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区别篇1
关键词：宏观调控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条件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差异何在，存在以下几点意见：
1.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诸多差异，研究，识别和利用不同的是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体系的劣势，建立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新型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必要的条件。
一方面，控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是指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资源的调配，经济运行之决策完全由政府掌握，一切经济运行无法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运转，不能决定自身的发展方向，所谓的计划指令和激励制度，也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和精神性管理指令。大多数企业事业单位，要么是要服从的计划指令，以政府的指令为方向，否则就不会受到政府重视，发展不起来，地位也会受到影响，企业自身的经济下降也必然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现状面前，可以说计划经济中宏观调控只能是行政手段为主导，优先考虑，或完全遵循行政手段调控经济，企业本身无任何自由发挥的空间。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国家也好，政府也好，宏观调控的措施的一般都是是政府制定宏观调控政策，按照政府颁布的分层计划指令下属单位接受政府的计划指令下级单位执行计划指令。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条件下孕育而生的。具体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直接区别点在于在宏观经济容易导致市场发展不均衡，但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来看，这是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机制有根本的差异，导致宏经济不平衡的原因有差异，也是导致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下宏观调控差异的根本原因。
2.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的具体功能的不同。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的条件下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决定了实际行动上的差别。虽然在两种经济环境下，宏观调控是纠正和防止宏观经济失衡。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宏观调控本身的解决的方案和计划的实施往往容易片面，进而会导致宏观经济调解力度不到位，市场发展失衡。由于计划经济的本质是政府主导，所以宏观调控主要是弥补政府管理漏洞，弥补自身缺陷。
3.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的系统不同。在现有的基础上，不同的条件下，宏观调控是经济运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政府本身享有有无限的经济自由，政府掌握实施宏观调控并不需要单独的立法授权，因为政府宏观调控措施所凭借的行政手段，即使用直接调控措施，也是经济的综合控制的一部分，不需要特别单独的立法。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措施和控制是，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授权来提供制度支持，法律是先决条件，更是是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关键环节，该系统基于现有的条件，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存在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总体上来说，是指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征服所面临的问题都不是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改进，但向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和控制系统的根本改革，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的运作，建立新型的宏观调控体系。
4.在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中宏观调控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二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不同的条件下，调控手段是不同的，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采取行政手段，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直接干预，达到调控经济运行的目的，这决定了政府干预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市场主体的经济自由被剥夺是此消彼长的。
5.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和监督，对指令是政府给予行政处分。因此，宏观调控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直接干预微观经济单位的实现，在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在本质上是强制性的。
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区别篇2
计划与市场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计划与计划经济,市场与市场经济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明显的区别。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都有必要把计划和计划经济,市场和市场经济区分开来,模糊二者的界线,甚至将二者等同起来是不妥当的。计划和市场是可以而且应该相结合,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则不能相结合。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解放思想,必须把握和处理好计划与计划经济,市场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以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四个关系。只有把握和处理好四个关系才能卓有成效地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和偏差。
一、计划和计划经济可以兼容,但计划不等于计划经济
计划和计划经济是可以兼容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甚至可以说计划和计划经济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因为计划经济离不开计划手段,没有计划也就谈不上什么计划经济。但计划不等于计划经济。计划和计划经济的实质、内容和产生存在的时间都是有差别的。计划和计划经济并非同时产生,也不一定非得同时存在。计划比计划经济的产生在时间上要早得多。一般说来,人类一开始从事经济活动的时候就有计划。因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是逐利性的有目的的活动,因而必然是有意识有计划的活动。没有计划或计划性,要达到预定的目标,取得预定的成效则是相当困难的。在整个人类经济活动过程当中,都有计划,而计划经济并非存在于整个人类经济活动过程当中,只有社会主义国家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时才有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在建立初期,在生产力水平低,经济结构简单、科技水平不高、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相对单纯的情况下,确实有利于迅速、有效地集中全国的经济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比较迅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是,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这一体制所固有的弊端也明显地暴露出来。它的主要弊端就是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权力过于集中,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这就造成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大家都吃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实践证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建国初期的国民经济建设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功不可没。但存在的问题和弊端也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市场和市场经济可以兼容,但市场不等于市场经济
市场和市场经济是可以兼容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甚至可以说市场和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因为市场经济离不开市场,离开市场就没有市场经济。但市场不等于市场经济。市场和市场经济的实质、内容以及产生存在的时间都是有差别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并非同时产生,也不一定非得同时存在。市场比市场经济的产生在时间上要早得多。市场和商品、商品经济是差不多同时产生的,没有市场存在就没有商品经济的存在,离开了市场,商品经济就无法运行。市场和商品、商品经济确实具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市场经济则是和资本主义制度差不多同时产生的,是商品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是发达的商品经济。尽管商品经济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初期就产生了,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自然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所以不存在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手段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已被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了的效率最高的经济运行方式,具有无穷的活力。市场经济之所以具有无穷的活力,带来高效率,是因为市场经济的逐利性、竞争性、开放性和平等互利性,能够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会经济资源的作用,最有效地防止资源的浪费,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并最大限度地刺激和调动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带来人们经济活动的高效率。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出现过多种经济活动方式,如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以交换为目的的开放的商品经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以及发展了的近现代的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基础的市场经济等。在所有这些经济活动方式中,市场经济是效率最高的经济运行方式。对市场经济运行方式所带来的高效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这一部伟大著作中,曾给予了热情的赞扬,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1〕“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1〕马克思、恩格斯曾给予热情赞扬的奇迹,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必将得到更充分的体现。事实也是如此,在短短30年的改革开放中,经济体制改革以市场取向,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我国的经济空前活跃,充满生机,创造的社会生产力无疑是巨大的,取得的成效令世人瞩目,令国人振憾。
三、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调节手段,并行不悖
计划和市场并非同时产生。一般说来,人们一开始从事经济活动就或多或少就有计划或计划性,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通过市场则是商品经济产生以后的事。然而市场产生后并不排斥计划,而是和计划一起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计划与市场都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具体方法和手段。既然二者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那么计划与市场就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兼容互补的。计划和市场通过取长补短,实现优势互补产生更好的结合效益。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两种手段,它们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各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也有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在社会化大生产和存在着复杂经济关系的条件下,市场调节对促进经济发展具有更强的适应性、更显著的优势和较高的效率。但计划调节不能有效解决效率和激励问题,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会引发恶性竞争、短期行为、道德缺失等。邓小平指出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调节手段,〔2〕也充分说明了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调节手段可以结合,同时存在,并行不悖。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决不是说不要社会主义的计划,而是反复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3〕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调节手段同时并存合乎经济运行规律,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私有制经济,社会主义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经济,都可以充分利用计划和市场两种经济调节手段来确保经济活动的高效运行。
四、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经济体制,难以兼容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方式,经济资源配置的基本方式,也就是经济体制,是不能兼容的。实行公有制是计划经济有效运行的关键,实行多种所有制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关键。实行计划经济的情况下公有制和私有制是根本对立的,是不可以相容的。但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情况下公有制和私有制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可以相容的。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索,我们已经突破了把公有制和私有制根本对立起来的观念,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属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经济制度本质属性的观念,认为它们都是经济运行方式,属于经济体制,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但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体制的不可兼容性。因此市场经济始终未能彻底摆脱计划经济的干预和困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只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不是计划经济体制,那么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而不是计划经济的要求来运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发展市场经济与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有机结合起来,既可以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可以充分利用市场经济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如果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两种体制同时运行,则必然阻碍甚至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甚至于把本来不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弊端硬是强加于市场经济。如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坑、蒙、拐、骗等不道德行为,权力经商,以权谋私的行为等,本来是与市场经济没有必然的联系的。因为,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道德经济,绝不是骗子对骗子的经济,“要发财,靠胡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红顶商人”,坑、蒙、拐、骗等不诚信行为是难以容身,无法存在的。把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本来不属于市场经济的问题硬是强加于市场经济,这是对市场经济的偏见。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中,对经济生活的行政干预和权力的滥用则使以上行为大行其道,欲罢不能。从这个角度看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也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彻底退出经济运行领域的过程,是限制和减少行政权力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干预社会经济活动的过程,是政企职责分开的过程,是减少腐败,提高社会主义经济道德的过程。
五、结语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2〕这段话的精神实质,我认为一是揭示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不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二是从新的功能的角度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十分正确的、创造性的科学思想观点。但并没有明确计划与计划经济,市场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以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第一,计划和市场是经济手段,是方法,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经济运行方式,是体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手段必须区分开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方式,而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手段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途径和方法。第二,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调节手段同时并存合乎经济运行规律,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同时并存则违反了经济运行规律。也就说,在计划与市场关系上的结合论、在计划经济与市场关系上的对立论都是正确的。因此,不管是搞市场经济还是搞计划经济,经济的正常健康运行可以同时运用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不排斥市场的,同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不排斥计划的。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可以同时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后,我国经济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之中,但由于没有完全弄清楚计划与市场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因而使转轨变成了并轨。如不扭转这种倾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路将变得非常艰难而漫长。第三,计划不等于计划经济,市场也不等于市场经济,计划和市场作为经济调节手段是互补的,是可以内在统一的,也存在主辅的问题,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是互斥的,是不能同时存在的,根本不存在主辅的问题。所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由建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再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最终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无疑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和创新,实践上的重大进步和发展。第四,正确把握和处理好计划与计划经济,市场与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以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四个关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尤其是能够使我们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和偏差。
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区别篇3
1993年宪法修正后，中国改革朝向市场经济制度大方向明确界定。20年过去了，中国经济市场化的程度、市场性的特质究竟如何？显然是一个基础性、战略性、根本性的问题。
2013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因为它是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第20周年。1993年3月29日的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其中将“国营经济”改为“国有经济”。宪法第十五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修改为：“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也就是说，从1993年起，在法律层面上，中国的经济制度正式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国有经济不再是经济主体。这次修宪把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即“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转化为法律制度。
改革是一个宏大的课题，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等，经济改革是其中的子课题，经济的市场取向改革或市场性改革又是子子课题，当然也是核心课题。20年了，改革需要回顾，改革需要深思。
中国市场化进程的阶段划分
1978年以来35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轨迹，笔者认为基本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是15年，1978-1993，后一段是20年，1993-2013。为什么？因为经济发展阶段的划分当然要依据国家的总体经济特征，国家的经济法律和经济制度的特征。这里，既要考虑实然特征，也要考虑法定特征。基本经济制度从历史和未来看、从世界主体看、从制度或法定的角度看，大体有三种：一种是非市场经济，包括计划经济、奴隶经济和封建经济等，一种是半市场经济或转轨中市场经济，一种是市场经济。半市场经济又可划分为易于转向非市场的半市场型经济与易于转向市场的半市场型经济。
由此，1978-1993的中国在总体上是非市场经济，是由非市场经济向半市场经济过渡，在法律和制度上是计划经济。这一时期的计划经济当然不同于1978年之前的计划经济，其集权程度不断减弱。这其中我们还可以分为两个小阶段：1978-1989的前11年和1989-1993的后4年。1989年，尤其6月风波之前的中国在实质上已经是半市场经济了。不过，由于6月风波，1989年出现了转折，刚刚出现的半市场经济又转向了非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特征再次有所加强，至少市场化改革已经停滞。因此，1989年之前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而1989年之后则市场化进程停滞或有所回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及后来的1993年修宪。
1993-2013中国在总体上是半市场经济，或处于转轨中的混合经济。这其中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段是1993到21世纪初的近10年，由非市场经济又逐步转向半市场经济，并且由半市场经济继续向市场经济转轨。后一段是21世纪以来，主要是2004年以来，即没有修改宪法的近10年，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速度不仅下降而且还有所回退，突出标志是多数学者公认的“国进民退”，总体上又回到了半市场经济，目前大体是易于转向非市场的半市场型与易于转向市场的半市场型胶着在一起，转向市场的半市场经济正在艰难的向前，公认的政治文化改革的严重滞后决定了经济改革的困难。
市场化程度的测定方法
如果用哲学上的“质、量、度”的概念分析，并与市场化的数量分析对应，结合国内外的学者意见，我们大体可以把从非市场经济到半市场经济再到市场经济作这样的质变性划分：非市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在30%以下，极端的非市场经济其市场化程度是0%；市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在70%以上，极端的市场经济其市场化程度是100%。从现实看，非市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再低，也不可能是0%，即非市场化程度不可能是100%，因为总会有私人家庭经济、商品交换等存在；市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再高，也不可能达到100%，因为总会有非交换的政府资助、最低社会保障、基本社会保障、社会慈善等各种收入再分配活动存在。理论上，市场化程度的可能区间是0―100%；实际上，当今世界实证的市场化程度区间应该是5―95%，即使公认的朝鲜、古巴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其市场化程度也应该在5%以上，但肯定低于30%。
如此，从质、量、度结合的角度看，依据总体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或市场性强度我们可以界定：非市场经济是市场化程度在5-30%，半市场经济是市场化程度在30-70%，市场经济是市场化程度在70-95%。
非市场经济还可以依据市场化程度进一步划分为：市场化程度为5-10%的高度非市场经济，或高度计划经济，或高度集权经济，或高度统治经济；市场化程度在10-20%的有限放松的非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在20-30%的比较放松的非市场经济或计划商品经济。
半市场经济则依据市场化程度可进一步划分为：市场化程度为30-40%的易于转向非市场经济的半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为40-60%的混合型半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为60-70%的易于转向市场经济的半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则依据市场化程度可进一步划分为：市场化程度为70-80%的可以称之为初步或基本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为80-90%的可以称之为成熟市场经济；市场化程度为90%以上的可以称之为高度市场经济。
中国市场化的程度有多高？
基于以上的质、量、度分析，1978-2013的中国经济或中国经济制度，可以具体划分为：
1978-1993年是非市场经济，1978年之前的中国经济是高度的非市场经济，是高度的集权经济，市场化程度在应该界定为10%以下，到1989年时虽然总体上还是非市场经济，但市场化程度已经提高到半市场经济的30%以上，可能达到40%，处于半市场经济的混合经济形态，但时间不长，其后的1989-1992年的市场化程度有所下降，回到30%左右。
1993-2013则是半市场经济，其中1993-2003期间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逐步由30%提高到50%甚至更高，已经近于易于转向市场经济的半市场经济，达趋向于转向市场经济的边缘，但进入21世纪以后的10多年，市场化程度没有继续提高甚至是徘徊。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改革还处于深水区，改革还没有过大关，改革还处于攻坚阶段，总体还是处于半市场经济的过渡状态，市场化程度应该在50%左右，也许可以称之为初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还不能说是建成了市场经济或基本的市场经济。
市场化与市场性
下面就有关市场化和市场性问题做进一步细致说明。
首先，为什么以1993年为界划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过去笔者一直是以1992年来划界，这显然是基于小平的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笔者估计国内外学者的看法应该大体如此。确实，小平的“南方谈话”涉及了中国的基本经济体制，从战略的角度认定了中国要搞市场经济，而在这之前，虽然在搞市场化取向改革，但并没有权威性认定。小平说，“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小平的“南方谈话”很快成为当年中央会议的决议。但从法律和制度角度看，还是应该以次年即1993年来划界比较合适，因为市场经济终于成为修改后的中国宪法的组成部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宪法是中国的根本大法，唯有从1993年开始，市场经济才是名正言顺的。
其次，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测定，正如许多其他经济社会问题一样，是很难有一致看法的，甚至经常有多种观点。笔者奉行的一贯原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绩估计得低一些、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困难估计得高一些，才能更加有利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推进。特别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才有不长的30多年，相对于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相对于西方国家2-3百年的变革，相对于中国的人口巨多，相对于中国的地区严重不平衡，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其他改革一定是非常艰难的。从另一方面看，30多年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能由5-10%左右提高到50%左右，提高了5-10倍，几乎相比于人均经济水平的增长，应该说已经是相当有成绩的。即使和公认的成熟或高度市场经济国家相比，50%对80%，或50%对90%，也相当于后者的60%，或者50%以上，这是很大的变化。
再次，关于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判定方法。中国开展对经济市场取向或市场化程度的测定研究，据笔者不完全了解，应该开始于1992年之后的1993-1994年。总体看，笔者一直是国内学者中对市场化程度评价最低的学者或学者之一。国内学者判定的高位值是80-90%，中位值是60-70%，笔者基本是50%左右。
如何看待中国的市场化
这里笔者想从方法论角度再做几点分析性说明。
第一，经济或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本质上是经济的自由、分散、分权、民主、民治、民本，是经济的解放程度，是生产力的解放程度，是思想解放程度的经济表现，是当然可测定的。
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也就是市场或供求关系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的程度，它和经济的计划化或政府控制程度是相反的。因此，国外学者一般把经济市场化程度看做是经济的自由度，衡量经济市场化的指标就是衡量经济自由度的指标。更加通俗的说法是，市场化程度也就是官民关系，官家经济或国有经济与民间经济的对比程度。就目前看，国有经济以及受国有经济控制的比重有所增长，国有经济的资产、政府的资产、国有经济的利润、土地的国家唯一垄断越来越强势，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至少已经停滞。因此，我们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就是坚持经济的解放、经济的自由、百姓的自由。
第二，衡量经济或经济制度的市场化程度之指标应该宜宽不宜窄。笔者一直主张的观点是：经济要素的市场化应该且必须重于产品的市场化，经济的市场化要与必须的政治民主化相匹配。由此，土地、劳力、资金等要素的市场化最为关键，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最为核心。土地、劳力、资金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之衡量的标志，当然主要是看价格是市场单轨制、政府单轨制还是市场政府等多轨制、各行业各地区的利润率（资本价格）与工资率（劳力价格）是否比较平均等。经济规律表明，市场的自由总是不断的使要素自由的流动，使社会各行业之间工资和利润率不断的趋向均衡。如果没有这种均衡，则说明市场化程度比较低。
第三，测定经济或经济制度的市场化的指标应该多角度多样化，定性与定量结合，宜粗不宜细，定量服务于定性，测定市场化程度精确到小数位甚至两位小数是伪精确，是不可取的。从价格出发，测定的具体方法主要有：土地的政府垄断征收价格与市场价格的差异（一直有几倍、几十倍的悬殊）；官员工资、国有经济员工人均工资与社会平均工资的差异（一直有1-10倍的差异）；公务员考录比例与一般行业的考录比例的差异（录取比例相差几十倍）、国有经济的考录比例与各行业平均的考录比例（录取比例相差若干倍）；国有银行的资金价格与民间金融的资金价格的比例（利率相差几倍）；国有企业的人均利润、国有金融的人均利润与全社会的人均利润的比例（悬殊很多倍，有的银行利润多得不好意思）；国有经济与国有经济控制的比重（能源、水、通讯、土地、矿产、盐、航空、铁路、港口等关键部门基本被控制）；政府审批项目与审批时间可能减少的程度（投资需要盖章100多个）；政府税外收费可能减少的程度（各级政府税外的收费达数万亿元）；各类企业的设立门槛（比国际平均高多倍）；非政府组织nGo的发展程度（目前大多是半政府、准政府）；户口的价格（是人均收入的多倍）；各省市县之间的收入差距（多倍）；官员的隐形收入（三公费用、医疗待遇、生活待遇等）；不同群体退休金的差异（多倍），等等。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有些价格虽然有放开，但由于国有经济的基础地位，不必对其估价过高。比如，现在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已经放开，其实放开和不放开差别不大，因为更核心的存款价格还没有放开，即使今后存款价格放开，由于国有银行的绝对控制以及5大国有银行的半壁江山、银行的官本位，利率放开后价格也不可能真正自由变化。因此说目前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50%以上应该是不客观的。
第四，市场化的量和市场性的质之异同。提出这个问题既是今后市场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之需要，也是受招商集团前任董事长秦晓先生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之观点的启发。秦晓先生认为，现代化主要是技术层面、外延层面；现代性则是制度层面、道德层面、法治层面和社会层面，特别是人的内涵层面。笔者非常赞同这一分析，由此想把这样的分析类推移植到市场经济研究上，斗胆地探索性地提出市场化与市场性的区分，笔者以为市场化主要是结果层面、指标层面、规模层面、外延层面和统计层面；市场性则是制度层面、法治层面、社会层面，特别是人性层面、人的内涵；市场化侧重于量的层面，市场性侧重于质的层面，两者当然不是对立的，是有交叉的，也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观察，也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转化的，量变引起质变，质变引起量变，质与量的组合形成度，所以我们还可以提出市场度这一概念。概念是分析的基石，笔者希望如此能够有助于对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市场性、市场度的研究，提升中国经济的质地。
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区别篇4
历史上任何一种商品经济，都是所有制性质一般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一般的统一。反之，客观存在的每种商品经济，又都是一种具体的商品经济，即是一定的所有制性质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的统一。所以，作为对特定社会阶段商品经济的研究，都必须侧重于本阶段中商品经济具体特性的分析。认识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也一定要如实地反映它的现状属性。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在总体上应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范畴区别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不能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混为一谈。因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些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外，还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仅以这一点说，就既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又有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把现实中的商品经济，统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显然是不恰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的统一概括，又意味了这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对立和斗争。以现实来说，这种斗争是很复杂而激烈的。种种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虽然程度不同地都具有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一面，但另一面却都不断地形成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和瓦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多种经济形式间的竞争也是很厉害的。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处在这种不断的斗争和竞争中，又是在同各种商品经济形式彼此结合、相互渗透中实现的。表现在经济管理上，就是要兼顾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和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这两个方面，并且通过这两方面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转化，实现对二者比重关系的把握和全社会经济发展趋向的调节。所以，作为商品经济理论研究，就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现状，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然而过去的研究则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人们通常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暂且不谈第二个等式能否成立，只就第一个等式说，它分明是对上述商品经济社会结构作了抹煞。其结果，不仅造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本身的不准确，而且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各种商品经济相互渗透、相互斗争的研究，在实践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简言之，过去商品经济理论研究上的一大缺陷，是它脱离开现实中商品经济的复杂结构状态，孤立地研究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作为对这一缺陷的补正，就是要回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中商品经济总体状态的研究上来。在范畴上说，就要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大概念，明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各自形式的区别。从而，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相互作用、渗透关系，并坚持在这种作用和渗透中，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从只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纯粹形式，转变到对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结构中的社会它义商品经济和它的发展的如实研究。
(二)
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作为发展过程的研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样是一个发展过程。它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属性有两种:第一是公有制经济;第二是采取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进行运行的经济。叮是，公有制有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不同，可理解为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也有不发达状态(小商品阶段)和发达状态之别，又可看作是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转变过程。所以，不能认为只要是公有制的商品经济，就是一样货色或一种状态;而必须懂得: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除了都具有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性外，还分别具有着它作为本阶段发展状态的特殊性。因此，以经济理论研究说，不’司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必须具有其相应的具体范畴和研究重点。既然如此，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笔者以为有必要对以一「几二个研究对象作范畴上的区分:
(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切阶段、状态的总括;
(2)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是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公有制商品经济;
(3)真正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也就是通过长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最终实现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成熟状态。
如果说，第一个研究对象，即称之表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商品经济一般特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许不会有多少异议的话，那末，如何看待后两个对象的区分和其范畴的确定，则尚且是有待探讨的课题。这里首先涉及到对所谓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历史位置的理解问题。如前所述，在现在通行的认识中，社会主义有汁划的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划等号的。然而仔细推敲，这个等式同样是不成立的。其一，从逻辑形式看，“有计划商品经济”是侧重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属性特征进行概括的范畴，而不是对其实体概括的范畴。这就是说，它实则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某一阶段的特征或某一方面的特征，不能当作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的表达。其二，从既定(尤其是十共大报告的规定)的意义看，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听要达到的日标，自然不能以社一会主义商品经济一般意义去理解的，更不能当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其三，从范畴内涵规定看，有计划商品经济要求形成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而这种“内在统一”机制，只有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和计划水平得到很大提高之后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高级形态的特征所以。所谓社会仁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应是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达阶段或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形态的范畴。那么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范畴又应是如何呢?笔者认为可称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是与我国的特定国情直接相关的。我国是未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因而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仍无法越过“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阶段。反过来，以商品经济本身看，它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不能不具有这个“特定阶段”的性质。这也就是说，我国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只是一种很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或尚处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再以实际看，被划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商品经济和集体所有制商品经济两种形式。就公有制本身讲，它们都还处在比较低级的状态，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其次，以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看，其更具有着草创性。同时，从全社会说，一方面计划方式，尚没有从传统的直接控制中解脱出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计划机制仅处在发育之中;另一方面，市场体系还很不健全，市场调节很不得力，市场机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还无法得到表现。所以，计划和市场“内在统一”的经济运行机制还远远不能形成，整个经济的运行依然不得不靠计划和市场两种形式、手段的同时作用(“板块结合，’)，以至时而强调这个多一点，时而强调那个多一点，借以达到二者的互相补充。加之商品经济发展所需其他条件和素质上的缺陷，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事实上只处在它自身发展的初期。事实是，过去由于未能把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它的运行机制，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及其运行机制作范畴上的区分，因而造成了许多原则性的差错。比如，我们一方面把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和它的体制确定为改革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往往认为我国现实的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同一东西，既作为改革的终点站，又当成起点站，不仅在逻辑关系上讲不通，而且造成在设置改革方案时，以理想代替现实，把改革后方能出现的东西(“内在统一”的运行机制)，当成现实中存在的东西。很难设想，这种连起点站和终点站都说不清楚的旅行，会不是一次十分混乱的旅行。因此，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的又一补正，我们即要克服原先忽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研究之缺陷，准确地划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正确地说明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范畴界限，从而真正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看作一个发展过程。不错，过去也没有谁否认过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发展着的，然而作为理论研究，说商品经济发展，就一定要通过能够表现发展过程不同阶段范畴的含义区别，和对这些范畴之间关系的分析，具体地体现出这种发展关系，说明商品经济的历史运动。
(三)
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研究，核心是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发展过程问题。从总体上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中的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和发展、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间计划与市场的融合或相互作用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问题。而从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计划与市场关系和发展的研究说，笔煮以为急需树立的一个重要观点是:所谓计划与市场“板终结合”和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以及计划与市场结合的其他一些模式①，虽然它们在作为改革目标的选择上是相矛盾的，而在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却是密切相关的。“板块结合”和“内在统一”，都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发展中的特定模式，后者是改革所要实现的目标模式，亦即未来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成熟形态的运行机制，前者则是向改革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或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所以，如果说中国改革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上，将会经历这样一个全过程:“产品经济”弓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那末它所对应的运行机制的转变过程必将是:计划与市场对立分计划与市场独立存在而配合使用(“板块结合，’)今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从理论研究本身讲，这里的关键是要对以下两点进行重新确认或新的说明。第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主张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无疑是正确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在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是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时，着重明确了三个基本观念:
(l)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区别，在于所有制不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发育和完善，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
(2)必须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国家对企业的管理应逐步转向以间接管理为主。
(3)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来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这三点，是对所谓“内在统一”的具体解释。无庸置疑，中国改革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的“商品经济”，即是指同现代社会化生产相联系的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发达商品经济是以企业作为商品生产或经营者的独立性和市场调节机制功能的完整性为基本特征的。因为离开这两条，企业就会失去在商品生产中的竞争活力，整个经济就不能成为真正发达的商品经济。所以，要建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必须放手促使市场机制的发育和成熟，并把它看作是能够覆盖全社会的调节机制，必须使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钡律的基础上，从而最终地实现向以间接管理经济为主的轨道上转变。虽然作为全社会经济计划目标的统一，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没有，虽然保留某些行政的直接控制手段干预经济，到什么时候或许都是必要的，但以全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整体性能来说，它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向间接管理为主的转变。这正象生产管理者对他的生产流水线，可以规定生产多少产品、生产什么样规格的产品，也可以对其组合形式作必要的调整，却决不能破坏流水线内在的规律性，改变其正常运行机制一样。否则，流水线的功能就不能很好地发挥，或者它不是原来意义的流水线了。发达的商品经济也就不成其为发达商品经济本身了。国内、国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还表明，把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各自独立而“板块结合”在一起的手段调节经济，脚踏两只船，置企业于异向目的(来自计划的目的性和产生于市场的目的性)的冲击之中，常常是:一方面宏观上的计划与市场间的配合无法形成恰到好处，另一方面，微观中的企业又不得不处于左右为难、无所适从的情况中，这样是不能造成一种系统完整的经济运行机制，以确保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这也从反面证明了把“内在统一”作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结合目标模式的合理性。十三大报告在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模式后，紧接着讲到:“国家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创造适宜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以此引导企业正确地进行经营决策。”这就告诉我们，所谓“国家分市场分企业”的模式，实质是说，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应主要地放在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上，然后放手企业在宏观计划指导下，进行独立自主的经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开展平等竟争，从而实现国家计划、市场功能和企业行为三者间的良性联动。第二，必须把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同理论上开展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认识区别开来，更不能用后者否认或取代前者。作为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认识，其确切的答案只能有一个。所以，仅就对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目标的研究说，肯定了“内在统一论”，就是对“板块论”等其他模式的否定。而且，在理论上由认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发展目标是“板块结合”，到“内在统一”，实现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作为改革发展目标经济形态，同其目标运行机制的一致性认识，确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是，以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实际发展过程说，它自然地包括了向目标模式转化中的各种模式的存在。这些模式虽然都与目标模式有一定联系，却又都不能同目标模式完全一致，因而说“内在统一”是目标模式，并不等于说它是存在于实际发展过程始终的模式或唯一模式，也无法否认“板块结合”等模式在向目标模式实际过渡中的合理性。事实是，随着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一方面将使市场体系得到建立和完善，发达商品经济的市场机制趋向成熟，逐步承担起了对全社会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另一方面，计划的水平相应地得到提高，变为主要地在遵循商品经济法则的前提下，实现对经济发展的间接控制和宏观方面的指导，基本上脱离开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涉。这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才会由两种各自独立的调节手段“板块”式结合，转变为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内在统一”式的结合。这将是一个长期而艰难的发展过程。离开这个发展过程而空谈所谓“内在统一”，甚至把它说成是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的特征，显然是错误的。可见，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看，采取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板块结合”，不仅具有它一定的合理性，而且是达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目标运行机制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不但不应该把计划与市场关系发展的目标模式，同向这个目标模式过渡中的模式混为一谈，或简单地对立起来，而且还必须是通过对这两者间联系的恰当认识，说明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实际发展。综上所述，作为对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又一补正，就在于要明确: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生成发展相一致，在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上，也有一个发展过程。这里的关键是应把理论上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的认识，同经济机制的实际发展区别开来，既肯定“内在统一”目标模式是正确的，又承认“板块结合”在现实发展中是不可避免的，从而变过去对经济运行机制目标模式合理性的空洞论证，为实事求是地开展向这个合理模式实践过程的具体研究。
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区别篇5
关键词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市场机制
1市场社会主义概述
市场社会主义是西方大约一个多世纪以来倡导和探索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道路与模式的思想理论。它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社会主义，也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体制。加尔布雷恩、沃德、柏格森等学者把它的特征大致概括如下：
第一，把资源配置形式和社会制度分离开来。把计划机制、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分开来。他们认为，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与社会制度的性质是没有关系的。
第二，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市场社会主义反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主张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如英国学者科亨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是因为它克服了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在市场社会主义中，不存在一个不拥有资本的与劳动者相对立的资本家。”但他们对生产资料公有的具体形式有不同的看法，如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全民股份制等。
第三，他们主张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这也是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点。但是在多大范围、何种程度上、何种方式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学者的主张各不相同。
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从20世纪20、30年代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20～90年代是市场社会主义初步形成的时期。该时期最著名的就是旅美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提出的“兰格模式”：生产资料当实行公有制，但小型工、农业可保持私有；要求建立不完全的市场体系，既存在着消费品市场、劳动服务市场，也存在生产资料市场、资金市场；实行国家、地方、家庭参与的多重决策体系；实行双重价格定价体系，消费品和劳动力价值通过市场来定价，而生产价值由中央计划机关采取模拟市场竞争的方法来决定。该模式虽然有明显的计划特征，但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
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50～80年代。主要是一些东欧、苏联经济学家主张在计划经济框架内，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组成的“市场经济学派”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只有在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提出了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捷克的锡克在《社会主义下商品的货币关系》中分析了宏观、微观商品经济的不平衡。其中宏观的当由计划调节，微观的由市场调节。
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其研究中心又回到了以西方为中心，他们重新探讨了市场社会主义，目的在于弄清如何通过市场使西方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主要理论有米勒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罗默的“证券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斯韦卡特的“经济民主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等。
2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繁荣和发展无疑给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提供了参考、研究的价值。
2.1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给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设以启发、借鉴，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史料来源
首先，市场社会主义者提出的“中性机制”思想，为我国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启示。20世纪60～70年代，加尔布雷恩、沃德、柏格森等人批驳了市场属于资本主义，而计划只属于社会主义的传统观点认为，市场和计划仅仅是“手段”或“工具”，提出“中性机制”理论。邓小平同志在探索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过程中，吸取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可取成分，结合中国实际和他国经验，明确指出，计划和市场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样，邓小平经过长期探索，在深刻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和认真汲取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解开计划与市场复杂关系的钥匙，剔除了缠绕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所谓社会基本制度属性，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其次，在理清计划与市场复杂关系的基础上，把市场运用到社会主义中去。市场社会主义者关于市场与社会主义的“联姻”论，为我们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积极的思想来源。如米勒就明确指出“市场是社会主义的秘书”（即社会主义需要市场）。早在197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的一次谈话中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就从根本上打破了统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多年的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认识，表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能够兼容的，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奠定了理论基础。
再次，市场和计划不是地位平等的发挥作用，但市场也不排除计划。两者共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起到了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主导力量。而计划就体现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上。米勒在他的《合作制的市场社会主义》中就指出国家的作用有：制定收入标准，制定积极政策，来实现工整的分配；国家还要设立公共机构，负责提供福利等公益事项……由此可见，市场社会主义也并不盲目崇拜市场。同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必须结合起来运用，使之优势互补。但是，二者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市场机制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计划机制、宏观调控只能起到辅或指导性的调节作用，为市场机制更好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最后，市场社会主义效率与公平的观点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持有的观点。市场社会主义把市场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即要发挥市场的效率，又要追求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他们主张以市场为资源配置的主导机制，以企业为单位、利润为导向参与市场竞争，保持高效率，倡导某种形式的生产资产社会公有，关注收入分配平等。而当代中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十分重视效率与平等的一致性，强调公平与效率必须兼顾，主张在兼顾公平与效率时，效率应优先考虑，在提高效率的前提下实现公平。
2.2国外市场社会主义的实践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经验，有利于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
首先，西方学者虽然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但对于何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仍缺乏认识。他们虽然认识到社会主义必须实行公有制，但在其具体形式上仍有分歧，缺乏深度。所以他们提出的各种模式很难实行，因为他们没有找到实行的主体力量。所以只是一种现代、当代的空想主义。而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开始，就有了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指导，科学地认识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具有理论上的明确性，是在吸取西方学者的积极观点、社会主义的建设经验和结合自身实际的基础上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其次，前苏联及东欧国家对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建设的探索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务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必然要反映出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如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主体地位、按劳分配的主导方式、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等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对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活动中，正确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进一步深化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精神文明建设是不可少的重要部分。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大力加强工作力度，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旋律，倡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风尚，为市场经济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
3市场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
首先，两者的基本制度不同。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为保障的。所有制问题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中就规定了公有制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这一基本原则，并强调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而当代国外的市场社会主义虽然也主张公有制，但总的说来，他们对国有经济都持否定态度，而且大多数模式都是重视收入平等甚于关心所有制内容。但这样一来，实现收入平等分配的社会平等是很难得到保障的。
其次，运行机制上也不相同。我国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而为达到目标，就要相应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管理职能，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以及改革分配制度和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而国外各种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通过何种方式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始终没有找到有效的途径。
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精神文明紧密联系的。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物质保证；而精神文明的发展又为物质文明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区别篇6
关键词：计划经济；“一五”计划；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D08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6-0018-02
计划经济，顾名思义就是有计划、有统筹地发展经济。从而避免了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问题给社会经济全面、均衡发展造成的危害。比如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工厂的倒闭和破产、工人的失业、地域和部门经济不平衡，甚至经济危机等问题。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对计划经济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正是这种选择，巩固了新中国的经济基础，奠定了中国完备的工业经济体系，在某些方面比如人造卫星、原子弹技术等也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平。可以说，我国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某种程度上也应该归功于当初计划经济给它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必然性
（一）理论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发展趋势，不仅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科学地预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1]。而且当时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家都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而社会主义国家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中国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也就选择了计划经济。
（二）国际环境
新中国的成立，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感到非常惊异和恐惧，他们害怕社会主义之火燃遍全球，建立了对社会主义，包括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圈。新中国面向西方国家的大门被迫关闭。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向中国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特别是苏联，不但向刚成立的中国政府提供贷款，而且还派遣了1万余名专家到中国指导经济建设，为中国设计和援建了156项大型工程[2]。
（三）国内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首先，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和反动派的残酷统治，旧中国工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其次，新中国从政府手中接收的是一个烂摊子。以1949年为例，与1936年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40%，农业总产值下降了25%。第三，当时革命战争未完全结束，反动派在大陆留下了约200万特务，一些边远地区还有的残余部队。1949年底，国家财政出现了三分之二的赤字[3]。1950年我国又开始抗美援朝，军费开支非常大。
（四）现实需要和可能
我国当时的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第一，就中国当时的形势来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到10%，其中重工业不到工业的20%，农业仍然是非常原始的生产方式，可以说是百废待兴。这就要求我们在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加快发展轻工业、农业，经济建设规模非常宏大。而国家的经济建设资金、人才、资源等却严重不足，只有集中使用才能更好地发挥它们的效益。第二，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教育、科技水平非常低。技术力量和生产经验非常缺乏，这就要求我们把有限的技术力量集中起来使用，以首先保证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需要。
二、全面认识计划经济
（一）计划经济的作用
1.具有资源合理配置的优势
计划经济使国家能够根据整个社会的根本利益合理开发、配置、利用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源和其他资源，能够集中使用资金、人力、物力，最快地实现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战略目标（比如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7.18万平方米的人民大会堂，仅仅用了10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其速度之快、其质量之高，创造了中国建筑史上一个奇迹）。计划经济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真正实现了人类社会的生产目的——满足人民的需求。
2.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1）建立了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从1950年到1952年短短的三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60.6%，年均增长20.2%。“一五”期间全国实际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总额588.47亿元，其中重工业达到88.8%。我国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一些工业部门，如飞机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重型和精密制造业、发电设备制造业、高级合金钢业、有色金属冶炼业等都建立起来[4]。同时初步建立了我国的现代国防工业。这样，我国初步建立了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为以后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了雄厚的技术支持和物质基础。195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3%，1956年以后的10年，虽然1958年到1960年三年由于指导方针上的失误和自然灾害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严重损失，但是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70%，每年增长率仍然达到了17%。“”后的1977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0.7%。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1.3%，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了9%[2]。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比较合理的产业机构体系。
（2）解决地区经济不平衡的问题
“一五”期间我国政府还着重解决了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加强原有的工业中心，如东北和沿海商埠城市的同时，中央领导深思熟虑地把人力、投资和资源从先进地区重新分配到中西部地区进行投资和建设，特别是铁路和公路，开采和提炼自然资源工业。截止到1957年上海共有2.8万技术人员，17万熟练工人到中原地区长期定居。内地的运输和其他形式的基础事业的发展，是地区发展政策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组成部分。1950年中国的铁路系统在京广线以西的不到五分之一。“一五”以后几乎所有的新线都在内地。连当初苏联的援助也不是在沿海城市，而是面向华北、华中和西北。如湖北的武汉、内蒙古的包头、吉林的长春、四川的成都等[2]。
（3）努力地推动科技的进步
早在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就提出“向科技进军”的号召，我国科技领域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64年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7年我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等等。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完成的。试想如果当时实行的是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面临那么大的困难情况下，结果会如何呢？印度当时走的是市场经济道路，其经济发展速度不到中国的二分之一。非洲国家独立后大都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但是其发展的结果是单一经济模式，所谓“咖啡王国”，不是美誉，而是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和高度的对外依赖性，民族经济不能独立发展的结果。
（二）计划经济的局限性
1.计划经济自身的局限性
计划经济中，由于人力、物力、财力资源高度集中在国家手中，国家经济计划滞后于需求的变化和科技的发展，容易造成生产和需求的脱节。企业缺乏创造性和灵活性，缺乏发展新技术和开拓市场的主动性。而且长期的价格背离价值会造成国民经济畸形发展。当我国国民经济体系建立、健全后，特别是我国实现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进一步向纵深发展，使过于僵化的、行政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商品经济发展的矛盾也愈来愈突出地表现出来。
2.科技发展的压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越来越大。有的行业科技贡献率甚至达到90%以上。而新科技革命的特点是领域广阔，多层次性，加速度更新，瞬息万变，国家不可能制订一个迅速满足各方面需求的十分有效而又能促进科技发展的计划。而市场却能依靠自身的价格、竞争、供求机制成功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三、科学认识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手段的作用
从党的十二大我们就开始逐步进行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转轨。到1992年春天，邓小平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随后召开的党的十四大正式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对计划的全盘否定。第一，计划经济在我国历史上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第二，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未完全抛弃“计划”，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指导性计划）下以市场为基础对各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客观地说，作为调节资源的手段，计划和市场各有千秋。市场调节虽然具有其对供求、价格反应灵敏，能充分发挥竞争的作用的优点，但是它也有资源调节上的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其自发性会导致社会主义的两极分化，导致大众的贫困。目前，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两极分化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8，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5]，这其实是国家使用计划（宏观调控）不力的结果。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就是政府要加强计划（宏观调控），以有效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体现。第三，到了将来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计划生产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将得到合理、科学的贯彻执行，那将是计划经济真正主宰社会的时代。
总之，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计划经济，既要看到其发挥过的历史性贡献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又要看到它的不足之处，坚持用历史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才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康发展有所裨益，有所促进。
参考文献：
[1]马克思主义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2]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3]郭大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区别篇7
一、改革滞后的规划体制是一项重要而又紧迫的任务
我国的规划体制和“五年计划”一直在进行着调整和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政府管理职能的转变，规划体制在从强计划向更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重规划的功能性转变上有了明显的进展，“十五”计划不论从编制程序、方法和内容上都有了较大的改进和调整。但总体上来看，规划体制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更多的是一种追赶型和适应性变化，规划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依然明显存在多方面的问题甚至于缺陷，严重影响了规划本身作用的发挥，降低了经济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些问题包括规划体系紊乱、数量过多过滥；各规划功能定位不清晰，相互衔接不密切；规划审批程序不明确、编制程序不规范；过时的规划和内容过多，需要加强的规划不足；重规划的编制过程，轻规划的实施评估等。在规划工作中则具体体现为机械主义和形式主义泛滥，部门间各自为政、规划互不衔接，规划内容交叉重叠、甚至相互矛盾；下级规划抄上级规划、上级规划无法在下级落实；墙上挂的规划多，可操作实施的规划少等。
“十一五”时期和“十五”时期相比较，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将发生许多新的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框架已经建立，市场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将进一步加强；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就业等问题成为影响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追求协调发展和降低社会摩擦的目标将更加突出；市场一体化进程加速，跨区域经济交流和联系将进一步突出；经济安全问题更加引起重视，涉及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的开发建设更加需要进行统筹规划；政治文明建设进程加快，政府将更加重视民主决策和依法行政；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设定的过渡期基本结束，规范和约束政府行为的条件进一步提高等。所有这些变化都将对现行的规划体制提出更高的变革要求，这就需要对规划体制进行不断改革、创新和完善，以建立与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协调的规划体制。
二、国外的经验为我国规划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规划体制是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编制、执行、评估等方面的程序和制度，涉及到规划体系、规划内容、规划编制、规划实施和规划调整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性规定。规划体制的差异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政治经济体制、文化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发展阶段、国际比较地位以及路径依赖程度等，这使得各国的规划体制总是具有自己的特点并存在各种差异。比如在决定规划体制的基础性制度方面，美国和英国模式更强调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在私人物品领域和可竞争性领域，政府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建立和维护供私人资本进行竞争的公共环境上。法国、德国、日本模式则主要体现出政府推行社会市场经济战略的特点，强调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政府通过采取较多的经济干预政策来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俄罗斯模式则具有典型的体制转型特征，政府规划功能经历了从高度计划的模式到基本放弃，之后又进行恢复和重塑的过程。另一方面，经济的市场化和全球化特点又使得这些国家的规划体制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我国市场化趋向的改革也决定了国外市场经济国家在规划体制方面的模式和特点有许多可供我们吸取和借鉴。
（一）各国具有不同的规划体系，但规划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按照功能的不同，各国的规划体系大多包括三大类，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空间规划和专项规划，但各国侧重点有所不同。
德国以空间规划为主体，联邦国土规划由联邦政府负责编制，主要是制定联邦范围内的规划目标、全国性的规划标准，并根据各州发展现状，从平衡发展的角度来调整全国性的布局。对基础结构、环境质量、经济结构、就业机会和定居条件等进行经济区划和平衡。该规划具有长期性和指导性，由联邦建设部牵头，与有关各部协商后提出规划草案。除这一综合性规划外，联邦政府还负责编制全国性的专业规划如铁路、联邦级的公路和高速公路、主要水路、国家公园、自然资源保护区、军事用地的规划等。联邦规划对州、市、县的规划起指导作用。各州和地方政府要负责编制与上级规划相协调的地区各专项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
法国是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计划性”最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法国政府成立了计划总署，负责对经济发展的全面规划。先后制定实施了11个4年经济发展计划。随着市场的发育和对市场作用的日益重视，指令性计划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第九个计划开始向合同制方向发展，并成为中央政府调节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的工具。从第十个计划起，计划合同中量性的指标在减少，衡量结构调整及质量的指标在不断增加。但政府仍通过计划引导经济发展方向，设计国家的发展战略，缩小社会各界的收入差距。
美国政府具有自己明确的国家发展战略，与法国、德国等相比，虽然没有相对固定和直接的国家计划，但联邦政府下设的各委员会和部局都有各自部门的详细规划，并通常通过法案的形式发挥作用。同时，联邦政府也根据国家战略的需要临时制定相关规划，比如阿波罗登月计划、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和田纳西河谷开发计划等。
俄罗斯从苏联时期的“全俄电气化”计划开始至今，其规划体制大体上经历了两个时期，即以指令性计划为特征的规划管理阶段和以指导性计划为特征的规划管理阶段。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曾经一度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总体规划，但在1990年代起又开始着手制定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计划。2000年开始实施了《俄罗斯联邦长期社会经济发展基本方针》（2000~2010年），并从1993年开始制定实施了3~4年不等的中期规划，以及1~2年不等的具体实施计划。
日本是一个较多推行政府主导产业政策的国家。1949年以来，先后制定了13个中长期经济计划。19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主要通过了以下三项经济计划：1992年《生活大国5年计划——与地球社会共存》（1992~1996年）、1995年《新经济5年计划》和1999年《未来10年计划——经济社会的应有状态及经济新生的政策方针》。同时，日本的国土开发与整治综合规划也较多吸收了德国的空间规划的经验，对包括土地、交通、森林等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了较为系统的规划。
韩国政府也比较重视经济长期发展规划，1960年代以来已先后实施了7个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之后开始实施“新的经济长期设想计划”（1996~2020年），在受到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之后，政府开始调整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更多强调市场的作用。（二）规划的地位和内容在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不断调整和变化的
规划综合反映了政府管理国家的意志和政策取向，是政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实现宏观调控而做出的谋划和安排，是政策实施的重要工具。从各国规划体制发展演变的过程来看，规划的内容日益丰富，规划的主体日益明确，规划的程序日益科学化，规划的体系日益完善，规划的权威性日益提高，规划之间的功能界定和相互衔接日益加强。总体上看，规划日益上升为公民意志和国家法律。但与此同时，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各国规划的内容在不同时期是有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国家在国际经济环境中所处的相对地位在变化。市场经济越发达，市场力量越强大，国家在国际上的经济优势越领先，政府的产业政策则越弱化。与此相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就越向战略性、指导性和定性化方向转变，政府也就越重视对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和服务以及社会协调发展的规划与引导。目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中长期的综合性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编制在不断弱化，而重点领域的专项规划和空间规划的地位在不断提高。
（三）具有规范民主的规划编制程序和完善的规划法体系
规划编制程序是否规范和民主直接决定着规划的可实施性和权威性是否能够得到保障。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具有相应的规划法体系，对规划的目标、功能、主要内容、编制程序以及规划调整的法律程序都有明确的规定。规划的制定都要遵从公开性和透明度，民众大都具有广泛的参与度，规划都要经过权力机构的审批，一旦通过则通常以法案或法律的形式实施。各国规划的编制过程基本相同，都要遵循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机制。比如德国空间规划方案的制定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编制阶段。政府有关部门组织人员编制规划的初稿。编写人员可以包括内部职员，也可以包括外部聘请的专家。
商讨阶段。政府邀请有关利益各方对规划的初稿进行商讨，讨论过程往往要重复多次。政府综合有关利益各方的意见后，规划的最终稿，有关利益各方仍可以对最终稿发表反对意见。
审议阶段。政府将规划的最终稿、有关利益各方对最终稿的反对意见以及政府对反对意见的解决办法一并送交议会。议会讨论有关资料，最终表决通过之后，规划就成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
另外，上下级政府之间的规划都有明确的协调机制。地区的规划在地区议会批准之后，需要上一级政府最后批准，以保证上下两级规划的一致性。当地方的规划与国家的规划相冲突时，联邦或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对地方规划进行指导。理论上讲，如果地方拒绝中央政府的指导，中央政府有权直接修改地方的规划。同时，由于地区规划直接涉及到私人利益，有关利益各方有向上级政府和联邦或中央政府进行申诉的权利。德国各州的规划法，都对规划程序有详细规定。如不按规定程序走，公民可以对通过的规划进行，法院会判规划无效。这种做法虽然容易使制定规划的时间比较长，但由于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所以最后制定的规划能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愿，使规划的科学性、合理性、合法性得到保障。规划出台后，也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便于执行。
（四）具有分工明确的规划编制机构体系和健全有效的规划执行评估机制
一个分工明确和职能合理的规划编制机构及体系是保证规划编制工作有序高效进行的重要前提。市场经济国家在联邦或中央政府大都设有专门的规划部、局、署或者委员会，专门负责全国总体规划制定的组织、协调工作。比如德国的规划权归三级政府所有，即联邦、州和地方政府。联邦政府设有区域规划和城市发展部，主管立法，制定城市规划方针、政策、法规，拟定全国经济区规划、区域规划大纲，协调地方、部门之间的工作，掌握部分资金资助地方的城市建设。法国负责协调制定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机构是计划总署。计划总署可以得到其他研究机构的支持，比如国际信息与展望中心（法国官方的国际经济研究机构）、计划数理经济前瞻研究中心、生活条件观察与研究中心等，计划总署给这些机构一定的预算补贴。
与此同时，各国都非常重视对规划执行结果的评估，并有一套进行评估的法定程序和运行机制。法国政府在制定规划后，为了使公民更清楚政府公共政策的效果，使国家资源得到更好的分配，提高政府公务员的责任心，都要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评估。评估工作由一个政府的部际评估委员会负责，称全国评估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总理主持，由11位专业独立人士组成。全国评估委员会通过与计划总署协调建立评估机构，会同相关的政府部门共同确定规划评估方案和评估费用预算，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跟踪，对项目费用落实情况进行确认等，最后出具评估报告。
三、建立适应新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规划体制的建议
（一）要充分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作用不是要削弱而是要加强
规划是政府行使经济社会管理职责的重要手段，而不是一种制度。规划的地位在本质上与社会制度无关，而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政府调控管理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以及国家经济发展的国际比较地位有关。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和许多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都需要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在市场机制尚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市场发育不足所造成的缺陷还需要政府进行矫正。即使在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领域，也会存在市场失灵，也需要政府进行弥补。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公共领域在不断扩大，对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的需求在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在包括土地、水资源、能源等日益紧缺和环境污染、生态治理、发展差距、就业及社会保障等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政府进行统筹安排、统一协调、总体规划的任务就越发紧迫。而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在日益加剧，国家战略的地位在日益突出，政府制定并实施国家战略的手段和途径也就越发显得重要。同时，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还处于不利地位，一些在竞争性领域的产业政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依然具有积极作用。因此，要充分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规划的地位不是削弱了，而是要加强；在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规划的地位同样不是要削弱，而是要进一步加强。
（二）要坚持“长远谋划、分步实施，广泛借鉴、兼顾实际，适度超前，协调一致”的原则
建立适应“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规划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规划体制的改革应当坚持几个基本的指导原则：
第一，长远谋划、分步实施。以市场化为方向，将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划体制作为规划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分阶段实施，建立与我国市场化进程相一致的规划体制。
第二，广泛借鉴、兼顾实际。既要充分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又要注意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和特点相适应，充分反映和体现不同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矛盾。
第三，适度超前，协调一致。要尽快解决规划体制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矛盾，充分发挥制度创新在促进生产力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发挥规划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超前性和指导，使规划体制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经济体制相协调。
（三）要突出强调和体现规划的“系统性、规范性、有用性和权威性”
第一，系统性。要加强不同规划之间的功能分工和相互衔接，对规划体系进行高度整合，避免各规划之间交叉重合甚至相互矛盾，建立层次分明、边界清晰、衔接协调的规划体系。要调整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空间规划之间的互相衔接。如各级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其编制的依据应该是经同级人大批准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内容要落实到具体的空间上。要调整解决重点专项规划与行业规划，以及行业规划相互之间的衔接问题。同时还要协调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规划之间的协调问题。
第二，规范性。目前我国规划体制中的制度性规定，有些是法律法规规定的，更多的则是不成文的惯例和约定俗成的做法。规划工作的不规范导致了规划程序上和规划内容上的随意性。因此，规划工作必须走向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学化，要建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政府依法行政的规划体制。为此，从长远来看，应该制定《规划编制法》。
第三，有用性。要切实取消目前大量存在的过时过多过滥的一类规划，特别是许多已经不符合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和不再是政府产业政策调整重点与领域的行业规划。要针对目前各级地方政府编制的与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纲要相衔接的地方规划中所存在的雷同和缺乏地方针对性的问题，调整或者不再要求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以下地方政府编制中长期规划。要针对目前规划内容原则性过强、操作性较差的问题，要通过改进规划编制方法来进一步提高规划的操作性、可行性和针对性。
第四，权威性。要针对目前存在的下级规划和上级规划不衔接，上级规划难以在下级规划落实的问题，切实加强对规划编制和执行情况的监管力度，依法动用司法程序来保障规划的执行和实施，提高规划实施的强制力和约束力。
（四）要重点围绕“四个转变”进行规划体制改革的设计和实施
第一，规划的领域由较多地覆盖社会经济各领域向主要以公共产品与服务和非竞争性领域为主转变。我国的市场化改革使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正在不断扩大，许多行业和领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经济的市场化运行。因此，沿用传统体制下的许多竞争性领域的规划应该退出，规划的内容要进一步向公共政策领域转变。
第二，规划的体系由以经济社会综合性规划为主体向经济社会综合性规划和空间规划相结合并逐步加强空间规划转变。空间规划应当包括全国的综合性国土空间开发规划、跨省级行政区划的区域空间开发规划以及各地区的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等。空间规划应当集中体现重大资源的开发利用、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和文化发展等方面的政策取向，要符合经济、社会、环境和文化协调发展的政策目标。
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区别篇8
全国的“十二五”规划，统筹全局，高瞻远瞩，指导方针切合实际，增长速度的设定与优化结构、提高效益、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要求相一致，它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体现了国家的意志。
地方的“十二五”规划则完全是另外一个情景。31个省区市规划的经济增长速度加在一起，不等于全国规划，而是大大超越了全国规划，使全国规划难以有效地执行。这集中表现了现行经济体制的缺陷。
从国家和地方两级规划的比较中可以看出以下一些问题：
一、全国规划，把GDp年均增长率7%作为预期性指标，即国家期望的发展目标。而省区市的规划，没有一个把GDp的年均增长率7%作为自己的预期目标，低的定为8%，高的定为翻一番和争取翻一番，接近15%。
“十二五”规划与“十一五”规划有一个不同。鉴于各地提出的“十二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普遍偏高，国务院要求各省区市在人代会审议规划之前，先与中央有关部门沟通协调，与国家规划进行衔接，使地方规划与国家总体规划相一致。这一要求起到的作用，是不少省区把GDp增长的具体数字藏了起来，把指标表达为增长10%以上、11%以上或12%以上。这给计算全国各省区市GDp增长的平均数增添了难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中算出一个大概的数字。
根据统计，全国31个省区市中，GDp年均增长率定为8%或8%以上的有4个，定为8.5%的有1个，定为9%或9%以上的有2个，定为10%或10%以上的有9个，定为11%或11%以上的有2个，定为12%或12%以上的有12个，定为13%的有1个。这其中有11个提出五年翻一番或力争翻一番。从各地方表达的决心来看，想五年翻一番的可能不止这11个。按照这个情况，全国31个省区市的GDp年均增长率加权平均，大体在10.5%上下。
这样，全国GDp增长就出现了两个预期性指标：国家规划为7%，地方规划为10.5%，后者高出前者50%。
“十一五”的GDp增长规划，国家规划为7.5%，地方规划平均为10%，后者高出前者30%。“十二五”规划两者差距比“十一五”扩大了，全国面临的将是许多地方的新一轮加快发展。
分地区的情况如下（见表）：
东部地区这10个省市，GDp约占全国的53%，“十一五”规划平均为10%左右，“十二五”规划平均为9%以上，速度仍然不低。
东北地区这3个省，GDp约占全国的8%，“十一五”规划平均为11%，“十二五”规划平均为12%，追求的仍然是加快发展。
中部地区这6个省，GDp约占全国的20%，“十一五”规划平均为10%以上，“十二五”规划平均为11%以上，追求的是新一轮跨越和加速崛起。
西部地区这12个省区市，GDp约占全国的19%，“十一五”规划平均为10%以上，“十二五”规划平均为12%以上，跨越发展几乎成为共同用语，追求5年翻一番和力争翻一番几乎成为普遍目标。
国家规划与地方规划差距如此之大，而且各有各的道理，两者不可能并行不悖。由于国家规划中的预期性指标并不分解下达，也不作为国家的宏观调控目标，地方执行的不是国家规划而是地方自己制定的规划，这就使国家规划为地方规划所架空，并在执行中地方规划取代了国家规划。这是国家规划的预期性指标难以实现的关键所在。
二、GDp增长速度的差距，代表了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差距。国家规划所以把GDp的年均增长预期定为7%，是因为“十一五”的经济增长仍然是粗放的增长，能源和环境的瓶颈制约作用更加明显，“十二五”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把工作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并把发展的成果用在民生上，就必须把增长速度放低，以体现科学发展的要求。而地方的规划，虽然都标榜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但多数重点依然放在速度上，把加快发展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把省区之间的赶超作为主要目标，提出在新一轮竞争中抢占先机，在新一轮竞相发展中脱颖而出，有的甚至提出不进则退，不惜背水一战。这样，转变发展方式必然降到从属的地位。
我们曾对“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实施作过分析。“十一五”规划把GDp年均增长率定为7.5%，要求增长方式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由主要依靠工业带动向三次产业协调带动转变，由主要依靠资金和物质要素投入带动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依靠科技进步带动转变。由于多数地区追求的是加快速度，最后实现的全国GDp的增长不是7.5%，而是11.2%，主要依靠的仍然是投资拉动和物质要素的投入，依靠工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带动。GDp的增长速度上去了，而投资则大幅度增长，能源消费总量大幅度增加，许多产能更加过剩。很显然，我们所面临的能源、环境、生态问题，以及经济中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不是7.5%的增速造成的，而主要是11.2%的增速造成的。
许多地区“十二五”规划GDp高速增长仍然是以投资的高速扩张和能源的过高需求作为支撑条件。不少省区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速度都定在20%以上，省区市要求的2015年能源消费总量加在一起超过50亿吨标准煤，比2010年的32.5亿吨增加50%以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不把速度放慢，一切转变都将难以实现。有的省区提出实现速度与质量双重跨越，实现加快发展速度与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相统一，实现更好的发展质量、更快的发展速度、更大的发展效益，口号固然美丽，但都很难做到。
令人担心的是，中西部地区重走东部地区高速发展阶段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老路。特别是承接东部转移过来的产业，千万不能不考虑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不能等到环境破坏了的时候再去治理环境。在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的地区指标分解中，照顾中西部地区，实际上将是害了中西部地区，决不能让中西部地区走重速度轻环保、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不仅是东部地区应当考虑的问题，同样是中西部地区应当考虑的问题。
三、追求过高速度，不是一个地区或者少数地区的个别现象，而是多数地区的普遍现象；也不是一个5年计划的个别现象，而是多少个5年计划的普遍现象。这就必须从体制和机制上找原因。不解决体制和机制问题，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转变经济的发展方式。
1984年我国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就指出了传统体制的弊端是政企不分、条块分割。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弊端，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即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让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是：政企分开，企业是独立的经济实体，也是市场的主体，政府不再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全国是统一的市场，不再是按块块分割；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除少数稀缺资源外，政府不再直接配置资源；为克服市场缺陷，必须加强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权在中央。
经过多年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取得了进展，但并没有到位。在中央层面上，政企不分、条条分割的局面有了很大改变，中央的直属企业大部分下放给了地方，中央工业专业部门基本上撤销。但在地方层面上，政企不分的局面依然严重存在，而块块分割的局面基本上没有改变。这表现在：
第一，每年和每个5年，中央都制定统筹全局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规划，从综合平衡出发，布局了全国的一盘棋。与此同时，每个地区都按自己的意愿，规定与国家规划相同内容但增长速度高于全国规划预期目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年度计划和五年规划，下自己的一盘棋。两个规划并存，表明了我们的体制仍然是块块分割的体制，我们的市场仍然是分割的市场而不是统一的市场。
第二，GDp指标在全国计划中是作为预期性指标出现的，国家明确规定预期性指标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政府的责任是创造良好的宏观环境、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适时地调整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引导社会资源配置。而在地方则不是如此。地方不仅规定包括一、二、三产业在内的GDp的预期指标，而且规定包括预算内投资、国外投资、银行贷款和企业自筹投资在内的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指标，规定全地区要打造多少个上千亿元产值的行业，打造多少个销售收入超千亿元的园区，并且把这些指标层层下达，甚至下达到一些企业，并规定党政干部招商引资任务，务求完成。这就使地方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成为经济活动的直接指挥者和资源配置的主要担当者。财税体制改革不到位，财权与事权不统一，也促使地方政府扩大追求GDp高增长，进而追求地方财政收入高增长的行政权力。
第三，由于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党政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评价机制把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主要考核项目，其完成与否与政绩挂钩，与干部的奖惩和升降挂钩，这就使增长速度等预期性指标变成了强化政府责任的约束性指标。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势必竞相攀比GDp，扩大建设规模，从而造成大量的盲目建设和过度开发，在全国形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这就说明，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责任不在地方，而在于现行的体制和机制。在现行的体制和机制下，许多事情地方不得不这样做。因此，单靠提高认识和觉悟，要求地方利益服从全局利益来转变发展方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体制和机制的问题。
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讲话中讲过这样一段话：“体制机制不完善、改革不到位，是经济社会发展中诸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重要根源。如不加快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就没有坚实的体制基础。这些问题既是经济运行中重复出现盲目投资和较大波动的根本原因，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已经刻不容缓。”这充分说明了改革体制和机制的重要。
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重点，应当是进一步打破地方层面政企不分、块块分割的弊端，转变地方政府的职能，改变两个计划并存的局面。同时，改革财税体制，使财权与事权相一致。
政府官员政绩考核办法，应当遵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区分政府、企业、市场三者的职能。政府既不能越位，不能代替企业和市场，也不能放弃职守，放松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对政府官员政绩的考核应当限于政府应当管的事，应当由企业、市场本身管的事就不应当纳入政府官员政绩的考核范围。
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区别篇9
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对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全国财政收人的主要支柱，现在仍然在全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又如深圳，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优越的地理条件，得到了奇迹般的发展速度，形成了新兴的经济中心城市，与此同时它也对全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物质生活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础，因此，组织好生产物资和生活物资的集散与流通，必然是经济中心城市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可以说，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巨大的物流中心。当然，城市应该具有多方面的功能，而物流中心的功能只能集中在某些局部地区来实施，这就是我们所要研究的，叫做物流中心的经济实体。物资是经济的基础，对社会物资进行动态地分析。管理和控制对于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在现代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物流中心的布点位置、功能规划、规模设施、管理体制的合理确定，对于城市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对于经济中心城市来说，这些问题的处理正确与否，也将深刻影响所涉及地区经济的发展。深圳是处于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由于它是我国改革开放示范城市，又紧邻香港，是我国物资进出口最重要的日岸之一，因此，深圳地区物流中心的规划与建设是具有全国性的影响的。以下就物流中心的规划与设计的有关问题进行简要论述。
一、物流中心的类型
物流中心是社会物流网络中处于主要位置的结点，但不是所有物流结点都能称为物流中心。物流中心必须是具有较大规模的物资集散或转运地点。属于物资集散类型的如大型物资仓库，它主要在物流系统中起调节和缓冲作用，解决供需节奏或批量不平衡的矛盾。又如商业连锁系统的配送中心，主要是为了降低物流系统的成本，提高服务水平，提高物资输送末端系统效率等。属于转运类型如港口码头、空港等，其作用是实现运输方式的转换（海一陆。空一陆）。又如，铁道货车编组站和汽车货运终端站，其作用是将货物重新组合，进人下一阶段的输送。也有一种大规模的仓库群，形成以存储功能为主的物流中心。
深圳平湖物流基地是一个大规模的物流基地，是综合性的物流中心。应该兼有转运和集散功能，也可以扩展至配送和流通加工的功能，因此在规划与设计方面难度更高。
二、物流中心的选址问题
这是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任何一个生产系统或服务系统都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外界环境对系统输人原材料、资金、人力、能源和其他社会化因素等；系统又向外输出其产品、劳务、服务和废弃物等。因此，生产或服务系统必然不断地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调整自身的活动，同时系统的输出结果也不断改变其周围环境。这就说明，生产或服务系统所在的地区条件对系统的运营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物流中心这样服务性的系统，它的存在几乎完全决定于外界环境。
对于平湖物流基地的选点，已有正确的决策。从环境条件看，深圳平湖地区完全具备建设一个大型综合物流基地的条件。
三、物流中心的功能设定
物流中心应该具备的功能要和建设物流中心的决策思想相符合，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也可以说取决于环境的条件。以平湖地区为例，可以有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1）深圳及周边地区的制造业的需求，它们的原材料供应物流和产品销售物流的合理组织，形成生产资料的供应和配送基地；
（2）深圳及周边地区的商业系统的需求，它们的供应物流的合理组织，形成商业系统共同的货品储存基地和综合配送中心；
（3）加强国际物流的需要。深圳紧邻香港，有皇岗、文锦渡等众多口岸，是我国国际物流主要通道之一。平湖地区可否成为出境物资集货基地、进口物资的转运基地，并可考虑和海关合作，组织好出、人境物流以减轻海关负担；
（4）物资转运的需要。深圳有盐田港。蛇口港等大型港日，有京九、广深等铁路线，有深惠高速、深汕高速等公路干线，海一陆。公路一铁路之间的转运量巨大；
（5）由于是综合性、地区性物流中心，为了增强服务性，是否需要流通加工能力，如包装器材的生产、重新包装、钢板剪切等功能；
（6）为了增强商业对物流的导引功能，物流中心可以而且应该具有一定的商业活动，但是这些活动要服从于物流中心的总体规划，根据物流中心外部环境的具体条件来设定。
还可以列举出其他一些功能，但它们之间不是并列的，应该有主次之分。功能设定就是市场定位问题。可以说市场定位准确，项目成功的可能性就有了一半。
四、物流中心的规模设计
对于以上的功能进行分析，根据市场总容量、发展趋势以及该领域竞争对手的状况，确定目标份额，而决定该部分的局部规模。规模设定中应该注意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是要充分了解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地区、全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预测，国际贸易特别是和深圳地区有关的国际贸易发展状况。因为我们所讨论的项目不是短期行为，预测范围必须包含中、长期内容。第二是要充分了解竞争对手的状况，它们目前的生产能力、占有市场份额、经营特点、发展规划等。因为市场总容量是相对固定的，不能正确地分析竞争形势就不能正确地估计出自身能占有的市场份额。
以上预测如果发生大的偏差，将导致设计规模过大或过小。当然，我们不希望由于估计偏低，发生失去市场机遇或是不能产生规模效益的问题；也不应由于估计偏高而造成多余投资，从而使企业效率低下，运营困难。
在对各功能项进行逐个分析的基础上，再突出重点。统一协调，对物流中心的总体规模进行决策。
规模设计和实施步骤没有必然的关系，可以一步到位，也可以分步实施，这要根据资金、市场等具体条件决定。
五、物流中心的设施规划与设计
在预定的区域内合理地布置好各功能块相对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合理布置的目的是：
（1）有效地利用空间、设备、人员和能源；
（2）最大限度地减少物料搬运；
（3）简化作业流程；
（4）缩短生产周期；
（5）力求投资最低；
（6）为职工提供方便、舒适、安全和卫生的工作环境。
据资料介绍，在制造企业的总成本中用于物料搬运的占20％至50%，如果合理地进行设施规划可以降低10%至30%。物流中心是大批物资集散的场所，物料搬运是最中心的作业活动，合理设施规划的经济效果将更为显著。
设施规划与设计的原则：
（1）根据系统的概念、运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求得整体优化。同时也要把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个人经验结合起来；
（2）以流动的观点作为设施规划的出发点，并贯穿在设施规划的始终，因为企业的有效运行依赖于人流、物流、信息流的合理化；
（3）从宏观（总体方案）到微观（每个部门、库房、车间），又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例如布置设计、要先进行总体布置，再进行详细布置。而详细布置方案又要反馈到总体布置方案中去评价，再加以修正甚至从头做起；
（4）减少或消除不必要的作业流程，这是提高企业生产率和减少消耗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只有在时间上缩短作业周期，空间上少占有面积，物料上减少停留、搬运和库存，才能保证投人的资金最少、生产成本最低；
（5）重视人的因素。作业地点的设计，实际是人一机一环境的综合设计。要考虑创造一个良好、舒适的工作环境。
物流中心的主要活动是物资的集散和进出，在进行设施规划设计时，环境条件非常重要。相邻的道路交通、站点设置、港口和机场的位置等因素，如何与中心内的道路、物流路线相衔接，形成内外一体、圆滑通畅的物流通道，这一点至关重要。
六、软硬件设备系统的规划与设计
这是一个专业性很强、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难以具体论述。
一般来说，软硬件设备系统的水平常常被看成是物流中心先进性的标志，因而为了追求先进性就要配备高度机械化、自动化的设备，在投资方面带来很大的负担。但是，以欧洲物流界为代表，对先进性定义的理解有不同的侧重。他们认为“先进性”就是合理配备，能以较简单的设备、较少的投资，实现预定的功能就是先进。也就是强调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方法，从功能方面来看，设备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不是衡量先进性的最主要因素。
根据我国的实际状况，对于物流中心的建设，比较一致的共识是贯彻软件先行、硬件适度的原则。也就是说，计算机管理信息系统、管理与控制软件的开发，要瞄准国际先进水平；而机械设备等硬件设施则要根据我国资金不足、人工费用便宜、空间利用要求不严格等特点，在满足作业要求的前提下，更多选用一般机械化、半机械化的装备。例如仓库机械化，可以使用叉车或者与货架相配合的高位叉车；在作业面积受到限制，一般仓库不能满足使用要求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建设高架自动仓库。
七、组织管理体制
我们所要规划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大型物流企业，在组织管理体制的规划方面必须考虑到信息时代的特点。当前关于“流程重组”（企业重组）的研究在我国已经进人探讨阶段，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把企业组织传统的金字塔结构改变为扁平结构，从而提高企业的整体效率，适应未来市场多变的要求。
这些研究在国外已进人实践阶段，许多企业获得了成功。我国尽管还没有成功的实例，但发展的方向是必然的。不管我们在何种程度上应用，也不论目前是否打算应用，但是作为企业的规划者、组织者或领导者必须了解最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发展动向，以便在需要的时刻迈出关键的一步。
八、人材培训
现代化企业的正常运营，需要有一批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
在我国物流行业中，这种专业人员应该说是非常缺乏的。必须下大力气引进人才，组织培训，以保证物流中。心能正常运转。
九、结束语
最后，再谈几点想法。
1、必须重视先进理论的指导作用
我们面对的是跨世纪、现代化的大型企业，可以认为，先进思想与理论的指导、科学方法的应用是企业发展的保障。
物流中心是集物流、信息流、商流于一体的现代化企业，当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必然深刻地影响企业的运营，前文谈到的“流程重组”理论的应用，就是基于现代信息网络技术而得以实现的。
又如设施规划与设计决定了企业各功能块的合理布局，对企业的运营效益，作业效率等带来先天性、长远性的影响。如果只凭经验设计，很难得到满意的结果。美国人理查德·缨瑟所创立的“系统布置设计”和“搬运系统分析”的方法已为世界各国物流界所采用，我们也可以依据这一套科学的方法进行严密地分析和设计。这样才能保证布局的基本合理。
在未来物流中心的经营规划中，还应特别注意当前供应链理论的研究发展。供应链理论改变了企业之间的供求模式，实质上就是改变了企业之间物流相关状态。物流中心正是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物流活动的枢纽，是众多供应链的交汇点，在供应链理论的推行中，理应起到先行作用和中坚作用。同时这也是物流中心自身适应时代，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2。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
一位体育评论家说过“业余网球运动员和专业运动员相差只有10％，但是耗费毕生精力也不一定能弥补这10％”。一个戏迷能熟知戏的情节。台词、表演程式，但不一定能胜任导演或演员的工作。
物流中心的建设规划是非常复杂、非常庞大的工程，涉及的专业领域也很广泛，必须有众多的专家参与才能妥善地完成。
所谓专家，是在某个领域积聚了多年经验、在理论上有一定造诣、有一定技术专长的人员。他们各有专长，但都不是万能的。如按专业划分，有土建专家。机械专家、计算机专家等。在项目进行的不同阶段，应该让不同类型的专家发挥作用。
例如，在决策阶段，可以更多发挥进行宏观研究的经济学家的作用；在规划设计阶段，可以更多发挥技术专家的作用；在施工阶段则应该由工程专家唱主角。如何将众多的专家有效的组织起来，这就是领导部门的艺术。
3、重视初期工作
初期的方案研究、规划设计需要的费用不多，但对项目合理性影响很大，随着技术方案展开、工程施工的进行，费用消耗急速上升，而对项目合理性的影响却越来越小。如果初期考虑不周，到后期再来纠正，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4、对物流企业应该给予优惠政策
物流企业本身要开展多种经营，创造利润，为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建立物资基础，但是它的主要任务是创造社会价值而不是创造经济价值，不应把它变成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企业。因此，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全局出发，要减轻物流企业的负担，给以优惠政策，使其得到健康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运行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原来以紧运行、卖方市场为基本特征的供给短缺经济型态转变为以供过于求、买方市场为基本特征的需求不足经济型态。据国家商业信息中心和国家经贸委贸易局等若干机构的调查结果以及专家的分析表明：买方市场的出现，是由“短缺经济”向“供需动态均衡经济转型”的标志。正如科尔内指出的，消灭了经济方的一个或另一个短缺，这就是改革成功相当可靠的信号，“如果短缺依然存在，这就表明改革
还没有深入经济肌体的内部”。
可以预见，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不仅会面临市场过剩，而且还会逐步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和经济要素的过剩，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也将由生产领域转移到流通领域与消费领域。大力发展和建设物流中心对促进经济增长，实现流通产业现代化转变有重要意义。对物流中心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是区域性物流中心的组织和建设。
一、建设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优化物流中心
二、条块分割和区域封锁是城市化物流中心建设的两个严重任桔
物流中心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环境是专业化分工和协作，而条块分割和地区间区域市场的封锁的存在却严重制约着城市化物流中心建设和发展。条块分割的存在和影响已有大量文献和论著进行分析，本文就区域市场封锁的表现和影响作初步探讨。
从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外省购进的消费品总额比重还是销售到外省的消费总额比重自1987年到1991年以来者一直呈现下降趋势，说明地区间商品流通的发展比整个商品流通的发展要滞后。
表1：六省市消费品省际流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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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六省市消费品省际流通的依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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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流通过程中形成地区市场封锁现象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其中有中央及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与企业等若干经济主体利益交织在一起，但对物流中心的影响却是重要的，表现为：
地区市场封锁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一是工业和农业结构不合理；二是基础产业和加工工业结构不合理；三是产业结构趋同化，如我国中部和东部工业结构相似率为93．4％，西部和东部工业结构的相似率为93．5o，西部和中部相似率为97．9o。这种不合理性降低了地区间的比较优势，减少了商品流通的相对规模，使物流中心的生存空间受到相当挤压。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和时间内保护了本地区企业占用的资源和市场份额，增加了物流中心开展业务的难度，削弱了物流中心所可能带来的比较利益。而且现阶段我国物流产业规模功能的不完善，无法缓和及调节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矛盾，影响和调整生产消费结构的作用也未充分实现，物流中心打破和冲开地区封锁的难度相对增大，从而说明形成全国范围内有影响的物流中心的外部条件是欠缺的。
三、城市化物流中心的布局和规划
城市化物流中心的区域划分原则是应该按“经济区域”而不是按“行政区域”进行，虽然经济区域和行政区域可能出现某种重合和一致，但他们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区域不象行政区域划分有着明确具体的界限，经济区域的界限是模糊的，是一条过渡带，这形成了经济区域的开放性。他们之间的另外一个差别是行政区划分常以自然地势、人口数量。物产富饶程度、交通运输条件以及行政管理作用等因素为依据，他具有相对长期的稳定性，而经济区域的发展表现得相当活跃。
物流中心如果按行政区域进行划分，计划区域的资料更易于收集，容易为政府所关注和支持，但其弊端也很明显，即强化了行政干预力量，往往会违背市场规律的作用。尤其是对物流中心这样的企业化组织来讲，市场化运作会受到严重制约。按经济区域发展物流中心则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了自然资源禀赋状况。经济发展和布局条件、经济结构和地域结构、劳动力素质和技能。市场化程度等方面专业化发展。同时，也体现了在物流中心的完整性和开放性。所谓完整性，指物流中心提供了经济区域内各个部门的相互联系，经济区域的内聚力一定程度上正靠物流中。o得以维系；开放性是指物流中心不断从外界获得商品和信息，同时又向外界传递商品和信息，以维持经济区域内以及不同经济区域间的相互联系。
而我国传统的流通过程的情况是商品流通分散集中在各个行政区域内，区域间联系较少。说明区域划分不是以经济区域来划分的，这种情况得以存在并维持的基础是地区间趋同的产业结构和行政手段的人为限制，其低效率和低效益使其越来越缺乏生命力。
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二者经常发生矛盾，对“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这个问题需要给予高度的重视。观察我国商品流通发生的实践可以发现，区域流通现象已逐渐显现。如上海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广东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环勃海地区和闽南三角洲等，这些区域流通市场可以使各区域获取、享受分工和流通比较利益，促进了产业、技术在空间的转移，当然同时也要防止产生比行政区域更大的市场封锁，这在相当程度上靠政府“外在”手段解决。
四、城市化物流中心建设和发展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应该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物流中心提供了广阔的赢利空间，同时也对物流中心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企业物流提供成本优势：物流中心既然是第三利润源泉，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物流管理的专业化降低产品或服务的总成本，为企业核心竞争力做出贡献。如库存控制、通关业务、租赁等业务的优化将有效降低企业的成本。我们要转变过去那种只重视产品成本，忽视流程成本的做法。流通成本是企业总体运营成本（tCo）的重要组成部分，物流系统作为企业的核心业务流程之一，它所产生的成本会较大地影响整个运营成本。
要求物流系统响应更快：面向市场不仅仅是销售人员应注意的问题，更是成为根植于企业精神的一种观念。所以，面向市场的快速响应不能简单理解为销售人员对客户要求的迅速响应，还应包括灵捷生产系统，同样必须具备快速的物流支撑体系，这样才能形成对客户要求的最终满足，从最初反应到最终服务的完成才是完整的响应周期，整个周期中物流时间占很大比例，而且全部工作相当部分的工作要由企业的物流经理和业务人员来完成。
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区别篇10
所谓新经济主要是针对传统经济而言。按照西方经济理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一旦失业率低于6%，通货膨胀率就会急剧上升。但自1991年3月以来，美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特别是90年代后期经济增速平均超过4%，失业率降至3.9%，而核心通货膨胀率却低于2%。一些经济学家把美国出现的这种“高增长、低失业、低通胀”即“一高两低”的经济称之为新经济。
尽管经济学界对是否出现了新经济、什么是新经济以及新经济形成的原因还有不同的见解，但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经济持续高增长、经济周期特征淡化、同时伴随着低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率是“新经济”的主要特征；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经济全球化、不断创新完善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急剧增长的风险投资、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务实和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等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因此，电脑、通讯、网络和金融化了高新技术产业本身的发展以及利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成为度量一个国家（地区）新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
在信息技术的生产和应用方面比美国落后是欧盟经济存在的弱点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一系列打造新经济的措施，力争在10年内赶上或超过美国，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和最有活力的新经济地区。
一、欧盟新经济的发展
过去十年来，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这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到2000年，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增加值达到4930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3.6%上升到4.4%，年均增长15%左右，大大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2.5%的增长水平，自1995年以来平均每年推动欧盟经济增长0.5个百分点。但和美国相比，欧盟仍相形见绌，1995年以来,美国的信息技术产业年均增长20%以上,到2000年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达8.3%，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来自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从信息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来说，1996-200年，欧盟只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相差近5年。各成员国的情况差别较大，爱尔兰、芬兰、瑞典、荷兰和英国等国家发展较快，其中爱尔兰的信息技术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已超过美国，芬兰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美国。
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了生产率的发展。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经济增长除了资金和劳动的投入引起的增长外，其他的都叫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是技术要素的增长率。测算表明，1995年以来，信息技术对欧盟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为每年推动经济增长约0.2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1990-1995年的水平。
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下跌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降低，20世纪80年代，硬件设备、软件和通讯服务的价格平均每年分别下降1.8%、0.3%和0.2%，90年代前半期，其分别下降3.3%、0.7%和0.7%，而到90年代后半期，其下降的速度分别达到10%、1.4%和1.3%。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下降使欧盟的通货膨胀率自1995年以来每年降低0.2个百分点。
新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方面是信息技术产品的使用，计算机拥有量、上网人数、移动电话使用量、电子商务发展等是主要的指标。在这些领域，欧盟远不及美国，根据初步的估计，1999年，欧盟每100人均拥有计算机为20台，不到美国的二分之一；欧盟只有14%的人上网，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电子商务额约为170亿欧元，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只有人均移动通讯电话拥有量和美国持平。欧盟人均对信息技术产品的支出约为1600欧元，不及美国的一半。实证分析也表明，在欧盟，信息技术以外的部门没有因为利用信息技术而提高其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总之，虽然，欧盟的信息技术产业出现了较快的发展，推动了其经济的增长，但从信息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等看，欧盟要比美国落后5年。
二、欧盟新经济落后的原因
从传统的工业化进程和形成的经济结构看，欧盟与美国同属工业发达国家，区别不大，有的国家如德国甚至比美国的工业化进程更加明显。但为什么新经济首先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欧盟。对此有两种解释，一是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有比较优势；二是欧盟的经济体制僵化阻碍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应用。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了不同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和专业化分工的作用。按照这一理论，美国在信息技术产业的生产和应用中建立了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拥有大量的工程技术人员、鼓励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以及大量军工技术转为民用和军工产业的技术外溢等。人才优势是美国最主要的比较优势，美国的信息技术人员比例明显高于欧盟，在欧盟内部，芬兰、爱尔兰、瑞典等信息产业发展快的国家其受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教育的人员比例居于欧盟的前列。由于信息技术的网络效应和第一发起人效应，即使欧美在信息技术发展初期的差异很小，也可能由于研究与开发以及专业化生产的正反馈作用而使美国形成巨大的比较优势。欧美双边的信息技术贸易也说明了美国有比较优势，近几年来，欧盟从美国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占双边贸易的25%，而美国从欧盟进口的信息技术产品仅占双边贸易的6%。
经济体制差别的理论论证了欧盟僵化的经济体制束缚了新经济。首先是劳动力市场相对僵化。欧盟严格的解雇程序、高昂的解雇费用、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约束等各种就业保护措施和强大的工会势力使解雇工人的成本极高，抑制了企业利用节约劳动成本技术的积极性，减低了对信息技术产品的需求和应用。其次是金融体制不成熟，缺乏创新。美国实行的是股权资本主义，其发展的路径为：个人创业合伙制股份制，利用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风险投资在美国的出现和迅速膨胀被认为是一场金融革命和股权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它为一些极具发展潜力和成长前景但又有高风险的新兴科技企业提供投资，催生了一大批信息技术企业并使之迅速发展，英特尔和微软等都是通过风险投资而成长为富可敌国的科技巨头的。而欧盟国家多为银行债权资本主义，其储蓄大多流入资产雄厚的少数大企业，许多依赖于科技成果创立的新兴企业因其无形资产不能做为抵押品而无法得到银行贷款支持，银行也不会提供风险投资，从而限制了新兴产业的发展。此外，建立新企业的各种行政障碍、公共研究和私人研究严重分离等科研体制僵化也阻碍了信息技术的发展。
三、欧盟发展新经济的举措
虽然在新经济方面，欧盟落后于美国。但欧洲具备赶上来的机会和条件，一是欧美从事新经济的企业已相互兼并和投资；二是可以利用美国现有的经验和做法；三是欧元启动以后，欧洲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筹资越来越方便。但欧洲必须在经济结构改革和科教两个方面行动起来。去年3月欧盟里斯本首脑会议提出了建立电子欧洲计划，并把该计划提高到和欧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同样的高度，此外，还制定了金融服务行动计划、风险投资行动计划、欧洲研究区战略等各种计划，力争在2010年前赶上美国的水平。其发展信息技术的主要政策如下：
1．坚决实行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把物价稳定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减少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因素，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从而鼓励投资和经济持续稳定地发展。
2．加快信息技术的应用步伐，改善信息技术应用环境。建立统一的电子商务法，实行统一的专利法。到2001年完全开放电信市场，2001年前欧盟境内所有学校上网，政府采购全部上网，加强网络培训，鼓励终生学习，。
3、发展风险投资市场。风险投资作为创新型企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对高成长性的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与美国相比，风险投资在欧洲仍处于不发达阶段。1999年，美国的风险投资额达到了33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15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达到180亿欧元；而欧洲的风险投资额仅为120亿欧元，比上年增长70%，其对软件、通信、因特网的投资为50亿欧元，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为此，欧盟提出了风险投资行动计划，主要措施为：加快欧盟内部一体化的步伐，使跨国金融活动更加便捷，专业投资人执行统一的结算规则，改善便于企业获得资金支持的金融条件，并斥资2.3亿欧元对企业获得贷款和风险投资等进行支持；成立7贤人委员会研究加快欧盟资本市场一体化政策。
4、培养企业家精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是欧盟各成员国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基础，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首先，鼓励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利用社会基金资助各种宣传和推广企业家精神和团队精神的活动，加强职业教育和在职培训，创建充满活力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其次，鼓励企业进行创新，提高研发水平和产品开发能力，利用统一专利法保护创新企业的技术安全；再次，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等方面的种种限制，优化企业发展的行政管理和社会环境；第四，提供企业国际化经营和多种形式的信息服务；第五，发展包括电子商务、网络、信息、老龄服务、特色旅游、社区服务等在内的技术型、经济型和社会型等新型服务业。
5、鼓励科技体系创新和技术成果的转化。创新是提高竞争力和促进就业的重要动力。在创新能力方面，欧洲远远落后于美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差距在进一步扩大。1998年，欧盟15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其GDp的比重为1.8%，而美国为2.8%。同时，研究与开发力量分散，研发和成果商品化脱节，没有形成统一的科技市场。欧盟委员会已计划设立欧洲研究区，以减少研究力量的分散，鼓励研究单位和企业合作，加快科技成果的转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吸引国外的技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