有路基衔接处没有按规定开挖台阶，路基施工前未认真设置纵、横向排水系统或排水系统不畅通，由于雨水对路基浸泡或对路基边坡的冲刷，导致路基抗滑能力降低，承载力下降，发生路基开裂、溜坍、冲沟、塌落等病害。
三、病害的防治方法
1、对新旧路基衔接问题及路基水害的防治措施，(1)清除路肩边坡不合格填料；(2)修建试验段，改进路基开挖台阶的方案，由从土路肩开始下挖台阶，改为从硬路肩开始下挖台阶，以消除旧路基边路压实度不足，加强新旧路基的结合程度，减少新旧路基结合处的不均匀沉降；(3)根据线路及当地情况，合理设置防排水系统，保证各种水体能及时排除，减少对路基的影响，同时也可以根据填料及线路情况，在路基填筑时如有必要可铺设土工布或土工格栅，以加强路基的整体强度及板体作用，防止路基不均匀沉降而产生反射裂缝，减少水体对路基浸蚀的机会，减少病害的发生。
2、路基沉降防治措施，(1)做好施工组织设计，合理安排各施工段的先后顺序，应优先按排高填方路段的施工，给高填方路段留有足够的施工时间和沉降时间；(2)严格填筑材料选择,主要选择轻质填料、压缩性较小的填料，如采用粉煤灰、石灰的轻质填料填筑路堤，降低新路堤的自重，减少路堤的压缩变形，提高路堤的强度和刚度，减少路基在行车荷载作用下的塑性累积变形；(3)选择合适的压实工具，合理确定填筑厚度，分层松铺厚度一般控制在30cm。当采用大吨位压路机碾压时，可通过试效果，适当增加分层厚度；(4)严格路基的基础处理。高路基拓宽部分地基必须进行特殊处理，如果高路基拓宽部分为软土地基，就应采取措施加强处治。施工中为确保路基稳定、减少路基工后沉降，对高路基拓宽可采取粉喷桩、砂桩、塑料排水体、碎石桩、管桩等处理措施，并配合填筑轻型材料。在高路基的处理过程中，不宜单独采用只适合于浅层处治以及路基填土较低等情况的换填砂石或加固土处治。
三、高填方软基处理探讨
为了防止或减少路基病害，保证道路行车舒适和安全，基础处理的好坏就相当重要。对于软基的处理的方法现在也是多种多样，但本项目为国家重要的交通干线，交通流量相当之大，施工场地又狭窄，同时施工中还要保证现有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因此通过对工期、材料、机械设备及施工条件的分析，最终确定采用静压管桩作为高填方软基处理的方法。现结合本项目的情况就静压管桩施工过程一起进行探讨。
1、施工工艺：清表整平铺筑30cm砂砾石测量放线定桩位桩机就位静压第一节桩起吊第二节桩电焊接桩检查焊接质量和垂直度静压第二节桩检查整桩质量开挖桩帽形成土模绑扎桩帽钢筋，浇砼、养护。
2、施工方法：(1)桩位放样，根据现场整平后测量结果，按设计要求绘制布桩图。桩位全部确定后，进行复查，按设计尺寸复核、验收、签证，做好资料记录。(2)桩机就位，在对施工场地内的表层土质试压后，确保承载力满足静压机械施工及移动过程中不出现沉陷。检查桩机各部位及仪表是否灵敏有效，确保安全、正常后，按照打桩顺序，移动桩机对位、调平、调直。(3)管桩的验收、堆放、吊运及插桩，管桩的进场验收管桩进场后，应根椐规定进行存放。管桩插桩，管桩吊起后，缓缓将桩的一端送入桩帽中，待管桩放入桩机夹箱内扶正就位后，将桩压入地面30cm～50cm的深度后，用两个线锤（在接近90度的夹角方向）双向控制桩的垂直度。(4)压桩，在管桩垂直度偏差控制在0.5%以内的情况下,通过桩机导架的旋转、滑动进行调整，确保管桩位置和垂直度符合要求后压桩。如超差必须及时调整，须保证桩身不裂，必要时拔出重压，不得采用强拔的方法快速纠偏而将桩身拉裂拉断。同时严格记录压桩时间和各压力表读数，保证连续压桩并控制压桩速度在1min/m～2min/m。压桩顺序按“从内侧到外侧、先长桩后短桩”的顺序施工，在压后一排桩之前必须检查前一排桩的偏位情况。压桩结束后通过锤球法检查桩的打入深度，并记录每根桩的实测深度。（5）、接桩及焊接，①静压桩到原地面0.5～1.0m时，停止静压进行接桩，接桩前上下节桩的桩头加上定向板，然后将上节吊放在下节桩端板上，依靠定位板将上下桩接直，错位偏差控制在5mm以内。成桩过程中遇到较难穿透的土层时，接桩宜在桩尖穿透该土层后进行。②管桩接焊前，上下端表面清理干净，直至其坡口处刷出金属光泽。③焊接时分层焊接，在坡口四周先对称焊6点，焊接层数不少于两层，层间焊渣要清理干净，焊缝饱满连续。④焊好后的接头应自然冷却8min后再静压，严禁用水冷却或焊好即压。（6）、终止压桩，正常情况按设计压桩力的1.3～1.5倍送桩，达到设计标高后持荷（正常压力）10min，且每分钟沉降量不超过2mm后方可结束送桩。在同一地质类型地段，若出现显著增加或送桩时静压力显著减小等异常情况，需暂停施工并及时报告监理，必要时增加静力触探等施工勘察补钻资料，分析和找出原因后提出处理措施。机械挖土时严格控制铲斗的入土深度，防止碰桩，导致桩头破损。（7）送桩，当桩顶设计标高较地面低时必须进行送桩。送桩时，送桩器的轴线要与桩身吻合。送桩器上根据测定的局部地面标高，事先标出送桩深度，通过水准仪跟踪观测，准确将送桩至设计标高。（8）、桩帽施工方法，管桩压到设计标高，在桩头位置挖已填筑的砂砾层，开挖的长度、宽度和深度依据桩帽的设计尺寸及桩顶的设计标高为依据。管桩与托板连接可用托板连接筋与管桩端帽焊接，托板与管桩内壁之间的缝隙不大于2cm，托板通过Φ12钢筋与管桩端帽焊接结实，保证填芯时不下沉。桩顶架设100×100×30cmΦ12钢筋网片，网片边缘和方坑不接触。浇注C20砼，注意振捣密实，浇注完毕要注意养生保护。
静压管桩具有施工速度快,成桩质量可控,对周围环境干扰小等优点；同时通过试验及对所有成形高填方路基的监控观测，基础的沉降变形均能满足要求。
三、结束语
通过大量的试验和测量监控，在高填方拓宽路基施工中，严格控制基础处理、填料选择、施工方法及工序控制，能有效的减少新旧路基的不均匀沉，防止或减少路基病害的发生，减少路面病害的发生。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JtGF10―2006公路路基施工技术规范，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2006
［2］王琦,路基工程设计施工质量验收与通病防治新技术标准,天津电子出版社,2004
旧版土地管理法篇5
【关键词】水泥混凝土路面；破损原因；钢纤维混凝土修复
1造成水泥混凝土路面破损原因分析
1.1水的因素造成水泥混凝土路面病害
筑路先治水，水是公路工程和公路养护工作中首先必须解决好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水泥混凝土路面早期病害引发的一个直接外因。每到春、冬季节，由于地表水的渗入，地下水位的上升，直接改变路基的湿度，使路面的强度降低，路基的承载力下降，从而导致路面病害的产生，一场大雨和几场连绵阴雨过后，路面便开始小面积的裂缝，继而出现大面积的松散、翻浆、坑槽等现象。
1.2超限超载车辆增加造成水泥混凝土路面早期病害
公路运输车辆的超限超载是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早期病害产生的又一个主要外因。据有关资料统计：车辆超限重量的增大和其对路面的损害是呈几何倍数增长的，超限10%的货车对道路损坏会增加40%，一台超载2倍的车辆行驶一次，对公路的损害相当于不超载车辆行驶16次，一台36吨的超载车辆对道路毁坏程度相当于9600辆1.8吨重汽车对道路的破坏，超限超载车辆对路面结构产生破坏造成路面网裂、变形、松散、沉陷和坑槽。
1.3路面设计、施工不合理和不规范
路面设计、施工不合理和不规范是水泥混凝土路面早期病害产生的内因。一是路面结构设计不合理，沥青面层结构选用不当，混合料类型不合理。二是路面基层（底基层）补强厚度设计不当，导致沥青面层产生早期病害，如龟裂、松散，局部沉陷等。三是路面施工不规范，材料把关不严，施工机具陈旧不配套，使得沥青混合料的配合比设计、拌和均匀性、压实度、平整度都达不到规范要求，从而导致面层松散、裂缝等病害。
1.4路面施工初期养护不到位
水泥混凝土路面面层初期养护及时得当会延长水泥混凝土路面的使用年限，否则会缩短其使用年限。由于养护资金不足或管养体制不明确，从而出现重建轻养的现象，有些地方，特别是现在的通乡通村水泥混凝土路面，有的公路修好一年以后，从来没有人去养过，更谈不上初期养护。
2水泥混凝土路面破损的修复
水泥混凝土路面的翻修对修复破损混凝土路面是简单易行的，但需大量击碎旧路面、振实路基、重新铺设基层和面层，工作量大，施工期间交通难以维持，效果均不理想。现介绍如下修复方案：
首先按普通混凝土加铺层计算加铺层厚度：钢纤维混凝土加铺层采用普通混凝土加铺层厚度的0.55～0.65倍；连续配筋混凝土加铺层采用普通混凝土加铺层厚度的0.9倍，且厚度还应满足加铺层最小厚度的规定。普通混凝土加铺层厚度h的确定，采用等刚度原则，按分离式加铺层的结合条件，将双层混凝土板换算成等效单层混凝土板计算其荷载应力和温度应力，然后计算旧混凝土板与加铺层底面的应力。当旧混凝土路面的应力和加铺层的应力都满足规范要求时，则加铺层厚度h确定，否则重新计算。
假设对该路段进行24h的交通量调查，将汽车轴载换算为标准轴载作用下的次数ns=125n/d，设计使用年限为20年，交通量年平均增长率为14%，旧水泥混凝土路面板的弯拉强度fem=4.3mpa，弯拉弹性模量ee=28×103mpa，基层顶面当量回弹模量et=87.83mpa。经计算，普通混凝土加铺层厚度h=17cm，故连续配筋混凝土加铺层厚度ha′=0.9×h=16cm；钢纤维混凝土加铺层厚度ha=0.6×h=11cm。
其次，从钢纤维混凝土的性质和作用功能上分析。钢纤维混凝土是在水泥混凝土中掺入一定数量的低碳钢或钢纤维，是一种纤维型与颗粒型相混合而成的复合材料，通过两者之间的界面作用成为一体，在受力过程中两种材料各施所长，显著地提高了混凝土各项性能指标。而且钢纤维混凝土路面也可用一般混凝土路面的施工方法来铺设、振捣和抹平，不需要特殊的机械，施工简易。综合比较，采用钢纤维混凝土加铺层是最佳方案。
3钢纤维混凝土加铺层的施工要点
混凝土路面板质量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施工质量。钢纤维混凝土路面施工时，除应满足普通混凝土路面施工的一般要求外，还应注意：
3.1旧路面的检查与整修
对旧路面中严重破碎、裂缝继续发展的板，击碎清除，重新浇筑混凝土。为防止旧水泥混凝土板的裂缝向上反射，先将旧路面清扫干净，再按1.0～1.5kg/m2的标准涂一层沥青，并在其上加铺一层厚度均匀油毛毡作隔离层。
3.2材料试验和混凝土配合比
配合比要保证钢纤维混凝土有较大抗弯强度，以满足结构设计对抗压强度与抗折强度的要求及施工的和易性。为保证施工时混合料质地均匀、不离析，集料宜采用连续级配，粗集料最大粒径不宜大于20mm。钢纤维长度宜为25～60mm，直径0.4～0.7mm，长度与直径的最佳比值为50～70。钢纤维混凝土的配合比中钢纤维的体积率为1.0%～1.2%，砂率取值较普通混凝土略有增大。
3.3混凝土板的施工
3.3.1在混凝土搅拌过程中，为保证钢纤维均匀分布，应按碎石、钢纤维、砂、水泥的顺序加料，干拌2min后，再加水湿拌1min。
3.3.2由于钢纤维混凝土中水泥含量较高，初凝时间较短，坍落度损失较快，因此要求从出料到浇筑完毕不得超过30min。
3.3.3为确保钢纤维的二维分布，宜使用平板振捣器振捣成型。
3.3.4尽可能在气温较低的早晨和夜间施工。当气温高于30℃、拌和物温度为30～35℃时宜停工，以防拌和物水分蒸发而出现干缩开裂。
3.3.5最好使用强制式搅拌机，因自落式搅拌机出料速度慢，滚动时钢纤维极易成团。
3.3.6钢纤维混凝土收缩性小，抗裂性能好，可不设纵缝，当钢纤维混凝土浇筑养生达设计强度50%后可每隔15m切一道缩缝。
3.4抹面与防滑
钢纤维混凝土具有粗骨料细、砂率大、纤维乱向分布的特点，宜采用真空吸水工艺，机械抹平，阻止纤维外露。抹面时，需将冒出混凝土表面的钢纤维拔出，采用压纹器压纹工艺可避免拉毛产生的外露现象。
3.5养生与填缝
采用潮湿养生方法。混凝土表面整修完毕后，立即进行养生，用20～30mm厚的湿砂覆盖于混凝土表面。每天均匀洒水数次。养护时间由试验确定，以混凝土达到28d强度的80%以上为准。养护期满即可采用改性沥青填封接缝。填缝时接缝保持清洁、干燥，填缝料应与缝壁粘附紧密、不渗水，灌注高度一般比板面低2mm左右。
进行旧水泥混凝土路面修复方案选择时，须考虑行车要求和经济要求等，因地制宜，选择经济可行的方法。
参考文献
[1]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JtGF30-2003。
[2]市政公用工程管理与实务，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旧版土地管理法篇6
文明是人类与自然界互动的产物。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创造与环境相适的特定的生命体系与生产方式的历史。环境塑造了文明，中国为农业文明区。“人与土地的自然法则”形成了“原型亚洲文明”，而“人与土地自然法则”是决定社会变动的经济基础，它与前现代中国的王朝更迭密不可分的。这是前现代社会的困境所在。
关键词：
文明环境人与土地自然法则皇朝兴衰
文明是人类与自然界互动的产物。与野蛮相对应，文明反映了人类战胜野蛮的过程，也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历程。人类的生命活动（生产活动是人类主要的生命活动）总要受到环境的强迫、制约与影响。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创造与环境相适的特定的生命体系与生产方式的历史。文明本质而言，即人类的生命体系与生产方式。
文明是一个“大系统”，在自然环境的制约下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文化系统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人类社会系统。“协调”、“配合”、“同步认可”是系统存在的基础。任何一种文明都必须作为一个协调运转，这种协调性表现出社会系统的稳定性。如果这种协调性被打破，社会系统的稳定结构也随之打破。因此，任何一种文明的存在与其特定模式的构成，是它所处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选择”的结果。每一个文明也就有了她自身的魅力。“地域的不同，气候的差别，对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有阻滞和促进的影响，对风土民俗，对这一地区的社会状况、观念形态，以至心理因素，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引起世界各地区社会形态各具特点，都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引起世界各地区社会形态各具特点，多姿多样。”文明可视为人类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构造及文化特点的总和。文明具有“总体系”的性格，“总体系”之下，又可分为如下四个“分体系”：
第一、环境体系。大陆、海洋、温暖、寒冷是环境体系的四大基本要素。这是文明的条件层面。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
第二、生产体系。人类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和环境产生两种基本对应关系，即“人—土地”的对应关系和“人—海洋”的对应关系。如是基本对应关系，形成两种不同的生产体系，即亚洲大陆型农业式生产体系和欧洲海洋型工商式生产体系，由此人类不同的文明体系也就此形成。这是文明的核心层面。
第三、社会体系。人口、土地、市场、家庭、集团、政权、制度等是人类社会体系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是文明的外在支撑层面。
第四、文化体系。宗教、文学、艺术、哲学、伦理等是文化体系的基本要素。这些要素是文明的内在支撑层面。
由此可知，文明子系统的变化或变动就会不断重塑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场景，本文探讨原型亚洲文明的“人与土地自然法则”及其所产生社会变动。
一、
文明与环境
（一）世界环境区与文明形成
文明是人类在征服、改造自然与社会环境过程中所获得的精神、制度和物质的所有产物。在文明体系构造中，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有这一切人类社会生活的必要资料，无一不是由自然条件所供给以原料，经过人类劳动加工而获得的。所以，人类社会生活，是没有一时一刻曾经离开过自然环境或地理环境的。可见，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具有密切关系、重大作用。”因而，要了解文明与环境的关系，可以从环境要素出发。
决定人类文明的环境要素有四个。其一为大陆（东方），其二为海洋（西方），其三为温暖（南方），其四为寒冷（北方）。根据它们之间的结合，可以把地球（前现代时期人类活动主要集中在亚欧大陆）分为四个环境区，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文明区。
第一环境区：温暖的大陆区。它的主要集中在亚欧大陆的东部和东南部，由于亚洲中部高地倾泻下来的若干条大河，并形成广阔的流域平原地区，这里先后孕育了人类社会的早期农耕中心：西亚的底格里斯河流域与幼发拉底河流域所形成的平原地区；东亚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所形成的平原地区；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所形成的平原地区。这样，“就亚欧大陆而言，中国由黄河至长江，印度由印度河至恒河，西亚、中亚由安那托利亚至波斯、阿富汗，欧洲由地中海沿岸至波罗的海之南，由不列颠至乌克兰，乃至与亚欧大陆毗连的地中海南岸，都先后不一地成为农耕和半农耕地带，由此构成一个绵亘于亚欧大陆东西两端之间的、偏南的长弧形的农耕世界。”
第二环境区：寒冷的海洋区。这一区域的分布主要集中于亚欧大陆的西端即“欧洲大半岛”，这里海岸线37900公里，是世界上海岸线最曲折，最复杂的地区，多半岛和岛屿、港湾和深入大陆的内海。而爱琴海区域是古代克里特文明和希腊文明的发源地。因为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优于欧洲的其他地区。
第三环境区：温暖的海洋区。日本可以说是这一环境区的典型地区。
第四环境区：寒冷的大陆区。从东到西的长弧形农耕世界北边，大致和农耕地带平行，从西伯利亚向西，经由中国长城以北的东北、蒙古、中亚、咸海里海之北、高加索、南俄罗斯，然后向南转向阿拉伯半岛地区，同样形成了一个长弧形地带，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的游牧世界。即亚洲大陆的北部地区，气候干旱，雨量极少，大部分是高地草原和沙漠，这里没有大河流域及其特有的肥田沃壤，它只适宜放牧。
综上所述，亚欧大陆形成亚洲文明区、欧洲文明区、半欧洲文明区与半亚洲文明区。寒冷大陆区（俄罗斯及东欧）一方面具有欧洲文明的性质，另一方面又具有亚洲文明的性质，可以说是“半欧洲”。温暖海洋区（以日本为典型），自古受海洋环境的刺激，工商业有所发展，“半亚洲”的特点很鲜明。第一环境区（中国、印度、中东等）和第二环境区（欧洲等）是世界最主要的环境区，它们是世界文明的主要诞生地。第一区由“大陆”和“温暖”两个环境要素，创造“原型亚洲文明”。第二区“海洋”和“寒冷”两个环境要素，形成“原型欧洲文明”。相对而言，第一环境区形成了“农耕文化”，而第二环境区形成了“重商文化”。因为“资本的祖国（商业民族）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成他们自己需要、能力、劳动资源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
（二）、亚洲生产样式决定“农耕文化”
农耕世界以农为本，产生与长期维持一种狭隘、闭塞、地方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社会农本经济的根本特点，是在最大限度上实行自给自足，为谋生而非为牟利，为消费而非为交换，因而必然具有闭塞性。手工业和商业同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农业相比，是末，不是本。它们当时所达到的发展水平，终究不能改变农耕世界以农为本的这一根本状态。”这样，就把发展农业看作有系国家治乱的根本。“农
本”思想、“重农抑商”观念在农耕世界历代统治阶级的提倡下得以巩固和加强。“在秦以后的两千多年里，它一直成为大一统帝国的基本国策。保护小农，抑制商品经济，再加上手工业商业的官营，便成为中国传统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和发展定势。”
与“农本论”相联系，农业社会提倡节制消费欲望的“节用观”；反对兼并，主张“均田”平均分配观；反对“放于利而行”；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生怕农民“无恒产而无恒心”，力主把农民束缚于土地的“恒产论”，以及反对改革技艺工具的“奇技淫巧”论。这些，组成了适合于农耕世界生产形式与经济基础的农耕经济理论系统。
农耕世界的社会构成，又“选择”出它的“主体”文化形态。中国战国时期三教九流竞发政见。但当时中国农耕社会初步稳定之后，儒教被选择为独尊于世的官方学说，对中国专制政权结构，起有极大的维系作用。
农耕世界特定的定居生活，使人群血缘纽带长期保存，封建宗法制度充分发育。这些又决定农耕世界极其强调“亲亲”原则。传统的“孝”“悌”“节”诸观念，都是这个原则的反映，是宗法制度在人们思想中的折射。
当然，农业文化除了它特有的经济政治观之外，还有反映农耕世界特有的音乐舞蹈形式的“情感文化”，表现工具技艺状态水平的“工具文化”，体现农耕世界人群社会行为规范的“风俗文化”它们共同合成了农耕世界的大文化系统即农业文明。古代中国为典型的农耕文明。
当然，在确认环境影响民族文化的同时，我们反对“地理环境决定论”。“地理环境当然是社会发展的经常的必要条件之一，而且它当然影响到社会之发展——它是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作用的。然而它的影响，并不是有决定作用的影响。”这是因为，首先，地理环境所能“培育”的仅是人类文化的“幼芽”与“胚胎”。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提高，地理环境的作用在逐步削弱。其次，一方面地理环境影响文化，另一方面文化一旦形成又反过来促使人们改造自然环境。“社会发展是由人类自身劳动生产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所推动所决定的，与地理环境无关，地理环境根本不能决定社会发展。”最后，自然环境无法“独自”培育文化，文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综合体的合力“选择”。简单地说，自然环境必须与“中介”，即与社会生产样式与社会构成样式相结合，才能选择出相适应的文化。“地理环境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地理环境的优越与否，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可以起加速或阻滞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不是决定性的，但是，应看到古代自然经济时代，特别是在古代社会，这种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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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与土地关系：原型亚洲文明
文明体系的形成及被人与环境的对应关系决定，对应关系的不同，形成人类文明体系的差异。亚洲大陆区，即典型的大陆区，人和环境的基本“对应关系”是“人—土地”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最早、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土地是中世纪封建社会经济形态中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它在各种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相同的。由于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自然经济，因此，在中世纪封建社会中土地是各种生产资料中占统治地位的主要生产资料。”这一对应关系从“人”出发，“人”依赖土地，通过利用土地与享用农产品维持生计。其关系特点是：人—土地—耕种—自给—人。
“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结构形式主要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所有制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农业租佃制，尤其是分成租制，中国封建社
会又长期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这就使得农业生产这个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生产部门，一直以生产粮食为主。尽管秦汉至唐宋时期，农民在主要种植粮食作物的同时，也种麻、油料等个别经济作物，但几乎微不足道。这就使以粮为主的单一农业经济结构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社会中人一旦与土地结上关系，即形成一种社会运动法则。这一运动法则与中国前现代社会经济结构固有特点密切相关的，即三个突出特点“第一，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牢固结合；第二，单一的农业经济；第三，商业资本和土地、高利贷资本相结合，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三位一体。”由此产生的法则称之为“人——土地自然法则”。这个法则具有以下两个特点：“人口的无节制增加”与“土地的无节制倾泻”。
第一、人口“无节制增加”。农业劳动的集约性、季节性与单纯性，刺激了对劳动人口的“无节制需求”。农业人口的增加绝无计划性，以“不可逆”的方式进展。
第二、土地的“无节制倾泻”。相对于人口的无节制增加，土地面积在绝对意义上，总保持不变的常量，土地的肥力也在不断减退中。然而，土地从来不会长期均等地配置在农民手中，总以“水往低处流”的形式快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即所谓“土地兼并”。我们称之为“土地的无节制倾泻”。
“人口的无节制增加”与“土地的无节制倾泻”的并存、矛盾与冲突，是“人——土地自然法则”的基本含义。如此法则的存在，构成亚洲文明体系的基本物质原因。当然，我们还要考虑到：农民负担问题与天灾、人祸等问题。“农业负担问题过重，这是一个比起小农经济的生产结构不符合现代要求更为严重、更为致命的病症。”“天灾和人祸。最主要的是饥荒、瘟疫、战争这三大项。中国史上这方面的记载很多，造成巨大的破坏，时常看到‘中原萧条，千里无烟’，‘百姓流亡、死者涂地’，‘白骨蔽野、人口百不存一’等话。大饥、大疫、大战还导致农民大流动，饥民流亡各地，社会动荡。”
三、“人——土地自然法则”与皇朝兴替
（一）、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
“人——土地自然法则”的存在，使“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得以形成。这个体系圈以如下的顺序作周期性的运动：
第一，“人口无节制增加”，人口激增，土地不增，土地肥力衰减，由此造成社会“人口超负荷”，导致流民剧增。
第二，“土地无节制倾泻”将更多的人口赶离土地，流民问题更趋严重。流民产生。
第三、土地分配的均等性被打破，社会不均的现象早日趋严重。流民产生。
第四、流民组合，成为威胁既成秩序的“脱秩序力量”与“暴力源”。中国历代多流民暴动，就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脱秩序势力”与“暴力源”。
第五、“流民群”与“脱秩序势力”增大，终于形成重大社会问题，流民暴动开始。“流民问题是困扰古代中国的一大社会问题。流民问题的严重程度历来作为世之盛衰的一个标尺。对封建统治者来说，要使王朝长治久安，必须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使之“安居乐业”，维持农民和土地之间的亲缘关系，一旦这一亲缘关系中断，农民丧失了土地，不仅使朝廷赋役无着，而且大量的流民势必走上啸聚山林、铤而走险的道路，成为王朝更迭的重要力量。”
第六、流民暴动与近代市民革命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前者非新生产力的产物，而是古老农业生产关系的特殊接续与修复方法。“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暴动不绝如缕，差不多都与流民经常地大量地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七、流民暴动产生的直接结果：其一，超负荷人口因战争而部分消除。其二，作为“土地倾泻”主体的豪农受到冲击，流民企求的“土地均分”在战争中被强制执行。
第八、作为流民暴动产生的广义社会结果，产生“好皇帝”，依靠新政府强权之手，推行均田制度，达成土地均分的制度化。唐朝的繁荣与其公元624年实行均田租庸调法有关。基本内容是规定国家分给农民以永业田与口分田；田地可以买卖，但买田不可超过一定数额；农民按丁口向政府交纳租庸调。日本在624年也颁布《大化改新之诏》，将全国土地、人民收为“公地、公民”，规定农民可按人口分得“国分田”，死后由政府收回，土地归国家所有，不得买卖，是所谓班田制。两国土地制度稍有出入，但目的都是依靠政府力量施行土地平均制度化，以使农民回到土地，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人与土地的矛盾缓和，社会由乱而治。
第九、封建皇权强健，出现“贞观之治”式的治理局面。
第十、皇权衰变，政权腐败，“人——土地自然法则”再起作用，新一轮“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再行启动，社会再次动乱。“尽管统治者为解决流民问题煞费苦心，尽管统治者的诸多举措能够收效于一时，但是造成流民问题的根源在于封建的剥削制度，历代统治者，无论贤与不肖，都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封建社会与生俱来的痼疾。”“这里必须说明的，在古代中国水旱灾患时，往往引起严重的农民暴动，诸如元朝的弥勒白莲教及张献忠、李自成等农民暴动即是。但是，我们如果把农民的贫困和农民战争的发生的原因，完全归因于天时气候，那就绝对错误了。因为水旱灾害之所以酿成，一方面是由于生产技术的落后，一方面实在由于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缘故。当时的封建地主统治政府，贪污腐败，敲诈勒索，平时候把修理河堤的水利费用，中饱私囊了。一旦水患泛滥，堤岸溃决，一泻千里，人畜伤亡，不堪收拾，就是政府发赈救济，贪官污吏们还是只知揩油，死活不管。这种情形，刘铁云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书中，暴露得可谓淋漓尽致。遇到旱灾，还是一样，形成严重的灾荒！所以说，气候只是酿成水旱灾害的一种因素，根源还是由于生产技术和社会制度的落后。”
通过“人与土地自然法则”的运作，中国历史上的多次巨大的经济与社会动乱就此产生，每一个王朝末期都会出现，形成了周期性的王朝更迭。这种周期性不是简单的循环。翦伯赞指出：“历史的发展决不是采取循环的道路，它是一个往前发展的过程，这个往前发展的过程不是一个圆圈，而是一个永远不回到出发点的螺旋纹。”同时吴泽也指出：“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现象上常表现为渐变和突变两种形式。从哲学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的不同形式无不与事物内因的作用和外因的影响有关。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中的渐变形式，主要是由内因的作用引起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中的突变形式，则可以是内因的作用，也可以是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引起的。这种内因与外因，渐变与突变的关系，体现在五种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常规之中。这里所说的内因，就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它在政治上的表现即对抗的或非对抗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里所说的外因，就是民族关系、战争征服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兴亡、王朝更迭。当然，国家兴亡、王朝更迭也可以由内因引起，但常常是‘内外交困’的结果。这是作为内因、外因交互作用的结果而成为此后社会经济发展的外因的。特别是古代东方社会中，国家、王朝凌驾于社会之上，通过组织、管理公共工程而对社会经济发展施加影响，所以它的兴衰、更迭对自我封闭的农村公社经济来说只是一种外在因素，通常只起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如同战争征服一样，国家兴亡、王朝更迭决不是衡量社会经济形态演变与更替的尺度，它们至多只是一个辅助的‘参考数据’。”
（二）、王朝更迭
中国社会动乱的初因是流民剧增与农民（流民）暴动。同时，“天灾和人祸。最主要的是饥荒、瘟疫、战争这三大项。中国史上这方面的记载很多，造成巨大的破坏，时常看到‘中原萧条，千里无烟’，‘百姓流亡、死者涂地’，‘白骨蔽野、人口百不存一’等话。大饥、大疫、大战还导致农民大流动，饥民流亡各地，社会动荡。”流民（失去土地的农民）是社会的动荡震源与暴力引媒，而究其起源，则在于农业社会的最大分配不公即土地不均。而使土地分配恢复平均的方式只有两个：流民暴动与皇权专制。土地不会自动回到农民手中，除农民暴力之外，皇权对土地分配的强制干预实为妙法。中国人口众多，土地缺少，当众多的“饥儿”围绕着一块有限的“蛋糕”（土地），争夺与暴力在所难免。“强壮的儿童”与“弱小的儿童”在“蛋糕争夺”中，后者总处于弱势，由此阶级产生、不平滋长，动乱益烈。这样，社会就必然呼唤一个“超然的强者”与“看得见的第三只手”，用超乎强者与弱者之外的超社会力量，安排“儿童”的秩序，决定“蛋糕”（土地）的均分；这第三种力量，无异就是皇权的力量。诚如福泽谕吉所说：“一国实行专制政治不一定是专制君主和官员的过错，实际上是国民……自己招致了这一不幸的政治。”专制主义实际上和农民有很大关系，可悲的农民祈望“土地的绝对平均”，结果总欢呼王权的复活与皇帝的再生。专制主义由此在农民的吁求中真理化、权威化与渗透化。皇帝崇拜成为中国人千百年来的强势思维态势。“平均”必然抹杀“平等”。“平均”、“平等”不可共存。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合理社会中，“平等”是“机会均等”与人格平等，而在中国“经济平均”的社会，一切生活资料（如土地）都由皇帝授予，农民绝难获得社会意义上的“机会均等”，被视为“小民”，而失去“人格平等”。中世纪人民以承受经济、政治与文化专制的巨大代价，换取土地的平均、社会的安定与起码的生计。以“平等”换“平均”，为平均促专制，“平均”和“专制”成了“孪生子”，“平均——专制”的自然连锁由此而生。
尽管中国每次农民起义都开创新国家和新政府，但总体而言仅对旧“旧亚洲圈”作调整与恢复，是乃中国历史的悲剧。中国历代王朝总把“平均”视为基本国策，长期实行“平均策”，寿命必长，不实行“平均策”，则其必然成为“短命”王朝。汉唐盛世何以成其“盛世”？秦隋何以“二世而亡”？一个原因就在前者持久有效地实行“均田”，而秦隋“均田”不力。
历朝施行“平均政策”，也产生恶果：中国人的创造性、竞争性和追求财富的欲望由此抑制，工商不起，市场委顿，商品经济始终没有突破性进展。如果要问现代化为什么最早发生于西方而不是亚洲的中国，原因要从这其中去找。为什么旧亚洲社会是一个相对的“停滞社会”？为什么旧亚洲文明是一个相对的“停滞文明”？“问题的根本就出在‘农工商虞’四业哪一个都不能获得相对独立发展的环境。”一个重要原因是旧亚洲文明内部总是产生不了“市民”。为实行“平均主义”，必须抑制强商。随着一个朝代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手工业品和商品必然有所需求，商业和手工业就会有所发展，他们力量的强大就会危及到社会统治：强商总用金钱购买田地，结果加剧土地兼并，社会均衡局面被打破，最终发生社会动乱，因而中国皇帝总实施“抑商政策”。“从本质上说，帝国时代富商大贾的存在，表明传统时代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一体化的框架内，商品经济不能独立运作，不仅没有能对旧的生产方式－政治体制起所谓‘解体’的作用，相反它却沦为政治权力的‘婢女’，造成呢权力与财富畸形‘联姻’，刺激官僚特权阶层贪欲恶性发作，加剧政治腐败与社会震荡。”“重农抑商”政策使中国前现代社会周期性运转，社会生产力缓慢发展。“在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封建经济结构在发展变化，并非绝对静止、停滞，我们在研究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特点、发展道路时，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如果把中国封建社会看成一潭死水，经济结构万古不变，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我们必须同时承认，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的发展过程拖的很长，直到封建社会进入了她的晚期，变化依然不大。”即“不安的”稳定与“蜿蜒的”前行。这种稳定是以“不安”为前提，这种“前行”是以“蜿蜒”为特征。
综上所述，由于前现代中国为典型的农耕世界，“人与土地自然法则”形成“原型亚洲文明体系圈”，进而形成前现代中国的王朝更迭现象。前现代社会的中国的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互动关系是王朝更迭的决定性问题。自然因素、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的互相影响更加剧了这种历史变化的可能性。而“人与土地自然法则”是决定社会变动的经济基础，它与前现代中国的王朝更迭密不可分的。这是前现代社会的困境所在。因此，“原型亚洲文明”要进入更新时期，改造为“新型亚洲文明”即社会大转型。“经历许多挫折、失败之后，直到最近，花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我们进行的社会改革，从本质上说，不是以谁为师，而是人类历史上各民族（除非中途消亡）都要经历的一种社会转型，一种历史大转折它是要由原来的传统农业社会转变到现代工业社会，也就是美国托夫勒所说的由‘第一次浪潮’进到‘第二次浪潮’，一般简称之为‘现代化’。”
宇宙依自有的轨迹运转，社会依自有的规律运行。人类社会大体经由自然社会--土地社会--市场社会这样三个阶段。目前世界所处是第三阶段。社会发展的三阶段，确定人类自从举着火把，走出丛林，已完成他做“人”的三个“年龄”段，其一是“丛林人”，其二是“土地人”，其三是“市场人”。这三种人又可以说成是“自然人”、“农民”与“市民”。回过头去说，依用“人”做标准，人类社会又可说成是“自然人社会”、“农民社会”与“市民社会”。三种“人”，三个“社会”，规定出三个时代：“自然时代”、“农业时代”与“工业市场时代”。有人预见，世界不远的将来，还会由“工业市场时代”进入“知识市场时代”。如同蒸汽机曾象征过一个时代，这个时代的象征则是不可一世的超级“电脑”。
现代化简单要素有三：工业的、市场的、市民的，也可发现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确是朝向这三个目标努力。我们的生产方式曾经是农业的，而后工业。这一点比较容易做到，然而将“土地”中国形变为“市场”中国，却千回百转。因大家所熟知的原因，中国在很长时期，是“工业”的但不是“市场”的，是“农民”的、“半市民”的，而非“市民”的。中国由此不归属“现代”而为“半现代”。社会进步的功绩在于使工业中国进而转化为市场中国，在于让国人摆脱“土地”与“计划”的绊索，走向绵延乡村，接通世界的现代性生态世界--市场，使原来的纯农民与“半市民”（不与“市场”接轨的工人与城市民众）发生市民性身份变化。眼看着近现代中国与中国人的实态发生巨变，文化将何以自处？不“追随”不行，不适应不行，唯一的出路是再造、“重构”与更新。重构的目标取向也已经规定：所更新的文化将是工业的文化、市场的文化与市民的文化。它将从以前的“农业的文化”、“土地的文化”与“农民的文化”中蜕变出来，掉头朝前，义无返顾。
文化重构是文化的“新建设”，即是文化的“更新”式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出，社会经济形态是社会诸形态中最活跃的因素，无时不处在前进与发展的过程中，当社会经济形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老文化’就会因跟不上历史的需要而衰竭。此刻社会发出‘文化更新’的呼吁，并作出这方面的努力，直至旧文化更新，新文化诞生，重新与新经济形态处于同步共进的状态。因此所谓文化更新就是适应社会经济状况的急剧变化，变旧形态的文化为新形态的文化。在现代，文化更新意味着将落后的，适应旧时代的农业文化，转变成适应工业时代与适应市场时代的‘工业精神’与‘新伦理’。”
转贴于【注释】
1吴泽：《吴泽文集》（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2吴泽：《吴泽文集》（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29页。
3吴于廑：“世界历史——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载于《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页。
4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载于《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6页。
5详见盛邦和：《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
6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1页。
7吴于廑：“世界历史——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载于《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
8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9吴泽：《吴泽文集》（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页。
10吴泽：《吴泽文集》（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4页。
11吴泽：《吴泽文集》（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5页。
12吴泽：《吴泽文集》（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
13刘永成、赫治清：《略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载于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8－9页。
14刘永成、赫治清：《略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载于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2页。
15详见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6－184页
16马克垚：《从小农经济说到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载于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页。
17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18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19（日本）齐藤博：《日本经济史》，法学书院1981年版，第27页。
20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21吴泽：《吴泽文集》（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页。
22翦伯赞：《怎样研究中国历史》，《翦伯赞历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5页。
23吴泽：《吴泽文集》（第三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4页。
24马克垚：《从小农经济说到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载于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1页。
25福泽谕吉：《劝学篇》，现代教养文库1988年版，第32页。
26中国自秦汉以来乃为君主专制社会但钱穆却“仍然不惮反覆对此问题做辩护”，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并无所谓专制，唯蒙元、满清两个政权可作专制论。其实专制在一个意义上是经济学的问题，也即依靠政府威权的“专有裁制”达到社会土地资源分配的均衡化。封建社会的稳定很大程度乃建立在土地分配的均衡之上。由此看中国古代专制制度的必有性与必要性。钱穆论中国无专制，参见《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页。
27关于“停滞”说是有争议的，马克垚认为：“这种兴衰升降，是否就可以解释成循环、停滞呢？我看完全不能。因为这只不过表明事物是在螺旋式地发展。在兴衰变化之中，表明封建是前进的一些经济因素，如人口、生产、商品经济等都在发展，并非简单循环。”参见马克垚：《从小农经济说到封建社会发展的规律》，载于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页。所以，前现代中国是一个相对的“停滞社会”，而非“完全的停滞”。
28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7页。
29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65页。
30刘永成、赫治清：《略论中国封建经济结构》，载于中国史研究编辑部编：《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31盛邦和：《解体与重构——现代中国史学与儒学思想变迁》，华东师范大学2002年版，第484页。
32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49－350页。
旧版土地管理法篇7
关键词：旧防直击雷雷装置；土壤电阻率；安全护栏；电气化学反应电腐蚀；分析；整改；
中图分类号：[p41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0引言：
雷电是大气层中的自然放电现象，主要发生在因强对流天气而形成的雷雨云内部和云地之间。自然界的雷击主要由直接雷击和雷击电磁脉冲（Lemp）两类。直击雷声光并发，电闪雷鸣。它以强大的冲击电流、炽热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强烈的电磁辐射损坏放电通道上的建筑物、输电线、击死击伤人畜等。而雷击电磁脉冲则悄然发生，不易察觉，后果十分严重。人类在防雷电方面经过长期的探索和总结，终于在防雷电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然而由于防雷装置安装时的问题和未经常维护，仍会引发事故造成损失，因此，对旧防直击雷装置的分析和及时处理尤为重要。
1防雷装置容易出现的安全隐患
防直击雷装置由接闪器、引下线、接地装置三部分组成，主要是防止雷电的直击。接闪器：是由接闪杆、带、网和自然金属物等组成，能有效拦截闪电，从而有效地保护建筑物和人的安全；引下线：用于将雷电流从接闪器传导至接地装置的导体；接地装置：用于传导雷电流并将其流散入大地。
1.1旧接闪器存在的问题：接闪器敷设时未沿屋檐外侧敷设；接闪器敷设时未设在屋角、檐角、屋脊线上；屋面接闪网未满足各类防雷建筑物的要求；接闪带（网）转角中心设置接闪带（网）支座；接闪带（网）的支座间距大于1.5m，转角处大于0.5m；接闪器安装高度不够(如接闪杆高度低于0.3m，接闪带高度低于0.15m)；接闪带的每个支撑卡的间距不均匀，不能承受49n的垂直拉力；接闪器上有电源、信号线绑扎，增大室内电子信息设备遭受闪电电涌侵入和高电位反击的危险；屋面上卫星接收器、太阳能热水器无防直击雷保护；由于未定期对接闪器进行保养，接闪器腐蚀超过1/3以上，基本丧失接闪能力；屋面玻璃幕墙、隔墙、通气孔、老虎窗、装饰物上未设接闪器保护。
1.2旧引下线存在的问题：引下线与接闪器、接地装置之间连接有严重锈蚀或已断开；引下线最大间距大于各类防雷建筑物的要求；明装引下线不平直，有急弯，未以最短路径与地网连接；明装引下线卡钉未分段、均匀固定，不能承受49n的垂直拉力；明装引下线距出入口太近；由于未定期对明装引下线进行保养，引下线腐蚀超过1/3以上，基本丧失传导能力；明装引下线之间的焊接长度未达到规范要求，焊接处有咬肉、虚焊、气孔；明装引下线未设置断接卡；明装引下线断接卡未设1.5m-1.8m处；明装引下线断接卡下部未套硬塑料管；明装引下线套金属管保护；人多处，明敷引下线的未加装安全护栏；明敷引下线上有电源、信号线绑扎，增大室内电子信息设备遭受闪电电涌侵入和高电位反击的危险。
1.3旧接地装置存在的问题：第一类防雷建筑物防直击雷装置利用金属管道、低压配电系统的接地装置合设地网；第一类防雷建筑物防直击雷装置与电源电缆、信号电缆之间未达到安全距离；接地电阻测试值比要求值大；人工地网埋地深度未达到0.5m；垂直接地体埋设间距偏小；人工地网结构布置不合理；人工地网遭人为破坏，挖断地网；人工地网距墙未达到1m；接地线与水平接地体的截面不同；埋于土壤中的接地体未远离烧窑、烟道等高温影响使土壤电阻率升高的地方；接地装置之间的焊接长度未达到规范要求，焊接处有咬肉、虚焊、气孔，焊接处未做防腐处理；人工地网距建筑物出入口或人行道小于3m；接地装置附近有强腐蚀性土壤、化工废料，地网腐蚀严重；混凝土内的钢材与人工地网的钢材发生电气化学反应电腐蚀，让地网金属物严重腐蚀，失去泄流作用。
3防直击雷装置的整改措施
发现上述的问题如不及时整改，后果将不堪设想，如能及时解决，将为当地人民造福，让人类远离雷电的侵扰。
3.1旧防直击雷装置的整改
3.1.1旧接闪器的整改：接闪器敷设时应沿屋檐外侧敷设，最好能在外檐外侧；接闪器敷设应设在屋角、檐角、屋脊线上，这是雷击最重要的区域；要在网格偏大的中间加装避雷网，让其满足各类防雷建筑物的要求，让其更快的传导、减轻雷击点附近引下线的传导压力；接闪带（网）转角中心不能设置接闪带（网）支座，应拆除；增加支座，让其满足间距小于1.5m，最好1m，转角处小于0.5m，最好0.3m，这样才能保证接闪带（网）的牢固性；接闪器安装高度接闪杆应加高，高度高于0.3m，接闪带应加高，高度高于0.15m；接闪带的每个支持间要均匀，要能承受49n的垂直拉力；接闪器上不应绑扎电源、信号线，电源、信号线与接闪器要有1m以上的安全距离，将大大减低室内电子信息设备遭受闪电电涌侵入和高电位反击的危险；屋面上卫星接收器、太阳能热水器应增加接闪器进行保护，利用滚球法计算出接闪器的高度，卫星接收器、太阳能热水器金属外壳应与接闪器连接，并形成环路；每年请当地防雷办对接闪器定期进行检测，每年安排专人在春夏、秋冬交换的季节对接闪器进行保养，发现接闪器腐蚀超过1/3以上，应立即更换接闪器，保证接闪器的接闪、拦截能力；屋面玻璃幕墙、隔墙、通气孔、老虎窗、装饰物上应增设接闪器进行保护，避免水泥块脱落，造成人员伤亡等。
3.1.2旧引下线的整改：引下线与接闪器、接地装置之间连接严重锈蚀，应做防腐处理，先除锈，再刷防锈漆或已断开处，应重新可靠连接；增加引下线数量，使最大间距小于各类防雷建筑物的要求；明装引下线应平直，无急弯，以最短路径与地网连接；明装引下线卡钉应分段、均匀固定，要能承受49n的垂直拉力；明装引下线不能离出入口太近，应保持3m以上距离，必要时可套硬塑料管；要经常定期对明装引下线进行保养，最好1个月一次，当引下线腐蚀超过1/3以上，基本丧失传导能力，应立即更换引下线；明装引下线之间的焊接长度未达到规范要求时，应整改，焊接长度必须满足规范要求，焊接处不应咬肉、虚焊、气孔，应饱满、平正；明装引下线应在距地面1.5m-1.8m设置断接卡；明装引下线断接卡高度不满足1.5m-1.8m时，应做整改，便于防雷检测人员进行检测；明装引下线断接卡下部应套硬塑料管，并在管口处做防水处理；明装引下线不应套金属管保护，可能造成人员伤亡；人多处，明装引下线的可加装半径3m安全护栏，距引下线3m半径范围都存在危险；明装引下线上不应绑扎电源、信号线，电源、信号线与明装引下线要有1m以上的安全距离，将大大减低室内电子信息设备遭受闪电电涌侵入和高电位反击的危险。
3.1.3旧接地装置的整改：当第一类防雷建筑物防直击雷装置利用金属管道、低压配电系统的接地装置合设地网，是不符合标准要求，应分设地网，并应保持3m以上的距离，距离偏小，两地网之间的距离存在电位差，危险性极大；第一类防雷建筑物防直击雷装置与电源电缆、信号电缆之间应保持3m以上的距离，能大大减低室内电子信息设备遭受闪电电涌侵入和高电位反击的危险；接地电阻测试值比要求值大时，应增设人工地网、换土壤电阻率更低的土壤或添加降阻剂；人工地网埋地深度应达到0.5m，宜敷设在冻土层以下；垂直接地体埋设间距应大于其长度的2倍；人工地网结构应布置合理，应采用多支外引接地体，外应长度不大于有效长度，泄流效果最好；当人工地网遭人为破坏，挖断地网时，应及时发现，立即按标准要求进行增设和连通断接处，保证地网的导通性；人工地网距墙应1m以上距离，在散水坡以外，考虑便于维修，距离太近会影响建筑结构；接地线与水平接地体的截面必须相同，是为便于施工和一致性（埋地导体截面相同）；埋于土壤中的接地体应远离烧窑、烟道等高温影响使土壤电阻率升高的地方，土壤电阻率随温度而升高，会将工频接地电阻抬高，使接地装置的泄流能力大大降低；接地装置之间的焊接长度未达到规范要求时，应整改，焊接长度必须满足规范要求，焊接处不应咬肉、虚焊、气孔，应饱满、平正，焊接处应多刷几道防锈漆；人多处，接地装置的可加装半径3m安全护栏，距接地装置3m半径范围都存在危险；接地装置附近有强腐蚀性土壤、化工废料，造成地网腐蚀严重，当地网腐蚀严重时，应立即更换接地体，并换土壤电阻率低和未污染的土壤，将接地体埋在半径50cm的混凝土内，立即停止化工废料的排放或向当地有关部门反映，破坏接地装置是违法行为；混凝土内的钢材与人工地网的钢材发生电气化学反应电腐蚀（混凝土内的钢材与土壤中的钢材连接在一起时，会产生约1V的化学电池电压，它将引发腐蚀电流从地中钢材经土壤流到潮湿混凝土内的钢材上，而使土壤土壤中的钢材溶解到土壤中产生腐蚀作用），让地网金属物严重腐蚀，失去泄流作用，应将人工地网的接地体材料更换成不锈钢或外表面镀铜的金属物。
4结语
雷击对于人类来说，属于重大的自然灾害，是世界十大自然灾害之一。由于旧的防直击雷装置没有及时整改，给人类造成太多本可以避免的不幸。笔者多年从事防雷装置的研究工作，希望提出的解决措施让从事防雷工作的人员参考，具有很大的使用推广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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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渭民.雷电学原理[m].气象出版.2006.
[4]陈匡民.过程装置腐蚀与防护.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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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版土地管理法篇8
关键词：增减挂钩经济转型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引言：阜新是一座因煤而建、因煤而兴的城市，近年来因资源枯竭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通过实施增减挂钩项目，即可以有效缓解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计划指标双重指标不足带来的新增建设用地制约问题，又能适当聚集城镇人口，有力支持扎实推进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
一、阜新具备开展增减挂钩的基本条件：
(一)为什么要实施增减挂钩政策
土地增减挂钩的本意是指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具体是指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将若干拟整理复垦为耕地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即拆旧地块）和拟用于城镇建设的地块（即建新地块）等面积共同组成建新拆旧项目区，通过建新拆旧和土地整理复垦等措施，在保证项目区内各类土地面积平衡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增加耕地有效面积，提高耕地质量，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用地，城乡用地布局更合理的目标。简言之，就是将现状建设用地复垦还耕，可以占用等量的农用地用于非农建设。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是一项一举多得的重大土地政策措施，是解决当前保障发展与保护耕地矛盾的有效途径，是我市破解用地瓶颈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手段。
1、开展增减挂钩试点工作有利于加速阜新市农村城镇化、现代化的进程。一方面，通过农村建设用地的整理，将有效推进“工业项目向新城新基地集中，农民居住向城镇及中心村集中，基本农田向保护区集中”；另一方面，整理所得到的新增耕地面积，等量成周转指标，置换到城镇建设区，为城镇建设发展拓展空间。
2、开展增减挂钩试点工作有利于优化用地结构，提高土地集约化程度。通过挂钩政策的实施，将有效整合农村居民点用地和废弃工矿用地等，改变过去布局分散、结构松散、环境污染严重的局面，形成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而且有利于控制城镇建设用地盲目扩张、乱占耕地。
（二）开展增减挂钩的基本条件：
1、在城镇建设用地不断扩张，农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的同时，村庄用地规模不减反增。
随着阜新市各重点产业基地、新城建设，城镇功能逐渐增强，经济运行质量相比“十五”明显提高，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生态建设力度的加大带来了农业结构的调整，城市发展活力的增强加快了城镇一体化的脚步，就业机会不断增多，从而吸引大量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农村居民点空置率上升，可整理利用的空间不断加大，整个阜新市进入资源消耗快速增长阶段。
2、农村居民点用地过高，农村建设用地粗放利用状况严峻，布局松散，空心村现象突出，村庄内部布局杂乱。
3、城市化、工业化对土地需求加大，建设用地指标严重不足。
二、如何开展增减挂钩试点工作
做好城市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是各级政府近年来的一个新课题，应重点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深入调查，科学选址
根据我市近几年的工作经验，在资金没有绝对保障的情况下尽量不要整村拆迁，建议先选工矿废弃地、废弃的水库水面、废弃的学校等低成本拆旧区来开展。
2、落实资金，专项管理
由政府牵头，建立多元化资金保障体系，整合省政府给予的土地复垦平台补助资金、建新收益资金和其他农、林、水、财政等部门涉农资金，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专账管理、统筹安排、各记其功”的要求，统一投入挂钩区，使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工作能顺利推进。
3、充分尊重民意，保护农民合法权益
在实施过程中，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取得相关集体土地所有权人的同意，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维护农民个人、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单位的合法权益，保证农民生活质量不降低。
4、加强组织领导，搞好部门协调
建议政府成立由国土、监察、建设、农业、林业、财政等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挂钩项目领导小组，落实任务，明确责任分工。
5、周转指标规范化运作
一是建立增减挂钩项目台账，明确项目的名称、位置和面积，全程跟踪挂钩周转指标的下达、使用和核定归还。二是加强腾空土地整理。三是加强周转指标和节余指标的管理。
三、增减挂钩助推阜新经济的快速发展
通过增减挂钩工作全面展开，盘活存量。促进低效用地二次开发，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合理利用工矿废弃地，适当开发未利用地。强化对国土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工作，破解用地难题的瓶颈，有力地保障了全市经济转型发展用地需求，阜新的经济呈现了良好发展势头。同时，耕地与基本农田保护工作也取得了突出成绩，在省政府对耕地保护责任目标考核五年大考中阜新位列全省第一。为阜新经济与社会快速发展，创建转型示范市作出了巨大贡献，实现了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的双赢。
彰武县彰武镇等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哈尔套镇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项目通过对农村居民点拆迁复垦，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既改善了生态环境，从而达到了集约节约利用土地的目的，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对中央提出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具体落实。在建新安置区为每个拆迁户建造一栋占地面积为65㎡二层现代居室，同时结合农业结构调整，让每户居民拥有冷暖棚各一栋，规划设计成极具地方特色的生态家园小区。目前，建新安置小区已按计划全部建完，农户大部分已搬进新居并且获得挂钩周转指标。
抓住国家开展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的有利时机,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能管理。积极探索挂钩试点新模式,既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又促进了节约集约用地和耕地保护,走出一条保护土地资源和保障科学发展和谐统一的新路子，必将带动阜新经济再次腾飞，把阜新经济转型带入发展的快车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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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杨雍哲，段应碧《论城乡统筹发展与政策调整》.[m]，中国农业出版社，2012,42-62
旧版土地管理法篇9
[关键词]农村宅基地：现状：闲置原因：对策：沂南
中图分类号：F32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8-0225-01
农村宅基地，是农村的农户或个人用作住宅基地而占有、利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包括已经建设房屋、建过房屋或者决定用于建造房屋的土地，已经建设房屋的土地、建过房屋但已无上盖物或不能居住的土地以及准备建房用的规划地三种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明确规定，农村宅基地应归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农民建房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许可。但很多地方由于宣传贯彻不到位，一些人土地法制观念淡薄，认为土地是集体的，能占，就占千方百计多占宅基地，甚至有人将承包地当成私有土地，未经许可随意侵占或调换建房。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
一、农村宅基地现状
农村宅基地属于农村建设的一部分，目前，我国农村闲置宅基地普遍存在，且有不断增长的趋势，具体表现在五个方面：
1.老的闲置地在继续扩大的同时，新的闲置房也在不断增加；
2.农民进城买房呈快速发展之势，“两栖居民”拥有城乡两种不同权属性质住宅；
3.超面积使用宅基地，一户多宅比较普遍；
4.由于在法律上对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禁止，催生了农村以房带地交易“隐性”市场，这种以熟人见证、契约形式的“隐性”市场的普遍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农民对农村宅基地经济价值的广泛认同；
5.多年来，“重外延扩张，轻内部挖潜”的农村居民点发展模式也是导致宅基地粗放利用的重要原因，并导致了新旧村庄生活环境反差鲜明：旧村是脏乱差的代表，新村是新农村建设的典范。
二、闲置原因
1.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大量农村人口从农村迁往城市，如农民外出务工、农转非、子女求学定居城市。
2.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一些村民纷纷从原住房搬到交通便利的地方选址建房，形成“空心村”现象。
3.农民土地法制观念淡薄，节约用地意识不强。
4.相关配套措施改革滞后，大量农村空置宅基地得不到有效处理。
三、对策
治理宅基地闲置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事业，需要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和配合。
1.编制切合实际的村庄建设规划。村庄建设规划必须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需要，有利于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以保护耕地为前提，防止大量占用耕地。村庄规划要坚持集约、合理用地的原则，充分利用村内各种闲置地，并根据村庄人口规模、经济发达水平和人均用地等因素确定相应的村庄近期、中期用地规模，村庄规划区之外的农用地实行严格的用途管制。
2.引导农民向中心村镇发展。有关部门在进行村镇规划时，应结合小康村建设，将农村住宅纳入规划范围，科学设计，有序建房，积极引导农民向集镇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以避免耕地被无端浪费。
3.完善措施，严格执法。对违法占地建房、非法买卖宅基地的行为依法从严处理，做到查事与查人相结合，不断规范用地行为。对拒不执行政策的超占户，必须采用法律和经济手段进行调节，实行有偿使用，才能遏制农村宅基地不断扩大的趋势。针对那些闲置宅基地比较严重的村，要深入开展宅基地综合整治，实行宅基地新增指标冻结政策，限制村庄规模外延伸展，督促开发利用空闲地。对班子稳定的村，积极争取列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项目，推进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4.加强宣传教育。各级部门要采取多种形式，通过电视、报纸、新闻媒体等，大力宣传《土地管理法》及《农村宅基地管理意见》，使法规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增强干群节约土地、依法管地的法律意识，在全社会形成自觉节约用地、依法管地用地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旧版土地管理法篇10
旧城改造
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经济迅猛发展，城市建设速度大大加快，城市更新改造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展开。尤其是最近几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土地的有偿使用，房地产业的发展，住房的商品化，第三产业的兴起以及大量外资的引进，使得旧城改造获得新的改造动力和契机，从而推进了旧城改造的发展，但是也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问题。国外旧城改造的经验教训1958年8月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一届关于旧城改造问题的国际研讨会对旧城改造的概念做了比较完整的概括，指出旧城改造是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在城市老化地区实施的有计划的城市改造建设，包括再开发、修复、保护3个方面的内容。德国在对旧城改造问题上就持积极而慎重的态度，各级政府把城市改造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他们对旧城改造执行如下程序：(1)调查研究。对旧城改造的必要性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可能影响作出基本判断，了解城市各个方面的意见并进行汇总；(2)确定旧城改造地区。社区政府根据调查和经济能力规定旧城改造的地区，如果房地产所有者不能承诺按照改造的目标和意图利用建设用地时，地方政府有权实施预购权以及终止租赁合同；(3)整顿措施。在做好相应准备之后，由社区政府负责实施整顿措施，包括拆除有关建筑、居民和商业企业的迁移、道路等基础设施的设置或变更等；(4)建设措施。包括建筑设施的新建、补充和现代化修缮、其他公共设施的兴建等；(5)结束旧城改造。发达国家在旧城改造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第一，把改善市政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质量作为城市改造的中心内容。例如，德国在城市(乡镇)规划和城市建设中，十分重视处理好人和自然的关系，注重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在地方规划中，除了有土地利用规划、建筑规划外，都有绿化规划。目前，德国城市绿地面积一般占20％-30％，高的达到40％-50％，人均占有量达100平方米左右。（注：转引李其荣《对立与统——城市发展历史逻辑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7、287页。）在城市建设中，对城市环保和绿地的保护亦有严格的措施和规定。首先，注重城市的大环境绿化，郊区也有很好的森林植被；其次，市区保留足够的绿地面积，在旧城改造中不但不能减少绿地，必要时还要开辟新的绿地；三是工业区和村镇也要十分重视绿化，一般都要按绿化规划进行建设与保护。此外，还充分利用天然河湖或人工湖及人造水景，为城市增添几分灵气。第二，把改造旧城与保护历史文化古城风貌结合起来，对重要文物、古迹及古建筑物重点保护，不准改变原有风貌；发达国家——无论宗教文化与历史传统有多大差异，但是在保护古都风貌这一点上并无二致。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对古建筑和城市遗产的保护已逐渐成为世界性的潮流。1972年11月联合国通过了一项“保护世界文化与天然遗产公约”，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同年，欧洲各国外长会议决定把1975年作为欧洲建筑遗产年。1977年国际建筑协会制订的历史性规划大纲《马丘比丘》，把保护传统建筑文化遗产提高到重要高度。1978年10月召开了全美洲“保存艺术遗产讨论会”。1979年联合国确定了57项文化古迹作为第一批世界文化和天然遗产，仅亚洲就有18个城市被列为世界性重点保护的城市。1980年法国总统提出把该年作为“爱护宝贵遗产年”。2003年南京明孝陵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这些世界范围的保护活动，使国际上对建筑遗产和古城的保护超出了文化界和建筑界的领域。例如在旧城改造的过程中，法国共有12600处古迹和21300座历史性建筑物均受到法律保护，其中大多数是城堡、庄园、宅第和教堂。法国1962年公布了马尔罗法。该法规定对若干城市地区进行全面性的保护规划。1977年通过的法令把巴黎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历史中心区，即18世纪形成的巴黎旧区，主要保护原有历史面貌，维护传统的职能活动；第二部分是19世纪形成的旧区，主要加强居住区的功能，限制办公楼的建造，保护19世纪统一和谐面貌；第三部分是对周边的部分地区则适当放宽控制，允许建一些新住宅和大型设施。（注：转引李其荣《对立与统——城市发展历史逻辑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7、287页。）第三，发挥各级政府及私人的积极性，多方筹集旧城改造资金。开始于1954年的美国旧城改造就是通过地方有关机构和大量联邦政府的补贴来筹集改造资金的。它重整了数以百计的社区形态。据1973年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截止计划终止时，在1000平方英里的城市土地上实施了2000多个更新项目，拆除了60万左右的单元房屋，搬迁了200万居住人口。继而，在同样的土地上，25万单元新房屋拔地而起，另有约1.2亿平方英尺公寓和2.24亿平方英尺商业面积也建于此类土地上。发达国家在旧城改造过程中也有不少的教训值得我们去吸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一些大城市旧城中心区的人口和工业出现了向郊区迁移的趋势，使得原来的旧城中心区衰落，表现为税收下降、房屋和设施失修、就业岗位减少、经济萧条、社会治安和生活环境趋于恶化的态势；同时，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却使人们觉得单调乏味、而且还带来了大量的社会问题，有的西方学者称之为“第二次破坏”(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为第一次破坏)。例如，近年来，英国的新城建设趋于停顿，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过去一味注重建立新城，而忽视了旧城改造。这种旧城改造就是“以旧换新”，它接近于建一座新城。结果，建立新城耗用了大批资金，加重了国家的经济困难，反过来也使新城建设无法进行下去。我国旧城改造过程中遵循的原则及存在的问题1.旧城改造的原则和措施根据国外的经验教训，我国旧城改造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应当以工业企业的结构调整为中心，逐步带动工程设施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发展，尽可能地改善人民的居住和卫生条件；充分体现现代化城市的艺术风格；尽快地把科学技术的最新成就运用于旧城改造，积极为周围广大地区发展农业创造条件。鉴于以上原则，旧城改造一般应当采取以下措施：第一，旧城工业区的改建措施。由于旧城的工业基础水平不一，布局状况也不一样。因此，要在对旧工业区现状进行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综合地考虑生产体系与协作关系，城市交通、公用设施以及生活居住和卫生条件等有关因素，并根据城市不同性质和特点，确定城市工业区的调整方案和分期实施的步骤，以达到工业区合理布局的要求，其调整方式主要有保留、合并和迁移三种。第二，旧城居住区的改建措施。旧城生活居住区改建的主要形式是拆旧更新和加层扩建。在这方面，美国的城市更新计划值得我们借鉴。美国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发展计划始于1954年。美国城市更新的途径是清理与重建。2002年7月25日上海市人大常委会颁布了旧城居住区改造的有关法规，对如何保护旧城与建设新城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规定，以求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同时给旧城居住区动迁居民以适当的货币补偿。第三，旧城基础设施的改建措施。根据国内外的有关经验，旧城基础设施的改建主要可从调整住宅建设和市政建设项目的比例、兴建游艺场和运动场、增加道路的面积以及建地铁这样几个方面入手。2.中国城市规划与旧城改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我国旧城改造过程中，私人的土地使用权和私有房屋往往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尊重。我国旧城改造中开发商与业主关于拆迁补偿的谈判，往往由于政府介入，带有极强的行政色彩，而政府本着土地公有的原则，与业主的谈判实际上不是一种平等的对话。一旦有拆迁户因为开发商没有足够的补偿条件而拒绝搬迁，拆迁方往往给其施加压力，强制其拆迁。具体来说，首先，旧城改造过程中由于急功近利而造成改造规模过大，速度过快，致使拆迁户安置困难，同时也破坏了原有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原有的社会网络。在更新改造的利益分配上，由于缺乏应有的调控机制，开发公司获利丰厚，拆迁户未能得到应有的补偿，导致矛盾激化；其次，在市政设施建设方面，我国许多城市市政建设跟不上生产和生活发展的需要。有的城市，住宅建成后，由于缺水少电等原因而无法住人；有的地方兴建了一些商业服务设施，但配套标准低而不全，给居民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在城市住宅建设方面，旧城住宅建设质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居住需求，住宅小区建设水平不高，商品房空置、开发土地闲置现象日益严重，房地产开发建设并没有同时要求绿地建设，住宅建设中浪费土地现象较为突出，高层住宅数量偏少，居民回迁率低；再次，没有注重历史文化的保护。由于历史文化保护意识淡薄，只顾局部的、眼前的经济利益，在城市历史文化和景观保护区大兴土木，甚至拆除或任意改建已经明确需要保护的历史建筑，严重破坏城市的传统风貌和特色，致使城市特色丧失。当年北京城大拆城墙、2001年定海古城毁于一旦以及近年上海旧城改造中已经存在的这样那样的缺憾都是这个原因。国外旧城改造对中国城市改造的启示认真总结国外旧城改造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在我国当前旧城改造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坚持旧城改造与新区开发相结合。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吸取近年来英国在新城建设过程中忽视旧城改造的教训。我们认为，旧城改造与新区开发是城市发展的两个经常性内在动因，城市正是在旧城不断改造与新区不断开发的交替过程中实现规模的逐步扩大和质量的逐步提高。处理好新区开发和旧城改造的关系，既能够合理调整城市结构及布局，又能够促进新旧区协调发展，加速旧城改造进程。城市旧城改造过程中需要调整城区的空间布局，过量的人口需要疏散，不宜布置的工厂企业要迁出，不足的公共建筑要增加。对于南京来说，在处理旧城及新区建设的关系上，应当适当放慢旧城改造的速度，大力发展新区。对于新区的发展，要在新区规划的指导下，加强统一开发，提高组织管理力度。同时尽快组织编制“旧城更新计划”，从整体上系统地解决旧城更新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南京城市空间布局的优化应该注重经济与生态效益的统一，“旧城更新”要适应下一世纪的发展需求，从主城区空间发展格局来看，应当将其分为几个圈层，划分不同的保护与更新区域，从而实施不同程度的保护。第二，旧城更新中始终贯穿着“保护”与“更新”的辩证关系：“保护”强调的是历史性与传统形态，它所代表的价值取向是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更新”强调的是时代性与城市功能，它所代表的是现代文明与进步。有人认为，现在我国城市旧城区多为旧建筑，环境质量较差，需要“全面改造”、“彻底改造”。我们认为，这种提法其实质就是把旧城区全部拆除重建。一座城市就是一部历史，建设越久远，历史沉淀越厚实，其传统历史街区的价值也就越高。如北京的“胡同”、“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青岛的“里弄”等都具有较高的历史及建筑艺术价值，这些建筑一旦拆除就不可能恢复。当然，保护并不是一切原封不动；除列为文物的历史建筑外，其他建筑还是可以更新改造的，关键是旧城改造要有保护的理念，使城市历史得以延续和发展。这方面国外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如20世纪40年代末华盛顿的规划中，国会山以东一带原来的一些旧住宅曾经被划为将被拆除的“衰落地区”或贫民窟地区，但是后来这个地区的房子并未拆除，而是修缮一新，改造成为高级住宅。这些房子由于地点适中，庭院结合，代表历史遗产而身价百倍。旧城更新的同时要保护好古都的城市格局。北京市的旧城格局与风貌保护，是在动态下进行的，不是在静态下进行的，这就使得保护工作难度相当大，北京旧城原有格局和风貌的空间在一步步缩小，形势十分严峻。这就要把北京旧城原有格局和风貌的保护放在旧城发展的首位，从规划、建设到管理都要谨慎，否则，失去的应该属于保护的文物将永远不会再生。在北京市的旧城改造中，应该重点保护好旧城的中轴线、皇城、四合院、胡同、古树和水系园林。第三，注重改造策略，量力而行、因势利导地进行改造。旧城改造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整体性原则和效益原则，依据经济实力科学合理地安排旧城改造的工程规模。在旧城改造以前，应当对旧城区进行战略性的规划研究，调查清楚旧城区内的土地使用及建筑现状，统一规划确定需要拆除重建、需要改造、需要保护的地块和建筑；统一确定道路交通、公共服务及绿化开畅空间等系统性设施和空间；要克服和避免大大超越本地经济承受能力和市场吸纳能力的大拆大建现象。改造也不能仅从单纯的经济效益出发，要统筹安排改造的重点、先后顺序、工程规模和方式，商业地区开发与住居地开发要协调进行，黄金地段开发与偏街背巷开发应该协调发展。改造也不能采用推倒重建的单一开发模式，而应该依据旧区内不同情况采取“拆、改、调、留”等多种途径和手段进行综合治理和再开发。第四，注重环境建设，营造一个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环境。经济发展越快，旧城改造规模越大，越是要保护生态环境，决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或者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因此，旧城改造指导观念不但要考虑经济因素，还要考虑生态环境质量因素；旧城改造方式与旧城发展轨迹相适应，应与旧城发展阶段相适应，要选择最适合旧城可持续发展及其旧城生态系统自我完善的改造方式；旧城改造的建设标准必须以保证能够在原有基础上提高旧城生态环境质量作为标准。目前，我国旧城的绿化面积难以达到先进的定额标准。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采取市内以小型绿地为主，并与市外的大型绿地相结合，逐步形成绿化系统的办法。市内利用空坪隙地多建小型公园，并进行干道、滨河路绿化、街坊、庭院、房屋垂直绿化等；而郊外则可结合风景区建立大公园、森林公园，以供居民节假日活动之用。同时，在环境建设别应当注意不能不顾本地的气候、土壤等生态环境，盲目从遥远的外地全面引进与移植植被。这种做法一方面成本较高，更重要的是破坏原本在本地和谐的植被、昆虫、鸟类等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参考文献】[1]罗思东：《战后美国城市改造对社会公正的侵蚀》，《城市问题》2004年第1期。[2]黄亚平、王敏：《旧城更新中低收入居民利益的维护》，《城市问题》2004年第2期。[3]王天青：《旧城改造若干问题之我见》，《城市开发》2003年第5期。[4]孙洪铭：《怎样保护老北京？》，《城市开发》2003年第1期。[5]姚昆遗：《为上海旧城改造把脉》，《城市管理》2002年第2期。[6]童本勤：《走向整体的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科学发展观与“两个率先”高层论坛》专集。[7]项光勤：《科学发展观与南京新区建设》，《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科学发展观与“两个率先”高层论坛》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