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务审核意见篇1
第二条本复核工作制度所称的审计复核，是指审计机关内部的复核机构或者复核人员依法对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书、审计建议书、移送处理书以及所附审计报告等材料进行审核，并提出复核意见的行为。
第三条复核机构暂挂靠在综合科，并由专职的复核人员负责。
第四条审计机关实行审计组、审计组所在业务科和复核人员三级审计复核制。审计组组长对组员的审计工作底稿、证据进行复核；审计业务科长对审计方案、审计报告、代拟的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书、审计建议书、移送处理书及所附审计报告等材料进行复核；复核人员在审计业务科复核的基础上对上述材料进行复核。
第五条审计机关对审计事项的决策实行审计业务会议审定和分管局长分工负责的审定制度，审计业务会议按《南关区审计局审计业务会议制度》执行。
第六条审计报告的复核内容：
㈠是否按照审计方案确定的审计范围和审计目标实施审计；审计工作是否符合相关的审计准则，是否达到审计目的。
㈡与审计事项有关的事实是否清楚；对产生问题的时间、地点、手段、责任人和最终结果是否全面反映，揭示问题是否完整，有无倚重倚轻的情况。
㈢收集的证据是否具有客观性、相关性、充分性、合法性；审计报告中列举的事实、评价是否有充分的证据。
㈣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是否正确。
㈤对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的定性是否准确。
㈥审计事项的评价是否恰当；审计评价是否超出审计职责范围，事实依据是否充分，是否符合法律、法规、政策和规定。
㈦提出的处理处罚意见和建议是否适当；有无应当作出审计处理处罚决定而没有作出处理处罚决定的问题，有无违反“三个有利于”原则的问题。
㈧审计程序是否符合规定。
㈨其他需要复核的事项。
第七条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书的复核内容
㈠代拟的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书是否与审计业务会议审定的审计报告的内容一致。
㈡处理处罚引用的法律、法规是否适当。
㈢对符合审计听证条件的，被审计单位要求举行听证的，是否已经组织听证。
㈣对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书的结构是否符合规定，文字表达是否简练适当。
第八条综合性报告的复核内容：
㈠形成报告的依据是否充分。
㈡报告的结构是否合理。
㈢报告的主题是否准确。
㈣报告的重点是否突出。
㈤报告的数字是否准确，内容是否具有宏观性，个别问题与普遍问题表述是否恰当，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
㈥审计建议是否具体、有可操作性。
㈦文字是否简练，报告角度是否适当。
第九条审计报告应当经审计组集体讨论，并由审计组长定稿。
第十条审计业务科的负责人应当对本复核工作制度规定的复核内容进行全面复核，作出书面记录，对复核认定需要审计组纠正的问题，通知审计组纠正，待审计组纠正或者作出说明后对复核事项作出评价、填写审计复核意见表。审计复核意见表应载明下列内容：
㈠按照本复核工作制度规定应当复核的内容逐项作出复核评价。
㈡复核过程指出的问题和纠正结果。
㈢复核人员认为有问题，但审计组没有纠正或提出不同意见，应提请局长或分管局长审议裁定。
第十一条审计业务科在完成复核工作后，应当提交复核人员复核，并向复核人员提交下列复核材料：
㈠审计组的项目审计报告（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和修改后的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书、审计建议书、移送处理书。
㈡审计方案、审计工作底稿及审计证据。
㈢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报告的书面意见。
㈣审计组对被审计单位意见的说明或修改意见。
㈤审计组所在部门对审计报告的审核意见。
㈥审计定性、处理、处罚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㈦复核人员要求提交的其他相关材料。
第十二条对复核人员要求有关业务科、审计组提交的有关资料，有关业务科、审计组不得拒绝。
第十三条复核人员应在收到复核材料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对本复核工作制度规定的复核内容进行复核，对复核工作作出记录。对复核发现的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的，应当将全部复核材料退还业务科并通知限期补证；复核发现的其他问题，认为应当建议审计业务科纠正的，应当通知业务科进行纠正。
复核期间的节假日不包括在复核时间内，退回业务科纠正和补证的，以补证和纠正后返回复核人员的时间为准。
第十四条复核人员有权要求业务科、审计组纠正审计复核发现的问题，有关审计业务科、审计组应当按照要求进行纠正，对问题有异议，不同意纠正的，应当作出书面说明，报送局领导裁定。
第十五条复核人员复核后，应当提出复核意见，出具复核意见书。复核意见书应当包括下列要素：
㈠标题。
㈡主送机构（审计组所在部门）。
㈢复核意见，对本复核工作制度规定的复核内容作出评价。
㈣复核人员签名。
㈤提出复核意见的日期。
第十六条复核工作结束后，复核人员应当将复核意见书连同复核材料退还审计组所在部门，审计组所在部门认为复核意见正确的，应当修改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书、审计建议书、移送处理书，连同复核意见书一并提交审计业务会议审定。
审计组所在部门对复核意见如有异议，应当报请审计机关主要领导或提交审计业务会议审定。
第十七条复核意见书、审计业务会议纪要应当连同其他审计材料一并归入审计业务档案。
法务审核意见篇2
第一条为完善××公司重大经济活动决策程序，规范重大经济活动法律监管制度，保证对外签订重大经济合同的合法性，维护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公司工作规则》等有关法律及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以市公司名义对外签订的经济合同以及市公司所属各单位对外签订的标的额30万元以上经济合同的法律审核。
市公司所属各单位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本规定制定本单位有关合同审核的规定，加强对本单位对外经济合同的法律审核及合同管理工作。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合同”是指买卖、借款、租赁、担保、保险、建设工程、技术开发、咨询、服务等方面的经济合同。
第四条市公司法规处负责市公司经济合同的法律审核。
第五条合同法律审核坚持依法、及时、准确的审核原则。
第二章审核内容
第六条合同审核部门对下列合同事项依法进行审核：
（一）合同形式。合同形式应采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形式。国家规定采用标准合同文本的，应采用标准合同文本。
（二）合同实质性条款。合同的实质性条款由合同当事人双方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合同实质性条款包括以下内容：
1、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
2、标的；
3、数量；
4、质量；
5、价款或者报酬；
6、履行期限、地点和方式；
7、违约责任；
8、解决争议的方法。
（三）合同效力。签订合同应主体适格，意思真实，目的合法，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同时，合同中不得含有无效条款。
第七条业务部门对经审核的合同有实质性条款变动的，应将合同送交合同审核部门再审。
第三章审核程序
第八条合同的受理。业务部门应及时将拟签合同送交合同审核部门进行审核。送交拟签合同文本时，应附送下列材料：
（一）合同项目立项审批意见；
（二）财务部门关于项目预算审批意见；
（三）签订借贷合同的，附担保物的有关说明；
（四）签订担保合同的，附主合同原件或复印件及有关情况说明；
（五）授权他人签订合同的，附授权委托书；
（六）欲变更、终止、解除合同的，附原合同文本及书面变更、终止、解除合同的说明材料。
（七）其他相关材料。
附送有关材料不全的，合同审核部门应要求业务部门及时补全。
合同审核部门应对送审的合同进行登记，送审人和受理人应在登记表上签字。
第九条审核意见审批。合同审核部门确定专人负责审核工作并提出审核初步意见，经本部门负责人复核后，报市公司领导审批。
第十条审核意见反馈。经市公司领导批准后，合同审核部门应及时将审核意见书面反馈至业务部门，并将送审合同文本原件、相关材料退回业务部门。
审核重大经济合同应召开合同审核部门专题会议，实行集体审核制度。
第十一条审核期限。合同审核部门原则上应在受理合同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对送审合同的法律审核。对于重大复杂的合同可延长至五个工作日。
第四章档案管理
第十二条合同审核部门应明确专人负责送审合同的接收、登记备案，并将送审合同及相关材料、审核意见的复制文本予以归档。
第十三条合同及档案管理实行分类编号管理，按照合同名称分类归档，并按照审核顺序制定编号，做到管理规范。
第五章附则
法务审核意见篇3
第二条本准则所称审计报告，是指审计组对审计事项实施审计后，就审计实施情况和审计结果向派出的审计机关提出的书面报告。
第三条审计组对审计事项实施审计，并完成既定的审计目标后，应当向审计机关提出审计报告。
第四条审计报告包括下列基本要素：
（一）标题；
（二）主送单位；
（三）审计报告的内容；
（四）审计组组长签名；
（五）审计组向审计机关提出审计报告的日期。
第五条审计报告的标题应当包括被审计单位名称、审计事项的主要内容和时间。
第六条审计报告的主送单位是派出审计组的审计机关。
第七条审计报告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
（一）审计的范围、内容、方式、起讫时间；
（二）被审计单位的基本情况，财政财务隶属关系，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状况等；
（三）被审计单位对提供的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承诺情况；
（四）实施审计的步骤和采取的方法及其他有关情况的说明；
（五）被审计单位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情况及其评价意见；
（六）审计查出的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的事实以及定性、处理、处罚的法律、法规规定；
（七）对被审计单位提出改进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管理的意见和建议。
第八条审计报告应当内容完整，结构合理，观点明确，条理清楚，用词恰当，格式规范。
第九条审计组应当根据审计工作底稿以及相关资料，在综合分析、归类、整理、核对的基础上，编制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稿。
第十条审计组组长应当对提出的审计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审计人员和审计组组长均不得将审计过程中查出的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的行为隐瞒不报。
第十一条审计报告应当经审计组集体讨论并由审计组组长定稿，按照规定及时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
第十二条被审计单位应当自收到审计报告之日起十日内提出书面意见；被审计单位自收到审计报告之日起十日内没有提出书面意见的，视同无异议，并由审计人员予以注明。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报告有异议的，审计组应当进一步研究、核实。如有必要，应当修改审计报告。但是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的审计报告应予保留，不得遗弃、增删或者修改。
第十三条审计组对审计事项实施审计后，应当及时向审计机关提出审计报告；提出的时间一般不得超过六十日。
审计组应当将审计报告、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报告的书面意见及审计组的书面说明或者修改意见，一并报送审计机关，由审计组所在部门接收。
第十四条审计组所在部门收到审计报告后，应当对审计报告及审计工作底稿进行审核，提出书面审核意见。
审计组所在部门负责人对审计报告的审核意见负责。审计组所在部门根据审计报告及审核意见提出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书、审计建议书、移送处理书代拟稿，连同审计报告及审核意见报送复核机构或者专职复核人员复核。
第十五条审计机关对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书、审计建议书、移送处理书代拟稿进行审定。一般审计事项的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书、审计建议书、移送处理书代拟稿，可以由审计机关主管领导审定；重大审计事项的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书、审计建议书、移送处理书代拟稿，应当由审计机关审计业务会议审定。
第十六条审计机关对审计报告，审计意见书、审计决定书、审计建议书、移送处理书代拟稿中的下列事项进行审定：
（一）与审计事项有关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凿；
（二）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报告的意见是否恰当，复核机构或者复核人员提出的复核意见是否正确；
（三）审计评价意见是否恰当；
（四）定性、处理、处罚意见是否准确、合法、适当；
法务审核意见篇4
【关键词】审计项目审理复核
审计项目审理是指审计机关法规部门依据审计法和审计准则的有关规定，对业务部门提交的反映审计项目过程和结果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查、修改，并提交审计结果类文书的行为。2008年4月，刘家义审计长在全国法制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议，法制部门对审计项目的复核应向审理转变。随着审计署《审计署2008－2012年审计工作规划》的制定出台，进一步明确了改进审计复核工作，探索建立审计项目审理制度的工作目标。同年九月，审计署制定了《审计署审计项目审理工作试行办法》（审办法发?2008）229号，以下简称《审理办法》），开始在审计署各司局试行审计项目审理办法。本文拟结合法规工作实际，参照《审理办法》，通过分析审计项目复核到审计项目审理的主要转变，探讨审理工作的实际操作，提出建立审计项目审理制度亟需解决的几个问题，以期对审计机关开展审计项目审理工作有所裨益。
一、审计项目复核到审计项目审理的主要转变
（一）形式审查向实质审查的转变。刘家义审计长提出，审计质量把关应该从实质和形式两个方面进行。审计项目复核工作侧重于形式审查，主要围绕审计组代拟的审计结果类文书的以下事项开展：主要事实的表述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评价、定性、处理、处罚和移送处理是否恰当；审计程序是否符合规定等。而对于指引审计工作的审计实施方案、形成审计结果所依据的审计工作底稿和审计取证材料并不要求法制机构进行审查。在实际工作中，脱离了对这些材料的审查，复核就只能停留在核对数据、核对法规适用等最基础的层次上，无法判定审计项目是否达到了预定的审计目标、是否在真实合法的基础上形成审计结果，没有充分发挥审计质量控制的作用。针对这一矛盾，审计项目审理工作提出了实质审查的要求，在保留了复核审查内容的基础上，更把审计实施方案的合规性、针对性和执行情况、审计证据的四性以及同类问题处理的一致性纳入了法规部门的审查范围，既审查审计结果类文书，也审查审计过程类材料，既审查审计结论的表述、定性和法律适用，又审查支撑审计结论的取证是否充分有效，大大拓宽加深了法规部门的审查广度和深度，提高了审计质量把关的层次。
（二）事后审查向提前介入的转变。审计项目复核工作中，审计机关法制部门介入审计项目开展复核的时点是在审计项目现场审计结束以后。虽然在复核过程中，复核人员必须查阅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报告的反馈意见，但反馈意见由于文件篇幅、文字表述等原因，往往难以全面清晰的从被审计单位角度反映问题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法谚云“讼听双方”，复核人员能够就审查材料和审计人员进行充分的沟通，但和被审计单位缺乏直接的交流，不利于复核人员对审查材料作出全面客观的判断。为此，审计项目审理工作要求审理人员提前介入审计项目，即审计组的审计报告在书面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之前，如召开交换意见会的，法规部门应当安排审理人员参加会议。笔者所在审计机关曾于去年试行过复核人员参加审计项目交换意见会的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复核人员在现场听取审计组和被审计单位双方的意见，一方面实现了审计质量控制关口前移，在现场就反映问题的定性、审计证据的充分性有效性、适应法规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提出意见，既有效防范审计风险，又方便业务处室在审计现场及时修改完善；另一方面提前熟悉项目情况，更加客观全面的了解审计项目的背景和反映的问题，为复核项目打下良好基础。审计项目审理工作把提前介入审计项目作为制度确定下来，有利于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单一项目审查向同类项目对照审查的转变。在以往的审计项目中，由于对审计处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缺乏一个比较可行的参照体系，更多依赖于审计人员的工作经验，而不同的审计人员因其对适用法律的认识不一，对问题轻重的判断不同，导致“同事不同罚”的情况时有发生。在审计项目审理工作中，审计人员要对同类项目审计报告中对同类问题的定性及处理的一致性进行审查。这就要求审理人员在审理过程中不能局限于单一的审计项目，更要关注本机关乃至其他审计机关实施的同类审计项目，以保证审计机关对同类问题统一定性、统一法规适用、统一处理处罚尺度，监督规范审计工作中自由裁量权的使用，规避审计风险。
二、如何开展审计项目审理工作
审计项目审理工作既属于审计质量控制体系范畴，也属于审计权力约束范畴，是以审计实施方案为基础，重点关注审计实施的过程和结果，对审计全过程的跟踪式复核、评价、审查和监督工作。
（一）审计项目审理工作的主要内容。
1.审计实施方案的审理。审计实施方案是审计组根据审计工作方案和审前调查情况制定的、指引整个审计项目开展实施的“作战计划”，它制定审计目标、评估审计风险、明确审计范围、确定审计重点，是项目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审计项目审理工作的重点审查对象。对审计实施方案的审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审计实施方案编制和调整的合规性。这一环节重点关注审计实施方案的程序性问题。审理时应按照《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试行）》（2004年审计署第6号令，以下简称审计署六号令）对审计实施方案编制和调整的程序性要求，审查审计实施方案编制时是否经审计组所在部门负责人审核、是否报审计机关分管领导批准，遇有应当调整审计实施方案的情形时是否按规定报审计组所在部门负责人批准或报经审计机关分管领导批准。
第二、审计实施方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这一环节重点关注审计实施方案的实质性问题。在有审计工作方案的情况下，应首先审查审计实施方案在审计目标、审计内容和重点、审计步骤和方法等方面是否与工作方案保持一致，并结合审前调查情况作出了细化安排。其次，应审查审计实施方案中审计目标是否可行、审计重点是否恰当、审计步骤和方法是否可行、审计时间安排是否合理、审计分工是否明确，从而判定审计实施方案是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第三、审计实施方案的执行情况。这一环节重点关注方案在实施过程中是否与实际工作脱节，出现方案与实施“两张皮”的情况。审理时应对照审计工作底稿、审计报告和审计日记判定方案规定的审计内容和重点是否完成。在方案规定的审计内容和重点中，审计查出的被审计单位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财务收支行为以及对审计结论有重要影响的审计事项，是否编制了审计工作底稿并写入审计报告中；其他事项的审计过程和结果是否在审计日记中有完整的记录。
2.审计证据的审理。审计证据，是指审计机关收集的用以证明审计事项真相、作为审计结论基础的材料。对审计证据的审理重点是支撑审计结论的证据是否具备“四性”：
第一、审计证据的客观性。证据所反映的内容必须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不是审计人员的经验判断和主观推断，这是取证材料作为审计证据的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属性。
第二、审计证据的相关性。审计证据用来证明或否定某个审计事项时，必须与该事项之间必然存在的联系，并与审计目标相关联，不具备相关性的材料对审计事实的认定毫无用处。审查证据时应判断取证材料与待证事实是否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剔除冗余证据。
第三、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审计证据的数量能够支持审计人员的审计意见，审查时应判断取证是否达到了审计人员形成审计意见所需审计证据的最低数量要求。
第四、审计证据的合法性。审计证据必须依合法的程序取得，以合法的形式固定。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审计事项的依据。没有以合法形式固定的证据，如被审计单位未签字盖章、审计人员也未注明原因的，也不能作为审计证据。
3.审计结果类文书的审理。审计结果类文书包括审计报告、审计决定书和审计移送处理书。对此类文书的审理大部分延续了审计复核的内容，即着重审理主要事实的表述是否清楚；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评价、定性、处理、处罚和移送处理是否恰当；审计程序是否符合规定。除此之外，还应审理同类项目的同类问题定性和处理处罚是否一致。
（二）审计项目审理工作的程序和方法。
审计项目审理工作突破了复核工作以查阅卷宗为主的工作程序和方法，增加了现场交流、沟通询问、会议研究、修改文书等程序方法，更大程度保证了审理工作的客观性、公正性和准确性。
1.参加交换意见会。审理人员在审计组的审计报告书面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之前，应参加与被审计单位召开的交换意见会，充分听取被审计单位反映的意见情况。审理过程中，必要时审理人员可以到审计现场进行审理，或报经分管领导同意直接到被审计单位核实有关情况。
2.审阅材料。业务部门完成审计结果文书代拟稿后，审理人员应对以下材料进行查阅审理：审计工作方案、审计实施方案；审计日记、审计工作底稿、审计证据；审计组审计报告（即征求意见稿）；被审计单位对征求意见的审计报告的反馈意见、审计组对被审计单位反馈意见的书面说明；业务部门出具的书面复核意见；代拟的审计结果类文书；审计定性、处理、处罚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其他相关资料。
3.询问相关审计人员。审理人员在审理过程中应就相关问题及时与审计人员及业务部门沟通，充分交换意见，全面了解情况。
4.召开审理会议，出具审理意见书。审理人员应对审理的主要过程和结果进行记录，就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与业务部门的主要分歧、补充完善或修改问题的方法措施等提出审理意见。法规部门领导主持召开审理会议，在审理意见的基础上进行集体研究讨论，出具审理意见书。
5.修改审计结果类文书。法规部门出具审理意见书后，业务部门应对审理意见书的采纳情况作出书面反馈。涉及审计结果类文书的恰当性、同类项目同类问题定性处理的一致性和其他重要事项等问题，应由法规部门根据业务部门的反馈意见直接进行修改，对重要修改情况形成书面说明并与业务部门共同确认。
（三）法规部门和审理人员的审理责任。审计项目复核工作中，法制部门和复核人员对其复核意见的恰当性负责，对审计报告中存在的定性不准确、适用法律、法规、规章不正确、处理处罚不当问题应当发现而没有发现，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承担责任。而在审计项目审理工作中，法规部门和审理人员不仅要对出具的审理意见负责，还要对审计项目过程和结果中审理应当发现而未发现的重大问题负责，对经由法规部门修改的审计结果类文书的恰当性负责。
三、建立审计项目审理制度亟需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审理会议制度的完善。审计项目审理工作中增加了召开审理会议这一程序，确保了审理意见是法规部门集体讨论决策的结果，而不是个别或几个审理人员的个人判断，增加了审理意见的公信度。审理会议作为审理工作的核心部分，应进一步明确其形式、内容和职责。审理会议由法规部门领导主持召开，法规部门其他领导、审理人员和审计组有关人员参加，实行民主集中制，会议的讨论过程应当书面记录。此外，审理会议不仅应就审计项目的审理意见展开讨论研究，更应该承担监督审理行为，总结审理经验，制定审理内部操作规范等职责，为加快建立审计项目审理制度的奠定基础。
法务审核意见篇5
我国现行的审计复核制度初创于上世纪80年代末，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初步建立到趋于完善的发展过程。1988年审计署《复核审计报告和受理申诉事项的试行办法》，这里的“复核审计报告”，即是我国审计复核制度最早的雏形。1996年审计署《审计复核工作的规定》，首次使用“审计复核工作”一词，审计复核制度正式建立。2000年颁布审计署令第2号《审计复核准则》，审计复核制度得到初步发展。2004年颁布审计署令第6号《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试行)》。成为我国目前审计复核制度的主体规范性文件，标志着我国审计复核制度渐趋完善。目前，全国各级审计机关大都设立了复核机构或配备了专职复核人员，已基本搭建起审计组组长、审计组所在部门和复核机构为主体的内部三级复核网络。
一、审计复核工作的主要缺陷及原因分析
审计复核工作是提高审计价值的活动，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为我国审计法治化建设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为解决与被审计对象之间的审计争议及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框架。但由于审计本身的专业性及审计复核的非司法化特性，现行审计复核制度仍带有传统思维模式下的“路径依赖”特征，其所应有的位置、权责及控制角色与法治下的审计审理制度之间具有较大的不对称性，实践中还存在不少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适应的问题需要解决。
现行的审计复核工作观念陈旧，视过去渐成“习惯”的“做法”为经验，重形式轻内容，重结果轻过程，“就复核论复核”。“任何法律都包含着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只有制度层面的法律，而没有理念层面上的法律，这样的法律是残缺的。”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伦勃朗(Rembrandt)认为，制度不过是人们的思想、习惯、意识甚至风俗而已。由此可见，制度是由人们的观念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看，思想和观念高于制度，先有观念才有制度。因此，在审计复核问题上。重要的也是理念的问题。不断追求和树立法治理念正是前述审计规划的要义所在。但现行的审计复核仍受制于“传统”理念，“就复核论复核”，赶进度图应付，重形式轻内容，重结果轻过程，“简单的复核一下就完了”，没有“从审计实施方案开始进行全面深入的审理”(刘家义)。这种“水过鸭背式复核”明显缺乏科学发展观指导。缺少再加工提炼。刘家义审计长“应当把审计署法制司的‘复核’改为‘审理’”观点的提出，为“跳出复核论复核”提供了新的理念模式，指明了审计复核司法化的进路和要求。尽管审计界还未充分认识到其全部含义，但笔者认为，应将其作为切实做好审计复核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为下一步审计模式、手段、方法和规范化改革奠定基础。具体在微观上，则体现在制度层面或规则层面的问题，表现在现行的审计复核工作上就是复核缺位，复核滞后，复核虚置，复核深度欠缺，复核手段落后、复核方式单一、复核方法简单，复核机构不健全、复核人员不专业等。
(一)复核缺位实际操作中。一是在审计项目管理体系中采用单纯纵向业务管理模式，未设“复核管理”因子。二是计划、实施、复核、执行过分独立，缺乏横向约束和控制。下计划的不知实施情况，审计人员不知复核要求，做复核的不进行现场审计，执行结果如何没人知晓。三是重要审计项目审计方案报审未经“复核”和审计业务会议审定，就签发至审计组或下级审计机关实施。从而使审计工作一开始就存在质量隐患。
(二)复核滞后即“复核”程序置于征求被审计对象意见之后。这种“先征求意见后复核”模式近年来弊端凸显：一是没有充分借助专职复核人员的知识和经验来解决与被审计对象间的外部纠纷，共同应对被审计对象的种种质疑和申诉。二是没有客观考虑复核机构与审计组之间的内部争议，特别是当复核意见与审计组最初征求意见时的认定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时，易使审计复核人员陷于维护审计质量和影响审计形象的两难境地，不利于复核结果的转化和利用，也不利于对审计组滥用权力的监督和自我纠错机制的建立。三是易引起歧义，被审计对象常以审计机关名义征求意见是一次性的、审计组审计报告的要素和内容与审计机关审计报告应完全相同为由来“抗审”，增加了审计复议与诉讼风险。
(三)复核虚置实际操作中，领导或业务部门负责人担任审计组组长。身兼“二职”甚至“三职”，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复核权与审理权发生重叠，形成二级复核合并为“一级”，失去了作为一道法律屏障的本来意义，使得“三级复核”制度的“免疫力”下降，形同虚设。其虚置化和形式化不仅严重“弱化”或削弱了审计项目的质量控制，而且严重混淆了三级复核各自的质量责任，不便追究责任。
(四)复核深度欠缺由于现行的三级复核是一种流程式的“平面复核”，导致前二级复核过分依赖复核机构的“最终把关”而存有“懒惰”和“保底”心理，造成审、核脱节、问题堆积和复核机构“走马观花”。表现在：一是以“结果导向”为中心，重现场审计结束后对审计文书中所反映的事项进行形式复核，忽视实施前对审计目标、范围、重点、内容等的实质控制，造成审前调查“蜻蜓点水”和事后复核处理纠正难。二是以“程序导向”为中心，重程序形式上的纵向复核，轻实质内容上的横向审理，“纸上谈兵”，没有从方案开始与底稿、证据、报告、准则相对比，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严格把关，造成方案执行不力、底稿和证据不合准则“一事一稿”规定、报告列举的事实证据欠充分和遗漏重大问题。三是以“问题导向”为中心，重违法违规问题定性、处理、处罚力度的把关，轻审计事项查深查透的控制，造成该发现的线索来被发现。
(五)复核手段落后、复核方式单一、复核方法简单实际操作中，一是复核机构只能等到项目实施结束后才能进行书面复核，不能在复核时及时辅以现场调查等手段；二是业务部门还不能实现ao软件上传数据，只能用手工复核纸质化资料；三是每年审计项目质量检查单靠翻审计档案，很少将“触角”延至被审计单位进行核查；四是缺乏科学的复核理论方法，完全凭经验感觉运用简单的复算法、核对法、分析法和询问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审计复核人员对主要事实的表述是否清楚的判断程度，很难想象仅仅看看案卷就可以洞察事实的真相，要保证审计复核的全面审查和不出纰漏就非常困难。
(六)复核机构不健全、复核人员不专业从近年来一些单位审计项目质量检查情况看，绝大部分基层审计机关没有按照2号
令规定设立复核机构，配备兼职人员的居多。并且法律专业化程度偏低，远没有达到应当具备的知识结构。对复核人员的任职资格也没有统一规定，其综合素质不高，很难胜任对专业性、技术性问题的处理工作，导致审计复核事项的审理质量不高，没有上升至对审计复议和诉讼案件的法治精神层面的理解和重视。近年来，基层审计机关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复议案的上升。也说明复核机构的客观公正性和复核人员的复核能力为人质疑，难以提出高质量的复核意见。
二、审计复核工作的改进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在科学认知审计复核在审计价值链中的中介地位和功能作用的基础上。按照“2010年建立起审计项目审理制度”的要求，有必要对现行的审计复核工作进行重塑，这不仅关系到审计复核队伍建设的基本导向，更关系到审计法治化建设目标的有效实现。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从复核理念上改进在理念上变“传统复核观”为“现代审理观”。理念是制度的灵魂。现行的审计复核之所以在具体的制度设计和规则选择上出现如此多的问题，本质上应归因于审计法治理念的缺失。因此，首先必须树立审计法治理念并将其贯彻到审计复核的改革和完善工作中，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审理”概念为载体。坚持真信、真学、真联、真用。否则，就会成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复核版”，“2010年建立起审计项目审理制度”就成为空话。鉴于此，建议审计署出台改进和完善审计复核工作的实施意见，尽快开展省级间的同业互查试点。
(二)从复核层级、复核管理、项目安排、管理方式和结果公告上改进变“复核虚置”和“复核缺位”为“审理朴位”。在复核层级上。建议审计署进一步明确和界定三级复核各自的责任载体和重点内容，建立和完善上下级内部责任追究制度；在复核管理上，建议增设“复核管理”因子；在项目安排上，建议实行招投标和合同制；在管理方式上，建议构建计划、实施、审理、执行既相分离又相制约的审计业务管理体系；在结果公告上，建议继续探索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包括特定审计事项阶段性审计情况公告、重大案件查处结果公告制度的建立等。
(三)从复核环节和复核程序上改进变“复核滞后”为“复核前置”。在审前调查环节，建议修改6号令第13条和第22条第2款并增设“复核”关卡，使审计实施方案的编制质量不受影响；在审计取证环节，严格执行“先编底稿再取证”；在审计组的审计报告提交环节，建议“恢复原状”，先送审计组组长再提交业务部门负责人审核，完整反映审计报告提交审核的全貌；在审计报告征求意见环节。建议修改《国家审计基本准则》第31条和6号令第60条，将“复核”关口前移至征求被审计对象意见前，化解被审计对象的不满反应、弥补审计组的自身不足并制约审计组的滥用权力。
(四)从复核内容和复核文书上改进变“平面式复核”为“立体式复核”，变“程序性复核”为“实质性审理”。在复核由容上，建议设计“准则一底稿一方案”测试表，由审计人员自己对审计工作底稿对照审计准则和审计实施方案，逐环节逐笔审核，并在规定的测试表格中打勾；建议审计署按《审计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尽快提出审计组的审计报告审议程序，规范审理过程；在复核文书上，建议审计署统一规范复核意见书格式，改变“以表代书”的现状；进一步完善审计署地方优秀审计项目评比制度及尽快建立审计人员业绩考评制度。
法务审核意见篇6
第一条为了规范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业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清算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187号）以及《注册税务师管理暂行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本准则所称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是指税务师事务所接受委托对纳税人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申报的信息实施必要审核程序，提出鉴证结论或鉴证意见，并出具鉴证报告，增强税务机关对该项信息信任程度的一种鉴证业务。
第三条纳入税务机关行政监管并通过年检的税务师事务所，均可从事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工作。
第四条在接受委托前，税务师事务所应当初步了解业务环境。业务环境包括：业务约定事项、鉴证对象特征、使用的标准、预期使用者的需求、责任方及其环境的相关特征，以及可能对鉴证业务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交易、条件和惯例及其他事项。
第五条承接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业务，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接受委托的清算项目符合土地增值税的清算条件。
（二）税务师事务所符合独立性和专业胜任能力等相关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规范的要求。
（三）税务师事务所能够获取充分、适当、真实的证据以支持其结论并出具书面鉴证报告。
（四）与委托人协商签订涉税鉴证业务约定书（见附件1）。
第六条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的鉴证对象，是指与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相关的会计资料和纳税资料等可以收集、识别和评价的证据及信息。具体包括：企业会计资料及会计处理、财务状况及财务报表、纳税资料及税务处理、有关文件及证明材料等。
第七条税务师事务所运用职业判断对鉴证对象作出合理一致的评价或计量时，应当符合适当的标准。适当的评价标准应当具备相关性、完整性、可靠性、中立性和可理解性等特征。
第八条税务师事务所从事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业务，应当以职业怀疑态度、有计划地实施必要的审核程序，获取与鉴证对象相关的充分、适当、真实的证据；并及时对制定的计划、实施的程序、获取的相关证据以及得出的结论作出记录。
在确定证据收集的性质、时间和范围时，应当体现重要性原则，评估鉴证业务风险以及可获取证据的数量和质量。
第九条税务师事务所从事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业务，应当以法律、法规为依据，按照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在获取充分、适当、真实证据基础上，根据审核鉴证的具体情况，出具真实、合法的鉴证报告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条税务师事务所按照本准则的规定出具的鉴证报告，税务机关应当受理。
第十一条税务师事务所执行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业务，应当遵守本准则。
第二章一般规定
第十二条税务师事务所应当要求委托人如实提供如下资料：
（一）土地增值税纳税（预缴）申报表及完税凭证。
（二）项目竣工决算报表和有关帐薄。
（三）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地价款凭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或转让合同。
（四）银行贷款合同及贷款利息结算通知单。
（五）项目工程建设合同及其价款结算单。
（六）商品房购销合同统计表等与转让房地产的收入、成本和费用有关的其他证明资料。
（七）无偿移交给政府、公共事业单位用于非营利性社会公共事业的凭证。
（八）转让房地产项目成本费用、分期开发分摊依据。
（九）转让房地产有关税金的合法有效凭证。
（十）与土地增值税清算有关的其他证明资料。
第十三条税务师事务所开展土地增值税清算鉴证业务时，应当对下列事项充分关注：
（一）明确清算项目及其范围。
（二）正确划分清算项目与非清算项目的收入和支出。
（三）正确划分清算项目中普通住宅与非普通住宅的收入和支出。
（四）正确划分不同时期的开发项目，对于分期开发的项目，以分期项目为单位清算。
（五）正确划分征税项目与免税项目，防止混淆两者的界限。
（六）明确清算项目的起止日期。
第十四条纳税人能够准确核算清算项目收入总额或收入总额能够查实，但其成本费用支出不能准确核算的，税务师事务所应当按照本准则第三章的规定审核收入总额。
第十五条纳税人能够准确核算成本费用支出或成本费用支出能够查实，但其收入总额不能准确核算的，税务师事务所应当先按照本准则第四章的规定审核扣除项目的金额。
第十六条税务师事务所在审核鉴证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符合本准则第十七条规定外，可以终止鉴证：
（一）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应当设置但未设置账簿的。
（二）擅自销毁账簿或者拒不提供纳税资料的。
（三）虽设置账簿，但账目混乱或者成本资料、收入凭证、费用凭证残缺不全，难以确定转让收入或扣除项目金额的。
（四）符合土地增值税清算条件，未按照规定的期限办理清算手续，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清算，逾期仍不清算的。
（五）申报的计税依据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
（六）纳税人隐瞒房地产成交价格，其转让房地产成交价格低于房地产评估价格且无正当理由，经税务师事务所与委托人沟通，沟通无效的。
第十七条纳税人虽有本准则第十六条所列情形，但如有下列委托人委托，税务师事务所仍然可以接受委托执行鉴证业务，但需与委托人签订涉税鉴证业务约定书：
（一）司法机关、税务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
（二）依法组成的清算组织。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组织和个人。
第三章清算项目收入的审核
第十八条土地增值税清算项目收入审核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包括：
（一）评价收入内部控制是否存在、有效且一贯遵守。
（二）获取或编制土地增值税清算项目收入明细表，复核加计正确，并与报表、总账、明细账及有关申报表等进行核对。
（三）了解纳税人与土地增值税清算项目相关的合同、协议及执行情况。
（四）查明收入的确认原则、方法，注意会计制度与税收规定以及不同税种在收入确认上的差异。
（五）正确划分预售收入与销售收入，防止影响清算数据的准确性。
（六）必要时，利用专家的工作审核清算项目的收入总额。
第十九条本准则所称清算项目的收入，是指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地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以下简称房地产）并取得的全部价款及有关的经济收益，包括货币收入、实物收入和其他收入。
第二十条税务师事务所应当按照税法及有关规定审核纳税人是否准确划分征税收入与不征税收入，确认土地增值税的应税收入。
第二十一条土地增值税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收入为外国货币的，以取得收入当天或当月1日国家公布的市场汇价折合成人民币，据以计算应纳土地增值税税额。
对于以分期收款形式取得的外币收入，应当按实际收款日或收款当月1日国家公布的市场汇价折合人民币。
第二十二条有本准则第十六条第（六）款情形，但按本准则第十七条规定接受委托执行鉴证业务的，税务师事务所应当获取具有法定资质的专业评估机构确认的同类房地产评估价格，以确认转让房地产的收入。
第二十三条纳税人将开发的房地产用于职工福利、奖励、对外投资、分配给股东或投资人、抵偿债务、换取其他单位和个人的非货币性资产等，发生所有权转移时应视同销售房地产，其视同销售收入按下列方法和顺序审核确认：
（一）按本企业当月销售的同类房地产的平均价格核定。
（二）按本企业在同一地区、同一年度销售的同类房地产的平均价格确认。
（三）参照当地当年、同类房地产的市场价格或评估价值确认。
第二十四条收入实现时间的确定，按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对纳税人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定在售房时代收的各项费用，应区分不同情形分别处理：
（一）代收费用计入房价向购买方一并收取的，应将代收费用作为转让房地产所取得的收入计税。实际支付的代收费用，在计算扣除项目金额时，可予以扣除，但不允许作为加计扣除的基数。
（二）代收费用在房价之外单独收取且未计入房地产价格的，不作为转让房地产的收入，在计算增值额时不允许扣除代收费用。
第二十六条必要时，注册税务师应当运用截止性测试确认收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审核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审核企业按照项目设立的"预售收入备查簿"的相关内容，观察项目合同签订日期、交付使用日期、预售款确认收入日期、收入金额和成本费用的处理情况。
（二）确认销售退回、销售折扣与折让业务是否真实，内容是否完整，相关手续是否符合规定，折扣与折让的计算和会计处理是否正确。重点审查给予关联方的销售折扣与折让是否合理，是否有利用销售折扣和折让转利于关联方等情况。
（三）审核企业对于以土地使用权投资开发的项目，是否按规定进行税务处理。
（四）审核按揭款收入有无申报纳税，有无挂在往来账，如"其他应付款"，不作销售收入申报纳税的情形。
（五）审核纳税人以房换地，在房产移交使用时是否视同销售不动产申报缴纳税款。
（六）审核纳税人采用"还本"方式销售商品房和以房产补偿给拆迁户时，是否按规定申报纳税。
（七）审核纳税人在销售不动产过程中收取的价外费用，如天然气初装费、有线电视初装费等收益，是否按规定申报纳税。
（八）审核将房地产抵债转让给其他单位和个人或被法院拍卖的房产，是否按规定申报纳税。
（九）审核纳税人转让在建项目是否按规定申报纳税。
（十）审核以房地产或土地作价入股投资或联营从事房地产开发，或者房地产开发企业以其建造的商品房进行投资或联营，是否按规定申报纳税。
第四章扣除项目的审核
第二十七条税务师事务所应当审核纳税人申报的扣除项目是否符合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条规定的范围。审核的内容具体包括：
（一）取得土地使用权所支付的金额。
（二）房地产开发成本，包括：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前期工程费、建筑安装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公共配套设施费、开发间接费用。
（三）房地产开发费用。
（四）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
（五）国家规定的其他扣除项目。
第二十八条扣除项目审核的基本程序和方法包括：
（一）评价与扣除项目核算相关的内部控制是否存在、有效且一贯遵守。
（二）获取或编制扣除项目明细表，并与明细账、总账及有关申报表核对是否一致。
（三）审核相关合同、协议和项目预（概）算资料，并了解其执行情况，审核成本、费用支出项目。
（四）审核扣除项目的记录、归集是否正确，是否取得合法、有效的凭证，会计及税务处理是否正确，确认扣除项目的金额是否准确。
（五）实地查看、询问调查和核实。剔除不属于清算项目所发生的开发成本和费用。
（六）必要时，利用专家审核扣除项目。
第二十九条审核各项扣除项目分配或分摊的顺序和标准是否符合下列规定，并确认扣除项目的具体金额：
（一）扣除项目能够直接认定的，审核是否取得合法、有效的凭证。
（二）扣除项目不能够直接认定的，审核当期扣除项目分配标准和口径是否一致，是否按照规定合理分摊。
（三）审核并确认房地产开发土地面积、建筑面积和可售面积，是否与权属证、房产证、预售证、房屋测绘所测量数据、销售记录、销售合同、有关主管部门的文件等载明的面积数据相一致，并确定各项扣除项目分摊所使用的分配标准。
如果上述性质相同的三类面积所获取的各项证据发生冲突、不能相互印证时，税务师事务所应当追加审核程序，并按照外部证据比内部证据更可靠的原则，确认适当的面积。
（四）审核并确认扣除项目的具体金额时，应当考虑总成本、单位成本、可售面积、累计已售面积、累计已售分摊成本、未售分摊成本（存货）等因素。
第三十条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的审核，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审核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金额是否获取合法有效的凭证，口径是否一致。
（二）如果同一土地有多个开发项目，审核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的分配比例和具体金额的计算是否正确。
（三）审核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是否含有关联方的费用。
（四）审核有无将期间费用记入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的情形。
（五）审核有无预提的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
（六）比较、分析相同地段、相同期间、相同档次项目，判断其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金额是否存在明显异常。
第三十一条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的审核，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审核征地费用、拆迁费用等实际支出与概预算是否存在明显异常。
（二）审核支付给个人的拆迁补偿款所需的拆迁（回迁）合同和签收花名册，并与相关账目核对。
（三）审核纳税人在由政府或者他人承担已征用和拆迁好的土地上进行开发的相关扣除项目，是否按税收规定扣除。
第三十二条前期工程费的审核，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审核前期工程费的各项实际支出与概预算是否存在明显异常。
（二）审核纳税人是否虚列前期工程费，土地开发费用是否按税收规定扣除。
第三十三条建筑安装工程费的审核，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出包方式。重点审核完工决算成本与工程概预算成本是否存在明显异常。当二者差异较大时，应当追加下列审核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真实的证据：
1.从合同管理部门获取施工单位与开发商签订的施工合同，并与相关账目进行核对；
2.实地查看项目工程情况，必要时，向建筑监理公司取证；
3.审核纳税人是否存在利用关联方（尤其是各企业适用不同的征收方式、不同税率，不同时段享受税收优惠时）承包或分包工程，增加或减少建筑安装成本造价的情形。
（二）自营方式。重点审核施工所发生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使用费、其他直接费和管理费支出是否取得合法有效的凭证，是否按规定进行会计处理和税务处理。
第三十四条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设施费的审核，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审核各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设施费用是否取得合法有效的凭证。
（二）如果有多个开发项目，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设施费用是否分项目核算，是否将应记入其他项目的费用记入了清算项目。
（三）审核各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设施费用是否含有其他企业的费用。
（四）审核各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设施费用是否含有以明显不合理的金额开具的各类凭证。
（五）审核是否将期间费用记入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六）审核有无预提的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设施费用。
（七）获取项目概预算资料，比较、分析概预算费用与实际费用是否存在明显异常。
（八）审核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设施应负担各项开发成本是否已经按规定分摊。
（九）各项基础设施费和公共配套设施费的分摊和扣除是否符合有关税收规定。
第三十五条开发间接费用的审核，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审核各项开发间接费用是否取得合法有效凭证。
（二）如果有多个开发项目，开发间接费用是否分项目核算，是否将应记入其他项目的费用记入了清算项目。
（三）审核各项开发间接费用是否含有其他企业的费用。
（四）审核各项开发间接费用是否含有以明显不合理的金额开具的各类凭证。
（五）审核是否将期间费用记入开发间接费用。
（六）审核有无预提的开发间接费用。
（七）审核纳税人的预提费用及为管理和组织经营活动而发生的管理费用，是否在本项目中予以剔除。
（八）在计算加计扣除项目基数时，审核是否剔除了已计入开发成本的借款费用。
第三十六条房地产开发费用的审核，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审核应具实列支的财务费用是否取得合法有效的凭证，除具实列支的财务费用外的房地产开发费用是否按规定比例计算扣除。
（二）利息支出的审核。企业开发项目的利息支出不能够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审核其利息支出是否按税收规定的比例计算扣除；开发项目的利息支出能够提供金融机构证明的，应按下列方法进行审核：
1.审核各项利息费用是否取得合法有效的凭证；
2.如果有多个开发项目，利息费用是否分项目核算，是否将应记入其他项目的利息费用记入了清算项目；
3.审核各项借款合同，判断其相应条款是否符合有关规定；
4.审核利息费用是否超过按商业银行同类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金额。
第三十七条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审核，应当确认与转让房地产有关的税金及附加扣除的范围是否符合税收有关规定，计算的扣除金额是否正确。
对于不属于清算范围或者不属于转让房地产时发生的税金及附加，或者按照预售收入（不包括已经结转销售收入部分）计算并缴纳的税金及附加，不应作为清算的扣除项目。
第三十八条国家规定的加计扣除项目的审核，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对取得土地（不论是生地还是熟地）使用权后，未进行任何形式的开发即转让的，审核是否按税收规定计算扣除项目金额，核实有无违反税收规定加计扣除的情形。
（二）对于取得土地使用权后，仅进行土地开发（如"三通一平"等），不建造房屋即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审核是否按税收规定计算扣除项目金额，是否按取得土地使用权时支付的地价款和开发土地的成本之和计算加计扣除。
（三）对于取得了房地产产权后，未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良或开发即再行转让的，审核是否按税收规定计算扣除项目金额，核实有无违反税收规定加计扣除的情形。
（四）对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在售房时代收的各项费用，审核其代收费用是否计入房价并向购买方一并收取，核实有无将代收费用作为加计扣除的基数的情形。
第三十九条对于纳税人成片受让土地使用权后，分期分批开发、转让房地产的，审核其扣除项目金额是否按主管税务机关确定的分摊方法计算分摊扣除。
第五章应纳税额的审核
第四十条税务师事务所应按照税法规定审核清算项目的收入总额、扣除项目的金额，并确认其增值额及适用税率，正确计算应缴税款。审核程序通常包括：
（一）审核清算项目的收入总额是否符合税收规定，计算是否正确。
（二）审核清算项目的扣除金额及其增值额是否符合税收规定，计算是否正确。
1.如果企业有多个开发项目，审核收入与扣除项目金额是否属于同一项目；
2.如果同一个项目既有普通住宅，又有非普通住宅，审核其收入额与扣除项目金额是否分开核算；
3.对于同一清算项目，一段时间免税、一段时间征税的，应当特别关注收入的实现时间及其扣除项目的配比。
（三）审核增值额与扣除项目之比的计算是否正确，并确认土地增值税的适用税率。
（四）审核并确认清算项目当期土地增值税应纳税额及应补或应退税额。
第六章鉴证报告的出具
第四十一条本准则所称的鉴证报告，是指税务师事务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有关规定，在实施必要的审核程序后，出具含有鉴证结论或鉴证意见的书面报告。
第四十二条鉴证报告的基本内容应当包括：
（一）标题。鉴证报告的标题应当统一规范为"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鉴证报告".
（二）收件人。鉴证报告的收件人是指注册税务师按照业务约定书的要求致送鉴证报告的对象，一般是指鉴证业务的委托人。鉴证报告应当载明收件人的全称。
（三）引言段。鉴证报告的引言段应当表明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责任，说明对委托事项已进行鉴证审核以及审核的原则和依据等。
（四）审核过程及实施情况。鉴证报告的审核过程及实施情况应当披露以下内容：
1.简要评述与土地增值税清算有关的内部控制及其有效性；
2.简要评述与土地增值税清算有关的各项内部证据和外部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靠性；
3.简要陈述对委托单位提供的会计资料及纳税资料等进行审核、验证、计算和进行职业推断的情况。
（五）鉴证结论或鉴证意见。注册税务师应当根据鉴证情况，提出鉴证结论或鉴证意见，并确认出具鉴证报告的种类。
（六）鉴证报告的要素还应当包括：
1.税务师事务所所长和注册税务师签名或盖章；
2.载明税务师事务所的名称和地址，并加盖税务师事务所公章；
3.注明报告日期；
4.注明鉴证报告的使用人；
5.附送与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鉴证相关的审核表及有关资料。
第四十三条税务师事务所经过审核鉴证，应当根据鉴证情况，出具真实、合法的鉴证报告。鉴证报告分为以下四种：
（一）无保留意见的鉴证报告（见附件2）。
（二）保留意见的鉴证报告（见附件3）。
（三）无法表明意见的鉴证报告（见附件4）。
（四）否定意见的鉴证报告（见附件5）。
上述鉴证报告应当附有《企业基本情况和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申报审核事项说明及有关附表》（见附件6）。
第四十四条税务师事务所经过审核鉴证，确认涉税鉴证事项符合下列所有条件，应当出具无保留意见的鉴证报告：
（一）鉴证事项完全符合法定性标准，涉及的会计资料及纳税资料遵从了国家法律、法规及税收有关规定。
（二）注册税务师已经按本准则的规定实施了必要的审核程序，审核过程未受到限制。
（三）注册税务师获取了鉴证对象信息所需的充分、适当、真实的证据，完全可以确认土地增值税的具体纳税金额。
税务师事务所出具无保留意见的鉴证报告，可以作为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申报或审批事宜的依据。
第四十五条税务师事务所经过审核鉴证，认为涉税鉴证事项总体上符合法定性标准，但还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出具保留意见的鉴证报告：
（一）部分涉税事项因税收法律、法规及其具体政策规定或执行时间不够明确。
（二）经过咨询或询证，对鉴证事项所涉及的具体税收政策在理解上与税收执法人员存在分歧，需要提请税务机关裁定。
（三）部分涉税事项因审核范围受到限制，不能获取充分、适当、真实的证据，虽然影响较大，但不至于出具无法表明意见的鉴证报告。
税务师事务所应当对能够获取充分、适当、真实证据的部分涉税事项，确认其土地增值税的具体纳税金额，并对不能确认具体金额的保留事项予以说明，提请税务机关裁定。
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保留意见的鉴证报告，可以作为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申报或审批事宜的依据。
第四十六条税务师事务所因审核范围受到限制，认为对企业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可能产生的影响非常重大和广泛，以至于无法对土地增值税纳税申报发表意见，应当出具无法表明意见的鉴证报告。
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无法表明意见的鉴证报告，不能作为办理土地增值税清算申报或审批事宜的依据。
法务审核意见篇7
第一条为了规范“一书两证”审批管理程序，根据国家及湖南省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在*市城市规划区内的“一书两证”审批管理必须遵循本规定。
第二章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管理程序
第三条*市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项目，包括扩建、改建、新建项目，在报批可行性研究报告前应申请《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以下称“意见书”）。
具体项目一般包括：
(1)重要的大、中型工业仓储建设项目；
(2)重要的大、中型市政公用设施建设项目；
(3)对外交通建设项目；
(4)专业医疗、卫生防疫等大型公共设施建设项目。
第四条“意见书”是项目报批可行性研究的配套文件，实行分级审批。市计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建设项目，由市规划管理局核发“意见书”；省计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建设项目，由市规划管理局提出审查意见，报省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核发“意见书”；其他项目在取得计划行政主管部门的立项批复前，选址应征求*市规划管理局对项目申报的意见。
第五条申请“意见书”应提供以下资料：
(1)*市规划管理局规划审查申报表；
(2)选址意见书申请表；
(3)建设项目选址书面申请、项目基本情况说明。工业项目或其他对周围地区有一定影响和控制要求的建设项目，应附送建设项目工艺情况，水陆交通运输、能源、市政公用配套等基本要求，建设项目可能对周围地区带来的影响以及建设项目对周围地区建设的控制要求；
(4)计划行政主管部门立项批复或批准的项目建议书；
(5)1/500-1/10000地形图2份（含*市规划信息服务中心道路上线资料），并用铅笔标明意向用地位置；
(6)大型建设项目、对城市布局有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对周围环境有特殊要求的建设项目，应有选址多方案比较，并附送具有相应设计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作出的选址论证意见;
(7)开发公司应持有相应的房地产开发资质，并附送企业资质证书、工商执照等资料；
(8)有关用地范围的情况或资料；
(9)其他。
第六条“意见书”的审批程序(总工作时限10天)：
(1)建设单位或个人持必备资料，向*市规划管理局提出申请;
(2)业务综合管理处受理并核查必备资料后转用地规划管理处(工作时限1天)；
(3)用地规划管理处经办人现场查勘，核对已审规划及周边用地情况，拟定初审意见交处业务会研究后报处审(工作时限4天)；
(4)用地规划管理处负责人审查(工作时限1天)；
(5)按职责签审上报分管局长审批（工作时限2天）。需报上级审批的项目，另行上报；
(6)用地规划管理处经办人整理审批意见，将案卷移交业务综合管理处(工作时限1天)；
(7)业务综合管理处核发“意见书”，项目选址位置附图。省计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业务综合管理处领取审查意见后，报省级规划行政部门审批“意见书”。“意见书”自批准之日起，六个月内有效，过期应重新申请。
第三章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管理程序
第七条*市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申请用地的建设项目，必须取得*市规划管理局核发的《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以下简称“用地证”）。
第八条申请用地的单位或个人持批准建设项目的有关文件，向*市规划管理局提出定点及规划要点申请。有关文件具体包括：
(1)*市规划管理局规划审批申报表；
(2)建设用地规划申请表；
(3)建设单位书面申请，项目基本情况说明；
(4)计划行政主管部门计划文件；
(5)1/500-1/2000地形图2份（含*市规划信息服务中心道路上线资料），并用铅笔标明意向用地位置；
(6)开发公司应持有相应的房地产开发资质，并附送企业资质证书、工商执照等资料；
(7)原已划拨或出让的土地，需原土地红线资料；
(8)已取得“意见书”的应附有“意见书”、选址位置附图、有关立项资料等；
(9)拍卖地须持有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等法律文件或*市国土局拍卖中标通知书等函件；
(10)其他。
第九条定点及规划要点的审批程序（总工作时限15天）；
(1)业务综合管理处受理并核查所需文件后转用地规划管理处(工作时限1天)；
(2)用地规划管理处经办人现场查勘，核对已审规划及周边用地情况，拟定初审意见交处业务会研究并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后报处审(工作时限6天)；
(3)用地规划管理处负责人审查，按职责签审上报总规划师或分管局长(工作时限2天)；
(4)总规划师、分管局长审批（已审定规划要求的项目只需分管局长审批，总规划师和分管局长工作时限各2天），需报上级审批的项目，另行上报；
(5)用地规划管理处经办人整理审批意见，将案卷移交业务综合管理处(工作时限1天)；
(6)业务综合管理处核发建设用地规划定点（要点）通知单，定点蓝线图（2份）（工作限时1天），自发出之日起6个月内有效，逾期应重新申请定点。
第十条建设单位按“定点通知单”的规划要求，在有效期内取得土地调查红线、地藉测量成果及修建性详细规划或总图，向*市规划管理局申请“用地证”。
第十一条申请核发“用地证”应提供以下资料：
(1)建设用地规划定点（要点）通知单或签有修改意见的规划总图及选址、定点阶段审查的所有资料；
(2)国土部门调查红线及勘测成果（用地呈报表、审批表、会签表等）；
(3)与用地单位的协议或合同及国土部门的有关报表；
(4)1/500修建性详细规划4份（用地范围较大时可用1/1000），电子介质图（光盘、软盘）1份；
(5)*市规划信息服务中心核实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图面指标单；
(6)调整规划须附原批准的规划总图及说明；
(7)其他。
第十二条核发“用地证”的审批程序（总工作时限16天）
(1)业务综合管理处受理并核查所需文件后转用地规划管理处(工作时限1天)；
(2)用地规划管理处经办人根据规划要点的要求审查并签署意见，报处负责人(工作时限4天)；
(3)用地规划管理处负责人审查，按职责签审上报总规划师和分管局长(工作时限2天)需上报审批的详细规划，另行上报；
(4)总规划师和分管局长审查，报局长签发(总规划师和分管局长及局长工作时限各2天)，需报上级审批的详细规划，另行上报；
(5)用地规划管理处经办人整理审批意见，将案卷移交业务综合管理处(工作时限1天)；
(6)业务综合管理处核发“用地证”（副本）、建设用地规划审批单及签审盖章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或总图（3份）(工作时限2天)。
第十三条由*市人民政府批准的招标拍卖用地及详细规划审查周期较长的项目，可根据下达的规划要点或审定的控制性详细规划核发“用地证”，但必须在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土地红线申请审批项目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工作时限16天。具体按核发“用地证”的程序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领取“用地证”的单位或个人必须在六个月内持国土部门审批的正式用地红线、建设用地批准书、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审批单到*市规划管理局业务综合管理处换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正本（建设单位超过六个月未办理国土用地手续，原批准资料将自行失效，需重新申请）。
建设单位取得经审批的修建性详细规划，超过两年未依法建设的，原审批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将自行失效，需重新申请审批。
第四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类）管理程序
第十五条在*市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改建建筑物、构筑物的建设单位或个人，须向*市规划管理局申请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以下简称“许可证”）。
第十六条申请建设的单位或个人持有关文件向*市规划管理局业务综合管理处申请项目的规划设计条件，有关文件具体如下：
(1)*市规划管理局规划审批申报表；
(2)建设单位申请报告；
(3)土地红线或国有土地使用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选址定点和规划要点通知单(均须持原件核对)；
(4)1/500工程位置现状地形图1份（含*市规划信息服务中心道路上线资料的现状实测地形图），且标明拟建工程的位置；
(5)重要建设或大、中型项目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准文件；
(6)其它（包括已审定的详细规划，拟建工程方案示意图等）。
第十七条规划设计条件的审批程序（总工作时限14天）
(1)业务综合管理处受理并核查所需文件后转建筑规划管理处（工作时限1天）；
(2)建筑规划管理处经办人员查勘现场，核对用地范围内及周边规划控制情况，酌情交处业务会研究后初拟规划设计条件报处审（工作时限7天）；
(3)建筑规划管理处负责人审查规划设计条件（工作时限2天）；
(4)总规划师审查规划设计条件（工作时限2天），需报上级审批的项目，另行上报；
(5)建筑规划管理处经办人整理审批意见，将案卷转业务综合管理处（工作时限1天）；
(6)业务综合管理处核发规划设计条件审查通知单（工作时限1天），规划设计条件审查通知单的有效时效为六个月，过期应重新申请。
第十八条建设单位或个人在规划设计条件审查通知单的有效期内，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按规划设计条件完成施工图设计，向*市规划管理局申请审批施工图。
第十九条报审施工图应提供的资料：
(1)规划设计条件阶段所有资料及审查通知单；
(2)本年度基建计划；
(3)含技术经济指标的建筑总平面图、各平、立、剖面建筑施工图(或要求的透视效果图)、设计说明书等各1份；
(4)市(省)建委工程项目方案审查纪要和初步设计审查批文等；
(5)其它
第二十条施工图审查的审批程序（总工作时限16天）
(1)业务综合管理处受理并核查所需资料后转建筑规划管理处（工作时限1天）；
(2)建筑规划管理处经办人初审施工图后报处审（工作时限7天）；
(3)建筑规划管理处负责人审查施工图，按有关职责规定签审或上报局审（工作时限2天）；
(4)总规划师、分管局长审定施工图后返建筑规划管理处(总规划师和分管局长工作时限各2天)，需报上级审批的项目，另行上报；
(5)建筑规划管理处经办人整理审批意见，将案卷转业务综合管理处（工作时限1天）；
(6)业务综合管理处核发施工图审查通知单、建筑物放线通知单、核实的施工图、“许可证”申请表（工作时限1天）。
第二十一条建设单位取得施工图审查通知单后到*市规划信息服务中心联系放线定位、建筑面积复核、上定位红线图，同时征求相关职能部门意见。
第二十二条建设单位或个人持所需文件申请核发“许可证”(副本)。
申请“许可证”审批应提供的资料：
(1)报建图审查阶段所有资料；
(2)平、立、剖面建筑施工图3份(含消防已审查签章1份)，定位红线图3份；
(3)放线回单；
(4)*市规划信息服务中心建筑面积复核单；
(5)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审批表及要求取得的有关批复、签章协议等资料；
(6)其他。
第二十三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程序（总工作时限12天）
(1)业务综合管理处受理并核查必备资料后转建筑规划管理处（工作时限1天）；
(2)建筑规划管理处经办人整理并签审所有报建资料、图纸，拟定审批意见后报处审（工作时限4天）；
(3)建筑规划管理处负责人审查上述资料，按有关职责规定签发或上报局长签发（工作时限2天）；
(4)局长审查签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审批表并批返建筑规划管理处（工作时限2天）；
(5)建筑规划管理处经办人整理资料后将案卷移交业务综合管理处（工作时限1天）；
(6)业务综合管理处签章审批的图纸，对案卷“许可证”编号，核发工作联系单，经审定的设计图1套，定位红线图1张。同时对并需存档图纸（1套）用于批后管理图纸（1套）（工作时限2天）。
第二十四条建设单位在领取审批结果时应以法定代表人名义填写依法建设保证书；持工作联系单到*市收费局缴清费用后，到*市规划管理局业务综合管理处领取“许可证”副本、建设工程规划审批单及验收表。审批完毕一年仍未领取规划许可证副本的项目，须先报请复审。工程竣工后由建设单位备齐相关资料，按工程分类要求分别报项目所在地规划分局或执法队进行现场验收（工作时限5天）；合格项目，资料报业务综合管理处核查后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本。验收不合格项目，按违法建设项目依法予以处罚。
第二十五条对一般性建设工程且有修建性详细规划指导的项目审批仅设施工图审查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两个审批阶段，完成审批的总工作时限为28天。
第五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市政类）管理程序
第二十六条在*市城市规划区内新建、扩建、改建道路、管线或其他工程设施的建设单位或个人须向*市规划管理局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市政类）。
第二十七条申请市政工程规划设计条件应提供的资料。
(1)*市规划管理局规划审批申报表；
(2)建设单位申请报告；
(3)土地权属红线资料（自用工程类）及已审定的修建性详细规划或总图复印件；
(4)管线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限大型项目）及工程计划批准文件；
(5)1/500—1/10000工程位置现状地形图2份（含*市规划信息服务中心道路上线资料），且由管线专业部门在地形图上标明拟建工程的方案位置；
(6)已编制审批的管网综合规划（一般指成片开发的建设项目及新、扩、改建的城市道路工程）；
(7)其他。
第二十八条规划设计条件的审批程序参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筑类），总工作限时为11天，其中接卷1天，经办3天，处室负责人审查2天，总规划师审查1.5天，分管局长1.5天，返窗1天，核发审批成果1天。
第二十九条审批成果：
(1)市政工程规划设计条件审查通知单；
(2)市政工程放线定位单；
(3)市政工程规划调查红线；
(4)市政工程规划许可证申请审批表。
第三十条市政工程规划设计条件审查通知单的有效期限为六个月，超过期限未办理市政工程规划许可证审批手续的，自行失效。
第三十一条申请市政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应提供的资料：
(1)市政工程规划设计条件阶段所有资料及审查通知单；
(2)市政工程初步设计批复及施工设计图及设计文件2份，调查红线图1份，现状地形图1份；
(3)定位放线回单；
(4)建筑工程（市政类）规划许可证申请审批表及要求取得的有关批复、签章协议等资料；
(5)其他。
第三十二条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市政类）审批程序参照工程类，总工作时限9天，其中：业务综合管理处受理1天，经办审查2天，处室负责审查2天，分管局长审查1天，局长审批1天，经办整理资料1天，业务综合管理处核发审批成果1天。
第三十三条审批成果：
(1)市政工程规划定位红线图；
(2)建设工程（市政类）规划许可证（副本）及规划审批单；
(3)工程竣工后由建设单位备齐“许可证”副本和竣工测量成果资料，报市政规划管理处审核（工作时限3天）；合格项目，资料报业务综合管理处核查后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正本）。不合格项目，按违法建筑项目依法予以处罚。
第六章其他
第三十四条在*市城市规划区集体土地上的住宅建设工程，在工程所在地的规划分局办理规划受理审查和发证手续，按建设工程（用地）规划许可证工作程序中申请规划设计条件（定点）及核发“许可证”的规定执行。规划分局履行市局业务综合管理处和对应处室经办人的职责。
第三十五条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进行建设的项目，在区内所设分局办理规划审批受理和发证手续。所有审查审批项目直接上报市局局长；分局审查工作限时为：申办《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工作时限8天；申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工作时限各为15天，具体各阶段工作时限由分局另行规定。
第三十六条凡需更名的项目，必须理由充分，项目合法，由局业务综合管理处受理，转对应业务处室审查批复，工作时限5天。
凡需复审的项目，必须具备原批准有效证件，由局业务综合处受理，转业务对应业务处室审查批复，工作时限5天。
属高新技术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范围的建设项目，其更名、复审由项目所在地规划分局受理、审批，工作时限各为3天。
第三十七条在审查过程中，对于不符合规划审批要求的项目，由对口业务处室汇总整改意见，在程序规定的审查、审批时限内交业务综合管理处，发出规划审查通知单，建设单位或个人必须按整改要求调整完善报批、报建的工程图文内容，按工作阶段的对应程序规定申请审批。
法务审核意见篇8
???一．稽核机构
???第二条集团专门稽核机构为集团总部的财务管理部稽核处。该处在财务管理部具体领导下，直接对集团领导负责并报告工作。
???第三条财务管理部稽核处有权对集团总部所属部门及下属公司按章行使考核核查的职能。稽核机构仅对被稽核的事项的合法性、合规性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一般不直接参与被稽核单位的经营活动。
???第四条集团领导将保障稽核人员依法按章行使正当的职权，任何人不得有对稽核人员打击报复或故意刁难的行为。
???二．稽核的对象范围
???第五条稽核的对象包括两个方面，即指集团内部的法律事务方面的稽核和财务会计方面的稽核。
???(一)法务稽核范围主要指发生在经济活动中对经济合同的稽核。具体包括：
1．集团及下属公司对外投资或接受投资以及采用合作方式设立企业的经济合同。
2．集团及下属公司订立的达到集团《关于经济合同管理制度》中规定送审标的标准的十一种有名合同包括：
(1)产品购销合同
(2)建设购销合同
(3)加工承揽合同
(4)货物运输合同
(5)供用电台同
(6)仓储保管合同
(7)财产租赁合同
(8)借款合同
(9)财产保险合同
(10)所有的科技协作合同
(11)特殊劳务合同
???3．集团领导认为需要稽核的其它法律事务
???(二)财务会计方面的稽核是指对集团及下属公司以审查财务收入及其经济效益为主要内容的内部审计活动。其具体范围包括内部控制制度审计、资产审计、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审计、费用和利润审计、财务报告审计、财经法纪审计、经济效益审计、经济责任审计、涉外审计、电算化审计、以及有关责任人离任审计。
???三．稽核的原则和依据
???第六条稽核的原则是在进行各项稽核活动应遵循的行为规则。具体有：
(一)遵守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原则。在进行稽核活动中，首先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同时，还必须遵守国家政策规定以及本集团内部的规章制度。
(二)维护投资人合法权益原则。稽核活动应当遵重投资人的合法利益，不得损害其正当利益。
(三)独立稽核原则。在稽核活动中，稽核人员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其他部门或人员的干涉和影响.
(四)保密原则。在稽核活动中，有关稽核人员必须保守涉及的商业秘密，所有的稽核资料要保留存档，不得外借或泄露传播。在执行稽核职务中取得的与稽核有关的资料不得用于与稽核工作无关的目的。
???第七条稽核的依据是指稽核人员就需稽核的对象作出公允客观的判定发表稽核意见的根据。具体是指：
(一)在稽核过程中，依法收集和整理的同稽核有关的合同、技术标准、帐册、凭证、报表等原始证据。
(二)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三)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
(四)地方性法规和规定。
(五)集团内部的规章制度。
(六)董事会对具体事项进行处理而发表的书面意见。
???四．稽核的要求
???第八条稽核机构应当根据法律、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按照集团领导的要求，确定年度稽核工作重点，编制年度的稽核项目计划。
???第九条在稽核过程中，被稽核的部门或下属公司应及时主动地提交相关的需稽核的一切资料。
???第十条稽核机构依法按章实施稽核时，可以事前通知被稽核部门或下属公司，也可以不通知，直接到其进行稽核工作，被稽核单位不得拒绝。
???第十一条稽核人员在实施稽核时，应编制有关稽核工作底稿，对稽核中发现的问题，作出详细、准确的记录，并注明资料的来源。对收集的原始资料、有关文件和实物等证明资料，应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以防主观臆断。
???第十二条稽核人员在对经济合同进行稽核时，除投资或接受投资的合同的稽核，应根据其当时具体情况应在集团领导规定的期限内提出书面稽核意见书外，对其他的十一种有名合同，应在接到全部资料后二日内提出稽核意见或书面稽核意见书。对财会稽核，应在结束调查阶段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书面的审计报告。
???第十三条被稽核的部门或下属公司对稽核机构出具的稽核意见书有异议的，应在接到稽核意见书的五日内提出书面报告，向稽核机构或集团领导提出。未提出的，视为无异议。
???五．送审的办法及程序
???第十四条集团部门或下属公司如有按规定须报批的经济合同，应在合同未签字盖章前及时主动地将需稽核的资料当面提交或用邮寄、传真方式递交到稽核机构。待稽核机构出具稽核意见书后，才能决定是否签订合同。
???第十五条稽核机构根据年度稽核计划或集团领导交办的稽核任务时，应及时到被稽核部门或下属公司履行职责。对有些情况，可以通知被稽核部门或下属公司向稽核机构提交相关的资料。被稽核单位应在稽核人员要求的期限内按时提交一切资料。
???第十六条稽核人员在结束对某一具体稽核工作时，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出具稽核意见书或审计报告，提交被稽核部门或下属公司。认为需要报送集团领导的，应同时及时报送。
???六．经济责任
???第十七条被稽核部门或下属公司违反集团规定，拒绝或者拖延提供与稽核事项有关的资料的，或者拒绝、阻碍检查的，由稽核机构责令改正：对局部改正的，由集团领导追究其责任。
???第十八条稽核机构发现被稽核部门或下属公司转移、隐匿、篡改、毁弃经济合同、会计凭证、会计账簿、报表等有关资料或资产，有权予以制止，责令交出、改正或者采取措施予以补救，必要时，汇报集团领导，请求将相关资料、资产暂时封存。对拒不执行的，集团将视情节轻重，作出责令改正、给予警告、通报批评、纪律处分、经济罚款的决定。对故意或者同外部人员相互勾结，损害集团合法利益的，集团视情节轻重，作出相应的处罚决定。对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法务审核意见篇9
（一）审理力量相对薄弱与审理工作量不相适应。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审计工作的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需要和审计监督全覆盖的不断推进，审计项目数量逐年大幅度递增。而基层审计机关限于编制人数限制和完成审计项目的压力，把所有能调动的人员全部调配在审计一线，因此审理力量相对薄弱，一般没有单独的审理机构，审理人员普遍只有1名，往往也只是兼职，还要忙于其他工作。有时当审理工作与其他工作有冲突时，必须加班加点的去审理，遇到疑难问题，难以有时间深入了解、充分考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项目质量。
（二）审理人员专业化水平不高与项目的内容复杂不相适应。随首审计领域的不断放大，外延的不断扩展，审计的内容也越来越广，违纪违规问题手段也越来越高明，隐藏地也越来越深。审理人员必须精通审计业务、熟悉国家的法津法规等相应的专业知识，才能更好地适应当前的环境。而当前基层审计机关，在项目任务繁重的压力下，从事内勤的多是一些审计外行，有的根本就没有接触过审计项目，有的只是经过简单培训，专业知识水平不高，审计业务不熟悉，工作上存在“纸上谈兵”、“闭门造车”的现象。因此工作中程序不规范、证据不足、深度不够、定性不准等现象时有发生，难以发挥审理工作的把关作用，导致项目质量也相应受到影响。
（三）过度依赖审理部门而忽视了其它环节的责任。《审计法实施条例》和《国家审计准则》规定实行审计项目审计组长一级审核、审计组所在业务科室二级复核和审理机构三级审理的审理模式。而且复核和审理关注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审理更多的是关注审计内容的完整性、取证的充分性、定性的准确性、处理处罚的合规性。但在实际工作中，基层审计机关普遍存在过度依赖审理部门的思想，往往忽略了前二级审核、复核仅保留审理一个环节，造成审计项目质量控制高度依赖审理的问题非常突出。
（四）审理人员的责任与审理工作的地位不相匹配。在审计项目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业务科室更多的考虑是如何快速、高效地完成审计项目，因此审计过程中很多细节不到位。而审理为保证审计质量，往往要求事事要有证据，处处要有依据，报告中的每句话都要有证据去支撑、资料来印证。两者看待问题的角度是不同的，往往给业务科室的印象就是挑毛病。提出的审理意见和建议业务科室不愿意采纳，还容易因工作与业务科室产生矛盾。同时，由于审理、复核、审核的责任划分不清晰，由于前置环节的审核、复核不到位，出了问题板子全都打在审理人员的身上，造成审理人员工作压力和身心压力都很大。
（一）正确认识审理工作定位，解决好协同配合提高质量的问题。项目质量是审计工作的生命线，但审理只是以业务科室、审计组的结果为基础，对反映审计项目过程和结果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查，提出审理意见，督促或者要求整改的行为。项目的深度和广度才是保证项目质量的源头、基础，而审理只是对审计资料进行再把关。因此，完全依靠审理工作来提升审计质量是行不通的，必须在提高审计的纵深基础上，重视审理部门提出的意见建议，才能够进一步提高项目质量。
（二）提高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解决好审理流于形式的问题。审理工作是防范审计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审理工作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审计项目的成败。作为审理人员就必须要比一般审计人员技高一筹，否则，就无法对审计复核对象做出正确判断，无法出具有水平的审计复核意见书和审理意见书，所以，应从专业资质、工作经历、业务素质等方面考虑，做好专业审理人员的选配工作，而且应当注重审理人员业务素质的后继培养，提升胜任能力，以应对不断深化和提高的审计项目审理工作要求。
法务审核意见篇10
关键词：证券监管行政行为行政自由裁量权司法审查司法自由裁量权
随着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5日作出终审判决，在证券界和法学界令人瞩目并且一度引发热烈争论的海南凯立诉中国证监会案暂且告一段落。但无论是该案本身还是由此引起的讨论并没有完全划上休止符1，笔者在本文中将围绕该案，对其中涉及的内部和外部行政行为的认定、行政自由裁量权，以及司法自由裁量权等法律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案情简介：
1994年12月，长江旅业等六家股东共同发起成立了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立公司）。1997年3月，海南省证管办向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民委）推荐凯立公司作为1996年度计划内预选企业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1997年4月和1998年10月，国家民委先后两次向中国证监会（以下简称证监会）推荐凯立公司列入1996年度a股发行计划。1998年2月证监会通知海南省证管办转告凯立公司同意其上报发行申报材料，并要求在该材料上注明列入省97年计划内。同年6月，凯立公司向证监会上报了a股发行申报材料。
1999年9月凯立公司收到了国务院有关部门转送的中国证监会《关于海南凯立公司上市问题有关情况的报告》，即：证监发（1999）39号文（以下简称39号文）。该报告称：凯立公司97%的利润虚假，严重违反《公司法》，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条件，决定取消其发行股票的资格。2000年4月，证监会以其办公厅的名义作出证监办函（2000）50号文《关于退回海南凯立中部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a股发行预选材料的函》（以下简称50号文），认定凯立公司“发行预选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上市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2其间，凯立公司曾以证监发（1999）39号文为据，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该院以39号文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凯立公司在对该裁定上诉期间，以中国证监会又作出新的行政行为（即作出50号文）为由，申请撤回了上诉，并于2000年7月针对39号文中称其97%利润虚假，取消其a股发行资格的表述和50号文认定其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一并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1、撤销被告作出的原告申报材料前三年会计资料不实，97%利润虚假的错误结论；2、撤销被告作出的取消原告a股发行资格并退回预选申报材料的决定；3、判令被告恢复并依法履行对原告股票发行上市申请的审查和审批程序。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0年12月18日作出一审判决：1、确认被告中国证监会2000年4月28日退回原告海南凯立公司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行为违法；2、责令被告中国证监会恢复对原告海南凯立公司股票发行的核准程序，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两个月内作出决定；3、驳回原告海南凯立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39号文虽是证监会对上级机关的报告，但因其对原告的申报作出了利润虚假，严重违法，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的认定及决定取消其股票发行资格的处理意见，因此，这一行为对原告的权益是具有确定力、是明确和具体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由于该行为与原告的利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原告能够证明该行为存在，原告就可以对该认定结论及处理意见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亦应将其纳入本案的审理范围。……根据2000年3月16日实施的《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核准程序》的规定，股票发行核准程序为受理申请程序；初审；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核准发行；复议。在核准发行程序中规定，对发行人的发行申请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的决定。予以核准的，出具核准公开发行的文件。不予核准的，出具书面意见，说明不予核准的理由。在受理程序中，将属于1997年股票发行指标内的企业划归该程序调整。上述法律规范均未规定不予核准的，可以退回申报材料。故被告作出的退回原告申报材料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且由于被告的退回行为是在上述法律规范生效之后作出的，按照有关溯及力的规定，被告的审批行为亦应适用并符合生效的法定程序。被告称其退回行为系依照旧有的程序规范作出的，缺乏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本院应确认该退回行为违法，由被告予以重作。……对原告请求撤销被告在50号文中……及在39号文中所作……的认定，鉴于本院应确认被告退回行为违法，并责令其重作，故应视为该审核行为尚未作出，本案双方争议的有关认定，现尚不能对原告直接产生法律上的效力，亦不属于本案审查范围，本院不对该认定作出判断.……”
一审判决后，中国证监会以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为由，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于2001年7月5日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指出：“……凯立公司的财务资料所反映的利润是否客观真实，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国家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中国证监会在审查中发现有疑问的应当委托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专业机构对其财务资料依照‘公司、企业会计核算的特别规定’进行审查确认。中国证监会在未经专业部门审查确认的情况下作出的证监办函（2000）50号文认定事实证据不充分。……凯立公司虽然属于《核准程序》之前申请的企业，中国证监会也应当在保护其权益的前提下，依照该程序对其申请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发行的决定。但中国证监会对凯立公司的申请仅以其办公厅的名义作出证监办函（2000）50号决定，退回其预选申报材料。该决定既不适用具体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也没有依照其自己制订的的审核程序进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该行为违法并限期重作是正确的。……证监办函（1999）39号报告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且该内容已被其后作出的证监办函（2000）50号决定所函盖（原文书是“函盖”，恐属笔误，应为“涵盖”），法院已在之前的诉讼中有明确的生效裁定，故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是恰当的，……”。3
一、内部行政行为及可诉性问题分析
在本案中，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即是关于证监会作出的39号文是否属于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事实上，二审法院与一审法院在该问题上观点并不一致，且一审法院在之前作出的不予受理裁定与其后作出的一审判决在该问题上的看法也不一致。4那么，证监会作出的39号文其性质究竟如何，法院是应当将其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还是应当将其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外部行政行为，以及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等加以分析，下面，笔者就将针对这些问题作一探讨。
（一）行政行为的界定与分类
什么是行政行为？行政行为是指具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行使行政职权过程中所作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或者不作为。关于作为行为的表述有很多种。5与民事行为和其他国家机关的行为相比较，行政行为具有从属法律性、裁量性、单方意志性、效力先定性、强制性等特征，并且具有确定力、拘束力、公定力和执行力等行为效力。6行政行为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为：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羁束行政行为与自由裁量行政行为，依职权的行政行为与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行为与不作为行政行为等。7其中，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是以行政行为适用与效力作用的对象的范围为标准划分的。所谓内部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内部行政组织管理过程中所作的只对行政组织内部产生法律效力的行政行为。所谓外部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对社会实施行政管理活动过程中针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所作出的行政行为。8
那么，在实践中如何区分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笔者认为，主要应考量的因素有：行政行为的法律依据、行政行为所针对的对象、行政行为所针对的事项、实施行政行为所适用的程序以及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9内部行政行为通常以内部行政组织管理法律规范为依据；针对公务员或行政主体作出；其针对的事项通常有关行政主体的内部组织、内部管理，以及公务员的雇佣、奖惩等；其行为的实施须按照相关的行政程序进行（例如对公务员的雇佣程序、纪律处分程序等）；其法律效果通常是对行为对象的职权、职责、职务等产生影响。而外部行政行为通常以管理社会事务的法律规范为依据；针对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出；其针对的事项通常有关社会事务的管理；其行为的实施须遵循一定的行政程序（例如告知程序、听取申辩程序、听证程序等）；其法律效果通常是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同时，笔者认为，以上因素应当全面、综合地加以考虑，而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则是行政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果，如果某一行政行为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产生较大影响，则本着维护相对方合法权益和督促行政主体合法行使职权的目的，对其他因素考量的标准不宜过于严格和拘泥。因为把某一行政行为确定为内部行政行为还是外部行政行为，在目前并不是所有的行政行为都能进入行政诉讼、接受司法审查的情况下，该问题就并不只是单纯的学理上的分类问题，而直接影响到该行政行为是否可诉，以及行政相对方采取何种途径寻求法律救济途径，从而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和义务产生重大影响。
（二）纳入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
当今行政法发展的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就是允许越来越多的公众参与行政诉讼。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1976年）第702条规定：“因机关行为而使其法定权利受到侵害的人，或者受到有关法律规定范围之内的机关行为的不利影响或损害的人，均有权要求司法审查。……”第704条规定：“法律规定可以复审的机关行为和在法院中没有其他合适补救方法的最终机关行为应接受司法审查。……”10而伯纳德·施瓦茨在其所著《行政法》一书中则指出，作为一般原则，谁有权利到行政机关受审讯，谁就应当有资格诉诸司法复审，反之亦然。这两种情形中的标准都是不利之影响。而法院对谁有权利作为“利害关系当事人”到行政机关受审讯的问题作出越来越宽的解释。起初法律把“明显的当事人”，即其权利和义务受到行政行为直接影响的个人，列为这种当事人，而后“利害关系当事人”的概念不断扩大，从明显的当事人扩大到竞争人，又从竞争人扩大到消费者。这种趋势并不统一，但是主流是为了公共利益，行政诉讼程序允许越来越多的人参与。11而美国最高法院在弗拉斯特诉科恩案中突破了只有与被司法复审的行为有直接切身利害关系的人才具有原告资格的限制，承认了联邦纳税人的原告资格。12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在该法中并没有直接定义“具体行政行为”，但在第11条和第12条分别对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和不可以提讼的事项作了规定。其中第12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事项提起的诉讼：（一）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二）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四）法律规定由行政机关最终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上，第12条并没有排除所有的内部行政行为，甚至没有使用“内部行政行为”这一术语，而是直接规定“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但自1991年7月1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中，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作了进一步规定，其中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对“具体行政行为”作了明确的界定。其第1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使行政职权，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就特定的具体事项，作出的有关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单方行为。这一定义似乎暗含着内部行政行为并不纳入行政诉讼之中。不过，自2000年3月10日起，该《意见》已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13。该解释在受案范围方面，作出了不同于《意见》的规定，不再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界定，其第1条第1款明确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14这里使用的是“行政行为”这一概念，但对“行政行为”本身并没有作出界定，也没有使用“内部行政行为”或“外部行政行为”这些概念。同时，在该条第2款所列举的不属于行政诉讼的事项中，也没有使用“内部行政行为”这一概念。
（三）本案中39号文的法律性质及其可诉性探讨
下面再回到海南凯立诉中国证监会案，要判断39号文是否属于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首先得从法律依据、行为针对的对象、针对的事项、适用的程序和行为产生的法律效果几方面进行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15第7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对全国证券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事实上，1998年4月，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国务院证券委与中国证监会合并组成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并且在国务院1998年9月批准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中，进一步明确了中国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国证券期货市场的主管部门。16因此，中国证监会作为国务院的直属事业单位，有理由也应当就有关问题向上级主管机关提交报告。同时，证监会的39号文也不是向凯立公司作出的，而是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凯立公司有关情况的一份工作报告。那么，39号文是否属于内部行政行为呢？应当注意的是，39号文所针对的是凯立公司上市问题的事项，该文认为：凯立公司97%的利润虚假，经研究决定，以凯立公司申报材料虚假为由，取消其股票发行资格。17虽然该文并没有直接向凯立公司作出，且该文也是在1999年9月1日由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通过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告凯立公司的，但毋庸置疑，该文势必对凯立公司能否上市产生重大的、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可以预见将是不利的影响。因此，从39号文所针对的事项及法律效果而言，其又具有外部行政行为的性质。当然，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毕竟，39号文不是直接针对凯立公司作出，而证监会在2000年4月向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作出（该文抄送凯立公司）的50号文中认定凯立公司发行预选申报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18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对凯立公司而言，39号文并不是一个“成熟”的行政行为，因而不宜对其提起行政诉讼，而应等证监会向凯立公司作出一决定（如50号文）之后，再针对该决定（如50号文）呢？或者，正如有学者认为的那样——在这里证监会的行政行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应加以割裂？19
伯纳德·施瓦茨在《行政法》一书中论述了行政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则——成熟原则。美国最高法院认为，成熟原则的“基本原理是：避免过早裁决，以免法院自身卷入有关行政政策的理论争论之中，同时也是为了在行政机关正式作出行政裁决之前，在原告当事人事实上感觉到这种裁决的效力之前，保护行政机关免受司法干扰。”20受指控的行政行为的效力不应是模糊不清、不确定，而应当成熟到具有最终性。至于“要判断行政行为是否是最终的行为，就要看行政裁决的程序是否达到了司法复审不会打断行政裁决的正常程序的阶段，也就是说，要看行政救济是否已经终结了，还要看权利与义务是否确定了，或者说从行政行为中是否会产生法律效果。”21成熟的标准是不利之影响、实际性和紧急性。而美国最高法院对成熟原则的适用逐渐趋于宽松。不再把形式作为成熟性的决定因素，并且，即便是非正式行政行为（例如行政机关新闻的行为），只要发生了实际的不利影响，就可受司法复审。22
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中，并没有直接规定成熟原则。但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中，已经相当程度地体现了这一原则。23其第1条第2款规定了不得提起行政诉讼的事项，其中第6项为：“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第12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可见，《解释》已清晰地体现了成熟原则的核心标准——不利影响。因此，笔者以为，依据《解释》，则一审法院将39号文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完全站得住脚，其在判决书中也明确指出，因39号文对原告的权益具有确定力、是明确和具体的，与原告的利益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且原告能够证明该行为存在，原告就可对其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亦应将其纳入案件的审理范围。24而二审法院虽然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的终审判决，但在判决书中却清楚表明了在对待39号文的可诉性问题上，有着与一审法院截然不同的立场。二审法院明确指出，39号文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且该内容已被其后作出的50号文所涵盖，法院在之前的诉讼中有明确的生效裁定25，因此驳回凯立公司的相关诉讼请求。26二审法院的判决理由似乎暗含着在此问题上与一审法院的不同态度，似乎不赞成一审法院后来对于将39号文纳入司法审查的做法。笔者认为，正如本文前述指出的那样，在我国目前的法律规范中，并没有使用“内部行政行为”这一概念（《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是：“……（三）行政机关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法院能否将一切内部行政行为排除在行政诉讼之外，这本身就是一个令人质疑的问题，而法院进一步以39号文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为由否定其可诉性，就更难以让人信服。因为，39号文是否属于内部行政行为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不可否认的是，39号文的作出，事实上使凯立公司没有资格上报正式的申请材料，其上市的进程被停止，因而对凯立公司而言，该行为严重影响其权利义务，而这恰恰符合《解释》第12条“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27的规定。至于39号文是否因其内容被50号文涵盖而失去可诉性，笔者认为，虽然39号文与50号文之间存在相当的联系，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39号文的法律效果，它明确、具体，对行政相对方的权利义务有重大影响，与相对方存在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当然，39号文与50号文都是证监会就凯立公司上市问题作出的决定，其在时间上、内容上实为一脉相承，是否可以认为39号文还不是一个成熟的行政行为，凯立公司必须等到证监会向其作出一个行政处理决定（如50号文）之后才可提讼呢？笔者认为，39号文于1999年9月1日由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通过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告凯立公司，使得该文具有效力的确定性，则凯立公司此时就已经能肯定其上市进程已受重大的不利影响，因此据此提起行政诉讼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此外，《解释》第40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没有制作或者没有送达法律文书，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服向人民法院的，只要能证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应当说，这一规定对于凯立公司而言也是相当有利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二审法院在判决中以39号文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其内容已经被50号文所函盖为由，驳回凯立公司的诉讼请求，这无论从目前我国的法律规定的角度还是从学理的角度，都有可商榷之处。而笔者以为，从行政相对方与被诉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其权利义务将因此受重大不利影响的角度，并从行政法维护行政相对方合法权益，监督行政主体合法行使职权的目的出发，将39号文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并无不妥。
二、行政自由裁量权
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28英国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一句著名的格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29在行政法领域，行政自由裁量权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又备受关注的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中围绕什么是行政自由裁量权，为什么存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主体应当如何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其相应的监督和救济机制，以及行政自由裁量权在本案中的体现等问题进行分析和阐述。
（一）什么是行政自由裁量权
什么是行政自由裁量权？通常认为，行政法律、法规赋予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中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的原则，自行判断行为的要件，自行选择行为的方式和自由作出行政决定的权力。30实际上，可以说行政自由裁量权即是行政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所享有的一种选择权，而这种选择权必须由法律、法规赋予，其行使须依据立法目的，遵循公正合理的原则，其内容则主要包括行政主体对相关行政行为的条件、方式、幅度等自行作出判断和决定。
严格法治主义强调通过事先制定并明确公布的法律规则对政府权力进行控制。其代表人物戴雪赋予法治主义三个基本要素，其中之一乃是法治意味着“绝对的法律至上或法律统治，而排除恣意的权力、特权或政府所拥有的广泛自由裁量权。”31但在实践中，严格法治主义的主张遭到巨大的挑战。事实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行政管理的范围日益扩大，针对的事项日益复杂且往往富于变化，同时，在行政管理的许多领域涉及专门的知识和技术，因而授予行政主体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有效管理现代社会的必需，而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广泛存在已不容否认。
既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正确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有益于社会发展；而行政自由裁量权一旦被滥用，其造成的危害也同样让人无法忽视32。那么，行政主体应如何合法、正确地行使自由裁量权呢？通常要求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时须遵循合法、合理原则。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须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须符合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须认真考虑相关因素，公正、合理地进行。
要确保行政主体正确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就必须建立相应的法律监督机制和救济机制。笔者认为，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法律监督主要包括立法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立法监督主要是指对行政裁量权的范围应进行严格界定，对享有行政裁量权的行政主体应予以明确的授权。行政监督主要是指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的监督，主要体现在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方式、程序等方面作出限制性规定，并通过建立告知制度、申辩制度、听证制度等，有效监督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维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司法监督则主要通过行政诉讼，对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从而起到督促行政主体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和对行政相对方提供法律救济的作用。
（二）本案中所涉的行政自由裁量权问题
在本案中，行政自由裁量权问题集中体现于中国证监会对凯立公司申报材料的审查方面。具体而言，包括证监会审查申报材料的时限，证监会对申报材料是否具有实质审查权，以及如果证监会具有有实质审查权，则应当如何行使实质审查权的问题。
二审法院在判决中认为，中国证监会在确定凯立公司的财务资料是否真实存有疑问时，应委托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专业机构进行审查确认。这就引起关于证监会对于申报材料是否具有实质审查权，以及如果具有实质审查权，应当如何行使的问题的广泛争论。由于该问题与本文第三部分将要论述的“司法自由裁量权”密切相关，笔者将在该部分中对其进行阐述，在此就不作分析。
下面，笔者主要谈探讨一下证监会行政审批的时限问题。虽然这一问题在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书中并没有明确涉及，但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在本案中实不容忽视。
正如前文“案情简介”所述，凯立公司于1998年6月向证监会上报了a股发行申请材料，在1999年9月收到了国务院有关部门转送的证监会于1999年8月20日作出的39号文。该文认定凯立公司97%的利润虚假，并决定以凯立公司申报材料虚假为由，取消其股票发行资格。2000年4月，证监会向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出50号文，并抄送凯立公司。该文认定凯立公司发行预选申报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
由此可知，凯立公司自1998年6月向证监会上报a股发行申请材料后，在一年零三个月之后（1999年9月），才收到国务院有关部门转送的证监会于1999年8月20日作出的39号文，而凯立公司收到50号文的时间则到了2000年4月。其间凯立公司经历了漫长的等待，那么，这种漫长的等待是否是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呢？
中国证监会于1998年5月29日颁布的《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审核工作程序》（以下简称《审核程序》）中规定的a股的发行审核程序包括：
1、预选阶段：（1）证监会下达股票发行家数指标。（2）地方政府或国务院有关产业部门推荐。（3）证监会发行部审查企业预选申报材料，对符合条件且主承销商、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也已出具关于申报材料有关内容符合真实、公正、合规标准承诺函的企业，受理其申报材料，并登记受理时间。（4）发行部在受理预选申报材料5个工作日内，将其分送国家发展计划委和国家经贸委，两委在15个工作日内出具审核意见。（5）证监会在自受理材料之日起25个工作日内提出预选审核意见。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同意其上报正式申报材料，并初步确定企业股权结构和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的方案；对不符合条件的企业，不予同意。
2、审批阶段：（1）地方政府或国务院有关产业部门在收到企业发行申请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并出具意见，向证监会报送正式申报材料。（2）证监会发行部对符合要求的企业受理其正式申报材料，登记受理时间。（3）发行部对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审核，并出具书面反馈意见。在审核过程中，发现有虚假等违规嫌疑的，证监会将组织调查。扣除企业修改材料和调查企业的时间，发行部将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企业申报材料的审核工作。（4）企业申报材料经发行部审核合格的，将在7个工作日内提交发行审核委员会审议。委员会将在充分讨论后以无记名方式表决。发审委表决通过的，方可批准其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有条件表决通过的，该企业申报材料须根据发审委提出的要求进行修改，经修改符合要求的，方可批准其公开发行股票；发审委否决的，该企业申报材料退回有关地方政府或国务院有关产业部门。（5）证监会确定股票发行的具体时间并按程序核发准予公开发行股票的批文。
可见，《审核程序》对证监会行使职权的方式、步骤和时限作出了一些规定，但也存在一些缺点，包括没有规定行政救济程序，而且有关的时限规定也不够完整等。例如，规定了发行部审查企业预选申报材料，对符合条件者，受理其申报材料，但并没有规定发行部应当自收到预选申报材料后多长时间内必须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同样的情况在有关审批阶段的规定中也存在，发行部对符合要求的企业，受理其正式申报材料，但也没有规定发行部应当自收到正式申报材料后多长时间内必须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从当事人角度讲，能否说只要证监会没有要求补充或补正材料，中国证监会收到有关材料即可视为受理？总之，这些时限规定的缺乏，在实践中就极有可能导致行政相对方长时间的等待。
不过，就本案而言，尽管《审核程序》中对时限的规定有所欠缺，但即便按照该程序的规定，中国证监会的行为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按照《审核程序》，1998年6月凯立公司上报的是预选申报材料。而证监会《审核程序》虽然没有规定发行部应当自收到预选申报材料后多长时间内必须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但对于受理之后证监会的行为则有明确的时限要求。而在本案中，39号文是以“凯立公司97%的利润虚假，严重违反《公司法》，不符合发行上市的条件”为由，“决定取消其发行股票的资格”。即是说，证监会作出的并不是“不予受理”的决定，而证监会在预选阶段一旦受理申报材料，就应当遵守《审核程序》所规定的时限，而证监会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此后证监会作出的50号文则认定凯立公司“发行预选材料前三年财务会计资料不实，不符合上市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这一决定显然也不是“不予受理”的决定，本应当遵守相关的时限规定，但证监会同样也没有做到。
此外，笔者注意到，50号文作出的是“退回其a股发行预选申报材料”的决定，而根据《审核程序》，证监会在预选阶段可以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是否同意上报正式申报材料的决定，而并没有规定证监会可以作出退回预选申报材料的决定。而按照《审核程序》，只有在审批阶段，经“发审委否决的，该企业申报材料退回有关地方政府或国务院有关产业部门”。在本案中，凯立公司并未进入审批阶段，只是处于预选阶段，难以适用该规定。因此，笔者认为，证监会50号文作出的退回申报材料的决定，在法律依据方面确有欠缺，且有违法定的程序。
1999年7月1日，《证券法》施行，该法规定了新的证券发行的核准程序。33其中，第16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应当自受理证券发行申请文件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决定；不予核准或者审批的，应当作出说明。”
中国证监会为配合《证券法》的实施，在2000年3月16日的《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核准程序》（以下简称《核准程序》）中取消了预选程序，其中规定的有关证监会行使行政职权所必须遵循的方式、步骤和时限主要包括：1、证监会在收到申请文件后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2、证监会受理申请文件后，对发行人申请文件的合规性进行初审，并在30日内将初审意见函告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3、证监会对按初审意见补充完善的申请文件进一步审核，并在受理申请文件后60日内，将初审报告和申请文件提交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4、发行审核委员会进行充分讨论后，以投票方式对股票发行申请进行表决，提出审核意见。5、依据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意见，证监会对发行人的发行申请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的决定。予以核准的，出具核准公开发行的文件；不予核准的，出具书面意见，说明不予核准的理由。证监会自受理申请文件到作出决定的期限为3个月。6、发行申请未被核准的企业，接到证监会书面决定之日起60日内，可提出复议申请。证监会收到复议申请后60日内，对复议申请作出决定。34
可以看出，《核准程序》对有关时限、救济机制等的规定较《审核程序》完善。当然，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即对于凯立公司申请上市，证监会应当适用《审核程序》，还是应当适用《核准程序》，笔者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述及该问题。而笔者在这里试图指出的是，按照《证券法》和《核准程序》，证监会的行政审批行为在时限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瑕疵，这也是中国证监会最应该从这次败诉中吸取的深刻教训。
三、司法自由裁量权
丹宁勋爵有个形象的比喻，法律就象是一块编织物，用什么样的编织材料来编这块编织物，是国会的事，但这块编织物不可能总是平平整整的，也会出现皱折；法官当然不可以改变法律编织物的编织材料，但是他可以，也应当把皱折熨平。35
丹宁勋爵的这段话述及到法学领域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司法自由裁量权。实际上，司法自由裁量权问题十分复杂，本文对此将不作详尽、系统的阐述，而是针对与行政自由裁量权相关的司法自由裁量权进行阐述，并侧重分析本案中的司法自由裁量权问题。
（一）什么是司法自由裁量权
什么是司法自由裁量权？《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是指（法官）酌情作出决定的权力，并且这种决定在当时情况下应是正义、公正、正确和合理的。法律常常授予法官以权力或责任，使其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有时是根据情势所需，有时则仅仅是在规定的限度内行使之。36《布莱克法律辞典》则指出，法官自由裁量，亦称司法自由裁量，是指法官或法庭自由斟酌的行为，意味着法官或法庭对法律规则或原则的界限予以厘定。37
法律本身不能包罗万象，立法者也不能预见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同时，法律规范必须要借助语言文字，因而歧义、模糊性等也随之产生，这些都使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成为必然。
就针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而言，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体现在司法审查的各个方面。包括法院对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目的、依据、内容、程序等进行司法审查的过程中，法官在审查判断证据、适用法律方面均具有司法自由裁量权。而在行政诉讼中，法官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应当适当考虑的因素包括：法律规则的确定和不确定意义，法律文件明示或暗示的意图，法的原则和法理，政策，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以及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合理关系等。38
下面，笔者将围绕本案对相关问题逐一进行阐述。
（二）本案中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本案中，如前所述，在证监会审查凯立公司申报材料的过程中，《证券法》开始施行，证监会也根据《证券法》制定了《核准程序》，取消了预选阶段，并对时限、救济等作了更为完善的规定。因此，本案原被告双方争执的一个焦点则是：本案被告中国证监会在发出50号文时是应当适用《审核程序》还是应当适用《核准程序》？
《核准程序》中规定，发行人制作申请文件，经省级人民政府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同意后，由主承销商推荐并向中国证监会申报。同时规定，主承销商在报送申请文件前，应对发行人辅导一年，而在辅导期间，主承销商应对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考试。而“如发行人属1997年股票发行计划指标内的企业，在提交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前，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考试。……”在这里是对该类企业的有关人员的法律法规考试事项直接作了规定，而对于1997年计划内的企业是否适用《核准程序》，并没有明确、直接地加以规定。（在《审核程序》中没有关于上市辅导期及相关人员的法律法规考试的规定。）
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在《核准程序》的受理程序中，将属于1997年股票发行指标内的企业划归该程序调整。39而二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对该问题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中国证监会在收到凯立公司股票发行申请材料后，应当依照当时的规定纳入审核工作程序，即《审核程序》。经审查认定不符合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企业亦应及时作出不予同意的决定。由于中国证监会在审查凯立公司股票发行申请过程中颁布了《证券法》40，规定了股票发行上市实行核准制。2000年3月中国证监会根据《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制订了核准程序，将股票发行的《审核程序》转为《核准程序》，并对97年发行计划内申请发行的企业，在执行《核准程序》时作了保护性规定，即‘如发行人属1997年股票发行计划内的企业，在提交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前，中国证监会对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考试。’免除了‘对发行人辅导一年’的要求。中国证监会在新旧审批程序交替中体现了在保护原申请人权益的前提下适用新的规定的适用法律原则。同时说明，该《核准程序》已经把申请股票发行的企业统一纳入《核准程序》。因此，凯立公司虽然属于《核准程序》之前申请的企业，中国证监会也应当在保护其权益的前提下，依照该程序对其申请作出核准或不予核准发行的决定。但中国证监会对凯立公司的申请仅以其办公厅的名义作出证监办函（2000）50号决定，退回其预选申报材料。该决定既不适用具体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也没有依照其自己制订的审核程序进行，一审法院判决认定该行为违法并限期重作是正确的。……”
可见，二审法院即以《核准程序》规定了1997年计划内企业相关人员的法律法规考试为由，认定申请股票发行的企业被统一纳入了该程序。但《核准程序》中的有关条文是否也可理解为仅仅是对1997年计划内企业相关人员在法律法规考试方面的规定，而与是否适用《核准程序》审查1997年计划内企业的申报材料无关呢？或者进一步讲，1997年计划内企业除相关人员的法律法规考试应适用《核准程序》外，其他方面依据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而应适用《审核程序》？
笔者认为，一方面，《核准程序》虽未直接规定1997年计划内企业适用该程序，但毕竟对其有所涉及，法院据此认为应适用该程序，也有相当程度的说服力。另一方面，从立法目的分析，也宜适用《核准程序》。长期以来，我国股票发行采取的是审批制，《证券法》草案修改稿也规定：“发行股票、公司债券，必须依照公司法规定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审查批准”。而在《证券法》提交审议过程中，许多代表认为审批制下，行政干预过多，有时还发生不公正的现象，并反映出虚假包装、过度包装、强制捆绑上市等问题，因此，为保证发行上市股票和上市公司的质量，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证券法》对股票的发行实行核准制。41可见，《证券法》之所以将审批制改为核准制，是为了减少行政干预，贯彻“三公”原则，从而使证券的发行上市得以合法、合理、高效地运行。而《核准程序》正是证监会依据《证券法》所制定，因此，笔者认为，适用《核准程序》完全符合立法的目的。此外，笔者也注意到，从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42（以下简称《立法法》）第84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这里在肯定法律适用不溯及既往原则的同时，又规定了例外的情形，即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特别规定时，可不受该原则的束缚。而本案中两审法院的判决，尤其是二审法院的判决较好地体现了《立法法》的这一规定。
（三）本案中中国证监会的实质审查权问题
本案中引起争议最大的莫过于中国证监会的实质审查权问题。即证监会对于凯立公司的申报材料是否具有实质审查权，如果具有实质审查权，证监会又应当如何行使。
《证券法》第14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设发行审核委员会，依法审核股票发行申请。发行审核委员会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专业人员和所聘请的该机构外的有关专家组成，以投票方式对股票发行申请进行表决，提出审核意见。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具体组成办法、组成人员任期、工作程序由国务院证券管理机构制订，报国务院批准。”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定条件负责核准股票发行申请。核准程序应当公开，依法接受监督。”
从上述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证监会对于凯立公司的申报材料拥有实质审查权。而法律条文中虽未直接规定该审查权是属于实质审查权还是形式审查权，但依据《证券法》对核准制的规定，依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中对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实质条件的要求43，以及实际操作情况，笔者认为，该审查权包含了实质性的判断。
本案中，审查权问题的引发则源于二审法院判决理由的阐述：“……中国证监会严格依照《公司法》和《证券法》审查申请发行股票的企业是否符合发行条件，是法律赋予其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督管理的职责。中国证监会在履行其法定职责时应当做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依据充分，行政执法程序规范。本案中中国证监会所作的证监办函（2000）50号，认定凯立公司前三年利润虚假，……所以凯立公司的财务资料所反映的利润是否客观真实，关键在于其是否符合国家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中国证监会在审查中发现有疑问的应当委托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专业机构对其财务资料依照‘公司、企业会计核算的特别规定’进行审查确认。中国证监会在未经专业部门审查确认的情况下作出的证监办函（2000）50号文，认定事实证据不充分。……”44
可见，二审法院认为，证监会对申报材料具有审查权，但其审查权的行使须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法律依据充分，行政执法程序规范。二审法院进而明确指出，证监会如在审查中对公司的财务资料所反映的利润是否客观真实，是否符合国家统一的企业会计制度有疑问，则应当委托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专业机构对其财务资料依照“公司、企业会计核算的特别规定”进行审查确认，即是说，证监会不得自行直接对其作出判断。这无疑对证监会所具有的审查权施加了相当的限制，甚至可以说，至少在企业财务资料的审查方面，证监会的审查权似乎仅限于形式审查，实质性的判断应由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专业机构作出。
二审法院的这一判决是否走得太远了呢？正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规范中，授予了证监会实质审查权，但对其实质审查权的行使，并未施加如二审法院判决中所述的限制。笔者认为，二审法院如此判决，似乎带有强烈的“造法”倾向，但其法律依据不够明确，其信服力也有所欠缺，其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似乎有点过了头。此外，从实践中来看，也很难断定有关主管部门或专业机构作出的判断就一定比证监会作出的判断更为客观、公正和正确。事实上，发审委是由证监会的专业人员和所聘请的证监会以外的有关专家以及社会知名人士组成45，其作出的判断也必然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准，而证监会作为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相对中立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也确保其判断的客观性。在美国安然公司一案中，一向信誉卓著的安达信会计咨询公司的表现令人瞠目，也极大地打击了广大投资者的对整个市场的信心。可见，专业机构作出的判断也未必可信，而其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关系必然降低其判断的客观性和可信度。在中国，也不乏类似的情况发生。46
那么，对相关财务资料的实质性判断，究竟应当由证监会还是由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专业机构作出呢？笔者以为，在目前体制下，二者均可作出，但应由证监会来进行选择。即是说，证监会既可自行作出判断，也可委托有关主管部门或者专业机构作出。而如果申请人对该项判断存有异议，应允许其进行申辩；如果证监会将依据该判断作出不予同意的决定，则在作出决定前可以允许申请人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47，在作出决定后申请人则进入相应的复审、复议和诉讼程序48。所以，笔者以为，二审法院似乎无须在此进行颇显生硬的“造法”，实际上，二审法院之前已较为成功地解决了法律适用的问题，则依据《核准程序》，即可以证监会违反法定程序为由而确认其行政行为的违法性，而不必如此大费周章，况且判决书中的该段陈述在法律依据和说服力方面都居于不太有利的地位，使人对于二审法院在该问题上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情况感到有些遗憾。
当然，也许二审法院的法官是力图在此造法，针对行政机关职能交叉与复合的现实，试图强调行政机关之间对职权的彼此尊重，减少行政机关的彼此重复行为和彼此缺乏信任，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同时，意图提高包括中介机构在内的专门机构的法律地位，强化它们在证券发行与上市中的责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它们的作用与效能。倘若法官的造法意图如此，其旨在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则还是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不能全盘否定。
此外，笔者还想指出的是，如果证监会在审查凯立公司申报材料的过程中，认为其“利润虚假”、“财务资料不实”，则根据《证券法》第173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发现证券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同时，根据《证券法》第202条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并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该机构停业，吊销直接责任人员的资格证书。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第229条规定：“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第一款规定的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因此，证监会如果经调查认为证据确凿，则应追究弄虚作假者的行政责任，若认为涉嫌犯罪，则应当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从这个角度来衡量，如果证监会认定凯立公司“利润虚假”、“财务资料不实”，而并未对其（指中介机构）进行相应的行政处罚，或在认为涉嫌犯罪的情况下不向司法机关移送案件，则又有行政不作为之嫌。
本案中，原告要求撤销被告作出的原告申报材料前三年会计资料不实，97%利润虚假的错误结论，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对此均予以驳回（参见本文“案情简介”部分）。一审和二审的判决中，都没有对凯立公司的财务会计资料是否不实作出判决。笔者以为，法院在该问题上较好地把握了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度”，既尊重了行政主体所享有的行政自由裁量权，也对其行政行为进行了必要的审查（如，二审判决认为证监会“在未经专业部门审查确认的情况下作出的证监办函（2000）50号文，认定事实证据不充分。”）。法院其实也很难对财务会计资料是否不实作出直接的、专业的判断，应当将其交给更专业化的、更有经验的中国证监会去处理，而法院则侧重于从证监会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目的、法律依据、相关事实证据、程序等方面对其进行合法性审查。这样既不干涉行政权，也保有了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虽然就当事人而言，可能更希望法院直接对争议的相关事项作出直接而明确的判决，但这在理论上有司法权逾越行政权之嫌，在实践中法院也很难对形形的专业技术问题直接作出判断。49
其实就本案而言，因其发生在《审核程序》与《核准程序》交替时期，所以原被告双方在法律适用方面就各执一词，凯立公司事实上没有得到《核准程序》所规定的对待。当然，即便适用《审核程序》，证监会的行政行为也存在瑕疵，关于这一点在前文已经论及，此处不再赘述。事实上，随着相关法律规范的完善，行政相对方的权益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与保障，相关的法律程序，尤其是相关的行政法律程序对于行政相对方合法权益的保护也更为具体、细致。当然，今后在这方面需要作更多的研究和探讨，并在实践中使相关法律制度不断完善。
注释:
1目前该案处于申请再审、暂缓执行阶段。
2据中国证监会的一审答辩状称，海南凯立的会计资料不实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出资不实；2、营业收入不实；3、成本支出不实；4、利润不实。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0）一中行初字第118号。
3以上的案情简介详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0）一中行初字第118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高行终字第7号。
4在凯立公司依据39号文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中，该院以39号文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在证监会作出50号文之后，凯立公司再次提起的行政诉讼中，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则认定39号文所作出的决定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二审判决中，则特别指出39号文属于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其内容已经被50号文所涵盖。
5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页105—106。当然，行政法学界对此在理论上有着不同的学说。包括：行为主体说——凡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包括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所作的事实行为和非运用行政权所作的私法行为都属于行政行为；行政权说——只有行使行政权的行为才是行政行为；公法行为说——行政行为是具有行政法（公法）意义或效果的行为。也有的学者认为行政行为是享有行政权能的组织（行政主体）运用行政权对行政相对人所作的法律行为，即主要指外部、单方行政行为。详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页139—141。
6详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页107—110，页112—114。
7同上，页114—124。
8同上，页115。
9在罗豪才教授主编的《行政法学》一书中，认为区分内部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应从三方面去把握：1、主体角度。内部行政行为的主体只能是行政机关或行政机构，行为对象只能是公务员或另一行政机关、行政机构及其他行政主体；而外部行政行为的主体可以是所有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组织，行为对象则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2、行政行为所针对事项的性质和法律依据的角度。内部行政针对单纯内部事项，法律依据为内部组织法；而外部行政行为针对社会事项，法律依据为调整社会管理某一方面的法律、法规。3、行政行为的内容与法律效果性质的角度。内部行政行为的内容是关于内部组织关系、隶属关系、人事关系等方面，其法律效果一般是影响行为对象的职务、职责、职权；而外部行政行为的内容是有关社会管理方面的关系，其法律效果一般是影响行为对象作为公民、法人或社会组织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参见前注6，页116。
10见应松年（主编）：《外国行政程序法汇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1月，页84—85。为保持原译文的旧貌，有些地方用的是司法复审或复审，其实就是本文所说的司法审查，下同。特此说明。
11（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徐炳译，群众出版社，1986年10月，页243—245。
12在该案中，最高法院承认联邦纳税人有资格以联邦用款违反了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规定为由请求复审联邦用款之事。但联邦纳税人并非在任何情形下都有原告资格，他们须达到两条标准：1、纳税人请求复审的行为必须是根据征税和税款使用规定而行使的用款权行为。2、纳税人必须证明他所指控的用款行为超出了宪法对征税和用款权所规定的特定限度。详见前注，页423—425。
13该《解释》于1999年11月24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2000年3月8日颁布，自2000年3月10起施行。
14在第1条第2款中，对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事项又作了列举式规定。与《意见》相比，《解释》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作进一步的分析，本文在此不再讨论。
151998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自1999年7月1日起施行。
16详见中国证监会官方网站：
17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0）一中行初字第118号。
18同上。
19详见冰之：《重新审视海南凯立状告中国证监会》，载于《法制日报》，2001年7月25日，第8版。文章认为，中国证监会的行政行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该行政行为包括了中国证监会审核凯立公司申请材料、作出负面的判断、得出不予批准的结论、退回预选申请材料。
20见《美国最高法院判例汇编》第387卷第136、148页。转引自（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参见注10，页478—479。
21同上，第400卷第62、71页。转引自（美）伯纳德·施瓦茨：《行政法》，页479。
22同注10，页479—491。
23《行政法论丛》第3卷中刊登的“某甲诉X市人民政府不予复议案”中，市教委的报告是否属于不成熟的行政行为，某甲是否因此而不能对市教委的报告申请复议或提讼，是一个引起讨论的问题。参见康凯：《对甲诉某市政府不予复议案的分析》，载于《行政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
24参见前“案情简介”部分，详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0）一中行初字第118号。
25指在凯立公司以39号文为据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的行政诉讼中，法院以39号文属于内部行政行为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参见前“案情简介”部分。
26详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高行终字第7号。
27此处使用的是“具体行政行为”的概念，正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的法律规范中，对“具体行政行为”并无明确的界定。学理上通常认为行政行为以其对象是否特定为标准可分为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其中，具体行政行为是指在行政管理过程中，针对特定的人或事所采取具体措施的行为，其行为的内容和结果将直接影响某一个人或组织的权益，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行为对象的特定性和具体化。详见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参见注6，页116—117。
28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页154。
29转引自（英）丹宁勋爵：《法律的未来》，刘庸安、张文镇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11月，页346。
30见姜明安：《论行政自由裁量权及其法律控制》，收于《行政诉讼案例评析》,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4年,页422--440。
31a.V.Diecy,theLawofConstitution,(8thed.,1915),p.198.转引自王锡锌：《自由裁量与行政正义阅读戴维斯〈自由裁量的正义〉》，载于《中外法学》2002年第1期。
32施瓦茨在《行政法》一书中认为，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类型包括：1、不正当的目的；2、错误的和不相干原因；3、错误的法律或事实根据；4、遗忘了其他有关事项；5、不作为或迟延；6、背离了既定的判例或习惯。参见注11，页571。
33该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法定条件负责核准股票发行申请。核准程序应当公开，依法接受监督。”
34详见《中国证监会股票发行核准程序》（2000年3月16日证监发[2000]16号）。
35参见（英）丹宁勋爵：《法律的训诫》，刘庸安、张文镇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11月，页12。
36见《牛津法律大辞典》（中译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页261—262。
37Black’sLawDictionary,(5thed),westpublishingCo.1979,p.419.
38参见沈岿：《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自由裁量权》，载于《行政法论丛》第1卷，页535—546。
39详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0）一中行初字第118号。
40判决书中原文如此，笔者认为，应为“由于在中国证监会审查凯立公司股票发行申请过程中颁布了《证券法》。
41参见黄赤东、高圣平（主编）：《证券法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11月，页113—114。
42《立法法》是我国规范立法活动的一部基本法律，由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于2000年3月15日审议通过。该法对立法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法律、法规、规章的各自权限范围和制定程序，法律的解释权和解释程序，法律、法规、规章的适用规则和冲突的解决，法规、规章的备案审查问题，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43详见《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8—11条。
44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高行终字第7号。
451999年9月16日中国证监会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条例》第4条规定，发审委由证监会的首席稽查、首席律师、首席会计师，上海证交所总经理，深圳证交所总经理，以及来自国家宏观调控部门、专业经济管理部门、证监会、证交所、国有银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科院、社科院、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律师协会等的专家组成。该《条例》第5条对发审委委员应当具备的条件还作了明确规定，包括必须熟悉宏观经济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了解证券业务；未在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担任职务，并且未从事与发行审核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工作；坚持原则，公正廉洁，忠于职守，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等。
462001年9月，为麦科特发行上市出具严重失实审计报告的深圳华鹏会计师事务所有6人被刑事拘留或取保候审。2000年至2001年，湖北立华会计师事务所被发现对康赛实业、兴发集团、活力28等上市公司的虚假财务报告出具无保留的审计意见。2001年9月，银广夏谎报巨额利润被披露后，中国财政部表示，拟吊销签字注册会计师刘加荣、徐林文的注册会计师资格；吊销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资格，并会同证监会吊销其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同时，将追究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负责人的责任。2001年12月25日，国家审计署公布了其对16家具有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报表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全年完成的审计业务质量进行检查，共抽查了32份审计报告，并对21份审计报告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审计调查，发现有14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23份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造成财务会计信息虚假，造假金额达70多亿元人民币，涉及41位注册会计师。以上资料详见《国内外会计业近年大事》，载于《财经》2002年第2期。
47证监会在1999年12月12日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办法》（以下简称《听证办法》）第2条规定：“证券监管机构对当事人依法作出下述一项或一项以上行政处罚以前，当事人要求举行听证的，应当按照本办法履行听证程序。（一）责令停止发行证券；（二）因重大违法行为取消其证券上市交易资格。（三）责令停业整顿。……（十）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可以要求听证的其他处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因此，就目前有关证券发行上市的法律规范而言，行政相对方尚无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