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篇1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启示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4-0052-02
土地制度直接决定着农民的收入和预期，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民收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1]农村土地制度是中国农业中最重要的制度，同时也是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因此，认真分析建国以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过程，追寻其变化脉络，排除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中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不断推进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一、中国农地制度的演进过程
1.时期——农民土地私有制。在解放前，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土地大部分是归地主所有，占农村人口90%的贫农、雇农以及其他人口只占有20%～30%的土地，而人口占10%的地主、富农却占有70%～80%的土地。这样的土地制度安排，使得土地高度集中，在农村生产力水平还处于低下的情况下，难以保证土地的生产效率，同时更加剧了社会矛盾，土地问题成为了社会矛盾的焦点。1950年冬至1952年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的指导下进行，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3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具体办法是以乡或相当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依法将没收或征收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除归国有的部分外，由乡农协会接收，按人口统一、公平、合理、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农。
从产权角度看，这次的，农民获得了集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于一体的“单一产权结构”，是比较完整的排他性产权，其产权归属是农民个体。通过，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
2.农村合作化和化时期——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阶段的土地制度改革目标是将农民分散的家庭经营变成集体统一经营，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和化三个阶段来实现。1953年12月，中共中央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开始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初级社阶段，原来是个人使用的土地使用权变为了集体共同使用，但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仍是归农民私人所有。1956年开始大规模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建设，在高级社阶段，社员除保留自留地（占全部土地的5%）外，土地及其他所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1958年8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问题的决议》，把化运动推向了高潮，取消了自留地，自此，农村的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并由公社统一经营管理。
这个阶段的，土地产权由农民个体所有变为公社集体所有，完成了土地产权的重大变化。但“一大二公三平均”却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同时，也和当时的农村生产力水平不配套，规模化经营不仅没有使农业产量增长，反而使农业产量的连续下降，广大农民生活困顿。虽然后来以“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进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土地公有化程度太高所带来的“搭便车”现象，但由于偏离了农民的意愿，也脱离了农业发展的需要，这些调整无法从根本上革除制度本身的弊端，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土地的基本问题。
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20世纪70年代末推行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改革，实质是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将土地经营使用权下放给农民，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农民虽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却拥有了土地的经营使用权，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配置生产要素，交足国家留够集体剩下的是自己的，有了对剩余农产品完全的支配权和处置权，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以农户为基本单位的家庭承包经营有很高的激励和很低的监督成本，克服了农业生产队“搭便车”现象。
这次的形成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相分离的农村土地产权结构，农民拥有了土地的经营使用权，相较于的集体经营模式，家庭经营模式更符合这个阶段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激发了过去长期被压抑的生产潜力，使得农副产品的产量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很快解决了国民的温饱问题，为之后的推进城市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4.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自由流转。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于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规模经营主体[2]。
这个阶段的，允许和鼓励农民将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现代农业。伴随着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力度加大，中国农业进入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时期，允许土地流转，不仅使农民能够实现既省心又增收的愿望，更重要的是实现土地规模经营和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生产率，实现农业生产的全面升级，从而掀开了新农村建设的新篇章。
二、农地制度变迁的启示
1.农地制度改革要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从建国以来的农地制度变迁历程来看，与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农地改革，就能解放农村的生产力，促进农村的发展，反之，则阻碍农村的发展，带来农村长期处于发展停滞甚至后退的不利影响。农地制度改革必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来完善生产关系，改革不适应的农地制度。
2.尊重农民选择是农地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农地制度变迁的历程表明，改革是与广大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产权经济学家阿尔钦就明确指出：“产权是由社会强制执行的对资源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3]农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也是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产权的变迁带来利益分配的重新调整，涉及到千千万万农民的切身利益，因此，农地产权制度改革要始终尊重农民的选择。建国初期进行的土地革命和初期的合作化，尊重了农民的选择，从而建立了农民土地所有制和后期的互助组织与初级合作社，促进了农村的发展。高级合作社和化不是农民的选择，而是国家为农民作主做的选择，在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农地制度中，农民只不过是一个“劳动力”而已，从而严重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这次的改革本身就是农民进行的伟大创新，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当前正在进行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同样要尊重农民选择，保护农民的利益，这样农民才具有改革的勇气和活力，焕发出无穷无尽的智慧，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3.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农业的规模经营应当同农业生产力提高、农业技术革新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结合。随着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极大提高，机械化生产出现端倪，农村部分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及大中城市郊区，这些地区的农业发展进入到了追求规模经营效益，缩小工农比较利益差距的阶段，因此，在这些地区，应积极地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
4.改革农地产权制度。（1）未来要清晰土地产权归属。在土地的相关法律中，对土地所有权的归属，也就是农民集体所有，定位是不清晰，使得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农民集体没有话语权，大肆侵害农民利益，引发了征地问题和矛盾。同时产权不清晰，也阻碍了土地的流转。因此，未来中必须明确土地的产权，这也是目前学者们呼吁最多的[4]。（2）构建合理、有序的农地流转机制。土地作为农村最重要的资源，应进行合理的流转，实现土地资源的高效利用，也是发展现代农业、进行农业规模经营的需要。加快农地流转的市场化进程，培育专门的农地流转中介机构建设，建立起合理的价格形成和补偿机制。调整相关的政策、法规，减少对农地流转的种种限制，加强流转所需的各项经济、法律环境建设。
5.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目前的土地流转过程中，普遍存在农民即便外出务工了，也不愿意放弃土地，造成农村田地紧缺与弃耕并存的矛盾，主要的原因是农村的社会保障缺位，长久以来土地扮演了农村社会保障的功能。要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经营，必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土地资源实现资产化和有效利用，给农民带来增收。有步骤、有重点地将在城市已经实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推广到农村去，逐步建立“广覆盖、低水平”的包括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等社会保障体系。
6.改革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从农村有效释放出来，导致农地关系矛盾尖锐化。因此，改革二元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使农村劳动力能够自由迁徙、就业，与城市居民享有平等的就业权利和机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也是当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5]。
农村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给了我们很多宝贵的经验。今后中国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任务还面临许多难题，借鉴历史经验，可以提高我们制定政策的预见能力，以尽量减少制度变迁的失误和代价。当下，中国农村面临着新发展机遇和挑战，积极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秦剑军.建国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嬗变[J].经济问题探索，2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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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5.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篇2
关键词：土地股份合作社；产权；制度变迁；家庭承包经营
产权是人们拥有的对资源的用途、收入和可让渡性的权利。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世界中，产权无法被充分界定、配置和实施。产权制度和交易成本的变化意味着个人承担的由其动机而引致的结果要发生变化，他们的行为也相应地受到影响（alchian，1967）。土地产权是影响农民生产行为的重要制度因素，主要包括土地的经营、出租、入股、抵押、继承等权力，可以归纳为使用、收益和转让3个方面的权力。
一、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变迁与现状
建国后，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历经一系列变革，其过程大体可以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的。国家将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雇农，使农民结束了从地主手中佃租土地的旧产权制度，农民不再支付高达其土地产出的50%左右高额地租，有效地激励农民进行生产。
第二阶段，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土地产权集体化阶段。通过推行初级社、高级社，一直到，逐步完成了土地产权集体化过程，建立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高度集中的产权制度，土地不能出租和买卖。同时，农民的劳动成果归统一平均分配，既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又不利于激励农民生产劳动。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重新获得了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和部分收益权。这种产权制度变革实现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得农民逐渐成为独立的财产主体和经济主体。
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也是当前我国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基本模式。农地所有权属于村集体所有，集体依法组织土地发包和对土地进行再调整。特定范围内的农民在保证国家和集体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承包合同等形式按人口比例平均分配土地以获取承包地。国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严格的规定和控制。
二、家庭承包经营的产权制度缺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克服了以前管理过分集中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等弊端，使农户承包经营的积极性和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都得以发挥。但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我国农业发展出现了新的问题：农业的规模化生产与农地细小化的家庭经营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主要是由我国现有的农村家庭经营方式造成的，但归根结底是由土地经营的产权缺陷造成的。
（一）土地的产权主体不明确
我国《宪法》、《农业法》、《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承包法》等法律中明文规定，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但是对“集体”的概念界定不清。如在《宪法》中只简单规定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而在《土地管理法》中土地归乡（镇）、村或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土地承包法》则规定农民集体所有，这就难免造成集体所有权不明确，土地产权主体不清。
主体界定不清造成土地经营权分属于不同的利益主体，而其对土地是否合理使用都不需承担任何经济的和法律的责任，这将带来一系列问题。首先，农业生产周期长，产权界定不清更增加了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和非自然风险（非自然风险本文中是指政策、法规及其执行等非天气等自然因素带来的农业生产风险），不利于激励农民保护土地和进行远期投入。其次，产权界定不清，则无法清楚地界定侵权行为，也就无法杜绝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因而土地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和合理使用，由此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和使用上的不经济。
（二）土地转让权缺失造成的丧失部分收益权
土地经营权的转让是土地产权的重要内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农村的劳动力、资金都可以进入市场中进行交换，而土地的经营权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有进入市场的要求，但在现实中，土地经营权的转让中遇到很多阻碍。
首先是不能转让。我国《担保法》第37条规定，耕地、自留地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原则上不可抵押。
其次是不忍转让。土地是基本的生产资料，担负着生活保障、养老保障的重要职能。同时农业税的取消和一系列的惠农措施减少了农业生产的成本，使农民不忍放弃。
再次是无处可转。土地经营权转让不够制度化和规范化，普及面不广，使以土地转让获得收益的交易费用过高。无法转让已经导致部分耕地弃荒。
（三）不适应制度环境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人口基本稳定，很少流动。根据户籍确定承包经营权有较明确的依据和标准。但市场经济的发展使要素流动性增强，农民进城务工潮使农村原有的户籍制度名存实亡，土地经营权的分配受到挑战。另外，家庭承包均分土地，造成土地条块分割、插花式分布。全国共有2.3亿多农户，种植业的平均规模为每户0.5公顷，而美国在200公顷以上，欧盟也在每户20公顷以上。这样的规模很难实现机械化、集约化生产，无法适应农业产业化的要求。
三、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制度安排
随着市场经济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村土地家庭经营制度产权缺陷对农业发展的制约日益凸显出来，探索制度创新迫在眉睫。近年来在部分地区出现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这种既保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又不改变农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按照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基本原则，农民把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为股权，委托合作社经营，按照股份从土地经营收益中获得一定比例分配。
目前土地股份合作社主要有3种形式：一是单一以土地入股，入股土地原则上不作价，一般也称内股外租型改革；二是土地作价入股，参与经营开发；三是承包土地与社区集体资产统一入股或量化，实行股份化经营。
第一，将土地入股。重新测量集体和自愿加入合作社农户的土地并组织村民委员会或由专门的土地评估机构对土地进行估价，根据征地价格、承包年限、土地年纯收入等因素进行综合折算后将土地折股，分成一定数量的股份。
第二，进行股权设置。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股权一般分为集体股和个人股，其中个人股权包括基本股、承包权股和劳动贡献股。基本股在个人股中所占比例最低，是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以一定时间户籍存在为标准，采用“生不增、死不减”原则，固定若干年；承包股主要根据入社农户所承包的土地面积确定；劳动贡献股根据农户对合作社的贡献而定。
第三，构建土地经营机制。通过将土地的经营权作价入股，按照上述原则进行股权设置，由合作社统一规划、统一开发。这样，原来的按人口平均承包就变成了农户自愿承包、投包或交由专业企业或组织承包经营。
第四，设定利益分配方式和管理机构。股份合作社通常采取按劳分配与按股分红相结合的原则。按劳分配是指社员根据在合作社的劳动量获得工资收入，承包者在土地承包经营中获得收益；按股分红指在按劳分配、合作社集体提留之后，社员依据所持有股份的数量参与分红。在管理制度方面，土地股份合作社一般由股东大会或股
东代表大会根据一人一票制选举出合作社的决策机构——董事会和监督机构——监事会。
四、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制度优势分析
第一，解决了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中产权界定不清的问题。土地合作社以股份制的形式将土地产权进行分解，将集体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进一步分开明确界定，将所有权归集体，收益权通过按股分红一部分归集体所有，一部分归农户所有，不同的利益主体都得到相应的收益。产权的清晰界定有利于确定农村土地经营主体在市场中的地位和土地经营的规范化。
第二，有利于土地经营的规模化、专业化。土地规模化经营有利于农业专业化分工和现代化机械耕作，这也是农业未来长期发展的趋势。我国农村土地的特点是肥沃程度分布不均、地块面积大小不一且在多数地区较为分散，因而导致机械化作业覆盖面小，农业规模化经营程度偏低，再加上土地经营权转让中的诸多问题，都制约了规模化经营。土地股份合作制在农户自愿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市场机制调整土地经营权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行政调整机制的不足。土地由农业生产专业户承包经营，发挥其专业知识之长，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符合生产专业化发展的方向。
第三，有利于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减少交易费用。一方面，土地股份制合作社有利于规范土地经营权的流转。关于土地经营权流转没有专门法律规范，将流转纳入股份制合作社的操作范围中，则可依靠2006年12月颁布、2007年7月1日起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来规范。另一方面，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交易费用主要包括达成契约的费用、执行契约的费用和签约后机会主义行为所带来的费用。在股份合作社中，土地经营权流转的责任和权力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土地承包户、土地的原承包户和农业企业都要受该合同以及合作社章程的约束。合作社的契约有利于降低由于合约条款规定不明确所造成的执行成本。同时，土地股份合作制使农户与土地的关系间接化，农户的承包权主要体现在对土地股权的占有而非实物土地，其收益体现在按股分红中，而合作社土地承包户的收益体现在生产经营的盈利中。双方通过合约有进行长期合作的可能，如有违约将面临对方的惩罚——终止交易。对未来长期合作所带来利益的预期将有效地减少缔约各方的签约后机会主义行为。
五、结束语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制度的创新和完善是一个过程（李怀，1999）。任何制度从形成之日起就处在不断创新、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即使是一个最适合当时环境的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约束条件都会发生变化，制度如果不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面临的就是走向终结。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确立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已经不再适应农业产业化对农业经营规模化的要求，必须针对现实情况对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进行创新。当然，土地股份合作社目前还只是处于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和农业生产规模化较高的地区进行试点阶段，其制度设置尚不完善，同时还面临着法律法规和职能部门管理的缺位问题。这些都增加了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组织成本，同时也增加了合作社运作中的机会主义风险，还有待进一步解决。但仍然不失为一种创新尝试，是对现有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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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篇3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后；农地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1－0084－2
一、农地制度的涵义及其基本内容
目前，理论界对“土地制度”的定义尚未形成共识，但是，概括比较全面的有周诚和钱忠好两位。周诚认为：
“首先，土地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地制度包括有关土地问题的一切制度，如土地利用方面的土地开发制度、规划制度等，土地所有和使用方面的土地分配制度、承包制度、租赁制度、地租和地价制度等，土地管理方面的地籍管理和征用制度等。狭义的土地制度指土地所有、使用和国家管理三大方面的制度。其次，农地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农地的产权制度、农地的使用制度、农地的流转制度、农地的管理制度等，其中农地产权制度是整个农地制度的核心。”后来钱忠好在前人的基础对土地制度作如下定义：土地制度是指土地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使用)诸环节所形成的土地关系制度化后的总称。它包括土地的生产制度(如土地开发制度等)、土地的收益分配制度(如土地所有制、土地地租制度等)、土地的交换制度(如土地的售卖、出租、出让制度等)、土地的消费(使用)制度(如土地的承包、承租制度等)。这些制度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本文所讲的农地制度是指狭义的农地制度。因为农地所有制、经营制度、流转制度和管理制度是所有农地制度的核心，并决定农地制度的其他方面。
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地制度的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走过了非常曲折的道路，大致经历了5次重大变迁。
第一次是1949－1953年的农村，即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本次改革的目标是实现农民土地所有制，即没收一切大地主、大官僚占有的农村多余土地，然后按人口平均。后的土地制度基本上消灭了“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农村经济发展得以恢复。
第二次是1953－1957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运动。本次变迁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农业社和高级农业社3个阶段，其目的是把农民土地私有制改革为农民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我国在完成农民土地所有制后，一段时间内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尽快恢复，尤其是农业经济的恢复，但也随之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土地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难以有效地进行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差，农业生产难以保持稳定增长；二是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分散性，无法适应社会主义大规模经济建设的要求，这对于一个正在迅速建立工业化体系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严重的约束；三是农民对土地的分散占有与使用，出现了发展的不平衡甚至两极分化。这些问题的出现，证明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业合作化成为当时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
第三次是1958－1961年的化运动，即把农民私有、集体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改革为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在此期间，国家对农业管理实行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集体经济组织在生产经营和产品处置上，没有独立自；社队的经营规模变动频繁，而且在财产的处置上大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1958'i~8月上旬，视察河南、山东农村时指出了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
第四次是1962－1978年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经济体制和土地制度的确立。本次改革有如下特点：一是土地变为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所有；二是土地使用是在生产队为基本单元的框架下由农民统一劳动；三是农民基本上是一个劳动主体，并不是经营主体；四是生产队集中表现为不完全的土地所有者和经营使用主体。因为生产队对土地的经营、产业结构的确立都是严格按国家的计划进行，农作物的播种面积规模也受国家计划控制；五是劳动报酬按劳动工分分配。
第五次是1978年开始的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即把集体所有、统一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改革为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使用的土地制度。1979年末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安徽试行，后经逐渐推广，到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基本上在全国得到普遍的推行。这种土地制度的特点是将集体土地的所有权与经营使用权分开，所有权归集体、经营使用权归农户；家庭是土地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土地分配大多数是采用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并按土地肥力、位置平均搭配。“它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增长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其按人口或人劳比例分配土地的办法也带来了农地经营规模偏小、农地划分零碎等缺陷”。为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央政府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进一步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并希望通过推行“30年不变、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等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农地政策，为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流转提供政策支撑和制度保障，藉此克服旧农地政策的缺陷，实现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第二次飞跃。
三、对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源于客观条件的变化。当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后，就会产生外部利润，而这种外部利润并不能在现行土地制度安排下获取。因此，对经济当事人而言，要想获取这种外部利润，就必须改变现行的土地制度安排，实现土地制度的变迁和创新，这就是诱致土地制度发生历史变迁的经济学原因。因此，土地制度变迁因客观条件变化而起，以外部利润内部化而终。
建国以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经过，农业合作化、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运动，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演变为今天这种形式。虽然制度安排上出现了一些失误，也可以说是重大失误，但是，如果对联系当时的具体情况从经济学上加以分析，则可以看出，当初的这些土地制度选择和土地制度安排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财政经济面临重重困难，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和反动派的黑暗统治，造成了旧中国国民经济的总崩溃。虽然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然而农业却连年减产；工业方面，民族工业处于破产半破产的境地，机器设备大多残破不堪。因此，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人心，以获取最大限度的政治支持。显然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作用最直接、效果最明显的措施就是进行，通过无偿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并把它转交给
无地少地的农民经营。这种土地制度变革尽管使地主、富农的利益受到损害，然而它却使大多数的农民从中受益，广大农民的生活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并且，这种政府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变革也为后来的国家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随着体现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推行，如何集中力量以奠定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特别是如何在人财物上保证156个大中型项目建设的顺利进行就成为一个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紧迫的任务。显然，当时人力、财力、物力极为有限，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投资，而这必然会与工业争资源、争资金。就农业而言，建国初期通过所形成的农民家庭分散经营不易为国家控制、掌握，因此农业集体化运动也就不可避免了。国家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具体形式为国家的宏观目标的实现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因其“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使农业能更好地服从和服务于工业和其他部门发展需要的优势自然而然地成为农业集体化逻辑发展的必然，而对于国家而言，这些好处在土地的农户分散经营、自由种植制度安排下是无法取得。当然，由于这种土地制度安排在保证国家利益、减少国家与农民打交道的成本的同时没有相应地正确处理好国家和农民土地权益分配的关系，国家在拥有较多土地产权的同时直接组织、安排、监督、管理农业生产的能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因而体制下农业生产中激励、监督、产权残缺等问题的存在也就不可避免，这也为以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埋下了伏笔。
1978年后，随着国家意识形态约束的放松，人们的思想逐步解放，克服存在于土地制度安排下的制度缺陷而可能获取的潜在的巨大的外部利润足以抵消人们“吃螃蟹”的恐惧，因而土地制度的改革必然到来。与的土地制度安排相比，农民的家庭经营因其生产组织成本较低、能较好地解决农业生产的激励和监督问题、较符合农业生产的特点等而使之成为人们首选的农业生产组织形式，而且对改革的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要求又必然导致土地的平均分配。
通过回顾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及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一是建立集体土地产权，必须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能操之过急。二是农地的所有权和经营使用权及所有权中的占有、支配、收益、处置权能必须进行合理的分离，即产权明晰化。三是集体土地的经营管理体制，要符合农业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特点，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个人和集体两方面的积极性。四是要根据土地制度发展的内在要求适时地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才能使我们所选择的土地制度安排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促进农村和整个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篇4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绩效；激励；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的制度变迁
中图分类号：F30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5-0088-04
1.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绩效基础分析数据的演绎
1.1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绩效评价指标的选取
一般认为，效率和公平是衡量某种农村土地制度绩效大小的基本标准，效率标准是：能否促进农业产量增加，是否符合主体的根本利益，这是衡量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成败的根本标准。公平是衡量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绩效的杜会标准。从经济上看，它要获得效率；从政治上看，它要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然而，公平和效率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何时侧重于公平，何时侧重于效率，取决于当时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客观社会和经济环境，所以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是一个追求效率和公平的动态过程。
本文力图尽量准确地定量分析，但是需要克服两个困难：一是1949～1978年间有关统计数据的缺失，有关该时期内中国内地农业生产效率的研究资料也比较少；二是土地制度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虽然客观存在，但具体怎么度量，仍然没有公认的方法，本文假设制度为内生变量，也只是一种尝试和探索。公平应该也是农村土地制度绩效的重要衡量标准，且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村公平的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但由于缺乏相关数据，不能进行定量的分析，从而难于对土地制度的公平效应做出定量的评价。
本文从以下几个绩效指标分析我国建国以来土地制度的经济效率：农业总产值，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
1.2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绩效分析数据的演绎和采用
绩效分析使用的数据，包括中国内地31个省、市、自治区中的28个在1949～1995年间的常规投入，如劳动力、土地、化肥，以及农业产出数据。根据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下面的分析按三个时间段进行，即1949～1956年、1957～1978年、1979～1995年。
本文中，农业产出使用的是农业总产值(y)，主要是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值，它包括农业总产值(y)在内的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的合并值。由于1949年至1977年之间只有部分年份的农业总产值的数据，其他年份采用的是估计的数据，主要方法是通过对1949年到1977年的农业总产值对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进行回归分析，估计其他未知年份的比重，再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相乘得到。
投入数据中包括四种：土地、劳动和化肥。土地使用的是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而非粮食面积，因为农业产出中使用的农业总产值，主要是粮食和经济作物的产值，而并非仅是粮食作物的产值，这样可使土地投入和产出的衡量对象一致。
劳动是指在粮食和经济作物等种植业中的劳动者人数，而1949年至1977年的劳动数据无法直接得到，本文根据乡村从业人员的数量进行了换算。乡村从业人员中包括在种植业、动物饲养、渔业、林业等生产中的劳动者人数，为了得到种植业部门中的劳动力估计，乡村从业人员按农作物产出占农业总产出的价值份额，即按农业总产值(y)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份额，进行了加权。这样可使劳动投入和产出衡量的对象一致。有些连农作物产出的数据也缺乏，本文则假设农作物占农业总产值的价值份额是匀速变化的，通过已有数据回归分析得出比例，再以此为权重导出种植业中的劳动者人数。
化肥施用量的换算。对于某个时期缺失的化肥使用量数据，本文结合其他年份全国化肥施用量、全国化肥产量，以及化肥施用的变化规律，运用相应的方法对化肥施用量进行了换算。
运用以上方法对《中国统计年鉴2007》相关数据进行演绎，最后得出（如表所示）绩效分析的基础数据：
2.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绩效分析
2.11949～1956我国农村土地农民所有的制度绩效
从表1和表2的数据看出，1949～1956年农业总产值出现较大增长，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1％。特别是1949～1950年的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高达17.5％，单位面积产值和单位劳动力产值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6.3％和10.6％。生产要素土地面积也有所提高，平均每年增长了2.6％；劳动力投入却平均每年下降了0.4％，同期化肥的增长也是很快，平均增长率为36.8％。此期间，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大事件经历了两个阶段：
开始阶段（1949～1952年）是阶段，作为中国自土地私有以来耕地分配最彻底、最平均的一次经济改革，满足了农民对土地制度变迁的强烈需求，改变了土地所有和土地使用相分离的状况，实现了农业生产者与农业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它完全消灭了租佃制，农民有了对剩余产品的索取权，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很大提高，从而使农业生产在生产条件在绝对量上没有多大改善的条件下连年大幅度增加。
第二阶段（1953～1956年）是互助组和初级合作社阶段，主要是部分的劳动合作与简单的生产资料合作，由于消除了个人分散独立劳动时规模狭小、力量分散的限制，完整的剩余索取权对农民的生产行为有着很强的激励功能。更重要的是采取了农户自愿的原则，如果相对于农民自己独立生产，合作失败或低效，农民会自觉退出。因此，互助组虽然只是一种简单的劳动协作关系，并没有改变农民对土地的私有关系，但体现了集中劳动和分工协作的一些优越性。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发展，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21956～1978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制度绩效
依据表1和表2，1957～1978年农业总产值出现大幅波动，有四个年头出现负的增长，分别是1958～1959年、1959～1960年、1975～1976年和1976～1977年，农业总产值分别比上年下降了12.4％、8.3％、0.6％、0.6％。但这一阶段的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为4.5％。相应的，单位面积产值和单位劳动力产值也出现了负增长，单位面积产值分别在1958～1959年、1959～1960年、1971～1972年、1975～1976年和1976～1977年比上年下降了6.5％、13.2％、1.1％、0.7％和0.4％，单位劳动力产值也分别在1958～1959年、1959～1960年、1961～1962年、1966～1967年、1967～1968年、1968～1969年出现16.2％、11.8％、1.2％、1.7％、2.8％、1.6％的负增长率。
高级合作社和的土地制度阶段，农民在失去占全部收入较大部分的土地报酬的同时，也由此失去了对土地的经营决策权，农民因土地私有权的控制而进行的合作化行为的监督与约束也由此受到削弱。不仅如此，农民土地报酬丧失的同时，还失去了因为对土地收益的关心所引致的生产积极性，这就降低了合作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安排对农户行为的激励，导致农业的低效率和发展缓慢，甚至在有些年份出现负增长率。
2.31979～1995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绩效
1979～1995年农业总产值出现迅猛增长，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4.7％；要素平均产值增长也很迅速，单位面积产值和单位劳动力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高达14.6％和16.3％；化肥的增长率也比较平稳，年均增长为7.8％。由于农民耕种土地热情的恢复，可以发现耕地面积在这一阶段有所回升，但这一阶段劳动力投入却出现递减的趋势。可能是由于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的原因，更多的劳动力转移到其他行业中去了。
这一阶段实施的土地制度是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以上数字可以断定这一制度是比较成功的，它使农户获得充分的经营自，能够极大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同时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也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要求。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确立了农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地位。农民有了经营自，就要按照市场需求调整产业结构，这就必然带来分工分业，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培育农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使农村经济摆脱了自然经济的局限和计划经济的束缚。
2.4我国土地制度变迁三个阶段的绩效对比分析
这三个阶段土地制度变迁泾渭分明，有具体实施和操作时段法律文件。从表1可以发现，1949～1950年的农业总产值是得到飞跃发展，达到了17.5％的增长速度，而1956～1957年的农业总产值是下降的，且下降幅度很大，1957年只有1956年的86.1％，相应的，单位耕地面积的产出和单位劳动力产出也分别下降了12.8％和14.8％。而1978～1979年的农业总产值是上升的，其效果很明显，农业总产值、单位耕地面积的产出和单位劳动力产出分别上升了18.4％、19.9％、18.3％。其原因应该归结为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方式和土地制度变革方向与大部分变革主体意愿的一致性。
从制度经济学理论来分析，1949～1950年和1956～1957年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均采用的是强制性制度变迁为主的方式，直接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基本没有考虑变革主体的意愿，但历史证明，前者更符合变革主体的意愿，而后一次变革是和大多数变革主体意愿相违背的，所以导致效率的差异，农业产值、要素和要素产出率的平均增长率的增减方向不同；而1978～1979年采用的制度变迁方式是以诱致性的制度变迁为主的变迁方式，这次变迁也很符合农民的意愿，变革也取得很大的经济成效，但对比1949～1950年，短期的增长幅度要小些，对比可以发现，虽然两者均符合大多数变革主体的意愿，但强制性制度变迁可以减少变革成本，快速体现改革制度的绩效。
3.土地制度对我国农村经济绩效波动的贡献的回归分析
从理论上说，土地产权制度会从两个方面影响土地产出：一是直接影响，即土地产权安排对人们的激励不同，从而影响人们投入生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二是间接影响，即是指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即使投入相同数量的劳动力、生产资料等，也会有不同的产出，各生产要素在不同农村土地制度下产出弹性也不一样。这是因为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以及使用生产资料的效率是不同的，第一种影响我们已经在上述涉及，下面我们主要分析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村总产值的第二种影响。
3.1方法和模型的建立
本文类似于生产函数法设定方程，用面板数据法(paneldata)进行回归。具体回归方程为：
y=a+alab+bl+cfer(1)
式中：
y农业总产值；lab为劳动投入量；l为土地投入量；fer为化肥使用量；a用来代表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村总产值的影响。
下面回归分析的数据主要是表1的数据，但在回归时，考虑到1949～1956年间化肥使用量非常有限，其对农业产值的影响也将很小，回归结果也显示了这一点，所以对1949～1956年数据我们做了两个次回归，一次考虑引入化肥，一次不考虑化肥。
3.2回归结果及分析
（1）各方程回归R平方均较高，说明拟合优度很好，F统计量也很大，四方程均在0.01的水平显著。但1949～1956年在包括化肥要素的情况下，常数项，和三个自变量系数均没有通过0.01的显著性水平，而除去变量化肥作回归，常数项和自变量系数就通过了0.01的显著性水平，这应该是由于1949年国家刚成立，化肥的使用不普遍，量还很少，虽然增长很快，但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很小。1956年以后的回归方程中，除1979～1995年的常数项没有通过0.1的显著性水平外，其他常数项和自变量系数均在0.1的水平下显著。
(2)可以看出，影响产出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土地、化肥使用量。另外，劳动也是影响产出的一个因素。
(3)从三个时间段比较来看。不考虑1949～1956年，在1978～1995年化肥使用量的产出弹性比1957～1978年要大；以除去化肥的1949～1956年来对比其他两个时间段的不同制度下土地的产出弹性，在1978～1995年，土地投入的产出弹性最大；1949～1956年次之；1957～1995年土地投入的产出弹性最小。而劳动投入的产出弹性三阶段相差不大，在1949～1956年产出弹性最大，1978～1995年次之，而1957～1978年产出弹性最小。
(4)若不考虑1949～1952年中数据不足带来的问题，以a代表农村土地制度对农村经济绩效的贡献，可以发现，1949～1956年的制度相对最为优越，而1957～1978年的则表现最差。
4.绩效分析对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启示
4.1关于改革方向的问题
（1）要体现效率
土地关系的调整和制度创新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建立一个能有效配置土地及其他资源的制度，以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和经济价值。所以新的土地制度一方面应该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能使生产者付出的努力与他所得到的收益成正比例方向变动，激励劳动者改造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另一方面，新的土地制度该能够降低交易费用，节约交易成本，能更好地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使生产要素以合理比例结合，在我国目前主要表现为通过扩大土地生产规模，提高规模效益，引进机械化生产，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
（2）要体现公平
就我国而言，人多地少和农村经济不发达的现实，使得农村土地承载着太多太重的负荷。比如它既要承担社会保障功能，又要承担经济发展功能；既要保障农民就业和社会稳定，又要保障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因此，在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过程中，如果过分强调土地的经济功能，一味主张效率，而忽视农村土地的保障功能和社会公平，不顾条件强行割断农民与土地的联系，就会使农民丧失维持生存的基本生产资料，其实质是剥夺农民的生存权。这样做不仅有违伦理准则，而且也势必遭到农民的阻挠和反抗，最终造成农村很难坚持下去，也就谈不上什么效率了。所以农村要体现公平。
4.2关于我国土地制度改革的问题
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土地制度的变迁方式对制度安排的绩效具有重要影响。制度变迁方式有两种基本类型：诱致性的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一般来说，某一时段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虽然以某一方式为主导，但通常的情况是两种方式交织在一起。因为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要能获得推广并增进效率，须征得政府的认同和支持；强制性制度变迁要使效率能够增进，也必须充分考虑行为主体绩效偏好。
针对我国目前的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式的选择问题，借鉴我国历史上土地制度变迁的经验和教训，我们认为，未来适应新农村建设的土地制度变迁应该做到：
首先，制度变迁应该不能大范围的强制性实行。强制性制度变迁虽然能以最短、最快的速度推进制度变迁，依靠强制力等方面的优势降低制度变迁的成本，但强制性制度变迁主要关注统治者个人偏好，可能带来与国家的总体利益不一致不良制度，且这种方式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较大，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考虑到我国现在是经济稳定快速发展期，经济和政治环境的稳定对于我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所以土地制度变迁不应该太快，波及面不能太广。
其次，我国土地制度变迁不可能是诱导性为主的变迁。相对来说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是人们一致同意对某一制度安排作出某种变动，为达成一致同意需花费较多的时间，而这又会使制度变迁错过最佳的机会等等；诱致性变迁另一个局限在于：即新制度的供给都是在初始改革的框架内进行，带有明显的旧制度痕迹，容易造成制度结构上的非均衡和不稳定。我国许多新制度安排要经过多次试用，这常常构成制度变迁的滞后成本，使新制度供给严重不足，极大地制约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目前我国土地制度问题事关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三农问题”迫切需要解决，随着工农差距，城乡差距的加大，“三农问题”将影响到我国政治环境的稳定问题。所以如果政府不采取措施，而是通过诱致性的制度变革方式解决当前的制度问题，将存在很大的时间成本和政治风险。
所以针对目前的土地制度改革问题，政府应该扮演主要的角色，积极推行制度变革，虽然不能在全国范围内采取强制性制度变革，但应在局部实验性的推行改革方案，对于有建设性的诱致性的变革，应该给予一定的关注和政策的支持，逐步探索出适合中国国情，适合地方的农村土地制度。但是也应该看到，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制度变迁和创新，都必须从历史出发，从现实出发，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的制度选择，因为正是他们才与土地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
因此，推进新农村建设，在农村土地制度选择中采取何种制度变迁方式取决于特定的时空条件，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各种制度变迁和创新方式可以相互转化。
参考文献：
［1］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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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少安，孙圣民等.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05，（3）.
［4］邵彦敏.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历史考察与启示［J］.理论学刊，2005，（10）
［5］张晓山.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回顾和展望［J］.学习与探索，2006，（5）.
［作者简介］郑仁泉（1964-），男，南昌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专业方向：政治经济学。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篇5
中国农村制度创新的路在何方?众多的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是“与国际接轨问题”，他们广征博引，介绍发达国家的农村政策和制度，旨在为当前我国农村制度的创新提供范例。然而，恰恰是建国以来中国自身农村制度创新的历史经验教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曾提出过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他认为：人们过去对制度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是历史在起作用。因此，对当前我国农村制度创新问题的研究，根本的是要了解本国制度变迁的惯性和趋势，从以外国经验为基础的研究模式回到以本国历史道路为背景的现实选择上来。
一、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历史回顾
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纲领之一。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除抗日战争时期外)，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一直实行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土地制度。全国解放后，中共顺沿了这一制度。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土改的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这次土改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进行得最顺利、搞得最好的一次土改运动，农民不仅获得了土地的经营权，而且对拥有的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出租。这一次中国农村制度创新的绩效，在随后几年的农业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953年同1949年相比，我国粮食产量由11318万吨增加到16392万吨，年均增长13％；棉花由44万吨增加到130多万吨，年均增长43％；油料由256多万吨增加到419多万吨，年均增长21％①，不仅迅速恢复、发展了农村生产力，而且为国家工业化起步奠定了基础。
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1953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出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这时，通过土改建立起来的以农民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生产规模小，经济实力单薄，经营分散，不能满足实现国家工业化对粮食和原料的要求，同时国家也很难对大量分散的个体农户进行计划指导，这就使农民私人土地所有制同国家工业化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中国农村制度的再一次变革已无法避免。
今天看来，当时制度创新的关键是要克服小农经济的局限性，要达到这一目标，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是多种多样的，完全没有必要非采取人民公社制度不可。比如，当时可以长期坚持互助合作制，在合作经济的体制下解决经营规模问题；亦可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强化社会服务，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发展。
促使当时中共作出人民公社制度安排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当时领导人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的指导。中共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即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实行财产公有。但这在马克思主义学说里，是未来生产力高度发展后才能实现的社会理想。在“左”的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缺乏必要的认识，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从1953年开始，搞以土地人股、集体经营为特点的互助组，很快又在全国普遍建立了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的高级社，并在1958年完成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就是规模大，一般是一乡一社；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程度高，不仅土地归集体所有，而且生产队的物资、劳动力，甚至社员私人的房屋、家具等也公有化了，可以无偿地“一平二调”。
人民公社作为制度安排，从一开始就包含了诸多的消解制度本身的因素，注定了其绩效的低效率。公社剥夺了农民的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当农民失掉土地和财产万分痛苦之时，当现实中的人民公社生活同宣传中的人民公社生活反差太大之时，人们对公社就只能变得反感和失望，这就消解了人民公社的人心基础；公社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平均主义导致低效率和缺乏激励机制，低效率导致社员的生活贫穷和公社发展的经济基础的缺乏，从而消解了公社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人民公社实行统购统销的产品流通制度，通过不等价的工农产品的交接，过度提起农村资源，消解了人民公社的规模效益。据统计，人民公社时期，全国农村为工业化建设总共输送了5400亿元资金，年均高达到210亿元②。长期过度对农村剥夺，使人民公社的生产效率十分低下，1957—1977年，中国每个农业劳动力净产值由355元降为317元，同期全国农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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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7年》，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61—162页。
②辛逸：《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当代中国史研究》200l年第3期。
均收入：60元以下的生产队占38％，50元以下的占27％，40元以下的占16％，全国年均约有1亿4千万农民处于半饥饿状态①。
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从人民公社一成立，在全国许多农村就不断出现各种形式的责任制，最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普遍建立起来。家庭联产承包作为一项制度创新，是一种非常适宜农业生产过程的制度安排。因为农业生产过程具有时间上的顺序性、空间上的异地性，生产对象是有机生命物，这就要求充分发挥生产者的积极性、灵活性。家庭联产承包制体现了三项制度创新，一是在不改变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二是把家庭经营引入集体经济，形成分散经营与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三是把农户的劳动投入与劳动收益密切结合起来，真正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它所形成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无须外部监督，能节约管理成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堪称农业经营中有着最大制度绩效的制度形式，这在实践中已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诺斯制度变迁的“路径理论”认为：利益诱致是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一种制度如果能使各方的利益达到最大化，人们就不会有改变这种制度的动机和要求；反之，社会对新制度的需求就会变得十分强烈。应当说，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制度不能满足人们利益最大化，这是常态，因此，制度也就处于生生不息的变迁之中。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项制度创新，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但却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农业发展的全部问题。发端于70年代末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沿着把农民逐步塑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的方向发展的。当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成熟之际，农业的比较利益却越来越低，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地位却越来越不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分配上依然存在平均主义原则，导致农民对土地承包期限的不稳定感，造成农民对土地投入的短期行为甚至掠夺式经营；这种承包模式与农业现代化所要求的适度规模经营相矛盾，使农田水利等基本建设受到严重阻碍，使先进的农业机械和农业科技难以推广运用；家庭分散承包经营，农资、工具等重复购置，无形中增加了农产对农业生产的投入；小规模经营的农民对市场反应不灵敏，其生产经营存在严重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缺乏市场竞争力等等。总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当前的形势下存在着重大缺陷，它在某些方面已成为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从而孕育了中国农村制度的第四次创新。
二、中国农村制度变迁的路径分析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以土地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为核心中国农村制度的创新，走过了一条具有鲜明特点的制度变迁路径：土地所有权、经营权都归农民一土————————
①林蕴晖：《人民公社狂想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l一362页。
地所有权归农民、经营权归集体一土地所有权、经营权都归集体一所有权归集体、经营权归农民。我们可以看到，历次土地制度的变迁既是对前一次土地制度的继承，又是对前一次土地制度的否定。通过土地改革我国实现了，土地农民所有、农民经营的土地制度；至合作化初期，搞互助组、初级社，继承了土地改革时期土地农民所有，但却否定了农民对土地的经营使用权，代之以集体对土地的经营使用；发展至高级社、人民公社，则在互助组，初级社基础上，继承了集体对土地的经营使用权，而否定了农民土地所有权，变为集体土地所有。此后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继承了人民公社的集体土地所有，否定了人民公社集体对土地的经营使用权，变为农民承包经营土地。这是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典型表现。
利益诱致是建国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诺斯认为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是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正是获利期望无法在现实的制度安排中实现，才导致了新制度的形成。系统考察建国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可以说建国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都是利益诱致的结果。换而言之，建国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农民不断追求潜在利润的过程，每一次土地制度的创新都是在旧制度无法取得潜在利润时发生的。土地改革，农民土地所有，形成对农民的激励机制，农民积极性提高，但这种农民私人土地所有制却导致了规模效益的无法实现，导致社会分工所带来的利润无法实现，也导致了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所带来的绩效的无法实现。所有这些潜在利润推动合作化、人民公社制度安排的出现。但这两种土地制度安排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并未促成真正的规模效益的出现，它们搞平均主义、大锅饭，导致了激励机制的丧失，监督成本、组织成本提高，无论是国家、集体抑或是农民在这种土地制度安排下，都未能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相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激励机制所带来的经济绩效重新找到，监督和组织成本大大降低。基于这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许多弊端凸显，换一个角度理解，便是暗含许多潜在利润的存在。基于同样的分析，笔者认为今后新的土地制度安排，也必将会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造成的许多潜在利润无法得到更好的实现而出现。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篇6
关键词：土地流转；制度分析；探索路径
一、土地流转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土地是农业发展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村土地制度是否完善，土地流转形式能否适应现代农业的市场化发展需要，将直接影响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稳定。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农村的发展。制度是进行各种活动的依据，涉及到的问题多而复杂，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不仅涉及到农民的利益问题、转移劳动力就业问题、耕地问题甚至还会影响到城镇化问题，探索科学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至关重要。
二、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分析
关于土地流转问题形成的原因是由很多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的，最基本的原因为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整，不详细。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发展，已有政策与制度却尚未健全，且越来越无法满足土地流转方面的制度需求。正因如此，针对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方面的理论研究就变得特别重要。以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可以为这一问题拓宽新的考察视角，既丰富了土地流转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基础，同时也会对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方向提供有益思考。
（一）从产权理论进行分析
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交易费用会影响经济效益。科斯定理可以概括为：“当交易成本为零时，只要允许自由交易，不管产权初始界定如何，最终都能实现社会总产值的最大化，即人们所说的帕累托最优，而当交易成本为正时，初始的产权的界定很可能影响经济行为和资源配置”。诺斯认为，国家是定义产权结构、契约关系的权力人，所以，造成经济增长、衰退或停滞的产权结构均应由国家来负责。他指出国家有三个特征：第一，国家为取得收入，进行公共服务保障作为交换对公民进行税金的征收。第二，国家通过对不同利益集团分配了不同的产权，通过这种形式实现其总体收入最大化的目的。第三，国家面临着其他统治者的竞争或者其他国家入侵的机会成本。科斯、诺斯为后续分析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效率，农民流转土地所产生的高昂交易成本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根据目前中国土地流转现状结合产权制度角度可以分析出：
1、我国土地产权权利主体界定不清，产生土地流转中间很多不确定性。特别是对农民集体土地没有明确的规定，使得主体不明晰，导致不确定性产生，阻碍了我国土地流转的发展。
2、土地产权稳定性尚待加强，使得土地流转的可持续性较弱。尽管我国出台政策，保障了农民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但对土地流转方面期限等却未做详尽的规定，这样使得我国农民可放心承包土地，但无法根据确实情况而真正放心将土地流转出去，谨防自身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3、我国现行土地制度缺乏排他性。农村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而集体中成员即每个农民享有的权利会随着人口的变化而进行周期性的变化。同一块土地缺乏排他性，每个农民无法对其形成长期且稳定的预期。这样，就不会对其进行长期的投资与培育，仅着眼于眼前利益，这也不利于流转规模的扩大。
4、交易费用高昂。在制度经济学理论中，交易费用是指为获取市场信息所必须要付出的费用。在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交易费用，是指搜集流转土地需求供给双方信息的费用，土地流转双方为了达成交易进行谈判所产生的费用，签订契约的费用，签订契约后防止违约而花费的费用。首先，这一系列费用中，由于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发展较落后，信息传播渠道不畅，因此土地流转的搜集信息成本与谈判成本较高，使得整体交易费用很高，不利于土地流转交易的顺利进行。由此，造成土地流转仅限于一定范围内，且难以继续扩大。其次，防止违约成本也较高。现阶段土地流转不规范，出现了大量的流转纠纷，这更加增加了流转成本的提高，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管理部门，其纠纷也不能及时解决，导致土地本身与农民之间的人身财产损害。
（二）从制度变迁理论分析
在制度变迁理论中，诺斯认为，“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的”。①制度所产生的功效体现在特定的社会体系的运行过程中。社会成员对于制度需求与制度环境方面的变化，均会对制度变迁有巨大的影响。诺斯将制度变迁定义为一种自发更迭行为。他认为在制度非均衡时期，利益主体为了追求获利的机会与隐藏其中的利润会自发推动制度的更迭。诺斯指出，当现有的制度安排无法实现外部效益时，新的制度有被创新出来的动力。②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林毅夫认为，强制性变迁一般是在国家追求税收最大化和社会整体经济产出最大化的目标下，通过政策法规这种强制性手段实施的变|行为；而诱致性制度变迁则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为了追求潜在的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行为；即强制性制度变迁一般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变迁行为，诱致性变迁则多为人们自下而上进行的变迁行为。诺斯认为除了正式制度外，社会意识形态也会对制度变迁产生促进或阻碍的影响。符合社会、经济等发展规律的社会意识形态，会在制度变迁整体过程中起促进作用；反之则会阻滞制度变迁的进程。
制度创新的根本原因就是现有的制度无法实现新制度带来的潜在利润。土地流转的制度形态就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能满足巨大的潜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客观环境变化后，原有的土地制度就会阻碍农村经济发展，且有外部利润产生。只有新的土地制度下才能获取其外部利润，土地流转制度创新因此产生。其次，农民集团这一利益主体推动这个制度变迁过程。土地流转制度的变迁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农民根据其自身利益，自行组织和实行土地的流转，并因此取得了一定的外部利益。推动了土地流转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但现有的土地流转制度是极不规范的，产生出了诸如产权不明晰，权责不明确，流转土地用途更改，耕地面积减少，土地流转供给失衡、转出土地农民缺乏制度保障的问题。诱致性变迁需要加之政府力量进行规范。只有政府利用其在政治力量和资源配置权利上的优势地位，通过建立法律法规，促进配套措施的建设，才会完善现有的土地流转制度，从而实现制度均衡，将潜在利益内在化。
（三）从博弈论角度分析
制度的决定和变迁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是不同的人或集团博弈过程各种力量合力的结果。我国农村土地流转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民集团博弈的一种结果。这三方利益集团有着各自的目标利益，会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函数采取行动，但这很可能会使不同利益集团的行为相互冲突，损害利益。
由于缺乏中央整体法律法规的规定和监管措施，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和农民博弈中，其最大化利益是扩大征地范围，通过卖地增加财政收入。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地方政府无激励措施进行监管，另一方面则有较强的寻租行为。
在微观的管理主体上，由于缺乏相应的微观监管体系与惩罚制度。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乡镇村干部进行大量的寻租，通过不符合民意的强行流转，“吃回扣”等方式来谋取个人的私利，使得农民的利益得不到保护。通过这一系列从土地流转前到土地流转结束后的相关组织体系的建设，从而为土地流转过程中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政策问题，流转信息查找，合同签订指导，土地流转纠纷等各个方面提供相应服务，保障农村土地顺利流转同时，充分保障农民的切身利益。
三、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改革路径探索
我们可以从夯实土地物权、强化产权保护、完善土地出让审计几个方面来分析现阶段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可能路径。
（一）细化物权，重构集体土地产权制度
我国的农村土地家庭承包权在实际的应用中容易受到更多的侵害，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农村缺乏城市那样具体的土地登记制度、地籍管理体系以及完善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制度。不够细化的土地登记制度自然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产权清晰、流通的完善。而缺少地籍的现实情形又导致了土地管理的缺失。司法体系的不完善、不健全在极大程度上又使得土地行政法规失却了既有的保障效力。
1、确定农村集体成员权制度
中国的农村家庭承包制改革以坚持集体所有制为前提但是由此也留下集体成员权被不断强化的制度遗产。随着土地非农化后的土地价值提高，该经济组织的集体经济成员更加维护成员权为基础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应对成员权集体所有制进行改革，明确农村集体成员权时间节点，时间节点之前农民可以享有原土地分红权，时间节点后农民可出资获得分红权。
2、实行集体土地资产经营体制改革
在成员权资格明确后，对集体土地资产经营采取双轨制。成立以成员权资格为纽带的股份合作公司和以资产为纽带的现代股份公司。新公司可以租赁村庄的土地进行利用，支付租金后的利润按资分红，实现了土地的变相流动。
（二）强化产权保护，建立规范的土地市场规则
较为明确的土地产权和合理的土地产权结构是我们应该着力建设的重点。
1、出台法律明确产权，保障产权制度，将土地产权与公民财产权相融合，对农民的土地要充分利用并使之等同于公民财产，用财产权制度体现产权内涵，让包括农民在内的法律主体真正在现有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实现土地产权的定位。
2、保证生产要素市场的有序流动，健全信息流通机制
我国目前的各项制度在对于土地流转的效能和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权利的保障是相对欠缺的，从长期看，广大农民的权益必然受到损失，而土地的使用也必然处于低效率的状态。如果这样，失去土地的农民会成为极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我们需建立确保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市场的有序流动的交流，制定相关的流程和程序，建立土地市场规则，建立健全对称的市场信息流通机制、不同市场的连贯和联动机制、确保农民的权益和土地的使用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
3、重视非正式制度
在对土地权益进行相关设计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和影响。非正式制度本身对于土地投资和收益产生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对积极的，这种影响体现在产权保障、消除冲突、节约成本等几个层面。也可以充分发挥家庭的优势，减少制度安排的成本，节约交易费用。
（三）完善土地出让审计，平衡地方政府权力，政经分离
任何形式的制度都是内在约束力和外在的平衡力。就土地产权制度而言，它的内在约束要求体现在土地的拥有者、经营者之间的权利要受到公共权利的限定。处理好公共权力至关重要。2014年8月首次由我国国家审计署于开展的全国范围内的土地出让金收支审计，必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土地出让与科学管理。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存在过多的政绩观的价值判断标准――唯GDp论、实施简单的土地财政。由于各地地方政府各行其是，应进一步完善在国家层面关于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明确管理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中，中央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来扶植地方政府搭建监管平台，由于有了政策倾斜的支持，地方政府有激励对土地流转实行真正的监管，从而切实保证农民利益。且应建立起相关的基层行政管理机构及配套的基层法律、法规，切实有效地对违法行为的纠纷调解组织和仲裁委员会等。
在土地财产权利和资产经营方式明确的基础上，实行村集体以及政治治理与经济管理的分离。引入公众参与机制，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实现农民群众自我监督、自发参与、自我约束的局面，让农民真正成为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受益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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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篇7
[关键词]城中村改造;土地产权;房屋拆迁
一、城中村改造问题的提出
(一)基本概念
广义而言,城中村是指农村的土地已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发展区内,且农业用地很少或没有,居民也基本上属于非农化的村落;狭义而言,城中村特指那些农地与居民早已非农化,村庄也已经转制为城市建设,只是习惯上仍称为村的社区部落。本文指涉的城中村包含上述两层意思。居民职业结构与生存方式的主要指标已完成向城市社区的转型,但在基本素质上仍缺乏城市社区的内涵特征。
城中村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薄弱、建设混乱、环境恶劣、治安复杂等问题,影响了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整体功能的发挥和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为此,城中村常被形容为城市健康躯体上的“毒瘤”。政府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调整城市规划,扩充城市的区域空间,将城郊的农村纳入统一管理,这是城中村改造的最直接原因。改造城中村,使其摆脱自身发展的恶性循环并与周边城市环境衔接,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二)深圳城中村的历史、现状、特点和改造目标、难点
早在1992年,深圳特区内的罗湖、福田、南山区便进行了城市化改造,173个自然村的4万农民改变身份成为“城里人”;11年后的2003年,深圳开始了第二次城市化,截止到2004年底,宝安、龙岗两区的27万农民也全部“洗脚上田”,变成城市居民。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城市。
2005年11月9日,《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总体纲要(2005—2010)》正式出台。在纲要中,未来5年改造的目标是:特区内城中村的拆除重建规模达到总量的20%,特区外拆除重建规模达到总量的5%,5年城中村改造控制的总量为拆除建筑面积1150万平方米,重建建筑面积2590万平方米,综合整治建筑面积3370万平方米,推动特区内外一体化建设。改造中会出现5大难点:一是改造规模庞大,任务艰巨;二是拆迁补偿难,法律规定不完善;三是违建改造矛盾突出;四是产权和租赁期限模糊,难理清;五是部分房屋产权人联系难。
二、城中村改造中遇到的法律缺陷
(一)城中村土地的产权障碍
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城市所有土地的产权归国家所有,而农村和城郊土地的产权归集体所有,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国家可以征用作为农民生产资料的农用地,但难以征用作为农民生活资料的宅基地。城中村改造的最根本障碍就在于这种二元土地制度。
(二)城中村土地流转举步维艰
在那些土地没有完全国有化的城中村,集体土地和宅基地的流转非常困难。随着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中村产业结构和农民就业结构发生变化,许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随时会有失业的风险。集体土地负担着经济与保障的双重职能,如果难以流转,大量的土地资源,或利用率低下,或由于抛荒而浪费,同时劳动力也得不到有效配置。
(三)集体土地所有权征用制度的缺陷
加快城市化进程遇到的首要问题是土地所有形式的改变,由此产生土地征用问题。在我国,集体土地征用制度存在诸如土地征用权滥用、征地补偿范围过窄、标准过低、征用程序不严格不民主等一系列问题,这无不与土地征用法律法规不完善和土地征用管理不当有关。
(四)城中村改造中房屋拆迁补偿的法律盲点
城中村改造中最复杂、最关键的是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及相应补偿问题,目前还没有一个独立完整的集体土地上的房屋拆迁安置补偿的部级大法。拆迁是在城市规划区内还是城市规划区外,其法律意义是不同的。比较棘手的问题是,城市规划区内城中村的集体所有土地上的房屋拆迁活动,是适用《拆迁条例》还是适用《土管法》的规定存在争议。适用的法律不同,补偿标准、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也会不同。
(五)城中村违法建筑拆除的困境
违法建筑的原因很多,但最关键的两个因素是产权不清和利益驱动。违法建筑往往处于城中村内经济繁华的枢纽地带,投资少、经济效益好,村民、投资者以及基层单位、公职人员通过违法建筑牟取了经济利益,甚至形成了利益同盟,对制止违法建筑形成巨大的阻力。另一方面,违法建筑的产权混乱,如果承认违法建筑的产权,则鼓励了违法行为,引发新的抢建风;不承认产权,考虑到法律依据不足及违法行为的普遍性,对已经存在的违法建筑难以强制拆除,令改造无所适从。政府的这种两难境地也为违法建筑的迅速膨胀培养了土壤。到2000年,深圳市各种违法建筑达1.21亿平方米,占全市建筑总面积的1/3多。
(六)深圳市龙岗区旧改模式和法律盲点
在过去的4—5年里,深圳市龙岗区旧城改造的速度可称得上摧枯拉朽、势不可挡,尤其是单体项目的改造规模超过深圳其他几个行政区。但龙岗旧改模式在操作推广时也遇到法律盲点。《深圳市城中村(旧村)改造暂行规定》(下称“暂行规定”)推进城中村改造仅限于旧村改造,而龙岗区旧改则包括旧城镇、旧村及旧工业园三个层面,城中村改造多为综合整治(穿衣戴帽)与局部相连,涉及的大多是公共利益,比如安全隐患、水电配套等,需要政府投资,而旧城镇与旧工业园改造则涉及私人利益,改造后多为经营性项目。另外,旧改的拆迁补偿法律规定,也很难在短时间在全市范围统一各方的利益均衡,《暂行规定》的指导标准,也仅仅针对合法且有明晰产权的城中村住宅。
三、城中村改造中民商事法律问题的解决与司法实务
(一)城中村改造的核心是土地产权问题
在现行的土地法律制度框架下,要真正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就要使农村的土地能够在市场上合法地自由流通,实现流通的唯一办法就是改变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性质,使其彻底国有化。消除改造的产权障碍,一般只有通过土地征用才能实现,但此种方式将使大多数地方政府陷入不可自拔的财政压力。笔者通过认真研究现行法律制度后认为,实行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使村集体通过盘活土地资产获得改造所需资金,使政府能够统一、有效地利用土地,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1.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是指集体经济比较发达、整体建设水平较高的城市周边地区或城市内部的村镇在城市化过程中,以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全部由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并实现撤村改居的过渡为前提,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将原属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整体性、一次性地转归为国家所有,并基本不改变原有的土地用途和使用权归属,即国有土地派生出的使用权仍由集体经济组织(股份公司)享有。
转制是在现有制度体制下顺应城市化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一种法律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社会发展相对于法律制度的超前。因为其间涉及重大的财产权属变更和利益关系协调问题,《土管条例》第2条第(5)项规定应当说是国有化转制最主要的法律依据。
2.征用制度与国有化转制的比较。虽然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与征用最终都是通过政府行政命令、政府公告的方式来实现的,实现方式上都有一定的强制性,但比较而言,两者仍有较大的区别:一方面,征用是以实现具体的建设项目为目的,以特定的建设用地为特定对象而分片、分期进行的,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具有整体性、一次性的特点,更多的是从城市整体规划的角度考虑,对具体改造形式和对象,政府并不要求具体的目标;另一方面,征用后的土地用途可能由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也将转归建设单位享有,而集体土地转归国有时,不改变原土地用途和原土地使用者。
3.国有化转制的步骤。研究近些年广州市和深圳市龙岗区、宝安区的城市化过程,改制范围内的农村已经基本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全体成员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二是撤销原村委建制,以城市社区居委会取而代之;三是将原由村委会管理的集体经济实体转制为由集体法人股东持股的股份制企业。这样,农村土地房产也分三步走,第一步是实现两个转变,即农转非和撤农转居;第二步是以政府令的形式,将列入转制范围的集体土地一次性转为国有土地;第三步是按转制后确认土地使用权和房屋所有权的配套规定,对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人和房屋所有权人核发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和房产证,对取得合法权属证明的土地、房产在缴纳相应的税费后,允许其进入房地产交易市场。
(二)城中村房屋拆迁补偿的法律选择
1.法律适用。近年来,全国一些省市陆续出台的有关拆迁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中,可以找到涉及城中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相关内容。归纳起来,基本采用以下三种补偿安置办法的其一或组合:一是“参照法”,即参照城市房屋拆迁进行补偿;二是“征地法”,即先将土地变性质征用,再依国有土地上的房屋补偿;三是“协商法”,即由拆迁主体和被拆迁主体相互商量决定补偿。
一般认为,对于集体土地上的房屋,因国家建设需要拆除并给予安置补偿的,是将集体土地上的房屋作为地上附着物处理的,应使用土地管理的相关法律规范。但笔者持不同看法,借鉴广州、深圳等地的做法,将上述后两种办法组合使用,其中“征地法”应改成以“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为前提。理由如下:(1)城中村改造的土地问题不能与一般的集体土地征用补偿完全等同,土地征用制度是目前集体土地转为国有的唯一系统化制度,而国家对集体土地国有化转制只有框架性规定。相比之下,转制的适用范围更狭窄一些,必须符合《土管条例》第2条的规定。(2)补偿程度有差别。在土地征用时,《土管法》第47条规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但对城中村中以房屋为主的农民私有财产拆迁补偿却采取忽略或放任态度,甚至没有房屋的概念,房屋仅被包含在“附着物”中。该法第47条第4款规定,地上的附着物及青苗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这样转授权力,结果会导致集体土地征用补偿和地上房屋拆迁补偿截然分开,政府需要支付两部分费用。而集体土地转归国有时,原则上具有无补偿性。由于集体土地的国有化转制不是为具体建设项目而发生,没有具体建设单位置于其间,即没有补偿费用的承担者,并且集体土地在国有化后由原使用者继续使用,农村集体及其成员一般不会因此得到特别补偿。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篇8
我国为什么没有形成第三次土地革命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国农村经历了十余年的家庭承包经营制之后，农业生产呈现出徘徊局面，“三农”问题初显端倪。一户一农的小规模的土地经营方式已经无法解决农村社会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即土地、资本要素快速流出农村，而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受阻。这种结构性扭曲现象表明中国农村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面临巨大的挑战，原有的农地制度变迁与创新势在必行，农地流转就应运而生。有学者称中国的农地流转现象是继“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土地的“第三次革命”。但是与学界研究的结论不相一致的是，“土地流转”并未在全国范围内纵深展开，没有象家庭承包制那样形成由点到面的一统化，也就没有达到“革命”的目的——最终解决“三农”问题。“新土地革命”为何在中国没能真正形成，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与创新的障碍性因素是什么，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大问题。
“土地革命”的诠释
“土地革命”其含义是指土地制度的重大变革，或是土地所有制的重大革新，或是土地使用制的重大创新，或是二者兼而有之。从其内涵来看，土地革命既要改变人们在占有、使用土地上的关系问题，更要解决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农业发展上怎样配置利用好的问题。因此，土地革命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变革的基础或前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制度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土地成本投入，并从计划体制上拿走土地剩余来扶持国家工业化，对整个国家来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种忽视区情、国情的农地制度，对农地资源合理配置及农业的危害也是极其惊人的。这种“一大二公”的土地制度首先导致劳动监督成本太高．同时，该产权制度的目标是追求社会内的不平等减少到最低制度，因而这种制度不提供劳动激励，从而出现了劳动激励缺乏的问题。
农地制度改革对农村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农地制度的实质就是界定农地产权、规范人们使用和处置农地行为的规则，其核心就是调整人们与土地的系列权益关系。其合理与否事关农民的基本权益，关系到农业的生存与发展，影响农地利用效率和农村社会的进步。农地制度的设计与推行关键要解决二个层面上的问题：一是农地所有权问题。所有权是产权的基础，产权是所有权的实现。明晰的产权关系是使农户进入土地市场、实行等价交换、平等竞争的基础。目前我国农地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产权主体是模糊的。谁为集体，谁是集体的合法代表，谁拥有土地的终极占有权，都因这个集体缺乏人格化而使农地所有权“虚化”。这种“虚化”的产权关系可能成为我国新一轮土地制度变革的重大诱致性因素。二是农地的使用权问题。作为独具特色的中国现行农地制度，其所有权概定为农村集体组织，而使用权则从集体组织剥离开来赋予给农户。完整的农地使用权应该含有财产权的性质，以及通过使用土地随之获取的收益权。由于产权模糊不清及土地权能不全，引起我国农地权益纠纷日益增多的现象。无论是在土地承包、土地调整，还是在土地征收征用、土地流转中，县、乡、村等强势组织不同程度地侵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剥夺农民土地使用的处置权，争夺农地的剩余索取权，给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造成巨大的隐患。因此，在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迅猛推进的中国，纵使拥有配套完整的农业基础设施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如果农地产权概定不清，农地制度的激励或约束功能受到削弱，必然导致农地配置利用的绩效低下，危及农村的稳定乃至整个国家的安危。
“土地革命”基本模式
“土地革命”本质上是一种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按照制度经济学原理，制度变迁有两种类型或模式——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是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促使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是新制度安排的制造。而后者与前者相反，是“由政府命令或法律引入和实行”。从建国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路径来看，“土地改革”和“一大二公”的土地制度的推行是典型的国家主导下的对农地制度的强制性变革。而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则是二者的有机结合。该制度先在全国局部地区诱发，由于符合中国农村、农民的需要，得到国家肯定后通过相关法规条例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推行，从而完成新土地制度从诱发点到强制面的和谐统一。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是特定时期国家利益和农民利益、国家意志和农民意志的整合。从现行中国政治与经济体制的特点来看，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的有机结合仍是今后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最佳选择。任何一种新的农地制度的推行，必须使国家利益集团、集体利益集团和农民利益集团在土地的预期收益上达到相对均衡，这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农地制度变迁或者是所谓“土地革命”必须考虑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为什么没有形成第三次土地革命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不均衡诱发制度变迁与创新，有四种因素引起制度不均衡。制度选择集合改革。技术改变。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其他制度安排改变。从目前中国现状来看，以上四大农地制度的诱变因素虽然存在，但存在着程度不足问题，尤其是存在着区域差异巨大的问题，没有形成农地制度变迁的“大气候”。
农户作为基本的经营单位，制度选择的集合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世界农业经营的基本模式是农户经营（发达国家为农场经营），其区别仅仅是经营规模的大小。因此，任何一种农业制度不能撇开农户经营的基本模式，即使有其他资金注入农业形成农业企业，但均不能改变农户分散经营这样一个客观存在。这一特征在发达国家如此，在人多地少的中国更是如此。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的实行既顺应世界农业发展的潮流，也是中国农地制度变更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肯定农户经营，选择农户作为农地配置利用的基本单元符合中国国情，这也是两种制度变迁模式必须考量的基础性因素。
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了土地的产出率
土地作为农业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其产出率深受土壤肥力、大量降水、水热组合差异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虽然机械化、电器化以及化学、生物技术等的推广运用，能够提高单位土地的产出水平，扩大经营规模。但土地的产出物及其质量深受地域因子影响，不可能象工业生产那样在全球不同地域推行同一制度、生产同一产品，获取同样的效益。目前来看，由于我国农地类型复杂、山地多、平原少、水热等条件差异巨大，任何一种农业技术的推广运用，不能改变我国农业分散经营的局面。因此从技术层面上看第三次土地革命的时机还未到来，过分强调通过土地流转来实施土地的规模经营从而否定农户经营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
农民肯定现行农地制度，但服务需求集中在农民土地权益的有效保护之上
现行的农地制度运行20多年，对农民解决温饱问题和农村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但随着农地非农化进程的迅速加快，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其他利益集团严重侵害。相关资料表明，80%以上的农民赞同继续实行现有的农地制度，但也有60%以上的农民对现有农地制度执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表示不满，其焦点集中在强势利益集团在农地征收、征用、农地调整上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侵害。国家利益集团、集体利益集团已从现行农地制度获取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解决了粮食问题和农村社会的温饱问题，因此两大利益集团均赞成维持现有农地制度。农民利益集团尽管对农地财产权保护不力颇有异议，但对现行农地制度持肯定意见的仍占支配地位。因此现行农地制度只有进一步完善的问题，尤其是在土地处置权、收益权上进一步完善，真正给予农民完整的土地财产权。
中国现行农村制度改革步履缓慢，与农地制度创新不相“合拍”
由于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影响，支撑我国农村社会发展的种种制度如户籍制度、税费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有的是农民非农化的障碍、有的还是一片空白。正是由于这些制度的残缺，使绝大多数农民把其一生的生产、生存希望寄托在农地上。农民考虑农地的功能首先考虑的是社会保障功能，而农地的生产功能、生态功能无形中受到削弱。只要其他农村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农民就不会同意改变目前“人均分配”的土地制度，因为土地是农民乃以生存的基本财富。“第三次土地革命”之所以不能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响应，农地流转不能由点到面迅速蔓延，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农村其他制度的不配套、不完善。
对我国农地流转的反思
产权主体虚置，导致基层组织“越位”
由于我国现行农民使用权的主体是虚置的，而这种虚置的土地所有权归属关系就决定了乡、镇或者是其他基层组织有机会在农地流转中充当主体角色，从而剥夺了农民主动参与农地流转的处置权，即流转权。由于土地产权主体不明或主体错位，实质上增大了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因为中国农村社会各种利益集团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追求各自的利益。从产权经济学角度看，当农户在农地流转过程中预期效益不定，预期成本有可能增大时，农民或农民群体会做出自发性反应，不在现有农地制度上做出任何调整，要么自己继续耕作利用土地，要么弃耕撂荒。要解决当前农地流转中的“流而不转”、“转而不畅”的问题，首当其冲还是要解决农地的产权问题，要赋予农民土地的物权性质，使农民获得实实在在的土地财产权利。当农民拥有完整的土地财产权利后，就会根据市场的变化规律转让土地使用权。
农地功能呈现出结构性缺陷，过重的社会保障功能使农地的流转受阻严重
合理的农地配置利用方式是充分发挥农地的生态功能、生产功能，从而带动和加强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最终取得土地开发利用的生态效益、生产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我国现行的农地制度造成农地的三大功能相互冲突，阻碍了农地的有序流转。现行的农地制度强调均分土地，这种配置农地的行为实际上是强化了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弱化了农地的生产、生态功能。当土地作为农民生存与发展的最重要的社会载体时，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就成为每一个农村人口的基本生存权利。生产功能要求农地规模经营，生态功能要求用养地结合，保障功能要求农地均分，这种农化功能结构性矛盾构成了我国农地流转的又一重大屏障。过重的农地社会保障功能，不利于农地、资本、劳动力要素的相互优化组合，不利于农地向种田能手相对集中，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化进程，不利于农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及形成合理的农地流向。
农地流转市场供需不平衡，农地流转稳定性能差
我国农户经营效益和农村劳动力之间存在着双重不稳定性。对于大多数农户来说，土地经营效益低下或非农就业形势较好时转出土地的意愿相对较强，但当非农就业环境恶化或经营土地的效益转好时，转出土地的意愿相对较弱并有可能要回已转出的土地。对于农地经营大户而言，由于农田设施、机械化设备等的投入较大，要求转入具有较长期限的农地来经营。
目前广泛存在的农地供求矛盾使农地流转市场呈现出结构性矛盾。供给方面短期多且农户分散，需求方面长期多且要求集中，从而形成有效供给和有效需求均不足，可以转出的土地转不出，想转入的土地缺少供给对象。由于缺乏长期稳定的市场供给机制，农地流转的“隐性市场化”普遍出现，突出表现在“口头协议多，书面协议少”；“短期协议多，长期协议少”；“农户之间私下流转的多，按规定和程序流转的少”。
农地流转市场混乱、无序的局面表明支撑农地市场发育的制度衔接不上，农地流转的相关法规和实施细则必须近快出台和完善。“依法、有序、有偿”由点到面地推行农地流转，构建我国规范的农地流转机制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农地制度建设的一项重大任务。
相关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土地制度的变迁与创新是农地资源优化配置利用的必然选择
就当前中国农地制度来看，有可能诱发土地革命的因素有二：土地所有权的变革，这是雷同于国营企业改革的一大难题，关键在于解析产权及产权制度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驱动作用，因此在多元化社会的中国，土地产权的多元化应该成为土地制度改革的一大趋势；土地使用权的变革，在土地非农化进程加快、农业劳动力非农进程缓慢的工业化时代，中国选择怎样的土地使用权变革模式值得各界商榷。人多地少，地域差异巨大，选择多种多样的土地使用模式应是我国农地资源可持续配置利用的大势所趋。
农地制度变迁模式问题值得高度关注
林毅夫曾指出：“强制性制度变迁是由国家通过一系列立法和行政命令来实现的。制度的公共物品特性使得制度的自发传播常常低于社会最优水平。因此，由国家提供制度比私人生产更有效……”从制度效用的角度该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在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与创新过程中两种创新模式怎样结合仍有讨论的必要。农地制度变革应考虑自下而上的过程，农民及其集体组织的萌动、呼应是新土地革命的关键所在。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篇9
theSecondtheoreticalDepartmentsofnanjinginstitutepoliticsofpLananjingJiangsuprovince
摘要：制度非均衡是由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不一致引起的，主要表现为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供给过剩。制度创新的成本、收益、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等有可能促使制度非均衡的出现。宪法秩序、现存制度安排、制度设计成本、现有知识积累、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制度变迁方式等外部因素可能会使制度非均衡长期存在。本文运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非均衡，认定我国既定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明显存在着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和无效供给过度的非均衡性，制约农业的发展，而这恰恰是制度创新的诱致因素。
关键词：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制度供给不足；制度供给过剩；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abstract: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meansthatinstitutionssuppliedandinstitutionsdemandedarenotinbalance.itcanbepidedintoinstitutionalsupplyshortageandinstitutionalsupplyexcess.Changesininstitutionalcost，profitandthesetofinstitutionalchoicemaycausesomeinstitutionsintodisequilibrium.moreover，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amaybemadetobepersistentbythefollowingfactorssuchasconstitutionorder，existinginstitutionalarrangement，institutionaldesigncost，lackofsocialscienceknowledge，theexpectingcostofpracticinginstitution，theinstitutionalinnovationmethod.thispapermainlyusestheoriesof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toanalysisproblemsof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ofChina’scurrentfarmlandpropertyandassurethatChina’scurrentfarmlandpropertyinstitutioninnotinbalance，whichhinderthedevelopmentofouragriculture，thisisexactlythecauseofinstitutionalinnovation.
Keyword:institutionalequilibrium；institutionalDisequilibrium；institutionalSupplyShortage；institutionalSupplyexcess；Farmlandpropertyinstitution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农业发展面临国际经济一体化的严峻挑战的今天，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已难以继续为农业现代化、农业国际化和农村非农化提供有效的制度支持，由于农村土地产权问题及其矛盾纠纷而引发的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进步等“三农”问题也愈演愈烈，事实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已处于一种典型的非均衡状态，已有的制度安排结构中主体无法获取的潜在利润或外部利润的出现。换句话说，尽管现行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可以增进许多农户个人及社会福利水平的潜在机会，却难以使之成为现实；而那些效率释放殆尽的制度依然是当前农业发展中制度供给的主流，这恰恰也就是农地制度产权制度创新的诱致因素。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现象进行诠释。
一、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非均衡的一般理论解释
所谓制度均衡是指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意状态或满足状态，因而无意也无力改变现行制度[1]。在此状态下，现存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的任何主体带来额外的净收益，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从总体上处于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均势状态，它表现为制度的供给适应制度的需求。所谓制度非均衡就是指人们对现存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欲意改变而又尚未改变的状态。[2]在此状态下，现存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任何改变有可能会使不同制度创新主体获得利益，也就是说，现行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之外出现了另一种可获得潜在最大利益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如果不及时创新制度安排，就容易导致制度供给不足或者制度供给过剩，使得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出现了不一致，容易引发制度非均衡。
引起制度非均衡的因素很多。从内部矛盾来看，制度创新的潜在收益变化、制度创新的成本变化、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技术改变、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以及其他制度安排改变等因素都会引起制度非均衡。从外部因素看，外部环境的变化、资源条件的改变、国际环境的变化以及体制的变化等等，一方面会使原有的制度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不是净收益最大的制度，因而产生了制度创新的动机和需求；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会改变可供选择的制度集合和选择范围，从而产生制度的有效供给。
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之所以处在非均衡状态，主要表现为农村土地实际产权制度供给滞后于潜在的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存在明显不足。一方面，对新制度的需求已远远早于实际制度供给，从而导致农地产权制度有效供给不足。例如对界定土地所有权制度的需求、对明晰土地使用权制度的需求、对健全土地流转制度的需求、对规范土地租赁制度的需求等潜在制度需求都早已产生，但实际制度供给至今尚未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另一方面，土地承包制度供给存在着严重“过剩”，一些现行制度供给相对于社会需求是多余的，如农民集体土地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农村住宅禁止向城镇居民出售，农民将户口迁入城镇后，其原宅基地不得再扩建和自行转让等政策，都极大束缚了土地和劳动力这两大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阻滞了农地市场化进程。
当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非均衡是一种“常态”，而制度均衡则是一种暂时的、理想的状态，即使“偶尔”出现也不会持续存在，影响制度供求的成千上万各“变量”在不断变化；另一方面，制度非均衡又成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正在不断出现的潜在利润促使人民不断进行制度创新，制度非均衡的轨迹就是制度变迁的轨迹。
二、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非均衡的内部性分析
一是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供给不足。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呈现多元化发展，与此相适应，我国的农村土地所有权制度应明确确定农地主体。我国宪法虽明确规定了农村土地归农村集体组织所有，在此规定下，现实的“集体所有”大多数为乡镇、村、村民小组所有，农民只是具有土地的经营权而无所有权。而作为土地所有者的集体对土地充其量除了在农户之间进行调整一类的分配权力之外，并不拥有法律赋予所有权的全部权力。实际上，在我国中央政府代表全社会掌握最高的、宏观的农地支配权，造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虚置或缺位。即使是集体组织享有的那一小部分所有权也缺乏真正的组织载体，使集体很难真正行使自己的所有权。
二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供给不足。从经济学的角度，产权对它的拥有者来说，应当具有的权能是:占有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家庭承包制度虽然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农户拥有了承包经营权，但农户的权利并不是充分和完备的，我国农民在土地的所有权上，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而没有处置权和收益权。农民产权权利的不充分使之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变化和要求。例如，在现行制度下，农民缺乏抵押土地使用权以获取银行贷款的权利。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承包经营权又发生分化，演变成承包权与经营权两部分。而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国家通过出让、转让农村土地收益达2万亿元，但大部分农民却没有从中收益。
三是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供给不足。我国中央政府一直致力于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国家在1984年就确立土地使用权15年不变。1993年底，国家又确定将原有土地使用权再延长30年，并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办法。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同样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长期稳定。但在实践中，家庭承包制基本采取按人平均承包土地的办法，以保障农民平等的经济权利。特别是由于婚丧嫁娶、新生人口不断形成高速承包地的内在压力，不少地方不得不采取“三年小调整”、“五年大调整”的办法，不断重新分配承包地，这使稳定土地承包成为一句空话。土地承包权的不稳定直接导致土地所有权不确定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对土地的长期投资，使得土地的粗放经营成为普遍的现象。
四是农村土地经营制度供给不足。家庭承包经营在解决了农村温饱问题后，在继续发展上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随着以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改革的深入，家庭分散经营表现出制度上的滞后性，一系列困扰农业经济的问题(如规模经营，农民增收，农业生产经营的专业化、一体化等问题)难以在封闭、凝固、分散的小生产经营体制框架内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所有这些都使得我国的农业难以像其它产业那样能够获得规模经济效益，这大大降低了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目前我国已经加入了wto，与其他行业相比，我国农业的比较优势最小，入世对农业的冲击也最大，如何提高我国农业的规模经济效益也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
五是土地产权制度结构不完善。我国目前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结构严重失衡，土地产权制度的配套制度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1）农村用地保护制度缺乏，我国人口多，耕地少，在农村，则是擅自建房、建厂、建窑、建坟、采矿、采石、挖砂、取土，乱占滥用，破坏地力，改变用途；（2）农地市场制度发育不良，农地是不是资产，如果是资产，其市场如何建设等都缺乏明确的理论指导；（3）农地价格制度缺乏，现实农地经营中，没有系统的农地地价制度，农地资产显化缺乏依据；（4）农地金融制度尚待时日。农民缺乏利用农地使用权进行贷款的农业金融机制，导致部分缺失资金的农户无法运用科学技术进行现代农业生产，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从土地使用权转让中获得资本积累丧失了发展非农产业的机会，种养大户不可能通过市场获得土地相对集中，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此外，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还存在部分供给过剩现象，突出表现在农村土地使用权限的封闭和凝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规定：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流转。但在现实中，农地流转尚无相应配套的可供其具体操作的章程，农地转让进退两难：一方面是政府或集体强制性进行农地流转，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据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统计，1998年至今，全国土地违法案件达80万宗，中国现有失地农民在4000万人以上。[3]；另外一方面就是全国许多地方已出现了农民之间无偿或低偿转包、转让土地，有的甚至转出方倒贴，严重违反了稀缺土地资源使用价值规律。此外，国家还规定农村土地流转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抑制了农村土地进入市场的积极性和可能性，束缚了土地和劳动力这两大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把9亿农民全都紧固在自己的承包田和口粮田上，影响了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小城镇的建设步伐。三、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非均衡延的外部成因
1、制度创新成本高。制度不均衡产生了获利的机会能否实现制度的供给，还取决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在制度创新的过程中，面临着多种成本与收益的核算。一是个体成本－收益比较。新的农地制度创新可能给他们带来更多收益(包括预期收益)，例如更高的粮食产量，货币收入，以及股份分红增加等，同时也要为此付出相应的成本代价，譬如农民的土地转让会使转让农民丧失了土地，增加货币收入却丧失了粮食收入，承担的风险增大等。一般说来，只有在收益可能大于成本时，单个行为主体才会产生制度创新的要求从而对由政府设计安排的制度创新持赞同和支持的态度。二是社会成本－收益比较。新的农地制度变革可能会使部分设农、非农社会成员的利益受损，从而成为制度创新的阻碍，进而增加制度创新的机会成本。我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土地对农民来说不仅仅是一种生产资料，而且承载着过多的就业和社会保障的职能。农村土地创新有可能使部分农民失去土地导致社会不稳定，同时大量农民涌入城市，也会带来复杂的社会问题。三是政治成本－收益比较。毫无疑问，未来农地产权明晰化和市场化的改革取向。经济市场化、自由化必定会提高资源市场配置能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有可能增强政府可支配的经济力量——主要体现为能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使权力中心获得更广泛的国内政治支持和加强在国际政治经济谈判中的力量，达到巩固权力之目的。但经济市场化、自由化所诱发的多元化政治力量可能会弱化权力中心的权威性。
2、“搭便车”问题。我国现行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制诱致性制度变迁本身所具有的外部性容易导致“搭便车”问题，这就意味着一旦制度被创新和安排，每一个受这种制度安排约束的个体，不管他是否分摊了制度创新的成本，他都能得到同样的制度服务。由于这个缘故，经济主体都希望别人分摊制度创新成本，其结果是制度供给不足。这就使得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矛盾表现更为突出。因而，在“搭便车”问题困扰下，制度供给不足的非均衡状态将可能较长时间内持续下去。既然诱致性制度创新受到“搭便车”问题的困扰，那么国家强制性制度供给是否会弥补制度供给不足吗？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只有在预期收益高于其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成本时才会提供新制度供给。如果创新损害具体制度提供者集团的利益，它们就不会为制度创新提供服务，甚至会以国家的名义阻碍制度创新的实现，维持一种低效率的制度。“经济增长时会出现制度不均衡。有些制度不均衡可以由诱致性创新来消除。然而，有些制度不均衡将由于私人和社会在收益、费用之间有分歧而继续存在下去。只要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他将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尽管如此，如果制度变迁会降低统治者可获得的效用或威胁到统治者的生存，那么国家可能仍然会维持某种无效率的不均衡。”[4](p396-397)
（3）制度变迁时滞。所谓制度安排的时滞性，是指在新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之间存在一个时间间隔。即新的制度供给要滞后于新的制度需求的出现。在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和社会阶段，由于社会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所以，适应某一阶段或某一社会情境的制度安排必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逐渐失去作用，新的社会情境便需要新的制度安排，而由于人的认知能力、制度“发明”需要时间及新制度的启动存在时间间隔等因素，新制度不可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同步调适，因此，制度安排的时滞性是必然的。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中，由于没有重要的社会变革，所以制度的安排会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而展开，时滞性问题表现得不是很明显，而在一个多变的社会如目前我国的转型社会中，由于整个社会结构都需要调整，因此旧有制度明显不能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新制度的产生和有效施行又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当前我国制度安排中的时滞性便显得更为明显。这一点对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而言，也同样适用。
（4）现有知识积累及其社会科学知识的制约。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如当科学和技术知识进步时，技术变迁的供给曲线会右移一样，当社会科学知识和有关的商业、计划、法律和社会服务专业的知识进步时，制度变迁的供给曲线也会右移。进而言之，社会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制度发展的成本，正如自然科学及工程知识的进步降低了技术变迁的成本一样”[50][p336]。这就是说社会科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知识就是认识社会现象的阶梯，并决定着改造社会的成本。我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方向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这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在改革过程中面临的社会科学知识不足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阐释的是土的地社会所有，而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土地集体所有；另一方面，西方有比较成熟的土地产权制度理论和模式，但这些理论和模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个别基础之上的。因此，如何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又建立和完善现代土地产权制度并没有现场的模式可供借鉴，只能靠摸索和创新。因而使得制度非均衡的状态得以较长时间延续。
（5）意识形态刚性。制度创新是经济主体追求外部利润最大化的行为结果。只有当经济主体对一项制度的安排和结构的预期成本少于预期收益时，一项制度安排才会被创新。而经济主体对制度的成本－收益的看法，则要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人们是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获得最大化收益的，而意识形态通过改变经济主体的偏好体系，对成本和收益的值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从随机观察中可以发现，个人在成本－收益计算中仅以获得更多的尊严作为利益取向的行为模式是广泛存在的”[6][p60]。我国漫长封建小农社会经济形成的平均主义观念、家族和家庭观念、公私观念等潜移默化的从各个层面影响着农民主体对农地制度创新成本－收益分析。任何违背农民意愿的制度创新方式都不会得到农民支持和理解，也是难以实施的。2004年，因为首创”家庭联产承包制”而常被作为“中国农村符号”的安徽省，对全省15个市、60个县（区）、219个乡（镇）共2070个农户进行了一次深入的摸底调查，46.09％的农民对土地产权私有化持反对意见，赞成的只有28.7％，其余农户说“无所谓”或回答“拿不准”。农民认为：“家庭承包制”适合我国的实际，不能动摇[7]。
四、结论
我国目前非均衡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格局已进入不可持续的状态，由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非均衡而引发的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进步等“三农”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各个土地所有权“上级”以所有者的名义来侵蚀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严重阻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土地随意的调整以及不得转让、继承、自由种植等限制，造成土地资源不能自由流转、不能形成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弃农务工，使得相当大一部分土地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稀缺的土地资源并没有得到充分利用。这种非均衡的农地产权制度格局已成为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进步的“瓶颈”；体现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新农地制度，已经成为经济社会中的“稀缺资源”，而在这种非均衡中又恰恰是推动土地产权制度进一步改革的需求因素，这也正是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进一步展开和深化的基本条件，其结果必然是加速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力度和频率，实现制度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曙光.论制度均衡与制度变迁.经济研究[J]，1992，(6)
[2]张曙光.论制度均衡与制度变迁.经济研究[J]，1992，(6)
[3]李兆清.国家重策出击“三农”农业税赋拟5年降至2.4%，财经时报电子版[n]，BUSineSS.SoHU.Com，2004年2月14日
[4]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a]，载科斯、阿尔钦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5]Vw拉坦：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a].载科斯、阿尔钦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篇10
关键词:社会结构;变迁;劳动力流动;农村
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116-03
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是在中国传统的重伦理人情轻物质利益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呈现出一种差序的格局。所谓的差序格局即为: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是相同的[1]。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2]。传统的中国农村就是以家庭,或者是扩大了的家庭(家族)家乡为基础,从事自己的生产经营和社会活动。家族的关系是以血缘为基础的,虽然有时候这种血缘关系非常的疏远。同乡关系则是一种地缘关系,由于居住于同一个地方,具有相同相近的行为方式、风俗习惯而结成的关系。无论是血缘关系,还是地缘关系,都是呈现出差序格局,即由近及远,由亲而疏。
而西方社会则呈现出一种“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模式。这是一种以个人为社会之基本单位的结构模式。团体格局强调权利义务关系,突出规则和制度,特别是正式的成文的规则和制度。自16世纪起,西方国家通过革命建立起资产阶级的制度,包括以市场和价格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和以权利义务、民主自由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几个世纪的发展,使西方社会的团体格局的社会结构发展的比较成熟。
中西方社会结构格局的相同点在于每种社会结构都是长期的、历史的发展过程;都是适应当时当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发展的结果。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商业传统,所以发展成注重权利义务,规则契约和制度的团体社会格局模式。中国却是一个农业国家,所以发展成为重伦理人情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模式。无可否认的是,这两种社会格局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促进了各自社会经济社会的发展。然而,当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越来越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农村地区,种种迹象表明着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开始解体,现代社会的团体格局结构模式正在建立。由于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社会结构存在久远,它的解构需要强大的推动力。当然,这个推动力已经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将推动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
一、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影响
舒尔茨认为,完全以农民世代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为基础的农业可称为传统农业[3]。传统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不仅农业生产技术长期不变,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也基本不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发展呈现出一种被“锁定”状态,这是乡土中国最显著的社会结构格局特征。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和转移来打破这种状态,推动农村的社会结构改进升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有以下作用:
(一)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作为农村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的土地要素在农村劳动力流出后将会重新流转。现阶段农民离开土地后,在保留土地使用权的条件下,将土地有偿或无偿归还或暂时归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集体经济组织发包,进行规模化经营。从土地资源的利用效率和中国土地制度现状讲,这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应该引导土地朝这个方向流转。也可以暂时由他人代管,按各自的贡献分配土地收入。无论何种方式,都有利于土地的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使用效率。当家庭的剩余劳动力外出后,土地的劳动投入减少,势必会以资本和技术替代之,这有利于土地的单位劳动报酬率提高。不仅提高了土地作为生产要素的报酬率;也提高了劳动力的单位报酬率。有利于农民家庭收入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此外,能够留在农村,从事土地的规模承包经营的农民,必是富有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经验,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市场化经营模式。他们的生产经营,有力推动农村的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劳动力流动对农民收入水平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收入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出人员带回的工资或者是汇款。其中的一部分资金必然会投入到农业中去,或者是农村中的第三产业,这在整体上必然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有学者对有外出打工的样本户调查访问发现,外出劳动者每年人均带回6476.92元,这部分现今大多用于改善生活的开支和农业投资上[4]。二是,由于外出,使得农村的劳动人口减少,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势必以资本和技术来替代,这样可以提高农业生产的资本化科技化水平,发展规模经济,提高留守农民的收入水平。
(三)劳动力流动对农村治理结构的影响
中国现行的农村治理结构模式是在乡镇党委政府指导下的村民自治。然而,实际上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却是乡镇政府任命的。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及思想水平的提高,农民开始对乡村政治抱有越来越高的热情。随着参与率的提高,他们开始要求农村治理的话语权,选举自己满意的代表。根据周大鸣在江西所做的田野调查表明:外出务工者影响着农村的政治结构。外出务工对乡村政治的影响,主要通过村民的民主选举。村民多倾向于接受能致富会赚钱的村长和书记,如果他们没有外出的经历,没有致富的经验,就很难赢得村民的信赖[5]。在农村劳动力流动过程中,一大批富有现代经济意识的农村精英脱颖而出。他们具有较强的社会组织协调能力,较好的人际关系,能够影响、带动农村的发展。
(四)劳动力流动对农民的非农化和农村社会分化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流动到城市后,只有很少的部分回流到农村,根据学者的研究,回流的比例并不大,如在江苏省北部,回流数量占迁移总数的1/4[6]。白南生通过对农业大省安徽和四川两省的调查发现回流人数占外出和曾经外出劳动力的28.5%[7]。绝大部分务工者留在或者暂时留在城市,使得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农村中的人口数量逐渐减少。外出务工人员回流到农村后,他们更愿意从事非农的产业。这都有利于农村土地的集中以发展农业的规模经营。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出后,农村的社会阶层就处在不断分化的不稳定的过程中。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深度发展,农村社会阶层的分化组合将更加剧烈。
二、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农村现代化过程,从根本上讲,就是一个从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向团体格局社会格局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乡土中国的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的社会关系转向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职业的关系――业缘的关系。业缘关系的确立不再依靠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依靠的是正式的规则和制度。通过规范的经济规则、契约和制度来实现个人与经济社会联系。在经济社会中,正式的有效的规则和制度能够最大程度地降低人际交往的成本。传统的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存在却囿于狭小的血缘和地缘之间。
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要求有充分的信息。但是,信息的获得是要付出成本的。传统农村信息的获得仅靠熟人,基本上没有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这也造成了信息供需双方的不对称。市场的交易出现极大的不信用,造成信息成本的二次附加。信息的不完备使得契约的签订存在欺诈的陷阱,农村的信用状况总体水平不高。但是,毕竟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开始向团体格局的社会格局转变,从血缘、地缘开始向以利益为核心的业缘关系的转变。转变的过程,也就是社会的基本物质利益的经济制度和平等的社会制度建立的过程。
相比于城市,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优化具有更多的困难。在尊奉人际关系的农村社会,正式的社会规格和制度难以真正的实行下去。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出城乡“固化”状态。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开始从生产组织制度方面打破这种状态。但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措施,因为农村依旧是农村,农村的封闭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真正使农村社会结构从根本上发生改变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国家政策的允许,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流动。他们在城市和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去寻找工作。这就突破了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因职业联系而存在的业缘关系开始发展起来。他们通过政府的职业宣传、用工厂家的招工广告和中介机构的服务寻找工作,不再依靠熟人关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更多的是为农村带来观念和发展的思想。通过城乡之间的交流,现代化的追求物质利益的市场、职业观念开始影响农村。
中国的农村在保持差序社会结构格局的同时,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使这种传统的乡土社会格局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迁。纵观整个农村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讲,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更像一种混合的结构模式。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村,基于职业的联系关系要比血缘关系强得多。当中西部的农民流转到东部沿海地区时候,中西部的农村社会结构也将随之改变。可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的展望
现阶段,中国农村社会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推动力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有效地缓解了中国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升级;也从根本推动了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革。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所得的收入高于农村务农的收入,所以外出务工对农民来说是一个理性的选择。然而,农村并没有和农民同步发展,农民是富裕了,农村依旧相对贫困。在一个可以预期的未来,当剩余劳动力流出殆尽的时候,农村社会又能凭借什么因素发展?
如何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恐怕要从制度上找其破解方法。农民基于经济利益外出务工,完全符合经济学上经济人的假设。对于农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成为拉动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源泉。但对于农村来讲,效果并不十分明显。中国农村的制度变迁,也基本上属于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相对于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具有更高的效率。但是,对于农村的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的效率,是值得思考的。农村的真正发展,需要有一个对农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制度的存在。
农村的制度变迁,是有阶段性的,也是具体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农民的脱贫致富,对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当前应当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当农民流出达到一定规模时候,应适时调整农村土地关系,恢复其作为生产要素本来功能,把土地使用权推向市场,让土地在市场的资源配置中最大限度追求自己的报酬。第二,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发展农村的适度规模经营,允许农业的工场化经营和农业经营者、农业工人的存在。第三,继续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农村劳动力得以流动的关键是积极培植和发育农村劳动力市场,使劳动力能够顺畅流动[8]。最为重要的一点,应该为农村社会提供一个完善的公平的社会竞争环境。
规范的、完善的组织和制度,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农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就是一个制度的扬弃过程。原有的、不规范的、不符合时展的制度应被废除,规范的,完善的社会制度逐步地被建立健全。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逐步瓦解,现代社会的团体格局逐步的确立。总之,通过改造中国的传统社会,建立一个真正的富裕、文明、现代的新农村。当前,中国的农村社会结构尚处在转轨阶段,即由差序格局向团体格局转变过程中。农村劳动力流动加快,社会阶层处在分化组合之中。这是社会转型期无法回避的现象。良好的规则制度是促进农村社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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