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税的意义篇1
一、增值税概念及类型
我国增值税是对在我国境内从事销售货物或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从事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取得的增值额为课税对象征税的一种税。对增值税可以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其中，以扣除项目中对外购固定资产的处理方式不同，可将增值税划分为生产型增值税、收入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
1.生产型增值税。是指计算增值税时，不允许扣除任何外购固定资产的价款，作为课税基数的法定增值额除包括纳税人新创造价值外，还包括当期计入成本的外购固定资产价款部分，即法定增值额相当于当期工资、奖金、利息、租金，利润等理论增值额和折旧额之和。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这一课税基数大体相当
于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口径，故称为生产型增值税。此种类型的增值税其法定增值额大于理论增值额，对固定资产存在重复征税，而且越是有机构成高的行业，重复征税越严重。这种类型的增值税虽然不利于鼓励投资但可以保证财政收入。
2.收入型增值税。是指计算增值税时，对外购固定资产价款只允许扣除当期产品价值的折旧费部分，作为课税基数的法定增值额相当于当期工资、奖金、利息、租金、利润等各增值项目之和。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这一课税基数大体相当于国民收入部分，故称为收入型增值税。此种类型的增值税其法定增值额与理论增值额一致，从理论来讲是一种标准的增值税，但由于外购固定资产价款是以计提折旧的方式分期转入产品价值的，且转入部分没有合法的外购凭证，故给凭发票扣税的计算方法带来困难，从而影响了这种方法的广泛使用。
3.消费型增值税。是指计算增值税时，允许将当期购入的固定资产价款一次全部扣除，作为课税基数的法定增值额相当于纳税人当期的全部销售额扣除外购的全部生产资料后的余额。从整个国民经济来看，这一课税基数仅限于消费数据价值的部分，因而称为消费型增值税。此种类型的增值税在购进固定资产的当期因扣除额大大增加，会减少财政收入。但这种方法最宜规范凭发票扣税的计算方法，既便于操作，也便于管理，因而是三种类型中最先进、最能体现增值税优越性的一种类型。
二、现阶段我国选用生产型增值税的依据
虽然生产型增值税整体上不如消费型增值税优越，但由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形式和经济运行模式使得我国短时间内尚不具备把生产型增值税转换为收入型和消费型增值税的条件。
1.生产型增值税有利于保证财政收入，增强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由于外购固定资产已纳增值税不允许抵扣，其课征基数包括了各种耐用的资本货物和用于消费的货物，这样便使生产型增值税具有抵扣额小、税基宽的特点，在同样的税率条件下可以取得较多的税收收入。
2.生产型增值税有利于消除投资恶性膨胀，抑制非理性投资。生产型增值税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课税，这是它的主要缺陷，但是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却成为它的优点。在投资领域，我国历来存在普遍的软预算约束，它常常引发投资规模恶性膨胀，并且伴之以严重的产业结构失调和重复投资。这种投资膨胀又常常成为通货膨胀的先导。在这个背景下，1994年税制改革果断选择了生产型增值税，从而为我国实现经济“软着陆”打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3.生产型增值税有利于扩大就业。时下，生产型增值税对扩大就业是大有作为。它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从而限制了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产业发展，有利于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产业迅速扩张，从而便于扩大就业。从目前再就业工程看，下岗人员除了从事餐饮、商业、家政服务等第三产业外，大多数进入私营企业和其它中小型企业。而这些企业大都是资本、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
4.选择生产型增值税是由我国目前的税收征管水平决定的。由于我国税收征管体制改革不彻底，征管模式比较落后，相关配套措施跟不上，征管水平难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改观，同时中国经济小模式化运营也是税务行政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另外，很多企业会计核算不健全，纳税意识淡薄，也增加了征管难度。选择收入型或消费型增值税，税款抵扣复杂，难免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三、现行增值税的主要弊端
1.一是未能彻底解决重复征税问题。只有全额抵扣外购所有货物的已纳增值税，才能真正避免重复征税，而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不允许扣除固定资产已纳税款，使得商品价值中包含的固定资产的转移价值既计入了新价值，也计入了增值额，最终对未纳税和已纳税的固定资产重复征税。
2.二是不利于企业扩大再投资。在生产型增值税下，企业外购固定资产不能抵扣，使企业投资越多税负越重，影响企业后劲发展。同样，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西部地区都需要大量投资，现行税制政策将使高投入导致高税负，不利于这些产业和地区的发展。
消费税的意义篇2
关键词：消费税消费需求税制改革建议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积极稳妥地推进消费税改革，进一步发挥消费税的作用，成为税制改革的迫切要求。
我国消费税制的发展现状
我国现行消费税制在1994年建立，2008年9月进行了调整，课税项目包括：一是“寓禁于征”性质的商品，如卷烟、白酒、鞭炮和焰火等；二有“奢侈品”特征的限制商品，如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等；三是出于“绿色环保”考虑的商品，如实木地板、木制一次性筷子、小汽车、摩托车和汽车轮胎等；四是不可再生或不可替代的商品，如汽柴油、航空煤油、油等。
2008年消费税制调整后，国内消费税继续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剔除2009年因税目调整增长85.4%的特殊情况，2010年国内消费税达6071.53亿元，同比增长
27.5%；2011年国内消费税达6988.73亿元，同比增长15.1%。从国内消费税的构成看，成品油、汽车、烟酒等占据很大比重。其中，卷烟作为消费税的主要税源，2009年至2011年占国内消费税的比重分别为44.95%、43.42%和47.97%；其次为成品油，2009年至2011年占国内消费税的比重分别为42.5%、39.58%和36.59%。汽车国内消费税所占比重则从2009年的8.8%上升至2010年的10.76%、2011年的10.30%，反映了国内汽车产业快速发展的实际。新设实木地板、高尔夫球及球具、游艇、高档手表、木制一次性筷子等国内消费税收入，所占比重较低且部分商品税收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从消费税的收入构成看，除汽车、汽柴油等消费税收入增长较快外，我国国内消费税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2011年，我国汽车、汽柴油、轮胎等行业国内消费税达3318.16亿元，占国内消费税收入五成。加上烟草消费税收入，两者所占比重超九成。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结构变化，奢侈品消费市场快速增长，资源浪费和环境保护形势仍然严峻，这对今后消费税制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消费税改革的意义
总理在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提出立足四个“着力于”，健全消费税制的要求。消费税作为调节产品结构，引导消费导向和保证财政收入的重要税种，在各国税收实践中，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的不断增长，有课征范围不断扩大和税收收入逐步增加的趋势，做好消费税改革有着深刻而现实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消费税体现国家的消费引导。消费税是专门为调节消费者的消费行为课征的一个税种，被各国普遍采用。一般而言，消费税所选择的课证对象是有选择性的，对部分消费品的征税，实际起到了调解消费的目的。而对一些奢侈品的征税，则起到利用经济手段实现社会公平的目标。这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引发不合理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我国而言，消费税的合理设计和及时课征，从经济手段上位解决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和谐可持续消费，实现人自身、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一个手段。通过税收引导，有利于帮助人们建立正确合理的消费观，进而建设完善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公平消费和注重精神文化消费的现代消费文化。
消费税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当前我国处于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相当繁重，消费税作为重要的税收手段，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消费税能通过税收手段，影响各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使不合理的市场要素在市场引导下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通过课征范围的有增有减，课征税率的提高与降低，进而积极有效地发挥消费税的宏观经济调控职能，引发对相关行业在整个产业链上的利润再分配，从而达到国家对相关产业的宏观调控目的。
消费税具有一定的财政功能。从税收总额上看，消费税的财政收入功能正日益凸显，成为又一个主力税种。从收入总量看，消费税已从1994年的502.4亿元增长到2011年6988.73亿元，增长了14倍；从收入比重上看，消费税占全部税收收入比重稳定在7至8个百分点之间，是仅次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的主要税种。在消费税收入全部划归中央的分税体制下，消费税对中央财政的贡献巨大。
消费税改革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经验证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情况，决定了消费税制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围绕扩大消费需求的基本要求，今后消费税制改革要处理好以下关系：
（一）引导消费需求和组织收入
税收的基本职能是组织收入。离开了这个前提，税收经济调控、收入调节等职能都无从谈起。作为功能性较强的税种，消费税征税范围的宽窄，直接关系到其调节的广度、深度和效果。从消费目的上，消费大体可分为日用消费和奢侈消费两类，前者以保障居民生活为主，后者则以炫耀展示为主，两者划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有所调整。以汽车消费为例，在改革开放初期，私车对普通居民而言是绝对的奢侈品。除了公车，购买私车的多是明星、商人等群体，其购买目的更多带有炫耀成分。但2003年以后，私车使用逐步在普通居民中普及。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我国2011年销售汽车1850.51万辆，同比增长2.5％，同年我国私车保有量超过7000万辆。除了豪华汽车外，普通汽车已成为城市家庭的重要代步工具，现在对汽车课征的消费税则更有财政意义。因此，一味的禁止消费并不利于扩大社会消费，也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我国进入汽车时代后，今后消费税改革应进一步细化汽车的征税品目，按照价格、排量等指标细化家庭用车和豪华汽车等划分，拉大两者间的税率级次，在稳定消费和限制资源浪费的基础上发挥引导消费的目的。同样，这种理念也适用于税收收入比重大的烟酒，以及逐步扩大的奢侈娱乐消费，进而充分发挥消费税组织收入、引导消费的作用。
（二）扩大消费需求和奢侈消费
在经济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居民的消费能力和特点是不同的。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等情况，决定了消费税体制不能一成不变。据高盛公司分析，2010年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的消费市场，奢侈品的消费额达65亿美元，占全球奢侈品消费额27.5%。未来五年我国有意愿和能力购买奢侈品的人数将上升至1.6亿，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奢侈品虽然是居民生活的非必需品，也能起到刺激生产、增加就业等作用。应当注意到，我国已有部分阶层具有购买奢侈品的能力，是海外购买奢侈品的主力人群之一。与其将这部分消费留在国外，不如通过国内生产、国内销售等方式鼓励将这部分消费留在国内。因此，消费税改革要改变单纯抑制奢侈消费的做法，通过细化奢侈商品的课税品目，建立并发展国内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在奢侈商品的生产上，对国内奢侈品生产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支持，鼓励本国奢侈品生产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在奢侈商品的消费上，通过规范国内奢侈商品流通、销售等环节，建立健康的奢侈品消费市场。同时，考虑到桑拿、高档餐饮、高档休闲等消费的不可转移性，应对其开征消费税并从高确定税率，引导社会消费朝健康方向发展。
（三）鼓励消费需求和资源节约、环境保护
有效利用资源对引导消费，保护生态环境等有积极的意义。由于涉及的税目较少，消费税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对关系国计民生长远发展的水、森林、重要矿藏，以及不可再生或者再生周期很长的资源，目前基本还处于无序开发和使用的状况，一定程度导致了环境恶化。将消费税引入对这些资源的调控，通过经济手段提高使用者消费资源、损害环境的成本，与鼓励和引导消费需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关键要处理好以下问题：一是消费税的“进项”问题。消费税作用基础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由于我国环境、资源问题并不是一时形成的，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欠账也不能在短期内通过税收来解决。消费税主要应发挥限制资源浪费和遏制环境破坏的功能；二是消费税的“销项”问题。财政支出所具有刚性，影响着消费税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中征收税款的使用。缺乏必要监督和用途的税款，很可能异化为财政收入的又一来源，背离税收调控的初衷。因此，为保证这部分税收的专款专用，有必要建立消费税的绿色账户和年度预决算，将所征收的这部分税款专门用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工作。
推进消费税改革的思考
（一）提高消费税的宏观调控能力
从拓宽消费税税基和引导消费角度，有必要进一步拓展消费税的课税范围，当前，可以将征税商品范围调整到高档服装、高档家具、高档皮具箱包、裘皮等具有炫耀特性，以及有悖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商品，如一次性用具、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等。同时将桑拿、高档餐饮、高档休闲等奢侈消费行为纳入征税范围，发挥消费税引导社会消费，抑制奢侈消费的功能。建立消费税课税商品目录调整机制，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和引导消费的要求及时调整消费税目课税商品目录，增强消费税对经济发展、社会消费的影响，通过改变社会消费实现对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控，逐步实现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公平消费的大众消费理念，进而逐步形成注重精神文化消费的社会环境。
（二）加强消费税课税环节的监管
消费税主要选在生产、进口环节征收，少数纳税人容易产生通过转让定价、协议定价等避税方式故意压低售价，缩小税基，规避纳税义务的行为。消费税的征税应逐步向最终消费环节下移，推广到批发零售环节，体现消费税的调节功能，减少单一环节征税产生的规避纳税义务等情况。具体做法有：对需要限制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在生产和消费环节征税，防止企业用内部定价等办法转移利润，规避纳税义务。对汽车、摩托和酒类等消费品由生产环节改为购买环节征税，对成品油改为在批发环节征税，对高档餐饮、娱乐消费确定为在消费行为发生时征税等。
（三）调整现有消费税的课税方式
现有消费税主要课征于生产和进口环节，消费税价格包含在商品价格之中，虽然避免了征收过程中划分税基的麻烦，却掩盖了纳税人缴纳税款的实质，使人产生税款实际由企业缴纳的印象，降低了消费税的透明度。消费者对于何种商品和消费需要缴纳消费税，缴纳多少消费税缺乏感性认识，与消费税引导理性消费的政策初衷相违背。将价内税课征改为价外税课征，将有利于明晰各方纳税责任。同时，使消费者在消费中明晰国家的消费政策导向，强化节约和依法纳税的意识。
（四）拉大消费税税率级次并加强税收调节
对奢侈品和奢侈消费行为课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手段。进行奢侈品消费行为的消费者，由于奢侈品及其消费行为能够带来自我身份、地位、尊严的精神消费，其对于消费价格的敏感度远低于普通商品的使用者。在税率设计中，要考虑不同收入状况人群对奢侈商品及其消费行为的消费特点，通过细化税目细则，拉大税率级次差距，将奢侈消费中的利润用税收方式多征收，起到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同时，考虑到普通居民消费的如普通化妆品、小排量汽车、汽车轮胎等，可考虑降低这些商品税率级次，适应这些消费品的大众化需求。由于这些商品的税基宽，降低其税率级次相应会刺激相关需求，在发挥引导消费的作用同时保障了税收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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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的意义篇3
一般认为，由于消费税仅对所得中的消费部分征税（这里所说的消费税是广义的消费税，不是我国税法所规定的特种消费税），对储蓄和投资不征税，对储蓄和投资所得也不征税，而所得税则对全部所得征税。但是，根据打赌理论，所得税仅能对无风险收益征税，而不能对风险收益征税；后付消费税能够实现对超额收益征税。Bankman、Griffith和Davidweisbach便进一步认为所得税仅能对无风险收益征税。因为无风险收益不存在风险，收益是肯定会获得的，政府自然没有风险需要承担，所得税就实实在在地落在资本收益上。因此，从打赌理论来看，所得税不能实现对风险收益征税，仅能对无风险收益征税。这样，所得税与消费税的区别就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大。
但是，实际情况没有理想中的那么简单。第一，投资规模增加1倍，收益率不一定保持不变；第二，投资规模的增加要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如资金的来源、投资项目的差异等；第三，在实际的投资而不是中，增加投资是有额外成本的，包括交易成本和信贷风险，任何人都不能以无风险利率借到足够的钱；第四，个人的行为并不像Domar-musgrave假设的那样富有完全理性。实证研究表明，富人对税收的敏感性并不高。影响个人行为的因素很多，税收仅是其中一个而已；第五，实际所得税的亏损弥补并不是理想中的Haig-Simons所得税那样；第六，如果所得税税率是累进的，而不是单一税率，情况又会不同；第七，避税和税收筹划的影响；第八，通货膨胀的影响。因此，从实际情况看，由于以上因素的限制，现实中的所得税是可以实现对风险收益征税的。
消费税对资本收益影响的理论研究以CaryBrown定律为基础。该定律认为，预付和后付消费税在理论上是等价的，都不对资本收益征税。预付消费税纳税环节与所得税一样，在所得实现时征收，但对投资所得免税；后付消费税在所得实现时暂不征收，而在消费时才征收。在税率相同和投资规模收益率不变的前提下，预付和后付消费税的税收负担相同。但是，CaryBrown定律假定的两个前提在现实中不一定能够实现。首先，税率在所得实现时和消费时不一定保持不变。其次，投资规模收益率不一定保持不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情况下，预付消费税不能对超额收益征税，而后付消费税则可以对超额收益征税。由于特定投资具有不可复制性和不可移转性，征税效率损失少，容易征到税，而且有部分运气，因此，许多人建议对公司征收后付消费税。但是，在知识型社会里，超额收益往往为个人所得。有人认为这种超额收益不是资本收益，而是劳动所得，如比尔。盖茨的知识产权所得。但是不管这种超额收益是资本还是劳动所得，支持所得税的保守派认为，现行所得税都能对这部分超额收益征税，比预付消费税好。
以上讨论都是假设原有资本及原有资本所得未被消费的情况下的，当原有资本及其所得在被消费的情况下，由于预付消费税仅对劳动所得征税，所以，不能实现对原有资本及所得征税，而后付消费税则可以。从这个角度说，后付消费税不仅可以抑制消费，刺激资本积累，而且具有比预付消费税更强的累进性。
二、所得税和消费税之间税基的差别有多大
一般认为，消费税和所得税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税基的不同，即对储蓄的处理不同。消费税仅对消费征税，对所得中用于储蓄的部分不征税，对投资所得也不征税；所得税对全部所得包括消费和储蓄都征税，对投资所得也征税。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才会有消费税可以实现投资中性，有利于储蓄和资本积累，有利于经济增长；而所得税则对储蓄存在歧视，阻碍储蓄和投资，不利于经济增长。
其实，如果撇开资本投资所得的税务处理，所得税与消费税就没有什么区别，此时预付消费税就等同于所得税。但在有资本所得的情况下，所得税和消费税的区别究竟有多大呢？从理论上分析，所得税与消费税在对待资本所得的税务处理上的差异很小。资本所得可以细分为四种，即正常的无风险收益（也称“等待的回报”）、风险收益、经济收益（对企业家技能、独特的观念、专有技术等的回报）、投机收益（对运气的回报），我们暂且将后三种超额收益统称为资本的超额收益。首先，所得税与预付消费税的区别较小。预付消费税对所有类型的资本收益都不征税，而根据Domar和musgrave的研究，所得税仅能对无风险收益征税，而不能对风险收益征税。其次，关于所得税与后付消费税的区别。所得税与后付消费税之间的区别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两者对无风险收益的征税效果不同。后付消费税不能对无风险收益征税，所得税则能对无风险收益征税。另一方面，后付消费税能对资本的超额收益征税，而所得税则不能对资本的超额收益征税。
从实证上看，所得税与消费税的差异到底有多大，争议较大。1992年，Bankman和Griffith认为，消费税与所得税之间的差异较小，因此，基于消费税管理简便的优点，应以消费税取代所得税。Davidweisbach也认为，消费税与所得税之间基本上没有差异，因此，没有必要再争论两种税之间是否存在差别，也不要再探讨关于两种税的税收负担的分配以及与此有关的深奥难懂的哲学问题，我们只需基于消费税管理简便的优点而以消费税取代所得税就可以了。Bankman、Griffith和Davidweisbach的上述观点都是基于所得税只能对无风险收益征税。而由于历史上无风险收益率一直较低（约仅为0.5%），所以所得税与消费税的差异实际上是很小的。与此相反，ReuvenS.avi-Yonah和ReedShuldiner认为，Bankman和Griffith设定的历史上的无风险收益率太低，他们仅采用1945-1972年期间的无风险收益率，而1972-1999年期间的无风险收益率为1.5%，1802-1997年期间的无风险收益率更高达2.9%.而且，与资本无风险收益率相关的条件是相当重要的。1972-1999年期间的10年期的无风险收益率更高达3.3%.因此，ReuvenS.avi-Yonah和ReedShuldiner认为，即使基于Domar-musgrave模型，所得税与消费税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Domar-musgrave模型，ReuvenS.avi-Yonah和ReedShuldiner也提出了质疑。首先，在实际的投资而不是中，增加投资是有额外成本的，包括交易成本和信贷风险，任何人都不能以无风险利率借到足够的钱。其次，个人的行为并不像Domar-musgrave假设的那样富有完全理性。实证研究表明，富人对税收的敏感性非常低。JoelSlemrod认为，富人的避税行为要么不重要，要么比预料的要低。影响个人行为的因素很多，税收仅是其中一个而已。最后，实际所得税的亏损弥补并不是理想中的Haig-Simons所得税那样。基于上述理由，ReuvenS.avi-Yonah认为，我们应到实际数据中去寻找答案，看看现行所得税是否实际上实现了对富人征税，这比起从理论上去无休止地争论Domar-musgrave模型要有意义得多。如果实际数据说明所得税可以实现对富人征税而消费税不能，答案就不辨自明了。那么实际数据又如何呢？RcuvenS.avi-Yonah认为，实际数据的确表明现行所得税实现了对富人征税。
笔者认为，从实际情况上看，所得税可以实现对资本的风险收益征税。这是因为打赌理论受到以下因素的限制：第一，由于受到交易成本和信贷风险的限制，投资额不能在零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任意增加；第二，投资规模增加1倍，收益率不一定保持不变；第三，投资规模的增加还受到资金的来源、投资项目的差异等许多因素的限制；第四，亏损弥补的税收限制条件有时并不能完全满足；第五，税收对投资的作用有限，投资者考虑的主要是投资收益率的高低。所以，现实中的所得税可以实现对资本的风险收益征税。美国的实证数据也说明了这一点。而预付消费税由于不对资本收益征税，后付消费税也不能对无风险收益征税，在劳动所得未被完全消费掉的情况下，后付消费税还不能对未消费掉的那部分劳动所得征税。所以，从现实看，所得税是可以实现对资本所得征税的，比消费税对资本的征税重，所得税的累进性更强，更加有利于公平的实现。
三、消费税能否实现累进和公平
消费税能否实现累进性和公平，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消费税具有明显的累退性，以消费为税基必然导致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导致不公平。持这种观点的入主张实行所得税制。另一种观点认为，正确设计的消费税可以做到与所得税一样实现累进性，特别是由于后付消费税不仅可以对劳动所得而且还可以对资本的超额收益和消费掉的原有资本和资本所得征税，所以按照累进税率设计的后付消费税可以实现累进性和公平性。关键的问题有以下四个：
1.富人所得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占多大的比例。首先，我们要定义富人的标准是什么。其次，在定义出富人的范围之后，就要看看富人在其有生之年将其财富或收入的多大比例用于消费。从单个人来观察，一个富人特别是超级富豪正常情况下不会将全部财产或所得消费掉：从社会整体来看，整个国民收入中消费都只占一部分的比例。因此，可以认为，国民收入中未消费的部分是一直存在的。
2.对富人消费的部分能否实现累进征税。消费税能否对富人消费的部分实现累进，依不同类型的消费税而不同。由于预付消费税不能对资本所得征税，仅对劳动所得征税，而且在挣得时立即预缴，不管以后何时消费还是不消费，因此预付消费税要实现对消费的部分累进，必须实行累进税率才有可能。而交易型后付消费税要实现对消费的部分累进，必须对富人消费的奢侈品实行高税率。非交易型的后付消费税要实现对消费的部分累进，可以采取总额消费累进的办法。
3.对富人的总所得能否实现累进。后付消费税要实现对富人的所得总额实现累进，依赖于富人消费的比例和税率可以实行到何等程度的累进。只有税率设计的累进程度足够高并且可以弥补富人消费比例较低造成的累退时，才有可能实行总体的累进。同样，预付消费税也必须实行非常高的累进性才可以弥补消费税对投资所得不征税导致的累退性。但是，高税率不仅导致较高的逃税成本，而且还会导致较高的超额负担。
4.富人未消费的部分还要不要征税。其实质是关于持有财富是否要征税的问题。在分析富人所得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占多大的比例时，我们得出不管是从个体还是整体来看，未消费的所得是存在一定比例的这样一个结论，那么，我们到底要不要对未消费的所得征税。DanShaviro认为，任何所得仅在消费之后才有意义，任何所得最终总是要消费的。推迟消费与即刻消费的贴现后的价值是一样的，这一点已经说明了预付消费税和后付消费税没有实质区别（CaryBrown定律）。因此，消费税不能对财富的间接利益如保险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地位征税是错误的，这些利益最终只有转化为经济利益并且实现消费才有意义，任何财富的幻想利益是不存在的。ReuvenS.avi—Yonah认为DanShaviro的观点忽略了金钱除了消费之外还有其他的价值或作用。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富人的权利——投资的权利和资源占有的权利，对这些非消费权利的限制才是所得税要规范和实现的目标。
笔者认为，虽然根据打赌理论，所得税可以只能实现对无风险收益征税，但是，从实际情况看，所得税是可以实现对风险收益征税的，所得税的累进性比消费税强，在实现税收公平方面比消费税优越。后付消费税与预付消费税相比，从后付消费税可以对消费掉的资本所得征税来看，后付消费税的累进性比预付消费税强；但是，从劳动所得有一部分未被消费掉来看，预付消费税比后付消费税的累进性强；两个方面综合考虑，预付消费税和后付消费税之间，哪一个累进性更强，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四、所得税为什么比消费税复杂
所得税的税基是所得，所得的确定非常复杂。所得包括各种形式的所得，不仅包括工资收入，还包括资本利得、红利、租金收入、知识产权使用费收入，等等。既包括现金形式的收入，也包括非现金形式的收入。非现金所得的计量是非常困难和复杂的。而且，不仅所得的收入部分难以确定，为挣得所得的消耗或费用的确定也较复杂。在这些费用中，在收入挣得时就立即消耗掉或当期（一个税期之内）消耗掉的费用较易与收入配比，但是许多长期使用的资产（如使用期在一年以上的固定资产）却难以与收入配比，这些资产的消耗的确定有较多的人为因素。存货成本的计量也有人为主观的因素，这些都增加所得税的复杂性。
相对于所得税来讲，消费税没有复杂的收入确认（实现）规则，也不会面临复杂金融工具所带来的税务处理的复杂性，也不需要考虑资产折旧、存货处理，比起所得税制简化了很多。
消费税的意义篇4
[关键词]农村税费改革；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
农村税费改革是减轻农民负担和深化农村改革的重大举措。完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各项政策，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税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一条富民之路。
一、农村税费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自1996年在安徽、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陕西等农业大省进行试点以来，国家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于2000年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通知》，从试点工作的布署和有关精神看，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
1.“三取消”
（1）取消乡统筹费。取消乡统筹是把原来的乡统筹纳入农业税范畴，同时取消村提留的公积金，把村提留的管理费、公益金改为农业税附加。
（2）取消屠宰税。取消屠宰税包括屠宰环节和收购环节税。除检疫费外，同时取消原来地方随屠宰税附征的其他收费项目。
（3）逐步取消“两工”。取消“两工”即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两工”取消后，除遇到特大防洪、抢险、抗旱等紧急任务，经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并明确规定动用期限和数量，可以临时动用农村劳动力外，任何地方和部门均不得无偿动用农村劳动力。
2.“两调整”
（1）调整农业税。调整农业税的主要内容是：①重新确定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规范农业税计税常年产量的核算，合理确定计税价格。②农业税计税常年产量以1998年前五年农作物实际平均产量据实核定。③农业税计税价格要综合考虑粮食保护价和市场价等因素，并保持相对稳定。
（2）农业特产税。调整农业特产税方面，我国于1983年开征农业特产税。2000年和2001年先后两次就特产税征收环节、应税品目、税率等进行了调整。
3.“一改革”
就是改革现行村提留征收和使用办法。过去由农民上缴的村提留，采用新的农业税附加方式统一收取。农业税附加属于集体资金，实行乡管村用。
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1.是减轻了农民负担，有效地遏制了农村“三乱”。改革后，农民负担由改前81元减少到68元，人均减负13元。亩负担由改革前的58.81元减少到49.38元，亩均减负9.43元。同时取消了各种收费、集资、政府性基金和达标活动，有效地遏制了“三乱”现象。
2.是初步规范了农村的分配关系，促进了乡镇财税征管体制改革。改革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收入属乡镇，附加及“一事一议”的筹资归村级所有。取消了各种乱收费，保护了农民的合法利益。
3.是农村税费改革是改善干群关系，维护农村稳定的重要举措。
三、税费改革深化—取消农业税
2005年我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农业税取消意义在于：（1）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上，政府收缴农业税、农民交纳农业税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历朝历代，只有过局部减轻农业税，还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先例。因此，取消农业税，体现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的施政理念。（2）取消农业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在我国，农业征税、缴税成本太大，这种成本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税收本身。（3）直接增加了农民收入。全国每年农业税收入大约450亿元。平摊到每个农民，每人每年可增收大约60元。对于农民而言：减负就是增收。全国9亿多农民增收了，消费水平提高了，必将促进城乡市场的畅旺，拉动内需，加快城市工业化的步伐。没有富裕的农民，就没有富裕的中国；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和谐的中国社会。（4）给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最为重要的条件机制。农业税这项“千年古税”的最终废除，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取消农业税，并不仅仅是中国农民的福音，更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福音。为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中央自2000年起决定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十年来，按照“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有力地促进了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不愧是富民之路。
参考文献
[1]张士云等.对农村税费制度改革的思考.农业经济问题，2001（8）
消费税的意义篇5
[关键词]消费；税收政策；负所得税；财产税
一、中国低消费经济现状及问题
按照国家统计局对消费的定义，消费(或最终消费)是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对于货物或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通常指一定时期内最终消费(总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我国消费率近十几年持续走低，由2001年的61.4％下降至2007年的48.8％(其中居民消费率降到35.4％，远低于发达国家60％-70％的水平)，是建国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比历史上的最低点1959年的56.6％还要低7.8个百分点。据世界银行《2006世界发展指标》，2004年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平均消费率为62％。其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69％，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58％，高收入国家平均消费率为63％。可见，中国消费率比全球平均低10多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率较低是主要的问题所在。
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投资需求是引致需求。消费需求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最积极、最有效的因素，经济增长最终靠消费来拉动。在出口因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而受阻的情况下，改变中国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变为依靠内需和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极为重要。持续走低的消费率，不利于中国内需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不利于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地发展。
消费水平受到历史传统文化、经济发展阶段、金融条件、消费环境、税制结构和收入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体制等因素的影响。要改变中国不合理的消费结构，除了通过宣传等手段影响人们的消费文化、发展经济以提高收入水平、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机制，以及通过金融改革和产品质量监管改善消费环境外，税收政策的调整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税收与消费之间的关系
税收可以通过宏观税负水平和整体税负结构(或税制结构)来影响消费状况。在国家宏观税负水平较高，居民的税后可支配收入较少的情况下，居民的消费水平显然会下降。这是因为，消费首先是收入的函数，是由可支配收入决定的。收入水平的高低是决定消费水平的最重要因素。因此，降低宏观税负水平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率水平。
在宏观税负水平一定的情况下，不同的税负结构或税制结构对消费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税制结构可以通过税基和税率来影响消费状况。一般来说，一国税基无外乎收入(所得)、消费或财产。如果一国的税基以消费为主，显然不利于消费，而有利于刺激储蓄；而如果一国的税基以所得为主，那么由于以所得为税基的所得税对全部所得(包括储蓄所得或投资所得)都征税，所以，相对于以消费为税基的广义消费税(在中国，转型后的增值税就是以消费为税基的广义消费税类型)，以所得为税基的所得税更有利于消费，因为所得税使一部分税负落在了储蓄或投资所得之上。
具体来说，在征收所得税的情况下，所得税对消费的影响包括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征收所得税，可以从两个层次产生收入效应。第一个层次的收入效应是征收正的所得税使纳税人的即期可支配收入降低，导致纳税人的即期消费减少；但与此同时，实施负的所得税会使负所得税纳税人收入增加，并促进这部分纳税人的消费增加。第二个层次的收入效应是即期投资产生的所得在将来的期间还要被征收所得税，使因投资产生的所得对应的可支配收入减少，导致将来期间的消费和投资也减少。征收所得税的替代效应就是征收所得税导致投资收益下降，或者说相对于即期消费来说，投资变得更加昂贵。在gdp和净出口一定的情况下，这将会导致消费的增加。
与所得税相比，广义的消费税对消费的影响恰好相反。一般认为，广义消费税与所得税的最主要的区别在于税基的不同，即对投资的处理不同。广义消费税仅对消费征税，对所得中用于投资的部分不征税，对投资所得也不征税；所得税对全部所得包括消费和投资都征税，对投资所得也征税。可见，消费税可以实现投资中性，有利于投资和资本积累，而不利于消费；而所得税则有利于消费，不利于投资。
另外，财产税的税基为财产，由于纳税人的所得不是用于即期消费，就是储蓄起来作为财产，作为将来的消费，即远期消费，所以财产税的征收有利于当前消费，而不利于财产积累。
由此可见，税基影响所有收入阶层的消费决策，既包括富人的消费决策，也包括穷人的消费决策。但这只是税制结构影响消费的一个方面。税制结构还可以通过税负在人群之间的分布来影响收入分配状况，进而对消费状况产生影响。如果一国的税收主要落在富人的身上，并且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将征收的税款补贴给穷人，那么，按照边际消费递减规律，由于低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高收入者的边际消费倾向，通过对富人征税来补贴穷人就会提高消费率。因此，税收可以通过收入分配的作用，如通过负所得税制度来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适度降低高收入者的收入来提高一国整体的消费率水平。
税率的影响是通过税基来发挥作用的。如果一国的税基以所得为主，那么增加所得税税率的累进性将有利于消费，反之亦反；同样，如果一国的税基以消费为主，那么，降低广义消费税的税率有利于促进消费，反之亦然。
总之，不论是从税基本身来看，还是从税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从而对消费的影响来看，增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累进性、降低广义消费税的税率有利于消费率的提高，这对中国当前低消费的经济现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即：为了提高消费率，我国税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提高所得税和财产税在整个国家税制中的地位，适度降低广义的消费税在我国税制结构中的地位。
三、中国税制结构与消费的关系
中国当前的税制结构中，货物及劳务税占主体地位。货物及劳务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属于税收理论上的选择性消费税)和营业税。2007年，这三大税种占中国税收收入的62％，其中增值税和消费税占49％。从2009年1月1日起，中国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生产设备所含增值税可以在当期全部抵扣。在增值税由“生产型”转变为“消费型”的情况下，中国增值税就变为税收理论上的以消费为税基的广义消费税类型。在中国增值税和消费税占税收近半壁江山的情况下，必须在这两个税种之外寻找刺激消费的适合税种。根据前面的论述，所得税是刺激消费的一个重要税种。在中国，所得税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2007年，包括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在内的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26％，其中，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6％左右，所得税属于中国税收体制中的第二大税类。由于企业所得税是以企业的经营投资所得为税基，以法人为纳税人，其税负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的是企业投资行为，因此，对消费没有直接和显著的影响。中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制，将纳税人所得分为11类分别征收，并实行源泉扣缴。分类征收、源泉扣缴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使个人所得税的对入税功能大大减弱。甚至沦为某种意义上的对物税范畴。中国个人所得税的税收调节功能也由此而大大削弱，特别是个人所得税由于实行分类制而不能有效实现对低收入者的退税，使得想通过负所得税制度来实现持续增加低收入者的收入从而促进该部分人群的消费能力变得较为困难。
中国财产税现状表明，由于财产税占税收收入的比例较低，使财产税所起的作用较为有限。我国目前财产税类的税种主要包括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车船使用税。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提供的数据，我国财产税收入占全国工商税收收入的比重较低，1994—2007年，财产税占全国工商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在2.0％～2.9％之间，最低的年份是1994年，为2.0％，最高的年份是2007年，为2.9％。可见，1994年税制改革后，财产税占全国税收的比重较低，且基本没有变化，财产税在全国工商税收中的地位没有像所得税那样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而提高，财产税调节收入分配的职能较为有限，限制了财产税促进消费功能的发挥。从国际比较来看，发达国家财产税收入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10％～12％，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6％。我国2％左右的比重显然太低，很难起到财产税应有的作用，包括财产税对提高消费的作用。
四、促进消费的税收政策总体思路：减税、退税和增税并举
通过以上对宏观税负与消费之间关系的分析，我们认为，降低宏观税负，增加居民收入，可以刺激居民消费。减税是促进消费的重要工具，通过减税可以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居民消费，从而提高消费率水平。在减税的具体结构上，从税基来看，应该降低以消费为税基的税种的税率；从税负的人群分布来看，应该减少低收入者的税负。具体来说，在中国减税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第一，适度降低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税率，如将增值税的基本税率由17％降低为15％左右；第二，减少中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税负，提高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费用，降低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缩减个人所得税税率级次，实现个人所得税从分类制向分类与综合制过渡等。但由于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税收收入中的比例还较低，所以个人所得税减税的空间和作用将受到限制。
如果说减税是从减法方面来增加居民的收入以提高消费率的话，那么，退税就是从加法方面来增加居民的收入以提高消费率。相对于减税而言，退税不受税收收入比例的限制，理论上退税的规模可以达到税收收入的100％甚至更多，所以退税的作用可以发挥得很大，不受某一税种税收规模的限制。在中国，还没有真正实行对个人所得税的退税机制。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制，在分类制的基础上实行个人所得税的退税较为困难。但是，由于在中国农村尚未征收个人所得税，故可以考虑在农村对农民实行个人所得税的退税，以达到增加农村居民消费的效果。
减税和退税都会减少财政收入，因此，既要保证减税和退税在财政上具有可行性，又必须考虑补充财政收入的其它来源。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税收收入之外，还有其它来源。这些来源主要包括国家的财产性收入(还有其它类型的非税收入)和债务收入。债务收入是一种临时性的财政收入，因为政府的债务最终要靠税收或国家的财产性收入等来偿还。而国家的财产性收入则不同，国家的财产性收入是不需要税收来偿还的。若考察赋税史，就会发现，早期国家的财政收入主要是靠国家财产权来维系的，后来才逐渐产生了基于私人财产权之上的现代税收。因此，一国如果有较多的财产性收入就可以将其作为减税的重要财政基础。
目前中国有大量的储蓄，这是政府发行国债的重要后盾。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截止至2008年8月，中国有近20万亿的城乡居民储蓄、15.7万亿的银行存贷差。这为中国政府发行国债提供了资金保障。从中期看，中国政府还有大量财产性收入可以利用，包括土地等资源性收入和国有资本收入(包括资本转让收入和资本增值收入)。据推算，2006年底全国国有土地的总价值约为50万亿元，国有企业资产达29万亿元。其中，中央企业净资产就高达5.35万亿元。这些国家财产可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因此，为了补充减税和退税的资金缺口，在目前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先发行国债，待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好转时再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或国有股权来偿还，或干脆将一部分国有股划归专项资金来退税。
总之，通过减税和退税以藏富于民，提高居民收入，将为居民消费率的提高打下坚实的基础。而消费提高，内需进发，经济发展，税源充足，将为远期的税收收入增长提供源泉；反过来远期的税收增长又可为当前的减税和退税政策提供长期资金支持。
当然，针对当前的低消费现状，除了减税和退税之外，还有增税的空间。通过增税，可以防止短期税收收入大幅下降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说减税和退税是增加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的话，那么增税就是通过降低高收入者的收入或财产金额为减税和退税提供一定的财力支持，同时，通过增加有利于消费的税种的税收(如所得税和财产税)，还可以在维持总体税收收入不变的前提下促进消费率的提高。笔者认为，当前增税的核心应该是：增加所得税和财产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地位。
五、促进消费的税收政策着力点和突破口
(一)建立农村居民个人所得税负所得税制度
中国消费的最突出问题之一是城乡消费差距过大。在中国，13亿人口中有8亿农民，而农民只消费了全国1／3的商品。据统计，农村人均日消费仅5元多，5个多农村人口购买的商品才相当于1个城镇人口购买的商品，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农村消费水平的提高还有很大的空间。据国家统计局测算，农村人口每增加l元的消费支出，将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因此，若能提高农民消费，将会大大提高消费率。农民消费比例过低的关键是农民收入太低，导致农民无钱消费；就算是稍微富裕一些的农民，也因无社会保障而不敢消费。要提高农民消费，必须解决提高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这两大问题。在农村社会保障缺失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在农村建立个人所得税的负所得税制度来解决农民收入和社会保障两大问题。
负所得税是1963年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其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一书中提出的。负所得税制度本质上是由政府补贴低收入者以维持低收入者最低生活费的制度。其具体办法是由政府规定出一个最低生活保障额度，根据个人的实际收入，对低收入者给予一定的补助，收入越高，补助越少。
负所得税计算公式是：
负所得税=收入保障数一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率
个人可支配收入=个人实际收入+负所得税
为了减少农村居民个人所得税负所得税制度施行的交易成本，在初期可以假设农民的个人实际收入为零，并按照一定的基数和比例算出一个定额(收入保障数)，对所有的农村居民都进行补偿；待配套条件成熟时，再进行完善，并规定所谓的排富条款，对农村居民中的富裕者取消负所得税，征收正的所得税。比如：在当前，可以先按照每月2000元的基数，规定3％～5％的比例算出60～100元的收入保障数，由于在初期忽略农民的个人实际收入，那么，每个农民可以获得的负所得税为60～100元。负所得税的纳税人仅为具有农业户口的农村居民。按照8亿农民来计算，大概每年要花费5760～9600亿元。对这部分负所得税的资金来源，短期可以由国债发行收入来填补，中期可以通过划拔一部分的国有股或国有企业利润作为专门基金来解决，长期可由税收收入来补助。通过在农村建立稳定的个人所得税负所得税制度，既可以长期增加农民收入，又可以稳定农民预期，以及行使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从而将会大大提高农民消费的水平。
至于农村负所得税制度与城市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整合问题，可以留在下一步再逐渐解决。
(二)增加所得税和财产税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增强所得税和财产税的地位
1 所得税增税的关键：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尽快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扩大综合征收的范围，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累进性，增加个人所得税收人。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实行分类制，将个人所得划分为11类分别征收。分类征收的个人所得税，不能较好地体现负担能力原则，因为只有综合的所得才能够真正体现个人之间的所得差异和负担能力差异。因此，应改革目前的分类制个人所得税。只有尽快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才能较好地体现纵向公平；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个人所得税的筹集财政收入的能力，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强化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税制中的地位。而且，强化个人所得税的收入能力，也有利于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作用和其它调节作用，因为只有在收入具有一定规模的基础上，分配调节才有力量。中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结构中，工薪阶层缴纳的税收占主体，而富人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较少，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个人所得税人群分布结构正好相反。改革所得税制度，降低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增加低收入者的税后可支配收入，同时增加高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实行结构性增税，不仅有利于税收公平，还有利于居民消费率的提高。
2 财产税改革的方向：实行一般财产税制，扩大财产税征税范围，增强财产税在中国税制中的地位，提高财产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我国财产税的现状表明，由于财产税占税收收入的比例较低，使得财产税所起的作用较为有限。而且，财产税的结构也凸现出许多问题。首先，征税范围不合理。我国现行的财产税中，房产税占主体。但是，房产税仅对经营性的房地产征税，对消费性和空置的房地产不征税。对这部分房地产不征税，不仅不公平，而且还不利于提高消费率水平，也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其次，税基较窄。我国财产税仅涉及房地产、车辆，而对库存商品、机器设备、贵重家具和无形动产不征税。过窄的税基限制了财产税功能的发挥。第三，税种缺失。我国尚未开征遗产与赠与税，不利于刺激消费。我国人民有节俭和遗留财产给后代的传统，如果不开征遗产与赠与税，将会导致这种传统更加强化，不利于消费率的提高。目前，反对开征遗产与赠与税的声音也较大，其理由是国外纷纷取消遗产与赠与税，所以我国开征遗产与赠与税不符合世界潮流和趋势。但是，国外特别是美国取消遗产与赠与税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消费率太高，储蓄率太低，取消遗产与赠与税有利于提高这些国家的储蓄率和降低消费率。而我国的情况恰好相反，我国目前消费率太低而储蓄率太高，所以我国开征遗产与赠与税恰逢其时。第四，税率设计不合理。我国财产税税率设计除了税率太僵化，不能根据每个地方的实际情况而有所变化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税率的累进性太差。我国财产税税率采用的是比例税率和定额税率，税率累进性较低。为了充分发挥财产税的公平调节功能和对消费的刺激作用，可以适度采用累进税率，累进税率的设计可以先低一些，采用低累进制度，然后，根据情况灵活调整。
针对上述问题，为了刺激消费，我国财产税的具体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1)实行一般财产税，扩大征税范围和税基。具体操作上，应先将闲置性的、空置性的房地产纳入征税范围，将这部分资金引导到合理的消费上来；然后，通过扩大财产税的税基，使财产税的税基囊括房产、车辆、银行存款、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和知识产权；最后，在条件成熟时对所有的净财富(资产减负债)征税，具体可以借鉴荷兰的经验。通过推行一般财产税，扩大征税范围和税基，将资金分流到消费领域，以达到刺激消费的目的。(2)增加财产税的累进性。具体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第一，由于个别财产税对不同财产区别对待，也不容易对纳税人的财产总额实现累进征收，因此，可以考虑逐步向一般财产税制靠拢，通过扩大征税范围和税基来提高财产税的累进性。第二，采用低累进税率来增加财产税的累进性。低累进税率既有利于改革的推进，负作用也较小。另外，对低收入者应该有一个豁免额。为了使税收宽免额仅限于低收入者，可以利用逐步消除机制来取消对高收入者的豁免优惠，增加累进性。(3)开征遗产和赠与税。这不仅有利于改变国民过度节俭和遗留遗产的习惯，增加国民的当前消费，而且有利于改善消费投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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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税的意义篇6
案情介绍
金达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达公司）系石化贸易企业，经营范围包括乙醇、甲醇、苯、甲苯、二甲苯、二氯甲烷、甲醛、液碱（含量>30%）、溶剂油（C4-C12）闭杯闪点≤60%、石脑油、煤焦油、丙烯、液化天然气（工业用）、混合二甲苯、均三甲苯、均四甲苯、混合苯、双氧水（含量<27.5%）、异辛烷、燃料油的销售，并提供物流信息服务。
金达公司2016年8月向上海震华石化能源有限公司购进货物并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28份，发票注明货物名称为“混合芳烃”，数量共计6356吨，发票不含税金额共计2774.91万元。同时金达公司与重庆中泰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公司”）签订采购合同，将上述购进货物售出，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28份，发票注明货物名称为“混合芳烃（视同石脑油）”，货物数量共计6356吨，发票不含税金额共计2791.39万元。2016年10月，荆州市沙市区国家税务局西区税务分局通过税收预警管理系统发现金达公司存在经营异常情况，认为金达公司对中泰公司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按货物名称需征收消费税，遂于2016年11月11日作出《税务事项通知书》（沙国税西通[2016]43183号），告知金达公司应于2016年11月15日前进行消费税申报。金达公司认为其不是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于2017年1月16日向荆州市沙市区国家税务局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该局审查后认定该复议申请已超过法定的申请期限，于2017年1月20日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金达公司不服，遂诉至荆州市沙市区人民法院。一审法院判决金达公司败诉，金达公司不服上诉至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于2017年11月7日作出判决，维护原判。
本案争议焦点及各方观点
（一）本案争议焦点
金达公司作为非工业生产企业，荆州市沙市区国家税务局西区税务分局对金达公司销售的涉案“混合芳烃”要求纳税申报征收消费税是否具有法律依据。
（二）各方观点
金达公司认为，根据《消费税暂行条例》的规定，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为在中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依据消费税纳税主体和纳税环节的规定，其仅为商品的销售方，不是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无需进行消费税纳税申报，其销售行为不应缴纳消费税。
税务机关认为，根据47号公告的相关规定，金达公司作为非工业企业，将外购的混合芳烃以视同石脑油对外销售，应当视为应税消费品的生产行为，按规定征收消费税。
法院认为，根据消费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荆州市沙市区国家税务局西区税务分局责令金达公司办理申报事宜并无不当，金达公司在本案中的销售行为应依法申报缴纳消费税。
笔者点评
（一）企业涉税风险高，抗辩难成立
《消费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在我国境内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本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国务院确定的销售本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其他单位和个人，为消費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缴纳消费税；《消费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单位是指企业、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军事单位、社会团体及其他单位；个人是指个体工商户及其他个人。本案中，金达公司以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石油炼化企业，仅对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其仅为商品的销售方，不应成为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由进行抗辩，认为其不具有申报缴纳消费税义务。
国家税务总局对47号公告的解读第四条规定，发生消费税应税行为的非工业企业为消费税纳税人。47号公告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工业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将外购的消费税非应税产品以消费税应税产品对外销售的，视为应税消费品的生产行为，按规定征收消费税。如果贸易企业在购销环节开受发票变名的，需要承担消费税的纳税义务。此项规定实际上是对《消费税暂行条例》第一条规定中“生产行为”的扩大化解释。虽然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只能以法律规定为依据，以本案来说，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为石油炼化企业，仅对生产环节纳税，石化贸易企业不是法定的消费税纳税人。但根据我国现有税收法律体系，目前有效的消费税、增值税规定尚未立法，仅为国务院制定的条例，实践中多为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历年来颁布的规章、内部规范性文件，在质疑其数量庞杂、法律层级较低时，不应忽视其弥补立法不足、填补税收征管体系漏洞的功能。
虽47号公告存在诸多问题，但是现行有效的国税总局规定，各地税务机关均遵照此执行。本案中，金达公司以其并非为消费税的纳税人进行抗辩，在现行税法规定的范畴内很难得到税务以及司法机关的支持。
（二）企业行为涉及变名销售，适用47号公告
本案中，金达公司的变名销售行为在石化行业内较为普遍，给国家消费税税款造成严重的损失，但实践中很多税务机关、司法机关的办案人员无法准确认识到变名销售的偷税本质，在查处此类案件过程中以“没有真实购销交易”为由追究变票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法律责任，而石化行业变名销售行为真正造成的是国家消费税税款的损失。本案中，税务机关根据47号公告规定，将金达公司该变名销售行为视为应税行为，看似符合国家税务总局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实则有违税收法定原则以及税法的实质课税精神。
（三）新行诉法解释施行后，本案所涉规范性文件或将面临司法审查
2018年2月8日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行政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8]1号）（以下简称《行诉法解释》）第一百四十五条至第一百五十一条对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规范性文件附带审查规则规定进行了细化，将使税法规范性文件面临司法审查。《消费税暂行条例》规定的消费税纳税义务人为生产、委托加工和进口条例规定的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国务院确定的其他单位和个人，而47号公告将应税行为进行了扩充解释，对工业企业以外的单位和个人存在将外购的消费税非应税产品以消费税应税产品对外销售的、将外购的消费税低税率应税产品以高税率应税产品对外销售的行为视为应税消费品的生产行为，征收消费税。此规定属于《行诉法解释》第一百四十八条列举的“与法律、法规、规章等上位法的规定相抵触的”情形，由此会被认定为规范性文件不合法。
本案发生的时间为2016年8月，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的日期为2017年11月7日，金达公司以其不是法定纳税人为由进行抗辩并未得到法院的判决支持，但《行诉法解释》施行后，本案中适用的47号公告或将面临司法审查。对税收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旨在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充分保护纳税人诉讼权益。我国在践行依法治税、税收法定的同时，确存在税制立法层次低，部门规范性文件之间也存在大量的矛盾和冲突的情形，《行诉法解释》已公布并即将施行，税务机关在具体处理“变名销售”的涉税案件中应严格遵循“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法不溯及既往”等法律原则，确保税收行政行为合法。涉税企业应充分行使司法救济程序性和实体性权利，积极进行申辩。
2018年1月2日，國家税务总局《关于成品油消费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1号），要求所有成品油发票均须通过增值税发票管理新系统中成品油发票开具模块开具，正确选择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码。新规将于2018年3月1日起施行，企业应积极学习贯彻国家最新税收政策，严格按照规定使用成品油专用系统取得并开具，做好涉税风险管理。
结语
消费税的意义篇7
论文摘要:燃油税的出台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对它寄于厚望，就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和进步，也意味着政府对于市场规律的尊重。如果燃油税改革最终没有蟹动利益集团的“奶酪”，则有违燃油税改革的初衷和其本身的公平合理性。明确燃油税改革的意义和原则，在各种方案中比较、选择合适的对策，对燃油税的“出生”将有所帮助。
所谓燃油税，即将现今普遍征收的养路费和其他费用合并成燃油税，通过法律约定整合各部门间的利益关系，从而最大限度地节省能源和基础设施开支。显而易见，燃油税的推广将使车辆的使用成本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先前不同车辆间几乎一视同仁的养路费、车船使用税等固定支出，将被燃油税所取代。燃油税的开征能够体现公平和效率，当前在国外许多国家都早已开征。
我国开征燃油税，从1994年被第一次提出，至今已有15年。1999年通过的《公路法》修正案，将开征燃油税正式列入法案，由此提升到法律层面。随后出台的《交通和车辆税费改革实施方案》，对我国燃油税的纳税人、纳税环节等都做了明确规定。然而，当燃油税的推出看起来顺理成章的时候，却再搁浅。
时至今日，国内有关部门的官员对燃油税的实施不断“放风”，“择机开征燃油税”的说法已经整整讲了1o年，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并引起国内相关专家学者的广泛探讨和研究。但燃油税却始终只见曙光，不见13出。
2008年11月20日，国家发改委网站的一则消息称：国家正抓紧完善国内成品油价格机制，实施燃油税费改革问题。这标志着“择机开征”了10多年的燃油税的正式出台已进入了倒计时。
一、燃油税实施的现实意义
燃油税就是在汽、柴油等成品油价格中再加上一定比例的税额，用于对公共资源使用的补偿。在资源i3益短缺，污染不断加剧的今天，燃油税同时兼备了节能环保的作用。我国燃油税的实施，更有着经济和社会的多重意义。
1．可以替代原来按车一刀切的养路费。燃油税实施后解决了养路费定额收费的弊端，实行多用油多付钱，少用油少付钱原则，体现了公平性和合理性。同时，燃油税的出台可以促使消费者选购小型节能的车型，从而推动汽车制造行业重视小排量车的开发，向节能环保方向发展，从根本上减少石油资源的消耗和使用中的污染。
2．可以过多过杂的各种公路、桥梁收费。通过费改税，让各种收费统一明确、公开透明，避免收费中的违法行为和开支中的腐败现象。同时，还能提高收费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此外，由于减少了征收环节，也精简了管理机构。
3．可以解决以往各个收费道口因排队交费而造成的拥堵现象。撤销公路上的收费站后，保持了道路畅通，节省了时间成本和不必要的燃料消耗。从更深层次来说，也改善了投资环境。
4．可以将国内油价与国际接轨。燃油税实施后，使国内外油价更具可比性，价差更为清晰，石油企业也没有理由再以国内不含燃油税的油价与国外含税油价相比而拓展牟取暴利的空间。政府可以以此为契机，完善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理顺油品价格。
正因为燃油税承载着如此重任，才让人们翘首以待。然而，随着燃油税改革方案的逐渐清晰，燃油税改革并未朝着公众期盼的方向行进。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交通部等部门在研究同步取消公路养路费等六项收费的同时，还研究决定撤销政府还贷二级以下公路的收费站点，高速公路收费却不在考虑之列。这意味着过路费、过桥费仍将继续收取。燃油税改革的性质从“费改税”演变为“费加税”，引起了社会对燃油税改革方案的质疑。
过路费、过桥费不取消的原因，据媒体消息，是有人提出为了防止出现海南试点中产生的“反弹效应”——即人们在买了小排量汽车之后，开车的机会更多，因为过路和过桥不再加收费用，这有悖于节能减排。还有人做了进一步解释：如果高速路不收费，大家很可能会选择都往高速路跑，高速就可能变成低速，所以高速收费是有偿服务。由此得出结论：“将过路、过桥费与燃油税分开是合理的”。
如果这种理由能成立的话，顺着这个思路，今后汽车将会愈来愈多，为了保证高速路的畅通，收费站应该永久保留下去。君不见，每一个收费站就是一个拥堵点。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实施燃油税，没有什么收费站，高速路好像也没有堵到哪儿去，难道国内收费站一撤销就会堵成一团?再说即使高速路不收费后出现车流量增加的情况，那也是改革初期的短暂现象，过了适应期就会逐渐恢复正常，海南的实践也已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这种说法其实就是要坚持收取过路、过桥费继续牟取部门利益的托辞。有些部门已经习惯了不公平政策带给他们的优厚福利待遇，燃油税的推出，将撼动这些部门的利益，理所当然的不会拱手相让。改革的难点就在这里，改革的意义也更大。
二，燃油税改革的基本原则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国际油价目前已经降至每桶50美元左右，而且在今后一、二年内很可能会在低位徘徊，这给我国燃油税的出台提供了难得的良机。开征燃油税的时机已经成熟，条件也已具备，关键是如何使燃油税的改革方案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为此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1．体现社会公平和进步。燃油税的实施是大势所趋，应放弃部门利益的博弈，冲破本位主义的羁绊，站在全局的高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把好事办好。政府决策部门应认识到，燃油税的出台之所以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并对它寄予厚望，就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社会公平和进步，也意味着政府对市场规律的尊重。如果燃油税改革最终没有触动利益集团的利益，则有违燃油税改革的初衷和其本身的公平合理性。一项改革虽然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但它起码应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和希望，也应有利于社会的文明和发展。
2．一与国际接轨。就燃油税改革的本质来说，过路、过桥费应该在开征燃油税后同步取消，这也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普遍的做法。我国收费公路的出现，主要是国家财力有限，公路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的结果，已经暴露出种种弊端，在国家财政好转以后，应努力改变这种局面。改革应具备战略眼光，方案设计尽量一步到位，不要再给乱收费留下缺口和尾巴。有关方面必须意识到，撤销公路收费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晚撤不如早撤。事实上，一些地方政府已经意识到公路收费是一把双刃剑，在创收的同时也遏制了消费，增加了企业负担，吓跑了投资商。因此，近年来主动要求撤销公路收费站的不在少数。
3．不增加消费者负担。改革方案设计和燃油税率的确定，都应遵循总体上不增加消费者负担这一原则。目前国内油价居高不下，与国际油价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利润空间。石油垄断企业往往追涨不追跌，应通过完善价格形成机制逐步理顺油价，尽快改变这种不合理现象。考虑到消费者和企业的承受能力，加税后的油价与目前的市场价应该基本持平或略有提高，并随国际市场油价水平变化和供求关系及时调整，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和税收手段的调节作用，实现燃油税改革的预定目标。
4．坚持公开透明。燃油税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改革方案应坚持公开、透明的原则，让公众参与讨论，可以采用听证会、网络等形式，广泛听取公众的呼声和建议，让改革方案充分反映民情，表达民意，使之更加完善和更具公众基础。燃油税征收的对象是有车的消费者，作为纳税人，他们理应有知情权和话语权。在改革方案的设计过程中，无疑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障碍，甚至阻力，但只要把这些情况和难处如实地告诉公众，就会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也便于政策的顺利推进，纳税人也会心甘情愿地交税。
三燃油税改革的对策选择
1．改革性质：“费改税”与“费加税”。公路道路属于公共产品，应由政府买单，并以税收方式补偿。公众对燃油税的期盼，是建立在取消一切其他收费基础之上的。倘若过路费、过桥费最终没有进入“费改税”的范围之内，那么此次燃油税改革至少可以说是不彻底的，也是不完整的。公众希望看到的是一次彻底的“费改税”，而不是半拉子式的“费加税”。即使目前全部取消公路收费有一定困难，但也不因有难而不为，决策者应具战略眼光，全面规划，实施，制定圳行的时间表，让公众看到政府改革的坚定决心和执政为民的具体行动。
2．税率设定：30％与50％。目前，消费者最关心的是燃油税实施以后开车支出的变化，舆论大多也围绕30％与50％的税率进行猜测和讨论。燃油税改革税率过低不利于公路建设资金的筹措，也达不到节能环保的目的，过高则会加重消费者负担，对经济发展也会造成影响。根据我国国情和现阶段的经济形势，以总体上不加重消费者负担为原则，燃油税实施初期宜低不宜高，加税后的油价应在目前油价的基础上加20％比较合适，即略高于现行油价。以后可根据实施效果再作适当调整，避免对经济社会产生大的冲击。
3．成本补偿：补贴与涨价。燃油税实施以后，油价将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这对农业、渔业等弱势产业以及公共交通等行业产生较大影响。由于这些产业部门承受能力较差，高油价将直接增加其生产成本，国家应给予补贴。其他行业部门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出租车、铁路、航空等可以适当提价，更多的应按市场规律，通过内部消化和涨价的方式补偿。
4．人员安置：3o万与13亿。在对待30万公路收费人员的安置问题上，只要有勇气下决心就不难解决。当年国有企业改革许多行业下岗工人的人数远远超过现在的收费人员，通过转岗分流也都解决了就业问题。如果现在不解决的话，随着公路建设的迅速发展，数年后收费人员的人数可能出现几何级数的增长，等到以后处理就更加困难。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一次利益的再分配，3o万人的利益和13亿人的利益相比，孰大孰小一目了然。
5．配套措施：产业调整和公务车改革。燃油税的实施，可以减少消费者不必要的用车，更多地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缓解道路交通的压力。从长远来看，要解决目前道路拥堵的状况，除了国家加大公路建设的力度外，还要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有效降低能耗，公路货运就会大幅度降低。同时，要对长期存在的公务车制度进行改革，用节省下来的一部分资金投入公路建设。关键是政府对权力制约和向腐败开刀的决心。
参考文献
消费税的意义篇8
一、中国税收环境面临的挑战
这些年来，中国的税收环境一直面临着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纳税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纳税意识，偷逃税现象严重。且不说作为现代税种的个人所得税从出台的那一天起，便陷于“征的不如漏的多”的窘境。就是税制设计简单到类似于历史上的人头税，征收数额只有区区4元钱的北京市的自行车使用税，其纳税面1997年仅为53．7%（430万辆），而且平均每年以10％左右的比例下降。二是各级政府部门。为数不少的政府部门用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用税意识，许多做法有违税收的运行规律。这其中既有曾经充斥全国各地的随意减免税、越权减免税之风，也有大量的以言代（税）法、以权定（税）法、以情碍（税）法的事件，还包括由政出多门的政府收费而引发的“费挤税”现象和不规范的“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以及存在于某些领域的税款使用上的铺张浪费、透明度低等等。
更进一步看，这两个方面在交相作用。纳税人纳税意识薄弱，直接带来了税收的大面积流失；税收渠道不畅以及“费大于税”的政府收入格局的出现，又模糊了政府部门对于税收的性质及其运行规律的认识，滋生了种种不规范的政府行为。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人们的税收法制观念，甚至逆反了人们的纳税心理，从而加剧了各种偷逃税现象的蔓延。
作为上述矛盾现象的综合反映，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税收环境，尽管较之计划经济年代或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改善；但总体上仍不理想；同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究竟什么原因阻滞了中国依法治税社会环境的营造进程？
二、传统经济体制下的税收观念：必要扣除说
对传统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税收观念以及据此构建的税收收入机制（或称“财政收入机制”）做一较为系统的回顾，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或许是有益的。
马克思曾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勾画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产品分配模式：社会产品在分配给个人消费之前，要进行一系列扣除：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总产品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但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设立的基金。若再加上用于国防的费用，经过以上这些扣除之后，剩余的部分，才能用于个人消费。
很容易看出，马克思所勾画的是一种典型的以政府作为资源配置主体的分配模式。在其中，税收实质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在社会产品用于个人消费之前而进行的“必要扣除”。既然是凭借政治权力而进行的“必要扣除”，那么，相对而言，采取什么方式扣除、在哪些环节扣除以至“必要扣除”的量如何把握，便显得无关紧要了。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并与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环境相适应，中国选择了一条主要依靠“暗税”渠道取得财政收入、在形式上基本不对个（私）人征税的做法。那一时期的税收收入机制可大致概括如下：
──农民，除了直接缴纳少量的公粮并负担一些附着于消费品价格中的间接税之外，其纳税的主渠道，便是那一时期所实行的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1953年颁布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统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赋予了政府以相对偏低的垄断价格统一收购和销售农副产品的权力。在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的条件下，农民剩余的农副产品，只能按照国家规定的相对偏低的价格标准统一卖给国有商业部门。国有商业部门所执行的统购价格同市场价格（影子价格）之间的差额，便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对农民所创造的社会产品的分配进的“必要扣除”――农民所缴纳的“税收”。进一步看，随着低价的农副产品销往城市，不仅工业的原材料投入成本因此直接降低，城市居民也因此获得了实际福利（低廉的生活费用），从而间接降低了工业的劳务投入成本。
――城市职工，除了负担附着于消费品价格中的间接税之外，其纳税的主渠道，便是八级工资制。1956年出台的《国营企业、事业和机关工资等级制度》，也即八级工资制，赋予了政府统一掌管城市职工工资标准、统一组织城市职工工资调配的权力。在八级工资制度下，政府通过压低工资标准，减少升级频率（事实上，从1956――1977年的20年间，我国只进行了3次小幅度、小范围的工资升级）的办法，人为降低了城市职工的工资水平。城市职工实际领取的工资水平同市场工资水平（或影子工资水平）之间的差额，便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对城市职工所创造的社会产品的分配进行的“必要扣除”──城市职工所缴纳的“税收”。由于城市职工工资水平的人为降低，工业的劳务投入成本又一次被降低了。
――在工业的原材料投入成本和劳务投入成本被人为降低的同时，那一时期的工业品实行计划价格制度。工业品的销售价格水平又长期高于农副产品的统购价格水平（即所谓工农产品“剪刀差”）。于是，在低成本和高售价的基础上，工业部门获得了相对的高额利润。
―─在始于新中国创建初期且几十年未变的财政统收统支管理体制下，国有经济单位（其中主要是国有工业企业）的纯收入，基本上都交由财政集中支配，其本身能够自主支配的财力极其有限。于是，通过财政上的统收，“汇集”在国有经济单位中的高利润便转移到了政府手中，形成了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如此的“税收收入机制”，对于人们的观念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在普通百姓的眼中，无论纳税还是上缴利润，都是公家的事情，与个（私）人无关。而且，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之一，就是政府不向个（私）人征税。有了税收与个（私）人之间的这样一种制度的阻隔，老百姓的纳税意识淡薄甚或没有纳税意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在政府部门的眼中，无论征税还是收取利润，大都是政府与国有经济单位之间的事情。有了同属全民所有制、彼此都姓“公”这样一种制度的基础，政府部门税利不分或只问财政收人的“量”而不大问它的“源”，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税收观念。应尽义务说
以市场化为取向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相继打破了农副产品统购统销制度、政府统管城市职工工资制度、计划价格制度和财政统收统支管理体制。原有的税收收入机制的基础不复存在了，所有制成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税收收入机制自然要相应调整：由主要从隐含的渠道收取非规范性的“暗税”转到以公开的形式征收规范性的“明税”；由基本依赖国有经济单位的单一财源扩展至包括各种经济成分以及城乡居民个人在内的多重财源。进人80年代以后，中国税制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一改过去基本上只有一种“工商税”的格局，个人所得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外国企业所得税、国营企业所得税、集体企业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业户所得税、私营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新的税种陆续出台。到1994年税制改革之前；税种的总数达到了34个。
随着税收收入机制的调整，税收开始广泛地介入经济社会生活，同人们的切身利益日益密切地挂起钩来。这一变化，对传统的税收观念提出了挑战，要求按照变化了的形势重新审视税收观念并对此赋予新的解释。事实上，在当时，“必要扣除说”与新的经济体制环境的激烈碰撞，已经迫使税务部门和理论界转而启用“应尽义务说”去进行宣传：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
然而，面对调整了的新的税收收入机制以及关于税收的新的解释，由于长期“无（明）税”的惯性作用，人们做出的反应并未如所期望的那样跟上形势变化的步伐。
――普通百姓，多年生活在“无（明）税”的环境之中。一旦被告知其有纳税的义务，须拿出本已装入自己口袋中的一部分钱去交给政府时，出于观念上的不适应，一个本能的反应便是“躲”――能躲就躲，能躲多少躲多少。进而发展到下意识的躲又扩展为有意识的躲。其结果，各种偷逃税行为犹如“病毒”，附着于“明税”的肌体上繁衍滋生，由最初只发生在先富起来的个体经济中的少部分人身上，到逐渐在个体户中普遍蔓延，进而几乎把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单位统统卷入其中，致使大量该征的税不能如数征上来。
――政府部门；多年习惯于以“暗税”的方式从国有经济单位组织收入，一旦面临多重的财源结构，须为履行职能而凭借政治权力向形形的纳税人征收实实在在的“明税”时，出于观念上的不适应，一时难以找到恰如其分的方法和手段去和纳税人打交道。在政府支出增势迅猛、规范性的税收渠道不畅的情况下，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操用非规范性的行政性办法去另外找钱。于是，在“创收”的旗号下，各级政府部门开始自立收费项目，以收费的形式填补收入的缺口。
问题还有复杂之处。事态演化下去，更为令人忧虑的局面出现了。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不管是税还是费，都是其凭借政治权力而征收的钱，也都是其可用于履行职能的钱。只不过前者纳入预算管理，不可随意调整；后者游离于预算之外，可以自收自支、自由支配。既然征税和收费被混同在一起，在管理上，收费对于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各级政府）又有着种种的便利之处，所以，税费不分──不论什么钱，夹到碗里都是菜，重费轻税――出于局部利益的考虑而以费挤税，以牺牲中央税收为代价擅定减免税条款，甚至采用非法手段鼓励企业偷逃税等一系列不规范的政府行为，便由此产生并蔓延开来。
――对于企业和居民而言，不管是税还是费；都是政府凭借政治权力而向其征收的钱，也都是其被告知有义务向政府缴纳的钱。而且，由于后者的随意性较大，数额一路上扬，不仅给本来较为规范、负担相对稳定的税收打下了不规范的印迹，也使税费义务混淆――不论什么钱，只要是政府部门所收都是税，纳税心理逆反――对不规范的费的反感连累于税，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偷逃税行为的有效遏制。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观意：权利义务对称说
由以上分析可见，税收观念与经济体制环境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随着经济体制环境的变化，税收观念应当也必须加以更新。现行税收收入机制运行中的困难，固然可归之于多方面的原因，但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在于：以“应尽义务说”为代表的税收观念同市场经济的体制环境不相适应。
那么，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观念到底是什么？
市场经济的通行准则是权利与义务相对称。讲到某人负有什么义务，同时便意味着他拥有怎样的权利。反之，讲到某人拥有什么权利，同时便意味着他负有怎样的义务。在税收上当然也不例外。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质是一个特殊的产业部门――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广大的企业和居民，则是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和受益者。正如人们到商店买东西需要为之付款一样，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也不是“免费的午餐”。只不过为消费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付款，是以纳税的方式来完成的。这实际上是说，只要纳税人依法缴纳了税收，便拥有了向政府部门索取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权利。只要政府依法取得了税收，便负有了向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义务。纳税人之所以要纳税，就在于换取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消费和受益权。政府部门用于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资金，就来源于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收。在这里，纳税人的纳税义务与其纳税之后所拥有的消费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权利，是一种对称关系。政府的征税权力与其征税之后所负有的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义务，也是一种对称关系。因此，可以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观念归结为：权利与义务相对称。
反思起来。如果将税务部门的行为同作为一个整体的政府部门的行为区别开来，将前者称为征税人――各项税款的具体征收者，将后者称为用税人――各项税款的最终使用或运用者，从而对纳税人、用税人和征税人的行为分别加以考察的话，可以认为，纳税人、用税人和征税人在税收观念上的模糊，是这些年来阻滞中国依法治税社会环境营造进程的关键所在：
――对于作为纳税人的企业和居民来说，在贴近现实生活方面，“应尽义务说”尽管比“必要扣除说”前进了一步，但前者毕竟是在后者的基础上衍生并作为后者的延续而提出的，因而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边界不明晰或不那么明晰，人们可以不讲成本、不计报酬而无偿奉献。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行，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边界不仅越来越明晰了，其利益驱动机制也已形成并有日趋强化的势头。经济体制环境一旦走到这一步，权利与义务便如同一对连体婴儿一并进入人们的生活。只讲义务不讲权利，只有付出没有回报，便不能再为人们所认同。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意识愈益深入人心的条件下，单纯强调纳税人的纳税义务而未有明确的权利相对称，很可能滋生人们的逆反心理，甚至萌发偷逃税的动机。
――对于作为用税人的政府部门来说，“应尽义务说”的另一面，是政府拥有征税的权力。至于政府为什么拥有这样的权力或这样的权力伴随以怎样的义务，“应尽义务说”本身并没有提供明确的答案。问题在于，与前述的道理相似，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特殊的所有制背景可以允许政府单纯强调征税权力的话，那么，到了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政府只讲征税的权力、不讲征税之后的义务，不仅不能为纳税人所认同甚至会逆反纳税人的心理，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会障碍政府在税收与其支出关系问题上的视线，从而造成政府部门行为扭曲现象的频繁发生，如花钱大手大脚、支出不受监督、忘记公仆身份而以主人自居、误将履行职能视作“恩赐”、以非规范性手段随意添加老百姓的负担等等。其结果，当然会大大抵消为营造依法治税社会环境而做出的各种努力。
――对于作为征税人的税务部门来说，在纳税人面前，他们不仅是各项税款的具体征收者，而且是税收法规的宣传者和解释者。税法的宣传和解释，免不了涉及诸如纳税人为什么纳税、政府为什么征税之类的问题。“应尽义务说”在未能获得纳税人认同的同时，也障碍了税务部门自己的视线――只看到纳税人尽义务、做奉献，忽略了纳税人纳税之后可以获得的消费公共产品或服务的实质收益。于是，在同纳税人打交道时，总免不了有些理不直、气不壮。甚至执法偏软，对偷逃税的行为打击不力，严管重罚的税收征管机制始终未能真正构建并有效运行起来。
五、出路在于更新税收观念
如果上述的认识基本不错，那么，适时实现税收观念的更新，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税收观念――权利与义务相对称，分别规范纳税人、用税人和征税人的行为，将会对中国依法治税社会环境的营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对照一下西方国家纳税人的行为，便会发现，在那里，税收也并不是令人喜欢的字眼。但是，喜欢不喜欢是一回事，是不是依法纳税则是另一回事。常见的情形是：人们一边抱怨骂娘，一边自行报税，甚至不惜花钱雇佣专业人员代行报税。其所以如此，同纳税人具有“等价交换”的市场经济观念、同时也具有一套威慑力的严管重罚的税收征管机制有直接的关系。因此，规范纳税人的行为，应该正面宣传与严管重罚并举。一方面，要向纳税人讲清纳税并非是纯尽义务之举，而是一种可以获得实质利益的权利与义务的对称统一。纳税为的是获得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消费、受益权，偷逃税则属于坐享其成的“免费搭车”行为。另一方面，要致力于构建严管重罚的税收征管机制。让偷逃税者在付出经济代价的同时，更有名誉和社会地位的损失，从而在偷逃税面前望而却步，不敢挺而走险。
――相对而言，在我国，规范作为用税人的政府部门的行为，可能是一件既费气力又不那么容易办到的事情。原因在于，中国的封建历史较长，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士。率上之滨，莫非王臣”为代表的封建传统观念，直到今天，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无论是政府部门本身，还是企业和居民，都尚不习惯于将政府摆到同纳税人平等的地位上去考虑。故而，规范政府部门的行为，不仅要以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税收观念进行正面宣传，让各级政府部门懂得其根本的职能或其存在的根本意义，就是向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纳税人所缴纳的税收则是其从事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活动的基本来源。而且，与此同时，要着手必要的制度建设，逐步形成纳税人对政府部门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树立政府部门对纳税人负责、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和风尚。
顺便说一句，一旦政府部门的行为和纳税人缴纳的税款挂起钩来，其积极的影响，很可能会超出税收领域本身。因为，当纳税人清楚地知道政府部门的活动经费系由其缴纳的税款汇集起来，并且，这些钱应当用于提供与其切身利益相关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时候，肯定会产生将政府部门行为置于纳税人监督制约之下的强烈愿望。当政府官员清楚地知道其所花费的钱来源于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并且，这些钱的本来去向是关系纳税人切身利益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时候，也会由此产生一种较强的自我约束力量。与此相联系，在纳税人能够确切地知道自己纳税的钱花到什么地方去了，并且，对这些钱的使用能够加以监督制约的情况下、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才会真正得以强化。
――作为征税人的税务部门，在依法治税的过程中，其角色颇像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一方面，它要对纳税人（乘车人）依法征税，把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所需的资金筹措上来。另一方面，它又要对偷逃税者（逃票人）依法惩处，不允许“免费搭车”的行为存在下去。所以，规范税务部门的行为，重心应当放在提高税务部门自身素质，增强严格执法的自觉性上。以此为基础，力争把该征的税尽可能如数征上来。
总之，税收观念的更新，将是改革以来我国税收领域影响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一次根本性变革，其意义可能不亚于历次税收制度的改革。可以预见，权利与义务相对称的税收观念得到确立之时，我国依法治税的步伐将大大加快，并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主要参考资料：
消费税的意义篇9
关键词：低碳汽车税制；低碳经济；二氧化碳税；燃油税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能源问题、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环境保护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这一经济模式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加以保障，其中税收政策是最为重要的手段。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汽车产业一直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已成为我国的支柱产业。这一产业的发展也主要是以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为代价的。因此，建立和完善我国的低碳汽车税制有其深刻的必要性和深远的意义。
一、低碳汽车税制的涵义及建立低碳汽车税制的意义
本文所阐述的汽车税制并非是把与汽车有关的税种进行简单的集合，而是专门针对汽车产品开征的税，具体包括对汽车的生产、购买、保有、使用、养护、转让和报废开征的税。有些国家将汽车税制按照三个阶段设立：一是汽车购置阶段，如汽车购置税、消费税、增值税等；二是汽车保有阶段，如汽车重量税、汽车税、车船税等；三是汽车的使用阶段，如燃料税、燃油税等。由此可见，汽车税制是指在汽车产品(包括整车和零部件)生产和流通的不同阶段征收，彼此间又具有内在联系的不同税种构成的体系。低碳汽车税制则是指在汽车税制的构建中，应当出于低碳经济之考虑，设立相应的税种或者做出相关的规定，以达到节能减排、提高燃料的经济性、鼓励新能源研发和使用之功效。
我国当前的汽车税制主要是由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车船税等税种构成。在以上税种中，仅有汽车消费税考虑到了低碳的因素，即依据乘用车不同的排量征收不同的汽车消费税，同时对汽油、柴油、汽车轮胎征收消费税。除此之外，鲜有考虑低碳因素的。笔者认为，设立低碳汽车税制具有如下意义：首先是促进汽车的生产者节约能源，减少排放，提高能源使用的经济性和效率。低碳的汽车税制可以鼓励汽车生产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减少污染，加大研发投入；对使用新能源的税收优惠，更能够促进汽车产业转变增长方式，提升技术，加快节能环保汽车产品的开发。其次是增加财政收入，专款专用，用于环境的治理。在现有的汽车税制中，如车船税、汽车消费税本身还属于环境税的范畴；在将来可能新增的一些税种中，如汽车企业的排污税(费)、固体废弃物税、汽车尾气排放的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税等亦属于环境税。征收环境税所获得的收入有两种使用方式：一是专款专用，用于特定的环境保护活动，这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二是纳入一般预算收入，制订补偿计划，用于抵消环境税可能带来的累退性，或者补偿对其他税的削减，即用环境税代替那些影响劳动所得和劳动成本的税种。第三是有助于人们养成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的低碳生活方式。低碳汽车税制的建立，新的汽车税种如二氧化碳税、燃油税的开征，以及鼓励购买使用新能源和小排量车的税收政策的出台，必然会影响到人们购车的选择和汽车的使用，尽可能减少私家车的出行，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或更加节能环保的交通运输工具，养成低碳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有助于建立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
二、低碳汽车税制的构建
构建低碳汽车税制既要立足于当前经济和汽车产业发展的实际，又要考虑到低碳经济的要求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果同时开征过多的新税种，或课以较重的税赋，脱离了当前汽车产业发展的实际，给汽车企业和汽车使用者造成过多的责任和过重的负担，则会欲速不达，甚至抑制汽车产业的发展。基于这一原则，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构建我国的低碳汽车税制。
1.取消排污费，开征排污税。对汽车生产企业(含零部件的生产)而言，应取消排污费，设立排污税；同时通过税收优惠，鼓励汽车生产企业进行清洁生产，鼓励对新能源车和节能小排量车的生产。当前我国主要对污水、废渣、废气、噪音、放射等5大类113项污染环境行为进行排污收费。由于排污费以“费”的形式征收，法律效力不高，随意性大，征收成本高，征收效率低，存在较多问题。如征收资金管理不严，普遍存在挤占、挪用情况；排污费与企业利润不挂钩，企业可将排污费计入生产成本作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转嫁给消费者承担，无法提高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由于污染收费标准低于污染防治费用，企业宁愿缴纳排污费也不愿积极治理污染；排污费的返还制度也不利于环保资金的统筹与合理安排，排污费中不高于80％的一部分要返还给企业用于重点污染源的治理，返还的资金大部分被用做生产发展资金，只有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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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被用作污染治理。长此以往，企业对环境的污染依然不减。目前，将排污费改为排污税已刻不容缓，它也是我国环境税构建面临的重要课题。国内有的学者虽未提出新建排污税，但是对排污收费要进行规范的要求却是一致的，这其中包括改超标收费为排放收费，收费收入纳入国家预算，中央与地方按比例分成，收费收入全部用于环保项目，引入当量的概念，适当提高收费标准等。笔者认为，以上对排污费的改革措施，与将排污费改为排污税在实质上是一致的。由于税有更高的权威性，将当前的排污费改为排污税更加妥当。当然，征收的主体、征收的环节、征收的办法也要随之变化，会涉及众多具体的操作事宜。
在当前的税收体制中，如企业所得税关于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的税收优惠、企业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税收优惠、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的税收优惠同样适用于汽车企业，但是缺乏专门针对汽车企业开发、使用新能源的税收优惠。虽然，国家给予了新能源车的生产企业以财政补贴，但是关于专门鼓励和扶持新能源车的税收政策基本没有建立。税收优惠和鼓励政策至少应该给予新能源车生产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增值税的抵扣优惠、消费税的减免优惠等。在鼓励小排量车方面，国家已出台政策对.升以下排量的乘用车享受车辆购置税减半的优惠，汽车下乡政策还规定对小排量的微型客车、微型载货车、轻型载货车给予财政补贴。这些措施的出台虽然只是针对小排量车的购买者，非及于小排量车生产企业自身，但也极大促进了小排量车的生产和销售。笔者认为，应当继续保持关于小排量车的税收优惠和补贴的政策措施，同时鼓励小排量车生产企业提升技术，降低小排量车的油耗，提高小排量车燃油的经济性，进一步推广小排量车的使用范围。
消费税的意义篇10
事实上，在国外，作为政府调节生产消费和社会财富再分配的手段，奢侈税和奢侈品消费税也被广泛采用。比如瑞典的消费税一般是20%至25%左右，对政府不鼓励消费的一些商品，如奢侈品等，税后价格可能翻几番。
面对奢侈品消费市场的疯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告诉记者，“重点在于如何引导。”他认为，对奢侈品征收高税额，目的不是要放在财政意义的角度去考虑，也不是要消灭奢侈品，而是通过税收、贸易政策等手段，引导消费者更理性地消费。
“关键是一个调整尺度的问题”，刘尚希认为，奢侈品也是消费品，对消费的拉动也有积极意义。一些先富起来的人比如一些企业家，拥有私人飞机我们无可厚非。但是国家在税收方面要进行引导，中国的现实需要公众从节能节约资源的角度去考虑消费，这一点也符合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
一位税务系统人士也表示，对奢侈行为征税，可以视为对高收入阶层税收的一种补充，能使税收功能得到更公平的体现，同时迫使消费变得更趋合理性和公平性。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表示，中国奢侈品消费正在兴起，不管多奢华的房子、汽车，都有巨大的市场，但奢侈品消费税并未跟上。当前贫富两极分化正在不断加大，应该加强对奢侈品的征税，而对一般消费品可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