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篇1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计划；市场
一、计划与市场的特点
（一）计划的特点
劳动者生产产品的过程就是商品的生产环节，而衍生出来的则是商品的交换环节，二者之间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当中起到了促进计划手段的目的，计划手段不仅是全局性调节，更是关键性和协调性的调节，其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优势：
1、具有预测性质
预测功能是计划手段的主要作用，在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按照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展开，所以预测功能的实现也需要依据经济方针来实现。计划手段的预测功能不仅能够对一个国家的阶段性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判断，还能够有效指导国家在经济社会层面的运行情况。
2、具有大范围性质
计划手段的作用发挥后覆盖的范围较大，计划手段的执行更是针对全国经济运行调节和全部社会主义市场调节的，因此具备大比例的特征，具有特定方向的大范围性质。
3、具有重点性质
政府在利用计划手段调节社会经济的时候，可以利用宏观调控进行，但是该计划手段在应用的过程中具有重点性质，能够帮助政府利用计划手段针对薄弱部分和关键部分的经济进行重点调节，最大化的利用资源来促使社会经济的发展。
4、具有协调性质
若是经济社会在运行过程中出现了较大的剪刀差，那么为了调节其产生的茶具就需要利用计划手段将经济发展中缺失的部分进行合理的补充，发现经济发展过多的部分，减少多余的部分，及时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法，按照规定逐步解决，以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中国现实社会当中，计划手段的主要功效是解决经济的通货膨胀问题，调节资源，以促使其合理的利用，有利于解Q中国经济动荡的平衡问题，不仅解决了收入剪刀差问题，还能够解决社会经济的分配公平问题，避免出现中国的国民生活水平两极分化问题。计划手段是宏观调节经济的一种，具有实际目标性，因此计划手段的实施需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但是相对的计划手段也存在有一定的微观性和局限性，具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劣势：
（1）具有局限性质
计划被归于唯物论中的意识类，因此具有主观性质，与客观性质相比主观成分较多，容易在客观事物的发展中偏离既定的轨道，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之中，计划手段需要提前调控目标，在一定情况下违背了客观规律，因此计划手段具有局限性质，无法完全满足客观经济规律的需求。
（2）具有不细致性质
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商品的发展，计划手段调节多样化的商品生产具有复杂性，计划手段不能够制定过于细致的目标，也不可以加入到具体的调节之中，因此具有不细致性质。
（3）促使经济产生结构不合理问题
国家产生的不合理投资问题是由于计划导致的，政府收到计划手段的影响盲目投资等，都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结构。
（4）具有随意性质
计划的制定是由人类进行的，所以具有主观性特点，无法满足科学性的要求，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内容的时候，没有结合民主投票，因此在政府做决定的时候群众思想受到限制，因此计划手段缺乏民主性和约束感。
（5）促使国家产生政府和企业职能的错位问题
计划手段的产生使得一些本该由政府承担的责任由社会企业和个人承担，此外本该由社会企业和个人承担的问题由政府承担，二者之间的经济局面十分混乱。
（二）市场的特点
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最早提出并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在市场手段的运用过程中能够自发的调节国家的经济运行，促使西方国家的发展逐渐呈现出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的特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实行最主要的方面就是资源配置，因此我们从四个方面来分析市场手段的优势：
1、是国内经济形势运作的调节模式
在我国的社会经济中经济规律的影响较大，不仅是在我国的生产业方面，还是在流通业方面，公司的生产力和营销力的根本出发点就是利润。在社会市场当中，若是商品的数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时，那么就会引起通货紧缩，商品的价格就会相应的提升，从各个方面都会加入到商品的利润竞争当中。单若是商品的数量远大于市场的需求时，就会引起通货膨胀，商品的价格就会随之降低，社会中的各个竞争力就会退出该市场。因此国家可以借助价格调节的方式来合理分配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源，帮助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中达到公平分配的目的，维持社会生产数量和社会需求量的平衡，有效的分配社会中的各种资源，最大化的发挥其作用。
2、具有自发性质
各公司需要对社会上的各种相关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后做出科学的决定，决定的来源包括有公司内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当满足上述要求之后才能够结合社会需求的信息做出符合社会实际需求的决定，有效提高了企业的决定效率。
3、具有灵敏性质
公司的决定是根据市场变化决定的，因此在执行中可以按照市场变化不断的适应，解决决定领导人和执行人之间的沟通问题，避免出现领导的决定与公司的实际情况相悖的情况，导致公司的利益受损。
4、具有竞争性质
公司的技术改革和管理创新都需要依靠竞争力，以此来提高企业服务的品质，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市场手段的作用具有一定的优势，但是相对而言也存在部分不足之处，以下两个方面就是市场手段的劣势：
（1）具有落后性
市场手段的作用往往体现在商品的价格和需求量间的关系上，若是商品的价格提升，那么该商品的需求量较大，供应量无法满足，就需要加大生产量来满足市场需求；若是商品的价格降低，就说明商品的供应量较大，需求量不足，就需要适当的降低生产量，以适应市场需求。根据市场价格走向就能够影响到社会的生产量和需求量，而在供求调节中，若是商品的价格相对较高，而商品的数量较少，就可以将重要商品已社会拍卖的方式来保持物品的价格，达到相对平衡的目的，但若是商品的价格过低，产品数量过多，那么就可以借助平价收购来消化市场产品，或是借助价格调整来促进民众的购买需求，解决社会商品过多的问题，达到商品需求关系平衡的目的。但是市场手段的运用是当商品需求量失衡之后提出的解决方式，调节经济失控后的方法，无法避免失衡过程中导致的损失。
（2）具有局限性
公司需要从自身拥有的资源出发，考虑到未来从事的生产经营方向，因此只能够全面了解公司的生产经营特点，勾画未来生产经营的方向，却无法了解其他地区的市场需求，只能根据公司所处地区的阶段性价格升价影响生产规模。
二、从唯物辩证法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一）计划与市场的对立关系
计划和市场是相对独立的经济手段，因此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上分析，计划和市场是矛盾对立的，而计划在宏观领域当中的作用较大，而市场在微观领域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市场是价值规律的作用机制，市场中的价格、供求和竞争等因素之间相互作用并制约，因此市场也是一种载体，其中的经济运行具有自发调节的功能。市场手段的概念首先是将人们生活所需的物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其次是遵循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最后实现经销商与消费者之间的商品交换，达成买卖，从而形成市场。在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分工越细，那么市场也会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愈加广阔。市场的主要作用就是提高企业的效率，在城乡市场的商品交易过程中，市场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跃市场上的商品交易，但是在相对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市场就是起到促进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地区分割中存在有错误思想，市场能够突破该思想来加快商品的流通。
与市场不同，计划在商品的生产量和需求量的调节中无法按照不同的类别来分配不同比例的社会劳动，通过对资源的合理利用来有效增加资源的宏观经济收入，而计划的作用主要就是不嗟髡经济结构，帮助社会中的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同时合理化的调整生产力布局和平衡国民经济，在整体上保持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在经济建设当中，计划也起着重要性的作用，能够集中国家力量在经济项目当中，促进其完成的更加高效。但是在社会收入分配当中又与市场有较大的区别，计划能够为政府按照比例和类别确定目标，更加合理的调节社会的收入分配，缩小国家、企业和个人之见的收入竞争关系，因地制宜来扶持落后地区的经济，以实现公平公正的收入分配制度为目的。但是计划和市场的主要对立原理就在于计划的主观局限性，因此发挥计划的作用受到了限制，例如信息收集的滞后导致信息的不准确，却成为计划制定的根据，切实违背了客观规律。并且计划的制定是由人的主观决定的，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立场和地位，每个人的自身利益都不一致，使得计划难免出现偏差。
（二）计划与市场的统一关系
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首先是计划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具有差异性，计划和市场作为不同的经济发展手段，不能够将其作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的区分标志，所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计划和市场手段来展开经济调节；其次计划手段都能够影响到社会经济的生产力发展以及所有制制度，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市场手段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的内部，具有计划和市场的特性，所以建立在计划手段发挥作用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发挥市场手段的作用，当国家经过一系列的宏观调控之后，将市场手段的作用发挥出来；再次，在计划和市场手段中可以选用两种不同的资源分配方案：其一是政府集权分配资源，该方案是计划型方案，所以计划手段起着指导性的作用，其二是自发引导社会中的各类企业进行资源分配，根据商品价格展开的市场手段。因此只有将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手段相结合，才能够创建合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大限度的体现出这两种手段的优越性；最后，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在各自的领域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在各类阶段之中对不同的经济进行调节。
计划和市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二者在处于完全竞争的状态时，计划对市场起到一定的支持作用，所以需要将市场和计划之间相互作用的临界点找出是十分重要的，而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仍处于假象理论层面，在实际的市场中容易受到市场、社会、供求和气候关系的影响，市场无法起到完全调控的目的，所以需要依靠计划来协助，只有适度的计划才能够促使市场的发展效果更好。在中国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累计了较多的经验，为目前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此需要结合现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评价，不断否定计划手段也是片面的观点，在世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几次经济危机，而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大多是通过中央利用计划手段来进行经济调节的，但是在调节的过程中需要遵循两个方面的原则：首先是根据市场需求来进行市场经济的调节，加强调节能力、服务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引导经济的发展向收益递增的目标出发，从而发展符合国家发展途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利用适当的计划手段来进行经济调控，体现计划的作用，帮助中国经济的发展；其次是将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也是社会市场经济的基础调节渠道，市场机制能够利用自发调节的方式来促使自身的发展更加有利。
三、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指导意义
在调控经济的层面上，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都具有明确的分工，在中国经济的宏观层次中计划手段发挥着主要作用，而市场手段在微观层次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两种手段都需要同时进行，共同发挥作用，计划手段要在市场手段的基础上发挥经济调控的作用，需要从整体度中国经济制度进行分析后，结合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不断改革创新，加强管理各个部门，拉近部门直接的距离，解决矛盾问题，疏通组织上的不稳定关系，促使社会经济的发展更加稳定。
（一）市场手段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根本的方式，市场手段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较大，但是却无法将其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全部，而忽视了计划手段的作用，因此国家经济发展方式需要进行转变，在市场手段的基础之上辅助使用计划手段，二者之间相互促进，共同发展，而市场经济的优点正是计划经济的缺点，所以二者之间形成互补关系，只有解决不和谐的问题，协调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才能够促使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计划与市场既对立又统一
首先市场手段和计划手段之间是相互促进和相互依存的；其次市场手段处于不断变化的过程，而在市场手段的变化之中，计划手段是相对不变的，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点，对计划手段有一定的改作用，使得二者难以达成统一。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在共同发挥作用之后，就可以形成社会经济中的买卖关系，市场手段创造出物质基础，为计划手段提供支持，发挥市场为中心的作用，而计划手段的运用则是为市场计划保驾护航，保证社会经济的建设可持续的健康发展。
（三）计划和市场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计划和市场是相互依存的，失去其中之一就会导致经济失衡，市场是无法在社会经济中直接调节各种复杂的经济关系的。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不能单纯的依靠计划手段，也需要结合市场手段，让市场发挥自身的作用，适当的进行科学协调工作。现如今中国政府的职能改革步入正轨，有效的规范了政府的职能，但是在市场经济调节中却不能忽视计划手段的作用，不仅要清晰的规范政府的职责范围，不能够盲目的否定计划手段对经济的重要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对计划手段的认知较多，虽然市场能够帮助解决一些社会经济问题，但是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全部，只有充分结合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才能推动经济发展更快更好。
（四）政府是主体，计划是重要手段
政府需要在市场经济中找到市场手段中存在的缺陷，找出盲目性和滞后性的问题，再展开科学的计划保证市场的运行高效稳定，所以政府需要发挥自身的职能，体现自己的职责，作为市场的监管员，在长时间内服务于市场经济，将其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进行。而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时候政府就不能够介入，只能够充当裁判员的角色。只有当某行业的发展或者衰退超出政府预期范围时，政府就能够出面进行干预，针对市场中出现的违规行为，则可以利用法律规则来有效的维护市场秩序。而计划手段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同之处，政府需要不断改革自身，创新思维观念，建设高效廉洁的政府。
四、结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有利于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定下市场导向，有效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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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篇2
计划管理在企业管理中早已存在，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计划管理如何搞，是个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间题，笔者就此间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1企业计划管理的必要性
计划管理，就是根据市场需求状况、企业的外部环境、内部条件，运用综合平衡的方法，确定企业的生产经营思想、方针和目标，科学地制定未来行动的方案，用来组织、协调、监督企业生产经营的全部活动，以达到最好的经济效益。计划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首要职能。a.加强企业计划管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我们根据市场需求，及时开发新产品、调基产品结构，因此，我们必须建立灵活的能及时反映市场要求的企业计划管理系统。使根据市场调整的企业计划能及时传达到企业的各个生产环节和管理环节。b.加聋企业计划管理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现代企业生产过程复杂，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劳动生产过程的各阶段、各环节、各工序都使用现代技术设备进行生产，并且要求具有一定的比侧关系。同时现代企业的生产过程又是成千上万劳动者共同劳动的过程，劳动分工精细.，协作关系严密，除了直接的生产工作外，还有技术、劳动、供应、销售、财务等不可缺少的苍理工作。企业把成千上万的劳动者的活动和生产各环节的活动，有机地、合理地、科学地组织起来，按照统一的准则，进行均衡有节奏的生产，就必须制订和执行统一的计划，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不然，企业各方面的工作就会失调，企业管理就会混乱，生产经营就无法进行。c.加强企业计划管理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客观要求。计划管理是一切管理工作的“龙头”，是对其它各项管理工作起指导性作用的管理，是加强企业管理的重要环节。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是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占用尽可能少的资金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社会需要的产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需有一个严密的企业计划协调各个环节及各项经营活动。如果企业没有计划来协调和指导全部生产经营活动，企业的活动就会失去平衡，就会给企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和损失。
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计划管理
2.1要克服两个误区a.有人认为:既然是市场经济企业就没有计划管理的必要。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还不少。其实不然，在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内部也有很严密的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因此，企业必须要有自己的计划，也必须加强企业的计划管理。b.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对宏观经济而言，企业管理是微观经济，市场对企业计划管理没有影响。这种人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很探，依然抱着过去的老观念不放沂撇显然，这种观点不符合市场经济规棒的带要布现代企业与社会是紧密相连的，;宏观政策的变化，对企业的生产经营影响很大奋徽观经济必须符合宏观政策。
2.2要实现三个转渔计划和市场虽然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但是，手段与方法不向，对企业计划管理的要求也不同，企业计划管理必须实现以下转变。a.由生产型计划转变为与市场紧密相连的生产经营型计划。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的企业计划管理，是生产型的计划管理模式，企业的什划也是根据主管部门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来制订企业的内部计划衬主要内容是以完戒指令性计划的生产计划为主。产品是否能满足人们的带要、销不销得出去，企业不管，由国家统购统梢。企业效益不好，也可由国家补贴;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和市场紧紧连在二起，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企业生产经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兴衰成败，因此，企业必须转换经营机制。企业要转换经营机制，首先就要转变企业的计划管理模式，变生产型计划管理为与市场紧密相连的生产经营型计划管理。b.由静态计划转变为动态计划。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计划一年到头没有什么变化，产品也是几十年一贯制，基本是上一个静态的计划。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供需情况瞬息万变，新产品、新款式也层出不穷。因此，为了不至使市场淘汰企业，我们必须根据市场需求，变静态计划为动态计划，使企业的计划始终能跟上市场变化的需要，使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乘风破浪，日益壮大发展。。.由封闭式的执行型计划管理转变为开放式的决策型计划管理。在旧的计捌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产品由国家绕销，企业所需的原材料由国家统一供应，企业没有经营管理自，企业计划成了照抄照转的执行计划。企亚的计划管理是一种封闭式的执行型计划管理.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所需的原材料奇徽料等都要企业自己到市场上去采购，产品要企业自己到市场上去推销，两头都在外，因此也要求我们的计划管理是开放式的，要及时根据市场的物资供应状况，调整采购策婚，要根据市场对企业产品需要情况，及时决策，调整营销策略.
2.3要树立五个观念计划和市场虽然都是调节的手段，但是，手段与方法不同，对人们的观念要求也不同，要求人们根据市场经济衍要求‘树立新的计划管理观念。a.要树立市场竞争规念。党的十四大正式确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要求企业密切注视市场，要求企业的领导者和全体员工都要树立市场观念，我们的一切计划和工作都要根据市场这个“晴雨表”来进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企业的竞争力成了企业生存的根本。因此，要牢固树立市场竞争观，根据市场需求制订企业计划。b.‘要树立经济效益观念。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是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占用尽可能少的资金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社会需要的产品，取得好的经济效益。如果没有效益，企业就只能被兼并或破产，因此，制订企业计划必须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协调各环节的关系，实现小投入、高产出。。.要树立时间观念。时间是一种资源，而且是一种独特的资源，它的一个重要特性，就是不可逆性，即一去不复返。时间观念在制定企业的计划时，也无处不在，如:生产与检修的时间衔接、网络计划的关键工序、采购物资的最佳进货时间、资金的时间效益等等。因此，我们在安排计划时，必须树立时间观念，使企业的计划一环扣一环，在尽可能少的时间里创造出尽可能多的经济效益。d.要树立信息观念。当今，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步入信息高速公路，谁拥有信息，谁就会掌握主动。信息是企业的灵魂，是管理的基础，是决策的依据，是管理控制的工具，信息还是资源和财富。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情况瞬息万变，更应该树立信息观念。e.要树立系统观念。现代企业自动化程度高，生产过程的各环节、各工序都是一环扣一环，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如果，一个工序或环节出现了间题，就会影响到整个企业的生产经营。因此，我们在制订计划时，一定要树立系统观念，搞好综合平衡。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篇3
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国民经济计划学看成是社会主义特有的一门学科，非社会主义国家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存在这门学科，我认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国民计划学，但却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编制它们的国民经济计划.二战后，法国从1947年到1988年已连续制定并实施了九个发展计划旧本从1956年到1985年也已编制和实施了8个中长期计划;其它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欧的国家都普遍制订和实行各种类型的经济发展计划。这种国民经济计划的实践是不可能没有理论指导的·也相应的有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理论指导.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美国刘易斯的著作丛书《发展计划》、日本林武郎著的心发展计划指南》等书，都详细地阐述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计划的理论、实践和方法。它们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我们不能因为它们与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在体系、结构、理论和方法上的不同就否定其属于国民经济计划学。但这决不是说我们主张把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和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等同起来。
这里要说明的只是国民经济计划学是否只是社会主义专有的问题。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和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内容的共性和特性的关系问题。正是我们在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主要问题。我们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研究的内容和资本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研究的内容就其自然属性而言具有共性，就其社会性质而言具有不同的特性。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民经济计划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及内容是存在着二重性的，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其自然属性即通过计划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其社会属性即通过计划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国民经济计划学主要研究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变动的规律性，只要是社会化大生产.就要按比例的发展，就要研究使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纯技术性的针划方法。从这个意义上它所涉及的是自然属性方面，各个社会并无什么区别。这也就是不同社会国民经济计划学所具有的共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指出的“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濡要t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二定数t的社会总劳动是，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①但人类社会的社会化大生产除了具有自然属性方面以外，还具有社会属性方面.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他们(指人们一编者注)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才会有生产.”②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必须通过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利用反映这种经济关系的各种经济手段来实现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调节社会主义生产，发展国民经济，达到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目的.这便是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的特性，亦即它的社会属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的社会属性是不同的。
在国民经济计划科学体系建设上，要正确处理其内容的共性和特性的关系，既不能象过去那样片面的否定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国民经济计划和国民经济计划学，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单纯地强调它的社会属性产甚少研究自然属性方面，影响这门学科的发展，一也不能片面地否定国民经济计划学所具有的特性，一味地强调其共性，把两种不同社会属性的计划学混为一谈。针对我国过去强调计划学社会属性较多的情况，现应在坚持必要的社会属性的前题下，来深人研究其自然属性方面，要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经验和教训.研究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来发挥计划调节的应有作用，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民经济计划学。现许多同志提出要建立“一般计划学”，其意义在于推动我们去大力研究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东西方制定计划的共性内容，强调研究计划的自然属性.但也应该看到，不考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环境因素(如社会制度)、具体国情.建立只反映自然属性的“一般计划学”设想在现实经济实践中是很难行通的。
二、社会主义国民经济计划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
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首先是通过“一化三改”将国民经济转移到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荃础的轨道上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计划学。无庸讳言，从那时起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这一段长时期中，我国搞的实质上是产品经济，国民经济实际上按产品经济模式运行的，国民经济计划学实际上也是产品经济计划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地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党的十四大更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实现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随粉产品经济的坚冰被打破，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作为指导国民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国民经济计划学虽然在某些方面作了一些改进，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就其科学体系、框架结构和内容上来看，却没有根本上从产品经济的束缚下解脱出来，血肉相联地注人到商品经济的肌体中去。
事实证明，现在的国民经济计划学仍然相当严重的滞后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实际，更不要说，理论走在实践的前面，有力地指导实践的发展了。
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一种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一般经济活动都是以市场为中心而展开的，市场机制是配置社会资源的基本方式。在这种体制下计划还有无存在的必要?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当代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钧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政府调控包括计划调节为辅的经济调节机制。法国经济学家马赛和帕斯卡隆，他们从法国实施计吃叼仁的实践中提出了二元调节的理论，认为计划与市场是有相互补充的关系，市场通过价格波动传递信息，对经济进行短期调节，计划则启发一种长期决定.提供未来环境中由珍贵信息组成的预测，象航标一样指导国家行动.计划是市场的调节者，是总市场化的研究者.是不确定因素的削减器，是反盲目生产的手段。因此，一个合理的权力体系应该结合计划与市场进行二元调节。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计划的基础是市场.从上可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不要国民经济计划学，而是不要产品型国民经济计划学.要的是市场型国民经济计划学，把国民经济计划学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它在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巨大作用。
要把计划学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我们必须首先要在进一步彻底破除产品经济观念和确立商品经济观念的基础上，破除产品型计划观念，确立市场型计划观念。为此，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搞清产品型计划与市场型计划的不同特点:
(一)从计划的范围和着重点上看，产品型计划襄括一切，是有全面的搜盖性，即包括社会再生产的所有环节，国民经济所有部门，经济、社会和科技所有方面，但其着重点实际上是重生产、投资计划，轻社会、科技计划，重生产环节的发展，轻流通、消费环节的发展.市场型计划从宏观调控的意义上讲仍具有全面的硬盖性，需制定经济政策、经济杠杆等手段进行宏观控制，但它的着重点，是把市场能够正常调节的部分还给市场调节.而把市场不能正常调节的部分作为自己调节的重点，如去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把市场无力提供具有“同时共享性”的公共产品以及污染等外部效应问题纳人计划管理的范畴，把建立、维护和管理平等自由竞争的市场，反垄断以及弥补市场调节果，克服市场调节盲目性等列人计划工作的重点。
(二)从计划所使用的调节手段来看，产品型计划，项目无论大小，产品无论巨细均纳人指令性计划，具有强制性，经济的运转和计划的实现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市场型计划的手段一般有国家订货或提供信息的指导性计划，产业政策、外贸政策等政策性计划;财政和金融手段，法津手段以及少量适当的行政手段，其计划不具有行政约束力;
(三)从计划的分配环节上看，产品型计划用物资分配和划拨清算的办法取代了市场交换，生产资料尤其如此，实际上实行的是否定市场无流通的产品分配制度.而市场型计划的确定则以市场为基础，列人计划的产品都要通过市场交换，实现其流通，而不是采取直接分配的形式;
(四)产品型计划是直接的计划，上下一般粗，企业没有自，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而市场型计划则尊重企业作为商品生产和经营者实休的地位，给予企业微观计划的制定权;
(五)在许划所使用的方法上，产品型计划制定计划的方法，主要是传统的静态的编制计划特别是年度计划的方法，经济的发展难以根据经济的实际情况的变化而调整;而市场型计划制定计划的方法，主要以编制年度计划为主的方法转变为主要编制中长期计划的方法，由静态的计划方法转变为动态的计划方法.主要研究编制计划的方法转向主要研究规划和调控的方法，并加强市场调研的方法;
(六)在计划应履行的职能上，由产品型计划的指导、组织执行和监督的职能转变为市场型计划的宏观决策与调控、社会经济服务与协调和微观建立与塑造的职能.
从上可见，产品型计划和市场型计划是有很大区别的。应该承认由产品型计划转变为市场型计划，意味着计划体制的根本性变化，它必须通过计划体制的改革来加以实现，这也是计划工作的一场深刻的革命，因而是艰巨复杂的，不是轻而易举的。同样应看到的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由产品型计划向市场型计划改革的轨道上已经前进了若干步，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冷静地说这个转化仍处于初期阶段。国民经济计划学应对这个转化的全过程及其发展阶段作出理论概括并揭示其规律性的东西，以反映和指导这个转化，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就必须根据市场型计划的特点来改造计划学的内容。
三、国民经济计划学中的定性和定t的关系
国民经济计划学要解决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就应该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作出定最分析.可以说，没有必要的数t分析就不能完成这门学科的任务.没有定性分析的定盆分析只是数学游戏，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定量分析的定性分析，定性分析也是说不清楚的，我们可通过定全分析来完善定性分析。但是回顾这门学科过去的状况，则存在着重定性分析轻定t分析的倾向。在定t分析上，由于较多地采用静态传统计划方法，使定t分析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主观随意性、模糊性、不规范性，并显得支离破碎不成体系即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在近几年强调采用的现代计划方法，对加强定量分析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方法和实践两张皮的结合上没有很好的解决，影响了定t分析的具体效用;在内容章阐述中所引人的数据上.也往往陈旧过时，数据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中.有些只适用过去产品经济的计划方法现仍保留在计划学内容中，这就更造成了定全分析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脱节，在阐述某些理论原则时，不是把作为国民经济计划学经济理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已经阐明了原理作为前提和出发点，运用它来指导本学科独立内容的建设，而是相当程度上存在着重复经济理论原理的现象，而且与部门经济学的内容也有相互重复现象。我们认为上述问题必须在体系结构和内容安排上进一步加以改进。
在定性分析上，要尽快使之转移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要在政治经济学和部门经济学已阐明原理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具有自己特色的计划理论。要加强定量分析，除了前面市场型计划第五个特点所阐明的计划方法的几个转变而外，要变传统的静态的综合平衡分析为总量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总体性平衡是全面的价值平衡，过去的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和劳动力等专项核算，已不能完整地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民经济的总体平衡;要变比例的量的分析为结构分析。市场经济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比例关系的静态的研究上，而应从动态的结构变动中研究产业变动的量的规律性;要加强现代化方法的运用如消费的分析和预测、资本产出比、部门间投人产出分析、线性规划、经济计量模型和模拟模型的研究和运用，要把现代方法和传统方法融合起来以计划工作的过程即计划调查、计划设计、计划预测、计划决策、计划调控和计划评价为脉络，研究汁划方法.研究计划方法在计划工作各了阶段上的具体运用，使计划方法的运用系统化、规范化;还要在内容的阐述由及时引入必要的数据，结合必要的实证案似分析。
四、正确处理自我完普与借鉴吸收的关系
商品经济及其相连的市场经济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世界性范畴。要真正完善地建立起科学的社会主义市场型国民经济计划学，首先和主要地是把握我国吐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吸收其它让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必须有原则、有分析地借鉴和吸收西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工作的经验和国民经济计划学的有用成份。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篇4
一、计划经济阶段：
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诞生于生产力不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的国家，其中的典型是苏联和新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表现为分工的深化，是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及质量的提高为特征的。因此，落后的生产力能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及质量必定较低，发展了的生产力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及质量必定较高。
计划经济体制通过逐级下达的政府计划来调节经济活动，“一般是政府按事先制定的计划，通过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地安排重大经济活动，引导和调节经济运行方向。它可以保持经济总量的大体平衡和有效协调重大比例和结构，促进生产力布局合理化；可以引导和动员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大建设，从社会整体利益协调经济的发展；可以较好调节收入分配。但它对微观经济活动和局部利益调节作用有一定的局限性；面对千变万化的供求关系，计划经济很难作到全面、客观和及时、有效的调节”（《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版）
因此可见，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即分工不够深入的历史时期，供求关系的变动不是很复杂，供求关系网络之中的变量和相互关系还能够被基本掌握，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模式在技术上基本上还属于可操作的范围。因此其宏观调节的巨大优势得以发挥，可以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关于这一点，苏联和中国前中期的飞速发展的情况都是例证。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进一步深化，供求关系网络的复杂度成指数增长，各级计划制定的机构在手段上已经不再可能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调节，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产品新服务的不断涌现使得计划面临巨大的不可预期的因素的干扰，全面、客观和及时、有效的调节已经不再是很难做到，而根本不可能做到，它被新的经济形式取代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规律的必然结果。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混合的过渡阶段
计划经济是一种与市场经济非常不同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对交换关系的人为规定与市场关系中的自由的交换关系具有根本性差异，因此，如果突然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原先的具有强烈人为干预特色的供求关系就会陷入严重的混乱，因此明智的办法是逐步减少计划干预的范围和程度，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在从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中国人毫无疑问地采取了一条远比过去的苏联高明得多的道路。但是，过渡到市场经济决不意味着取消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节，中国的经济这么多年来之所以能够较为平稳地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调控比所谓自由经济国家要强有力得多，这个优点应当保持，而决不能放弃。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本质的无别在于其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包括集体经济），而非私有制。经济基础的差异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仍旧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尤其是可以调节分配，缓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固有的对过剩的那种积累、以及这种积累必然引起的经济的周期性的波动。
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非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基本完成后形成的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调节为辅的经济形式，它同时并不包含从公有制过渡到私有制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应当容许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但是，不能动摇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的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否则，就变质了，……。
四、基于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高度发展情况下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阶段：
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原先根本不可能及时地相互沟通的供求信息正在逐步具备被集中、处理、分发、互动的可能，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也为全面、客观和及时、有效的调节微观经济提供了可能。在这一前提下，市场经济自发的盲目的缺陷有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情况下也可以被较好地调节的技术基础，因此，通过多极的供求关系信息的汇总、处理、分发和互动网络来逐步地扩大国家干预国民经济的范围和程度具备了可能性。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逐步向计划经济过渡，历史完成螺旋化的上升，社会主义进入高级状态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混合的阶段。
五、基层积极性和创造性与一个庞大的动态计划协调系统结合起来的动态计划经济阶段。
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计划经济在技术上的致命缺陷，及时性和互动性问题获得根本解决，基层积极性和创造性与一个庞大的动态计划协调系统越来越好地结合起来，与生产和服务的高度自动化、智能化结合，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直接（比方说服装生产这可以将新产品的全息特征到网络商店，女人们则可以将自己的立体图像输入到计算机中，模拟生成她穿上那种衣服之后的实际的样子，她也可以通过计算机改变那种设计并给设计者，然后订购，从而形成供给的高度个性化和互动化。同时买卖关系的形成迅速传递给销售系统、原材料系统，于是形成复杂的相互及时调节供给结构的情况，并汇总并构成宏观调节的基础等等——未来这种东西你设计的越是详尽，就越是漏洞百出），供给的计划性发展到空前的水平。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篇5
一、计划经济阶段：
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上都诞生于生产力不发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没有取得统治地位的国家，其中的典型是苏联和新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表现为分工的深化，是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及质量的提高为特征的。因此，落后的生产力能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及质量必定较低，发展了的生产力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种类、数量及质量必定较高。
计划经济体制通过逐级下达的政府计划来调节经济活动，“一般是政府按事先制定的计划，通过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制定合理的政策和措施，有计划地安排重大经济活动，引导和调节经济运行方向。它可以保持经济总量的大体平衡和有效协调重大比例和结构，促进生产力布局合理化；可以引导和动员必要的财力、物力进行重大建设，从社会整体利益协调经济的发展；可以较好调节收入分配。但它对微观经济活动和局部利益调节作用有一定的局限性；面对千变万化的供求关系，计划经济很难作到全面、客观和及时、有效的调节”（《中国大百科全书》电子版）
因此可见，在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即分工不够深入的历史时期，供求关系的变动不是很复杂，供求关系网络之中的变量和相互关系还能够被基本掌握，在这种情况下，计划经济模式在技术上基本上还属于可操作的范围。因此其宏观调节的巨大优势得以发挥，可以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关于这一点，苏联和中国前中期的飞速发展的情况都是例证。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进一步深化，供求关系网络的复杂度成指数增长，各级计划制定的机构在手段上已经不再可能对国民经济进行有效调节，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新产品新服务的不断涌现使得计划面临巨大的不可预期的因素的干扰，全面、客观和及时、有效的调节已经不再是很难做到，而根本不可能做到，它被新的经济形式取代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规律的必然结果。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混合的过渡阶段
计划经济是一种与市场经济非常不同的经济模式，计划经济对交换关系的人为规定与市场关系中的自由的交换关系具有根本性差异，因此，如果突然从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原先的具有强烈人为干预特色的供求关系就会陷入严重的混乱，因此明智的办法是逐步减少计划干预的范围和程度，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在从计划经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方面，中国人毫无疑问地采取了一条远比过去的苏联高明得多的道路。但是，过渡到市场经济决不意味着取消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节，中国的经济这么多年来之所以能够较为平稳地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中国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调控比所谓自由经济国家要强有力得多，这个优点应当保持，而决不能放弃。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其本质的无别在于其经济基础是公有制（包括集体经济），而非私有制。经济基础的差异意味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仍旧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为后盾，尤其是可以调节分配，缓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内在固有的对过剩的那种积累、以及这种积累必然引起的经济的周期性的波动。
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非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基本完成后形成的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调节为辅的经济形式，它同时并不包含从公有制过渡到私有制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然应当容许多种所有制形式的存在，但是，不能动摇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的基础——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否则，就变质了，……。
四、基于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高度发展情况下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混合阶段：
随着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原先根本不可能及时地相互沟通的供求信息正在逐步具备被集中、处理、分发、互动的可能，计算机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也为全面、客观和及时、有效的调节微观经济提供了可能。在这一前提下，市场经济自发的盲目的缺陷有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情况下也可以被较好地调节的技术基础，因此，通过多极的供求关系信息的汇总、处理、分发和互动网络来逐步地扩大国家干预国民经济的范围和程度具备了可能性。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逐步向计划经济过渡，历史完成螺旋化的上升，社会主义进入高级状态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混合的阶段。
五、基层积极性和创造性与一个庞大的动态计划协调系统结合起来的动态计划经济阶段。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篇6
关键词：合同市场 内生 社会化联合计划
一般地，人是有意识的动物，计划就是人类活动的本性。或者说，自发性必将向计划性发展，自发性只是人类意识和计划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这意味着，从长远看，传统的自由竞争的商品经济－－它的盲目自发的市场调节－－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具有过渡性质。总的来看，人的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是有目的的，计划性是其基本特征。如果从这一角度来分析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将得到新的启发。例如，我们就会发现，自发调节的商品市场经济（经典的市场经济）在人类历史上原来是很短暂的现象，它不过是从自然经济向社会化计划经济发展的中介或过程。商品市场关系的确与私有制有着内在联系，因此，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向社会联合计划经济的转变，私有制和商品价值关系也日益解体，出现了一种超越商品经济的“订货经济”。等等。
一、市场既是经济调节机制，也是一种基本的制度形式
过去，人们是将计划看作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而市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现在，人们普遍同意计划和市场不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即两者都是经济调节手段的看法。但我仍然认为，这个问题并未就此简单地解决了。一般来说，计划指主体的有意识的控制，而市场是一种自发调节，反映了有关主体的不自觉状态。从这一点来看，在有限范围内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是一种计划经济。但是，原始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和奴隶、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的计划其实是有重大区别的。因为，前者的计划是直接地反映了所有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而后者的计划实际上只反映了少数统治者的意志和行动。另外，自然经济中的计划控制的范围和程度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并不把它看作是一种计划经济，通常所说的计划经济是指现代国家的计划控制。尽管如此，我们也不难发现，至今的国家计划仍然还只是少数人的意志的直接体现，虽说大多数普通市场主体的意见也可以供少数人作决策时参考，但决策者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主动权在少数人手里，广大市场主体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计划决策者。这就是说，与原始社会相类似的能够直接体现所有人的共同意志的计划还没有出现过。这也意味着，国家计划经济中包含着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依附关系。所以，我认为，传统国家计划是封建关系的现代形式，即使是国有制基础上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如果它在社会生活中直接居统治地位，也难免演变成一种封建性的“特权所有制”（孙冶方语）和“计划统治”。
以卖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虽然每个生产者是自主决策的，但在生产者不能把握产品能否卖出去的情况下，就只能听凭客观经济规律的摆布，即由市场调节。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以物为中介，直接依附关系不存在了，政治与经济分离了，人在形式上自由了，市场无疑反映了是一种自由平等的经济关系形式。从这一角度看，市场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的一种经济制度形式。
由此观之，经典的计划经济和经典的市场经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性质和类型是不一样的，前者是自上而下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直接的依附关系，则后者是自下而上的调节方式，也决定了一种平等的自由联合关系，计划与市场具有经济制度的含义。
但是，计划和市场本身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有一个发展过程。从历史发生学上看，分工－商品生产－私有制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互动链条。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商品生产产生的原因，而商品生产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分工的发展，从而使原始共同体日益解体，私有制得以产生和发展，最终则是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大分工和彻底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出现。从这一点看，如果我们不是表面地、错误地将私有制看作仅仅是人对物的占有关系，而是将它的本质看作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体系的话，那么，就应该看到传统商品市场与私有制、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确是有内在联系的，更具体地说，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商品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发达体系。
可以这样认为，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市场意味着某种平等关系的建立，而从具体的意义上来看，作为经典市场经济的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质上所包含的是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资本在市场中追逐获得平均利润，而资产阶级的国家则维护着这种私有制——资本的共同利益）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要求在所有的劳动者（他们同时也是所有者）之间建立平等协作关系。由此看来，市场作为一种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同时也是一种比所有制更为基本的制度形式，它反映了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平等关系。我们不难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已超越了经典的市场经济。如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按合同组织生产，各行各业的主要垄断者发展了新型的资本联合关系，实际上从市场中已内生出一种新型的“社会化联合计划”［1］，从市场角度看，这也可看成是一种新型的市场经济，它更大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的要求，抵御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作用，为生产力和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
二、现代市场的社会化计划性突出表现为订货系统日益发达
二战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再未出现大的危机，我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出现了超越传统商品市场调节的新型计划控制的结果，这种新型计划是以众多企业的自主联合决策为基础的，我称之为“社会联合计划”。我们知道，经典的商品生产中，一般是在优势资源的基础上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形成产品优势并在竞争中获胜，是资源导向型。早期阶段基本上是卖方市场，生产出来的产品要卖出去还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的日益丰富，卖方市场逐渐向买方市场转移，生产出来的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就日益增加了，于是，资源导向型的经典商品生产出现了危机。最终，危机迫使厂商改变生产经营策略，一开始就将需求和市场放到战略高度来考虑，生产程序变成了先“跑市场”，签订各种合同，再根据市场和订货情况组织生产经营和决定进一步的新选项目、投资和资源开发活动。所以，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导向的。例如，宝钢的生产计划95%以上都有合同和销售方向，而且生产组织的节奏由过去的半年一次订货、按季度考核合同，缩短为双月订货，按月组织生产，更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可称之为经济合同化[2]。
与此相反的例子是，2000年“五一”节都放长假，促进“假日经济”，扩大内需。一开始，全国各大旅游点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火爆场面，忙煞苦煞也乐煞。而“国庆”节也放长假，各旅行和旅游景区作好了接待的充分准备，却出现了人丁稀少，又急煞了旅行社和景区。原因是人们的预期国庆节也火爆，许多人不堪忍受拥挤的旅行之苦，放弃了凑热闹赶假期旅游的计划。这也说明企业缺乏市场调研凭主观经验决策的不可靠，是不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不得已，国家旅游局决定出面搞一个信息预报系统。同时坦言，这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最终来说，还得靠企业自己把工作做到家。
在发达国家，企业往往有很完善的服务，如某一位游客什么时间，什么路线，乘哪一次车转哪一次车，在哪里住，逗留多久，甚至住哪一间房和在坐哪一个座吃饭等等一些细节，都是预订好了的，这样客人能得到周到和方便的服务。因此，服务产品也具有“订货生产”的形式了。
再如期货市场、期权市场的发展。一般认为，期货交易并不涉及到实际货物的所有权转让，而是转让与这种所有权有关的价格变化的风险。它被看成是期货交易的主要功能。但我认为，期货交易远不只是转移风险，而且降低风险。因为标准化合同的交易过程也是参加交易的众多厂商在共同修改和调整它们的生产经营计划及它们的复杂关系的过程，而国民经济计划也在它们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相应地得到合理的修改和调整。表面上看，宏观计划的这种调整过程是自发的、盲目的，但又是在共同决策，在进行模拟计算，则具有事先的预见性，从而大大降低了整个经济运行的风险。如果限制投机者的参与，期货交易降低风险的作用就更加突出。对于个别厂商来说，在商品价格变动时做套期保值交易（对冲交易），平衡价格偏差和转移价格风险。生产者能通过期货市场稳定其原材料的来源和价格。而就国民经济整体来说，在期货市场交易中，所有的交易价格都是由买卖双方公开竞价来决定的，而且所有交易者皆有同等机会在其现有的供给或需求的情况下，以其认为最适当的价格来成交。因此期货交易反映出许多买卖双方对目前、三个月或一年，甚至一年以后的供求关系和价格走势的综合观点，也反映了一种真正社会化的计划调节过程。从世界范围内期货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利用期货市场作套期保值的生产者的收入比不这样做的人更稳定。他们既不获得最高利润，也不获得最低利润。期货市场为其提供了稳定的收入，而且使他们能减少销售成本而取得市场竞争优势。从宏观上看，则是整个经济体系更加有序和平稳，有利于避免破坏性的严重经济波动和危机。
三、企业成为社会化计划的基本主体与合同市场
从经济计划本身来看，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原来，国民经济计划，即所谓总量平衡、比例、结构、协调发展等等内容，并不是一种独立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存在物，而是存在于众多劳动者和企业相互之间复杂的联系总和之中，而一当他或他们进行相互谈判、协商并联合作出决策并以合同的形式将其合作关系正式确定下来之后，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也就相应落实下来了。而这样的计划，显然能更快、更全面和更真实地收集到各种经济信息，作出的联合计划也更能兼顾各方面的具体情况和特殊利益，并且也更能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修改的联合计划。这意味着，在经济合同化的发展中，众多的企业日益成了经济计划的主体，而且，市场本身（一切经济主体互为市场，这是大市场；而作为专门场所的市场则可称之为小市场）日益成了众多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协调、签订和修改合同的场所，在这里，期货市场则可看作是企业相互交换合同从而调整经济计划的场所、体制。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已发展成为一种以众多企业的自主决策为基础的、通过面向市场的经济合同来实现的新型社会联合计划。
显然，经济合同化的程度也就是生产直接社会化的程度，也是经济计划化的程度，我们应该转变“计划观”。传统的计划观是以传统的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的唯一主体是国家，计划的方式和过程是由国家计划部门收集各种经济信息进行处理后再自上而下作出统一安排。这种计划体系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经济结构比较简单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不至于出现严重问题，在一定时期，甚至它能集中调度有限的宝贵资源而发挥出最佳效率。但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及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因为这种统一计划难以很好兼顾、协调不同劳动者和不同企业之间方方面面的具体情况、特殊要求和利益，国家计划就难免逐渐变成脱离复杂多样的客观经济联系的主观命令。实施“抓大放小”战略后，国家直接干预企业的领域很有限。在这种情况下，真要搞好国民经济计划，就不能单靠国家，还要依靠广大的劳动者和企业。因此，传统的计划观和计划方式就不适应了，而要树立新的计划观和采用新的计划方式，这种新的计划观以劳动者（联合劳动者）和企业（劳动者最基本的自主联合体形式）为重要的计划主体，把劳动者、企业相互之间直接的协商、谈判和合作看作制定计划的过程，把他们或它们相互之间签订的合同的总和看作计划的基本形式和计划的落实，而把交换合同的期货市场等看作是社会计划的调整过程与机制。特别是，当我们最终确立以非国有化的公有制形式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时[3]，也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以社会化企业为主体的计划观。
为方便广大劳动者和企业作为联合主体共同制定联合计划，就必须为他们直接面对面进行协商、谈判、签订合同和制定各自开放性的企业计划创造条件。我认为，一是要大力发展互联网，从长远来看，这上点是极为重要的，是经济信息化的必然；二是设置专门场所，全面建立一种合同市场[4]——众多经济主体（主要是企业）共同制定社会联合计划的市场体系。近年层出不穷的各种形式的“洽谈会”、“博览会”和所谓“文化艺术搭台、经贸唱戏”的这节那节”，均可看作是合同市场的初级形态或雏形，相当于合同“集市”，大多存在着自然自发性，位置不固定，开放时间短和周期长（大多一年一次，只有短短几天）等局限性，远远不能适应越来越多的企业相互选择和优选直接发展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今后国家要进行干预和加强管理，不仅要统一规划和布局，好好选育一些条件好的“会”、“节”开辟为位置固定、长期开放的合同市场；而且，要尽快建成包括不同等级层次和不同专业分工特点的合同市场体系，为计划转型提供条件。同时，国家对企业等经济主体所签订的合同可以进行规范管理，例如，可硬性要求企业有占多大比例的产供销等方面的合同才允许组织重大项目的投资开发和产品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可责令暂停生产经营或转产等。在此，国家的直接干预是明确的和具有可操作性的，依据是企业所签订的合同是否达标。当然，不同部门、行业和生产的特点的企业，应区别对待，制定不同的标准。
如果这种合同市场是一种合同生产市场的话，那么期货、期权市场可看作合同交易市场。
我们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正向社会联合的新型计划经济发展的本质和趋向，才能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系或以市场联合计划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新型计划经济体系。我认为，这种联合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体和基础，其中，大公司对市场的控制是一个核心，抓起来的国有企业那一块，则基本上仍可在传统计划系统范围内操作，它将是计划的次要部分。在上面三个层次的基础上，有国家的宏观调控计划，它是真正全局性的战略计划。实际上，大量的中小企业、垄断性大企业、国有企业和国家四类主体是各有其活动范围和适应范围，各司其职，则较好的维护国民经济的良好运行。
四、社会化计划经济（订货市场经济）中的文品生产、价值淡化和企业市场化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直接协作关系也就得到发展，于是，反映人与人之间间接协作关系的传统商品价值关系也必然出现消解的趋势和因素，新的生产关系则日益发展起来，不过它不是传统计划经济中的那种产品生产，也不是传统市场经济中的那种经济商品。
在这种订货生产形式中，价值形式或价格的经典含义发生了变化，越来越只具有计量各种直接劳动的作用和性质，特别是日益重要的创造性劳动，由于它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对其贡献仍需用价值或价格来衡量，这实际上是一种预期价值［5］。企业活动不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易，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传播和知识创新活动（内生增长理论更强调这一点），表达出人的感情、企业的商誉和创新能力，因此，经典的商品就被包装和提升为一种“文化品”，商品生产也就转化为“文品生产”。文品生产是按合同订货来组织生产的，形成一种具有社会化计划性质的订货市场经济。
在这种生产形式中，价格不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相反，各种非价格因素，特别是相互合作关系－－合作时间的长短、合作的规模和程度以及信誉－－等等因素，日益产生重要的影响。价格是可协商的合作价格，企业通过相互谈判分享合作带来的好处。特别是对于那些大公司来说，对市场的控制是最重要的，它们对市场价格起着领导和示范作用，获得比较稳定的和较高的收益，这有利于它们保持较高的投入和技术进步，也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并有利于保证其他中小企业从可能爆发的恶性价格竞争中摆脱出来。
在此，我们也不难发现，与商品生产相比，“文品生产”不只是内涵上的变化，也是社会关系性质上的变化。这就是传统价值关系的淡化。不少论者对“劳动价值论”表示怀疑，有的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效应价值论”，或者将生产劳动推广为所谓“社会劳动价值论”，以之补充、修正甚至替代劳动价值论。在我看来，这些观点并无新意，多是重弹历史老调。其错误在于，它不知道商品价值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也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商品价值关系已经淡化、趋向解体的事实，而是企图将其永恒化。相应地，也就不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是重复劳动价值论）本来是一种历史理论这一根本性质。所以，我认为，正确的说法是，劳动价值论所反映的客观关系是一种历史关系，在这种关系趋向解体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反映这种关系的劳动价值论也趋向于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但这并不能否定作为一种历史理论的劳动价值论本身是科学的、正确的，存在什么理论局限性，也就不需要作什么重大的补充或修正。正如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一样，原始社会已经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已经不存在了，但不能因此就认为有关原始社会的理论存在局限性、是错误的，而只能说它是一种反映历史存在的历史理论（当然，对原始社会的认识可以深化，会有改变，这是另一个问题）。
许多人在批判市场经济、市场调节的缺陷时，其实也是针对传统商品市场及其“事后调节”的；而看不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经济合同化”及与其相联系的“事先调节”的事实。这种情况反映了理论研究的落后性。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化联合计划因素的增长又反过来促进了现代企业组织结构发生新的变革，这就是“企业的市场化”。如西方新出现的所谓“企业重组”。企业重组将过去那种建立在部门职能分工基础上的等级化组织结构日重构成以任务作业流程为基础的灵活性更强的扁平化网络结构。在这种新的企业组织结构中，任何部门、单元甚至劳动者个人均可直接参与市场合作，签订合同，根据合同组织项目小组（组织者成为“项目经理”），联合企业内外有关部门和人员，负责与该项目有关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这意味着企业内部通过相互协商、谈判和进行相应的“经济核算”来实现协作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了，有的企业甚至在企业内部设置自己的劳动力市场、物资采购市场、信息技术市场，企业也市场化了，或者说企业管理出现了模拟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如邯钢，实行“模拟市场价格、成本否决”的管理改革，即意味着在车间、工段、班组甚至在劳动者个人之间进行市场化的等量劳动相交换关系的核算，也反映出类似的变化趋势。
一方面是市场联合化、计划化，另方面是企业内部关系灵活化、市场化，企业和市场的界限也就相对化、淡化了，这正是现代企业和现代市场发展的特征，也是社会化的公有化和联合计划的共同演进过程的反映。
总之，随着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合作关系、经济合同化及事先调节因素等等的增长，一方面，我们应该认识到价值规律作用的变化和合理限度，不要把利用价值形式或价格来对种种特殊劳动及其所创造的使用价值的质与量的评价和计量绝对市场价值化，从而正确对待一切有益劳动和劳动者，特别是不断发展且日益重要的非直接生产劳动（科学劳动、教育劳动和社会管理劳动等）。另方面，还应认识到价格、完全的自由价格并不存在，价格形成日益具有联合计划价格（基于预期价值）的性质，具有“预期均衡”的性质。
注释：
1朱正国：市场经济——计划化商品经济阶段，亚太经济时报1996年8月6日；
2同上：应建立社会主义“合同市场”，广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3）；
3同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新论，南方经济，1996（10）；另见：产权结构重心转移和社会主义劳动股，学术研究，1996（6）。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篇7
【摘 要 题】研究综述
【关 键 词】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回顾与评述
【 正 文】
我国理论界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始于1992年“南方谈话”，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92-1993年为第一阶段，主要是对这一理论进行宣传、阐释、论证和相关概念的争论。1994-1995年为第二阶段，表现为对这一理论研究的拓展和深化。第三阶段从1996年起到现在，则在缓进中酝酿着突破。经过和正在进行的这些宣传、研究，使理论界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存在有些内容尚未涉及和已有成果有待细化、深化、准确化、系统化等问题。为此，本文拟作一概略的回顾与评述。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源”和“流”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源”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和创新，因此，十分自然地引起学者们对该理论“渊源”的研究和探讨。龚育之在1992年提出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思想从何而来的问题，初步指出它既源自实践，又是倡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结果。[1](p.35)
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源”较明确概括为“实践”和“马克思主义”的是李铁映。他在1996年提出：“邓小平同志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说是在总结包括我国在内的现实经济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邓小平同志的经济思想来源于实践”。他还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运用和发展。”这些研究成果，已被学术界接受，成为大家的共识。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流”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除了来自实践和马克思主义原理这一“源头”外，还广泛借鉴了直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领袖们的精辟思想，以及人类优秀思想成果，它们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中的“流”。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涉及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聂运麟，1998）、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思想（冷溶，2000）、刘少奇的商品经济思想（黄祖琳，1995）和陈云的市场思想（符卫年，1995）等。除此之外，龚育之(1992)提出：“1978年7月至9月，国务院开了多次务虚会……会上已经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1979年春天，我们党的领导层中进一步探讨了计划经济中出现的缺点……有的领导人讲话，也用过‘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提法”。他认为，这些思想，与邓小平1979年11月讲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不无关系。[1](pp.30-31)
胡义成(1998)认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及其哲学，必然地渗透着或契合着当代西方经济学中的某些合理成分。”他在分析了197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荷兰籍经济学家库普曼的市场经济“超制度配置理论”的主要观点后指出：“这类观点如果不被邓小平理论加以批判借鉴，那倒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他还认为，邓小平汲取日本社会党理论家佐藤的市场经济思想，“结合中国情况，构筑了自己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pp.209、215、214)
上述观点中，有一点尚需进一步研究，即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不错，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确有一些与西方经济学相通的思想，但就此而得出两者之间的借鉴关系，还缺少足够的依据，需待有关资料的发掘和研究的深化。但有一点结论倒是可以通过反复研读原着得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存在某些与西方经济学相契合的思想，是邓小平为了学习借鉴资本主义国家搞经济建设的成功经验，对这些国家经济运行中既符合人类共同特性，又符合社会化大生产一般规律的做法，进行科学总结，并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实际，加以概括和提炼的结果。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
（一）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思考过程
再现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的思考过程，是一件十分困难的工作。尽管如此，学术界还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1)计划经济在社会主义多国的失败，足以说明必须对该体制进行革命性变革；(2)社会主义各国对新的道路的探索都指向了商品（市场）经济，引起了邓小平对人类已形成的关于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的反思，结果，他认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一家独有，而是有很强的兼容性，能为社会主义所用；(3)基于对我国改革在经济、政治和思想观念上的多重任务之间相互关系的战略性思考，邓小平认为用市场经济来统领这三方面的改革，具有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因而较容易形成改革的良性推进（许新三，2002）；(4)邓小平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是改良而是革命的深入思考，促使他选用了市场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5)邓小平之所以选择市场经济，还考虑到了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需要。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
任何伟大理论的产生，都是创造者对世界某一事物长期观察并思考的结果。据此，有的学者考察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过程时，将视角伸向邓小平一生中与该理论创立有关的种种经历，如留法勤工俭学、莫斯科的大学系统学习、太行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探索等（聂运麟，1995），从而大大拓宽了对该理论的研究空间。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萌芽时间则是吴敬琏(1999)提出的：“邓小平为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闭幕讲话所准备的手写提纲中，就有‘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主要从价值法则、供求关系（产品质量）来调节’这一条。显然，这里已经孕育了市场经济思想的萌芽”。(p.103)
关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阶段，龚金国等(1994)认为，这一理论“从提出、充实到完善大体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1、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2、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p.6)聂运麟(1995)则提出二阶段论。“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12月至1987年2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邓小平强调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结合的，在结合中应以计划经济为主……第二阶段是从1987年2月至1992年10月。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邓小平强调以计划经济为主逐步转变为强调以市场经济为主。”
不论是二阶段论还是三阶段论，第一阶段都概括为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因为邓小平1979年11月26日首次谈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就是这样说的。可见，这种划分是有充分依据的。但也有个别不同意见，认为如果仔细分析邓小平1978年12月至1979年11月间的改革思想及其实践活动，便可知道，邓小平之所以提以计划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是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因为这种提法容易为人们所接受，从而减少改革起步时上下的阻力，最大限度地争取更多的人赞成和支持改革，使市场取向的改革得以起步，以便打开计划经济的缺口，最终取而代之（许新三，2003）。
三、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内涵和基本内容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内涵
(1)市场经济性质论
邓小平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者都是手段”，把市场经济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剥离出来，进而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是手段的认识，引起了学者们对市场经济是否是中性机制的进一步探讨。一种意见认为，作为运行机制的市场经济，本身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资本主义可以利用，社会主义也可以利用。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把市场经济看成是一种与所有制、经济制度和产权完全无关的中性机制，不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有缺陷的（张宇，1994）；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际生活看，市场经济从来没有过独立存在的形式，它总是同一定的社会经济制度相联系的（韩凤来，1997）。
关于市场经济是否中性的争论同市场经济理论的共性和个性是相关的，理论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理解。
李克清(1992)提出：“市场经济是一个中性词，是用来表示经济一般的一个概念，本身并不姓‘资’，也不姓‘社’。作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可以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也可以存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之中”。
杨圣明(1996)认为：“邓小平同志的新市场论的内容包括市场经济共性与个性两部分……不懂得邓小平同志关于市场经济共性与个性的道理，也就根本不懂得邓小平同志的新市场论，或者说，也就等于抛弃了新市场论”。
(2)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关系论
综观邓小平的全部改革理论及其实践活动，我们看到，邓小平有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替传统计划经济的战略意图。但他也曾几次谈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观点，由此引起了学者们对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相互关系的争论。大致可分为三种观点。第一，取代论。吴敬琏(1992)认为，邓小平所说的“改革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即指“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1] (p.58)两年后，他更明确提出：“邓小平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的‘戒律’，指出改革是一场用市场经济体制取代计划经济体制的革命。”第二，并存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从根本上排斥计划经济的观点是不能接受的（张朝尊，1992；蒋学模，1994）。第三，双义论，于光远(1992)认为：“计划经济一词事实上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涵义。前者指的是有计划发展的经济，后者指的是社会资源主要由计划来调节，而不是由市场来凋节的一种经济制度。作为广义的计划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立起来之后仍然是存在的……但作为狭义的计划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立起来之后是不再存在的。”[10]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作为在一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由于在资源配置上截然相反的做法，两者无法共存于同一个社会之中。对此，邓小平早就有清楚的认识。但他同时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不排斥而且应当运用计划手段来完善其体制，以利于造成对资本主义的体制优势。邓小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使用“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这一说法的。
(3)市场经济阶段论
自从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就有了萌芽”的见解公诸于众后，市场经济的阶段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认识上分歧很大。一种意见认为，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有市场经济。伍柏麟(1992)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虽也有商品生产，有市场，但它们还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普遍形式，整个社会还是自然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只有劳动力成为商品，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才形成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11]另一种意见认为，早在奴隶社会就有了市场经济。王珏(1993)提出，市场经济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古代的市场经济，它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它有两个特点：第一，就其本身的发展水平而言，它是一种单一的市场经济，即一般商品市场，没有或极少劳动力、资金等方面的生产要素市场。第二，这个时期的市场经济从全社会范围来看只是一种补充成分，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是自然经济。第二阶段，近代市场经济……第三阶段，现代市场经济”。[12](p.83)第三种意见则将市场经济分为带有资本主义个性的市场经济和具有封建主义个性的市场经济，并认为前者出现于我国明清时代，后者形成于宋代（尹进，1994）。
仔细分析各方的论述，可以看出，人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对“市场经济”的理解是不一致的。有人认为，市场配置资源必须成为该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并且在全要素市场形成后，才能将其称之为市场经济。有人则认为，只要有商品市场，只要市场对资源配置已起作用，（尽管整个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是自然经济）便可称之为市场经济。由于这一认识上的分歧，就有了市场经济阶段的不同划分。邓小平将封建社会的市场经济定位为“萌芽”状态，显然是经过仔细斟酌的，是将市场经济理解为全要素市场和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并以此来划分市场经济阶段的。这一点又与邓小平要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的思想存在着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
(4)生产力标准
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为标准来评判市场经济的优劣与是非，是邓小平有关市场经济谈话中多次论及的问题，构成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要内涵，很早便引起学者的关注和阐释，并成为学者共识。龚育之(1992)在引用了邓小平1985年10月23日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后提出：“小平同志在这里显然是强调要用生产力标准来观察、评价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问题”。[1](p.37)陈志良等(1992)在引用邓小平上述同样谈话后提出：“邓小平的上述思想表明：邓小平是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出发来设计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发展生产力构成了邓小平探索和设计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逻辑起点和逻辑终点”[13](p.287)
(5)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邓小平多次指出，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因此，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暗含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够相容这一前提。对此，学者们认识各异。一种观点认为，两者能够兼容。如龚育之(1992)认为：“就未经改革以前的公有制而言，说公有制同市场经济不能兼容，还有一定道理。公有制实现形式经过改革，还说它同市场经济不能兼容，那就没有道理，全属偏见了”。[1](p.47)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有兼容的可能性。吴敬琏(1993)认为：“马克思设想的‘自由人的公社’”和“斯大林时代所采取的国有国营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是同市场经济不相容的……但是在世界上已经存在产权社会化的现成形式——股份有限公司的情况下，显然出现了新的可能性。”[14](p.217)第三种观点认为，是否兼容尚须证明。臧旭恒(1993)认为，马克思本来意义上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至于现实中存在的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他认为“截止目前仍不存在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完全相容的成功的实例，但也不存在失败的实例。”[15]第四种观点认为，是否兼容已被证明。张宇(1994)认为：“经过近百年的历史，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事实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结合的。”[16]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能否兼容，是一个迄今为止仍存在争议的话题。从现有的理论与实践看，目前我们还很难得出公有制已经融入市场经济的结论。因为一方面，我国的国有企业总体上还没有很好解决所有者缺位、委托以及与此相关的激励和监督问题；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是否已融入市场经济的测定标准尚待制订并完善。但是，经过从放权让利、承包制到现代企业制度等二十多年改革历程的国有企业，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并有望在不太长的时间里，随着我国各方面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而最终融入市场经济。
（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包含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邓小平在1979年11月至1992年2月间10余次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其主要内容有人概括为5点（李炳炎，1994），有人概括为6点（龙太江，1995），但其中3点为其核心内容：(1)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2)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第二部分是邓小平为在中国走市场经济道路而采取的一系列具体的政策、措施中所引出的理论创新，其包含的内容，也因为认识不同而有不同的概括。如有的学者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根本任务、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概括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并把实现共同富裕、探索现代企业制度、培育现代市场体系、改革宏观管理体制、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纳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之内加以研究和阐述（龚金国；1994）。也有的学者则将邓小平经济理论直接等同于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即在龚金国等人概括的基础上，再加上所有制结构、科教兴国、财政、金融、国企、外贸、农村改革等内容（唐任伍等，2001），构成一个庞大的体系。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究竟包含哪些基本内容，应该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作出严格界定。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思想，是1980年4月提出的，如把它看作是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提，既缺乏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又容易产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后市场经济将不需存在的误解，也不符合邓小平在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时的所思所想，因此，将其纳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提或基本内容是不合适的；邓小平在1975年至1985年抓教育科技工作时形成的思想，如用科教兴国的名义归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也十分牵强。
四、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伟大意义
（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谈话内容，虽然直到1992年2月南方谈话后才陆续公开，但这一理论却从提出之日起就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性指导思想，对其实施指导的途径，学者们从两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其一是邓小平通过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谈话，使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断提高，并通过党的决策来实施对改革的指导。对此，高路(1992)在详细考察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出台始末后，总结道：“在1979年以来的14年中，小平同志多次提出或重申‘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这期间，中央先后确立了一系列新提法，标志着全党的认识在不断发展、前进”。”[17]苏星(1994)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中引用了邓小平1979年11月26日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等内容后，接着写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就是以此为基础的”。[18](p.61-62)邢贲思(1994)则认为，邓小平这一谈话“对全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领导全国人民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p.450)龚育之(1992)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1984年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中表述的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概括……作出这个新概括，源于邓小平讲过的意见，也得到了邓小平的肯定和支持”。[20]吴敬琏(1999)则提出了邓小平1987年2月关于市场经济的谈话对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以及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党的十四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所起的决定性作用。(p.121)其二是邓小平通过具体的市场取向的改革思路和措施，如渐进的改革方式、创办经济特区、价格双轨制等来实施对改革的指导。对此，张卓元(1997)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够一直坚持以市场为取向，没有出现大的曲折……同邓小平同志带头冲破传统理论的束缚，积极倡导支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与市场经济论，有着紧密的联系”。[21]陈甬军(1998)提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进展是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实践证明，价格双轨这一中国经济改革渐进方式最主要方法的产生和实施，是中国改革目标制约和影响下的一种必然选择，也是小平同志关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思想的产物”。[22]
（二）市场经济体制在社会主义中国确立的伟大意义
在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其意义是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学者们着重从现代文明、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周为民(1997)提出：“市场经济的自主性质不仅是经济活动与效率的保证，而且是整个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石”；“正是市场经济，正是在自主基础上以契约为媒介的自愿的市场交换，构成这些崇高社会理想和现代文明基本精神的真正具体、现实的基础。一个缺乏市场经济制度的传统社会，必定是一个缺乏个人自由与平等关系的社会，以至于自由平等观念本身无论在‘抽象’的还是在‘具体’的意义上都是被排斥的”。[23]赵甲明(1999)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中国公民带进了世界性的生产和消费并参与世界性文化的形成，即使中国公民从地域性存在走向世界历史性存在，开始在全世界范围获得全面发挥其才能的手段，在广阔的时空发展其本质和能力，从而有了达到全面而自由发展的可能。”[24]边立新(2000)认为：“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与此相联系，市场经济对于人性的不断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同样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25]
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伟大意义的研究，虽然已取得不少重要研究成果，但还有一些问题有待于继续研究探讨。第一，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现有的研究还停留在一般性肯定中，缺少具体的分析和规律性的认识。而这一研究如果不深化，我们对于中国经济转轨的理论总结便是不全面甚至不深刻的，我们便无法真正解开中国改革成功之谜，也无法真正将以中国为分析范本的过渡经济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第二，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互关系，其中不乏有规律性的认识，值得我们去深入钻研和总结，并用于指导我国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其中也有一些谜有待我们去破译。但我们对此问题的研究还远没有到位。第三，邓小平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及其在中国的成功运用，有着方法论上的诸多启示，这是新世纪社会科学创新应遵循的重要轨迹，但这些方面的研究同样是十分欠缺的。
五、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历史地位
（一）在邓小平理论中的地位
1994年1月在深圳召开的“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学术研讨会”提出，“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26]
彭聚先(1994)认为：“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是这一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27]
龙太江(1995)指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增添了新的重要内容，而且也为这一理论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28]
（二）在社会主义史中的地位
高放(1993)认为：“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又上了一个台阶……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发展，是社会主义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新贡献。”[29]
邢贲思(1994)提出：“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他首次科学地阐明了公有制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是对利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19]
（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
李连仲等(1992)认为：“邓小平同志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述，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中的重大突破，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30]
吕振宇(1999)提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31]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受各种条件（特别是历史条件）的限制，需要后人不断丰富发展，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创新，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需要。邓小平站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基础上，明智而又实际地选择了迄今为止最有效的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形式，即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在中国取得了既坚持和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又实现了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显着提高等骄人业绩，使中国经济在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还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事实充分证明，邓小平为社会主义选择了市场经济，既是大胆的，又是正确的，其意义更是极其深远的。因此，已有研究成果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定位为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十分准确和恰当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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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篇8
一、“主、辅原则”和国企改革的起步
国有企业的改革，开始于党对计划经济体制某些统得过多过死弊端的深刻反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权。”这是改革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的信号，直接推动了国有企业改革的起步。
根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从1979年四季度起，杭州市开始在国有与集体企业中进行扩大企业自和推行经济责任制的试点，到1981年，扩大企业自试点的范围增加到266个企业。对全民所有制企业，主要是实行按利润提取企业基金，改变按工资总额提取企业基金的办法。对集体所有制企业，主要是实行利润基数部分留成和利润增长部分留成。企业内部的奖金分配也由评奖制逐步向记分计奖制、联产计奖制等形式过渡。企业自的扩大和各种形式责任制的推行，大大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面貌得到了改善，经济效益也有了明显提高。
改革的良好开局，验证了党对计划经济弊端的正确认识，也使党对市场调节的作用有了初步的认识。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开始改变过去只承认计划经济而排斥市场调节的传统观点，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次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指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主、辅原则”的提出，对于突破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重视发挥市场调节功能，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这一原则对改革实践指导作用的体现，从1981年起，杭州市开始进行利改税试点。在试点的基础上，1983年6月，对全市国有工业企业进行第一步利改税，即改变过去对企业实现的利润全部由国家统收统支的做法，先征收一定比例的所得税和地方税，税后利润再在国家和企业间采取多种形式进行分配，实行税利并存。不久，又进行了利改税的第二步改革，即在增设若干税种的基础上，逐步过渡到完全以税代利，税后利润归企业支配。
两步利改税和以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推行经济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系列改革，虽然是初步的，但已开始改变过去在生产经营管理上过分集中统一和分配上吃“大锅饭”的一些弊端，从而有效地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它不但为企业改革的全面展开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以调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理论探索的深入，提供了实践经验和思想基础。
二、“结合思想”和国企改革的全面展开
1983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前一阶段改革实践和理论探索的成功经验，及时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于推进我国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杭州市把全面推进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活力，作为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来抓，从简政放权、减税让利开始，落实企业自，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和任期目标责任制；按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推行了企业承包经营制和租赁制，以及放开经营的试点和改革；并开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小规模的个私经济，积极改变单一公有制经营的状况，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多种经营形式并存的新格局；努力发展各种形式的横向经济联合：形成了一批企业集团。这些改革措施的实行，使企业的经营机制有了很大的改善，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得到了发挥，企业按市场要求自我发展、自主经营的能力有所增强。
随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日益依赖市场，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为人们所认识。这些变化促使党在理论上进一步思考计划与市场的关系。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企业代表团时首次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此后，邓小平又多次谈到了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使“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逐渐为全党所接受，并在党的十三大上得以体现。党的十三大报告没有再提计划经济为主，而是把计划和市场都看成了同一层面的东西，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和市场的作用范围都是覆盖全社会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总体上说，应当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
然而，1988年下半年，伴随着治理整顿所带来的经济发展的短暂起伏，尤其是1989年北京后，把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视为搞资本主义的观念又开始滋生蔓延，他们认为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经济界、理论界出现一股否定市场调节作用，否定市场改革取向的社会思潮。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强调绝不能重新回到过去那样，把经济搞得死死的。1990年12月24日，他在与中央领导谈话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次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建立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并把它作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的一项基本要求。1991年，在讲话中也多次强调，“坚持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是一项开创性工作”，在实际工作中“要坚定不移地按照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去办，决不能再动摇”。
杭州市委、市政府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以“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指导全市的改革实践，在开展治理整顿，深化、完善和巩固已出台的各项基本措施的同时，采取了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继续推进企业内部改革，调整企业组织结构、促进生产要素进一步流动组合，贯彻搞活大中型工业企业政策、扩大放开经营试点等一系列促进改革开放的政策措施，从而一举克服了由于能源、原材料、资金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和市场疲软所带来的困难，使杭州国有大中型企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从而带动全市经济从滑坡走向正常发展，为新一轮改革开放，经济快速高效发展高潮的到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8年到1991年，党在经济理论的探索上，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到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再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想，党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日益深化；在企业改革的实践上，从减政放权、减税让利、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扩大企业自，到全面推进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再到推行承包经营、进行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当分离的探索，使人们对市场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追求企业在市场中自主发展、自我经营的意识有了进一步提高。但直到此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尚未形成，国企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仍停留在对过去一系列企业管理手段和方法的修修补补上，没有触及到最根本的经营机制和产权制度。在改革中进行制度创新，在理论上，彻底打破计划经济理论的思想束缚，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国企改革目标的明确
为了坚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市场改革取向，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对于社会主义可不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这个长期争论不休、妨碍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问题，作了一个清楚、透彻、精辟的回答，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视为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特征，把市场经济当作资本主义特有东西的思想束缚。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对我们党最终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起了关键性的决定作用。
同年6月，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的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今后我们要建立的新经济体制，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指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和群众所接受的”。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了党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在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宏观调控等方面，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本不同的特点。党的十四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的理论阐述，集中体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对计划与市场相互关系问题探索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正式确立。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要求，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杭州的国企改革开始走出管理手段改革的局限，迈入以转换经营机制为核心，逐步推进制度创新的改革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杭州市改革了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中实行的用工、保险和分配制度，建立了劳动用工合同制、岗位技能工资制等制度；采取了诸如利用外资“嫁接”改造、实施出城进郊、优二兴三战略等改革措施，鼓励企业按经济规律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实现企业横向经济联合。同时，在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进行了规范化股份制改革试点，使企业内部形成一整套法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承包制未能彻底解决的政企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也日益走向成熟。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从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培育和发展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建立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体系，从而把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具体化和进一步发展，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正式形成。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在所有制问题上又取得了根本性的突破。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从而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国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杭州的国企改革进入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综合配套改革阶段，立足制度创新，推进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加快企业股份制改造成为这一时期国企改革的重中之重。从1994年起，杭州按照分类指导、梯式推进、重点突破、逐步深入的原则，在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优化资本结构，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多渠道解决企业富余人员问题等一系列重点难点问题上进行探索，通过试点，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框架。在企业股份制改造上，我市从1992年起就开始股份制改革试点。1998年以后，结合贯彻中央《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有关问题的决定》，以产权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为核心，以“股权多元化、经营者
持大股、劳动者身份转换”为主要内容企业股份制改造全面展开，大批国有企业，结合自身特点，采用破产、歇业、并购、拍卖、重组、债转股、组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等形式，优化资本结构，推进企业改制。2001年，市属国有企业改制基本完成，国企改制219家，改制面达到97.78％，使长期形成的国有企业组织结构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但建立起与资本经营相适应的企业管理体系，而且使大批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得以最终确立，促进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和国企改革“三年两目标”的初步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
新世纪之初，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还很不完善，经济发展的体制不少，不能适应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市场竞争。
为加快市场经济体制建设，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作出了一系列深化改革、完善新体制的重大战略部署。《决定》首次提出了统筹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五个统筹”，提出了要“积极推行公有制的多种有效实现形式，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决定》还就国有资产管理和监督体制、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垄断行业改革及财税金融、社会保障体系、经济法律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和建设等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的建议，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行动指南。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后，坚持科学发展，加快转型升级，成为推动国资国企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按照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要求，杭州市国有企业改革着眼于提高国有经济的竞争力和控制力，通过联合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加大投入等多种措施，积极支持企业做强做大，使国有资产向大型企业和主营业务集中。据统计，2006年市本级国有大型企业户数仅占总户数的8.9％，但国有资产占比为79.1％，实现利润占总利润的65％。在改革中，坚持把企业改革与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优化结合起来，积极推进国有资产的优化重组，实现了企业投资主体多元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优化，表现为国有资产从一般竞争性领域收缩战线，持续向公益性及其他产业转移，提高了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到2006年底，竞争性产业所占国有资产比重从2003年底的79％减少到38％，公益性产业所占国有资产比重从2003年底的18％上升到61％。杭州市国有经济呈现喜人局面，保持快速健康的发展态势，有力地促进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2005年7月，杭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依法履行出资人的职责。市国资委成立后，根据“两级管理、三个层次、体系”的国资监管和运营体系改革思路，致力于实现政府两种职能分开、政企分开；根据“两个退出、三个收缩、四个集中”的思路，调整优化国有资产产业布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先后出台了预算管理、重大事项管理、资产评估、清产核资、企业内部审计、财务总监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初步形成了国资监管的政策法规体系框架，国资监管逐步纳入法制化、规范化。
党的十七大以后，杭州市国资委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是，以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调优调强国有经济为目标，以深化企业改革、创新体制机制为动力，重点是促进企业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转型升级，进一步深化国资结构调整和国企改革重组，培养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大企业大集团，着力提高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据统计，2005--2010年，市国资委监管企业资产总额从872.9亿元增加到1618.09亿元，年均增长13.14％；所有者权益从270.63亿元增加到602.32亿元，年均增长17.35％：主营业务收入从325.6亿元增加到758.48亿元，年均增长18.43％；净利润从7.2亿元增加到49.17亿元，年均增长46.85％；上缴税金从20.5亿元增加到36.87亿元，年均增长12.46％。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篇9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G4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962（2012）12（a）-0201-01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不仅是经济学专业领域的重要问题，同时涉及高中政治教学（经济生活部分）内容的诸多方面：资源配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征、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分配制度等重要的相关知识点。由此，笔者认为广大高中政治教师深入的了解围绕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的相关理论问题，将有利于我们深入浅出的解释清楚相关内容。
1计划经济的逻辑
随着社会化生产方式的产生，资源配置就成了人们难以解决却又不得不解决的难题。其实从本质上来说，资源配置就是要解决生产行为对人们消费需求的服从。
而计划经济作为一种可供选择的资源配置方式被提出，就是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配置方式的批判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当年，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计划经济”的主张是为了“制止资本主义生产下不可避免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期间，在大部分产品被毁掉的同时，却有大部分的生产能力被闲置；一方面是堆积如山却卖不出去的产品，另一方面是挨饿受冻的广大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之所以与需求难以一致的原因在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正是由于生产资料私有才导致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列宁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各个生产部门的一切计划都应当严密地协调一致、相互联系，共同组成一个我们迫切需要的统一的经济计划。
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体系中，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是与特定性质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选择了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同时就意味着选择了它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因此这种选择就带有了建构特定生产关系的目的这一内在含义。从这个角度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对市场经济否定的另外一方面原因就是它必然会带来的两极分化的社会后果。恩格斯说：“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没有财产的无产者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其实很清楚：就算在商品生产的最初阶段劳动与占有权是一致的，即能直接表现为对自己劳动产品的占有权，甚至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商品交换也是以劳动量为基础的平等的交换；商品经济的竞争机制，依旧能使劳动能力强的人拥有更多的财产占有权，而劳动能力弱的人则将逐渐丧失这种财产占有权。这种情形发展到一定程度，能力强的人把占有的财产与雇佣劳动现象结合起来，就会导致剥削的出现。
计划经济最主要的优势体现在能够避免经济危机同时能实现时富的平等分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才无一例外的选择了对市场经济的排斥，他们都认定通过单一的计划方式就能解决社会主义生产中的资源合理配置问题。
2社会市场经济的转向与实践
由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市场经济斩钉截铁的判断，加上建国初期中国的实际情况，包括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努力恪守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原则，对市场经济则小心翼翼地加以限制。这一坚持在初期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到了20世纪50年代使社会主义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它运用计划经济一度拉近了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距离，在某些领域甚至都有所超越。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篇10
关键词：经济体制；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紧迫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经济体制模式是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已不适应发展中的中国。这种模式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地方和企业在经济发展中缺乏活力和竞争力，从而出现了经济发展滞后的现象。在计划经济体制中，权力主要高度集中在中央，中央再根据国民的需求按需分配物资。这就关系到了国民经济计划制定部门怎样更加公平、合理地分配物资，首要的前提就是把握好被分配物资的人员和储备物资的信息准确性。也就是说，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前提就是国民经济计划部门必须能够拥有制定计划所需要的完整而准确的信息，制定出严密而准确的计划。信息的准确性是物资公平合理分配的前提和重要保证，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即信息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存在着不稳定性。“任何组织穷尽各种手段也不可能掌握决策所需的完全信息，计划系统所涉及的范围越大，这种矛盾就越突出，政府计划制定部门也不例外。当国家计划制定部门依据其所掌握的不完整、甚至是不准确的信息做出决策，并强制微观主体执行时，所产生的结果必然是整个经济运行更大的波动和社会资源的更大浪费。信息问题可以很好地用于解释计划经济为什么在一定时期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而在另一时期却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这一问题。”[1]有人认为，可以建立一个信息收集、决策和处理的体系，这样信息就会更加准确。这个体系的建立表面上看保证了信息的准确性，但是体系的信息量越大，传输渠道越多，就越容易使信息失真，这是因为每个环节的人都会为自己考虑，偏好于自身利益，就会使信息不准确，物资分配不合理的现象频生。“为了减少信息失真，使收集到的信息更加真实、可靠，又得加大投入，加强对各部门、各环节的监控，这反过来又会大量增加信息成本。从经济学上讲，当一种制度安排的运行成本上升到足以抵消这种制度的优势（收益）时，这种制度安排就变得不经济，必然要被新的制度安排所取代。”[1]当一个制度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时，说明新的制度必然要代替旧的制度，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在建国之初体现出了一定的优越性，使国民经济在当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个完美的体系，势必要被另一种体系所取代。
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面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滞后性，针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逐渐被党中央重视起来。1979—1981年年间，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思想下，关于经济理论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其中就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表明了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直到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一直贯穿着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探索。如“孙冶方重新提出‘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薛暮桥提出要学会利用价值规律，利用市场调节的作用等”。[2]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原则，确定了市场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但是并不是主体地位，而是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从属补充作用。直到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在计划经济与市场关系的探索过程中具有突破性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首次将商品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础框架。邓小平同志对该《决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指出：“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但是在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的原则上，在1989年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又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表明了侧重点又放在了计划经济上。直到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阐明了他对计划与市场关系的看法，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28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正式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为中国经济快速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民经济实现了飞速的发展，成功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充满竞争与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全面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我国经济体制的基础框架，我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制度的基本理论。市场经济充满活力，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形成了全方位开放、竞争、合作、共赢的经济发展模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第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社会主义事业得到蓬勃发展，精神文明和民主文明法治建设得到全面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1978年到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提高到13785.8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由133.6元提高到4140.4元，均实际增长了6倍以上，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3]我国的公共卫生、医疗服务、九年义务教育、文化事业、体育事业等共同发展。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稳步推进，形成了以中央为中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得到完善，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以民法、行政法、地方性法规等多种法律为主的法律法规体系，逐渐完善了我国的法律体系。第三，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经济基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和任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为立足点，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情况，确立了我国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我国发展阶段的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为依据结合中国初级阶段的发展国情，实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找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道路，促进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推进，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总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推进了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也同时推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了重要保障。
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启迪
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带来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启迪，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和经济动力。第一，坚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听党的指挥，服从党的命令，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顺利完成的前提和基础。历史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党，是全国人民的先锋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有了反帝反封建主义的胜利，中国才赢取了在世界中的地位，中国才有了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地推进了改革开放事业。总之，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前提，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创新的必要保障。第二，只有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思想，才能为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理论源泉。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36年来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今后在为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大动力。思想引导行动，只有坚持正确的理论思想，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提供理论依据，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少走弯路。所以，要想实现社会主义的伟大梦想，就必须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思想灵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仅要遵从思想理论的指导，更要敢于打破一切不符合中国国情和科学发展规律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为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提供新理论、新观点，为改革创新提供不竭的动力。第三，一切以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人民谋福利，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才能实现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改革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同富裕，是让人民过上理想的共产主义生活。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只有顺应民意、倾听民声，保障人民的根本权力，才能实现社会公正、和谐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全国人民共同拥护的结果，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保障人民的根本权力和利益，才能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才能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推进，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长足发展提供人力基础。
参考文献
[1]郑绍庆：生产力研究：坚定地走市场化改革之路———从人性伦理角度再论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J].生产力研究，2008（6）.
[2]张卓元主编：论争与发展：中国经济理论五十年[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