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稳定发展篇1
关键词：经济稳定；经济增长；经济发展
经济稳定是指社会经济生活的协调有序性及其发展态势的可控性。尽管总的来说，经济的稳定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之上，但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并不是等同的概念。这是因为单纯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直接导致经济的稳定，在一定条件下，它还可能造成经济波动乃至政治不稳定。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经济发展。在我国，由于长期以来过分看重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甚至把发展等同于增长，结果把许多无可回避、必须解决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留在了后面，包括：城乡和地区发展差距扩大，贫富差距拉大，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失衡，资源环境与发展不协调等。笔者将对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几个个概念进行分析，明确其内在关系。
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
一般而言，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最初人们把经济增长简单地当做发展，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人们的物质财富和福利就会增加，社会就会富裕起来，认为这就是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备受睹目，甚至联合国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向发展中国家注入资金，就能使这些国家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并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因此，二战以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实现工业化当做发展的主要内容。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战略的普遍实施，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难题，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危机，例如资源耗竭、粮食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社会贫富悬殊等。
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的变化，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陷入了增长率下降和债务危机中，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国公司拥有产权的初级出口的增长，由于缺乏结构变革和制度变革，人力资源、技术水平和其他部门的生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经济部门的效益也没有发生相应的增长，实际收入的利益没有在各个阶层间进行公平的分配，只是个别人获益暴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提高。由于这种增长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因此只是有增长而无发展。于是人们开始对增长即发展的理论进行反思，认为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经济增长不是目的，经济发展才是目的，并且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概念。
经济学家赫里克和金德尔伯格认为，在经济学理论中，增长与发展有时做同义词使用，在某些场合这种用法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当这两个词在一起使用时，应该区分它们的词义。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在他们两人看来，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包括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在内的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的增加，主要是指数量上的变化，表现为GDp或人均GDp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数量概念，更是一个多维度的质量概念，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善、质量和效益、分配的合理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增长包括了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止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以及各部门之间投入分布的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如同人的成长一样，增长着眼于身高、体重，发展则注重于机能和素质的协调和改变，如学习能力等[1]。
总之，经济发展应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社会和政治体制变革的经济增长。一般认为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即产出的增加；二是结构改善，包括人口结构的城市化、产业结构协调与优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包括实现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环境的优化和美化、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经济体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并不是简单等同于经济发展，如果只有产出的增加而无其他的改变那只能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必然同步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一定是同步的，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增长如果不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领域的变革，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其实关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在19世纪、20世纪，把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唯一标志的理论曾一度占据了主流。这种理论认为，经济的不发达是政治动乱的根源，只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持续进步，各种社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社会也就会保持稳定。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证明其武断性和不合理性。因为，现代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社会综合运动，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指标达标”[2]，它既包括经济的工业化，同时也包括国家的民主化、社会的城市化和价值观的个人理性化，其丰富内涵是GDp指标所难以涵盖的。在现代社会中，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关注GDp的增长而忽视了对于生态的保护、忽视了人文关怀，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率，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亨廷顿在其《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事实上，现代性孕育着稳定，但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因为“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2]亨廷顿所言虽比较偏激，但也有一定的道理，现代化进程确实伴随着动荡、不稳定，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改革的代价。从历史上来看，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经济迅速增长之后，发生了社会动荡[3]；而前些年经济发展居亚洲四小虎之首的印尼近年来也不断发生动乱、政变[4]。当然，这些例子还不尽然说明一定是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的不稳定，造成这些国家发生动荡的原因还有很多，但它至少说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稳定。关于原因，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迪尼认为是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当然经济增长也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动荡不稳定。而就算我们可以肯定上述例子中的不稳定是由于经济增长造成的，我们也只能推出经济增长会带来不稳定，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不稳定。因为从全球看，情况并非都如此。很多国家如西德、日本、意大利在二战后都出现了高经济增长率，但是国内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其现代化进程基本是在非常平稳的过程中进行的。
因此，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是具有双面效应的，即同时存在对社会稳定正向的促进效应和反向的破坏效应，而最终结果则取决于两类效应的角力。由于这两类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人民福利的作用[5]。因此，要使经济增长在社会稳定中起到正向作用，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求得一个相对的和谐与平衡，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经济稳定应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稳定
经济稳定的内涵包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微观经济活动充满生机活力；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6]。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保持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
过去那种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是一种单纯追求增长的片面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缺陷在于其仅仅关注发展的手段，却忽视了发展的目的，无视普通民众的需要；把环境当做可无限获取的资源，而没有意识到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延续下去所必须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以及其作为生产资源的有限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们认识到，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把当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续发展，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样的发展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和协调。离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离开协调有序性的经济增长，最终将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衰退乃至危机。2003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要求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均衡发展，坚决摒弃过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的片面发展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作为经济稳定的基础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经济稳定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首先，应达到生态持续，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统一起来。要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方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淡水、海洋、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的承载能力之内。其次，是经济持续。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开发及其应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质量，优化配置，节约资源，降低损耗，增加效益，实行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减少有害废物的排放，使经济发展能够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害。三是强调社会持续。要求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的，促进社会向文明、公正、健康的方向发展。为此，必须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消除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社会的稳定[6]。转贴于
综上所述，维护社会稳定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经济的持续发展，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决定的。只有极大地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促进经济繁荣，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经济稳定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稳定，其内涵应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
参考文献
[1]金德尔伯格·赫里克.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
[2]陆志明.现代化是含义广泛的社会运动[eB/oL].新华网，http//：xinhuanet.com.
[3]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37-38.
[4]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经济观[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440.
经济的稳定发展篇2
中国经济现阶段面临几个失衡问题，亟须在“十二五”期间进行调整，重新协调好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一是储蓄与消费或投资与消费失衡，二是经济增长过分倚重第二产业，三是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四是生态总体恶化趋势高未扭转，五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努力缓解上述几大失衡问题，实现经济的再平衡，是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内容。相信在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引下，全面落实建议提出的各项方针任务，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定能稳定协调发展、又好又快发展。
首先是稳定发展。“十二五”期间，需要逐步缓解2003年以来经济超常规增长（其中“十一五”前四年GDp年均增速达11.4%）、连年突破了一般公认的潜在增长率（9%左右）而带来的资源环境不堪重负、产业结构失衡、社会建设滞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矛盾。中国经济面临从追求数量规模扩张型向注重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历史性任务，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改革分配制度，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这就要求恢复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均衡，不再一个劲儿追求GDp短期高速增长，适当放缓经济增速至8%左右，以便致力于转方式、调结构，实现常态的可持续的增长。最近，货币政策已确定回归稳健，宽松的财政政策看来在一段时间后也会回归中性，以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
走向稳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后，外需和出口急剧下滑，大批出口企业停工或倒闭，上千万农民工返乡。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2008年11月，政府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启动四万亿投资等一揽子计划，2009年和2010年分别新增长贷款9.6万亿元和约8万亿元。这就使货币（m1和m2）增速大大高于GDp增速加Cpi上涨率。2009年底，m2同比增长27.7%，超出年初预定指标17%十多个百分点；m1同比增长32.4%，增速比上年加快23.3个百分点。2010年货币增速仍处于高位，至11月底，m2增速为19.5%，m1为22.1%。其结果，是市场上流动性过剩，大量游资到处冲击，主要是冲击房地产市场，使房价2009年上涨25%，2010年上涨15%左右。接着是带来Cpi的逐步攀高。年初许多权威机构和经济预测专家都认为2010年Cpi涨幅将在7月份登顶，然后回落，但是Cpi在7月份上涨3.3%以后，8月份上涨3.5%，9月份上涨3.6%，10月份上涨4.4%，11月份上涨5.1%，预计全年涨幅将超过计划的3%。2011年上半年Cpi涨幅可能还要高一些，达4%—5%左右。当然，中国这轮Cpi节节攀升还同部分农产品供应结构性季节性短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有关。面对逐步加重的通货膨胀压力，政府正在用更大的力气抗通胀，一再重拳调控房地产市场，最近国务院又出台16条措施，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因此，今后为了逐步消化和吸收大量过剩的流动性，为了抵御主要发达国家实行定量宽松货币政策、零利率政策致使全世界流动性过分充裕容易导致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不断上涨的冲击，政府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下大力气稳定经济、稳定物价，以保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201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确定2011年要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其次是协调发展。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制定“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而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坚持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中国经济现阶段面临几个失衡问题，亟须在“十二五”期间进行调整，重新协调好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一是储蓄与消费或投资与消费失衡，储蓄率太高，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太低，低得离谱（2009年只占GDp的35.1%）。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一些专家建议应逐步提高消费率并在“十二五”期间提高5个百分点以上。二是经济增长过分倚重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我国人均GDp从2001年起达1000美元，到2010年增加到4000美元，但是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并没有随着人均GDp呈几倍增长而提高，一直在40%左右徘徊，同现代化进程脱节。为此“十二五”规划建议已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三是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资源环境瓶颈约束越来越突出，主要矿产品如铁矿石、精铜矿、原油等的对外依存度一路走高至50%以上。今后将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继续把节能、节水、减排等列为约束性指标缓解矛盾。四是生态总体恶化趋势高未扭转，祸及子孙后代。今后既要努力做到生态局部改善而且要求在总体上也要改善，建设生态文明。五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接近0.5，超过了0.4的警戒线。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3.3∶1，如加上医疗、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城乡不平等，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则进一步扩大为5∶1。注重公平分配，加快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让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今后五年最现实最紧迫的任务，已成为各界共识。
可见，努力缓解上述几大失衡问题，实现经济的再平衡，是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主要内容。相信在中央“十二五”规划建议指引下，全面落实建议提出的各项方针任务，今后五年我国经济定能稳定协调发展、又好又快发展。
经济的稳定发展篇3
[关键词]民生问题;社会稳定;长治久安;基石
[中图分类号]D60;C957;F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0)08-0064-03
总书记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新疆的发展和稳定,关系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祖国的统一、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新疆的民生问题,始终将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和文化,改善各民族人民的生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尽快改变新疆各族人民在旧中国民不聊生的状况,从新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布局出发,促进新疆经济和社会发展。1963年,在和新疆自治区领导谈话时明确指出:在新疆,“第一要做好经济工作,农业、畜牧业、工业要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要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要一年比一年改善。”“要注意搞好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同志的这些重要指示实际上提出了发展和稳定是当代新疆的两大主题,是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只有生产一年比一年发展,经济一年比一年繁荣,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团结稳定的基础才会更加牢固。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和驻疆的帮助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疆建立了一批钢铁、石油、纺织等工业企业,初步奠定了新疆现代工业的基础。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领导全党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中,十分关注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稳定,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就指示:“新疆要抓粮食、抓甜菜、抓畜牧业。不放松粮食生产,要让人民尽快富起来。”他指出:“新疆稳定是大局,新疆一定要稳定,不稳定一切事情都办不成。”“不允许搞分裂,谁搞分裂就处理谁。”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下,新疆的民生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解决新疆的民生问题又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和部署。同志反复强调:“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治国的一个根本,也是治疆的一个根本”;要“努力把新疆的资源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为了加快新疆经济的发展,党中央不仅加大了国家对新疆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援力度,而且还确立了内地兄弟省市对口支援新疆的重大措施,建成一批重要的铁路、石化等基础设施项目。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将改善民生置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高度。在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始终把走科学发展道路、加快发展作为解决新疆问题的根本途径,始终把提高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不为任何困难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千方百计加快发展,切实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央确定全国19个省市对口支援新疆,确保到2020年新疆区域协调发展、人民富裕、生态良好、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巩固、文明进步,确保新疆同全国一道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在党中央的关怀和全国各兄弟省区的支援下,改革开放以来,新疆的民生状况得到显著改善,城乡各族居民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明显提高。2009年新疆生产总值达4207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12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000元,2008年比1978年分别增长35倍和28倍。
二、改善民生是化解当前新疆各种社会矛盾的着力点
当前,新疆的社会矛盾突出地表现在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社会成员贫富差距和就业压力四个方面。近年来,自治区各级党委、政府通过大力实施扶贫攻坚、改水防病、牧民定居、抗震安居等一系列造福人民群众的“民心工程”,为各民族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一是实施抗震安居工程。这是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解决民生问题的一大创造。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从2004年起在全自治区地震多发、高发地区实施抗震安居工程,让多震、易震地区的群众全部住上抗震房。截至2008年底已投入资金325亿元以上,至今已新建和改造抗震安居房189万户,使836万人搬进新居,极大地改善了南疆地区农牧民群众的安全居住条件。
二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已全面实现,顺利通过国家验收。中小学D级危房校舍改造工程基本完成,学前“双语”幼儿园建设、校舍抗震加固改造和西部农村初中改造等工程进展顺利。学前、中小学“双语”和民考汉学生占少数民族学生的比重由上年33.7%提高到42%;内地高中班、区内初中班在校生分别达到2万人和1.5万人;南疆四地州高中阶段升学率提高10%。2003年-2005年以来,国家和自治区先后投入数亿元,在全国率先对全自治区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实施免费提供教科书、免收学杂费和对寄宿贫困生提供生活补助的“两免一补”政策,惠及全区228万名各族中小学生。
三是积极发展新型合作医疗。从2003年起,自治区采取国家支持与地方配套相结合的办法,用5年时间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目前已覆盖农牧区人口949.29万人。
四是加大农牧民扶贫开发力度。2001至2008年全自治区累计解决了250多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帮助150多万贫困人口越过了低收入贫困线,实现了新阶段扶贫开发的阶段性目标。
五是继续推进就业再就业工程。2001至2008年,每年有30万以上的各类人员实现就业再就业。2009年实现就业再就业43万人以上。
六是逐步健全社会保障制度。2009年全区五项保险参保1282万人次,增长12.5%。完善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制度,再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和离休人员津贴补助标准。启动13个县市新农保试点,实现了社会保障体系由城镇扩展到农村的重大突破。全面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试点工作。调整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基本解决国有企业老工伤人员医保问题,实现政策并轨。对城镇63.3万和农村129万低保对象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提高农村低保户补助标准。提高重点优抚对象抚恤标准。截至2009年底,全自治区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五大保险参保人数达到888万人,积累基金收入450亿元。
七是加强基层和农村文化设施建设。自治区坚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统筹城乡、区域文化发展,加强基层和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保障各族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西新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新闻出版东风工程、农家书屋工程、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送书下乡工程等扎实推进,文化遗产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断加强。维吾尔族史诗《十二木卡姆》、柯尔克孜史诗《玛纳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三、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于加强和巩固新疆斗争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
在当前深刻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西方敌对势力始终把新疆作为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重点地区,它们支持、策动新疆境内外的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等“”,在新疆进行分裂、颠覆和暴力恐怖活动,对我国国家安全和新疆稳定构成现实的威胁。
同时,由于新疆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发展和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较低,因人民内部某些局部性利益矛盾处理不当而引发的时有发生。这不仅直接影响了事件发生地区的社会稳定,而且会被敌对势力所利用,蒙骗、蛊惑、煽动一些涉世不深、愚昧无知的群众同政府发生冲突,以图制造社会动乱。因此,为了确保新疆大局持续稳定,除了要继续坚持“主动进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斗争方针,始终保持对“”的严打高压态势,严厉打击民族分裂主义骨干分子、宗教极端势力的为首分子和暴力恐怖犯罪分子,不让他们坐大成势,还必须采取各种有力措施,加大对各族干部群众正面宣传教育的力度,坚持不懈地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巩固和加强我们的骨干队伍,教育、争取受蒙蔽的人员,同敌对势力争夺群众,不断增强斗争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不仅要对各族干部群众全面系统地宣传新疆发展的历史,包括民族发展和宗教发展演变的历史,宣传新疆自解放以来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还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通过扎实的工作和有效的措施,及时解决好各族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城乡居民的民生状况普遍得到持续改善,使各族群众通过自身民生状况的改善,深切感受到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民族团结好、人民军队好、祖国统一好,从而不断增强各族人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赖,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的信心,不断增强反对民族分裂、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四、当前新疆解决民生问题应着重抓的几项工作
民生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直接关系到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直接关系到各民族间的团结,直接关系到新疆稳定的大局。当前在新疆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必须抓紧做好以下几件事:
一是继续加大扶贫济困的力度。新疆目前仍有大片贫困地区和较多贫困人口,扶贫济困仍然是新疆农村的首要民生问题。各级政府要加大对贫困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引导和支持符合资源环境保护要求的项目在贫困地区实施,增加对贫困地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的资金支持,将中央和各省市对口援助的资金绝大部分用于改善民生,以求尽早从根本上解决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
二是推进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工资支付保障机制,尽快扭转新疆广大工薪阶层收入水平和内地省区差距过大的状况。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提出到2015年,新疆人均生产总值达到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和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达到西部地区平均水平,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了时间表,使干部群众有了盼头。
三是努力扩大就业和再就业。由政府出面,组织农村劳务输出,维护外出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大力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技能培训、“阳光工程”培训和少数民族农牧民“双语”培训;解决好新疆的大学毕业生、尤其是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为城乡劳动者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目前,新疆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就业率较低,南疆地区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仅3500元,12个农民才能供养一个大学生,倘若大学毕业后无法就业,极易引发社会矛盾。
四是优先发展教育。当前在新疆发展教育的重点是要合理配置现有的教育资源,努力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及其子女、城乡经济困难家庭子女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继续扩大自治区内初中班、内地高中班的招生规模。大力推进“双语”教学,加快实施中小学少数民族“双语”骨干教师培训工程和“双语”教学支教计划。
五是继续改善新疆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条件。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参合标准和补贴标准,着力建设以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为龙头、乡镇卫生院为骨干、村卫生室为基础的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解决农牧民群众看病难的问题。
经济的稳定发展篇4
【关键词】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金融不稳定国际经验分析
资本账户开放，就是通过放松资本管制实现现货币的自由兑换，并允许居民及非居民持有跨境资产，同时也可以从事跨境资产交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自由化成为必然趋势，各个发达国家开始对本国资本账户陆续实现开放，之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对资本账户的管制采取了放松策略，使得金融发放的进程进一步加快。在各国对资本账户开放的过程中，关于资本可自由兑换项目的划分也做了一定的限制，由此可见，资本账户的开放是基于有效管理的资本况换与流动活动。
一、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发展现状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目前，国际上对于资本账户的管制被细分为资本和货币市场工具交易管制、衍生品及其他工具交易管制、信贷工具交易管制、直接投资管制、直接投资清盘管制、房地产交易和个人资本交易管制等7个方面。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资本账户已与国际资本市场形成了一定范围的相互交流，并使得资本项下交易规模和流入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我国对于资本账户的开放正一步步得到实现。目前已实现基本可兑换的项目包括信贷工具交易、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清盘等14项，部分可兑换项目包括债券市场交易、股票市场交易、房地产交易和个人资本交易等22项，不可兑换项目有非居民参与国内货币市场、基金信托市场以及买卖衍生工具等4项。从总体上来，我国对于资本的管制程度还比较高，但预计在2020年之前，可以完成资本账户开放的全面开放。
随着我国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日益加大，由其带来的对我国金融体系的逐步完善也体现出了较明显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资本账户开放以后，我国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经营水平、规范管理程序得到了有效提高，不仅使我国的金融服务竞争力实现了较大程度的提升，还促进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进一点完善。第二，资本账户开放以后，在引进国外资金时，明显降低了引进成本，这使得国内外资金进一步实现了自由流动，从而加强了我国资本的合理配置，相关收益也得到了较大提高。
第三，资本账户开放以后，明显加快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为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完全可兑换提供了有利条件。
当然，开放资本账户也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资本账户开放后，必然会加剧国际资本的流动性，由此会加大账户开放后对国家经济金融的不稳定性风险。我国在开放资本账户后，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会在短期内对人民币汇率造成不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如果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性而采取央行干预市场的手段，必然会导致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不良影响，使得我国货币的供应量过分依赖外部因素。因此，需要借鉴国际上对于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经济金融不稳定的经验分析，以保证我国在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中实现经济的平稳和发展。
二、资本账户开放的国际经验分析
本文以imF测算的G20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度为样本，对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不同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对比分析。根据相关测算样本，进行了有关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划分：
中国、印度、印尼、墨西哥、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对于资本账户的开放度较低。这些国家的典型特点为人口多、经济欠发达，经济支柱主要为农业和制造业，金融业发展较为落后，一般都采取宽进严出的资本流动政策，以实现对外资的大规模引进对本国经济的发展促进。
法国、德国、巴西、沙特、韩国、美国、南非、土耳其、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家属于账户中等开放度国家；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则属于高度资本账户开放国家。各国对于资本账户的开放程度的差异，与本国的实际情况有很大关系。以南非、沙特、澳大利亚为例，由于这几个国家的重要经济增长模式以能源出口为主，需要政府提供更为宽松的对外投资政策，因此在对资本账户的管制方面没有进行严格的限制。而美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将外国直接投资和非居民投资排除在重要的特殊行业如交通行业以外，因此在整体的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上就显得保守一些，处于中等水平。虽然不同国家的资本开放程度各有不同，但从总体形势分析，国家的经济越发达，则资本开放程度越高。
三、对于我国未来资本账户开放的政策建议
以上对G20国家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比较和分析，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的进程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提示了我国在进行资本账户开放的相关工作时，应根据自身的政治经济特点，借鉴国际上的先m经验，与国际经济有机结合、密切接轨，通过制定符合国情的战略措施实现资本账户的有序开放，保证国家经济的平稳快速发展。
第一，通过对国内企业直投管制的放宽，加快资本的流动性，促进国内资本的对外投资，实现国内外市场的平衡发展，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第二，通过对利率的管制的放宽，进一步加强利率变动对资本流动的调节功能，推进利率的市场化建设，使得利率市场化促进资源配置的优化，提高经济效益。
第三，通过对资本账户的渐进式开放，保证国家经济的平稳发展，避免因仓促开放资本账户而导致国际投机资本对我国经济的破环。
参考文献
[1]李巍.资本账户开放、金融发展和经济金融不稳定的国际经验分析[J].世界经济，2008，03：34-43.
经济的稳定发展篇5
中国加入wto的日子正在临近，“入世”后的财税改革及其相关政策取向为各方所关注，在此试作简要讨论。
(一)入世带来的制度创新压力必然要求加快和深化财税改革
入世，是改革开放的中国和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社会的共同选择，大势所趋。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应看到，入世将是中国经济管理体制模式与经济增长模式“两个转变”的一种催化剂，必然产生国外制度规范、竞争机制、科技水平、市场辐射等方面带来的冲击，增加中国调整经济机制与经济结构、提高科技含量的压力，短期看虽有痛苦，长期看却将是良性的效应，逼着我们上下一心，转换机制，加快市场化和现代化步伐，推进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靠创新调动潜力，焕发活力——竞争力是竞争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要在全球化的大市场环境中发展确立的。
中国财税体制是政府经济调控体系和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有力工具，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一系列的改革，但在许多方面，仍存在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新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入世以后，这些矛盾将表现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因而入世带来的制度创新压力，必然要求我们加快和深化财税制度改革。
(二)对关税将分步调减并改进结构与管理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名义关税税率的算术平均水平，已由1991年初的42.5％，逐步下降为1994年的35.9％，1996年的23％，1997年的17％和2000年的15％。当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后，还将依照wto的要求和自己的承诺，将关税进一步降低。根据协议，将继续有若干年的过渡期，分步实施，至2005年要把关税平均税率降为10％。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将合理调整关税税率结构，依照比较优势原则对国内产业进行适当保护；将继续严厉打击走私和大力清理、整顿、削减关税优惠减免措施，提高实际征收率(现仍大大低于名义税率)；也将加快建立反倾销税、反补贴税制度。需要指出的是，我国进口产品中近半数是加工贸易的来料，对这些来料，现行规定是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流转税，允许在不提供确切担保的情况下，分散到各地自由进行加工，属于世界上最宽松的开放型全优惠征管办法，漏洞与弊病很大，今后可能的改进方向，是借鉴国际上的通行做法，把加工贸易纳入保税区、出口加工区或指定的保税工厂实行保税管理。其他不进入这些地点的进口原材料，一律照章征收关税与进口环节流转税，或缴纳一定数额保证金，在加工成品出口时，退还所征税款或保证金。
(三)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并扩大出口退税税种范围
中国出口产品的退税率经近年的调整，已达平均15％的水平，但仍低于一般产品17％的法定税率，留有一定的出口税负。另因现在采用的是生产型增值税，产品生产中使用、消耗的固定资产的进项税额不得抵扣，劳务则缴纳营业税，除交通运输业外，一般也不得抵扣增值税，所以实际退税额是低于已征税额的，依据wto规则和国际惯例许可的全额退税原则，今后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出口退税率，直至实行全额彻底退税，以加强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
另外，中国目前出口退、免税的税种只有增值税和消费税，而依据wto规则，可退税的间接税，还包括营业税、销售税、印花税等。为加大鼓励出口的力度，今后可考虑把营业税和随同增值税、营业税征收的附加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列入退税范围。
(四)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按“国民待遇”原则减少内资、外资的税收优惠
在企业所得税方面，目前内资、外资企业适用不同的法规，外资企业所得到的优惠明显高于内资企业，这一政策旨在吸引外资，有其积极作用。但从发展趋势看，wto的“国民待遇”原则和市场经济发展所需的公平竞争环境，都必然要求在今后适当时候实行两套企业所得税制的并轨统一(包括统一税前扣除规定和资产税务处理规定)。当然，为照顾外商实际利益和平稳过渡，不排除分步并轨或一般时间内保留一定优惠待遇的实施方式。
与此同时，“国民待遇”原则的普遍实行，还必然要求逐步取消目前内资、外资企业分别享受的名目颇多的税收优惠(现对内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主要侧重于劳动就业、社会福利、环境保护等方面，对外资企业则主要侧重于区域性优惠)。今后的方向是构筑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的税收环境，真正形成“一条起跑线”上的公平竞争。
(五)增值税需要转型
中国1994年财税改革后，增值税在生产、流通领域得到比较普遍的推行，已成为税收总收入中占据最大比重(50％左右)的税种。目前的一大问题是生产型的增值税不允许企业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款得到抵扣，不利于鼓励投资和鼓励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企业发展，因此有必要借鉴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考虑生产型增值税向避免投资重复征税的消费型增值税转变。由于受到财政状况的制约，中国增值税的转型很可能无法采取“一揽子”方式，而是仍然采取渐进方式，先在部分行业或部分项目实行，再逐步扩展到全部。加入wto，可能会形成这种转型的更迫切的要求和更强大的现实推动力量。
(六)税费制度的配套改革势必加快
中国转轨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具有突出特点的问题，是政府各部门和权力环节的税外收费过多过滥，造成政府行为扭曲，企业、农民负担沉重，“民怨沸腾”(朱?基总理语)。乱收费的现状，也造成了对外资企业的不利影响，是外商设想、考虑来华投资时对投资环境的顾虑之一。近年政府有关部门已抓紧进行了清理整顿收费项目、取消不合理收费的工作，并研究准备了以道路、车辆收费改征税为突破口的“费改税”方案，将择机推出，农村税费改革正在实施，规费、使用者付费的制度建设和政府部门预算外资金进一步的加强管理，也将配套推出。加入wto，会使税费制度改革的要求更为迫切，从而加快这方面配套改革的步伐。
(七)入世还将推动其他税种的改革和税收征管的加强
入世还将在其他税种的改革、完善方面提出新的要求，市场经济的国际惯例和普遍经验有望进一步得到重视和引为借鉴。现在可以预期，今后社会保障税的设计与开征将会提上决策的议事日程；财产税类的健全与发展(包括准备开征遗产税、赠与税等)将更受重视；个人所得税由分类征收转为综合征收的转变条件也要积极地逐步创造(如金融实名制，金融机构信息处理联网)；地方税税种的丰富和必要税权的下放，在深化改革中也将会循序渐进。
此外，依法治税原则的实施和税收征管的加强将会不断取得进展，因为这些都是市场经济下健全的投资环境的必要组成因素，是与wto并行和呼应的国际惯例与潮流。
就外商特别关心的方面而言，我个人认为，中国加入wto和必然由此而加大其力度与步幅的税制改革，虽然形式上可能会减少外商原来享有的某些优惠，但总体上将提供一个更加适宜外商投资和长远发展的完善程度明显提高的税制体系、更加稳定的法治政策环境与公平竞争局面。
四、财税政策及改革方向的展望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相机抉择
2001年积极财政政策继续实行，但力度上还有相机抉择的问题。2000年经济形势的好转，既有近三年反周期调节中经济内生方面的积累因素，也有国内国际某些外生方面的阶段性因素，好转的基础尚不牢固。有几个突出的方面值得特别关注和作进一步的观察：
第一，民间投资的跟进状态如何。
积极财政政策的代表性事项是扩大国家举债规模，运用筹得的资金安排政府投资，从而在扩大内需的同时，改变市场预期，拉动民间的投资和消费趋于活跃，使整个国民经济回暖转旺。民间投资是否真的跟进了，是关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是否发挥到位的一个重要判断。2000年上半年，国有企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幅接近12％，民间投资的增幅则在6％左右，后者虽然比前两年的情况有所好转，但还明显低于国有部门投资增幅。全年的情况如何，统计数据要待2001年一季度得出。只要不能认定民间的投资充分跟进了，积极财政政策就不宜改变，以防止功亏一篑，前功尽弃。
第二，世界经济的变化趋势如何。
2000年世界经济运行情况较好，大部分时间中，最具影响力的头号强国美国的状态尤佳，欧洲、亚洲和周边国家的情况总体也不错，因而我国的外贸增长相当强劲，全年进出口总额增幅甚高(达30％以上)。但接近四季度时，美国经济已露疲态，人们甚至开始议论其如何避免“硬着陆”的问题，而2001年，另一关联密切国家——日本的经济恐难见大的起色，某些亚洲国家的状态甚至可能恶化，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提醒“防止又一次的金融危机”。总体而言，我国2001年外贸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很可能明显劣于2000年，这样，外需减弱，扩大内需的任务便相应加重，从这个角度看，积极财政政策也有必要继续实行。
第三，深层结构调整、体制与机制转换的进展如何。
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直接表现为在经济运行状态层次上的政府支出扩张，而要解决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活力和动力问题，仅靠这种扩张是不行的，必须利用这种扩张所带来的一定时间内的“喘息之机”(操作余地)，努力化解深层的结构制约和体制制约，推进结构调整、制度创新、机制转变，深化政府、企业、市场诸方面的改革，从而为经济今后的中长期发展提供支撑。1998年以来，在推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同时，调整结构、深化改革的工作有所进展，但客观地说，还有不少方面不能令人满意，结构、体制问题常常十分明显地表现为增长的障碍(试观粮食结构、钢材结构等的现状和“建个商品交易市场要盖112个行政图章”的事例)。因此，从操作层面看，在经济形势好转、但基础并不稳固的情况下，继续实行一段时间的积极财政政策，同时充分利用操作空间大力推进结构的调整和体制的改革，是一种追求长期发展的较合理的选择。
(二)税费改革和预算管理改革方兴未艾
1998年以来，在施行反周期经济调节的同时，决策层和实际工作部门对如下一点也逐渐形成了明确的认识，即要把运行层次调节与深层的、中长期的制度创新、机制转换结合起来。几年间，在财税制度创新方面的努力，突出地表现在经过酝酿、筹划、试点而渐具轮廓、方兴未艾的税费改革和预算管理改革方面。
1994年的分税分级财政体制，使各级地方政府消除了对中央“平调”本地财力的担心，改变了以往“藏富于民”、“藏富于企业”的行为模式，开始关心弄清本地财力的全貌和对本地预算内、外政府资金实行统筹协调管理运用。各地纷纷成立收费局来监督、管理行政性收费，实行预算外资金专户存储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在此形势下，1996年国务院29号文件进一步形成了全国性的清理整顿预算外资金并加强管理的指导规范；1998年之后，国务院更明确提出了“费改税”和税费改革配套的思路。税费改革的基本目的，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促进政府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减轻企业、农民负担，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和建立有利于廉政的理财制度。近两年在清理中取消了近千项不合法、不合理的基金、收费，并加紧研究税费改革实施方案，原准备以道路、车辆的收费改收税为突破口，逐步推开，后因多方面原因，燃油税、车辆购置税的出台还需等待时机，但于2000年实行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安徽全省和其他省选择部分县)。可以预期，2001年以后税费改革将出现新的重大进展，总体的走向将是形成政府税收、规费、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使用者付费、经过规范的公共选择程序的集资、以及企业化单位经营性收费的各行其道、分流归位，从而大大提高政府税费征收和政府行为的规范化与合理化。
1998年以后，国务院、财政部领导明确提出尽快建立公共财政框架的要求。在此导向下，一系列预算管理改革的举措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试点、推广，并逐渐在指导上形成了今后若干年推行此项改革的通盘考虑。这方面的要点包括：
——继续深化以推行招投标为主的集中采购为代表事项的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政府采购法》立法工作正在加紧进行；
——加快研讨试点和设计国库集中收付制度，2001年将在几个中央部门和部分省率先实施，2003年将全面推行；
——继2000年中央级在科技、教育、农业、社保四个部门试编部门预算之后，2001年要求将部门预算编报范围扩大到国务院所属的29个部门；
——2001年在国家计委等10个部门将开始试行定员定额和项目预算；
——酝酿现行预算科目的调整；
——对财政部门内部机构设置作进一步调整，负责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的部门分开，各司其职，强化制衡，并适应部门预算等改革举措的推行；
——健全预算编制程序，逐步消除每年年初一段时间的“法律空当”，强化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的作用以及公众参与的作用；
经济的稳定发展篇6
【英文摘要】theeconomicglobalizationhasastronginfluencenotonlyontheeconomicdevelopmentofourcountrybutalsoonoursocialistpoliticalstructureandsociallife.wemustestablishandperfectanewtypeofsocialistsystemandbuildourcountryintoademocraticandlegaloneinordertomaintainthepoliticalstabilityofourcountryandpromotetheconstantdevelopmentofoursocialistmodernizations.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当代中国/社会稳定/影响与对策/economicglobalization/currentChina/socialstability/influenceandcountermeasures
【正文】
经济全球化不仅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也给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波动和政治不稳定。近年来，墨西哥、俄罗斯、东南亚等国家的金融危机及其政治动荡，就是有力的佐证。其代价之惨痛、教训之深刻，足当引以为鉴。经济全球化已经叩开中国的大门，在带来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之同时，也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产生了威胁和影响。我们必须正视挑战，探索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发展的规律和对策。
一、经济全球化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和世界交往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一种客观的自然历史进程，不断地表现出日益“超越民族国家”的特性。但在实践中资本主义主导了经济全球化，试图按照其面目改造整个世界，使之完全走向“全球资本主义化”。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时具有推动与阻碍的双重影响。它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冲击，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其格局总起来看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是挑战大于机遇。这不仅体现在它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挑战上，更集中地体现在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挑战上。
首先，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挑战，直接地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新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科学技术革命，为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出了几乎无所不能的“魔力”。经济全球化以新科技革命为动力和基础，彻底打破各国国家之间的自然和社会界限，把这种无限创造力进一步扩大到了全球范围，但是由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它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国际经济政治的不稳定状况，特别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新科技革命固然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但也使我国社会发展遭遇巨大的冲击，人口多、底子薄等发展劣势日益彰显。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性高科技竞争格局之中，我国虽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还不具备绝对竞争优势，仍然存在着许多高科技风险和隐患。这从根本上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威胁。
其次，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形成了根本性的威胁。后，资产阶级学者公然宣称历史的终结、共产主义的灭亡和全球资本主义的胜利，宣扬只有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民主模式，才是经济全球化惟一的发展道路。其惟利是图的本质和惟我独尊的本性，把经济全球化演变为一场世界市场的无政府主义闹剧，给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动荡和危机。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这必然同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产生根本性的冲突和尖锐的斗争。西方国家始终妄图以自由市场民主模式取代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其西化、分化中国的和平演变攻势从未停止，反而借经济全球化之名，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其实质是要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摧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这是对我国政治稳定的一个最大的威胁。
第三，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国家主权、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但是，当今国际局势并不十分安宁。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是国际经济政治动荡不安的主要根源，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安全产生直接和巨大的威胁。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传统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国际经济政治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秩序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全球性跨国公司利用这些有利的国际条件，主导着全球性经济发展，并且不断向各国扩张和发展，甚至支配了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主权。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必然受到这个不合理的国际旧秩序的束缚。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由经济全球化引发的国际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极端宗教原教旨主义活动，以及具有国际支持背景的台独、藏独等民族分离势力和“东突”恐怖组织，也对我国的国家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提出了挑战，直接影响我国实行“一国两制”，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与共同发展。全球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更进一步加剧了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政治不稳定发展状况，这也会对我国的国家安全与政治稳定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在全球化条件下如何维护国家主权的独立、统一和国家安全，已经成为当今我国政治稳定发展的重大课题。
第四，经济全球化对我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使政治改革过程面临更大的困难、矛盾和风险，孕育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经济全球化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扩大对外开放，全面参与到国际竞争与合作之中，特别是随着我国加入了wto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要满足国内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还必须符合世界贸易组织法律体系的要求，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变化，在多边贸易自由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达到良性运行，否则就可能失去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遇；同时，又必须保持国际国内经济政治发展之间的和谐、平衡与稳定。推动我国的社会经济与民主政治的发展，这对我国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提高管理能力、完善政治法律体系和治理机制、规范政府管理过程都提出了新的政治要求和政治压力。目前，我国仍然十分缺乏治理国际事务的经验、高素质人才、风险防范机制、政治文化支持等等因素条件，特别是全球性危机与我国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这无疑加大了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成本、政治压力、政治责任和政治负担，孕育和加剧着政治不稳定的风险和可能。在我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中，这一系列新的挑战、风险、困难和不确定因素，都有可能引发、加剧和激化社会政治不稳定。
第五，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各国文化与思想观念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我国政治不稳定。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使各国在政治发展方面不同程度上产生了认同性、合法性、合理性等多个方面的危机，这无疑又加大了发展中国家政治不稳定。目前，新自由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外来文化思想，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造成了直接的冲击、影响和渗透。它们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尤其是青年人的价值观念、政治思想和政治信念的变化，从而有可能使中国公众对本国政府产生政治认同差异、政治信任偏差、政治情感疏离、政治评价分歧等等，引发或者加剧人们的政治思想混乱和政治心态的不稳定，产生政治不稳定甚至政治动乱。
总之，经济全球化已经把中国和世界联系成为一个整体，由于存在着“蝴蝶效应”，国际社会任何一个微小的波动都可能带来中国社会的经济波动与政治不稳定。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客观事实。
二、经济全球化影响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方式和特点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是一种全方位的影响，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现方式和特点。
从经济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市场经济机制，直接、全面和深刻地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和政治稳定。经济全球化的基础是世界市场的全球化，世界市场按照自由竞争原则，自发地调节各国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关系。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在通过世界市场和中国市场的链接，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国际经济政治的风险、矛盾和危机，直接引导到中国社会中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稳定发展。其表现有二，一是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稳定发展状况，主要是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稳定。近年来，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货币汇率、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中产生的各种经济波动，都直接地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着极大的影响。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二是通过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来影响政治稳定发展。由于经济全球化所特有的多米若骨牌般“溢出作用”和“联动效应”，在一定条件下，就有可能引发我国固有的经济结构矛盾与社会利益矛盾，加剧国际经济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使经济不稳定进一步上升为政治不稳定。比如，我国加入wto后，就有可能在短期内造成农业等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大幅度下降、某些国有企业难以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甚至破产、国内失业率的上升和其他社会不稳定问题，它们都有可能转化为政治不稳定的因素。值得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这些因素同时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形成一种综合影响力，贯穿在我国经济政治发展进程之中。因此，市场机制是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最基本的方式。
从政治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政府宏观控制和对话协商机制来实现各国政治稳定与发展。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各种跨国公司和企业根据自由竞争原则和全球性利益，在全球范围内争权逐利，导致了国际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却不对各国社会的政治稳定负责。因此，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和各国社会政治稳定的职责，仍然需要各国政府承担，通过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使市场起到基础性配置全球性资源的作用。但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打着自由化、民主化、私有化的招牌，主张通过“自由民主市场模式”，鼓吹和采取政府管制经济自由化政策，来消融中国政府管制经济机制，制约我国政府管理行为过程，直接影响我国的政策稳定和政局稳定。此外，西方国家通过操纵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强调一切按照所谓的国际惯例和国际法办事，甚至奉行单边主义，把本国法律凌驾于国际关系准则之上，企图迫使中国就范。这种不正当干预我国经济政治事务的“合法”手段，对我国政治稳定的隐性影响更大更深。可见，政府宏观调控、协商对话和国际合作是全球化条件下维护政治稳定的关键。
从文化方面看，经济全球化主要通过国际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及其渗透整合机制，直接和间接地影响我国公众的政治思想稳定和民心稳定。经济全球化不仅是物质文明的全球化，也是精神文明的全球化。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西方的物质文明，也带来了西方的精神文明，对我国公众社会政治心理的稳定状态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时代，但世界主要大众传播工具却被西方发达国家支配着，少数全球性传媒公司垄断着全球信息的权和控制权，这实际上使我国公众处在一种信息不平等和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之中。发达国家借此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推销“西方价值”，妖魔化中国等活动，这对我国社会公众的思想统一和心理稳定，产生和形成了无形的渗透影响和强大的舆论压力。
从社会方面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交往普遍化和生活方式一体化，也是影响我国社会政治不稳定的方式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通过各种世界交往方式，同世界各国人民形成了越来越密切的经济与社会联系，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度方面，都已经十分普遍地扩大了，我国社会公众生活方式也呈现出不断国际化与全球化的趋向。由于中国与各国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与文化差距，人们在融入全球一体化的社会生活过程中，产生了这样那样的不适应性，造成各种各样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从而有可能产生和加剧我国社会政治的不稳定状况。
当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稳定发展的影响，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在影响的方向上是国际国内双向互动。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产生直接的影响，我国经济政治发展也对国际社会经济政治的稳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双向互动过程，集中表现为“国内经济政治国际化”和“国际经济政治国内化”。第二，在影响的内容上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交叉渗透、相互转化和全面扩展的一体化发展态势。经济全球化直接地推动各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世界一体化，不仅是国家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一体化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内部经济、政治和文化之间的一体化发展。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化”和“国际经济政治化”。但在文化上仍然是文明的冲突与文化的整合并存，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还没有出现一体化的可能性。第三，在影响的机制上是结构—功能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既有功能性影响，更有结构性影响，是一个结构功能关系的整体互动或者制度化发展过程。总的表现为以市场调节为基础、政府控制为核心、文化整合为归属，使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逐步达到制度化的发展格局。第四，在影响的格局上是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共容并存。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既有破坏安定团结的不利一面，也有促进政治稳定的有利一面。总起来看是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但是不利因素具有巨大的破坏性。第五，在影响的趋势上是政治稳定与政治不稳定交替发展。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影响，是一种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现实存在。我们以新的姿态推进改革、扩大开放，保证持续稳定发展是回应经济全球化带来各种不稳定挑战的必然选择。这是一种“冲击—回应”互动关系，其运动轨迹和结果总的说来就是一种“不稳定—稳定—不稳定”、不断循环发展以至无穷的过程。
三、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对策选择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如何实现和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与政治发展，我们提出以下的对策选择。
一是不断解放思想，实现观念更新，这是我们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前提条件。当前，必须从经济全球化的视角与高度，重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及其意义。首先，必须树立改革开放的社会政治稳定观。在全球化条件下，要维护我国社会的政治稳定，既不可能实行闭关自守式的绝对稳定，也不可能实施高度集权压力下的极端稳定，而必须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在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现和保持中国社会的政治稳定与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实现国内政治稳定为基础，争取实现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同时积极参与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不断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强化中国的国际经济政治地位和作用，在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中保证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稳定发展。其次，必须树立全面发展的社会稳定大观念，实现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全面稳定与协调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已经十分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体发展进程，每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也已经同世界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联系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因此，要实现中国社会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稳定，就必须保持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各方面的全面稳定。以经济稳定为基础，政治稳定为核心，文化稳定为关键，各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实现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稳定协调发展。再次，必须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稳定新观念，坚持把经济全球化提供的绝好历史良机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在社会全面稳定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保证社会的政治稳定，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是不断适应形势发展的变化，及时进行社会政治稳定的政策调整，这是我们应对经济全球化，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关键。首先，必须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实行对外开放，全面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走一条全球化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之路。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全面参与全球化进程，不断实行中国社会与世界发展之间良性互动、全面改革开放、不断创新发展的新阶段。必须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要求，按照wto的基本法律框架，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政策，促进现代化建设。其次，不断地调整我国国家安全战略、改革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完善国家安全合作机制。要不断参与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经济技术合作，巩固国家安全合作的国际经济基础。要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不断参与全球性和区域性经济技术合作；同时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双边和多边合作渠道，开拓和完善我国国家安全合作机制，保证我国主权的安全统一和政治稳定，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
三是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坚定不移地走制度创新之路，全面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型体制，是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首先，坚持走制度创新全面发展的新道路，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和文化制度，真正实现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这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其次，必须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加快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步伐。要及时抓住当前世界发展的有利时机，争取在2010年左右逐步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相适应的政治法律文化新型体制。要立足全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纽带，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断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及其政治文明，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建立和完善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体系，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再次，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民主外交路线，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为我国社会主义的稳定发展创造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积极全面参与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的建立，推动国际经济政治制度的创新发展，创造世界各国人民的平等、多元、共赢的发展新格局，推动人类文明的和谐与进步，这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方向。
结束语：积极探索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发展规律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实现世界与中国之间的均衡发展，保持中国社会政治稳定并达到长治久安，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必须根据经济全球化影响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性质和特点，积极探索和运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稳定的发展规律，把中国社会推向一个更加和平、稳定、繁荣和文明的发展道路。本文的研究仅是一个开端，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不断开拓，取得更加可喜的成就。
参考文献
经济的稳定发展篇7
关键词：稳中求进 稳是基础 进是目标 求是方略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8-0077-01
在发展经济中，中央提出要贯彻好、执行好、落实好稳中求进的指导原则，这一重大战略举措，充满着稳与进、进与求的辩证关系，这是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科学决策。贯彻好这一指导性原则，将扎实地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更加稳定、更加健康、更加协调、更加可持续发展。对此，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经济形势的正确判断上来，统一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上来，统一到宏观调控的策略措施上来，从而自觉地服务于大局，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好势头。
稳中求进，这是经济发展的决策、原则，也是方向、目标，更是路径、方略。只有把这一辩证关系认识到位，全面把握，正确操作，统筹运作，才能削除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健康、不协调因素，保障稳增长、稳市场、稳物价、稳金融，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又好又快发展，创造稳定的内部秩序和良好的外部环境。
稳中求进，稳是基础。就“稳”而言，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对大局的把握。在经济全球化水平越来越高，蝴蝶效应越来愈明显，中国经济发展受到的制约因素也越来越复杂。当前欧洲债务危机尚未见底，全球流动性泛滥，国际市场低迷，能源资源供给将长期偏紧，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增多，要克服这些不利因素，逼着我们要继续改革发展。国内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内需不振，改革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凸显，任何不稳定都会带来大波动，求稳不发展就是不进则退，只有在发展中才能较好解决问题，找到出路。在这里，要稳字当头、稳字第一。为什么？稳是基础、稳是保障、稳是前提、稳是条件。稳，就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在当今的经济发展中，之所以突出稳、强调稳、在于我们以往过于强调速度、追求速度，而忽略质量、忽略结构、造成经济增长效益不高，发展的质与量不统一、甚至相背离，使经济发展容易大起大落。没有稳定和谐的环境，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只能在曲折中徘徊、甚至倒退。纵观中国历史，有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以及民国的黄金十年（1927—1937），都是在国家稳定的大环境中进行的。所以说，经济发展离不开稳。倘若失去了稳，一切就无从谈起。所以，稳重于一切。。稳，并不是不动，不变；稳，不等于让我们去慢，也不意味着慢，这与又好又快并不矛盾。稳，不是不讲进、搞原地踏步、消极等待。稳中求进，既要防止“求稳怕进”，也要反对“忽稳冒进”。单纯为稳而稳，遇到问题绕道走、碰到矛盾就缩手，就会使问题越积越多、矛盾越拖越大。反之，如果忽视稳、一味冒进，急于求成，就会欲速则不达，甚至有碍改革发展大局。坚持稳中求进，要求我们出台政策要科学、立足实际要扎实，既要看到有利条件，又要看到风险挑战，在坚定信心的同时，把困难估计得更充分些，把措施准备得更周全些，准确地把握改革的方向、时机、节奏和力度，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经济的稳定发展篇8
中央银行金融稳定职能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提出最后贷款人职能；接着是发展存款保险制度；然后是建立金融安全网；最后是完善金融稳定制度。
（一）金融稳定职能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最后贷款人”职能阶段
亨利提出的“最后贷款人”模型是中央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能最初起源。1802年亨利在其著作《对大不列颠纸币信用的本质和效应的探讨》中提出，最后贷款人的需求是来自于银行体系流动性不足而导致的货币存量收缩。而中央银行作为发行货币唯一的银行，这一具有创造性货币的权力又完全能满足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需求。因此，人们对金融稳定职能探索的初步结果是：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
（二）金融稳定职能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
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是存款保险制度产生的背景。存款保险制度是存款保险机构规定存款金融机构必须支付一定比例的投保金对存款进行投保。这种制度保护了存款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金融机构的稳定。但是，容易产生信用风险问题是存款保险制度的最大缺陷。因为存款保险使投保方有过度承担风险的激励。随着金融机构的发展，存款保险制度呈现出一种公开化趋势，工作重心转移到风险调整的保证金率，将各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区别对待进行保险，丰富了金融保险制度的内涵。
（三）金融稳定职能发展的第三阶段是“金融安全网”建立
金融安全网是指为了保障金融安全，由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当局和银行同业组织共同编织的安全保护系统。金融安全网包括审慎监管、存款保险制度和“最后贷款人”职能。在金融安全网中，金融监管是第一道防线，它的成本最低、但效率是最高的，是一种预防性的保护措施。金融安全网的三大要素之间密切联系才能实现金融稳定。实践表明，金融安全网的建立有助于实现经济平稳、安全地发展。
（四）金融稳定职能发展的第四个阶段是全面建立金融稳定制度框架
即强调微观与宏观管理相配合，预防风险与处理风险相协调，金融稳定与价格稳定相结合。微观监管只关注个体金融机构的安全与稳定。而宏观管理则注意整个金融市场对于经济变化的反应。风险的事前预防与事后处置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事前防范、事中遏制和事后处置。从长期来看，金融稳定与价格稳定是相辅相助的。但是，短期内当中央银行向有系统性风险迹象的金融机构提供援助时，会导致通货膨胀，将影响金融的稳定。重塑监管体系，完善金融稳定整体制度框架进是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措施。
二、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性
金融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核心。一旦一个国家的金融出现了不稳定的现象，就会给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因此，维持金融稳定是保持经济平稳发展，实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一）金融稳定是经济稳定的核心
维护金融稳定，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在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容易受到内外金融危机的冲击。造成的后果不仅涉及到经济，对政治，文化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据统计，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范围内共出现过117起系统性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整个世界的金融市场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教训告诉我们，如果一国的金融体系不稳定、制度不健全，往往就会容易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如：本币贬值、股市崩盘、房地产价格暴跌、企业相继倒?]等。因此，金融稳定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部分，同时也是国家经济稳定的必要条件。
（二）金融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石
随着我国金融的不断发展，我国大部分居民已经深入开展金融活动，由于渗透涉及到的家庭和领域范围广，金融稳定已经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经济利益。一旦金融机构出现经营不善，融资出现问题，导致资不抵债，这将直接影响到和该金融机构有联系的投资人或存款人的经济安全，导致挤兑现象的发生，整个金融体系会受到危及。在信用风险极易发生的背景下，金融活动的影响程度非常深，金融运行的不稳定容易导致金融危机的产生，就会引起社会经济动荡。因此，维护金融稳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
三、关于中央银行发挥金融稳定职能的建议
金融稳定是中央银行的基本职能。中央银行在维持金融稳定的过程中，始终要处于核心领导地位，实现各个职能的有机结合。其在整个金融体系中所负担的重任是任何机构都不能代替的。因此中央银行可通过以下措施充分发挥金融稳定的职能作用。
（一）加强金融监管力度，健全信息披露与报告制度
金融稳定的第一要素就是金融监管，宏观的审慎监管是金融机构稳定运行的保障。宽松的金融监管而导致的风险聚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因此，中央银行必须加大对金融机构以及其衍生品监管力度，同时强化风险控制制度，从而有效提高金融机构风险管理的能力。金融机构数据的不公开、不透明性，对金融监管、市场纪律的遵守及官方审查具有阻碍。因此，监管部门要求金融机构提供审慎报告，委托会计公司进行评审等办法来提高金融机构的公开性。通过借助外部监管，避免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各金融机构向市场公布的信息越及时越准确，市场的纪律约束就越有效。
（二）积极推动银行体制改革，完善金融稳定法律体系
维护金融稳定的关键之一是银行业处于稳定状态。积极推进银行股份制的改革，从而将银行发展成金融企业。与此同时，积极参与金融法律、行政法规的制定、修改，逐步健全和完善金融法律制度，完善中央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法律运作空间，为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和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提供强有力支持，以便更广泛、更有效地维护金融的稳定。
（三）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提高实际操作水平
稳健的货币政策是经济稳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必要前提，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努力稳定人民币汇率、进出口持平、稳定利率。稳健的经济环境使得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得到改善，风险程度降低。因此中央银行应妥善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建立相应的资产价格检测指标体系，同时结合市场的发展规律做出准确的经济预测，以此来决定货币政策的方向。
（四）完善最后贷款人制度，建立风险预警机制
经济的稳定发展篇9
根据学习安排，结合本次主题，我就加大“六稳”工作力度，落实“六保”工作任务，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结合我县实际和个人学习心得体会，作如下发言。
一、深刻理解“六稳”“六保”的重要意义
（一）“六稳”“六保”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着力点，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重要保证。
2018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时，首次提出“六稳”。其背景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不确定性日益凸显的复杂严峻形势，中国经济已经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外部环境发生明显变化，金融、外贸、外资、投资都依次暴露出不同程度的风险，经济运行稳中有变，稳中有忧。中央审时度势，未雨绸缪，旗帜鲜明提出“要做好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把“六稳”作为实现中国经济稳中求进的基本要求。在“六稳”发力下，我国经济经受住了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保持了平稳健康发展。
今年以来，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及外部不确定性持续上升的背景下，国内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外部需求明显萎缩，企业经营压力大，就业问题突出，财政收入下滑。2020年4月17日，针对疫情蔓延对全球经济冲击，中央运筹帷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强调加大“六稳”工作力度的同时，首次提出了“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在今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则进一步明确了“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在“六稳”基础上提出“六保”，是强调兜住底线、守好基本盘，增强底线思维，充分体现了对目前遇到的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充分估计的责任和担当。其中：“六稳”中，稳就业就是要确保城乡居民失业率不突破 %的控制线；稳金融就是要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这也是要坚决打赢打好的“三大攻坚战”之一；稳外贸就是要确保外部市场稳定；稳外资就是要确保境外资金进的来；稳投资就是要增强拉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稳预期就是要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期间，确保符合预期。“六保”中保居民就业，就是要保城乡居民有持续稳定的可支配收入；保基本民生就是要兜得住民生底线；保市场主体就是要保住税；保粮食能源安全就是要保住发展生命线；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就是要保市场体系稳定，保市场秩序不致混乱；保基本运转就是确保根基稳固、基础牢固。
“六稳”和“六保”统一于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具体体现，是在不同形势下作出的科学安排，是用改革的方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具体体现。特别是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粮食能源安全，更是在改革发展的轨道上彰显着直面困难的勇气、体现着底线思维的方法。无论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还是在确保疫情不反弹的基础上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线，都要求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运用底线思维调控宏观经济、助推微观发展。
（二）“六稳”、“六保”是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奋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
今年全国两会，已经四次下团组参加审议，其中三次都谈到要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足见“六稳”“六保”对今年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极端重要意义。
从全球范围来看，外部需求的相应萎缩与国内需求萎缩一起，构成了对经济系统的需求侧冲击，而需求侧冲击则恶化了企业的生存环境，这又进一步加剧供给萎缩，冲击居民就业，拉低总需求。经济系统的供给侧冲击与需求侧冲击相互促进、相互放大，如此产生的负向循环，使得宏观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国际疫情持续蔓延，为经济企稳带来了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一是经济层面的不确定性。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全球金融市场遭遇重创，美元、贵金属和原油等不断暴跌。世界经济遭受严重冲击，陷入衰退的风险不断加剧。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普遍采取刺激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不断攀升的杠杆率加剧了资本市场动荡。二是国际关系层面的不稳定性，如中美关系面临新的挑战。三是疫情层面的不确定性，全球化时代世界经济高度一体化，人员、资金和货物等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循环流动，没有国家能在病毒面前独善其身。
疫情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影响是暂时的、短暂的、可控的，短期波动不会改变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稳中向好的总体势头。面对史无前例的新冠肺炎疫情，党中央先是用“六稳”、“六保”方针构筑底线，在此基础上，不断用发展的视角解决问题，适时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优化我国产业链结构和布局，在实践中推动矛盾向着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和我国长远发展的方向转化。
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些挑战和风险。但是我国经济从来都是在风雨中成长、在磨砺中壮大。这就要求我们深刻把握当前经济形势，在坚定信心的同时，决不能掉以轻心；在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同时，坚持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务必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上来，把总书记、党中央的要求落实到位，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奋力夺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
二、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努力完成我县全年各项目标任务
今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做好今年各项工作意义重大。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六保”是今年“六稳”工作的着力点。守住“六保”底线，就能稳住经济基本盘；以保促稳、稳中求进，就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基础。下一步，我们要紧扣全面脱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统筹推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扎实抓好以下工作：
（一）迎难而上、化危为机，切实稳住经济基本盘。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六稳”、“六保”不仅是应对复杂局面、兜底民生底线的举措，更是守好经济基本盘、确保经济安全的保障，要把抓“六保”促“六稳”要求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发展目标不动摇，更需要增强战略定力，坚持深化改革。打好政策“组合拳”，将短期纾困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相结合，在短期调控发力以实现“稳”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更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进”。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牢牢把握工作主动权，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打好“三张牌”，全力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
（二）找准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的着力点。“六稳”+“六保”一共12个方面，每项工作必须做好，但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指出，“抓住重点带动面上工作，是唯物辩证法的要求，也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一贯倡导和坚持的方法。”因此，在“六稳”和“六保”中抓重点，要从当务之急入手。一是抓项目稳投资，我们必须抢抓中央发行抗疫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等重大政策机遇,科学判断形势，积极向上争取支持，强化举措，加大力度，以更高站位来谋划招商引资工作，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来抓好抓实项目建设工作，尤其是重大项目的落地。二是抓消费促增长，提振消费信心，挖掘消费潜力，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三是抓企业保主体，进一步推动优化营商环境政策落实，主动做好服务，落实各类支持政策，畅通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健康发展。四是抓民生守底线，全面强化稳就业举措，有力有效落实脱贫攻坚各项措施，推进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抓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扩面参保工作。统筹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严格服务对象准入审批，提升社会救助工作精准度。五是抓改革激活力，按照党中央、省委和市委部署要求，扎实做好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工作，把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内需的巨大潜力释放出来。六是抓基层保运转，牢固树立过紧日子、苦日子的思想，持续优化支出结构，严控“三公”经费和一般性支出，坚决守住“三保”底线，注重精打细算，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
经济的稳定发展篇10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转型升级的紧迫性、艰巨性与世界经济结构深度调整的剧变力、震荡力广度交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一波三折，贻害连连。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和经济体，尤其是经济大国，无一脱身于危机之外，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乃至欧盟、美国经济危机影响的冲击力仍在扩大，形势十分复杂严峻。
一
从国际环境看，当前受欧美债务危机冲击，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市场信心普遍动摇，大宗原材料价格起伏跌宕、世界经济增速下降；欧元区以及欧盟的主要大国，救危机无良方，前景叵测；尽管最近美国、日本经济出现复苏迹象，但基础尚不稳固，缺乏近期复苏的可持续性。综上所述，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呈现出3个显著特点：一是政治周期、商业周期与地区动荡三者叠加，多种矛盾及利益冲突不断升级，日趋白热化。二是国际协调与合作更加困难，在世界经济形势可能趋于恶化的背景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面临的经济问题不同，各国之间的政策协调与国际合作难度加大。三是经济结构调整与短期政策目标存在明显冲突。发达国家政府受债务规模高企、削减财政赤字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难以有效实施重大结构性调整。与此同时，受信心缺失和去杠杆化的影响，发达国家继续推行的宽松货币政策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因此，发达国家实质性的结构调整尚未真正启动，新能源和低碳、生物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进展缓慢，制约着经济复苏的步伐。
从国内环境看，2012年受国际市场低迷、能源资源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愈加突出等诸多因素影响，出口增速将明显降低，不排除发生较大波动的可能；内需增长虽然由政策扩张刺激开始向市场主导转变，但基础还很不稳固，内需弥补外需任务仍然艰巨；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困境短期难以根本转变，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明显降低。与此同时，货币供给总量仍然偏大，加之成本推动、输入性等因素影响，通货膨胀压力仍然不可忽视。因此，实现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二
针对2012年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我们应加强防控风险的准备，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增强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及时应对和化解各种冲击，防止经济增长出现大的波动，努力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宏观调控的关键就是要统筹处理稳增长、调结构、控物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