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发展战略研究篇1
【摘 要 题】农业可持续发展
【关 键 词】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
【 正 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其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农业在中国具有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当今世界中，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像中国这样长期困扰着整个经济的发展，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经济、生活的持久因素。
虽然中国仅用占世界不到7％的耕地，让占世界总人口22 ％的人口丰衣足食，被世人誉为“世界经济史上持续发展的一桩奇迹”。但是，中国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生态环境的加剧恶化等却使未来农业发展面临多重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第1 号国情报告所得出的这一极富挑战性的结论，唤起了人们对中国生存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的深思。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提出了震惊世界的“中国粮食威胁论”， 更引起了中国乃至世界对中国农业发展战略问题研究的广为关注。
中国究竟应选择怎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便构成了中国如何迈向21世纪的主要研究热点问题之一。
一、战略观点（注：根据研究者所提出见解的学科侧重或学科倾向，大致将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概括为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并不是严格按照研究者自身的学科研究领域进行区分。）
《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的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粮食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状况，保护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即确保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和合理利用保护资源。
针对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应选择什么样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对于这一问题目前在农业生态学、农业经济学和农业地理学三大学科领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观点。
（一）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 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马世骏院士为首的生态学家，就开始倡导中国应该走生态农业的发展道路。80年代中期，马世骏曾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与了著名的brundtland宣言——《我们共同的未来》筹备工作。认为应以生态控制方法诱导非机械控制手段去堵截污染，以天人合一的观点去发展而不是以回归自然的方式去保护环境，从而促成了宣言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并提出中国应实现以生态经济原则为指导的农业经济持续发展。自此，关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问题的研究，便层出不穷，形成了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
1.“生态农业论”。生态农业是中国最早触及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展战略，且至今仍将其作为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流方向。
该战略是在总结吸取传统农业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根据生态经济学原理，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结合现代农业的先进技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多层次、多结构、多功能的集约经营管理，以期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其基本特征“循环、持续、高效”反映了持续发展的宗旨。
2.“效益型农业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持续农业的核心是发展效益型农业，保持粮食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既是解决“民以食为天”的需要，也是确保社会稳定、国家发展的需要。
这一战略就其基本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遵循经济原则、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生产力要素组合；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充分合理开发利用自然人文资源。其最终目的是要提高资源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拓宽农村劳动力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实现农业现代化。
3.“农牧结合论”。这一战略认为：为确保中国21世纪16亿人口的食物安全，建立一个以畜牧业为突破口，实行农牧结合，以农促牧、以牧促农、以农牧产品促加工的“种、养、加”和“产、供、销”一体化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是发展有中国特色可持续农业的战略需要。
4.“现代可持续集约农业论”。（注：程序认为中国应该走“可持续集约农业”之路，那种“集约化持续农业”的提法，强调把“可持续的”约束条件作为根本特征，显然是不足取的。）该战略认为中国人多耕地少、自然资源相对紧缺，农村欠发达、多数地区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消费趋势，要求农业在有相应投入和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选择高产量、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集约持续农业道路。
上述生态农业战略、效益型农业战略、农牧结合战略、现代集约持续战略等，其核心实质都是要试图解决、回答如何协调发展生产与保护环境的关系问题，这显然是与中国的现实国情密切相关。
（二）农业经济学家的观点 农业经济学家虽然不像农业生态学家那样，能够直接敏锐地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道路选择，但是却尤为关注农业发展的内部运行机制，更能从深层次揭示把握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目前，其关注的主要战略问题有：
1.粮食问题。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brown在《who will feedchina——wake-up call for a small planet》一书中，认为随着中国人口的增长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粮食的需求将大幅度增加，而耕地面积却不断减少，农业灌溉用水也将大量移向非农产业部门，且化肥使用量已达报酬递减点，到2030年中国粮食将较目前水平减少20％，中国届时将进口3.69亿吨粮食，这将远超过国际粮食市场拥有的粮食资源，从而提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命题。
brown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由此，关于21 世纪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粮食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形成了两种观点——悲观论与乐观论。
悲观论认为中国真正解决吃饭问题，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要维持一定的粮食安全水平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这意味着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则会增加财政对粮食生产的补贴，从而会降低资源配置效率；尤其是对像中国这样一个农业资源紧缺且粮食生产比较优势已经丧失的国家来说，追求100％的粮食自给，会付出高昂的代价； 应适度地部分进口粮食，利用人类共有资源最经济地实现粮食安全，粮食生产应采取“立足国内、基本自给、适度进口、促进交换”的战略方针。
乐观论认为中国粮食需求的增长不但不会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威胁，更不会给缺粮的第三世界国家粮食造成威胁，技术进步是中国过去粮食增长的原动力，也是中国现在粮食生产增长的原动力，还将是中国未来粮食生产增长的第一推动力，粮食问题的关键在于科技，而科技发展又取决于国家的科技投资政策。
2.制度问题。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总体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对农业的发展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由传统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作为产业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农业发展政策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原则，决定着农业经济体制的性质或演变方向。只有依据农业比较优势，推动农业结构变革，提高中国农业整体效率，才有可能使农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为此，应实施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创新战略。
3.技术问题。中国农业科技的发展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经历了绿色革命前时期、绿色革命时期、后绿色革命时期（ⅰ）、后绿色革命时期（ⅱ），应实施21世纪农业技术创新战略，即改革现有农业科技投资体制，建立健全政策法规制度，建设强有力的创造发展体系和研究方法，确定重大技术创新项目和研究领域，并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构造可持续农业生产政策支持系统，加强农业科研、推广与教育体系建设，是今后持续农业发展的三大支柱。
4.农村问题。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即“一元化论”与“三元化论”。
一元化论认为中国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农民过剩，过剩的农民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在于农村工业化，应以农村工业化为重心，推动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进一步促进工农业协调发展，促进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加快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迅速推进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三元论认为中国农村产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失衡加剧，失衡主要表现在时间顺序上的差异、变动速度上的差异、产业部门之间的差异，农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取向应是“三化齐动”，即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其指导思想与战略目标就是要以农民为本，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为目的，寻找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途径与对策，并以是否对农民有利作为评价有关农业与农村政策的准则。
由此可见，农业经济学家主要是围绕“粮食——制度——技术——农村”等农业可持续发展经济影响因素，探讨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内部运行机理问题。
（三）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 如果说农业生态学家关注农业生态问题，农业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农业内部运行机制问题。那么，农业地理学家则更为注重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目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
1.“粮食主导论”。这一战略认为粮食问题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将主导中国农业发展的走势和农业政策取向。粮食问题不仅表现为总量不足，也表现为区域供需不平衡；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将继续导致区域农业政策的差异，粮食供需的区域差异与农业政策的区域差异将构成中国农业发展区域差异的主流，也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考虑的关键方面。
该战略认为实现粮食安全是保证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成功实施的第一性条件。
2.“国土开发论”。这一战略认为中国农业发展战略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丰富的劳动力同极为有限的人均自然资源和人均工业资源得到优化组合，从而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满足全社会对农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
该战略认为虽然中国的资源形势严峻，但是资源还有相当大的潜力。中国不仅必须，而且经过努力也能依靠自己的资源解决或基本解决食物与农产品的供给。应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国土大开发战略，这是中国人民永远能够养活和养好自己的根本性战略，必须有计划、分阶段、有步骤地开发尚未开发或未充分开发的国土，着重在山区、草原和海洋，实行全面规划，分区治理开发，纳入国家计划。
3.“发展危机论”。该战略认为中国空前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土地资源供应的危机所在，中国持续农业正面临着生态、社会、经济三大挑战。人口众多、资源紧缺，物质基础薄弱，地区差异悬殊，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为此，考虑农业发展战略必须强调的基本思路应该是：协调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优化人力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组合；建立资源节约型的生产体系，实行集约化经营；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建立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地区资源优势和促进地区间优势互补，力求区域经济平衡发展；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
4.“生存发展论”。该战略认为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人口膨胀与迅速老化，农业资源日益紧张，环境污染蔓延，生态日益恶化，粮食需求量迅速增加而增长又很困难，加之工业化起步时间晚、发展起点低、历史负重等原因，今后中国现代化经济发展的最大阻碍在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最大问题在于是否使粮食增产赶上或接近人口的增长，最大难点在于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体制改革只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改革只是为创造、提高和优化新的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与配置机制提供制度的保证，既不能代替生产力诸要素本身，又不能使农业生产可能性曲线上升。因此，应实施“保证生存与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增加农业投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关键条件，也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根本途径。
总之，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的观点，还是农业经济学家、农业地理学家的观点，其从不同视角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概括起来看主要试图集中研究解决困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三个最基本问题，即食物安全、农业现代化及农村发展问题，它们构成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的核心。
然而，目前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仍主要侧重于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未真正将其转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从而也反映出当前中国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仍然是“重经济，轻生态”、“重视农村经济发展，忽视农民生活质量提高等社会发展”，这应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二、理论源流
回顾历史，中国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化偏斜绿色革命农业与农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演进历程，其理论支撑同样也基本上沿袭的是“工业化推进战略理论发展经济学理论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
沿着这一主线追踪溯源，中国农业发展战略形成确立的主要理论源流有：
（一）前苏联的发展理论 中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根源于50年代初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这一经济建设方针是完全照搬或承袭前苏联模式。适应于这种工业化战略，就要求“农民除了向国家缴纳普通税即直接税和间接税以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税，即在购买工业品时多付一些钱，而在出卖农产品时，少得一些钱，以便使资金从农业流入工业”。
中国所选择的这种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战略，或称之为是以牺牲农业发展支援国家工业化进程的“以工挤农”战略，确立的根本目标是“强国”，选择的基本战略是超高速优先发展重工业，采取的主要策略就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建立的主要制度之一就是人民公社和统购统销制度，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国家主导的计划经济。这一发展模式的选择深受前苏联发展理论的影响，其主要理论背景有：
1.协调发展论。该理论十分强调农民问题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指出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商品率是工业积累和发展的基础。牺牲农民利益不仅不能加快工业化步伐，而且还可能危及国家统治，主张工业化资金应依靠自我积累，以及吸收存款、征收公税等正常积累方式取得；强调国民经济计划不能脱离市场机制，对于农村经济应通过与之建立市场联系，将其引导到社会主义轨道上来；通过发展农业，扩大对轻工业产品的需求，从而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增加消费品的供应，而轻工业的发展又扩大了对重工业产品的需求。这样，农业发展就为工业化创造了巨大的市场和动力，从而使工农业经济得以协调发展。这一理论虽未能坚持执行，但却是后来绝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理论依据。
2.超工业化论。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存在着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和市场价值规律两个对立的调节者，两者各有自己的调节范围。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计划与市场是对立的，主张由国家利用垄断地位，运用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征收高额赋税和实行通货膨胀政策等方法进行强制性工业化积累，为此就不能允许市场机制发生作用，农业只是被动地为工业增长提供资金和劳动力。
这一理论对后来社会主义传统经济体制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尤其是为保证农业剩余产品能够由国家掌握，实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并适时地实现了农业集体化等理论观点，对中国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形成建立具有极为深刻的作用影响。
3.地理分工论。该理论把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问题提到首位，研究与社会历史联系到一起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形成、特点、变化和结果，认为应把苏联经济区当作更为复杂的国内和国际体系中的复杂体系进行研究，在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中产生各部门经济的专门化并促进这些部门的形成和发展，而在国家之间、国家的各个区域之间、部门之间以及部门内部之间的社会劳动地域分工过程中，应促进各类经济区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对部门进行空间分析时，应阐明各部门内部劳动地域分工形成的部门区和枢纽，而在对区域系统和个别的区域进行分析时，也必须对区域的部门结构、主要的辅助经济部门布局和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传统农业经济体制的三个基本因素：从一个落后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迅速过渡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战略、战争年代惯用的供给制组织形式和动员方式以及农业布局、地域类型划分及区域规划等均是上述发展理论运用的具体表现。
（二）西方世界的发展理论 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前苏联式传统农业经济体制从历史舞台的退出，以及新型社会主义市场农村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建立，中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选择确立，不仅深受国际环境背景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受国内经济发展环境的影响制约，更深受来自西方世界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其作用影响最为深刻的主要理论有：
1.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并不限于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别，只要各国之间存在着生产技术上的相对差别，就会出现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的相对差别，从而使各国在不同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使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成为可能，每个国家都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可获得“比较利益”，故这一学说亦被称为“比较利益”理论。
这一理论认为每个国家应该出口能够利用其充裕要素的那些商品，以换取那些需要比较密集地使用其稀缺生产要素的进口商品；在开放条件下如果一国根据它当前的比较优势确立产业结构，而根据它的比较优势变化调整产业结构，就可宏观长期、快速、稳定地获得经济增长。这就是著名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发展战略已由传统的工业化赶超战略，转变为通过培育一个相对价格能够反映产品的供求和要素相对稀缺性的市场竞争机制，由特定资源结构选择确定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比较优势战略，以及在国家宏观调控和比较利益原理牵动下所形成的农业区域专业化和地区间分工协作的不断加强等，均是比较优势理论客观作用的结果。
2.诱导创新理论。认为历史上有多种农业增长道路，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农业增长道路。那些劳动力丰富而土地资源贫乏的国家应该走生物和化学技术进步的道路；那些劳动力稀缺而土地面积相对丰富的国家应该走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认识到了把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直接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导致高度无效率的增长。
相反，强调市场需求的诱导创新理论，则认为市场需求决定创新努力的有效配置，不同产业产品的发明数量与产出销售额密切相关，由此引申出三个命题：技术发明是一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行为一样，追求预期收益；预期收益取决于该项发明产品的预期销售额；而采用发明后的预期销售额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该产品目前的市场销售额，认为农业技术推广和使用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市场盈利性，技术创新的收益是与农业研究的外部效应——生产者剩余和消费者剩余的增加有关，而新技术和新品种的推广率又受到经济利益的支配。
近年来一些学者运用上述两种理论对中国农业科学技术进步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技术进步目前仍然是诱导性的。从要素稀缺性来看，虽然中国农村和劳动力市场很不完备，要素价格无法正确体现要素相对缺乏程度，但是作为生产者的农民仍然为追求产出最大化而寻求相应的技术发明。从市场需求来看，尽管中国的主要农产品特别是主要粮食作物还受到遗留下来的统购统销价格体制和行政命令对生产过程的干预，农产品价格和需求数量在政府政策的限制之下不能正确体现市场需求的强度，但由于农民是利益最大化的主体，农产品生产规模仍然能较好地反映市场需求规模，因而农业科研单位依然可根据实际需求规模选择具有较大市场潜力的技术创新。
通过综合应用该理论对中国粮食作物育种优先序列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现阶段的粮食增产政策应该从资源和产品控制，转向以提高单产及开发新的粮食增产来源为中心，认为实现这一新型粮食增产政策的关键是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只有通过增加农业科研资源投入、改善科研资源分配，才能够促进推动该政策目标的实现。
3.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弱小资本部门与相对强大的传统部门并存形成为二元经济结构，即高工资经济部门如矿业、大农场、工业、大型运输业等部门和低收入部门如家庭农场、手工业、家庭佣工、小商业、临时工等部门并存。高工资经济部门资本相对充足，实行竞争，可产生利润，工人可得到自己的边际产品；低收入部门资本相对稀缺，没有竞争，不产生利润，人们要维持生计，必须要消费多于边际产出的产品，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低收入部门劳动者将转向高收入部门，其宗旨就是要寻求发展中国家经济一元化道路，即实现工业现代化和农业现代化。中国因其特殊的国情，不仅客观决定了全国范围及不同地区存在着二元化现象，而且同一地区的不同区域或产业也存在着二元现象，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基本格局。但是，对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认识却形成了4种不同的观点，即三元结构论、双重二元结构论、二极经济论和环二元经济结构论。
三元结构论认为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主要应从社区的角度来认识，因而可称之为城乡二元结构，其原因在于现代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传统农业部门分散于农村，但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近年来这一结构却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城乡二元结构已演化成了城市现代工业——城镇乡镇企业——农村传统农业的三元结构。
双重二元结构论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农村经济向非农化方面的发展，农村工业在农村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国民经济结构已由典型二元经济结构演变成了双重二元结构，即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农村内部农业与农村工业并存的双重二元结构关系。
二极经济论认为建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表明，中国存在的并非是完全的二元经济，而是严重的二极经济，即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基本不发生劳动及其人口流动，两个部门因而也不发生整体关联，传统部门的一级劳动力淀积越来越多因而趋于停滞，而现代部门一级则由于发展迅速而越来越重型化因而劳动力也必然趋于停滞。
环二元经济结构论认为虽然中国的工业化及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由于没有注意农业及农村发展问题，导致出现了二元经济结构并进一步演化成了环二元经济结构。所谓环二元经济结构就是中国经济不但从总体上看存在着具有一定优势的城市及工业和比较落后的农村及农业这样两个互相区别的“经济元”，而且各个“经济元”内也存在着优势与落后并存的现象，这些大小不等的“经济元”便构成了环二元经济。
总之，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业发展战略的形成演变，并非仅仅局限于上述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影响，而且还吸收了诸如新经济增长理论、制度结构理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低水平均衡陷井理论、小农有限理性理论、落后经济理论以及从宏观角度研究粮食政策、粮食保障和农业持续增长等问题的多种农业宏观经济理论。
（三）中国自己的发展理论 中国目前最大的生态问题莫过于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问题，由此而带来的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污染、水资源紧缺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中国农业既不能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常规道路，也不可能走低投入可持续农业发展之路，只能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
伴随着中国农业发展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中国科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具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理论价值的见解观点。如马世骏的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李澄与郭玮的工农业关系理论、王宏广的要素组合论、冯海发的农业效益评估理论、郭书田的农村经济发展理论、康晓光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吴天然的农村工业化理论、赵昌文的农业宏观调控论及牛文元的农业持续发展理论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农业发展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主要有：
1.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该理论认为当代若干重大社会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关系到社会体制、经济发展状况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自然是三个不同性质的系统，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都受其他系统结构、功能的制约，必须当成一个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来考虑，衡量该复合系统的三个指标是：自然系统的合理性、经济系统的利润、社会系统的效益，且其研究是一个多目标决策过程，应在生态经济原则的指导下拟定具体的社会目标、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使系统的综合效益最高、风险最小、存活机会最大，即就是要依据生态经济学原理找出生态问题的症结，在外部投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技术、行政和行为诱导手段去调节系统内部各种不合理的生态关系，提高系统自我调节能力，实现因地制宜的可持续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普遍开展的生态农业建设，就是运用这一理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进行的一种有益尝试。
2.要素组合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生物在其生长过程中，总是在一定的生长环境中有顺序、按比例地吸收和同化各种生活要素并最终形成一定的生物量，农业生物运动和发展的这一客观规律就叫要素组合规律。
根据这一理论，认为农业现代化是实现农业高产高效、避免资源及人工投入要素浪费的基础。运用要素组合理论实证分析研究中国农业发展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业发展的过程，是农作物生活要素数量不断提高、不断组合优化的过程。
3.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农业生物群体，在土地资源、水资源、光热资源、矿物元素资源等的共同支撑下完成其生物学的转换，又在人的参与下完成其经济学的转换，其最终所形成的生物物质体增长，既有每年扩大耕作面积所获得的产品，又有发挥单位面积生产能力的贡献。这里依据支持人类生存基础的粮食产量变化趋势与人口粮食增长趋势的匹配程度，分析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将粮食产品增长作为它自身以及所在区域自然资源的生产函数。
根据推理，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口增长规律与粮食增长规律之间有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狭义”的可持续发展规定了粮食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同步性，它意味着年人均粮食数量保持常量的状态下，粮食与人口的规模总量增长必须保持严格的对应可比，且服从于“不超出区域承载力阈值”，才能被认为是在“狭义”可持续发展的范围。
依照“狭义”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国人口众多，只有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才能具备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只有保证当人口达到零增长时的总规模约有16～17亿，确保按每年人均400kg 计算应达到6.4～6.8亿吨的粮食基本需求，并能够稳定地保持下去，才具备进一步实现广义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门槛”，这也是中国农业在目前条件下必须要实现的首要目标。
虽然无论是复合生态系统控制论，还是要素组合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其理论方法及其实际可操作性等均有待进一步提高完善，但它们毕竟是中国人自己探索开拓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几点启示
通过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点及其理论渊源的简单回顾，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一）综合研究 世纪之交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无论是农业生态学家、农业经济学家还是农业地理学家，越来越多的学者已不再把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问题简单地看成是粮食问题或生态问题，而是从更为宏观综合的角度去分析考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问题。
为此，中国亟待形成一个全面综合而又能够切实解决农业发展问题的宏观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体系或分析框架。这一理论不仅能客观地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现实特点和实际需求，而且还必需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实用性，以改变目前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大多是个案性、经验性或实证性的空泛论述，很少能够将其研究提高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
（二）理论借鉴 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难免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因而运用其理论并不能“全面系统地解释或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尤其是西方学者很少有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直接研究，更缺乏对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这就客观决定了吸收、借鉴和运用西方农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成果或发展经验时，必须十分慎重，绝不能完全照搬或全盘移植。
几十年来中国绿色革命推广种植的几种高产作物，虽然解决了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但却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生态环境的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因此，历史不应再继续重演，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只能是在对中国国情有一个明确认识和正确判断的基础之上，有选择地借鉴和运用来自外部世界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构筑上有所创新、研究手段上有所突破，从而才有可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
（三）新型战略 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无论是生态农业、现代化集约可持续农业战略，还是农村“三化齐动”、生存发展战略等，均或多或少地依旧带有浓厚的行政干涉和政府行为色彩，这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政府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度干预。因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只能是在正确体现“适度原则”的宏观调控这一前提之下，制定一个能够真正反映农业可持续发展实践要求和客观规律，以促进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的新型战略。 这一战略既要着眼于未来21世纪中国农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又能促进中国农业与世界经济的接轨调整，更能充分体现《中国21世纪议程》所提出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政策取向。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个极为复杂的重要命题，绝不可能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或运用某一原理及理论透视剖析便能够解决，只有综合考察其影响作用的各方面因素，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分析研究，才有可能形成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战略。这是时代的要求，更是未来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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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战略研究篇2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甘肃省；农业保险
一、前言
乡村振兴战略旨在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农业保险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减贫、脱贫发挥了重要作用。2019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门联合《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从建体系、抓重点、求创新、强基础四个层面进行了顶层设计，并提出要持续提高农业保险保障水平，增加农保险种、有效提升覆盖面，科学确定保费补贴机制，增加财政补贴种类，探索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保险，完善农业再保险体系。甘肃省作为脱贫攻坚难度较大的省份，2020年已如期完成脱贫摘帽，但仍然要把巩固脱贫成果、防范返贫恶化作为重点工作。因此，加强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研究，为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现状
（一）农业保险覆盖情况
近年来，甘肃省农业保险整体发展情况良好，各项指标稳步上升，覆盖率逐年增加。保费收入从2013年的5.73亿增长到2020年的19.13亿；保费赔付额从2013年的3.07亿增加到2020年的15.72亿；赔付率从2013年的53.56%增加到2020年的79.68%；保险密度从2013年的37.06元提高到2020年的131.52元；保险深度从2013年的0.095%增加到2020年的0.219%。据银保监会数据显示，近三年甘肃省累计签单保费44.5亿元，共赔付28.3亿元，其中直接受益农户301.5万户次，有力支持了农户的稳定增收和特色产业的良好发展。但据甘肃省2020年农户参保户数计划表显示，全省申报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村居民7203939人、1830158户，[1]仅占全年农村居民20460133人、5055097户的35.21%和36.20%，也反映出甘肃省农业保险的普及率还有着较大的增长空间。
（二）农业保险经营模式
农业保险因农业的弱质性而具有收益外部性、高风险性、高赔付率、高技术要求等特点，被界定为半公共商品，世界各国对其发展也都采用“市场+政府”“自愿+强制”的双向引导。我国自2004年试行“有政府补贴的商业化农业保险”，2007年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协同推进”的原则在全国范围推行。甘肃省农业保险亦采取“市场+政府”的经营模式，即委托商业保险公司经营，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人保财险、中华联合财险、国寿财险、太平洋产险、平安产险、黄河财险等12家保险公司都担负着甘肃省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并且“每县经办机构原则上2家，不超过3家”，经办期限3年，通过竞争性磋商等简易程序确定服务地区，进而与地方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2]推进农业保险防灾减灾、助力农业灾后恢复生产。在中央保费补贴支持下，2007年开始逐步推进农业保险试点工作，如2007年在甘州、安定等地试点能繁母猪险种，2008年试办奶牛保险，2010年试办玉米制种保险，2012年在天水、庆阳、平凉等地开办森林保险等；同时，也开发了啤酒花、藏羚羊、牦牛、青稞、马铃薯、中药材等甘肃农业特色险种。目前，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已多达105个，覆盖羊、牛、薯、药、果、蔬六大主导产业[3]。
三、乡村振兴战略下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具有时空差异的资源禀赋结构导致甘肃省乡村发展的差异化分布，也使农业保险发展兼具背景性的共性问题与特性问题。
（一）甘肃省经济水平落后制约了农业保险发展
农业保险功能的有效发挥需要有充足的保险保障资金，该资金一部分来自保费收入，一部分来自投资收入。目前，为引导和支持农民参加农业保险，通常由政府财政为投保农户提供保费补贴，这就意味着地方经济水平好坏直接影响农业保险发展水平。对甘肃省而言，近年来，经济总量逐年上升，但与全国其他省份相比差距较大，长期以来经济体量位居全国末端梯队。2020年，全省GDp实现9016.7亿元，实际增速3.9%，总量仅高于海南、宁夏、青海、四省区；全省人均GDp约3.41万元，不及全国同期人均GDp水平一半。与此对应，全省财政收入亦有限，2020年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74.5亿元，仅为广东省的6.77%、浙江省的12.07%。实体经济发展的落后，使得投入农业保险的财政资金不够充足，严重制约了全省农业保险的发展。另一方面，经济发展落后意味着农民收入低，限制了农业保险购买积极性。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44.3元，较2019年同比增长了7.4%，但仅占全国平均水平17131元的六成，居全国各省排名最低位次。这种农村居民的低人均可支配收入，再加上靠天吃饭的传统观念过于浓厚，对农业保险认知不充分，致使农村居民主动投保意识弱，直接影响农业保险的发展。
（二）农业保险供给力度有待增强
农业保险属于政策性保险，国家旨在保护粮食安全和农业经济发展，但农业产业固有的低收益、高风险、高赔付率使农业保险盈利性较差，与保险公司的商业逐利目标矛盾。为此，国家自2010年起推出多项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如2010年5月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对保险公司为种、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比例减计收入；保险机构从事农牧保险及相关技术培训业务免征营业税及后续对应的增值税。这些税收优惠政策在2017年财政部的《关于延续支持农村金融发展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中再次延期至2019年底。此外，还允许经营政府给予保费补贴农业险种的保险公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巨灾风险准备金，具体按补贴保险保费收入的25%计提。甘肃省贯彻执行，即使这样，农业保险的高风险成本和低保费收入下的优惠政策之比仍不及盈利效应，甘肃省还是农业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农保赔付率更高一些。这些明显抑制了保险公司参与农业保险发展建设的积极性，整个市场政府主导力量明显，市场自发调节力度弱。与此同时，省内保险公司之间的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尚未完全建立，容易导致承保农作物的方位、面积等数据不准确，农业指标监测设施不完善，不利于承保工作的进行。各保险公司针对农业保险特色产品的开发创新力度也不足。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覆盖了包含主粮作物、藏系养殖、森林在内的主要农产品，以及包含果树经济作物、特色养殖、蔬菜种植等在内的特色种养殖产品，但大多保险产品同质化现象明显，缺少市场竞争。同时，随着新型经营主体和特色经济林果类产品种植规模的增加，逐步开展了针对苹果、玉米的“保险+期货”试点，增开高原夏菜、羊肚菌、枸杞、李广杏、茶树、湖羊、绒山羊、黑山羊等11类品种的天气、价格指数保险；以及红花椒、核桃、油橄榄、藜麦、金银花、设施蔬菜、中药材等9类产品的收入保险。这些创新型险种总计20余种，仅占全部农业保险品种的18%，并且很多尚处于试点环节，未大规模推行，创新力度明显不足，理赔标准和理赔方式上的较大差异也影响了相关产品的信服度与普及率。随着市场主体的不断增多，规模种养殖大户越来越多的对理赔提出高要求，传统的成本保险已经无法满足农户化解风险的需求。与现有物价匹配的产值保险、收入保险成为主要需求，但现有产品表面创新多、质变节点少，尚未涉及到深层改革，这些都从供给层面影响着甘肃省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四、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甘肃省农业保险发展对策
以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背景为依托，要想获得甘肃省农业保险的高质量发展，必须重点解决财政补贴、需求提升和供给增强三大问题。
（一）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增强财政补贴力度
经济有效增长是带动农业保险良好发展的动力，而农业保险的良好发展又可以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因此，一方面，借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甘肃省的特殊地理位置优势，顺应国家双循环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发展契机，积极推动省内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同时优化财政资源统筹，增加对乡村振兴等重要领域的财政支出比例，确保并逐步提升农业保险保费补贴。另一方面，提高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利用效率。作为经济欠发达省区，甘肃对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依赖程度较高。2010-2019年，全省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均值仅为0.463%，而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均值却达到1.658%，全省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的比值从2010年的4.153倍增加到2019年的4.654倍。[4]财政部数据也显示，2013-2018年，中央对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总量（不包含税收返还）从0.16万亿增加到0.2万亿。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已成为甘肃省财政支出的主要来源。以财政补贴为主的农业保险在甘肃省试点以来，中央、省级、市县三级财政补贴比例分别约占40%、25%、15%，2007-2019年，累计政府保费补贴61.23亿元，占保费收入的83%，其中，中央、省级、市县级各自累计补贴额为25.66亿元、21.69亿元、13.89亿元，[5]中央补贴是主要构成。2020年，全省农业保险保费收入19.13亿元，按照“财政补贴资金计划”，中央补贴3.49亿元，省级补贴5.04亿元，分别占保费收入的18.24%和26.35%。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在甘肃省加快经济发展同时，资金缺口仍需中央政府补贴，因此，既要积极争取中央财政专项转移补贴，还要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强资金使用监督，避免寻租、资金缺位错位使用情况，确保资金用在最主要的地方。此外，一些特色性、经济价值高的果蔬类农产品，农民投保需求受到地方财政压力和省政府保险任务计划限制，只能部分投保，保险覆盖率较低，亟需财政补贴的持续增加。乡村振兴需要继续推进“一县一品”“一村一品”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相关农业保险则因产品特色多处于创新试点环节，并由县级财政主要补贴，而省内高贫困率意味着多数县级政府地方财政有限，无法承担高额保费补贴，保障规模有限；农民的低收入也制约了自缴保费比例不能太高，这就导致“全而弱”的恶性循环。从长远发展来看，甘肃省农业保险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仍需中央财政的大力扶持。
（二）提升农民需求
提升农民需求是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根本。按照目前甘肃省农业保险中确定的中央补贴品种，除育肥猪实行“成本+目标价格”保险、由农户承担20%的保费以外，其他实行成本保险，农户承担保费占比5%-30%不等。其中，承担比例最低的是公益林，农户仅分摊5%；商品林分摊比例最高，需分摊30%；马铃薯、能繁母猪农户分摊20%，玉米、棉花、冬小麦为15%，青稞、藏系羊、奶牛为10%。苹果、中药材、肉牛、肉羊、蔬菜、鸡等省级补贴品种则区分农户贫困程度，贫困户承担10%，非贫困户承担20%。与此同时，作为成本保险，相关补贴品种的保额根据开办时的物化成本确定，从300元到10000元不等，费率从2%到6%不等。据统计，2007年，全省农户自筹保费546万元，占总保费收入13%；2019年，自筹保费33380万元，占比20%；2007-2019年间，农户累计自筹保费12.02亿元，仅占保费收入的16.3%[6]。传统补贴品种保额与现行物价增长速度的脱节，使农户享受低费率同时，又认为成本投入和保险赔付之间有差距，尤其是设施投入大的高经济价值农产品，更因保障程度不高而降低了农户投保意愿。这就需要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在产业脱贫的基础上积极推行产业振兴，提升农户手工技能，增加稳定的从业工资收入和财产净收入，从而可持续地提高农户可支配收入，在现有消费基础上满足农业保险费用开支的增长，从根源上缓解甘肃省农业保险投保率低的现状。此外，还需加大农业保险宣传力度，改善农户传统“认栽”观念。在偏远农村地区，保险普及力度并不乐观，一些农户只知道社保，对农业保险知之甚少。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进的政策环境下，乡村干部以及农业、保险等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应深入村社，积极开展农业保险普及宣讲会，为农户们讲解农业保险的专业知识和理赔案例，通过浅显易懂的方式让农户意识到“以小换大”的风险防范重要性，了解农业保险的功能，积极配合国家政策的顺利开展，增强参保积极主动性。同时，利用“抖音”、“快手”等民间流行并易于接受的短视频方式，找当地已参加农业保险并获益的农户做代言，多做产品介绍和优惠政策宣传，从而提高农业保险投保率。
（三）提高保险公司供给积极性
1.继续推行并落实财政部规定的有关促进农业保险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提升税收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税收营商环境，鼓励并吸引保险公司主动开展农业保险业务，提供更多的农业保险服务，积极协助甘肃省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实。2.引入更完善的竞争机制，建立多元主体的农业保险市场。截至目前，甘肃省尚未有专业性的农业保险经营主体开展服务，农业保险由综合性商业保险公司经营，并只占各经营主体业务的小部分，这就使服务专业性欠缺，在产品设计和费率厘定及条款制定上专业性不强，提供服务的积极性和质量也劣于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未来可以在提升经济发展、确保并增加地方补贴的基础上，吸引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来甘肃拓展业务，增加市场竞争力，提升服务质量。3.规范保险经营管理，提高理赔效率和精准度。《关于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地方政府要结合自身财政情况增加对农业保险的补贴，引导保险机构到农村基层网点，下沉服务重心，开拓新型农业保险产品试点范围。因此，一是甘肃省政府要进一步结合乡村振兴发展需求，科学确定保费补贴机制，推动“以奖代补”政策的试点；二是现有从事农业保险的各家保险公司应加大对农险业务的重视，积极创新农业保险产品类型，增加对乡村振兴中“一村一品”的高经济价值特色农产品保险保障，明确理赔范围，做到精、准、细。在现有成本保险为主，试点产量指数保险、价格指数保险、产值保险、“保险+期货（权）”等产品形式的格局中，根据保障对象的特殊性，试点成熟后逐步推广普及。三是提高理赔服务质量，及时赔付，增强保险信誉度，提升农户投保热情。四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拓展农业保险的产品宣传、开发创新，完善省内“互联网+农业保险”的发展模式，推进农业保险承保的电子化发展。
参考文献
[1]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关于提前下达2019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计划的通知
[2]甘肃省保险行业协会.甘肃省农业农村厅组织召开农业保险工作联席会议[oL/eD].
[3]王曼丽.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D].2021年甘肃农业大学硕士论文，第18页；
[4]李永海、潘菊霞.甘肃省财政转移支付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陇东学院学报2021（5）：33-37；
[5]王曼丽.甘肃省政策性农业保险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研究[D].2021年甘肃农业大学硕士论文，第19页；
农业发展战略研究篇3
论文关键词：江汉平原农业可持续发展
一、江汉平原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
江汉平原地处湖北省中南部，地势平坦、交通便利、城镇密布、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为我国南方四大富饶平原之一。她不仅膏壤沃野、田畴纵横，宜粮、宜棉、宜油，作物种类繁多，而且江河交织，湖泊众多，水产十分丰富，致使湖北素有“千湖之省、鱼米之乡”的美誉。加之建国以来，国家又投入大量的资金和人力，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水利和农田基本建设，为农业生产创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有利环境。然而，近几年来，由于农业生态环境退化、农业比较利益低、风险大，加之农业投入不足，农业基础配套设施陈旧，农业科技推广、社会性服务体系滞后，而使得江汉平原农业的基础地位受到冲击，农业生产出现滑坡，进而制约着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对江汉平原可持续发展战略进行研究，确立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探索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依据、战略阶段和战略对策，对于加速江汉平原经济建设步伐，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平原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之路，促进区域农业可持续发展步入良性循环发展轨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
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江汉平原农业发展现状及农业和农村跨世纪发展目标，江汉平原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必须以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和原则为指导思想，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和相应的发展对策，决不能走工业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保护”的老路子，而必须以发展为前提，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是第一位的，逐步解决人口、资源、环境等重大问题，实现“边发展、边治理；边利用，边保护”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从江汉平原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先导，以提高效益为目标。转变经营方式，调整农业结构，突破加工增值，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产出率和农产品商品率，实现农业的经济、社会、生态三大效益的同步提高。具体讲有四点：①生产要发展。农业所生产的产品要不断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需要。②生活要提高。要在保护资源环境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农业经济效益，从而提高农民收入，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③生态要改善。要保护农业资源与环境，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的良性循环。④农业增长方式要转变。农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实质是生产要素的利用和组织方式，传统粗放型农业经济增长方式是非持续的，现代集约型农业经济的增长方式是可持续的。从根本上建立可持续的农业发展环境，使江汉平原真正成为全国的重要粮食基地，营建良好的社会经济系统。
三、保障条件与限制因素
(一)保障条件
江汉平原农业发展历史悠久，积累了丰富韵农业生产经验，这是江汉平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保障条件。千百年来，江汉平原的劳动人民积累和创造的传统的农业生产经验主要包括：农业生产观念上强调“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的协调和用地与养地相结合，农业生产技术上重视灌溉和排水、讲究精耕细作以及精心培育、保护和利用丰富的物种资源。正是这些宝贵的经验，奠定了江汉平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
优越的区位条件有利于江汉平原农业可持续发展，也是江汉平原农业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条件。江汉平原是全国重点商品粮棉和淡水养殖基地之一，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中长江带生存与稳定的支撑点，也是湖北区域经济格局中的核心地区。江汉平原的发展不仅事关湖北，更关系到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江汉平原的这一区位优势为农业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机遇。
江汉平原是湖北省最发达的农业经济区，农业经济在全省所占比重大。据统计。全区耕地面积约占全省的一半以上，农业收入占全省三分之二以上。江汉平原种植业发达，是湖北省和全国的粮棉油的主要生产基地；粮油产量占全省一半以上，棉花生产占全省百分之八十以上。江汉平原畜牧业也极为发达，是湖北省主要的牲猪生产基地和重要的禽蛋产区，也是我国猪禽集中产区之一。江汉平原河湖密布，淡水养殖业独占鳌头，是湖北省最大的淡水养殖业基地，也是全国最主要的淡水养殖和商品生产基地。
江汉平原是湖北省乡镇企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乡镇工业发展基础良好，前景广阔。由此可见，江汉平原具有农业发展的综合优势，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和基础。
江汉平原拥有优越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条件。首先，平原广阔，水域宽广，有利于种植业和水产养殖业发展。本区土壤肥沃，适宜性强。全区总耕地面积183．75万hm2，占全省54．16％。其中水田112．02万l。占全省61。69％；旱地71．73万k。占全省45。49％。全区可用于养殖水面556万亩。占全省70％。其次，本区生物品种资源丰富，为农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第三，光、热、水资源丰富，气候适宜。本区属中、北亚热带气候，降水丰沛、日照充足、无霜期长、雨热同季，有利于农作物生长。第四，江汉平原农业资源潜力巨大，为农业的深度发展提供了保障。本区丰富的水资源还有待充分利用，农业气候潜力目前仅达到60％。水产潜力平均仅达50％左右，全区至今还有260万亩可养水面处于半荒状态。
(二)限制因素
江汉平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限制因素主要在于以下四个方面：①人口剧增。人地矛盾突出，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江汉平原人均耕地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十年间平均减少了0．25亩，耕地所承受的人口压力越来越大。由于人口的增长，人与生物资源的矛盾日益突出。生物资源的持续破坏冲击着农业持续发展的基础。在近50年时间内，江汉湖群面积减少到原来的30％左右。鱼类数量减少25％左右。由于工业发展及大量使用化肥、地膜等导致了农业生态环境恶化。②自然灾害频繁，．环境疾病丛生。本区的自然灾害包括洪、涝、渍、旱和农作物病、虫、草害以及鼠害、土壤潜育化等，制约了本区农业的持续发展。如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江汉平原农田淹没达74万亩之多，损失惨重。江汉平原的环境疾病主要在血吸虫病，病情严重程度居全国首位。③粗放经营方式使农业经济整体效益不高。农业机械化程度低、生产规模小，导致农业生产比较效益低下。④农业生产结构不合理，种植、养殖、蓄水、运输矛盾突出。这些因素成为江汉平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限制因素。
四、三个战略阶段
第一阶段为减弱农业自然资源破坏规模与速度的非持续发展阶段。其战略任务是使地域内长期存在的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破坏速率逐步减缓，最终达到破坏规模与速率停止增加，人口同农业资源及环境矛盾开始获得一定程度的缓解，实现农业经济的持续增长。根据对人口增长必须越过高峰期、人均Gnp达到2o0o美元、资源与环境破坏下降以及筹措资金所需所限等三个条件分析，完成第一步战略，大约要到2025—2030年。
第二阶段为准持续发展阶段。其战略任务是使域内破坏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的规模与速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在农业科技进步的强有力支撑下，农业经济的增长主要不依赖于自然资源开发量的扩大。在最终实现农业经济持续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破坏基本停止发生，人口与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之间实现大体平衡。完成第二步战略，大约要到2050年。
第三阶段为农业持续发展或强持续发展阶段。其战略任务是使地域内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破坏基本不再发生，区域内的农业活动不对环境和资源造成任何明显破坏，非农经济亦不再对农业环境构成威胁，农业经济的增长基本上依赖于农业科技进步及资源的深度开发。最终达到农业生态系统呈良性循环，土地生产力持续提高，人口同农业资源与环境之间实现全面的协调与平衡。二十一世纪中叶以后应有序进入此阶段。
五、战略对策
(一)提高认识。加强管理。营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法律环境、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体系
要从可持续的角度合理安排和组织农业生产。从全局的高度来认识江汉平原的农业发展问题。要使江汉平原的农业发展成为全国农业持续发展的样块。各级领导应加强领导，使江汉平原农业发展走上有序的道路。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并加强执法力度。为江汉平原农业发展营建良好的农业发展环境。有关部门应制定相应对策鼓励农民从事农业生产。不断探寻新的适合农业发展的模式和政策，制定相应的农业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农业资源有偿使用机制。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健全是江汉平原农业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措施。要不断地开拓农业生产资源市场、不断完善农业技术开发与推广体系、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在社会服务体系中，特别要重视科技服务体系的建立，要实施科技兴农战略，提高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
(二)综合治理自然灾害、彻底根治环境疾病
洪、涝、渍灾的治理是江汉平原农业发展中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防洪、排涝、除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思路。按照“蓄泄兼顾、以泄为主”的方针搞好长江中游河段防洪体系建设。进一步在中上游地区植树造林、加强干堤建设、清除河道行洪障碍、严禁围垦河、湖、洲、滩。重点建设荆江、杜家台、西凉湖三个分洪区。把“平垸行洪”与移民建镇有机结合，协调好防洪调蓄与发展农业的关系，实行“退田还湖”、“退垸还湖”，扩充湖泊蓄水能力和调洪能力，加强农田蓄水排渍工程建设，提高抗涝排渍能力。重视农作物病、虫、草害的防治工作，建立健全植保组织，形成监测防治网络，对有害生物进行综合防治，以防为主。
(三)建立人口与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机制
首先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其次要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加快本区城市化进程，解决好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第三是要加强环境保护，治理城乡工业“三废”污染，优化农业生态环境。
农业发展战略研究篇4
[关键词]“一带一路”战略；县域农业经济；特色产业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1078
1“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是指“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是新时期深化内陆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也是推动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它建立在中国古丝绸之路的基础上，立足当前，着眼未来，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政治互信、经济共通、文化包容等，实现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充分体现了我国“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一带一路”的提出为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提供了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贯穿这一重大战略的核心词就是“合作”，合作是基础，合作是主线，合作是核心。
11合作理念
“一带一路”战略首先是一种合作理念，它所涉及的范围不只局限于“丝路”沿线国家，全球范围内有意愿的国家和组织都可以成为参与者、建设者、共享者。各国秉持合作共赢的理念，通过双多边合作机制，利用或创造更为广阔的区域合作平台，共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12合作模式
“一带一路”战略构建了一种新型合作模式，它将欧亚非沿线国家重新联系起来，以一种新型的创新模式共建区域合作共同体，合作范围不再局限于某一单一领域，而是包含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多重i域。通过区域间的产业互补、资源互配、合作共建，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3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战略搭建了更为广阔的合作发展平台，它符合各个国家加快自身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符合沿线国家人民的利益诉求，符合全球经济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一带一路”战略一经提出就受到了各国广泛关注和积极响应，沿线国家充分利用现有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贸区等区域合作平台广泛开展合作交流活动，并致力于创造更多的合作机会，扩大区域合作空间，加快合作发展速度。
14合作渠道
“一带一路”战略下区域合作不再停留于单纯的商贸交易，而是扩展为政治互信，文化交流，信息共通，资本流通，产业融合，科技合作，人才共建，这既是“一带一路”理念的要求，也是“一带一路”战略的具体实施路径。因此秉持“合作”理念，创新“合作”模式，依托“合作”平台，探寻“合作”渠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必然要求。
2西安市农业特色产业发展的机遇
21地缘优势
“一带一路”战略，国内沿线囊括新疆、甘肃、陕西等18个省份。陕西省西安市位于核心腹地，对内它连接我国中、东部地区，沟通西南、西北，对外它是通往中西亚和欧非国家的重要枢纽，是我国向西开放、内陆开放的前沿区域，这使得西安市无疑成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支点，西安市可以充分将地理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加快与沿线区域、沿线国家的合作发展。
22交通便利
“一带一路”是典型的大陆桥经济带，交通运输能力是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和先决条件。陕西省结合自身定位，致力于建设一个四通八达的立体交通网络体系。依托西安北客站、西安国际港务区，开通“长安号”国际货运班列、中欧班列，西安港向东与上海港、天津港等沿海港口，向西与霍尔果斯口岸、阿拉山口口岸等沿边口岸均实现了交通连通；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实施72小时过境免签，开通多条直飞中亚、欧洲的国际航线和“长安号”国际货运航班，目前，西安已基本成为“丝路”沿线的最大交通枢纽。在《陕西省“十三五”综合交通运输发展规划》中还提出将实施“586”发展战略，利用5年时间投资5000亿元，加快构建起“大交通、大枢纽、大物流、大服务”的陕西综合交通运输发展格局。
23政策机遇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旨在完善新时期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因此，它必然能够带动西部经济的开发与振兴，加快内陆改革发展速度，实现区域间的均衡发展。《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提出，要发挥陕西省综合经济文化优势，打造西安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陕西省结合自身定位发展，提出建设丝绸之路“新起点”和“桥头堡”的明确目标。2016年，陕西成为西北首个退税省份。2015年，陕西省出台《关于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的若干意见》，积极搭建“一带一路”农业合作交流平台，为推动农业“走出去”提供保障。因此，积极推动西安市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格局，充分把握好这一历史重大发展机遇，是促进西安市农业特色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做大做强农业特色品牌的必然要求。
24农业资源丰富
陕西省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省，省内农业资源丰富，西安市拥有苹果、猕猴桃、火晶柿子、甜瓜、樱桃、葡萄、酥梨、石榴等农业特色产品，质量优越，声誉远播，大部分农产品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并拥有多个农业特色产品世界最佳优生区。特别是陕西猕猴桃，“十二五”期间产量位居全国第一，并连续三年实现量价齐增，被业内看作全国果业市场的“一道靓丽风景”。西安市大力加快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实施农产品品牌建设，各县依托县域内优质的农产品种植条件，以打造农产品公共品牌为思路，将农业特色产业作为立县产业，部分县域已基本形成了“一县一果”的发展格局。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向纵深推进，越来越多的西安市名优特色农产品以及农业企业，将搭载“丝路顺风车”，走向有更大潜力的国际市场。
25合作机遇众多
陕西省紧密结合国家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战略，不断优化省内经济发展大环境。西安国际港务区、西安综合保税区、西咸保税物流中心、陕西自贸试验区、西咸新区空港新城、西安跨境电商园区等平台先后建成运营，“十三五”期间，陕西省还将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力推动省级以上开发区建设，承接国际产业合作专业园区，力争建成50个国际合作产业园，总体经济发展环境一片利好；另外，陕西省已相继举办了丝绸之路经济带跨境投资环境推介会、西博会、丝博会暨西洽会、农高会、“一带一路”农产品商标品牌建设峰会等国内外交流合作活动，就多项农业合作达成共识，签署项目合作协议，共建农业产业园区。自“一带一路”实施以来，陕西省一直努力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农业交流与合作，据统计，2016年陕西省农产品出口总值35亿元，同比增长1397%。
26科技人才雄厚
陕西省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大省，省内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数量在国内位居前列，且90%都分布在西安市。如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均为国家“985”“211”重点院校。丝绸之路经济研究院、杨凌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研究会等科研机构，也直接服务于陕西省特别是西安市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人才储备雄厚，研究成果丰富，技术水平先进。另外，杨凌部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毗邻西安，拥有60多个部级和省部级科研平台，聚集了农林水等70多个学科、近6000名科教人员，素有“中国农业硅谷”的美誉，“十三五”期间，依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杨凌部级农业高新示范区，陕西省提出了要加快杨凌现代农业国际合作中心建设，为中亚国家提供农业技术培训和技术支撑的发展目标。西安市人民政府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签订《深化科技战略合作协议》，部分县级政府也与其签订了具体的《产业发展合作协议》，涉及农作物遗传育种、农产品加工、农业文化、农业物流、农业旅游等领域，这就为西安市农业济提供了持久性的发展动力。
27历史根源深厚
在古丝绸之路上，文化交流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不仅是商业贸易的通道，更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桥梁。今天“一带一路”立足于古丝绸之路，尊重和沿袭“丝路”历史，具有历史延伸和现实发展双重意义，“丝绸之路”这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符号，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标志和历史文明的传承。两千多年前的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今天的西安，仍然传播着丝路文化。2016年，中影国际丝路电影城落户西安，中国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也在西安举办，吸引了无数国内外目光关注，让世界聚焦西安，瞩目陕西。
28市场空间广阔
“一带一路”首先使我国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联系更为紧密，国内市场空间更加互通互联。另外，“一带一路”涉及亚欧非40多个国家，总人口近30多亿人，几乎占到了全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市场规模和开发空间巨大，这为我国农业发展特别是西部地区农业对外合作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普遍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特别是中亚地区，受农业资源和长期生产结构影响，农产品结构较为单一，大部分果蔬类产品依靠进口，而且农副产品深加工、农业技术开发等水平较低，作为西部农业大省，西安市与沿线国家在农业合作上具有资源互补、贸易互补、技术互补、市场互补的优势，在农业生产领域、贸易领域、投资领域、技术领域上均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在“一带一路”战略下，西安市特色农产品和涉农企业必须要“向西看、向西走”，借由“一带一路”东风，更加积极主动地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市场。
3结论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战略下西安市农业特色产业已经迎来了巨大的战略发展机遇。西安市县域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必须紧密结合当前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紧紧抓住“一带一路”战略机遇，优化农产品供给结构，加快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开展农业领域广泛合作，进一步推动农业“走出去”，打造西安市特色农产品知名品牌和国际品牌。
参考文献：
[1]刘志颐，余效宁，陈瑞剑中国陕西省参与“一带一路”农业“走出去”分析[J].世界农业，20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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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康蕊“一带一路”战略下陕西经济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5）
农业发展战略研究篇5
关键词：农产品加工业；科技创新；核心技术；创新体系
中图分类号：F326.5文献标识码：a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7.07.016
ResearchonSci-techinnovationtopromoteDevelopmentStrategyandKeytechnologyofagriculturalproductprocessingindustryintianjin
YanGShiwei，XUDahai，ZHanGtianli
（tianjininstituteofScientific&technicalinformation，tianjin300074，China）
abstract：Speedupthedevelopmentofagriculturalproductprocessingindustryrepresentedbytianjincityasabigscale，populationdensity，landresourcessupplyofagriculturalproductsofregionalmegalopolisplaysanimportantrole.Scienceandtechnologyinnovationhasbecomethecoredrivingforceofagriculturalproductprocessingindustrydevelopment.proposedtospeeduptheprocessingofagriculturalproductsintianjinscienceandtechnologyinnovationoftechnologyareas，implementpathandcountermeasures，onthebasisofcomprehensiveunderstandingoftheagriculturalproductprocessingindustryintianjintechnologydevelopmentstatusandinsufficiency.
Keywords：agriculturalproductprocessingindustry；sci-techinnovation；coretechnology；innovationsystem
以北京、上海、天津等榇表的特大城市城市规模大、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有限，为农产品供给带来一定压力，同时农产品加工业存在科技创新能力不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等不足，制约了农产品加工业科技创新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顺利实现。加快农产品加工业科技创新，是促进农产品行业快速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保障食品安全、促进有效供给、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从快速增长阶段向质量提升和平稳发展阶段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1]。
天津市农产品加工业在一批大项目、好项目的带动下，产业规模实现快速发展。2013年，天津市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业、精制食用植物油、乳制品等行业均相比2010年翻了一番以上，其他行业增幅均在50%以上。2013年，保健（功能）食品、食用油、方便（休闲）食品、冷食饮料、肉及肉制品五大重点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比2010年增长了1.65倍，年均增长38.39%，高于全市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年均增长速度4.24个百分点[2]。全市农产品加工业50强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比2010年增长1.45倍，占全行业的85.74%。超百亿元企业数量为2010年的3倍。“十二五”以来，天津农产品加工业行业结构调整成效显著，食品制造业所占比重不断增加，主营业务收入所占比重增加到51.82%；营养保健食品行业发展迅猛，同比增速高于全行业平均增速34.85个百分点，年均增长51.92%；滨海新区是天津市农产品加工业最集中地区，汇聚了众多强势大企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市的79.35%[3]。
尽管天津市农产品加工业实现较快发展，但仍存在制约产业进一步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中小企业发展活力不足。75%的企业规模较小，普遍存在发展方式较粗放、产品结构单一、自有品牌缺乏、同质竞争激烈、融资渠道不畅、技术改造滞后等问题。二是生产成本大幅上涨。原料成本、包装成本、用工成本、能源成本、物流成本等的大幅上涨，对农产品加工业产生了巨大冲击。三是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受全行业影响，食用油等行业产能呈现过剩局面，导致天津市大部分粮油企业开工不足，造成资源浪费，成本增加，竞争加剧。四是原料基地建设不足。天津市食品原料基地建设滞后，大部分食品加工企业缺乏稳定的优质原料基地，食品加工与农业之间的联系尚处于简单的初级供给阶段。
1天津市农产品加工业科技创新重点发展技术领域
1.1生物资源特色营养组成与食品功能营养机制研究
利用基因组学、代谢组学研究方法，建立液相色谱-生物质谱（LC-mS）为基础，基于高通量特色生物资源活性成分分析，不同基因型生物资源营养特征，主要生理活性组分中淀粉组成与分子结构、蛋白质种类与氨基酸模式、脂肪中不饱和脂肪酸含量与组成、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特性营养活性物质组成与结构特性，创建特色食品加工生物资源物理活性组分数据库。通过多重相关性分析，建立“基因型组合-营养组成与结构特征特性”关联体系关联因子，设计关联基因差异位点基因型检测分子标记体系，形成基于基因关联的特色生物资源食品营养分子评价体系，建立营养成分快速定性检测平台[4]。
1.2食品安全快速监测及加工过程安全控制体系
遵循“风险分析”、“快速检测”和“过程控制”原则，利用现代仪器分析及分子技术重点开展食品加工过程化学污染危害物、微生物、非法添加物、快速、在线监测与控制技术、食品品质识别和智能控制技术、食品质量在线无损监测技术和过程关键控制点数字化实时分析与决策系统等研究，形成一批监测方法、技术装置、软件系统和标准规范；优化现有相关技术，形成“快速监测-控制-信息化”集成技术以及其应用指南，在乳制品、果蔬制品、酒、虾等行业开展技术集成示范并推广应用。
1.3食品保鲜技术及包装材料技术
针对食品需要长时间、远距离运输的特殊情况，从对呼吸作用进行控制、控制微生物繁殖、控制食品内部水分蒸发三个角度开展食品保鲜技术研究。开展生物保鲜技术研究，抑制有害细菌繁殖，有效保持食品新鲜度和营养成分。积极研发纳米保鲜技术，将通过纳米技术研制的新型材料添加入包装材料中，起到长久杀菌作用[5]。加快研发电子技术保鲜方法，通过利用高压负静电场产生负氧离子和臭氧，使果蔬中负责代谢作用的酶钝化，减少乙烯的生成。开展食品保鲜新型材料研制及其机制研究，研究生物防腐剂合成调控机制和防腐保鲜机制，开发新型植物源与微生物源保鲜剂。
2实现天津市农产品加工业科技创新的路径研究
2.1加快推动企业协同发展
着力推动以国内外知名企业为龙头，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农产品加工业全面发展。充分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吸引一批北京的总部项目落户或对国际食品巨头及国内外知名食品集团总部项目进行定向招商，发展总部经济，加快我市农产品加工业的转型升级[6]。加快推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打造一批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开发能力强、充满活力的民营农产品加工企业。培育一批在内外市场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自主品牌，使民营企业由“生力军”发展为“主力军”。
2.2加快企业研发机构建设
支持天津市农产品加工业重点企业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根据企业现有优势及目前市场需求，建设企业重点研发中心及研究院，积极开展农产品加工业关键、核心技术开发，提升研发机构创新能力，形成天津市农产品加工业研发和创新核心力量[7]。鼓励、支持全市农产品加工业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建立技术合作关系，全面提升全市农产品加工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
2.3推动产业实现绿色持续发展
全面落实国务院《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加快农产品加工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降低能耗，提升产能。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提高农产品加工业副产品的开发利用。优化生产工艺，实现生产过程中水和热的循环梯级利用和废水废弃物的综合治理水平。大幅度减少食品过度包装。着力加强专业特色工业园区建设。将开发区打造成食品饮料产业集聚区。结合全市各区县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特色，以武清、静海等区县为试点，加快农产品加工业特色园区建设，通过建立公共研发和检测平台，为园区内企业提供高效服务[8]。
3加强天津市农产品加工业科技创新的对策建议
3.1加强科技创新领导与支持力度
建立部门协同工作机制。以全面推动农产品加工业创新发展为核心，配合产业部门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加大科技投入力度。建立“统一目标、多方协作、集成应用”的农业科技经费使用新模式，形成各类科技计划项目统筹互补合力支持都市农产品加工业全产业链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区域联动。充分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利时机，推动建立都市农业和种业领域京津冀战略合作，加快建立区域性都市农业和种业技术成果交易平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招商引智力度，积极吸引一批龙头企业在津设立研发分支机构和生产基地，吸引一批海内外高端人才和创新团队来津创新创业。
3.2加快推动创新体系建设
建立专业化产业创新联盟。整合全市技术创新资源和产业资源，集成科研机构、企业、农户和金融与服务机构，立足产业发展科技创新需求，建立农产品加工业新型化、专业化产业创新联盟。建设一批技术研发平台。围绕农产品加工业各领域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需求，建立行业工程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支持领军企业建设综合性企业技术研究院，积极吸引国内外行业领军企业、科研机构，采用独立建设或联合建设等形式，来津设立技术研发机构[9]。着力推动产业产学研合作。建立高效的创新成果孵化体系。鼓励企业建立技术创新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建立科技型企业孵化器。
3.3加强创新技术组织宣传模式
根据科技惠农工程各年度工作目标，采用政府组织和公开招标相结合的方式，做好示范推广技术的供应和组织。对于新技术、新产品由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组织天津市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进行研发，并通过科技计划项目给予支持。通过市县两级电视媒体、“科服网”和农技站等渠道，宣传介绍天津市先进科技成果和技术，展示天津市科技资源，培养创新意识，提升科技能力[10]。
3.4加快农产品加工业科技金融创新
推动行业与金融机构开展对接。选定个别银行或者金融机构作为重点合作银行，允许和鼓励合作银行优先扶持行业重点企业“周转金”项目[11]。设立农产品加工业科技创新专项资金，扩大专项资金规模，并结合产业发展需求，逐步扩大专项支持力度。以财政资金为先导，促进社会资本加大对农产品加工业投入力度，形成产业科技金融创新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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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战略研究篇6
引言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若干意见要求，提出改变传统农业的发展方式，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青岛市在山东省的经济地位突出，协调产业结构发展和推动农业现代化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发展的稳健性。青岛市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和农业经济发展现状，提出建设“都市现代农业”的目标（2015年2月青岛市一号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意见》），破解青岛市农业发展的困境和面临的问题，将会激发青岛市经济发展的潜力，协调产业布局，推进经济健康发展。
一、青岛市农业发展现状
根据2014年青岛市政府工作报告相关内容，从中可以看出，现代农业十大重点工程顺利推进，粮食生产稳定在较高水平。2014年青岛市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4%，增速明显（2014年青岛市市长张新起在青岛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做的青岛市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青岛市农业生产总值达到了360.21亿元。粮食生产的总量维持在较高的水平的同时，总产量出现下降趋势，2009―2014年的青岛市粮食总产量逐渐减少，由2009年的353.91万吨减少到2014年的323万吨。目前，青岛市在农业科技投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农村城镇化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二、青岛市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都市农业发展规划存在片面性，缺乏长期性
青岛市出台2015年一号文件关于建设“都市现代农业”的目标，但是，主要是在农业发展的定位上进行确认，在具体的发展措施、发展规划、发展短期长期目标上仍然缺乏具体的实施方案。在新常态背景下，如何保证都市现代农业发展规划落到实处是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
（二）都市农业投入机制尚不完善
在关系都市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与市场调节等方面的关系尚未理顺。目前，青岛市对于都市现代农业的投入主要是直接的资金投入和支持，如何通过发挥企业和个人的自主性来发展都市现代农业是迫切和紧急的。通过发展都市现代农业来吸引民间资本和个人资本的投入便可大大提高农业发展的竞争力。
（三）都市农业尚未形成规模化经营
虽然在青岛市的部分地区已经有特色农业发展的集聚效应和规模化发展趋势，但是在尚未进行土地流转的时期，个人型的农业生产发展不具有规模化趋势。土地流转和农业合作社给规模化生产、建设提供了条件。在新常态下的都市现代农业的发展只有通过规模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才能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青岛市在都市农业的规模化发展方面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三、青岛市建设都市现代农业应采取的战略措施
（一）发展特色都市现代农业
根据不同地区目前农业发展的现状，打造青岛市农业发展的品牌。目前，青岛市已有胶州大白菜、马家沟芹菜、大泽山葡萄等10个名特优农产品品牌和30个青岛市名特优农产品。以品牌建设为依托，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可以充分利用原有的生态条件和产业基础条件。
（二）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力度
在新常态下的青岛市都是现代农业发展更应该强调科技创新的作用，积极对农产品进行培育研发，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水利灌溉工程，倡导无土栽培、滴灌技术等新型农业发展手段。同时，加大资金对于先进农业生产科技转化的投入力度，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劳动生产力。
农业发展战略研究篇7
关键词：四川；餐饮业；发展战略；政策取向
1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意义
1.1餐饮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餐饮业是一个重要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产业[1]，餐饮业的发达程度，是经济活跃程度、市场繁荣程度、人民群众生活丰富程度等的重要标志。
餐饮业与其他产业相比，具有投资少、产出高、增长快、贡献大的特点，对扩大内需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2007年全国住宿与餐饮业零售额累计实现12352亿元，同比增长19.4％，比2006年同期增幅高出3个百分点。2007年，我国餐饮消费持续快速增长，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全国住宿与餐饮业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13.8％，拉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6个百分点，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贡献率为15.6％。餐饮消费继续成为拉动消费需求快速增长的重要力量[2]。
1.2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的意义
餐饮业对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加强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提出促进餐饮业发展的政策取向，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和谐发展。
研究餐饮业发展战略将有力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业增效和农民持续增收。“十一五”时期，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要努力完成三大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确保农业增效和农民持续增收[3]。餐饮产业，一头连着农村，一头连着大市场，餐饮业的发展将带动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的关联发展，从而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进程。
研究餐饮业发展战略将有力促进我国旅游业发展。餐饮业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由“吃、住、行、游、购、娱”六大部分组成，其中“吃”排于首位。一方面餐饮业因旅游业的发展而带来发展空间；另一方面，餐饮业发展也将有力促进旅游业的完善和增长。
研究餐饮业发展战略将有效缓解我国就业压力。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压力依然巨大。餐饮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传统产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对劳动力具有很大的吸纳能力。另外，随着餐饮业发展而带来的对农产品的新需求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作用，还将带来更多的就业岗位。
研究餐饮业发展战略将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我国餐饮业历史悠久，烹饪文化源远流长，消费市场极其广大。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人每年消费性支出中，在外用餐的支出逐年增长[4]。在外就餐的增多，要求餐饮企业在传统的店堂经营方面很下功夫，提升其整体产品质量，满足消费者日益提高的享受和营养要求。
研究餐饮业发展战略有助于餐饮产业升级和提高竞争力。通过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有助于推动四川餐饮业改变陈旧的经营方式，开展特色经营，改善生产方式，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增加科技含量，以适应开拓市场的需要。因此，餐饮业应加快升级和提高竞争力，才能满足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要。
2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的基本状况
2.1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的现状
餐饮业作为一个重要的产业，其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引人瞩目，但理论界对餐饮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却不如人意。基本状况可以概括为，研究成果数量少，研究缺乏系统性，研究的视角局限性明显。综合2000—2005年有关成果，对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大体集中在以下方面。
2.1.1综合研究我国餐饮业发展战略
代表性成果有张世尧的《从战略高度认识餐饮业的重要地位与发展趋向》、中国烹饪协会对我国餐饮业发展现状与趋势的年中和年末分析报告、何义钊的《中国城市餐饮市场特征及发展策略》[5]等。此类研究着重于对行业趋势进行分析，对发展战略基本上只是提出一些战略思考，缺乏必要的战略路径和战略实施分析。
2.1.2地方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
此类研究相对较多，主要针对各地方餐饮业和餐饮市场的状况，在分析当地餐饮业现状基础上，提出针对本地餐饮业发展的战略或策略要点，对地方餐饮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代表性成果有：刘涛的《淮扬菜现状与发展策略研究》[6]、陈忠明等的《浅谈淮扬菜的发展战略》[7]、武汉餐饮发展调查组的《打造武汉餐饮品牌拉长餐饮产业链——关于武汉餐饮业发展的调查》[8]、陈涛等的《武汉餐饮业：走出微利时代的沼泽》[9]、胡滨的《促进海淀区餐饮产业链发展的战略构想》[10]、陈秋梅的《新时期重庆中餐企业发展策略》[11]等。
2.1.3中式快餐发展战略研究
快餐发展战略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针对餐饮业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式快餐而进行的。中式快餐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但与洋快餐的市场表现相比差距巨大，此类研究试图探索中式快餐与洋快餐竞争的战略路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刘清斌等的《中式快餐发展战略与人才培养》[12]、侯兵的《从烹饪产业化发展透析中式快餐的市场开发战略》[13]、申甲的《中式快餐市场区域特征及其战略模式的选择》[14]等。
2.1.4从品牌战略角度研究餐饮业发展战略
针对餐饮业日益竞争的市场形势，研究指出发展品牌餐饮已显得更为重要。此类研究主要从餐饮企业如何抓住市场有利时机，深化企业内部管理，并形成具有竞争力的连锁经营模式，塑造有影响力的品牌企业出发，探索餐饮企业品牌战略实施的一系列问题。主要代表性成果有：徐海军的《新世纪餐饮企业品牌经营战略》[15]、万蓬勃的《对我国餐饮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思考》[16]、张渭林的《实施品牌战略的研究与实践》[17]、沈思敏的《从上海餐饮业的发展看品牌战略》[18]等。
2.1.5餐饮发展战略的比较研究
针对国外成功餐饮品牌的发展和我国餐饮业发展的差异研究，为中国餐饮业参与市场竞争包括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借鉴。代表性成果：何义钊的《海外餐饮企业渗透中国市场的特点》[19]、张益的《百姓全球餐饮是如何经营品牌的》[20]等。
2.1.6其他有关餐饮业发展战略的研究
除上述几方面的研究外，近些年来，理论界对餐饮业发展战略还从其他许多方面和视角进行了研究，主要有对老字号餐饮企业发展战略的研究，如圣梧的《危机四伏的境地——老字号面临新问题》[21]、直言的《百年不散的宴席——谁来拯救老字号》[22]等；对餐饮业国际化的研究，如何义钊的《上海餐饮业的现代化国际化》[23]；针对餐饮业战略的具体战略手段的研究，如涂永式的《wto呼唤中国餐饮业推行tcs战略》[24]等。
2.2四川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的基本情况
检索近年来文献发现，对四川餐饮业的研究成果较少，甚至连餐饮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可见，四川餐饮业的学术研究远远落后于产业发展水平，在这种现状下，四川省餐饮业的发展更加需要针对性的理论指导，对行业发展的战略问题研究也显得尤为迫切。
2000年以来，对四川餐饮业战略问题研究有三位作者的文献。
一是小鲜的《论川菜发展战略》和《再论川菜发展战略》，着重从川菜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角度，提出川菜要巩固和稳定其霸主地位，必须继续提高和扩张。不断创新、提高质量、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是其稳步扩张的基础。
二是席文举的《倾力打造川菜王国》，文章站在四川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高度，对川菜业的发展进行了宏观规划，提出了六条川菜产业发展的战略措施。文章对四川川菜产业的发展进行了广泛的思考，在业界和川人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三是陈云川的《西部大开发中川菜产业升级对策研究》，提出川菜产业作为四川省特色优势产业日益受到重视，同时作为关联产业，它对西部大开发中的四川农业和特色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从产业经济学角度对四川川菜产业进行研究，分析了川菜产业的产业水平，详尽研究了提高产业水平的战略措施和对策。文章全方位地研究了川菜产业升级的战略路径和战略措施。
3四川省餐饮业发展战略研究实证
“四川餐饮业产业结构优化及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近年来对四川餐饮业的现状做了大量的分析研究工作，对四川餐饮业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运用swot战略分析模型对四川餐饮业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提出了四川省餐饮业发展战略对策和政策取向。
3.1四川省餐饮业现状
2005年，四川省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成果明确了四川餐饮业网点数量、从业人员数量、餐饮业经济结构、餐饮企业投资规模、资产负债状况、投资收益等数据[25]。为“四川餐饮业产业结构优化及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系统地分析四川餐饮业现状特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通过与发达地区和与四川经济发达程度相近省份作对比分析，揭示出四川餐饮业具有以下特征，行业发展规模较大，2004年餐饮业法人单位数达到2333个，高于1623个的全国平均值；企业规模相对偏小，全国餐饮企业单位法人吸纳的从业人员平均为42人，四川省仅为36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企业营业效益较低，全国餐饮企业单位从业人员营业收入平均值为6.88万元，四川省仅为5.58万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0万元；企业投资规模较大，资本密集程度较高，从单位法人资产总额分析，四川省餐饮企业资产规模为326.15万元，略大于全国平均水平320.68万元，但与江苏、浙江、广东、湖北的餐饮业发达省区相比尚有较大差距。四川餐饮业经济结构中民营企业全面主导市场，个体餐饮经营者成为四川餐饮市场的主力军。
3.2四川餐饮业主要问题
通过对四川餐饮业现状的研究，我们发现：尽管近年来四川餐饮业飞速发展，在全国餐饮市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和地位，但在发展的背后显在或潜在地存在一些影响餐饮业发展的问题。
四川餐饮业网点规模大，但企业规模偏小；投资和资产规模较大、资本密集程度相对较高，但经营效益却相对低下；企业的竞争意识不足，竞争管理不力；餐饮市场无序现象严重，市场秩序混乱；餐饮连锁发展速度减缓，连锁经营受阻；四川餐饮业产业链短，产业化水平较低；四川餐饮业发展不平衡；四川餐饮业从业人员素质较低。
3.3四川餐饮业swot分析
在明确四川餐饮业基本现状，从中发现四川餐饮业存在的问题后，通过swot战略分析模型对四川餐饮业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分析，我们提出四川餐饮业发展战略在于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克服自身劣势，去抓住机会，避开威胁。四川餐饮业的优势十分明显，川菜、火锅一直是四川餐饮业发展的重要优势要素，有四川省政府重视和大力支持，还有一批在全国餐饮界著名的品牌企业的影响，有力地带动了四川餐饮业走出四川、走向世界。面对国内餐饮需求持续增长，要抓住国内市场，搞好四川餐饮业的本土发展和全国性扩张；随着四川国际交往的不断扩大，要抓国际市场，让四川餐饮业走出国门，实现四川餐饮业国际化。
同时，我们也看到四川餐饮业与沿海发达城市先进餐饮企业相比劣势十分显著。比如，品牌战略力度不够、文化建设未能提高到战略高度、管理体系不完善、管理能力薄弱、四川餐饮业标准化程度不高，等等。随着市场的开放，国外越来越多的餐饮品牌进入中国市场，四川餐饮业面临着他们带来的先进的生产技术、营销思想和手段、服务方式和独特的企业形象的巨大威胁与挑战。
4四川餐饮产业升级对策
从四川餐饮业发展战略考虑，提出四川餐饮产业升级对策：四川餐饮产业要改变陈旧的经营方式，开展特色经营，改善生产方式，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四川餐饮业技术装备程度，将科技含量高的工具设备用到餐饮业生产销售之中；推进四川餐饮业标准化建设，提升效率管理和质量管理水平；增强餐饮行业营销能力，发现和开发新的市场，发展良好顾客关系和实行差异服务；拓展四川餐饮业企业规模，培育大型餐饮业集团企业、连锁企业，发展壮大四川餐饮业市场主体；提高四川餐饮业从业人员素质，建立起全新的人才培养机制，餐饮企业要站在战略的高度来认识人才的价值、重视人才的培养；加强四川餐饮产业规划和管理，依托四川各地市州城镇的区位条件，进行前瞻性规划和建设，加快现代服务业产业资源引进，发展一批综合性餐饮经营区。另外，还要不断加强餐饮品牌战略力度，将餐饮文化建设提高到战略高度，才能够真正克服劣势，避开威胁，把握机会，实现四川餐饮业的全面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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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战略研究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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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发展战略研究篇9
论文摘要:金融市场营销是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所必需的管理理念，农村金融机构的成功发展离不开金融市场营销理论的指导和运用。文章从农村金融市场营销观念、营销战略、营销策略、客户关系、顾客价值和满意度等方面概括了学者们对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营销研究方面的成果，以期能够提高对农村金融市场营销问题的认识，加强对农村金融市场营销理论的运用，推进对农村金融市场营销问题的深入研究。
市场营销理论在金融业中应用方面的研究，国内最早的成果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胡树鲜(1990)最早提出了市场营销理论在银行经营中的应用问题。范钦建(1991)介绍了西方商业银行市场营销的产生与发展。李汀(1991)是国内第一个使用“银行营销”概念的。郝子文(1994)是国内最早使用“金融营销”概念的。由此开启了我国金融市场营销理论与实践研究。
而农村金融市场营销方面的研究成果则出现的相对更晚一些。杨兴东(1998)在对金融市场营销观念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农村信用社运用营销技术开拓业务问题，重点介绍了信用社的市场营销策略和手段。这是国内最早的关于农村金融市场营销方面的成果。此后，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营销方面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这些成果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一、农村金融市场营销观念研究
营销观念是市场营销的基础。农村金融市场营销观念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在处理自身、客户和社会三者利益时的态度、思想和意识。有什么样的营销观念，就有什么样的营销战略和策略。就营销意识而言，黄胜(2000)认为金融市场营销是市场条件下农村信用社的现实选择，继而探讨了农村信用社的市场营销策略和手段，提出了制定人才战略、区域战略、服务形象战略的建议。朱清(2007)进一步分析了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认为农村信用社要在开放的新的农村金融领域中生存和发展，必须全面实施金融营销。魏明、马基民(2007)分析了农业银行市场营销所面临的困境，提出通过建立新的市场营销观念;重新调整市场定位;创新营销手段等构建有效的市场营销机制。邹璐(2007)以银行营销理论、“五种力量”模型理论为基础，系统分析了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加强营销管理的必然性，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加强特色的业务营销管理。
就营销理念而言，周志太(2003)认为农村信用社贷款营销是农民实现小康的必要条件。实施贷款营销要增资减息减债减税，建立政策性保险公司，再造股份制农村信用社，建立农村金融市场，实行客户经理制度，构建激励和约束机制。袁军(2003)提出农村信用社要以小额信贷为突破口，大力开展贷款营销，找准市场定位，制定战略规划，开展调查研究，树立营销品牌，创新产品营销等问题。赵祺(2006)分析了农村信用社的贷款营销，认为农村信用社要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发展取向，树立信贷营销的全新理念，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信贷营销战略，稳固和扩大优质客户群体，实现农村信用社良好的经济效益。张小荣(2007)提出农村金融机构要重视对中小的信贷营销，要通过转变观念，培养营销意识、准确市场定位、严格控制信贷风险、发挥营销合力来获得竞争优势。唐锦虹(2009)认为应将现代市场营销理念引入农村信用社信贷管理领域，并针对客户群特点进行合理的市场定位和营销模式选择，在此基础上，提出要最大限度地实现效益，还必须解决贷款产品如何抵达目标客户群、如何评估控制风险以及如何形成规模效益等问题。必须根据成本效益观念，对销售渠道、风险评估和审批操作整个信贷业务流程进行重整优化。湖北经济学院村镇银行调研课题组(2009)以湖北省仙桃北农商村镇银行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职员意识、资金、产品、营销渠道、营销效果等方面了当前营销模式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树立全员服务意识，拓展融资渠道;加强金融创新，凸显村镇银行特色;拓展营销渠道，更新业务推广方式;坚持市场定位，提升银行良好形象等对策建议。
农业发展战略研究篇10
工农产业结构的质性变动。农业经济进入转型期的一个典型标志是工业与农业这一产业结构内部开始变化，由原来的利用剪刀差牺牲农业发展换取工业发展转变为工业反哺农业。国家出于产业结构均衡发展的考虑，会加强相应的宏观调控，力求通过工业的发展促进农业发展，从而完成以工促农这一反哺过程。我国的工业已经获得了很大发展，已经具备了支持农业发展的能力，目前我国正处在以工促农的新阶段。
城乡二元结构的质性变化。我国经过30年快速的城市化，造就繁荣的城市的同时，也造成城乡的差距拉大，农村在城乡收入、文明水平、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经济增速等各个方面都落后于城市。目前我国城市化的水平已经具备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国家以城带乡的战略开始付诸实践，城乡由二元割裂开始走向一体化。这一质性变化将极大地改变农村生产要素的流动模式，促进农村生产要素在城乡一体化中自由高效地流通，极大地提高农村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水平。
二、农业经济转型期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带来的新变化
工农产业结构的质性变动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产生的新变化。农业产业链的拉长将是今后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的重点，特别是由于工业对农业全面反哺的铺开，传统学科研究的农业结构将随之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注重从产前、产中、产后对农业经济进行全局性探究，对农产品的精细化加工、农业大物流的构建、农村绿色生态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的健全等等都将是今后学科研究的重点。
城乡二元结构的质性变化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产生的新变化。城乡二元结构的逐渐解除，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逐渐加快，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必须对这一变化予以足够重视，才能跟上实践的变化并更好地服务于实践。伴随着城乡一体化在城乡各个发展领域的陆续展开，城乡生产要素的大循环大流通将是今后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农业现代化战略性驱动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产生的新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的新变化：一方面，由于农业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是要实现发展生态化，这种可持续发展略的革新式的提出，直接导致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对农业发展方式领域的研究将更加注重在环境保护和维护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增加研究力量，并直接倒逼农业经济管理思维方式的革命式的颠覆和再生。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比较缓慢，我国农业经济在国际先进农业经济面前缺乏竞争性，如何应对国际化带来的挑战也将成为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重点。
三、积极面对新特点、应对新变化，促进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发展
差异化学科战略。针对上述分析的处在农业经济转型期的三大特点以及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研究带来的新变化，可以实施差异化学科战略，即把农业经济管理的研究的重点放在对产业结构质性变化、城乡结构的质性变化、农业现代化战略驱动这三个方面，着重从产前、产中、产后对农业经济进行全局性探究，着重加大城乡生产要素大循环大流通方面的科研力度，着重加大对环境保护和维护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如何应对农业国际化方面的研究。
科研人才战略。要根据差异化学科战略，有选择性地按照上述研究重点进行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工程设计和实施。对农业经济管理学科的教材、教辅资料以及理论的更新引进，也应根据研究重点的调整进行相应的调整，将契合研究重点的新知识、技术和理念融入到具体的人才培养和农业经济管理中去。同时，从国家层面来讲，要加大教育规划力度，出台扶持性的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政策，加大培养投入力度，对有突出贡献的学科带头人和长期在农业经济管理一线从事研究工作的优秀人才进行重点支持和培养。
学科互补性战略。农业经济管理学科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它融合了经济学和管理学两门学科，与之有直接联系的学科就有数学、法学、金融学、环境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这些学科间不能割裂开来进行研究。农业经济管理学科在应对由农业经济转型期催生的新特点并由此对科研带来的新变化时，“关起门”来搞研究，只有死路一条，只做简单的“1+1=2”的叠加研究也是没效果的。正确科学的路径应该是以农业经济管理这一学科确定的研究重点为核心来确定所涉及的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并由此综合起来进行分析，在此过程中，不断付诸实践，在大量的鲜活的农业经济管理现象和事件中达到理论联系实践的目的。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