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改革财务整合方案篇1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全国和全省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精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以改革的精神，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正确处理改革、稳定、发展的关系。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突破农村重点难点，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进程。
二、基本原则
1、坚持统筹协调的原则。要坚持科学的发展观，着眼于统筹发展、加强基层、制度创新，正确处理好改革、稳定、发展的关系，探索农村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的新路子。
2、坚持求真务实的原则。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致力于完善现有改革成果，总结提炼，深化完善，有利于促进农村的稳定，有利于促进农村的发展。
3、坚持创新发展的原则。要坚持与时俱进的理念，致力于突破改革重点难点、有所拓展、有所突破，创新农村工作机制，创新农村发展思路，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
三、重点内容
1、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进一步深化乡镇机构改革；
2、以均衡发展为重点，进一步深化农村教育体制改革；
3、以构建公共财政为重点，进一步深化镇财政体制改革；
4、以构建稳健的财政基础为目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及时化解镇级债务；
5、以推行公益事业“一事一议”办法为重点，进一步深化改革，构筑确保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的农村工作新机制。
四、方法步骤
从10月中旬起到11月中旬，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全镇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具体分三个阶段进行：
㈠准备阶段（10月15日—10月20日）。主要任务是：
1、开好会议。10月中旬，根据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署，开好党政领导班子会议，吃透文件精神，统一思想认识。召开动员大会，全面部署农村综合改革工作。
2、建立组织。建立由党政主要领导挂帅的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具体负责抓好改革工作。
3、调查摸底。抓紧调查涉及改革5个方面内容的现状和存在问题，为制订改革方案作好准备。
4、制订计划。根据全县的总体安排，结合本镇实际，制订好具体的工作计划。
㈡实施阶段（10月21日—11月10日）。主要任务是：
1、研究制定方案。根据县实施方案和配套办法，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改革实施意见。改革实施意见，在经县人事局、财政局、教育局、民政局签字认可后，报县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批（涉及机构改革的“三定”调整方案报县编委审批）。
2、切实组织实施。按照改革方案，抓好各项改革措施的落实，确保完成改革任务。重点是要制订好五方面内容的改革方案：
⑴对镇机构改革方面，进一步明确政府职能，完善机构设置，整合事业单位、合理设置岗位、适度精简人员、理顺条块关系等。按照“精简、统一、效能”原则制订镇机构改革实施意见。
⑵财政体制改革方面：要分析镇财政预决算执行情况，要构建公共财政制度，执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强化财政管理监督，制订镇公共财政管理办法的实施意见。
⑶农村教育体制改革方面：进一步理顺教育管理体制、调整教育网点、优化师资队伍，健全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制订教育体制改革实施意见。
⑷镇债务化解方面：要从实从细理清债务，量力而行落实偿债计划，尽力而为制订好债务化解的措施办法和时间要求。
⑸村级组织运行方面：要从加强党组织领导下的村民自治建设入手，探索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实施办法，构建筹资筹劳的新机制，研究制订服务“三农”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办法和措施。
㈢总结阶段（11月11日—15日）。主要任务是：
1、对照检查。对照全县农村综合改革的要求，查漏补缺，完善提高。接受县农村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对我镇改革任务完成情况的检查验收。
2、搞好总结。写好总结材料，搞好有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归档工作。
五、组织领导
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在县指导组的直接指导和镇党委镇政府的统一
机构改革财务整合方案篇2
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党的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把应对危机作为深化改革的契机，围绕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惠民生，切实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推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的体制机制。
总体要求。把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结合起来，抓住时机消除制约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和影响长远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把加强宏观调控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起来，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提高宏观调控水平，增强经济发展的内在活力；把整体部署与局部试点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中央、地方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改革的新局面；把应对挑战与把握机遇结合起来，统筹出台改革措施的时机、力度和节奏。
二、加快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激发市场投资活力
继续削减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监察部牵头)。结合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探索建立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体制机制(中央编办牵头)。建立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协调配合机制，完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负责)。深入推进投资体制改革，修订出台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最大限度地缩减核准范围、下放核准权限；抓紧研究起草政府投资条例、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进一步规范和优化投资管理程序，提高效率；健全政府投资管理机制，稳步推行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代建制，建立和完善投资项目后评价、重大项目公示和责任追究制度；科学界定政府投资领域和范围，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和带动作用(发展改革委牵头)。
三、深化垄断行业改革，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渠道
加快研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的相关政策，带动社会投资(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铁道部、商务部、电监会负责)。抓紧研究制订铁路体制改革方案，加快推进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铁道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继续深化电信体制改革，制定出台配套监管政策，加快形成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深化邮政体制改革，推动邮政速递物流业务重组改制(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落实国家相关规定，实现广电和电信企业的双向进入，推动“三网融合”取得实质性进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广电总局、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加快推进电网企业主辅分离和农电体制改革(发展改革委、电监会、国资委、能源局、财政部、水利部负责)。制订出台盐业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加快推进市政公用事业改革，扩大城市供水供热供气、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特许经营范围(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负责)。
四、大力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和节能环保体制改革，努力转变发展方式
继续深化电价改革，建立与发电环节适度竞争相适应的上网电价形成机制；推进输配电价改革；调整销售电价分类结构，减少各类用户电价间交叉补贴；适时理顺煤电价格关系；研究制订农村电力普遍服务政策(发展改革委牵头)。推进大用户直接购电和双边交易试点(电监会、发展改革委负责)。完善煤炭成本构成，反映开采、经营过程中的资源、环境和安全成本(财政部牵头)。完善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逐步理顺与可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发展改革委牵头)。加快建立初始水权制度；积极推进水价改革，逐步提高水利工程供非农业用水价格，完善水资源费征收管理体制(水利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负责)。完善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体系和多元化节能环保投入机制；健全高效节能环保产品推广激励制度及落后产能退出机制；研究建立循环经济考核体系(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局负责)。探索建立环境法制、绿色信贷、政绩考核、公众参与等环境保护长效机制(环境保护部牵头)。加快推进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收费制度改革(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环境保护部负责)。加快推进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工作；扩大排污权交易试点范围，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环境保护部、水利部负责)。建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推进矿产资源补偿费制度改革，建立与资源利用水平和环境治理挂钩的浮动费率机制(财政部、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负责)。
五、着力优化产业结构与所有制结构，推动服务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继续推进国有资本结构优化和战略性调整；完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和制度(国资委、财政部负责)。完善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工业和信息化部牵头)。抓紧完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和贷款担保机构等多层次担保体系，建立健全中小企业信用担保风险补偿机制；推进中小企业信用制度和信用担保机构评级制度建设(银监会、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民银行、财政部负责)。继续发展中小企业板市场，稳步发展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继续开展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试点(证监会、发展改革委、人民银行负责)。完善服务业发展规划体系，加快建立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推动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发展改革委牵头)。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服务企业改革(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资委负责)。深化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中央编办、财政部、国管局负责)。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民办非企业单位，培育多元化的服务业市场主体(发展改革委、民政部负责)。
六、加快推进民生领域改革，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
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立灵活多样的就业和创业促进机制，进一步完善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政策措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研究出台关于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发展改革委牵头)。规范国有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制度，合理控制收入分配差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资委负责)。研究制订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的意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负责)。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建设，落实最低工资制度；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继续开展做实个人账户试点，全面推进省级统筹；出台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办法；推进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试点；制订实施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出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指导意见；研究解决农垦职工社会保障问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建立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正常调整机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财政部负责)。健全廉租住房制度，规范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与管理，建立健全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管理体制(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推动林区棚户区房屋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林业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负责)。健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实行严格的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召回、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卫生部、农业部、质检总局、工商总局、食品药品监管局负责)。
七、深化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事业发展
以加强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为突破口，加快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促进科技资源的整合与开放共享，动员广大科技人员深入基层服务企业，大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在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中的重要作用(科技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国资委负责)。研究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教育部牵头)。进一步健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推进义务教育资源配置均等化；完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制定和完善学费和助学贷款代偿政策(财政部、教育部负责)。推进中等职业教育体制改革，建立面向农村地区的免费中等职业教育制度(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负责)。加快建立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就学制度(教育部牵头)。继续深化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体制改革(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负责)。认真组织落实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发展改革委、卫生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负责)。深化体育体制改革，加强体育公共服务，促进体育产业健康发展(体育总局牵头)。
八、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
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着力增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国务院农村综合改革工作小组牵头)。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管理制度改革，研究制订流转管理办法，探索建立统一规范的城乡建设用地市场；深入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严格限定划拨用地范围(国土资源部牵头)。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加强流转管理和服务，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国有农场体制改革(农业部牵头)。加快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完善相关配套政策；积极推进国有林区、国有林场体制改革(林业局牵头)。完善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深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发展改革委、粮食局负责)。完善与化肥、柴油等农资价格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财政部牵头)。加快推进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农业部牵头)。探索建立城乡规划建设一体化管理体制(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探索建立统筹城乡的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牵头)。研究制订放宽中小城市落户条件、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村居民在城市落户的相关政策；推动流动人口服务和管理体制创新(公安部牵头)。
九、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建立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体制
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健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方式改革，逐步建立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规模和比例，加快完善统一规范透明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公共财政职能，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部牵头)。深化预算制度改革，研究起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条例，试行社会保险预算制度，实现政府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有机衔接(财政部、国资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负责)。研究建立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统计报告制度(财政部牵头)。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建税、教育费附加等税收制度；研究推进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制订并择机出台资源税改革方案；加快理顺环境税费制度，研究开征环境税；深化房地产税制改革，研究开征物业税(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
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构建现代金融体系
深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改革；继续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人民银行牵头)。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财政部牵头)。稳步发展各种所有制中小金融企业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推进农村信贷担保机构发展(银监会牵头)。扩大农村有效担保范围，发展农村多种形式担保的信贷产品(人民银行、银监会负责)。出台放贷人条例，积极引导民间融资健康发展(人民银行、法制办负责)。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制度(人民银行、银监会负责)。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银行牵头)。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有利于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和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法规体系；适时推出创业板，推进场外市场建设，完善资本市场功能(证监会牵头)。完善债券市场化发行机制、市场约束与风险分担机制，逐步建立集中统一的债券市场监管规则和标准(证监会、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民银行负责)。深化保险业改革，积极发挥保险保障和融资功能(保监会牵头)。加快股权投资基金制度建设，尽快出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发展改革委牵头)。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和国际合作机制(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机构负责)。
十一、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开放型经济体系
尽快建立服务贸易促进体系，研究制订服务贸易促进条例，制定并实施加快服务外包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建立先进技术、设备和战略性资源进口的协调、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有效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的工作协调机制；积极稳妥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进一步推进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推进边境经济合作区建设；着力推进对外劳务合作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相关立法进程(商务部牵头)。完善国际贸易投资风险防范机制，研究建立国际经济波动对我国经济影响的信息引导和预测预警机制(商务部、发展改革委、海关总署负责)。加快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机制；完善利用外资的管理体制和政策法规，进一步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程序(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法制办负责)。研究制订境外投资条例，进一步简化对外投资管理程序，扩大境外投资备案登记范围，完善信贷、外汇、财税、人员出入境等方面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措施，加快对外投资合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财政部等部门负责)。
十二、积极推进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全国改革提供示范和借鉴
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按照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针对制约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根据统筹城乡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开发开放、促进发展方式转变等发展战略的要求，在行政管理、财政、金融、土地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方面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发展改革委要加强对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健全试点工作协调推进机制，保障改革试点平稳有序推进。各部门要结合自身职能，积极支持和指导改革试点，将有关专项改革试点放在相应试验区先行先试。各地区可结合自身实际，在有效防控风险的前提下，积极开展各类综合和专项改革试点。
机构改革财务整合方案篇3
从1971年的国家计委环境保护办公室，到2008年正式成立环境保护部，37年间中国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的关系也几经调整、震荡。环境保护机构的调整，何尝不是这些变化的一个缩影。
从“三涩部门”到“内阁成员”
步入“十一五”规划的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进入了环境污染事故高发期。资料显示，中国7555个大型重化工业项目中，81%布设在江河水域、人口密集区等环境敏感区域；45%为重大风险源。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接报处置的突发环境事件达到108起。在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如何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与经济的关系，成为升格后的环境保护部的应有之义。
在此次多方关注的大部制改革中，环境保护部的成立是意料之中。在此前流传的多个大部制改革版本中，环境保护部都被首先提及。
早在2006年，王金南就率先提出了成立国家环境保护部的建议。但在当时，这一建议更多的被误读为环保局的“争权”冲动。
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解释，国家环保总局并非喜欢“环境部”这个听起来很大气的称谓，而是中国的确非常需要有一个能综合管理“林木水草土”与环保有关的职能部门，来面对当前环境事故的高发事态。
“此前，国际社会经常抨击中国行政力量薄弱，对环境问题重视也不够，环境部的成立，也可以算是对这种指责的回应。”王金南表示，成立环境保护部，既是国内行政体制改革的需要、国内环境形势的需要，某种程度上看，也表明中国政府治理环境问题的决心，对关系人类命运的环境问题的一种负责任的态度。
即将就任的国家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在接受采访时，曾以一句玩笑表达了环保部门地位的尴尬。“环保嘛，就是宣传起家，收费养家；国内说我们是‘三涩部门’，就是地位苦涩，关系青涩，囊中羞涩。”
对于此次升格，王金南笑称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发言权。“要从‘旁听席’坐到‘发言席’了。”曾参与制定“绿色GDp”、绿色证券、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多项环境经济政策的王金南，对此深有感触。
他告诉记者，环保总局近些年的工作正在从环保末端往前端移动。如“绿色风暴”是通过严厉的惩处机制，在末端对企业形成了高压态势。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等，则从前端卡住了高污染、高耗能企业的资金源头。而过去环境部门对区域规划等宏观问题都没有发言权，只能审查单个项目。这就造成了某些化工项目从个体上看是合格的，但是从整个区域布局上看，环境风险就凸显了出来。
“升格”仅仅是开始
尽管具体的机构调整方案尚未出台，但是不少人士预测，国家环保总局的人员配置将会增强。
曾考察访问过美国联邦环保总局的环保人士马军告诉记者，光美国环保总局在华盛顿的编制就有8000多人，而我国的国家环保局现在只有300余人，即使加上事业单位，也不过3000人。这显然无法适应当前我国的环境工作现状。
“很多电力、化工项目的施工方往往都财大气粗，可以动辄拍出几千万元做一份非常漂亮的可行性方案。而环保系统，别说花钱请专家论证方案，仅完成书面审阅，就要占用很长时间。”马军说，重大项目必须公布环评报告如今已经成为社会共识和法律规定，但由于财力和人力的限制，往往制约了环保部门与地方势力、利益集团的博弈能力。
在中国推进环保项目并进行环境培训的伯尔基金会的喻捷指出，尽管成立了环境保护部，但是相关的职能整合尚未开始，这也会限制今后环境部的工作效率。
对此，王金南也表示，环境保护部的成立只是一个开始。“当前，传统污染防治依然是中国的一个主要问题，发达国家已经基本跨越了这个阶段。所以，社会对环境保护部的职能延伸与完善，也要有充足的耐心。”(杨磊)
55岁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下称国家发改委)又一次被重新定位。
3月15日，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第五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草案，以大部制为核心内容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尘埃落定。
根据方案，国家发改委将进一步转变职能，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集中精力抓好宏观调控。此间观察人士称，发改委瘦身看似削权，实质上拔高了它的位置，使其能超脱于部门利益之外。
瘦身
位于北京市月坛南街的国家发改委有26个司局，1000多工作人员。在国务院组成部门序列中，发改委是一个地位独特的“超级大部”。内设司局包括工业、交通、能源、环境资源、社会发展、外资、贸易、就业等国民经济所有领域，职责范畴则包括国民经济规划、产业和投资政策、体制改革、价格等，并参与财政和货币政策制定。
按照已经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草案)》，国家发改委的工业行业管理、能源行业管理职能将分别划入新组建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此前，发改委工业司主要负责拟订主要工业行业规划和产业政策，还承担盐业行政管理。能源局不仅承担能源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的提出，还实施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电力等能源以及石油储备的管理。
有专家分析认为，由于新组建的交通运输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均与国家发改委职能交叉，发改委交通运输司、就业司等内设机构的职能估计会有一些调整。
在国家发改委的职能中，投资管理、规划和产业政策管理权重很大。这次机构改革方案对此有明确的指向。3月11日，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在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别提及，今后将深化投资体制改革，继续缩小投资审核范围，下放审核权限，简化审核程序；同时，改进规划和产业政策管理，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专项产业政策，除按规定需报国务院审批的外，由地方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在国家规划和政策的指导下分别制定。
“我觉得这个做法很好，实际上，改革并不是削弱了发改委，而是加强了，把它的位置拔高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告诉记者。
早在上世纪末，就有学者提出“国家计委”不应该承担具体项目审批，可以改革成类似日本企划厅的政府组成机构，它高于各部委，专注国家中长期规划的制订。魏加宁认为，如果能解决微观项目审批的问题，国家发改委就能从部门利益中超脱出来，这样去协调宏观调控，也就更名正言顺了。
惯性
过去20年来，国家发改委的调整均与宏观调控一词相关。
国家计划委员会1952年11月成立。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间，这个机构一度被看作“计划经济核心堡垒”。1988年，原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被撤，组建新的国家计委。此时，国家计委被定位为“高层次的宏观管理机构”，“不再承担微观管理和行业管理职能”。在1998年3月的机构改革中，它被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当时的机构改革方案明确的宏观调控部门还包括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财政部和央行。
2003年3月，国家计委更名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名称几经变更，发改委也在寻求职能的转变，而核心目标是完善宏观调控。此次改革，将国家经贸委的行业规划、产业政策、经济运行调节、技术改造投资管理、多种所有制企业的宏观指导、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以及重要工业品、原材料进出口计划等职能，划归发展和改革委。
与此同时，积极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大力减少行政审批和微观管理事务，更好地发挥市场机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作用，也被明确为对发改委的改革要求。
但是也有学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几年，国家发改委强化审批的现象实际上有“回潮”迹象。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对于一些投资项目实行地方政府审批、发改委备案。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些备案类似于变相审批。
按照规定，3000万以上的项目必须报国家发改委批，为了避免在部委走审批程序，有些地方政府就分拆项目，一个一亿元的项目就会被拆分成三个以上。“这里面固然有地方政府逃避监管的责任，但是，我们也得思考思考他们为什么要担着风险去逃避。”上述人士表示。
角色
或许正因为如此，2008年的机构改革，对发改委的再定位，对财政部和央行定位的进一步明晰，目标指向了“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形成科学权威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
在正在进行的大部制改革中，发改委会做哪些调整，将会成为影响大部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这也将决定未来发改委在宏观调控体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3月12日，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草案)亮相的第二天，在分组讨论中，国家发改委成了多位政协委员“炮轰”的对象。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讨论中发言称，“把改革机构放在发改委，是不合适的。发改委本身就是机构改革的龙头，最需要改革的就是它，它去牵头搞机构改革，这个怎么可能呢？”
李金华所说的“改革”是指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中并入发改委的体改委。成立于1980年的体改办后更名为体改委，在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由国务院组成部门改为议事机构。2003年3月，发改委体改司设立，从此，国家计委的名称上多了“改革”二字。
魏加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改革和发展的利益冲突容易导致发展优先、改革滞后的局面。改革往往看起来事情没有那么急，能缓就缓，发展往往非常紧迫，比如就业情况、物价涨跌、经济增长是高了还是低了都是各级领导非常关心的问题，所以很容易因为发展而耽搁改革。
魏加宁告诉记者，在计划经济时期，包括改革开放后第一轮经济过热时的经济调整，宏观调控的主角都是发改委。到了1993年经济过热时，宏观调控的重心就转向央行，当时央行行长由朱基副总理兼任。到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主要以积极财政为主导。
有学者认为，以往发改委正是通过微观手段实现了宏观调控的目的。那么，在微观管理职能剥离后，国家发改委将如何实现宏观调控呢？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指出，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要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税、货币政策，形成更加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可以预见的是，财政部、央行亦将在改革完善预算、税政管理和健全货币政策体系上有新动向。
机构改革财务整合方案篇4
关键词：财务信息化管理水平提升
一、引言
企业财务管理的信息化策略可以分成两方面来看，一是在企业信息化推动过程中的财务管理，二是对于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工作的管理。前者是针对财务管理信息化专案的优化策略，希望能借助这些策略指引出企业在推动财务管理信息化专案上的重要关键点，整合组织中的相关资源，减少及排除专案进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阻碍，以确保专案的圆满完成；后者是针对组织完成财务管理信息化专案后的管理方针，其目标为确保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应用架构能发挥出预期成效，并预防或解决新运营模式所衍生的问题。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的成功关键因素大部分都与信息化专案的优化策略有关，包括高层管理者的亲自参与、建立运营与专案信息服务团队、参考成功的信息化财务管理范例、运用专业顾问的咨询与协助、转型成为整合的数字电子式企业财务模式，而重视专业人才培训与资金管理、加强企业与融资伙伴快速应变体系的信息化应用能力、活用电子银行及改编传统投融资模式等方面，这不仅与专案管理有关，也与财务管理信息化的财务管理有关。
二、制订科学的制度规则
在迈向财务管理信息化的过程中，组织如果无法扬弃已经过时的基本管理制度，通常会走向失败。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不只是一件新兴信息科技应用的平常专案，而是一个工作模式转型的巨大变革工程，它带动组织财务工作发生全面的改变，包括工作方法的革新，以及思考、互动、参与及工作表现的转变。组织内部对这些剧烈变革一时无法适应的情况下，必然会产生公然或私下的抗拒行为，不仅员工如此，不能接受这种新设计理念或架构的主管们也可能有强烈反应；倘若没有有效的优化策略，这种抗拒力量将持续很久，终将导致财务管理信息化专案成功机会的流失。因此，在财务管理信息化的专案管理上，必须运用变革管理方法让所有可能受影响的员工能接受、支持这项企业变革工程，而其最重要的即是充分而有效的沟通与员工的参与。为了让财务管理信息化的新运营模式能成型，组织的管理与评核制度也必须配合运营管理与企业程序的重新设计而调整。
在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的构建过程中，组织中可能有一些执行中的专案，以及一些规划中的新应用系统，同时还能能存在有一些就有的应用结构，在朝财务管理信息化的目标前进的各个中间阶段，如何将这些不同架构进行整合管理，使其一方面能符合当时运营环境的需要，又能逐步接近最终的财务管理信息化目标，便需要财务管理信息化团队发挥专案管理的技巧，其中，技术的整合、时程的协调固然是重要的管理项目，但强而有力的领导更是其成功的关键。因此，在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的专案管理上，首先要审慎的选择领导者，最好是由最高主管或公司中有影响力的高层主管担任，该领导者必须了解财务管理信息化对公司的意义，并亲自参与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的设计。领导者以及组织的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团队，必须设计整个专案的执行管控制度，通过对专案执行的进度、资源、成果等指标的监测，协调及整合专案的进行。
三、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程序
组织的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工作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百分之百的财务管理信息化充其量只是一个理想，或是作为努力的终极目标，其完全实现在技术上纵然没有问题，经济上并不一定具有实际效益，因而重点是如何达成各阶段的设计目标。当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的某项专案顺利完成后，管理其成效使能达成原订目标，甚至创造出更高的效益或新价值，则是另一个重要工作。针对信息化专案的设计目标选择适当的绩效指标及评量机制，分析其投资绩效，将可作为下阶段拟定新的应用专案的参考。新的财务管理信息化应用专案的正式实施，在技术、程序、工作环境、组织及人员关系上都可能与实施前有很大差异，其影响的评析、问题的发现与解决，都必须有适当的管理机制来辅助，才能使这一新专案落实在企业财务运营程序的运作上。财务管理信息化运作的管理机制应就技术的稳定性与可靠性、资料与系统安全、作业程序与绩效、顾客与供应商关系、员工与管理者反应等各个层面，进行例行性的评估，除作为个别专案的管理控制外，也将有助于财务管理信息化的整体规划与推动。
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信息化转型将对组织造成根本的影响，首先是工作程序的革新，其次是组织管理的调整，最后则是部门运营理念的重塑。在信息化专案的执行当中，最基本的革新是由信息科技应用所带来的作业改编，其影响主要在于财务工作程序及营运制度的变化。组织部门底层的转变也必须在组织管理上有所配合，因而需要调整原有的组织管理机制。组织管理的调整是新运营模式的另一个重点，其影响主要在于组织财务部门结构、管理制度、人力资源等的变化，因为财务管理信息化的流程与工作方式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所以现有的组织结构、沟通协调机制、绩效评核办法、员工管理制度等都需要重新设计，才能激励及引导组织的所有成员在新架构之下协同努力，达成财务管理信息化的运营目标。在设计财务管理信息化的整个架构之处，其推动策略是根据组织的运营理念与价值而展开，而在公司开始逐步转型为财务管理信息化时，现有的运营理念与价值也会收到冲击，包括运营理念、运营价值、管理哲学、公司文化等因而都需要重新塑造，以应对财务管理信息化的运营环境，设定财务管理信息化的公司目标与策略。
四、结束语
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的优化策略应就上述几个层面分别加以研究制订，建立财务管理信息化的运营理念与价值、组织与管理制度、工作程序，经由三个层面间的引导与互动，在组织内构建一个推动企业财务管理信息化的良好环境，有效整合各个应用系统的运作来实现财务管理信息化的目标。
参考文献：
机构改革财务整合方案篇5
一、科研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科研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坚持“统一政策、配套改革、分类定位、以人为本”的原则，妥善处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力求改革、发展、稳定相协调，通过机制创新和政策扶持，引导科研机构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条件的新机制。
（二）改革目标。
科研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将政府投资建立的应用开发类科研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实行市场化运作。公益类和准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创新机制，建立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成为我市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三）基本思路。
1．对科研事业单位进行分类定位
本次改革对科研事业单位进行分类定位，按照不同类别实施改革。按照承担的公益性研究和公共服务性质的不同，将市属科研事业单位划分为公益类、准公益类和应用开发类3种类型：
提供基础性或共性技术研究与服务、无法得到相应经济回报的科研事业单位，定位为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
从事社会公益为主的科学研究、技术咨询与服务活动，可通过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方式获得一定发展资金的科研事业单位，定位为准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
以市场为导向，可通过市场规律配置资源并获得利益的科研事业单位，定位为应用开发类科研事业单位。
2．改革思路
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应用开发类科研事业单位改为企业，条件具备的同步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产权多元化的科技型企业；公益类和准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在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上取得新的突破，建立起职责明确、评价科学、管理规范、优胜劣汰的现代科研院所制度，成为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财政对科研事业单位的拨款和补助逐步由人员经费转向项目经费，科研机构主要通过申请承担政府的科技项目计划和研究开发任务等方式获取政府的资金支持。
二、科研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内容
（一）公益类和准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的改革。
1．重新核定编制。市编办会同市科技信息局，对定位为公益类和准公益类的科研事业单位，按照其所承担的公益性研究和公共服务任务，重新核定编制，确定科研、管理、技术支撑、科研辅助等各类岗位的合理比例。
2．市财政对科研事业单位的拨款和补助逐步由人员经费为主转向以项目经费为主。对承担政府指定公益性研究及服务项目的准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市财政给予补助或按照其承担的公益性项目给予资助。科研事业单位主要通过申请承担政府的科技项目计划和研究开发任务等方式获取政府的资金支持。
3．实行事业单位职员管理制度和雇员管理制度。公益类和准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完成事业单位人事制度配套改革后，按照《*市事业单位职员管理办法（试行）》（*市人民政府令第137号）和《*市机关事业单位雇员管理试行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133号）的规定，职员的职位分类、职员聘用、职员聘任、工资福利、考核奖惩、教育培训和社会保障等，实行事业单位职员管理制度；雇员的分类和配置、工资和社会保障、考核和职业发展，实行雇员管理制度。
在公益类和准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人事制度配套改革期间，按照市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市事业单位人事制度配套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办发〔*〕13号）的规定，符合条件的原在编人员过渡为职（雇）员或进行分流安置。
4．实行以课题为导向的分配制度和奖励制度。根据市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市事业单位人事制度配套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办发〔*〕13号）的规定，公益类和准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可根据核定的工资总额，在职位分类和职位设置的基础上，结合科研特点，实行以课题为导向的分配制度和奖励制度。
5．探索实行理事会决策、监事会监督、院（所）长负责的管理体制。理事会成员由主管部门代表、本单位代表、行业专家代表、有关出资方代表组成，面向社会公开选聘和推荐院（所）长，审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和财务收支计划，监督业务和管理活动的合法性。院（所）长为法人代表，负责科研任务和日常管理工作，执行理事会决议，对理事会负责。政府主管部门通过参加理事会，对政府投资的科研机构进行间接管理。
6．对科研事业单位实行动态管理。市科技信息局、市编办、市财政局和市审计局对公益类和准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实行动态管理，每两年进行一次运行绩效评估，每四年筛选一次。凡无研究开发任务、无研究开发成果或专利、无转化效益的科研事业单位，整改后仍不合格的，不再列入公益类或准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序列。
（二）应用开发类科研事业单位的改革。
1．应用开发类科研事业单位由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通过相应的扶持政策，逐步过渡到完全市场化运作，成为以技术创新为特点的科技企业。
2．具备条件的应用开发类科研事业单位，同步实施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多元化的产权制度。根据国家和广东省有关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可引入社会资本参与科研事业单位的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具有成熟市场运作经验的投资主体的参与，激活改企转制的科研机构，成为新型的科技创新企业。
3．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的科研单位，改企后属国有控股企业的，由市国资委纳入国有企业管理体系。科研机构改企后国有资产在30%及以下的，同时制定产权制度改革方案，市财政局、市国资委分阶段负责落实相关政策，改企和转制一并完成。
三、科研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配套政策
（一）保留名称。
根据国务院《关于“九五”期间深化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39号）和省政府《印发广东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51号）精神，科研机构由事业法人转变为企业法人，进行企业登记并领取企业法人执照的，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原则上可继续保留其名称。
（二）税收。
科研事业单位改企转制后，经市科技信息局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享受*市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三）国有资产和财政基数划转的基准日。
科研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国有资产和财政基数划转按照市科技信息局、市国资委、市监察局、市人事局《关于我市科研机构改革国有资产处置若干问题的通知》（深科信〔*〕235号）确定的*年11月30日为基准日。
（四）产权多元化。
科研事业单位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务院体改办等部门《关于深化转制科研机构产权制度改革若干意见的通知》（〔*〕9号）的规定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改企转制的单位，国有产权可全部或部分以协议或通过拍卖的方式实行有偿转让，吸收社会资本、个人资本和外商资本等多种资本投资入股或受让股权，实现产权多元化。
（五）土地资产处置。
改企转制单位的土地资产，按照市政府《批转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局市国有资产管理办公室关于我市国有企业改制中土地资产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深府〔*〕98号）规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处置。
根据国家财政部、科技部、劳动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转制科研机构有关问题的通知》（财教〔*〕68号），经市国土房产局批准，其土地可评估作价以国有股本金的方式注入改企转制后的单位。
（六）奖励。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科技强省的决定〉的实施意见》（深发〔*〕7号）精神，整建制改企转制的单位，在划归市国资委管理以前，可从国有净资产中划出不超过40%的额度，其收益权按照贡献大小奖励给员工。
（七）净资产处置。
根据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建设科技强省的决定》（粤发〔*〕12号），科研事业单位改企转制前形成的不良资产，经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评估和审计，报市财政局批准，可从净资产中核销。
改企转制为国有股份在30%及以下的单位，可从净资产中提取职工安置费，对解除劳动关系的人员进行经济补偿。净资产经评估不足以提取职工安置费的，撤销该科研事业单位，人员由该科研事业单位主管部门按照市委办公厅《*市事业单位人事制度配套改革实施方案》（深办发〔*〕13号）的规定进行分流安置。
（八）离退休人员的养老待遇。
科研事业单位改企转制人员的养老保险待遇按我市事业单位改革养老保险政策执行。
（九）人员分流安置。
改企转制单位的原在编人员，实行企业员工制度管理，不实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管理。
在科研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期间，其原在编人员因提前退休、因病或工伤提前退休或退职、辞职辞退，按照市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市事业单位人事制度配套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办发〔*〕13号）的规定进行分流安置。
（十）经济适用房分配。
改企转制单位*年12月31日前原在编人员，符合市政府《关于印发*市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分配货币化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深府〔*〕104号）规定购买全成本微利房条件的未购房职工，保留其购买最后一批定向发售给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经济适用房的资格。
（十一）财政补贴。
参照省政府《印发广东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粤府〔*〕51号），对应用开发类科研机构逐年减拨事业费，市财政以补贴的方式，对原属财政拨款的改企转制单位给予3年扶持。3年的补贴额，分别按*年度该单位年度部门预算数的75%、50%、25%的比例拨付。补贴款项拨至改企转制单位的原主管部门，用于项目资助，不得用于发放工资福利。
（十二）土地使用费、土地年租金优惠。
根据国家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财税字〔*〕273号），改企转制单位按土地处置方案可维持自用（含划拨）性质的房地产，经市国土房产局批准，免缴5年的土地使用费。改企转制单位租赁国有土地的，经市国土房产局批准，免缴5年的土地年租金。
（十三）相关权益的承继。
市属科研事业单位改企转制后，除国家另有规定外，承继原单位的各类特许经营权、资质、执照、证书。改企转制单位应按相关规定办理保留延续手续。
四、科研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组织领导
（一）调整市科研事业单位机构改革领导小组。
为确保科研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顺利进行，根据市领导分工和机构变动，调整市科研事业单位机构改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负责科研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组织协调和指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科技信息局，负责科研事业单位机构改革的日常工作。
各科研事业单位原行政主管部门是对所属科研事业单位实施改革的责任单位，负责制定本部门所属科研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实施方案，负责改革科研事业单位的资产管理、人员安置等相关工作。
（二）制定具体的改革实施方案。
公益类和准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机构改革，应由原行政主管部门上报具体的改革实施方案，经市科研事业单位机构改革领导小组批准后组织实施。公益类和准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具体的改革实施方案应包括人员情况（人员编制、职位分类、职位设置、原在编人员的过渡、分流安置等）、资产情况（*年11月30日资产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情况及相关明细表等）、改革后的业务发展规划。
应用开发类科研事业单位改企转制的，应由该科研事业单位提出具体的改革实施方案，报原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经市科研事业单位机构改革领导小组批准后实施。应用开发类科研事业单位具体的改企转制实施方案应包括人员分流安置意见、资产处置意见（*年11月30日资产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情况及相关明细表、资产评估报告书、净资产处置意见、不良资产核销意见、土地资产处置意见等）以及改革后的业务发展规划。
（三）落实改革配套政策。
科技、机构编制、人事、财政、国土、国有资产、劳动和社会保障、工商、税务等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政策统一、配套改革的要求，贯彻落实本意见确定的各项政策。
1．市科技信息局负责审定科研事业单位的公益性研究和公共服务任务，为科研事业单位分类定位和核定编制提供依据；
2．市编办负责核定公益类和准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编制；
3．市人事局负责审定公益类和准公益类科研事业单位原在编人员向职员或雇员过渡、分流安置方案；
4．市财政局牵头组织市属科研事业单位的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和清理债权债务，负责批准改企转制单位的资产处置方案；
5．市国土房产局牵头，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配合，审批土地资产处置方案；
6．市国资委负责科研事业单位改企后的产权制度改革，并行使国有资产或国有股权出资人职能；
7．市工商局按规定对改企转制单位进行企业法人登记；
8．市地税局按规定对改企转制单位从事技术开发、技术转让业务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所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四）资金保障。
机构改革财务整合方案篇6
9月8日,深圳市政府机构改革的“三定”方案公布,标志着作为深圳综合配套改革重中之重的行政体制改革,已阶段性完成。
早在5月26日,深圳即公布了《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下称《综改方案》),宣布开启深圳市在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的新一轮改革。各项改革的计划时间表清楚地显示,政府机构改革将作为头炮被打响。
随着“大部制”改革自上而下启动,这份由国务院批复的《综改方案》,也明确提出深圳将“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在政府机构设置中率先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这是深圳特区历史上第八次机构改革,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时隔五年被重提的“行政权三分”,这一结构设计被视为真正富有实效的“大部制”改革的基础。在概念上,“行政权三分”也从五年前的局部试验性提法,转变成中央、省、市三级政府的共识。
所谓“行政权三分”,是将政府职能部门分为相互制约并相互协调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三大部门;而“大部制”,是指把政府相同及相近的职能进行整合,归入一个部门管理,其他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形成“宽职能,大部门”的政府组织结构和体制机制。
“大部制”与“行政权三分”,可谓互为表里。围绕“行政权三分”推进的“大部制”机构改革,成为各界对试图重塑“改革先锋”形象的深圳殷切的盼望。
7月31日,深圳市正式公布《深圳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下称《政府改革方案》),9月8日,推出落实细节的“三定”方案。三成的政府机构部门被精简,三成的行政审批被撤销和调整,此次改革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力度上,都较此前历次机构改革大为提高。
然而,在浮光掠影式地提及“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协调的原则之外,监督部门未获单列,“行政权三分”终未落实。
原本相辅相成同时进行的两项改革,最终推开时却形单影只。再次避开“行政权三分”后,深圳的“大部制”机构改革是否还能具有鲜明的先锋意义,有待时间考验。
精简与调整
根据《政府改革方案》,深圳市此次机构改革共减少机构15个,精简幅度约三分之一。精简后的政府部门按照职能分别被命名为“委”“局”“办”,形成7个委、18个局、6个办的“大部门”格局。
深圳市政府原直属机构中,除公安局、教育局、民政局、司法局、审计局、口岸办、台办共七个机构暂不作调整,其他工作部门、直属机构等都纳入了调整规范。改革后,政府共设置31个工作部门(个别机构暂缓调整),大大低于中央规定大城市为40个左右的机构限额。
9月8日公布的“三定”方案,则对政府机构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等内容进行进一步确定。其中,机构设置在减少15个的基础上,又将其内设、下设及派出机构减少151个,其中,副局级5个,处级90个。副局级、处级机构的精简比例为31%。
在机构设置的加减法之外,“三定”方案对部门内部及部门间的职责关系进行了调整。一些长期存在的职责交叉问题,在此次改革中明确地做了规定。
以发改部门和产业主管部门的分工为例。改革前的发改部门既管宏观,又负责具体的产业管理,与产业主管部门一直存在交叉扯皮。此次改革,则强化了新成立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称发改委)统筹全市宏观经济面的职责,而将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如拟订有关专业规划和政策、粮食行业行政管理及重要物资储备的组织实施等职责,划给相关行业主管部门。
新成立的交通运输委员会则将对城市道路进行统筹建设,特区内外交通建设的标准也实行一体化,减少管理层级。而在以前,特区内及光明新区由原市交通局垂直管理,特区外则由辖区政府管理。城市道路由城管部门负责建设,特区外公路建设主体除市交通部门,还有区政府、区公路局、工务署及街道、村等,出现多头建设状况,管理混乱。
此外,根据“三定”方案的要求,深圳市政府将减去一部分“不该管的事”,以集中力量处理“未管理到位的事”。
改革后的深圳31个政府机构,共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194项,占深圳市现有623项的31%。取消和调整的审批事项,主要是根据行政审批事项所依据上位法层次较低、发生频率不高、不宜由政府直接承担的审批事项;或者部门整合后审批事项可合并、调整为其他管理方式等情况。
例如,发改委取消了产业政策确认、循环经济示范项目审批、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项目配套资金审批等五项行政审批事项,并将借用外国政府贷款初审、年度重大项目计划确认等九项行政审批事项调整为一般服务事项。
市场监管局则取消了“三来一补”项目设立登记、农贸市场改造升级经费补助、知识产权优势企业认定及资助等九项行政审批事项,并将核发酒类生产许可证(初审)等四项行政审批事项调整为一般服务事项。
深圳市编办主任王敏表示,“三定”方案具有法律效力,部门必须执行。已取消的事项,部门还在审批的话,行政相对人可以打官司。
除了部分行政审批事项的取消和调整,原先政府部门承担的一些评比表彰、统计考核、宣传培训、办展办会等事务性职责也被取消和调整。
“行政权三分”缺失
此次机构改革预计在10月1日前基本完成。8月5日,深圳人大常委会会议便任命16个改革后政府部门的正职领导;次日,又公布了60名干部的任命和职务变动;至9月8日公布“三定”方案,改革宣告阶段性完成。
此番进程显示出迅捷的“深圳速度”,以及前所未有的力度。但是,就权力结构而言,与“行政权三分”的设想有别,《政府改革方案》将决策部门与执行部门做了一定划分,但惟独未见监督部门的单独设置。
根据《政府改革方案》,“委”主要承担政策制定、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部门;“局”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办”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使行政管理的职能。
可见,“委”和“局”除了分管决策和执行,均包含一定程度的监督任务。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是该方案起草人之一,他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决策和执行的分离是《政府改革方案》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按照行政三分思路设计的改革举措。”
但目前决策和执行部门内包含的监督权限,是一种职能监督,是对本部门职能边界内的事务的监管和指导。这与“行政权三分”中的监督部门并不相同,后者是具有监察性质的监督――这显然偏离了方案起草之初的设想。
马敬仁在今年5月底《综改方案》刚公布时曾介绍说,深圳市即将推出的机构改革,将设立决策、执行、监督三大部门,其定位不完全平等,其中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将处于同等级别,均受高一级别的监督部门的监督。
此外,监督的方式也将改变,一方面,新的制度将实行垂直制、派出制的方式来监管,有别于过去的同级监督制;另一方面,新的制度要求凡是由政府财政拨款的单位,将全部被纳入监管范围。这将意味着,之前在监督范围以外的事业单位也将被纳入监管的范围之内。
按照设想,为了一改目前行政体制下决策层和执行层上下级的关系,使其真正享受同一级别,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将签署绩效合同,各自分别对本年度内的工作安排做出承诺,由监督部门年末统一监察和评估。
最终的改革方案不仅未提高监督部门的级别,甚至未单独设立,“行政权三分”也化为泡影。
前车之鉴
其实,“行政权三分”在深圳并不是一个新的探索,也不是第一次夭折。
“行政三分制”方案最早提出于2003年。当时这一方案的构想是,对一些政府部门进行撤并和调整,以大行业、大系统的方式设立决策部门,负责制定政府的法规、政策、办法,并就每个决策部门关联的业务设若干个执行局。决策权在决策局,执行权、审批权在执行局;决策局只管决策,而执行局则是单一的执行。
此外,单独设立监督部门,监察局、审计局地位相对独立,部门首长直接对市长负责。
但是,2004年3月,这次改革的官方文件,即《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在16次易稿之后,终于公布,最终没有提及“行政权三分”。
“当时改革的时机还不成熟。”2003年曾参与深圳“行政三分制”方案设计的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杜钢建表示,当年“大部制”改革在中央和省级层面尚未铺开,在中央层面,仅有中央编制办一个部门在推进机构改革,中央政府对“行政权三分”也没有透彻的认识,只是认为深圳“应该做点什么”。
在深圳政府各部门之间也存在激烈的意见分歧。杜钢建向记者描述了当时表决的情形:一些部门负责人提出,“从来没听说一个部门只决策不执行,这样是根本无法开展工作的”。因此,最初方案中提出的决策部门和执行部门分离独立运作,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时过境迁。“行政权三分”的最初构思,后来已与中国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上的政策导向不谋而合。
2008年2月27日,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规范机构设置,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启动了从中央至地方的“大部制”改革进程。
此次深圳机构改革,其实亦是一次“大部制”改革。但在实践中,深圳仍选择较为稳妥平衡的方式,避免步伐过大。
从9月8日公布的“三定”方案来看,政府机构总编制并没有实质性的减少。领导职数减少394名;其中,局级减少56名,处级减少139名,科级减少199名。编制减少492名,其中,公务员编制减少356名。
在部分部门编制减少的同时,另一些部门编制适度增加;其中正处级机构增加11名,处级领导职数增加43名,公务员编制增加77名。总体测算后,人员编制略有减少,变化不大。
这一安排有其客观需求。
深圳市编办在回复深圳市人大代表欧阳泉的一份《关于提高政府执行力的建议》的报告时指出,深圳市行政编制自1995年后就未作大调整,现有行政编制与需求相比长期存在较大缺口。编办表示,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向上级机构申请增加编制,还将通过机构改革来实现。
另一方面,深圳市编办主任王敏也向《财经》记者坦承,编制未有大的变动,是为了保证改革能够平稳推进。
对于相关人员的分流,深圳市主要采取三个途径来解决。一是人员随职能划转,即部门负责专项事务的人要随该事务走;其次,各部门编制有增有减,编制增加的部门可以适当吸收一部分分流人员,削峰填谷;其余富余人员则进行内部安排,在一段时间内自然消化。
在较高级别的领导职位上,机构改革的过渡性特点更为明显。
从政府新部门的任命来看,局级层面上“一正多副”情况普遍,甚至有些部门副职配备超过十人。对此,王敏表示,中央在短时间内允许超职数安排,因为“此次部门整合力度非常大,领导职数少了,在位官员多出了一些”,改革要平稳推进,必须合理解决这个问题。
王敏说,这一安排可以使整合后的部门分工更加精细。“以前一个领导管三五个机构,现在一个领导可以只管一个机构,分工更细。”
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王敏表示,在相对期限内,职数一定要消化到“一级领导职数配备二至五名,特殊情况超一名”这个规定的数目。
“大部制”突破之艰
人事问题上的小心翼翼,不免令深圳在行政改革领域的突破打上折扣。作为第一批赴深圳“拓荒”的干部,深圳市原政协副主席周长瑚向《财经》记者表示,深圳市目前还没有遇到一些明显阻碍发展的问题,因此,改革的方向不易把握,改革的动力也不足。
周长瑚认为,改革要遵循“观念改革到机制改革,再到体制改革”这样的过程。“没有机制改革,只进行体制改革,将来在执行过程中又会发现机制上的不健全,要么重新修改方案,要么改革停滞不前。”
事实上,中央和地方各级的“大部制”改革文件,无不指明“大部制”改革的路径,将是首先进行政府部门职能、机制的变革。而在实践中,自2008年3月国务院实行机构改革以来,各地包括广东省,均亦步亦趋在地方层面推行“大部制”改革,但流于“上行下效的应景之作”。
在改革空间上,作为中国改革前沿的深圳,亦难有“破格之举”。
在7月31日《政府改革方案》公布后,参与方案制定的马敬仁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对于“行政权三分”再度被回避颇感无奈。他告诉记者,监督部门之所以不能单独设立,主因在于国家现有体制的束缚。
“监督体制作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地方监督部门要服从上级政府的垂直领导。”马敬仁说,中央在《综改方案》中明确赋予深圳市先行先试的权利,但是地方政府仍无法挣脱整体上的体制限制。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钟坚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地方改革要做到彻底,必须要从中央层面开始自上而下的改革,否则地方改革必将沦为空谈。
对此,周长瑚指出,历史上深圳数次改革都是“半步走”。在机构调整和改革中,如果深圳步伐过大,可能出现各部门垂直管理线条的断裂,政令上传下达也将受到影响,难获支持。
他进一步指出,目前的“大部制”改革尚有些急于求成。成熟的“大部制”是在公民社会和社会组织建立并且健全背景下的产物。“大部制”关键在于政府事务的剥离。而现在深圳市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组织,因此目前的改革并未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剥离出去的事务如何承接并确保运转顺畅等。
“改革的次序不对。”周长瑚指出,目前应在机构改革的同时,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并使其真正发挥作用,以推动和巩固改革成效。
机构改革财务整合方案篇7
一、**省**案件的简要通报
**年12月24日，**市财政局国库收付中心职工**盗窃特设专户拨款凭证及银行预留印件，分两次将580万元财政专户资金转入私人账户，随后分多次从武汉、荆州等地将款项取走后潜逃。案发后，**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紧急部署相关事宜。一是组织市检察及公安机关争分夺秒全力破案；二是迅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财政资金管理清查，对全市财政系统管理的现有账户和资金进行一次全方位、拉网式的清理检查，认真核对账务，确保资金管理不掉链节、账户管理不留死角，堵塞财政资金管理上的一切漏洞。
迫于财政系统开展的资金清查压力，**市张金镇财政所零户统管中心出纳陈某向当地检察机关自首。又曝出了张金镇财政所3名职工挪用170万元零户统管资金案件，在**省乃至全国财政系统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关注。财政部、**省领导对此非常重视，责成**省财政厅认真进行分析、检查和整改。分析**案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不彻底。由于传统体制的惯性以及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一些市县的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操作也不尽规范，改革中采取和保留了一些过渡性办法。一是会计集中核算转轨不彻底，与国库集中支付双轨运行。在预算单位财务收支管理上，财政部门集单位会计与出纳为一身，削弱了预算单位作为预算执行主体、财务管理主体和会计核算的地位，致使预算单位内部会计与出纳的牵制机制全面消失。二是财政专项资金沿用财政专户管理的办法，没有纳入国库集中支付统一管理。各种财政专项资金分别设户、分散管理、独立运行，并采用传统的实拨方式拨付资金，导致资金拨付管理链过短，增加了资金运行风险。**市财政局国库收付中心**和张金镇财政所3名职工，选择财政专户资金和财政代管的单位资金作案，正是利用了财政资金管理制度上的漏洞。
（二）财政资金运行机制不健全。在改革过程中，由于新老制度并存，各种资金管理方式不一，基层财政部门在机构设置、账户管理、资金拨付等方面都很不规范。一是国库机构设置不合理。部分市县国库科（股）、国库收付中心分开设置、各自独立运行，造成资金管理链条和流水作业程序被人为分割，业务管理机构不能有效行使对业务执行机构的管理和监督。部分国库收付中心实质上仍为会计核算中心，本应由预算单位承担的资金风险转为财政部门承担。二是财政专户管理不规范。从**年度财政专户年审情况看，市县仍然存在专户过多、重复设置、管理分散的问题。**市财政局开设的各类财政资金账户多达40几个，而且分属国库科、国库收付中心、非税局、国资中心等不同的科室管理，没有做到“集中管理、分账核算、统一调度”，资金监管存在着“盲区”。三是实拨资金拨付程序不严谨、管理脱节。财政专户资金、集中核算资金、零户统管资金等大多采用实拨方式，拨付流程比较简单，而且拨款凭证的生成和传递主要依靠手工操作，缺少网络平台支持，在预算单位、财政内部相关科室、银行之间无法形成程序规范、管理严格、监督制衡、公开透明的运行机制。**市两起案件都是当事人绕过规定审批程序作案，资金被挪用和盗取后单位也未及时发现，这说明实拨资金方式在运行机制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三）内控管理制度不落实。**市两起案件的发生，暴露了基层财政部门内部管理上的薄弱。一是岗位设置不健全。一些市县财政国库机构和乡镇财政所由于人员配备不足，在内部管理上存在一人多岗、岗位交叉的现象，致使一些非常重要的制度如隔手制管理、定期对账等无法落实，一些需要相互牵制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权限集中在个别人员手中，给资金安全留下巨大隐患。二是印鉴和票据管理不严格。少数单位未对支付印鉴实行分人分印管理，而是一人保管全套支付印鉴，印鉴存放也缺乏必要的安全措施；一些地方未将财政支付凭证作为重要空白凭证加以管理，保管、领用和核销制度不严格，出库后随意摆放，管理漏洞较大。三是稽核和对账制度未落实。一些地方未按制度规定设置内部稽核岗位，对账工作不及时、不认真、流于形式，造成问题发生后长期不能发现。综观**两起案件的作案手法，其手段并不高明，但正是内部管理制度的失控，使得作案由一路红灯变为一路绿灯。如果印鉴、票据、稽核、对账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管理到位，问题就不会这么容易发生。
（四）国库集中支付管理风险不可忽视。国库集中支付虽然程序规范、方便快捷，但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一是财政部门对财政直接支付申请（资金用途、收款人、收款账户）的真实性和合理性难以核实，存在预算单位虚假套取财政资金的风险。二是财政授权支付给预算单位违规操纵财政资金留下了空间，一些单位频繁大额提现，甚至违规向老账户划转资金，逃避财政管理和监督。三是国库集中支付依赖于系统管理和操作，一旦系统安全出现问题，后果将十分严重。目前，基层财政部门受资金投入和人员素质的限制，在网络环境、硬件配置和运行维护等方面都比较欠缺。一些地方重建设轻维护、重硬件轻软件、重使用轻管理，系统运行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
二、财政部会议的主要精神
财政部党组对财政资金安全工作一直高度重视，****案发生以来，谢部长、廖副部长、张通部长助理几次作出重要批示，多次要求有关司局认真查找原因，堵塞漏洞。部内有关司局行动迅速，派出工作小组赴**实地调查，掌握了案件的第一手资料，同时查找出**案暴露的财政资金安全管理方面的问题和漏洞。
2月19日上午，财政部召集**、北京、辽宁、黑龙江、**、广东、四川、**等八个省市的财政厅分管厅长、纪检组长、国库处处长、监察室主任，召开了部分省市财政资金安全管理工作座谈会。会上，**省财政厅先介绍了**市财政专户资金被窃案的情况、查摆的原因以及整改措施，与会代表讨论了《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财政资金安全管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财政部部长助理张通主持会议，纪检组长贺邦靖同志做了重要讲话。
就地方财政资金安全管理问题，贺组长提出两点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财政资金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案的发生，值得各级财政部门认真进行反思：一是有些地方财政资金安全意识淡薄，由此导致内部管理松懈；二是制度存在缺失，执行不到位。财政专户开设过多，专项资金没有全部纳入国库集中支付范围。财政与银行、预算单位之间的定期对账制度、相互制约机制和纠错机制都不太健全，漏洞较大；三是市、县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还不彻底，一些市县在推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时，还存在认识不到位、紧迫感不足、畏难犹豫等问题，没有很好地落实改革的有关要求；四是管理制度实施操作过程中存在漏洞，在财政资金管理的重点环节，如管人、管账、管电脑密码、管保险柜等方面，都有很多漏洞，存在有制度不严格执行等问题。
（二）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全面加强财政资金安全管理工作。
1、扎扎实实开展好财政资金安全检查工作。财政部决定组织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开展一次财政资金安全检查工作，国库司、驻部监察局和监督检查局将组织专门检查组，对地方财政部门检查和整改情况进行抽查。
2、进一步健全完善财政资金安全管理制度。特别是要对会计、出纳、审核岗位分设，印鉴、票据分开使用管理，财政部门与银行之间的权、责、利关系等关键环节和风险点，以及专项资金管理进行重点规范。
3、全面深化和完善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一是改革尽快实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2009年省、市两级所有预算单位都要实施改革，2010年前力争将改革覆盖到所有市县的所有预算单位和所有财政性资金，暂不具备条件的，也要在2012年前完成改革任务；二是抓紧做好会计集中核算向国库集中收付制度的转轨或衔接工作。不能再采取将资金实拨到核算中心账户沉淀形成“第二国库”的做法。条件比较好或具备条件的地方，应当按照规范化的要求，抓紧做好转轨工作；全面转轨条件尚不具备的地方，先将会计核算中心的实有资金账户改为零余额账户，将国库集中支付做起来，力争2012年前所有市县都实现改革和转轨；三是要全面推动国库管理机构和国库收付执行机构之间的职能和业务流程整合，按照财政资金支付的“流水线”设岗作业，建立起科学、高效、安全的财政资金支付流程，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四是要建立健全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对财政资金支付业务实现实时动态监控，充分发挥动态监控的威慑作用。
4、狠抓财政总预算会计队伍建设。各地要在财政总预算会计编制、人员和岗位配置上，采取一些硬措施，确保满足资金安全管理对机构、人员编制和人员素质的基本要求。
5、加强财政部门内部的协同配合。在财政资金安全管理内部管理制度上，各有关司局要全力配合。比如在财政资金专户管理上，要加大清理、归并和撤销力度，严格控制开设新的财政专户，列出具体时间表，尽快将财政资金专户统一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由财政国库部门统一管理。部内各有关司局发文，凡涉及新设财政资金专户的，必须商国库司同意。
三、财政部关于开展地方财政资金安全检查工作的要求
座谈会后，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开展地方财政资金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财库200918号），决定于3月至5月，在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内部开展地方财政资金安全检查工作。
检查内容包括十个方面：组织领导、财政资金专户管理、印鉴和票据管理、制度建设和内控管理、岗位设置和人员配备、资金收付管理、账务处理、对账管理、银行管理、信息系统管理。
检查方式：由财政部统一部署，由省级财政部门具体组织实施，检查方式以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自查为主，上级财政部门抽查为辅。财政部将于2009年5月中下旬组织对地方财政部门检查工作的抽查，省级财政部门也要组织对下级财政部门检查工作的抽查。
四、布置我省的财政资金安全大检查工作
我省的财政资金安全大检查工作分为自查和抽查两个阶段。检查方式以各级财政部门自查为主，上级财政部门抽查为辅。
（一）时间安排：
1、4月10日之前，省、市、县、乡各级财政部门完成本部门的自查和整改工作。
2、4月20日之前，县级财政部门完成对本级及所有乡级财政部门自查和整改工作的检查，并将本地区的自查和整改报告报送市级财政部门。
3、4月30日之前，市级财政部门完成对本级及所有县级财政部门自查和整改工作的检查，并对乡级财政部门的自查和整改工作进行抽查，并将本地区的自查和整改报告报送省级财政部门。
4、5月20日之前，省级财政部门完成对本级及所有市级财政部门自查和整改工作的检查，并对县级财政部门的自查和整改工作进行抽查，并将全省的自查和整改报告报送财政部。
省财政厅将成立6个检查小组，其中1个小组负责对省本级进行检查，5个小组负责对市级财政部门进行检查，并对部分县级财政部门的安全检查情况进行抽查。
（二）具体要求
1、切实加强领导，分级落实责任。全省各级财政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财政资金安全检查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市、县财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作为本部门安全检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要对本部门的自查和整改工作质量负全责。各市、县财政部门要参照省上的模式，成立财政资金安全检查工作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部署、分级负责，确保安全检查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2、细化检查方案，逐条逐项落实。各级财政部门要参照省上的安全检查工作实施方案，按照《财政部关于开展地方财政资金安全检查工作的通知》10个方面的检查内容，制定出详细的对本级自查和对下级检查的实施方案，10个方面共计51条自查内容要逐条落实，一条内容都不能少，所有涉及此次检查内容的科（处）室和单位都要参加自查，一个单位也不能缺。尤其要对资金收付管理的关键环节和风险点进行重点检查；被检查的科（处）室和单位，要密切配合检查组工作，不允许以任何理由逃避检查。
3、边自查边整改，务求取得实效。各级财政部门要结合自查出的问题，边查边改，抓紧研究提出加强财政资金安全管理的整改措施，根据检查情况，制定和完善相关管理办法。对自查出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上级财政部门报告，应当移交司法机关的，要及时依法移交、依法处理。已经立案的，无论案情大小，都要向上级财政部门报告，最后由省财政厅统一上报财政部。上级财政部门对下级财政部门进行重点抽查时，要调阅相关自查工作底稿，以及单位内部的相关制度规定，逐项逐环节进行复核，确保下级财政部门自查和整改到位。限期整改的部门，要在规定期限内进行整改。对检查不彻底或仍然存在管理漏洞的，省上将采取通报批评和视情节追究责任等措施予以严肃处理。
机构改革财务整合方案篇8
一、“两制结合”的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积极将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与会计集中核算制度相结合，落实好中央、省厅对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改革要求的同时，又体现出我市的特色。在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框架内，最大限度地保留会计集中核算制度的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各取所长。
（二）总体目标：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建立以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为主体，集中核算、间接监管为补充的财政收支管理体系,形成预算编制、预算执行、预算监督三职分离，又协调配合、相互约束、相互促进的内控规范，使之成为加强财政资金监管、从源头上防腐倡廉，提高效益的新型运行机制。
二、“两制结合”的主要原则
1、“明确目标，分步实施”。以建立规范的国库集中收付模式为目标，充分利用会计集中核算形成的管理平台，优化资源，整合平台，积极稳妥，分步过渡，结合实际妥善处理好结合过程中的机构调整、人员安排、业务衔接等工作。
2、“单一账户、日终清零”。对所有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的各项财政性收支都按规范的程序运作，并于每日终了及时与人民银行进行清算，保证零余额账户的余额日终为零。
3、“提高效率、方便用款”。在保持预算单位资金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科学设置支付程序，简化手续，合理安排人员分工，提高工作效率，方便单位用款。
4、“强化监督、确保安全”。增强财务收支活动的透明度，加强会计监督，强化内部控制机制，使收入缴库和支出拨付的整个过程都得到有效的监控。并按照“金财工程”建设的总体规划，加大信息系统建设力度，为推行“两制”有效结合提供技术保障，确保资金安全。
三、纳入改革的单位范围
实现部门预算改革及已实行集中核算的预算单位。
四、改革的主要内容
在前期国库集中支付试点的基础之上，结合我市当前财政工作特点和实际，进一步深化“两制结合”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机构整合
机构更名
在单位原有人员编制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将“市会计委派管理中心”、“市财政国库支付中心”，按省厅统一要求，合并更名为“市财政国库集中收付核算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以统一名称对外开展和联系工作。
职能整合
将会计委派管理中心原有的集中核算、审核、监督职能与国库集中支付职能予以有效整合，在业务上实现无缝衔接，并相应调整各科室职能。以“前台收付、后台核算”为主要模式，实现三个有效结合：国库支付和集中核算有效结合，集中监管与间接监管有效结合，直接支付和授权支付有效结合。为强化国库收付职能和财政监督管理打造一个全新的平台。
科室设置
在原已批复设立的行政核算科、事业核算科、管理科、综合科与按照《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市市本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确定设立的审核科、支付科、会计科基础上，另根据工作需要，拟增设信息科。
整合后的科室职责
1、审核科：主要负责指标及用款计划核对工作；负责受理各单位原始凭证、拨款单，依据相关法律、制度、规定等审核原始凭证、拨款单、报账单等工作。
2、支付科:主要负责管理市财政零余额账户，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和特设专户及总资金账户；管理预算单位的预留印鉴；根据审核科审核后的原始单据，办理支付业务。
3、会计科:主要负责资金总账户的资金出入登记和“中心”总预算会计、津贴补贴专户资金核算及账户管理工作；负责财政资金的对账工作；协助国库科做好财政资金收支测算、统计工作。
4、行政核算科、事业核算科:主要负责对纳入财政国库集中收付改革并实行集中核算的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工作；负责对纳入国库集中支付改革未进行集中核算单位的财政授权资金的追踪问效及按照文纳入间接监管的二级预算单位的财务管理工作。
5、管理科:主要负责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万元以上维修、工程项目决算审核、重点工程监管、公务用车修理现场鉴证和结算价格审核工作。
6、信息科:主要负责计算机网络建设、系统维护和数据备份工作；负责搜集各类规章制度；组织业务部门对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难点问题，研究制定有效措施办法、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对“中心”各类财务信息统计汇总、加工处理，为财政制定合理支出定额和细化编制部门预算提供可靠依据。
7、综合科：主要负责“中心”内部党务、政务、财务、事务及对外综合协调工作。
（二）按照《市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国库集中收付程序。
第一、“两制接合”后纳入国库集中收付改革单位账户设置情况
在改革初期实行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及市财政国库收付核算中心总资金账户、过渡账户并存。
建立市级国库单一账户体系：
按照《市市本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的要求，清理预算单位的所有账户，将改革后财政性资金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运作，同时财政局在人行景市中心支行开设国库单一账户，在商业银行开设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财政零余额账户、清算备用金账户、特殊性专项账户、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等。
对暂未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的账户管理:
1、已纳入集中核算的单位,由市财政国库收付核算中心统一开设总账户，取消各单位银行账号，在总账户下为各单位统一开设分账户，预留单位印鉴，实行单一账户集中支付、统一结算的管理制度;
2、非集中核算单位,暂保留单位原来账号,作为过渡账户，以核算原账户结余资金及往来款项、非财政性资金。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相应取消各类过渡性账户，预算单位的所有资金将全部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管理。收入直接缴入国库或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支出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直接支付到商品和劳务供应者或用款单位。逐步实现由国库单一账户管理所有政府性资金的收支，并通过在国有商业银行的“财政零余额账户”处理日常支付和清算业务。
第二、支付系统指标管理程序。部门预算中的基本支出由市财政局预算科直接导入支付系统。因其他原因需要调整的基本支出指标、部门预算中的项目支出指标及年度执行中的调整指标，由市财政厅相关业务科室根据部门预算草案和支出调整情况进行指标细化，并导入支付系统。纳入预算的行政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指标、预算外资金指标由业务科根据部门预算草案和单位收入缴库情况进行指标细化，并导入支付系统。国库科依据批准的部门预算,将分部门、分基层单位、分预算内外、分类、款（项）的预算指标，在扣除现行拨款方式指标后，传送“中心”审核科作为其控制支付的依据。
第三、用款计划管理程序。由基层预算单位录入用款计划，报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后，由财政局国库科初审、终审后下达。“中心”审核科依据批复的财政直接、授权支付季度分月用款计划，作为办理财政直接支付和下达授权支付额度的依据。
第四、支付拨付程序：
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资金拨付程序
1、财政直接支付程序：
预算单位按照批复的部门预算和资金使用计划，向市财政国库收付核算中心提出支付申请，经“中心”审核科审核无误后，到“中心”支付科办理直接支付。由“中心”支付科向银行发出支付令，然后通过银行清算系统与国库单一账户或非税收入财政国库专户进行清算。
2、财政授权支付程序：
预算单位按照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和分月用款计划，向财政国库科申请授权支付的月度用款额度，经批准后，预算单位在月度用款限额内向银行开出支付令，银行通过预算单位零余额账户将财政资金支付到收款人，并与国库单一账户、预算外资金财政专户清算。
财政直接支付和财政授权支付的结算，主要通过转账方式进行。预算单位需要现金支付时，可按照有关现金管理的规定，从“单位零余额账户”提取现金。
3、特设专户的支付。根据支出类型，按相关程序办理预算外资金的支付，逐步比照上述程序实施。
对实行集中核算，在“中心”开设分户管理的资金拨付程序：
支出经“中心”审核并加盖“中心”印鉴后，单位到银行办理相关结算手续。
对不实行集中核算，其在保留账户上的资金拨付程序，仍按单位原来模式运行。
（三）“中心”对财政支出的管理模式：
1、支付方式的确定：
（1）财政直接支付：对预算单位的工资支出、大宗物品与服务采购、大型修缮、大中型基本建设投资项目等购买支出和转移支付支出，实行财政直接支付方式，通过转账方式进行。
（2）财政授权支付：对未实行财政直接支付的购买支出和零星支出（含在规定限额内允许预算单位提取的现金）实行财政授权支付。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财政授权支付可逐步取消，全部采用财政直接支付方式，其中单位的零星小额开支，则实行“备用金”核算制，由“中心“根据各单位的情况，核定备用金额度，单位在额度范围内，自行开支，按规定予以报销。
2、审核权限的确定：
（1）对纳入国库集中收付改革且实行集中核算的单位，直接支付和授权支付单据全部纳入“中心”审核。
（2）对纳入国库集中收付改革但不实行集中核算的单位，直接支付审核仍由“中心”审核科审核；授权支付除工程造价、公务用车参照景会管[2006]6号、景财办[2005]7号文由“中心”审核外，其余支出由单位自行审核。“中心”将借助国库集中支付系统中的查询功能，构建“监控—核查—反馈”的动态监控机制，并对其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完整性、合理性进行实时监控，加大对单位财务监管与服务，保障财政资金的规范运行。
3、“中心”业务操作主要模式。
业务操作以“前台收付、后台核算”为主要形式。
前台收付—对财政资金的收付业务，通过国库集中收付网络平台进行集中收缴和支付。收入按规定的缴库方式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支出按审核无误后的原始票据、合同文件等，将资金直接支付到收款人或用款单位账户。
后台核算－财政资金在前台收付完毕后，由后台核算部门进行会计集中核算。后台核算部门按照“集中管理、分户核算”的模式，编制记账凭证和会计报表。
（四）纳入“两制结合”改革单位的会计档案管理。
应预算单位及审计、监察、税务等部门对行政、事业单位查账的要求，也由于“中心”办公用房紧张，历年滚存的会计档案难以存放等一系列问题，决定对纳入集中核算的单位历年会计档案退回原单位管理。考虑会计核算的特点与会计期间的年度性，对当年会计资料仍由“中心”统一保管，会计年度满三个月后退回单位保管。各预算单位应严格按照《会计档案管理办法》的要求做好会计档案管理工作。
五、配套改革措施
为尽快在我市全面建立以国库集中收付制度为主体，集中核算、间接监管为补充的财政收支管理体系。各部门、各单位要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和“两制结合”改革部署下，密切配合，积极落实各项配套措施，确保改革的顺利实施。
（一）进一步推进预算编制改革。
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学合理地反映各类财政收支活动。全面推行部门预算制度，细化预算编制，逐步使所有财政资金的支付建立在明晰的预算基础上，为顺利实施财政国库管理制度创造条件。
（二）修订、完善配套制度和办法。
首先制定《市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资金支付管理办法》、《市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会计核算暂行办法》、《市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资金银行支付清算办法》、《档案移交管理办法》、《财务间接监管管理办法》等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和管理办法，保障各项业务的顺利开展；第二对支出标准滞后于现实的情况，结合我市经济状况，制定相应对策与办法。对一些不宜行文的，通过制定内部参考规定，统一工作规范。
（三）加强对行政事业单位银行账户、财政资金专户管理。
首先按照“收支两条线”管理的规定，结合银行账户年检，搞好预算单位银行账户的清理和撤并，建立健全预算单位银行开户财政审批和备案制度；第二要按照《财政部关于加强和规范财政资金专户管理的通知》(财办[2006]12号)的要求，加强财政资金专户的国库统一集中管理，各类财政资金专户的开设，需经同级财政国库部门核准后办理，凡未按规定程序开设的财政资金专户，一律撤销；第三按照同类专户归并原则，对属同一性质或相似性质的资金专户予以合并，进行分账核算。逐步实现财政资金专户的“集中管理、分账核算、统一调度”。
（四）建立健全财政管理信息系统。
围绕“金财工程”大平台建设和“两制结合”改革的总体目标，建立完善以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会计核算等为核心的财政综合业务应用系统，推进现有系统整合，实现资源共享；建成覆盖各级财政和相关部门的信息网络系统，联接财、税、库、行相关部门和全部预算单位。为加强财政监督、提高资金拨付效率，推进财政改革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五）加强监督制约机制。
财政部门要加强对预算单位资金使用的监督，认真审核预算单位资金使用计划和资金使用申请及其资金使用的真实性、完整性、合理性；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和内部制约机制等一整套内部管理制度，严格责任分工、加强监督约束。要按规定配备会计人员，不能出现违规兼岗的情况；规范资金流转程序，资金拨付、账务处理、印鉴管理、资金调度等，一切按章办事，讲求程序。通过建立和完善科学合理的监督制约机制，确保财政资金安全。
六、改革的实施步骤
两种制度结合改革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为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必须采取“以点带面、自上而下、积极稳妥、分步实施”方法进行。具体步骤：
（一）成立“两制结合”改革组织领导小组。为加强对“两制结合”改革的领导，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成立由刘朝阳任组长，舒超英、章志昌、万金华、陈庆宁、吴黎明为副组长，国库科及相关业务科室科长、“中心”正、副主任、信息中心主任为成员的市“两制结合”改革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雷希如任办公室主任。各部门按照有关规定积极支持，主动配合，认真、及时地解决好改革过程中的各种问题，确保我市“两制结合”改革圆满成功。
（二）制定实施方案及相关办法，报市委、市政府批准。
（三）国库集中收付工作进一步扩面，由原来的民政、计生委两个系统增加8个系统，推行财政国库集中收付，具体名单：市委、市政府、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市供销社、市规划局、市农业局。明年拟扩面50%，二零一零年争取全面铺开。
机构改革财务整合方案篇9
酝酿了15年之久的《国有资产法》草案，近日又通过了一轮审议。
2008年6月2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对国有资产法草案进行了第二次审议，将原来的《国有资产法（草案）》名称改为《企业国有资产法（草案）》（下称《草案》），并对2007年底审议的草案一审稿进行了修改，不过基本延续了草案一审稿的思路。
由于《草案》对一些体制性根本问题没有给出答案，比如对金融国资的监管定义模糊，对国资委定位未进一步明确，对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的界限仍没有厘清，因此，在业内大多数人士看来，《草案》是一个对国资管理现实的妥协版本，缺乏对国资改革起到进一步推动作用。
“《国有资产法》不可能一步到位，我们是客观反映现状，只能通过阶段性实践逐步完善，争取年内出台。”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一位人士向《财经》记者表示。
国资委定位悬搁
在《草案》一审稿中，最具争议的内容当属第十条，“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授权的其他有关部门、机构（以下称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按照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对于国资监管体制的这一界定，在一定程度上与国资委行使出资人职责的既有框架有所偏离。
按照现有格局，对于国资监管，除了国资委，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烟草局等都负有部分国资监管职能。经营性国有资产，仅仅在中央层面，除了国资委监管的150家央企，还有众多金融类国企和各个部委下属的近5000多家国企，广泛分布在铁路、邮政、农垦、烟草、教育、文化、科技等系统。
在对《草案》一审稿征求各方意见时，有声音称，按照国务院的现行规定和改革的实际做法，目前绝大多数非金融类企业的国家出资企业，都是由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统一履行出资人职责，只有少数行业的国家出资人企业，是由政府授权其他部门、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这一改革在实践中已取得较好效果，因此上述提法应做适当修改。
在这一背景下，二审稿《草案》中，上述规定修改为两款：“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和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设立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授权，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授权其他部门、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对国家出资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二款）
据了解，对于后者，参加二审的委员们仍存在颇多看法，认为这明显不符合政企分开的改革要求，这样的结果是将现实中并不符合改革要求的一些过渡性措施从法律上加以肯定和迁就，会使政企不分有了合法的依据。其症结在于，应对国资委的定位进一步明确。
事实上，关于国资委的定位问题一直有三种观点：其一是国资委仅作为代表国务院的出资人，即只负责经营活动；其二是国资委仅定位为行政部门，即监管人；还有一种观点是，同时拥有出资人和监管人的双重角色。
“原本期待国资法对国资委有一个法律定位，现在看仍然是一个妥协的立场，没有解决部门‘打架’的问题。”国资委一位人士表示。
在他看来，本次审议的结果是中性的，而国资法的本质问题在于政企、政资分开的方向是否坚持，政企、政资分开到何种程度。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人士对此回应称，“改革还在实践探索中，等实践成熟才可以下结论；国资委作为国务院的特设机构，是事业法人、企业法人还是机关法人？这一定位的明确，是国务院的职权，现在的《草案》是给改革留有空间，不可能天衣无缝，但也不否认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方向，由国资委管人、管事、管资产。”
金融国资依旧模糊
根据2007年底的一审草案，《国有资产法》仅适用于经营性国有资产，即国家对企业的出资和由此形成的权益。而多位审议《草案》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则认为，作为规范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和经营的基本法律，《国有资产法》应该适用于经营性、行政事业性及资源性国有资产，应该是个“大国有资产法”。前述概念被认为涉及的调整范围过于狭窄，涵盖面很小，是个“小国有资产法”。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经同财政经济委员会和国务院法制办、国资委研究认为，此次《草案》主要是针对维护企业国有资产权益、保障国有资产安全、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作出的规定，目前企业国有资产的概念已广为使用，将该法名称定为“企业国有资产法”更为恰当。同时将《草案》对于企业国有资产的定义相应修改为，“本法所称企业国有资产，是指国家对企业各种形式的出资所形成的权益。”
“这一定义事实上已将国有金融企业囊括其中，否则调整范围太窄。”前述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人士向《财经》记者指出。
尽管如此，二审稿中并没有具体规定金融国资的监管问题，仅作出框架性规定，“金融企业国有资产的管理与监督，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谁是中国金融国有资产的出资人？这是一个越来越难回避的问题。截至2007年末，中央级金融类企业国有资本总额1.2万亿元，占全部实收资本的80％以上，管理的资产总额已逾40万亿元。
在业内人士看来，金融国资监管体制一直处于模糊地带。目前已公布现有相关证券、期货、商业银行、基金等金融类企业法律法规，均未明确对金融国资的监管，而对这部分金融国资的管理职能，实际上仍分散在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人民银行、发改委等政府的不同部门，仍是“九龙治水”的局面。
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晓霞曾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中强调，财政部并未被明确赋予完整的国有金融资产的出资人职责。根据中编办文件精神，财政部对国有金融资产的管理主要体现在基础管理方面，即对金融类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资产评估、资产转让、清产核资等。
“金融国资的监管职能实践中是由财政部在管，管理得是否到位，由国务院裁定。”前述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人士表示。而是否最终应由财政部履行这一职能，尚停留在各个层面的争议之中。
《草案》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人大财经委法案室主任朱少平向《财经》记者表示，《国资法》的初衷，是延续2003年国务院颁布的《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下称《条例》）的原则。“对一些争议较大、含义不清的具体问题，宜由国务院拍板确定，法律中不作具体规定。”
“《国资法》应该是对《条例》的完善和补充，更加适应现阶段改革，但现状是《条例》有的它也有，《条例》没有的都回避了，这对实际工作没有推动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对此不无遗憾，“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还未到位的情况下，对深化体制改革可能会有约束作用，对地方国资改革可能阻力很大。”
机构改革财务整合方案篇10
一、现代企业制度与企业财务决策机制
在明确提出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改革的目标之前，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先后经历了企业基金制度、利润留成和盈亏包干制度、两步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等几个阶段，它们的共同缺陷在于都是在传统国有产权构架不变的前提下让渡一部分经营权，而不是企业财产权结构的重组和产权制度的创新，即改革未深入触及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产权制度。实践证明，这些改革要么难以实现“两权”真正分开，企业经营自主权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无法有效地激励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要么是企业所有者的所有权虚置，难以形成有效地监督、约束经营者的机制，使“内部人控制”现象失控，所有者权益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经过多年漫长艰难的改革探索，我们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其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公开，管理科学”。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关键就是对企业的产权制度进行改革。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两权分离”是财产权结构的一次重大调整和创新，是原来完整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结构的裂变，即裂变为两个方面的权利：一个是财产终级所有权，一个法人财产权。从而使产权主体由原来单一的原始产权主体变为原始的出资者和企业法人两个对等的法律主体。对国有企业来说，“两权分离”意味着在明确企业中的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国家的前提下，使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以后，应该如何安排财产所有权？如何将支配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在所有者、经营者之间划分与界定？如何使各种主体各使其职、各负其责、各得其益，从而一方面保障所有者的权益，另一方面又有效地激励和约束拥有财产实际支配使用权的经营者？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企业制度或现代企业治理结构，其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企业控制权的配置和行使；对董事会、经理和职工的监控以及对他们工作绩效的评价；激励机制的设计和推行（1）。
在现代企业制度涉及的三个方面问题中，不同的控制权配置方式决定了不同的决策机制，它取决于对财产终级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权利的具体安排。在现实的公司中，这种制度安排或决策机制表现为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人员和监事会之间的权力的分配和相互制衡的关系，构成了所谓的公司或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这种机制既表现为诸如《公司法》之类的通用的法律机制，也表现为公司章程、内部管理制度等各个公司相互不同的内部经营管理机制。激励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的设计和运行则是建立在一定的决策机制基础上的，没有一定的决策机制，任何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都将是空中楼阁。
目前，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许多人只是提建立健全企业的激励机制和监督与约束机制，而忽视了建立健全企业的决策机制这一前提。我们认为，这种提法值得研究。从本质上看，对企业高层经理人员控制权的激励约束机制首先是一种动态调整职业企业家控制权的决策机制，决策的内容是是否授予控制权、授予谁和授权后如何制约，决策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高层经理的产生、高层经理的努力程度和行为。激励机制和监督与约束机制则是从这种决策机制中派生出来的，不能认为只要建立健全了激励机制和监督与约束机制，决策机制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事实上，决策机制是企业制度中最基本的内容，激励机制和监督与约束机制则是为了使决策机制更为有效地发挥作用而建立的。
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一样，国有企业财务机制的改革，也不外乎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和财务监督约束机制三方面的改革内容。便对于年薪制、经营者持股计划、股票期权、会计委派制、财务总监制度等财务激励、财务监督约束机制已让我们耳熟能详，唯独对于国有企业应当如何进行财务决策的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这种状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有企业财务机制的建设和改革。因此，对国有企业财务决策机制进行研究和改革，不仅是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国有企业财务机制的必经之路，而且对于深化国有企业财务机制的改革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财务决策机制的影响因素
任何决策都会有外部性，财务决策也不例外。财务决策机制不仅会直接影响财务决策的效率，而且会对企业各种财务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或财务关系）产生影响。既然财务决策机制对各种财务主体的利益关系会产生影响，那么，各种财务主体对财务决策机制的安排就不会无动于衷，他们会为此而展开充分的博弈，从而达成一种关于财务决策机制的契约。因此，影响财务机制的因素不外乎两大方面，一是财务环境，它包括涉及多少财务主体、这些财务主体的既得利益关系怎样、这些主体参与决策的机会成本以及他们所在的企业文化和其他非正式制度环境因素等。二是各财务主体的谈判力。这里的谈判力可以理解为财务主体拥有的财务和知识。杨瑞龙、周业安指出，在缔结合约过程中的当事人是地位平等的，其行为是自愿的，但法律并不规定当事人谈判力必须平等，它造成了谈判过程中当事人之间的外在差异，而这一外在差异又会制约当事人的策略选择。具体来看，影响财务决策机制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务主体的类别、结构及层级关系
不同的财务主体有着不同的经济利益要求，因此，他们要求实现的财务目标是不一样的。决策目标不同意味着不同财务主体的决策评价标准不同，因此，财务主体的类别越多，不同类别财务主体的财务目标之间的差异越大，为在他们之间达成财务契约而需要的财务决策机制就会越复杂。
另外，每一个企业，不同类别的财务主体之间结合的具体方式可能有所不同，因而导致不同的企业具有不同组织结构和层级结构。虽然这种不同的组织结构和层次结构是企业过去财务决策机制的产物，但却是企业财务决策机制创新的基础。因此，每个企业在制订其财务决策机制时都必须考虑本企业组织结构和层级结构的现状，切忌不顾自己的实际情况，照搬其他企业的做法。
不同的组织和层次结构对财务决策机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财务契约的内容和获取签订契约所需信息的方式及成本来影响财务决策机制。例如，对于职工占多数的董事会，其财务决策内容会更多地偏向涉及职工利益的决策事项。同样，高层经营者可能拥有战略决策方面的信息优势，而一个基层的财务主体就不具备这种优势。从提高决策效率和正确性的角度来看，好的决策机制应该是决策权配置与决策信息分配最大对应的机制。
2.企业文化
企业财务决策机制与文化也有密切的联系。文化中内容权力的分配以及人们的权力观念，这种权力观念直接影响企业财务决策机制的建立。一般情况是，在追求权利平等分配的小权力距文化背景下的国家，企业整体财务控制权集中而内部财务控制权安排较为分散，如英美国家等：而在权利不平等分配的大权力距文化背景下的国家，企业整体财务控制权分散而内部财务控制权安排较为集中，如日本、德国等。文化对财务决策机制的影响还体现在决策风格（是群体参与还是个人专断）以及决策者愿意承担的风险程度等方面。
中国企业由于受大权力距的传统家庭文化的影响，企业整体财务控制权较为分散，外部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政府分享了较多的企业财务决策与控制权，在国有企业中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李心合，2000）。与此同时，中国企业内部财务控制权的安排却是高度集中的，不仅在未进行公司制改造的企业中是这样，而且在公司制企业中这种现象也非常普遍。虽然大多数公司制企业都按公司法的要求建立了法人治理结构，但这种法人治理结构与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还有较大差距。“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存在，使得公司制企业的内部财务决策与控制权呈现出向经营管理者集中的倾向，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董事兼任副总经理等做法更加剧了这种财务决策机制的集权程度。
3.财务环境
财务环境是另一个影响财务决策机制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财务决策的程序、方法和决策信息的传递程序有直接的影响。
财务环境有一般财务环境和具体财务环境之分。具体财务环境对企业财务目标的实现有直接的影响，因此在财务决策中必须给予特别重视。每个财务主体的财务管理都是一个与具体财务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储存的系统，而且要随时关注其一般财务环境的潜在作用。良好的财务决策机制对财务环境的变化应当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为此，必须具备迅速捕捉企业财务环境变化信息的能力，并能对这些信息正确地进行分析和判断，以及时调整企业的财务决策。
三、财务决策机制构造的基本方法
虽然对不同的决策问题，其财务决策机制的具体构造也会不同，但是任何一种决策机制实质上都是解决三个问题：（1）决策主体是谁？即由谁，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来作出决策。决策主体就是解决财务决策主体之间的配置问题。（2）决策客体是什么？即对特定的财务主体来说，其分工决策的具体决策问题是什么？是负责重大决策？还是负责一般决策？是负责一项决策还是全部？还是只负责该项决策的一部分？事实上，这是财务决策责任在财务主体之间的分配问题。前两个方面往往是结合在一起进行考虑的，解决的财务决策的分工问题。（3）如何决策？即在什么时候、以什么作为依据、采用什么方法进行决策。这实质上是财务决策的程序问题。
1.财务决策分工的基本方法
概括地看，以谁作为某项财务决策的决策主体，好像非常简单，当然是财务主体。但实际并非如此简单。一方面是由于每一个财务决策其实对所有财务主体的利益都会产生影响，只是影响的程度不同而已，但我们不可能让所有的财务主体直接参与每一项财务决策，因为那样的话，财务决策机制将会极其复杂，运行成本极其高昂，实际无法做到。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既然不可能让所有财务主体参与，那么问题就变成选择一类或几类财务主体作为特定决策的决策主体，但如何从众多的财务主体中作出选择正是难点所在。
一般来说，应当选择那些受该项决策的影响最大的财务主体充当决策主，因为这样的决策权配置能够使其外部性降低到最低限度，财务决策好坏的后果主要由决策者自己承担，因此，这种机制也是最大限度地实现权力、责任和利益关系在财务主体之间对应的机制。由于其产生的外部性较少，因此，其他财务主体对其进行激励和监督的动机和意义都不大，而对作为决策主体的财务主体来说，对自己进行激励和监督更无必要，因此，这种安排使财务激励和监督的成本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在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的企业中所有者自己做经营决策就属于这种情况。
但是，财务决策是一项高度复杂的工作，需要决策者有充分的能力和知识作后盾。在特定财务决策中其利益受到影响最大的财务主体不一定是最拥有适合该项决策所需能力和知识的主体，因此，把决策权分配给这样的财务主体对他们自身利益的保障来说并非是最好的的选择。可能存在的更好的选择是：把决策权交给另一个或一些在特定财务决策中利益受到影响不大的财务主体，甚至是根本不受影响的外部人士，只要他们拥有更多适合该项决策所需能力和知识。而那些受影响最大的财务主体为了减少财务决策外部性可能对其造成的损失，只需加大激励和监督的力度即可。这样一来，对这些受影响很大的财务主体来说，可以减少决策成本，而且带来比自己进行决策更大的利益，代价只是付出必要的激励和监督成本即可。只要付出的激励和监督成本不超过所增加的决策利益和减少的决策成本这和，这种决策权安排就是有效的，因而是可行的。现代企业中普遍采取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形式，日常经营决策的权力授予给具有专业经营才能的企业家，而所有者只以企业家的经营决策进行必要的激励和监督，不再直接参与日常决策，就是上述决策分工安排的典范。
因此，财务决策分工的安排应当在以下两种方案中进行权衡：（1）由那些受该项决策影响最大的财务主体充当；（2）由那些虽然受该项决策影响不大但却拥有更多适合该项决策所需能力和知识的财务主体甚至根本不受影响的外部人士充当。权衡的标准主要是准确性、经济性和及时性。
2.财务决策程序构造的基本方法
财务决策程序的构造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决策分工问题。只不过与前面探讨的决策分工有所不同，前面探讨的决策分工主要是决策事项在不同类别的财务主体之间的分配问题，而决策程序的构造则更多地是探讨同一决策事项的信息收集、方案拟定、方案评价和最终抉择等工作如何在同一类的财务主体之间进行分配的问题。虽然分工的内容有所不同，但是考虑问题的基本方法仍然是一样的。在财务决策程序的设计中，要特别重视信息收集和传递问题。信息的准确性、及时性直接决定了财务决策机制的准确性和及时性，信息取得的难易程度又是影响财务决策成本高低的重要因素。把最终决策权配置到最接近信息源的地方，显然是提高准确性和及时性、减少信息传递损耗和延误、降低决策成本的理想选择，这也是近年来失去组织管理体制变革的重要力量。
四、国有企业财务决策机制的构建
（一）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层次问题
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属于国家，而由谁来代表国家具体行使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并代表国家行使出资者的权力恰恰是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最为棘手的问题。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从宏观上决策了国家作为所有者对国有企业管理的方式和层次，因此在构造国有企业财务机制时必须充分考虑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特点和要求。
针对我国国有企业数量众多的特点，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探索，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初步形成了“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格局。国家和地方政府都设置了相应的机构专司国有资本金的管理工作（2）。这些专司国有资本金管理的机构代表了国家出资者的最高层次。在此基础上，按国有资本投资管理体制设立中央和地方各级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经营公司、国有控股公司等国有资本投资主体，由国有资本管理机构授权具体行使对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管理职能，国有企业（包括国有独资企业、国有资本控股企业和国有资本参股企业）则依法享有独立的法人财产和自主经营权。
上述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表明，在作为终级所有者的国家和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之间存在着层层委托和的关系，委托一的链条长、层次多是国有企业管理的特点。与此相适应，国有企业财务管理也必然是多层次的，至少包括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国有资本投资主体和国有企业三个层面。在这三个层面的财务管理中，控股公司等国有资本投资主体处于特殊地位，一方面，其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者，是国有企业所有者财务的主体，要行使所有者财务管理的职能，其管理的对象是授权范围内每一个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并对其实行“一对一”的微观管理，其财务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与相应的国有企业直接相关；另一方面，它又是以国有资本管理机构为主体的所有者财务中的客体，尽管目前控股公司等国有资本投资主体的资本金100%来源于国有资本管理机构，但控股公司出于资本运营的需要，也可以发行债券、对外借款、对所属企业提供担保甚至发行股票等财务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控股公司所能运营的资金就不限于国有资本管理机构所投入的资本，而是其拥有法人财产权的全部资金。控股公司对这些资金的直接管理形成了以控股公司经营为财务主体的经营者财务，它与以国有资本管理机构为财务主体的所有者财务是不可等同看待的，前者属于经营者财务的范畴，而后者则属于所有者财务的范畴。
由此可见，准确地说，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至少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其中国家作为终极所有者对控股公司等国有资本投资主体的财务管理和这些国有资本投资主体根据授权以“出资者”身份对国有企业的财务管理都属于所有者财务，国有资本投资主体的经营者对其资本运营活动的财务管理和国有企业经营者所从事的财务管理则同属于经营者财务。对于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各个不同层次，都需要设计相适应的财务决策机制。
（二）国有控股公司层次财务决策机制的构建
1.构建国有控股公司层次财务决策机制的特殊性
国有控股公司作为国有资本管理机构授权的国有资本运营机构，对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本依法自主经营，以实现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和高效运营，保障国有资本的安全增值。作为一个特殊的法人实体，国有控股公司大多采取国有独资公司的组织形式，一般不设股东会，而是建立由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组成的公司领导体制。在经营内容上，国有控股公司主要是通过对外投资、联营合资、买卖股权、企业租赁以及对下属企业的合并、分立、资产重组等资本运营活动实现国有资本的优化配置，而所有这些决策对一般企业来说都属于重大财务决策，关系到企业的长期发展，理所应当由出资者来最终定夺。但对国有控股公司来说，这些决策又构成了其日常经营管理的主要内容，如果所有这些决策都要交由国有资本管理机构作出，则设立国有控股公司作为中间出资人就没有多大的意义了。设立国有控股公司的目的和其所处的特殊地位，要求国有控股公司对所属国有企业来说必须是一个真正的投资者，切实履行出资者的权力，要在所属企业的重大财务决策中发挥控制作用。但是，就国有控股公司与国有资本管理机构的关系来说，又不能简单地视为普通的子公司与母公司的关系，为了提高决策效率，发挥国有控股公司的决策优势，国有资本管理机构作为终级出资者的权力应更多地分配国有控股公司，使国有控股公司在整个国有资本的运营体系中处于决策中心的地位。
鉴于国有控股公司所处的特殊地位和其经营活动的特殊性，在设计国有控股公司层次的财务决策机制时必须处理好以下两个方面的关系：（1）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参与国有控股公司依法自主经营之间的关系；（2）国有控股公司参与授权范围内国有企业重大财务决策与国有控股公司日常财务决策之间的关系。这两方面的关系问题，实质上都是出资者财务决策与经营者财务决策的关系问题，只不过前一种关系的出资者是国有资本管理机构，而后一种关系中的出资者则是国有控股公司。
2.国有控股公司层次财务决策机制的具体设计
关于国有控股公司层次财务决策机制，我们认为，在处理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参与国有控股公司重大财务决策与国有控股公司依法自主经营之间的关系方面，就通过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建立一个多方共同参与的董事会的方式来解决，使董事会成为国有控股公司的决策中心，依法自主作出财务决策，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只能通过在国有控股公司董事会中委派代表的方式参与国有控股公司的重大财务决策，从而有效地避免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对国有控股公司的不正当干预。同时，在处理国有控股公司参与授权范围内国有企业重大财务决策与国有控股公司日常财务决策之间的关系方面，应将内部财务决策与控制权适当在有关业务管理部门之间进行分配，避免出现内部财务决策的控制权高度集中在高层管理者的倾向。具体来说，在国有控股公司层次，可以建立国有控股公司董事会（或董事局、下同）、总裁（或经理，下同）和业务管理部门为决策主体的财务决策体系。董事会作为国有控股公司的决策中心，主要负责整个控股公司的财务战略决策和重大资本运营活动的决策，总裁则负责控股公司日常资本运营活动的决策以及根据法律或公司章程应由控股公司行使的对所属企业重大财务活动的决策权，各业务管理部门一方面参与控股公司本部日常财务决策，另一方面则对所属企业董事会的决策事项确定决策意见，并通过向所属企业委派的产权代表，行使所属企业董事会上的表决权。
国有控股公司董事会对国有资本管理机构负责，应当在公司的战略决策中发挥“领航人”的作用，行使财务战略制定的公司重大财务事项的决策权，包括：（1）制订公司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和重大项目的投资方案，报国有资本管理机构批准后实施；（2）制定公司年度财务预算方案、收益分配及亏损弥补方案，报国有资本管理机构批准后实施；（3）审议制订公司增减注册资本、发行债券和公司《章程》的修改方案，报国有资本管理机构批准后实施；（4）决定年度投资计划、年度国有资产运营计划、收益计划和审计工作计划；（5）决定收购、兼并其他企业和转让下属企业产权的方案；（6）决定公司年度借款总额，决定对下属企业的贷款年度担保总额度；（7）决策董事会向董事长、总裁和下属企业授权的事项，（8）决策公司总裁、副总裁及董事的报酬和支付方式；（9）决定设立相应的董事会工作机构，决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等。国有资本管理机构除对上述前三类财务事项直接行使决定权外，其他财务事项都通过其委派到国有控股公司的产权代表（一般担任国有控股公司的董事长）行使表决权，因此对国有控股公司产权代表的委派、激励及考核等是国有资本管理机构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这与其激励机制的设计有关。
由于董事会的决策关系到公司的长远发展，涉及到许多方面的利益，为了提高财务决策的科学化水平，董事会的人员构成应有广泛的代表性，其人员素质应与董事会的决策特点相适应，避免出现“董事不懂事”的现象，必要时，可以设立专门的财务决策咨询委员会，专门行使财务管理的决策咨询职能。董事会可考虑由以下方面的人员组成：国有资本管理机构代表（一般任董事长）、公司党委代表、公司经营班子代表、财务总监、法律顾问、员工代表、所属企业代表、社会专家。董事会采取集体决策方式，具体可采取会议审议和传阅审议两种形式。董事应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但经证明在表决时表示异议并记载于会议纪要的，可以免除责任。董事会闭会期间，由董事长在董事会授权的范围内行使董事会的职权。
国有控股公司的总裁（或经理）对董事会负责，组织实施董事会决议，全面主持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工作，如果说董事会的决策主要是关于控股公司的整体战略部署的话，则总裁的决策内容主要是有关战略实施的决策，并更多的与所属企业直接相关。总裁主要行使以下职权：（1）组织实施董事会的决议，全面主持公司的日常运营和管理工作；（2）拟订公司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运营计划和收益运用计划，公司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弥补亏损方案；（3）拟订公司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和发行公司债券的建议方案；（4）拟订公司内部管理机构设置方案；（5）拟订公司的规章制度；（6）提请董事会聘任或解聘公司财务负责人；决定公司其他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的任免；决定公司本部工作人员的聘用、薪酬、奖惩与辞退；（7）审定下属企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经营计划和重大投资等事项；（8）在董事会授权的额度内决定公司投资、贷款、对下属企业担保等事项，决定公司法人财产的处置和固定资产的购置，审批公司财务支出；（9）根据董事长授权，代表公司签署各种合同的协议；签发日常行政、业务等文件。总裁的财务决策一般通过召开总裁办公会议讨论决定，总裁办公会议应由公司总裁、副总裁、三总师、总裁助理等出席，必要时通知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
与财务决策有密切关系的国有控股公司业务管理部门主要有计财部、企业管理部、资产经营部、投资发展部等，其在各自分工负责的范围内为总裁的决策提供决策信息和咨询，并负责受理所属企业重大财务活动的决策申请，对属于应由所属企业股东会决策的事项，将所属企业的申请和本部门的初审意见一同转交总裁，由总裁确定决策意见；对属于应由所属企业董事会决策的事项，由业务管理部门直接确定决策意见，并及时将决策意见以书面批复形式通知产权代表。
（三）国有企业层次财务决策机制的构建
国有企业层次财务决策机制的构建主要是处理好所有者财务职能和经营者财务职能的划分问题。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企业的所有者或者股东会应行使企业财务的最高权力，其财务权利主要是：决定长期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决定企业清算、分立、合并等；选举或罢免董事会成员；决定公司税后利润分配和使用方案；批准企业财务预、决算；制定修订公司章程，包括其中有关公司财务管理的条款等。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些财务权力应当由国有控股公司行使，因此与国有控股公司层次财务决策机制的设立紧密相连，具体实现方式已在前面述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