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的精神篇1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性本身表现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即公共领域，它和私人领域是相互对立的。他认为这里的"公"代表国家，"私"代表家庭和市民社会。公共性作为公共行政中管理活动的重要工具，贯穿于整个公共管理过程的始末，弗雷德里克森在本书的一开始就给我们提出了关于公共的五种观点："1.公共是利益集团（多元主义的观点）2.公共是理性选择者（公共选择的观点）3.公共是被代表者（立法的观点）4.公共是顾客（服务提供的观点）5.公共是公民"[1]我国有的学者从伦理价值，公共权力，公共部门的运作参与，利益取向以及理念表达上这五个个方面来概括公共性内涵。[2]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公共性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能力，认为公共性是共同利益，共同参与。[3]
对比书中弗雷德里克森关于公共性的内涵与我国学者的观点，虽然有些不同，但是可以看到两者之间有本质上是有一致性的，都坚持认为公共性代表了一种民主，公正，平等，责任。我倾向于学者付翠莲的观点，认为公共行政是一种精神，这种公共精神应该包括四个方面："民主的精神，即人民的意愿是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法的精神，它意味着政府的一切活动应受到预先确定并加以宣布的规则制约；公正的精神，即承认社会公民应具有平等的权利并不受公共权力所侵害；公共服务的精神，即政府的公共服务应尽可能公平分配，政府的施政过程应平等、公正透明。"[4]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不小的成绩，为了在公共事物管理中更好的发挥作用，公共管理者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权力。与此同时在经济人假设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交互作用下，公共管理中的公共性出现弱化甚至丧失的危险，给公共利益造成很大的破坏。
二．公共性丧失的表现及原因
（一）政府的自利性
多元主义者认为，公共是利益集团，对利益的最大化追逐必然走向公共性的反面--政府的自利性，国内也有学者认为自利性是政府公共性缺失的根本原因。现代政府是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基本职能之一，它体现了公利性这一现代民主政府的本质属性，离开了这种公利性，政府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必要性与合法性。然而由于公共精神的缺乏，政府的自利性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
政府的自利性是政府自利性是政府在实现其公共性的过程中，政府自身、政府部门机构和政府行政人员具有的追寻自身利益的倾向性，政府自利性的内容包括三个层次的利益结构，分别为政府自身的利益、政府部门结构的利益和行政人员的利益。
1.经济人假设
作为社会的经济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爱尔维修说，"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人们好像是在牺牲，但是从来不为别人的幸福牺牲自己的幸福。河水是不向河源倒流的，人们也不会违抗他们的利益的激流。"政府组织成员也是一样，只不过他们的利益是通过公共组织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权衡就变得至关重要。现实是"经济人"往往战胜"公共人"，于是出现政府与民争利，，损公肥私，自利害他，这种私欲的无限扩张导致"恶无限"，最终必然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和公共权力的动摇。"个人追求快乐的利己打算取代了公共的善,个人利己的打算成为了衡量政府绩效的界标,政府的公共性为个人及机构的私利性所取代。在普遍利益的外表下,政府的公共性就淹没在利己主义的打算之中"。[5]
2.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混乱
受计划经济时代的影响，我们的政府还停留在"管制型政府"阶段，尽管国家一直致力于转变政府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但是时至今日，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没有完全到位，市场经济的驱动反而使政府变本加厉的追逐经济利益。政府与市场关系仍然没有理顺，政府仍然承担了许多本应该由市场行使的职责，"政府权力仍然对社会和经济生活进行过多的直接干预，对资源配置进行过多的垄断，出于部门利益或地方利益的非正当行政行为依然存在"。[6]政府利用手中的权力甚至垄断市场，与市场相结合进行权钱交易，腐化了行政权力，侵害了公共利益，进一步驱使了政府自利性的扩张。
3.行政权力的激励和奖惩机制不合理
从激励机制来看，我国我国长期以来调动行政人员积极性的做法主要是靠政治思想和道德上的宣传教育，强调公共行政人员要为人民服务，要有奉献和牺牲精神，而对公共行政人员的物质报酬和利益激励则不是很看重。不可否认，这种做法对公共行政人员的公共精神的塑造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这种做法无法对公务员起到激励作用。从惩罚机制上看，当前我国对公共行政人员的惩罚措施不够严厉，对违反法律法规的公共行政人员行政问责也没有到位。总之，"从我国情况看，激励机制和惩罚机制发生扭曲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诱因。具体而言，公务员阶层名义工资水平不高，是引发'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的原因之一；公务员录用、晋升、奖惩、退休等尚未充分体现功绩制原则，是导致用人腐败、贪污受贿、'59岁现象'的原因之一；财政拨款缺口和'创收'任务，是公共部门经商办企业、有偿服务、乱收乱罚等问题难以杜绝的原因之一；查处案件效率不高、惩罚力度不大，以行政处分代替法律制裁，是腐败分子'铤而走险'、'前腐后继'、'集体腐败'的原因之一。"[7]
（二）社会不公平
公共性缺失在社会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社会的不公平，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公平是维持社会群体团结的黏合剂"，公平正是新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把效率和经济作为公共行政的指导方针是有必要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必须加上社会公平作为公共的第三个理论支柱，使公共行政能够回应公民的需要"。而在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盛行的今天，贫富差距，收入分配不公，资源分配不合理，公民权利义务不对等等种种不公平现象愈演愈烈。政府决策时仅仅是表达了掌握社会较多社会资源的人的利益，而掌握社会20%资源的80%的人的利益没有充分表达出来，各种听证会、制度往往流于形式，公民的平等表达权受到侵害连申诉的渠道都只是形式，这样的情况下又怎么会公平。
另外书中弗雷德里克森所说的公平还包括代际公平，他明确指出"把后代的公平作为社会公平的一个领域是否有充足的理由，答案也是肯定的"，罗尔斯也认为每个人都拥有享有最广泛，和他人一样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不同代的人应该与同代的人一样，彼此间承担义务与责任。现代人不能随心所欲，而要受到原初状态下选择的用以界定不同时代人之间的正义原则的约束"，因此牺牲后代人的利益换取当代短暂的幸福是不可取的。
（三）公民身份理念的缺失，角色定位偏差
公共管理者不仅是"代表性公民"还是某个组织的公务员，因此自己的角色是公民还是职业公务员成为管理者困惑。正如书中给出的丹麦与纳粹德国的例子中，在冲突面前是选择坚持职业责任还是维护公共利益，是效忠组织还是坚持自己的爱国信仰，即"职业主义"与"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价值"之间的冲突。当公共意识缺乏的时候，往往职业操守要远远大于价值信仰。
公共管理者首先是公民，"如果公共管理者是代表性公民，那么他们的角色就会有细微的而且是重要的差异；这样的人会少一些高人一等的优越感和傲慢，而更多一些民主和信任感"，根据这一观点，正如泰瑞·库伯所言,"公共管理者受雇于公民，代表公民的利益，执行和管理公共事务。作为我们其中的一部分，公共管理者是公民和公共组织之间联系的主要桥梁。"那么什么是公民，亚里士多德曾给公民下过这样的定义，他说，公民是一个"进能治国，退能守法"的人，所以作为代表性公民，公共管理者必须寻找用于治理国家和遵守法度的合法的个人权威和制度权威。这就明确要求公共管理者要秉承乐善好施的公共行政的精神服务于公众而不是某个组织。公共管理者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他们的义务就是公民义务，无论合适，当发现所供职的机构疏于为公民利益着想，更没有为公民的最大利益着想时，所有的公共行政人员都有责任抛弃职业主义的操守而维护公民的利益。做不到这一点就违背了作为人民的公仆的责任，更违背了作为公民的责任。
三．公共性回归的措施
（一）约束政府自利性
政府机关应该秉承公共服务的精神，坚守行政伦理，将诚信责任、忠于职守、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人性关怀等这些行政人员应该具备的最起码的道德精神贯穿到公共管理的各个方面，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自觉提高行政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化程度；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合理界定和划分政府职能。政府不是划桨者而是掌舵者，政府要把原来由政府拥有的一部分资源和权力通过经济方法释放给市场组织和非营利组织，这样不但能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而且公共权力也得到增强；完善相关激励制度和行政问责制度，"制度设计对增强政府公共性具有根本性的作用"，对行政人员的自力行为加大惩治力度，对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追究责任。
（二）社会公平
政府应该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最高价值，畅通反映民意的渠道，切实反映社会弱势群体的意愿，让每一位公民都平等的参与到社会事物中来，政府与公民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倾听公民的呼声，建立一种政府与公民共同参与、共同关注平等的交流与互动。第一，政府要增加社会产品供给，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关心弱势群体。要进一步扩大城镇覆盖面，尽快实现社会保障的城乡全面覆盖；高度重视解决教育公平问题，改变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切实解决贫困子女上学难的问题，；大力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第二，"理顺收入分配关系,使收入透明化,依法取缔非法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要严格市场收入和非市场收入的界限。"[7]通过税费改革，纠正收入严重不均的现象。第三，引入绿色GDp，不能以破坏环境高昂代价，牺牲后代人的利益，盲目的追求高GDp。
（三）树立公民精神倾向，纠正角色偏差
要树立公民精神倾向，纠正公共管理者的角色偏差，自觉把维护公共利益作为自己服务公众的唯一宗旨，自觉把公民的公共意志和社会的公共利益作为永恒的追求目标。第一，树立公共行政人员的公民责任意识。公共行政人员的公民角色和公共组织的雇员角色不可避免的会发生冲突，"作为一个公民，公务员要为其他公民承担义务，同时作为一个公共组织的雇员，公务员又要为组织承担义务，当这两种义务发生冲突时，更为根本的义务是对公民的义务。"[9]弗雷德里克森把为公民负责的意识和工作的崇高感联系起来论证了为公民负责的重要性，"在民主政治环境下，公共管理者最终应向公民负责。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我们的工作才显得崇高神圣"。第二，深化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取向，培养"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理想。如果说公民责任意识是对公共管理者低层次的道德要求，那么乐善好施的爱国主义精神则是我们追求的崇高理想，一种积极的、主动的和真诚的奉献精神和关爱精神。"我们必须真诚地关爱公民并与公民一道工作；我们必须关爱和相信我们的宪法和法律；我们既要对良好的管理充满激情，也要对正义充满激情。我们称之为'乐善好施'，它意味着一种对公民的广泛的和问心无愧的热爱。同时，乐善好施也意味着一种服务于更大的公共利益、公平地照顾公民的需要的承诺。"尽管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说，就现在而言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有差劲，但是我们不能今昔否定乐善好施的公共行政精神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就让我们满怀希望向乐善好施的公共行政精神前进。
参考文献：
[1]（美）乔治·费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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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精神篇2
〔关键词〕政府治理现代化，“匠人精神”，公职人员，政府组织，制度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6-0082-04
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政府组织自身进行一次从头到脚、从精神到体系的全方位变革，仅仅关注体制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是不够的，更要关注实际中遇到的政府组织中“人”的问题。当前，“技术成了社会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根源。然而，我们在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依赖技术的惯性又一时无法改变，反而在问题成堆的地方更加增强了对技术的期待”〔1〕。面对政府治理创新的课题，我们不仅需要在技术层面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组织层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同时，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公职人员的精神层面，关注“公共人”的重塑，关注新政府治理精神和政府“匠人精神”的塑造。
一、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需要“匠人精神”的理念和动力
“匠人精神”又称工匠精神（Craftsman’sspirit），是指工匠对自己的产品精雕细琢，追求完美和极致，对精品有着执着的坚持和追求，精益求精的精神理念。“匠人精神”的内涵包括专业敬业、精益求精、专注耐心、一丝不苟与坚定不移。具体来说，真正的“匠人”可以为了自己的产品花费数十年时间，“十年磨一剑”，一个企业更能够用上百年研究、制作一个产品，赢得世人的倾心。因而，事物被匠人制作成艺术品，被赋予匠人的灵魂，匠人也在制作工作中体会工作、职业的价值和意义，感受人生的酸甜苦辣。毫无疑问，“匠人精神”来源于人类社会的专业分工，社会劳动分工是“匠人精神”萌发的最重要前提。从政府发展角度来看，“匠人精神”之于政府也同样弥足珍贵。自政府组织成为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的独立组织、公共行政管理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开始，政府就担负着创造和维护公共利益、处理公共事务的社会责任，这种基于公共事务的社会分工让社会对政府“匠人精神”的期待成为可能。当前，在公共服务领域，尤其是在地方基层政府一级，直面社会并提供公共服务的政府公职人员秉持什么样的职业态度和职业品格是影响政府发展和治理的基本问题。政府公职人员所应塑造的“匠人精神”，不仅仅要求“关注产品与服务”、“精益求精”，同时也赋予了“吃苦耐劳”、“甘于寂寞”、“乐于奉献”等公职人员的职业精神。总之，在政府内塑造的“匠人精神”，既突出“匠人精神”的本质，也包含了公职人员的“公共人”属性和职业精神，同时，也更凸显了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最基本的期望。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要从小事做起，从细处抓起，改造政府，追求“善治”。政府欲善其治，必先善其政。善政应当具备民主、服务、责任、质量、效益、专业、透明和廉洁八个要素，此八个要素几乎都是“匠人精神”所聚焦的重点。其中，责任、质量、服务、专业和廉洁是善政对我国政府建设的要求，更是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对“匠人精神”的直接诉求。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匠人精神”正是我国政府所欠缺的品质，推进政府发展和治理现代化，需要以“匠人精神”的理念来改造和建设政府。
（一）责任：塑造富有“匠人精神”的现代政府，就要使政府真正专注于治理责任。明确政府责任，建设责任政府，明确和重视政府的回应性，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当前社会发展阶段，政府所面对的公共事务和管理问题愈加复杂化，政府治理继而变得更加碎片化。碎片化的政府治理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政府治理难度的增加，难以科学有效地履行政府的治理责任。塑造富有“匠人精神”的现代政府，就是要以专注于细节的“匠人精神”来提高政府公职人员的责任意识，在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面前，使政府真正专注于治理责任，做好每一件事;同时，富有“匠人精神”的政府是习惯于“自我较劲”的政府，塑造“匠人精神”就是将履行责任真正作为政府根本责任的内化过程，将“回应顾客”作为政府的根本责任并提升到精神层面，完善政府履责的机制，提高政府履责能力。
（二）服务：“匠人精神”将服务内化于人心，让服务成为政府“匠人”的工作追求。“政府的责任就是以最有效益的方式提供使其顾客满意的服务和功能”〔2〕11，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将政府服务职能的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将服务从责任体系中抽出，坚定地推动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实际的建设。政府治理对于“服务”这个现代政府基本理念的追求，需要“匠人精神”在思想上作为推动政府服务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基础。首先，强化政府的服务属性，就是要建设一个“办事的政府”，而不仅仅是“发声的政府”。建设富有“匠人精神”的政府，就是将政府的工作重点圈定在为人民服务的实事上来，使政府公职人员更加聚焦于自身服务职责和工作，排除多余干扰，“多做而不多说”。另外，所谓“事在人为”，我国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绝不应脱离公职人员的“自身革新”，我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型政府的关注也绝不应停留在组织建设方面，更应当关注“为事之人”。服务型政府将服务定位为政府公职人员的最基本职责，“匠人精神”则将服务内化于人心，使工作职责与人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真正让服务成为政府“匠人”的工作追求。
（三）质量：“匠人精神”专注于工作结果与质量，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保障。理查德・桑内特将“匠人精神”定义为，“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3〕76，“所有领域的匠人精神都需要自我约束和自我批评;标准最为重要，对质量的追求理想地变成其自身的目的”〔3〕76。公共组织也不例外，我国政府要推行善政，必须关注政府行为的结果，重视公共服务的质量。“匠人精神”专注于工作结果与质量，这是最基本的特点。在我国政府中塑造“匠人精神”与善政的要求相互契合。我国政府治理追求治理结果，以服务质量为价值标准，尤其需要“匠人精神”为政府公职人员带来一种“因成果而自豪”的意识，将自我所提供和产出的公共产品作为个人心理满足的载体，将提供更加优质的公共产品作为自身不懈的努力和追求。正因如此，塑造“匠人精神”才会成为良好治理的助推力，成为政府公共服务的质量保障。
（四）专业：“匠人精神”是治理行为的规范化和专业化追求，与政府治理的专业化相契合。俞可平说，衡量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是否现代化，有五个标准，即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化和规范化、民主化、法治、效率及协调〔4〕4。我们在政府中塑造的“匠人精神”既是效率的表现，也是一种有效的协调，更是一种治理行为的规范化和专业化。《中庸》写到，“致广大而尽精微”，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无论是协同治理理论，还是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实践，都对公共事务管理工作提出了更为细化分工的要求。不仅仅是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个人之间的分工协作方面，而且在政府内部治理的专业化发展方面也愈加趋于细化。政府更为专业化的分工，要求公职人员改变在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面前僵化的思维，而要求其专注于服务工作本身。如此，“匠人精神”与我国政府治理在对更为专业化的追求上契合起来。推动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要求更为负责的政府、规范的体制和专业的公职人员，这种专业化的诉求无论在组织安排上，还是在政府治理的思维变化中，都体现了“匠人精神”所秉承的基本内涵。分析表明，专业化不仅是我国政府治理的发展趋势，也是塑造“匠人精神”的基本要求。
（五）廉洁：“匠人精神”是一种“安静”的为政理念和方式，有助于廉洁政府建设。“公生明，廉生威”。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最为突出也是曝光率最高的问题就是政府的廉洁度问题，面对这个问题，我国政府同样可以取经于“匠人”。“匠人精神”在我国政府对廉洁度的诉求中，所能提供的精神资源是一种“安静”的处世之风。由于对工作本身的专注，对结果的悉心追求，一切外在因素都不足以影响“匠人”对于完美的追求。塑造“匠人精神”，就是要营造出这么一种专注于工作的“安静”而“忘我”的环境，“匠人精神”就是以这样一种近乎于“愚”的方式，将人与工作结合起来，安静享受工作带来的尊严与荣誉，克尽职守。我国政府应有的“匠人精神”不仅要关注产品本身，“自我较劲”，关注质量，它更是一种“安静”的为政理念和方式，是一种对职责的长期默默地坚持。坚守职责，克尽职守，安静做事，低调做人，这对于我国廉洁政府的建设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
二、打造符合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匠人精神”，要厘清三个关系
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与“匠人精神”有诸多紧密的契合点，塑造政府的“匠人精神”，对于推进我国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不无裨益的。不过，将一种经济体系中甚至是传统手工业模式下的相对传统的精神理念作为推进我国现代政府发展的助推器，又必然会出现许多理论和现实的质疑。所以，将“匠人精神”理念借鉴过来以推进我国政府的治理能力现代化，在理论和现实中需要梳理清楚以下三个关系，解答塑造我国政府“匠人精神”的各种质疑。
（一）“专业精神”与潜质通才的关系：专注于做事与培养通才并不矛盾。专业分工与潜质通才问题一直是行政组织管理的难题。必须承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公共事务复杂化和碎片化，现代行政管理、现代政府治理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行政专才，通才同样影响着政府行政的效率和治理的成效。所以，“匠人精神”将专业分工提升到理念高度，近乎迷信地要求政府治理专业化，重视专业人才，忽视潜质通才，这都是必须承认的事实。同时，还有观点认为，“匠人精神”是强调一种“客观化”的精神，而这种客观化的含义就是：由于过分专业的态度而只专注于产品和结果，忘记了自我，事物被制造成“物自体”。
不过，这样一些批判并不客观。所谓“物自体”的制造过程，并非一个单纯将“专业精神”发扬至极限的过程，它同样是一个个体精神升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技能与思维的提升都将得益于匠人专注的精神，政府治理也一样，只有细致的专业分工，才会有更加完美的治理与更为杰出的公职人员。必须指出的是，在专才还是通才的问题中，对“匠人精神”是有一些误解的。专注于做事与培养通才并不矛盾。“匠人精神”强调专业分工，但并不排斥潜质通才;它推崇精益求精的工作，但并不圈定职位。“工作”与“职位”在这里是不同的，“匠人精神”只限定工作的“精细”过程与结果，并不限定个体对多元职业的追求。所以，富有“匠人精神”的政府，并不是内部职位固化的官僚制金字塔，而应当是负有“公共人”责任感的公职人员的职位集合。
（二）“精益求精”与政府绩效的关系：将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扩大到治理时效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述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时指出，政府机关应“严格绩效管理，突出责任落实，确保权责一致”。政府的绩效管理问题同样是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问题。政府绩效问题就是在政府治理中突出经济、效率和效益的问题，就是追求政府治理“帕累托最优”的问题。所以很显然，在塑造政府“匠人精神”的过程中，“精益求精”的“匠人精神”与政府绩效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过分专注完美治理的政府显然会在治理过程中花费更多的时间与资源，时效性也就成为重要问题。
对此，应当承认“匠人精神”与工作时效所存在的这种客观冲突问题，但并不能完全否定塑造富有“匠人精神”的政府对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积极作用。富有“匠人精神”的政府是一个追求卓越治理的政府，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确实有以牺牲时效性而换取优质公共产品的可能。所以，面对这种问题，政府治理应当明确强调过程与结果并重，保证公共产品质量前提下创造更多的“过程价值”。换句话说，塑造政府的“匠人精神”，应当将精益求精的严谨态度扩大到对待治理时效中，严格按照时间要求、质量要求来评判政府治理的效度，这是克服这个问题最为直接的办法。
（三）“细化分工”与整体政府的关系：分工与合作其实不是对立物，良好的“匠人精神”反而会起到粘合组织的作用。“匠人精神”与现代政府的另一个实际问题与矛盾是“细化分工”与整体政府的问题。当前，各国政府从实际问题出发，面对碎片化的公共问题，越来越多地采用整体思维进行思考和解答，推动整体政府的构建来应对公共问题。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同样也将整体政府的建设提上日程，“无缝隙政府”“跨部门管理”等理念更多地被理论界提及，得到了政府的更多关注。在这种情况下，“匠人精神”这种基于“细化分工”的工作理念仿佛在政府治理中并不合时宜。政府分工越细化，越难捏合为一个整体，府际治理也更难以落实，整体政府将为“匠人精神”所累。
虽然如此，我们仍需要转换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细化分工”与整体政府的问题其实是分工与合作之间的契合问题。在现代政府理论中，整合部门资源，追求府际无缝隙联动的思想是积极进步的，但并不能因此忽视塑造政府“匠人精神”的紧迫性。“事实上，分工所产生的道德影响，要比它的经济作用显得更重要些;在两人或多人之间建立一种团结感，才是它真正的功能。……它总归在朋友之间确立了一种联合，并把自己的特性注入其中。”〔5〕20分工与合作其实不是对立物，良好的“匠人精神”反而会起到粘合组织的作用。正因为明确分工，才会有更多的协作，有了“匠人精神”，有了更多的相互尊重，政府才会更像一个整体。所以，塑造政府“匠人精神”影响政府整合的看法是幼稚的，“细化分工”与整体政府的问题其实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是一个伪命题。
三、多措并举，塑造政府治理现代化中的“匠人精神”
塑造政府的“匠人精神”，有利于推动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有利于推动我国政府治理理论的深化发展。在我国政府中塑造“匠人精神”，让“匠人精神”成为推动政府治理的精神力量，应从公职人员、政府组织和制度机制这三个角度来探讨。
（一）加强公职人员的职业道德及组织认同感。人是政府治理的第一要素，公务员是政府最重要的治理主体，也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重要的践行者。塑造怎样的人，培育怎样的公务员队伍，树立怎样的工作精神，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中之重。所以，塑造政府“匠人精神”最重要的途径应当从公职人员本身的角度出发去探讨。首先，应当努力树立“公共人”的职业道德，使“匠人精神”成为公共组织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道德来自于长期的道德训练，以及个体的尊严意识。另外，任何职业的“匠人精神”也都来自于从业者对于职业的好恶程度。所谓“嗜之越笃，技巧越工”，从政府的“职位-人员”匹配角度出发，增加“对不同工作的倾向性”在选人用人中的权重，重视个体在职位工作方面的心理倾向，应该也是培养“公共人”职业道德、塑造政府“匠人精神”的有效途径。其次，要重视强化政府内部的组织认同感。组织认同感是一种人和组织之间的心理契约。在政府组织与成员之间，同样存在这样一种组织心理契约。这种政府内部的组织“认同”所重视的并不是成员的所作所为，而是成员属于哪里、什么职位。从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中，我们就可以理解个体附加于归属感之上的巨大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个人对组织的认可，而个体对组织的认可则又与对工作本身的接受度相互影响。所以，重视政府组织认同感，就是关心公职人员的工作幸福感，归属感的提高，工作认同度的提升，对于塑造“匠人精神”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二）注重政府组织的现代化模型、结构及运行。组织是政府治理的第二要素，构建怎样的政府组织，对于塑造政府的“匠人精神”具有重要意义。首先，从政府组织发展角度来看，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职能使得政府组织改革必须朝着“扁平化”、“灵活化”的方向发展，所谓“整体政府”“无缝隙政府”也都是灵活的、扁平化政府组织的具体模型。从这个角度出发，塑造我国政府的“匠人精神”，要求政府更多地以公共事务作为组织结构调整的基点，以工作带动组织发展，关注公共事务本身，创造良好的工作平台。其次，从政府组织的功能角度来看，以理性官僚体制为基础的传统政府组织结构绝不能全盘放弃，组织的发展同时也会带动官僚体制的发展，这并不是一个新与旧的问题，而是适应性的问题。在塑造政府“匠人精神”方面，稳定的理性官僚制结构同样可以发挥应有的功能，稳定的组织程序、稳定的内部环境，这些都是孕育“匠人精神”所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再次，从组织的运行角度来看，塑造我国政府的“匠人精神”，应当适当打开组织的“枷锁”，赋予公共服务职能更多的自由，让更多的“公共匠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让政府自身和社会都能够接受这种公共服务中的“匠人”行为。
（三）做好具体的、科学的制度与机制安排。塑造我国政府的“匠人精神”，在政府公职人员和组织两方面都有了具体的安排，最后则需要将组织与个人的两套系统有机整合起来，这就需要我们从制度机制角度来思考政府“匠人精神”的问题。从制度机制的角度出发，塑造我国政府的“匠人精神”需要具体的、科学的制度与机制的安排。首先，从制度出发，要重视我国政府治理的制度化建设，尽可能地将制度外的规则、规范纳入制度之内，完善制度体系，给政府治理创造一个稳定的制度环境，为“公共人”的塑造提供制度保障。由此，政府的“匠人精神”才有可能得以孕育，“公共人”的塑造才会更加制度化。其次，从机制出发，完善我国政府的各种组织机制是塑造“匠人精神”的有效手段。从选人用人机制开始，培训机制、激励机制、奖惩机制，甚至整个政府的管理机制，都要以塑造“匠人精神”为参考，对事对人的一系列管理流程要以塑造公职人员的“匠人精神”为目标。有了一整套制度机制的保障，并使之得到认真切实地落实，塑造我国政府的“匠人精神”将事半功倍。
总之，“匠人精神”这样一种产生于手工业时代而又盛行于高科技时代的理念，将在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起到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将对我国政府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融入“匠人精神”，虽有理论与现实的具体问题，但只要切合我国政府发展的实际环境，寻找到我国政府治理现代化与“匠人精神”的有效契合点，就能形成推动政府改革的崇实务实支点。毫无疑问，这方面也提出了今后政府改革的任务，也是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直接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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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美〕理查德・桑内特.新资本主义的文化〔m〕.李继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公共行政的精神篇3
关键词：民间社团；公益精神；理论
1民间社团公益精神培育的概念诠释
1.1民间社团
对于社会团体（也称社团），我国官方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中定义其为：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在国际上，与社团组织类似的代名词有非政府组织、志愿组织、非营利组织等，它们虽然称谓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指向政府组织和市场组织之外的那部分公共领域。关于“民间”一词，在我国的文法用语中习惯将其与“官方”做明显的区别，本文中民间社团的概念并不是独立于社团概念之外，它与社团的概念仍然是互通的，强调民间是考虑到我国不少社团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如共青团中央、妇联等组织虽具有社团的性质但由于其特殊的政治、法律地位通常被划归于人民团体而不属于民间社团的范畴。
1.2公益精神
公益的概念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解释可以得到不一样的内涵。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理解。考虑到本文的研究对象，以下是从狭义的角度来使用公益这一概念，即“公益”主要是公益主体以非政府的形式进行的、具有非营利性、非强制性、救助性和社会性的一切公益活动的总和。公益的基本特征得以显现：①非政府性，它的行为主体不是来自于政府，而是来自于社会公民的自发组织。②非营利性，它是以满足社会公众需求，推动社会发展为目的的，而非营利。③非强制性，即实践公益的主体是通过自愿的行为来进行参与的。④救助性，即帮助或者扶住弱势群体是公益产生的最主要的出发点，这些弱势群体不仅是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的对象也公益事业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条件。⑤社会性，这代表着公益实践是一项社会性的活动。
公益精神中的“精神”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它在哲学上是指人们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的观念、思想上的成果，它不仅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而且具有对客观现实的能动作用。结合起公益的特性我们在此可以将公益精神的内容定义为：公益主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出于关怀意识、公共意识、利他意识，为促进社会群体和人类共同发展，而有所施为的一种高尚的人格品质和价值观念。
1.3民间社团公益精神培育
公益精神属于社团的文化层面。它是在社团这个特定群体中所体现出来的，对与公益精神的价值判断，并由此在各项实践活动中所作出的行为选择。具体是指社团成员具备的以高度的责任感，出于崇尚的人文关怀和利他意识，自愿的参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和各项事业发展的精神，公益活动是其参与表达的一种方式。而社团公益精神培育正是打造社团精神文化，推动社团公益行动的重要桥梁。
2民间社团公益精神培育的理论基础
2.1新公共服务理论为民间社团公益精神的培育提供了内在逻辑
公共行政的精神篇4
公共政策教学必须遵循和体现以上所阐释的公共政策的学科性质和特点。但在当前的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还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第一，公共政策学的教学综合性不强。公共政策的教学没有充分整合各种学科知识，利用政治学、法学、行政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对公共政策进行全面系统地教学。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公共政策学的教材内容综合性不强。从当前公开出版发行的公共政策学教材来看，绝大多数教材的综合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有的教材内容偏向政治学，侧重从政治系统、政治权力、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统治等方面讲解公共政策。把公共政策学编写成为了政治政策学。有的教材内容偏向行政管理学，侧重从政府职能、行政体制、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效率等方面编写教材，把公共政策学编写成为了行政决策学。大多数的教材没有把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历史学等的内容有机整合到公共政策的内容中去，对公共政策过程进行全面分析研究。二是公共政策学的课堂教学综合性不够。从授课教师来看，绝大多数的教师是行政管理、政治学或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出身的，拥有较强的专业知识，但对于公共政策涉及到的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知识却知之甚少，在教学过程中对公共政策知识的讲解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目前，全国只有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极少数大学有专业培养公共政策学的博士学位授予点。公共政策学的专业人才非常稀少，大多数的授课教师往往是在自学公共政策的基础上进行教学，缺乏专业训练和学习。因此，绝大多数的公共政策学授课教师往往把公共政策学有意无意地讲授成为了政治政策学或行政决策学。三是公共政策学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公共政策学不仅要培养学生学习掌握知识的能力、思维判断能力、理性反思能力、洞察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还要培养学生的理论批判能力、决策能力、创造能力、道德能力和公共精神、公共责任感等。但在当前的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往往只注重向学生灌输公共政策学的有关知识，注重考查学生的记忆知识的能力，没有充分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功能。
第二，公共政策学的教学实践性不突出。这主要表现在：首先，课堂教学中缺乏对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在当前的公共政策教学中，绝大多数教师把注重学生实际能力的培养简化为在课堂教学中进行案例教学，又把案例教学简化为举例子，用例子来论证说明公共政策知识理论。有的老师根本不知道案例教学的实质和宗旨，也没有真正掌握案例教学的方法，无法把真正的案例教学法贯彻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去。其次，公共政策教学与社会实际生活联系薄弱。在公共政策的教学过程中，有的教师往往照本宣科，完全按照教材的内容进行讲授，没有把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政策实践问题融入到教学之中进行分析讲解，使政策科学理论与现实政策实践相脱离。同时，也使学生片面地感觉到公共政策实践离自己很遥远，只是极少数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事情，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再次，公共政策教学实践实习环节缺失。在当前的公共政策教学计划安排中，没有教学实践的环节。既没有聘请党政部门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学生进行定期教学，也没有安排学生到党政部门进行考察调研或实习，学生缺乏对政策实践活动的切身真实体验，对公共政策实践活动存在着神秘感。
第三，公共政策学的教学活动不重视公共性价值取向的强调与培育。公共政策存在的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其公共性，缺失了公共性的政策就是非公共政策，是私人政策。这种轻忽公共性价值取向教育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其一，在教学中强调公共政策工具理性，忽视公共政策的价值理性，即注重向学生传授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调整等方法的传授，而对公共政策制定、执行、评估、调整等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向的揭示和强调欠缺。其二，有的教师缺失公共精神，也缺乏批判反思意识能力，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也就不可能向学生强调和灌输这些价值理念。例如，有的教师缺乏平等、公正、民主等意识和精神，有的教师甚至向学生有意无意地灌输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等，使学生的价值观受到误导。缺失公共性教育的公共政策教学，使学生无法领悟和掌握公共政策学科最根本最重要的宗旨和精髓，也失去了公共政策教育的终极目的。
第四，公共政策学的教学科学性不足、艺术性缺失。在公共政策学科学性教育方面，有的教师缺乏对公共政策的研究，对公共政策基本规律的领会把握不够深刻、准确，在课堂上只能照本宣科，更谈不上通过教学向学生灌输公共政策过程中的科学追求与科学精神，甚至有的教师有意无意地向学生灌输一些有悖科学真理的迷信思想观念，使学生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在公共政策学的教学计划安排上，许多学校都存在着教学时间安排不合理的问题，大多数专业把公共政策课程安排在大二上学期，这与该课程的学科性质特点不相符合。同时，公共政策的教学评价体系不完善、不科学，没有围绕学生能力培养需要进行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重教学评价的形式，轻教学评价的实质。
现行的学校教学评价中，常常忽视了它的教育与发展，片面重视其管理，使教学评价难以发挥其基本的功能。在公共政策教学科学性缺失的同时，对公共政策教学艺术性也缺乏基本的关照与兼顾。在现行的公共政策教材中，绝大多数教材都没有涉及到对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的探讨，没有介绍政策主体的情感、意志、偏好、个性等非理性因素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因此，在公共政策的课堂教学中，大多数的教师也就没有向学生讲授相关的内容，使学生所掌握的公共政策知识体系存在残缺。
第五，公共政策学教学对当前中国现实社会公共问题关注不够。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公共政策的教学过程中，没有注重中国特色的政策实践活动，也没有应用普遍性的政策原理来深入分析中国的实际政策问题。有的教材虽然尝试提出了中国公共政策的决策模型，但却与实际的决策相差万里，是学者们模仿西方的决策模型，坐在书斋里臆想出的东西，这些所谓决策模型理论让人如坠云雾。另一方面，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没有结合现实的政策问题。在我国，区域差距极大，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地区、东北老工业地区以及西部地区，区域发展极不平衡，政策问题的现实差异突出。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各地区的教学内容和课堂教学并没有与所在区域的现实政策问题联系起来进行分析讲解，因此，难以使学生把公共政策与自己生活、学习的区域生态政策环境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学习、体验，从而更好地掌握和领悟公共政策的基本原理和知识。
二、公共政策教学模式优化的基本路向
当前公共政策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着公共政策学科功能的发挥，使其难以充分发挥提高学生政策科学知识素养和决策能力的作用。为此，必须根据公共政策的学科特点，优化公共政策的教学模式。其一，强化公共政策教学的综合性。加强公共政策学的综合性是培养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基础。首先要强化公共政策学教材的综合性。在公共政策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应该认真整合多学科的知识理论，全面深入分析和阐述公共政策的基本知识原理。运用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对相关的政策问题和原理进行论证阐释。编写公共政策学教材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一己之力或某一专业之学是难以编好的，应该组织政治学、行政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专业的学者在一起讨论研究，集思广益，发挥各自专业优势进行编写，把相关学科知识有机地进行有机整合，用来系统分析和研究公共政策问题。其次，加强公共政策课堂教学内容的综合性。授课教师应该加强学习，对公共政策学所涉及到的学科知识进行系统学习与熟练掌握，在课堂教学中，把相关学科知识用来准确具体地阐述公共政策问题，在对公共政策进行全面系统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使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公共政策的基本原理和技能。再次，加强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培养。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准确全面向学生传授公共政策的理论知识，让其把握公共政策的基本规律，使其掌握比较扎实的公共政策专业知识，而且要想方设法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紧密联系社会现实问题，通过课堂讨论、案例教学、调查研究等方法，教师应用公共政策理论对相关社会问题进行政策分析，使学生养成关心社会重大问题的习惯，联系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实际，从中发现与之有关的政策问题，并与学生一道进行深入分析研究，使其掌握政策分析的方法，掌握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技能。
其二，重视公共政策教学的实践性。加强公共政策教学的实践性是促使学生掌握决策基本方法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重要环节。一方面，教师要真正熟练掌握案例教学的基本方法，认真选择、整理、编写、改造案例材料，设置近似真实的政策实践情境，使学生在仿真式的政策实践情境中开动脑筋，调动所学习的政策知识方法思考解决问题的对策，同时，让学生把自己的解决方案与真实的解决对策进行比较，再通过教师的讲评分析，使学生在模拟情境决策中感受体验到公共政策各个环节的基本方法，掌握一般的决策方法与技能。另一方面，要重视公共政策教学的实践环节，把公共政策课程的教学实习纳入教学计划之中，可以聘请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定期讲授公共政策过程的实践状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使学生了解我国党政部门公共政策的运行情况，对公共政策形成一定的感性认识。同时，也可以把公共政策实践在实习阶段予以明确要求，即在学生的实习计划安排中，把公共政策实践的具体内容进行细化和明确，要求学生在党政部门的实习锻炼中，按照实习计划的要求，对所在实习的党政部门的有关公共政策状况进行调查研究，写出调查报告，把其内容纳入到总的实习报告之中，并进行相关考核。
其三，把公共政策价值取向教育纳入教学过程之中，对学生进行公共精神教育。公共精神是公共政策的灵魂，如果不加强公共政策价值取向的教育，培育学生的公正公平、民主法治、公共利益、公共责任等理念和精神，公共政策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首先，作为教师应该具有公共精神，把传授知识、创造知识、发现真理、传播真理作为自己教书育人的历史使命，在教学过程中秉持公平公正、法治民主、公共责任感等理念和精神。要使教师具有公共精神，一方面要加强对教师的连续教育培训，另一方面，在教师的选择聘任以及考核评价中，要重视公共精神的标准和要求，把公共精神作为严格把握好教师入口关的重要标准之一。其次，在公共政策的教师教学考评中，应该把教师是否具有公共精神作为考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指标，使学生、教师和管理者能够通过考评促进公共精神的发育，自觉或不自觉地激发培养公共精神。再次，在公共政策教学中，要把公共精神的教育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不能仅仅只向学生传授公共政策的知识和方法。在公共政策学的教材编写时，应该把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重要内容编写进教材中。在讲授公共政策时，注重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知识内容，并把公共精神的培养贯穿到教学的全过程之中，把公共精神的培育作为公共政策教学的主要目的之一。
其四，注重公共政策学的科学性，兼顾公共政策学的艺术性。公共政策的科学性是其有效性的前提。把公共政策作为独立的对象和一门科学进行研究，这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结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表现。因此，加强公共政策教学的科学性是不言而喻、理所当然的。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作为教师要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提高理性思维水平，不能把公共政策学讲授为对党和政府的政策的宣传解释，而应该把现实的公共政策问题和所有政策作为客观的研究对象进行思考、质疑、分析，发现存在的问题，探究问题产生的原因，不断优化政策制定体制和政策质量。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培养和提高自己的科学精神，用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传授公共政策知识，绝对不允许向学生宣扬迷信思想。如果发现有向学生宣传迷信思想的教师，教学管理部门必须立即进行批评教育，严肃处理。在公共政策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向学生传授公共政策的基本规律，使学生掌握公共政策学的基本原理。同时，及时调整公共政策教学计划，提高公共政策教学计划设置的科学性，把公共政策课程安排在大学三、四年级，使学生能够学习掌握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经济学、法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等基础课程及其研究方法之后，更好地领会公共政策的基本原理和掌握公共决策的基本方法，并将公共政策与各种基础课程有机结合起来学以致用。同时，以学生综合能力培养为中心进行公共政策教学评价指标体系的科学设计，强化教学评估的导向性、奖惩性、管理。最后，在注重公共政策教学科学性的同时兼顾其艺术性的教育，向学生讲清楚公共政策过程中非理性因素的影响机制，并且使学生了解这些非理性因素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功能，掌握减少和避免非理性因素对公共政策活动产生消极影响的方法。
公共行政的精神篇5
关键词：新媒体；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
一、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迫切性
公共精神是作为“公共人”和“自然人”都应具备的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是“衡量一个国家公民素质和社会风气的重要标志，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当前正处于新媒体迅猛发展的时期，对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公共精神缺失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找出促进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举措，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需要，也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不懈动力的需要。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公共精神存在缺失的部分，主要表现在社会责任感欠缺、价值观念偏差、实践参与能力弱化、自律精神缺乏、公共精神欠缺等方面。当前大学生公共精神的缺失，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有内在自身因素，也有外在环境因素；既有历史因素，也有现实因素。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新媒体环境下采取合理措施培育大学生公共精神，就显得极为迫切。
二、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对策建议
要认真贯彻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提出的“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针对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公共精神缺失的表现，坚持从实际出发，有效地利用新媒体所带来的便利，促进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
（一）加强环境建设，培育有利于大学生公共精神的校园环境和新媒体环境1.建设和谐校园，创造优良公共精神培育的“线下”环境对大学生而言，校园是其学习成长十分重要的场所，是其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重要领域，更是培育其公共精神的重要领域。因此，必须努力创造和谐的校园环境。第一，加强和谐校园文化宣传。为培育大学生公共精神，必须努力加强和谐校园文化宣传。高校管理者要创新管理理念，努力引导全校师生员工讲和谐、促和谐；教师要将建设和谐校园文化贯穿于教授课程的始终，要对大学生进行学业指导和思想引领，点滴创造校园和谐环境。第二，加强和谐班风建设。要鼓励大学生班级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致力于班风、学风的建设，努力通过班级活动的开展增强其集体观念和责任感，培养大学生公共责任感。第三，加强学生组织建设。要不断加强对学生组织的引导和管理，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校园组织的活动，并对学生干部进行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以期提升大学生的主动参与度、合作和奉献等公共精神。2.优化新媒体平台建设，创造文明的公共精神培育的“线上”环境以微博、微信、博客等为代表的网络新媒体在大学生群体中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且对大学生的日常学习、思想、行为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为高校开展大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挑战。因此，在当前网络新媒体技术普及的时期，要为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营造良好的“线上”新媒体环境。要注重对新媒体平台内容进行积极、健康的引导，对大学生进行网络道德教育，使其增强网络自律意识，增强识辨能力，从源头上净化网络新媒体环境；要加强对新媒体平台的监管，建立诸如网络舆情分析、网络舆情监督等机制，对大学生应用新媒体情况进行及时、全面的了解，一旦出现问题，立即予以纠正，对违规散布不良信息、不当言论的学生进行必要的纪律处分，以起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示范引领作用我国对大学生进行公共精神培育的主要途径是思想政治教育，这与西方国家开展的公民教育是不同的。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发挥不同教育主体的作用。1.重视课堂教育必须发挥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依据大学生实际、创新教育形式，帮助其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必须经常性地引导大学生了解国内外形势，提升大学生的使命意识和历史责任感；必须使每门课的任课教师都能够做出表率，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课等课程的学习当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2.重视自我教育“没有自我教育的教育不是真正的教育”，自我教育对于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而言至关重要，是大学生公共精神塑造的关键途径。首先，大学生要增强学习的积极主动性，通过课堂、网络、实践等多种途径进行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其次，大学生要经常性地自我反省，对学习中、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惑和问题及时反思；再次，大学生要积极参与实践锻炼，在活动过程中培养公共责任意识，提升公共参与能力。3.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教育和管理水平的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的主体是学校党团干部、任课教师、思想政治辅导员和导师班主任。为了更好地达到教书育人的目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必须以身作则、做好表率，不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提升自身专业技能，对国内外形势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以提升自身理论水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加强思想道德修养、增强社会责任感，言传身教，为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做好引导者和指路人。
（三）加强制度建设,形成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长效机制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需要加强相关制度的建设，也只有依靠制度的完善，才能形成一种无形的约束力，才能促使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形成长效机制。第一，建立激励机制，对于能够带头发扬公共精神、展现良好思想政治素养并能够在实际行动中积极传播社会正能量的行为，给予精神上或者物质上的奖励，以引导其他大学生向其学习。第二，建立惩罚机制，对于那些言行上违反公共精神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学生进行必要的惩戒，以使学生明确错误言行对自身的危害和对他人造成的不利影响，同时，达到警示其他大学生的目的。第三，建立监督机制，监督的对象不仅包括网络新媒体运营者、信息者，而且包括每个在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监督的内容不仅包括在网上的言论，还包括在课堂上、在活动过程中、校园内发生的违背公共精神培育的言行。
（四）加强自律，促使大学生真正实现公共精神的自我培养大学生不仅要进行自我学习、自我修炼，努力做到道德自律，而且要将这种道德自律内化为负责任的行为自律，通过“修身”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一，大学生要准确定位自我，加强道德自律。大学生要在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找准角色定位，加强思想政治学习，努力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努力将外在强制转化为内在自觉，养成良好的道德自律意识，并自觉践行，主动抵制错误思潮的侵袭。第二，大学生要严格要求，加强行为自律。大学生在加强学习锻炼、参与公共事务和具体实践过程中，要增强识辨能力，在错综复杂的信息中甄别出对自己成长成才有利的信息，为我所用；要加强自我控制，合理利用网络而非沉迷于网络；要及时进行自省，对思想上、行为上的不足之处进行反思，并予以改正；要自觉践行道德自律，使道德自律真正内化于具体行为之中，不在网络上错误言论，学会用正确的方式表达意愿，并对自身言行负责。
（五）注重实践，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提升大学生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过程中展现出的责任感和公共情怀、致力于公共利益实现的能力，但这种能力的提升离不开大学生积极参与实践和社会责任感的提升。因此，为了培育大学生公共精神，应号召大学生注重参与社会实践，“应尽量培育个人责任感”，提升社会责任感。一方面，学校要加大对大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支持力度，对表现优秀的学生予以奖励，激发他们参与社会实践的热情，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等活动；另一方面，大学生要珍惜难得的实践机会，志存高远，将个人梦想与伟大中国梦相结合，不断提升社会责任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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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精神篇6
论文关键词公民意识宪政精神公民社会
宪政是与人类政治文明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宪政建设是实现政治文明的必经之路。宪政简单而言即为“限政”,强调对政府和国家的权力的限制和规范。而良好宪政秩序的建立不仅仅要求制度建设,更要求作为理念和信仰的宪政精神的培养。公民意识是在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培育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在理念和思想层面上发现公民意识与宪政精神的契合点,发现公民社会与宪政建设的契合点,有助于实现宪政建设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转变。
一、公民意识与宪政精神的概念界定
公民意识的概念由来已久,我国不同的学者对公民意识有不同的认识。马长山认为“公民意识是对公民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双重组织生活中权利义务关系的价值判断及规范化认同。”焦国成认为,公民意识是“公民个体对自己在国家和社会中所处政治地位的现实感受和应有的认识。”但是无论哪种认识,都在以下问题上达成共识:首先,公民意识是公民在与国家的关系网络下对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义务关系的认识。其次,公民意识在一定的公民社会的背景下讨论的,主要集中在社会、政治领域。根据公民意识的概念界定,公民意识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主体意识;主体意识即公民作为独立的个体对自己与国家和社会的权利义务关系的认识,是作为有独立人格的、独立意识的真正的人对其在国家和社会的地位和身份的认识,而不是作为集体和单位的附属的人的认识。以主体意识为基础还延伸出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其次是责任意识;这里的责任指公民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责任意识既要求公民利益的追求要以公共性为指导,不能以损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又要求承担其作为社会主体的公共义务和责任。再次是参与、协商意识;参与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是公民意识的直接行为表现,作为相对弱势的公民参与国家事务长期以来探索出了诸多协商的模式,这也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最好方法。主体意识、责任意识、参与协商意识是对公民意识的三个角度的解读。
宪政即立宪政体,指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的政体。宪政的基本理念是以“限政”为基础建立民主、法治、公正的宪政秩序,从而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宪政不仅仅是制度设计,“更为重要的是它的内在价值和精神气质等柔性的结构性要件。”这就是宪政的精神层面。根据宪政的要求,宪政精神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一是对个体的自由保障和权利保护;二是有限政府,即对权力的约束;三是宪法至上。
公民意识与宪政精神的契合在逻辑关系上可以表述为:公民意识与宪政精神在内容上有共通之处;公民意识中某种意识的提高恰恰能促进宪政精神的培养;公民意识与宪政精神共同促进宪政建设。
二、公民主体意识符合宪政精神中权利保护的要求
公民的主体意识首先要求公民是作为独立的个体出现在社会、国家的关系网络中的而不是作为集体的附属出现。长期受儒家伦理的影响,在改革开放以前,集体是社会的主体而不是组成集体的个人,wenfangtang在其《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一书中指出,儒家伦理对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会带来一些政治障碍,第一个可能发生的障碍就是群体取向。而宪政的首要精神就是防止个人权利被权力侵害。因此培养公民独立的主体意识对我国的宪政秩序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
首先,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加快了个体摆脱传统身份制束缚的步伐,有效的保护个人的权利。我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宗法血缘制和等级身份制严重压抑了人的主体性和积极性,身份制和宗法血缘制使得每个个体都被容纳在国家这个大的体系中,社会被国家化,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丧失了进取的动力和争取权利的机会。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独立的意识增强、权利意识的增强是对自然经济的否定、对人治的否定、对特权的否定,也就是对身份制的否定;是对市场经济的肯定、人人平等的肯定和法治的肯定,也就是对宪政精神价值理念的肯定。
其次,基于主体意识的平等意识对特权的否定为公民权利提供保障。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独立的社会主体,人和人之间不存在隶属关系,每个个体应该是平等的,这种理念是对特权的否定。每个个体都应具备罗尔斯所讲的基于平等自由原则的平等自由权利,每个人都有平等的追求权利的机会而不被特权所干涉和阻碍。正是主体意识和平等意识使得公民敢于向特权挑战。
再次,主体意识中的理性思维有效防止混乱秩序对权利造成的损害。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有可以理性思维的大脑,主体之所以称之为主体是因为其具备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否则就依附于他人或者集体。因此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时应该具备判断是非的能力和理性思维的能力,具备起码的民主素养,而不是容易被说教成功和煽动,从而导致政治狂热和盲目的个人崇拜。而长期依附于群体或者集体的个人是缺乏理性的,极易被权力者的宣传所迷惑,从而助长了权力的专断,而对个人权利造成损害,正是公民自己损害了自己的权利。正如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说到的一样:“群体永远不欢迎理性,一切文明的主要动力也并不是理性。”因此应该尽可能的摆脱个人对群体的依赖,摆脱群体对个人意志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应该强调个人的主体性,从而保障基于主体意识的理性思维,进而约束和限制权力的滥用,从而保护公民个体的权利。
三、公民责任意识符合宪政精神中的权力监约的要求现代社会的发展不仅仅强调对于权利的尊重和保护,同时强调公民应该具备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梅因曾指出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一点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这种个人义务就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公民应该承担的对国家和社会的公共责任。公民责任意识对权力监约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基于公民责任意识而建立起来的权力执行者的责任意识。权力执行者首先是社会公民,本身作为公民的责任意识可以催促权力执行者的责任感的确立。“相信行政人员作为人性的存在,相信他可以为善的本质,就会呼唤他的善的信念和道德良知,通过制度化的行政道德机制的建设,去把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引导到道德化的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共同体公共性的方面来。”从而推动责任政府的建立。责任政府有两个含义:一是行政制度意义上的责任,即对行政体制内部的负责;二是宪法体制意义上的责任,即对选民或者代议机关负责。公民的公共责任意识推动政府对更大范围的“公共”负责而不是只对内部的“小公共”负责,实现由行政体制的责任到宪法体制的责任的过渡。
其次,公民责任意识的提高促使公民加强对政府权力的监督,推动公共政府的建立。公民责任意识的增强会为公民对权力进行监督提供内在动力。基于公共意识的监督有利于减少权力执行者的特权意识,增加其公共意识,推动全能型政府向服务政府的转变,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于一府两院的监督力度,避免权力的暗箱操作。从法律层面上讲,政府是独立具有意志的主体,但是从政治层面上看,政府只是社会契约下的人,“政府对社会而言只具有工具价值”。作为权力执行者的政府应该具备公共人的意识,表达公共意志,尽可能的排私人意志在公共生活中的影响。因此以公民责任意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监督正是宪政精神所要求的。
再次,责任意识指导下的社会团体的建立实现了政府权力的分散和社会权力的回归,从而实现有效的社会治理。随着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社会化,非政府组织承担的社会职能也越来越多,也就要承担相应的公共责任。但也不乏另外一种情况,即在公民责任意识指导下的公民联合建立起社会慈善组织、社会维权组织等非政府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建立后要必然承担一定的社会职能。随着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这些组织便获得了相应的“社会权力”,也就实现了政府权力的分散,从而有效防止在全能政府模式下的权力寻租和权力滥用的情况的出现。因此由公民责任意识的提升推动的政府权力的分散、社会权力的回归正是宪政实现对权力监约的必然要求。
四、公民参与协商意识与宪政的宽容精神相契合
何为宪政宽容?要理解宪政宽容就要理解宽容的含义。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解释,宽容就是指“一个人虽然具有必要的权力和知识,但是对自己不赞成的行为也不进行阻止、妨碍或干涉的审慎选择。”宪政宽容是指权力对于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的自由的保障,而不擅自干涉。宪政宽容的主要表现一是允许公民为维护权利进行利益表达和参与公共生活,二是政府与公民以协商的方式解决参与中出现的问题,而不是简单命令和一言堂。正如有学者所言“宽容是在价值多元的大背景下,自认无法形成理性共识之后的一种妥协、一种无可奈何。”而正是这种无可奈何为公民权利保护提供一种机制。协商意识与宪政的宽容精神的契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为媒介。参与意识与协商意识都是以个人权利意识为前提的,只有充分的权利意识才有可能促使公民参与公共生活,而妥协和协商又是尽可能维护自己权利的最和平、最有效的方法。宪政建设的核心在于处理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严复所讲的“群己权界”。权力如果不受约束就会导致对权利的损害和自由秩序的破坏,而对权力最好的约束来自于权利本身,因此宪政宽容本身也是权利对权力倒逼的结果。所以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使参与协商意识和宪政宽容有了内在的逻辑关系。
第二,以制度为媒介。公民协商意识的增强促进了近代民主体制的诞生,西方的议会制、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与公民协商意识的提高不无关系。而宪政宽容恰恰体现在这些制度中,允许不同意见的表达,为自由、平等提供制度保障,这也就是有些学者所称的“政体宽容”。
公共行政的精神篇7
虽然学术界对民主的界定众说纷纭各有侧重，但在其核心内容上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民主就是按照人民的意志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制度。公众需要能为自己提供服务的政府，政府是公众需要的受托人，其存在目的和意义在于维护公共利益，满足公众需要。
让民主精神贯穿于政府治理过程始终，其实就是要求政府的各项活动应该而且必须将公众的利益和要求放在首位，政府从主体地位撤离，做到名义与形式的“还权于民”。民主精神意义下的政府部门实质是一个社会稳定器，在对社会的治理过程中，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支点位置从而实现社会管制与公众需要之间的动态平衡。
二、公共部门绩效管理中的民主精神
民主精神与目前的一些政府改革理论与模式是契合的，或者说，目前很多具有革新精神的治理理论与治理模式实际是一种供求关系的反映，由公众对民主的诉求发展而来，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就是其中的代表。无论公共部门绩效管理追求的目标还是整个绩效管理各个实施环节表现出来的特征，都很明显地贯穿着一条主线发扬民主精神。
（一）从绩效管理的目标来看，民主精神的影响作用一直延续。
绩效管理强调结果和产出，追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收益。公共部门绩效管理在此基础上追求为公众谋取最大公共利益。
在政府部门绩效管理过程中发挥民主作用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效率，有效促进公共利益。政府部门对公众要求的回应性程度大幅提高，回应速度大幅提升，公众可以在短时期内实现自己的愿望或是成功维护自己的权益，对政府部门更加信任，更愿意参与到公共管理的过程当中，反过来又对政府部门行政效率的提高产生良好的推动作用。
（二）从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的特征来看，民主之贯穿显而易见。
1．绩效管理是一个整合过程，强调组织总目标、功能目标、小组目标和个人目标的整合。政府部门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在一定计划与目标发表下完成的，如果没有明确的结果导向必然会导致政府部门内部管理混乱和低效，公共利益也就无从实现。政府治理追求的目标实际是各个分目标之间进行妥协与互补之后形成的整体目标，是“最大公约数”。因此，发挥民主精神是实现各方基本满意的有效途径。
2．绩效管理是一种共识基础上的契约式管理，强调组织成员与管理者之间平等对话、协商和相互学习。当前，“以人为本”的思想正逐渐成为我国各级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实现全面“以人为本”首先要关注政府部门内部的管理和运行，工作应围绕政府内部管理者和普通公务员的能力和需要展开，以此调动各方工作积极性。必须要建立一种共识基础上的契约式管理，管理者注意倾听下属人员的声音，接受下级人员的合理意见和建议，普通公务员要将自己置身于管理团队之中，顾全大局同时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自身与组织的共同发展。
3．绩效管理强调依靠团队精神来提高组织绩效，实现组织内部民主。“众人拾柴火焰高”。在组织中强调团队精神可以给每个人提供发挥个人能力的机会，同时，在一种彼此信任、精诚合作的气氛下，凝聚个人智慧，得到“1+1＞2”的效果，保证组织效率。
4．绩效管理的双重监督机制可以让每个行政人员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责任感，对公众的诉求及时给予回应。内部监督一方面可以避免管理者个人意志的横行。另一方面，下级因上级的督促而更好地工作。上下间的良性互动，能够有效推进政府部门开展工作。外部监督来源于公民社会，是建立在广泛社会关注之下的监督，每个普通公民都的利益都与政府政策密切相关，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必须要对意愿实现的人进行监督，并不断对偏差进行纠正。双重监督机制实质也可以说是在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的民主作用的发挥。
三、如何将民主精神更好地贯穿于政府治理过程
政府治理发扬民主精神，发挥民主作用的落脚点在于实现治理形式意义上的民主。历史和实践证明，传统官僚制治理模式容易使政府官员及公务员产生高高在上的思想，独立独裁，为所欲为，逃避责任。因此，要保证政府治理对公众的民主承诺，必须打破官僚制，将民主精神贯穿到整个体制之中。参考各治理理论的核心观点，可以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强化行政参与，促进公共利益
1．公民的个人利益只有通过自己才能被感知，只有通过参与的讨论才能顺利表达出来。政府部门有责任为公民提供顺畅的意愿表达渠道，并对表达结果进行整合与采纳，制定出真正符合公众实际需要的政策。2．让行政以外的公民、组织和团体参与政府治理的政策决策和执行过程。3．实行代议官僚制，尽可能充分地开放担任公职的许可。使各层级公务员具有更广泛的社会代表性，能够反映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要求，实现最大范围内的民主，保证政府决策具有最普遍的代表性。4．分权化。政府部门内部的分权可以实现组织中每一个成员的权责一致，有利于培养公务员的“主人翁”意识，从而调动其工作积极性，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促进组织效能。5．“阳光行政”。包括两方面：一是政务公开，公开政府的行为及其结果，发挥公民社会的监督和督促作用；二是给予公民建议自由和反对自由，公民可自由提供行动步骤供政府参考。
（二）加强政府官员伦理道德建设，完善监督体制，强化官员民主意识和责任感
1．腐败主体一般也是权力主体。虽然政府官员的权力来源于公众的赋权和委托，但在形式上，他们是掌握权力的一方，如果政府官员素质不高、道德品质不健全就容易产生腐败问题。因此，建立健全民主决策机制是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处理社会转型期各种复杂社会问题和形势的必然选择。
公共行政的精神篇8
胡锦涛同志在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会上强调，要着力树立正确政绩观，切实按照客观规律谋划发展。胡锦涛同志的重要讲话为领导干部应该树立什么样的政绩观念，为谁创造政绩，如何争创人民满意的、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留什么样的政绩，以及由谁来评价政绩，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期望。
领导干部要清醒地认识到，什么样的政绩才是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人民群众满意的真正政绩，要以什么样的标尺检验政绩。胡锦涛同志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按照客观规律谋划发展，要求真务实、埋头苦干，察实情、讲实话，鼓实劲、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努力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这些要求为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检验政绩的一个标尺。作为领导干部的政绩或绩效，可以说是对领导干部的领导实践活动过程和目标客观考评的结果。积极创造并关注自己的政绩，是每一个领导干部树立良好社会形象的动机需要，是每一个领导干部的重要社会责任。有的领导干部在发展观念上存在重“显绩”轻“潜绩”、重当前轻长远、见物不见人、甚至制造虚假政绩等问题。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要在脑海里进一步巩固并强化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政绩观，即领导干部的政绩要能够达到显性绩效和隐性绩效的有机统一。从表面上看，显性绩效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和赞扬，而社会发展的实践证明，隐性绩效往往比显性绩效更有生命力，更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考验。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真正以科学的、发展的、多维的眼光来审视和对待自己的政绩。对此，领导干部要有敬畏之心，一要敬畏历史，使自己的工作能经得起实践和历史的检验;二要敬畏百姓，让自己做的事情对得起养育我们的人民;三要敬畏人生，将来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感到后悔。
领导干部的政绩活动要体现出公共意志和优秀的公共精神。公共性表现为一种价值取向，一种精神理念，一种行为方式和行为结果。领导干部在履行领导活动的过程中，要以为公众服务为出发点，强调以社会民主、公平、公正、参与和责任为内容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是公民在公共生活中应该具备的基本精神，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关注社会共同体中每个人的权利和尊严。领导的政绩要体现出公共精神的思想。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公共精神得以孕育的前提，这既是公共精神的内在要求，也是和谐社会的本质使然。领导干部政绩涵盖的公共精神主要包括社会公德意识、公仆意识、奉献意识、民本意识、公平正义、共享共建、自治自律的行为规范等社会价值理念。要由单纯重视货币资本的意识向重视人力资本的意识升华，从以物为中心回到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由物欲冲动的诱惑向公益心和社会责任感升华，使政绩建立在一种更高的道德层面之上。由片面追求对大自然的索取和征服向给予大自然报答和回归升华，坚持科学技术与人文伦理精神有机统一，由片面追求个人政绩向社会的和谐发展的理性追求升华。领导干部只有认清自己的重要使命，充分觉悟所肩负的社会责任，自觉地为执政行为提供智力支持，才能确保其政绩实践活动更加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公共行政的精神篇9
【摘要】现代公共精神尤为重要，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公民素质高低和，公民精神的集中体现，对大学生成长和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大学生；公民精神；青年志愿者
我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在积极推行，政府正逐渐改变包办一切社会事务的做法，把过去部分属于政府的权力转移给社会，如果没有具有自主参与公共生活的良好国民来接管这些权力，那么将会导致社会混乱。大学生在未来的社会管理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因此，探讨大学生的公共精神，培育大学生自主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精神、信念，在当前显得尤为迫切。
1我国大学生缺失公民精神的表现
公民精神是指作为具有独立主体人格和平等权利义务的个人，自觉主动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关心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并勇于维护自身正当利益的一种的积极态度和精神风貌。然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学生的公共精神普遍较显缺失。这主要表现在：
1.1社会公德意识缺失。在食堂、校园等公共场所，经常可以看到喧哗、拥挤的学生，没有自动排队，遵从的行为规范是谁先抢到谁就是胜利者。乱丢垃圾、随地吐痰在校园里也是常见。校园里的公共设施也经常被弄得遍体鳞伤。
1.2诚信守诺意识缺失。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生活中，许多人想着的是如何不折手段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些也影响到了大学校园。一些大学生在校时申请的助学贷款毕业后不按时还贷。大学生的论文抄袭之风也相当严重。
1.3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似乎已成为过时的名言。大学生们没有了主动承担国家社会发展责任的意识，对关系国家社会发展的国际国内大事可以不闻不问，参与投票、选举、监督是只是形式的应付应付。
1.4公平正义意识缺乏。尊老爱幼、扶持弱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然而今天大学生的社会正义感也严重缺失。可以眼睁睁看着偷盗抢劫发生而不动声色，甚至对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可以见死不救。
2大学生缺失公民精神的主要原因
大学生公民精神的缺失，有着深刻的和复杂的原因。这里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现实的因素；既有经济的原因，更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原因。具体地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中国长期在伦理价值方面的浮夸式建设，导致公共精神的扭曲、虚化。传统儒家学说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忠、孝、节、义”思想，其实质是一种个人的私德伦理修养，培养的不是具有公共精神的独立个体。与传统政治以“尊卑从属”的纲常伦理为依据竭力将普通民众排斥在公共事务外的做法相反，当代政党政治则是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名义下，通过一场一场的运动将民众的私生活最大限度地纳入公共事务的控制范围。
2.2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造成的影响。市场范围的扩大，为人们开放、自由、平等地交往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完美的，还有其方面影响。我国市场机制还很不完善，其负面影响对我国大学生的冲击更大。市场经济是以供需、价格、竞争等机制为运行规则的经济体式，在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个理性的个体都可作为“经济人”进行行为分析。大学生们在利己欲望的驱使下追求个体效用的最大化。
2.3我国公民社会的特别不发达与公共空间的狭窄。公民社会是指介于“国家和家庭或个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的领域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或原则。”我国在管制行政的行政理念指导下，政府行为范畴十分宽泛，大至国计民生，小至针头线脑，都由政府做出明确的计划安排，一切都在政府行政的辐射范围之内。就连一些群众团体、基层自治组织、社会中介组织也不同程度地行政组织化，成为基层政府的逻辑延伸或“准政府”。
3大学生志愿者活动对于培养公民精神的作用
从“5.12”地震到舟曲救灾，从北京奥运会到上海世博会，几年来志愿者们以亲历者的角色参与了中国几乎所有的“大事件”。在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170多万名奥运志愿者以真诚的微笑、热忱的服务给给国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展现了国人良好的精神风貌。刚刚结束的上海世博会，200万名世博志愿者给世界各国游客提供了无私的帮助，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这两次大事件中，有大量的大学生参加了志愿者服务活动。大学生志愿者在自愿、无偿地奉献爱心的公益服务实践中陶冶了情操，提升了公民精神。
3.1大学生志愿者活动与公民精神的契合性所谓公民精神，亦可称为公民意识、公民德性或公共精神，就是公民经由对公共事务的自由参与而表现出来的对社会公益关爱与负责的精神品质。在理论渊源上，不同学派对公民精神的内涵有不同的诠释。如自由主义学者强调公民精神中的自由平等意识和权利意识等公民权利向度；而社群主义学者则注重公民精神中的参与意识、公益意识和公共责任意识等公民德性向度。
作为公共领域的价值核心，公民精神是民主法制社会和市场经济的产物，是在公共活动的交往中生发出来的。作为公共生活的一个重要领域，大学生志愿者活动是大学生志愿者本着自由意志和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以助人、利他的博爱精神，以组织形态提供的社会公益服务，以表达对社会的积极关怀。而大学生志愿者活动所彰显的自主意识、参与意识、公共责任意识和利他精神就构成了大学生志愿者活动的内核。
3.2志愿活动是培育大学生的公民精神的载体。从内部效应看，志愿活动培养了大学生志愿者之间合作和团结的习惯，培养了公共精神。大学生志愿者之间具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通过志愿组织内部的事务管理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互动，大学生们学会了民主管理、自我约束、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既履行了自己的职责，也充分享受了应有的权益。大学生志愿活动中培养的自我克制、责任心、参与的主动性、公共伦理以及理性等品质，正式公民精神的核心内涵。
3.3志愿活动是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意见表达的平台。公民社会是介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中间地带。志愿组织就是这种公共领域的组织场所，它是大学生志愿者参与和形成公共意见的平台。参与性是公民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大学生志愿者通过参与具有广泛总类的志愿活动，能够关注和参与到自己所关心的社会事务领域中来。大学生的公民精神必须有相应的表达渠道，大学生想要为社会尽职尽责的时候必须通过相应的组织，通过群体的力量才能实现。另外大学生志愿者在信息收集、处理方面有着自己特殊优势。
3.4大学生志愿者是公民社会与国家沟通的中介。大学生志愿者是公民社会与国家相互沟通的中介，促进公民社会和国家合作的最主要形式，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大学生志愿者对民主的推进能够有效地提高政府的合法性。大学生志愿者通过合法的渠道参政议政，监督政府。在促进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同时也增强了公民的政治认同感，改善了政府的形象，从而提高政府的合法性。二是大学生志愿者的活动可以提供公共服务，扩大社会公益服务。
大学生志愿者活动的兴起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曙光。公民社会已经成为全球化领域势不可挡的一种发展趋势，而我国大学生志愿者的“独立意识”已经凸现，脱离对政府的依赖、寻求多样化的支持途径成为大学生志愿者团体发展的主流方向。我们相信，在此种趋势之下，大学生志愿者活动和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发展能够对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结构产生影响，促进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部门的均衡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良性发展的催化剂。
参考文献：
公共行政的精神篇10
在我国，随着“人本主义”“以人为本”观念的确立和发展，公民对自身权利的保障，譬如对平等权、自由权、知情权、参与权要求的呼声越来越高，而传统的以“扁平型”的“命令—服从”为本质特征的权力行使模式，是一种管制型的、权力型的和单向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家管理成本高、效率低，社会效果不佳，因此，已经不适合当今社会的需要。
在欧美国家，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推行了公共行政改革，促进了行政法对民法精神的大力借鉴。在我国，上个世纪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国家的中心任务从“阶级斗争”、战争防备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将纯计划经济模式逐渐转化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文化、教育等体制上的桎梏(由于当时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主要靠政策和行政命令，因此，这种桎梏主要是指上层建筑的理念、政策和行政命令)被打破，国家、社会的一系列关系得到重新调整，主要表现在通过管制型的行政法对近现代民法精神的借鉴，从而使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走向市场经济;使社会从政治社会逐步往市民社会方向发展，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巡的讲话，将人民从思想桎梏中解放出来，市场经济得以逐步确立、市民社会要素开始孕育乃至初步形成。
这些都离不开行政法(行政权力)的谦抑接纳和民法(私权)的渗透。如，在经济建设上，实行政企分开，由企业自主经营，在市场里国企、私企法律地位平等;在社会管理上，把可以由社会机构完成的社会管理事项还给社会等等。在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和市民社会的进一步孕育的同时，包括行政法和民法在内的多部法律也纷纷制定、颁布和实施。行政法对民法的借鉴也可圈可点，比如，行政诉讼法规定了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平等，等等。
(一)引入平等的理念
如上文所述，传统的行政行为是一种“管制的”“权力型的”和“单向的”性质，在“命令—服从”的模式和强大的国家机器强制力作为后盾的前提下，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是不平等的。然而，随着“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以人为本”的理念的普及，以及社会生活和行政事务的复杂化，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手段和理念已经显得简单和不合时宜，此时，政府不得不加强与行政相对人的沟通、对话乃至合作，而这就需要一个前提：政府必须俯下身子与相对人平等对话。
如今，我国正在建设“公共服务政府”，这正是作为民法精神核心地位的平等理念演绎、渗透的逻辑终点。只有把行政相对人作为平等的人，作为行政服务的对象，我国的公共服务才能在理念上先行。从自然法意义上，近现代国家(政府)权力来源正是私权让与的结果，不让与的都属于私权的范围，由此可知，公权力没有理由将行政相对人置于隶属地位。然而在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国家)不承认任何私法……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属于私法范围”[2]，在这种意识形态下，私法的存在实际上是不被承认的，公民实际上是一条条都被计划经济这张大网的网格卡住的鱼。
因此，纯计划经济时代，谈不上行政法(公法)对民法(私法)精神的借鉴。如今，“(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必将打破一切不利于个人、企业独立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束缚，由这些独立的经济人主宰社会经济活动的市民经济社会正在逐步建设中”“中国现在虽然不是成熟的市民社会，但至少是形成中的市民社会……中国应在现有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市民社会。”[3]“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4]就是首先要将行政相对人置于平等的地位。
(二)对诚实信用原则的运用
以前，作为管制型的行政权是神圣的，其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态势，不可能主动引入民法精神，而且似乎代表政府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从来就没有“食言”过或者就算“食言”了，也不会改正，否则就失去了权威。自从引入民法精神后，这种情况得以改变，行政主体不再是一个“神”，它也会“食言”，既然因“食言”而失信于民，那么就应当自我纠正并承担相应的责任，“有错必纠”理所当然。诚实信用原则被称为民法的“帝王条款”，其重要性可见一斑，被行政法吸收后，称为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信赖诚实原则乃至信赖保护原则，是将私人间适用的法原理适用于行政关系的情况。”[5]也就是说，如果公民因基于对行政权力的信赖而产生正当的利益，那么这种利益应当被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撤销这种信赖利益，如果撤销必须补偿公民的损失，因此，如上文所述，如果行政机关因“食言”而失信于民了，根据信赖保护原则，就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我国《行政许可法》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吸收民法诚信原则的给付行政行为不但要遵守行政法上的规定，包括程序上和实体上的规定，还要遵守民法的一些规定，比如虔诚地遵守道德和习惯等。
(三)行政权的行使遵守“公序良俗”的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指民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因立法时不可能预见一切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道德秩序的行为并作出详尽的禁止性规定，故设立该原则，以弥补禁止性规定之不足。当遇有损害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道德秩序的行为，而又缺乏相应的禁止性法律规定时，法院可直接适用公序良俗原则判决该行为无效[6]。
在民法经典理论中，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作为一项基本原则，这是从正面规定的积极的原则，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不违背公序良俗”的原则是从反面规定的消极的原则，对契约自由作了限制。作为“公法私法化”的结果，行政权的行使不再一厢情愿而不顾及社会效果，而是强调行政事务执行的方式要结合当地善良的风俗习惯，将完成行政事务与达到良好社会效果统一起来，但在这里并非说是对相关公共行政事务就放任不管了。如我国有的地方法院规定农历大年初一至初三不安排执行，“既考虑维护社会稳定和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尊重公序良俗。”
“在执行方式上，节假日期间执行尽可能做好说服教育工作，防止矛盾激化，慎重采取强制执行措施。”[7]同样的，行政执法也理应如此。我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根据现代法学的理念，应当对此规定作扩大解释，即“公共利益”囊括了“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善良风俗”，行政权的行使违反此规定也同样无效。行政权的行使遵守“公序良俗”的原则，本质上是以“私法化”的“柔性行政”的形式，维护行政相对人的人格尊严，以达到良好的社会效果。
(四)对“契约自由”精神的吸收
“人类社会的运动，迄今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8]契约制度的建立可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标志之一，“契约自由”是“意思自治”的核心部分，是私权的灵魂。如上文所述，随着社会生产生活多样化、复杂化，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手段和理念已经显得简单和不合时宜，公权力部门只有转变权力行使理念并借助灵活多样的权力行使方式，才能完成公共行政任务。“柔性行政”(类似的叫法还有“给付行政”“弱权力行政”“公共服务”和“公私合作”)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比如，当今公共行政领域出现的行政契约、行政指导、行政协调等公权力行使方式。
在这些领域，政府已经通过与行政相对人在尊重对方的意愿下，平等地进行协调，甚至与之密切合作，并最终顺利地以公私结合的形式或私的形式完成了公共任务。这些都得益于对民法伟大的“契约自由”精神的吸收，而这带来的效果是公权力行使的行政绩效大大提高，成功的实例比比皆是。比如，近几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和著名旅游城市三亚市为了促进旅游市场的繁荣，由政府主导，大力加强旅游促销，具体做法是由市旅游发展委员会(先前称为旅游局)以官方名义对外宣传，作为牵头者和组织者，可以应旅游企业的自愿申请，并有选择地与部分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吸收旅游企业作为团队成员，组团往国内主要城市和欧美国家，开拓境内外旅游市场并取得较大的成功。
此外，三亚市还设立了多处由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旅客到访服务中心，主动热情为游客提供旅游资讯和有关服务，社会效果明显。比如，“在三亚大东海广场，有一处‘驿站’非常受游客欢迎。在这里，游客们可以免费上网，为手机充电，还可以免费索取旅游地图资料;游客们不仅能获得人性化的旅游咨询服务，还能通过点击旅游公共信息化网络终端设备，自助安排在三亚的吃住行游购娱”“三亚提出了向科技要效益的战略，为游客到访服务体系引入了现代化的信息科技装备。而在运作模式上，三亚选择了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新模式，不仅能维护服务体系的权威性和公益性，还能让体系在市场化的机制下‘活’起来”[9]。
此外，对“契约自由”精神的吸收还间接地表现在行政权主动退出一些经济和生活领域，还自主权于社会的法人、有关组织和自然人。比如，我国废除了《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技术合同法》，因为这三部法律对于经济活动、特别是契约管得过死，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市民社会的孕育。同时，我国大力借鉴了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关于合同法规定的许多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条款，及时制定、颁布和实施了我国的合同法。新的合同法其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家减少对合同当事人的干预，更注重于对当事人自由意愿的尊重。
比如，对合同效力的认定问题，《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规定，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民事行为无效，而《合同法》制定时考虑到如今的社会生活的复杂程度远比《民法通则》制定时大，再者法律具有不周延性，加上顾及私法自治的特点，于是，《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为可撤销合同。依法理可知，在当事人主动主张其无效而行使撤销权，并在走完撤销程序之前，合同视为有效，从而体现对当事人自由意愿及主动性的尊重。另外，行政权主动退让，将一些行业的监管事务交给一些社会中介组织或nGo组织管理。
最后，尽量让公权力(行政权)退出市民私生活，把理应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还给公民，杜绝公权力肆意侵犯公民私人领域的生活自主权，比如，对于“西安黄碟案”[10]，学者对此认为“宪法并不要求个人在自己的卧室里过着古代文人雅士的《陋室铭》所指引的那种生活，宪法要求的是公权力起码不要肆意地侵入这个个人的堡垒去侵扰他(她)在个人的责任下所展开的任何生活，因为那里布满了立宪主义的敏感神经”[11]。该案被媒体披露后，全国一片哗然，对公安机关非法闯入住宅干涉看黄碟的行为，反对之声不绝于耳，公安机关最后赔礼道歉，依法赔偿。所以说，该案从反面宣告了私人生活行政权力不可肆意非法侵犯!又，最近北京市对外公布了《北京市“十二五”时期体制改革规划》(在此简称“规划”)，“规划”明确探索撤销街道办事处改革试点，加强社区自治、民众自治[12]。
行政法通过借鉴、吸收民法精神，丰富了其内容，提高了行政效率，强化了服务意识，以更好地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维护相对人的尊严。但是，行政法借鉴民法精神要在一定限度内，否则，将导致行政法的“软弱无力”、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滥用权力等弊病出现。因此，行政法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借鉴、吸收民法精神后，行政权的行使的限度，即不因此而背离公共行政的目的、不违背法律优位和法律保留原则、(在行政契约领域)体现行政优益权等等。(1)要以实现公共行政目的为限。
公共行政的目的在于满足政府所认定的公共利益”，借鉴民法精神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公共行政目的，如果没有达到实现公共行政目的，那就是舍本逐末，所以在借鉴民法精神的过程中，必须以实现公共行政目的为主线和落脚点，从而避免“公共行政”沦为“私人行政”“公务商业化”等负面效果的出现。(2)以不违背法律优位原则为限。法律优位原则，即行政必须受法律约束，不得与法律相抵触。行政法借鉴民法精神，不能突破法律的限制，只能在法律的框架内运行。(3)以不违背法律保留原则为限。法律保留，即行政机关必须有法律的授权(法律依据)才能采取行政措施。这里讲的行政措施主要是指创设义务的类型，赋权的不在此限。行政法对民法精神的借鉴，不得借此随意设定义务，必须有法律的授权才能为之，否则就与借鉴民法精神的主要目的背道而驰，走向了反面，即并非更好地服务相对人和保障相对人的权利。
(4)在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领域，以不违背行政优益权为限。在以自愿、协商、互利和平等为核心要素的行政契约、行政指导行为中，对民法精神的借鉴不能致使作为一方的行政机关处于与另一方相对人的完全平等地位，而应保持其有相对优势的行政优益权地位。否则行政契约双方就完全等同了民事合同双方的相互平等地位、行政指导就变成了有偿的民事性质的顾问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