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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安全概念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6:18:06

公共卫生安全概念篇1

云南省红河州蒙自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办公室,云南蒙自661199

[摘要]随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越,同时人们对自身健康问题越来越重视。特别是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件不断,如非典、艾滋病、禽流感、HiV等,公共卫生问题逐渐深入到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发展中。预防医学作为从医学科学体系中分化出来的一部分,主要是研究病害的预防和控制,与健康相关的生产环境及生活条件的改善的科学。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两者目的相同—为人们健康服务。本文就此重点探讨公共卫生与中小学预防医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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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共卫生;预防医学;中小学;关系

[中图分类号]R1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654(2014)07(b)-0040-02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一方面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群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其健康意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环境复杂等,造成如非典、艾滋病、乙肝感染等一系列公共卫生疾病的爆发,严重危害社会人群身体健康或生命。预防医学作为一门专业科学,主要研究方向为疾病的预防和消灭,人们生活环境的改善和创造,主要目的是预防疾病,保证人们身体健康[1]。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有明显的区别,但也有相通之处。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概念逐渐被混淆或模糊,给人才培养带来困扰。本文就此对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关系展开详细的讨论。

1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概念探析

1.1公共卫生概念的来源和发展

C.e.a.winslow(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教授)在1920年给公共卫生下了一个定义:公共卫生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对环境卫生进行改善、控制传染疾病,并进行健康教育,构建社会体制,保证社区人们身体健康的科学和艺术。该定义是对美国公共卫生相关活动和做法的高度总结,被世界卫生组织一直沿用至今。Baker,e.L等人认为公共卫生是科学、价值观及技术的集合体,主要目的是有组织的促进人群健康。公共卫生体系包含专业理论知识、技术、公共政策、专业团队等众多要素,对从业人员专业素质提出高要求[2]。

随着时代的进步,公共卫生的概念和内容不断扩充,主要学科包括环境健康学和环境卫生、流行病学、卫生毒理学、社会与健康行为科学等诸多内容,它主要是从社会人群健康角度出发,从业者除了医生外,还有卫生检验学家、健康教育人员、护士等人员。

1.2预防医学概念的发展

预防医学是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是利用医学工作来预防和控制疾病,为公共卫生服务。它对从业人员的要求很高,通常情况下入学资格为本科学历,包括环境卫生学、生物统计学、临床医学及项目管理等专业知识,其中,项目管理主要包括卫生项目技术、组织、协调、预算及评估等内容。同时对社会生产环境、生活条件中影响健康的因素熟悉掌握,并可以在临床医学中运用一级、二级、三级预防理论知识与方法。由此可见预防医学包含公共卫生知识和医学两大类科学,其从事人员一定是医生。

2公共卫生与中小学预防医学关系研究

从第一部分中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概念发展可知,公共卫生是一个内容丰富,涉及知识多且广泛的科学,在社会、公共政策、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有所提及。预防医学既包含公共卫生的一部分,也包含医学的一部分,是公共卫生和医学的结合部分,是连接公共卫生和医学的重要桥梁。

2.1预防医学包含公共卫生部分内容

美国医学研究所及美国卫生公共服务部认为公共卫生服务的基本内容有以下几点:①利用现代环境监测技术以及其他相关技术找出影响身体健康的环境因素,同时对人群健康状况进行全面的分析和了解。②采取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等方式了解社区中的健康问题及相应的原因。③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加强健康知识宣传,增强人们健康意识及应对能力,并充分利用健康教育组织、疾病控制中心等合作团队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④鼓励社区或个人制定健康规划,并对实施结果进行评价分析,提高计划的科学性、合理性。⑤制定并执行健康和卫生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⑥构建一支专业的公共卫生服务团队,并鼓励创新,提出不同解决健康问题的方法和思路[3]。预防医学的主要模式是“环境-人群-健康”,其研究对象是人群,主要思想是预防疾病,方法是充分利用现代医学知识、技术和方法。由此可见预防医学包含公共卫生部分内容,两者的服务对象均为人群,主要目的是维护人群身体健康[3]。

2.2预防医学是有效预防和解决公共卫生中突发事件的重要手段

我国人口基数大,且大多数人口为农村人,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和发展存在一些问题,如很多农村地区公共卫生体系尚未建立,相关政策不是很全面等等。特别是重大传染疾病(乙肝、艾滋病、流感等)的侵扰,严重威胁人群身体健康。随着我国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使得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等疾病呈现上升趋势,给人们生活带来不便,严重时致人死亡。同时我国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尚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不能及时的对公共卫生事件做出有效处理。而预防医学是围绕“环境、健康、人群”对社会生产生活环境进行改善和创造的一系列活动,并对各种疾病制定针对性的预防措施,从而有效防范和控制疾病。由此可见预防医学是公共卫生事业建设的延伸和补充,充分利用医学知识预防和解决公共卫生中的一些疾病。

2.3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在中小学生生活习性及健康中的作用

公共卫生包括居民健康档案构建、健康教育知识宣传及教育、儿童疫苗接种、高血压疾病指导等内容。针对中小学生来说,由于生活条件相对优越,深受父母的疼爱,不爱运动,易养成暴饮暴食的坏习惯,出现肥胖、营养不良等现象,不利于中小学生的身体健康。加上中小学生年龄小,尚未形成明确的健康意识,当下普遍存在身体亚健康问题。相关文献表明,中小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①认识不足,意识不强。中小学校相关领导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其重要性,很多医疗、教学等设备落后且不符合卫生防病要求,特别是农村地区中小学,公共基础设施差,教室、宿舍、食堂等拥挤,饮食质量时常得不到保证。②中小学校内公共卫生救治体系有缺陷。当下很多中小学保健室工作人员大多是护士,专业性不强,难以处理紧急事件。③学校对食品卫生管理不当。国家虽然颁布了很多关于学校食堂、学生用餐等法律法规,但实际执行不到位。学校周围有很多小摊,卫生质量难以保障,时常出现食物中毒事故。④中小学生生活卫生习惯差,且疾病防范意识差低[4]。

为此,中小学领导要重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加强学校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中小学生生活环境,如教室内经常通风,保持空气清新,指导或帮助中小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勤洗手、勤换衣等,注意个人卫生。此外,要提高学校内保健室专业水平,以便及时的对学生情况作出处理。严格执行国家关于卫生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提高中小学生饮食安全。

3讨论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两者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两者目标一致,即促进人群身体健康。现代文明的进步和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给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带来挑战和机遇。预防医学作为医学科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服务对象包括群体和个体,但偏重于个体。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公共卫生事业建设,利用网络、手机、电视等舆论工具加强健康教育及公共卫生相关知识宣传,如肺结核、艾滋病、乙肝等传染疾病的预防、监控及医治;食品、药品、公共环境卫生等规章制度的宣传、执行,等等。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研究预防医学科学,加强环境与人群健康间的研究,改善和创造有利健康的生活环境,促进人群健康发展。同时要不断加强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和预防医学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培训,特别是预防医学人员,提高其相应的功能能力和专业水平。此外,要把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有效结合起来,以预防医学为理论指导,公共卫生在预防医学的基础上深入社会实践,反过来是预防医学的实现形式[5]。

4结语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目标一致,但概念、本质、角度有很大的区别。公共卫生现属于社会医学范畴,而预防医学本质上还是属于医学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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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吐尔洪·尼牙孜.浅析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的关系[J].北方药学,2013(7):102-103.

[2]Jamesw,HolsingerJr著.赵莉,李蕊,马骁译.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概念辨析[J].现代预防医学,2011(15):3005-3006.

[3]张连生,常微.预防医学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教学需求和效果评价[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09(2):200-202.

[4]夏中法,徐勇.中小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范和应急处理[J].江苏预防医学,2010(1):54-56.

公共卫生安全概念篇2

关键词:疾病预防控制概念分析存在问题对策

Doi:10.3969/j.issn.1671-8801.2013.01.227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2)01-0251-01

近年来,流行疾病如禽流感和猪流感等疫情不断爆发,给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随着疾病的不断深入,加强我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更加迫在眉睫。目前,国内对于疾病预防控制在学术范围内还没有一个严格意义的基本概念。同时,针对疾病预防控制中存在的问题,必须采取措施有效强化疾病预防控制工作。

1疾病预防控制的概念和基本特征

作为公共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涉及到整个卫生防疫工作的发展。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是涵盖预防医学、社会医学和管理学、临床医学等重要领域,讲疾病、健康纳入重点研究对象并以疾病的群体发生和发展规律为内容的特殊工作。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以保护公众健康、促进公共事业发展为主要目的,其在发展中主要包括以下特点:

1.1具有公共卫生的基本属性,是卫生防疫的发展。作为美国医学研究里程碑式的研究报告,《公共卫生的未来》中,明确规定了公共卫生的评价、政策以及保障三个核心功能。此外,我国著名学者在研究中也指出:“公共卫生是以保障和促进公众健康为宗旨的公共事业。”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具有促进公众健康的公共事业的基本属性。

卫生防疫主要是在疾病预防控制中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有效防止疾病传播。其研究对象主要为外界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记忆疾病的发生和传播规律。但是,随着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逐步推进,我国在卫生领域将传统的防疫工作发展为了疾病的预防与控制,也可以说,卫生防疫的工作是包含在疾病预防控制中的。

1.2既是一门学科,也是新卫生革命的产物。在大众印象中,疾病预防控制主要是预防医学指导下而进行的社会实践工作。疾病预防控制与各种疾病预防机构有着紧密的联系。疾病预防控制是一门学科,也是一门有着自身学科体系的重要学科。

在医学领域,卫生事业经历了三次重大的革命。1998年5月召开的第51届世界卫生大会拉开了第三次卫生革命的序幕。这次变革将促进全人类的健康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和环境保护等重要内容纳入了变革的重要举措。所以,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体现了新卫生革命的基本要求。[1]

2我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存在的问题

2.1预防控制体系不健全,科研经费不足。在全国范围内,我国在疾病预防控制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同时,原先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需求。全国真正的大规模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还不太多,而且许多地区在诊断方法和专业技术方面也比较落后。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迫在眉睫。

由于受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我国卫生与保健方面的科研机构以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基地建设在科研方面存在很大问题。与医院和综合性的医疗机构相比,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科研工作还存在很大差距,一方面基础研究十分薄弱,另一方面国家在政策和专项资金的扶持力度方面也相对不足。[2]

2.2缺乏高素质的管理队伍和专业人才。在疾病预防控制中,需要有高素质的人才来规范机构的管理。但是,目前国内的这些机构中真正管理的人不多,很多机构甚至出现人员涣散,管理不善的局面。另外,很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普遍存在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人才缺乏和管理有限造成很多机构很难适应现代医疗对疾病预防工作的要求。

2.3健康教育不到位,疾控网络不健全。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健康教育可以说是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但是目前我国很多地区在健康教育方面几乎是一片空白,许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仅仅是在国家规定的宣传日做一些简单的健康知识宣传,这些只是皮毛的措施根本无法达到良好的效果,全国大范围内的人对健康知识和疾病预防缺乏常识性的了解。

3强化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具体措施

3.1防治结合,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疾病的预防和控制是同治疗同等重要的工作,二者任何一项都不能偏废。在管理中,必须转变观念,各级地方政府都要重视防治结合的措施。同时,要不断加强地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机构建设。

3.2加强科技投入,培养和引进专业性技术人才。在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中,必须坚持把依靠科技进步和技术创新作为工作的关键。疾病预防工作必须有技术作为保障和支撑,所以在工作开展过程中需要贯彻科技发展推动疾病预防控制开展的发展战略。同时,要为相关机构配备一定的专业技术人才。通过开展技能培训和专业知识的教育,为疾病预防控制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3.3加大资金投入,促进疾控工作的规范化。疾病预防控制关于人们健康和生命安全,国家和政府需要在财力、物力和人力方面加大投入。特别是地方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建设更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政府要不断加大资金投入,为地方疾控中心配备相关的设施,不断完善地方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同时,为保障工作的健康有序开展,要进行必要的制度建设,对疾控机构实行科学化和制度化管理。

3.4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推行全民健康教育。疾病的传播在流动人口中非常严重,特别是流行性疾病更是难以控制。针对这些情况,就需要加强流动人口的管理。同时,要开展全民范围的健康宣传教育。教育人们在疾病爆发期做好相关的预防工作,同时普及相关的卫生预防知识,培养大众健康合理的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有效避免疾病的发生。

4结语

疾病预防控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在开展中需要不断加大防治力度。特别是随着人们对健康关注程度的提高,疾病预防控制工作更需要引起人们的广泛注意。国家必须不断加大投入,推进相关体制建设,促进疾病预防控制工作的有效开展,为人们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黄留玉.疾病预防控制概念的探讨[J].中国消毒学杂志.2012年第29卷第7期

公共卫生安全概念篇3

云计算作为分布式计算、网格计算等技术的继承与发展,已经成为当前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发展的主要技术实现路线。本文首先简要介绍了云计算技术的概念与特点,其次阐述了云计算技术对医疗卫生信息化的影响分析,最后给出了云计算技术在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中的应用策略,为“十三五”国内医疗卫生行业的信息化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云计算技术医疗卫生信息化应用研究

1前言

中国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以来,医疗卫生信息化作为医疗行业经营成本降低,工作效率提升的有效抓手,已经在国内医疗卫生行业中普遍开展。根据《医疗卫生第十二个五年计划规划》的要求,“十二五”期间国内医疗卫生行业围绕建设国家、省级、地市级等三级信息平台,建设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两个数据库,构建一个医疗卫生专用网络,健全医疗卫生信息标准体系为目标,加快推进国内医疗卫生信息化进程。经过“十二五”的五年建设,80%以上医院部署应用了医疗信息系统(HiS),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等120余项信息标准得到修订与增补,我国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也存在顶层设计缺乏统筹,建设格局条块分割,重复建设现象严重等问题,医疗卫生信息资源整合优化趋势更加明显,智慧医疗、移动医疗、家庭医疗等发展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因此,开展云计算技术在医疗卫生行业的应用,用好用实虚拟化技术,是立足现有建设成果,提升医疗卫生的体系保障能力的有力抓手。

2云计算技术概述

云计算技术是一种网络信息资源虚拟化技术的集中体现。自2006年美国亚马逊推出世界首个云计算系统――亚马逊云服务(amazonwebServices,简称awS),云计算开始在全球范围的快速的推广应用,据Gartner公司统计,2015年全球云服务市场规模达到2450亿美元,已经成为全球信息化建设的主要经费组成部分。同样,国内互联网企业也对云计算技术基础架构的灵活性、可扩展性的作用高度关注,经过近几年发展,腾讯、百度、阿里巴巴等企业已经完成云计算架构的发展,并在市场运营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应用。云计算技术作为一个发展的理念,其理论研究者与技术实现者从不同视角对云计算技术概念进行多样化描述,现阶段较为权威的概念描述是美国niSt给出的定义:云计算是一种按使用量付费的服务模式,已以形成网络、存储、应用、服务等资源池为目标,实现对网络资源的虚拟化的整合优化,增强可靠性、通用性和可扩展性,实现网络信息资源的利用率最大化。通过云计算定义可以看出,云计算技术以形成基于网络环境的计算资源池为核心目标,强化对网络资源的灵活调配、削峰填谷,主要具备以下特点:

(1)强调对网络资源的统一管理;

(2)强调对网络资源的均衡负载;

(3)强调对网络资源的动态调控;

(4)强调对网络资源的智能重组;

(5)强调对网络资源的成本压缩。

3云计算技术对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影响分析

简单而言,“智慧医疗”是云计算技术域与医疗卫生业务域相结合的产物,包含医疗资源整合、医疗远程协同、医疗信息安全等方面,它以构建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为核心目标,坚持整合医疗信息资源,增强业务互联互通,加强机构远程联动,逐渐实现业务应用、基础平台、硬件设备等层级的信息共享。当前,云计算技术包含iaas(基础设施即服务)、paas(平台及服务)、Saas(软件即服务)等三个维度,对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中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3.1在iaas应用层次上

云计算技术要求医疗卫生领域的服务器计算资源与光纤通道存储设备资源进行虚拟化,实现物理上分布的计算、存储硬件资源的集中管理与统一调配。强化以虚拟机(Vm)的形式,对各医院、医疗点、卫生主管部门提供硬件环节支撑。初步估算,云计算技术在医疗卫生行业的推广应用,可以使国内医疗行业减少50%以上硬件设备采购投资及60%以上的设备运维成本,应用经济效益显著。

3.2在paas应用层次上

云计算技术要求以医疗行业公共云与医院私有云相结合的方式,构建形成全国医疗卫生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医疗管理、医疗业务信息的融合共享,实现面向公共与医疗卫生行业服务,包含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药物配备、医疗协作等功能。

3.3在Saas应用层次上

云计算技术要求基于安全保密的前提,实现跨单位、跨部门、跨系统、跨领域中医疗数据的服务共享,形成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服务信息的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实施对患者的电子病历的增量管理,满足患者危急转院、异地就医的医疗信息动态支援保障。

4云计算技术对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应用策略

云计算技术在医疗卫生行业的应用,涵盖要素多,集成难度高的庞大信息工程,国内相关专家已经开始着手考虑智慧医疗在《医疗卫生第十三个五年计划规划》的应用方式,因此抓好云计算技术域与医疗卫生业务域的融会,落实好国务院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是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大处着眼,小处入手”的必由之路,经研究,云计算技术对医疗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应用策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4.1以全国医疗公共云平台建设为着力点

持续推动面向社会公共服务与医疗卫生行业服务的信息化进程,提升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药物配备、医疗协作等服务保障能力。针对目前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大型医院看病难等问题,开展自助服务机、医院门户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种方式的医疗卫生服务,推动“初诊在社区,看病在医院,康复回社会”的新型医疗保障模式,提供医疗服务效率,加快患者、药品、医疗设备的流转速度,减少优势医疗资源的闲置浪费。

4.2以面向个人的智能医疗可穿戴设备为切入点

持续推动医疗服务由医院集中式向家庭分散式的延伸保障。依托智能手表(手环)与智能内衣等技术,实现对家庭危重病人与遗传病史的人员的生命体征实时监控,给出重大疾病威胁报警。同时,借助远程视频看诊可视化技术,实现对异地、分布的病人的病状判断,以及所服药物品种、剂量的在线指导。

4.3以医疗卫生信息标准体系的修改完善为立足点

持续加强医疗信息标准对医疗卫生信息化全民参与、自我发展的促进作用。按照“统一系统架构、统一数据编码、统一服务接口”等方式,修改完善医疗标准体系中基础类、数据类、标准类与管理类等标准,推动云计算技术在医疗卫生行业的应用深度与广度,提供系统拓展性与适应性,降低系统建设风险。

5结束语

云计算技术作为当前主流的网络信息虚拟化技术,在国内外电子政务、企业指导、航空物流、金融证券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现阶段,国内专家学者不断推出“智慧医疗”的研究专著,可以看出,今后一段时间,智慧医疗将是医疗信息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应持之以恒的加强关注研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开展云计算技术的应用实践。

参考文献

[1]战国民.基于云计算技术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的研究应用[J].计算机应用,2015,05):22-24.

[2]李甜金.云计算技术对企业大型制造行业信息化建设的影响分析[J].计算机工程,2014,23(9):27-32.

[3]王波鑫.云计算技术的应用综述[J].计算机工程与设计,2015,31(6):172-176.

[4]刘至家.云计算技术对国内物流信息化建设的应用研究[J].计算机工程与设计,2015,12(4):125-129.

公共卫生安全概念篇4

关键词:公共卫生管理新时期卫生监督管理

【中图分类号】R-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1-8801(2013)10-0613-02

近年来,随着全球工业发展步伐的加快,人类世界再次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经济发展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却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公共卫生安全当前已成为了许多国家所面临着的重要课题。在中国,公共卫生安全是关系着国民身体健康的大事,加强公共卫生管理对保障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新时期这一时代背景,重点围绕如何构建有效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展开论述。

1当前现状剖析

当前,我国公共卫生管理的意识极其淡薄,许多二、三线城市甚至都没有制定公共卫生管理的相关条款。在这样的背景下,2003年,让世界瞩目的非典肆虐着中国的许多城市和农村,迫使我国不得不采取对外来人员或外地回归人员的隔离措施;2005年,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流行性感冒;2008年后期,公共卫生安全隐患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即食品安全问题,从“三聚氰胺”到“问题奶粉”,从“毒生姜”到“假羊肉”……问题食品频频曝光。据统计,上世纪末中国受食品安全隐患威胁的城市占全国所有城市的80%以上。近年来,虽然我国并未爆发更大规模的流行性疾病,然而其安全隐患却始终存在。这充分说明了当前我国在公共安全管理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中国是20世纪下半叶在世界范围内受天灾人祸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主要表现形式为:①流行性疾病;②食品安全;③环境污染;④事故灾难。

2对公共卫生管理概念的相关论述

事实上,所谓公共卫生管理其实包括多项内容,且也涉及到了多个部门,因此,严格来说公共卫生并非一个单独的概念。公共卫生体系主要指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管理机构、医疗救治机构和公共卫生研究机构等。而本文所探析的公共卫生则仅针对卫生监督管理机构而言,准确的说,是基于卫生执法监督体系所开展的论述,做好公共场所、学校、劳动、放射、食品等五大卫生监督监测管理;做好预防接种、消杀、从业人员体检、卫生宣教、传染病预防控制和救治;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建立并监控辖区人群健康信息,指导并治疗患者,监测并报告相关信息;研究和预测辖区人群健康态势,制修订并实施防治规划,调整防治方案等。

3新时期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的构建

所谓新时期,是指自非典和“毒奶粉”事件后的一个新的分期。作为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中的一个单独个体,各级卫生监督机构要认真在上述事件中吸取教训,并重置组织目标和战略发展目标,构建起科学合理的、完善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

3.1构建四级公共卫生隐患防护网络。在工作实践中,公共卫生管理并非由卫生执法监督一家来承担,而应是中国这一庞大医疗卫生体系的“末梢神经”。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的实质是通过控制环境和预防疾病等手段来促进所在区域的居民健康和提高生命质量。一个健全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应包括预警系统、监控系统、疫情信息报告系统和社区卫生防控系统等几个方面。进而,要使其成为一个体系,就必须要构建四级公共卫生隐患防护网络。

第一级以部级疾病控制中心为核心,基本形成了以国家、省、地市、县四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为主体,农村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组织共同构建的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体系。

第二级以省级医院为核心,建立应急系统,制定多种应急方案,并设立信息联系部门,承上启下,加强对上级预警的管理和传达工作效率。

第三级以县级医院为核心,其主旨在于加强医疗检诊效用,提升工作水平,配置一支高效的服务队伍。

第四级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核心,其主要职责在于对各种会导致公共卫生安全隐患的事件进行诊断并提出初级预警,同时建立公共卫生安全防御防控系统。

在四项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络中,其各级之间的关系在于沟通与协调,应创设一个充满活力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构建救灾防病、处理紧急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反应网络。

3.2公共卫生管理职业化。如何建立一个健全、敏锐、充满活力的公共卫生管理体系呢?不少公共卫生专家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和见解。

有专家认为,要加强公共卫生管理,就必须要进行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的建设。其中,硬件包括:要有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有足够的设备、经费、人员和政策保证等;软件包括政府的危机意识和政府下属部门的通力合作意识。笔者认为,制度完善是从容应对、妥善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

3.3加强定期演习。如何建设一支实践经验丰富、技术过硬、训练有素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队伍,以应对突如其来的疫病、险情的挑战呢?笔者认为,捷径只有一条,就是更多的开展演习训练。

在突发事件中,医疗机构的每个人都应该做应急体系中的“末梢神经”,都能够对危机做出及时和快速的反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落实公共卫生管理体系的构建意义,并加强管理效用。

4结语

公共卫生管理是新时期医疗体系的重要职责,加强公共卫生管理对维护社会稳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全面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妇幼卫生、卫生监督、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工作,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落实预防为主方针的重要载体,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加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全面做好疾病预防控制、妇幼卫生、卫生监督、健康教育等公共卫生工作,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是落实预防为主方针的重要载体,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作为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医疗体系中的一员,任何一个公共卫生管理部门都应将维护公共卫生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来抓,并不断的创新管理方法,优化组织结构,提升管理质量,并以此来为我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建设发展而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何华先.要重视新时期出现的公共卫生问题[J].中国热带医学,2001,192):182-183

公共卫生安全概念篇5

关键词:预防医学;公共卫生服务;社会责任

1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是一种伦理道德或意识形态理论,主要论述政府组织,公司企业,社会机构及公民个体是否有责任对社会做出贡献。社会责任是每个组织或个人都必须承担的义务,从而维持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间的平衡,也就是在经济发展,社会福祉和环境间取得一种动态平衡。承担这种责任可以是被动的,即避免做对社会有害的行为,也可以是主动积极地直接参与促进社会发展的活动[1]。

2预防医学的研究进展

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类因灾荒、瘟疫、贫困、生活条件恶劣等引起的各种疾病已大幅减少。①使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质量有了很大的改善;②也给人类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破坏。现在社会的激烈竞争和快节奏的生活方式造成了紧张的社会环境,这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心理压力,随之引起疾病谱的变化,如高血压、消化道溃疡以及对人的猜疑、妒忌、敌视、悲伤、神经障碍等发病率的急剧上升。因此,传统仅限于生物学上的健康概念--健康指人的身体处于无疾病的状态与现代社会已不相适应。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的关于健康的新概念认为,健康是指身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2]。wHo关于健康的新概念的定义,不仅包括人的生物学上和精神上两方面的健康状态,而且把健康概念扩展到人的社会相互影响的质量。医学模式也随着健康概念的更新而有所转变,从生物医学模式开始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这个转变对预防医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预防医学的研究也从单纯的病因预防,向着预防疾病,促进健康、提高生命质量和延长寿命为目的方向发展,以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

3公共卫生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责任

公共卫生涉及预防医学,媒体宣传,政府规划及卫生政策制定,经济发展和法律建设等诸多领域。公共卫生的伦理道德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概念,涉及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卫生专业人员与服务对象等元素问多维和多元化相互联系和融合。公共卫生工作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更加注重公共卫生工作的公益性,诚信责任和公平责任,其利益相关者包括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3]。因此,公共卫生所承担的社会责任更加广泛、深入和具体。公共卫生组织,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非政府组织,都有责任通过科学的方法发现影响人群健康的各种因素,发现当地亟待解决的实际卫生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根据研究成果提出卫生问题的解决方案,通过公共卫生管理和服务机构加以实施;有责任公正地执行或遵守国家和地方的卫生法规和其它相关法律有责任尊重并维护公民平等的健康权利;有责任参与或主导应急卫生事件的处置;有责任促进公众对健康知识的了解和认识,提供科学和诚实的公共卫生服务;有责任通过制定严格的工作规范和采取实际行动促进环境可持续性发展。

4公共卫生社会责任的实践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正朝着以社会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促进健康,提高生活质量和人口素质方向发展。通过积极深入地研究生物环境心理和社会因素对人群健康和亚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和推广有效和实用的预防干预技术和措施,广泛的健康教育和落实基本医疗保障政策,实现人人享有公平均等的公共卫生服务和卫生保健的目标。

预防医学研究与公共卫生服务相辅相成密不可分。预防医学作为一门研究群体健康的学科,将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发展,而公共卫生服务则将随着对疾病流行规律认识的深化而得以加强。由于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的不同,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在不同时间所面临的公共卫生问题有很大差异。地方性卫生和科研教育机构对预防医学的研究重点应着眼于解决本地区实际公共卫生问题,将有限的科研和经济资源合理应用于主要公众健康问题的研究[4]。而不是盲目跟踪国际国内前沿性和探索性基础研究,而忽视身边已发生和亟待解决的实际卫生问题。例如饮水安全问题,吸烟和饮酒控制,职业危害因素,居民健身问题,食品有害化学物残留检测和控制问题,亚健康的预防和改善措施的研究,特征化和个性化公共卫生服务和卫生保健服务的研究等[5]。因此,预防医学研究要密切与公共卫生管理机构尤其是地方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双向联系,构建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综合方案实施的平台,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陈丽,舒展,姚岚.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难点与对策[J].中国卫生经济,2011,30(8)23-25.

[2]王芳,刘晓曦,邱五七,等.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经验与启示[J].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0,3(5):57-61.

[3]苏健婷,付鸿鹏,邓瑛,等.北京地区的健康差异和公平性问题研究[J].中国卫生经济,2009,(28).

公共卫生安全概念篇6

[关键词]公民 公民品德 制度

[中图分类号]B8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2)03-0137-04

一、公民与公民品德的内涵

公民、公民品德等概念都是舶来品,我们要吸收、借鉴它们就不得不追本溯源。“公民”这个词最早产生于古希腊城邦政治时代,最早的论述见于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认为,公民作为履行国家职责的自由人,应该具备节制、勇敢、大度、高尚等美德。护卫者是最好的公民,他们经过严格选拔,通过音乐教育、体操训练而陶冶心灵和锻炼体魄,并由公产公妻公育的共产主义体制培育其为国服务的公共精神。承接柏拉图的公民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集中阐述了对公民概念的理解:“公民的通常含义是参与统治和被统治的人。不同的政体有不同的公民,但在最优良的政体中,公民指的是为了依照德性的生活,有能力并愿意进行统治和被人统治的人。”

法国启蒙运动更是加速了公民概念自主性与平等性的发展。卢梭修正了布丹、霍布斯的君主绝对论,提出在民的思想。“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的每一个成员都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从在君主、在贵族议院转变为在公民、在共同体的全体成员之中。卢梭区分了这一由全体个人结合而成的共同体的不同形态:以前称为城邦,现在则称为共和国或政治体。当它是被动时,它的成员称它为国家;当它是主动时,就称它为者。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权威的参与者,就叫作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作臣民。孟德斯鸠则认为:“公民的政治自由是一种心境的平安状态。这种心境的平安是从人人都认为本身是安全的这个看法产生的。要享有这种自由,就必须建立一种政府,在它的统治下一个公民不必惧怕另一个公民。”

“公民”一词的广泛使用是在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及“天赋人权”、“在民”等思想深入人心之后。确切地说,只有当政治社会中存在着享有平等权利和承担平等义务的政治主体时,公民才算在现实中存在。现代社会里,公民是个外延非常广泛的概念,几乎可以涵盖在一个国家中生活的每一个人。“尽管公民的内涵与外延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但其共同点在于,公民能够作为理性的个体参与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从法律上说,公民指的是具有一国国籍,并依据该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在政治上,公民所拥有的法定权利集中表现为参与公共事务并担任公职的正当资格,而这一点唯有在某种形式的民主共和政体之下才是可望的和可能的。因此,就本质而言,公民的产生是推行民主政治的结果。正如许多学者所说,公民是民主政治的产物。

从上面对公民概念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关公民概念的著述无一例外地成为追溯公民理念、公民德性起源、发展的重要线索。公民既是一个体现权利义务观的政治学概念,也是一个与公民德性及社会生活目的相关联的哲学观念,公民概念一直以来都与德性、美德、品德、道德等紧密结合在一起,所以研究公民的含义是理解公民品德的前提。

德性(virtue)一词来自希腊文arete,“原指万物的特长,用处和功能”。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在他看来,“公民的品德与城邦的整体目的有关,不同的政体下的公民其品德不尽相同”。要真正配得上城邦这一名称而非徒有虚名,就必须重视德性问题是毋庸置疑的。在古罗马政治哲学家西塞罗那里,公民德性被称为vir-tus,后来在意大利理论家那里称为virtu,英国的共和主义者则将其译为公民美德(civicvirtue)或公共精神(public-spiritedness)。英国共和主义理论家昆廷·斯金纳认为,公民德性这一术语是指“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公民最需要拥有的一系列能力,这些能力能够使我们自觉服务于公共利益,从而自觉地捍卫我们共同体的自由,并最终确保共同体的强大和我们自己的个人自由”。西方不同的政治理论家,对公民德性概念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但基本上可以把公民德性界定为社会成员基于其公民身份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应具有的品性、能力与资源,可与公民品德、公民素质、公共精神、公民属性等在同等意义上理解和使用。因而可以说,公民品德就是我们每一个人作为公民最需要拥有的一系列能力,这些能力能够使我们自觉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从而自觉地捍卫我们共同体的自由,并最终确保共同体的强大和我们自己的个人自由。

公共卫生安全概念篇7

有权威数据表明,2012年是湖北卫视变化最大的一年,也是进步最快的一年。湖北卫视按照“国际视野、国内一流、中部窗口、大台风范”的要求,超越了以往做电视节目的局限,以不断进取,克难奋进的豪气,面向全国市场办节目,全面推进湖北卫视向全国平台的提升,实现了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三力”式的历史跨越发展。

一、硬实力:观众市场的历史突破

硬实力,通常指一国的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是一种支配性的实力,也是有形的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电视媒体的硬实力就是在一个市场的“无形之手”作用之下才得以强劲发展的,而这种硬实力主要遵从观众收视市场的判断,这是一个媒体传播力强弱的基本标志。

2012年,湖北卫视改版从元旦开播以来,自办栏目收视屡创新高,有9档节目进入全国同时段前6位,有4档自办节目多次成功冲击全国同时段第一名(见表1)。在经过一季度启动、二季度优化后,湖北卫视收视率增幅达到破天荒的53.98%,一举跻身全国省级卫视前十名(见表2),其中,晚间自办栏目带跃居全国同时段第8-9位,成为成长最快的省级卫视,并获得国家广电总局颁发的中国年度成长卫视奖。省外观众收视贡献率也不断上升,高达70%以上,这标志着湖北卫视已摆脱地域性局限,成为全国性媒体,并入围“2012中国品牌媒体百强省级卫视品牌十强”,被国家广电总局《综艺》杂志评为“年度成长卫视”。

从表1看,《长江新闻号》和《湖北新闻》两档新闻栏目曾一度冲刺到全国同时段的第一、三位。坚持“新闻立台”,是电视媒体的本质属性,也是体现湖北卫视硬实力的重要标志。该频道扩大新闻播出量,创新新闻节目形态《长江新闻号》,改版提升《湖北新闻》传统栏目,使这样一档地方新闻的收视率年均达到全国同时段第6位,有效地提高了湖北电视新闻传播的影响力和引导力。湖北广播电视台台长王茂亮在谈到他的新闻观时说过,新闻节目重在提高舆论引导的速度,拓展社会服务的广度,挖掘主题宣传的深度,体现民生新闻的温度,提升评论报道的高度。改版后的《湖北新闻》正是根据这种认识,按照“视野更高、影响更大”的要求,不断创新宣传方式,改进报道语态,优化形象包装,使新闻的时效性、权威性、贴近性不断提高。

正确的新闻传播导向是媒体的生存之本,而更自觉、更主动、更富创造性地服务大局,则是湖北卫视改版的支点,新开办的新闻评论栏目《长江新闻号》正是湖北卫视突破地域界限,走向全国大台的一种媒体冲动。《长江新闻号》坐拥长江、纵论天下,力图成为一个全新的中国中部信息和观点的窗口。该栏目通过记者型主持人和专家级评论员访谈评论,对国际新闻事件进行权威、理性、全面的分析,使栏目“中国心、世界观”的宗旨得以充分体现,也产生了广泛的话语影响力。从表1和相关数据资料得知,《长江新闻号》打败了众多老牌新闻节目,单期最高同时段排位达到全国同类新闻节目收视的第一位。

在当前中国电视媒体的竞争中,新闻立台是传统媒体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而电视剧的播出与编排技巧,在综合性电视频道中也是拉动收视率见效最快的法宝。虽然它不具有稳定性,但优质电视剧的轰动效应在短期内无法替代。虽然湖北卫视在电视剧播放方面,由于改版初期的种种原因错过了竞购电视剧的最佳时机,但湖北卫视仍通过合作制片、巧妙编排等策略,弥补了在电视剧播放上的先天不足,使《长江剧场》同时段收视跃居全国第10位,其中,《独立纵队》、《血战长空》等高品质剧目的播出,还创造了湖北卫视电视剧的收视高峰。从总体上看,湖北卫视的黄金剧场呈上升之势(见图1),应和了湖北卫视提档进位的趋向。

二、软实力:传播理念的成功追求

软实力的概念由美国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于1990年首先提出,原指国家依靠文化和价值观方面的因素来获得影响力的能力。以后有学者把软实力引申应用于企业,形成企业软实力的现代管理科学,包括价值理念、创新能力、品牌战略、社会公信度等。它同样适用于对媒体的判断,是对媒体的导向力、吸引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认定。

过去评价一个电视媒体的硬实力主要看传播力(收视率),而现在,还要看媒体的软实力包括电视理念、品牌栏目、媒体形象等,以及由此产生的观众凝聚力和忠诚度,它对媒体的长期运营业绩具有重大的作用,是品牌媒体的关键性因素。

所谓理念,按照黑格尔的观念是自在自为的真理,表现为理论的理念与实践的理念双重形态,且可以理解为差别性的形式。理念,作为认识的理念,也是概念和客观性的统一,这种概念作为普遍性,是将其个体性特殊化的客观性。

理念建设。理念即是真理,它在媒体的发展中处于支配的地位,是媒体软实力的重要表现,发挥着指向性的作用。湖北卫视以长江为形象设计新台标,展现长江奔腾之势、两江汇流之意、湖北跨越之姿,并重新提炼湖北卫视宣传语――“中国心・世界观”,“我在中国心,世界在我心。”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视野下,湖北卫视2012年更新理念、全新改版,围绕“中国心・世界观”的频道理念构架,并形成了五大节目带:即“重导向”的新闻节目带、“讲贴近”的生活节目带、“提品质”的人文节目带、“显特色”的综合节目带和“求文化”的大型周末娱乐节目带。五大节目带,脉络分明,版面清晰,各具特色,以此营造出温暖、智慧的频道气质。

品牌建设。当媒体理念成为湖北卫视员工共享的精神成果,并与大众的需求结合起来的时候,媒体理念就能发挥出巨大的建设性力量,奇迹般地树立起一个品牌节目群。湖北卫视从2011年12月开始酝酿改版,到2012年1月1日正式推出11档新栏目,并一次性“关停并转”原有14档综艺娱乐节目。这种短期内的颠覆性全面改版,并获得显著的成功,在中国电视媒体发展史上极为罕见,它显现出媒体管理者的勇气、智慧与气魄。

据国家广电总局2012年通报备案的50个新版节目中,湖北卫视占了全国卫视创新节目的五分之一。这些新栏目没有了无厘头的逗乐,突出了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增强了贴近性和服务性,深受观众欢迎。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有限公司(CSm)2012年媒介市场调查显示,在全国省级卫视22:00档节目中,湖北卫视成为唯一拥有一周7个高收视周播栏目群的卫视,包括《我爱我的祖国》,《金装生活帮》、《挑战女人帮》、《调解面对面》、《冲出危机》等。调查还显示,在节目类型分布上,湖北卫视也是品牌最全的卫视。

传媒的软实力体现了媒体义不容辞的主流价值责任。湖北卫视在传播实践中,严把节目制播环节,确保频道成为正面、积极、主流价值的传播阵地,即使在娱乐节目《我爱我的祖国》中,也始终贯穿着这条主线。该栏目以“家在中国、吃在中国、行在中国”这一清晰的节目内容脉络,打造更加主题化、条理化、更有文化内涵的地理文化综艺秀。节目通过各地方言的乡音、绝活展示、历史经典瞬间画面、经典音乐的回忆,以新闻的切入、人文情怀的展现、故事的讲述、综艺的表现,将“自豪的、感动的、震撼的、惊奇的、创造的”五个观众感知层次逐层挖掘出来予以新颖的表达。

近年来,在美国学术界形成了一个“重塑新闻学”的热潮,其中心论题即为如何以受众为最终服务目标,重新满足公众的需求。这种媒体价值观,可以理解为媒体的软实力表现。湖北卫视将媒介的服务内容作为满足的源泉,以需求结构为出发点,将一些具有心理关联或概念上近似的需求,通过同类型节目的组合设计,开办了《生活・帮》、《冲出危机》、《调解面对面》和《饮食养生汇》等四档服务类节目。

《生活・帮》集生活资讯、调查、实验于一身,演播室访谈与外景调查相结合,并运用生活调查、生活实验、智慧妙招和情感帮扶等方式,全面关注当今生活中的各种话题,为观众还原生活中的真相。《冲出危机》作为全国首档公共安全类科教节目,以普及安全知识、呼唤生命意识为宗旨,意在提高广大公民的公共安全意识防范。节目通过体验式的密室闯关答题、演播室高端访谈、国内外第一灾难现场的实地拍摄方式,帮助和引导观众了解保护个体生命安全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知识与法规,深受观众喜爱,被观众亲切的称为电视版防灾应急手册。

如果说,上述两个栏目还只是从理念上体现了服务的观念,《调解面对面》则真正做到了“面对面”的服务。栏目聚焦家庭邻里纠纷,但绝不放大纠纷中的负面情绪,而是通过温情的故事讲述,挖掘真情,唤醒良知,从而使《调解面对面》的调解成功率高达70%。现场调解结束后,栏目组还定期回访、跟踪关注,帮助当事人开启新生活,创新媒体参与社会矛盾化解的新路。《饮食养生汇》栏目,首推“饮食+养生”的概念,以“饮食养生汇,您的家庭营养师”为服务口号,通过和国内顶尖医院的营养科专家重点合作,加大“饮食养生”的选题比重,增加节目的辨识度,提升了节目品质。

媒体品牌本身虽不具有独立的物质实体,但品牌节目作为湖北卫视的一种无形资产,构成了的一种软实力,能够增强媒体的外部吸引力和内部凝聚力,最终实现品牌资产的最大化。有专家说,周播品牌的数量多是世界一流台的特征,而湖北卫视在2012年就有九档节目进入全国同时段前十,这标志着湖北卫视已完成全国性卫视的转型。

三、巧实力:媒体主导的“软”“硬”兼施

“巧实力”概念最早是由一些美国学者提出并加以充实的,主要目的是运用“巧实力”进行对外战略转型,帮助美国摆脱当前困境,重振全球领导地位。简言之,“巧”就是要变过分依赖硬实力为软硬兼施。有人评价说,这个新概念没有对使用软硬两种实力的比例做出明确规定,因此,巧实力的“巧”字具有强烈的主观评价色彩,但这恰为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在湖北卫视的实践中,巧实力可以表现为准确定位的“巧”改版,一流团队的“巧”合作,媒介事件的“巧”运作等。

准确定位的改版是湖北卫视迅速挺进十强的前提。湖北卫视在改版初期,就以国际化的视野来审视、确立起点。而该频道过去曾因为一周播出14档娱乐节目受到领导的批评。面对湖北卫视2012年十分紧迫而艰巨的改版任务,台领导打破小修小补的常规,运用大手笔、高起点的创意策划实施此次改版,颠覆性的整体重构版面结构,使之成为一次根本性的品质优化提升。“中国心、世界观”的定位,一语道出了湖北广电台打造全国一流现代传媒的梦想,《湖北新闻》和《长江新闻号》等新闻节目的倾力制作,也暗合了世界著名媒体迅速崛起的路径选择。国际热播节目《我爱我的祖国》版权的引进与本土化改造沿袭了当前西方传媒集团惯用的方式,人文、生活等自办节目带的创办,也为湖北卫视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因素,能满足广大观众多样化、多层次、健康的精神文化需求。

一流团队的合作是湖北卫视迅速挺进十强的关键。湖北卫视整体改版只有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即使是对一个栏目的创新改版也是一项难为的任务,何况是同时一次性提升改造4档栏目,全新推出11档栏目,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然而,湖北卫视做到了,而且绝大部分栏目进入了全国同时段前十,这简直是中国电视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诞生的原因何在呢?

这些成绩的取得首先得益于湖北卫视拥有一流的复合型的制作团队群,使每档节目都能均衡地发展,而没有走大多数电视台仅靠一两个节目突进的方法。一个频道可能会因一部电视剧或一个栏目收视的突起而使得频道单天排名冲到全国前三位,但也会因为一个收视火爆的电视剧或者季播栏目的停播而导致一段时间的排名大幅后退。而湖北卫视制作团队对注重新创的11档自办栏目的摄制,已有9档进入全国前十位,剩余两档节目也接近前十,像《长江新闻号》还有进入全国同时段第一位的记录。

《我爱我的祖国》作为周末大型综艺娱乐节目,其中就包括与国际顶尖团队的合作。该栏目每期以地域为框架,从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域各选一个省份来结构内容,节目分为乡音乡情、独门绝技等多个环节,对于这档大制作节目,如果没有制作团队的通力合作,很难实现唤醒民族情感的故事承载。

广电总局先后印发7期《监听监看日报》,充分肯定了湖北卫视团队推出的多档新节目。广电总局领导批示:“湖北卫视实践证明,必须创新传播主流价值观,才能赢得核心竞争力,对核心竞争力认识到位”。

大型媒介事件的举办是湖北卫视迅速挺进十强的策略。常规节目的全流程管理,周播栏目的品牌化维护,集群节目的精确编排,差异错位的创新改进,是电视媒体持续强劲竞争势头的基本保证。而间断性的媒体大型活动,也被证明是增强媒体社会影响力的有效途径。

公共卫生安全概念篇8

今年以来的超级大题材和大龙头的统计数据显示:第一季度的新股、京津冀一体化、特斯拉概念股,第二季度的信息安全、航天军工、在线教育、基因测序、蓝宝石、智能机器概念股成为超级大题材。超级大题材其炒作模式的共性为:第一,超级题材的爆发大多是事件驱动型,具有技术平台突破和消息面共振的特征;第二,超级大题材大龙头,多选取具有国家队实力、行业龙头地位、大重组背景的非基金重仓股股票;第三,主力资金对大龙头采取连续放量推升1-2倍狂飙后,选择低价位的新龙头接力登场,在涨停潮的火热氛围中逢高派发离场。

航天军工再掀涨停潮,卫星导航大题材崛起。航天军工投资大主线迎来中长线政策性和基本面的支持,成飞集成、航天科技两大龙头已然成为市场最重要的旗帜。卫星导航作为航天军工大主线的风生水起,正是其航天军工和国家安全双重意义决定的。第一,北斗系统作为替代美国垄断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其级别属于国家战略;第二,首届中国军工产融年会上,北斗导航和通用航空已成为民参军率先发力领域,并获得订单支撑。第三,阿里巴巴确定近期将与北方信息控制集团签订协议,各出资十亿元,合资成立北斗运营服务公司。本周市场,以北方导航为龙头,以航天晨光、航天电器为双子星的北斗导航概念股成为军工概念股新的领涨旗帜,备受主力资金的青睐,荣登周涨幅龙虎榜。

新能源汽车免购置税落地,充电桩、永磁电机概念股成领涨先锋。第一,国务院决定自9月1日起至2017年底,对获得许可在中国境内销售的纯电动汽车以及符合条件的混合动力、燃料电池三类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第二,国网充换电设备第三批招标近期启动,充电设备招标2304套,10KV电动汽车充换电监控系统8套,换电系统2套。第三,北京市出台政策,要求小区每5个车位必须配1个充电桩,否则物业被罚。第四,中德达成充电桩统一标准化协议。本周市场以南洋股份、万马股份、动力源、国电南自、天马股份为代表的充电桩概念股,以宁波韵升、中科三环为代表的永磁电机概念股,以力帆股份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概念股成为新能源汽车领涨军团。笔者认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春天真正到来了,故建议投资者中线重点关注南洋股份为龙头的充电桩概念股。

回顾上期推荐,免疫细胞治疗概念股本周表现靓丽,开能环保和中珠控股两大龙头股价连创历史新高,周最大涨幅均超过30%,华神集团、北大医药、海欣股份异军突起大涨,笔者认为其中线上涨之势会贯穿本月。

展望后市热点,纵观军工、新能源汽车两大超级题材出现的分化走势,免疫细胞治疗、半年报概念股概念股或将成为后市大盘调整中比较理想的中线品种。下周的操作热点,受总书记将参加南美金砖四国会议驱动,铁矿石和高铁概念股或将短线爆发。

公共卫生安全概念篇9

一、健康权及其国际和国内救济

(一)人权代际的概念

人权代际的概念,或者“三代人权”的概念,是法国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法律顾问卡雷尔·瓦萨克(Karolvasak)提出的。他认为:第一代人权形成于美国和法国大革命时期,主要是指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第二代人权形成于俄国革命时期,主要是指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第三代人权是对全球相互依存现象的回应,主要包括和平权、环境权和发展权。瓦萨克根据公民与国家的不同关系样态将第一代人权定性为消极的人权,将第二代人权定性为积极的积极,而将第三代人权定性为连带的权利(thesolidarityrights)。[1]尽管1993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计划”(ViennaDeclarationandprogrammeofaction)认为,第一代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与第二代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相互依存的(inerdependent)、相互关联的(inerrelated)和同等重要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西方国家和西方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仍然认为,第二代人权远远没有第一代人权重要。而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则更加强调第二代人权的重要性。而对于上一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兴起的被第三世界倡导的第三代人权——发展权,则在西方世界很难得到承认。

造成这种对人权代际认识上中西差异论争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突出表现为权利的可诉性(judiciability)问题。由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的权利救济,在国内则可以诉诸司法机关,在用尽国内救济的情况下也可以诉诸国际——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即能够获得国内和国际的司法救济。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的权利救济,由于该类社会权利是以缔约国的社会资源和经济发展为条件的,是以缔约国政府的积极义务行为表现出来,因此针对政府的社会权利的诉讼要达到充分有理(reasonable)是很难评估的,因此,在国内救济方面,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社会权利的诉讼远远没有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诉讼那么充分和及时;在国际救济方面,表现为以没有法律拘束力的报告审查来完成的。由于两类权利在可诉性的差别,长期以来使西方国家将第一代人权凌驾于第二代人权之上。虽然第二代人权可诉性缺失的一个原因在于其受制于缔约国的经济和社会进步情况,从而使违反人权义务的针对国家的诉讼很难实现。但是其可诉性缺失的重要原因在于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第二代人权概念的模糊。

(二)健康权的司法救济

1.国际组织下的报告程序

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下的救济方式可以接受个人和国家的申诉不同,对于健康权的国际救济主要是通过相关的国际条约下的国际组织的报告程序表现出来。如,1985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成立,它是联合国负责监督《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缔约国履行条约义务情况的机构,负责审议各缔约国定期向联合国提交的关于该国促进和保护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所采取的步骤以及在享受人权方面所取得进展的报告;根据这些报告和联合国专门机构送来的其他报告的研究情况,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一般性建议,以帮助缔约国完成其执行公约的任务;提请缔约国注意其提交的报告中的不足之处,建议改进报告程序的方法;促进缔约国、各国际组织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加快采取行动,从而使人们充分享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缔约国在公约对其生效后两年之内向该委员会提交报告,如中国2001年签署了该公约,于2003年向该委员会提交了报告。第一次在两年期内报告提交之后,此后的报告为五年提交一次。在具体的报告审查时,先有缔约国代表做介绍性发言,然后委员会成员对某些问题进行评论和提问,再由缔约国代表答复提问;对报告讨论的最后意见,经过摘要提交经社理事会的年度报告并予以发表。此外,《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是通过缔约国向“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委员会”来完成的,在缔约国第一次提交了关于其旨在消除国际条约下的权利歧视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的报告后,以后缔约国还要每隔四年,向该委员会提交一次其在消除权利歧视进展情况的报告,而该委员会在对报告进行讨论时,重要集中于妇女的健康状况、计划生育服务、孕前孕后的保健、爱滋病等问题。同样,《儿童权利国际公约》是通过“儿童权利国际公约委员会”来监督缔约国义务的履行的。

仅从提交给“经济、社会、文化委员会”的报告看,各缔约国政府都程度不同地表达了对该公约权利可诉性缺失的忧虑。比利时政府的报告认为该公约权利逐渐性特征,妨碍了相关权利在国内法院的直接诉讼。[2]黎巴嫩的报告则将组织工会权视为可以直接司法管辖和强制执行的权利,而将参与文化生活权等视为不能强制执行的权利。[3]此外,无论是在俄罗斯联邦政府还是挪威政府的报告中,都没有提到关于该公约权利的国内诉讼案件。显然,在这些报告中,可诉性被认为是提交法院的诉讼。但是如果从广义上看,可诉性包括在具有强制力的裁决机构的裁决和在不具有强制力的裁决机构的裁决。前者如国际刑事法院、欧洲人权法院,而后者有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欧洲人权委员会等;前者具有司法效力,后者具有准司法效力。由于在国际上具有司法效力的国际裁决机构很少,那么具有准司法职能的国际机构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可见,虽然“经济、社会、文化委员会”最后意见没有法律拘束力,但其具有准司法的效力。[4]

2.国内的司法救济

在国内司法救济方面,从世界范围看,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诉讼并不多,但是荷兰、印度、南非的三种健康权的司法救济方式值得注意。

在荷兰,国际法的适用采用一元论方式,即国际条约一旦被荷兰批准,就自动成为其国内法的一部分。公民可以依据该国际公约进行司法救济,但是该国际条约是否具有直接效力要由法院决定。1995年,海牙上诉法院就脱离家庭的孩子的健康保护做出了一个判决。该判决指出:幼小者基本生存条件的缺乏侵犯了《儿

童权利国际公约》第3条第2款和第20条第1款,国家有义务采取措施给予他们充分的健康保护。[5]但是法院的判决回避了该国际公约在荷兰国内适用中的直接效力问题。在另一个涉及荷兰病人基金会拒绝报销住院费的案件中,阿姆斯特丹上诉法院裁定:病人的住院费应当得到支付,为病人提供医疗保健是合理的,因此基金会应当承担其住院费用。尽管在这个案件中,申诉人援引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的规定,但是该法院仍然回避了该国际条约在荷兰的直接效力问题。但是,该案件中法院事实上以该公约的第12条对拒绝报销住院费加以司法审查的,因此这一案件也暗含了该国际公约在荷兰国内司法中具有可诉性。

同荷兰不同,印度在国际法的适用上是坚持二元论的,即国际法必须成为国内法的一部分才能为国内的司法所适用。由于印度宪法并没有关于健康权的规定,因此在印度关于健康权的宪法诉讼中,印度只能引用印度宪法第21条中生命权的规定,作为司法判决的依据。尽管如此,也不排除在印度的司法判例中,同时适用印度宪法和国际法的情况。在1992年C.e.S.C.Limitedv.SubbashChandraBose案件中[6],一方当事人为加尔哥达电力供应公司,另一方当事人电力消费公司,就工人健康和职业安全责任发生的诉讼。在法院驳回的意见中,Ramaswamy法官认为:作为私人雇主一方的电力消费公司有遵守国际人权法和印度宪法的义务。在该案件中,他援引了普遍人权宣言的第25条,《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7条b款,还有印度宪法第39条e款的规定,做出了司法判决。虽然在这个案件中法院不是直接依据国际法中健康权的规定进行裁决的,但是法官显然是以国际法中的健康权为依托,来解释其宪法中的生命权的。

与荷兰和印度不同,南非于1994年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但是延至今日没有批准。虽然如此,1996年生效的南非新宪法对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的规定可谓是相当完备的。宪法中不仅包含了获得卫生保健权(第27条第1款a项)、紧急医疗救治权(第27条第3款)和儿童基本卫生保健权(第28条第1款c项),而且还包括了被拘留人和罪犯的医疗救治权(第35条第2款e项)。很显然,南非的宪法制定者力图将健康权的国际义务在宪法中固定下来。但是由于南非爱滋病感染率的惊人增长,使南非在关于健康权的诉讼中面临着痛苦的裁决。在健康权的宪法诉讼中,Soobramoneyv.ministerofHealth案件颇有影响。在该案中,法院判定:公民平等获得卫生保健的权利必须受到政府资源的优先配置的制约。法院认为,在有希望治愈的肾病病人与没有希望仅仅为了延长生命的肾病病人之间,卫生部关于优先治疗的计划安排是正当的,因为国家通过合理的立法的和其他措施来制定进步法律的义务,受到“其所能获得的资源”的限制,因此拒绝Soobramoney先生的常规肾病透析的决定是合理的。[7]南非另一个著名的判例是“卫生部诉治疗行动运动”(treatmentactionCampaign)一案。在该案件中,法院拒绝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健康权最低核心标准。法院认为,给予每一个人立即获得最低的健康保健权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将宪法中确认的社会经济权利建立在“进步的基础”上,对国家的期待的一切才有希望得到。在今年世界爱滋病日前夕,南非“治疗行动运动”以剥夺携带爱滋病病毒的婴儿的生存权为由,将南非政府又一次告上了法庭。

从以上分析看见,各个国家国内司法救济有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国际法在各个国家的发生作用的程度不同;二是国际社会中关于健康权的诉讼不并多,其可诉性不强。

二、严格意义上的健康权概念

尽管健康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经济发展和政府赖以获得的资源基础上的,但是这并不成为健康权可诉性缺失的惟一理由。接下来的部分将通过对健康权的最低标准和健康权的义务类型的分析,确立健康权在人权谱系中的地位。

(一)健康权的最低标准

健康权的不明确首先表现在该概念名称本身就有争议。本文使用“健康权”(righttohealth),而不是使用“卫生保健权”(righttohealthcare)和“卫生保护权”(righttohealthprotection)的原因有三个:首先,这个术语与相关的国际人权条约的使用是一致的。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中有“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健康权利”的表述,而健康权是这个表述的简明方式。在该条款中所涉及的国家必须采取的广泛公共卫生措施中,如果使用“卫生保健”来表述,显然失之狭窄,词不达意,而使用“卫生保护”则加重了已有的混乱。其次,这个术语是同联合国的有关文件和许多国际化学者的表述是一致的。而且它同生命权(righttolife)、隐私权(righttoprivacy)一样简明实用。最后,尽管使用“健康权”容易使人顾名思义,认为“健康权”就是“使人更健康的权利”,但是,从公共卫生的历史发展看,为了推进人的健康,“仅仅强调卫生设施的提供是不够的,还需要卫生和其他环境条件”。[8]因此,卫生保健权是无法涵盖这些内容的。

但是即使我们使用了健康权(righttohealth),解决了名称上的不统一,但是围绕健康权的内涵仍然存在很大的分歧。首先表现为对健康这个概念的主观性太强,不同环境和不同地理状态下,对健康有十分不同的理解。在古希腊哲学家笔下,健康是一种力量之美,是肉体的强健,而且是贵族的而不是一种民主的健康。到了基督教时代,健康不仅包含了肉体的健康,而且包含了精神层面的内容。到了当代,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健康而是一种身体、精神的、社会的完满状态,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者身体虚弱”[9]:“享受可能获得的最高健康标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之一”;这个健康权概念显然是很宽泛的,由于其包含了社会进步和福利的目标,使健康概念被社会化,使它面临着大而无当的危险。后来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中将健康权的限定为“人人有权获得身体和精神上的最高标准”。

基于世界卫生组织和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2条,,健康权覆盖了以下大体范围:一是卫生保健领域(healthcare),包括医药保健(medicalcare)、卫生保健预防、儿童保健、家庭节育服务、孕前孕后卫生保健、精神保健服务等;二是卫生条件领域(preconditionsforhealth),包括清洁用水、充分营养食品、充分卫生设施、环境的健康、职业卫生、与健康有关的信息等。由于世界各国发展差异巨大,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社会权利的实现受制于经济发展和可资利用的资源条件,因此包括健康权在内的第二代人权被赋予了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10]虽然这种规定考虑到了社会发展的差异性,但同时也给某些国家义务履行规避和义务履行瑕疵提供了借口,从而使健康权作为人权的地位受到了一定的影响。1987年《经济、社会、文化

国际公约》委员会报告起草人philipalston指出:“每一权利必须有最低的标准,缺少这一标准就会妨碍缔约国义务履行。”[11]三年后,该委员会发表了第三份“总评”,其中第10段中指出,“确保最低的实质权利实现的一个最低核心义务,是每个缔约国必须要做的。”[12]

虽然一个健康权的最低标准有助于各个缔约国的义务履行,但是制定怎样的最低标准争议却很大。有的学者提出,应该根据各个国家发展的差异,制定一个基于国情的最低的健康权标准。如挪威学者根据国家的发展水平,提出了使政府立即、无条件履行义务的最低的健康权标准——“核心健康权”。[13]但是,基于自身的发展状况而制定的最低义务标准恐怕不会太高,而且这种义务一旦实现,履行更高的义务标准的动力就有可能大大减少。后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人人健康战略”中,根据发达国家、中等发达国家、最贫困国家的不同,提出了不同的最低健康权标准。[14]这种最低标准听起来似乎很合理,但是这样的标准不仅制定起来不容易,而且就世界卫生组织的健康权审查的现有条件看,操作起来有极大困难。本文认为,既然是健康权的最低标准,就应当普遍性的。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基本卫生保健战略”中,就提出了一个普遍性的健康权的国家义务基本标准,它包括:(1)提供重大卫生问题及其预防和控制这些问题的教育;(2)加强食品供应和适当的营养;(3)提供充分的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4)提供包括计划生育在内的母婴保健;(5)提供重大传染疾病的免疫;(6)给予常见疾病和伤害以适当的治疗(7)提供必备的药品。[15]虽然这个标准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今天看来仍然有参考的重要价值。至少就卫生保健看,母婴保健、重大传染病的免疫、常见疾病和伤害的诊治、必备药品等卫生保健仍然是维持人们最基本的健康尊严的最低标准,而充足的安全饮用水和基本卫生设施则是卫生保健的前提条件。[16]

尽管上述对健康权最低标准的界定还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但是一个更具体的健康权概念显然会有助于司法实务人员的司法判决。

(二)健康权义务类型分析

长期以来,第一代人权与第二代人权的划分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是:前者是一种消极的人权,后者是一种积极的人权。随着学界对人权问题研究的深入,这种划分的弊端越来越突出。就健康权来说,它不仅表现为国家积极的作为义务,而且要求国家消极的不作为义务。

在林林总总的健康权的国际条约中,《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包含了丰富的国家义务内容。在该公约的用语中,有的使用了“承认”(recognised),如该公约第12条第1款的“健康权”、第6条第1款的“工作权”、第7条“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权利”、第9条“社会保障权”、第10条的“家庭权”、第11条第1款“相当的生活水准权”和第2款“免于饥饿权”、第13条第1款“受教育权”等等;有的使用了“尊重”(respected),如第13条第3款的“父母和法定监护人的自由”、第15条第3款的“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的自由”;有的使用了“保证”(ensured),如第3条“男女平等权”、第8条“组织工会权”;还有的使用了“确保”(guaranteed),如第2条第2款的“非歧视”、第7条第a款中第(1)项中的“用工中性别歧视”。在这些用语中,“保证”和“确保”要比“承认”和“尊重”更重要更有迫切感,因此“保证”和“确保”项下的权利不应当受到“逐步”这一条件的制约,它们是需要国家立即履行的义务范围,是公约中国家义务的最高层面。[17]

此外,在同样使用了“承认”(recognise)的义务条款中,列举了“行动计划的义务”(obligationsofconduct)要比规定“结果的义务”(obligationsofresult)要有可行性也更规范。如该公约第12条第2款所列举的以下行动步骤:(1)减低死胎率和婴儿死亡率,使得儿童得到健康的发展;(2)改善环境卫生和工业卫生的各个方面;(3)预防、治疗和控制传染病、风土病、职业病以及其他疾病;(4)创造保证人人在患病时能够得到医疗照顾的条件。这些义务比其他使用了“承认”的“公正和良好的工作条件的权利”、“社会保障权”、“家庭权”、“相当的生活水准权”、“免于饥饿权”、“受教育权”等显然更具体更实用更重要,因此,它们属于国家必须尽最大努力加以立即或者尽快实现的义务。而且由于它们属于上文确认的核心的最低标准的义务,因此,对这些义务的履行不能以公约第2条第1款中的“最大能力”和“逐步达到”条款为借口而对其有所减损。

同样我们也可以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找到出各种形式的义务表达。第一表现为“确保”(toensure)和“给予”(toaccordorgrant)的规定,如该公约第16条第1款“保证妇女与男子平等的婚姻和家庭权”和第7条“男女平等的投票权”等;第二存在“采取”(toundertake)的表述,如该公约第2条a-d项下的义务,还有公约第14条第1、2款关于采取措施消除对农村妇女歧视的规定;第三还有“采取一切适当措施”(totakeallappropriatemeasures)的表述,如该公约第3条、第5条b项、第6条、第8条都有这样表述。在这三类义务中,第一类为国家必须立即行动的义务,因此也是可以诉诸司法裁决的;第二类义务需要国家采取某些特别的措施,因此也是可以提交司法裁决;最后一类因为需要采取一切适当措施,需要时间上的期待,因此不适合于提交司法审查。[18]

如果对以上各种义务做进一步的理论归纳的话,可以从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两个方面将之划分为:第一类为“尊重”的义务,面对的是不需要国家采取行为就已经存在的权利,是一种消极的义务;第二类为“保护”的义务,要求国家采取必要的步骤防止其他人带来的权利侵害,是一种积极的义务;第三类为“实施”的义务,需要国家采取措施去实现法定的权利,也是一种积极的义务。[19]

对上述义务的条分缕析一方面使健康权的概念更加清晰,另一方面给权利的司法救济提供了导引。如果从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的角度看,前者的履行较后者履行更容易为人判断,因此“尊重”的义务也就较“保护”和“实施”的义务更容易为司法所裁断。如果从两类积极义务的比较看,因为“保护”的义务指向的是权利侵害的第三人,而“实施”的义务指向的是具体的系统的政府行为,因此前者较后者就更具体更容易为司法所裁断。

以上分析可见,所谓第一代人权是可诉的而第二代人权是不可诉的观点,第一代人权表现为国家的消极义务,而第二代人权表现为国家的积极作为的观点,是一种简单的武断分类,作为第二代人权的健康权无疑兼备了上述分类的共有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对健康权概念的分析,即对其健康最低标准确认和对其义务视角下的分类,使我们看到了健康权在沟通第一代人权和第二代人权之间的特别作用。

三、广义的健康权概念

如果说,对严格意义上的健康权概念分

析使我们拉近了第一代人权与第二代人权之间的距离的话,那么广义的健康权观念将使我们看到了第三代人权与前两代人权之间的鸿沟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大。

如果说科学的进步可以使地球变小的话,那么类似传染病这样的灾难同样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尽管我们有时并不愿意承认这点。健康,从一个严格的卫生领域的概念,从一个涉及人道的概念,经历了一个逐渐被其他更多的社会目标所覆盖的过程,经历了一个内涵丰富化但是内容越加模糊的过程。上一部分的概念分析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健康权概念的社会化现象将使其作为一个人权概念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但是健康以及健康权似乎天生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浓厚悖论色彩的东西。通则认为,科学使世界变小,而健康权偏偏昭示了这样的道理,传染病使地球变小。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认为,全球化就是资本和贸易的自由化,也是政治的自由化,而健康权发展的历程告诉人们,全球化招致了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使健康问题每况愈下。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告诉我们,世界是强者的天下,弱者无外交,但是健康观念下的国际关系则告诉人们:现代传染病的穿透力也会使世界最强大的霸权一筹莫展,再严密的国门也有透风的时候,现实主义走到极端就是理想主义。

限于篇幅,本部分只对广义的健康权进行分析。人口的增长、经济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新的疾病的爆发,都会威胁到公共健康,因此公共健康领域处于激烈的动态变化之中,与此相应,公共健康作为一个概念也在不断的发展中,作为人权的健康权也无法一成不变。当我们论及公共健康问题时,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大量的社会因素正席卷而来,它们包括:战争、暴力、贫穷、经济发展、收入分配、自然资源、减肥和生活习尚、卫生保健的设施、人口过剩和公民权利等。[20]健康已经不再是没有疾病和身体强健,作为人权的公共健康被使用于国际和国内。世界上大多数人们不再仅仅依靠于医药服务,而是更依赖于有效率的耕作、分配正义、确保国内和平、自然和环境的可持续的发展。战争、犯罪、饥饿、贫困、文盲、无家可归、侵犯人权等都给个人和总体的人口健康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也许一个医学教授希望安心于自己的疾病研究,并希望提出一种治疗疾病的方法。但是,大量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以及经济问题的出现,却使使健康问题空前复杂化,使社会问题“公共卫生化”[21].公共卫生社会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导致了这一概念更加不准确,二是使这个概念渗透了更多的政治或其他目标。但是,不可否认,公共卫生社会化也会带来人权观念的重大变化。如果不依靠民主制度仍然可以带来经济发展的话,那么公共卫生的严重恶化就使人们发现,解决这样的问题,需要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的双引擎拉动才行,既需要对第一代人权的尊重,也需要对第三代人权的承认。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从第三世界发展的切身体验指出:“自由与发展如同鸡和蛋一样是密切联系的。没有鸡你就没有蛋,没有蛋也就没有鸡。类似的是,没有自由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你就很快失去自由。”[22]如果说尼雷尔的出发点是发展中国家的话,罗斯福总统的见解可能更有说服力。在1941年,罗斯福总统在议会发表的“四大自由”的咨文中就指出:自由不仅包括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而且包括免于匮乏的自由。在1944年给议会的咨文中,他进一步指出:“没有经济的保障和独立,就没有个人的自由”[23].因此,在人权领域中,代际之间的鸿沟不一定必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缩小,但是重大传染病事件甚至环境问题却会产生这种意想不到的效果。日渐严重的爱滋病问题,除了需要动员社会的经济资源以外,还使人们日渐认识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缺少只会加剧已有危机。因此人权的“代”本身并没有等级高下之分,前一代人权并不必定比后一代人权重要,后一代人权也并非意味着比前一代优越。[24]这个道理被领悟,竟然是以爱滋病这个人类沉重的灾难为代价!这很有西谚中“通往地狱的道路是善良的愿望铺成的”所折射出的另一层道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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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安全概念篇10

【关键词】独立院校应急管理

一、独立学院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现状

如今,独立学院突发事件应急的现状并不容乐观。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不少学生对校园应急事件的概念缺乏了解,几乎没有应急事件演练的经验,法律意识不足,观念上也缺乏必要的重视意识;从管理者的角度看,对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概念和重要性认识均不够到位,常陷于一种被动的、应激性的处理模式中,重在事后处理,事前预防观念淡薄;从学校的角度看,关于应急管理的组织机构不够健全、相关教育明显不足(这也是师生危机意识不足的主要原因)、心理干预系统不够健全、人文关怀体系不完善、校园文化载体功能没有充分发挥,学校与家长以及学生三者之间沟通不足等。

近年来,媒体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独立学院突发事件也在不断的被聚焦放大,从而导致独立学院的应急管理的压力无形中也在不断增大,尤其是独立学院,在转型的关键时期,本已压力攀升,再加上传统的应急管理的方式本就有待完善,这就为独立学院的应急管理提出了新的命题,如何在转型期做好应急管理工作,是摆在独立学院管理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二、独立学院突发事件的特点

高校突发事件是指:那些发生在高校内,或虽未发生在高校内,却与高校中的人或事有相当联系,事前难以预测,对学校的教学、工作、生活秩序造成一定的影响、冲击乃至危及社会安定和政治稳定的公共事件。

独立学院校园突发事件的类型。由于独立学院突发事件性质各异,诱发的因素也不尽相同,通常对独立学院校园突发事件做如下类型的划分:①群体性突发事件。这里所说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是指校园内外涉及校园师生的各种未经批准的集会、游行、请愿以及集体罢餐、罢课、上访、聚众闹事等事件。校园群体性突发事件主要可分为政治因素引起的事件和群体利益引发的事件两类。前者是指带有政治色彩的、大多由国家和民族利益引起的具有社会共鸣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后者是指因待遇、利益、管理等引发的具有群体利益目的的群体性突发事件。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学校师生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失误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校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包括两类,一类是发生在学校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主要是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肠道传染病和呼吸道传染病等引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另一类是学校所在地方发生的,可能对学校师生健康造成危害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2003年SaRS的蔓延,使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并对一些师生的健康造成极大危害。③突发安全事故。突发安全事故既包括学校楼堂馆所等发生的火灾、爆炸、建筑物倒塌、拥挤踩踏等重大安全事故,校园重大交通安全事故,校园睡眠冰面溺水事故,大型群体活动公共安全事故,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的学校后勤供水、供电、供气等事故,以及重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故等,也包括学校组织或师生自行组织的校外活动中造成的师生人身损害的安全事故。学校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尤其是重大突发安全事故,往往会造成灾难性后果。④自然灾害事件。自然灾害事件包括气象、海洋、洪水、地址、森林、地震灾害以及由地震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我国是多灾之国,这些自然灾害往往给灾区学校带来巨大的灾难与损失,给受害师生造成巨大的心理痛苦。

三、独立学院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所存在的问题

教育不普及,培训不到位。有些学校新生入学后没有开展自救互救的实际演练和像火灾,地等突发事件的模拟演练即使经过训练也是走走形式,没有进行系统化,正规化教育,学生安全知识薄弱,自救互救能力低,危机应对意识有待加强。

制度不健全,设施不完备。制度不健全,管理人员责任心不强学院没有建立健全的独立学院园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日常管理制度,没有坚持督查制度,没有定期对园区应急管理工作进行检查,督导,没有即时通报督查情况,没有对影响园区安全稳定的情况进行及时上报、设施不完备,因为经费问题,有的独立学院没有严格按照国家消防的规定设置园区消防设施,消防器材没有配备到位.园区重要地方没有安装摄像头。保障体制不健全。2009年甲流爆发时期,很多学校都制定了符合自己情况的疫情应急预案,预案在事后大多被弃置在一旁,没有得到及时的修订和完善。大多独立学院应急救护的设施,设备,人力,财力,物力不足,后勤工作滞后。

信息不畅通,不公开有些学校在突发事件发生时隐瞒,缓报或谎报信息,处置突发事件的信息不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