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格局篇1
主要预期目标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2%,财政收入增长1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增长20%。
一、引导扶植企业走创新之路,提高工业经济发展水平
要坚定不移地支持工业企业,把优化结构、增加产品科技含量和延长产业链条作为主要手段,逐步壮大企业规模。一是煤炭企业必须扶强。煤炭产业,未来的竞争必然日趋激烈,为此必须加大对煤炭企业的扶持力度,重点是帮助海岗精煤公司拓展鹤岗至鲅鱼圈海陆联运通道,鼓励和支持公司继续开拓市场,壮大经营规模,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份额。二是替代产业必须做大。支持鹤峰粮食机械公司迅速推出产品,占领市场;帮助世达农机公司解决发展中的资金问题,尽快启动新厂建设,年内达到年产100台整机的生产规模;汇丰纸业公司、金山纸业公司要在现有基础上,拓展市场、延长产业链,成为全省再生造纸业的骨干企业;同时,全力支持海宇米业、天维米业、比优特食品基地、人和生物质发电公司等非煤企业的发展,加快构筑我区工业化新格局。
二、加快商业业态提档升级速度,努力构建现代服务业新格局
紧紧围绕打造商贸物流中心区的目标,引领和带动全市现代服务业提档升级。一要加快商业品牌化发展步伐。要不遗余力地推进两个已开工大型商贸项目的建设,争取年内完成大润发超市的主体设施建设,红星美凯龙建材家居生活广场投入运营,同时争取大商年内落户并开工建设。继续运作引进沃尔玛、庆客隆、家乐福等国内外大型知名商业企业,以此引领和带动本地商业上层次,实现工农区商业发展的品牌化。二要加快推进“西部开发”战略。要以水泥厂、禾友农药公司整体搬迁为契机,对西解放路东南两侧现代商业格局进行高标准规划,同时争取资金,改善基础条件,引进商家投资建设,力争“十二五”计划实施期间在工农区西部建立起鹤岗又一新型商业圈。三要加快发展物流产业。加强对物流产业的规划建设,支持鹤铁经贸公司发挥优势,年内完成煤炭、粮食、化工产品、散货等四大物流基地的规划及部分基地的建设工作,实现集团经营;同时,加大对以煤炭经销业为重点的物流企业引进、落户、支持的工作力度,争取年内再落3~5户,扩大我区在全市煤炭经销格局中的比重。
三、解决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增强项目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
一要抓好项目的落地建设。对已经开工建设的粮食机械、比优特食品基地、联合收割机、安通pe管易地重建、大润发、红星美凯龙等项目,要抓紧时间争取早日投产运营;对尾煤加工、煤化工、稻壳颗粒燃料、变压器、柏润木业扩建等拟建项目,既要做到留得住,又要做到早落地、快建设。二要完善项目推进机制。明确项目建设办公室职责和任务,配齐人员,加大资金投入,保证其作用的发挥;深入实施重点项目专题推进和区级领导、部门包保制度,特别是对亿元以上的项目,要成立一套强有力的班子,设专人提供保姆式服务,及时掌握进展状态,解决遇到的问题。三要加强项目研究储备。这是增强项目建设的方向性、科学性的重要前提,要认真研究我区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优势,密切与大中专院校、科研机构、大型企业的联系,筹划和生成后备项目,并尽可能地做深做细可研、规划、土地、环评、筹资等前期工作,增强储备项目的可行性,编制出切合我区实际的招商项目册,促进项目建设的有序开展。四要解决上项目的瓶颈问题。主要针对上项目面临的土地和资金两大难题,增加相关储备。完成产业园区的土地资源调查与规划,加快建立起具有工农特色的产业园区;同时要建立项目建设专项发展基金,发挥小额贷款公司作用,努力解决项目建设融资难的问题。
经济发展新格局篇2
金秋十月，铁道部先后与河北、湖北、湖南等省举行加快铁路建设会谈，并签署了一系列会议纪要；同时，贵广铁路等重要铁路线开工建设，一个个贯南接北、承东启西、四通八达的铁路运输网将在不久形成，支撑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
湖北：加快铁路建设重塑“九省通衢”新格局
重塑“九省通衢”新格局。加快实施京九、武九电化工程，力争2010年建成投产；加快荆州―岳阳、十堰―宜昌铁路前期工作，尽快开工建设；加快长荆铁路电化工程前期工作，尽快开工建设；加快安康―恩施―张家界、黔江―张家界―常德铁路前期工作，力争早日开工建设；加快推进武汉至广州客运专线等在建工程建设，争取尽快投入使用。
河北―河南―湖北：石武铁路客运专线开工
石武铁路客运专线北起石家庄，南至武汉，是北京－广州－深圳－香港客运专线的组成部分，正线全长840.7公里，设计速度目标值350公里/小时，输送能力为单向8000万人/年。10月15日上午10时，开工动员大会在河南郑州举行。
贵州―广西―广东：贵广铁路，大西南连接珠三角的黄金通道
贵广铁路动工建设是黔桂粤三省（区）各族人民期盼已久的一件大事，这条穿越我国大西南腹地、连接珠江三角洲的铁路大动脉，将进一步完善西部地区路网，优化路网结构，西部大能力新通道呼之欲出。10月13日，开工动员大会在桂林举行。
乌鲁木齐－准东，库尔勒－阿克苏，库车－俄霍布拉克：三条铁路不久开工
乌鲁木齐到准东煤电煤化工基地、库尔勒到阿克苏、库车到俄霍布拉克三条铁路的科研报告顺利通过审查，这三条铁路都将于不久后开工建设。乌准铁路由乌北至小黄山、小黄山至五彩湾、五彩湾至将军庙三段组成，是准东矿区煤电基地及阜康重化工园区配套工程。
福建：福厦、厦深铁路铺轨工程正式启动
10月8日，福厦、厦深线铺轨工程建设正式启动。其中福厦线（仙游至厦门段）铺轨工程包括正线铺轨135.8公里、站线铺轨33.7公里，计划于2009年6月底完成；厦深线（福建段）铺轨工程包括正线铺轨165.5公里、站线铺轨64.9公里，计划于2011年7月完成。
［路局动态］
北京局获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期间，北京铁路局表现突出，成绩显著，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最近，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北京铁路局“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迄今为止，这是北京局获得的最高荣誉奖项。
南昌局多项运输指标创单日新纪录
10月11日17时58分，南昌铁路局调度所将最后一趟货车41020次从株洲口接入。当日南昌局共接入货车159列，分界口接入列数为近两个月次高；当日该局装车4625辆，创两个月新高；周转时间完成1.99天，比月计划减少0.36天，比年计划减少0.40天，创该局建局以来新纪录。
［数字］
11.2亿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铁路客货运量实现大幅增长，多项运输指标创历史最高纪录。1月至9月，全国铁路旅客发送量完成11.2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加1.2亿人次、增长11.8%。全国铁路货物发送量完成25.2亿吨，比去年同期增加1.7亿吨、增长7.4%，煤炭、粮食等运量增幅均超过10%。
5384万
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说，“十一”黄金周期间，全国铁路总共发送旅客5384万人，同比增加441万人，增长8.9%，再创历史新高，铁路客流主要是旅游和探亲流。长假期间，全国铁路运输秩序良好，各大车站没有出现旅客大量滞留。
［铁路趣闻］
欧洲早期的火车速度竞赛
1829年，为了给利物浦至曼彻斯特铁路线选一种动力性能良好的机车，在英国恩雷希尔举行了世界上第一次火车比赛。从那以后，提高速度已经成为铁路工程师们的一个重要目标。速度要是能达到16公里／小时的火车将被认为是火车中的精英。在恩雷希尔比赛中，斯蒂芬孙的参赛火车―――“火箭号”一举夺魁，当时它的速度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其实，“火箭号”的速度仅为46.4公里/小时，不过那在当时已经被人们认为是“非常高的速度”了。从此，斯蒂芬孙获得了“蒸汽机车之父”的美誉。
在其后的20年内，英国西部铁路上火车的日常运行速度达到96公里/小时，这使得当时的一个预言不攻自破。当时的流行说法是，要是哪个人坐上了比奔驰的骏马的速度还要快的火车的话，这个人的健康就会产生可怕的后果。
19世纪30年代，火车竞赛再次展开。1938年，为了角逐火车时速最快的世界纪录，有两家参赛者使用了流线型的火车头和车厢。伦敦东北铁路公司最终获得了胜利，他们的“野鸭号”火车在林肯郡和诺山郭郡之间运行时，创下了201.6公里/小时的纪录。在那个公开竞赛的时代，铁路线两旁围满了观众，观看计时定程比赛中新的参赛火车。
经济发展新格局篇3
关键词：成渝经济发展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定位
1成渝两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新格局的形成
按照“三个定位、一个目标、四项任务”的“314”总体部署，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期间，突出发展四大重点产业，同时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轻纺工业和楼宇工业，培育提升城市功能、打造时尚之都的创意产业。形成“都市发达经济圈”，带动以成渝高速公路、渝合高速公路和渝黔高速公路为轴线的渝西经济走廊，以及以长江水道、渝万高速公路、渝怀铁路为轴线的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
四川的优势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确定了四大重点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优势资源产业、装备制造产业、农产品加工产业。同样也确定了产业区城布局目标：成、德、绵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基地、川南制造业城市群、成渝经济走廊、攀西资源开发基地、秦巴山区绿色经济走廊、川西民族特色经济带。也确定了工业园区发展目标：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绵阳高新技术开发区三个部级工业园区和44个省级工业园区，这是四川的工业优势产业整合与发展格局。
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密切相关的是紧缺人才需求。《四川省装备制造业紧缺人才需求目录》、《四川省紧缺人才需求目录》，这两个目录中均包含有紧缺人才类别、岗位、专业背景、能力和业绩、地区导向、政策与服务等项目。其中的“专业背景”、“能力和业绩”对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要求非常具体，它对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和课程结构安排打开了思路，开阔了眼界，而一般大学的专业设置和课程结构安排却与之相去甚迟。例如四川装备制造业紧缺的高层管理人才“总经理”岗位，需要的专业知识是机械设计、机械制造工艺、企业管理；一般经营管理人才“人力资管理”岗位，需要的专业知识是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岗位，需要的专业知识是市场营销、工商管理、经济管理、机械制造等。高职类院校人才培养定位要做到：了解市场需求中适合高职院校学生的需求岗位，要研究岗位的专业知识背景和综合素质结构，才能培养出西部人才高地需要的高级应用型人才，才会被社会认可，有市场竞争力。
2关于高职院校学科建设和专业改造的思考与对策建议
2.1人才市场供需状况
现在人才市场供需基本状况是应用型专业人才市场需求量大，理论型人才市场需求量少；工程技术专业人才市场需求量更大，甚至供不应求；特设专业（强项专业）不完全按市场需求走，可按办学条件和实力决定专业发展方向。
2.2学校学科建设专业改造的主要问题
目前虽然多数学校学科较齐、专业较多，已成综合性的学科群和相应的专业群。但重点学科和相应的重点专业未建成或未明确，人才培养模式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何通过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树立以学生就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办学理念，目标定位于基本合格基础上的扬长教育，更多以行业为背景，与用人单位合作办学，订单培养，再定向就业。
2.3对学科建设、专业改造的几点对策建议
首先，具有龙头地位的学科专业建设，需要与时俱进的人物来牵龙头。要有较好的教育观念和办学理念。决策者的教育观念和办学理念起着决定性作用。以需求和就业为导向的办学理念树立不到位，学科专业建设的改革实难成功。如果不改革，那么高职院校的发展就会成问题。
再次，找准自己专业改革和建设的着力点，在先行进入专业人才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实施学科建设和专业改造。
最后，坚持走“质量立校，人才兴校，特色强校”之路，理顺各学科群的内在关系。明确办学思想和整体办学水平的定位，以学生成才为根本，各学科协调发展。
面对成渝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成渝地区高职院校的学科专业建设是衡量办学水平与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是一所大学发展的关键，也是学校工作的主线，相信只要高职院校能够顺应经济发展态势，把握发展机遇，认真搞好人才培养工作，就一定能赢得先机，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袁年英，董汝萍，张浩，傅旭.高职高专教师培训培养基地建设探析[J].中国成人教育，2013（03）.
[2]袁年英.高职院校导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探析[J].价值工程，2013（13）.
[3]程晓宇.高职精品课程及其资源利用研究[J].机械职业教育，2013（05）.
[4]袁年英.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探讨[J].当代教育论坛（管理研究），2011（10）.
[5]陈炜，费伟.高职院校实验实训室建设的研究与探讨――以土建类实验实训室建设为例[J].价值工程，2012（35）.
[6]程晓宇，王晓梅.陕西高职院校精品课程应用情况及建设有效性调研[J].陕西国防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1）.
经济发展新格局篇4
论文关键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分布格局
一、引言
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综合的过程：它是区域区位优势、人文环境、资源储存、人力资源开发、政府行政推动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在世界范围内，一个国家无论哪个政党执政、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运用什么样的行政管理模式，国家政策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我国这样一个政府主导一切的国家里，政府的作用尤为突出，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不同时期中央政府基于不同的发展目的，给予不同地区不同的发展政策，因此出现了不同的发展模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短短的60多年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经历了多个形式的演进，在参考其他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从时间纵向的角度概括了中国区域发展模式的演进方式：“点状”分布格局——沿海“带状”分布格局——“弓”状分布格局——“井”状分布格局——“棋盘”状分布格局。
二、发展模式概况
（一）点状分布格局
从“一五计划”到“三线建设”期间，中国的发展重点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数个大城市，如东北地区的沈阳、长春、哈尔滨，中部地区的唐山、太原、洛阳、武汉，西部地区的兰州、西安等大中城市。
这段时期分布格局，中央政府主要从行政化的角度去考察中国工业化布局，使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呈现出若干个大城市异常发达（相对于当时中国其他非工业化地区），而其他非“一五计划”支持的地区异常贫困的区域发展局面。此时的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呈现出典型的非均匀的点状分布状态。
从“三线建设”到改革开放，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依然没有摆脱非均匀的点状发展格局，但点状的区位却有了变化：通过三线建设使整个西南地区成为中国重工业集中地之一，重庆、成都等西南部城市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
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发展重点集中在一些重工业城市，中国的区域发展格局是典型的点状分布图。
（二）带状分布格局
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逐步从政治导向转为经济效益导向，发展的重点也逐渐从内地转向沿海。这一时期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利用中央所出台的一系列的政策优势和所处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使东部沿海地区成为中国最活跃的经济地带。从北到南依次出现大连、青岛、烟台、连云港、上海、宁波、温州、厦门、深圳、珠洲等沿海经济发达城市，这些大城市连结起来像一条玉带镶嵌在东部沿海，成为中国最为活跃、经济实力最强的发展区域。
（三）弓状分布格局
1985年，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四市在国家有关部委的支持率先成立了长江沿岸中心城市发展协调会，由此国家拉开了长江经济开发的序幕中国知网论文数据库。长江作为我国航运的“黄金水道”，以及南京、武汉、重庆等大型工业城市的存在，使得开发长江流域成为国家重点考虑的战略问题，也使得长江流域成为沿海开发后的第二个国家重点发展区域。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在实施“沿海发展”和“沿江发展”战略的同时，又重点实施了“京广线开发”。“京广沿线”开发虽没有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但由于其穿越城市的特殊性（如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等都是省会城市）使得京广沿线成为中国区域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此时的中国区域发展格局呈现出“弓状”：即沿海地区是弓背，京广线是弓弦，长江开发带是箭头。
（四）井状分布格局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洪、童大林就提出国家应实施以陇海-兰新线铁路为枢纽，以沿线中心城市为骨干的新欧亚大陆桥发展战略。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发展，陇海-兰新经济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东端的黄淮海经济区以连云港、徐州为中心在机械、盐化工、水产等方面形成了产业集聚优势；在中端形成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经济区；黄河干流形成了关中经济区和以兰州为中心的化工产业区；在西端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天山北坡经济区也已显露雏形。
此时的中国经济发展形成了陇海-兰新地带、沿江地区、京广线地带、沿海地区的四大经济带，如果放到中国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这四大经济发展带恰好组成“井”字状。
（五）棋盘状发展格局
进入新世纪我国先后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和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发展政策，并相继批复了多个经济发展改革实验区。特别是2009年至今国家批复了13个区域发展规划：2009年至今，国务院先后批复了十三个区域规划：《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中央的这些经济发展举措使中国逐步形成了棋盘状的发展格局：以大中城市为区域发展带动的增长点分布格局，以铁路、城际铁路、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干道为骨干，形成大中小城市、城乡互动的发展模式。在这种区域格局中大中城市好比棋盘上的棋子、交通干线好比棋盘，呈现出“棋盘发展模式”。
三、结语
区域经济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区位优势、国家政策、地方自然资源、地方人文特征等因素都有可能给区域发展带来机遇，其中国家政策因素的影响尤为突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央政府总体上实行的是扶持性的发展策略，旨在平衡区域之间的差距，但发展的结果却是区域间普遍的贫穷；自1978年改革开放20多年来（1978至1999），中央政府坚持“效率第一，兼顾公平”的原则实施了非均衡发展策略，这一发展策略极大地促进了区域发展但造成了区域间极大的发展不平衡，区域差距问题较为严重；新世纪以来，基于区域协调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国家先后提出了多个区域发展战略，这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总之，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我国的区域发展模式在中央政府、地方区位优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模式，展现出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特色。
参考文献
[1]陈秀山.中国区域经济问题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包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政府作用[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3]鲁勇.行政区域经济[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经济发展新格局篇5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新发展阶段、新历史任务、新环境条件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蓄力启航。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性交汇，精准定位了中国所处的历史坐标与世界坐标。我们必须顺应时展潮流，在统筹“两个大局”中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统筹“两个大局”、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选择。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长期向好，市场空间广阔，发展韧性强大，继续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的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我们必须敏锐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在关系，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善于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把工作重心聚焦到完成“十四五”规划所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各项任务上来，积极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激发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塑造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随着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所具有的要素禀赋的变化，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而我国内需潜力不断释放，国内大循环活力日益强劲，客观上有着此消彼长的态势。党的五中全会深入分析了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虽然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但中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具有巨大增长空间。2020年，中国经济总量迈上了百万亿元新台阶，成为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展现出强大韧性和巨大潜能。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带动世界经济复苏，在内外紧密联系和互动发展中，主动塑造有利的发展环境和竞争优势。
着眼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开启新征程的战略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是着眼解决中长期问题、做好打持久战准备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保证长期均衡的重要途径，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谋划。“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描绘了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伟蓝图，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重大工作部署。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准确把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构建强大的国内循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韧性，实现高质量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定位
正确认识和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的战略定位，充分利用大国经济优势，把握发展主动权，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国内大循环，加快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实现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
不是被迫之举和权宜之计，而是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是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指出：“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不懈奋斗，我们已经拥有开启新征程、实现新的更高目标的雄厚物质基础。”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将逐步从重视经济规模的“高增速”转到提高效率和质量上来，实现“高质量”发展成为新的发展主题。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们党对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正确把握和实践运用，是主动作为，不是被动应对，是长期战略，不是权宜之计。我们要以此为着力点，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
不是搞地区小循环，而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国内大循环。我国国内循环是建立在国内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大循环，而不是每个地方都搞自我小循环，必须有效破除地方保护、行业垄断和市场分割。然而，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正常竞争。坚决破除地区间各自为政、“诸侯割据”的错误认识，引导各地区找准自己在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位置和比较优势，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打通“区块”“省域”和“城市”“城乡”等不同区域空间之间的经济循环，加快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而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坚持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取得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正是得益于内外需市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良性互通，中国经济才得以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新发展格局，正是要通过发挥内需潜力，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在满足国内需求、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的同时，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选择
指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十四五’规划《建议》提出的一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这为我们明确了工作重点和方向、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
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遭遇过很多外部风险冲击，最终都能化险为夷，靠的就是办好自己的事、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事实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特征会更加明显，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会不断释放。我们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进一步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堵点，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确保中国经济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行稳致远。
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构建新发展格局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善于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办法，统筹考虑短期应对和中长期发展，以巩固既有改革成果为前提，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加快推进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有利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改革，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改革。
经济发展新格局篇6
【关键词】东亚区域格局二元复合格局大国战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亚太再平衡
【中图分类号】F114【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5.20.001
东亚地域广阔，战略资源丰富，地缘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既是麦金德“大陆腹地学说”中“世界岛”的重要组成部分①，也是斯皮克曼“边缘地带理论”中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Rimland）②。在目前中国逐渐成长为地区经贸合作的领导力量，美国积极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及俄罗斯、日本等战略力量政策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东亚的区域格局发生了何种变化？东亚地区范围内的大国战略、热点问题、安全经济合作进程会在多大程度上对区域格局走势产生影响？中美正在积极构建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否会为东亚地区稳定与繁荣注入新的积极因素？
东亚区域格局历史演变与现状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本文所述“东亚”采用大东亚的概念，即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地区国家，以及美国和俄罗斯。而将作为国际格局的子系统的东亚区域格局理解为，由中美日俄等地区大国和域内其他力量综合构成的基本结构及其互动特征。
东亚区域格局的历史演变。作为古代中国与地区国家间一种特殊的关系互动模式，朝贡体系缘起于先秦时代的分封制。③尽管这一体系的边界与朝贡国的数量不断发生变化，但由于中国在东亚的绝对优势地位，体系内部基本保持着“藩属―宗主国”关系。④在这种特殊的区域格局之下，国家间的往来缺乏正式的规则，更多通过“礼法”来维系；宗主国不干涉藩属国的内部事务，形成一种“平等的双边关系”，体系内国家享有“实质的”。
进入近代，东亚格局的发展演变被裹挟在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酝酿与实践中。始于19世纪西方殖民者的入侵，使得地区古老的制度模式被摧毁，东亚逐步被纳入到现代国际关系体系中。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通过明治维新以及采取“脱亚入欧”的西化战略，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东亚地区的霸权国家。伴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日本欲建立一个自己主导的地区秩序的意图昭然若揭。⑤但由于“大东亚共荣圈”等构想包含的是以权力政治为核心的秩序观念，加之日本武力侵略的实现方式，它严重违背了东亚人民的意愿，给地区带来了灾难，最终也难逃失败的命运。
冷战的终结，使东亚格局迎来了一个以多边主义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地区国家彼此尊重又超越，成立了一系列地区性合作组织并积极推动地区一体化发展。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地区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上的多样性，地区合作过程中主导国家的缺位，加之被地区国家普遍接受的“东亚观念”尚未形成等原因，目前东亚地区合作水平相对较低，地区格局构建与一体化整合任重而道远。⑥
东亚区域格局现状分析。进入21世纪以来，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与区域化加速推进的国际大势下，东亚不仅与欧洲、北美一道稳居世界经济中心三甲之列，更由于地区强劲的发展势头使得世界地缘政治面貌发生深刻变革，国际权力中心开始出现由大西洋沿岸向太平洋沿岸转变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东亚地区权力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后危机时代中美双方在经济实力与地区影响力上的此消彼长，而这也推动了东亚区域格局的重构。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国际与地区经济体系，经济保持着近10%的年平均增长率，体量迅速扩大。在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开始积极融入并参与建设东亚地区经贸合作机制，改变了过去东亚经济由美国主导的局面，渐趋成为地区分工体系与经贸网络的中心。但中国经济在地区的影响力不仅没能有效提升中国在地区安全格局中的地位，反而由于中国的崛起改变了地区原有力量对比，促使美国增强在东亚地区的战略介入力度。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对美国的东亚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2009年7月，宣布调整全球战略部署，“重返亚太”；2011年又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即综合运用政治、经济与军事手段，参与并领导塑造地区多边机制以应对中国崛起。于是，当前东亚地区便形成了一种安全与经济相分离的二元复合式地区格局：安全问题更多围绕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系，其中竞争多于合作；而经济问题则更多依靠中国经济增长所发挥的引擎作用，合作多于竞争。
在目前的东亚区域格局中，美国通过地区性双边同盟体系以及多边伙伴关系为地区许多国家提供“安全”这一公共产品，而中国则依托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为东亚提供“发展”这一公共产品。⑦不过，美国提供的产品并不具有普惠性，被美国视为“对手”的国家不能享受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受其威胁。这一安全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二元复合地区格局，是中美实力此消彼长、崛起大国与霸权国家结构性矛盾在地区的直接反映，也间接揭示出中美未来的战略互动将对东亚区域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此外，在安全层面，除了美国主导的以竞争为主的格局外，还存在着区域大国合作应对地区安全威胁及核扩散威胁的亚格局，主要体现在朝核六方会谈上。从这个意义说，在安全上也是个复合格局。
影响东亚格局走势的主要因素及其发展态势
域内大国战略。在东亚，地区格局的变化主要基于中美俄日等大国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力量对比。因此，对上述域内大国的国家定位、地区战略利益以及基本地区政策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东亚区域格局的发展态势以及在此基础上更好地推动地区稳定繁荣与一体化事业的发展。
中国。伴随着中国崛起，中国对东亚格局的塑造能力会不断提升。2013年10月，国家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太⑧，亚太的繁荣也离不开中国。⑨中国天然地处于东亚的中心，该地区集中汇集了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安全利益，是中国发展最重要的舞台。⑩伴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对国家利益认识的不断深化，中国正在形成基于共同利益的地区战略，以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为导向推进地区建设性合作。
首先，我国落实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推进东亚战略，编织与地区国家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使得东亚国家既得益于我国的发展，我国也能从地区的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与助力。其次，坚定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树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等机制为促进地区共同发展所提供的安全保障的作用；加强地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第三，大力促进地区的发展繁荣。通过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加快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通过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积极搭建地区性融资平台。
美国。冷战结束以来，作为当今世界体系的霸权国与最大受益者，历届美国政府都将“维护霸权领导地位”?、“抑制其他国家试图挑战或谋求霸权的倾向”?视为最主要的国家利益和全球战略目标。作为美国全球战略一部分的东亚战略，自然要服从于美国全球战略，并与之相互协调。面对以两极对抗为主要特征的地区格局终结后东亚呈现出的强劲发展势头以及渐趋形成的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一体化格局，为防止美国被排除在这一进程之外，更重要的是出于维护美国在东亚的现实利益与主导权，奥巴马政府上台后启动了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进程，推进“重返亚太”“再平衡”战略。
由于美国霸权是以其在政治、经济以及安全领域的实力以及优势地位为基础的，因此美国巩固与加强其在东亚的领导地位也是围绕着三个方面展开，逐渐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东亚战略构架。?在安全问题上，美国一方面加强与地区传统盟友的关系，保持在东亚的一定规模的军事存在，巩固既有的“轴辐”式地区安全结构；另一方面通过扩展与东盟国家的安全合作，以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开展多层级军事外交活动等方式，加强与地区非盟国的军事合作关系。在经贸问题上，突出表现为美国对“二十一世纪高标准”多边自由贸易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推动，参与东亚经济合作，并试图重新主导地区经济整合进程。在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上，积极推行“民主价值观外交”，试图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来打压和孤立中国。可以预见，美国介入亚太安全与发展事务，试图主导区域格局演进方向的努力不会减弱，但是鉴于其综合实力相对下降，特别是欧洲事务和中东事务的牵制，美国塑造东亚格局的能力趋于下降。
俄罗斯。目前，俄罗斯国家经济社会转型已经基本完成，但由于受困于乌克兰危机西方经济制裁以及全球范围内能源价格走低趋势，俄罗斯经济出现较为严重的衰退。在这种情势下，以恢复国家大国地位为目标的俄罗斯外交更加强调务实原则，“双头鹰”外交的实践中越发重视东亚地区，其东亚政策更趋务实，与东亚国家间的关系也更趋紧密。俄罗斯的东亚外交主要由以下几个重点领域：第一，将中俄关系作为东亚政策的重心，同时均衡发展与地区其他国家的关系。2014年中俄关系已经进入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新阶段，中俄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近年来，日俄关系也发展迅速，日本正成为俄罗斯在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东西伯利亚―太平洋输油管道以及萨哈林2号等日俄间的能源合作项目也在平稳推进。?同时，俄罗斯还积极介入朝核问题的解决，并将发展与东盟的合作作为东亚战略的又一支撑点。第二，积极参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与一体化进程，力争改变在地区合作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处境。
日本。进入新世纪，由于地区和日本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日本积极调整其外交走向与地区战略布局。目前，在东亚，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以及奥巴马政府的“再平衡”战略，原有的地区政治经济版图被改写，中国和美国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反观日本，经济增长缓慢，旨在通过货币政策扭转颓势的“安倍经济学”成效甚微，与之相应，日本的政治在经济影响下继续相对下降。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治右倾化明显，国内保守派势力不断壮大，安保法案的通过使集体自卫权解禁已经成为现实。政治右倾化促使日本外交更具进攻性，并倾向于同中国争夺地区领导权。以同中国竞争为主轴的东亚战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继续深化日美同盟，在密切安保领域合作的同时，加入美国主导的tpp；二是积极推广“价值观外交”，通过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战略来孤立中国；三是积极介入南海争端，加强同菲律宾、越南等与中国有领土争端国家的关系。
域内次要角色。探讨东亚地区形成的安全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竞争与合作并存的二元复合格局的发展态势，除了关注区域主要大国的地区战略与关系互动外，在东亚经济与安全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朝鲜半岛国家以及长期主导东亚地区合作的东盟也是需要考察的重要变量。
朝鲜与韩国。朝鲜半岛地理位置特殊，按照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的论断，“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与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可以说，朝鲜半岛两国按照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经济军事实力都只能在地区扮演次要角色，但由于特殊地理位置及其与大国利益的密切相关性，其在区域格局演进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可小视。
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朝鲜）方面，作为冷战的“活化石”，在2009年4～5月间和2013年2月进行了第二、三次核试验，已将“核拥有国”写入宪法。病逝至今，尽管面临国际社会的种种猜测，政权已平稳运行近五年时间。但由于朝鲜政局、政策取向以及军事动向发展的扑朔迷离，朝鲜仍将长期作为影响地区和平的不稳定因素。大韩民国（韩国）方面，2013年2月朴槿惠宣誓就职成为韩国第十八届总统后，以创新型经济、国民幸福与文化昌盛作为其施政的三大目标。为配合上述目标的实现，在对外关系上更加务实，在继续以美韩同盟关系为核心的同时，积极发展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构建朝鲜半岛南北信任程序，努力改善朝鲜半岛关系，推动半岛和平进程。?
朝鲜半岛两国的战略走向会直接影响东亚地区四个大国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东亚地区的安全格局。同时，中韩经贸关系的发展如果能够带动中日韩三边经济合作的深化并制度化，将会对地区经济格局和安全格局的优化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比照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不难发现，东亚区域合作并非由地区大国主导，而是由小国组成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主导，即所谓“小马拉大车”模式。
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领导地位的确立是东亚大国博弈与东盟积极追求的结果，同时东盟的独特运行方式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开放式地区主义以及机制化发展为核心的东盟方式（theaSeanway），不仅符合了东亚地区大国关系复杂、国家间互信缺失的地区性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形成了东亚区域化制度体系的面貌。?在东盟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印度尼西亚（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国因其战略位置重要、经济体量较大，在东盟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对外政策也颇为引人关注。
印尼方面，首位直选总统苏西洛2004年入住独立宫后，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在全球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仍在2008年后保持着年均8%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为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在对外政策上，印尼奉行积极独立的外交政策，在同东盟其他9个成员国保持良好合作关系的同时，均衡发展同各大国的关系，试图使印尼成为东盟的领导力量，使东盟成为东亚地区合作的领导力量。菲律宾方面，虽然在阿基诺三世上台后，菲律宾的国际形象排名有所下降，但经济表现却相当不俗，2013年更是以7.2%的经济增长率，名列亚洲第二。在菲律宾的对外关系体系中，以东盟作为依托，将对美关系视为重中之重，近年来同日本加强在东海、南海问题上的相互配合。越南方面，至1986年提出革新开放口号以来，经济逐步走上快速发展的轨道，2010年GDp已达到2000年的3.4倍。在此基础上，越南力图构建多元化、全方位的外交格局。自1995年加入东盟以来，在密切与东盟国家经济关系的同时，成功推动缅甸、老挝和柬埔寨加入东盟，在东盟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作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牵制中国的重要一环，近年来越美关系发展迅速；而中越关系尽管面临南沙群岛归属争议等问题，但在总体上保持了基本稳定。
区域经济与安全合作。东亚地区的区域化进程起步相对较晚，但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无论是在双边还是多边层面，在安全和经济领域都呈现出积极的变化。
区域经济合作。1989年apeC正式成立，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合作开始起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改变地区经济形势的同时，也开启了东亚经济制度化合作的进程，即由单纯的市场驱动型向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制度导向型转变。经过20余年的发展，东亚经济合作如火如荼。近年来，地区范围内出现了以美国为主导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以东盟和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巨型Fta”合作构想。
在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的战略格局中，tpp占有重要位置。在美国的力促下，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墨西哥、智利、秘鲁、文莱这12国经过近五年的艰苦谈判于2015年10月就协议达成一致，实现成员国之间商品与服务关税减让，降低其他部门门槛，制定新的经贸规则。?同一时期，在东盟等地区国家的倡导下，RCep合作框架协议应运而生，这一合作倡议涵盖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若能顺利推进，将形成GDp总量达23万亿美元的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贸易区。?虽然这两大机制在成员国构成上存在一定的重叠，并都认同将构建亚太自贸区作为地区经济合作的发展目标，但在表现出互补性的同时，更多是两者的差异为地区经济合作带来的不确定性，东亚国家不得不在标准一高一低，以tpp为代表的美国道路还是以RCep为代表的中国道路中进行艰难抉择，加重地区经济合作过程中的大国博弈色彩。
区域安全合作。在东亚，由于国家间核心利益的巨大差异，形成了多元化的安全观念，加之国与国之间在历史、领土（海）以及核扩散等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使得人们普遍认为东亚安全困境的产生与存在是一种必然。与此同时，恐怖主义、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海上安全以及自然灾害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严重威胁东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这些问题与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使得东亚成为当前世界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之一。
不过也要看到，东亚地区在冷战结束后20余年的时间里维持了和平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地区国家围绕安全问题展开合作，并探索建立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目前地区范围内的安全合作机制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第一，依托东盟建立的集中探讨区域安全问题的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东盟“10+8”防长会；第二，针对具体问题而设立的多边安全磋商机制，如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第三，涉及到安全议题的综合性的地区合作机制，如东亚峰会。
东亚格局的演变趋向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正效应。2013年，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就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2015年9月，主席访美时明确宣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两国共同做出的“战略抉择”。
力图打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必然冲突”的历史魔咒，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在基于中美双方实力对比、政策互动以及国际地区形势发展变化而形成的，被中美两国政策界广泛接受并积极构建的，存在可控竞争与广泛合作的一种国家关系。可以说，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有利于中美关系朝着更稳定、更有预期性的方向发展。同时，中美关系新定位释放出的正向效应会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经济融合发展、治理结构优化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首先，“不冲突、不对抗”，在安全领域有效减少战略误判。冷战结束以来，由于广泛存在的领土、领海纠纷，加之区域内残存的冷战遗产，使得东亚地区面临着因战略误判而被卷入大规模战争的风险。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内涵就是“不冲突、不对抗”，这意味着中美两国会致力于避免出现以极端激烈的方式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局面。这在客观上会产生外溢效应，促使东亚地区各国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认知，确保地区国家不会因错误预期地区安全形势、中美关系未来发展走向而轻率地采取军事手段来改变现状。
其次，“相互尊重”，在地区治理层面有效提升区域治理水平。长久以来，传统安全都在东亚安全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地区治理长期被忽视。冷战结束后，非传统安全领域问题频发，在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构成威胁的同时，也推动着东亚地区治理机制的建立与完善。东亚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地区国家强烈的观念，使得形成的治理机制多以协商为主，缺乏约束性，在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成效不够显著。因此，中美作为东亚治理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重要力量，应秉承“相互尊重”的原则协调在发展水平、社会制度以及历史文化背景都存在较大差异的东亚国家，逐渐突破观念，通过建立更具强制力的治理机制，在中美双边关系治理与东亚地区治理之间实现良性平衡。
第三，“合作共赢”，在经贸领域有效增加区域范围内经济类公共产品的供给。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与地区经济发展与一体化建设的核心力量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地区提供经济类公共产品的能力与意愿都大幅提升，这必然与正在进行战略重心转移，并力促在东亚贸易、金融与投资领域发挥更大影响力的美国产生摩擦与分歧，也可能导致地区经贸分工体系的分化。但不容忽视的是，中美在经济领域已经形成了深度的相互依赖，中美互为对方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在连续10年的时间里充当着美国成长最为迅速的出口市场。因此，“合作共赢”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要现实基础。中美在地区经济合作领域并非零和博弈关系，中国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公共产品的做法也不会危及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利益。同理，中美在经济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如贸易摩擦、市场准入、人民币汇率等，也将随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深入发展而以最小的代价得到解决，并在此过程中为东亚经济地区主义发展注入更多的积极因素。
区域格局走势前瞻。区域格局，作为宏观把握地区形势与走向的主要内容，作为国家制定政策与协调对外关系的基本依据，在具有客观性与稳定性的同时，也兼具可塑性与变动性。东亚二元复合格局客观地反映出东亚地区权力结构与中美之间互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稳定性。但同时，区域格局必定会随着地区战略力量变化而调整。
首先，东亚格局总体上将保持稳定。根本原因在于中美两国分别在经济与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主要是基于两点：一是一国在既定时间内的军事实力以及在安全领域的影响力与其前期在军事领域的投入与积累紧密相关。美国的军事开支长期以来维持在高水平，对海洋、太空等国际公域拥有较强控制能力，在军事科技领域具有超强实力，这些都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加之东亚许多国家长期以来受到来自美国的安全保护，自身军事实力以及维护本国安全的能力有限，使其短时期内在安全问题上难以摆脱美国的控制。但美国主导的安全体系的长期存在，也使得体系外的国家处于一种不够安全的状态，面临巨大的安全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目前东亚安全领域竞争大于合作的局面。二是一国在地区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其经济水平，更在于其经济发展潜力。目前，中国在东亚经济格局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较高贡献率以及初步形成的地区贸易中心地位，但东亚国家尚未在经济领域对中国形成强依赖，中国也未真正主导地区经济规则的制定。
其次，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东亚格局有可能朝着更加优化的方向演进。东亚格局前景可期的演进方向是：在经济格局保持以合作为主的同时，安全格局不断增加合作的分量并逐渐转化成以合作为主，从而使二元复合格局为一元格局取代。有利于这种前景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基于这种前提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进入“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在结构不断优化、内需不断扩大的基础上，仍然保持着较强的增长势头，中国在地区经济领域的影响力还将逐步提高，在经济格局中的中心地位还将不断稳固，在这一过程中，中美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前景；与此同时，中国在安全格局塑造中的作用也将逐渐加强，这有助于东亚地区多边合作安全格局的进化。
最后，东亚格局演进也受到一些消极因素的制约。第一，难以形成地区领导核心。由于东亚地区特殊的权力结构，以及地区在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多样性，使得区域合作进程中难以形成单一有效的领导权。美国和俄罗斯由于其“域外国家”身份，日本由于其实力不足以及“历史问题”，而中国主要是由于自身相对实力不足，都无法单一领导推进东亚的经济与安全合作。而各大国战略目标的差异又决定东亚地区很难出现欧洲那样的“法德轴心”局面。第二，地区认同构建缺失。东亚多数国家相近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相似的近代化发展轨迹，使得共同地区意识的形成存在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地区内存在的历史问题以及区内国家对于中国和日本这两大地区大国在政策取向以及未来发展方向上认识的不确定，为东亚地区认同的形成与发展带来不少困难，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第三，外部消极因素的影响。欧洲联盟（欧盟）作为全世界范围内最主要和最成功的一体化组织，其合作理念的确定、利益契合点的选取、政策工具的施行以及有效制度约束的建构，被封为区域化的发展典范。不过，由金融危机引发的深度影响欧元区的欧债危机问题，在反映出欧盟结构性问题的同时，也对全球范围内的地区主义发展造成负面影响。这些消极因素的存在，决定东亚格局进化的道路是曲折的。
基于对东亚区域格局的历史考察尤其是对目前地区范围内战略力量的实力对比与互动特征所进行的综合判定，本文认为目前的东亚区域格局是一个二元复合格局，其基本特征是：经济上以合作为主，安全上以竞争为主。具体来说，在经济合作上虽然存在美国主导的tpp和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以及中国与东盟共同推动的RCep之间的竞争关系，但是东亚地区各国之间都存在着非常密切的互利合作关系，就是tpp与“一带一路”及RCep之间，也存在着很强的互补性。在安全上，以美国为轴心的双边同盟体系虽然为一些国家提供了安全保障，却是以某种程度的战略对抗为前提的，同盟外的国家反而感到更不安全；虽然区域内国家在朝核问题以及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有合作，并且形成了一些合作机制，但并未改变东亚安全格局总体上的竞争性。
东亚区域格局如何变化主要取决于区域内大国战略走向及相互关系变化，同时，次要战略力量以及地区合作状况也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中国和美国这两个对区域格局变化最有影响力的大国，在实力对比和双边关系上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发生突变，东亚格局总体上会保持稳定。不过，随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竞争会趋于减弱，各层面合作会加强，这对地区其他战略力量会带来示范效应。因此，东亚格局存在着不断优化的前景：以竞争为主的安全格局逐渐演进成以合作为主的格局，从而终结经济与安全二元复合格局。同时也要看到，制约东亚格局进化的因素仍然存在，构建东亚区域一元合作格局的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对中国来说，在努力改善周边环境的同时，应着力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推动东亚区域一体化事业的发展。第一，加强自身实力建设，更均衡地在安全与经济领域发挥作用。第二，积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断释放其对东亚区域合作的正向影响。第三，积极推动地区合作各领域的体制机制建设，为这一过程贡献中国声音与中国智慧。
注释
HalfordJohnmackinder，DemocraticidealsandReality，newYork：HenryHoltandCompany，1942.
[美]斯皮克曼：《和平地理学》，刘愈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
何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6期。
崔丕：《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
陈玉刚、袁建华主编：《超越威斯特伐利亚？――21世纪国际关系的解读》，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
张小明：《东亚共同体建设：历史模式与秩序观念》，《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1年第1期。
于震：《经济安全互动视角下东亚地区合作格局演变与中国应对》，《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亚太”作为经常与“东亚”交替使用的概念，如果在国际政治语境下做狭义理解，即环太平洋地区主要包括东北亚与东南亚地区，与本文所述“东亚”概念相近。
《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
[日]毛里和子：《东亚共同体与中国》，《国际问题》，2006年第5期。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StephenG.BrooksandwilliamC.wohlfoith，"americanprimacyinperspective"，Foreignaffairs，Vol81，2002.
信强：《东亚一体化与美国的战略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
张学昆：《当前俄罗斯的东亚政策研究》，《西伯利亚研究》，2014年第6期。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魏志江：《试论韩国朴槿惠政府的外交政策趋向与朝鲜半岛局势》，《当代韩国》，2013年第1期。
刘少华：《论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领导能力》，《当代亚太》，2007年第9期。
王士录、王国平：《从东盟到大东盟――东盟30年发展研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
《美日等12国完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谈判》，《人民日报》，2015年10月6日，第3版。
竺彩华：《东亚经济合作的新抉择：tpp还是RCep》，《和平与发展》，2013年第2期。
徐进：《东亚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问题与构想》，《当代亚太》，2011年第4期。
KaiHe，"Underminingadversaries：Unipolarity，threatperception，andnegativeBalancingStrategiesaftertheColdwar"，SecurityStudies，Vol.22，no.2，2012.
周方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路径与前景》，《当代亚太》，2013年第2期。
ChristopherLayne，"Lessismore，minimalRealismineastasia"，thenationalinterest，Spring1996，p.72.
刘祖明、冯怀信：《东亚地区治理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chn/pds/gihdq/gi/bmz/1206_22/sbgx/。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
经济发展新格局篇7
经济全球化是世纪变迁的显著特点,它是冷战后世界格局发展演变和最终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与重组,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它已经成为21世纪不可逆转的历史洪流。它主要表现为世界经济内在联系的密切性和外部互动的包容性。由它释放出来的巨大的世界生产力动能,是推动世界巨变的根本动力。这一历史进程对世界格局的发展具有既导向多极化、又导向单极化的双重效应,但主导作用是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既蕴含巨大的风险,更提供历史性机遇,从而引发新一轮史无前例的空前激烈的竞赛,其核心是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的过渡。在这场竞赛中,必定有一批国家善于抓住发展机遇,采取正确的战略,调整经济结构,充分地趋利避害,最大限度地取得经济与科技的快速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增强综合国力。发达国家可能如此,发展中国家也可能逐步赶上,在大国中会出现此起彼落的情况,但不太可能出现“一国独醒,众国皆醉”的状况。由于经济全球化大大加强了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由于大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是在相互孤立的状态下,而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展开,所以大国实力发生相应序列位移的可能性与幅度都较以前增大,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相对下降,另一些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与作用相对上升。这样,作为全球核心结构的世界格局就会发生力量对比的重大调整。相对上升大国分享相对下降大国原先的影响力,不断创造出新的、多元的力量空间,造成国际关系和大国地位的不平衡转换。正是这种不平衡发展促进了世界大国的多元化,而世界大国多元化正是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美、欧、日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欧、美、亚三大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也正在逐步取代战后美国经济独霸世界的时代。在21世纪前期,中国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世界经济领域的这种多极化趋势,仍然是以经济为基础、经济与政治相辅相成和密切联系的。
经济全球化呈现统一的趋势,而多极化展示分散的趋势,两者似乎是逆向而行、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已有学者指出[1],经济全球化时代是极与极之间逐渐趋向高度依存的时代。过去的极相互割裂,呈绝对性,今天和未来的极是相对的,都是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一部分,简言之,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绝对的。
极与极间关系的这种变化是十分深刻的。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作为基本战略,参与综合国力的世界性竞争。由于相互依存日益深化,它们的发展,只能依赖于利益协调,不能靠长久地损害别国的利益求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特别是大国都面临着大规模金融风暴、全球环境破坏、大量移民跨国流动、跨国经济犯罪、国际债务、对跨国公司进行有效监管与约束等全球性问题,没有一个大国甚至超级大国能够独立解决这些问题。惟一的出路是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合作,其中主要大国间的合作更是至关重要的。全球形势会迫使它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共同致力于建立某种国际协调与控制机制,这使美国难以有效地推行其单极独霸的战略。换言之,在越来越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全球价值分配中政治范围的扩大,以及大国的相互连接、协调与合作的强化过程,已经日益明显。这也增大了美国寻求同其他大国合作的客观推动力。经济全球化需要世界格局多极化来为它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二
全球化以其不可阻挡之势向21世纪挺进,自然引起人们深刻的思考。人们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它所带来的双重效应,即除了具有促进世界格局多极化的作用之外,还可能被超级大国用来建立单极格局或单极主导下的多极格局。
1999年2月26日克林顿的旧金山演讲强调要以全球化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立足点。4月7日他又强调全球化在21世纪给美国外交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在美国看来,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的全球化为它推行全球战略创造了极好的条件。
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使世界经济活动的空间距离迅速消失,充分的经济信息是市场经济活动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美国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率先推行“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制定“数字地球”发展战略,在上述活动领域抢占高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它的优势地位,并且以优先发展信息产业,注重产品的研制与开发,高踞于世界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顶端。美国力图凭借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全球性技术形成经济、军事、政治与文化力量,主导全球化进程,锁定大国力量对比,在国际舞台上大大拓展按照自己意志自由选择的空间,使世界格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美国握有某种主导权或主动权,对现在的国际经济组织及其规则有掌控权。这使美国收益匪浅。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的巨头主要集中在美国。因此,克林顿认为全球化趋势会使美国更加繁荣。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实际上是世界经济融为统一的、相互依存的经济体系的过程,美国刻意利用这一进程把西方政治模式推向全球,即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布热津斯基就说过:“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加上外部世界通过把中国进一步纳入国际体系而施加的变革压力,也许能导致中国体制的逐渐民主化。”[2-p279]
总之,美国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维护自己的经济霸权,进而推进政治霸权、军事霸权、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营造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战略环境,构筑单极(至少是美国单极霸权治下的多极)格局。世界格局的两种走向何去何从,决定于主要世界大国的战略取向和他们在各种较量中形成的全球核心层次的力量对比结构。
三
冷战结束后,人们对世界格局进行了近十年的观察,得出了各自的结论。有人认为,两极格局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美国的单极格局,多极化只是善良人们的一厢情愿,科索沃的炸弹彻底埋葬了多极化的幻想。有人认为,现在是以一超多强为特征的多极格局,它将长期存在。有人认为,“一超多强”是走向多极化的过渡性格局。笔者的看法是,现在处于从两极格局走向多极格局的过渡时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世界格局。
世界格局,指的是世界主要国家、国家集团之间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国际核心结构和战略态势,它建立在利益和力量对比的基础之上。由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力量对比总是处于变动之中。当量变达到临界点时,世界格局赖以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就会遭到破坏,格局势必发生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直至形成新的格局。[3-p24-p25]
按照历史经验,一个世界格局的终结,就意味着另一个世界格局的诞生,如维也纳格局取的。战争在摧毁旧格局的同时,迅速建立起新格局,因为新格局是战争结果的展示,是武力对战胜国与战败国关系及利益的断然分割。然而,这并非是世界格局发展的普遍规律,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世界格局的转换,与战争没有必然的联系,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的,即以两极格局中的一个超级大国自行解体为启端的。
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的解体和消失导致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全球中心结构就进入“序列易位和要素重组”的阶段。萌发于两极格局时期的多极化因素加速发展,世界主要国家(集团)抓住这一历史性时机以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广阔的发展舞台,制定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自身的世界格局。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和平方式和战争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是用武力实现世界格局的“瞬间”更替和突变,它是一种渐进或缓进的方式,避免了战争灾难,却大大延长了世界格局转换的时间。由于这一转换是渐进的,不确定、不可测因素很多,规律性现象时隐时现,一切均难以迅速把握。世界大国需要足够的时间,对世界形势的重大转折及走向作出判断,进行战略与政策的重大调整。它们的结构调整与改革正处于重大的整合期,它们的战略取向和相互关系远未基本定位,它们的力量变化与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一切处于迅速变动之中,尚不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前期,大体上是世界格局从两极走向多极的过渡时期。代威斯特伐利亚格局,凡尔赛格局先是代替维也纳格局,后又让位于美苏两极格局。回顾世界格局演变史,大规模战争成为世界格局转换的重要标志,上述世界格局的转换就是通过拿破仑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完成
人们往往把处于变动之中的某一特定历史时刻的力量对比状态,混同于世界格局所应具有的稳定的结构。实际上,格局的转换都需要时间,只是长短不同而已。何况这次世界格局的大变动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其涉及面之广,变化之深刻,影响之久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变迁所望尘莫及的。因此,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相对来说需要较长的转换时间。
在这一漫长的过渡时期中,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严峻任务是保证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核心问题是在何种条件下,通过何种路径和机制确保向多极格局过渡的和平实现。核威慑下的格局转换具有冷和平的起点,仅仅有这一点是非常不够的。格局和平转移的热和平方式是目前学者们十分关注的。
热和平转移方式,即我们通常所讲的和平方式,应综合考虑国力、制度和认同三大因素在影响格局转移中的作用。格局转移是国力竞争、制度竞争、认同竞争的综合竞争的过程。
综合国力竞争是最古老的竞争,也是基础性的竞争,这种竞争决定了全球层次上的结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西方大国的国力竞争主要表现为权力竞争、霸权争夺,没有对权力的追求就没有对权力结构的争夺,也就无所谓格局转移过程中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了。如果过于专注于这种权力竞争,冲突与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就很大。应当使这种恶性竞争回归到正常竞争,即相互攀比、相互争胜、相互追赶、相互超越,抑制其转化为冲突与战争的可能性。从目前的综合国力竞争态势来看,一方面竞争正在加速向经济与高科技转移。全方位的经济、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建立以高科技为龙头、经济力为基础、政治与外交为保障、军事力为后盾、政府为核心的综合国力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大国综合国力发展有趋于均衡化的发展趋势。一般来说,国力竞争重点的转移,以及大国国力的均衡化,有利于格局的和平转换。此外,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兴起的大国,也打破了大国兴衰的历史规律,她并不扮演以追逐霸权为目标的挑战国的角色,而是以和平手段推动世界格局的多极化。
如果我们很明智地把注意力引向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那么这两种竞争和磨合会大大削弱大国对国力竞争的过度关注,它们即使不会消除也会大大减少对立大国间的威胁意识。换言之,制度和认同在软化安全竞争方面举足轻重。因此,解释世界格局和平过渡问题,就必须研究在何种条件下对立大国能够相互间建立起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形象、共识与信任,从而有利于共筑彼此间可以接受的世界秩序与制度的问题。
制度竞争与认同竞争主要通过三条路径导致世界格局和平转移。
第一,对立大国经过长期的战略克制和相互调整,最终将对方视为具有良好形象的国家,这个互构过程的主要目的是双方不再把对方视为威胁。因此,国家特征的观念转化与认同,是世界格局和平转移的中心环节。促使两者形成相互间的良好形象的办法有三个方面:一是存在着全局或局部的多种共同外部威胁;二是从战略高度出发,不断开发出越来越多的共同利益;三是求同存异,对歧见进行开诚布公的机制性磋商,克制、大度和不强加于人,这大大有助于建立起一种相互信任的良好形象。
第二,大国尤其是对立大国成功地就国际新秩序基本达成一致,使之与新的多极化的国际形势相适应。这对于世界格局的和平转移极为重要。和平转移不仅仅取决于出现一个稳定的国际新秩序,更取决于这个秩序形成与维持的民主方式。如果秩序是一方强加于人的,它就不能长久。真正的和平转移须是各方合作和满意的结果,而不是相互威慑和威胁的结果。最关键的是美国明智地承认其霸权的终结将是一个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与其他大国就多极化达成共识,放弃对国际空间的垄断,代之以共享,并就国际秩序和安全管理的规则制定取得一致:如在何种情势下、通过何种途径进行国际干预特别是使用武力是合理且合法的;国际金融、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如何规范等。
第三,必须使达成的世界秩序合法化。合法性也是世界格局真正和平转移与否的重要因素。秩序来自对行为规范和治理制度达成的一致。合法性能强化全球范围内对世界秩序的认同,因而也就能使这些规范和制度建立起牢固的基础,更加富有持久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叶自成.对多极化格局的几点思考[J].国际政治研究,1999,(1)
经济发展新格局篇8
关键词: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
一、二战期间及战后初期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打击了英、法、德、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各国实力大减。美国在一战中向战争国出售各种工业品和武器,大发横财,成为一战后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一战”中通过十月革命建立并发展起来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不断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很大成就。亚洲日本力量不断增强,侵略野心逐渐滋长。
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六年的“二战”终于结束。这场战争使世界经历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它留给全人类的是无比巨大的创伤和破坏。
美国在战争中损失不算太大:1945年10月在美国纽约成立了联合国。虽然成员国不断增多,但在其成立初实际为美国所操纵,美国世界第一强国优势依然得以保持。苏联实力虽也遭到削弱,但仍得以保存,成为战后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
因此,在战后的东西方世界实际只有美苏两个大国。随着杜鲁门主义的出台,美苏“冷战”开始,两极格局形成。
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勃烈日涅夫先后上台执政进行改革,特别是在勃烈日涅夫缓和战略和霸权主义的维护下,苏联一跃成为与美国匹敌的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大国。
在亚洲,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10月1日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此后几十年间,新中国不断进行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1971年第26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联合国大会及安全理事会成员国等合法席位,中国实力逐渐增强,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二、八十年代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八十年代,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未受到动摇。西欧成员国不断增加,总体实力进一步强大。日本则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基础上,以11.6%相当于美国27倍,联邦德国23倍的年增长率继续发展,1987年,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在亚洲,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的实施、邓小平“一国两制”政策的提出,新中国政治、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同许多国家恢复建立了外交关系,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并开始谋求与世界大国同步,旦仍然保持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苏联这一时期领导人更替频繁,政治、经济受到极大影响。在著名的“8•19”事件后,苏共丧失国家政权,苏联社会主义性质发生变化,苏联正式宣告解体,美苏对峙两极格局彻底瓦解,世界进入新旧交替、向多极化过渡的“一超多强”局面。
三、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初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在欧洲,参加欧共体国家越来越多,1993年11月,欧共体正式更名为欧洲联盟(简称欧盟),其成员国至2007年已达二十七个,各国力量及欧盟总体实力大大增强,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苏联解体后最大的是俄罗斯联邦,实力虽有所下降,但仍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上拥有较大优势。
在亚洲太平洋地区,1967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1989年,亚太地区国家成立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太组织”),加强了亚太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与合作,实力不断增强。日本进入九十年代,虽然经济发展存在很多问题,不断引发社会经济、政治危机。尽管如此,日本也在逐渐加强与东盟、亚太经合组织国家的交流与合作,其世界经济强国的地位仍旧得以保持。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这一时期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加强与亚太地区和国家的合作,1991年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001年建立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些决策使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经济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在国际格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随着跨国公司的扩张,“麦当劳化”“迪斯尼化”“商业连锁”等风行世界,影响世界文化多元发展,同时,也引发一些新的世界性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问题。
由此可见,世界并不是哪一国家占据绝对优势的统治局面,不同时期各国力量的变化会形成不同的世界格局。
综合以上四个不同时期世界的政治、经济变化,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
经济发展新格局篇9
关键词：河南区域发展区域格局发展优势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9-212-03
中国区域发展一直是国民经济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期，国家高度重视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河南如何在全国区域发展大局中抓住发展的有利条件，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加快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实现河南经济社会可持续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历程
区域发展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必须面对的重要现实核心问题之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发展布局因现实问题而不断变换，区域发展战略政策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调整和完善的过程。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工业经济布局经历了由沿海向内地推进的阶段，区域发展出现了向内陆倾斜的格局。建国初期，只有少数几个南方地区和沿海城市拥有简单的工业产业，生产力极为薄弱，面对过去遗留下来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从“一五”开始，经济和工业布局建设逐渐向内陆地区倾斜。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全国动工建设的大型工业项目大部分在内陆地区，集中建设了一批像武汉、西安、太原、兰州、郑州、洛阳、成都等重要的内陆工业基地，改变了以往中国沿海和内地产业布局长期失衡的格局。此后的“三五”和“四五”计划提出了区域开发重点在“三线”地区的思路，这一阶段主要是在中国战略纵深地区建立以国防为主的工业体系，有力地推进了内地的工业化进程，为内地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现代工业基础。
第二阶段――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最初的20年中，在投资布局、对外开放以及政策优惠等方面给予东部沿海地区重点支持，带来了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国家经济重心由内地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1979年首先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4年增加了天津、上海、福州、广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1985年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的59个市县设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建立海南经济特区及海南省；1990年开发上海浦东新区，形成了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主的对外开放区域发展格局。1986年六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明确提出了加速东部沿海地带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到中部，并积极做好进一步开发西部地带准备的发展战略，形成了以沿海地区为主轴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东、中、西“三大地带”空间格局。
第三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至“十二五”时期末，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向协调发展轨道上转移。针对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内陆地区，尤其是边疆地区的发展差距明显拉大带来的突出矛盾，中央开始对区域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1999年12月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国家提出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战略，2006年出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形成了一整套有机结合的区域整体发展战略。在这一整套统一的战略指导下，21世纪初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四大板块”总体发展战略格局。
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转向科学发展，区域发展格局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化。2010年底国务院颁布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表明区域经济发展除了要注重均衡和协调之外，还应该考虑科学开发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区域发展政策更侧重于科学发展。同时中央还加大对贫困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资源枯竭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的扶持力度，这意味着区域发展不再是指单一的高速发展，也不只是追求经济意义上的区域均衡，而是更多考虑各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一系列重大区域f调发展政策的实施，扭转了我国区域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初步形成了各大区域板块趋向协调发展的格局。
梳理新中国建国以来的区域发展战略沿革，我国区域发展经历了从沿海到内陆、再到东部沿海以及“东中西东北”四大板块发展战略的变迁，中国的区域发展战略由非均衡发展战略逐步过渡到均衡发展战略。
二、“十三五”时期我国区域发展的趋势特征
“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五年，全面小康的重点在“全面”，四大区域板块协调发展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内容。为此，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维和政策目标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需要有新思路、新举措。“十三五”时期我国区域发展已呈现出新的趋势特征，表现有：
1.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三大战略为引领，经济轴带化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形式。新常态下，三大战略为引领带来的经济轴带化发展，意味着未来五年我国区域发展将更加注重统筹协调。以往我国区域发展形成了四大板块的战略格局，行政色彩浓厚，主要是根据地理位置进行的区域划分，存在着区域行政壁垒突出，一定程度上割裂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阻碍生产要素在全国的合理流动等问题。为此，“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的战略，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的发展新思路。以三大国家战略为引领，将促进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区域板块之间广阔的合纵连横，以点带线，由线到面，连接成轴，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极、增长带和增长点；通过培育若干带动区域协同发展的经济轴带，能够打破地区封锁和利益藩篱，全面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完善我国的区域发展政策，最大限度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培育广阔的区域发展新空间；同时促进国际与国内经济发展互通，形成沿海、沿江、沿边全方位对外开放新局面。
2.发挥城市群、中心城市作用，形成辐射全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增长极。城市群的建设和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要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优化发展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形成东北地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关中平原等城市群。”城市群建设是“十三五”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亮点，将成为国家社会经济最发达、经济效益最高、最佳发展区位优势的地区，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心城市又是城市群发展的“火车头”，是一个区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核心，它以极强的辐射、带动、服务等功能影响着周边地区，带领城市群经济快速发展。2015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明确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要求在中西部地区培育发展一批城市群、区域性中心城市，促进边疆中心城市、口岸城市联动发展，形成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增长极。
3.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城市群中的城市之间，要形成既有紧密的协作合作又有各自优势的地域分工体系，就必须依靠发达的基础设施网络，其中发达的铁路、公路设施是城市间空间结构的骨架。高铁、城际轨道交通等现代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极大促进了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地区内部的经济联系，也为中原地区、长江中游、成渝地区和关中平原等地城市群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拓展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出台了一系列继续拓展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空间、网络等政策措施。2016年7月2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确定，2016―2025年，我国将构筑以“八纵八横”主通道为骨架、区域连接线衔接、城际铁路补充的高速铁路网，将进一步加大中西部地区铁路建设力度。到2020年，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建成投产，铁路网规模达到15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3万公里，覆盖80%以上的大城市，为完成“十三五”规划任务、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有力支撑。“十三五”时期以高铁等现代基础设施将为中西部内陆地区的沟通连接，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发挥比较优势，开发优势资源创造更好条件。
4.重点特殊地区的发展能力将显著提高。过去几年，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加快发展的政策措施，如支援、新疆少数民族边疆地区，支持赣南、陕甘宁革命老区，帮助资源枯竭、生态严重退化地区以及集中连片困难地区的扶贫攻坚等，取得显著成效。“十三五”规划《建议》继续确定了，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成为“十三五”区域经济发展的发展目标、新的基准线。到“十三五”末，我国将在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基础上，着力增强各类特殊困难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奠定基础，塑造要素有序自由流动、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基本公共服务均等、资源环境可承载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三、当前河南经济发展的特点
河南在全国四大板块格局中属中部地区，第五大经济省份，具有承东启西，连南贯北的位置。河南近年来经济发展取得很大进展，结构调整三产比重明显提升，三次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但河南是中国的缩影，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任务任重道远，河南传统竞争优势在逐渐削弱，新的接续力量还在形成之中。总体看，目前河南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特点：
1.工业化进程中期阶段特征明显。主要表现为，一产、二产占比过大，三产发展明显不足，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2014年河南三次产业结构为11.9：51.2：36.9，同全国9.2：42.6：48.2水平相比，河南的一产、二产比重明显偏高。从全国的产业结构来看，2014年产业结构为自2012年三产的比重超过二产后，三产比重继续上升，达到48.2%，而2014年河南省的三产比重仍远远低于二产。和中部其他5省相比，2014年河南一产占比是中部6省中最高的，而三产占比比中部6省中三产占比最高的山西差7.4个百分点。2014年河南的城化率为45.7%，比全国54.77%的城镇化水平差了9个百分点，远远落后于全国城镇化发展步伐。河南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程明显滞后。
2.经济转型压力大，科技含量偏低。河南作为经济大省、资源大省，一直都是依靠重工业的优势支撑发展，2014年全省的冶金、建材、化学、轻纺和能源五大支柱产业占规模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近50%。但是我国总体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国民经济对重工业的需求在不断降低，环境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刚性约束越来越大，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发展必然受到限制，河南较高的重工业产能过剩严重，转型压力较大。
目前河南大多数产业产品集中在产业链上游和价值链低端，技术含量较低，竞争力不强。2014年河南六大高载能行业产业（包括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占规模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仍在35%以上，处于较高水平；高技术产业发展增幅虽然较大，但比重仍然较小，2014年河南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仅占7.6%。
3.外向型经济增长迅速，但开放格局有限。河南是典型的内陆省份，既不沿边，也不靠海，对外经济一直是发展的弱项。近年来，河南对外出口发展迅速，2014年河南进出口总值3944.36亿元，创历史新高，但外贸依存度仍然只有11.4%，对全省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仍显不足，急需加强。而且在河南出口结构中，工业品对外贸易一直是河南主要创汇来源，服务贸易出口创汇非常之少。在河南服务贸易出口中，传统的服务产品居多，旅游业和国际劳务输出是主要的出口创汇项目，而金融、保险、信息技术、通信等新兴领域服务出口极少，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发展更是严重滞后。
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近年来河南发展比较快，2014年，河南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到了149.27亿美元，占全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达总量的12.5%，“引进来”的效果比较明显；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对外直接投资额虽有所上升，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15.9亿美元，是2000年的142倍，但这个总量仅占全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1.29%，c河南占全国GDp5.5%的比重相比差距较大，说明河南“走出去”的能力仍然欠缺。
4.经济转型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初露端倪。近年，河南省按照粮食生产核心区战略规划，大力实施高标准良田“百千万”建设工程，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粮食在高起点上继续增产，已经连续四年超过1100亿斤，为河南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打下坚固基础；在工业行业中，装备制造业和食品工业等一些高成长性行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增加值比重不断提升，2014年河南高成长性行业（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食品产业、现代家居产业、服装服饰等）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上升至45%；新兴服务业发展加快，2014年金融、租赁和商务服务、居民服务等增加值同比增长15.6%、26.0%和14.2%，随着河南交通运输条件的优化升级，以航空物流、快递物流业增长迅猛，2014年新增2a级以上物流企业169家，全年快递业务量2.61亿件，同比增长52.2%，业务收入36.42亿元，同比增长54.0%，表现比较突出。
四、培育河南经济发展新优势
新一轮区域经济发展的机遇正在到来，东、中、西、东北地区各有各的发展问题，也面临着不同的发展机会，发挥各地区独特优势，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合作，是每一个地区都应积极而又审慎努力的方向。在这一轮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变化中，河南如何未来抓住发展机遇，培育经济新增长点，意义重大。主要对策建议有以下几方面：
1.把握三大战略引领发展的新机遇，积极融入核心经济圈。以“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为引领是“十三五”我国区域发展的主要脉络，这些国家战略规划的部署是当前河南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河南处于这些国家战略包围的中心地带，息息相关，紧密联系：郑州、洛阳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重要节点地区，应充分发挥承南接北、连东启西的独特优势，争取主动发展，加强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西部地区的联系，融入其中，在东西双向开放中发挥重要作用；南部、西南地区可依托长江水道，加强与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紧密联系；北部地区（尤其是安阳）可以加大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合作，争取成为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链条中的一环；同时，重点加大郑州航空港综合试验区的开放力度，吸收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先进经验，扩大郑州航空港综合试验区经济辐射范围，带动全省经济向更高层次升级。
2.做大做强中原城市群，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原城市群是国家“十三五”规划中确定的五大区域性城市群之一，是中西部重点发展地区。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城市群是河南经济发展的“龙头”，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是郑州都市圈经济的核心增长极，提高郑州航空港中心地区集聚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加速产业和人口集聚，对推动河南区域经济乃至辐射中西部地区的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一是依托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试验区国家战略，全方位提升郑州都市圈建设。推进郑汴一体化发展，在空间布局上实现行政区域范围向大都市经济圈的转变，要强化郑州市中心城市地位，促使郑州从规模、等级、产业、城市管理、空间布局等方面实施跨越式发展，使之成为中原地区进入世界的枢纽和世界进入中原的门户。二是加强中原城市群协调发展。以系统规划建设城市群为切入点，强化城市分工合作，健全功能完备、布局合理的城镇体系，促进空间结构优化和区域一体化发展，形成经济充满活力、生活品质优良、生态环境优美的新型城市群；以发展壮大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为支撑，壮大中心城市工业实力和三大产业发展能力；以全面优化投资环境为重点，加大对内对外开放力度，有序承接国际及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吸纳更多的外来人口和劳动力，做大做强中原城市群，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3.加强高铁在河南省内的建设力度，夯实“连天接地”区位新优势。加快实施河南“米”字型高铁网建设步伐是当务之急。高铁对于国家经济之影响，举足轻重，已成为未来左右经济格局变化的新力量。河南拥有全国第一的高速公路里长、积极建设中的郑州国际航空港，而高铁则为郑州综合交通优势增添了新的实力保证，形成路空立体交通体系，成为影响河南经济空间布局关键性因素。积极争取高铁在河南省内的建设力度，不仅使河南交通枢纽的优势得以复合型成长，最大限度地发挥综合效益，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河南乃至中原经济区经济的紧密度，使一些过去偏远、边缘化的城市和地区因此而改变，获得发展的机会。加快落实郑州至徐州、商丘至合肥至杭州、郑州至万州、郑州至济南、至太原、至合肥等快速铁路项目，尽早建成“米”字形高速铁路网络，确保郑州作为全国性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地位更加巩固，增强郑州核心区对整个中原经济区的辐射带动能力，推动中原地区经济更好发展。
4.进一步加大区域合作力度。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区域合作成为当今世界区域发展的基本趋势和必然要求。我国区域发展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国家新战略的实施出现了由竞争到竞和的态势，区域经济从相互竞争到协同发展，已成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必然趋势。河南立足自身实际发展情况，积极谋求在国际、国内两方面开展合作，扩大发展空间。一是要积极依托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加强与沿线国家和西部地区合作，在国际化、区域化合作方面实现战略突破。二是依托中原经济区，加强与周边省份的经济交流与区域合作。积极与山东、山西、安徽、河北、湖北等周边省份衔接协调，积极推进务实合作，共同破解制约经济社会发展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区域性瓶颈约束，与周边地区形成功能互补、协作高效的发展新格局。三是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积极主动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沿海发达地区扩大合作交流，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提高产业发展水平，实现互利共赢。
5.确保国家粮食战略安全，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河南是农业大省，是国家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2015年河南粮食总产量达到1213亿斤，在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中位列第二位，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安全的战略任务。“十三五”河南要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藏粮于民战略，持续推进高标准粮田“百千万”建设工程，稳步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同时，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延展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建设全国新型农业现代化先行区，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再者，“十三五”国家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力度，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是主要任务，编制了实施脱贫攻坚规划和易地扶贫搬迁、以工代赈专项规划，这有利于河南加快实施“三山一滩”群众脱贫工程，有利于460万农村贫困人口稳定脱贫，53个贫困县全部摘帽。通过健全脱贫攻坚机制，落实脱贫攻坚责任，确保“十三五”期间让河南农业成为发展的新优势，让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参考文献：
[1]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
[2]河南统计年鉴.2015
[3]姜巍.构建“十三五”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2015
[4]蔡武.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历史变迁与新趋势[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3（1）
[5]李树鑫.河南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发展策略研究[J].特区经济，2014（11）
[6]史育龙.培育区域协同增长极塑造协调发展新格局.管理论坛，2016（3）
经济发展新格局篇10
由单边格局向双边格局构建
单边格局是指在确立发展和建设的方略上，主要体现在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规划自己的蓝图，确定自己的走向，实施自己的步骤，不考虑相关领域甚至全局的发展和资源的共享。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由单边格局向双边格局构建，就是要打破“军”与“民”单边发展从自身利益出发、相对独立运行的格局，实现“军”与“民”协调发展、互利共赢、双向一体运行的双边格局，真正实现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融为一体。
正视条件，抓住机遇。目前军民融合发展单边独立运行的格局还没有完全打破，来自多方主观和客观的阻力还比较大，但军民融合带来的丰硕成果以及孕育的巨大潜力和高效益已经突显出来。作为国家安全保障主力军的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步伐在加快;一大批军民融合人才走入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各个领域;军队保障从机关延伸到了作战部队;作为先行先试的26个部级的军民融合示范基地和近百个各级各类军民融合园区的建设探索出了新的路子。这些实践成果为构建军民融合双边格局打下了扎实的基础、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建立军民融合双边格局条件已经具备，时机已经成熟。
全面勾画，顶层布局。实现军民融合由单边格局向双边格局的构建，目的就是为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增强国家战略潜力和国防实力提供组织保障，更是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大制度的具体体现。扎实推动这一重大战略举措，必须从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全局进行全面勾画，进行整体规划、顶层布局，必须改变以往习惯于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建设的思路，向着眼顶层和全局的整体核心功能转变，进行整体布局。
制度先行，衔接配套。军民融合由单边格局向双边格局构建，将打破长期以来单边格局形成的固有状态，原来的利益格局、独立运行格局、自我封闭格局、闭关自守格局被新的双向格局取代过程中，各种失衡状态、无序运行、阻力障碍都将会显现出来，矛盾和问题将会此起彼伏。因此，必须进行行为规范，确保在构建中按照规则行事、依照准则推进、遵循规程深入，这就需要制度先行，靠制度的强制性约束来保障双向格局的稳步形成。
由系统格局向体系格局构建
体系是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的系统构成的一个整体。军民融合实现由系统格局向体系格局的构建，就是将目前诸多个仍处于相对独立、分散实施、各自为政的系统格局，纳入到军民融合这个体系格局内，实现各个系统的整体联动、一体运行、协调发展、步调一致。
系统运行，体系管理。各领域在系统格局下运行已经是多年来形成的固有发展模式，这种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运行结构，已经近乎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发展生态链，甚至几乎不需要与系统外的交换，就能完成系统内的循环发展。今天，各领域间的跨界发展，各系统间优势互补、互为依托的大势和实践需求，已经迫切要求必须实现从系统运行格局向体系管理格局过渡，既要在宏观上把军队、政府和企业的军民融合纳入一个体系管理格局内，又必须能够实现经济与军事、军工与民企、人才使用与培养等在中观和微观上的体系管理格局。
纵横贯通，统一筹划。随着技术的进步，军与民的融合已经开始了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并加速向纵横方向延伸的态势，融合的范围已经越来越广，领域也已经越来越多，融合的形式、方法、和手段也越来越复杂，内容也逐渐包罗万象。为此，针对目前这种发展的基本格局，军民融合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只有统一筹划，将纵横贯通、交错发展的格局，通过军与民这条贯彻始终的主线，紧紧抓住军与民共性发展的本质核心，逐步构建成由目前分散实施的格局纳入到系统发展，再统一到体系格局内运行。
整体推进，需求牵引。军民融合是军队、政府和企业三个主体间的相互支撑、互为条件和紧密协调，是不同系统、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相互间的合作发展、互利共赢。必须在一个囊括军民融合各要素的组织领导体系格局内，整体推进，同步实施，这就要在能够实现并确保军地双方共谋推动融合、共促深度发展为核心的需求牵引上下功，不论哪个主体、哪个领域或哪个系统，都不仅要做到需求主体、需求目标和牵引对象明确，同时还要确保在体系格局内的总体上以及各个系统、各个层面的需求牵引，必须充分体现军地双方一体、陆海空天一体、宏中微观一体、近中远期一体。
由松散格局向紧密格局构建
松散格局是指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整体构成还不够紧凑，内部结构还不够严紧，发展重心还不够集中，制度措施还不够规范，政策执行还不够严格。军民融合由松散格局向紧密格局的构建，就是要将目前军民融合的整体构成、内部结构等由松散状态向紧凑、严紧、集中等紧密格局的过渡，实现军民融合涉及到的诸要素、诸领域都能处在一个紧密的发展格局之中，做到处处都在构成之中，时时都在结构之内，没有遗漏、不留空白。
区分要素，规划范围。要素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表现出来的最基本的单元。近年来的实践表明，有些要素还没有纳入体系内，有的是由于遗漏导致的，有的是由人为的因素造成的，也有的还处于徘徊之中。有些要素也并不具备或不具有明显军民融合的本质内涵。在这种格局下运行，不仅使人们对军民融合产生了混淆，而且给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带来了弊端。因此，必须对军民融合的基本要素进行科学区分，按照军民融合诸如管理、创新、人才、保障、信息、咨询等领域范围，进行全面规划，系统归类。
完善领域，统筹运作。尽管军民融合各相关领域不断扩大，环境不断改善，但对各个领域的规划与建设仍没有有效改变松散组合、自由发展、随机进出等盲目的状态，有相关领域建设与发展不适应、不系统、不完善、不协调;也有许多重要资源、关键技术、急需平台等还游离于相关领域格局之外。因此，必须以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领域系统发展为着眼点，统筹运作，把已形成的和逐步形成的新兴领域不断纳入到领导管理、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信息支撑、条件保障等体系格局之内。
增强效益，健全结构。效益既是衡量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衡量军民融合结构布局科学与否的重要标志。松散就意味着无法形成整体效益，造成力量分散，形不成合力，直接导致效益低下;紧密意味着提高凝聚力，把各方力量整合起来，形成规模，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达到增强效益的目的，才能确保效益实现最大化。因此，必须建立健全军民融合组织结构，将分布在各个领域、各个系统以及游离在军民融合相关领域和系统之外的军民融合力量，整合起来并纳入到紧密的组织格局内，通过至上而下的管理、创新、人才、保障等体系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实现并促进整体效益的提高。
由独享格局向共用格局构建
独享的本意就是独占，在这里既指社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两大领域，也指区域建设和行业发展相关具体部门;既指基础建设和技术创新，也指人才使用和条件支撑等等，突出的表现就是将有限的资源、产出的成果、带来的利益等都为我独用、独自把持，不考虑其他领域、部门和系统。因此，只有打破当前独享的格局，建立起资源共用、利益共享的格局，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才能得到有效保障。
协调规划，资源共用。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军与民的界线不仅表现在众多领域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共性的范围已经越来越大，而且各领域、各系统、甚至各要素之间的依存度已经越来越高、相互提供便利和支持才能发展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因此，必须从协调规划入手，建立起资源共用的格局，从管理资源、技术创新资源、人才资源、基础设施设备资源、政策条件保障资源等共性问题进行协调;同时还要在制度规划、需求规划上进行全面协调，这样才能确保有限的资源通过协调与规划真正发挥出最大的效益。
区分主次，优势互补。军民融合是国家发展战略，是国家的大事，因此，打破独享格局建立起共用格局，必须把大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小到军地双方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运用等都放在国家的层面来统一筹划、区别和分类。军民融合涉及的资源方方面面，分布的领域也包罗万象，资源的区分也就不可能上下一个模式，左右一个标准，无论哪个方面、哪个领域都应有主次之分、偏重之别。
全面兼顾，利益共享。军民融合既是转变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也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生成模式的重要手段，这期间利益将是经济与军事两者紧密联结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因此，利益的分享将对军民融合共用格局的构建至关重要。因此，共用格局的构建必须做到在管理的架构、职能的确立和政策制度的保障上，确保能够站在国家发展与安全的高度，将国家的发展利益与安全利益紧密结合起来，全面兼顾各方利益，既要确保为军队提供更可靠更坚实的物资基础，还要能够促进国防工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又必须保护好民间资本的良性发展，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由计划格局向市场格局构建
军民融合涉及的领域特别是一些重点领域大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完善和发展起来的，目前这种还基本保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运行的格局，虽然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在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的大背景下，已经显现出了诸多弊端，游离在两种体制下运行的状态，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体制上的碰撞、结构上的掣肘和制度上的约束。因此，军民融合构建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格局，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客观要求。
打破封闭，进入市场。军民融合必须打破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格局，让军民融合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最大限度地运用市场资源，充分发挥各领域、各经济成分的优势。通过军事需求部门制定对企业运用先进技术和体系外资源等比例和指标的约束，以及标准、法规制度的规范，实现计划格局向市场格局的转变，让军民融合适合开放的领域最大限度地进入市场，把市场经济体制下全开放的、充满活力和强大的动力发挥到极致，这样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才能有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