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税的基本特点篇1
全国高职会计技能大赛从2012年到2015年已举办了四届。研究历年的国赛样题，不仅仅是为了在国赛中取得成绩，更是为了更好地提高业务水平。
一、国赛样题的特点
每年赛前都会一套样题。从公布的这些样题来看，可以看出国赛样题具有以下特点：
(一)国赛样题具有高防真性，试题之间连接性强
国赛样题所有业务均是以原始凭证的方式提供，具有高仿真性。样题基于一个企业一个月的完整业务，分成本计算、出纳岗位、总账会计岗位和会计主管岗位四个岗位，各岗位各司其职完成业务处理。业务之间的连贯性非常强，总账会计完成材料采购，成本完成入库、出库及成本的核算，其中若有一个数据出错，就会造成后面与之相关的数据全部错误。
(二)手工赛题每年都会涉及几个难点
从近四年的样题来看，每年的试题都会有几个难点。2012年样题中销售自己使用过的2008年之前购入的固定资产，增值税按4%的征收率计算并减半征收，学生若不熟悉减半征收的增值税额的业务处理就会出现问题。2013年试题中第一题就是冲销上月末暂估入库的原材料，在以后各题中与之相关的是原材料入库以及材料成本差异的计算，引起学生疑问的是冲销上月暂估入库的材料到底是否计算材料成本差异的计划成本中。2014年样题中白酒生产企业消费税的复合计税也是对学生的考验。在教学过程中，税法和财务会计各自作为一门课程，由不同的教师讲授。教师在讲授的过程中，难以兼顾税法与账务处理的连贯性，造成学生计算税与会计处理衔接不好。2015年样题中有两处难点：其一是基础信息的故意迷惑，其二则是委托加工收回物资当期准予抵扣消费税的计算。期初的初始资料给了两份，一份是主管岗位编制报表的基本信息，另一份是处理当月业务的基础信息，学生在赛场上稍微不注意就会出现信息使用错误。委托加工收回物资当期准予抵扣消税费的计算由于税法中表述的模糊和在教学过程中的简化，造成了疑义，在紧张的赛场中造成学生难以正确解答。
二、2015年国赛样题中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当期准予抵扣消费税的计算分析
(一)2015年样题中当期准予抵扣消费税的计算
2015年国赛样题中涉及两种委托加工物资，且其收回入库时的单位成本不同，委托加工物资的消费税是以材料成本与加工费之和为基础算出的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出来的，因此每种产品的消费税与其成本所占比例有关但与其数量所占比例没有直接关系。因此在计算本期准予抵扣税款时仅依据发出数量占总数量的比例计算可抵扣消费税并不合适。在样题中答案中采用了以期末结存收回委托加工物资的实际成本为基础计算期末结存的消费税额，进而计算出本期可抵扣的消费税额，但这一做法引起了争议。
(二)引起争议的原因
1)税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时行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时行条例实施细则》中都没有具体规定委托加工应税消费税当期准予抵扣税额的计算，只提到了“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委托方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所纳税款准予按规定抵扣”。2)注册会计师教材中阐述。最能体现实效性与实务性的注册会计师教材《税法》中是这样写的：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化妆品为原料生产的化妆品准予从应纳消费税税额中按生产领用数量计算扣除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税额。对准予扣除的消费税税款给出计算公式：当期准予扣除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期初库存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当期收回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期末库存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虽然给出了公式，但在相关知识的例题都是仅涉及一种委托加工物资，且直接给出领用比例，这样计算可抵扣的消费税就比较简单了。3)课堂教学中的讲解。教学过程中讲到委托加工物资当期扣除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税款时都是只涉及一种委托加工物资，且直接给出本期领用数量比例，则期初库存与当期收回的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之和乘以本期领用数量比例即可计算出本期准予抵扣的消费税额。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税法还是课堂教学更多是从理论出发，而国赛样题来自于实际业务，这就出现了理论与实际如何结合的问题，也向教师提出在教学中不能仅仅关注理论，还要用实践来充实理论，提高理论应用水平。
三、依据发生额特性编制科目汇总表
对于损益类科目，在期末结转计入本年利润，其借贷方发生额在期末相等，所以编制科目汇总表时损益类科目计算出较大的一方，就可以填写另一方发生额。对于本年利润科目，由于是在年末结转，所以本年利润科目12月发生额也具有同样特性。在国赛样题中本年利润科目一般期初有余额，为了考查学生年末提取盈公积，所以期初余额(11月末余额)为贷方余额，本期发生额也为贷方余额。本年利润本期发生额(12月份)贷方发生额为结转来的收入收益类科目余额。
设本年利润科目期初贷方余额为a，本期转入的收入收益为X，本期转入的费用损失为Y，X与Y的差额为会计利润总额，再加上纳税调增的B(或调减)，则(X-Y+B)的25%将作为所得税费用，[X-Y-(X-Y+B)*25%]将成为本月的净利润(假设为净利润)，则[a+X-Y-(X-Y+B)*25%]为本年净利润，年末从其借方转出。因此本年利润借方发生额为(a+X)，贷方发生额合计为X，因此本年利润借方发生额合计是贷方发生额加上期初余额，与计算的所得税费用等无关。理解这个关系后，只要本年利润贷方发生计算正确(在比赛中，销售的业务比较少，只有两三笔，学生都能做对)，那么本年利润的借方发生额就能填写正确，减少了错误，在赛场上可以作为按部就班计算结果的检验。
本年利润科目
本年利润发生额的这些特点是与本年利润科目本身的特性决定的，也可以说是由会计期末结转的特性决定，本年利润年末结转计入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明细户，结转之后无余额，所以本年利润有贷方余额，则借方发生额肯定是期初借方余额加借方本期发生额。
消费税的基本特点篇2
一、当前税收政策中不利于总需求增长的因素分析
（一）抑制投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投资（非国家投资）在社会总投资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从80年代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来源看，国家投资逐年减少，1981年国家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28.1％，到了1997年就只占2.8%；国内贷款多数年份在20％左右，最多的一年（1992年）也只占27.4%；引用的外资虽然不断增加，但少有超过10％的年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60％以上的资金是靠自筹和其他途径。显然，刺激投资的着力点在于启动民间投资。但是，当前的税收政策还不能充分有效地引导投资方向、增强投资动力、提高投资效率，具体表现为：
1.税和费的总体负担重，降低了投资的收益率。一是政出多门的各种收费泛滥，大大加重了投资者的负担。二是一些税种的负担比较重，具体讲有以下几方面：
（1）增值税。增值税是我国实施新税制后的第一大税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但几年来的运行已暴露出不少不利于投资的弊端：一是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不允许抵扣，加重了企业（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负担。二是起征点太低，税率太高。对于小规模纳税人，税法规定，销售货物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600——2000元，销售应税劳务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200——800元。这样，除非销售额很高，否则小规模纳税人是赚不到什么钱的。以销售货物为例，即使毛利率高达30％——40％，月销售额2000元，毛利也只有600——800元，再扣除店租、各种费用和税款，余下的收入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另外，目前对小规模纳税人实行4％和6%的征收率看来还是太高。
（2）消费税。开征消费税的主要目的是限制高档奢侈品、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等有害的特殊消费品及确实需要限制的其他消费品（如不可再生的石油类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不少“高档奢侈品”现在已成了日常的普通消费品，在当前消费需求不旺的情况下，若再继续对其征收消费税，显然是不合理的。虽然1994年后在实施中降低了部分消费品的法定税率，但税负仍然不轻。
（3）企业所得税。对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重点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力度不够，优惠办法比较单一。一是允许税前列支的范围窄。标准低。如对实际工资支出远远高于一般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艰苦行业，按一般的计税工资标准列支，明显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二是目前主要采用直接减免税的办法（如“两免三减半），缺少国际上行之有效的间接减免税办法，如研究和开发费用的加倍扣除、加速折就、再投资税收抵免等。
（4）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是在投资需求过热的背景下于1991年开征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投资规模、引导投资方向。但经过几年来的运行，已暴露出征收范围过宽（覆盖三大产业14大类行业）、税率过高（最高达30%）、源泉控管难到位。企业欠税、偷逃税严重等弊端，特别是在当前投资需求持续不振的情况下仍开征此税，严重阻碍了民间投资的积极性。再从收入数额看，全国该税收入每年只有几十亿元，在税收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不到l％，即使在地方税收入中的比重也仅约2%，财政意义并不大。
2.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引导投资方向、优化产业结构、稳定资本来源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足。民间投资热不起来，除了同上述直接的税费负担有关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和政府积极的产业政策引导。
（1）税收优惠政策引导投资方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力度明显不足。目前以区域性优惠为主（即以对外资、沿海开放地区、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的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已不适应国家产业发展的需要，对于当前国家急需发展的基础和支柱产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等基础产业、国民教育事业、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预期利润不确定等原因，在政策支持乏力的情况下，民间往往缺少投资意愿。
在对外资的优惠上，目前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是1991年制订颁布的，其中不少内容已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如优惠对象主要限定于设在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地区的外资企业，一些给予优惠的生产行业（如轻工、纺织、包装工业）目前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再给予优惠势必加剧我国经济结构的供求矛盾。
（2）在建立稳定的投资基金上，缺乏税收鼓励政策。非公有制民营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是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但民营经济中绝大多数是自有资本比较薄弱的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又是高投入、高风险的产业，上述这些企业在初创期往往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得法定利息的贷款，更无法上市筹资，资金不足问题始终成为制约它们发展的“瓶颈”。从国际上看，为了给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比较充足的资金来源，许多国家不仅通过信贷担保、财政贴息、政府采购等形式扶持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甚至直接出资组建或参与组建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同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上述投资基金特别是风险投资的发展。
（二）影响消费需求增长
从国际上看，在拉动gdp增长；三驾马车“中，消费占主导地位，一般在70%——80％之间。再从三大需求的相互关系看，由于消费需求是最终需求，没有消费的持续增长，投资与进出口的增长也难以持久。因此，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和最大潜力是消费需求。而在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又占主导地位。从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特别是在1997年以前，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的比例看，居民消费每年都占总消费的80％左右。但是，如前所述，1998年以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使广大居民的消费需求相对萎缩。从税收政策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税收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力度小，农民的税费负担比较重。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企业，缺乏对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乡镇企业的扶持。税收政策在促进传统落后的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向现代先进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转变方面缺乏有力的激励措施。二是农民的税费负担仍然比较重。据统计，1994——1997年，农民向国家提供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提统费以及各项社会负担等已由1242.9亿元上升至2317.8亿元，人均税费由135.8元上升至253.3元，年均增长23%，大大高于年均6%的收入增长速度。从对农民征收的主要税种——农（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来看，农（牧）业税实行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有利于农村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农业特产税政策存在的问题却不容忽视：一是名义税率不高，但实际税负偏重。由于农业特产税的计税依据是农业特产品的实际收入（即实际产量×收购价格），不扣除生产成本费用，所以，即使按农特产品最低税率8％征收，其应纳税额占纯收益的比重也是很大的。二是相当部分农业特产品实行双重征税：既对生产者征税，又对收购者征税。
2.在保障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下岗、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以及鼓励他们自谋职业和再就业方面，税收政策的扶持力度不足。一是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基金还没有像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那样采取税收形式征缴、纳入国家财政预算，致使保障面仍然不广、筹集效果仍不理想，根本无法保证社会保障基金的正常支出。二是鼓励下岗失业人员创业和再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待改进。1999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了一项新政策（国税发[1999]43号），规定：对下岗职工从事社区居民服务业3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营业税、教育费附加和城建税。但对于下岗职工从事其他行业却没有这些优惠。
3.税收杠杆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不公的作用还有待加强。从衡量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国际标准——基尼系数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1981年为0.288，1995年为0.388，不平等程度已达到中等水平。在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中，80％存款掌握在20％高收入阶层的手里。收入分配不公也是造成我国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因为一般说来，收入水平越高，消费需求越饱和，边际消费倾向越低。作为调节收入再分配主要手段的税收杠杆还没有充分发挥公平收入分配、阻止贫富分化的职能，特别是对富裕阶层的过高个人所得和巨额财产的继承、赠与还不能进行有效的调节。
4.一些“消费热点”（如住房、汽车）的税、费负担太高，使消费价格难以降下来。
（三）不利于出口
1.在外贸商品的出口方面，尽管1998年以来多次调高出口退税率，但至今还有不少产品的退税率大大低于征收率，“免、抵、退”政策还有待完善，税务机关办理退税的时效性还有待加强。
2.在对外经济合作方面，目前对外经企业的税收政策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营业税方面，由于全国性的营业税政策对外经企业如何征收没有具体规定，地方制定的政策不尽相同。目前福建省对从事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征收营业税的政策规定为：对劳务公司从境外取得的各项收入允许其扣除实际代支付给劳工的工资及劳工向保险公司投保的保险费后，依“服务业”计征营业税，并巨将劳工在出境前向劳务公司交纳的履约保证金（在合同期满劳工回国后退还本人）也并入当期营业额中征税。企业反映营业税负担重。有些“精明”的外经企业通过设立多个个人账户，让外方将款分别汇到各个个人账户上，达到偷逃税的目的。
3.在对外投资上，目前还缺乏有力的鼓励政策。我国长期以来资金短缺，实行的是限制资本外流的政策，随着结构性供求矛盾的突出和产品相对过剩的加剧，应当鼓励输出我国许多领域的过剩生产能力。
二、促进总需求有效增长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鼓励社会投资需求
1.降低税收负担。
（1）增值税方面。一是在目前客观条件还不允许全面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情况下，先在高新技术产业试行“消费型”增值税，准许企业抵扣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待条件成熟后再向其他行业推开。二是在重新调查测算的基础上调高小规模纳税人的起征点，并将适当降低征收率。
（2）消费税方面。一是降低部分税目的税率，如将化妆品的税率由30%降到20％以下。二是取消部分税目，如护肤护发品类、废旧轮胎翻新等。
（3）企业所得税方面。应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等基础产业的优惠力度，增加优惠办法。一是加大直接减免税的幅度。对高新技术企业可借鉴新加坡、韩国等的做法，延长减免税期限，由“免二减三”至少延长为“免三减五”；或者，将从获利年度第3年至第5年适用15%的减半税率降为7.5%.二是提高必要费用的扣除标准，扩大税前扣除范围。包括：提高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艰苦行业的企业的计税工资标准；对有突出贡献的决策者和科技人员的专项奖励基金可允许在一定比例（如按计税工资总额的5％——10%）内扣除；允许高新计术企业提取风险投资准备金；提高研究开发费用的扣除标准等。三是允许加速折旧。对于用于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生产的仪器、设备，经批准后予以加速折旧。四是实施再投资税收抵免。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用税后利润再投资于经认定的新的高新技术项目、产品和企业，其已缴的企业所得税允许冲抵当年企业应纳的所得税额，超过当年应纳所得税额的，可向后结转。
2.改革对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将以区域性为主的税收优惠改为以产业为主兼顾落后地区的税收优惠。
（1）在投资导向上，应充分利用税收手段，引导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包括外资）投向国家急需发展的产业、产品、技术以及落后地区，鼓励企业促进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的投资，包括研究开发、技术改造和技术设备的引进、消化和创新的投资，对这些投资不分内外资、不分所有制性质，给予最大程度的税收优惠。如为了鼓励民间投资于高等教育，对于国家承认学历的民办高校应允许其在创建之初的5——10年内免缴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在国有投资方面，为支持国家战略性产业的发展壮大，增强其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对其在创建之初的2——3年内给予税收优惠。在外商投资方面，应逐步贯彻统一的产业税收优惠政策，原则上对中外投资者一律实行国民待遇。并取消对外商在生产能力已经过剩的产业和产品上的投资优惠，减缓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
（2）在资金来源上，支持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为了促进我国民营经济和高科技产业等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迅速发展，政府应鼓励金融机构、企业团体和个人参与设立多种形式的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并对这些投资基金（公司）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
3.必须清除各种不合理的收费、摊派、罚款、赞助等额外负担，建议制定《国家收费法》并加快清费立税步伐，杜绝一切“三乱”，从法制上斩断伸向企业的权力“黑手”。
（二）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通过税收杠杆的调节使广大中低收入居民增收减负，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
1.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鼓励乡镇企业发展，使农民增收减负。
（1）鼓励内、外资流向农村乡镇。对于投资于农业（特别是高科技农业）、农村基础识施的企业以及一半以上的产品出口的农村企业，3年内免除一切地方性税费，其他税种的优惠办法比照高新技术企业。
（2）降低农民的税费负担。一是取消农村名目繁多的收费，改征农村公益事业建设税，降低税负，根据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制定地方分成比例。二是降低农业特产税负担。在税目、税率上，大幅降低获利不多的多数农特产品的税率，降到6％以下（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相同），维持甚至提高少数获利多、贵重或需要限制生产的农特产品的税率（如烟叶、贵重食品）；在征税环节上，消除对生产和收购的双重征税，实行源泉扣缴。
2.加大对下岗、失业职工创业和再就业的税收支持力度。建议对下岗职工从事社区居民服务业3年内免征个人所得税、营业税、教育费附加和城建税的优惠政策扩大到其他行业和税种，不仅包括社区民服务业，还应包括国家鼓励发展的其他行业、产业；不仅包括上述地方税种，还应包括增值税等中央税种。
3.开征社会保障税，加大扶贫攻坚、社会保障的力度。鉴于我国长期以来预算外收费管理混乱、低效的教训和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建议将目前征收的社会保障基金改为征收社会保障税，由税务机关征收，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这样将大大提高缴纳比率。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广大居民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业有保障。保障基金可以很快转化为即期消费。并且一旦居民没有了这些担心，即期消费的步子也加快了。
4.取消屠宰税、筵席税。根据当前的经济形势，在全国完全取消这两个税种，有利于农民增收，有利于促进消费。
5.完善个人所得税，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促进收入的公平分配。
（1）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建议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和最高边际税率，加强税源监控。若继续按800元起征（尽管不少经济较发达地区早已提高起征点），可能会使一般的工薪阶层尤其是单职工家庭难以维持生计。根据目前的经济形势，为使广大中低收入居民增收，全国的最低起征点可定在1000元，并可将45％的边际税率进一步提高到50％以上，以调节过高收入。同时加强源泉控管，如加强对代扣代缴者的责任追究；要求支付报酬给个人的单位定期向税务机关报送支出表；规定国内公民在出境工作之前，先向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登记，预交纳税保证金，再由公安部门审发护照等等。
（2）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时机已成熟。可先按占人口10％的最高收入阶层的财产的平均值为起征点。
6.降低住房、汽车等消费“热点”的税费负担，减税与减费并举。
（1）在房地产方面，一是要在贯彻调整后的房地产税收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降低税负，如为了鼓励“居者有其屋”，对于个人贷款购房每月支付的本息允许其冲抵个人所得税的应税所得额；可借鉴许多国家的经验将转让房产的所得按照房屋拥有年限（居住期）的长短，划分不同档的所得税（利得税）税率，拥有期越长税率越低，居住达10年左右的实行零税率，若将转让所得用于再购置类似性质的房产，还可延期纳税或免税。二是较大幅度地降低地价、建筑成本和市政设施费用负担，通过取消一部分收费（如资源建设费、供电增容费，城市增容费等），降低标准等方式降低房产成本中所含的各类费负，从而降低房产的过高价格。
（2）在汽车消费方面，应尽快开征燃油税，降低汽车消费的各类税费负担。
（三）支持对外经济合作
面对当前严峻的出口形势，除了进一步提高出口商品退税率，完善“免、抵、退”政策，及时为企业办理出口退税，努力贯彻“征多少，退多少”的原则外，还应大力扶持对外经济合作，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闲置、过剩的技术和设备，鼓励对外劳务出口、对外承包工程、对外投资。为此，应早日出台比较系统的税收优惠措施，包括：（1）完善对外经济合作企业的营业税政策。（2）建议对新办对外经济合作企业恢复80年代的优惠办法，即在初创的前5年内免征所得税和营业税。（3）对于在国外投资并带动我国的商品和劳务出口的企业，给予尽可能多的税收政策扶持。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今天，面对新的经济形势，能否实现新一轮经济的快速增长，还是要靠深化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效需求不足的最重要根源是制度、体制的短缺和不足。因此，毫不迟疑、大刀阔斧地深化包括税收制度在内的体制改革，是促进总需求增长、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首要任务。
主要参考资料：
（1）丁俊发《把握消费趋势拉动经济增长》（载《瞭望》周刊1999年第12期）。
（2）《瞭望》周刊评论员《增加农民收入扩张农村消费》（载《瞭望》周刊1999年第3期）。
消费税的基本特点篇3
关键词：有效需求；税收；消费需求
一、现行税收政策中不利于总需求增长的因素
（一）抑制投资需求
1.税和费的总体负担重，降低投资的收益率
一是政出多门的各种收费泛滥，大大加重了投资者的负担。二是一些税种的负担比较重，具体讲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增值税。增值税是我国实施新税制后的第一大税种，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但近年来的运行已暴露出不少不利于投资的弊端。一是我国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不允许抵扣，加重了企业（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负担。二是起征点太低，税率太高。对于小规模纳税人，税法规定，销售货物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600元～2000元，销售应税劳务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200元～800元。这样，除非销售额很高，否则小规模纳税人将赚不到钱。以销售货物为例，即使毛利率高达30%～40%，月销售额2000元，毛利也只有600～800元，再扣除店租、各种费用和税款，余下的收入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另外，目前对小规模纳税人实行4%和6%的征收率看来还是太高。第二，消费税。开征消费税的主要目的是限制高档奢侈品、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等有害的特殊消费品及确实需要限制的其他消费品（如不可再生的石油类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过去不少“高档奢侈品”现在已成为日常的普通消费品，在当前消费需求不旺的情况下，若再继续对其征收消费税，显然是不合理的。虽然1994年后在实施中降低了部分消费品的法定税率，但税负仍然不轻。第三，企业所得税。对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重点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优惠力度不够，优惠办法比较单一。一是允许税前列支的范围窄、标准低。如对实际工资支出远远高于一般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艰苦行业，按一般的计税工资标准列支，明显加重了企业的负担。二是目前主要采用直接减免税的办法（如“两免三减半”），缺少国际上行之有效的间接减免税办法，如研究和开发费用的加倍扣除、加速折就、再投资税收抵免等。
2.优惠政策支持力度不足
目前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引导投资方向、优化产业结构、稳定资本来源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不足。民间投资热不起来，除了同上述直接的税费负担有关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和政府积极的产业政策引导。
税收优惠政策引导投资方向、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力度明显不足。目前，以区域性优惠为主（即以对外资、沿海开放地区、特区和经济开发区的优惠为主）的税收优惠政策已不适应国家产业发展的需要，对于当前国家急需发展的基础和支柱产业（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等基础产业、国民教育事业、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投资规模大、投资周期长、预期利润不确定等原因，在政策支持乏力的情况下，民间往往缺少投资意愿。在对外资的优惠上，目前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是1991年制定颁布的，其中不少内容已不适应当前的经济形势。如优惠对象主要限定于设在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放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不发达的边远地区的外资企业，一些给予优惠的生产行业（如轻工、纺织、包装工业）目前生产能力已经过剩，再给予优惠势必加剧我国经济结构的供求矛盾。
在建立稳定的投资基金上，缺乏税收鼓励政策。非公有制民营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是我国经济的新增长点，但民营经济中绝大多数是自有资本比较薄弱的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又是高投入、高风险的产业，上述这些企业在初创期往往难以从金融机构获得法定利息的贷款，更无法上市筹资，资金不足问题始终成为制约它们发展的“瓶颈”。从国际上看，为了给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提供比较充足的资金来源，许多国家不仅通过信贷担保、财政贴息、政府采购等形式扶持中小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甚至直接出资组建或参与组建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同时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上述投资基金特别是风险投资的发展。
（二）影响消费需求增长
从税收政策看，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税收支持农业产业化的力度小，农民的税费负担比较重
一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针对城市企业，缺乏对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村乡镇企业的扶持。税收政策在促进传统落后的农业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向现代先进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转变方面缺乏有力的激励措施。二是农民的税费负担仍然比较重。据统计，1994-1997年，农民向国家提供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屠宰税、提统费以及各项社会负担等已由1242.9亿元上升至2317，8亿元，人均税费由135.8元上升至253.3元，年均增长23%，大大高于年均6%的收入增长速度。从对农民征收的主要税种――农（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来看，农（牧）业税实行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有利于农村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但农业特产税政策存在的问题却不容忽视：一是名义税率不高，但实际税负偏重。由于农业特产税的计税依据是农业特产品的实际收入（即实际产量×收购价格），不扣除生产成本费用，所以，即使按农特产品最低税率8%征收，其应纳税额占纯收益的比重也是很大的。二是相当部分农业特产品实行双重征税：既对生产者征税，又对收购者征税。
消费税的基本特点篇4
民生为本，改革路长
此次个税草案，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调整”。将起征点从2000调至3000，缩短累进梯度，与其说是税制的改革不如说是扣除数额增加，降低税负的调整。财政部对以3000元为起征点解释为，依“基本生活费用不得征税”的原则，以国家统计局做出城镇就业者人均负担的消费支出为2167元/月为依据，但统计局的统计口径严重滞后于现实，“消费支出”中的“住房月支出111元”统计数字，不包括房贷支出，也不包括商品房房租。起征点的拟定是建立在不合理的统计数字之上的，同时也没有考虑到地区差异和消费差异问题。
所得税扣除额的税法实质则是跟据生活成本的提高增加扣除额，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个人所得税法实质一样，形式不同而已。以中国台湾地区的税法来说，税目与中国大陆相同，但是在免税额与扣除额的规定中，其“遇到消费者物价指数”“每三年评估一次”等规定与扣除额相联系，显示出个人所得税缴纳的多少跟据市场变化具有弹性大，更合理的特点。同时，从征收管理，税基覆盖范围的方面，台湾地区相对于大陆来说制度更加完善，执行更加有效。
当然，据参与个税改革讨论的人士说，此次个税改革总体目标是，使月收入2万以下的纳税人税负明显下降，2万以上的纳税人税负稳步增加。知情人士还透露，将建立一套制度，起征点或每三年调整一次。从这些消息中可以看出有关部门对于改革的积极努力。个税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只是起征点的问题。面对公众提高起征点的呼声，解决办法不是在数字上进行调整那么简单，而是要同时正视深层次的问题，只有这样，人们才不至于将焦点完全放在起征点上，使个税改革最终能以人为本，能够实现调节贫富差距。
争对个税范围的建议
1.加强征收管理，填补税收空白
我国个人所得税职能要以调节收入分配为主、兼具筹集财政收入。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空白常来已久，对工薪群体的税收管理有严格死板。在我国，对于高收入群体的个税征收方式仅限于“申报”等被动方式，缺乏税法制度的原则性规定，使得大量税基税款流失，更有失平等性。适时出台高收入群体的征管，监督，惩罚制度，对填补税法空白，完善个税体制意义重大。
2.增加扣除项目，完善扣除标准
个人所得税依据费用扣除要确保维持纳税人本人和家庭成员的基本生计费用支出的原则和公平税负原则，费用扣除项目和标准可根据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做出适当调整：（1）采用扣除额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相挂钩的做法，适时调整期高低，同时建立良好的检测调整机制，使得个税扣除额更能体现“基本生活费”的特点。（2）增加家庭的必要扣除费用，如子女教育费，医疗保险费用等，使得这些费用在物价高涨时可以得以适当程度的减轻。
消费税的基本特点篇5
世界各国，对农业一般没有实行单独的税制体系，而是与其他纳税对象一样征收同样的税收，如在流转税方面对农产品征收增值税，在所得税方面对农场主征收个人收入所得税。只是在税率和减免等方面，多数国家采取了对农业的特殊优惠政策。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专门面向农民征收农业税的国家。至于农业特产税，当初开征这一税种的初衷是调节从事不同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之间的利益，将税收收益用于扶持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但在实践中，特产税往往采取按人头分摊到户的做法，成为加重农民负担的新渠道。取消农业两税，不仅减轻了农民负担，而且为城乡实行统一的赋税制度创造了条件，必将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减法”比“加法”能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
增加农民的收入，可以采取“加法”（多予），也可以采取“减法”（少取），当然双管齐下最理想。如在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中，就应积极探索从补贴粮食流通企业转为直接补贴农户。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减法”比“加法”能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实惠。增加投入或补贴，层层截留，处处跑、冒、滴、漏，农民尤其是最困难的农民很难得到实惠。而减免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减免农民子女的学杂费等，农民就可以马上拿节省下来的开支去消费、去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从而启动内需，发展生产。今年两项减税合计118亿元，全国如按8亿农民计，人均减负15元左右，这个数字并不大。但如果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相对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合理，对农户的直补到位，数管齐下，减税对以种植业为主的纯农户仍有一定的激励作用，将有利于实现增加农民收入和确保粮食安全的双重目标。
最终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将有利于乡镇机构的改革
税费改革，如仅仅是减轻税赋，仍保留税种和税收任务，单靠有限的基层税务征管人员，无法面对成千上万的小规模农户，更无法完成非农业税费的“搭车”征收任务，乡村干部仍是征税的主要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拥有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收税队伍，税费改革之后的征税成本仍较高。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这两个税种，也就免除了征税成本，铲除了“搭车”收费的根基，为转换基层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的职能，进一步精简乡镇机构和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创造了条件。
取消两税，对不同地区经济与财政的影响显著不同
从全国财政负担角度来看，减免甚至取消农业税不会明显加重财政负担。2001年，全国农业各税总共才481.70亿，农业四税占各项税收总收入的比重只有3.15%，扣除耕地占用税和契税，真正的农牧业税在2001年只有286.29亿元，仅相当于国家税收总额的1.87%。税费改革之后，农业税及附加的税率为8.4%，减一个百分点，连附加是1.2个点，地方政府减70亿元收入。按此推算，改革后农业税及附加总额约为490亿元，相对于2万亿元以上的国家财税收入总量而言，数额很小。
在经济发达地区，取消两税，无论对地方财政，还是对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影响都不显著。如继上海、浙江之后，北京即将免征农业税。2003年北京地税系统组织全年各项收入566.9亿元，而实征农业税及附加6904万元，仅占地税总额的0.12%，农业税的财政意义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免除农业税后，北京329万农业人口人均减负20.98元。
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农业大省，农业税在地方财政收入中仍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调查，湖南某镇2000年上缴县的财政收入共220万元，其中农业税及农林特产税68万元，占31%。另据有关部门对3个农业大省的调查，2000年，农业四税占这三个省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7.6%、44.5%和50.7%。在这些地区，如何克服取消两税对当地财政和经济生活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应是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取消两税必须有相应的配套措施
消费税的基本特点篇6
关键词 生产型增值税 消费型增值税 比较与分析
1 增值税的三种类型及世界各国的选择
国际上常用增值税有三种类型，它们主要的区别是抵扣范围的不同：
（1）生产型增值税——征税时不允许扣除固定资产的已纳税金。这种税的课税依据既包括消费资料，也包括生产资料，就全社会来说它相当于生产的固定资产与各种消费品的生产总值，即国民生产总值，所以称之为生产型增值税。
（2）收入型增值税——征税时只允许扣除固定资产折旧部分的已纳税金。这种税的课税依据，就整个社会来说，相当于国民收入，所以称之为收入型增值税。
（3）消费型增值税——征税时允许扣除固定资产已纳全部税金。这种税将纳税人用于生产的全部外购生产资料已纳税金全部扣除，课税对象仅限于消费资料，所以称之为消费型增值税。
比较三种类型的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的特点主要表现为税基广泛，不用提高税率就能达到既定的财政目的，这对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较为实际的选择。由于它的扣除范围不包括固定资产，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阶梯式流转税的各种弊端。收入型增值税可以说最符合按增值额征税的原理，但是要准确计算当期折旧或当期折旧所含税款却非易事。在实际运用中没有哪个国家采用。而消费型增值税则不同，消费型增值税对税前扣除充分，最能体现按增值额课税的初衷，彻底消除了重复课税因素。它对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支持高科技发展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因此，它是真正意义上的增值税，也是最为理想的增值税类型。
2 我国现行增值税的基本制度及其评价
我国增值税最早于1979年在襄樊等地的机械工业进行试点，1984年对钢材、机械、汽车等产品正式开征，后逐渐扩大征收范围。自1994年至今，凡在境内生产和销售货物、进口货物、提供加工与修理修配劳务的，均属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对其它劳务不征收增值税。纳税人收购废旧物资、免税农产品及所负担的购销运输费用，按一定比例特准扣除。对于出口货物实行零税率，对部分生活必需品和农业用品实行13%的低税率，一般性货物和劳务的税率为17%。对小企业实行简易征收办法，直接按销售收入乘以征收率计算增值税。另外，国家在不同时期还对不同地区、产业和产品出台了系列增值税减免优惠政策。
2.1 生产型增值税的优点
（1）为我国实现经济“软着陆”打下了良好的制度性基础。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已纳增值税，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课税，在当时特定的经济环境下有利于消除投资恶性膨胀，抑制固定资产非理性投资。
（2）1994年前后，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力度的加大，“下岗”造成的失业人口加剧了社会不稳定，而生产型增值税对扩大就业是大有作为的，它不允许抵扣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从而限制了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发展，有利于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产业迅速扩张，从而扩大就业。可见，生产型增值税为降低失业率，缓解就业压力，解决再就业提供了制度性保证，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
可见，1994年我国税制改革选择少数国家采用的生产型增值税模式是符合当时的国情和经济运行模式的。
2.2 生产型增值税的缺点
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在新的形势下，生产型增值税的负面影响愈加严重，生产型增值税的优点不再成为优点，甚至表现为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生产型增值税不适应税收的公平原则。在不考虑建筑物抵扣问题的前提下，生产性设备所占比重大的企业，支付的增值税多，生产性设备所占比重小的企业，支付的增值税少，每件产品承担的增值税税负因此不同。显然含税越高，竞争力越差，导致企业不得不站在不同的起跑线上同时起跑。这违背了税负的公平原则。
（2）生产型增值税不适应我国现阶段财税政策。生产型增值税制度下，固定资产中包含的增值税不能抵扣，纳税人只得把这一部分税金摊入产品成本或生产费用中，造成产品价格部分含税，抬高了产品价格。如果下一环节购货企业购进该产品主要是作为固定资产使用的话，增值税进项税款也不能抵扣，产品价格再次提高，如此传递下去，就产生重复征税的问题。从我国近几年财政政策的运行来看，主要是中央政府大量发行国债，扩大政府投资，以达到刺激总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目的。这样生产型增值税就抑制了除国家以外经营者投资的积极性，宏观上阻碍了社会需求和投资的扩大，微观上影响了消费者的购买力。
（3）生产型增值税不适应我国经济结构的优化。加快经济结构优化步伐，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促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加强对企业原有设备的更新改造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企业设备更新改造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资金投入量大，资本有机构成高，生产性设备投资越大，不能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款就越多。投资成本的增加，导致经营风险加大，势必延长投资回收期，由此看出，生产型增值税延缓了机器设备的更新换代，限制了企业技术改造和投资的积极性，阻碍了经济结构的有效调整，违背了我国优化经济结构的初衷。
（4）生产型增值税不适应我国区域经济的战略。为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党中央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战略口号，出台了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源丰富、采掘业发达、原材料供应基地众多；东北地区重工业占据主导地位，资本有机构成高、设备购置费用数额大，在产品成本中占了很大比例；沿海省份以轻工业、加工工业为主，资本有机构成较低、设备购置费用数额较小，在产品成本中比例较小。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与沿海地区增值税税负不平衡。另外，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大中型企业曾是我国工业的骨干企业，由于曾经的利润上缴、折旧上缴政策，使得这些企业多年来资金投入不足，生产设备老化，技术落后，更新缓慢，而生产型增值税带来的重复征税、高征低扣更使老企业技术更新和技术进步缓慢雪上加霜，从而造成中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效益远低于东部的局面。
（5）生产型增值税不适应我国扩大出口的方针。鼓励本国产品出口，增强本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实行出口退税。我国尽管对出口产品适用退税政策，但生产型增值税即使按照增值税法定税率计算退税，也很难核实该出口产品在生产和流通环节缴纳的全部增值税款，很难彻底地把其在国内负担的增值税款退干净，使得名义退税率高，实际退税率低；同时因固定资产价值所含已征税款得不到退税，等于出口产品背负着不予退还的“生产资料税”与外国厂商竞争，无形中降低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不利于扩大产品出口，不利于发展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
（6）生产型增值税不适应我国税收征管的要求。生产型增值税实行的是购进扣税法，在税款抵扣方面存在以下状况：一是对外购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款不予抵扣，在实际工作中就出现了难以准确划分固定资产与非固定资产的问题。二是存在多档税率、征收率和抵扣率，购销环节税率不一，直接导致增值税多抵扣或少抵扣。三是其它扣税凭证不够规范统一，如交通运输行业课征的是营业税，税率3%，在我国作为增值税进项税额时不仅予以抵扣，而且抵扣率高达7%。上述漏洞的存在，增加了税收管理工作的难度。
综上所述，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行生产型增值税已经无法适应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目前我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已成为必然。
3 消费型增值税是切实可行的选择
消费型增值税对所有生产性投资项目价值都实行彻底的购进扣税法，其税基相当于全部消费品的价值，不包括原材料、固定资产等一切投资转移价值，它最能体现增值税的计税原理，是最彻底的增值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是我国增值税类型切实可行的选择。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提供了政策与环境支持。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提出高新技术产业是国民经济先导产业的结论，把高新技术要素的投入作为未来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保证社会分配的相对公平，为我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有力政策与环境支持。
（2）世界各国税收制度改革为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提供了国际背景。法国是最早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以其取得的巨大成就，带动了其它国家相继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或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变。在非洲，除摩洛哥、塞内加尔外，其余国家都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或正在进行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在亚洲，只有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实施生产型增值税，大多数国家均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美国政府因担心增值税会成为政府造钱的机器，而没有实行增值税。由此看来，在不考虑财政压力的情况下，消费型增值税是世界增值税类型的主流，少数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国家，也出现了逐渐向消费型增值税过渡的趋式，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世界经济贸易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必然结果，采取消费型增值税是适应当前国际形势的迫切需要。
（3）不断增长的财政收入为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提供了经济基础。消费型增值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是以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设备工具器具购置投资的增加额为基准的。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及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有了很大幅度提高，财政的承受能力同时也在增强。另一方面，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5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0.4%，且在2005年，国家通过免征农业税和降低农业税税率，税收收入和增收额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体现出税收基本面良好，国民经济增长质量较高，可以预见：我国财政完全能承受增值税转型带来的影响。
（4）不断发展的税收信息化建设为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提供了技术保障。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这两个系统已经开始推广运行，达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显著效果，一是解决了多年存在的困扰税务部门的征管漏洞问题；二是加强了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管理和税源监控，税收征管由传统的人海战术、手工管理向现代化、信息化征管方式转变；三是强化了税务机关内部管理，各级国税机关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四是打击了偷骗税等违法犯罪行为。五是金税工程的运行使计算机在全民特别是偏远地区普及起到了很大作用，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税收信息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中国税收现代化、信息化建设奠定了基础，而且为增值税转型提供了技术保障。
（5）东北和中部地区增值税转型试点为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提供了实践经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2004年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基础上，2007年又选择中部地区26个老工业基地城市的部分行业试行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的试点，既是中央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采取的重大措施，也是为今后全国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积累经验。
4 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的难点及具体步骤
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短期内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财政收入减少，应从长期影响和宏观均衡的角度来看待和解决增值税转型形成的政策性减收。在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下，可采取过渡性措施缓解消费型增值税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刺激作用，但不能人为延缓此项税制改革。采用消费型增值税以后，在生产型增值税下税负相对较低行业的税负优势消失；对基础工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来说，转型更为有利，这就使得税负在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间发生一定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将促进基础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的发展，有利于缓解基础产业的瓶颈效应，有利于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有利于提高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资源型产业和农产品初加工的内陆地区企业在公平竞争中得到较快的发展，逐步缩小地区间差距。
鉴于我国的现实情况及我国财政的承受能力，增值税转型应采取渐进的方式进行，具体如下：
（1）首先应在高新技术、交通、电力、能源等资本有机构成高、抵扣比重大的基础产业采用消费型增值税，以增强国民经济发展后劲，促进产业结构、地区结构的优化，而其它产业仍实行生产型增值税。
（2）考虑到固定资产存量问题，应借鉴外国经验，采取限制性的允许部分抵扣。具体实施中可规定对于规定时间内购买的存量固定资产分年限抵扣，越是临近消费型增值税实施年度，允许扣除的比例越高。此办法不会给我国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又考虑到了企业之间的公平税负的问题，比较适合我国目前的状况。
（3）扩大税源，尽可能保持增值税征收链条完整。为解决重复课税问题，目前已将交通运输企业开出的运输费用凭证纳入增值税管理，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货物所支付的运费按7%的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抵扣。如果将增值税征收范围扩大到交通运输、建筑安装、销售不动产三个行业，既有利于增值税税制规范化，保持增值税征收链条完整又有利于加强征收管理。
（4）用零税率取代我国增值税项目中过多的免税和减税政策。这样既对国家照顾的行业实行了优惠，又避免了增值税抵扣链条的中断，有利于建立一个完整健康的消费型增值税体系。
参考文献
1 马千里，汤贡亮，阮宜胜.对转换增值税类型的思考与建议[n].中国税务报,1999-04-01
消费税的基本特点篇7
[关键词]可持续性税制；消费税；消费结构
一、对现行消费税制的评价与分析
我国现行消费税制是在对原产品税、增值税和特别消费税进行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1994年税改确立了消费税在我国流转税中的重要地位，从实施至今已有近10年的历史。消费税的实行，在调节消费结构、抑制超前消费、正确引导消费方向和增加财政收入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分配不公所引发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稳定，优化了资源配置。但同时也应看到，今天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与1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原来的部分奢侈品已变成了现在的普通消费品，原来供不应求的消费品有的也已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实现了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相对于经济的巨大变化，我国消费税制则显得比较滞后，已不能充分发挥它的调节作用，其运行的实际效应与当初的目标效应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尤其当扩大内需成为目前主要的宏观经济目标时，现行的消费税制更暴露出它的局限性。
1.消费税的功能定位单一。1994年开征消费税时，对消费税基本功能定位总体方向为限制奢侈消费、调节居民收入，防止出现过于悬殊的贫富差距。在功能定位上没有把消费税放在整个税收功能体系中通盘考虑，导致消费税的经济导向功能单一。现行消费税经济导向功能，是通过税目和税率，增加特种消费品的价格或特种消费行为的支出成本来发挥其限制消费和调节收入的作用的。从理论上讲，消费税要限制消费的产品和行为不只是对奢侈消费品的消费，其他不利于国民经济良性发展的消费，如对污染环境消费品一次性购物塑料袋、泡沫饭盒的消费等也应列入消费税的调节范围。另外，现行消费税没有结合我国税收功能体系通盘考虑。我国现行流转税主要是增值税，增值税以增值额为征税对象，缺乏消费导向功能；营业税以营业额为征税对象，有消费导向功能，但征收范围过窄。在这种情况下，消费税作为特种产品税没有承担起产品和消费结构的调整功能。
2.消费税征税范围越位与缺位并存。一方面，现行消费税把某些生活必需品和少数生产资料列入了征税范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过去被认为是高档消费品的商品已逐步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或常用品，如摩托车、化妆品、护肤护发品等，对此征税，使消费受到限制，不符合我国消费税的指导原则。在几个消费税税目中，包括了黄酒、酒精、轮胎等项目，对这些消费品或生产资料征收消费税，势必使人们对必需品的消费受到限制，部分行业生产发展受到影响，不符合我国的消费政策和产业政策要求，导致了消费税征收范围的越位。另一方面，现行消费税未把一些高档娱乐消费纳入征税范围。我国消费税的征税范围仅局限于传统货物品目，而未涉及对消费行为的调节。现在一些高档娱乐消费，如歌舞厅、高尔夫球、保龄球等活动价高利大，对其征收一道消费税，既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财政收入，又能起到限制高档娱乐业盲目发展的作用。此外，未将一些对环境危害较大的消费品列入征税范围，如以木材为原料的贺卡及一次性筷子，含磷洗衣粉等，导致了消费税征收范围的缺位。
3.消费税税负不尽合理。我国现行消费税税率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平衡财政收入，主要选择在1994年税改中因征收增值税而税负下降幅度较大的产品，再征一道消费税，不涉及或基本不涉及原有需求结构的变化，其调节作用甚微。如摩托车、化妆品、护肤护发品等税目的税率偏高，企业难以承受，征收阻力大。而现行的烟酒税率，不论是与历史上的烟酒课税比较，还是与国外同类商品课税比较，都显得偏低。另外，汽油、柴油消费税额与大多数实行消费税的国家相比也是偏低的。税负的不尽合理削弱了消费税作为调节性税种应有的职能，也是我国消费税欠税严重的重要原因。
4.消费税征税环节过于单一。我国消费税实行单一环节课税制度，主要确定在生产环节或进口环节纳税。征税环节过于单一，在实践中带来不少问题：（1）征收中生产环节难以准确确定。如原材料生产、半成品制造与加工、在产品的分装与配送，甚至涉及批发与零售的生产环节，要加以准确划分是相当困难的。（2）给偷逃税者以可乘之机。一旦生产者或进口者逃避了税收，就很难将所偷逃的税从下一环节补征回来。（3）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因为消费者是消费税的最终承担者，商品经过的流通环节越多，价税转嫁次数也越多，商品涨价也就越多，而消费税的隐蔽性特点又使消费者无从区别价税，在层层累进的基础上，最终吃亏的还是消费者。（4）增加了管理的难度。应税消费品只要越过工业环节就不属于消费税的征收范围，流失的税款就无法补回来，给税收征管带来了相当的难度。如有些企业为追求自身利益，改变原有经营方式，设立独立核算的经销部，以低价格把产品销售给经销部，由经销部按正常价格对外销售，通过利润转移的方式逃避消费税，造成国家税款的大量流失[1].
5.消费税计税方式价内税透明度不够。消费税属于间接税，有价外税和价内税两种计税方式。西方国家多采用价外税形式，我国采用价内税形式。消费税实行价内税带来诸多问题：（1）认识上产生误解。消费税与增值税同属生产环节的流转税，增值税实行价外税，税款由消费者负担，而消费税却是价内税，使人认为由企业负担，事实上实际的负担者仍是消费者。认识上的偏差，不利于国家调控消费和分配的政策，不利于引导需求。正是由于价内税的这种隐蔽性，掩盖了消费税的间接税性质，影响了消费税对消费行为的引导效果。（2）价税不分，影响价格透明度和税收透明度，消费者购买物品所付的款项无法区分价款与税款。（3）作为价内税，消费税依然存在重复征税问题。（4）价内税与价外税并存，给会计核算和统计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二、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消费税制的设想
随着人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日益重视，我国也将积极构建一个可持续性税制。所谓可持续性税制，是指与国家经济发展状况相适应的，服务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并在较长时期内得以持续的税制体系。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税制富于弹性、对经济波动有强大的调控作用；第二，税制具有前瞻性和预见性，通过预见经济发展的趋势而作适当调整；第三，税制具有持续性和内在稳定性，避免频繁变动给经济带来的扭曲；第四，税制对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建立具有促进性。鉴于此，我国亟需完善现行消费税制，以可持续性税制为目标，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消费税制度。
1.科学界定消费税的征收范围，改变其缺位与越位并存的现状[2].从理论上讲，消费税作为特殊调节的税，其税目应当是有限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调节消费结构，引导消费方向，限制奢侈消费等目的。我国现行消费税对11类消费品课征，是有限型消费税。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消费结构以及消费水平的变化，世界各国在消费税征税范围上呈现了适度扩大的趋势，考虑到我国消费税征税范围的缺位与越位现状以及人们的消费习惯，我国消费税征税范围可扩大到20～30个，实行中间型消费税，收入比重增加到占流转税收入的20%左右。具体应进行以下几方面的调整：（1）应选择一些税基宽广、消费普遍，且课税后不会影响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具有一定财政意义的消费品进行课税。如其他矿物油类、高档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如组合音响、激光视盘机、游戏机、摄像机等）、裘皮制品、装饰材料、美术工艺品、移动电话、保健饮料等。（2）对娱乐业项目如歌舞厅、卡拉ok、保龄球、高尔夫球、台球等，以及特殊服务行业如桑拿、按摩等征收消费税。虽然已对其征收营业税，但实行的是浮动税率5%～20%，再加上主观因素掺杂的成分太多，因而税率最终确定的选择度较大，无形中给税款流失开了口子。应将其从营业税范围划入消费税征收范围，相对加重征税程度，既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财政收入，又可限制奢侈消费行为。（3）增加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一次性消费品的征税。所谓一次性商品，是指仅作一次性使用且难作回收再用利用以至容易对环境产生污染的各种消费品，主要包括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塑料袋、包装袋、购物袋、垃圾袋）、饮料容器（各种易拉灌、矿泉水等软饮料容器）、一次性餐具（各种聚苯乙烯泡沫餐具、一次性筷子、一次性塑料杯）、贺卡等。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次性商品使用量大幅度的增加。假日经济的兴起，人们的生活方式由“节俭性”向“消费性”转变，使各种一次性塑料包装物使用大量增加。据统计，我国是世界上塑料制品生产第二大国，各种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年产近120万吨，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另一方面，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促使了快餐产业的发展，从而也产生了一个新的行业快餐餐具业。资料表明，我国每年生产一次性筷子1000万箱，相当于125万亩树木木材产量。由于人们对一次性商品带来的环境问题缺乏认识，各种一次性消费品用后被随意、随地抛弃，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环境问题，人们形象称之为“白色污染”。因此，应本着“谁污染、谁纳税”的原则，对一次性商品征收消费税。一方面能筹集到一定资金用来支持环保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能够约束消费者对环境的污染或破坏行为，通过调节其经济利益来矫正其消费行为[3].（4）对一些已成为人们生活必需品或常用品如摩托车、黄酒、啤酒、化妆品、护肤护发品可少征或不征消费税。值得一提的是，适度扩大征税范围应以当前的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为导向，针对变化了的消费结构对课税对象进行调整，不仅要注重消费税的聚财功能，更应发挥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
2.调整消费税税率，以差别税率强化消费税的调节功能。从某种意义上讲，消费税各税率之间的差异，是消费税的灵魂之所在，是消费税特殊调节功能的关键之所在，也是消费税的特殊支撑点。因此，应对不同的应税消费品采取不同的调整措施。具体应进行以下几方面的调整：（1）当前为了刺激消费，拉动需求，应取消对汽车轮胎、酒精等生产资料性的消费品征收的消费税，适当降低小汽车、摩托车的税率，以有利于推动经济的发展。（2）逐步提高国家垄断性行业的消费税税率。首先，与大多数国家比较，我国卷烟税负处于较低的水平。近年来，部分卷烟生产企业采取降低出厂价格，向商业环节转移利润方式逃避在工业环节征收的消费税，使税负进一步降低。这种状况对于像我国实行烟草专卖的国家来说是很不恰当的，因此应适当提高卷烟的消费税税率。其次，目前我国的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税额分别为20元/百升和10元/百升，与大多数实行消费税的国家比较是偏低的。如德国每百升汽油消费税额为108马克，折合人民币约600元，是我国税负的30倍[4].石油产品属于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况且汽油、柴油的消费对环境污染相当大。公路建设是属于国家投资的公共项目，耗资巨大，故世界各国都采用高税限制汽油、柴油消费。从我国实际情况看，石油资源不足，开采过量，已由石油输出国沦为进口消费国。目前我国柴油市场价位较低，适当调高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税额是可行的。三是对于烟、烈性酒、鞭炮、焰火、汽油、柴油等适当提高税率，才能真正做到“寓禁于征”，同时，也有必要采取国际通行的办法，对含铅和无铅汽油实施税收差异，鼓励无铅汽油的消费，保护环境。
3.改价内税为价外税，实现消费税的价税分离。将消费税由价内税转变为价外税，可以增加税收透明度，至少具有以下优点：（1）价外税的表现形式是价税分离，消费者能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否负担了税收，负担了多少，不存在任何隐蔽性，既突出了间接税的性质，又有利于调节消费结构，正确引导消费需求方向。（2）明确体现了国家抑制某些产品消费需求的政策。如香烟，国家限制生产，又不提倡消费，对其课征高税，价税一分离，消费者一比较，价格与税款高低清晰明了，反映了国家的政策倾向。
4.调整纳税环节，防止偷逃税发生。将现行消费税在生产销售环节征收改在消费环节征收。由生产销售应税消费品的企业作为纳税人改为由消费应税消费品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这里所指的单位和个人不论是企业还是行政事业单位，也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在华工作的外国人，不存在有优惠对象。考虑到消费税征收环节改变之后，纳税人的数量多而散，不便于消费税的征收与管理，可实行源泉扣缴的办法，消费者应纳的消费税由销售单位代扣代缴。消费税征收环节改变为消费环节后有以下几个优点：一是不会产生税负转嫁，税收调节作用点明确、实在，企业也不会挖空心思去偷逃税，有利于消费税的足额人库；二是绝大部分消费税款由消费者个人负担，税收固有的抑制性不会对企业经营决策产生不良影响，反而有利于促进部分消费资金向生产资金的转化；三是在计税方法上消除了外购已税消费品、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税款抵扣等问题，大大简化了征管手续，降低征收成本。
完善消费税还必须同流转税的改革协调起来，在消费税的税率结构调整、征收范围的选择和征税方式确定方面，紧密地与增值税、营业税、财产税等税制调整改革相互配套。在消费商品征税方面，要与增值税的完善相结合；在消费行为征税方面，要与营业税的完善相结合。只有充分考虑了入世的现状、扩大内需的要求以及我国居民的消费习惯，才能构建好我国的消费税制度。换而言之，构建现代消费税制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现实选择。
[参考文献]
[1]郑王君。完善消费税的思考[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1）：22-24.
[2]赵迎春，李金峰。公共财政框架下的消费税改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3，（4）：35-37.
消费税的基本特点篇8
关键词：内需；农业税；社会保障税；遗产与赠予税；税收政策
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宏观财政政策，是一种由政府实施的反周期的宏观调节方式，其宏观调控目标是扭转有效需求不足、经济运行偏冷和经济增长速度偏低的形势。从理论，积极的财政政策不可能年复一年地长期坚持，必然要在完成反周期调节任务后逐步淡出。但是，积极的财政政策淡出的关键性前提是其基本目标得到了实现，具体标志是经济运行由冷转暖的拐点已经稳定地形成，即经济增长曲线稳定地由下滑转为调头向上。
2002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的态势，但是，由于我国经济正日益融入全球经济格局，而2003年由于存在美伊战争和非典型肺炎等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现在还不能断言经济回暖的稳定拐点已经出现，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还需继续实施一段时间，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必然是逐步的和渐进的，否则，势必导致2003年经济增长明显的下滑波动。我们知道，近五年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采取的是增支的办法，即“发行国债——投资基础设施——扩大内需——经济增长”。无可否认，我国运用税收杠杆的方法还不多，运用税收政策的空间还是很大的。政府如何充分运用相机抉择税收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节是今后一个时期应该予以重视的问题，因此在内需不足的经济形势下，研究进一步扩大内需的税收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当前供求的基本形势及当前内需不足的原因分析
我国目前供求形势，居民消费呈下降趋势。1998～2001年最终消费率（指最终消费占gdp的比率）较低，分别为58.1%、59.7%、60.8%、60.6%（发达国家一般在70%左右），库存商品达3万亿元，国内86%的产品供过于求；2002年的居民消费价格在2000、2001两年涨幅恢复上涨之后，又一次出现下降，2002年1～12月份累计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同比下降0.8%，降幅比001年同期增加1.5个百分点，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比2001年同期下降1.3%，降幅比去年同期增加0.5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1998～2002年来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投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这5年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5、2、1.7、1.8和2个百分点；1999年国家恢复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共征收了700亿元，但截止2002年底境内金融机构储蓄存款高达8.7万亿元。由此可以判断：总体上看，市场物价仍在低位向下运行，通货紧缩压力依然很大，内需依然不足，内需不足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主要又是个人及其他非政府的消费需求不足。当前内需不足的原因主要是：
（一）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市场启动乏力。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有所放慢，已从1996年的9%下降到1997年的4.6%，1998年的4.3%，1999年的3.8%，2000年的2.1%，2001年虽然扭转了连续四年增幅下降的局面，回升至4%以上，但其回升的基础仍不稳固。1998～2001年农村市场销售年平均增长8.3%，增速低于同期城市销售增长1个百分点，较多的农村人口与较低的农村市场销售份额极不相称。到2001年底，我国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高达62.3%，而农村零售额仅占全部零售额的25.2%，即占全部人口近2/3的农村人口购买的商品仅占全部商品零售额的1/4.从消费结构上看，1998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下降到44%，属于小康水平，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高达55%，属于温饱水平，其消费支出仍以衣、食、住等生活必需品为主。因此，目前的内需不足主要是农民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
（二）城市下岗失业人数增多，困难群体范围扩大。困难群体已由传统的“三无人员”（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无法定抚养人）扩大到包括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困难企业职工等在内的一个比较大的群体。“三无人员”占低保对象的比例，1997年为56%，2001年仅为9%，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和困难企业职工占低保对象总数的比例上升到91%.
（三）社会保障不健全，居民预期收入不理想，预期支出明显增大。我国采取社会统筹方式征集社会保障资金，尽管现行社会保障体系已形成基本框架，但还不够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保障水平偏低、覆盖范围有限、资金短缺等方面的问题，致使老百姓在消费过程中必须考虑自己面临下岗、失业、生病、老年以后的生活，对未来消费预期处于不理想状态，不敢或不能大胆消费特别是信贷消费。据统计，我国累计下岗职工仅国有企业就有2700万人，近5年实现了再就业的下岗职工为1800万；全国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仅1.1亿人，医保参保人数仅9000万人；城市贫困人口1500万人，2001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覆盖仅604万人。
（四）投资对国债的依赖性增强，民间投资增长比较缓慢。五年来，在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下，投资呈现加快增长趋势，总体上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有所增强，但投资的加快增长主要是增加国债及相关配套投资作用的结果。1998～2001年国有及其他经济类型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71.5%，比上世纪80年代高6.2个百分点。2001年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0.4%，增幅低于同期国有及其他单位投资2.4个百分点。2002年上半年城乡集体、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7.8%，呈现回升的势头，但仍比国有单位及其他投资增速低6.6个百分点。
（五）影响消费的税制结构不科学。一是我国税制以流转税为主体税种，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收入占税收收入近60%，发达国家则以所得税为主。可以说，所得税不仅反映国家税收的增长，还反映企业经济效益提高和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从而形成购买力拉动消费；流转税则不考虑公民收入高低、企业盈利多少，如果流转税增长而企业亏损、个人收入下降，则在一定程度上还会抑制消费。二是遗产与赠与税和社会保障税等税种尚未开征，土地增值税等抑制经济发展的税种尚未停征，这对拉动消费具有不利的影响。三是个人所得税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增加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的作用未能很好体现。
二、1998年以来我国扩大内需的税收政策简析
（一）鼓励投资的税收政策。一是在2000年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每年减少税收100亿元，对启动房地产市场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从1999年7月1日起，各类企业用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国产设备投资，按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这是一项含金量很高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投资额；三是对中小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2002年6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该法规定：鼓励对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的捐赠和各类依法设立的风险投资机构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投资。对几类中小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征、免征所得税，实行税收优惠；四是对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分流经济实体的企业所得税实行优惠；五是四次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目前已降至2‰。
（二）刺激消费的税收政策。如1999年我国恢复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1999年为刺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出台了有关房地产契税、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的优惠政策。2002年2月10日，我国出台了《关于2002年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意见》。意见中指出：要继续执行禁止平摊农业特产税、屠宰税的规定；做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地区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工作；普遍推行农业税收“公示制”；继续抓好农民负担的监督检查，规范农业税收征管，防止违反规定平摊税收，落实好灾区和贫困地区农业税费减免政策。
（三）金融业税收政策。一是降低金融企业的营业税税率，并从2001年起分三年营业税率由8%降到5%；二是调整金融保险坏帐准备金税收政策，对其按提取呆帐准备资产期末余额1%计提的部分，准予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二是给予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税收优惠；三是对黄金交易实行增值税优惠。
（四）资源开发和综合利用、高新技术方面的税收政策。一是对冶金联合企业矿山铁矿石减征资源税；二是对利用废物生产和回收原料减免增值税；三是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
（五）科教文卫方面的税收政策。一是对少数民族和西部地区教育实行税收优惠；二是对职业教育实行所得税优惠；三是给予民办教育税收优惠。
归纳我国自1998年以来的税收政策，得到两点结论：一是近年来的税收政策调整是有增有减、以减为主的结构性调整；二是这种税收政策的结构调整在特定的阶段并没有引起税收减收，相反税收收入还保持持续增长。
三、能否减税和如何减税的税收政策选择
从一般规律和各国实践看，在经济增长滞缓时期，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通常采取增加政府支出、减少税收收入的做法，以刺激经济的增长。从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看，虽然税收政策也有所调整，但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方面在于利用国债手段筹集资金，扩大政府支出规模，重点是加大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在如何运用税收政策方面，理论界形成了“减税无效论”和“结构性减税”两种主要观点：
其一，“减税无效论”。认为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采取减免税的措施，其理由如下：
1.经济和税收环境的制约。目前我国的市场体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远没有走上规范化轨道，企业对减税信号的反应并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通过各种越权和随意减免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惯性，这种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各种偷、逃税现象的发生，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减税，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一发而不可收拾。
2.税制结构的制约。所谓税收对经济的“稳定器”作用，主要指直接税（即所得税）对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而目前我国的税收主体是间接税，减免间接税不仅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而且刺激最终消费的效果也不大。
3.税收占gdp的比重过低的制约。发展中国家税收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30%左右，发达国家的比重更高，而2002年我国这一比重只有16.7%，可以说我国不具备减税的空间。
4.产业结构的制约。在目前，我国产业结构尚不合理、急需调整的情况下，如果通过减税刺激企业扩大投资，也容易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使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越发扭曲。
其二，“结构性减税论”。认为我国在当前的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实行结构性减税可行并且是有效的。其理由如下：
1.中国的主要税种——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偏高。目前，我国增值税的法定基本税率为17%，如果换算成同国外可比口径，即换算成“消费型”的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高于西方国家大多在20%的水平。我国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为33%，而德国为25%，澳大利亚为28%，5年内降到21%；英国、日本、印度等国为30%，美国实行5%、18%、25%、33%的四级超累进税率，前三档都比中国低，最高边际税率同中国相同。如果考虑到我国税前扣除项目少和企业经济效益低等因素，更显得我国企业税收负担重。
2.要正确对待税收与财政支出的关系。税收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其收入的基本目标就是满足政府公共支出的需要。在政府职能既定的前提下，宏观税负的高低，应以所取得的税收收入能维持政府日常行使职能的经费支出，以及提供公共产品的最基本供给的资金需要为准。但问题在于目前我国政府职能不清，存在职能错位、政企不分、包揽过多的问题，表现为政府机构过于庞大，吃皇粮的人过多，支出浪费严重。行政管理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7%增加到目前的12%左右。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使税收任务一再加码就会破坏整个经济基础，从根本上扼杀税源。
3.减税对经济发展能起促进作用。减税，不论对流转税、所得税和其他各种税来说，都会对生产和消费有明显的刺激作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减税让利，明显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就是个有力的证明。对不同的税类进行减税，尽管它们之间有着不同的功能特点，但具有扩张效应是共同的。
4.降低名义税率并不意味着减收。通常所说的减税，是指法定（即名义）税率。而税收的多少除决定于税率的高低外，还受税基的宽窄、征管强弱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减税并不意味着减收，低税率、宽税基、少减免、严征管，税收总额不一定减少。
5.从财政承受能力看，近年来持续高速增长的税收收入又为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提供了财力基础；换言之，当前实施结构性减税政策是具有一定的减税空间的。
对比上述两种观点，我们认为实行“结构性减税”是较为合理的，从这五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践来看，实行的也是结构性减税的政策，这说明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出台有增有减、结构调整的税收政策，只要方向对头、轻重适“度”，就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税制完善与财政增收的良性互动。当然，结构性减税并不是大规模减税，我们认为在我国当前财政赤字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已不允许实行大规模减税来刺激经济，以下提出的扩大内需的税收政策建议就是基于“结构性减税”的观点。
四、进一步扩大内需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刺激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建议
1.改革农业税制，启动农村市场。对农业税制度的改革，可考虑分步进行：第一，逐步减征甚至取消农业税。“九五”期间，农业税只占全国总税收的4.3%，且这一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适当调减农业税，对国家税收并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却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产品在市场的竞争能力，提高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刺激农民的消费需求，成倍拉动经济增长，政府可以从新的经济增长中收回减免的农业税。同时，还可以减少农业税征收过程中的干群冲突，将约占农业税1/3的征收成本节省下来。第二，将农业特产税并入农业税。缩小征税范围，除牲畜产品、部分林木以外，将现行农业特产税应税品目中的其他所有品目并入农业税；降低税率，减轻税负，即除烟叶作为特殊产品之外，其他应税农产品的税率与农村税费改革地区农业税税率一致，统一确定为7%（另有不超过20%的附加）；归并征收环节，消除重复征税。第三，建立农业生产单位所得税制。对普通家庭联产承包户免征个人所得税，对生产规模达到一定标准的农户按个体工商户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公司型的农业生产单位征收企业所得税，使农民作为纳税人取得与其他社会成员同等的地位和待遇。
2.开征社会保障税，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目前，可以先将在城镇范围内收取的养老保险基金、医疗保险基金、社会统筹等改为社会保障税，然后再逐步推广到广大农村。社会保障税应将各种内资企业及其全体职工、外商投资企业及其中方职工、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个体工商户等作为纳税人。对企事业单位而言，征税对象为其工资性支出和超过国家规定标准的福利性支出；对职工个人而言，征税对象为工资收入，包括单位支付给职工的全部工资性货币收入（包括工资、津贴）及超过一定限度以上的福利（包括实物）收入；对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劳动者，征税对象为经营收入扣除经营成本的净收入。社会保障税应区分纳税人的身份，实行差别比例税率。一般来说，总体税率水平可定为20%～25%；单位的适用税率可定为20%左右，个人适用的税率可定为5%左右。可设立养老、医疗和失业三个税目。社会保障税以纳税人的应税所得减去法定的扣除项目以后的余额为计税依据。在确定费用扣除项目及标准时，应充分考虑对中低收入者的照顾，以减弱社会保障税的累退性和不公平性。社会保障税由国税部门负责征收，再以共享税的形式返还给地方。
3.开征遗产与赠予税。开征此税，不仅为了调节因遗产和赠与而获得大量财产，还为了引导消费特别是将财产向公益慈善事业、低收入者流动，形成现实的有效需求，刺激经济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和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作的贡献。这就为在宪法及有关法律中明确规定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奠定了基础，也为开征遗产与赠予税奠定了基础。当然，开征此税还需一些相关制度准备：尽快建立健全公民的死亡报告制度、个人收入申报与个人财产登记制度、个人财产评估制度、遗产继承法律制度、个人财产公证制度。
4.对消费税进行改革。我国现行的消费税制在征税范围、税目、税率的规定方面还不尽合理。第一，征税范围过窄，应将高档家电、电子产品、装饰材料、裘皮制品、美术工艺品、移动电话等非必需品纳入其中。另外，现行消费税制未对特定的消费行为征税，应将高级美容、美发、按摩、高尔夫以及保龄球等各种高档、超前的消费行为纳入征税范围，以体现国家的限制和引导作用。第二，适当调减现行消费税的部分税率，如护肤、护发品中一般的雪花膏、头油、洗发水等已属于日用品，应降低税率或免税；可以对某些属于生产资料性质的产品，如汽车轮胎、酒精等取消消费税；鉴于2002年我国汽车销售特别是轿车销售出现了创记录的高速增长（1～11月份国产汽车销售量达296.3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36.8%），我国应进一步调低小汽车、非含铅汽油、柴油的消费税税率，促进汽车工业的发展，使其成为继房地产业、电子通讯产业之后新形成的又一个经济增长热点。第三，调整纳税环节。从消费税实施的情况看，应税消费品只要越过工业环节就不属于消费税的征收范围，流失的税额就无法补征回来，这给税收征管带来了一定难度，影响了消费税的有效实施。可将部分消费品的纳税环节向后推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如对烟、酒等市场需求量大、物价上涨快，国家限制生产，又不提倡消费的消费品，可以在生产、消费两道环节征收消费税；对各种高档娱乐消费行为开征的消费税，在消费行为发生时课税。这都有利于扩大税基，增加收入，又可防止企业逃税。
5.对营业税进行改革。现行营业税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方面存在一些问题，调整的内容应体现对社会消费热点的支持。如旅游业、金融业、保险业、证券业作为第三产业要大力发展，建议对这些行业的营业税税率要适当降低，以降低成本价格，进一步刺激消费；环保产业作为新兴产业要重点扶持，对其投资和收入以及利润的征税，税率也应从轻，鼓励尽快发展。但对高档娱乐业（如高尔夫球俱乐部、夜总会）、服务业（如高档洗浴、美容）的应实行较高的税率，正确引导消费。
6.完善个人所得税制。一是改分类所得税制为混合所得税制，以增强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可在目前分类所得税制基础上，先以源泉扣缴方法对不同收入采取不同税率征收分类税，在纳税年度结束后，再把来源于各种渠道的收入加总，税务部门核定其全年应纳税所得额，对年度内已纳税额作出调整结算，多退少补。如全年综合所得达到一定数额，再按超额累进税率课以综合所得附加税，以调节税负，量能负担，防止逃避税收，公平收入分配。二是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和减少级距。个人所得税高边际税率对储蓄和投资、对劳动者积极性的负面作用导致经济绩效的大量丧失，因此降低税率并减少其级距，已成为其改革的总趋势。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应降到35%左右为宜，同时减少其级距。三是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标准，并在各地区实行不同的标准。目前800元的费用扣除标准明显偏低，因而，建议可提高到1500～2000元，这样就将个人所得税调节重点放在高收入阶层，以增加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四是完善税前扣除范围。考虑到居民教育支出在总支出中所占的较高比重，上大学已成为一种投资的情况，应该允许纳税人的教育支出作税前扣除；个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用品的支出（含银行贷款利息支出）可在个人所得税前扣除，鼓励个人消费；个人向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可在捐赠人的个人所得税前扣除，也不对这类受赠人征赠与税。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个人向公益慈善事业捐款，支持社会团体、民间机构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组建基金会，更好地解决贫困人员的生产生活，拉动消费。五是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首先要加大对高收入者的税收征管，其次要加强对个人的福彩、体彩和足彩等偶然所得的税收征管，其税率可适当提高。六是取消对个人投资入股的股息、红利等征收个人所得税的重复征税做法，以进一步启动民间投资。
7.改革与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相关的税收，以刺激住房消费。一是在当前通货紧缩的压力下，土地增值税的存在不利于房地产开发和交易，可暂停此税的征收；二是契税和印花税也有重复之嫌，建议合并，以促进房地产交易。
（二）刺激投资需求的税收政策建议
1.为增值税由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积极创造条件。当前，转型的主要障碍是会减少一部分财政收入，据测算，如改为消费型，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大约要减收近600亿元，按照近几年我国税收收入每年保持2000亿元左右增收的情况，再加上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并提高效益，从中拿出600亿元用于转型，换来一个好的税制，是值得的，也是承受得了的。还应看到转型后，由于实行消费型增值税能够克服生产型增值税的弊端，刺激经济的更快发展，从长远看会使财政长期增收。当然，这需要几年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可采取过渡性的办法，可以考虑先实行范围较窄的消费型税基，然后再过渡到完全的消费型税基。从国际经验看，绝大多数实行消费型增值税的国家，都曾对投资品作过特别的过渡性规定。我国可以在第一阶段首先将机器设备的进项税额扣除，以解决采掘业、化工业和科技产业等资本有机构成高的行业重复征税的问题，还可以考虑对进口设备是否征收增值税的问题。一段时间后，再在厂房、建筑物等项目中实行，最终过渡到全面的消费型增值税。
2.企业所得税方面。首先，应着眼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合并上，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分内、外两套税制。由于税前列支标准和税收优惠等并不一致，使得实际税负轻重差别很大。按照2000年数据测算，内资企业法定税率为33%，平均实际税负为22%，外资企业法定税率为30%（另有地方附加3%，大多数地方未开征），平均实际税负只有12%.对于外资企业给予超国民待遇，这对中国企业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中国企业的投资，所以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应该统一，中外企业税率并轨后税率应降至30%以下，如果下调到24%，将会是一个较佳选择。其次，应着重增加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如对企业采用环保技术、改进环保设备、改革工艺所发生的投资，可以进行税收抵免；固定资产可以加速折旧；对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的企业，税收应从鼓励开发、降低企业风险的角度给予支持；对现行税制中鼓励技术开发的税收优惠措施，放宽条件，增加优惠额度。通过税收对科技的支持，增加消费品的科技含量，引导消费倾向，优化消费，刺激需求。
3.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少、投资能力弱、缺乏吸引外部投资的能力，是限制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应采取多种税收政策扶持中小企业。第一，在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后，对中小企业年利润额度的规定应适当提高标准，充分体现对中小企业的照顾。第二，对中小企业用税后利润转增资本的再投资行为给予税收抵免，投资的净资产损失可以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对于中小企业提取的投资减值准备金，允许按一定比例在税前列支。第三，允许中小企业实行加速折旧，并在税前列支。第四，允许中小企业用于科技开发研究的费用按当年实际支出在所得税列支，对中小企业研究和开发费用比上两年实际支出增长的企业，给予一定比例的所得税抵免，并允许没有盈利的中小企业的研究和开发费用在以后5年内扣除。第五，对中小企业的科技人员因从事科技研究和开发而获得的各种奖励、奖金、津贴以及中小企业科技人员的技术发明、成果转让的收益给予个人所得税免税照顾。
参考文献：
[1]赵芳春。关于启动消费需求的税法思考[j].法商研究，2000，（5）。
[2]赵黎明。经济发展中的中国税收政策研究[m].上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
[3]钟禾。扩大内需的难点与潜力[j].中国经济信息，2003，（1）。
消费税的基本特点篇9
关键词：信息消费；税收政策；就业
近日，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下文简称《意见》），明确提出要实现信息消费规模快速增长、信息基础设施显著改善以及信息消费市场健康活跃三大目标，并强调应加大财税政策对信息消费的支持力度。由此可见，国家已经把促进信息消费提高到战略层面，同时信息消费还将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税收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之一，理应不断发挥促进信息消费的作用，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信息消费的内容与战略意义
信息消费是一个新兴的概念。就内容而言，它涵盖生产消费、生活消费、管理消费等多个领域，具体而言包括通信信息、宽带服务、电子商务、网络游戏、光纤设备、影视传媒、物联网概念以及云计算等。从消费的形式看，一方面包括手机、平板电脑、智能电视等多种信息产品；另一方面，包括语音通信、互联网数据及接入服务、信息内容和应用服务、软件等多种服务形态，同时还包括基于信息平台的电子商务、云服务等间接拉动消费的新型信息服务模式。
促进信息消费对我国当前以及长期的经济发展具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当前，我国正处在居民消费升级、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阶段，信息消费具有良好发展基础和巨大发展潜力。不仅如此，信息技术与其他行业具备广泛的融合性，使其成为拉动内需的重要推动力。
首先，信息消费已经日益成为居民消费的主体。根据工信部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信息消费规模达到1.72万亿元，同比增长29%。其中，新型信息消费规模为1.03万亿元，同比增长61%。仅以居民的交通通信支出为例，近三年内城镇居民交通通信支出占现金消费支出的比例分别为13.72%、14.73%与14.18%，已超过居住消费与衣着消费成为居民消费的第二大类别。在理论研究方面，诸多学者分别从理论与实证的层面论证了交通通信的重要性。陈憧（2010）认为服务型消费越来越成为中国城镇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成分，当中国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时，交通通信和文教娱乐服务成为仅次于食品消费的第二、第三大消费类别，尤其是人均GDp超过2500美元后，交通通信消费更是成为中国城镇居民服务性消费中的最大消费内容。吴瑾（2010）发现交通通讯类消费支出比重在城镇和农村的所有消费支出比重中是变动幅度最大，变动最快的一类。
其次，信息消费在调整经济结构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十二五”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而且强调内需是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着力点之一。促进信息消费，将转变消费热点、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提高扩大内需的有效性从而实现调整经济结构这一重大战略目标。不仅如从，信息消费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它将促进社会生产、生活以及消费等各个方面的信息化发展，有助于实现信息经济、知识经济的目标。最后，由于信息技术与其他行业具备广泛的融合性，因此信息消费对其他行业产出以国内生产总值具有较高的促进作用。以2012年为例，信息消费所带动相关行业的新增产出高达9300亿元。经测算，信息消费每增加100亿元，将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338亿元。
二、培育信息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创新不断加快，在信息领域内涌现了大量的新产品、新服务以及新业态。信息技术的创新不断激发新的消费需求，使信息消费逐渐成为日益活跃的消费热点。因此，培育信息消费需求的税收政策应从增强信息产业的创新能力、拓展新兴服务形态与改善消费环境等三个方面着手。
1.增强创新能力的税收政策。胡春燕（2010）认为产业技术创新对消费需求有很大的影响，同时认为目前我国产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是制约消费需求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信息企业的创新能力较为落后，表现为国内生产的信息消费品的种类有限、缺少个性化并且与居民的消费需求脱节等现象。因此，为了促进信息消费，有必要促进科技与文化创新，使产品创新成为启动居民消费的有效力量，起到增加消费点面，扩大消费领域和拉动消费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增强信息产业的创新能力，形成促进信息消费持续稳定增长的机制就成为重中之重。
在增强创新能力方面，税收政策可以从多个环节入手，通过调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与融资资本的税负，实施不同的税收激励，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
（1）创业环节，应该取消只有中小高新技术企业才能享有税收抵免的限制，将优惠范围扩大至绝大部分未上市的企业，从而给我国创业投资提供相对宽松的市场空间。不仅如此，为了有效规避创业投资的投资风险，税收政策应该在大力调低创业投资基金的税负的同时，免除投资者的创业投资所得的所得税，从而激发创业投资的热情，促进创业投融资市场的发展。
（2）研发环节，可以考虑将研制开发创新推广产品的各项费用和购置的关键设备、测试仪器的费用一次性地摊入成本；而购买国内外先进技术、专利所发生的费用，在经税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两年内摊销完毕；企业拥有并用于生产经营的主要或关键的固定资产，由于技术进步，产品更新换代较快等原因的确需加速折旧的，经税务机关的批准，可以缩短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对生产重点信息产品进口所需要的自用设备及配套件、备件等，按现行税收政策的有关规定，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3）产品销售初期，对符合条件的创新产品给予增值税即征即退的相关优惠。在吸引人才方面，应对进入信息产业的创新人员的工资薪金实施一定税率的减免，同时对其因创新产品所得到的奖金与劳务报酬免税。
2.拓展新兴服务形态的税收政策。信息化正不断渗透到服务业的各个领域，并且引起服务业模式的新变革。在信息化变革传统服务业，如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餐饮服务业、传统物流业等传统服务业的同时，信息消费的发展也促进了大量新型服务业的产生。风险投资、其他金融业、软件业、服务外包、物流业、工业设计、文化创意等许多新型服务业态层出不穷，并且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这些新型服务业涉及到多个领域并且具备不同的经济特点，因而在实务操作中很难实施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应该针对服务形态的类型与特征，合理地设计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举例来说，对于提供文化创意服务的企业，应该允许其加计扣除其研发费用，从而能够给予这类企业较大的税收优惠力度；对于提供智能服务的企业，应减免其应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与房产税，从而有效地降低这类企业的实际税负；而对于提供风险投资服务的企业，税收优惠则应着力于降低风险投资成本与资金占用周期，从而提高这类企业的盈利能力。综上所述，国家应对所有新兴信息服务形态进行梳理，根据不同领域企业的特点，形成一整套有针对性的税收政策体系。
3.改善消费环境的税收政策。从消费需求的类型来看，按消费需求的实现程度不同可分为现实消费需求与潜在消费需求。一般来说，潜在消费需求能否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与消费环境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着力于改善信息消费的外部环境，从而为居民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并释放居民的潜在消费需求。当前，由于信息安全事件和事故频发，严重印象了信息消费的安全环境，并对居民的消费意愿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为了改善消费环境，应该依赖高新技术对信息消费进行有效的安全管理，这就需要制定恰当的税收政策以推动技术的发展，从实际操作来看，可以考虑对转让该领域的无形资产所得免征或减征企业所得税。然而，建设安全的消费环境，单独靠政府一己之力是远远不行的，还需要扶植能够对信息安全管理提供技术支持的企业，在这一方面可以规定对企业所取得相关无形资产，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可适当缩短其折旧或摊销年限。
三、增大信息消费供给的税收政策
增大信息消费供给的主要目的是充分挖掘并释放信息消费的潜力。为了提升信息产品、服务、内容的有效供给水平，需要在放宽市场准入条件的同时降低行业进入门槛，使中小企业成为信息产品与服务的重要提供者，与此同时，还应该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园区，提升产业集群效应并且促进信息行业之中的灵活就业。
1.拉动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一直以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税收政策的重点之一。我国已经对月销售额不超过2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在促进中小企业提供信息产品的方面，除已有的税收优惠政策之外，还可继续考虑在所得税方面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并且设置低税率以体现对中小企业的照顾；同时还应通过包括减税、免税、加速折旧、增加费用扣除、允许亏损抵补、延期纳税、再投资退税、税收抵免等直接优惠和间接优惠相结合，以间接优惠为主的形式加大优惠力度；最后还应该允许小企业投资者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之间选择纳税。
在税收管理方面，应制定出一套符合中小企业特点的税收征管办法，清理对中小企业的不合理收费，实行公平合理的税费政策，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强化各税务机关的纳税服务意识，逐步从管理市场转向服务市场，建立社会化的纳税服务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
在金融服务方面，为了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应完善对中小企业贷款的信用担保政策，对向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的机构给予营业税优惠，允许担保机构实际发生的代偿损失按照有关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对开展贷款担保业务的担保机构要按照不超过当年年末责任余额1%的比例以及税后利润的一定比例提取风险准备金；风险准备金累计达到其注册资本金30%以上的，超出部分可转增资本金。可以考虑对金融机构向其提供的贷款免征营业税；对社会投资者取得中小企业发行的公司债券（或企业债券）利息所得适当降低所得税税率，以提高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对向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提供捐赠的企业和个人实施所得税优惠。
2.促进灵活就业的税收政策。灵活就业是信息产业特有的一种重要的就业方式，为了促进信息产业的供给，还应该在劳动力投入方面予以配合，应出台非正规就业的税收扶持政策。通过适时调整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确立非正规就业涉及的行业范围和标准等办法，支持地方政府发展非正规就业。不仅如此，还应赋予省级人民政府一定的认定权限，对本省内符合规定条件的非正规就业单位和个人，给予相应的免税政策扶持。有必要强调一点，在实施这些优惠政策同时也应注意税收政策的稳定性。因此，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应以一定的固定形式存在并保持相对稳定性，而不能作为临时性措施。然而目前我国鼓励就业的税收政策大多数以3年作为一个周期，优惠期明显过短，且缺乏弹性与层次性，很容易导致某些企业的短视行为，不利于激励企业吸纳更多的就业资源。因此有必要延长政策周期、增强鼓励信息行业灵活就业相关优惠政策的稳定性。
3.发展电子商务园区的税收政策。电子商务区的建立，可以大量地集聚人才、资金与信息，形成集聚效应，进一步增强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信息消费品的供给水平。地方政府可以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的情况下，鼓励利用空置厂房、仓储用房等存量房产发展电子商务园区，并鼓励相关企业入驻。与此同时，为了促进电子商务园区的发展，在商务园区建立的前三年内，对商务园内的土地、房产等免征应缴纳的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与房产税。而对于在电子商务园区内住宅的企业，以其取得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直接投资于本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投资在该商务园区开办其他电商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可按40%的比例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同时，如果再投资不满5年撤出该项投资的，应该追缴已退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四、加快信息基础设施升级的税收政策
2009年～2011年，农村居民交通通信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0.09%，10.52%与10.48%，与城镇居民的消费比重存在较大差距。农村交通、通讯等基本设施的不完善，特别是网络消费信息不畅，限制了农产品电子商务、网上购物平台的发展。夏泽义、张超（2010）运用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发现农村居民收入越高，对交通通讯、住房的基本需求与购买力也越高。可见，我国农村交通通讯市场潜力巨大。事实上，农民为了获取生产信息，搜寻工作，在交通通讯的支出较大。然而，目前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交通仍然不够发达，通讯网络设施不完善，这极大地限制了农村交通通信的消费。因此，应将交通通讯作为开拓农村消费品市场的战略定位，提倡农民发展农村服务业，建设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支持农村物流快递配送服务点建设，鼓励农村个体运输、个体商店、个人作坊的发展，发育农村市场和物流体系。
考虑到政府职能及财力的有限性，比较可行的策略是由政府主导，通过实施财税优惠政策，鼓励引导产业外、区域外资本进入农业和农村。除传统的减免税优惠外，还应创新税收的优惠方式，通过投资抵免、加速折旧、延期纳税等方式，辅之以其他政策支持（如市场准入、产权保护、组织创新等方面给予保证），鼓励区域外、产业外资本进入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可以有效缓解政府财力投入的不足，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
五、提升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的税收政策
《意见》中具体指出，应提升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实施“信息惠民”工程，推进教育、医疗优质资源共享，在有条件的城市开展智慧城市试点示范建设。提高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实现公共资源共享的关键在于电子政务的服务创新。目前，我国的电子政务发展还在起步阶段。电子政务的服务创新需要转变开发机制，单纯依靠政府机关的信息机构很难开发出便民利民的电子政务系统。电子政务系统的创新开发应当更多采用技术外包和服务外包的方式。可将达到认定条件的技术外包与服务外包企业纳入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范畴，并获得与高新技术企业的同等税收优惠待遇。与此同时，政府应该利用税收优惠，促进技术外包与服务外包企业的发展，进而带动电子政务水平的提升，为信息消费注入新的动力。
参考文献：
1.陈憧.美国居民消费结构变迁对中国的启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0，（9）：74-77.
2.胡春燕.基于产业发展视角的消费需求扩张研究.消费经济，2010，（4）：24-26.
3.吴瑾.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实证分析及其优化升级对策研究.国际经济合作，2010，（4）：36-39.
4.夏泽义，张超.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差异和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对策——以持久收入假说为据.农业现代化研究，2010，（7）：43-46.
5.黄伯方.现阶段我国城乡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的比较分析.科技经济市场，2007，（6）.
6.李玉虎.经济发展与我国区域税收优惠政策比较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12，（8）.
7.李军.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定量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9）.
8.薛鹏，王倩.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状况比较研究：1978-2008.统计研究，2009，（11）.
9.刘建勋.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及趋势分析.现代商贸工业，2009，（16）.
10.陈远方，尹华北.浅析收入差距扩大的形成机制.长沙大学学报，2007，（4）.
11.张志强.我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实证研究——基于Logit变换的回归分析.当代财经，2007，（8）.
12.陈金龙，李宝玲.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关系研究.当代经济管理，2007，（6）.
基金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
消费税的基本特点篇10
内容摘要：“十二五”时期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需以扩大消费需求为着力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为此，研究、制定长期的、有利于促进消费的财税政策尤为重要。
关键词：消费税收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投资和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13亿人口大国的消费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过去的五年间，我国政府按照“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的“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的方针，出台了一系列刺激消费的财税政策，消费“短板”在一点点长高。2007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2009年最终消费对GDp的拉动为4.6个百分点，对GDp的贡献率达52.5%。这一贡献率高于2008年的45.7%和2007年的39.4%，也比2000年以来的年均贡献率高出7.8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的拉动力愈发强劲，在“保增长”中，消费成功地打下半壁江山。“十二五”时期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需以扩大消费需求为着力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为此，必须“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影响消费需求的财税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消费需求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国际和国内的数据都表明，居民消费占消费需求的比重大致在80%左右，是消费需求的主体。因此，扩大消费需求应当从促进居民消费入手。从财税角度看，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税收
税收对消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税收的收入效应方面。税收的收入效应是指由于国家征税，使纳税人的收入减少，从而降低商品购买量和消费水平。由此可见，税收与消费呈反方向变动关系，税收通过影响居民收入直接影响消费，因此，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国家可以通过增减税收这种反方向调节机制对消费产生影响。当消费不足时，政府通过实行减税政策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当消费过旺时，政府又可通过增税来减少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降低居民消费支出。为了实现以上调节目标，又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作为自动稳定器的累进税率应担此重任，政府通过设计较为合理的累进级距和税率规模，对居民收入水平可起到调节作用，进而对消费产生影响。另外，由于流转税具有税负转嫁性质，税收负担最终会落在消费者身上，因此，流转税比重的大小对消费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二）收入分配制度
收入分配制度对消费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大小；二是居民收入中财富集中度和收入差距大小两个方面。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消费是收入的函数，短期内人们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即期收入的多少，随着收入的增加，人们的消费也增加，而居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制度和分配政策。在国民收入既定的前提下，政府收入和居民收入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政府收入的比重越大，居民收入所占比重越小，而政府收入并不全部用于消费，有相当一部分要用于投资而影响消费。在我国，从1998-2007年，政府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7.5%上升到24.2%，居民收入所占比重从68.1%下降至57%。收入分配体制的失衡，使得原本应该由普通百姓消费的资金，最终变成了政府的投资。据统计，1996-2006年，我国的投资率从38.8%上升到42.5%，而最终消费率却从59.2%下降到49.9%，远远低于发达国家（80%）和发展中国家（74%）的平均水平。
从财富集中度和收入差距角度看，如果财富过于集中，贫富差距过大，出现“马太效应”，就会造成低收入者虽有消费愿望却无消费能力，高收入者因其消费需求大都得到满足，虽有消费能力但消费愿望降低，由此形成消费不足。我国目前居民储蓄额约25万亿元人民币，但大部分财富集中在少部分人手中。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财富集中度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就基尼系数而言，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由1978年的0.16增加到2008年的0.49，不仅超过国际上0.4的警戒线，也超过世界所有发达国家水平，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抑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导致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不足。
（三）社会保障制度
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健全，对消费有着明显的正相关性。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有利于消除居民的后顾之忧，降低居民的不良风险预期，解除居民为预防意外而进行储蓄的心理压力，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使他们能放心大胆地进行即期消费，从而有利于社会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相反，老百姓只能靠自己增加储蓄来应对有可能出现的“危机”，储蓄增加，即期消费肯定减少。
“十二五”时期扩大消费需求的财税政策改革建议
从以上影响居民消费的财税因素及其作用机理分析看出，促进居民消费除了通过进一步完善我国现行税制，减轻消费者负担；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能力外，还应通过健全社会保障制度，解除居民后顾之忧，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一）降低流转税比重，减轻消费者负担
目前我国税制结构仍以流转税为主，流转税收入占全部税收的比重接近70%。这种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在保障税收稳定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流转税具有转嫁性，所以，在现行税制设计下，表面上看，我国税收大部分由企业交纳，但企业却可以通过税负转嫁的形式将税收转嫁给居民个人。据有关资料显示，企业部门交纳的税款占84.3%，居民部门仅占15.7%。但是在企业交纳的税款中，有87.3%是可以转嫁的间接税。因此，从减轻税负、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的角度考虑，应适当降低流转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具体来说，在间接税的减税方案中，应优先考虑对与人们生活需要密切相关的商品和劳务减税，比如，增值税中对生活必需品可实行3%左右的低税率或免税；进一步调低商业行业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提高增值税(包括营业税)的起征点，以减轻个体工商户的负担，有利于就业和创业。营业税中服务业的税率可降低到3%。进一步优化消费税税率结构，对一般性生活用品以及具有节能、环保特点的产品实行低税率或免税，如取消对排气量在1.0升以下汽车的1%消费税。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取消现在已成为生活必需品的征税，如汽车轮胎、工业酒精、医用酒精等。
（二）实行结构性减税，提高居民消费水平
加快个人所得税改革步伐。将现行的分类所得税改为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模式，费用扣除方法由以个人为标准改为以家庭为标准，并建立扣除标准随物价变动相应调整机制，降低最高边际税率，简并税率级次，完善征管制度。通过税率、扣除标准的调整可体现减税取向，有利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消费能力；税制模式转换和征管制度的完善可保证应收尽收，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作用。改革房产税，将现行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等与房屋有关的税取消，在房屋保有环节开征物业税，促使房价降低，增加住房消费。对首次买房者减免契税，减轻住房消费压力，促进住房消费合理化。开征遗产与赠与税，既可调节收入，又可减少储蓄意愿，有利于提高社会总消费水平。
（三）调整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增加居民收入
进一步规范促进就业的税收优惠政策。现行税收政策存在安置特定人员比例限制，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税收政策的吸引力，不利于鼓励规模较大的企业安置就业弱势群体。另外，现行政策优惠期限的规定使得一些企业为获得实惠而发生短期行为，他们往往在优惠期内按照政策规定安置特定的群体就业，一旦享受优惠期满便将这些人员辞退。因此，可考虑将安置特定人员比例限制和优惠期限废除，直接按安置特定人员人数给予一定的优惠，安置越多，优惠越多；安置时间越长，优惠时间也就越长，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同时还要通过调整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突出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扶持，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降低中小企业税负，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增加就业。鉴于占企业总数99%的中小企业是创造就业的主力，可通过进一步降低小型微利企业所得税税率，扩大对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范围，充分利用加速折旧、放宽费用列支标准、投资抵免、延期纳税，提高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降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等多种形式，有效降低其税负。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劳动力的吸纳能力。近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迅速，2009年在全部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中，第三产业占51.2%，但与发达国家60%-70%的比例有很大差距。因此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促进就业有较大的潜力，应加大税收政策对第三产业的扶持力度，扩大享受税收优惠的政策范围，以便第三产业企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
（四）调节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全社会消费倾向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等方面，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办法是想方设法增加农民收入，这就必须建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效机制。为此，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力度，利用财政、税收、金融等资金分配手段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并加大对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财力支持，尤其是要大力支持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农村居民享受城市居民一样的硬件和软件；缩小行业差距，按照“限高、扩中、保低”的原则，一方面严格控制高收入垄断性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另外，进一步完善并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各地应随物价变动、GDp增长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通过规范的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保障职工合法利益；缩小地区差距，应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增强经济欠发达地区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改善居民收入状况，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尤其是让贫困人口尽快脱贫，促使全社会消费倾向提高。
（五）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消费信心
我国政府经过多年努力，已初步建立起包括城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还存在覆盖面窄，各地标准不一；社会化程度低，保障功能差；管理体制不完善，资金缺口大，立法滞后等问题；农村的养老、医疗等保障问题更是刚刚起步，因此，应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养老保险方面，要继续完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通过改革社保基金筹资模式，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多渠道积累足够的资金，弥补资金缺口，做实个人账户，保障退休人员切身利益；切实实行省级统筹，并争取早日实现全国统筹，促进人员有序流动。医疗保险方面，应当将覆盖面扩大到城镇各类劳动者，按照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通过保险机制，壮大基金力量，切实做到基本医疗保障并逐步提高报销比例。失业保险方面，扩大失业保险覆盖范围，合理确定失业保险待遇标准，改变目前待遇标准偏低的现状，切实保障失业人员及其家属的基本生活，以利于再就业和社会稳定。在农村也应加快推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适当提高农民大病报销比例，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真正形成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良好的社会氛围，让老百姓放心大胆地去消费。
综上所述，通过制定、实施合理有效的财税政策，使消费尽快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持久动力，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有极其重大而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1.程霞珍，潘理权.扩大居民消费的难点、重点与对策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