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激励综述篇1
【摘要】近年来股权激励在公司内部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越发凸显，越来越多的企业推行股权激励计划。本文通过分析2010—2014年国内外有关股权激励的研究文献发现，学者对股权激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股权激励实施的动机、股权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股权激励与高管行为的关系、股权激励的效应等方面。
【关键词】股权激励激励动机影响因素高管行为公司绩效
一、引言
股权激励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十分重要的问题。委托理论认为，在现代企业中，公司股东拥有的所有权与高层管理者实际掌控的经营权相互分离，企业中产生了委托－关系，由于契约的不完善和信息的不对称，容易导致企业管理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大股东的利益有可能会被损害，这就是所谓的委托问题。
为有效解决股东和高管之间的委托问题，股权激励应运而生。股权激励作为公司薪酬结构的一种制度安排，目的是让企业经营者能够获得公司以股权形式给予的经济权利，并将公司员工报酬与企业的经营业绩相联系，使其能够以股东的身份参与企业决策﹑分享利润﹑承担风险，从而更好地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服务。这种激励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企业所有者与经营者目标不一致问题，从而降低了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
股权激励被正式引入我国公司治理的时机较晚，但其被视为更加完善的公司激励机制，在我国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市场的积极反应。2006年《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和《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等文件的颁布为标志的股权激励改革，标志着我国真正意义上的股权激励拉开序幕。随着股权激励实施的逐步推行和规范，国内外学者对股权激励的研究也达到了新的高潮。本文将从股权激励实施的动机、股权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股权激励与高管行为的关系、股权激励的效应等方面，对近几年来有关股权激励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并探寻可能的研究方向。
二、股权激励相关文献综述
（一）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动机
吕长江等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具有两类动机：激励型动机和福利型动机（或非激励型动机）。冯星等（2014）引入Black-Scholes模型对实施股权激励动机的强弱加以衡量，从公司治理、成长性和公司性质三个层面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动机，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主要基于激励动机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迟卫娜（2011）认为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使得许多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的行权门槛很低，高管可以轻松到达行权条件，因而股权激励变相演化成了为高管自已谋福利的工具。吴育辉等（2010）也发现高管在股权激励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设计时存在明显的高管自利行为，并且这种行为在国有与民营控股公司中无明显差异。吕长江等（2011）对上市公司为什么选择股权激励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对管理者监督制约机制的缺乏会使管理层出于福利目的而选择股权激励。辛宇等（2012）以沪州老窖股权激励计划为案例分析，发现在薪酬管制背景下，沪州老窖的股权激励兼具激励、福利和奖励性质，而这种性质的混杂性最终会导致国有企业股权激励陷入定位困境，无法发挥其应有的激励效果。
以上大部分文献结论较为一致，认为基于激励型动机的股权激励能够降低成本，起到良性作用；而在内部治理不完善时，股权激励动机福利化，股权激励沦为管理者利益寻租的工具。但是以上文献通常是通过检验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后业绩的变化来“倒推”实施股权激励的动机，这在样本选取上存在一定问题，尤其在我国股权激励计划以业绩提高到一定程度为行权条件，无论这些企业管理者是出于何种动机，都会在激励有效期内提高公司业绩以满足行权条件，研究结论会受到影响。
（二）股权激励机制影响因素
影响股权激励机制因素很多，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和研究了这些影响因素。郑宇梅（2011）、陈国民等（2013）、卢馨等（2013）均认为上市公司基本特征（如行业特性、公司规模、公司成长性与财务状况等）和公司治理机制（如控股股东属性、股权集中度与控股股东控制权、股权制衡度等）等因素，均从不同层面对其股权激励行为的产生影响。李秉祥等（2013）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公司在对高管选择进行股权激励时优先考虑了政府监管、高管年龄、股权集中度、行业竞争和人才需求等五个主要因素；而高管现金薪酬、企业成长性、企业规模也会对企业选择股权激励方式产生影响。张良等（2011）研究认为，股权激励强度受到规模、股权集中度、独董比例、成本、企业性质和负债水平等因素影响；激励分布结构则是受到技术特征、规模、独董比例和管理层持股水平等因素影响。于卫国（2011）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行为受到高管年度薪酬的影响较大，股权激励水平则受到经营风险、公司成长性、股权集中度的影响较大，两者都受到公司规模的影响。王艳茹等（2013）对制造业股权激励模式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终极控制人性质、资产负债率、独立董事比例等是影响股权激励模式选择的主要因素。李春玲、苏广艳（2012）和李春玲、孙秀杰（2013）研究认为，控股股东特征在制订股权激励计划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司控制权的不同属性与股权激励偏好都有关系。冀晓娜（2013）分析认为，企业性质和行业特点、推动主体和股权结构、生命周期和经营状况、资本市场等是影响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关键因素。李进波等（2010）也认为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应当结合企业自身的生命周期不同阶段进行。江德良（2012）（《经营管理者》，2012年22期）则认为企业股权激励不是孤立存在，能够发挥好作用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例如市场评价机制、控制约束机制、市场选择机制、综合激励机制、政策环境等。
综合上述文献可见，有关股权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的研究较多较为分散，分别从外生视角、内生视角考察影响股权激励机制的宏观环境因素、公司内部微观因素，也有将两者综合进行研究，并且从内生视角考察股权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更为主流，结论也较为集中。但是以上文献在分析和衡量各种影响因素时并没有采用一种统一的方法和标准，因此得到的结果必然存在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无法进行比较，对进一步研究各种影响因素的内在影响机理形成了一定障碍。
（三）股权激励与高管行为关系
1．股权激励与投资行为。股权激励作为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会直接影响高管人员的行为，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行为。吕长江等（2011）研究发现，我国的股权激励机制有助于缓解管理层和股东的利益冲突，有助于抑制上市公司投资过度行为，也缓解了投资不足的问题。罗付岩等（2013）发现股权激励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非效率投资，并且非国有企业的抑制作用大于国有企业。罗付岩（2013）应用匹配方法分析股权激励对投资非效率的影响，发现股权激励对投资非效率、过度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对投资不足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强国令（2012）通过对比分析股改前后国有公司和非国有公司股权激励治理效应，发现股改后国有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显著降低过度投资，对非国有公司没有显著影响。陈效东等（2014）研究发现相对于未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而言，实施高管股权激励显著地提高了公司的R&D支出水平。徐宁（2013）对通过高科技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也发现，股权激励对R&D投入具有促进效应，但激励力度与R&D投入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汤业国等（2012）研究中国中小上市公司平衡面板数据时发现在国有控股公司中，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投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而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股权激励与技术创新投入之间则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巩娜（2013）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家族企业有可能基于促进公司研发投入的目的而实施股权激励，而股权激励的实施的确能够促进家族企业管理层提高研发投入。
2．股权激励与机会主义行为。人的有限理性经济人前提，使得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如时机选择、盈余管理等）不可避免，而高管所独有的内部信息优势使得其机会主义行为的实现成为可能。祝昱丰（2014）分析了上市公司管理层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动机、方式及时间节点，认为管理层在股权激励实施中的各个阶段都有进行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杨慧辉等（2011）、许汝俊等（2014）认为在薪酬委员会不独立时，经理人可以通过所掌握的信息优势在实施激励前的时机选择，以及实施激励后的盈余管理等机会主义行为实现其股权基础薪酬最大化。王烨等（2012）认为在当前公司内部治理机制弱化的背景下，管理层可能会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影响股权激励方案的制定，使其与己有利。毕晓方等（2012）研究发现管理者股权激励报酬契约的实施，会引发管理者进行获得报酬最大化的盈余管理行为，导致在推行股权激励方案后，公司盈余可靠性明显下降。周嘉南等（2014）、杨慧辉等（2012）也认为股权激励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减少成本，上市公司股权激励会引发经理人自利的盈余操纵行为。章卫东等（2014）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在股票期权授权前进行了负的盈余管理，并且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股票期权授权前进行负的盈余管理程度要高于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万蒙（2014）发现实施激励股权的企业规模越大，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越大，并且在股权激励公告日前采取负向盈余管理，在股权激励行权日前采取正向盈余管理。徐雪霞等（2013）以企业生命周期为变量，研究发现成长期的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成熟期的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程度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林大庞等（2011）发现股权激励总体上有助于提高公司业绩，但也引发了高管的盈余管理行为。
3．股权激励与高管其他行为。有的学者研究
了股权激励对高管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Yenn-RuChen等（2011）研究发现，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能增加其风险承担，而高管对风险的承担受高管个人风险偏好影响。RachelHayes等（2010）则发现股权激励并没有发挥激励管理层风险承担行为，并且有较高风险的公司授予高管股票期权的数量下降。
尹玲玲等（2012）认为如果公司存在较多成长机会，股权激励对风险承担行为的激励效果更明显。宗文龙等（2013）考察了股权激励对高管更换的影响，发现在控制经营业绩等因素情况下，实施股权激励的确减少了公司高管更换的概率，而股权激励方式采用股票期权或是限制性股票，对高管更换没有显著影响。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对高管股权激励与高管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比较一致的认为股权激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非效率投资行为、增加创新投入，但是也会引发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而对高管风险承担、高管更换等行为的影响研究不足，未得出一致的结论。此外，很多研究并没有将高管行为与其他因素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而研究角度以及所选样本、变量、研究方法等的差异，使得结论可比性并不高。
（四）股权激励效应
国内外学者对于管理层股权激励效应的研究，主要考察的是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不同的研究观点截然不同。
1．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不相关、负相关。李池洋（2014）、石龙等（2013）、杨莎（2014）认为我国的股权激励机制还不是很完善，资本市场弱有效性使股权激励效用不足，不符合股权激励机制最初的目的。史金平等（2014）经过定量分析得出结论中小板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于业绩的影响效果不显著，并且出现了负相关的趋势。黄倩倩（2012）也发现实施股权激励与中小板上市公司的业绩并不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刘广生等（2013）、张横峰（2014）均发现高管实行的股权激励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公司绩效，但效果并不显著。肖淑芳等（2012）研究认为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并没有显著影响，而公司绩效对股权激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周嘉南等（2014）发现非激励型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呈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激励型高管股权激励却能显著提高公司业绩。李漩等（2013）的研究表明在不考虑调整成本的传统模型下，公司绩效对于股权激励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2．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正相关。刘佑铭（2012）认为股权激励制度有助于减少上市公司管理者的超额消费、过度投资以及闲置资金等利益侵占行为，在实施股权激励方案后，上市公司绩效平均值有一定程度上升。周江生（2012）用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和经济利润模型分析股权激励对企业价值的影响，认为在正常发挥作用下，股权激励有利于提升企业价值。金香花（2013）认为股权激励的实施满足了管理者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从而在精神层面激励管理者努力的工作，从而给企业提高了价值，为股东带来利润。赵海霞（2013）从股权激励“三维本质”视角研究，认为高级管理层持股有助于上市公司财富的增加。赵玉珍等（2012）、冯星等（2014）均认为从长期来看，实施股权激励有助于提升公司业绩。何凡（2011）使用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包含股权激励和其他公司治理机制的公司治理质量与公司绩效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齐晓宁等（2012）、魏贤运（2013）、张敦力等（2013）的经验分析都表明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对高管实施股权激励可以提高公司业绩。王晓洋（2013）研究发现股权激励比现金薪酬激励更有助于公司绩效的提高。王传彬等（2013）基于股权分置改革背景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实施后的公司业绩要好于实施前，并且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效果要好于非国有企业。强国令（2012）认为股权分置改革后，非国有控股公司管理层股权激励效果显著，国有控股公司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
3．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非线性关系。王锐等（2011）通过构建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公司价值有正向影响，但是线性关系并不显著，呈正U形的区间激励效果。曹建安等（2013）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之间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股权激励存在一定程度的区间效应、板块效应和行业效应。刘华等（2010）、刘骏（2012）以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对象实证研究，发现是否实施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有显著影响，但只有在特定区间公司业绩与持股比例显著正相关。杨恒莉（2013）选取中小板企业作为数据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呈U型关系，并且总体效果不显著。从以上文献分析中可以发现，国内外理论界对于股权激励与业绩的相关关系研究结论主要有三种：不相关或负、正相关、曲线相关，这可能是因为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样本、研究方法以及衡量指标导致的。此外，数据样本当年经济波动的影响也可能导致研究结论不一致。
三、结论与启示
本文选取2010-2014年期间有关股权激励的部分文献，从股权激励实施的动机、股权激励机制的影响因素、股权激励与管理者行为的关系、股权激励的效应等方面进行梳理，认为当前理论界对股权激励的研究仍需加强。首先，研究结论难以比较。从表面上看理论界在某些方面（如股权激励实施的动机、股权激励对投资行为、股权激励中机会主义行为等）得到了一致的结论，但是由于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样本、研究方法以及衡量指标，在对这些结论进行比较时，结果会有失偏颇。
其次，研究缺乏整体性。与股权激励相关的研究可能具有整体性，而不是单单某个领域、某一因素、某一行为、某种结果，倘若能从整体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更具说服力。
另外，研究视角有待挖掘。如股权对高管风险承担、高管更换等行为的影响研究较为匮乏，可以尝试从多领域如社会学、心理学、行为学等其他学科领域进行借鉴，形成新的研究视角。
因此对股权激励相关研究进行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在此框架下统一各方面的研究标准，让更多学者对此进行充实和完善可能是解决以上问题的最有效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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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综述篇2
【关键词】股权激励；文献综述
一、引言
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分离引发了委托—问题，这是由于企业股东和企业管理者对企业的经营目标存在分歧，这种分歧的根源则是股东和经理人因为站在各自的角度，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掌握的企业信息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存在着差距，并且对所掌握信息的理解程度也有很大差异。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股权激励的手段，来化解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矛盾，促进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本文从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影响的角度，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梳理总结，以期为股权激励的研究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正相关
肖继辉和彭文平（2002）从1999年至2001年的上市公司年报中筛选了586家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层的报酬和股票回报率（股东利益）业绩质量存在正相关性，且高管层持股带来的收益大约是总报酬的五分之一。
周建波、孙菊生（2003）运用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考察了公司治理特征、经营者股权激励与公司经营业绩提高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实行股权激励的公司，在实行股权激励前业绩普遍较高，存在选择性偏见，成长性较高的公司，公司经营业绩的提高与经营者因股权激励增加的持股数显著正相关，强制经营者持股、用年薪购买流通股以及混合模式的激励效果较好。
宋兆刚（2006）利用2004年年报公布的1017家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了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得出尽管两者的相关度非常低，但管理层股权激励水平与业绩的正相关关系在统计上是显著的结论。
隽娟（2007）以2005年我国深交所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管理层持股的影响做出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管理层持股水平与企业经营绩效正相关，且与每股收益在0.01的水平下显著，而与净资产收益率相关性却并不显著。
程仲鸣和夏银桂（2008）对2001至2006年间变相试行股权激励的72家国有控股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特别是地方政府控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持股比例与托宾Q值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非线性相关
李增泉（2000）研究发现较低的持股比例不会对经理人员产生激励作用，但当经理人员的持股达到一定比例后，股票激励对其的影响显著。持股比例和年度报酬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并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经理人员的年度报酬并不依赖于企业业绩，而是与公司规模及公司所在区域具有密切关系。而当经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票达到一定数量后，持股比例的高低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影响。
张宗益和宋增基（2002）利用morck方法分析了中国上市公司1999年报资料，认为企业绩效与经理持股存在立方关系。
韩东平、颜宝铜、郭峻（2007）研究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与经营绩效之间存在三次曲线关系：管理层持股在0-27.58%之间时，公司绩效随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上升；管理层持股处于27.58%-88.09%这一区间时，公司绩效随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下降；管理层持股超过88.09%时，公司绩效再次随管理层持股比例的增加而上升，这说明当经理人持股达到相当大比例；甚至相对控股或绝对控股时，股权激励作用越发明显。
（三）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不相关
张小宁（2002）利用2000年上市公司数据分析了总经理报酬与公司业绩没有线性关系，但董事长持股与否影响公司业绩。
童晶骏（2003）选取1999年至2001年开始实施股权激励且明确公布了股权激励实施时间、模式、数据完整的34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选取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作为业绩评价指标，得出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实施效果不是很明显，我国的以业绩股票为主的多样化模式结构、虚拟股票期权实施效果较为理想的状况的结论。
李曜和管恩华（2005）以中国石化为研究对象，对股票增值权的激励效应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在实行股票增值权激励计划后，中国石化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得到了逐年增长，净利润虽有所下降但相比同行仍然增长，股东权益得到增加，股票增值权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企业的财务绩效，改善了企业治理机制，提高了企业经营活动真实的盈利能力。并且发现股票增值权结束等待期后，开始行权的第一年，对于管理层的激励效应最大。
李维安、李汉军（2006）选取1999—2003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的公司股权结构对股权激励和绩效的影响不同，在我国当前上市公司持股集中度较高的情况下，股权激励的作用不明显。
顾斌、周立烨（2007）选取了在2002年以前实施股权激励的沪市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为业绩指标，分别行业和股权激励方式进行股权激励效应统计，得出上市公司高管人员股权激励效应不明显，且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激励模式具有不同的激励效应，但从行业角度看，交通运输行业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效果最好的结论。
三、总结
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对企业高管进行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尚无完全定论。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实施股权激励，得到的结果不尽相同。我国相关研究侧重于对股权激励的市场效应以及对国外已取得研究成果的深入细化，还有就是放置在我国特有的股权分置改革的背景下研究这个问题。从内部公司治理安排来看，有些上市公司的高管层权力过大，影响董事会对股权激励方案的制定，导致行权规模、激励对象、激励条件、激励有效期限等变量设置的激励效果不足有限，使股权激励成为公司高层管理者谋取福利的工具，产生非激励目的的股权激励方案，因此，我国的股权激励是否起到激励作用，尚需要实证检验。今后股权激励方面的研究应更侧重于对激励制度本身是否达到激励的效果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周建波，孙菊生.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研究，2003（5）
股权激励综述篇3
【关键词】股权激励选择动因影响因素经济后果
一、引言
股权激励是一种以公司股票为标的，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及其他人员进行长期激励的方式。
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2006年以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围绕股权激励在中国上市公司中的运用开展研究。本文将结合国外对股权激励的研究，对我国近几年关于股权激励的研究进行梳理与回顾。
二、股权激励的选择动因
一些学者针对公司是否选择股权激励做出研究，试图找出影响公司选择的可能因素。吕长江等（2011）认为公司是否选择股权激励，从制度背景层面，处于市场化程度高地区的公司、处于非管制行业的公司更有动机选择股权激励；从公司性质层面，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动机选择股权激励；从股权结构层面，股权结构越分散的公司更有动机选择股权激励；从公司治理层面总体而言，治理不完善的公司更有动机选择股权激励。Chourouetal.（2008）对高管持股对股权激励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也发现股权集中度高的公司，公司股东对管理者的监督较强，会降低对管理者股权激励选择的必要性。
管理者的个人特征也会对公司是否选择股权激励产生影响。高管的年龄越大，公司越有动机对其进行股权激励（Lewellenetal，1987），因为高管年龄越大、越临近退休的管理者越容易出现短视行为，减少对公司长期发展有利的研发支出和投资（Smithandwatts，1982）。
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首先，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减小委托问题，使激励对象提高公司的经营业绩；其次，通过股权激励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对管理者监督的缺乏，规范管理者的行为；最后，也不排除管理者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利用股权激励谋求寻租机会。
三、股权激励有效实施的影响因素
选择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最单纯的目的无疑是解决股东与管理者间的问题、提高公司业绩。股权激励在实施环节中会受到多个因素影响其实施的有效性，很多学者对此做出研究。
大股东的控制权会对股权激励的实施产生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相对集中，不仅有股东与管理者的冲突还有中小股东与大股东间的冲突（李豫湘和屈欢，2014）。周仁俊和高开娟（2012）认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对管理层有着明显的监督作用，控制权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好；而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控制权却与股权激励存在着明显的冲突，控制权越高，股权激励效果越差。此外，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会通过对企业经营活动的干预以及利用其投票权满足其自利的目的，这都与股权激励的目标相冲突，从而降低股权激励的效果（Hart，1995）。
管理层的权力大小不仅会在股权激励计划制定环节有较大影响，在实施环节也会有一定影响。陈骏（2010）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合一会使得管理层拥有过高的权利，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管理层权利越大，出现股权激励过度的程度越大，而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却呈现相反的状态，管理层权利越大，出现股权激励不足的程度越大。
股权激励首先是为减少股东与管理者间的问题，激励管理者按照股东的意愿经营公司，但这也使得管理者与股东陷入了这个激励计划的博弈之中。
四、股权激励实施后的经济后果
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的最终目的是为提高公司业绩，减少管理者短期行为，股权激励实施后是否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有很多学者对此展开研究。
股权激励会通过协同效应提高公司业绩（Katoetal，2005），业绩期权的使用也能使管理者与股东之间联系更为紧密（KuanandQin，2009）。林大庞和苏冬蔚（2011）使用总资产报酬率衡量公司平均业绩，研究发现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较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有着较高的而平均业绩。吕长江和巩娜（2009）通过对伊利股份股权激励计划的具体分析，发现对于股权激励费用的不同会计处理方式也会对公司业绩产生不同的影响。
Hanlonetal（2003）认为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有利于减少管理者的短视行为，减少管理者的盈余管理从而提高公司的长期价值。但很多学者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Chengandwarfield（2005）发现当公司当年利润过高超出市场预期时，股权激励程度越大的管理者越有可能进行向下的盈余管理，以防止未来公司盈余大幅下跌影响其从股权激励中的收益。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投资者较公司的现金流更看重应计利润，因此管理者通过盈余管理影响股票价格，从而从股权激励中获得更多好处（马会起等，2010）。苏冬蔚和林大庞（2010）发现提出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较提出激励计划前，盈余管理行为显著增加。
罗富碧等（2008）还发现股权激励与管理者的投资决策会互相影响，投资通过对公司绩效的影响会影响管理者的股权激励收益，股权激励作为长期激励机制也会影响管理者对投资的选择，其中实行股票增值权的公司的投资量较其他公司更大。
由于我国经济环境的特殊性，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较国外也有一些特有之处，因此，很多学者也在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进行现状研究的同时，为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发展提出了一些启示：
1.注重股权激励模式的创新。股权激励计划中应融入积极的信号，肯定管理层的业绩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的前景，延续股权激励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2.公司内部治理环境的优化调整。适当弱化经理人的管理权力及大股东的控制力，减少管理层在股权激励计划制定时的自利行为及大股东对股权激励实施效果的不利影响。
3.增加股权激励的信息披露。除对管理层股份支付的会计信息进行披露以外，还应增加上市公司以后预计股权激励的每年摊销的费用额、股权激励费用对于公司财务状况与经营成果的影响等信息的披露。
参考文献：
[1]吕长江，严明珠，郑慧莲，许静静.为什么上市公司选择股权激励计划[J].会计研究，2011.
股权激励综述篇4
关键词：股权激励；公司绩效；中小企业
中图分类号：C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导论
1.1研究背景
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是现代企业制度最显著的特点，并产生了职业经理人队伍，如何保证所雇佣的经理人能尽心的工作，并保证他们的决策与股东利益一致，从而实现企业利润或股东财富最大化，成为公司治理中的核心问题。实践证明，对经营者进行激励而非单纯实施监督或惩罚是最有效的办法。
股权激励作为一种新型的激励模式和分配制度，在国外已有50余年的发展历程。对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却存在很大分歧。本文以上市中小企业为基础，进一步研究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为我国上市中小企业改进治理机制提供借鉴。
1.2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是：通过描述性统计研究，对比已实施和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中小企业的绩效来证明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上市中小企业绩效的提高；通过对比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资产负债率的上市公司在不同激励模式下的绩效来证明公司绩效的影响因素；通过回归分析，进行自变量及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分析，以判定股权激励下给予经营者的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程度。拟选择的自变量为经营者持股比例，因变量为净资产收益率。
2股权激励基础理论及与公司绩效的内在关系
2.1股权激励的含义
股权激励是通过约定的方式，让经营者获得一定数量的股权，使经营者由单纯的人转变为管理者和所有人，并使经营者的利益和股东利益保持一致。
2.2股权激励的作用机理
股权激励的作用机理是通过某些影响因素和传导机制，激发经营者的正确行为，达到影响公司绩效的目标。即通过设计合理的股权激励合约，促使经理人努力工作，并有效配置内部资源、积极利用外部资源，使得公司长期价值得到发展、公司股价上升、股东的权益得到增值，同时经理人所持的股份得到增值、股东及经理人的效益达到最大化。
2.2股权激励理论基础及与公司绩效的内在关系
2.2.1股权激励与委托―理论
委托―理论是股权激励源起的基本理论。经典的委托理论是由美国经济学家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提出的。他们认为企业所有者兼经营者的方式存在着极大的弊端，于是倡导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所有者将经营权让渡，保留剩余索取权。由于委托人和人契约安排的不完备性，引起了委托―问题。1976年，迈克尔・詹森(michaelC.Jensen)和威廉・麦克林(williamH.meckling)发表的论文《公司理论:管理行为、成本和资本结构》提出成本理论(实证理论)，把成本概括为:监督成本、约束成本、剩余损失。
Jensen和meckling认为要想解决公司治理中的委托问题，就必须把企业的人转化为委托人，即给予经营者一定的股份，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所有者。从理论上讲，经营者的持股比例越高，表示他们对剩余权利的索取就越多，对工作的热情和努力程度也越高，在职消费就会越少，进而实现企业价值最大化。
2.2.2股权激励与人力资本理论
人力资本思想的萌芽最早是在1676年，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佩蒂将人类生命的损失与战争中武器等物质的损失进行了比较，一般认为，这是“首次严肃地运用了人力资本概念”。之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全体国民后天获得的有用能力算作资本”，对人力资本的价值给予了充分肯定。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人类关于人的生产能力分析的新思路，其主要观点是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
人力资本理论的思路与Jensen和meckling的委托―理论基本一致，不同之处在于人力资本产权理论将股权激励的过程表述为资本产权的物质化过程。在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治理机制恶化起因有两个，一是委托―问题，二是企业内部所有者缺位。因此，人力资本产权理论的研究目的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改革提供思路，即通过股权激励使国有企业人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物质形态，同时成为企业所有者。
2.2.3股权激励与动机理论
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是最广为人知的动机理论。他认为如果要激励某一个个体，必须要先了解此人处于哪一个需求层次上，然后再实施合适的激励手段。而根据斯达西・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当经营者公司的业绩优于他人的公司，而经营者的薪酬却无优势时，很容易陷入不满情绪，进而影响其工作效率。
动机理论可以描述为：人拥有股票会改变其行为模式，其拥有的股权份额越高，努力程度越高，在职消费越少，剩余索取权也会越高。股权激励将个人利益与企业运营状况相联系，是一种“公平”的安排，同时，授予股权既是对经营者工作的肯定，又能增加他在人力资本市场中的声誉，还能满足其成就感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
3我国上市中小企业股权激励与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3.1样本选取
证监会将上市中小企业行业划分为13个类别，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中小企业主要集中于公用事业、房地产、工业、商业和综合五大行业。本文选取上海、深圳股票交易所的上市中小企业作为样本，同时对样本做了如下处理：剔除数据残缺、未公布具体实施时间和实施方式的企业和取消计划并且没有重新公布激励计划的企业，剔除控股股东有重大变化的企业，剔除异常样本（St、SSt、pt企业）。未剔除曾经实施股权激励或者公布计划且在以后年度未放弃股权激励尝试的企业，笔者认为该类企业没有放弃股权激励的实践，依然能够起到激励的效果。见图1。
图1样本行业分布图
根据图1显示，不同的行业对于股权激励的重视程度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工业企业经营者持股比例超过20%的比重高达62.8%，占了样本的大多数。根据统计信息，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中小企业资产负债率主要集中在30%―70%之间，说明公司在选择资本结构时持比较谨慎的融资态度，没有出现完全负债经营的情况。
3.2描述性统计
选取30家已实施股权激励和30家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中小企业作为对比样本。样本选自不同的行业，同组的对比样本选自相同行业。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同时是在2008年之后没有公布过股权激励计划的公司。
3.2.1自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股权激励公司经营者持股比例
根据表2显示，2008年至2010年，我国上市中小企业经营者持股比例均值为6.14%-9.20%，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而西方发达国家经营者同期持股比例均值为10%-15%，因此，我国上市中小企业股权激励尚不足。
3.2.2因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3净资产收益率的比较
根据表3显示，2008年至2010年，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中小企业绩效明显优于未实施的企业，且净资产收益率均值呈现上升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已肯定了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中小企业规模小，资金压力大，无法给予员工高额的工资或奖励。实施股权激励后，经营者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盈利和未来发展状况，因此，一方面可以激励人才，另一方面又不必承担过多的现金支出。
3.3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分析
公司绩效通常体现在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本文以选取的中小企业2008年至2010年年报中的数据作为基础，以经营者中的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作为股权激励水平，分析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见表7。
表4股权激励与上市中小企业绩效关系
根据上述分析结果，说明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且股权激励程度越高，公司业绩就越好。但是根据纵向比较的结果，相关系数呈现逐年递减的趋势，说明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步弱化，其与我国股票市场操作不规范，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存在一定的关系。
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使得所有者和经营者目标不一致。通过股权激励可以把经营者的利益和股东利益相统一，达到共赢的目标。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都息息相关。
4.研究结论
我国上市中小企业中股权激励程度尚不足，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上市中小企业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股权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步弱化。
总结
综合以上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上市中小企业实施股权激励对公司绩效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但是该影响并不是绝对的线性相关，而是应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否则将会适得其反。同时，经营者持股是影响公司绩效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要想提高公司的绩效水平，应该在实施股权激励的同时，适度考虑其他辅助因素，建立科学的公司绩效和股权激励评价体系，使公司业绩真正实现持续稳步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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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激励综述篇5
【关键词】高管层；中央企业；股权激励；企业业绩
一、本文相关概念界定
（一）中央企业的界定
中央企业简称“央企”，通常指由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督管理的企业，是由国家直接创办、领导的企业。广义的中央企业包括三类：一是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企业；二是由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管理的企业，属于金融行业；三是由国务院其他部门或群众团体管理的企业。狭义上讲，中央企业是国资委监督管理的企业。本文所涉及的中央企业是狭义的中央企业，是国资委网站上公布名单的中央企业。
（二）高管层的界定
本文研究的高管层包括年报摘要中披露的董事、监事与其他高级经理人员，具体包括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总裁、副总裁、总会计师、总经济师、总工程师、财务总监等。
（三）国企高管层的约束机制
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同时具有营利法人和公益法人的特点。本文使用《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中规定的央企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作为国企高管层经营业绩的约束机制。其中，考核公共绩效的核心指标用经济增加值，考核经营绩效的财务绩效指标是利润总额和净资产收益率。
（四）国企高管层激励机制
国有企业高管层激励机制的形式有很多种，包括：薪酬激励、股权激励、控制权激励、行政晋升、声誉激励等。本文主要采用股权激励机制进行实证分析。
二、样本选择、数据来源及统计方法的选择
（一）样本选择
在样本的收集过程中，没有发现被St、pt的公司。因此，本文的样本为2006年实行股权激励的上市中央企业。
（二）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于巨灵数据库和国泰君安数据库。所选择的企业业绩评价指标部分来自于2006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
（三）统计方法的选择
本文利用SpSS作为分析软件，首先对可以反映中央企业绩效的相关财务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及因子分析，得出一个可以反映中央企业绩效的综合指标。再将这一综合指标作为因变量，将高管层持股比例作为自变量，在控制某些可能影响公司绩效的变量的情况下对因变量和自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偏相关分析。如果偏相关分析的结果证明了两者呈现显著的相关关系，便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两者的相关系数。
三、实证分析
（一）假设的提出
国内外许多学者研究过股权激励机制与公司业绩之间的关系，但对于两者之间关系的观点并不统一，仍然存在争议。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另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或正相关关系不显著。持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Hall、JeffreyLiebman、morck、ShleiferandVishny、李增泉、周建波和孙菊生等；持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Demsetz、Lehnpalia（2001）、袁国良和魏刚等。在二者存在正相关关系的观点中，对二者的相关性又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是线性相关；另一种则认为二者曲线相关。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以下3个假设：
H1：在研究样本中，高管层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呈显著的线性正相关关系。
H2：随着高管层持股比例的增加，其与企业业绩的正相关性越显著。
H3：样本中高管层持股比例的平方与企业业绩之间
呈二次曲线正相关关系。
（二）模型的建立
本文建立了检验企业业绩综合指标的模型，分别给予《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中规定的考核企业经营业绩的财务指标以及能够反映企业经营业绩的其他财务指标以不同权重，由此综合出考核中央企业经营业绩综合指标的模型，即中央企业综合业绩评价模型1，具体如下：
设主因子F（综合业绩）表示为变量fj（各相关财务指标）的线性组合：
F=β1f1+β2f2+Λ+βjfj（j=1，2，Λ，m）（1）
其中，F表示以因子分析法计算的公司业绩的综合评价指标值；βj表示第j个因子方差贡献率与累计方差贡献率的比率；fj表示第j个因子。
对于检验公司业绩与高管层持股比例之间的关系主要设计了以下回归模型：鉴于公司业绩不仅仅是取决于高管层持股比例，可能会受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本文考虑了控制变量。模型2表示实施了股权激励后的公司业绩与高管层持股比例和相关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的假设之一是两者之间呈二次曲线关系，因此本文加入了高管层持股比例的二次方作为自变量，建立模型3。
Fi=αi+β1×Romi+ContralVariablei+εi
（i=1，2，3...）（2）
Fi=αi+β1×Romi+β2Rom2i+ContralVariablei+εi
（i=1，2，3...）（3）
其中，下标i为样本公司，αi为每个样本公司的固定效应，Romi为检验变量，代表中央企业高管层的持股比例，ContralVariablei为控制变量，分别为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DeBt）和股东平均持股数（aS），εi为误差项。
（三）对中央企业业绩评价模型的因子分析和主成分分析
首先，对《中央企业负责人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中确定的5个考核指标以及反映企业业绩的其他7个指标进行KmoandBartlett'stest，分析这些变量间的信息重叠程度即相关度，检验结果确定他们是否适合因子分析法。若可以使用因子分析法，再对这些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分析哪些指标对综合业绩的影响较大。其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赋予这些与综合业绩关系密切的因子不同的权重。最后，根据因子分析得出的指标和主成分分析得出的各指标的权重，计算评价企业业绩的综合因子得分函数。KmoandBartlett'stest的结果如表1所示。
表1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结果说明，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是513.392，相应的概率p接近0，显著性水平α为0.05，由于概率p小于显著性水平α，应拒绝零假设，认为系数矩阵与单位阵有显著差异。同时，Kmo统计量的值为0.698，接近于0.7，这说明各变量间信息重叠的程度较好，根据Kaiser给出的Kmo度量标准可知原有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对各因子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最能解释因变量的主因子。各因子解释原有变量总方差的情况如表2所示。
表2第一组数据项（第2至第4列）描述了初始因子解的情况。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值为6.222，解释原有12个变量总方差的51.848%，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1.848%；第二个因子的特征根为2.345，解释原有12个变量总方差的19.541%，累积方差贡献率为71.390%。依次类推，在初始解中由于提取了12个因子，因此原有变量的总方差均被解释。第二组数据项（第5至第7列）描述了因子解的情况。可以看出，由于提取的4个因子共解释了原有变量总方差的89.241%，接近于90%。总体上，原有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因子分析效果较为理想。 再对提取出来的4个因子进行因子载荷分析，确定这4个因子的权重。因子载荷分析的结果如表3所示。
根据表3中所列的前4个主成分，再按照各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综合因子得分函数如下：
F=0.5809f1+0.2190f2+0.1125f3+0.0876f4
其中，f1代表利润总额p，f2代表净利润np，f3代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Roa，f4代表企业的eVa值。即F=
0.5809×p+0.2190×np+0.1125×Roa+0.0876×eVa
（四）高管层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的线性相关性分析
在控制了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股东户均持股数这3个指标的情况下，以高管层持股比例作为自变量，企业业绩作因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在表4中，在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股东户均持股数作为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公司综合业绩和高管层持股比例间的偏相关系数为-0.0295，呈极弱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高管层持股比例对公司综合业绩的线性影响非常弱，高管层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呈极弱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可以得出假设1不成立。
（五）高管层持股比例分区间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
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知，在存在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高管层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呈现极弱的负相关关系。考虑到高管层持股比例比较分散，所以在研究高管层持股比例与企业综合业绩的相关性时，本文把高管层持股比例分为4个区间，分别研究在这4个区间内的相关关系。这4个区间分别为：0
4个区间的偏相关系数分别是-0.1072、0.0758、0.1896、0.000，并不是依次递增的。系数的绝对值都小于0.3，这表明，在前3个区间内，高管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综合业绩之间存在微弱的相关关系，在第4个区间内两者之间不存在相关关系或相关关系极小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可以得出假设2不成立。
（六）高管层持股比例的二次方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分析
通过对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股东户均持股数进行控制，把高管层持股比例平方之后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进行偏相关分析。分析结果如表9：
表9中，在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股东户均持股数作为控制变量的条件下，公司综合业绩和高管层持股比例间的偏相关系数为-0.0545，系数的绝对值接近于0，即两者之间存在微弱正相关关系。说明高管层持股比例的二次方对公司综合业绩没有显著影响。由此可知，假设3也不成立。
四、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央企业中，高管层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很微弱，没有呈现出高度的相关性。
第二，在按照高管层持股比例不同对其进行分区间讨论时，发现中央企业中，并不是高管层持股比例越多公司绩效就越好。
第三，对高管层持股比例的二次方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进行分析的结果显示，高管层持股比例的二次方与企业业绩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即高管层持股比例与公司综合业绩之间不存在二次的曲线正相关关系。
由于中央企业数量较少，其中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数量更少，导致样本量相对来说较少。在衡量企业经营业绩的指标选择时，对因子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主观性。另外，本文的数据选择是根据公司年报中披露的公司董事会成员和高管层的相关信息进行收集的，存在上市公司披露不足所导致的误差。因此，以上的结论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就目前实际情况看，即使在已经试点了股权激励的中央企业中，高管层持股比例相对于整个市值而言也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股权激励的全面应用还有很大空间。但要发挥股权激励机制的正效应，避免股权激励机制可能的消极影响，应该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完善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提高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经营者长期激励制度特别是股权激励制度的实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环境的完善程度。必须完善资本市场，通过加强监管、强化信息披露，使股票价格尽可能准确地反映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经理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证券市场的有效性。
第二，规范企业治理结构。对中央企业来说，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建立规范的董事会，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是股权激励有效实施的前提。目前，大部分中央企业法人治理结构还需进一步完善。在这种情况下，股权激励必须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进程相适应。
第三，激励和约束应该配套。股权激励是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的重要方面，但不能片面强调激励作用，在推出股权激励的同时，也要有相应的惩治措施。
第四，从中央企业股权激励试点中反映出的问题可以看出，目前尚存在股权激励实施条件过宽、业绩考核不严、预期收益失控等问题。因此，就我国当前的经济环境及中央企业性质的特殊性而言，股权激励机制在我国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中的应用需要慎重。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冲击的情况下，中央企业更应该慎重使用股权激励机制。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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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管激励；企业绩效
国内外学者针对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研究，但由于众多学者运用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及研究的对象各异，到目前为止，对于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本文首先将高管激励分为货币性激励及非货币性激励，分别阐述其与公司经营绩效之间关系。
一、货币性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综述
货币性激励主要包括薪酬激励（包括基本工资、津贴、福利及奖金）、股权激励及在职消费（刘勇）[1]。国内外学者对于货币性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已趋于成熟，但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尚未取得一致结论！
货币薪酬方面：部分学者认为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Kevin、刘绍娓和万大艳[2]、陈丹和刘杰琼[3]）。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高管货币薪酬与企业绩效无显著正相关关系。如魏刚[4]、Jensen和murphy[5]及Yermack认为高管年度报酬与公司业绩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谌新民和刘善敏的研究也表明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不存在显著线性相关关系。
股权激励方面：股权激励能有效降低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第一类成本（Jensen和meckling）。部分学者认为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如KatoH，Lemmonm，Luom、于东智，谷立日、徐宁等均认为高管持股有利于克服管理者的短行为及成本，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线性关系或者负相关。如王锐等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区间效应呈“正U型”关系。顾斌和周立烨、白洁等均发现股权激励对公司业绩的激励作用不明显。
在职消费方面：理论界关于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主要有观和效率观两种观点，观认为在职消费是一种难以监控的公司高管为了谋取私利采取的手段，易造成企业资源浪费。而效率观则认为在职消费给高管带来的优越感能够激发高管的潜能，提高效率。Fama、罗宏和黄文华[6]的研究均验证了观。Rajan和wulf[7]、朱焱和翟会静研究则验证了效率观。
二、非货币性激励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综述
非货币性激励主要包括管理层权力、内部薪酬差距及职位晋升等（刘勇）。国内外学者较少对高管非货币性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进行单独研究，更多的是关注非货币性激励对货币性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影响。
管理层权力方面：权小锋等、Bebchuk，L.a.Fried，J.m.等认为管理层权力越大，其获取的私有收益就越高，越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卢锐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可以加大高管内部的薪酬差距，但是对于绩效的影响却不显著。朱焱和翟会静的研究表明，管理层权力削弱了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激励作用。高遐等证明了在高管理决断权情况下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挂钩更加紧密。吴作凤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管理层权力越大，股权激励强度越高，激励契约中设定较长有效期的概率越低。
内部薪酬差距方面：锦标赛理论从动态视角解释薪酬差距，认为企业内部的晋升基于相对绩效排序，薪酬差距来自组织层级的不同，较大的薪酬差距能产生较好的激励效果。虽有少部分学者质疑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激励效果，认为内部薪酬差距有失公平，挫伤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巫强、张正堂）。但绝大部分学者的研究表明锦标赛的存在性并与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常建、林浚清等、白锋和程德俊）。
政治激励方面：国内外更多的是消极的以高层管理者被动变更的角度去研究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发现高层管理者的变更与企业绩效负相关。龚玉池、张丹等、朱红军[8]等均认为经营者变更威胁并不是一种有效的激励方式。研究发现高层更换的可能性显著地与公司绩效负相关。宋增基则认为政治激励存在的时候，绩效对物质报酬的边际贡献下降，此时物质激励和政治激励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
三、相关文献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对于高管激励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研究：国外学者关于高管激励与公司绩效的理论体系已经成熟，但其实证研究主要是以英美或日本等发达国家大型上市公司为主，缺乏对发展中国家上市公司的研究。而我国学者对于高管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这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学者采用的研究方法及研究数据不同所造成的。我国的行业及地域发展不平衡亦可能是导致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李玲曾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薪酬和持股激励效应存在着较大的行业性差异。对于各项激励措施之间的配合效应的研究：大部分学者主要在研究非货币性激励对货币性激励与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而鲜少有学者研究货币性激励对非货币性激励与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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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罗宏，黄文华.国企分红、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J].管理世界，2008，（9）：139-148
一、理论文献综述提要
（一）成本理论的起源
现代企业理论被称为“企业的契约理论”（Coase，1937）按研究的重点不同，企业理论可以划分为两个主要分支，交易成本理论和理论。前者侧重于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后者着眼于企业的内部结构与企业中的关系。其中理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詹森和麦克林（1976）提出的成本理论；另一类是委托——理论，基本上完全以正规的数学模型来表达，更加形式化和抽象。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重点研究企业内部结构的激励问题（监督成本），他们提出了“团队生产”理论，并认为企业就是一种典型的团队生产。它有三个形成条件：①有n≥个具有共同目标愿望的队员；②所有成员协作生产，任何一个成员的行为都会对他人产生影响；③团队生产结果具有不可分性，即每个成员的个人贡献无法精确地进行分解和测算。因而也不可能精确地按照每个人的真实贡献去支付报酬。偷懒和搭便车行为由此产生，为了减少偷懒和搭便车，就需专门从事监督工作的人，同时要激励其积极工作，就应使其有占有剩余权益和修改合约条款的权利。
Jensen-meckling（1976）提出了成本的概念，并认为成本是企业所有权的决定因素。他们指出现代企业里通常存在着两种冲突，一种是外部股东和管理者（内部股东）之间的冲突，一种是债权人和股东（外部股东和内部股东）之间的冲突。伴随着这两种冲突的是相应的外部股权的成本和负债的成本。他们认为，成本来源于管理人员不是企业的完全所有者这样一个事实。在部分所有的情况下：①当管理者尽力工作时，他可能承担全部成本而仅获得一部分利润；②当他消费额外收益时，他得到全部好处但只承担一小部分成本。由此管理人员有追求额外消费的不积极工作的动机，使得企业的价值小于他是完全所有者时的价值，两者之差被称之为成本。成本具体包括：①订约成本；②监督和控制人的成本；③确保人作出最优决策或保持委托人由于遭受次优决策的后果而得到补偿的保证成本；④不能完全控制人的行为而引起的剩余损失。
（二）成本减少的理论研究：
丁玉影，仲崇云（2004）以委托理论作为降低成本的理论依据，提出的降低委托成本的方案为：①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降低成本，改善公司所有权控制结构安排。②通过增加股利支付比例或增加负债比例来降低成本：a.增加股利支付比例以增加企业外部权益资本筹资机会；b.增加负债比例以减少企业外部权益资本筹资机会。
向荣和贾生华（2001）认为：为了降低成本，就必须建立完善的人激励约束机制。李海鹏（2005）认为：当股权结构由分散趋于集中时，公司治理中问题正由外部股东与内部管理者之间的委托向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委托转化。对我国上市公司而言，成本更主要的体现为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掠夺”。其对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综合控制，提出三点：①变单层委托关系为双层委托关系；②强化独立董事的作用；③推行累计表决制度。
赵卫东，潘江玲（2005）从职业经理人的角度分析产生成本的原因为：①职业经理人具有自利性，②职业经理人的风险规避，③企业契约的不完全性，④信息不对称，⑤隐性行动；他们提出降低职业经理人成本的对策为：①完善职业经理人的激励机制：a构建有效心理契约内化产生激励力量，b重点构建长期薪酬体系，c针对需求的多样化，实施全方位非物质激励，d提供经理人发展途径，进行职业生涯激励。e利用外部市场因素，实施隐性激励。②对职业经理人的约束机制：a内部制度约束机制（内部监督制度，经营决策制度，财务控制制度），b外部市场约束机制（产品市场，资本市场，经理人市场）。
段新生（2005）提出用经济增加值作为管理者绩效评估和激励机制的基础，使得管理者的个人利益与公司的整体利益统一起来，管理者就会以与股东一样的心态去经营管理，像股东那样思维和行动，这样能有效地避免企业的成本。
二、实证文献综述
Rozeff(1982)和easterbrook(1984)等学者从成本理论出发，提出了股利成本理论模型。Rozeff模型认为,股利支付是一种像保证成本或审计成本一样用于减少股权成本的机制。easterbrook(1984)的理论模型认为股利支付有利于降低成本。股利支付通过迫使企业不断地进入资本市场融资来降低成本,因此企业的股权成本越高,现金股利支付率应越高,相反,如果企业的股权成本越低,现金股利支付率也越低。
顾乃康和宁宇（2004）研究了多样化战略与理论，根据理论提出两个假设：①成本理论预期，负债水平与多样化程度呈负相关关系。②成本理论进一步预期，采取不相关多样化战略的公司，其负债水平将低于采取相关多样化战略公司的负债水平。选取2002年深沪两市的612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拒绝了上述两种假设。他们初步分析了拒绝这两种理论假设的可能原因为：①负债这种治理机制在我国转轨经济中还没有起到约束管理层行为的作用，并且在预算软约束尚存的情况下，管理层因无需为自己的决策行为承担更多的责任而愿意使用更多的负债为多样化经营融资；②成本理论的假设是建立在多样化经营会引起公司绩效下降的假定基础之上的，而在他们的研究所做出的对盈利性的初步检验中却反映出样本公司的多样化扩展行为并未引起显著的绩效差异，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层有可能使用较高的负债为多样化战略融资而无须担心破产的威胁。
曾颖和叶康涛（2005）通过构建一个两时点大股东掠夺模型，考察了股权结构、成本与外部审计需求之间的关系，其模型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逐步上升,大股东掠夺效应先是要超过其监督效应,表现出成本与大股东持股比例正相关,但随着大股东持股比例进一步上升(譬如说超过某一绝对控制点),则此时持股比例的增加并不会导致大股东掠夺程度的进一步上升,但却会使大股东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趋于一致,从而又将表现出成本与大股东持股比例负相关的关系,即成本与大股东持股比例成倒U形关系(相应地,企业价值与大股东持股比例成U形关系)。由于成本较高的公司对外部审计服务需求也较高,因此,与之相对应，企业对外部审计需求也呈现出倒U形关系。他们又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1和2002年的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价值呈显著的U形曲线关系，而与外部审计需求呈显著的倒U形关系，说明委托问题较为严重的企业存在通过聘请高质量外部审计师来降低成本的动机，支持了他们的结论，并且，他们采用两阶段oLS回归分析，提出外部审计可以有效降低中国上市公司的成本。此外，通过全文分析，他们认为债务融资可以作为降低成本的有效机制。
蒲勇健，周莉（2006）对委托理论进行进一步的拓展研究，纳入相对业绩标准，建立涉及一个涵盖多解释变量的激励模型（包括经营者业绩、努力水平、闲暇偏好、股票期权以及不可控外部环境因素等），通过纳入相对业绩前后激励效果的比较，分析激励强度、成本以及风险分担等的变化，作者通过模型分析认为相对业绩标准的引入不仅可以提高经营者激励强度，降低所有者风险，同时可以降低成本。
王学斌（2005）利用博弈论中的委托-理论构造了一个参数化的委托-激励模型，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分析了其认为导致成本的主要四个因素：一是客观随机扰动，二是人的绝对风险规避度，三是人努力的成本系数，四是委托人对人的奖励比例系数。得出的结论是：①成本随着随机扰动的方差的上升而增大。管理环境、企业文化环境等因素导致的团队动力的一致方向越分散，管理效率越低下，从而导致成本提高。管理者必须加强企业文化建设，通过培养员工对团队目标的认同，弘扬团队精神等来构筑团队共同意愿，同时企业文化也是其他激励制度与措施的大环境与背景，它涵盖企业管理的全过程和企业的各个层面并能有效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②人的风险规避度是产生成本的重要根源。人的风险规避系数越是高，成本就越高，利润潜力的损失便越大。降低成本直接可以见效的政策选择，便是采取租赁、出售或租售国企的方式。③人努力的成本系数越大，成本越高。④当委托人考虑了对人的激励时会降低总的成本。
宋力，韩亮亮（2005）以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1080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管理费用率、总资产周转率计量成本，采用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度反映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这四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为成本与股权集中度显著负相关，与股权制衡度显著正相关。
三、研究动向
关键词：组合激励；公司绩效；公司经营者；因子分析；逻辑回归
一、引言
在两权分离条件下，Jensen和meckling，Fama，Holmstrom，Hart等人运用委托理论框架分析了管理者的行为，从而引发了更多理论研究对管理层激励问题的关注[1]。在实证研究中，Jensen&murphy[2]、魏刚[3]、李增泉[4]、李维安等[5]等学者。文章拟从组合激励的层次方面展开关于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者组合激励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
二、实证研究设计
（一）基于因子分析的logit回归分析
本文的研究是在对公司综合经营绩效评价的基础上分析经营者组合激励与公司经营绩效的关系，以验证组合激励机制的有效性。
（二）基于因子分析的logit回归分析思路和步骤设计
文章试图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运用logit回归分析来验证，具体的思路和步骤如下：
步骤一，首先按照研究要求提取t年和t-1年的样本指标数据。
步骤二，对相应的指标按照极差变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在分析之前，适度指标应先转换成正向指标。标准化按下公式：
步骤三，运用spss15.0软件，对上述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分别计算两年的因子得分数。
步骤四，叛别t年和t-1年的上市公司综合经营绩效得分高低，并将结果作为二分因变量Y。如果t年得分高于t-1年，说明公司经营绩效上升，记为1；如果t年得分低于t-1年，说明公司经营绩效下降，记为0。
步骤五，将因变量值和经营者的薪酬、持股比例、选聘方式、社会兼职等值引入到logit回归模型中。
（三）变量选择及假设
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者物质与非物质组合激励形式主要表现在薪酬激励、股权激励、职位晋升激励、担任社会职务等声誉激励。本文研究的变量命名为：
1、研究假设
根据理论分析，提出本文研究的假设：
假设1：假设薪酬越高与经营绩效提高的概率就越大。[6]
假设2：上市公司经营者持股比例越高，上市公司绩效增长的概率越大[7-8]。
假设3：假设选聘方式与企业经营绩效相关以及内部晋升与公司经营绩效提高的概率正相关。[9-10]
假设4：假设社会兼职与公司经营绩效提高的概率正相关。[11]
2、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的各项指标为2014和2015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公布数据。从实证研究的一般性和可得性出发，本部分从我国沪、深两证券交易所所有上市公司中按照：
条件一：高管人员在上市公司中任职满一年（2014-2015年度）；
条件二：高管人员候选选择为职业经理人；
获得了239家上市公司作为数据样本。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本文所有的研究数据均来源于深圳国泰安信息数据库。
3、因变量的评价指标选择
正确设置公司绩效指标是至关重要的。为保证变量的可度量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共选取20个指标来反映公司经营绩效各个方面的信息。
三、基于logit模型的实证研究
（一）统计描述
通过样本中各变量的数据特征及相互关系（见表2、表3），发现“零持股”现象的普遍使得股权激励的效果没有得到相应的发挥。从统计描述表可以看出职位获取仍以内部晋升为主，外部招聘少。提高经营者的社会声誉，可以从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的综合经营绩效，但这种趋势还不明显；年末持股比例与报酬总额体现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说明经理的控制权在经理的薪酬谈判中占据重要位置。[12]
（二）主要检验结果
其中y为上市公司综合经营绩效提高的概率，x1…xn，为各个自变量，ε为随机误差项。主要研究结论如表5所示。其中第3、6、9行表示系数的标准误差，第4、7、10行表示Z统计量。
由表4可知，模型1-3中，实证的检验结果刚好和假设一相反，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经营者薪酬水平不合理，经营者薪酬水平超过了公司经营绩效的增加水平，薪酬激励没有起到较好的激励效果。
模型1-3中，经营者的社会兼职与公司经营绩效增加的概率呈现出正值，并且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
通过给予经营者适当的社会实务，可以提高的社会声誉，满足经营者的非物质需求，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经营绩效。
模型2和3中，虽然经营者的选聘方式虽然表现出正的系数，但是都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可能原因是内部晋升还没有被看成一种重要的人员激励方式，激励效果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模型2中，虽然经营者的持股比例表现出正相关关系，与假设二表现出了一致性，但是该自变量没有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不能进入到方程。
四、研究结论
根据以上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基本结论和政策涵义包含四个方面：
第一，从经营者的薪酬来看，职业经理人的薪酬和公司的经营绩效间存在负相关关系，我国公司实行的年薪制很难起到“奖优罚劣”的目的。
第二，社会兼职与公司经营绩效的提高表现出正的相关关系，进一步完善经理人声誉机制对防范经理人行为的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三，经营者持股是长期激励的主要方式，改变我国目前经营者“零持股”或“持股比例低”的普遍现象，发挥股权激励的实际效果。
第四，应以完善声誉机制为基础，加快内部晋升机制和外部经理人市场建设。（作者单位：西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何枫，陈荣.公司治理及其管理层激励与公司效率――关于中国上市公司数个行业的实证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08（08）：142-152.
[2]Jensenm，KJmurphy.performancepayandtop-managementincentives[J].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1990，98（02）：225-264
[3]魏刚.高级管理层激励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J].经济研究，2000（03）：32-64.
[4]李增泉.激励机制与企业绩效[J].会计研究，2000（01）：24-30.
[5]李维安，张国萍.经理层治理评价指数与相关绩效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5（11）：87-98.
[6]肖继辉.基于不同股权特征的上市公司经理报酬业绩敏感性[J].南开管理评论，2005，8（03）：18-24.
[7]于东智，谷立日.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的激励效用及影响因素[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1（9）：42-46.
[8]吴淑锟.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U型关系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2（01）：80-87.
[9]胡铭.公司高层经理与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J].财贸经济，2003（04）：59-62.
[10]周立，贺颖奇.我国上市公司高级经理人补偿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当代经济科学，2003（3）：67-73.
关键词薪酬激励股权激励盈余管理
一、引言
上市公司高层的薪酬激励是公司治理中一个核心问题。基于公司经营业绩指标制定薪酬方案是薪酬激励的前提条件，但这种制定方法往往会导致公司管理层利用所掌握的优势信息通过盈余管理对公司的短期经营业绩进行修改和操纵，损害公司长期利益。上市公司在制定薪酬契约过程中，股东往往是以管理层的经营业绩（净利润）为评价标准，因此，公司管理层在其可选择的范围内利用会计政策选择的弹性，对盈余进行操纵，使经营业绩符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需求。
二、基于现金薪酬与盈余管理的综述
Healy（1985）研究了从1930—1980年中之以当期净利润为标准制定薪酬契约的94家公司。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净利润低于盈余下限，管理层有动机进一步降低净利润，以期在未来的期间内获得较高的盈余；如果净利润高于盈余上限，管理层同样有动机降低本期净利润，因为再高的净利润也无法获得比最高收益还要高的收入；如果净利润处于高低盈余界限之间，管理层有动机提高净利润以期获得更高的薪酬。后来，其他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由于现金薪酬引起的应计项目操纵行为上。mcnichols和wilson（1988）样本公司的盈利情况和坏账准备中操纵性部分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盈利情况特别好和盈利情况特别差时，操纵性坏账准备计提较多，而处于上下限之间的盈余情况下，操纵性坏账准备较少。王跃堂（2000）对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及其经济动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决定上市公司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是证券市场的监管政策、公司治理结构、公司经营水平以及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王克敏、王志超（2007）从高管控制权和盈余管理角度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报酬与盈余管理正相关，当总经理来自控股股东单位或兼任董事长时，高管控制权的增加提高了高管报酬水平，但却降低了高管报酬诱发盈余管理的程度。李增福、董志强、连玉君（2011）以我国所得税改革为背景，从真实活动操纵的角度研究了管理层薪酬与盈余操纵的关系。研究表明管理层薪酬对负向的应计项目操控有负效应，对正向的应计项目操控和真实活动操控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从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和真实活动操控两个方面证实了薪酬契约假说。
三、基于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的综述
近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考察公司对管理层股权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但是得出的结论却不尽一致。Gao和Shrieves（2002）发现持有股票期权的管理者具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持有限制性股票和长期激励计划的管理者不具备盈余管理的动机。peng（2008）以美国上市公司发生股东集体诉讼作为盈余管理的替代变量，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与公司集体诉讼案件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由此说明，上市公司管理层会考虑自身的股权薪酬而进行盈余管理。肖淑芳等（2009）研究了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经理人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经理人通过操纵“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了向下的盈余管理，公告日后盈余管理存在反转现象；但是没有证据表明经理人在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通过操纵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李春景和李萍（2009）对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激励制度刺激了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而马会起（2012）认为股权激励在抑制上市公司管理层为增加自身效用而进行盈余管理方面失效，管理层的持股比例低或股权激励不足并不是其失效的主要原因。干胜道等（2010）认为在我国实施经营者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其当前的应计利润较当前的现金净流量对当前的股票价格的影响程度大。经营者通过操纵盈余（应计利润）就可以对股票价格施加较大的影响。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总体上依旧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第一，国内关于现金薪酬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研究文献数量比较少，且大多数文献不是直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未来研究的焦点可以集中于现金薪酬对盈余管理的直接影响。第二，我国有关此问题的研究缺少结合中国的实际背景，并且忽略了中国上市公司治理中存在的其他非薪酬因素。某些非薪酬因素可以通过影响薪酬而使管理层产生盈余管理的动机，并且非薪酬因素难以观察和度量。未来的研究可以将焦点集中于非薪酬因素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上。第三，以前的对于该问题的研究过于简单化，仅仅是假设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之间存在着线性关系。忽略了在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第三变量的中介作用。未来的研究方向可研究第三变量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
参考文献：
[1]王跃堂.会计政策选择的经济动机——基于沪深股市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00，（12）：68-70.
[2]王克敏，王志超.高管控制权、报酬与盈余管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J].管理世界，2007，（7）：37-45.
[3]肖淑芳，张晨宇，张超，轩然.股权激励计划公告前的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南开管理评论，2009，（12）：70-89.
[4]干胜道，胡建平，马会起.基于经营者股权激励的盈余管理与股价操纵相关性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J].财会通讯，2010，（6）：89-90.
关键词：股权激励；业绩；创业板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6.047
1概述
1.1定义
股权激励，是指公司的员工通过努力工作达到预期的业绩条件和条款，从而获得公司股权的一种长期激励方式，使得员工也可以同股东一样参与企业剩余价值的分配，避免员工发生短期行为，进一步促进公司的长远发展。经查阅相关文献，在我国实施该计划的上市公司中，激励对象大多数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从而在降低成本、优化治理结构及提升管理效率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公司业绩，是指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的经营效益。公司的业绩主要通过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对公司业绩评价的方法有多种，本文在实证分析部分采用传统的会计业绩指标，并选取净资产收益率（Roe）来衡量样本公司业绩。
1.2股权激励的类型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主要体现在激励模式的多元化。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类型主要有八种，包括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业绩股票、股票增值权、虚拟股票、员工持股、延期支付以及管理层收购等。以上激励模式，均受到证券市场的影响，具体表现在激励对象的收益与公司股票价格紧密相关。
1.3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
现代企业制度背景下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产生了委托问题。Jensen和meckling（1976）提出了委托理论，该理论认为，企业所有者追求的是股东价值最大化，而经营者更看重个人利益，两权分离的这种结构将导致双方利益发生冲突，由此产生更加严重的矛盾，最后使得双方利益均受损。股权激励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得双方利益趋同，实现个人利益和公司利益最大化，进而促进公司业绩的提升。
2股权激励的作用
2.1股权激励对员工兼具激励与约束作用
一方面，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目的在于激励员工努力工作，为公司创造更好的效益，同时员工又可以享受股价上升带来的收益，因此，员工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趋于一致，促进企业价值提升。另一方面，员工的工作业绩不佳影响公司利益，导致公司股价下降，那么员工也将承担由此带来的收益损失，并且如果员工未达到激励条款，员工将大大地损失个人利益。
2.2有效地解决委托问题
现代企业制度中出现“两权分离”，由此产生了委托问题。股权激励这种激励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经营者的利益和所有者的利益相一致，双方为获得更好的收益，同时又受到一定地约束作用，因此会降低对彼此的利益损失，解决二者间的问题，并进一步改善公司业绩，提升公司的整体价值。
2.3有助于改善我国的传统薪酬结构
我国传统的薪酬结构主要包括工资、奖金和福利等，反映的是员工过去一段时间的工作对公司的贡献多少，并没有考虑到员工未来的工作表现，因此缺乏长期性激励力度，而股权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该不足，有助于改善我国的薪酬结构。
3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关系
3.1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理论部分所述，本文提出假设：H1：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间的关系显著，且呈现非线性相关。H2：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间的关系不显著。
3.2样本选取及数据来源
据winD资讯统计，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以首次实施公告日为时间划分标准，我国上市公司共有671家实施了股权激励计划，其中创业板上市公司有210家，占到31.30%。这说明了创业板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比例较高，作为样本的选取范围比较合理，避免了代表性不足等问题，同时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本文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以创业板上市公司为范围，以首次实施公告日为时间标准，选取了2013-2015年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研究结论精准度，对样本选取进行了以下处理：剔除掉St公司、金融公司、当年度上市的公司及数据不全的公司；当年度公司的两个及以上激励方案视为不同样本；一个激励方案涉及两种及以上激励方式的视为同一样本。最终得到163个样本。其中，2013-2015年各样本量分别为52个、55个、56个；采用限制性股票、股票期权及其他激励方式的样本量分别有86个、51个、26个；激励有效期集中在3-6年，其样本量分别为4个、108个、44个、7个。本文的数据处理采用eXCeL，实证分析采用SpSS19.0软件。
3.3构建模型
综合上文，本文将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用Roe表示，Roe=净利润/平均净资产；将股权激励强度作为解释变量，用GQJL表示，GQJL=股权激励份额/当时总股本。本文参考葛军（2007）de计量模型，利用三次函数的形式进行实证分析。因此构建回归模型如下：
由表1可知，Sig值低于0.05，说明方程2在统计意义上是有效的，即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的关系是显著的，且呈现出非线性相关，证明假设H1正确，同时否定H2。
由表2可知，待估参数α=0.143，β1=-1.576，β2=1.379，β3=74.832。因此可得到方程1为：Roe=0143-1.576GQJL+1.379GQJL2+74.832GQJL3+ε。由此表明，公司业绩与股权激励强度本身呈负向关系；公司业绩随着股权激励强度的平方、三次方的增加而提高，并且随股权激励强度的三次方的增长幅度更大。
4结论
本文通过理论和实证的综合分析，得出的主要研究结果包括：第一，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完善，更多的上市公司开始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其中创业板上市公司实施该计划的普遍程度较高，逐年递增趋势。第二，随着股权激励相关制度政策的不断完善，股权激励模式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创业板上市公司以限制性股票激励方式为主。第三，大多数的创业板上市公司股权激励有限期设定是4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长期激励作用。第四，股权激励和公司业绩存在显著的非线性相关关系。另外，由于笔者自身理论水平和研究视野有限，本文研究还存在很多不足，今后有待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葛军.股权激励与上市公司绩效关系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7.
[2]潘颖.股权激励、股权机构与公司业绩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公司治理视角[J].经济问题，2009，（08）：107-109.股权激励综述篇6
股权激励综述篇7
股权激励综述篇8
股权激励综述篇9
股权激励综述篇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