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征收相关法律篇1
农村集体土地提前补偿安置法律问题
一、关于农村土地集体补偿安置及提前安置内涵的研究
（一）关于征地安置制度的救济意义研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征地补偿安置制度是指行政主体基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依法强制取得土地的行为以及该行为附随效果，致使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遭受特别损害，依照保障人权、利益平衡及法治政府之原则，对遭此损害的相对人给予补偿安置的法律制度。
提前补偿安置，是指城镇化进程中由地方政府探索的一种“人地分离”机制的制度创新，它在缩短项目用地取得时间，提高项目用地保障能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南京市城市建设迅猛发展，根据2012年国土资源部批发的《南京市转变土地利用方式创新试点方案》，南京将探索对国家重点工程、重大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等项目用地的补偿安置新模式，在项目确定并且年内开工建设的前提下，在r民自愿的基础上，经南京市人民政府同意，申报用地阶段可先行开展补偿安置有关工作。
法谚云：“无救济即无权利”。一个系统优良的救济机制能够保证权利的具体实现。这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火墙，但是现今中国的征地安置制度的救济机制而言，被征地人很难通过法律法规来实现对自身的救济。一是被征收人没有对违反宪法的土地征收规定提起宪法诉讼的权利；二是对征收决定只享有申请行政复议，而没有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三是对征收补偿数额不能享有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
（二）关于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安置政策的模式
1.关于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模式的研究
费安玲认为近年来房屋拆迁补偿模式的进步之处在于立法理念的调整、确认了房屋所有权人应有的法律地位、强调了对基本法律规则的遵守；但是，由于这一涉及面很广的立法缺乏被拆迁人利益代表的参与，导致在有关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方面的规定依然存在许多问题，例如私权保护理念的严重缺位。
郑财贵，朱玉碧对于目前中国存在的一次性货币补偿安置、重新择业补偿安置、农业生产补偿安置、入股分红安置、异地移民安置和“征地保障”安置方式等六种补偿安置方式的利弊和适用的条件进行统筹分析后，指出以后的补偿安置不是采用单一的方式，而是根据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处于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的不同需要，选择不同的组合方式。
张民学者认为货币化安置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工作要求。货币化安置也将逐步成为村改造的主流安置方式，其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是巨大的。虽然短期内货币化安置对区财政会造成一定的压力，但对于被补偿人来说，他们有更大的机会去选择自己喜欢的商品房，享受更好的居住环境和物业服务。从长远来说，鼓励货币化安置，也降低了政府管理成本和社会管理压力。
戴水彬学者认为征地制度模式，要推行征转分离试点，创新农用地征转审批制度。即先征后转，创新土地管理工作机制，能有效解决征收和转用在时间、空间上的协调，保障重大工程项目及时用地，增强土地供给和保障能力：整体推进、统一安置，妥善解决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问题，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切实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建立健全征地补偿安置新机制，确保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有保障。细化征地补偿标准，配置或留用开发利用科学合理的建设用地，将被征地农民组织起来，保留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变，实现让农民带着资产、资本、股权进入示范镇居住。
2.关于提前安置补偿项目的研究
赵敏鹃认为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全国统一的补偿项目无法体现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现有补偿项目己经不满足经济发达地区的现实需求。主张国家只规定基本的补偿项目，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必要的项目，但必须报国家批准。在朱新华教授对集体土地提前补偿安置的研究过程中，认为集体土地提前补偿安置政策，是在城镇化进程中，由政府自发探索的一项“人地分离”机制的制度创新。
由于农村土地征收提前补偿政策是南京政府自发探索出的一套征地补偿政策，其在具体难免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学界对提前补偿安置政策的研究，主要提出以下问题：农村土地征收提前补偿安置政策是否合理，有无存在之必要？“双置换”、“农民自愿有偿退出土地”等模式是否可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此政策？只有不断解决其在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农村土地提前补偿安置政策才能不断地到丰富和发展。
3.关于对提前安置差别对待的研究
鲍海君、吴次芳等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应采取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的方针，因地区差别而确定不同的补偿标准，实行差别价格。南京作为全国二线城市，其经济发展迅速，随着科技创新项目、现代服务业、重大基础设施和功能板块等建设的不断深入，征地规模呈现明显上升态势，土地指标紧缺与土地需求旺盛的矛盾日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缩短项目用地取得时间、提高项目用地保障能力无疑成为了征地补偿政策必备条件，而提前补偿安置政策很好的适应了南京这类快速发展城市的需求。
二、关于被征地农民提前安置的存在法律问题研究近况
（一）关于提前补偿安置政策合法性的研究
提前补偿安置对重大建设项目的推进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提前补偿安置政策的合法性越来越受到质疑。一方面征地信息公开、被提前征地人员进保、项目征地拆迁等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集体土地提前补偿安置引发的全市新增违法用地总量逐渐增大，市局“保重点”与违法用地查处压力日益增大。鉴于此，对提前补偿安置政策存在的问题及法律对策研究就成为了必然要求。提前补偿安置的法律障碍及其对策研究，对缩短项目用地取得时间、提高项目用地保障能力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法学研究价值。
朱新华教授通过对南京市实施农村土地提前安置政策探索过程的分析，分别从政策实践依据的合法性、适用类型的合法性以及实施程序的合法性几个方面对提前补偿安置政策进行了探讨，他认为这一政策是符合“效率优先、公共利益优先”原则的，但是于合法性问题上，目前并没有相关法规对提前补偿安置政策的实施范围、程序、责任及义务作出明确规定，且在政策的实践过程中，地方政府部门并没有严格限定在“市重点项目、基础设施和民生过程”上，而是于建邺区江心洲部分项目属于商服配套用地的情况。
（二）关于现行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存在缺陷的研究
李国键学者认为我国现行被征地农民补偿安置的缺陷主要存在以下几点：（1）法律对土地征用补偿规定不具体明确；（2）经济补偿标准过低；（3）征地补偿金分配不合理，被征地农民分配到的补偿金过低；（4）法定安置途径有缺陷，被征地农民再就业困难。
沈虹学者认为征地补偿制度只能补偿农民土地承载的财产权利，而安置制度是对农民依附在土地上的基本人身权利的补偿，因此两者是存在区别的，不能一概而论。目前我国法律也没有对被征地农民补偿与安置的规定进行区分，对安置的规定不足，导致实践中安置制度的实施存在许多问题。
（三）关于被征地农民提前安置的存在法律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
有学者主要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政策存在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讨论。我国目前还没有针对土地征收问题的专门立法，关于被征地农民安置的法律规定主要散见于《土地管理法》、《宪法》、《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农村土地承包法》。《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听证规定》等规章，规定了土地征收的公告、听证等事宜。各地也有征地的法律规范，比如《江苏省土地管理条例》、《江苏省征地补偿和被征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办法》、《江苏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护条例》等。但是，关于被征地农民安置的法律制度缺失，一般对被征地农民补偿制度规定比较详尽，而安置制度的法律规定都是寥寥数语，或者将补偿与安置的规定混为一谈，没有严格进行区分。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问题：（1）征地程序的法律规定不完善；（2）法律对被征地农民安置与补偿没有进行区分；（3）法律被征地农民安置的实施主体规定存在缺陷。
三、关于我国目前征地补偿安置的法律对策研究
我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共中央关于现行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陈锡文在对2013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析中指出决定中要求的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解决农村土地征用中农民补偿过低等问题为解决全面建设小康之路指明了方向，是符合中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政策。
第二种观点认为我国现行征地补偿标准过低，主张按市场价格确定补偿标准。以陈泉生为代表，他根据《土地管理法》第47条，第48条，49条的规定，国家建设用地，由用地单位支付补偿费，土地上有附着物和青苗的，还要支付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因征用土地需要安置农业人口的，还应支付安置补助费，并对多余劳动力进行适当安排。此外，《矿产资源法》、《草原法》等有关的法律、法规也有相应的规定。他通过对征地补偿的性质、理论依据和原则的分析，并借鉴世界各国征地补偿的范围和标准，认为目前这种补偿标准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基本国情的，但应扩大以避免土地征用与地产经营出现较大差距，从而维持农民现有的生活水平。与此观点相同的学者还有黄贤金、陈龙乾等。
第三种观点认为征地补偿安置标准应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大，全国统一的补偿项目无法体现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现有补偿项目己经不满足经济发达地区的现实需求。主张国家只规定基本的补偿项目，允许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必要的项目，但必须报国家批准。
孔凡文、徐玉梅根据2015年最新《中央一号文件》，认为征地制度改革问题不仅涉及到土地资源的保护，涉及到国家投资建设和宏观经济的发展，而且涉及到农民切身利益和农村社会的稳定。要做到包括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缩小征地范围；规范征地程序，完善补偿办法，提高补偿标准；拓展就业安置途径，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等。迅速加快土地征地改革。
四、国外对征地补偿安置的研究
大多数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土地征用补偿通常会充分考虑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不仅补偿被征土地现有市场价值，而且补偿土地得到最有效利用时可预期、可预见的未来价值。认为土地征用首先要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征用必须给予补偿安置同时认为征地补偿安置的范围不仅包括土地征用的直接损害补偿，还应包括因征地引起的间接损害。补偿补偿安置的标准应以市场价格为主，可以通过当事人双方进行必要的协商，协商不成可申请仲裁或提请法院调解等。
美国属于公私兼顾，补偿价由政府和拆迁户来共同评估。美国是典型的土地私有制国家，给予合理补偿来征用土地实际上就是购买土地，属于市场行为。美国土地征用补偿标准是以土地被征用时的市场价格为基准，加上土地可预期的未来价值，并充分考虑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加以补偿。同时，为了避免政府操纵征地过程，征地补偿一般通过独立的市场中介组织对土地价值进行评估。这个价值不仅包括土地的现有价值，还包括它将来一段时间可能产生的利润。
德国：按当日的移转价值或市场价值补偿。德国的土地征用补偿范围包括土地或其他标的物损失的补偿，其标准为以土地或其他标的物在征用机关裁定征用申请当日的移转价值或市场价值；营业损失补偿，其标准为在其他土地投资可获得的同等收益；征用标的物上的一切附带损失补偿。德国被征用土地的补偿价格计算与英国一样，也是以官方公布征用决定时的交易价格为准。
日本：通常以完全补偿标准确定土地补偿费。日本的土地征用称为“土地收用”，在大多数情况下以完全补偿标准确定土地补偿费。具体来看，日本征用土地的补偿包括5个部分：征用损失补偿，通损补偿，少数残存者的补偿，离职者的补偿，事业损失补偿。
此外，在波兰，赔偿费总额以征用土地和土地上建设物的市价为基础在14天之内一次性付清；在必要的情况下，可请专家咨询确定赔偿标准。韩国由中介认证机构对土地价格作出基本评估，双方以此为基础讨价还价，要么提供令住户满意的补偿金，要么放弃项目。瑞典的土地补偿费不包括预期土地将变为公共土地而引起的价格上涨部分。土地征用补偿价格的计算，以10年前该土地的价格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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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征收相关法律篇2
关键词：征收征用法律制度土地
一、我国土地征收征用基本法律的缺陷
随着改革的进行，1982年宪法“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条款显得简单粗糙，因带有时代的烙印而与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于是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过投票表决，针对宪法原第10条第3款通过了修正案第20条，该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规定对土地进行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遗憾的是，目前征地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未因为宪法的修订而解决，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客观地存在下来。
（一）土地征收征用公共目的的规定不适应土地制度改革的需要
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3条“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不得进入市场进行交易。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为“征地悖论”，即非公共利益性质的农地转用怎么办？不经过征地是违宪，因为转为城市用的农地如果还是集体所有就违背了宪法第10条“全部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的规定；征地也违宪，因为不合“为了公共利益才可征地”的宪法准则。而且，宪法修正案关于土地征收征用公共目的的规定不复合我国的国情。
（二）土地征收征用补偿额缺乏明确规定
土地管理法第43条关于“国家征收是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唯一途径”和第54条关于“国家按有偿原则向城市建设单位出让土地”规定来看，明文规定征服可以先以公共管理者身份按照“农业用途”给予补偿进行征地，再以市场主体的身份按照“土地的城市建设用途”市值把征得的土地批租出去。这种“一征一售两定价”保证了政府经营秃顶的法定红利最大化，这在公共利益界定不清和缺乏正当程序制约的情况下，导致地方政府为了追逐土地出让金最大化而滥占耕地的倾向。
（三）土地征收征用制度未明确规定正当程序原则
在美国1791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非依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而在我国却由于长期受“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以及缺乏自然法的法律基础，在土地征收征用制度中发展相对滞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这意味着政府可以先征地，后签征收补偿协议，实质以合法形式完全剥夺了永久失去土地的农民的一切权力，使农民无法凭借手中的土地作为谈判筹码以保障取得合理补偿。
（四）土地征收征用制度未明确司法救济原则
世界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人人于其宪法或法律所赋予之基本权力被侵害时，有权享受国家行政法庭之救济。”但长期以来我国法治观念淡薄，我国对于土地征收征用补偿纠纷主要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但是，相对于诉讼来说，行政复议是一种“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的纠纷解决方式，并不符合近代以来的自然公正原则的一般要求，无法有效防止政府征收征用权的滥用，无法确保被征地者因征地而遭受的不平等损失得到必要的公平补偿。
二、我国土地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的完善
对于我国土地征收征用法律制度现存的问题，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应该修改土地管理法等相关法律，明确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建设用地范围，规定征地程序，制定赔偿标准，并使之与宪法原则相符，形成统一协调层次分明的征收征用法律制度体系。
（一）完善关于土地征收征用中“公共利益”目的的提法
在中国以“公共利益”作为土地征收征用权行使的前提，不符合我国目前的土地权利结构和土地市场结构的特殊性，不仅不能起到防止滥征滥占耕地和保护被征地者利益的作用，还将阻碍土地使用权市场的运作和经济建设对土地的需要，并引起法律之间的冲突。而去掉公共目的条款后，完全可以通过设计严格而又公正的征地程序和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来防止征收征用权的滥用。
（二）明确土地征收征用的补偿额度原则
在中国，以“公共利益”目的作为征地的前提已没有实际意义，而仅可依是否以“具体公共利益目的”来做制度上的区分，根据被征土地的最终用途确定不同的补偿标准同时，应体现中国由农业哺育工业到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转变。在宪法中明确土地征收征用补偿额度原则为：凡为公共利益目的使用的采用不完全补偿原则；其余采用完全补偿原则，同时保证失地人的生活水平不能低于原来标准。
（三）确立土地征收征用的正当程序原则
将我国宪法土地征收征用条款中的“依法律规定”修改为“依正当的法律程序”。正当程序原则“要求一切权利的行使在剥夺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时，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具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其次，在宪法中明确在“先予补偿”的情况下，才可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
（四）明确司法救济作为土地征收征用补偿纠纷解决的最终手段
公正的司法救济程序使当事人可以得到平等的参与机会和陈述与辩论的权力。当征地机关违法侵权时，司法机关（主要是审判机关）在很大程度上使被征地者有可能利用诉讼权或司法救济权来抵抗国家权力对自己利益的侵犯，保护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处于弱势的被征地者合法权利，抵制政府征地权的专横和侵权行为。
三、总结与讨论
综上所述，我国土地征收征用制度应完善为：“国家可以依照正当法律程序，在先予补偿的情况下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根据土地最终用途实行不同的补偿标准，凡为公共利益目的使用的采用不完全补偿标准；其余采用完全补偿标准。在关于赔偿数额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可以向法院。”如此完善更切近于实践，不影响实行土地公有制基础，又增加了法律法规的统一性与协调性，避免了过多的理论争执。
参考文献：
土地征收相关法律篇3
[关键词]公共利益;问题;界定方法;完善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城市土地的需要量激增,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国家以征收手段划分到城市范围之内。公共利益目的是国家行使征收权的前提,是其行使征收权的决定性限制条件。但是我国相关立法并未对其作任何的法律解释,这很容易导致政府征收权的滥用,严重损害被征地原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为保护被征方的合法权益,杜绝政府权力的滥用,有必要对公共利益进行合理界定。
一、我国土地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问题
现代法治国家出于对私法主体合法财产权益保护的需要,通常将土地征收限定在“公共利益”范围内。我国也不例外。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可以看出,我国法律承认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的唯一前提,但仍然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严重问题:
1.公共利益缺乏明确的界定。除上述《宪法》对公共利益的涉及之外,其他下位法如《土地管理法》、《物权法》等也与《宪法》作了同样的规定。但这些法律规定也仅仅是点到即止,除此之外并无任何明确的界定说明,而实践中对于某一征收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目的的决定权在于政府,并无其他被征权利人的参与。政府享有的巨大裁量权对于公众而言是极其危险的,极易造成土地征收权的滥用。
2.相关法律规定之间的矛盾。《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征收的唯一前提是公共利益,但其又在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但是,兴办乡镇企业和村民建设住宅经依法批准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或者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经依法批准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除外。”此条规定实际上是将土地征收权从公共利益范围扩展到了整个经济建设用地,将本应以市场行为获得的商业性开发用地也纳入国家土地征收权的客体范围。
3.缺乏公共利益的审查机制。公共利益的审查机制一般包括征前审查和司法救济。然而我国法律有关这两项规定却是空白。在我国征前程序仅有公告和听证两项,而听证和公告的范围也仅限于征收范围和征收补偿,对于征收目的是否合法性的审查并未在听证和公告范围之内。有关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手段主要是指有关公共利益的界定,在实践中遇到争议后,由法院来最终裁定。我国对于公共利益的司法救济问题并没有任何规定。与征地行为有关的唯一的司法界入行为是在土地征收行为已经结束之后,而此时损害行为已经发生。
二、国外发达国家公共利益界定方法
公共利益有着一张普罗透斯的脸,形象万变,令人难以捉摸,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甚至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人们对于公共利益的理解也不尽相同。诚然,对其进行完美的界定有很大的难度,这并不表示不需要对其进行界定。西方发达国家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其经验,对于完善我国的公共利益制度建设,保障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繁荣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纵观各国土地征收范围的相关规定,可以看出主要存在四种模式:(1)原则性规定,这类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这些国家在法律中对公共利益目的的范畴没有作明确的限定,但可以通过其他法律对私人财产给予应有的保护。以美国为例,在美国被征收方如果认为征收行为不符合“公共目的”的要求,可以向法院提出。(2)穷尽列举型,以日本为例,日本法律规定政府只能以35种理由发动公共利益征收,并且每一种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对其进行详细规定,政府不可任意发动行政权,也没有关于任何形式征收权的保留条款。(3)概括加列举型,大多数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均是此方面的典型代表。(4)不作任何规定型,这类国家包括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这些国家没有任何法律对公共利益目的范畴作明确的限定,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决定。
三、我国土地征收公共利益制度的完善
综合以上各种方式的利弊,考虑我国的国情,笔者认为可以综合国外原则性规定法和概括列举法两种模式。
1.公众代表参与立法表决界定公共利益的大概范围。公共利益的界定权力应掌握在公众手中,因为公共利益本身就是为公众服务的,只有公众才了解什么才是自身的共同利益。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的情况,做一些全民性的调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目前由公众决定公益内容的最好形式,莫过于通过人民的代表机关或代议机构来制定法律。可以认定凡是涉及公共安全、公共设施、公共福利等内容,都可以通过具体的法律规定将其纳入公共利益的范围。
2.公众参与听证程序界定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若公众对于政府机关的征地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就应当考虑适用程序的控制方法,涉及到公共利益的界定程序之一就是听证程序。听证程序在我国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中有所涉及,但主要是针对土地征收补偿方面的听证。我国法律应将是否合乎公共利益加入听证程序之中。并以立法形式规定某一特定征收行为必须达到全体被征收人的2/3以上的多数才能实施。
3.被征地权利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司法救济。司法是正义的最后一道门槛,司法机关要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对土地征收的合公共利益性进行审查。我国应将司法审查提前至征前审批阶段,这样,司法机关将不再限于对征地补偿或者安置方式的司法介入,在审批阶段即可介入,可以以司法手段裁定某一特定征收行为是否符合公共利益目的。另外,为防止类似当今“野蛮拆迁”案件的发生,法律应明确规定,执行征收行为须在司法审判之后,任何处于司法审判期间进行的征收行为均属无效,将追究相关领导人的行政责任,并对相关行政机关处高于被征地市价若干倍的处罚金。最后还应建立法院的消极行为归责制度。对于法院责任制内的消极行为,如不及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应追究其责任。
土地征收相关法律篇4
关键词：公共利益；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
前言
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和世界上农民人口最多的国家，土地对于农民和国家都利害攸关。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征收，在这种背景下下，农村土地征收补偿问题已经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并且与城市房屋拆迁问题、社会医疗保障问题并成为当前中国社会关系民生的三大问题。因为我国农民基数之庞大，城市化进程之迅速，土地征收补偿问题无疑已经成为这三个问题之中最紧迫，最待解决的问题。目前一些地方受多种利益驱动盲目的加速城市化进程，大量圈占农村土地，土地征收过多过滥，加之社会保障的机制不健全，导致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社会矛盾日益突出。然而弱势的农民和落后的农村却一直是我国行政法规定较为薄弱的环节。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是协调，解决农村土地征收之中权益冲突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实践表明，解决好土地征收补偿的问题，无论是对国家利益的实现，还是对集体土地权益的保护，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当前土地征收的发展和特征
（一）土地征收制度在我国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至今伴随着民主和法制的进步，关于土地征收的法律制度日臻完善。1975宪法、1978宪法、1982宪法以及其他法律都对土地征收作了说明。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也在加大。为了适应新形势，国务院于1986年6月25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并与1991年1月4日又通过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一次对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1998年12月14日通过了新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该条例对土地征收问题作了较大变动。2004年3月，我国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将对土地征收、征用必须给予补偿的理念写入宪法，成为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发展的新的里程碑。我国的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基本上构建了以宪法为基础，以《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为主体，以其他法律为补充的基本法律结构。
（二）土地征收的概念及其特征
土地征收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强制取得其他民事主体土地所有权并给予其一定补偿的一种公法上的行为。美国法学上称之为“最高土地权”之行使，英国称之为“强制收买”或者“强制取得”，法国、德国及我国台湾法称之为“土地征收”，日本法则称为“土地征用”或者“土地收买”①。由于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两个方面，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所以土地征收在我国主要表现为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征收，还表现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未到期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我国土地征收的特征有如下：第一，土地征收的行为主体是国家，一方面土地征收权的行使是基于“最高统治权”，而“最高统治权”只能由国家行使；另一方面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是我国土地征收的唯一理由，而国家又是公共利益的唯一代表，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我国土地征收的主体是特定的，即是国家。第二，行为原因是为了公共利益需要，我国的一项基本精神就是个人利益服从于公共利益，所以基于公共利益是国家依法对土地征收的唯一原因。第三，土地征收的客体是集体所有的土地，我国特殊的土地所有权的结构形式决定了我国土地征收的对象只能是集体所有的土地，另外，惠及几千万人口的城市化进程和第二产业的快速发展俨然已经成为一种事实上的公共利益，这就为国家对集体土地的征收提供了一种可能。第四，土地征收行为具有强制性、有偿性，土地征收是国家依据法律所作出的法律行为，是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其不需要取得土地所有权人的同意，而作为土地所有权人，对国家的决定必须服从并且给予必要的配合，不得拒绝，否则承担法律责任，表现了土地征收的强制性。土地征收必需按照法律规定基于土地所有权人补偿，表现了土地征收的有偿性。
二、我国当前土地征收补偿过程中产生的主要问题
（一）法律规定层面上的缺失
1.土地征收补偿原则的缺失
我国2004宪法修正案第20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该规定明确了在征收土地后要给予补偿，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原则，即没有确定是完全补偿原则，亦或是公平补偿。因此在实践中通常由具体行政部门参照损失的程度酌情给予补偿，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再加上行政机关即作为侵害者又作为补偿者，更加剧了征收土地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侵害的可能性。
2.土地征收补偿范围过窄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补偿范围明显偏窄，仅补偿了与土地有联系的一部分损失，而不包括土地本身的价值，更不涉及诸如土地的残余损失补偿、邻接地损失、拆迁补偿以及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精神补偿等。
3.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过低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又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按照被征收的耕地数量除以征地前被征收单位平均每人占有耕地的数量计算。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五倍。”由此观之，当前我国土地征收补偿仅仅是按照土地的原用途进行补偿，并未考虑到土地在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所负载的社会保障功能。
（二）土地征收过程中程序方面的不足
1.参与程序的缺失
《土地管理法》第48条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后，有关地方政府应当公告，并听取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意见。”由此观之，缺乏保障被征地方参与的程序，集体和农民参与的程度有限②，即征收后再听取被征收人土地所有人和使用人的意见，其结果对于征收补偿方案的影响似乎仅流为形式。
根据当前我国的《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听证办法》中的规定，被征收人对于补偿及安置方案要求听证的，应当举行听证。但并未规定行政机关因未听证所要承担的责任，即缺乏必要的制度措施与其相匹配，因此所规定的听证制度也流于形式。往往与土地联系最密切的被征收土地使用人因对土地征收情况缺乏必要的了解而成为最直接的受害人。
2.申诉程序的缺失
当前我国缺乏关于土地申诉方面的相关规定，以至于农民在政府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土地所有权转移后才被通知，此时农民在整个土地征收过程中既没有参与权，亦没有知情权，而当前的事前事后的申诉程序也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对于农民的土地权益缺乏必要的程序性保障，这对与和农民切身利益的维护实为不利。
（三）司法救济程序的缺乏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3款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后，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用土地方案的实施。”由此而看，被征收人对于土地征收补偿不服的，缺少司法救济程序的保护。由此而引起的争议，没有公正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纠纷从而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
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完善的建议
（一）法律规定层面上的完善
1.明确土地征收补偿所适用的原则
要完善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中存在的众多问题，首先要明确土地征收补偿的原则和标准。从我国目前法律法规的规定来看，宪法对土地征收补偿原则没有涉及，虽然2004年修宪后把“补偿”明文写入宪法，然而对补偿的原则采用的是回避态度。目前我国在土地征收补偿适用中，倾向于相当补偿原则，暨是不完全补偿。可却没用明确的用法律的形式给予规定。在此，笔者认为我国土地征收补偿原则应坚持以市场价格为主，同时向农民倾斜的补偿原则，我国宪法规定公平补偿原则为土地征收的补偿原则为主同时在兼顾公益恪守原则、先补后征原则、失败回转原则。首先，以公平原则为主是因为公平补偿符合征收的目的，征收本就是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强制对公民的合法的财产强行征收，没有补偿就不得征收，无救济就无权力，只有这样给以公民适合的补偿，才适应宪法所规定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其次兼顾公益恪守原则、先补后征原则和失败回转原则。公益恪守原则是指对农民土地进行征收时，必须以“公共利益的需要”为其必要条件，当且仅当该征收是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时才得以启动征收程序，如果是为了个人私利，则不等进行征收。
2.扩大土地征收的范围
从国外来看，日本土地征收的补偿范围包括：对土地等的补偿，是说对被征收土地、房屋等所有权及其他具有财产性价值的权利的补偿；剩余土地的补偿；通常损失补偿，即是“通损”，是在土地征收中，由于征收而通常可能导致权利人蒙受的附带性损失，一般包括搬迁费、租地费、营业上的损失等；对第三人的补偿、公共补偿。德国补偿范围包括：土地或其他标的物的权利损失补偿；其他因征收而引起的财产损失补偿。目前我国的土地征收补偿范围过窄，从而应借鉴国外的有关补偿理论，我国应将补偿的范围明确清晰化。增加土地的残余损失补偿、邻接地损失、拆迁补偿以及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精神补偿等。
3.变更土地征收补偿的标准
补偿标准解决的是补偿多少的问题，决定着补偿的深度。目前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补偿费为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年平均年产值的6到10倍，安置补助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来计算，每人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到6倍，但每公顷被征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年平均产值的15倍。
（二）土地征收程序方面的完善
遵守法定程序是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对于土地征收这类严重影响公民权利的行政行为更应在程序上加以严格控制。土地征收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实施，从而保证土地征收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针对目前我国对土地征收的程序并无完善合理的法律规定，笔者初步设想我国的土地征收程序可以遵循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申请。行政征收首先应该由土地征收主体就征收目的、征收对象和范围、征收方式以及补偿方式和额度等情况一并报法定主管机关核准。
第二，听证④。就具体的征收事项，举行由有关利害关系人参加的听证会。我国当前在土地征收过程中重实体轻视程序中制度设计，直接影响着公民的财产权，因此对土地征收程序进行有效规制，是保护农民财产权的关键环节。因此听证程序的落实尤为重要。
第三，决定。针对客观情况，并在综合考虑听证过程中各方所提出的论据，做出是否实行征收的决定。
第四，申诉。针对行政机关的土地征收行为，土地征收相对人对土地征收不服的可以向做出土地征收决定的上级国家机关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五，执行。土地征收的执行应包括公告或通知与发放补偿费两个程序。其中补偿费的数额应该在申请前与土地征收相对人协商并报核准机关核准。
（三）完善司法救济途径
根据“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法理观念，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被征收人对于土地征收补偿不服的，缺少司法救济程序的保护。由此而引起的争议，没有公正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纠纷从而保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关于补偿、安置争议的救济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将其看作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权益纠纷从而采用的民事诉讼的程序来解决，如德国；二是依据行政征收的决定者是行政机关，把其看作是行政争议，从而采用的行政诉讼程序。我国应采用第二种途径，原因为目前在我国的土地征收与行政机关息息相关，进而改变目前我国土地征收补偿方面司法救济途径的欠缺。（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汪振江.农村土地产权与征收补偿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08
[2]潘嘉玮.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征收法律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注解
①沈晓敏，张娟，贺雪梅：《中外土地征收制度的比较与借鉴》，载《经济研究导刊》2007年第6期。
②梁亚荣，刘燕：《构建正当的土地征收程序》，载《中国土地科学》2008年第11期。
土地征收相关法律篇5
关键词：集体土地征收；现状；征地程序；补偿制度
由于现行集体土地征收的法律和政策规定等制度缺陷及政府在征地实践中的弊端，导致农民土地权益频繁受损。失去土地的同时，农民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社会身份无所依托，就会成为一个就业困难、没有保障的社会新群体，这将是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和经济发展的重大难题，这一现象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关注。
一、农村集体土地征收机制的现状分析
近年来集体土地征收中暴露出来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保护耕地与非农建设占地的矛盾日益突出，因征地引发的信访居高不下，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都暴露出我国集体土地征收上制度性的缺陷，有关法规规定严重滞后于现实需要。以下就来分析一下我国集体土地征收及补偿安置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中“公共利益需要”缺乏明确界定
我国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集体土地征收必须符合“公共利益”，但具体什么事业符合“公共利益”却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导致实践中政府借“公共利益”之名滥用土地征收权的现象时有发生。
（二）集体土地征收程序缺乏具体规定
土地征收应该具有严格的法律操作程序，但我国宪法中虽规定征收是依“法律规定”进行，《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中有关土地征收程序的规定更是简单、粗糙，土地征收程序在法规中与农用地转用审批程序、建设用地审批程序等其他内容混杂在一块，缺乏条理性和清晰度。由于法律上缺乏明晰规定，导致政府在决定土地规划和征收时，缺乏公开的听证程序；在确定征收补偿时，缺乏中立的评估机构，补偿价格都是政府单方面决定的；征收及利益分配机制还缺乏应有的司法救济程序，很有可能损害农民的土地权益。正是由于法律程序的缺位，导致在集体土地征收的过程中严重剥夺了被征农民的知情权、参加权、申诉权，这就难免导致纠纷的发生。
（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过低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土地补偿费以征地年产值为标准。因我国农业粗放经营、农业效率不高，以年产值为标准的补偿费用必定偏低。这也是导致集体土地征收过程中征收方与被征收方矛盾尖锐的主要原因，农民对过低的征地补偿难以理解。而与此相对比的是，集体土地被低价征收后，土地出让收益则高出很多。这种不平衡造就了土地补偿费与土地出让收益之间的巨大差距，巨大的差距也就意味着政府所能获得的巨大利益，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政府与民争利的现象。
（四）政府在征收程序中权力集中，暗箱操作，腐败滋生
政府在征收过程中集众多角色与一身，既是征收决定者，又是补偿标准制定者，还是正义的裁决者，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导致土地征收过程中政府的征收权得不到程序的制约，权力容易被滥用。在完全市场化的土地出让市场，通过出让土地能够获得巨大利益，这就驱动了一些地方政府为卖地而征地的行为。地方政府成为“卖地财政”。政府官员与开发商“共同运作”使许多非公益目的的用地以公益目的的名义被征收。在利益面前不少官员铤而走险收受贿赂，为违法的征收行为保驾护航，部分政府将土地以低廉的价格用来招商引资以实现自己的政绩。
二、对完善土地征收制度的一些建议
土地征收所造成的矛盾，既有其历史客观原因，也有其现实的利益因素驱导，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问题。现阶段的任务是尽可能多地发现存在问题，并着手去应对解决，在保持社会和谐、经济稳定高速发展的情况下完善土地征收制度。
（一）提升农民的法制观念及了解政策的意识
在现实中了解到，因为农民的法制意识薄弱或者对国家相关的征地及征地补偿制度不了解，虽然觉得征地的程序或者补偿不合理，可往往拿不出相关知识出来而蒙受损失。这就不仅需要农民自己主动去了解国家的一些切实关乎自身利益的法规政策，而且，各级政府应该将国家颁布的相关法规政策及时宣传到位，提升村民的法律意识，避免在征地过程中出现不和谐的事件发生。
土地征收相关法律篇6
中图分类号：D922.3文献标识码：a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6.305
一、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概述
（一）概念与背景
在我国，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只有国家和集体经济组织。依照现行的法律制度，土地所有权不能自由地在流通市场买卖，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也受到了较大的限制。因此，当国有土地难以满足公共利益的需求时，国家就只能依靠征收和征用两种强制手段取得其他主体的土地，以满足其用地需求。征收和征用虽均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但二者存在明显的区别。具体而言，土地征收的法律后果是将原土地的农民集体所有权变为了国家所有权，即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而征用仅仅是临时性地改变了土地使用权的主体。
所谓集体土地征收，指的是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实施，依法将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变为国有，确定给建设单位使用，并对集体经济组织及有关农民给予补偿和安置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
集体土地征收包含三层法律关系，其一，国家作为征收主体与被征收主体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之间的征收与被征收的关系，其二，国家作为征收主体与用地主体建设单位之间供地与用地的关系，其三，建设单位与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之间补偿与被补偿的关系。目前，这三层法律关系没有理顺。集体土地征收作为一项具体的行政行为，应当表现为政府与集体组织、农民两者之间的直接而简单的关系。对集体组织、农民进行补偿不应由用地主体建设单位进行，在实践层面上，这种做法容易导致被征收主体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切实的保障。不牵涉到建设单位，单纯的政府与集体的征收补偿关系才是制度未来发展的方向。
（二）集体土地征收的基本程序
《土地征收管理法》规定了集体土地征收的法定程序。依据该法规定，集体土地征收包括如下基本程序：征地审批、征地公告、补偿登记、确定补偿安置方案、事实补偿安置。
征地公告是指县级以上政府告知集体土地所有人其所有的土地，经有权机关批准已被国家征收。《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国家征收土地的，依照法定程序批准后，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则对公告程序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明确说明：第一，公告主体是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第二，公告内容是批准征地机关、征用土地的用途、范围、面积以及征地补偿标准、人员安置办法以及办理征地补偿的期限等；第三，公告地点是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乡、村。
补偿登记程序在《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中规定存在差异。根据《土地管理法》，被征用土地的所有权人、使用权人应当在公告规定的期限内持权属证书到当地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登记。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则将登记机关规定为公告中指定的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条例将办理补偿登记的机构规定为公告指定的相关部门，相比《土地管理法》之规定在实际操作上更具灵活性，因而更有利于征收主体在进行征收公告时从高效便民的角度出发，选择更便利被征收主体办理征地补偿登记的政府土地行政主管机关进行登记。征地补偿登记这一程序的内容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办理登记的期限为公告规定的期限。在相关法律上，由于征用土地涉及面积、人数等多种因素，登记期限并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限制，而是交由公告主体依据不同的实际情形进行确定；第二，登记机关为公告指定的机关。
确定补偿安置方案，包括以下几个步骤：第一，补偿安置方案的确定。法律规定只对补偿安置方案的主体进行了限定，并未涉及安置方案确定程序的具体内容。依此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程序，被征收人无权参与方案的确定过程。因此，补偿安置方案系属行政机关作出的单方面决定；第二，公告补偿安置方案；第三，听取意见；第四，上报批准。补偿安置方案应报“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三）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在土地征收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它既是一种权力约束机制，更是一种利益协调、权利保障机制。就其对权力约束的功能而言，征收补偿费的支出能够有效限制政府过于草率地采用征地权这一行政权力，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是对公权力的实质性约束。就其作为权利保障机制的一点而言，被征收对象依据公平原则应当获得适当的补偿，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相冲突时，补偿制度提供了一条救济途径。
除宪法之外，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法律依据还集中体现在《土地管理法》与《物权法》等法律文件之中。《土地管理法》及实施条例对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规定较之于《物权法》更为详实具体，是该制度的主要法律依据。
从征收土地的补偿范围来看，我国法律规定只对直接损失予以补偿，被征收主体的间接损失和其他相关损失一般不予补偿；从征地补偿标准来看，被征收主体获得补偿的数额根据被征收土地原有用途的不同基本采平均年产值的倍数方法计算；从补偿争议处理程序来看，补偿标准产生争议时，由县级以上政府处理，如果协调不成，则交由批准征地的政府通过裁决的方式予以解决。
此外，国务院于2006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源部分别于2010年、2014年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征地管理工作的通知》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落实中国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若干意见有关政策措施分工的通知》三个法律文件均对集体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完善。
二、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主要缺陷
（一）征收目的界定不清
国家行使征收权的正当性之前提在于征收土地是为公共利益之必要。换言之，国家只有为了公共目的，才能够对公民的基本财产权利给予一定的限制，否则，将可能导致政府行政权力的滥用。我国立法对“公共利益”作出了规定，但对于其概念并没有进行明确的限定。公共利益这一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包涵相当广泛的外延，对其若不进行明确的界定，有可能造成政府征收权的滥用，征收土地行为的扩大化，进而损害集体组织及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由于立法对公共利益界定不清，直接导致在实践中我国公共利益认定的行政主导性与征收泛化。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公共利益的认定完全由行政机关单方面决定。立法层面授予了行政机关最大化的自由裁量权，而缺乏被征地者等相关利益主体的监督约束。在国土资源部对北京、上海等十六个省市征地项目的一次调查中，数据显示东部城市近十年来的所有征地项目真正用于公共利益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十，大量的被征收土地用于经营性目的。
（二）征地补偿的非市场化
2005年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开展制定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的通知》，通知规定“必须按照征地统一年产值标准和征地区片综合地价对农民补偿”，这在本质上是政府主导定价，由政府利用所处的优势地位单方面决定被征收土地价值。多年来，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用过低已成为引发征地矛盾的最突出原因。征地补偿的非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计划经济的色彩，长期以来过低的补偿标准无法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的真实价值，因此农民的合法权益也无法得到公平受偿。
（三）征地程序不完善
前文已对集体土地的征收程序进行过讨论，在此不再赘述。我国征地程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是程序设置更倾向于保证政府的行政效率，被征收人则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涉及被征收人的利益保护的程序如听证、申诉等缺乏应有的具体的制度保障。尽管2004年《国土资源听证规定》中赋予了相对人对征地补偿标准和安置方案要求听证的权利，但难以解决根本上的问题，整个征地过程群众参与度低、透明度不高是普遍现象。目前关于保障农民知情权、参与权的程序性规定大多过于原则化，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此类程序性权利难以得到真正落实。
三、完善集体土地征收制度的建议
（一）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合理的补偿标准和范围
目前，在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费用过低无疑是引发征地矛盾的最突出原因。虽然各地在原有基础上不断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但这种非由市场机制确定的补偿标准不仅存在严重的滞后性，而且远远不能体现土地的实际价值，从而对农民的损失做到公平补偿。
合理的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应当在公平市场价值的基础之上，充分考虑到集体土地的市场价格，对征收土地的实际价值与原所有人的交易成本给予完全的补偿。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要求扩大征收补偿范围。
（二）具体完善集体土地征收程序
首先，法律应当严格、明确地界定“公共利益”的范畴。界定公共利益时，可以采用列举加概括的立法方式，在进行概括时，还应当运用比例原则，进一步缩小公共利益的范围。按照法律明确列举和比例原则概括的双重限制方法能够有效的防止因公共利益不明确导致的行政权力滥用，加强对公共利益审查的力度。
土地征收相关法律篇7
（一）征地和移民安置的涵义
土地征用主要是指过国家因社会公共利益需求，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在获得权限批准后，将农村农民的集体所有土地转移至国家，并按照规定给予农民集体及个人适当的补偿，其实质为国家与农民集体之间发生的所有权转移。移民安置是指因土地所有权转移或工程建设需要产生征地和拆迁的需要，导致被征地群众失去原有土地，失地群众需要异地安置的行为。移民安置具体包括移民的去向安排，移民安置地公共设施建设、生活设施、交通条件、生产条件等，涉及到移民在居住和生活设施、交通、水电、医疗、学校等公共设施的建设或安排，土地征集和生产条件的建立，涉及到安置地移民文化系统、经济、社会等各层面活动，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在工程建设中，移民安置是极为关键的一环节，其安置是否科学、合理，直接会有影响到工程项目建设的整体质量，以及社会的和谐、安定。因而，在进行移民安置时，必须进行统筹规划，综合考虑到移民今后的生产、生活以及居住等各方面因素，尽可能实现移民移居前后各方面水平的差距最小化，并保证移民在新的环境中能获得长远发展。
（二）征地及移民安置法制建设的重要性
1．城市化发展对土地的大量需求。
伴随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各方面发展对我国土地需求不断扩大。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对土地的征用，而征用土地基本来源于农村土地。农村用地的工业化，以及土地的城市化成为新形势下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来看，城市面积扩大、工业规模扩张历来都主要依靠农村土地征用。当前，我国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国防建设、医疗卫生设施建设、科技园区建设、大学城建设等都需要占用一定的土地面积，而用地需求的快速上涨，使得我国农村土地征收形成规模高速扩展的局面。
2．土地对群众生存的保障意义。
现阶段，由于城市建设与工业发展对土地征用越来越频繁，加之新闻媒体对征地中各类事件的大肆报道，农村征地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农村土地征收关系到农民的生存与发展，是农民得以生存的重要保障。一旦农村土地被征收，农民便失去了其依靠的生产资料，已不再是实质意义上的农民。
3．现行土地征收制度的供给不足。
当前，我国关于土地征收方面，主要以《土地管理法》作为法律依据。此外，在土地征收补偿上，还会适当援引部分较有代表性的行政政策与决定。从总体上表现为，国土资源部、国务院颁发规定以及对各类问题的批复。虽然这些政府部门所颁布的政策对保障农民权益，实现土地资源合理开发与利用有一定成效，但由于这些政策制度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无法充分适用于当前土地利用的新局势，特别是在农村土地征收方面，缺乏准确而具体的法规制度依据，使得部分地区在农村土地征收上处理极不规范。
二、当前我国征地及移民安置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公共利益”界定模糊，征地范围过宽
土地征收从实质上讲，限制了我国公民的合法私人财产所有权。因此，在进行土地征收前，必须保证其征收目的是满足社会公共利益需求。作为土地征收权合宪性获取审批的前提条件，公共利益是评定具体土地征收活动是否符合法律规范的关键衡量标准，对征收权的规范行使起到一定的监管作用。其中，“公共”所涵盖的范围并未作出明确的限定，通常需要结合实际情况，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进行衡量，拥有统一的评判标准。通常而言，法律崇尚的为正义价值取向，杜绝因私人谋利或个别团体而动用国家公权。
（二）征地审批和程序制度不够科学
土地征收审批牵涉范围较广、部门较多，从中央到省市再到县，根据相关的审批流程，将土地征收的请示文件层层上交与审批，并作出具体的审查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征收审批涉及部门及各个层级政府职能部门并没有对其个人的审批职责及重点作出明确的规范，使得审批中出现对某一材料的重复审批状况，延长了审批的时间。加之，信息化管理水平与审批人员职业技能、素质有待提升，极大地降低了审批效率。土地征收审批涉及的部门包括社会保障部门、建设规划部门、国土资源部门等。而在这些部门中，缺乏统一、明确的审批流程，致使不同地区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部门采取多套审批程序，审批流程极为繁琐。
（三）征地补偿安置制度还不完善
现阶段，我国行使的土地补偿安置制度仍为计划经济时期所产生的，仍沿用于当前新环境中。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在社会财富、生活资料、社会生产资料等的分配上，均存在极为显著的计划性，充分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中，对生产与消费资料的平均分配。因此，关于土地征收补偿方面行使的制度，也存在较强的公有制特征，在对相关集体的补偿上，主要围绕其生活与生产问题进行，但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财产，在对集体土地征收补偿上，并没有体现在经济上。
三、我国征地及移民安置法律建设的路径分析
（一）制定完善的征地制度
我国的征地立法体系主要是以《土地管理法》为核心，由系列单行法规和规章组成，没有独立的土地征收法。这样的立法体系存在的问题表现在：第一，征地立法层次低，大部分为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第二，立法主体多元化。多元化的立法造成法律法规之间的内容不统一，欠协调；第三，从中央法律到地方立法之间没有形成一个上下协调的征地法律体系。征地的立法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独立式，即制订专门的土地征收法；二是单节式，即土地征收法作为其他相关法律的一个章节存在。征地补偿是个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需要非常具体的法律制度提供依据。我国也应该制订土地征收法。先通过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将征地补偿制度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待地方法律制度与社会实践结合比较成熟之后，国务院再制订一部专门的土地征收法。这部土地征收法的内容应该包括土地征收原则、“公共利益”范围、征地主体、征地补偿方式、征地补偿标准、其征地权限、征地程序、纠纷解决机制、法律责任。
（二）对公共利益进行法律规范
公共利益是指涉及国家安全和一定范围内广大社会成员福祉的利益。公共利益的范围一般为：第一，军事国防建设及国家机关用地；第二，水利、能源、交通等公共事业或城市建设用地；第三，慈善机构、环保事业、医疗卫生、教育等社会公共事业用地；第四，国家一些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用地；第五，以公益为目的由政府兴办的其他事业用地。法律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还不能很好的保障该概念被正确使用，程序上应该设置“公共利益”听证制度，进一步保证“公共利益”原则合理使用。听证从实质上讲，为保证行政机关政权行使的公正、严明，而听取利害关系人的意见，公民则能通过法定权利对行政机关可能存在的违法行政行为进行抵抗，以此来缩小公民与行政机关之间因地位不平等而产生的较大反差。通过听证来进行公共利益确认，使得政府必须听取公众对“公共利益”的理解，能够更好的保证政府对“公共利益”的判断符合一定区域大部分成员的意愿。
（三）建立公平的征地补偿制度
公平的征地补偿制度要求公平的补偿标准和合理的补偿方式。为保证土地征收补偿制度的公平、公正，必须实现补偿方式与补偿标准的有机结合，其二者皆具备较强的公平性。当前，在土地征收补偿方式上，我国使用较为频繁的为：移民安置、货币补偿、就业安置、入股分红安置、社会保障安置以及农业生产安置等。其中，最主要的补偿方式为货币补偿。在农村土地征收补偿上，通常会根据所在地区农民的具体状况，采取入股分红或农业生产安置等方式。在城市规划区内，应征收农民土地使得农民丧失生产资料，需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并将其纳入到城镇就业体系内；在城市规划区外，集体土地征收时，需要为其土地所有人在本行政区域内为提供必要岗位工作或留有一定的耕作土地；对于一些无地农民，则需根据实际情况将其作为异地移民进行安置。社会保障部门、劳动部门以及征地涉及其他部门还需为被征用土地的农民提供必要的就业培训指导与服务。
（四）建立完善的征地程序
行政程序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它是实现行政管理目标的工具和手段，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制约行政机关违法或滥用权力、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合理的征地程序制度应该保证农民享有充分参与征地活动的权利，例如要求政府在申请征地前告知被征地农民，并听取农民的意见；规定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由政府和农民双方协商确定，发挥农民的主动性，而不是由政府单方确定后告知农民。政府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有义务向社会和人民群众公开其管理过程，接受人民的监督。人民也有权了解、知晓行政机关决策及其执行过程，以便更好的监督，保证权力良好运行。土地征收不仅涉及部分农民的财产权，而且作为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涉及公民的基本利益，政府应该充分公开各种征地决策和信息。
（五）完善征地官员的问责机制
我国的法律制度规定了行政人员在土地征收中的责任，主要为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政治责任，相关行政人员无需承担道德责任。征地过程中存在许多无法通过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救济的不当征地行为，如政府给予农民法定最低限度的补偿；政府不安置被征地农民；政府不解决征地纠纷等等。这些行政行为不违反法律的规定，不能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实践中也从来不需要承担政治责任。这些行政行为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不能置于监督的“真空”地带。如何监督这部分行政行为呢？这就需要把官员问责制引入征地过程中。实行官员问责制，强化政府的责任道德意识，能深入实际，对被征地农民面临的困境感同身受，并积极为他们寻找真正的解决方法，确保被征地农民均能得到妥善安置。当前，在相关征地法律法规中，还未对各层领导人作出明确的职责规定。因此，官员问责制的构建，还需明确相关领导人员的职责，并在实际中严格追究高层领导人的责任。
（六）健全征地和移民安置法律制度
土地征收相关法律篇8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土地征收补偿法律漏洞【中图分类号】D91【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城市化建设的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其中必然面临“城中村”的改造问题。“城中村”改造必然牵涉土地征收及其补偿问题，在这一问题上被征收农户期望补偿最大化，而开发商、政府则希望尽量降低补偿标准，利益的对立导致双方矛盾重重、纠纷不断，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我国涉及“城中村”土地征收补偿法律制度的演变
“城中村”是在城市区域内，仍然是农村的体制，土地为集体所有，而且将村民委员会作为组织形式。在城市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随着城市边界的不断扩张，“城中村”不断由城市的边缘地带变为城市的中心地带。为了统一规划城市建设、提高土地利用率，势必对“城中村”进行改造，使其由农村体制变为城市体制，其中“城中村”的土地会被征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土地征收方式，主要有征收和没收这两种方式。然而，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多数都是无偿征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土地所有权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归集体或国家所有。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土地的管理方面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村土地虽然名义上仍归集体所有，但承包给农户经营，土地的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发生了分离。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对土地政策进行了调整，不再采取无偿没收的方式，而是给予农民一定的补偿和安置费用，借以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条件。但是，这些政策也给政府和开发商带来了很重的经济负担，故国家的征收补偿政策再一次发生改变，采取一次性发放安置补助费政策。但是每个地方的补偿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家相关部门着手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新增的法律条例明确表明了土地征收不同于土地征用的概念，谋求制定合理的补偿措施，真正使农民的生活有了保障。
“城中村”改造中现有土地征收补偿的法律漏洞
立法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关土地政策的法规主要有宪法以及土地管理法。在我国，土地的管理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目前有两种形式，即全民所有制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但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人口的扩增，在加快城市发展的进程中，往往会涉及到土地短缺的问题，此时采取的措施只能是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在使用的过程中，将其转化为国有的土地。所以，城市的发展关系到村民的生活保障，只有把村民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想方设法解决他们被征收土地后的后顾之忧，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使城市建设顺利推进。
法律和政策的贯彻不太到位。我国经济正在持续发展中，这就使得国内的各大中小城市不断开展“城中村”的改造工作，借以来满足城市日益发展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对土地征收的各项管理规定方面的工作重视程度是相当高的。尤其是近年来，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条例，实现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的征收补偿政策的日趋完善。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处于左右槟训木车兀答应被征户要求，则大大提高土地征收成本，根本无力承担；而如不答应，则有违公正，容易引发。不得已之下，在解释的过程中往往使用模糊语言，玩起了文字游戏，村民对这种解释十分不满。
集体产权的主体相对模糊。《土地管理法》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规定不明确，是生产队，还是村镇，抑或乡镇政府，模糊不清，导致所有权主体虚位，学界上称其为“主体模糊”、“主体错位”。这就导致在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缺乏正确的权利主体来行使权利。一旦出现矛盾，农民集体不能作为法律上实在的主体来表达其合法权利的诉求。而且农村在进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所执行的政策大多是没有按照政策实施的，虽然土地的征收补偿是村民所有，但是在发放之前是在掌权者的管理下的，使得农民的权益不断被虚有化。
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力度仍待加强。法律上，我国公民是享有财产保障权的，但是法律还不健全，受传统社会主义崇尚公有制而排斥私有制观念的影响，国家往往只是单纯注重保护公有财产，这就使得个别地方政府对私人财产的保护完全不管，甚至以牺牲个人财产来追求经济增长。根据我国现阶段法律法规的内容，村民的土地如果被城市化发展的扩张所利用，也就是说土地受到侵犯时，这时农民可以向有关机构申请补偿，若是农民对于补偿有任何疑问，可以借助法律的手段，向政府的相关部门提出异议。然而，法律的相关细则缺乏，使得政策难以实施。我国公民的私有财产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否则不仅会损害农民权益，社会也难以稳定。
“城中村”改造中土地征收补偿法律漏洞的堵补方案
以“公正补偿”为征地补偿原则。征用土地是城市建设所必需，但是需要很好地解决征地补偿的标准问题，因这一问题不仅直接关乎农民生活，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这就需要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使被征地农户、开发商、政府三者间的利益达到最佳平衡点。目前虽然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农民的土地被征收之后，必须得到相应的补偿。但是这不代表农民肯定能收到这笔钱，即使收到了钱，补偿数额的多少也是不一定的，实用性不强，需要一个公正的征地补偿原则。
明确土地征收补偿受益的主体。国家首先应该立法赋予农民集体拥有民事主体的资格，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事主体，让他们拥有主体的权利以及责任；将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归还给农民，由他们来行使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然后给予农民对土地的处分权利，立法承认集体之间可以进行土地所有权合法转移。
保证土地征收程序公正公开。要想健全征地程序，就应做到“三权”和“三序”。所谓“三权”就是指农民在征地中享有知情权、参与权和异议权。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不满意的地方，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地方政府应该认真听取，如果合理应予以采纳。所谓“三序”就是指在土地征收制度中引进土地征用公共利益听证程序、土地征用司法救济程序、征地补偿标准听证程序。引进这些听证程序可以确保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以及参与权。
扩大补偿范围。相关法律明确规定：城市建设需要进行征收集体土地的，需要将相关的补偿费用补贴给相应的农民。确保农民的私人财产不受侵犯，切实保障我国农民在土地使用以及所有权方面的权益，同时保证生活质量。不同城市地区必须按照统一的制度方针实施，将制定的法律法规落实到实际的土地管理与政策实施过程中，并尽力将补偿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使村民的利益能落实到位。
丰富补偿方式。现阶段，我国在征地补偿方面实施的是产权调换和货币补偿途径，尤其是最近几年，最主要的措施是施行一次性补偿。然而，这种方式实际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实施，不能为农民带来足够的保障。同时在征收的过程中，会有经营性土地的征收，若实施对村民的一次性补偿，村民就不能够得到土地升值带来价值的收益。
建立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基础。保障这些被征地农民的生活，在整个“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至关重要。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要努力建立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征收土地的相关部门对于已被征收土地的农民要施以优惠措施。农民将得到的土地补偿金可以由保险公司进行管理，同时可以为农民办理养老保险或者是医疗相关保障，进而为农民的生活提供持续的保障。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①张培：《城中村改造基本法律问题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
土地征收相关法律篇9
关键词:土地征收宪法行为经济法行为行政行为民事行为
目前学者对土地征收的性质存在争议，大多数学者认为土地征收是一种行政行为①，另有少数学者认为土地征收是一种民事行为②。本文认为，土地征收是一种综合性的行为，除了包括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之外，还包括宪法行为和经济法行为。
一、法律体系视野下的土地征收主体的性质
不管是认为土地征收是一种行政行为（以下简称行政行为说），还是认为土地征收是一种民事行为（以下简称民事行为说），都存在着以下两个方面的缺陷：首先，在方法论上采用得都是单一部门法思维方式，而不是法律体系思维方式。行政行为说是只从行政法的视角来分析土地征收的性质，按照该说，好像规范土地征收行为的法律规范都属于行政法，其他法律部门都不规范土地征收行为；同样，民事行为说是只从民法的视角来分析土地征收的性质，按照该说，好像规范土地征收行为的法律规范都属于民法，其他法律部门都不规范土地征收行为。事实并非如此。从法律体系的角度来看，规范土地征收行为的法律部门除了包括行政法和民法之外，还包括宪法和经济法。其次，在内容上都没有揭示出国家、申请人和审批机关在土地征收中的性质。对于土地征收的主体是谁，学者之间存在分歧。有的学者认为土地征收的主体是国家③，有的学者认为土地征收的主体是审批机关④，有的学者认为土地征收的主体是国家和申请人⑤，有的学者认为土地征收的主体是国家和政府机关⑥。虽然学者在表述中使用的术语不同，但根据学者的表述，我们可以得知，对于土地征收的主体，学者提到了国家、申请人和审批机关。行政行为说和民事行为说不可能分析清楚国家、申请人和审批机关在土地征收中的性质。原因在于，如果从行政法的角度看，看到的是申请人和审批机关，正确地看到了审批机关的行政主体性质，但只看到了申请人的行政主体性质，而忽视了申请人的民事主体性质，具有片面性；如果从民法的角度看，只看到了申请人的民事主体性质，而忽视了申请人的行政主体性质，同样具有片面性。另外，从这两个法律部门的角度看时，国家是隐形的，无法得知国家的性质是什么。
因此，为了清晰地分析土地征收主体的性质，我们需要从法律体系的视角来考察土地征收主体的性质。
（一）宪法上的土地征收主体的性质
宪法是调整国家和被征收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法。宪法的这个地位决定了宪法不可能具体地规定国家和被征收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而只能抽象地规定国家和被征收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内容。
各国成文宪法都对国家和被征收人之间的财产征收关系内容进行了抽象地规定。有些国家的宪法明确地规定国家有权征收财产。例如，意大利宪法第42条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并给予适当的补偿时，国家可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私有财产予以征收。”另外有些国家的宪法虽然没有明确地规定财产征收的主体是国家，但我们可以从宪法的地位推导出，这些国家宪法上的财产征收主体是国家。例如，德国基本法第14条规定：“财产之征收，必须为公共福利始得为之。其执行，必须根据法律始得为之，此项法律应规定赔偿之性质与范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规定：“非有正当补偿，不得将私有财产充作公用。”
土地是属于被征收人所拥有的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土地征收的主体是国家。在宪法上，国家与被征收人之间形成的土地征收关系属于宪法关系⑦，国家属于宪法关系的主体一方。
（二）经济法上的土地征收主体的性质
根据上述，在西方国家的宪法中，国家和被征收人之间的土地征收关系的内容，也就是国家征收土地的条件，有三点：第一，征收目的必须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第二，必须给予公正补偿；第三，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这三个条件在土地征收实践中的地位并不相同。“必须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是一个形式条件，“征收目的必须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和“必须给予公正补偿”是两个内容条件，形式条件一旦被满足，两个内容条件也会同时被满足。原因在于，如果国家遵守宪法规定的条件征收土地，就必须首先制定土地征收法，该法就需要具体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和进行公正补偿的办法。
根据法理，当规范调整的是国家和被征收人之间的关系时，该规范属于经济法范畴⑧。根据该法理进行分析，本文认为“关于公共利益范围规定的规范”和“关于公正补偿办法的规范”属于经济法范畴，原因在于，“关于公共利益范围规定的规范”是宪法中“征收目的必须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的需要”条件的具体化，“关于公正补偿办法的规范”是宪法中“必须给予公正补偿”条件的具体化，调整的是国家和被征收人之间在土地征收中的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从经济法角度看，土地征收主体是作为经济法律关系主体的国家。
（三）行政法上的土地征收主体的性质
虽然土地征收法中的“关于公共利益范围规定的规范”具体地规定了属于公共利益范围的事项，从而划定了国家可以强制性地获得被征收人土地的范围，但是，由于国家是一个没有行为能力的法人，它不能亲自实施土地征收行为，为了实现公共利益，土地征收法必须授权具体的主体代表国家来实施土地征收行为。正因为如此，土地征收法除了要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和进行公正补偿的办法”这两个内容之外，还要规定谁有权提出土地征收申请和谁有权审批土地征收申请。在西方国家中，土地征收法将土地征收权分成了土地征收申请权和土地征收审批权，代表国家实现公共利益的事业承办者被授予了土地征收申请权⑨，代表国家审查申请人所从事的事业是否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机关被授予了土地征收审批权⑩。在中国，土地征收法没有明确地规定拥有土地征收申请权的申请人范围，只是明确地规定国务院和省级政府是拥有土地征收审批权的审批机关。当申请人提出征收申请，启动土地征收程序，审批机关依法审查申请时，运用的是行政权，申请人和审批机关与被征收人之间形成的关系是行政关系，申请人和审批机关是行政主体。所以，从行政法角度看，土地征收主体是作为行政主体的申请人和审批机关。
土地征收相关法律篇10
一、农村土地管理中存在的不足
农村土地管理中所存在的不足有以下几个方面：
1.集体经济较为薄弱，入不敷出。农村税费改革实施后，使得村集体经济收入大幅度减少，某些村出去为数不多的机动地承包费以外，几乎无其他收入，更有甚者欠有债务。因此，某些地方将机动地对外发包，强制性的流转农户的承包地，出卖集体地或者高价对外出租而获取高额回报，挪用土地补偿费以及土地流转费的现象较为突出。
2.土地流转过程不够规范，农户权益得不到保障。我国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国家相关政策指导，以集体经济组织以及土地承包合同共同束缚、约定的。可是，合同存在的不规范性使其执行具有随意性，基层干部私自变更合同、收回或调整农民土地，更有甚者未经承包户许可，就迫使其签订土地流转合同，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受到了较大程度的侵害。
3.征地补偿款难以落到实处，财务制度如同虚设。部分村级干部并不按照规则办事，甚至严重违反财政纪律，将那些本应发给农户的补偿款私吞，据为己有，私分利息以及贴息款。部分村干部私设账外资产，账务不清，零乱不堪，趁火打劫。部分村干部许可企业拖欠征地补偿费，引起群众不满情绪。
农村土地管理制度立法、执法存在的不足：1.在立法中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四项权能规定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一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从我国目前情况看，集体土地所有权上述的四项权利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首先，关于集体土地使用权权利受限制问题。我国集体土地的占有权及收益权源于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仅能在农业用地和本集体内部的建设用地范围内行使有限的占有和收益权能，而对非农用地没有占有和收益的权利。其次，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人对其集体所有土地的处置权几乎被剥夺。集体土地的最终处置权实际上属于国家。这不仅剥夺了集体土地的出让权，也使本应由农民集体享有的收益流入国库，导致集体土地所有权缺失处分权。
2.在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中关于集体土地征收规定存在问题根据《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问题是相关法律至今没有对所谓的“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导致凡是只要取得土地征收的批文，无论其用来干什么，似乎均符合“公共利益”；尽管《土地管理法》及《物权法》对征收土地均规定应依法予以补偿，但问题是相关法律法规的补偿标准太低，根本无法保障土地被征收农民的生活；市、县人民政府既是土地征收者，又是补偿标准的批准者，更是争议的协调者，集运动员、裁判员于一身，法律赋予如此权力，本身就无法保障土地被征收者的利益。而对土地征收行为不服，相关法律法规至今也没有赋予被征收者相应的救济权利。
3.法律赋予集体土地被征收者的相关救济权利形同虚设尽管国务院颁布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第2款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用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但在现实中，县级人民政府至今不依法设立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争议的协调机构，拥有批准征收土地权力的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至今也未依法设立相关的裁决机构。
二、改变农村土地管理中不足的对策
1.依法行政，提升落实政策的自觉性。土地管理政策有没有落实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干群关系是否紧密。目前，应当认真学习土地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提升农村干部的法律以及政治觉悟，努力做到不折不扣，言出必行，依法行政，合理运用人民富裕的权力。认真贯彻落实“一户一宅”以及“五个不准”等政策，确保相关政策、路线以及方针的落实到位，维护广大农民的权益，保障农村在稳定中某发展的局面。
2.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利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在农村掀起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热潮，让农民对国家的土地政策以及法规有所了解与熟悉，明确自身的义务，懂得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对农村干部，应当加强法律法规方面的培养与教育，提升其法律意识，转变思想，端正作风，提高依法办事、依法行政的水平。此外，应当积极引导、努力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以稳定以及健全土地承包关系为前提，以有偿、自愿、依法为原则，努力寻找、探索有利于土地流转的新机制。对有条件的地方，引导农民有序、合理流转承包地，提升土地利用率，扩大经营规模。
3.转变思想，做到保护耕地和经济发展两手抓。目前，国家加大了土地管理的力度，实施了较为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在这样的环境下，应当转变观念，与时俱进，在保证耕地不受损坏的基础之上促进经济发展，努力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丰收。以严格增量、管住总量、盘活存量、集约高效为准则，开源节流，积极开发新耕地，对旧城老村实施大力改造，盘活闲置基地，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相应的使用权流转进行试行，努力提高土地利用率。
4.要提高土地补偿标准。土地补偿费低，土地增值分配严格不合理，是农民反应比较强烈的问题，也是造成大量耕地被征用占用的重要因素。必须尽快提高土地的补偿标准，给老百姓一个合理的补偿。要改革土地补偿标准的计算办法，不能只单纯考虑征地前几年种植粮食作物的收入，要充分考虑土地的市场价值，考虑当地农民的最低生活标准，让土地回归其应有的市场价值。要改革补偿的分配机制，合理确定集体和农民个人各自所享有的比例，农民所有的补偿费要直接分配到农民手中。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不要仅仅盯住招商引资上项目的成果，同时，还要看到对大量失地、失业、失保农民产生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