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支付的益处篇1
关键词：电子商务移动支付金融创新
移动支付是指以手机或个人数字助理（pDa）等移动终端工具，通过移动通信网络实现资金由支付方转移到受付方的支付方式。移动支付业务的运营模式具有较强的内在竞争优势，这为移动支付业务提供了丰腴的盈利机会；移动支付业务的运营模式亦面临着高风险的技术创新和严峻的外部市场挑战，这使得其创新型运营模式的前景存在显著的不确定性。通过探究电子商务环境下制约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的因素，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支持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的优化策略，将对促进我国移动支付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电子商务环境下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制约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的政策法规问题
其一，我国尚不完善的移动支付业务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制约移动支付业务的健康发展。虽然当前我国的《电子签名法》和《电子支付指引》为电子支付业务创造了必要的法律制度环境，但移动支付业务在互联网技术及通讯技术创新进步的速度远快于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完善速度。由于现行移动支付相关法律法规对于交易各方的权责规定缺乏明晰性，这使得以第三方支付、小额支付等业务为主要特征的移动支付业务在运行中暴露出诸多问题有待完善。其中部分移动支付业务处于现行法律法规管辖范围的边缘地带，这不仅造成了移动支付行政管理部门的市场管理执法行为的紊乱，而且给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移动支付业务的健康发展造成隐患。
其二，移动支付业务相关法律法规的执法力度不足导致移动支付业务当事人权责不匹配，制约移动支付业务的持续健康发展。依据现行合同法与民法判定，移动支付业务中的错误支付、延迟支付及帐号被盗用等问题所造成的损失，实质上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实际违约问题。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应当依据过错推定责任原则来确定实际损失承担人，即基于违约事实及损害事实来推定导致违约事实及损害事实发生的一方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及客观行为过错。但在移动支付业务实践中，移动支付运营方通过复杂的格式化合同设计来巧妙地规避己方应承担的防控移动支付业务风险的责任，从而放大移动支付业务风险，制约移动支付市场的稳健扩张。
（二）制约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的技术安全问题
其一，电子商务环境下移动支付技术标准缺乏统一性。当前我国移动支付市场上既存移动支付解决方案种类繁多，其技术复杂性不高，但由于移动支付市场缺乏统一性行业技术标准，这使得基于不同技术标准平台所建构的移动支付业务流程存在内生性冲突。当前我国的移动支付标准于2010年由中国电子标准化研究所主持，由三大电信运营商、中国银联和央行等相关单位联合制定。在新标准出台前，由中国移动主持的FRiD-Sim卡方案和由中国银联主持的nFC方案之间存在冲突。两大方案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为因频率差异性而引致的相互间不兼容问题，从而遏制了移动支付行业的健康发展。由于各运营商基于本位利益的考量而未主动放弃各自的移动支付解决方案，这使得新移动支付标准亦未能有效统一移动支付市场。
其二，尚处于快速发展期的无线安全技术使得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移动支付业务的安全环境日臻复杂。移动支付业务的安全系统不仅易受到与传统电子商务类似的基于个人电脑的黑客恶意攻击，而且由于移动支付终端设备的无线通信安全技术的漏洞颇多，移动支付安全系统易受基于无线技术的黑客恶意攻击。移动终端以无线信息编码向移动支付平台传递产品信息，较有线信息传输方式而言在传递和储存过程中有更大概率被窃取。移动支付所依生的wap网关技术存在安全漏洞。由SSL加密服务器信息后需再经wap网关解密，再由wtLS（无线传输层安全）加密发送的过程固然安全，但须在wap网关处存储明文信息，这给移动支付安全系统供给者提供契机。
（三）制约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的利益博弈问题
移动支付业务是系统工程，当前各移动支付合作方在合作权益分享和合作责任分担方面存在机制。
其一，不同移动支付业务运营商基于移动支付标准的冲突的本质是利益分配问题的冲突。各移动支付标准制定者立足于本位利益的角度考虑市场份额的扩张，将导致移动支付市场出现多种版本的移动支付标准。多种移动支付标准将增加移动支付业务客户的交易成本，且各移动支付标准间的不兼容问题将造成移动支付交易市场紊乱。由于当前移动支付解决方案的多样性而引致的移动支付技术标准缺乏统一性，各移动支付运营商在多种移动支付技术平台可供选择的条件下，主动回避就基于统一移动支付技术平台展开利益分配机制谈判，从而导致移动支付业务市场暴露出技术安全性无保障问题和产品易用性不足的问题。
其二，移动支付产业链各成员企业的协作关系较为松散，在移动支付业务利益分配问题上存在利益分配失衡问题。移动电信基础业务运营商和大型金融机构有能力成为移动支付产业链的核心企业，但其缺乏应对移动支付终端市场的丰富的个性化市场需求的能力；而直接面对移动支付终端市场的第三方移动支付业务服务商和商家属于移动支付产业链企业，其具有开拓移动支付终端市场的丰富经验和较强的业务运营能力，但却缺乏对移动支付诸项业务风险的有效控制能力。移动支付产业链的核心企业利用自身垄断性市场地位来获取移动支付产业链的大份额利益；产业链企业需向核心企业缴付高额交易费用，从而抬升其运营成本并降低其在业务风险控制领域进行必要投资的能力，进而影响其对移动支付业务风险控制的水平。
电子商务背景下移动支付优化策略
（一）优化支持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
移动支付从责权利分割和过错举证问题等方面，对我国传统法律体系形成有力的挑战。其一，立法机关应重点关注移动支付业务安全性立法问题。移动支付业务价值链各环节最为关切基于移动支付平台的资金安全性问题。移动支付安全相关问题立法工作重心应放置在确保移动支付交易各方身份真实性、移动支付核心数据信息传输及处理环节的安全保密性、移动支付交易合同数字签名及电子身份认证的真实有效性等方面。其二，工信部应与金融管理部门联合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以规范移动支付业务的市场秩序。移动支付业务实质上是传统金融业务在移动互联网平台上的拓展。移动支付对口行政管理机关应按照监管金融业务的严格标准对移动支付金融业务实施有效监管，以提升移动支付市场运行的有效性。
具体而言，移动支付对口行政管理机关应在与国际移动支付业务标准接轨的前提下，主导制定移动支付行业标准，以有效统一国内移动支付业务市场运行规则。移动支付相关行政管理机关应对提供移动支付基础技术平台服务的企业实施资格准入制度，并促使移动支付基础业务运营商与终端市场运营商之间展开合理分工和紧密合作。移动支付相关行政管理机关应针对移动支付相关基础价格实施政府定价管制措施，以有效遏制移动支付基础业务运营商利用自身垄断性市场地位盘剥移动支付终端市场中小运营商和商家的行为，促成移动支付行业形成公平和正义的运行机制。
（二）革新支持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的技术安全系统
其一，移动支付产业链企业应当在充分市场竞争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移动支付业务标准体系，并在统一移动支付标准平台上展开移动支付技术创新。通过制定统一的移动支付标准，有助于消除当前我国移动支付标准的多元化态势，促使移动支付业务形成全国乃至全球统一市场。移动支付标准的统一有助于促成成功的移动支付应用软件在统一市场范围内得到广泛推广和应用，从而降低移动支付产业链企业的产品研发成本和推广使用成本，节约移动支付行业内部交易成本。各移动支付基础业务运营商自行开发的新标准亦应在有限范围内使用，以促成移动支付基础性技术的创新，在得到市场成功验证的基础上可鼓励其取代当前主流基础技术。其二，移动支付运营商应强化移动支付业务安全性，以保障终端客户的资金安全和个人隐私安全。移动支付运营商应在客户端的安全认证及网络传输层的机密性等环节建立完备的机制，以取得客户的信任，进而使移动支付业务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接纳（李艳等，2011）。
（三）创新支持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的营销策略
其一，移动支付业务运营商应通过提升移动支付业务市场定位精确性和优化移动支付业务营销策略的方式，积极开发移动支付业务市场。中国人谨慎的消费习惯使其将移动支付手段限定于小额支付，以有效规避此类新技术的支付风险。移动支付运营商应重新定位移动支付业务的目标市场，采取营销变革和技术创新措施以激励消费者运用移动支付手段进行耐用消费品购买、酒店宾馆消费等高端消费。从移动支付产业生命周期来分析，移动支付产业应当充分运用其在市场导入期所积累的关键资源要素和市场运营经验，通过资源整合和深度市场宣传的方式来积极推动移动支付产业扩张。
其二，移动支付各运营商应当以满足终端市场客户个性化需求为导向，着力开发高附加值的特色化移动支付应用型技术。当前我国移动支付技术应用主要集中于诸如手机话费、水电费等低附加值的小额高频支付业务。各运营机构开展的移动支付业务核心内容差异度较低，各运营商之间的产品与服务竞争同质化严重，从而导致移动支付市场陷入恶性竞争的困局。移动支付运营商应从满足消费者消费习惯的角度实施移动支付技术开发，并运用技术创新来变革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培养消费者使用手机完成支付业务的消费行为。
（四）重构支持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的利益分配机制
其一，移动支付业务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应采取有力措施调整移动支付业务收费项目，以有效培育移动支付市场的健康发展。移动支付运营商运用格式合同来强制终端市场商家缴付高额运营费用，并将该项收入按预订比例在发卡行、收单行和银联之间进行分配。由于移动支付运营商的业务收费并不直接针对终端用户，消费者在现金支付和移动支付两种手段选择时并无偏好，这使得商家被迫承担全部移动支付交易费用。虽然移动支付交易费用占交易总额约百分之一份额，但鉴于流通行业商家的利润率水平较低，故该项交易费用约占商家利润率的二成以上，高企的交易费用使得部分商家排斥客户使用移动支付业务。移动支付业务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应当为移动支付运营商与商家搭建平等谈判平台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降低移动支付业务运营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以有效刺激移动支付市场的快速发展，推动我国货币电子化事业进程。
其二，各地政府和行业协会应积极推动移动支付产业链升级，通过创造新的移动支付增值服务的方式来消弭移动支付业务利益分配矛盾。移动支付业务的发展不仅具有推动消费者支付方式变革的意义，更具有变革商业活动中的金融运行模式的意义。移动支付业务涉及各行各业的利益关系调整，而当前由行业壁垒所引致的沉重交易费用负担严重制约移动支付业务的全面健康发展。国家行政机关应从优化金融系统的高度，制定规范可行的移动支付政策，以形成利于移动支付业务可持续发展的利益分配新方案，进而促成移动支付上下游企业提升运营效率。
参考文献：
1.李艳华，邢新主，刘建兵.移动支付创新失效影响因素分析[J].商业研究，2013（1）
移动支付的益处篇2
关键词：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公平；效益
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根据下级政府在其管理所辖地区的义务教育时所产生的财政缺口，对下级政府给予的用于义务教育发展的财政补贴。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地区间义务教育财政的不平衡问题。从更深层次来看，其最终日的是追求义务教育的公平和效益，促进地区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教育经济学中，义务教育公平是一种价值取向，它包括政府提供的入学机会均等、受教育过程中的机会均等和取得学业成功的机会均等三个方面。义务教育效益是指义务教育提高全民素质所产生的效果和利益，它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一、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应该坚持公平原则
1.从义务教育公共产品属性来看，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应坚持公平原则。
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公共产品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消费上的非竞争性（non—rivalness），即某个人或群体对某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妨碍或减少其他人或群体对这种产品的消费，新增加的消费人数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零；二是受益的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即某个人或群体在消费某公共产品的同时，无法将另外一些人或群体排除在该公共产品的受益范围之外。公共产品的这两个特征表明，对于社会上消费它的每一个人来说，公共产品无论是在机会上，还是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均等的、公平的。
义务教育是通过立法规范受教育者家庭以及各级政府的行为。在普及了义务教育的地区，某个人接受了义务教育并不会妨碍其他人也接受义务教育，即义务教育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在提供了免费的义务教育的地区，不存在因某人没有或不愿付费就将其排除在义务教育的范围之外，即义务教育也具有受益的非排他性。义务教育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性质。厉以宁教授就把义务教育划为具有纯公共产品性质的教育服务，因为“接受这些类型的教育服务的人并不直接付费，而维持这些教育服务的费用则由政府的财政部门承担，不享用这些教育服务的人也需要为此支付费用（如纳税）。”因此，政府应该提供给每一学龄人口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和大致均衡的义务教育资源。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作为通过调节义务教育财政、调节义务教育发展均衡水平的一种专项转移支付方式，应该坚持公平原则。
政府间财政转移支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财政不平衡问题。一是纵向不平衡，即当某级政府出现财政盈余的同时，另外一些级次的政府却面临财政赤字的现象；二是横向不平衡，即在同一级次上的政府间出现的一些富裕地区政府财政盈余，而另一些贫困地区政府财政赤字的现象。公共产品由公共财政负担，政府间财政的不平衡势必要影响到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财政转移支付就是要使公共产品直接提供者之间的财政趋于平衡，从而保证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作为公共产品财政转移支付的一部分，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地区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因此，应该坚持公平原则。
2.从我国的社会性质来看，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应该坚持公平原则。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地区间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不均衡。而且，改革开放之初的优惠政策，对城市比对农村有利，对沿海比对内陆有利，进一步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均衡。根据世界银行专家的计算，按目前的国际标准衡量，我国的吉尼系数已由1985年的28.8%上升为1995年的33.8%，[1]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状况增长显著。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教育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也可以改善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象。今天，许多贫困家庭子女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及政府和社会的帮助，通过接受较好水平的教育摆脱了父辈贫困的阴影。因此，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应该坚持公平原则，加大对贫困地区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尽可能通过缩小地区间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使地区之间人们的收入分配相对均衡。
3.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应该坚持公平原则。
义务教育是国家根据法律规定，对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一定年限和一定程度的学校教育。《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第十条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各级人民政府采取各种措施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就学。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有关社会组织和个人有义务使适龄儿童、少午接受并完成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法》第五条也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以推迟到七周岁。”第十二条规定，“实施义务教育所需事业费和基本建设投资，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予以保证。”义务教育的各种法律法规，不仅规定了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也规定了政府在实施义务教育过程中应承担的责任，即保障义务教育所需要的人、财、物等教育资源的有效供给。
我国地区间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有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有的地区虽然义务教育暂时普及了，但由于地方财力薄弱，义务教育经费没有保障。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障一些地区的义务教育经费和在贫困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因此，义务教育财政转移付，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是为了保证一部分地区儿童、少年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必须坚持公平原则。
二、义务教育财政转移交付应该坚持效益原则
1.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应该坚持效益原则。
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认为，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从而增加国民收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较高的收益，投资者最关注的问题是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对于教育而言就是关注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问题，投资者都追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就是追求较高的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关于效率的概念，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认为，效率是指当群体中一个或更多成员的处境被改善而没有一个成员的处境被恶化时的情况。这种情况，人们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并把它视为经济学意义上的高效率准则。
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是财政支出的一种形式，也是政府对公共服务进行投资的一种方式。作为一种投资，它应该追求高效益。
2.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应该坚持效益原则。
边际效益递减规律认为，在一个地区或行业，当资本的投入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再增加一单位的资本投入，其效益就会减少。如果把该资本投入到其它地区或行业，产生的机会效益就会增加。
我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在东部地区，义务教育比较发达，上海、北京已普及了高中教育，在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过程中，如果再进行专项补助，势必会产生义务教育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而西部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水平较低，还处于义务教育投资边际效益递增阶段。因此，应该侧重于对义务教育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贫困地区财政进行转移支付，提高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益。
3.根据边际效用最大化原理，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应该坚持效益原则。
边际效用最大化原理认为，消费者最迫切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时，效用最大。也就是说，同样量的消费，对于不同层次的需求来说，效用不一样，最迫切需要得到满足的效用大于次迫切需要得到满足的效用。
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所面对的有义务教育发达的东部地区。也有义务教育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进行转移支付，好比“锦上添花”，属于次迫切需要满足的效用。只有西部义务教育欠发达的贫困地区，才是最迫切需要义务教育财政转移交付。对这些地区而言，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能使它获得最迫切需要满足的效用。因此，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应该坚持效益原则，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从整体上提高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边际效用。
一般都认为，公平和效益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不可兼得。实际上公平和效益也存在着一致性。袁振国教授用象限模式把教育的公平与效益之间关系表达为四种格局。第一象限表示，教育的公平水平高，效益水平也高；第二象限表示，教育的公平水平高，但教育的效益水平低；第三象限表示，教育的公平水平低，但教育的效益水平高；第四象限表示教育的公平水平低，教育的效益水平也低[2].在第一、四象限，教育的公平与效益是一致的，只有在第二、三象限时，才需要我们进行价值选择，是以公平为主？还是以效益为主？我国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目前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极不均衡，少数地区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追求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公平、也是为了追求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效益；追求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效益，也能达到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公平。
我国地区间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有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有的地区虽然义务教育暂时普及了，但由于地方财力薄弱，义务教育经费没有保障。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障一些地区的义务教育经费和在贫困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因此，义务教育财政转移付，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是为了保证一部分地区儿童、少年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必须坚持公平原则。
二、义务教育财政转移交付应该坚持效益原则
1.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应该坚持效益原则。
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认为，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从而增加国民收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较高的收益，投资者最关注的问题是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对于教育而言就是关注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问题，投资者都追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就是追求较高的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关于效率的概念，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认为，效率是指当群体中一个或更多成员的处境被改善而没有一个成员的处境被恶化时的情况。这种情况，人们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并把它视为经济学意义上的高效率准则。
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是财政支出的一种形式，也是政府对公共服务进行投资的一种方式。作为一种投资，它应该追求高效益。
2.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应该坚持效益原则。
边际效益递减规律认为，在一个地区或行业，当资本的投入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再增加一单位的资本投入，其效益就会减少。如果把该资本投入到其它地区或行业，产生的机会效益就会增加。
我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在东部地区，义务教育比较发达，上海、北京已普及了高中教育，在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过程中，如果再进行专项补助，势必会产生义务教育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而西部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水平较低，还处于义务教育投资边际效益递增阶段。因此，应该侧重于对义务教育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贫困地区财政进行转移支付，提高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益。
3.根据边际效用最大化原理，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应该坚持效益原则。
边际效用最大化原理认为，消费者最迫切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时，效用最大。也就是说，同样量的消费，对于不同层次的需求来说，效用不一样，最迫切需要得到满足的效用大于次迫切需要得到满足的效用。
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所面对的有义务教育发达的东部地区。也有义务教育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对东部地区进行转移支付，好比“锦上添花”，属于次迫切需要满足的效用。只有西部义务教育欠发达的贫困地区，才是最迫切需要义务教育财政转移交付。对这些地区而言，义务教育转移支付能使它获得最迫切需要满足的效用。因此，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应该坚持效益原则，加大对西部贫困地区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从整体上提高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边际效用。
一般都认为，公平和效益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不可兼得。实际上公平和效益也存在着一致性。袁振国教授用象限模式把教育的公平与效益之间关系表达为四种格局。第一象限表示，教育的公平水平高，效益水平也高；第二象限表示，教育的公平水平高，但教育的效益水平低；第三象限表示，教育的公平水平低，但教育的效益水平高；第四象限表示教育的公平水平低，教育的效益水平也低[2].在第一、四象限，教育的公平与效益是一致的，只有在第二、三象限时，才需要我们进行价值选择，是以公平为主？还是以效益为主？我国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目前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极不均衡，少数地区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追求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公平、也是为了追求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效益；追求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效益，也能达到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的公平。
我国地区间义务教育发展不平衡，有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还没有普及，有的地区虽然义务教育暂时普及了，但由于地方财力薄弱，义务教育经费没有保障。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障一些地区的义务教育经费和在贫困地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因此，义务教育财政转移付，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是为了保证一部分地区儿童、少年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必须坚持公平原则。
二、义务教育财政转移交付应该坚持效益原则
1.根据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应该坚持效益原则。
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认为，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通过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质量，从而增加国民收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获取较高的收益，投资者最关注的问题是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对于教育而言就是关注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问题，投资者都追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就是追求较高的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关于效率的概念，19世纪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认为，效率是指当群体中一个或更多成员的处境被改善而没有一个成员的处境被恶化时的情况。这种情况，人们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并把它视为经济学意义上的高效率准则。
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是财政支出的一种形式，也是政府对公共服务进行投资的一种方式。作为一种投资，它应该追求高效益。
2.根据边际效益递减规律，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应该坚持效益原则。
边际效益递减规律认为，在一个地区或行业，当资本的投入增加到一定程度时，再增加一单位的资本投入，其效益就会减少。如果把该资本投入到其它地区或行业，产生的机会效益就会增加。
我国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明显。在东部地区，义务教育比较发达，上海、北京已普及了高中教育，在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过程中，如果再进行专项补助，势必会产生义务教育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的趋势。而西部贫困地区和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发展水平较低，还处于义务教育投资边际效益递增阶段。因此，应该侧重于对义务教育发展水平还不够高的贫困地区财政进行转移支付，提高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益。
3.根据边际效用最大化原理，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应该坚持效益原则。
边际效用最大化原理认为，消费者最迫切的需要得到了满足时，效用最大。也就是说，同样量的消费，对于不同层次的需求来说，效用不一样，最迫切需要得到满足的效用大于次迫切需要得到满足的效用。
移动支付的益处篇3
[关键词]移动支付风险分析安全策略
一、移动支付概述
因特网的迅猛发展使基于因特网的电子商务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商业运作方式，3g时代的到来使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服务的发展趋于交融，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更新更推动着全球移动电子商务应用市场的快速发展。2006年中国互联网用户超过1.3亿，固定、移动电话用户则超过7亿。巨大的市场空间、庞大的潜在用户需求，使移动电子商务逐渐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移动电子商务的最大特点是“随时随地”和“个性化”，它不仅是一种全新的销售与促销渠道，更可以根据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和喜好，为消费者提供网上购物、信息、媒体和娱乐等服务。据电信趋势国际公司预测，全球移动电子商务到2008年将吸引17亿用户，其中使用手机进行的交易额预计将达到5540亿美元。
移动支付是移动电子商务的一个重要流程。移动支付是继银行柜台、自助银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之后，以移动通讯设备作为支付的工具和新的服务渠道。用户使用移动设备可以随时随地完成商品支付业务，其安全、方便、操作简单、贴身服务、多功能、低成本、覆盖面广、不受时空限制等特点，蕴藏着巨大的商机。移动支付处理得好坏将直接影响移动电子商务的拓展。
一般来讲，移动支付是以ic卡和数字签名技术为安全保障，以移动通讯网络和银行金融服务系统为依托，以电子信息作为货币形态，实现货币从付款人向收款人转移。它是通过移动通信网络将客户的移动终端连接至银行，实现利用移动终端界面完成各种金融理财业务的服务系统。移动支付所使用的移动终端通常是手机、pda、移动pc或是当前其他较为复杂的电子设备，而由于手机的广泛应用，使得手机在移动支付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狭义讲，移动支付也叫手机支付。
按照支付交易金额，移动支付分为移动小额支付和移动大额支付。国外移动支付业务己经进入大额支付阶段。大额支付对安全性要求较高，一般采用各交易角色移动终端绑定银行账号或信用卡账号的方式进行移动支付。国内的移动支付方式1999年才起步，目前小额支付成为主流，主要面向商户与消费者之间的小额交易，它可以采用消费者手机的移动充值卡付费模式，也可以采用消费者手机号与银行账号或信用卡账号绑定到移动虚拟电子钱包的付费模式。
二、移动支付的价值链构成
1.移动用户，是业务的使用者和移动支付业务各方收益的主要来源。
2.终端厂商，是支付终端的开发者，销售终端从而获得收益。
3.移动网络运营商，通过运营移动通信网络，获得通信费收益和代收费、服务手续费，并提供差异化服务，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4.支付平台运营商，通过运营移动支付平台，负责与金融机构和商户接口，拓展有价值的商户，获得用户服务费和交易佣金。
5.商户，通过移动支付提供非现金交易手段，增加商业机会和交易额。
6.金融机构，包括银行和中国银联，提供银行卡服务和移动支付服务，从用户的交易中收取费用，提高用户的忠诚度。
在移动支付价值链中，由于移动运营商越来越重视构建开放、标准的业务架构，使自己成为业务提供商接入的门户和组织者，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支付平台运营商不仅是移动运营商的核心设备供应商，为其提供技术，而且是移动运营商的合作伙伴。因此，未来的移动支付运营模式很可能是移动运营商同时作为支付平台运营商，在其统一品牌下，不断保持和强化核心用户资源等优势，共同拓展市场。
三、移动支付流程
一般来说，移动支付系统包括四个部分：消费者、商家、金融机构和移动运营商。移动支付流程见下图。
1.消费者选择商品，发出购买指令。购买指令通过无线运营商支付管理系统发送到商家商品交易管理系统。
2.商家将消费者的详细购买信息通过无线运营商支付管理系统发送到消费者手机终端进行确认操作，得到确认后再继续往下操作，否则停止。
3.消费者确认支付后，无线运营商支付管理系统记录详细的交易记录，同时通知金融机构在商家和消费者的账户间进行支付和清算，并且通知商家提货或提供服务。
4.商家供货或提供服务。
5.交易结束。
从上述流程可看出，移动运营商的支付管理系统是整个支付过程中具有核心纽带功能的部件，它要完成对消费者鉴别和认证、将支付信息提供给金融机构、监督商家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利润分成等等。
消费者发出购买指令时，消费者的权限和开户行账号等信息先传到移动运营商的支付管理系统，而不是商家系统。移动运营商只知道消费者的账户可用额度信息，初步判断消费者是否有足够的余额进行购买。消费者的开户行账号详细信息由金融机构进行管理，接到经消费者确认的支付指令后，由银行进行账户处理、支付和清算。移动运营商不能进行消费者账户处理，商家更不可以进行消费者的账户处理。这样，避免了消费者被欺骗的可能性，同时由于消费者的个人资料不是存放在商家系统中，也保护了消费者的隐私权。
四、移动支付的风险与防范措施
基于无线通信和开放性传输的移动支付给人们生活带来方便和快捷的同时，也存在着较高的潜在风险，容易遭受非法入侵和恶意攻击。对移动支付的风险进行分析，制定与之相关的安全策略，有助于移动支付的健康发展。
1.风险分析。移动支付的风险集中于三个方面：技术风险、法律风险和信誉风险。短信支付密码被破译、实时短信无法保证、身份识别缺乏和信用体系缺失是移动支付面临的主要技术难题。手机仅仅作为通话工具时，密码保护并不是很重要；但作为支付工具时，设备丢失、密码被攻破、病毒发作等问题都会造成重大损失。在由移动运营商、金融机构、商家和消费者共同支撑的移动支付运行架构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框架都面临着坍塌的危险。
大多数国家在移动支付方面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交易各方权利和义务规定的也不明确。比如，我国消费者保护法对手机银行运作的适用性还不明确，客户通过电子媒介所达成协议的有效性也具有不确定性，使得移动支付在交易中存在着法律风险。
开展移动支付，可靠的服务平台至关重要。金融机构要能够持续提供安全、准确和及时的移动金融服务；移动运营商的服务质量也要有保障，如果客户访问其资金或账户信息时遇到严重通讯网络故障，将会造成客户对移动支付服务的怀疑和不信任，引发信誉风险
2.防范措施。在技术风险防范方面，要保证数据的保密性和完整性、系统的完整性、用户的身份鉴别、灾难恢复性和操作的不可否认性。针对这些问题，必须对敏感信息进行全程数据安全加密；系统中配备适当的安全措施如防火墙、侵入窃密检测系统、监视控制系统等；对访问系统的用户进行身份鉴别；装备必要的恢复和后备系统；使用数字签名等。
在法律风险防范方面，首先要充分利用我国现行法律来拟定移动支付相关协议，如《合同法》、《会计法》、《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等；其次，技术安全上充分利用目前执行的关于信息技术安全方面的行政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最后，银行应注重交易数据的保管，为可能的纠纷或诉讼做必要准备。
在信誉风险防范方面，重点要防范操作风险和利用移动支付进行金融欺诈的行为。完善移动支付系统中各相关部门的制度规范，加强对人员的管理，防范操作风险；随着移动支付业务的不断拓展，应对重点客户加强监控，防范金融欺诈问题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张纪:国际手机银行发展、风险分析与安全策略[j].国际金融研究,2006,(3)
[2]吕廷杰:我国移动商务发展趋势分析与展望[j].北京邮电大学学报,2006,(10)
移动支付的益处篇4
[关键词]移动支付模式电子商务
一、引言
移动支付是指利用客户的手机，通过短信、语音、射频识别等方式进行的银行转账、缴费和购物等商业交易活动。与传统的现金支付相比，移动支付具有方便、快捷、安全的优点，在开展该业务较早的日本、韩国及一些欧洲国家，移动支付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
在我国，移动支付还处于市场培育阶段。有调查显示，国内手机用户每月增长数量超过500万户，2007年用户总数将突破5亿。这显然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市场，对移动支付业务的开发，将为产业链上的各方，包括设备制造商、银行、信用卡组织、商业机构、移动运营商、服务提供商等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带来的将会是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文从客户应用的角度，将移动支付归纳为两种模式，介绍了各自的适用场合、技术特点及发展现状，并对移动支付的发展前景做了分析。
二、移动支付的两种模式
客户若要使用移动支付业务，前提是须将手机号码与银行卡进行捆绑，此后在交易过程中所支付的金额会直接从银行卡上扣减。
在此前提下，移动支付可以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是非面对面的支付模式，主要迎合了客户不希望亲临现场就可进行交易的需求。客户可使用短信、语音、wap、k-java、ussd等操作方式，完成日常生活中的水电煤气、物业管理、交通罚款等公共事业缴费，或者用于购买、手机订票、手机投保等交易。这种支付模式不受时间、地点约束，无需排队，为客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国外如爱立信公司的mobilee-pay解决方案，在国内如北京联动优势科技有限公司的“手机钱包”业务，都支持这种支付模式。
在当前2g/2.5g的通信环境下，手机还只能浏览一些简单的网页，要进行网上购物还不太现实。因此,可以考虑将非面对面的移动支付与基于pc的网上支付结合起来，构建成统一的电子支付系统。例如与支付宝结合，现在支付宝是用客户的e-mail登录，如果服务提供商之间加强协作，使客户用手机号码也能登录，这样就可以将移动支付与网上支付合并为一个id，既方便于管理银行账户，又扩展了非面对面移动支付的应用范围。与支付宝一样，手机号码已采用实名登记，因此较好得保证了客户的信用度。
移动支付的另一种模式是面对面的支付模式。如今，人们虽然能够足不出户地在网上购物，但网上购物永远也满足不了人们在商场里亲身购物时所体验到的人文享受。亲身购物的过程就是一种休闲方式，那么在此过程中如何使交易最为简便呢？面对面的移动支付可以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有点类似于人们在商场内的刷卡消费。
曾经出现过用发送短信的方式来完成这种支付，但是短信在发送、回复的过程中信道易受干扰，期间的延时难以预计，而且零售交易金额少但次数多，频繁地发送短信容易使消费者产生厌烦情绪。因此，今后的趋势是在客户的手机与商家的终端之间采用近距离无线通信方式，客户只需将手机靠近终端，再输入密码就可以完成支付。
较早的移动设备普遍采用红外线技术进行近距离通信。其缺点有二，首先是发射端和接收端必须处在笔直的视线内且要精确对准，另外，红外通信缺乏有效的安全协议。作为建立个人局域网（pan）的一种技术，蓝牙目前广泛应用于手持设备的无线连接，然而在人员密集的地方它的连接速度存在问题。射频识别（rfid）是一种非接触的自动识别技术，其基本原理是利用射频信号和空间耦合传输特性，实现对目标物体的自动识别。rfid被业界公认为是一项极具发展前途的应用技术，今后，面对面的移动支付将主要基于该技术。客户只需将内置rfid芯片的手机或pda靠近商家的阅读器，阅读器识别用户id和存储在芯片内的金额，并传送交易信息及电子签名至支付平台实现扣款，系统内部接口遵循移动运营商专门制定的标准协议《小额支付交易协议mptp1.1》和《小额支付通信协议mpcp1.0》。
当前，在亚洲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在欧洲有英国、法国、德国，已经应用rfid技术开展移动支付业务。日本第一大通信运营商nttdocomo的felica手机就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从2005年推出至今已经吸引了4000万用户，可见其发展潜力之大。随着rfid技术的成熟，基于该技术的面对面的移动支付系统在中国的实施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移动支付系统框架图
移动支付系统框架如图所示，虚线框(a)为非面对面的支付模式，虚线框（b）为面对面的支付模式，两种模式有各自的适用场合，今后的手机将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功能。
三、有待加强的方面
无论哪种模式的移动支付，由于手机号码与银行卡账号捆绑在一起，因此账号内存款的安全就与手机直接相关。如此情形下，除了银行必须对用户的身份和密码进行加密以外，运营商需要对手机信号进行加密，手机制造商需要提高手机操作系统的保密性能。在过去的两年内许多厂商已经花费了大量精力来开发移动支付的安全框架，包括开发出多种无线pki方案。
对于习惯了只把手机作为通话工具的人们来说，移动支付的概念还比较陌生。因此，提高市场认知度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要向消费者宣传移动支付的可用性和易用性，而且要让商家、运营商及银行都充分认识到移动支付可能带给他们的好处和商机。
移动支付的益处篇5
关键词：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共同的生产和生活基础，如何使地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作为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具有显着的跨区域性，因此在一国范围内，它既有全国性的属性，也具有鲜明的地域属性。全国性的生态服务理所当然应由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来解决，而具有地域属性的生态服务应该由区域内所有受益者共同承担，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在具体的财政实践中，区域性生态服务的各受益地区往往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分属于不同级次的财政，而且不同区域的政府财力又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协调处理好区域内生态与经济的关系实际上要复杂得多。笔者认为，破解这道难题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建立行之有效的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本文所谓的生态转移支付，确切说是基于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即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由生态服务的受益区政府向该服务的提供区政府支付一定的资金，使后者提供的生态服务成本与效益基本对等，从而激励其提高生态产品或服务的有效供给水平。对中国来说，目前的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是指经济发达的生态受益区向欠发达或贫困生态提供区转移一定的资金，以促进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一项财政制度。
一、建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的现实基础及理论依据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公共需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经济领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地方产业迅速扩张，引发了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滥用等外部负效应，如何有效消除这类负外部性的不良影响，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新的公共需求。消费领域，中国正处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阶段，居民生活由温饱型向小康型乃至富裕型转变，像生态环境、安全等这类满足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越来越成为当今人们消费的重要公共需求。这些变化要求政府必须加强其公共环境职能，增加对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以满足区域内经济主体对生态环境的公共需求。
然而环境保护与地方经济利益对地方政府来说犹如鱼和熊掌，虽非不可兼得，却也绝非互不冲突。资源有效配置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成本与效益对等，只有当产品的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该产品的供给量才是有效率的。生态环境这类公共产品具有显着的效益外溢性，其受益范围往往是跨行政区间的，提供生态环境而产生的利益会溢出到那些不为此分担成本的其他地区，也就是说，生态服务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给本辖区带来的好处要多得多。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作为代表本地区利益的团体利益主体，它只考虑本地居民的利益，在对效益外溢的地方性公共产品或服务进行成本效益比较时，只计算本辖区产生的效益与成本，对外溢到其他辖区的利益则不考虑在内。因此，在没有得到相应补偿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是按照本辖区的边际效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条件来决定供应量的，它所愿意提供的生态服务数量必然会大大低于该项服务的社会最优水平，与之相关的财政活动也会低于应有的规模。从社会的观点看，这样的供应水平显然不符合资源配置的效率要求。
要想提高该辖区生态服务的供应效率，就必须通过特定目的的政府间转移支付来弥补边际辖区利益与边际社会利益的差距，使生态服务的外部效应的内在化，达到激励投资的作用。但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尚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一直采取的是单一纵向转移模式，从设计意图看，中央制定这项制度的主要动机是均衡地方财政收入能力的差别，在制度设计中根本没有涉及省际间外部效应内在化的问题。生态补偿当然也就不在考虑之列。
生态环境这类公共产品生产的典型特点是投资大，见效慢，外溢性强，在没有任何生态补偿，又缺乏多元化投融资渠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提供生态服务主要靠的是财政投资，这样,生态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就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力水平，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公共环境职能逐渐增强，而欠发达地区则逐渐减弱。一些学者对1992-2003年间地方政府公共环境职能演进所作的实证分析已证实了这一总体态势①。这样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只要对中国的经济地理状况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无论是按东、中、西部划分的地带，还是区域间、流域间，甚至一个地区内部，向社会提供大量生态服务的地区以及生态脆弱和环境敏感地区，基本上是贫困地区或欠发达地区，如长江、黄河等河流的上游、云南、贵州等省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山林地区、内蒙古和西北农牧交错带等等，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也不例外，比如浙江省的西南部地区属于落后地区，而这里恰恰是全省的水源地及生态林集中分布区。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横向财政缺口，并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与富裕地区相比，贫困地区通常没有能力筹措到提供大量生态服务所需的自有财政资源。于是，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财力充足，却“免费搭车”享受贫困地区提供的生态服务；另一方面，贫困地区财政困难，甚至背负巨额财政赤字，却要为本地区以外的多个地区提供大量的生态服务，既得不到任何补偿，又常常因为担负着保护水源、生态林、湿地、生物多样性等环境责任而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即便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未来能够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由于环境经济效益的滞后性，往往很难在短期内见效，贫困地区作为生态环境提供者将不得不“饿着肚子呼吸新鲜空气”。在这种情况下，生态环境对于贫困地区来说简直是奢侈品，代表本辖区利益的地方政府所做的“理性”选择自然是优先满足本地居民的低层次需求，舍弃环境而选择经济②，甚至可能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不惜以牺牲环境、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为代价。最终，无论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处在相邻地区或同流域上、下游的它们不得不承受共同的环境灾难。
未来15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将进一步加大，为避免因缺乏生态补偿机制而导致的环境悲剧愈演愈烈，加快研究和建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已经是刻不容缓。
所谓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应当是基于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其核心是通过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或贫困地区转移一部分财政资金，在生态关系密切的区域或流域建立起生态服务的市场交换关系，从而使生态服务的外部效应内在化，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之所以强调横向转移支付，并不是说以目前的纵向转移方式无法实现生态补偿，事实上，“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天然林保护工程”等都是中央财政通过纵向转移开展的生态补偿，但这些是以项目建设方式对特定地区的专项支出，没有形成制度化，补偿的覆盖范围也很有限，从实际效果看，还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如补偿数额不足，时间过短等等。现行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仍将主要目标放在平衡地区间财政收入能力的差异上，体现的是公平分配的功能，对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等调控目标则很少顾及。即使从平衡地方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量，其作用也十分有限，虽然近年来中央用于转移支付的资金量逐渐增加，但总量仍然偏小，不能根本改变地方财政尤其是贫困地区财政困难的局面，更何况，中央转移支付的规模是由当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决定的，随意性大，数额不确定，而且资金拨付要等到第二年办理决算时才实行，满足不了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即期需求。由此可见，对于区域间横向利益协调问题，纵向转移支付制只能解决一小部分，力度和范围都非常有限。而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现实需要来看，以横向转移支付方式来协调那些生态关系密切的相邻区域间或流域内上、下游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似更直接更有效些。
二、建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的基本思路
目前对于如何建立基于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无论从国外还是国内的财政转移支付实践中都难以找到现成的答案。这项制度的核心是解决生态服务辖区间效益外溢而导致的低效率供给问题，但对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国际比较之后发现，采用专门的、规范的措施来实现外部效应内在化的国家很少，虽然有的国家在一些特别项目拨款中涉及到了调整州（省）际间效益外溢问题，可具体操作方法、内容却比较含糊。针对横向转移支付的专门研究也很少，我国一些学者在分析中央财政纵向转移支付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横向转移模式作为补充的设想。他们认为，“横向转移就是由富裕地区直接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这就是说，通过横向转移改变地区间既得利益格局来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均衡。”③，但仅仅是给出了关于横向转移支付的简单定义而已，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和制度设计，至于横向转移的实践则在我国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从世界各国的财政实践看，通过规范化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来解决同级政府间财力平衡问题的只有德国。在以实现纵向平衡为主的前提下，德国实施了独具特色的横向财政转移辅助性方法，通过财政收入在各州之间以及各市镇之间横向转移，提高贫困州或市镇的财政收入，缩小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之间的财政收入差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地区间财力平衡的作用。其基本做法是建立财政平衡基金，基金主要来源于三种渠道：1、增值税属州级财政部分的1/4。2、联邦对贫困州的补充拨款。3、财政状况较好的州按规定办法计算出来的结果向财政状况不佳的州划拨的资金。州际间资金划拨的具体操作方法是按因素法的要求，先求出各州的财政能力指数（代表财政收入）和财政平衡指数（代表支出），然后将二者做比较，若一个州的财力指数大于平衡指数，说明财力状况良好，属于付出横向转移支付的州，必须向财政平衡基金的“大锅”里缴款；若相反，则该州是需要接受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州，可以从财政平衡基金的“大锅”里得到补助。
德国这种州际财政平衡基金模式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无疑为我们设计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思路，即在经济和生态关系密切的同级政府间建立区际生态转移支付基金，通过辖区政府之间的相互协作，实现生态在某一区域内的有效交换，从而形成生态服务的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当然，从目标上看，德国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与我们设想的基于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德国的横向财力再分配是为了达到州际间的财政平衡，使不同地区的居民能够享受相同的生活水准，以维护社会稳定。而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则主要是为激励贫困地区增加环境投资的积极性，并补偿其因保护生态环境而丧失发展可能的机会成本。但二者毕竟都属于同级政府之间的财力横向转移，都是由区域内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支付财政资金，以解决贫困地区的财力不足问题，因此，借鉴德国已经比较成熟、比较规范的横向转移支付操作模式，来运作我国的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是一条可行的路。以区际间生态转移支付基金模式来实现横向生态补偿，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对生态供给者的长效激励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形成对生态受益者的约束机制，改变以往受益区普遍存在的公共消费“搭便车”心理，帮助其树立“谁受益谁付费”的正确的生态消费观念。而且，除了可以借鉴德国财政平衡基金的做法外，在我国的财政实践中，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社保基金的市场化运作经验也可以拿来作参考。
区际生态转移支付基金由区域内生态环境受益区和提供区政府的财政资金拨付形成，拨付比例应在综合考虑当地人口规模、财力状况、GDp总值、生态效益外溢程度等因素的基础上来确定。各地方政府按拨付比例将财政资金缴存入生态基金，并保证按此比例及时进行补充。基金的缴付要体现“抽肥补瘦”、共担责任的目的。生态基金必须用于绿色项目，包括生态服务提供区的饮用水源、天然林、天然湿地的保护，环境污染治理，生态脆弱地带的植被恢复，退耕还林（草），退田还湖，防沙治沙，因保护环境而关闭或外迁企业的补偿等等。其中适合产业化经营的绿色项目，应通过招标来选择专业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生态基金的运行管理应以绿色项目为基础，而不能以某地方政府、某公司或组织为基础，以保证资金投入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在制度的设计中，要着重两个方面的建设，一是决策机制，二是监督机制。与基金使用相关的一切决策必须科学、民主、透明。要成立区际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召集区域内各地区相关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当地原住民群众代表，对区域内重大环保工程或项目共同进行可行性论证，并联合审查该项目是否符合申请使用区域生态基金的条件。委员会的重要职责还包括：聘请有资质的中介环评机构对绿色项目作环境影响评价，公开招标选择区域生态基金的开户银行，制定严格、规范的基金缴纳、使用和绩效评价制度，建立顺畅的区域环境合作对话机制和信息系统机制，通过公开招标选择对绿色项目进行产业化经营的公司等等。监督方面，对每一笔基金的拨付使用要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审计，重点审计基金的实际用途是否与申请用途相符，资金的使用效率如何，绿色项目产生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是否达到预期等。必须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区际生态转移支付基金的运作过程中，哪个环节出现问题，该谁负责，负什么责任，如何惩治，由谁来执行，谁来监督等等，这些都必须做出明确的规定。
三、进一步的说明和其他配套措施
就目前阶段而言，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是生态关系紧密的区域（或流域）内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或贫困地区转移一定的财政资金，用以补偿后者因提供生态服务而产生的效益外溢损失及发展机会不均等所造成的机会成本。但建立基于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并不是要否定通过中央财政纵向转移财力来实现生态补偿的重要作用，只不过二者的分工不同，操作方式不同而已。前者是以区域生态转移支付基金的模式进行运作，用于区域性生态服务的补偿，而后者则是采用专项补助的方式，对全国属性的生态服务进行补偿，比如西部地区的退耕还林（草）、防沙治沙工程等等。当然，如果实行区际生态基金的区域内有部级的生态保护工程，中央政府也应往生态基金中拨付一定的财政资金作为管护费用的补偿。
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全新的事物，几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而且它牵涉不同的行政管辖区，不同级次的财政，各地方的经济、生态环境禀赋又大不相同，因此这项制度的推广，不但要求在中观层面上特定区域内的各地方政府达成共识、联合行动，还需要中央政府在宏观层面上进行必要的协调和提供配套的制度支撑。
第一、宏观层面上，应采用更科学的政绩评价和考核制度来评价和任用地方干部。用绿色GDp来补充和修正现行的GDp核算制度。
GDp核算法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真实经济情况，因为它没有将环境和生态因素纳入其中。绿色GDp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环境污染的损失和保护环境资源的支出后的国内生产总值。2005年，我国北京、辽宁等10个省市开展了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应尽快将其推广到全国。实行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方面有利于约束一些地方干部只重经济增长数量、不顾经济发展质量的急功近利行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形成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衡量标准。对实现区际生态支付基金的区域来说，在计算从财政资金向生态基金的拨付数额时，就有了明确的生态产值的计量依据，便于操作。
2、不同类型的区域采用不同的政绩评价标准。
近几年国家环保总局在科学研部门的配合下，完成了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分，在此基础上，中央要求各地的经济发展和规划应当与生态功能区划相吻合。既然不同地区的生态功能不同，经济定位也随之不同，那么，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的重点当然也应该有所不同。对那些生态环境脆弱，又具有特殊生态功能和自然、文化遗产价值的贫困地区来说，地方政府的最主要职责是保护好当地的主要生态功能，因此，对其的政绩评价应以此为主要考核指标，经济方面的各项指标则可适当予以“豁免”。
第二、中观层面上，生态关系密切的特定区域内贫困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之间要开展多种形式的环境合作和生态补偿，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是资金形式的补偿，实际上，区域环境合作及生态补偿还可以配套采取一些其他形式。比如，绿色技术及教育援助。经济发达地区出钱、出物、出人力来研究解决贫困地区在环境保护中遇到的技术难题，由此产生的专利或专有技术可供贫困地区在一定期限内免费使用。也可以由经济发达地区每年有针对性地安排一定数量的技术项目，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无污染的替代产业或生态产业。环保教育方面，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每年有计划地帮助贫困地区培养一批环保技术人员，并组织专家、环保志愿者到贫困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环保教育，提高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帮助他们掌握实用的环保知识和技能。另外，广东、浙江等地实行的“异地开发”式发展空间补偿也是很好的方法。以广东为例，广东省龙门县统一规划设立了一个金龙开发区，安排上游各镇那些不符合水源地保护区功能要求的招商引资项目④。这种“异地开发”模式，通过下游给上游提供发展空间，既保护了上游地区的主要生态功能，又能促进其经济发展，是一种非常有效且实用的生态补偿方式，很适合在生态关系密切的区域间或流域内上、下游地区之间推广应用。
注释
① 参见何文君、马顺福的论文《中国地方政府公共职能演进的实证分析》，《财政研究》，2005年第12期
② 2005年7月27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公布的中国公众环境保护态度的调查结果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在被问及是否愿意“为环境保护，宁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时，只有45.7%的公众表示赞同，而且越是落后地区，低收入人群持反对态度的越多。
③ 引自陈共主编的《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④ 参见《中国环境报》2005年12月15日第2版的《异地开发破解生态补偿难题》一文。
参考文献
[1] 马海涛 主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钟晓敏 主编.地方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贾康 主持.地方财政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移动支付的益处篇6
关键词：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居住在不同地区的人们共同的生产和生活基础，如何使地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作为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具有显著的跨区域性，因此在一国范围内，它既有全国性的属性，也具有鲜明的地域属性。全国性的生态服务理所当然应由中央政府财政支出来解决，而具有地域属性的生态服务应该由区域内所有受益者共同承担，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在具体的财政实践中，区域性生态服务的各受益地区往往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分属于不同级次的财政，而且不同区域的政府财力又存在巨大差异，因此，协调处理好区域内生态与经济的关系实际上要复杂得多。笔者认为，破解这道难题的一条重要途径是建立行之有效的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本文所谓的生态转移支付，确切说是基于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即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由生态服务的受益区政府向该服务的提供区政府支付一定的资金，使后者提供的生态服务成本与效益基本对等，从而激励其提高生态产品或服务的有效供给水平。对中国来说，目前的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是指经济发达的生态受益区向欠发达或贫困生态提供区转移一定的资金，以促进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的一项财政制度。
一、建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的现实基础及理论依据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公共需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经济领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下的地方产业迅速扩张，引发了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滥用等外部负效应，如何有效消除这类负外部性的不良影响，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新的公共需求。消费领域，中国正处于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阶段，居民生活由温饱型向小康型乃至富裕型转变，像生态环境、安全等这类满足享受和发展需要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越来越成为当今人们消费的重要公共需求。这些变化要求政府必须加强其公共环境职能，增加对环境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以满足区域内经济主体对生态环境的公共需求。
然而环境保护与地方经济利益对地方政府来说犹如鱼和熊掌，虽非不可兼得，却也绝非互不冲突。资源有效配置的一个基本原则是成本与效益对等，只有当产品的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该产品的供给量才是有效率的。生态环境这类公共产品具有显著的效益外溢性，其受益范围往往是跨行政区间的，提供生态环境而产生的利益会溢出到那些不为此分担成本的其他地区，也就是说，生态服务给社会带来的好处比给本辖区带来的好处要多得多。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作为代表本地区利益的团体利益主体，它只考虑本地居民的利益，在对效益外溢的地方性公共产品或服务进行成本效益比较时，只计算本辖区产生的效益与成本，对外溢到其他辖区的利益则不考虑在内。因此，在没有得到相应补偿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是按照本辖区的边际效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条件来决定供应量的，它所愿意提供的生态服务数量必然会大大低于该项服务的社会最优水平，与之相关的财政活动也会低于应有的规模。从社会的观点看，这样的供应水平显然不符合资源配置的效率要求。
要想提高该辖区生态服务的供应效率，就必须通过特定目的的政府间转移支付来弥补边际辖区利益与边际社会利益的差距，使生态服务的外部效应的内在化，达到激励投资的作用。但我国现行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尚无法做到这一点。我国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一直采取的是单一纵向转移模式，从设计意图看，中央制定这项制度的主要动机是均衡地方财政收入能力的差别，在制度设计中根本没有涉及省际间外部效应内在化的问题。生态补偿当然也就不在考虑之列。
生态环境这类公共产品生产的典型特点是投资大，见效慢，外溢性强，在没有任何生态补偿，又缺乏多元化投融资渠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提供生态服务主要靠的是财政投资，这样,生态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就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力水平，其结果必然是：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公共环境职能逐渐增强，而欠发达地区则逐渐减弱。一些学者对1992-2003年间地方政府公共环境职能演进所作的实证分析已证实了这一总体态势①。这样的趋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只要对中国的经济地理状况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无论是按东、中、西部划分的地带，还是区域间、流域间，甚至一个地区内部，向社会提供大量生态服务的地区以及生态脆弱和环境敏感地区，基本上是贫困地区或欠发达地区，如长江、黄河等河流的上游、云南、贵州等省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山林地区、内蒙古和西北农牧交错带等等，即使在经济发达地区，也不例外，比如浙江省的西南部地区属于落后地区，而这里恰恰是全省的水源地及生态林集中分布区。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经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横向财政缺口，并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与富裕地区相比，贫困地区通常没有能力筹措到提供大量生态服务所需的自有财政资源。于是，一方面，经济发达地区财力充足，却“免费搭车”享受贫困地区提供的生态服务；另一方面，贫困地区财政困难，甚至背负巨额财政赤字，却要为本地区以外的多个地区提供大量的生态服务，既得不到任何补偿，又常常因为担负着保护水源、生态林、湿地、生物多样性等环境责任而限制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即便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未来能够产生很好的经济效益，由于环境经济效益的滞后性，往往很难在短期内见效，贫困地区作为生态环境提供者将不得不“饿着肚子呼吸新鲜空气”。在这种情况下，生态环境对于贫困地区来说简直是奢侈品，代表本辖区利益的地方政府所做的“理性”选择自然是优先满足本地居民的低层次需求，舍弃环境而选择经济②，甚至可能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不惜以牺牲环境、掠夺性开发自然资源为代价。最终，无论经济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处在相邻地区或同流域上、下游的它们不得不承受共同的环境灾难。
未来15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时期，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将进一步加大，为避免因缺乏生态补偿机制而导致的环境悲剧愈演愈烈，加快研究和建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已经是刻不容缓。
所谓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应当是基于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其核心是通过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或贫困地区转移一部分财政资金，在生态关系密切的区域或流域建立起生态服务的市场交换关系，从而使生态服务的外部效应内在化，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之所以强调横向转移支付，并不是说以目前的纵向转移方式无法实现生态补偿，事实上，“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天然林保护工程”等都是中央财政通过纵向转移开展的生态补偿，但这些是以项目建设方式对特定地区的专项支出，没有形成制度化，补偿的覆盖范围也很有限，从实际效果看，还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如补偿数额不足，时间过短等等。现行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仍将主要目标放在平衡地区间财政收入能力的差异上，体现的是公平分配的功能，对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等调控目标则很少顾及。即使从平衡地方财政收支的角度来考量，其作用也十分有限，虽然近年来中央用于转移支付的资金量逐渐增加，但总量仍然偏小，不能根本改变地方财政尤其是贫困地区财政困难的局面，更何况，中央转移支付的规模是由当年中央预算执行情况决定的，随意性大，数额不确定，而且资金拨付要等到第二年办理决算时才实行，满足不了建设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即期需求。由此可见，对于区域间横向利益协调问题，纵向转移支付制只能解决一小部分，力度和范围都非常有限。而无论从理论分析还是现实需要来看，以横向转移支付方式来协调那些生态关系密切的相邻区域间或流域内上、下游地区之间的利益冲突似更直接更有效些。
二、建立生态转移支付制度的基本思路
目前对于如何建立基于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无论从国外还是国内的财政转移支付实践中都难以找到现成的答案。这项制度的核心是解决生态服务辖区间效益外溢而导致的低效率供给问题，但对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进行国际比较之后发现，采用专门的、规范的措施来实现外部效应内在化的国家很少，虽然有的国家在一些特别项目拨款中涉及到了调整州（省）际间效益外溢问题，可具体操作方法、内容却比较含糊。针对横向转移支付的专门研究也很少，我国一些学者在分析中央财政纵向转移支付存在缺陷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横向转移模式作为补充的设想。他们认为，“横向转移就是由富裕地区直接向贫困地区转移支付。这就是说，通过横向转移改变地区间既得利益格局来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均衡。”③，但仅仅是给出了关于横向转移支付的简单定义而已，并没有对此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和制度设计，至于横向转移的实践则在我国还基本处于空白状态。
从世界各国的财政实践看，通过规范化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来解决同级政府间财力平衡问题的只有德国。在以实现纵向平衡为主的前提下，德国实施了独具特色的横向财政转移辅方法，通过财政收入在各州之间以及各市镇之间横向转移，提高贫困州或市镇的财政收入，缩小贫困地区与富裕地区之间的财政收入差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地区间财力平衡的作用。其基本做法是建立财政平衡基金，基金主要来源于三种渠道：1、增值税属州级财政部分的1/4。2、联邦对贫困州的补充拨款。3、财政状况较好的州按规定办法计算出来的结果向财政状况不佳的州划拨的资金。州际间资金划拨的具体操作方法是按因素法的要求，先求出各州的财政能力指数（代表财政收入）和财政平衡指数（代表支出），然后将二者做比较，若一个州的财力指数大于平衡指数，说明财力状况良好，属于付出横向转移支付的州，必须向财政平衡基金的“大锅”里缴款；若相反，则该州是需要接受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州，可以从财政平衡基金的“大锅”里得到补助。
德国这种州际财政平衡基金模式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无疑为我们设计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提供了一条很好的思路，即在经济和生态关系密切的同级政府间建立区际生态转移支付基金，通过辖区政府之间的相互协作，实现生态在某一区域内的有效交换，从而形成生态服务的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当然，从目标上看，德国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与我们设想的基于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德国的横向财力再分配是为了达到州际间的财政平衡，使不同地区的居民能够享受相同的生活水准，以维护社会稳定。而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则主要是为激励贫困地区增加环境投资的积极性，并补偿其因保护生态环境而丧失发展可能的机会成本。但二者毕竟都属于同级政府之间的财力横向转移，都是由区域内发达地区向贫困地区支付财政资金，以解决贫困地区的财力不足问题，因此，借鉴德国已经比较成熟、比较规范的横向转移支付操作模式，来运作我国的生态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是一条可行的路。以区际间生态转移支付基金模式来实现横向生态补偿，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对生态供给者的长效激励机制；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形成对生态受益者的约束机制，改变以往受益区普遍存在的公共消费“搭便车”心理，帮助其树立“谁受益谁付费”的正确的生态消费观念。而且，除了可以借鉴德国财政平衡基金的做法外，在我国的财政实践中，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社保基金的市场化运作经验也可以拿来作参考。转区际生态转移支付基金由区域内生态环境受益区和提供区政府的财政资金拨付形成，拨付比例应在综合考虑当地人口规模、财力状况、GDp总值、生态效益外溢程度等因素的基础上来确定。各地方政府按拨付比例将财政资金缴存入生态基金，并保证按此比例及时进行补充。基金的缴付要体现“抽肥补瘦”、共担责任的目的。生态基金必须用于绿色项目，包括生态服务提供区的饮用水源、天然林、天然湿地的保护，环境污染治理，生态脆弱地带的植被恢复，退耕还林（草），退田还湖，防沙治沙，因保护环境而关闭或外迁企业的补偿等等。其中适合产业化经营的绿色项目，应通过招标来选择专业公司进行市场化运作。生态基金的运行管理应以绿色项目为基础，而不能以某地方政府、某公司或组织为基础，以保证资金投入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在制度的设计中，要着重两个方面的建设，一是决策机制，二是监督机制。与基金使用相关的一切决策必须科学、民主、透明。要成立区际基金管理委员会，负责召集区域内各地区相关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和当地原住民群众代表，对区域内重大环保工程或项目共同进行可行性论证，并联合审查该项目是否符合申请使用区域生态基金的条件。委员会的重要职责还包括：聘请有资质的中介环评机构对绿色项目作环境影响评价，公开招标选择区域生态基金的开户银行，制定严格、规范的基金缴纳、使用和绩效评价制度，建立顺畅的区域环境合作对话机制和信息系统机制，通过公开招标选择对绿色项目进行产业化经营的公司等等。监督方面，对每一笔基金的拨付使用要聘请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审计，重点审计基金的实际用途是否与申请用途相符，资金的使用效率如何，绿色项目产生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是否达到预期等。必须建立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在区际生态转移支付基金的运作过程中，哪个环节出现问题，该谁负责，负什么责任，如何惩治，由谁来执行，谁来监督等等，这些都必须做出明确的规定。
三、进一步的说明和其他配套措施
就目前阶段而言，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是生态关系紧密的区域（或流域）内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或贫困地区转移一定的财政资金，用以补偿后者因提供生态服务而产生的效益外溢损失及发展机会不均等所造成的机会成本。但建立基于生态补偿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并不是要否定通过中央财政纵向转移财力来实现生态补偿的重要作用，只不过二者的分工不同，操作方式不同而已。前者是以区域生态转移支付基金的模式进行运作，用于区域性生态服务的补偿，而后者则是采用专项补助的方式，对全国属性的生态服务进行补偿，比如西部地区的退耕还林（草）、防沙治沙工程等等。当然，如果实行区际生态基金的区域内有部级的生态保护工程，中央政府也应往生态基金中拨付一定的财政资金作为管护费用的补偿。
生态转移支付制度是一项全新的事物，几乎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而且它牵涉不同的行政管辖区，不同级次的财政，各地方的经济、生态环境禀赋又大不相同，因此这项制度的推广，不但要求在中观层面上特定区域内的各地方政府达成共识、联合行动，还需要中央政府在宏观层面上进行必要的协调和提供配套的制度支撑。
第一、宏观层面上，应采用更科学的政绩评价和考核制度来评价和任用地方干部。
1、用绿色GDp来补充和修正现行的GDp核算制度。
GDp核算法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真实经济情况，因为它没有将环境和生态因素纳入其中。绿色GDp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环境污染的损失和保护环境资源的支出后的国内生产总值。2005年，我国北京、辽宁等10个省市开展了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应尽快将其推广到全国。实行绿色GDp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一方面有利于约束一些地方干部只重经济增长数量、不顾经济发展质量的急功近利行为；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形成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衡量标准。对实现区际生态支付基金的区域来说，在计算从财政资金向生态基金的拨付数额时，就有了明确的生态产值的计量依据，便于操作。
2、不同类型的区域采用不同的政绩评价标准。
近几年国家环保总局在科学研部门的配合下，完成了全国生态功能区划分，在此基础上，中央要求各地的经济发展和规划应当与生态功能区划相吻合。既然不同地区的生态功能不同，经济定位也随之不同，那么，对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的重点当然也应该有所不同。对那些生态环境脆弱，又具有特殊生态功能和自然、文化遗产价值的贫困地区来说，地方政府的最主要职责是保护好当地的主要生态功能，因此，对其的政绩评价应以此为主要考核指标，经济方面的各项指标则可适当予以“豁免”。
第二、中观层面上，生态关系密切的特定区域内贫困地区与经济发达地区之间要开展多种形式的环境合作和生态补偿，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转移支付制度主要是资金形式的补偿，实际上，区域环境合作及生态补偿还可以配套采取一些其他形式。比如，绿色技术及教育援助。经济发达地区出钱、出物、出人力来研究解决贫困地区在环境保护中遇到的技术难题，由此产生的专利或专有技术可供贫困地区在一定期限内免费使用。也可以由经济发达地区每年有针对性地安排一定数量的技术项目，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无污染的替代产业或生态产业。环保教育方面，经济发达地区可以每年有计划地帮助贫困地区培养一批环保技术人员，并组织专家、环保志愿者到贫困地区开展各种形式的环保教育，提高当地居民的环保意识，帮助他们掌握实用的环保知识和技能。另外，广东、浙江等地实行的“异地开发”式发展空间补偿也是很好的方法。以广东为例，广东省龙门县统一规划设立了一个金龙开发区，安排上游各镇那些不符合水源地保护区功能要求的招商引资项目④。这种“异地开发”模式，通过下游给上游提供发展空间，既保护了上游地区的主要生态功能，又能促进其经济发展，是一种非常有效且实用的生态补偿方式，很适合在生态关系密切的区域间或流域内上、下游地区之间推广应用。
注释
①参见何文君、马顺福的论文《中国地方政府公共职能演进的实证分析》，《财政研究》，2005年第12期
②2005年7月27日，中华环保联合会公布的中国公众环境保护态度的调查结果可以作为一个佐证。在被问及是否愿意“为环境保护，宁可放慢经济发展速度”时，只有45.7%的公众表示赞同，而且越是落后地区，低收入人群持反对态度的越多。
③引自陈共主编的《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2页
④参见《中国环境报》2005年12月15日第2版的《异地开发破解生态补偿难题》一文。
参考文献
[1]马海涛主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2]钟晓编.地方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贾康主持.地方财政问题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移动支付的益处篇7
关键词:财政;涉农财政转移支付;公共产品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8-0011-02
根据中国1995年财政部颁行的《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专项拨款和一般转移支付是对中国新农村建设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两种转移支付制度形式,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一般财力补助。鉴于新农村建设急需建立科学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可就目前而言,还没有相应的权威法律法规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对农业农村农民发展问题予以确认和规定,由此导致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一些问题。为此,本文拟对中国农村财政专业支付制度的完善进行探讨。
一、中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财政转移支付形式结构不合理,比重失衡现象尤为明显。中国目前的转移支付体系中税收返还一直处于主要地位,税收返还无疑不是一种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它强调保护地方既得利益,延续和固化了原有的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在涉农转移支付领域表现为对农业和农村投入少,比重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基本呈逐年下降趋势,1998年陡然上升是因为长江流域发生了特大洪灾,投入了大量财力用于长江干堤的建设。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财政支农支出下降的幅度更大,2002年跌至历史低谷,国家财政支出比重仅为7.17%,近两年这个比重有所回升,但总体上还是偏低,2004年是8.28%,从历史看,处于地位水平,低于除1999―2003年之外的任何年份。从纵向看,与国外的20%,甚至更高水平相比差距非常大。而且从国家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上看,主要是用于农业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和农业生产支出,真正用于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农村、农业基础设施、农村社会保障金、卫生支出等公共支出的供给方面则更少。”[1]
2.专项转移支付不科学,资金分配不规范。中国目前中央对地方的专项拨款极不规范,带有相当大的随意性,主要表现为:一是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的目标用途不明确;二是各种专项转移支付的分配办法缺乏科学的依据和标准,受人为因素影响较大,资金分配缺乏透明度,因而难以确保公平合理;三是对各类专项拨款的监督和管理乏力,不能确保各类专项转移支付的有效用途,影响了中央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在涉农专项转移支付中,分散投入、重复投入和多部门分散管理等问题比较严重,严重影响了财政支农资金的使用效果。
3.转移支付级次过多,缺乏全面的涉农转移支付支出统计体系。中国是世界上政府级次最多的国家,实行五级半政府管理结构层次。过多的政府结构使中央和和地方的关系复杂化,导致政府之间的职能难以明晰,同时造成财政预算级次过多,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在地方各级政府中划分和分解。上级政府的转移支付,每经过一级政府,往往出现该级政府出台利益政策与下级政府争利。涉农转移支付数据的获取面临着其他统计数据相类似的问题,缺乏统一全面的统计资料,同一序列的数据需要从不同的渠道获取,数据的连续性和延续性存在较大问题,甚至不同来源的同类数据出现不一致的现象。
二、完善中国农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必要性
1.农业的基础地位及其弱质性所决定。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特别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农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农业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资料的重要来源,是决定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的基础产业部门。因此,农业作为一种基础产业理应得到政府的财政支持与保护。农业尽管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由于其处于农产品消费、销售、加工、运输、生产链的末端,农产品需求弹性小,大部分农产品不能久贮以及不利自然条件等众多因素使农业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较强的弱质性,特别是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原因,使得中国农业的弱质性表现更为突出,生产力水平较低,组织程度不高,规模较小,比较利益低下,自我积累的能力较低,应付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的能力较差,因而特别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
2.财政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性所决定。可以说,“一套有效的公共财政体制,不仅仅是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更重要的是为公众提供平等的机会,是不同地区、不同收入的人们,特别是农村居民,享受到相对均等的服务。”[2]但自中央与省之间于1994年产业初步建立比较规范、稳定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后,财政运行的事实结果是县级财政陷入困境,乡级财政几近瘫痪。为此,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作为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和公共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得到了广泛关注。财政转移支付作为财政分权重要的平衡器,目的在于保证那些入不敷出的地方政府得到必要的财源,向本地居民提供全国统一标准的公共产品,促进各地区公共服务均等化。所以,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必选之路。从而解决承担新农村建设任务的地方政府的庞大的支出责任难题。
三、完善中国农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对策
1.优化财政支农结构,进一步形成国家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现行转移支付中的原体制补助和上解与中央的税收返还制度过分考虑地方的既得利益,同公平原则相悖,不利于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因此,为实现转移支付制度的基本目标,应该调整财政转移支付结构。可以将现行的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和上解等转移支付形式通过结构转换归并如以均等化为中心任务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类中,建立起一套以一般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为辅的转移支付制度体系。把涉农财政转移资金更多的用在支持农业规模经营,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和转移等上面上来,充分发挥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在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和改变农村面貌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同时,加入专项转移支付对高技术农业投入,使农业生产逐步向高附加值的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业转移。提高农业的国际竞争力,根本在于优化农产品品种,提高农产品质量,开拓新的市场,适应市场的需求的变化。而这必须依赖于科技的进步。所以,应加大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加强对重点农业科研成果与技术项目应用的支持。
2.建立规范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当务之急是对分散于各预算支出科目中的专项转移支付进行清理整顿,根据其不同性质合理分类,重新界定中央对地方的专项转移支付范围,取消不合理的专款项目,使项目的设置更科学。“进一步整合资源、突出重点,加大向重点领域、重点产品、重点项目倾斜力度,加强部门整合、部门整合和项目整合的工作,形成财政支农的合力。”[3]可以以县为单位,在项目建设上区别不同地区、确定符合实际的配套及自筹资金规模,使县级财力更多用于农村公益事业上来。对不同类型的农村中小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行统一规划,对不同来源渠道的相关项目进行整合集成,发挥项目的互补功能。鼓励同一部门内部不同单位的相关支农资金统筹使用。规范专项转移支付的申报和拨付程序,明确财政部门和其他部门的职责。另外增强专项转移支付的公开性,提高资金分配的透明度,确保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知情权。杜绝在资金分配过程中的,“跑部钱进”,讨价还价等现象,确保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地方。
3.成立专门负责财政转移支付的“拨款委员会”。根据中国目前的国情可以考虑在人大财经委中设立一个专门的拨款委员会直接对人大负责,负责审批财政转移支付的申请、决策,有权对各部委和各地方政府在财政转移支付的违规违法行为,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提出处理意见。情节严重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有权对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益情况进行评价和考核。义务主要是承担建立政府间转移支付信息统计系统的责任。为保持数据的中立性和客观性,由拨款委员会组织人员,组成专门班子,负责调查、测算、存储数据比较妥善。建立科学客观的转移支付信息统计系统,还可以为其他审批工作提供参考依据。
4.建立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由于政府级次过多,从中央政府下拨的转移支付资金到达基层政府时数量已极为有限,因此为加大对农村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有条件的地方,应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的改革,这样,有利于加速资金周转,减少中间层次执行政策走样,保证基层受惠。建立省以下转移支付制度主要起到发挥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作用。经过多年的建设,城市经济实力和财力大为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大改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已经到了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时候,因此要更多地关注和支持农村。这就要求省级财政能统筹兼顾,通盘考虑,在规范收支行为的基础上,提高财政的协调能力,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按照均等、效率和可计量的尺度,从广义上确定一个最低补助标准。各大中城市都需要切实履行市带县、市帮县的责任,加大市级财政性建设资金对郊外和县域的投入,加大基础设施向农村的延伸。
5.建立健全与转移支付制度有关的一系列法律制度,形成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各国转移支付最大的共性是都有法律依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要真正作为一种规范的制度建立起来,必须遵从法制化原则。从各级政府人事权、财权的划分到转移支付的目标、形式、分类方法以及监管内容,都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并辅之以必要的司法和审计措施,做到制度运作的各个环节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保证制度运行有效。具体方法是:首先,尽快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在《预算法》中增加有关转移支付的条款,赋予财政转移支付相应的法律地位,增强人们对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视程度;其次,待时机成熟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转移支付法》,明确财政转移支付工作的程序,包括决策程序、预算程序、审批程序、监督程序、权利救济程序和责任追究程序;最后,要特别强调有必要在农业立法中增加其对三农问题的支持作用作出规定。
参考文献:
[1]王伟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和实践[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224.
移动支付的益处篇8
本世纪的小孩子在博物馆看到原始人用贝壳当钱币，会觉得惊奇、古怪和麻烦，正如未来的人得知现在的我们随身携带一种叫“银行卡”的硬卡片来消费，禁不住哑然失笑。和人类社会其他领域一样，在“懒惰”的欲求下，货币形态和支付方式被创造力不断改进。
从纸币到银行卡的革命不是已经足够便捷了？人们并不满足。2010年，一家名为Square的美国移动支付公司进入公众视线。它提供同名移动支付刷卡器，配合智能手机，借助移动互联网便可通过应用程序进行支付，可谓移动支付革命的先锋。此后两年，社交媒体占据了移动互联的目光，直到Facebook上市后有负众望的股价，才令市场重归平静。而此时，人们发现，Square的境况已今非昔比。
2011年，Square全年处理款项总额突破40亿美元。不仅如此，其员工人数从2011年初的40名员工增至2012年4月的近300人，支付量环比增长25%，估值40亿美元，为上年的2.5倍。在强劲的增长数字鼓舞下，Square将取代现金的判断不绝于耳，人们仿佛依稀能听见来自最传统的支付工具——现金的哀鸣。
无独有偶，移动支付的变革力量还包括国内最知名的零售银行——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在去年年底宣称：“手机银行的移动应用速度发展令人侧目，它极有可能会吃掉信用卡已经长达70余年的历史”。
今年9月18日，招行联合HtC推出了用于小额移动支付的产品，成为国内商业银行中第一个采用nFC技术实现手机支付功能的产品。这意味着“革命”在国内第一大信用卡发卡行内部正式展开。
事实上，2012年足以被称为中国移动支付元年。不仅招行，银联、运行商、手机制造商也联合发力，试图改变人们的支付方式。第三发支付公司拉卡拉于5月推出自己的手机刷卡器，该领域的巨头支付宝、腾讯旗下在线支付平台财付通则开始在将热门的二维码引入支付领域。
其实，无论是银行、第三方支付方，还是相应的软硬件厂商，它们在互联网时代都有自己的网上支付产品，但在移动支付领域，它们并不愿亦步亦趋跟随电子商务从pC端迁至移动端，或将网银从桌面搬到手机上，而是纷纷将“革命”的目标投向了传统支付手段里物理介质的银行卡以及落后的现金。
正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与智能手机的普及，让它们不约而同地发现手机所在之处、即便移动互联网暂时不能覆盖，它们的支付工具也能运用，先补充传统支付，再逐渐替代银行卡和现金。这才是未来发展的真正蓝海。此言不虚，依据Gartner的数据，2011年全球移动支付交易规模达到2410亿美元，预计未来几年交易总额年均增速将超过42%，到2015年将突破1万亿美元。不过，即使到了2015年，移动支付占全球支付市场的比例也仅仅是由目前的不足1%提升至2.2%。可见，移动支付交易额每扩大一个百分点，产业链上的各家公司就能分得不算小的一杯羹。
人类何时能消灭现金？谁也无法准确地预测出时间表，但业界无法忽视这日益鲜明的趋势。移动支付的终点是“出门不必携带银行卡和现金”，诸多玩家都以此为目标。不过，由于软硬件厂商、第三方支付平台、银行、银联处在产业链不同环节，它们所选择的道路却各不相同：银行多是从近场支付（nFC）这端开始走；拉卡拉董事长孙陶然则一边承认移动支付处于“百家争鸣”阶段，一边又声明：“二维码支付是少数人在少数时候使用的，拉卡拉做的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需要的个人支付”；支付宝则希望把近场识别与他们擅长的远程支付捏在一起，开拓一条中间道路。
移动支付的益处篇9
关键词：移动支付；移动理财；网络安全；金融监管
一、移动支付的市场发展现状
移动支付给人们提供简单、快捷的支付方式，对于这样的一种支付方式，是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一种支付模式。由于这样的优势和特点，移动支付正赢得越来越多智能手机用户的青睐。国内智能机的广泛使用，手机网民高速增长，对于移动支付起到了催化作用，撬开了巨大商机。2012年对于移动支付来说，是一个开创元年，在2012年年底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对外了关于中国金融移动支付系列技术标准，平息了长期以来各产业链想独占移动支付市场而引发的无硝烟战争。可以说这样标准的确立为2013年移动支付市场步入良性发展通道奠定了基础。2013年中国移动支付规模得到疯狂扩展，央行公布的《2013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2013年全国共办理移动支付业务16.74亿笔，金额9.64万亿，同比分别增长212.86%和317.56%。截止到2013年年底，支付宝实名制用户已达3亿，过去一年支付宝完成了125亿笔的支付，同时支付宝钱包用户突破1亿，2013年通过支付宝手机支付完成了超过27.8亿笔、超过9000亿元的支付，以此计算，支付宝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移动支付公司。支付宝同时披露，2014年春节期间支付宝手机支付超1亿多笔，占支付宝所有支付方式的52%。春节7天内，5000多万支付宝用户用手机完成了购物、生活缴费、信用卡还款、购买余额宝等从生活到理财方方面面的行为。其中，通过支付宝钱包完成各类信用卡还款的用户达220万人次，仅此一项，手机上便支付了71亿元，是2013年春节的10倍；而通过支付宝钱包为手机充值的用户则达到1134万人次，是2013年的6倍。在支付宝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2013年8月微信正式加入了支付功能，超过6亿用户可以通过扫码、公众账号及应用内支付任一种方式完成最后整个购买环节。顷刻间，从电商到线下零售商，从大型软件企业到独立服装代购者，各色产品纷纷接入微信支付，用户红利首先在移动电商及支付层面爆发开来。马化腾推动的“微信+财付通”的移动支付向目前全球最大的网络支付、马云引以为傲的支付宝发起了支付大战。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抢夺用户资源。
二、移动支付的发展趋势
未来几年内中国的手机支付产业链将保持40%左右的年增长率。来自易观智库的数据也证实了业界对中国移动支付市场发展前景将是一个可观的利润空间。根据易观智库预计，到2015年，中国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交易规模将突破139200亿大关口，互联网支付注册账户规模将达到13.78亿，移动支付交易规模将直逼7123亿这个大关口。移动支付未来将进军以下两个战场。
（一）移动理财
支付清算是金融的最根本功能。解决了支付，各种资金配置活动就能展开。比如在互联网金融时代，以支付宝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服务的出现，就带来了阿里小贷、余额宝、p2p网络借贷和众筹融资等新兴金融组织或产品的兴起。现在，这一进化链，会在移动世界中发生。移动支付的兴起，又会催生出其它移动金融服务，包括移动理财。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在手机上理财，会像在电脑上理财一样普遍。已有雏形的移动理财模式，大致可分为几类：一是投资者通过移动支付企业购买传统金融产品，目前主要表现为互联网货币市场基金。这种模式在降低投资门槛、带来投资回报的同时，还融入了消费支付功能，比如腾讯微信与华夏基金合作的“理财通”。二是传统金融机构自己设立的电子平台，进一步向移动端拓展，利用移动支付方式对接其理财产品、保险产品，比如平安集团的“壹钱包”。三是p2p网络借贷、众筹融资等互联网金融模式在移动场景中的应用。四是一些不规范的、处于灰色地带的投融资行为。这四种模式风险各不相同。前两者相对规范，但在公众大量涌入后，需要特别注意风险提示，避免在收益率等信息上误导投资者，因为即使货币市场基金也不是无风险的。第三种模式的风险在于整个行业良莠不齐，缺乏有效监管，可能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最后一类模式，则是地下民间金融的又一变种，其风险不言而喻。对收益率的过分强调，也很可能会影响移动理财这一新兴金融模式的可持续性。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竞争激烈化，高收益将难以长期持续。各类互联网、移动金融创新，应该学会在收益率之外的用户功能上多做文章。
（二）商场poS终端
微信红包、支付宝是广泛的网络支付，打车软件是高频的o2o本地生活服务支付，可以说都是C端（customer），移动支付下一步将是争夺商场poS终端，因为B（business）端的移动支付，对费率更有承受力，只要拥有足够的客源，商家愿意接受移动支付的形式交易，即使承担一定的费率；同时，对于用户而言，移动支付可以大大节约交易时间。这也是为什么许多C（customer）端的移动支付阿里巴巴和腾讯即使是贴钱，也要抢客户，要侵袭线下poS，都是想变着法儿形成用户习惯。因为人类习惯一旦养成，就很难逆袭。2014年以来，阿里巴巴、腾讯均明显加大了其移动支付工具向商场poS进军的力度。双方正在大手笔出击，到处谈移动支付，出钱、出资源抢占线下客户。商场poS机的交易数据，蕴含着极大的商业价值，在征得用户同意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产生新的服务和价值。此外，商场poS机的客单价、稳定性都很高。腾讯正在积极扩大其微信支付的应用范围，其近日又牵手王府井，并计划扩大与中国联通的合作，其商业化正在加速。王府井是中国知名百货零售商，根据合作协议，王府井将在微信上运营一个公众平台，微信用户可以查询和通过微信支付购买其产品。此举可能很快给腾讯带来新的重要收入渠道。
三、移动支付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安全问题
这也是让许多消费者仍然对移动支付犹豫不决的主要原因。手机病毒、“木马”侵袭以及支付软件自身存在的漏洞，本身就可能造成安全隐患。再加上便捷与安全往往此消彼长，移动支付手续比pC上的互联网支付更简便，也会降低安全性。如微信红包，由于支付认证与使用过于便捷，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更别提一个绑定了微信账号的手机被他人捡到和擅用带来的风险。消费者信息的安全同样存在风险。中国对个人信息、隐私的保护机制长期以来严重缺失。在互联网支付中已经出现过用户信息泄露事件，而在场景更开放的移动支付环境下，这一风险就更加突出。另外，刚接触移动支付的消费者安全习惯较弱，也会放大风险。如媒体曾有报道，在微信抢红包最火爆的几天，一些群里有人发出与抢红包极为类似的链接，但点入后却是商户介绍，更有甚者引发木马中毒。安全隐患不除，移动支付的习惯与文化短期内就难以形成。要消除这种隐患，就需要建立一套规范、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安全标准。近期有媒体报道，中国央行的移动金融安全可信公共服务平台已于去年年底建成，或将实现目前“山头林立”的不同移动支付系统“联网通用”，就是朝这个方向迈出了一步。
（二）利益分配问题
移动支付所涉环节尤其多，包括银行、支付企业、软件厂商、手机厂商、电信运营商等。产业链内没有任何一方能够单独将该业务一手包揽从头做到尾。目前在这多方参与者中，尚未形成可持续的、各方共赢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明确的权责分担机制，使得现有的业务拓展和竞争往往停留在低水平的“跑马圈地”阶段。毕竟移动支付产业链较长，移动支付目前依旧欠缺行业标准，产业链环节中的各方各自为战，亟待规范。
（三）移动金融亟需监管跟进
中国的金融监管，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已显得落后，在移动金融领域更是近乎空白，亟需加紧脚步“跟上形势”。比如，移动支付的兴起，已经开始挑战现有的第三方支付监管规则。近期一些媒体针对巨额资金沉淀在微信红包账户中提出质疑。腾讯方面的回应是，微信支付不存在中间账户。但使用过微信红包的用户都知道，资金交易的对方是“财付通”，而“财付通”与用户的QQ账号绑定，微信支付与用户的微信账号绑定，所以微信红包确实会在“财付通”账户中产生资金沉淀。这就需要关注其中的合规问题。金融活动中的消费者保护本就是薄弱环节，移动金融时代的消费者在享受便捷的同时，也置身于更多风险之中。移动支付和移动理财的日新月异，急切呼唤监管的完善和创新。
四、结语
金融是人类经济的血液和命脉。移动技术、信息网络的飞速发展，给互联网公司侵袭传统金融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但在安全、标准、监管等领域的配套技术、制度或规则都需要尽快出台予以规范，促进行业的健康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冠雄.移动支付的真正战场何在？[eB/oL].Ft中文网，2014-02-18.
[2]扬子.2013年支付宝成全球最大移动支付公司[eB/oL].新浪科技，2014-02-08.
移动支付的益处篇10
在移动支付如火如荼的今天，就连街边的摊贩也学会了使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那些不会使用移动支付工具的商家越来越处于一种边缘化的境地。“支付宝账单”的新鲜出炉，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支付方式变革以及消费文化转型的审视。“支付宝账单”为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重新认识自己、观察社会的窗口，让身处消费社会的我们再次反思自己、调试自己。
对于年轻人来说，移动支付方便快捷；对于商家来说，移动支付不仅提高了市场交易的效率，也免去了收到假币的风险以及找零钱的麻烦。移动支付让商家和消费者实现了互惠互利，自然提升了他们的参与热情。
消费作为一种将老百姓的需要、认同、情感、审美结合起来的经济活动，是对消费者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的外在呈现。移动支付作为一种新兴的消费方式，得到了许多年轻人的青睐。移动支付的方兴未艾，让一些年轻人已习惯出门不带现金或只带少量现金。
移动支付的蓬勃发展不仅让大中城市的人们受益，也让偏远地区、落后地区的人们享受普惠金融带来的便利和好处。以笔者生活在农村的亲人为例，以前他们缴纳手机话费，不得不骑着摩托车、电动车、三轮车到集镇上的网点去充值；现在却可使用手机充值的功能，足不出户就解决了问题。
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移动支付在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安全风险。一方面，移动支付的安全漏洞为一些喜欢走捷径的人们找到了“生财之道”，消费者需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另一方面，移动支付可能会让老年人、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陷入困境，需进行相应的“弱势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