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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新阶段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9 12:47:26

经济发展新阶段篇1

一、新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近两年经济增长及其结构变化趋势看,我国经济已经进入重化工业主导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有三个明显特征。

1、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变化,形成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经济高增长

2002年工业增加值增长率为12.6%,其中重工业增长率为13.1%,轻工业增长率为12.1%,2003年则分别提高到17.0%、18.6%和14.6%。两年中重工业比轻工业的增长分别高出1个百分点和4个百分点,重工业占工业增加值的比例也从60.9%提高到64.6%。重工业增长不仅明显超过轻工业,成为带动工业增长的主要力量,而且从整个经济增长来看,重工业增长也发挥着主导作用。1998―2002年工业增长为9.2%,同期GDp增长为7.7%,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1.5个百分点;2002年GDp增长10.2%,工业增长8.0%,工业增长高出GDp增长2.2个百分点。2003年GDp增长9.1%,在农业和服务业增长速度均比上一年有所减慢的情况下,工业增长速度却达到17.0%,高出GDp增长7.9个百分点。因此,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增长速度的提高,不是短期因素所为,而是由长期积累因素作用的结果,反映了我国经济未来结构变动的趋势。

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投资的高增长。2003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6.7%,是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与近几年消费增长平稳和净出口增速下降的情况相比,投资的增长无疑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理论上讲,投资高增长是工业化进程中重化工业加速发展阶段支撑经济高增长的必要前提,与前期以轻工业为主和后期以服务业为主的发展阶段相比,新的发展阶段必然伴随着投资的大量增加。2003年我国工业投资14460亿元,同比增长39.0%,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带动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工业行业大多集中在重化工业领域,据2003年统计公报显示,在500万元以上项目中,钢铁投资增长96.6%,电解铝增长92.9%,水泥增长121.9%,汽车增长87.2%,纺织增长80.4%,煤炭增长52.3%。另外,就长期趋势而言,投资增长的作用也反映在近几年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关系的变动上,投资率从1998年的37.4%上升到2003年的42.7%。

导致产业和投资格局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是消费结构升级。虽然近几年我国消费增长保持平稳,个别年份还有些偏弱,但不能否认的事实是,经过多年的能量积累,消费的结构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1997年相比,我国城市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从46.6%下降为2003年的37.1%,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也从55.1%下降到45.6%。目前人们的消费观念、方式、内容以及消费品市场供求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消费总体从重视生活水平的提高向重视生活质量的提高转变,从追求物质消费向追求精神消费和服务消费转变,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向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转变。汽车、住宅、通信、旅游以及教育和文化娱乐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在居民年均消费支出构成中所占的比重都在明显增加。2003年,在城镇居民平均每年消费支出中上述领域的消费占35.9%,农村居民达到34.9%。可以预见,消费结构的升级将会逐步释放出能量,成为带动新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2、重化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增强了产业发展的关联性,使经济高增长更加具有可持续性

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大国的经验表明,当大众消费进入汽车、住宅消费阶段后,投资高位运行,产业规模迅速扩大,经济将保持较长时期快速增长。与之相比我国的情况有两点明显不同:一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与包括信息技术在内的高新技术发展将会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渗透和改造,将给传统产业带来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我国人均GDp从目前1000美元到2020年3000美元的20年间,巨大的市场潜力将不仅来自于传统消费需求的生机和不断释放,而且新技术发展必然引致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目前我国城市居民汽车和通讯消费的持续高涨已经显示出了这种特征。二是我国已经把加快城市化发展,逐步消除二元结构,作为调整结构、扩大内需的长期战略。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农村人口,城市化又长期处于滞后状态,如果能够持续提高城市化率,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所释放出来的潜力不可估量。在未来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将以重工业为主导,以新技术应用和城市化发展为依托,有可能持续20多年,直至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率达到60%左右。

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将进一步增强产业发展的关联效应。近年来,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大都是关联效应较强的产业,如信息、汽车和房地产业。信息产业一直保持着3倍于GDp增长的速度发展。2002年,汽车行业已经取代电子通讯行业,成为对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带动力最强的行业之一。从2000年开始,房地产投资也已连续3年以较高速度增长。随着这些行业的快速增长,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工业如钢材、有色、化工及建材等行业的增长空间进一步扩大。2003年出现的以能源和原材料行业为主的短缺和投资热潮,客观上反映出主导产业变化的特点,标志着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已经到来。产业关联效应增强不仅反映在工业内部,也反映在基础设施领域。随着收入增长,人口流动增加,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提高,大众消费对公共基础设施的需求会趋于上升。同时,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会拉长产业链条,增加物流规模,提高产业组织的复杂程度,使生产和流通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趋于上升。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低、中、高收入国家交通及通讯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随收入上升而上升。重化工业和城市化的发展在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继续扩张的同时,还将带动对服务业的需求。在新的发展阶段,以研发、物流和金融为中心的新兴服务业和以满足城镇居民需要为中心的生活服务业,都将获得新的发展动力,从而会显著提高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

3、新的发展阶段同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趋势相统一,正在重塑我国参与国际分工角色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加入了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行列,90年代随着吸收国际直接投资的迅速增加,世界制造业向我国的转移形成浪潮。根据商务部有关统计,全球500强在华投资成立企业数量的最多年份是1995年;投资额最多的年份是近两年,尽管投资企业数减少,但投资额增大,表明大多数在华投资的500强企业已经进入规模扩张阶段。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500强在华投资的73%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极大地带动了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使制成品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而在我国以最终消费品为主要内容的进口替展阶段基本结束,出口导向阶段趋于成熟。未来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将会更多地转向资本技术产业,以适应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对原材料、元器件等上游产品的需要。

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1998―2003年,我国各年GDp保持平稳增长,外贸进出口虽有较大的起伏波动,但平均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两倍以上。由于外贸进出口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致使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迅速提高,从35%左右提高到60%以上,成为世界上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大国。同期,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由每年400多亿美元上升到500多亿美元;外商(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从20.9%提高到27.2%;2003年外商(含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为41.4%,进口占进口总额比重44.7%。我国经济对外依赖不仅表现在市场和资金方面,同时也表现在技术和资源方面。目前,许多高成长性行业如计算机、电信和汽车等行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仍然严重依赖国外技术,自主研发能力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提高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对于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不断增加,一些重要资源的供求关系出现紧张,以致进口迅速增加。2001年到2003年,我国原油进口数量增加了50%,钢材年进口数量增幅超过了100%。

综合上述分析,在经济发展新阶段,我国制造业的供给能力将因重化工业的发展全面提升,从而将真正成长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大国。另一方面,我国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需求也会进一步增长,国内潜在的大市场将会对国际经济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二、新阶段提出的主要问题

1、经济社会转型压力增大

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既是后起国家振兴经济、实现赶超的关键时期,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剧烈变动、容易造成发展失衡、加剧社会矛盾的时期。国际经验表明,重化工业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一般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后,正是一个国家由低收入向中等收入水平转换的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将出现显著变化。对于这些变化处理得当,就能顺利地发展上去,反之,则可能出现徘徊以至于后退的局面。韩国在这一阶段由于片面地追求重化工业发展,不惜大量举借外债,导致经济结构失衡,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中陷入了债务危机,后经艰难的调整才渡过难关。拉美有的国家在上世纪60―70年代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一度出现了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快速增长,但随后因为经济结构扭曲,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最终酿成社会动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90年代中后期,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的进程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被迫中断,大致也是发生在这一阶段。相比之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更加错综复杂,目前正在进入的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也是在体制转轨和长期快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逐步显露的时期,对这一时期可能出现的问题和挑战应有充分的认识。

2、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突出

重化工业化容易导致资源的集中和市场的垄断,拉大城乡、地区和产业之间的发展差距,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衡。这主要是因为:其一,资本的集中带来财富的集中;其二,人的能力的差别带来收益的差别。在重化工业化阶段,两方面的趋势都在加强。根据库兹涅茨收入分配“倒U”曲线,收入分配差距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而呈现扩大趋势,其最高点即收入差距最大的时期大致出现在重化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如果缺乏必要的社会协调机制,收入差距扩大和不同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超出社会的承受能力,就可能走向反面。

3、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将发生渐变

在重化工业化阶段,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我国劳动力比较优势也会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容易出现经济高增长与失业压力增大的“逆反”现象不平衡。重化工业发展使资本和技术对劳动力投入的替代性增强,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提高,这对我国劳动力供给高峰期的到来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另外,随着重化工业的发展,我国原有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比较优势,都会由于资本技术密集度的提高而逐渐消减,倘若仍然依靠这一类生产要素的价格竞争来发展经济的话,我们将难以赢得国际竞争的主动。在世界制成品市场普遍过剩的情况下,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形不成核心竞争力,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也会逐步丧失。因此,面对新阶段生产要素比较优势的变化,如何调整经济结构,选择经济增长方式,既保持和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又不断推动技术进步和结构升级,都将事关发展与稳定的大局。

4、资源和环境约束增强

我国人均资源不足,经济发展与资源和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我国人均耕地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2%,人均淡水资源为27%,人均森林面积为20%,石油资源最终可采储量仅占世界总量的3%,而单位产出的能源或原材料消耗却比发达国家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重化工业加快发展阶段资源消耗增加,将使我国短缺的一些重要战略性资源特别是石油和矿产品的供求矛盾进一步加剧,对国际资源的依赖也会明显加强。城市化加快发展也会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汽车、住宅业的发展对于能源、矿产和土地资源的需求也会显著提高。经济结构和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还会带来“三废”排放的增加,给已经非常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压力。因此,在新的发展阶段,我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形势将更为严峻,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合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有效地解决资源瓶颈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刻不容缓。

5、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重化工业发展具有高投入高产出的特点,虽然产业链条延长、中间需求增加,有利于扩充市场容量,但如果最终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跟不上,则可能加剧市场过剩和通货紧缩。重化工业发展资本需求量大,信贷膨胀往往不可避免,特别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中仍然存在着“赶超冲动”和“政绩攀比”倾向,更容易引起盲目投资。如果投资效益不好,就会加大内部金融风险,增加不良贷款,引发通货膨胀。此外,重化工业发展也会增加进口需求,对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压力,在全面开放的经济环境中,任何外部冲击都有可能成为引发经济波动的直接原因。总之,新阶段的经济发展具有高增长的内在要求,但由于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化,不确定性风险和调整的成本也会增加。因此,如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协调性,是这一阶段需要把握好的重大课题。

三、新阶段的发展战略取向

新阶段不仅意味着我国经济正逢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许多严峻课题。从战略上讲,要把握好新阶段经济发展的方向,必须认真解决好内部协调性和对外平衡性的问题。

1、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

重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新阶段是我们分析当前经济走势和中长期结构变化趋势的重要依据。为此,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要针对新发展阶段高增长和不平衡的发展特征,进一步树立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既要利用好新阶段创造的新机遇,不失时机地加快发展,又要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加大调整措施,注意经济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不失时机地推动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既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继续加快发展,保护先富起来的人群的合法收益和积极性,更要强调通过政策扶持落后地区的发展,帮助低收入群体解决好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既要注重效率原则,关注经济总量的扩大和人均水平的提高,还要充分考虑公平,不断充实发展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内涵,以参与和共享来实现公正和平等,更好地调动全社会的力量,为提高效率提供可靠保障和坚实基础。

2、经济发展战略选择要注意结构变化与要素禀赋之间的平衡

新发展阶段资源向重化工业和城市集中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工业化进入重化工业为主的高增长阶段,其根本意义在于进一步拓展和延伸产业发展的领域,带动农业、轻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同样,城市化加快发展也不等同于城市加快发展,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转换城乡“二元结构”,将农村的发展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循环之中。因此,新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关键在于使结构变化更加有利于产业关联和城乡互动,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把结构的安排与要素禀赋的特点和比较优势的变化结合起来。从我国要素禀赋的特点看,资源配置应突出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应在结构上坚持就业优先。在重化工业为主的高增长阶段应高度重视客观上存在的就业弹性下降的趋势。解决这一问题可能的思路有两点:一要抓住世界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的机遇,充分利用我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和结构多样化的特点,使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在结构升级和增加就业之间保持平衡,注意发挥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在结构升级中的作用。二要把发展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人力资源素质始终作为战略重点,保证劳动力质量同产业结构变化相适应。这两点,前者旨在抑制自然失业率的提高,后者则着力于解决结构性失业的增加。从总体上讲,在新的发展阶段,只有解决好结构升级与增加就业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才是成功的。

3、宏观调控政策应注意适时适度和长短结合

新发展阶段具有结构变化剧烈,容易引起经济波动,调整代价较大的特点,这对宏观调控方向、时机和力度的把握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宏观调控既要注意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更要注重开掘市场调节的自组织功能。新的发展阶段是市场化发展的自然结果(与以往重化工业主导的发展时期不同),政府调控主要不是通过直接干预来主导发展的方向,而是要通过创造环境来保持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政府对发展中可能出现的偏差或失调进行引导和调节是必要的,然而更多的问题是需要依靠市场经济系统内部力量来自求平衡。在市场有效范围内充分保护和发挥好市场的作用,是宏观调控的边界和基础。其次,短期宏观调控措施要有更长远的预见性,在总体上要服从长期发展战略的要求,避免因为局限于解决短期问题而积累和加深长期矛盾。同时,也要避免短期宏观调控措施长期化,提高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在调控方向上与长期发展战略的一致性。再次,要增强宏观调控的弹性,无论是顺向调节还是逆向调节都应把握好时机和力度,多用“微调”的方法,为市场作用留出必要的空间和时间,循序渐进地解决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

4、新阶段的经济发展要有全球战略思维

经济发展新阶段篇2

从经济发展的长过程看,中国前20多年的增长处于一种特殊环境之中:优势因素得到充分发挥,制约因素尚未充分显现,推进改革易于取得共识,开放带来的增长动力强劲。然而这种状况正在发生变化。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一系列重要的转折性特征。这些因素的出现,表明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增长阶段,在未来增长过程中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需要有新的发展思路和战略。

一、中国经济进入能否持续保持较快增长的关键时期

(一)国际经验表明,高速增长20年后继续保持较高速度的难度加大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到2020年使GDp比2000年再翻两番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是要在过去20多年高速度的基础上,再保持20年的高速增长,40年平均增长速度要达7%以上。从全球经济发展的经验看,仅有极少数经济体有过这种实绩。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没有一个国家取得过连续40年平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20世纪最后40年,是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40年,在这段时间内,有近50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济明显加速,增长成就显著,但其中也仅有三个经济体取得了年均7%以上的增长速度:韩国、中国香港和新加坡。

即使那些增长较快的国家(地区),在40年高速增长中也表现出前高后低的共性:持续高速增长二三十年之后,经济往往会出现较大波动,多数前期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在第三个10年增长速度开始明显下降,到第四个10年,大多数进入低于4%的增长时期。

(二)增长减速的主要因素

1.结构调整中的困难

在高速增长二三十年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本币升值等因素的出现,原先支撑高速增长的传统支柱产业的国内需求和出口竞争力都开始下降,难以继续支撑高速增长,需要进行结构调整升级。然而在国内产业结构升级需要的基础条件中,有两个重要因素在短期内很难满足,即国内资金和技术的供给能力不足。此时结构转换出现时滞,出口增长和整个经济增长速度都会放慢。

2.抑制增长的体制因素

下面是一组比较有共性的体制因素,其中全部或几个因素的出现,导致了增长速度的回落。

1)社会化的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

社会化的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使结构升级中需要大规模社会化融资的产业和发展缓慢。在经济加速的较早时期,多数经济体都缺乏严格的社会化产权保护制度,但这个时期经济活动通常是小规模的。资产结构有两个特点,一是以个人、家族投资为主,即自我融资;二是所有者经营者一体化。由于是“自己出钱办自己的事”,即使社会化的产权保护制度不健全,投资者也有足够的动力,发展出一套非正式的办法,尽量保护自己的产权不受侵犯。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新的产业和企业往往需要大规模融资,需要社会化融资体系和资本组织方式,股份制是其典型方式。此时,多数投资者需要将自己的资产交给其他人经营,而且融资组合的链条可能很长,通常存在多层关系,投资者对资金运用状况的直接监督几乎不可能。此时,只有当社会化的产权保护制度发展良好,投资者相信自己的资产不会被其他人违法侵占时,社会化大规模融资体系才能迅速发展起来。在不少发展中经济体,由于缺乏委托关系充分发展所需要的产权保护制度和信用体系,企业制度发展缓慢,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制度障碍。

2)体系的不稳定性

经济增长高速时期对资金的需求旺盛,资金价格(例如利率)较高,银行等金融机构大量放贷。当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企业的还款能力下降时,银行贷款开始收紧,导致更多的企业资金链断裂,银企之间的恶性循环开始出现。许多经济体在经济加速二三十年后,都会有程度不同的金融波动出现,如果实体经济健康,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有可能稳定下来,否则有可能发展成为全面金融危机。

3)大范围的企业重组

高速增长时期的企业习惯于不断扩张的市场条件。当增长速度放缓、市场扩张速度放慢后,企业之间开始激烈竞争。与此同时,这个阶段还伴随着主导产业的更替、生产方式的调整、不同地区间区位优势改变、对外开放程度扩大、各种要素比价重新定位等重要的新变化。面对多种因素发生变化的新环境,相当一部分企业短期内不能适应,经营状况恶化,企业亏损面加大,破产、重组等行为大量发生,整个企业层面处于重构之中。

4)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稳定压力大

经济加速依靠现代生产部门的成长,这个过程必然是渐进式的。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仅有一部分人能够进入收入较高的现代生产部门,另一部分人还会留在传统部门中,这个阶段中收入差距会明显扩大,社会稳定的压力加大。从其他国家的经验看,收入差距程度、社会文化对收入差距的容忍程度、低收入者提高收入的前景、政府对社会稳定的管理能力这几项因素,决定着社会稳定所面临压力的大小,有一些经济体在这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社会不稳定问题,经济发展因此停滞不前。

5)外资大规模流进流出由于国内资金短缺,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增长加速阶段大量举借外债,其中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拉美一些国家。外债使这些国家有能力进口大量的投资品和中间产品,经济增长由此加速,但由于资金使用效率低和出口能力成长不足,还债期到后,这些国家往往不能及时偿还债务,出现债务危机。如果此时伴随着短期资金的大量流出,会导致经济的剧烈波动。

二、增长新阶段中面临的共性与特性

与其他中体相比,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有利因素与不利因素并存。

(一)有利因素

1.国内有利条件

1)产业基础和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内多种产业并行发展,已经形成了庞大的产业规模,高、中、低技术基础上的产业、产品体系比较齐全。最近几年,中国的基础设施条件迅速改善,有可能支持产业的快速增长。

2)国内市场规模大。中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居发展中国家之首,在全球各国中也名列前位,而且继续保持较快扩张,这使得立足于大规模生产方式之上的先进制造技术和大型不会碰到市场容量不足的难题,也不易出现一个产业中仅能容纳一、两家企业而带来的垄断问题。3)科研水平和各个层次的技术水平较强。从航天技术、核工业技术、微技术等高领域到各类消费品工业技术等各个层次,中国都有相对较高水平的产业技术、工业基础和科研教学基础;中国的普及率及科技人员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中低收入国家中名列前茅。具有这种能力,有利于国内产业技术创新和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提高。

4)具有低成本制造能力。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比较优势不至于像其他国家那样迅速丧失,有可能在较长时期中保持这个优势。我国的劳动力优势不仅限于中低技术制造业,由于国内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大量海外留学生回国服务,我们在各个技术水平层面的人力资源供给都比较丰富,而且具有成本竞争力。

5)保持稳定的条件较好。和一些多年来社会冲突不断、国内状况不稳定、政府管理能力弱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相比,我国保持政治社会稳定的条件较好,能力较强,有利于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在我国进行中长期投资。

2.外部有利条件

与其他先行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们具有一些有利的外部环境,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我们处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大环境中,有可能比先行者更多、更广泛和更深入地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集成全球优势要素,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力。

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科技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及其积极作用。科技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先进技术大量跨国转移,以往多年,虽然有大量的技术跨国转移,但先进技术的转移很有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向海外转移先进技术的速度加快,技术研发出来后很快在其全球生产体系内使用,产品同步推向全球市场,有些技术还很快向海外企业转让。这使我们引进先进技术的可能性增加。我们对美国、欧洲和日本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调研表明,2002年这些企业在华生产的主导产品和使用的主导技术中,有一半以上在其母国投产时间不足三年,是先进和比较先进的技术和产品。跨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还带来一个有利因素:直接投资是长期性的能力投资,与利用外债特别是短期外债相比,投资者进行投机、在短期内大量撤资的风险要小,使我们可以较低风险利用外部资源和技术。

3.有效组合国内外优势资源的能力较强

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并在全球范围内组合资源为我所用,使我国克服了多数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面临的结构调整难题,短短几年内制造业结构迅速升级,与收入上升和需求转变相适应的一批产业成为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柱产业,调整的速度和规模超过其他先行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迅速提升,使下一步的增长建立在新的产业与技术平台上。这一批新的主导产业的迅速形成,部分得益于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

国内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外部技术资源的引进这两种趋势并行和互动,对国内技术创新能力的成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加快推动了我国产业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随着国内大规模先进制造能力的形成、国内企业集成能力的增强、国内企业技术能力的积累以及配套产业和相关产业集群的形成,我国在相应产业中从事核心技术研发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并使核心技术突破后获得商业成功的可能性加大。

(二)具有共性的约束因素

从约束下一步发展的条件看,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碰到的体制问题在我国几乎都存在,其中一些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

1.产权制度不适应新的发展要求

缺乏有效的现代产权制度,导致符合现阶段以及以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融资结构和企业组织形式不能顺利地发展,是我国经济中的一个基础性制度缺失。这方面问题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是直接融资比重过低。由于对投资者的有效保护不足,直接投资的意愿较弱,更倾向于通过银行这种有国家信用作支撑的媒介进行间接投资。我国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以来,直接融资的比重始终较低,近几年更是较大幅度地下降。直接融资占融资总量的比重从2000年的12.17%下降到2003年的4.27%.

2.企业不适应新的竞争格局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大部分产业供给能力大于市场需求,竞争加剧,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出现较多企业盈利下降、亏损、破产、重组的现象,特别是在经济中相对份额下降的产业,这种现象更加明显。

3.金融体系的效率和风险问题

银行贷款中的不良比例较高,是我国金融领域中长期存在的严重问题。近两年新增贷款较快,使不良贷款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处在较高水平。到2003年底,我国m2与GDp的比重高达1.98∶1,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罕见的。这一方面表明我国融资过多依靠银行体系,同时也表明资金的产出效率偏低。另一个潜在风险,是我国金融体系的开放性在增加,特别是资本项目的逐渐放开,使我们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有可能受到国际资本大进大出的冲击。

4.收入差距拉大和社会稳定性的压力

我国国民收入差距在前些年有所扩大,特别是城市居民与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全球范围内都处于高位。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非农产业居民收入/农业居民收入的比率,高收入国家为1.38,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49,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51,低收入国家为2.43,全球平均为1.58,而在2003年,中国的这一比率高达3.12.这种差距在较短时间内将会自动收敛的趋势尚不明显。

(三)中国面临的特殊问题

1.改革进入攻坚阶段

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需要解决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利益冲突增加,难点和风险加大。第二,改革的实质从以资源配置规则变化为主转为以企业行为变化为主的时期。实践表明,规则标准,是市场机制还是政府计划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的作用,可以通过改革措施在短时间内发生显著变化,而企业行为的变化要难得多。既需要与新规则相匹配的、人才、社会保障制度、行政能力等等,也需要重建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与社会价值标准,而这些都需要时间和诸多条件的配合,不可能突然改变。

2.就业压力大

我们在尚有大量农业人口需要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时候,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开始了产业升级过程。与前一轮主导产业相比,新的产业资金更密集,单位产出使用的劳动力更少,就业的压力加大。第二产业的就业弹性持续下降,到2002年已经是较大数值的负增长。“高增长低就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3.重要资源国内供给缺口加大

从资源角度看,中国前20多年的增长是一个特殊时期,即重要的资源基本上可以自给的时期,这种状况今后不会再现。中国是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所面临的国土、资源、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压力,不仅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与我们水平相同的发展中国家。一些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如油气、铁矿、铜矿等资源,今后要持续且不断增加依靠海外资源,成为国际市场上的大买家。

4.开放带来的增长动力减弱

1980—2003年期间中国出口持续高速增长,在全球主要出口国中的排序迅速上移。200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有可能过万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三大出口国和进口国。随着部分产品比较优势的变化、贸易摩擦高发期的到来和基数较大后增长减速等因素的出现,前20多年出口对增长所起到的显著带动作用今后有可能减弱。在一些高增长的行业中,外资的比重已经较高,同一行业中有多家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激烈竞争,与此同时,国内也有一批优势企业迅速成长,成为跨国公司的有力竞争对手。这种状况使外商投资企业近两年在中国市场上的盈利水平持续下降,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竞争加剧和盈利空间缩小,会减弱外资进入的动力。目前来看,未来几年外商在华投资仍然会保持较大规模,但增长速度会降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带动力会下降。

5.重要改革开放举措达成共识的难度增加

对重要改革开放措施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是我们前20多年持续增长的重要政治保障。经过20多年的发展,社会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拉大,机遇各不相同,利益诉求差别很大,达成共识的难度加大,使我们这个突出优势面临着某些新的不确定性。

三、保持快速增长的战略选择

1.坚持继续深化改革

前面的表明,下一阶段持续增长的主要障碍是体制障碍。深化改革才能保障持续增长和促进全面。未来几年,国有改革、改革、就业制度改革、福利制度改革、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改革等改革进入攻坚阶段,改革的难度明显加大。但我们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否则困扰其他国家的体制也必然成为我们继续快速前进的障碍。推进改革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或激化某些经济和社会矛盾,除了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会显现之外,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对这一点大家都很认同。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改革肯定会触及利益,改革中的矛盾不可避免,有些代价是改革必须付出的,要为改革者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环境。

2.更加注重就业问题

鼓励各类产业增加吸纳就业的能力是今后发展战略的重中之重,不仅要支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还要鼓励各类产业包括技术密集的产业尽量多用劳动力,使经济增长对就业产生更加明显的带动作用。实现上述导向,基础性的条件是使生产要素价格体系能够反映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使劳动和资本这两种要素的比价符合我国的要素禀赋,改变资金成本不正常偏低、导致企业以资金替代劳动的行为。同时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使企业在选择要素投入组合时对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保持敏感,在可能的领域中更多地使用劳动力。

3.促进形成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

我国一些重要资源短缺,其中有些资源如土地资源、水资源等基本上是不可贸易的产品,因此其市场价格本应较高,产生节约使用资源的效果。但是,由于这些资源的使用成本严重偏低,导致了资源的粗放使用。同时,一些对环境资源有严重影响的企业,可以不支付它们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形成资源节约型增长方式,首先要合理确定资源价格,使资源使用者付出合理的社会成本,使节约使用资源成为企业的内在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政府要制定鼓励节约使用资源的相应政策和措施。

4.更加注重扩大内需,提高消费在总需求中的比例

按照国际口径,总需求分为家庭最终消费支出、政府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和净出口。2001年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的48%,同年全球平均为61%,低收入国家为70%,中等收入国家为59%,高收入国家为61%.这种结构如果不能改变,依靠内需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投资需求,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失衡问题。我国消费率偏低是多种原因共同造成的,单一的突破点难以奏效,需要多方面的改革和政策配套推进。要从体制和政策环境上启动和促进热点消费,其中住房、汽车、、医疗保健等领域,在体制和政策调整上都有较大的空间。

5.将加快发展服务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

与相比,服务业能源原材料消耗低,占用土地少,环境污染少,有利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服务业能够促进消费,提高国民支出中消费的比例,有利于改善投资和消费比例;服务业中的、教育、文化、休闲健身等产业加快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重要的是,服务业已经是而且将继续是吸纳就业的主要产业,没有服务业加快发展,就业问题没有出路。要将加快服务业发展作为结构调整的重中之重。如果抑制服务业发展的各种不利因素能够消除,服务业发展的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和国际化程度能明显提高,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将会大大加快,在“十一五”期间,力争使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高出GDp增长速度一个百分点左右,使服务业吸收的就业人数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6.加大对重大战略问题的科技投入

产业技术领域从来不是完全市场化的领域,因为产业技术发展中“市场失效”的领域较多,例如基础领域,被独家或少数企业垄断的重大产业技术领域,与国家安全相关的产业技术领域以及具有公共品性质的产业技术领域,都需要政府发挥重要作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有一些对我们的发展约束很大、国外科技界不可能替我们提供的技术能力,只能由我们自己通过加大投入来提供。当前特别要关注的是能够密集吸纳就业的技术、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技术以及低成本公共服务这三类技术能力。

7.更多关注公平和稳定问题

由于我国已经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政府需要加大对维护公平和稳定的投入,以缩短调整时间,保持变化过程中的社会稳定。调整时间拉长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都具有显著的经济成本,因此,减少阻碍变化和导致不稳定的因素就具有显著的经济收益,这是加大公共支出的充足理由。对地区、经济落后地区也应给予更多的投入,包括政府较多公共资源投入以改变基础设施条件,制定投资优惠政策和促进就业政策,增加社会保障资金的投入等。

经济发展新阶段篇3

关键词:财政金融

当前我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重要转型期,十三五将是我国经济升级的核心关键时期,在过去的几十年我国经济经历了快速的发展,经济总量达到了国民经济发展预期,但是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也面临着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因此在十三五期间,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升级换代,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了国民经济稳定和发展的两项重要任务。

一、新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背景

进入十三五,经济发展总量已经达到了很高的阶段,但高速度的发展在目前的全球市场坏境下后劲不足,呈现出放缓的趋势,挑战也往往意味着基于,在全球经济疲软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看到,全新的政治、经济发展环境又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新的机遇。

1.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

1.1政府治理水平的不断改善。政府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在新的政治形势下,简政放权被我国政府提到了新高度,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政府放权于市场,政府减少对于市场的干预,释放了市场的活力和空间,为我国的经济改革提供了非常好的经济大环境。

1.2制造业与互联网的结合。在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我国制造业已经拥有了完备的供应链,从轻工业到重工业我国都已经完全具备制造能力。当前西方各传统的制造业强国都在振新本国的制造业,而中国则在新的阶段走在了弯道超越的过程中。这源自于我国完备的互联网发展基础,虽然互联网起源于美国,但是从当前互联网发展的业态来看,我国在互联网和信息科技方面的发展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制造2025”提出的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的深度融合,已经成为了我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1.3国内和国际经济区域发展面临机遇。经济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内部发展环境和充分的外部发展机遇,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正处于这种阶段。在国内,除了上述的互联网新业态之外,我国快速进行的城市化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虽然我国的城市化在新世纪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未来的几年这种城市化的进程将继续进行,城镇化的进行和随之而来的交通进步和改善将为城市间的流通和交流带来空前的机遇。在国外,当前以中国为核心的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格局将在未来的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提供新的经济支撑,从基础设施建设到商贸互通的经济、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将为我国经济带来无限机遇。

2.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2.1债务问题。2008年在全球范围内开始的债务危机是在去杠杆的背景下,西方经济的大调整,在这次危机中,很多国家、企业乃至个人无法偿还自己的债务。在我国债务问题主要表现为地方债务,尤其是在2013年以后,在未来的数年内债务形势将越来越严峻,房地产市场面临政策调整,经济发展的增速变缓、养老压力的不断加大给地方经济带来沉重负担,而作为压倒偿债能力的最后稻草,债务到期的压力将使得地方债务风险直接凸显。

2.2融资成本增加。成熟的金融市场能够给市场主体提供大量的血液,我国的金融体系在当前还存在很多的弊端,金融结构的不合理使得金融资金没有高效的配置给急需的社会经济主体,大量的资金在金融机构内部和僵尸企业中被沉淀。融资难和融资成本高的现状拖住了很多有活力的市场主体,降低了市场经济主体效率。

2.3环境压力。我国在过去的数十年内,经济总量发生了巨大增加,工业化成果在世界范围内有目共睹,我们发展的路子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发工业化的路径,以高能耗和高污染为代价换来了经济的突飞猛进,但是很显然这种发展带来的代价也是沉重的。在新的经济发展理念下,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换经济发展已经不能实现,因此如何在环保压力如此巨大的当前坚持经济发展,实现转型升级将是现有经济主体实现突破的重要瓶颈。

2.4经济下行压力大。目前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增大的现状已经被广泛接受,经济下行压力大是来自内外部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外部,全球经济发展放缓的状况没有明显改善,在国内经济结构性调整正在进行,人口红利的减少,经济形势带来的企业经营状况恶化都给整体经济形式带来压力。

二、实体经济与财政金融的关系

财政金融与实体经济之前的关系可以用两句话来形容,相互依存,相生相克。实体经济是财政金融的基础,财政金融都是对于资金运行的描述,前者是对于公共资金的描述,后者是对于社会资金的描述,没有了实体经济,财政金融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与此同时,财政金融对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财政金融既可以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也可以严重的损耗实体经济。这种相生相克的关系在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的非常突出,美国在70年代面临危机之后利用低利率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经济发展速度迅速增加。但是市场的无秩序疯狂带来了金融危机,为了缓解金融危机,控制市场的无秩序,政府开始利用扩张的财政政策和寬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发展,由此带来的是政府债务的不断攀升,金融风险转化为了财政风险。有耐于美国强大的实体经济基础,在长达数年的经济恢复之后,美国经济才逐渐恢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的经济,因为没有强大的实体经济基础,欧洲经济至今还在金融财政危机的泥潭中不能脱身。

三、如何利用财政支持我国当前经济发展

财政是国家实现社会治理的基础,财政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方面拥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调整来实现多方面的改善,从而为实体经济创造更好的市场空间。

1.控制财政风险。财政风险主要来源是地方债,地方债务在未来会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首先是地方债务的规模非常的庞大,同时债务的偿还时间也因为政策性原因相对比较集中,另一方面在财政收入方面,在经济发展增速非常快的阶段,财政收入同样增速快,但是在经济下行阶段,财政收入增长速率降低也非常明显。财政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无论收入的增加与否,其社会需求是刚性的,收支不平衡就会加速财政风险的产生。在缓解地方债务风险的过程中,政府已经出台了很多有针对性的措施:首先是加强地方预算控制,防止地方政府的盲目扩张,减少债务风险的增加。其次是明确债务责任,将债务责任明确,各级政府之间,各种组织之间的债务责任明确责任,防止责任的无效承担。再次是创新债务偿还方式,灵活处理,推出新的融资模式,创新渠道融资,在债务的偿还方面用时间换取空间。

2.大力实行财税改革。财税改革主要是从两个角度进行,前文提到财政支出和收入的不平衡是导致财政风险的主要原因,因此这里从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改革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2.1财政收入方面。首先是推进营改增税收制度改革。营改增对于税收改革来说增加的税基,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税率。增值税的征收逻辑是从整个产业链条来看的,在整个产业链条中,通过进项税和销项税的抵扣,可以在很大程度避免企业被重复征税,大大的降低企业的税负负担。通过加大增值税税收的优惠政策、在进项税抵扣方面减少障碍、银行业税负方面不增加等措施真正的让营改增起到减税负且稳定税基的目的。其次是发挥税收的约束激励作用。税收的约束激励作用是其核心作用之一,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税收是为了财政收入,但是其调节经济发展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对于创新性的市场主体,税收应该发挥其正激励的作用,用税收手段加以引导,减少制度对于其发展的阻碍,使其发挥最大的市场作用。而对于环境污染、高能耗等有著很强的外部性的市场主体,税收则可以通过合理的增加税种和调整税收比例来进行制度调节和引导。

最后要优化政府债务结构。从国内外的优化债务结构的路径和当前的实际情况看,优化债务结构可以尝试采用ppp模式,ppp模式的核心就是突破了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公私分明的界限。在政府债务中引入ppp模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政府持续财政投入的压力,政府可以利用较少的资金撬动社会的大规模资金,这样政府债务就得到了有效的置换,其本质上也是一种财政收入增加。除了采用ppp模式外,对于现有的地方政府债务,也需要采用更加柔和的偿还策略,减少政府债务对于财政的挤压。

2.2财政支出方面。首先是加强财政预算管理。财政资金一直被社会诟病的原因就是其缺乏有效的预算管理,财政资金因为其公有的性质,使得其使用效率不被重视,虽然其中有个人私欲的作用,但是更主要的还是制度的不完善和对制度的不重视。因此需要加强对于财政支出的预算管理,有预算有决算,强化对于财政资金使用情况的公示,实现财政资金使用透明化,只有制度控制和外部监督双管齐下,才能一定程度上提高财政支出资金的使用效率。其次是强化资金的引导作用而非直接大规模投入。在大财政时期,财政支出对于经济主体的直接扶持是非常常见的,这种主体一般是国有企业。在这种财政经费的使用过程中,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企业,可以不劳而获,而这种不劳而获的前提是占用大量的财政资金,从实际的经济发展经验看,这种被扶持的企业很多都是大型的僵尸企业。要改变这种投入模式,财政支出的重点就应该转变到新兴的市场业态上来,加大财政政策资金的引导,将更多的社会资金引导到具有大的经济前途的行业中来,利用财政资金的政策性,撬动社会,发展新行业,支持创新型经济主体的发展。

四、如何利用金融市场助推经济转型

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着复杂的市场局面,传统金融机构对于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经济主体的支持不够,而很多新兴的经济业态又都是中小企业在创造,为了获得发展各种民间借贷、创投、融资等方式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之而来的又是金融市场的风险不断的增加。因此当前需要做的是从金融体系的结构上进行调整,优化结构,降低风险。

1.拓宽融资渠道需要创新融资方式。

1.1正规融资渠道和民间融资渠道相结合。目前金融市场的融资主要是依靠以银行为代表的正规金融机构,但是正规融资机构存在的种种限制使得这种融资方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与此同时,我国民间资本还大量存在,当前应该充分的对民间资金加以利用,规范发展民间金融,扩充金融总量。

1.2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相结合。需要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例才能形成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良好融资结构,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加强银行业机构与地方政府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量身打造综合性融资方案以适应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

2.降低融资成本,提升效率。

2.1提高金融服务附加值。要引导鼓励金融业在以传统业务为基础的前提下,发掘客户更深层次的服务需求,为客户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务。改善产品单一、层次较低的问题,充分配置利用人力、物力、财力多种资源,拓展差异化、个性化服务,开展交叉销售。

2.2降低企业和居民的融资成本。首先,金融机构应把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改善融资结构作为经营管理的目标之一,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积极主动提供个性化差异化融资方案。其次,金融机构要按照“科学合理、公开透明”的原则,摒弃不规范的收费行为,创新金融服务定价管理机制。最后,发挥金融的普惠性,对弱势群体,切实践行社会责任,坚持保本微利定价。

2.3运用高新科技手段提升服务效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的迅猛发展这一优势,金融服务效率实现了成倍增长已是不争的事实。银行等金融机构要抓住这一机遇进行金融服务创新,通过网络拓展融资、理财、移动金融等业务,加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增强其渗透力,达到降低自身的运营成本和客户的交易成本的目的是所有金融机构努力的方向。

经济发展新阶段篇4

一、我国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状况与存在的问题

1.目前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覆盖面小,实力薄弱,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稳定性较差等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新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统计,目前,全国建立了十几万个比较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其中包括的各种形式的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专业协会是一种比较松散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多数专业协会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社团组织。专业协会约占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总数的85%。专业协会每年向社员收取一定数量的会费,以提供技术、信息、运销服务为主。大多数专业协会不直接为社员销售产品,没有销售收入。专业合作社是一种管理比较规范,与社员联系比较紧密的合作经济组织形式。专业合作社多数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为企业法人,约占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总数的10%。股份合作社是股份制与合作制的结合,由企业、农技推广单位、基层供销社等出资作为股东,再吸收少量的农民社员组建成股份合作社。股份合作社多数有自己的企业,在工商管理部门登记为企业法人。股份合作社约占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总数的5%。

但总体来看,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和成长相当缓慢,在为农民提供技术、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等服务等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目前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发展速度不快、管理制度不健全、改组、解体过于频繁、稳定性较差等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宏观政策环境存在着许多严重阻碍合作经济发展的因素。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工商登记中尚未取得单独的法人地位,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没有法律保护的环境下运作。粮、棉等大宗农产品长期保留着相当程度的部门垄断,这就排除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合法涉足这些产品购销的可能。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内部治理结构残缺不全,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没有建立起社员所有的产权制度,存在产权不清的问题;二是没有形成社员控制的决策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内部人控制合作社运作,普通社员的参与度低。三是政府干预较多,许多合作社经营对政府的依赖性过强。

2.把供销社等服务组织改造为农民合作组织的目标并没有达到。供销合作社创立之初,是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其后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强化,供销合作社变成了国有商业的组成部分,合作经济的实质不复存在。从实际情况看,过去10几年期间尽管供销社在探索“民办”体制方面进行了探索,但由于历史包袱太重、人员过多、管理不善、机制不活等各个方面的原因,供销社无法参与市场竞争,经营萎缩,亏损严重,在农村流通领域的主渠道作用已基本丧失。目前,相当一部分基层供销社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丧失为农民服务的能力。目前,农民不承认供销社是他们自己的组织,供销社职工也不承认供销社是农民的组织。

农村信用合作社也存在与供销社同样的问题。农村信用合作社全体社员对他们出资组建的信用合作社只有名义上的产权归属关系,而实际上的产权关系是模糊的,事实上是由国家控制的。原先国家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定性是农民自己入股,为农民服务的信用合作金融组织。实际上,农村信用合作社从来就没有真正成为过合作金融组织。

3.集体经济组织普遍对农民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传统的集体经济制度下,农村集体财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统一在一起的,农民既丧失了私人财产权,也丧失了独立经营权。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第一步改革,就其内容来讲,主要是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由原来高度集中的统一经营方式,逐步改革为以农户家庭分散经营为主的经营方式。“土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经营”是传统集体经济体制在农村改革后一种新的实现形式。农村改革以来,由于农户具有了积累的功能,虽然集体土地所有的产权制度没有发生变化,但农民逐渐在集体的公地上不断地积累起私有的财产,集体经济组织在现实中已经成为一个模糊不清、难以界定的东西。相当一部分集体经济组织已逐步退化为主要承担政府下达的各项任务的组织,带有比较浓厚的行政色彩,往往只具备对社区内部事务进行管理的职能,而明显缺乏对农户提供服务的功能。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逐步改造为企业化的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总体上存在着服务功能不强、积累功能弱化、封闭性强、合作属性较弱以及很难以独立市场主体的身份参与经济活动等一系列问题。

4.我国农产品行业协会几乎是空白,在体制上没有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和团体。仅有的几个行业协会都靠政府“输血”,业务范围往往仅是引入新的品种,指导生产,几乎不涉足流通领域。建立农民协会的设想虽然80年代末就提出来了,但一直没有付诸实施。

二、发展农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政策思路

1.尊重农民的意愿和选择。自愿、自治和民主管理是合作社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发展农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必须充分尊重群众的意愿,坚持农民入社、退社自由,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坚持对社员以服务为宗旨。

发展合作经济,没有必要简单重复传统的合作社原则。传统的合作社原则,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市场竞争的环境。例如,资本报酬有限原则,使农民不愿意向合作社投资,导致合作社资金来源的困难。又如,一人一票原则,使少数有效率的大农场在合作社中处于屈从大多数小农场的地位,导致合作社决策不合理,风险承担不平等。在一些国家,合作社的发展陷入了困境,不得不越来越依靠国家的补贴和保护。适应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国外合作社内部制度安排的灵活性越来越大。以美国为例,美国农业部在定义农民合作社时,使用的四个主要标准是:1合作社必须是由使用者拥有的组织;2合作社在决策上实行一人一票制,年股份分红一般不应超过8%;3与非成员的业务不能超过与合作社成员的业务量;4合作社应按惠顾额向成员返还利润。为了适应与私人公司进行竞争的需要,一些合作社开始逐渐突破这些规定。例如,美国最大的合作社农地产业1990年前实行一人一票制,其1400个基层合作社每个只有一票权。为了吸引基层合作社更多地参与到农地产业的经营中来,从1990年开始取消了“一人一票”制,开始根据每个合作社的惠顾额来确定每个合作社的投票份额。由于近10年来美国农场和合作社的数目在逐渐减少。规模却不断扩大,为了拓展业务范围,合作社与非成员的业务在稳步扩大。农地产业目前与其成员的业务占2/3,而与非成员的业务占到了1/3。总的来看,传统的以自我服务为主的合作社,适应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压力,正在转向开放型的经营服务为主,甚至逐步走向企业化、股份化。

2.将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作为重点。通过建立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为农民提供科技、信息、资金、物资和产品销售等服务,实行利润返还,入股分红,逐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代表了我国农业经营体制创新的方向。从合作组织形成的方式看,可以是供销社吸收农户入股,兴办专业合作社;可以是农民自发组建专业合作社;可以是一些协会、研究会吸收农民入股发展成合作社;也可以是龙头企业吸收农户入股,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等。版权所有

探索和支持以龙头企业为主体,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建立各种行业协会和社会性中介组织。行业协会对所属成员实行自律,政府也可以授予协会某些管理权,如市场信息、政策法规咨询服务、行业准入管理、市场价格协调与管理、行业损害调查和纠纷处理等。

事实证明,试图把供销社在整体上改造为合作组织的政策目标是难以实现的。有条件的供销社可以改造为农民的合作经济组织,而大多数供销社及其所属的企业,在进行产权关系界定之后,将其设定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组织可能更为恰当。农村信用社的改革也面临着与供销社同样的问题。在信用社改革中,不应再过多地强调其合作制的性质,而应该从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的选择组织形式。

经济发展新阶段篇5

关键词 区域空间形态创新 分层发展 路径

区域创新是区域经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起源于marshall的《经济学原理》(1890年),并由Joseph.a.Schumpeter(《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丰富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创新的内涵也开始不断变化,区域创新也由技术、制度、产业创新向区域空间形态的创新转变。

中部地区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并具有创新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但如何实现区域创新发展仍然是摆在中部各省面前的现实难题,为此,本文从区域空间形态创新的角度来研究中部地区创新发展的路径问题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区域空间形态创新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区域空间形态是指区域内部各经济单位和功能组织在时空中以多种形式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而在空间上显现出的投影。其最主要体现为区域内经济单位的空间组织结构,其次还包括区域内土地利用结构、人口空间结构、就业空间结构、交通运输系统结构、社会空间结构、生活活动空间结构等。区域空间形态是区域整体系统不断演进的结果,它意味着过程与功能。

区域空间形态是一个生长的过程,并非一成不变。换句话说,其地域构成在一个相对的时间内,表现为一种静态的位置关系,但在较长的时期内,则表现出一种动态的空间结构演化过程。其演变形式受区域经济活动及其内部结构的影响,同时也受区域自然条件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它们共同作用而产生的区域形态决定了区域的发展。当区域形态适应区域经济活动时,区域将处于积极、上升阶段;当区域形态难以包容区域经济活动时,区域将处于抑制、停滞状态。区域经济活动决定了区域形态,同样,区域形态又会影响区域经济活动。区域形态是否适应区域经济活动取决于区域形态构成因素的相互关系,即区域经济单位的空间组织结构。

经济增长的空间动态过程到目前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一是前工业化阶段。其主要特征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工业产值比重小于10%,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小,城镇发展速度慢,各自成独立的中心状态。二是工业化初期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城市开始形成,工业产值在经济中的比重在10%-25%之间,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经济增长速度差异扩大。三是工业化成熟阶段,即快速工业化阶段。其主要特征是工业产值在经济中的比重在25%-50%。核心区发展很快,核心区域与边缘区域之间存在不平衡关系。四是空间相对均衡阶段,即后工业化阶段。其主要特征是资金、技术、信息等从核心区域向边缘区域流动加强。整个区域成为一个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城镇体系,形成大规模城市化区域,开始了有关联的平衡发展,因此,现阶段对区域空间形态的研究重点应在于证明规模报酬递增、关联效应和人力资本、技术等积累的空间载体对维持区域经济活动空间秩序和层次结构的作用上。与此相对应,现阶段区域空间形态的表现形式主要体现为城市群、产业链和开发区。

20世纪后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出现了大融合和大发展的态势,产业聚集区(产业园区、开发区等)、城市聚集区(城市群、带)等区域空间形态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它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以区域空间形态创新为主导的新时期。

二、中部地区区域空间形态创新的现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我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发展新思路。在实践上,为发挥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先行作用,国家在确立了5个经济特区后,又相继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以此为基础,为了充分发挥沿海地区在吸引国外投资、引进技术、出口创汇等方面的作用,国家先后在沿海开放城市建立了各类各种级别的开发区,主要包括出口工业区、出口加工区、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形式,这些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后来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区域先驱。90年代,随着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战略的快速推进,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和对外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各类开发区迅猛成长。在国家确立全方位的开放政策后,中部地区开始建立适合自身发展条件的各类开发区。1993年4月,国务院批准中部地区的武汉、芜湖建立了2个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00年,国务院正式批准建设合肥、郑州、长沙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01年批准建设太原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与此同时,中部地区各省市在经济、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浪潮的驱动下,纷纷建立地区性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如湖北武汉市设立了东西湖台商开发区、阳逻开发区等等。截至2004年底,中部地区已经建立部级开发区16个(其中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部级高新技术开发区9个),省级开发区34个,形成了由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和旅游度假区等形式组成,遍布中部六省的发展格局。建立开发区已成为中部地区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改造传统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试验田”的开发区,在特殊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发挥了体制创新的功能,在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和管理、进出口贸易、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不断尝试和探索新的改革和实验,突破旧体制的制约,以局部良好的基础设施和政策软条件,迅速集聚起有限的科技和产业资源,推动了区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并成为中部地区区域发展的主要模式之一。

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我国区域经济政策效应的日益显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是传统的以要素投入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的作用开始大打折扣,区域发展亟需新的推动力,新的区域空间形态的作用开始显现;二是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逐渐拉大,主要表现在城市与农村,东、中、西部的差距;三是地区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城市在区域竞争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城市之间的竞争也愈演愈烈;四是我国沿海地区已经快速发展到以城市群或城市带为主体的新阶段,形成了以一个特大城市为中心、以周边大中小城市为依托、区域城市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城市群已经成为区域竞争的重要形式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中坚力量,出现了诸如“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

等城市群的区域创新现象。在这一新的历史背景下,中部各省也意识到城市及其城市群在本地区发展的重要作用,各省纷纷把大力发展城市群作为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迄今为止,中部地区已初步形成规模城市联合体,主要包括:武汉城市圈、安徽沿江城市带、江西“昌九”工业经济带、中原城市群、湖南“长株潭城市群”、太原都市圈。从空间的角度来看,这种城市群(带、圈)的发展是中部地区区域空间发展模式的典型。

不论是城市群的发展,还是开发区的建设都离不开地区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空间上的集聚。中部地区现有的支柱产业对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有效的支持,中部地区又拥有丰富的自然和劳动力资源,是良好的制造业基地和技术创新基地,且中部各省在制造业间存在较强的互补潜力。近年来,中部各省已经逐步认识到各自在其产业发展中的优势与劣势,把构筑产业链作为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中部地区比较有发展潜力的产业链条如以汽车为龙头的机电制造业,以钢铁为重点的材料工业,以农产品深加工为重点的轻纺制造业,以光电材料为重点的光电子产业,以水电、煤电为主的能源产业等已经基本形成。产业链模式已经成为中部地区区域发展的基本模式。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探索和发展,中部地区已经形成了以城市群、开发区和产业链为主导的区域发展模式,城市群、开发区和产业链等区域空间形态创新因素已经在中部地区区域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中部地区的区域创新已经涉及到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但是无论是当前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还是文化创新,仅仅是涉及到区域的时间概念,而对区域的空间概念鲜有触及,这导致中部欣欣向荣的区域创新背后依然有难以逾越的羁绊。当前中部的区域创新方式或思路存在致命的缺陷,而要适应经济环境的动态变化,实现整体中部的长期发展,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创新模式已发挥到一种极限,这就亟需要我们转变区域发展的思路,突破传统区域创新的羁绊,从区域的本质概念人手重新树立中部地区的发展路径。

三、中部地区区域空间形态创新发展路径选择

中部地区虽然总体上存在一定的同质性,但各地区之间以及各地区内部仍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主要表现在发展的阶段性、地区之间的层次性以及各地区的发展特色上。这些差异性和非均衡性决定了中部地区区域创新发展不可能具有唯一的统一路径,而应该是分区域、分阶段、分步骤、分层次推进。由此,笔者从区域空间形态创新的角度提出中部地区区域空间形态创新分层发展模式。

(一)中部地区区域空间形态创新分层发展模式的划分

中部地区区域空间形态创新分层发展模式可以分为分阶段的分层发展模式和分区域的分层发展模式两个方面。

1、分阶段的分层发展模式

分阶段的分层发展模式是指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演变出发,突出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特征的差异性,针对同一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或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多个地区采用不同的适合地区发展向更高级阶段演进的区域创新发展模式。具体操作上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对地区进行阶段的划分,然后再确定适合其发展阶段的发展模式。

对区域经济发展进行阶段划分的原因在于:同一地区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随着发展阶段的不断提升其发展模式需要不断创新,不同的地区由于其发展阶段性存在差异也需要采用适合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模式,而不同的创新发展模式、创新要素的形成是需要具备不同的客观条件和背景的。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经济起飞的途径一般在于要素集聚,如集中优势建立开发区和培育龙头企业等比较合适的路径选择。而产业链的构建和重组则需要区域内部存在比较成熟的产业基础后才能实施,城市群的建立更是需要区域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水平极高和基础设施相对完备后才具有发展的条件。可以说,对区域发展阶段性的划分是确定某一地区创新发展模式的前提。而阶段性划分是要依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的,一般来说,对区域发展的阶段性划分既要考虑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规律,也要突出区域空间结构变革或演进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把传统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划分标准和区域开发空间结构变化的阶段性划分标准作为区域发展阶段性划分的参考标准,再结合中部地区的发展实际做相应的总结和调整。

结合钱纳里关于国家或地区发展的阶段性和陆大道关于区域发展空间结构变化的阶段性划分方法,考虑中部地区发展的实际和各种创新因素及发展模式的适应性。笔者将区域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区域发展的低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各阶段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分别是,低级阶段: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阶段,也可认为是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区域间和区域内部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开始出现,并开始形成一定的空间经济梯度;社会经济空间组织开始向先发达起来的点状地区集聚,城镇居民点等级――规模体系开始形成;中级阶段: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加大,消除区域之间的平衡开始受到重视;集聚经济占主导地位,点――轴系统的空间形态形成,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得到飞快发展;高级阶段:区域发展由不平衡向平衡协调过渡,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得到带动;经济扩散作用开始显现,中小城市得到发展,城市体系得到完善。

根据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段顺序可将区域创新发展模式分为三层,各层可以确定适合的发展形态和区域创新发展的主要模式和依托(表1)。表1反映的是以开发区、产业链和城市群为代表的点――线――网三层发展模式。根据区域发展及其结构变化的规律,在经济发展的初始时期或低级阶段,发展的途径在于要素积聚,依托点状发展形态可以集中优势发展重点领域,为实现经济的起步做准备。例如在一些县域经济区,在经济起步阶段面临资本短缺、投资环境差的发展障碍时,通过开发区(工业园区)的设立,改善投资环境,依托自身的特色和优势资源,吸引相关企业在本地的集聚是其经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在经济发展的中级阶段,区域产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开始加强,为了节省交易成本,通过构建产业链,依托一定的线状基础设施,通过扩大区域经济的集聚面进一步提高区域的集聚功能对区域发展至关重要。而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特别是广大城市密集地区,经济发展受到过度膨胀的干扰,资源环境压力增大,依托网状发展形态,尤其是通过产业链体系的重构、城市群体系的建立,达到更高层次的区域分工与合作,发挥广大经济发达地区的对外扩散功能尤为重要。

2、分区域的分层发展模式

分区域的分层发展模式是指从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出发,突出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特色,针对不同发展类型地区确定不同层次的适合特定地区发展的区域创新发展模式。

对区域进行层次划分的原因和依据在于不同地区或者区域层次其创新发展模式是应该有所区别的,同时不同地区创新因素和创新模式的形成是需

要不同的区域条件的。如在广大农村地区,农业占主导地位,是不符合发展开发区和城市群的,而在广大城市地区,特别是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和城市密集地区就基本具备城市群、开发区和产业链等创新因素形成的条件,也适合这些创新模式的更好发展。依据经济社会发育的程度、特定的行政级别和中部地区发展进程中的区域层次性可从中部地区划分出四类区域,分别是广大农村地区、县域经济区、二级城市地区和中心城市地区。依据由下而上的原则可将此四类地区划分为四个层次。按区域划分的中部地区四层发展模式结构如表2。

一般而言,在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农村农业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非常薄弱,不具备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也不具备区域创新因素如城市群、开发区等形成的科技、产业基础等基本条件,其发展的突破口在于发挥农业的积累作用为工业的引进做好准备,从国际国内的经验来看,依托地区的农业资源优势,在全国支农政策的引导下大力发展现代高效农业、特色农业,以改变广大农村地区的落后面貌,加快乡村工业化的步伐是较为合适的选择。县域经济区作为相对落后的城镇地区,处于点轴开发的初级阶段,工业化开始起步,具备了一定数目的工业企业,经济发展具有强烈的要素集聚的要求,通过完善城镇体系、培育地区龙头企业发展县域经济,同时通过开发区的建立吸引外来资源地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也尤为重要。二级城市地区主要指长江沿线、京广、京九、陇海铁路沿线经济较为发达、城市比较密集除中心城市特别是省会城市以外的地区,这些地区一般处于线状向网状过度的阶段,经济发展已经具有较高水平,经济发展的基础较好,具备较好的科研和产业条件,部分地区甚至出现膨胀和经济效益下降的趋势,如何整合现有发展资源,激活增长要素,促进结构升级和完善城市功能是其面临的主要问题,依托产业链的构建促进城市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各城市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促进城市群或城市带的发展是其创新发展模式的现实选择。而中心城市地区处于发展的最高阶段,经济发展最成熟,城市膨胀问题比较严重,如何加强城市对周边地区更大范围内的扩散功能是今后发展的重中之重,适应于网络开发阶段,可以选择相应的网状发展模式。

(二)中部地区区域空间形态创新分层发展模式的路径选择

经济发展新阶段篇6

关键词:经济发展;制度;GDp;消费

经过30年的经济改革与经济转型,我国逐步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表现为:

一、工业化进入由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时期

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当年价格1090美元),2007年我国GDp为246619亿元,比1978年的568018亿元增长了4214倍多。按照钱纳里的标准,我国进入到了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时期,工业化由中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也进入到了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期,这一时期既是经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0,也是经济发展的/矛盾凸显期0。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国将迎来一个大规模固定资产、设备的更新阶段,并由此带来三方面的经济机遇。一是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必将带动中国经济的继续增长;二是重型机器制造业正在逐步建立和形成;三是自主创新的开展必然介入成套机器设备的更新。从所处的矛盾凸显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以来,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和矛盾更为显著0。资源和环境的制约、发展不平衡、社会转型期的矛盾,以及国内体制和外部环境中的新问题开始集中显露出来。产生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地区差距扩大,经济结构失衡、失业和通货膨胀等问题。

二、整体经济发展进入双重转型期

改革30年的经济发展不是一般的发展,而是一种典型的转型发展,经济发展呈现出显著的/双重制度变迁0的特征,在双重制度变迁背景下整体经济发展进入到了双重转型期:一方面要实现发展的任务,实现由贫穷落后向富裕状态的转变,缩小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另一方面要加快经济转型,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统一为一个过程。从经济发展来看,既要加速实现传统经典工业化时代的任务,又要迎接信息化时代工业化的挑战。从经济转型的任务来看,面临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工业化由传统工业化向现代新型工业化的转型,城市化由人口城市化向以产业为支持的功能型城市化转型,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型向效率提高型转型,社会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型。双重制度变迁既增加了制度变迁的成本,又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结构调整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

经过3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以结构调整为特征的新阶段,从产业结构的演进来看,2006年我国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214B4713B4013,对照工业化先行国家产业结构的历史演变,目前中国产业结构演进阶段转换的/拐点0已经出现。从就业结构来看,2006年中国劳动力在三次产业的分布结构为4418B2318B3114,/非农0产业占就业的比重仅为5512%,比之工业化先行大国最低2/3,平均70%以上的比重低得多。从城市化来看,中国的城市化率尚未突破50%,按照/常住人口0统计的/城市人口0占总人口的比重,2007年仅仅为4419%。因此,结构调整成为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题,在新的发展阶段需要在产业结构调整与需求结构升级方面做文章。在需求方面,大力发展消费信贷,促进消费结构升级;在供给方面,重点发展装备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要形成以住、行为主要增长点的需求结构和以高加工度、技术密集、创新推动为特征的产业结构。

四、消费的增长效应逐步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消费结构变化显著,消费方式逐步从生存型转向发展型和享受型。在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中,住房、交通、文化教育、医疗保健、通讯等方面的消费比重不断上升,食品消费不断下降,恩格尔系数由1993年的01869逐渐下降至2003年的0155,进而下降到2006年的01428。这说明在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发展性的消费正在加速增长。

消费结构对发展度的贡献率不断增长,1993年为111%,2003年为218%,而2006年上升至413%,这是由于收入快速增长,资产市场上财富效应不断扩大,以及社会服务与保障体系改革的进展等因素所致,并且消费增长很可能最具活力。中国经济正在由投资驱动型向消费拉动型变化,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在逐步超越投资,2006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9%,大大高于投资(36%)和净出口(15%)的贡献率。这些变化预示着中国经济发展迎来了大众消费时代。

五、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加强

中国经济增长是一种转型增长,这种转型增长表现为经济体制转型背景下的增长,在内容上表现为传统产业结构向现代产业结构转型背景下的增长。传统产业部门与现代产业部门同时并存于整个国民经济,而传统产业部门和现代产业部门是按照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来进行的。报酬递增的机制与报酬递减的机制并存于所有的产业中,大致上报酬递减支配传统产业部门加工行业,而报酬递增则统治着现代产业部门)))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现代经济也由此分成为两个相互联系的商业世界,对应着两种类型的报酬机制。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历了从规模物质生产到设计和使用技术、从加工处理资源到加工处理信息、从应用自然资源到运用知识和技术的转变。随着这个转变的发生,/决定经济行为的基础性机制从报酬递减转向报酬递增,规模报酬递增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加强。

经济发展新阶段篇7

关键词:经济发展;经济增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4)03-0022-07

自党的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任务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概念、内涵、推动力等理论问题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思路、发展路径等诸多方面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但在许多方面尚未达成共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与新中国的成立及改革开放并称为我国三次社会经济大变革),就目前阶段而言,加快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的研究既十分重要,又极为迫切。总结国内外转变经济发展研究现状,找出不足,明确未来研究方向,这对促进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以及更好地指导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一)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就是经济学家不断寻找和解释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代表性的观点主要为“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结构效应理论”和“制度决定理论”。

资本决定论观点的主要代表是哈罗德和多马所构建的哈-多模型。该模型强调了生产要素的贡献,认为当实际经济增长等于资本家愿意的经济增长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长率时,经济才能处于稳定增长状态。技术进步论认为,在要素资源投入量一定、资源配置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情况下,技术进步是决定经济增长水平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本论强调人力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将人力资本作为一种独立的要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人力资本当做经济增长的源泉。结构效应理论认为,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会加速经济的增长,亦即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制度决定理论认为,用于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及其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1]。

上述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通过建立相关模型,研究各因素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后分析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从而探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和方法。虽然这些理论观点存在一定的弊端,但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上述观点大多强调了资本、制度、技术和人力等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认为经济的增长不是受单一因素影响的而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其中包含起主要作用的关键因素。由此我们可以得知,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关注保持资本的积累速度,还需要把握影响资本积累速度的各因素,尤其是关键因素,这就要求在保持资本积累速度的基础上,注重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劳动分工水平、优化分配结构等方式的推动作用。

(二)经济发展阶段理论

由于二战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很多学者开始反思经济增长至上论,逐步形成了新的经济发展观,在此基础上,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的概念,并设计了“人类发展指数”。新发展理论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逐步融合,提出了通过加快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积累、制度创新等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比较有影响力的有刘易斯(1954)、罗斯托(1960,1971)、波特(2002)与阿西墨格鲁(2006)等的经济发展理论[2]。

1.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将经济发展阶段分为传统经济、过渡和现代化三个阶段,二元结构就是指过渡阶段中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并存的现象。刘易斯的理论不仅仅是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理论模型,而且涉及到整个经济中的结构转变[3]。

2.罗斯托的经济发展阶段论。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把经济发展分为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等五个阶段。后来在《政治与增长阶段》一书中,他又提出了新的第六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主导部门是服务业与环保产业。罗斯托认为“起飞”和“追求生活质量”两个阶段是促进经济成长的关键性阶段,并分析了这两个阶段所需要的政策。

3.波特的经济发展四阶段论。波特(1990)在《国家竞争优势》中根据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不同把经济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要素驱动阶段,主要靠要素投入(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等)驱动经济增长。(2)投资驱动阶段,主要靠投资供给推动,而不是由需求拉动。(3)创新驱动阶段,生产要素的自然禀赋优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这一阶段越来越少,不断地对这些生产技术进行改进和创新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动力。(4)财富驱动阶段,获得经济财富是这一阶段的驱动力。

4.阿西墨格鲁的经济增长两阶段论。阿西墨格鲁等(2006)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的增长称之为“基于投资的增长”,而将处于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称之为“基于创新的增长”。(1)“基于投资的增长”阶段,由于发展中国家远离技术可能性边界前沿,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更多地通过学习或模仿现成的技术,此阶段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如何有效地动员和组织资源,增加投资以吸纳国外先进技术促进经济增长。(2)“基于创新的增长”阶段,发达国家已经处于技术前沿,只有通过自身的研发与创新活动才能推动技术可能性边界的外移,为经济增长寻求新的技术与产业支撑。

上述对经济发展阶段论的研究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细化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借此我们可以判断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明确各阶段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和发展途径。经济发展驱动因素的转换(资源―资本―技术),其中隐含着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这对于我们研究经济转型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相关理论体系

除了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外,从理论层面看还有一些相关理论对我们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重要意义。这些理论主要包括创新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收入分配理论和需求结构理论等。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众多学者就视其为经济增长的源泉,越来越多地从创新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代表性的创新理论主要包括:熊彼特创新理论和他提出的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强调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等重要的演化经济理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

需求结构理论从需求角度分析,就是宏观经济学中把国民生产总值分解为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四部分,用公式可表示为:Y=C+i+G+(X-m)。而在国民经济学中,通常把拉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概括为“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和外需[4]。

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重点问题,相关的收入分配理论主要有:马克思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和两阶段分析模式基础上的收入分配两极化理论;李嘉图认为分配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库兹涅茨的倒U假说,即收入不平等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虽然这些理论有的还不完善,但对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参考价值。

可持续发展最早于1972年提出,是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但要求在严格控制人口、提高人口素质和保护环境、资源永续利用的前提下进行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以上理论对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的我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是切实落实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发展政策,完善收入分配改革,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二、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但是伴随而来的资源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十七大又进一步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明确提出了一些相应政策和技术手段来拉动和带动转变。但是,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引发了一些新问题,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弊端日益严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再一次成为学者寻求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热点[5]。

(一)转变经济发展的内涵

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并对其内涵作了深入阐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大局,是关系着国民经济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影响着未来经济发展目标是否能够顺利实现。针对新时期、新形势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学术界展开了广泛的研究[6-8]。

大多数研究者是从定性的角度阐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黄泰岩(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不仅指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或从外延增长向内涵增长的转变,还应该向发展目标多元化转变,向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举转变,向以人为本这一发展核心转变,向经济结构全面优化转变,向知识经济条件下的发展方式转变,向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转变,使经济发展朝着有利于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前进[9]。吴树青(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要求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及人的全面发展[10-11]。杨玉霞、邢宏(2008)从定量的角度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进行阐述,他们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注重实现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达到或超过50%的同时,更应该注重经济发展质的提升,注重质和量的统一,包括经济增长、结构改善、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环境的改善,等等[12]。杨玉民(2011)认为在强调数量的基础上,更应该追求经济运行中“质量”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

众多学者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即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内涵比经济增长的内涵更为深刻,除了包含上述两方面内容,还应包含民生改善。即:

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民生改善

保障和改善民生不仅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基础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有利于扩大内需、刺激消费,消费需求的提高对生产和消费的良性循环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因此,将改善民生融入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成为转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动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就会更加全面和丰富。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

各地区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发展模式等方面都存有差异,各有特色,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上面临的问题与实现途径、约束条件等也各有不同,许多学者就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作了深入研究。

一部分学者强调深化改革的重要性,他们认为深化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比如吴敬琏(2005)认为,要打破经济转型的体制就要推进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革;张卓元(2007)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深化政府改革。

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创新能力[13-14],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成为发展的不竭动力,才能维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可持续性。刘世锦(2006)和(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卫兴华、侯为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路是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王德平(2009)指出科技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

还有一部分学者综合分析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各种因素,相应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途径。如:黄泰岩(2008)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加强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加快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9]。王军(2009)指出,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努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升级;加快推进节能减排工作进展;不断增强科技自主创新能力;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5]。

(三)转变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定要有推动力,推动力就像是汽车的发动机,是加速转型的关键。由于我国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力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有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16-17]。主要观点如下:

刘庆宝、未良莉(2007)结合我国国情,系统分析经济增长理论的源动力,构建了扩展的索洛(So-low)模型,从消费、投资、出口三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及其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18]。

(2010)结合广东省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推动力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他认为只有坚持不懈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形成强大的核心竞争力,我们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国内外竞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19]。

陈元中(2010)认为必须坚持把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才能有效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20]。

马西恒(2010)认为目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遭遇内生动力不足的瓶颈。应充分重视社会经济基础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支撑和制约,通过调整利益格局建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建议以发展型社会政策为范式,从政府能力、公共服务、权利平等和收入分配四个方面建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社会政策支持体系[21]。

(四)转变经济发展的阶段研究

虽然西方有许多关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但是由于经济环境和社会背景的差异可能不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认清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有利于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和实践研究。为此有些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分析。

蔡(2007)认为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资源驱动、资本驱动、劳动力驱动、生产率驱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是从一种要素驱动为主的发展阶段到另一种要素为主的发展阶段的转变。中国目前处于第二个转折点――刘易斯转折点[22]。

梁炜、任保平(2009)透过经济发展的内涵确定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内容,设计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从经济总量水平、经济结构、制度水平的变化和创新水平四个方面对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进行整理,借用Fisher最优分割法进行系统分析,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4年)为“自主发展”的工业化准备和初级产品的起步阶段;第二阶段(1985―1992年)为我国经济发展在经历从初期向中期的过渡后,进入实现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第三阶段(1993―2002年)为工业化实现和经济发展加速度阶段;第四阶段(2003―2006年)为工业化逐渐成熟、开始迈进工业化高级阶段和经济稳定增长阶段。我国目前正处于第四阶段上[23]。

王兵和颜鹏飞(2004)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8―199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17%;第二阶段为1992―2001年,我国的tFp年均增长率为0.79%。

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和tFp测算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评价指标体系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后,众多学者从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理论研究转向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的研究[24-26]。众多学者大体从综合指标(经济增长份额中靠集约所得占的比重)、反映投入和产出质量的指标、反映提高生产效率的指标等方面进行评价。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测算和评价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社会生产函数分析投入结构及其与产出的关系,来对经济发展方式进行测算,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能源产出率、投资产出率等指标体系;另一种则是基于系统论方法构建评估体系。主要研究成果有:

崔立涛(2008)根据浙江省经济发展类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从不同侧面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反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国民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程度指标、经济效益指标、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量及技术发展状况指标。他主要从七个方面反应经济发展方式是否发生转变及转变程度,其中包括经济增长本身、经济增长中的决定因素、经济增长质量、生产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资源消耗和污染产生、劳动力流动机制及增长实施主体[27]。

康达华(2008)建立了资源节约型社会指标、环境友好型社会指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标3个一级指标,以及相应的具体指标,其中包括8个生产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9个生活领域的资源节约指标,7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的生活水平指标[28]。

郑惠强(2010)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应包括优化产业结构、优化需求结构、优化投入结构、促进均衡发展、促进绿色发展、促进共享发展等六个方面[29]。

张炳君、于淑娥(2010)对青岛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了实证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分析设计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共涉及经济增长质量指标、经济结构优化指标、科技投入指标、资源环境指标、社会发展指标和人民生活指标共6个一级指标以及29个二级指标[30]。

沈露莹(2010)立足于现阶段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内涵和要求,构建了一套集经济增长、服务经济、城市功能、自主创新、资源集约和以人为本六个领域为一体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18个一级指标,48个二级指标。并对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和阶段评价[31]。

庄惠明、黄丽君、郑伟腾(2010)结合福建省经济发展情况建立了一个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包含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资源和环境、科技创新、经济效益5个系统,并对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的比较[32]。

李志平和刘世奎(2010)主要从经济结构的失衡和技术的进步两方面选取指标。构建了拉力模型pL=∑?兹iti和推力模型pS=∑?棕iSi,并结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从这两个模型出发建立了高新技术产业、科研投入、区域结构的失衡、国有和民营经济的失衡等八个指标。在此基础上对湖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了实证研究[33]。

刘春宇、闫泽武(2010)在充分体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要便于量化和考核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设计指标体系的原则和基本框架,并从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自主创新、生态文明、社会事业和民生等不同维度设计了一些具体指标[34]。

石宏博(2011)从经济发展、民生福利、环境评价与协调发展等方面选取指标来反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构建了相应的评价体系,并运用因子分析法客观系统地对辽宁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现状进行了评价[35]。

通过以上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和监测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现有研究主要以省、市为评价对象来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测评,现有文献虽为后续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基础,但由于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时间较短,相关的统计监测及评价研究寥寥无几,现有研究大部分是静态地评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状况或者和其他省市地区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并没有动态的监测机制。

(二)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经济转型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是指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它的理论基础是索洛增长模型[36-40]。依据生产函数并利用多元回归方法测算出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计算出tFp,进而根据相应的标准判断经济增长方式的类型,判断标准如表1所示。

许多学者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33,35,41-42],但由于依据的模型和假设不同,测算出的数据有较大差异,有的学者测算出的tpF高达48%,有的仅为2%。主要研究成果有:

Chow首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研究,他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全要素生产率趋于稳定,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改革开放后全要素生产率以每年2.7%左右的速度增长。

江春、吴磊、腾芸(2010)测算了2000―2008年中国及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显示2000年以来tpF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指出这是由于我国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收入分配不合理以及金融体系不健全造成的[43]。

高峰(2008)指出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判断标准,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份额小于30%的经济发展方式为粗放型,30%~50%的为半集约型,50%~70%的为集约型,70%以上为高度集约型[44]。

蒋晶晶和冯邦彦(2011)建立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模型t=Y-?琢h-?茁h,测算出1985―2008年广东省的全要素增长率,分析出广东省的经济增长方式属于投资生产率拉动型增长,有效劳动作用不明显[45]。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偏低,基本属于投资拉动型增长[46-47]。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法尚不统一。

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及未来展望

(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

上述文献梳理可以看出,近年来,虽然众多的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基础理论和相关政策做了大量研究,但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1.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相关概念、内涵、意义等研究论述较多,大多数经典理论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次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探索。但是这些理论研究至今还没有完全体系化、成熟化,理论体系还比较单一。其原因,一方面是理论演进本身所遇到的困难,再加之经济转轨与发展相互交织的经济体经常出现的非均衡状态和各种不确定性,使得非均衡动态经济理论和模型难以建立和完善;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身特定的国情和背景。中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可能产生种种复杂的态势,并且有多种发展路径,所以很难用单一的理论来解决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所遇到的问题。

2.虽然现有很多研究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但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单纯地把改善民生看做一个社会问题,忽略了改善民生不仅是转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重要前提,也是转方式的基础动力。现有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思路还比较狭窄,没有充分和边沿理论进行结合。

3.对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演进、路径、政策等定性研究较多,而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不多,基于统计数据的实证研究也较少。现有成果许多没有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和本质特征紧密结合开展研究,并且有的评价指标体系内的某些指标过于细化,可操作性不强,模型构建不够合理,综合测度结果不能有效地指导政策研究。

4.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tFp)判断经济发展模式时,缺少统一的测算标准。衡量一个地区能否合理利用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的tFp测算方法有多种,每种测算方法都有其特定的应用环境,而很多学者在测算地区全要素生产率时忽略了所应用的方法是否适合要分析的内容,这也是不同学者测算出的tFp值差异较大的原因之一。

(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的未来展望

针对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笔者认为要着重从以下方面加强研究:

1.要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统计学的各学科各分支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学科的融合发展才能有效支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体系,要不断创新,注重理论的横向有效整合,如经济理论与创新理论,分配理论,人口流动理论的结合等。

2.由于中国特殊国情的制约,在经济方式转变的过程中存在非均衡性和不确定性,所以研究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均衡性和灵活性。要能够应对经济转型过程中随时出现的不确定因素,研究要具有预见性,尽量减少经济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3.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加强以指标体系和测度方法为重点的定量研究,通过定量化的测度并据此进行纵横向的比较分析,可以相互之间找出优势、劣势、差距和薄弱环节;要注重指标体系的层次性和整体性,不但要研究和构建最表面、最容易感知的显示性指标,更要注重揭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原因的分析性指标和传导性指标,使对策研究更具针对性。

4.对全要素生产率测度方法的研究应当不断细化。我国经济测算全要素率的方法应与发达国家的不同,要加快探讨具有中国特色、适合中国国情的测度方法,应该在tFp核算中加入新的解释变量,对解释变量的计量方法进行改进。

参考文献:

[1]刘建党.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文献综述[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06,(6):71-74.

[2]蒲晓晔,赵守国.关于近年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的观点述评[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30-33.

[3]王德平.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科技创新研究[D].成都:西南财经大学,2009.

[4]陈元主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研究[m].北京:研究出版社,2010.

[5]林宪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与政策研究[J].求索,2010,(10):33-35.

[6]杜锦锦,金晶瑜.国内外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论研究[J].政策望,2011,(07):118-121.

[7]柯健.后危机时代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途径[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10,(3):46-51.

[8]邓平,邓娥.国内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综述[J].华东经济管理,2011,(07):118-121.

[9]黄泰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与实现机制[J].求是,2007,(18):6-8.

[10]吴树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J].前线,2008,(1):17-19.

[11]王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9,(11):4-6.

[12]杨玉霞,邢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内涵及实现机制[J].学理论,2008,(6):15-18.

[13]高梁.全球化、解放思想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开放导报,2009,(2):14-19.

[14]高梁.自主创新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9,(6):21-24.

[15]王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J].中国集体经济,2009,(19):15-16.

[16]GaratenaHolz.China’seconomicGrowth1978-2025:whatweKnowtalayaboutChina’seconomicGrowthtomorrow[J].worldDevelopmert,2008,36(10):1665-1692.

[17]沈利生.“三驾马车”的拉动作用评估[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4):139-151.

[18]刘庆宝,未良莉.我国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三驾马车”对我国经济增长拉动作用的实证研究[J].特区经济,2007,(12):257-258.

[19].自主创新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推动力[J].学术研究,2010,(3):1-5.

[20]陈元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n].广西日报,2010-12-14.

[21]马西恒.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生动力及社会政策支持[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5):26-29.

[22]蔡.刘易斯转折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23]梁炜,任保平.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评价及现阶段的特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4):3-18.

[24]贾根良.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呼唤经济发展战略的革命[J].经济纵横,2010,(9):47-50.

[25]冷崇总.关于构建经济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思考[J].价格月刊,2008,(4):21-26.

[26]车春鹂,高汝熹.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思考[J].审计与经济研究,2009,(6):84-89.

[27]崔立涛.浙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D].杭州:浙江工商大学,2008.

[28]康达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建设“两型社会”研究[D].广州:中共广东省委党校,2011.

[29]郑惠强.必须创新经济评价考核指标体系[J].港口经济,2010,(04):7.

[30]张炳君,于淑娥.青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指标体系的定量分析[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2010,(04):120-124.

[31]沈露莹,葛寅等.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科学发展,2010,(06):11-35.

[32]庄慧明,黄丽君,郑伟腾.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综合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J].福建工程学院学报,2010,(4):128-132.

[33]李志平,刘世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测算及实证[J].统计与决策,2010,11:101-103.

[34]刘春宇,闫泽武.构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指标体系[J].宏观经济管理,2010,(06):40-41.

[35]石宏博.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绩效评价与地区间差异分析――以辽宁省为例[J].财经问题研究,2011,(9):124-128.

[36]杨永华.发展经济学流派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7]西蒙・库兹涅茨.各国的经济增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8]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2.

[39]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40]张培刚.发展经济学教程[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

[41]孙琳琳,任若恩.中国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J].世界经济,2005,(12):3-13.

[42]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

[43]江春,吴磊,腾芸.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2000―2008[J].财经科学,2010,(7):5-62.

[44]高峰.国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经验借鉴[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8,(3):113-116.

[45]蒋晶晶,冯邦彦.广东省要素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J].广东商学院学报,2011,(01):76-82.

经济发展新阶段篇8

关键词:转型;跨越;对策

中图分类号:F12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3-0014-04

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近35年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2011年甘肃的GDp产出达到5020亿元,人均GDp已经迈过3000美元大关,地方财政收入达到了450亿元,甘肃经济社会已经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起点,迈上了高位增长的平台,驶入了加速发展的轨道,标志着甘肃省经济已经具备了在较长时期内持续、快速增长的基本条件。从国内外发展的经验看,这个阶段是一个“十字路口”,也是一个非常关键和特殊的阶段。新一届甘肃省委省政府面对新的历史起点、新的发展阶段与新的历史机遇,特别是从甘肃既处于黄金发展期、难得机遇期与负重爬坡期,也面临着观念转变期、利益调整期和矛盾凸显期的阶段性特点出发,提出要抢抓国内外产业加速向中西部转移的产业机遇与国家宏观政策利好给甘肃所带来的政策机遇,全力推动甘肃经济社会的转型跨越发展。为此,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同志明确提出了“科学发展、转型跨越、民族团结、富民兴陇”的发展目标,特别强调指出了甘肃转型跨越的“五个更加注重”发展新思路与聚集“六大重点”的发展新举措,为甘肃坚定不移地实施跨越式发展道路指明了奋斗目标与努力方向。本文拟就促进甘肃经济社会转型跨越发展的战略思路与对策设计问题进行专题分析。

一、准确把握甘肃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积极促进甘肃从工业化成熟阶段向新型工业化阶段的转型跨越

要促进甘肃经济社会的转型跨越,就要准确判断甘肃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清晰地把握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实现甘肃转型跨越的根本保证。在甘肃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方面,具有权威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是2008年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所作出的评估结论。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佳贵等人的评估认为,甘肃省人均GDp位于前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位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位于前工业化阶段,城镇化水平位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其结论是甘肃省的工业化水平介于前工业化与工业化初期水平之间。尽管就其中所涉及的一些具体判断笔者并无异议,但对其最终结论笔者并不完全赞同。根据甘肃省工信委、财政厅2010年度甘肃百强企业分析,百强企业占甘肃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5.03%,但主营业务收入、实现利润、资产规模却分别占到92.25%,86.55%,76.22%。整体来看,甘肃省的百强企业有四大特点:其一是资源型企业占比65%;其二是石化、有色、电力、冶金、煤炭、机械、食品企业92家;其三是重工业占主导地位,占比为84%,例如,金川公司(923亿)、兰州石化、酒钢居于前三位,第100位的肃北浙商矿业投资公司产出仅3.3亿;其四是轻工业与服务业主营业务收入仅占百强企业的3.9%。不难看出,甘肃省的百强企业主要分布在重化工业领域,集中分布在石化、有色、电力、冶金、煤炭、机械、食品企业等产业。从甘肃省百强企业的这种行业与产业分布特点来看,笔者认为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的第四个阶段,即成熟阶段。所谓成熟阶段的典型特征就是重工业已经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导部门,钢铁、煤、电力、通用机械、肥料等重型工业部门综合体系是成熟阶段的主导部门综合体,而这些部门的经济增长在甘肃省具有鲜明的增长主导性及发展加速的态势,这虽然表明甘肃省经济发展与全国经济发展呈现出较为鲜明的阶段性差异,但充分发挥优势工业的带动作用仍然是甘肃省实现加速跨越的主导力量。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开始步人罗斯托经济成长阶段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以汽车生产和消费为主的耐用消费品综合体系正在成为持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部门,作为第四阶段(成熟阶段)主导工业部门的钢铁、煤、电力、通用机械、肥料等重型工业部门综合体系,在我国已经呈现渐趋饱和,甚至过剩的发展态势,亟需实现技术创新与转型升级。事实上,甘肃省是全国较早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的省份,遗憾地是甘肃省的优势工业因为以国企为主导,呈现出企业办社会,甚至圈地封闭发展的态势,使得其产业的带动作用体现得并不充分,甚至在知识、技术、服务等溢出效应方面也十分局限,由于大多数又集中于资源性产业,使得工业与农业、社会服务业缺乏有效的互动和带动作用,这成为甘肃优势工业突出,但工业化特别是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的根本性因素。现在,既面临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迫切战略要求,又要适应新发展阶段的产业演进挑战。甘肃省必须通过转型来促进跨越式发展,在结构优化与产业转型中充分发挥优势产业的引领作用,坚持通过工业优化与转型发展战略促进甘肃实现从工业化成熟阶段向新型工业化阶段转型跨越。

经济发展新阶段篇9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是我国30年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背景。30年来我国发展水平的提高,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发展水平和发展的公平程度,有赖于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体制的改革和创新。

新阶段的矛盾变化与改革的主要任务

我国开始从生存型阶段步入发展型的新阶段。生存型阶段,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阶段,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逐步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广大社会成员要求加快经济、社会与政治体制的全面创新,使之与发展型社会的消费结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相适应。

经济快速增长同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的突出矛盾是发展新阶段面临的一大矛盾。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与此同时,在温饱阶段尚未出现或者并不突出的问题,包括资源和环境约束,开始集中地显现出来:第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现出逐步扩大的趋势;第二,环境条件的日益恶化使得经济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降低。当前我国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第三,资源环境压力开始成为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的重要原因。

从新阶段矛盾变化的现实看,市场化改革仍然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应对资源环境约束,需要深化市场化改革,在关键环节取得实质性突破。

首先,应尽快解决资源环境制度安排的内在缺陷。当前我国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于理顺资源环境的体制机制。现在资源价格体系既不反映市场需求程度,也不反映市场供给状态,这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只有尽快解决制度安排问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才有较好的制度保障。

其次,要加快资源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理顺资源要素价格,提高市场化程度。当前我国资源要素市场化程度明显偏低。例如,我国石油价格与国际价格有很大差距,这与石油市场化程度不高直接相关。因此,新阶段的改革必须理顺资源要素价格。从现实情况看,如果没有大的宏观经济波动,宜尽快理顺能源价格。此外,垄断行业的改革和价格改革联系紧密,资源要素的价格管制一旦放开,垄断行业改革必须加快推进。

再次,要实现环境保护和利用的“三个转变”。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

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服务不到位、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是发展新阶段面临的另一大矛盾。第一,社会公共需求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尤其是近几年来,全社会公共需求增长速度相当快,个人用于公共产品的年均支出,大概是90年代中期以前的5年的支出规模;第二,社会公共需求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公共需求主体快速扩大,广大农民和城镇中低收入者逐步成为公共需求的主体。另一方面,公共服务项目不断扩大;第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的重要性不断凸显。

面对这个突出矛盾,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尤其要注重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

近几年,我国关于改善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和公共就业服务等政策目标和政策措施,有利地推进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促进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从现实矛盾与问题看,还需要加快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构建坚实的体制保障。

全面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改革观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客观上需要不同的发展理念。在我国步入发展型新阶段的特定背景下,进一步解放思想不仅需要继续加快制度创新,更需要从实际出发,尽快转变改革发展理念,全面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改革观。

发展理念的变化根源于发展阶段的变化。国际经验表明,发展阶段的变化是改革发展理念变化的客观基础。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断提升,发展不能局限于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内涵已经扩大到包括社会发展、政治文明等在内的全面发展。

经济发展新阶段篇10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是我国30年来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本背景。30年的改革开放,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从而,全面、深刻地改变了我国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进程,由此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从生存型社会到发展型社会

从发展阶段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将经历从较低水平向较高水平发展的不同阶段,这可以粗略地划分为生存型社会和发展型社会。在生存型社会中,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发展型社会,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还有待提高,但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发展的目标开始逐步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

经过近30年的改革,我国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到2006年,我国的GDp总量是1978年的57.5倍、进出口贸易总额是1978年的85.3倍、财政收入是1978年的34.2倍。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我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使我国目前处于新的发展阶段,即由生存型社会开始进入发展型社会。

我国发展阶段的提升,是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实现的。在这一过程中,单一的公有制被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所取代;政府集中管制的价格机制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所取代;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调控经济的格局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的宏观调控所取代。总的来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增强,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创造了条件。

30年的市场化改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主要动力。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使市场逐步代替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保障了资源的优化使用。这是我国经济活力得到释放的重要原因。有关研究表明,我国经济近30年的高速增长不仅靠以资本和劳动力为代表的外延性投入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同样有重要贡献。从1987年到2005年,在我国经济年均9.5%的增长中,5%~5.5%来自资本和劳动力投入,3.8%~4.2%的增长是由全要素生产率贡献的。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1%左右,发达国家也只有3%。我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这意味着市场化改革是有明显绩效的。

从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是我国30年改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重要背景。这个历史性跨越带有“转轨中发展”的特点,也带有“发展中转轨”的色彩。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的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结合这些宏观的结构性变迁来思考和分析。

正确认识改革中出现的矛盾

我国由生存型社会进入发展型社会,“生存性”压力明显减弱,“发展性”压力全面凸显。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是改革发展阶段性的客观反映。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和社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这种变革,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活力,也蕴含着深刻的社会矛盾;这种变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改革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

其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逐步增大的趋势。到2006年底,我国的GDp总量只占世界的5%左右,但却消耗了世界近25%的钢材、34%的煤炭、50%的水泥。

其二,经济快速增长的巨大潜力同经济增长的体制机制存在缺陷的矛盾。未来的10年~20年间,我国经济继续保持9%左右的年增长率是完全有可能的。重要的问题在于,粗放型经济增长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例如:商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比较高,但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化及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环境成本形成机制严重滞后;民营经济发展很快,但国有垄断行业改革滞后;经济增长方式仍然处于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之中,目前这个转变尚未完成。

其三,经济总量、物质财富的不断增加与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劳动报酬的增长水平明显低于经济的增长水平。比如说,1998年~2005年,工业企业利润年均增长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年均增长都在30%以上,但城市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年均增长只有9.9%。我国改革近30年,企业产值年均增长在10%左右,而劳动者薪酬年均增长仅为1%~3%。

其四,全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近些年来,全社会公共需求增长速度相当快。进入本世纪以来,个人用于公共产品的年均支出,大概是90年代的3倍左右。此外,社会公共需求的结构发生变化。广大社会成员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不仅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还涉及到住房、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等。但就目前而言,政府在公共服务提供方面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

其五,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滞后的矛盾。比如,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比较突出。目前,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的低下不仅仅表现在机构臃肿、职能重叠、人浮于事、人员超编等方面,而且也表现在会议冗长、效率低下、办事程序繁多等等方面。同时,行政成本增长过快。1978年~2004年,我国的财政收入增加了23.3倍,但行政支出增加了82倍左右。2004年,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高达19.38%。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矛盾和问题凸显具有阶段性的特征。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某些讨论、争论是难免的。关键在于,面对矛盾和问题,是指责改革、否定改革,还是肯定改革、推进改革?毫无疑问,30年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上述这些矛盾和问题,都具有改革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这既是改革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反映,但更多的是由改革不到位形成和积累的体制性矛盾和问题。正如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因此,解决现实矛盾与问题的出路在于全面改革。从我国社会矛盾变化的周期性、阶段性特征出发,减轻新阶段的发展性压力,需要进一步突破制约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体制。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推进全面改革

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发展性压力集中体现在人的发展上。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就是要使人力资源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源。广大社会成员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会对教育、医疗、基本社会保障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在物质财富快速增加的新阶段,人们还要求实现公平正义的分配,平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要求自由选择权、参与权;要求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发展性压力增大的矛盾和问题,涉及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也涉及到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改革,还涉及到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变革和创新。适应社会需求的变化,要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使改革及时、主动地从经济领域拓展到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这是新阶段全面改革的实质所在。

进入新阶段,以市场化改革的实质性突破,解决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体制性矛盾和问题,其重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出。无论是资源环境问题,还是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问题,都有赖于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明显增大。同以往的30年相比,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需求要大得多,迫切得多。近几年,虽然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了一定的进展,但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进程相比,总体上来说是相对滞后的。当然,这是过去渐进式改革遗留下来的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局面不改变,在相当大程度上会影响整个改革发展全局。所以,无论从发展的矛盾还是改革的实践来看,都需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全面改革的新突破。由此,摆脱改革攻坚“久攻不下”、经济社会领域多项重大改革难以突破的局面。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为新阶段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现实诸多案例表明,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由政府直接投资或干预微观经济的行为既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宏观经济稳定。按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集中到经济性公共服务上来。例如,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宏观调控和市场监管等。为此,应当加快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同时,要强化政府社会性公共服务职能,适应全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服务分工。确保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主体责任的同时,应当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扮演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