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篇1
【关键词】政治哲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经济的“政治实现”，拒绝一切剥削和限制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资本制度的本质，透过以币财富为制度轴心的现代性政治幻象，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判上升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批判，大大超越了他那个时代所有批判家的思想深度，深刻地反映了马克思对西方现代性的批判。
同时，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追求经济的“哲学实现”，主要运用唯物史观的分析方法，由对政治异化的批判上升到对劳动异化的批判，通过对国家与市民适合关系的解剖，把长期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遮蔽的社会存在论本质加以澄明，进而对私有制展开了全面批判，用历史的普遍性去提升历史特殊性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旨在校正人类世俗化的历史发展方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为这一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世界历史的进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历史理论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追溯观念发生的谱系关系的批判，在历史的隧道中，马克思发现了前现代和现代性的根本区别，为后人提供了历史哲学最具解释力的原理与方法论。其注重从范畴史批判过渡到对历史偏斜运动背后的自由本质的澄明，深刻追问了历史偏斜运动的社会存在论，揭示和批判了资本运动引发的物化和异化本质。
它不是用一种经济学去批判另一种经济学，批判所指向的历史理论具有唯物史观哲学的深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历史规律空间中，察审特定时代经济结构产生及运行的过程，用现代最好的历史理论来说明社会经济的现象。在这样宏大的历史规律面前，任何经济学范畴的追问，都会汇集到更高的历史整体性，都会显现其流变性和过程性，消解概念自身的凝固性、永恒性。因此，当经济价值的公式符合世界历史进化的公式时，马克思从哲学的批判进入到经济学批判，又回溯到了历史大尺度审视中，经济价值的理论逻辑做出了对实践的科学解释与指导，经济现象成为局部问题，“资本永恒”等资本主义教条符咒都将被证伪。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历史与逻辑的上升运动，在“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时空坐标指向下，对特定的经济事件、结构和环境进行必要的哲学思辨，揭示了事件内在的矛盾本质。如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分析，基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框架而指出：“在历史的发展中，劳动范畴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单纯的范畴，但它具有深度和广度，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由此可见，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就算是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它们只有基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同样也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过渡到了对一种历史哲学思辨，从劳动作为一种人类活动的普遍素质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对象化劳动反映了一种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导致现代性“二律背反”发生的深刻根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一种崭新的哲学辩证法
首先，它深刻地展现了唯物辩证法“生成”范畴的哲理。“生成”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理解的“过程”，“生成”是历史辩证法的重要范畴。通常马克思在三种情况下使用辩证的“生成”范畴：一是充满着历史内在否定性的精神自觉反思的逻辑运动；二是具有历史进化意义的实践生长点的绵延与集聚；三是具有人类感性的、实践的因素等驱动的人与自然进化关系的哲学力量。运用辩证的“生成”范畴，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考察和揭示了资本主义总体性特征，生成贯通着资本的生命周期，意味着过程与目的性的连结，是辩证逻辑上升运动，资本主义由于资本的内在否定性所构成的矛盾运动，资本的生产过程与资本占有剩余价值的目的环环相扣，它的发展贯穿着繁荣、危机直至衰亡的铁律。同时，在《资本论》中认为经济思想史认识的过程极为复杂和曲折，是从关于现象的外部方面知识到关于内在本质知识的运动，详细察审了剩余价值起源和历史认识图式，并加以批判。
其次，它注重“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马克思指出，“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在思维行程中，抽象的规定导致具体的再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充分表明：我们要把思维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用思维来掌握具体，不应当从感性出发揭示资本世界的深层本质，应当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开始，政治经济学才会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同时，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混沌表象的穿透，马克思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家经济范畴的错误教条，揭示了历史生产组织背后的社会关系本质，以形成科学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结构、经济危机等范畴体系，回答了货币生存世界的资本座驾问题，回答了现代性历史遭遇的深层社会存在论问题，阐明了人类历史是从何处来，应往何处去的真理。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与建设实践活动的先进学说
马克思肩负着无产阶级伟大使命，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阶级性相统一的特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他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历史规律如何行动的价值判断，是追求“政治与哲学”的实现，是对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揭示的事实判断。马克思通过批判，进行了再颠倒，破解了价值规律在资本的社会化层面上带来的神力，指出“不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是工人养活资本家”，把非科学的、被颠倒的资产阶级经济学价值理论的核心命题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也具有高度科学性和真理性，实现了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独树一帜的价值贡献，它的在场性承载着对政治经济学现代性诊断与批判的“揭秘性实践”，追求着经济的“政治与哲学的实现”。《资本论》从头到尾贯通着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揭示，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货币-资本-财富”体系的批判，对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解剖。事实上，《资本论》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利润”的本质，用的是一种最具原创性的思考方式，集中体现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存在之链”，始终保持着具有普遍性特质的自在自为的真理。
例如，关于货币财富与权力关系的批判。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历史哲学的维度，系统地分析了货币流通率以及流通中货币的供给和需求规律，关注资本制度的实质性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异化现象。并从三个方面揭示了货币财富与权力互渗的机制：第一，货币权力，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制约下来自货币作为流通的代表，其在固守中淡化了自身，同时又以符号的形式复活了自己；第二，作为一般财富的个体化，货币是以特有的价值通约形式兑换着现实的社会关系，具有购买一切东西，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第三，货币是一种普遍权利，展示了使财富扩大到具有普遍性的秉性，被表现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真正普遍的实质”。在货币生存世界中，被货币化了的权力再次证明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具有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因为它拥有通约一切存在的意志和冲动。
（作者单位：西安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①白刚：《〈资本论〉仍然是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学术界》，2016年第8期。
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篇2
一、现实意义
其一，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经济理论及现代价值。对鲍德里亚政治经济批判思想的研究，有利于我们从新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审视与理解。鲍德里亚对于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从鲍德里亚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批判中，我们可以吸收其批判的合理之处，从而启迪我们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从多个层面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同时，鲍德里亚从文化、消费、符号、象征等维度来考察现代经济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论起到了补给性的作用。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使得消费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地位略显被动。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阐释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逐渐需要与时俱进，逐渐需要增添新的养分。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摆脱了生产力不足的境况后，消费社会才得以如此丰盛。也正是这种丰盛，才引发了鲍德里亚思考维度——商品的琳娘满目来自于符号的无限编码，符号的无限编码来源于意识形态的引导操控，于此同时，消费者大众一再为资本家积极主动地去参与构建新型经济社会。不仅在生产理论上扩充了经济社会中消费的内涵和意义，而且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做了文化控制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补充。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其二，有助于深化对鲍德里亚哲学理论的理解。鲍德里亚以使用价值的形而上学批判作为理论武器，延续了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现象、媒介技术、意识形态的视角，对符号价值、符号消费进行了无情地披露。同时，鲍德里亚从生产理论、消费理论的的分析和符号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中，获取了质疑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和信心，从马克思的“生产之镜”中走出来，揭露当下经济社会的运演逻辑和本质异化。且不论其批判的路径和出发点是否准确、恰当，他的视角确是崭新的。
其三、有助于扩展文化哲学思想史的研究视域。文化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转向总体性的人类生存层面的寻求，致力于构建一套新的文化形而上学的话语系统和哲学言说方式。通过对鲍德里亚政治经济批判的思想来源进行梳理，其思想主要借鉴于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罗兰·巴特的符号学、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理论以及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这其中，其老师列斐伏尔对他的影响极大，鲍德里亚的博士论文《物体系》就是在列斐伏尔的指导下完成的，《物体系》也作为鲍德里亚政治经济批判思想的开端之作。同时，鲍德里亚的政治经济批判理论将对经济社会中的人的需求的意识形态批判作为侧重点之一，由上述可知，鲍氏的政治经济批判思想，是从日常生活中来，并最终指向人化的过程。对于鲍德里亚的研究，也是对文化哲学深入经济领域的一次有益探索。
二、现实意义
其一，为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问题提供理论参照。凭借鲍德里亚的思想，对鲍德里亚构建的符号学体系和政治经济批判理论进行探索性研究，阐述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产生的理论来源，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政治经济学转向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行走足迹，，以及厘清鲍德里亚政治经济批判的基本脉络。这对于我们把握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规律有很大帮助。以符号学为中心线索去考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能更加透彻的看到隐藏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种种表象背后的本质问题。
其二，为分析中国转型期社会问题提供参考。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引导下，才越来越显示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指引下，中国重视生产力、经济发展、科学技术、人才教育等等，从而创造了当下一个良好的经济发展局面。但是，在物质摆脱匮乏之后的中国，需要重新梳理生产、消费、交换的关系。这显然就是中国“扩大内需”决策的理论依据。有需求才有消费。然而这种“需求”是否是“被需求”呢？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慎重思考的。但另一项政策——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强收入分配公平，则显示出了中国对不平衡发展作出的努力，以期获得需求和消费之间较为良性地循环发展。马克思的生产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力批判武器，但更是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依据。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中衍生出来的消费异化现象，不可避免地会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滋生。因而要把握生产力的根本地位，同时考察中国的实际国情，通过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实现需求和消费之间良性结合。在实现社会财富极大丰富之前，实现社会主义消费社会的优越和全面发展。
作者简介：张琪钰，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
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篇3
当代中国的各大高等院校基本都开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专业课，但是当代大学生对这两门专业课的认知程度不足，不能够从正确的角度认识两者的关系。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联系角度来进行分析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二者从不同的角度都批判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是两者理论的基础，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笔者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持有正确的态度，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
关键词：
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足
威廉•配第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马克思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廉•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要服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能对资产阶级的经济从质上进行分析，所以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又区别于重商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但是劳动价值论并不是完全科学的。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历史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起源者威廉•配第在他的著作《赋税论》最早提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命题。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威廉•配第曾说：“还不确定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来计量的。”“劳动种类的差别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一切只取决于劳动时间。”但是威廉•配第没有区别好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也没有将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仅仅认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但是他没有区别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继承和发展了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独立科学的体系建立起来。亚当•斯密指出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种特征，他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还认为商品价值有工资、地租、利润三种收入共同决定和调节的，现在的学者将这个理论称为“收入决定价值理论”。在亚当•斯密之后，大为•李嘉图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劳动价值论形成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马克思写到：“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时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分析清楚到底什么劳动决定价值，使得以后的理论带有非科学性，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科学性但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科学部分也有不科学的部分。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共同的来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共同的理论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为代表的，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为其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继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成了两个支流，一个支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合理的部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另一个支流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它是由英国马歇尔和凯恩斯，美国萨缪尔森和斯蒂里茨发展的经济学，经过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的发展，成为后来的西方经济学。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棵大树，引用：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比喻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树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上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不同的理论，都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扬弃。
三、西方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来源一样，同样，西方经济学也扬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现代的西方经济学是由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构成的，宏观经济学主要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核心理论的，微观经济学以均衡价格论为中心理论的。均衡价格论的本质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批判继承了亚当•斯密“收入决定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论是由边际效用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等理论有机组合的产物。西方经济学是以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体系。无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它们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地继承了劳动价值论，使得它们的理论体系各有不同，但是它们的理论来源都是一样的。
四、大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要树立正确认知
首先，大学生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兴趣，可以观看相关的电影和书籍。其次，大学生要从感性和理性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进行认识，大学要在学校课堂上认真听课，课下要积极地查阅相关的资料。再次，大学生对两者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可以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起来，从实践中再获得认识。最后，大学生要能力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回归与实践，要与当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解决问题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
参考文献：
[1]（苏）弗•谢•阿法纳西耶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篇4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创新策略；经济发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可谓是如火如荼，各个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就再一次证明了我们的道路是正确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发展有着极大的实践意义，尤其是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和价值，指引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同时也促进我国经济制度的良好发展。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我们注重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与基本原理来分析现阶段我国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
一、《政治经济学》的对我国经济发展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伟大的时代意义与实践价值，对于现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言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价值，正是由于我国更为清楚的认识到剩余价值的内涵，我们才结合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制定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了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这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主义，相反，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变化的理论，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的进步与发展，是现代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因此，我们应该注重政治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建设的有效结合，通过这种方式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二、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浅析
1.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制定经济发展计划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政治经济学也是出于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之中，随着时代的变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我们应该选择一些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意义的内容进行更为深刻的研究与探讨，将具有时代意义和时代价值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呈现在人民大众的面前，只有这样人民大众才能对政治经济学产生兴趣，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结合现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制定出科学有效的经济政策，以此来促进现代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
另一方面，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十分复杂，理论性很强，甚至涉及到很多数学方面的计算，这些问题虽然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但是，对于现阶段而言，我们应该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内容，针对其中实践价值比较强的内容进行研究，利用现代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进步。
2.利用政治经济学基本方法制定经济发展策略
我们针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目的就是要不断的应用，通过系统的研究帮助我们制定行之有效的经济发展策略，这是我们做一切工作根本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之中不能一味的进行学术的研究，这种单一的研究方式容易让人民大众产生疲劳，不愿意接受和应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经济问题，这对于提高政治经济学的实践价值是十分不利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方式也不具有实践价值，因此在实际的工作之中我们应该注重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制定相应的经济发展策略，帮助我国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
例如，根据剩余价值的相关理论，我们应该制定出一系列规避剩余价值或者降低剩余价值剥削的经济政策，通过这种方式促进提高我国工人的收入所得，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3.利用政治经济学原理解决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很多方面都可以体现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尽管时生了变化，经济环境也出现很多的不同，但是，实践证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仍然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经济发展之中遇到的问题。
政治经济学的真谛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解决问题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具体方式。为了更好的促进人们这种能力的提高，我们不仅仅要让人们更多的了解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知识，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还应该引导人们大众应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基本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用实践的方式检验相关理论的正确性，这样可以实现政治经济的现实价值，不断的促进我国经济的不断进步。
四、结束语
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应该科学认识待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利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完成我国经济发展的计划设计，策略创新和问题解决，通过这种方式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前进。
参考文献：
[1]崔占峰.论政治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基于我国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的思考[J].经济问题，2009，05：4-7.
[2]张玲.转变思路走出困境――新时期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之我见[J].经济研究导刊，2009，26：227-228.
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篇5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特点
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予以厘清对于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特点则对此提供了诸多启发。
改革开放前及改革开放一段时期内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注重工具性的价值取向。统观改革开放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所要求的价值目标,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过分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而忽略个体价值。在这种评价导向之下,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在内容上表现为,往往围绕党和国家的发展任务、发展目标来设定,而较少考虑个体的利益诉求,也就是注重集体利益而忽视个体利益,体现了评价取向的工具性特点。
尽管这种取向有其局限性,但其产生和发展却有着历史的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在国外资本主义势力的极力扼杀和国内残余反动势力疯狂破坏的复杂环境下,维持社会秩序稳定、肃清封建残余、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成为首要的历史重任。这一时期一切工作的核心是政治稳定。这种特殊的现实情况决定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及其评价必须以政治为中心、以社会稳定为前提和根本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面临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下加快经济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的形势。这一时期,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任务。这是工具性价值取向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继续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就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而言,教育是关于人的活动。人本身就是兼具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存在物,而其本质属性则是社会性。“社会本身,即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①因此,仅仅强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工具性价值,无视其目的性价值,久而久之,思想政治教育就会变成远离人们社会生活需要的空洞的理论说教,这必将遭到受教育者的反感和抵触,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由于过于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政治价值或经济价值,否定或无视本体价值和育人价值,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人”即受教育者的空场,内容设计上的片面性与残缺性、手段方法上的单一性和刻板性、教育手段的单一性、目标规划上的狭隘性和短视性。这种评价的价值取向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零效应或负效应,值得深思。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向以人为本转变。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开始了从工具性到以人为本的伟大转折。“以人为本”即把人的需要和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旨在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以人为本,即要求通过评价活动促使思想政治教育把人作为主体和目的,而不是客体和对象。从“四有”新人目标的确立到“以人为本”价值目标的提出,实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上的历史性转变。
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转变与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所带来的种种变革息息相关。从国内来看,改革开放是一个不断深入发展的历史过程,先是国家的工作重心由政治领域转向经济建设,而后注意到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进而到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继而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最后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建设格局的转变,这就决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辩证看待和处理一手抓经济工作、一手抓思想政治工作的相互关系,把二者统一到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去,既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又实现社会全面进步。从国际来看,世界多极化格局对当代大学生的影响日益明显。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发展趋势不可阻挡,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国外各种思想文化潮流乘势而入、相互激荡;改革进入“深水区”,社会转型关键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矛盾突出,国际敌对势力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手段,竭力对我国大学生实施“西化”、“分化”图谋。原有社会背景与现代社会背景的置换,决定了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由工具性向以人为本的历史转变。
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未来发展
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分突出社会价值而忽视人的价值,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也表现出过分倚重工具性价值的倾向。②这不仅使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科学化水平大打折扣,而且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成效不尽如人意,严重阻碍着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地位的巩固。
由于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仍然处于转型期,所以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偏颇所带来的影响依旧存在。这使得现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呈现诸多不足之处。
第一,价值取向单一化,这主要是指单一知识本位的价值取向。在思想政治教育目的评价上,倾向于知识性的传授,而忽视思想、灵魂、智慧的培育和塑造;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评估上,重视认知过程评测,忽视情感体验、意志锻炼和行为训练过程的检验;在评估方法层面则表现为定量成分太多,定性成分不足。
第二,育人本位的错位与迷失。现行思想政治教育评价过分依赖科学的范式,使评价过于重视数的测量而不是质的探究;注重终结性的评价,而忽视过程评价。这种价值取向指导下,评价的“管理主义倾向”凸现,其根本是评价者与被评价者地位的不平等,是“忽视价值的多元化”。具体表现为,在评价中,重视评价者(即管理者)的价值观,而忽视被评价者的价值观,长此以往,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本能将得不到充分的发挥或者会被淡化,从而导致个体的畸形发展、精神价值的丧失和道德水准的下降。
第三,学生本位价值观的缺失。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大学生理应是评价的主体之一,但是长期以来,大学生仅仅是作为被评价的对象而参与评价,其主体性得不到体现,直接导致学生的主体地位丧失、利益受损和在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话语权的丧失。学生主体性在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双重挤压下无法释放。
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种种现实弊端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兴起的背景下日益凸出,时代呼唤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理论的创新,实践要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转变。面对新形势、新境况,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须坚持以下价值取向的发展要求。
第一,时代性与前瞻性相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价值观念及价值取向都是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都必然带有时代的烙印。我国目前尚未完全得以改变的工具性、理论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与教育体制、教育行政管理、教育水平现状等实际背景有密切的关系,它在一定程度上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是时代性的价值观念体现。然而,就教育而言,它总具有前瞻性,是面向未来的事业,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也应该着眼于未来,从发展的角度出发,做到时代性与前瞻性相统一,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促进和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
第二,多元性与一元性相统一。人们价值观的丰富性决定了价值取向的多元性。但从人类社会发展来说,价值取向又存在必然的一元性,价值取向的一元性与多元性是统一的。这种统一反映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上有两个层次:在具体的层次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应该反映参与教育评价的各个主体的多元性特征;在较高的层次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又应该反映为人类社会发展服务的目标。强调多元性与一元性相统一,是一种发展性评价,体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人本价值取向与政治价值取向的有机统一。
第三,个人与社会需要相统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基础和关键是价值判断。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活动也是一种价值活动,而价值活动的主体在价值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时必须遵循主体原则。马克思指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个体是社会存在物。”③根据价值活动主体原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不应仅仅对客观的教育现象作判断,而首先要对主体本身及其需要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评价。但是,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人的发展需要会制约社会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人的需要的满足依赖社会提供的物质条件,社会的发展必需人的推动才得以进行。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必须将个人需要与社会要求统一起来。
三、以人为本: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总标准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历史演进阐明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发展规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未来发展趋势指出了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构建框架。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总标准,就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体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一致。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现时代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总思想原则下进行的各项社会实践活动,必然要求科学发展思想的指导,必然要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现代主体间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种贯通以人为本价值理念的教育实践活动。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地位的不可动摇性,决定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秉承其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另外,“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立场,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目的性也决定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然弘扬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所当然地应承担起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光荣使命。以人为本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精神需求与物质需要、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在以人为本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的指导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必然成为以塑造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实践活动,它的主客体都是人,是解决人的思想、观点和政治立场,是从人出发建构在“人”的基础之上的一项基本工作。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需要,而“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④。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这种人文关怀的价值旨归,使其挣脱了“理论世界”条条框框的束缚,回归教学意义生成之域的“生活世界”,克服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活的疏离、对人的割裂以及对人生意义的淡漠。继而扎根“生活世界”,关注人、促成人的主体性不断优化;关切人与人及人与社会的关系,促进人际和谐与个人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从而使个人的生命价值得到最真的实现;关爱人的现实生活需要,使思想教育与解决实际问题有机融合,进而使思想政治教育从根本意义上成为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喜闻乐见的精神需求。
人文关怀的价值宗旨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同时也升华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现效性,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从“文本”向“人本”的转变,促成其教学形态由单向灌输走向平等对话,教育方式从“独白范式”向“对话范式”转换。更重要的是,这种人文关怀不仅为受教育者的“自主建构”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且为教育者的自我发展与完善搭建了宽广的平台。因为,人文关怀的价值诉求作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灵魂,贯穿于其交往活动的始终,使其真正达到了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融洽的教育环境氛围中彼此共享知识、情感共鸣、智慧共筑、意义共建,双方相互影响、彼此促进、共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由此真正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统一。
传统思想政治教育难见成效的症结就在于其缺乏交往意识和人本精神。所以,时展内在地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这一历史性的实践活动应然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被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就其本质而言,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成人之学”,它理应成为以“人”的方式来关注人、认识人、理解人,促进人的发展,促进人的生命的精神交往的交往实践活动,其交往的目的在于促进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发展和教育者的提高。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基本环节,是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各项客观指标,对其进行评估的过程,它是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服务的,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重要保证。因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也必须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秉持其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发展和完善的价值取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就是要在测评中充分体现和发挥大学生的主体性;就是要在评价指标的设计中体现其对促进大学生个体人格发展和完善的价值所在及其对于大学生成长和成才的重要性;就是要使评价的结果能够显现大学生思想政治和人格发展中的缺陷,为我们进一步有针对性地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指明方向;就是要在评价后的调整中,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总之,无论在评价指标的设计、评价活动的开展过程,还是评价结果的反馈、调节中都要时时展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以人为本理念,使其无愧于“成人之学”的赞誉。
四、全面、协调、平衡:以人为本总标准的具体体现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将以人为本作为总的评价标准,而这一总标准在具体操作中又必须通过一系列具体标准体现出来,这些具体标准则呈现出全面、协调、平衡的特点。
1.经济价值取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反作用于经济,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作为上层建筑形式之一的思想政治教育同样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且通过自身的教育活动,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⑤就这一层面而言,思想政治教育集中地体现了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要求,体现了一定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因此,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要内容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必然具有经济价值,对其考评自然也要坚持经济价值取向。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必然要求。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坚持经济价值取向就是要考察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否为党的领导服务、为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服务;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是否树立了科学的市场经济观念、是否能够引导大学生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不断增强自我创新意识和竞争能力等。
2.政治价值取向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仍要坚持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的坚强保障。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崛起,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扞卫党的领导地位。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阶级,共产党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是为其阶级统治服务的,这是由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性特征所决定的。换言之,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目的和价值都要服从、服务于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三个代表”的体现者,党的理论与实践集中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要求。“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⑥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以拥护党的领导为己任,以传授、贯彻和落实党的大政方针政策为价值追求。进而,在此基本价值观的指导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基本价值取向之一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这种价值取向贯通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全过程,就是要做到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指标设立中,不仅要对大学生对于党的拥护程度予以定量的测定,还要给予定性的考察;就是要做到将党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大政方针政策作为评价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就是要做到将评价的结果,经过科学的分析和总结,归依到党的领导上来,使其为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服务水平提供基本的借鉴,为改革、创新党的领导指明理路。
3.理论价值取向
“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⑦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统一,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我们要不断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将马克思主义不断推向前进,创新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测评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这一最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掌握和践行程度;就是要考量大学生对于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对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理解水平;就是要考察大学生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思想文化的态度;就是要在综合考评的基础上,使当代大学生形成科学、正确的政治社会观,夯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4.知识价值取向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学科,它不仅涉及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美学、伦理学的相关内容,而且包括法学、社会学以及人学的知识成分。虽然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育人、发展人、完善人,但其同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承担着向受教育者传输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的责任,尤其是在教育教学的过程中不断地研究创新促进其学科自身的发展和完善。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指标之一就是考察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吸收“内化”情况以及“外化”成效;大学生对于党的大政方针政策的熟识程度;道德知识的习得和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等等。这些观测点都是基于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生知识传授效果的考评。
5.生活化价值取向
从历史源头上看,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于社会生活的需要,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迁,离开了人的生活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合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是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从根本上讲,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生活,也只能在生活中才可以进行。但是,长期以来,思想政治教育陷于理想化、知识理论化、工具化的误区,脱离了现实的生活世界。只有实行生活化的教育,使思想政治教育回到生活的母体,在生活中进行,为生活服务,这样才能使思想政治教育更有生命的活力,更有实效。
坚持生活化价值取向,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时刻关心大学生多层次的现实需要,关注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能力的发挥发展,注重大学生个性的彰显和主体性的弘扬,营造生活化的学习环境。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6页。
②张艳、张果、崔健《建国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转变》,载于《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0年第8期。
③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4页。
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篇6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范式：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超越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的复兴，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究竟要在什么理论维度上复兴或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我们认为，在当代政治哲学复兴与西方政治思潮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背景下，言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首先需要有方法论的自觉。而“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立场来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维度，以及政治问题的经济学考量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不能搁置的基本理论框架。”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颠倒，不是简单地从政治哲学出发，而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维度上展开的。正如张一兵先生所指认的那样，《手稿》中《导言》“是一个历史唯物主义内化于经济研究过程的思想实验”，开启了一条“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逻辑设定的否定性的实验性的探索思路。”②正是在政治经济学分析维度上，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具有的政治哲学张力在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视域中被重新设定和重新阐释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古典的经济学不是单纯的、与政治无关的经济学，而是与政治有着紧密联系的政治经济学。以生产方式概念为例，古典经济学家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生产方式以及由其决定的经济力量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人们用“生产方式”作为基础来区分社会发展阶段，由此考察相应的政治状况。这种基于对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解读，引出了政治哲学理解中的正义、平等以及革命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马克思正是沿着古典经济学的这个思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指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隐蔽的方式剥削工人阶级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制度表面上强调自由平等，但实际上是不平等、不自由、不正义的。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哲学的超越，是奠基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的。
但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超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规定性在于：在马克思那里，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具有历史性的规定，即资本关系是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永恒化、超历史化的社会形态。因而，同样是强调政治经济批判方法与生产方式解剖的重要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范式又是异质于古典经济学家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静态的（非历史的）、单纯从一个视角（非辩证的）出发理解生产方式不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内含了历史的、辩证的理论逻辑意蕴。造成马克思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政治哲学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两者理论出发点的不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理解社会历史、批判社会不合理现状、构架理想的社会形态时，总是从作为主观价值的应该出发，把理性的、抽象的人作为其政治哲学的出发点。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解释与社会批判路径。马克思从根本上否定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作为主体设定的独立的个人，他的政治哲学出发点不是资产阶级抽象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个人”。在马克思看来，斯密、李嘉图式抽象的单个人，只是一种“美学上的假象”。马克思拒斥这种美学的想象，而从“社会个人”出发，把其政治哲学牢固地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奠基之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现实的个人”的概念，指出只有“现实的个人”才是观察社会正义问题的出发点。现实的人，就是生活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人。因而，只有从物质生产和交换活动中，从现实的社会结构中，才能确定个人的本质，也才能获得相应的伦理观念。而《伦敦笔记》后，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独立的个人只是一个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前提。马克思的这种政治哲学出发点思想在《手稿》中得到了更系统的、深刻的总结。《导言》开篇就指出，“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③而马克思一说到生产，也“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④在张一兵先生看来，“社会的个人”是马克思物质生产概念中非常重要的内涵之一。“从表面上看，物质生产过程与“社会的个人”发展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但在马克思的思路中，物质生产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中介，它所承载的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的内容。”⑤
这样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所谓的个人是指历史性的、社会的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个人。正是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与批判，马克思彻底颠覆了政治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转而从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解剖中来理解与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力量。我们唯有站在同马克思相同的方法论视域中，才能准确地把握到其政治哲学的独特之处：从“社会的个人”出发，也就是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出发，深刻地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上的自由与平等，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为一种剥削制度的不正义性。
二、交换中生发出来的表面上的自由与平等
回到马克思的文本，我们就会发现马克思对正义的关注不在于建构一种正义的理想状态，而是致力于揭示出一条实现人的自由平等之正义目标的现实路径。因此，马克思始终关注人的自由与平等，尤其关注人在现实制度下的自由与平等。其正义思想体系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存社会经济秩序的批判过程中，对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价值关系的经济学剖析中形成的。《手稿》的主体是《货币章》和《资本章》两部分。马克思从货币的讨论开始，接着解决货币向资本过渡的问题。在《资本章》的开端，马克思就指出，“在货币作为货币的完全的规定性上来理解货币是特别困难的”⑥，因而政治经济学家们都企图回避这个难题，他们的办法是抓住货币的一种规定而忘记另一种规定，即不是把它同发展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而纯粹从形式上阐述货币的关系。这样从简单意义上来理解货币关系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在表面上看不见了。”⑦马克思接着说，实际上，只要把商品和劳动还看作是交换价值，只要把不同商品之间发生的关系看作是这些交换价值之间彼此的交换，看作是他们之间的等同，只要考察的是形式的规定，那么在这些个人之间就绝对没有任何差别。因为每一个主体都是交换者，而“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⑧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和平等是不可分的。因此，他接着说：“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⑨而所谓自由，是指如果一个人需要其他人的商品，那么他并不是用暴力的方式去占有这个商品，相反，他是承认对方作为所有者而存在。也就是说，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自愿地转让财产。
马克思承认，同封建主义相比，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因为，在中世纪，平等、自由和社会存在的每一种形式都表现为一种特权。把自由和平等作为个人的权利则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只有当资产阶级无情地斩断束缚人的各种封建羁绊，面对交换价值和现金交易时，人才获得相对于他人的独立性，人也才首次获得了平等。因而，马克思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⑩但是，马克思同时又指出，资产阶级没能够超出时代限制，这种在交换中生发出来的自由与平等仅仅是形式的、抽象的。在《手稿》中，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资本和劳动交换的表面的自由与平等，揭露其交换的非正义。他说：“作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在人们能看得见的经济运动中，是资本家与工人的交换，资本家拿出的是货币形态的工资，工人付出的是劳动“商品”。在这一交换过程的表面，双方自愿并且平等。可是，交换双方实际上的付出和在交换结束之后的所得，实质上是很不一样的，表面的平等交换下掩盖着实质上不平等。因为在这种表面看起来公平的交换中，资本家“无偿地得到了双重东西：第一，得到了增加他的资本价值的剩余劳动；第二，得到了活劳动的质，这种质使物化在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中的过去劳动得到保存，从而使原有的资本的价值得到保存。”
正是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了超出等价交换的一个余额，即剩余价值。资本与劳动交换的这种形式是表面现象，而且是骗人的表面现象！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无产者“一无所有”，只能以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到市场上去与资产阶级进行“等价交换”。但是，一旦离开交换领域，双方的状况就截然不同了，工人成为资本家剥削的对象，因此，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平等仅仅是一种生产的表层而已，“这种生产建立在不通过交换却又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平等、人道、自由，“无论如何它只能是一种‘虚无飘渺的幻想’”，而马克思创立的剥削理论，使有产阶级的公道、正义、平等、自由和利益普遍协调一类的虚伪话语顿时失去了根据。
三、“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和实质上的不正义：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剥削理论批判在马克思那里，剥削问题不只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和道德问题，它涉及到人的劳动异化、自由与平等、社会正义等诸多领域问题，它表征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那种既对抗又互相依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没有直接给剥削下过定义，他关于剥削的一个经典的表述是：“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价值。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輴訛輥在《手稿》中，马克思说，资本通过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因而成为资本的一个要素。
它作为有生产能力的生命力，对资本现存的、死的对象性发生作用。“资本家的最大愿望就是让工人尽可能不间断地挥霍他那份生命力。”輵訛輥在笔者看来，《手稿》中呈现出来的剥削内涵更多的反映的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交换过程中表面上的自由与平等关系，另一方面是一种实质上的“对抗性”的社会关系，这种“对抗性”表现在此消彼长的价值分割过程中，即资本家对劳动主体（工人阶级）“剩余劳动”的“无偿”占有。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剩余价值问题的考察，是按照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崭新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的。他运用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从价值着手，进而分析了货币，然后研究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从而接触到资产阶级制度的“核心”即剩余价值，奠定了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基础。在《手稿》中，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指出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并第一次阐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马克思认为，在以交换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本身分裂了，既是创造物质形式（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同时也是形成价值的抽象劳动。在这两者中，马克思更加关注后者。他指出：“应该注意一点，那就是劳动作为同表现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绝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輶訛輥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使得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巧的性质，也就成为越来越纯粹、抽象的活动。懂得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全部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什么劳动形成价值、劳动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劳动怎样形成价值的难题，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还区分了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排除了物化劳动的作用，使得活劳动成为解释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马克思说：“资本换进的这种劳动是活劳动，是生产财富的一般力量。”輷訛輥资本正是通过占有他人的这种活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把“劳动”和“劳动能力”两个范畴明确地区分开来，阐明成为商品的是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在他看来，劳动不过是“劳动能力”的表现或技能。懂得这一点，是我们理解剩余价值理论的关键。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首次提出并加以论证劳动力商品的二因素问题，并阐明劳动力商品的特珠性之所在：劳动力商品不同于一般商品的特殊性质，并不在于它的价值，而在于它的能够“创造价值的使用价值”，从而揭露了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本质。马克思断言剥削发生的基础就是这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和劳动力价值（工资）存在的差额，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就是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剩余价值问题。
对于马克思来说，剩余价值就是超过等价物的价值，是从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本身内部表现为剩余劳动，本身具有活劳动的形式。”輮訛輦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无非是对象化了的活劳动的一定数额———剩余劳动的数额。而资本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然是价值增殖过程。资本家必然会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到为补偿劳动力价值所需要的时间以上，生产过程中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必然超过劳动力的价值，从而产生剩余价值，即“它本身无非是一般劳动超过必要劳动的余额”輯訛輦。因此，工人一进入生产过程，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劳动时间必然包括两部分，即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工人在必要劳动时间内所付出的劳动（必要劳动）只是再生产其劳动力的价值，而工人的剩余劳动则为资本家创造了剩余价值，从而形成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马克思的剥削理论于是据此清晰地展开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在于在劳动力市场上买到劳动力这种商品，该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即能创造出远远高于其自身价值的价值。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进入生产过程中，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再生产劳动力价值（工资），而剩余劳动形成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剥削就是剥夺了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正是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揭开了资本主义不平等的面纱，并第一次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二重性，提出了“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輰訛輦的理论，揭露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正是通过剩余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实质上的不自由、不平等、“颠倒的”、“对抗性”的社会关系得以呈现出来。
四、马克思“批判正义”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从来不是抽象地探讨正义、平等、自由等问题，总是从现实的社会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出发，将政治哲学批判寓于政治经济学分析之中。马克思没有正面阐述过正义理论，但是其一生都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非正义现象的批判。他的正义观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正义”观，他的正义理论是我们研究其政治哲学的一个焦点问题，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篇7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强调科学抽象力的学科，要求培养学生们的抽象思维能力。在大学本科的《政治经济学》课程学习中，学生们特别是理科背景的学生面临着较大的学习困惑和压力。要做到促进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增强学生们在学习过程的收获感，则需要“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①。对此，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合理运用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相关成果，无疑是实现政治经济学课程“简单和通俗”，进而提升政治经济学课程趣味性和说服力的重要途径。实现数理政治经济学的“研教转化”，实现“以研促教”，重难点是在确切把握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的前提下，遵循适度性、实用性的原则，通过对数理模型相关理论成果的甄选、转化、引入和运用，明晰知识点的难易层次和教学对象的层次，构建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体系。
一、现有数理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分析
在数理政治经济学方面，以吴易风、丁堡骏、白暴力、张忠任、陈恕祥、冯金华、马艳、张衔等为代表的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批判吸收波特凯维茨、斯威齐、森岛通夫、罗默等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运用各类数理模型来科学表达政治经济学中的数量关系，不断推进政治经济学的数量分析②。其中，吴易风、张忠任、马艳等学者以学术著作的形式，完成了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学术体系的构建(见表1.1)。
表1.1数理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学术体系
著作作者体系内容体系特点
《数理政治经济学》(2006)张忠任商品、价值和货币;资本循环、周转和再生产;资本运行的具体形式;国际经济过程;几个理论与方法的问题。以国内两本优秀《政治经济学》教材为参考底本，推进了从“研”到“教”的转化工作;强调对相关理论谬误的甄别和批判，强调数理表述对马克思主义原意的遵循;内容覆盖面广，对国外相关理论热点和争鸣把握全面和准确。
《现代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2011)马艳价值理论模型;剩余价值理论模型;价值转型理论模型;平均利润率变动规律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地租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失业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再生产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国际不平等交换理论与实证分析。数理分析广泛使用了几何学、矩阵翻书、微积分、差分方程等现代数学工具;运用统计计量方法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强调对当代现实经济活动的重新抽象，来加强政治经济学数理分析的现代性建设。
《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2012)吴易风商品和货币;资本和剩余价值;资本主义工资;资本积累及其历史趋势;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和信用;资本主义地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突出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强调数学模型在马克思经济学中的工具性和适度性;建立了较为全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数学体系;以主干性专题来搭建马克思经济学数学体系基本框架。
这些代表性体系的构建，无疑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数理研究的完善和发展，不仅回应了近年来西方经济学的相关诘难，而且从数理分析出发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同时，由于这些学术体系的理论性、科研性很强，具体组成内容在模型的复杂程度、数学工具的选取等方面都有所差异，使得难易程度都有所不同，其中部分难度较大的内容超出了本科阶段的学习要求。另外，学术热点与教学要点并非完全对应。一些重要的学术热点，并非是本科《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需充分细致讲授的教学要点，比如被誉为政治经济学“皇冠上的明珠”的转型问题等。因此，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运用数理模型，需要我们基于数理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体系，构建本科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数理模型体系。
二、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体系构建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文字叙述与数理分析的主次关系
正如吴易风教授所说，数理分析有助于使得复杂问题简单化，也能够解决一些语言文字无法解决的经济学问题③。比如，在马克思主义地租理论中，政治经济学教材常提到“土地的价格与地租额成正比，与利息率成反比”，这一知识点如果不结合数理分析将很难理解。
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采用的基本分析方法是哲学思维方法，主要运用的是科学的抽象法。在现实中，数学方法和语言文字一样，也不能解决所有经济学问题，模型分析容易趋于理想化状态而丧失科学性。而且，数理分析的过度还会使得教学目标异化，使得授课内容“为了数量化而数量化”。因此，具体到教学过程中，我们依旧要将文字叙述作为政治经济学知识点讲授的主要形式，而数理分析则是次要形式。
(二)数理分析内容的难易差异
马克思主义数理分析的科研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总体而言理论性和科研性都比较强。由于研究热点本身的深度，以及构建模型和数学工具选取的难度都有所不同，使得一些难度较大的科研成果已经超出了本科阶段的学习要求和范围，难以作为教学内容转化的来源。比如“转形问题”，以及相关的狭义或广义动态转形模型等，再比如在地租理论中地租虚拟价值模型，在资本循环中的产业资本职能形式数学模型等等。
(三)结合文理背景的分层教学
对于理科出身的学生而言，《政治经济学》容易给这些学生带来“学不到东西”、“没有太多收获”等感受，使得他们学习兴趣下降。如果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加入数理分析的内容，那么很大程度上可以提升学生们特别是理科出身学生的学习兴趣。
而且，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在构建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分析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尝试分层教学操作，对数理分析内容进行划分。比如，在地租理论中，“地租与地价”的数理分析既适合文科学生学习，又适合理科学生学习。但是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的数量分析，难度和对数学工具掌握的要求略高，可以转化为面向理科学生的授课内容。在此过程中，结合授课对象的文理背景，形成分层教学格局。
三、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的体系构建初探
我们基于《政治经济学》本科课程的总体讲授框架，参考政治经济学数理模型研究的主要成果特别是代表性学术体系，兼顾数理模型运用应注意的问题，对政治经济学教学中数理模型运用的体系构建进行如下探索。
(一)商品和价值。涉及交换价值的计算;劳动生产率的计算;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价值的数学表达;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数量关系。
(二)货币与货币流通量。涉及四种价值形式的数学表达;价值价格的数量关系;货币流通的数量模型;修正的货币流通量公式。
(三)资本和剩余价值。涉及剩余价值率的分类讨论;剩余价值生产中的“西尼耳谬论”和批判;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
(四)资本的循环与周转。涉及产业资本三种循环形式;预付资本的总周转测度;总周转公式的引申;可变资本周转对剩余价值量的影响;保本点的计算。
(五)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简单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扩大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与扩大再生产实现条件的联系;实现条件推导中的若干数理分析;费里德曼马克思主义增长模型简述。
(六)资本主义的分配。涉及资本主义工资，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的数理表达，实际工资增长悖论，工资率与剩余价值率的关系;平均利润和平均价格，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参与分配后的平均利润率测度;土地价格理论模型，级差地租、绝对地租理论模型。
(七)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涉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与相对过剩人口形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数理分析。
其中，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数量关系、剩余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关系、保本点的计算、费里德曼马克思主义增长模型简述、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理论模型等内容，作为分层教学的内容，主要面向理科学生讲授。
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篇8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收入分配
经济学家慷慨激昂，评论时政已成为转型期中国的一大特有现象。无论是对于经济学说的选择、假说定律的辨析等纯基础理论问题，还是对所有制改革、国有企业改制、宏观调控方略、收入分配差距、外资扩张利弊等实践课题，都存在着针锋相对的热烈争论。这些争论显示了“竞争性思想市场”所具有的创新特性，对于推动中国的思想解放和生产力解放起着重大作用。
然而，深入分析却可以发现有许多所谓热点理论难题实际上是伪问题，也就是说，这些问题本身并不存在，正如中世纪经院哲学对于“针尖上能够站几位天使”的争论一样，对于这样的问题的争论自然就难以达成任何有意义的结论了。正如汪丁丁曾指出，思想者为了不误入歧途，在跨出每一步时，必须反思他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的“问题性”——即问题是否成为一个“问题”。反思政治经济学热烈争论的“问题”，却可以发现其中一些却是伪问题。
显然，经济学研究和讨论的应该是真正的问题，而非虚构出的伪问题。那么，界定一个问题的真伪究竟依据什么标准呢？一个最简单的判断就是所争论的问题能否被表示为“为什么”的语句。这一判断是由经济科学的首要任务所决定的。和其他科学门类一样，经济学的首要任务是解释事实，当然经济学所解释的主要是社会事实而非自然事实。任何一个流派的经济理论无论从怎样的基本范畴出发，都必须是对社会事实作出合理解释之后再提出政策设计。从解释的角度出发，真问题都可以表示为“为什么”的语句，而伪问题则无法这样表达。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真问题包括“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苹果为什么会落地”等，经济科学中的真问题则包括“为什么地主会选择分成租佃制度”、“为什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经济出现了快速增长”等。对于真问题的任何争论与解答都可以求助于实证的检验，因此，这样的争论最终会形成较一致的认识，从而人类的知识获得积累。相反，那些伪问题则只能被表示为“是什么”和“应不应该”和“怎么办”的问题。由于伪问题无法进行实证的检验，因此尽管争论很激烈，却永远无法达成共识。对于这些伪问题的争论不仅无助于人们对社会经济规律的认识，而且还导致大量学术资源的浪费，甚至会成为思想无序和社会动乱的口号。
依据上述判断标准，可以发现在当前热烈的政治经济学争论中存在着一些根本就无法成立的伪问题。这样的伪问题并不因争论者的众多和各方观点的差异而成立。对于一个不存在的问题而言，一切答案都是无意义的。本文所集中进行辨析的三个突出的伪问题不仅是理论界长期争论的焦点，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伪问题之一：是什么创造了价值
将这一个中国经济学界争论了几十年的“老问题”宣布为伪问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价值根本就不是创造出来的，当然，这一问题也无法表达为“为什么”的语句。既然价值根本就不是创造出来的，那么，无论是坚持活劳动创造价值，还是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劳动要素共同创造价值都失去了争论的对象。即使萨伊所谓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创造价值的论点也是不需要的。
要阐明“价值不是创造出来的”这一判断，需要追溯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斯密指出价值有两种，其一是使用价值（usevalue），其二是交换价值（exchangevalue）。顾名思义，使用价值是某物品给予拥有者或享用者的最高所值，或这个人愿意付出的最高代价。交换价值是获取该物品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而在市场上，交换价值就是该物品的市价了。尽管斯密在进一步的阐述中出现错误，由“水与钻石悖论”引致出价值决定的论点，但这两个范畴却是简单而正确的。
具体来说，斯密的价值定义是把人作为出发点的。人们对物品的主观评价就构成了使用价值，而不同的主观评价相互进行比较，则形成交换价值。离开了人，谈不上任何价值，价值只能是人们在满足需求过程中形成的主观判断。设想一下，当一座繁华的城市中的居民全部离开后，所留下的一切高楼大厦又怎么能谈得上具有价值呢？既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只不过是人们的主观评价，那么，争论是什么创造了价值就成为无稽之谈。因为作为主观评价的价值并不能够创造出来。
之所以提出是什么创造价值的争论，笔者认为这是将物品混同于价值的结果。说某种物品是由哪些要素创造出来显然是可以的，但物品或商品本身并不等同于价值。物品之所以具有价值，只是因为它们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求，从而给出评价，并依据各自的不同评价决定是否交换和以何种比例交换。离开了人们的主观评价，无论哪些要素参与了物品的生产也都不会形成价值。我们可以说劳动、资本和土地参与了物质财富的创造，但不能说这些要素创造了价值，因为价值与物质实体并不等同。
正是由于价值创造理论是个伪问题，政治经济学在解释事实时总是面临着新的挑战，不断修改和增加基本论断，总是徘徊在劳动创造价值和萨伊的“三位一体”之间，甚至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又不得不提出“四元”、“五元”价值论。为了应付实践需要，一些经济学家将大量精力用于扩大劳动的内涵，辨析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区分价值创造与价值转移。这必然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混乱，削弱了其主流经济学的地位。
伪问题之二：应该按什么分配
应该按什么分配的“问题”与什么创造了价值的“问题”密切相关，也是近年来争论非常激烈的“问题”。从经济科学的角度来看，应该按什么分配的“问题”实际上在企业生产之前就已经解决了，是一个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问题。
在合约理论提出之前，经济学将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看作是两个不同的环节。在理论分析上，资源配置与分配决定是被分割研究的。不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这样处理的，主流的西方经济学也将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放在不同的章节进行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强调了企业内部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剩余分配。西方经济学则通常是在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框架下论述每一个投入所有者获得的报酬等于其边际产品的价值。两大理论体系都忽视了对投入所有者怎样获得报酬和通过谁获得报酬的研究。这就形成了所谓的按照什么进行分配的“问题”。然而，随着合约理论的提出，资源配置与收入分配之间的缺口被填补上了，使这两个被分割的内容具有了内在一致性。
根据合约理论的认识，企业与市场都是合约，在这种合约下，投入所有者放弃一组明确界定的使用投入的权利以换取收入。一切生产要素在参与生产之前已经通过合约的形式确定了所应获得的收入，也就是说，收入分配问题通过合约的签订已经在产品到达市场之前解决了，而不会出现在产品销售后再评价各要素贡献进行剩余分配的问题。如果按什么分配的问题在生产之前没有解决，或者说，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要素使用没有签订合约，那么生产就无法进行，也就更谈不上按什么进行分配。例如，要生产一台电脑，企业就必须首先同员工签订下工资合约、同专利所有者签订下技术转让合约、同物质资源所有者签订下购买合约等。这些合约本身就规定了各种要素所有者的投入状况和收入状况，在电脑生产开始之前，按什么分配的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在电脑生产和销售以后再来研究该按劳分配还是按要素贡献分配根本就没有必要
了。
当前关于按什么分配的争论不仅在理论上是一个伪问题，在实践中也缺乏指导意义。无论是坚持按劳分配，还是强调要按要素贡献分配，都不能改变通过合约来解决分配的现实做法。例如，在电脑生产中坚持按劳分配而拒绝与专利技术所有者签订包括分配内容的合约，那只能导致生产无法进行，无产品可分配。而当前一些学者提出的创新理论——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方式——同样也离不开事前合约的签订。按照这一观点，分配之前首先要对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衡量，然而，衡量出各种生产要素贡献的大小又何其困难。在一个完成的产品中是无论如何也划分不出每种生产要素贡献的份额。而在现实中，这种贡献的界定也是通过合约的签订来解决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价格恰好反映了它的贡献所在，而这一价格正是合约的核心内容。
总之，在合约理论没有提出之前争论按照何种原则进行分配还是可以原谅的，但在今天仍然将大量精力用于争论这一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无意义的问题就是徒劳了。
伪问题之三：怎样消除社会不公
中国在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出现大量新现象，这些现象不能不引起经济学家们的思考，这些思考就引出了许多经济学对社会是否公平的争论，并进一步形成了如何消除社会不公的政策建议。然而，从经济科学的解释功能来看，这些问题并不应该是经济学所争论的，或者说，这些“问题”在经济学意义上来讲是伪问题。
准确地说，经济学可以研究为什么收入差距会拉大的问题，为什么国有资产在改制中会流失的问题，但是经济学不能够研究某一事件是否导致了社会公平以及如何消除社会不公的问题。因为社会是否公平是一个规范判断的问题，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会作出不同的解答。例如，郎咸平质疑顾雏军运用“七板斧”伎俩席卷国家财富，但顾却声称自己在收购中吃了亏。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是否公平，只能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至于国企改制和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性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法律的问题和政府评判的问题，而不应该由经济学来越俎代庖（经济学家可以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因为经济科学的目的是解释和解释之上的预测，不是指导社会实践。正如张五常所分析的，中国昔日的导致民不聊生，为什么会这样，是经济学分析的问题，但民不聊生究竟是好还是坏，则是主观的判断了。经济学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可以解释在怎样的局限条件下民众会变得饥寒交迫，但不能说这是好事或坏事。所谓“不能说”，是指经济学不能说，却并非指经济学者不能说。可见，一件事情是否公平以及如何消除不公并不是经济学说了算的，真是学术争论也好，还是利用和煽动情绪也好，显然不如平心静气的做真正对人民有用对学术有益的事情。
具体来说，经济学家应当做的事情就是去解释那些社会现象为何会出现，如为什么国企改革会出现大量资产的流失。当然，在研究这些问题时经济学家要将主观与客观分辨清楚，决不能让主观的判断影响客观的分析。要如萨缪尔森所说的“热情的心加上冷静的头脑。”因为，一旦搀杂了自己的主观价值判断，就会有意识地将事实引向自己设定的答案，从而丧失了经济分析的科学性。例如一个经济学者认为政府补贴农业是好事（主观的判断），他就会有意或无意地把分析歪曲了，以便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种现象在许多为政府决策提供建议的所谓“研究”中大量存在，当经济科学单纯为了论证某一发展战略的正确性时就不可避免地放弃了理论分析的客观性。
经济学分析不能立足于特定价值判断并不表明经济学不能对包括公平观在内的价值观进行分析。事实上，从选择的角度出发，经济学同样需要解释为什么人们选择了特定的公平观而不是别的；为什么人们会因为坚持自己的公平观而放弃其他的收益。这些都是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了。当然，即使对公平观选择的理论分析也不容许加入经济学家的价值判断。
结语：政治经济学向何处去？
从经济科学的解释功能和逻辑分析出发，还可以发现不少的类似伪问题存在于当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实际上从经济学家的争论中也很容易发现，有些问题其实是套套逻辑；有的问题是模糊不清；有的问题则是合成谬误。对于这些伪问题并不是说不能探讨，但那是玄学家及政治家的事情，它也许能够成为宣传的口号和政策的主张，但不应该成为经济科学解释的对象。反思政治经济学中伪问题长期存在的深层原因，政治政策与学术问题混同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个。
伪问题的存在不仅浪费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对于政治经济学本身发展而言，也是具有极大的损害。近年来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冷遇就反映了这一点。无论是学生还是群众大都不明白伪问题争论的意义何在，也找不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对理论的解释力产生了怀疑。因此，要实现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振兴，实现这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首要的是放弃对伪问题的争论，并转向对提高理论解释力的努力。
一是各学说流派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论范式来解释事实，学术思想的竞争主要是通过各种解释有效性的比较。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当代西方其他经济学流派，中国本土的过渡经济学及转型经济学，都应当在解释事实这一共同学术规范下展开竞争。各学说流派不应该将攻击和取消其他理论范式作为自己的任务，而是要对中国改革中出现的大量现象给予解释。因为这样的解释是可以进行实证检验的，无论是应用那一种理论范式，都可以增进人们的知识积累，推动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发展。
二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应积极吸收借鉴最新的理论研究成果，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各学说流派之间有竞争，但同时也需要相互借鉴融合。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有助于细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所有权的理论、企业组织理论等。同样，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虚拟资本、泡沫经济的论述也有助于主流金融理论对金融危机的分析。一个理论往往在自己的范畴内部很难发现伪问题，而通过对其他理论范式研究成果的借鉴，则可以很容易揭露研究中的谬误。
三是扩大经济学解释的范围，将制度、政党、宗教以及价值观、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等都纳入经济学分析的对象。无疑，政治经济学应该关注比资源配置更为广泛的社会问题，这也是政治经济学这一名词的内在要求。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能因所涉及内容的广泛而加入主观价值判断，相反，即使对于利益取向和利益集团问题的研究也应坚持客观解释的立场，这是政治经济学得以创新和发展的根本出发点。
参考文献：
胡淑珍、于渝生，2000：《十四大以来经济理论热点争鸣》，中国审计出版社。
汪丁丁，1997：《我思考的经济学》，三联书店。
亚当·斯密，1974（1776）：《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商务印书馆。
庄宗明、陈永志、陈琛，2004：《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热点问题探讨》，经济科学出版社。
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篇9
关键词：剩余价值理论；发展历程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在他的经济学研究中就已初步认识到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在1847年，马克思发表了《哲学的贫困》，在这本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中，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同时，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初步揭示了剩余价值产生的根源，并且知道其诞生过程。马克思已接近揭示剩余价值的来源。他这时虽然还未能将劳动和劳动力区别开来，但他明确地将作为商品的“劳动”的价值与“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区别开来。
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奠定科学基础的著作是《哲学的贫困》。许多马克思的重要思想在这本书中都得到了体现，虽然在这本书中的很多思想都处于的萌芽状态，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与研究后，成为了《资本论》中成熟的理论。
在四十年代，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是与他的哲学研究紧密联系并且相互促进的。《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这也大大推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科学社会主义为他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所取得的初步而重要的理论成果，正是他日后对于政治经济学进一步研究的重要基础。
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于19世纪50年代进入了的非常关键性的阶段，马克思竭尽全力、呕心沥血，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终于将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完成了。他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即崭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诞生。而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则集中体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之中。在提出剩余价值理论之前，马克思认为，价值这个概念产生在剩余价值理论之前，因此想要研究剩余价值理论就必须要先从劳动价值入手。可以说，劳动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础，马克思在对资产阶级古典学家特别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再逐步超越，从而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劳动价值论：在分析了商品的二重存在（分为自然存在和纯经济存在，在自然存在中，商品体现的是使用价值，而在纯经济存在中，商品是价值。二者统一的有机集合体即为商品）之后，又分析了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而这一成果也成为了“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成为以政治经济学及其核心剩余价值理论的进行“全部理解的基础”。
恩格斯曾这样总结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马克思在五十年代，一个人埋头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论证了剩余价值理论的来源，开始具体的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各个方面。对资产阶级的利润学说进行了深刻地批判。从理论学说中抓住了剩余价值的本质。基本完成了剩余价值理论的轮廓。在此之后，马克思又写了一系列的经济学著作，进一步地深化和完成了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在1859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果的概述接下来，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二部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50年代制定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把剩余价值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揭示了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实际表现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的第三部手稿《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继续着对剩余价值理论的研究，不断地完善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的研究并不是空中楼阁，他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断深入地研究，使剩余价值理论正确地解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本质。也让劳苦大众寻求到了解放的方向。
这三部手稿一步步地揭示了马克思辛苦研究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他们都是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一部分。马克思第一次简明扼要地公开剩余价值理论是在1865年的《工资、价格和利润》。但是马克思严密完整地阐述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在《资本论》中，在这部影响了无数人的划时代巨著中，马克思最终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完成了自己的这一个伟大的发现。
马克思历经多年艰苦研究而完成地剩余价值理论具有划时代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篇10
关键字：思想政治教育人文价值社会价值
一、前言
思想政治教育的二元价值是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它们既辩证统一又相互区别，各自都具备不同功能，个人价值是社会价值的基础和前提，社会价值是个人价值的验证和显现。因此，为了构建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必须充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摒弃传统重社会价值，而轻个人价值的价值模式，使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结合，从而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个人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个体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提高人们政治素养、引导人们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激发人们精神动力、转变人们思想观念、培养人们树立高尚品德、塑造人们人格等，个人价值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价值。
思想政治的教育过程实质上是不断增值和提升人们价值的过程，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如果忽略了对人们自身价值提升的重视，从而背离了个人价值提升，此时，思想政治教育其它价值也将随之消失。创造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要进行两次转化，从主体主导政治观念转化为个体自我的政治观念，然后再从个体自我的政治观念转化为个体的政治行为。这两大转变说明必须不断激发人们主观能动性，提升人们精神动力，实现人们自身政治素养、高尚品德等个人价值的提高。
1、提高个体政治素质
所谓政治素质就是政治品格、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等方面综合表现，它在个体素质中占据主导地位。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向人们提供形势与政策、系统理论教育等知识体系，让人们充分认识党的政策方针、路线、任务，深刻了解它们跟社会主义前途、群众根本利益密切相关，引导人们自觉为实现党的政策方针和路线不断努力，因此提高政治素质基本途径是思想政治教育。
2、激发个体精神动力
激发个体精神动力必须推进人们树立自身目标，有目标才有动力。通过不断向人民灌输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提供形势与政策、系统理论教育等知识体系，使人民掌握了科学思维方法，逐渐提升了个人能力，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为人们提高自身智力素质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另外，思想政治教育还可以通过开展各种社会活动来锻炼和提高人们的实践能力，让人们通过实践活动开发自身能力，激发自身潜能。
3、转变个体思想观念
促进个体思想观念不断转变、更新的催化剂是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在经济、政治社会实践和体质改革上引导的方式，使人们逐步摆脱了旧观念和旧思想的束缚，另外在不断支持鼓励人们树立新观念、新思想，在推动社会观念转变上也起着重要作用。
4、提升个体道德素养
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有助于社会道德规范的推广，也可以通过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形成社会舆论的影响，人们在社会舆论的约束下会逐渐提高自觉性，养成良好的日常习惯和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这样就会进一步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提升人们道德素养，规范人们的行为。
三、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社会价值
1、思想政治教育政治价值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政治价值就是为了推进人们形成符合阶级和符合社会的政治观念而开展的各种满足人们需求的政治观和思想品德活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逐步将人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引向正确的轨道，从而实现政治建设目的，保证政治的稳定，政治价值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是最重要和最直接的价值。
一方面，加强人们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促进人们在政治上形成共同的认识，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政治观，时刻拥护党的领导、党的方针政策以及路线，然后进一步使整个社会在运行时达成共识，确立和维持了社会程序，保持了社会的健康发展，最后将人们的政治活动和政治行为引向正确的轨道，朝有利方向发展，从而促进社会稳定建立全面发展。
另一方面，对人们进行强效思想政治教育，能够让人们对政治价值给予支持和认可，积极拥护党的领导，为完善各项改革和政策奉献自己的一份力。只有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改革和政策的实施，为改革和政策的实施不断出谋划策，才能引导政治体制往正确方向改革，才能保证政策在调整过后能够正确有效的落实，从而促进我国民主政治的建设。
2、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中社会价值的经济价值是指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将劳动创造的价值运用到满足人们精神、物质需求上，不断促进我国社会经济的增长。思想政治教育经济价值，一方面在社会的整体角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可以通过实践活动先让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一定社会意识，然后再进一步的影响到整个社会经济行为，实现社会价值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在个人层面角度上看，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可以激发人们竞争意识和主体意识，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以及科技意识、时间观念和效益观念，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全面发展。
3、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不仅具备政治价值和经济价值，还具备文化价值。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思想得到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精神文明，进而提高全社会精神文明的整体水平。社会主义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不仅包括文化、科学、教育方面的建设，还包括共产主义革命、纪律、道德、信念、理想、思想等等方面。思想政治教育对精神文明道德、思想起着决定性作用，它在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占了核心地位，它是构成精神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有重要的文明价值，因此提高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程度，不仅可以提高社会文化教育的水平，还可以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的水平，突显教育有效性，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文化价值的实现。
综上所述，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个人价值和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两大价值体系，个人价值能够起到提高个体政治素质、激发个体精神动力、转变个体思想观念、提升个体道德素养的作用，它是社会价值的基础和前提；另外，社会价值又是个人价值的验证和显现，它们既辩证统一又相互区别，因此我们应当为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和相互结合而不断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