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发展阶段篇1
一、整改落实阶段活动开展情况
在整改落实阶段，我局严格按照县委的规定和要求，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认真做好各个环节的工作。
(一)继续抓好学习培训活动。坚持把学习贯穿于学习实践活动的始终，在安排好自学的基础上，认真抓好集中学习和交流，重点组织学习了中央、省、州经济工作会议和学习实践活动交流会等会议精神，并结合工作实际进行讨论发言，引导党员干部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和省、州、县委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决策部署和要求上来，进一步鼓足干劲，明确工作思路，坚定科学发展理念。
(二)认真研究制定整改落实方案。局领导班子把研究制定整改落实方案作为解决问题的关键环节，予以高度重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启动以来，我局就组织力量，以学习调研中查找到的问题、分析评议中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以及领导班子分析检查报告提出的思路和措施为依据，对制约我县经济科学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和需要完善的体制机制进行了认真分析和梳理，研究制定了整改落实方案，确定了具体整改事项，并按清轻重缓急和难易程度，确定了整改重点。为使整改落实方案符合实际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局党支部多次召开会议进行深入研究和反复修改，形成了高质量的整改落实方案，并按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三)严格落实整改责任制。为了确保整改方案得到及时有效落实，按照“三明确”的要求，建立了支部一把手亲自抓，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各科室具体落实的整改落实责任制，强化了整改落实的监督保障机制。其次，建立了整改台帐，对每一项整改事项，都明确了具体的整改措施、整改目标、整改要求、整改时限、和整改责任，为抓好整改落实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学习调研是基础、分析检查是关键、整改落实是目的。在整改落实阶段，我局以“科学发展见行动”为载体，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认真执行整改落实方案，集中解决影响和制约我局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取得了较好成效。一是针对政治理论学习方面存在的问题，进一步修订完善了干部职工理论学习制度，健全了监督检查措施，形成了理论学习的长效机制;二是针对工作效率不高的问题，我局及时召开会议，在认真研究与县委、政府及上级业务部门签订的09年工作目标责任书面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和措施，明确工作责任、工作时限和奖罚办法，确保每一项工作有分管领导、有具体落实人员，做好事事有落实，件件有回音，全面推动全局各项工作得到圆满完成。
(五)建立完善体制机制。从科学发展的要求出发，结合我局工作职责，进一步健全完善了四个方面的长效机制。一是建立完善了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修订了《机关工作人员学习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干部职工理论学习的措施。二是建立完善了依法行政和作风效能建设的长效机制。明确了调研工作的指导思想、组织领导、工作制度和工作要求，对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的时间、调研文章的数量做了规定，从而为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推进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奠定了基础;三是建立完善了政务公开工作的长效机制。修订了《政务公开制度》和《政府信息公开管理办法》，明确了政务和信息公开的范围、内容、方式、程序以及工作分工、工作考核、组织领导和保障措施，进一步强化了民主监督，改善了行政管理，提高了行政效能，增加了办事透明度。四是建立完善了廉政建设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了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规范、业务规范、廉政规范、道德规范，完善了廉政建设的各项制度和措施，为建设一支廉洁自律的经济干部队伍，树立经济部门的良好形象奠定了坚实基础。五是建立完善了推动科学发展的长效机制。明确了各项重点业务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重点和工作措施，为推动科学发展理清了思路。
(六)搞好材料和信息报送工作。按要求及时上报了《党支部组织生活会整改方案》、《领导班子整改落实方案》、阶段小结和信息报送工作等。
二、整改落实工作的主要特点
(一)领导高度重视。局党支部对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第三阶段工作极为重视，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扎实实地抓好各个环节的工作落实。一是抓好整改落实阶段转段动员部署，研究起草整改落实方案，并对整改落实方案进行反复修改，确保整改落实方案的质量。二是抓好问题的集中整改，班子成员按照整改责任的分工和要求，积极组织责任科室抓好整改措施的落实，对具备条件解决的问题及采取措施加以整改，对条件不成熟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积极创造条件，按照规定时限进行整改，争取早日解决。第三，为改进和完善体制机制建设，班子成员带领责任科室，按照职责分工，逐条梳理现有的规章制度，该修订的马上修订，该新建的立即研究制定，在较短的时间内健全完善了各项体制机制，为巩固学习实践活动成果，推动今后的科学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二)组织措施到位。为使学习实践活动开展得富有成效，我局严格按照县委学习实践办的部署要求，结合实际，认真研究制定了《整改落实阶段工作安排》，对每一个环节的工作做了周密部署，提出了具体要求，从而充分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抓好整改落实的积极性，确保了活动的健康开展。
(三)紧密结合实际。我局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第三阶段工作中，始终注重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突出实践特色，在抓工作落实、为基层和群众办实事方面做好结合的文章，使学习实践活动取得切实成效。
三、存在问题
经济学发展阶段篇2
关键词：梯度理论；发展战略；三阶段
中图分类号：F12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6－0003－05
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学界已多有研究，但至今尚未见对科学发展的梯度理论进行探讨。梯度发展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领域，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呈梯度性、多层次、渐变与突变相交织、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发展形态。研究这个领域，有助于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一全景式观照，并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各阶段的特征和规律。
一、梯度发展理论研究的使命与价值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一般来说，经济社会发展程度是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完善程度的表现，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变动着的经济社会实态。所谓经济社会发展，通常是指后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人文环境等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种运动，它具有梯度性的特征和发展规律，研究这个特征，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个规律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1.研究经济社会梯度发展是时代的选择
研究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特征，首先要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情和发展规律，研究当代我国发展观念的战略调整和发展模式的全面转型，更要研究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考察当前经济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在更高的理论层面解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社会主义更高阶段梯度发展的必然规律。
科学发展的梯度理论认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任何经济社会发展都有其内在客观自然的历史过程，这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和不同的经济发展背景下，有不同的特征表现。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特点是过多的人为因素阻碍了社会发展内在规律的自然展现，其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在低水平发展的基础上展示相对平等的社会图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被誉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我国经济社会从发展基础极度薄弱的情况下快速成长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2008年有望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3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的梯度性特征，总体表现是：时间跨度短，发展步伐快。但与此同时，转轨期尚未结束，经济和社会、自然环境的协调难度非常大。第一二三产业几乎同步发展，其中农业、制造业和信息产业没有较大的时间顺次发展差距；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几乎同时打开，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面临同样的市场，改革和开放并举；传统观念与现代经济社会的新思想相互碰撞和融合，传统道德和新的价值取向相互冲突、磨合及调适，要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声日益强烈；社会阶层出现显著变化，个体的外在社会生产能力发生扩延，内在心灵和精神成长逐步适应经济社会环境的快速发展。这些现象表明，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日益成为常态，整个经济社会呈现出蓬勃的发展生机；另一方面，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各个阶段中，暴露出了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困扰着当前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加快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形成了阻力。这些阻力不仅与整个改革开放相始终，而且表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因此，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研究就显得尤为紧迫。
此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研究，不能只是立足于对改革开放以来或某一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进行周期性研究，因为单纯的经济研究并不能完全覆盖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部。因此，坚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研究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个性化特征，以及这些特征的影响，来揭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性规律，是时代的选择。
2．在新的实践逻辑起点上解读发展梯度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梯度性的相关研究，历史上、国内外都有学者进行过探讨，并提出各自的理论，但他们大多是从阶段论的角度展开。如美国经济学家胡佛－费雪尔的区域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约翰・弗里德曼的区域空间成长阶段理论、日本学者井村干男的关于工业化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国家和地区划分理论等。我国也有学者对经济发展阶段作过一些理论上的探索，但他们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分析，一是偏重于经济增长维度，二是分析的时间跨度短，有的仅到20世纪90年代为止，三是有的甚至连分析的依据和产生的结果都存在争议。总体而言，国内外学者都没能从理论上对特定国家的具体经济社会发展阶段进行考察并得出科学的结论。
出现这种情况，在国外，主要是其研究背景基于西方国家工业革命以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经济结构呈现顺次发展和渐次进入高度化的特征，城市化依次出现分散―集聚―分散的趋势。在国内，虽然这些国外理论对我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有较大启发，但由于其研究背景与我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有很大不同，因此，很难照搬和模仿。首先，我国尚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无论在思想上还是体制上的转轨难度都极大；其次，我国的国情有其特殊性，人口多，底子薄，资源不丰富，几千年的封建思想文化影响深远，在这样的情形下，难以完全复制国外的发展模式和成熟经验。正如2007年7月9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在我国国家统计局举行的学术报告会上所说，中国是一个开创性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没有什么模式可以模仿，其间克服了很多困难，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同时，中国经济改革的某些经验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挑战，它能够丰富其制度经济学的思想。虽然诺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有了较深刻的洞察，但同样没有提出关于我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梯度的新见解。
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研究，关键在于从发展梯度的角度阐述科学发展观，研究科学发展的规律，研究科学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问题，关注科学发展的中间过程状态，论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必然逻辑，追求科学发展过程的创造性和谐，为科学发展的未来阶段提供理论支持。
1．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能深化对科学发展观的认识
首先，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坚持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对以往只注重发展结果、忽视发展过程，或只注重发展过程、忽视发展结果的发展理论都提出了挑战，主张发展过程与发展结果相统一的发展理论，是对以往发展理论的突破。
其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吸纳了后现代主义的合理内核，如后现代主义的全球意识、强调事物的共生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重视对自然物理的认识传统、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重视人际关系与代际关系的和谐，扬弃了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的相对主义、非理性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色彩等消极理念，否定了它的宗教神学色彩和唯心主义，追求一种真正能够为全人类提供参考价值的科学发展观。
再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本身也是一个发展过程理论，这个理论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的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中期因经济快速发展，忽略道德建设带来的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和改革成本的畸高，再到改革开放鼎盛时期的现阶段提出的“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无不表现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2．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意义在于它也是指导发展的科学方法论
首先，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价值在于它从发展阶段的视阈理解“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对于以理论自觉的态度去坚持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科学发展梯度理论首次提出了在经济增长方式上的时间历程和哲学意义上的动态共生。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和发展也是个持续过程，不可能以单一突变的方式完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个规律。第二，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开拓了我国科学发展的实践新领域，率先把发展梯度理论引入从自然、社会到精神的一切领域，把发展过程与解决矛盾的实践联系在一起，在时间上相始终，在方法上循序渐进。第三，科学发展梯度理论指明了我国科学发展的实践新途径，提出了发展是发展过程和发展结果的统一，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是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其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内涵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它能有效解决我国经济实力的显著增强与人民生活水平低层次小康的矛盾。传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使人们往往缺乏对发展梯度和层次的认识。科学发展梯度理论主张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让人们同步享受到发展的成果，同时让人们认识到，发展是渐进的、有先后的，不可能所有的人同时进入小康。二是它能有效解决我国改革发展的时代要求与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的矛盾。科学发展梯度理论认为，只有让全体人民深刻理解发展的梯度性，通过对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兼顾、尊重、保护不同群体的利益，通过制度安排把不同群体利益的矛盾冲突降到最低限度，实行体制机制的渐进式完善和突变式改革的统一。单纯的渐进式完善，容易导致改革战机的贻误；而盲目追求突变式改革，则容易在未被大多数人理解的时候失去群众基础。三是它能有效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与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矛盾。在转型期，不同利益主体对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要求以及对发展成果的急切占有都明显增强，形成一些反体制力量，使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难度加大。要有效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分步骤、渐进式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开发党的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新的政治资源和力量，及时地将现代化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成功地吸纳到政治系统中来，达到利益的动态共生。
再次，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实践方法主要表现在：第一，重视对发展的宏观政策的指导。宏观政策的制定、形成和执行也是一个过程，也呈现出梯度性特征。如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到80年代末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再到90年代的“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每一个阶段都体现了党和政府求真务实的高度责任感，每一步也都体现了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对发展的宏观政策的指导。第二，重视对发展的微观过程的指导。经济发展肯定需要速度，但更需要发展速度和质量的统一。速度是优化结构的重要手段，优化结构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真正高速度。我国多年的实践经验证明，在每个微观领域，都要计算发展的成本，还要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才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第三，重视对发展的具体方法的指导。主要指重视发展的静态和动态相结合的方法。静态方法包括社会实践一般思维方法和一般操作方法两种。动态方法包括决策计划方法、组织指挥方法、操作技术技巧、信息方法、沟通协调方法、监督控制方法、评价总结方法等。无论静态方法还是动态方法，都是在过程中梯度性形成的，在梯度中发展，在梯度中起作用。离开发展梯度，它们毫无意义。这是科学发展梯度理论的又一重要价值所在。
二、梯度发展的战略决策与理论依据
科学发展梯度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多阶段的理论基础之上的。这些理论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实践提供了依据。任何实践都需要理论为先导，而“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社会主义是多阶段发展的。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书中，第一次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并分析了两个阶段的区别和联系。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后，社会的发展将经历三个阶段：过渡时期、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理论是对未来社会的科学预言，对后人正确认识社会发展梯度提供了理论指导，特别是社会阶段划分必须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出发点的思想，对于后人科学认识社会发展梯度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列宁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经历了社会主义的最初实践，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后社会发展的三阶段思想，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的概念，并认为社会主义需要经过若干个发展阶段，才能到达共产主义。并提出采用迂回的方法，来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阶段的过渡，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阶段思想大大向前发展了。正如列宁在《论粮食税》所说的“所以为了使‘我们’能顺利地完成我们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就必须懂得，需要经过那些中间的途径、方法、手段和辅助办法，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从中国国情出发，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思想，在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讲话中，明确提出把社会主义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个阶段可能比前一个阶段更长。并对两个阶段各自的特征以及相互关系做了简要的论述。而邓小平更是以“台阶式”发展理论继承了马列主义和的社会发展思想，以“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这些都为把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1．“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与“台阶式”的发展理论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多阶段思想，有两点理论创新。一是根据中国国情把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准确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二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多阶段发展的，并明确把初级阶段分为三个阶段，集中反映在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上。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明确了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目标：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基本实现。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任务也基本完成。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这个“三步走”战略对我国的整个改革开放起了纲领性的作用。
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进一步提出“几年上一个台阶”的发展思想，被我国理论界冠以“台阶式发展论”。我国经济要“几年上一个台阶”，这是邓小平多次阐述的论断。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的经济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邓小平认为，在这个时候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对加快经济发展很有必要。1991年，他在《总结经验，使用人才》的谈话中，初步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十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的思想，并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而且他认为，这也是“国际经验”。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指出：“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之后，他列举了1984年至1988年我国经济发展较快时期和调整时期经济呈台阶式发展的事实，并以日本、南朝鲜、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台阶式发展”作为例证。邓小平的“台阶式发展”论断，是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上总结出来的，是邓小平在领导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践总结，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事物发展普遍规律。
正是邓小平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与“台阶式”发展理论，为我们坚持科学发展的思想，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和连续性辩证统一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
2．非线性过程理论是划分阶段的方法论指导
纵观国内外关于发展理论的研究，结合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际，科学发展梯度理论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理论，还借鉴和具象了公共政策非线性过程理论和经济发展短周期理论。
在公共政策理论研究领域，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公共政策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对传统的“阶段启发法”理论和分析工具提出各种批评的同时，发展出某些适合解释和说明复杂的政策过程的分析理论和模型。这些重视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非线性因素的理论和模型，从多元视角深入透视了复杂的公共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间断性与连续性、人的行为与规则改变、基于利益而形成的组织间的互动、创新行为的学习和传播等因素，形成了一些与“阶段启发法”相区别，并更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非线性的政策过程分析工具，主要包括美国公共政策学者约翰・金通的基于政策源流汇合的触发机制理论、保罗・萨巴蒂尔的支持联盟理论、鲍姆加特纳和琼斯设计的政策运行中的间断－平衡模型等。
其中，鲍姆加特纳和琼斯的间断－平衡模型更能体现公共政策的非线性过程特征，这个模型意指公共政策的选择、变更和深化可从公共政策的运行周期、政策群落的组合规则及政策运行中的间断和平衡等方面来理解：一个重要的宏观政策被提出并运行一段时间后，它会产生一些可能是政策设计初期难以预料的消极后果，需要设计新政策来纠正，只有经过这种对旧政策的突破，克服原先运行中出现的消极惯性，宏观政策才会继续向正确的方向实施下去。从运行过程来考察，它表现为一种间断和不稳定，呈现梯度状态。
这个诠释特殊情形的政策过程的间断―平衡模型，是值得高度关注的。在今天看来，这些理论对于处在转型中的、“非常态的”或“超常规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战略选择有着重要意义。分析我国30年经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改革过程中的发展战略、政策选择和变动，可以发现，几乎每个阶段都有“非常态的”或“超常规的”各种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出现，适应并引导各个阶段的良性发展。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际情况看，党和政府每次及时提出发展的重大社会发展政策，为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奠定了指导思想，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才是硬道理”到“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这些政策无不在解决旧有尖锐矛盾的基础上，为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因此，借鉴非线性政策过程理论，研究每个阶段“非常态的”或“超常规的”各种政策及其成因，并以此作为划分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方法，是一种方法论的新尝试。
3．经济发展短周期是划分阶段的量化参照
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最主要也最简明的GDp经济指标的变化是反映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信号。观察GDp的变化，有助于了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短周期的状况。通过1978到2007年的GDp变化，可以看到三个明显的经济发展短周期：
第一个短周期是1978―1990年的发展期，我国经济开始起步，经1982―1985年的年均12.2%的快速发展后，逐步回落并伴随宽幅震荡，通货膨胀严重，经济开始全面整顿。到1990年GDp增长率跌至谷底的3.8%，完成经济增长的第一个短周期。这一阶段的宏观政策是“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这也是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的从1981年到20世纪末20年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
第二个短周期是1990―2001年的发展期，经济从1991年开始迅速回升，1991―1994年年均GDp达到12.6%，之后开始比较平缓的逐步回落，出现通货紧缩，到1999年GDp增长率落至最低的7.6%，但比1990年的低谷仍高3.8个百分点。2000年GDp略有反弹，到2001年又回落至8.3%，完成经济增长的第二个短周期。这个阶段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同步的宏观调控政策，如1993年的“16条措施”完成了从经济过热到“软着陆”的调控；针对亚洲金融危机提出国民经济GDp“保8”的目标等。
第三个短周期是从2001年至今的发展期，经济呈稳步上扬的良好态势，GDp年均增长9%以上，经济没有出现大起大落，同时各项社会指标稳步好转。这一阶段的宏观政策主要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逐步淡出，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以这三个经济发展短周期为基础，依据科学发展梯度理论，借鉴公共政策非线性过程学说，结合我国经济社会运行状况的主要变化和矛盾，可以将我国从1978年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划分为三个阶段。
三、合规律的梯度发展三阶段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期间三个阶段的发展既相互联系，又各有特征。
第一阶段：以“反贫困”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初级阶段。
这个阶段（1978―1990年）的主要特征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基本解决温饱问题”为战略目标，从农村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反贫困”是当时的主流思想和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的顺利贯彻，使温饱工程基本完成，城乡人民生活得到普遍改善，极大地赢得了国际社会舆论的赞许与国内人民期望值的提升。
但由于改革初期缺乏系统有效的（政策上、制度上和法律上）调节途径和监督机制，各种非法或不合法的收入渠道，从未真正被杜绝过，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成为某些群体致富的捷径，使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良好政策愿望并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目标。
任何改革都有成本和代价。在这个阶段，改革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是相关制度缺位，如市场制度发育不成熟、法律制度不完善、产权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到位、政府管理制度改革滞后等；二是环境污染严重，如城乡的“三废”、噪声和光污染等；三是由于国门初开，意识形态逐渐趋于宽松，价值观念多元，如社会道德结构的无序、外在道德约束的弱化、内在道德修养的贫乏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第二阶段：以“重效益”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跨越阶段。
这个阶段（1990―2001年）的主要特征是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旗帜下，经济改革进入超常发展阶段，同时“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被异化为“重效益、轻公平”。这个阶段的发展思路，一是思想解放，为经济发展助跑；二是加快市场化进程；三是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在这一阶段，从“计划”走向“市场”的历史性选择，使得我国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被普遍接受，全国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越。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成为判断改革成败的三条标准。
在这一阶段，（1）生产力发展水平虽然还只是处在相对高点，但全社会的效益崇拜已到了非理性的边缘，表现为：利益追求的竭泽而渔、财富期望的短视浮躁、欲望导致的行为目标迷失、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制度空洞的“合法利用”，从而导致全社会付出高昂的发展代价。（2）产业结构调整、三农问题瓶颈、区域发展差距成为经济发展的三大难题。此时，战略调控的利益抉择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严峻。宏观调控政策中的制度弱化与执行弹性、区间矛盾与周期忽视、行政干扰与利益平衡等，使得诸多措施不得不选择策略性的让步。（3）随着经济飞速发展的惯性，使正在制定和完善的各种相关制度未曾出台就已落后，而各种利用制度真空侵吞国有资产、巧取豪夺公共资源、占有改革开放巨大成果的腐败行为，成为部分权力拥有者的特权。在此前提下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则被忽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转型最终带来了社会转型，此时的特点表现为人们对不健全的体制、机制、法制的零容忍，“人民”意识空前高涨，其外在表现便是加快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成为国人的目标。
第三阶段：以“讲和谐”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完善阶段。
这个阶段（2001年―迄今）最初的主要特征表现为唯GDp论，在考量各领域的发展状况时往往以单一GDp指标为依据。但很快人们就发现唯GDp无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如无法有效衡量社会成本、反映社会贫富差距的社会矛盾、甚至引发道德异化、出现数据失真等问题。当人们意识到GDp的这些缺陷时，从GDp图腾走向社会多元和谐就成为全社会的理性选择。
这一阶段，由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多种矛盾的缠绕，以及矛盾之间的共振性关联，使得建立健全社会福利指标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刚性需求，如就业问题与解决途径；医疗、养老、教育等公共产品分配的社会公平与指标确立；改革时期社会贫困消除的量化与监测等。同时，由于传统的旧伦理观承载不了当代太多的使命，难以提供现代社会生活所需的更厚重的社会教化功能，因此，新伦理建设成为当务之急。毋庸置疑，在一个多元价值体系的时代，人的综合素质的提高是和谐社会发展的前提，道德教养的完善是和谐社会的理想境界，科学素养的培育是和谐社会的精神提升，法律素质的提高是和谐社会的基本保障，而社会责任的提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在转型时期，新伦理建设主要涵盖三方面的内容：（1）新经济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的价值取向，它要求遵循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求利”与“取义”相协调原则、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并重原则。（2）新政治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其核心内容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其中，科学执政是基本前提和总体目标，民主执政是本质所在，依法执政是基本途径。三者相互联系，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系。（3）新生态伦理建设是和谐社会的文明追求。新生态伦理观包括三条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生态与“人态”的和谐共生；二是设定生态“必要伤害”的底线；三是倡导新生态理念的价值判断。
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三个阶段的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理论提供了实践佐证。三个发展阶段，虽然各具个性，都有诸多曲折和亟待消除的不和谐因素，但其发展都展现了梯度的规律，都富有中国特色，其共性都是对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这些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的肯定和高扬，其梯度发展的实践理念是对实践本质的思考，其梯度发展的系统理论是对发展逻辑的尊重，其梯度发展的创新理念是对世界潮流的响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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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发展阶段篇3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发展经济学是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的一门新兴学科。其发展历程大致如下：
一、早期萌芽
经济发展思想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发展起来的，早期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创始人威廉·配第提出的从事农业的人数伴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会相对的减少的“配第-克拉克命题”。亚当斯密对社会财富和产出的严格界定和针对性的提出经济增长的前景等，这些都可以视作发展经济学发展的肇始。
二、奠基、发展与兴起
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200多年，但是发展经济学真正受重视却是二战以后。1948年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是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哈罗德和多马提出将短期的、静态的凯恩斯经济周期学说长期化、动态化为经济增长模式，被人们认为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先河，是发展经济学的第一个里程碑。
三、演变阶段
自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就主流发展演变阶段来说，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惟资本化、惟计划化和惟工业化。在这一阶段，发展中国家发现发达国家拥有的最大共同点是普遍实现了工业化，因此众多发展中国家将实现工业化作为提高商品劳务生产水平、改变在国际分工贸易中不利地位、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的必由之路。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因为上一阶段极力推行工业化，忽视农业发展导致在这一时期部分负面效应显现。上阶段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将全部身心倾注于工业化的问题，所以“绝对贫困”问题未受到重视。这一阶段，“人类的基本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这一看法被广泛接受。
第三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中期。伴随着美国里根政府的上台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保守势力执掌政府，新古典主义和倡导自由市场经济力量的经济理论政策又重新被提倡。在这种背景下，前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可以归咎于不完善的市场结构和不当的价格政策，过于活跃的政府干预和死板的计划经济政策等。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末。伴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当今世界日益全球化，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然而，发展中国家虽然纵向相比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可是横向与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反而是越拉越大，在高新技术方面表现的尤为明显。
第五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在这一阶段，又出现了对上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政策的反思和修正，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为指导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遭受严重失败而使得新自由主义备受质疑。
四、体系形成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苏联解体这一标志着市场经济完胜的事件，发展经济学遭受了近20年的悲观论调。然而，经济问题的出现总是促使经济学家去探寻问题的解决之道。在这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外部环境以及学术领域发生了以下几个变化：
首先，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态度和看法发生了改变。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后，人们开始反思在以前阶段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传统的将经济增长作为衡量发展的唯一标志，人们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和评判。这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核心是既满足当代人的发展，同时也要不损害后代人发展的能力。这种发展是建立在经济、生态环境和社会持续能力的基础上，旨在追求长期永续的发展。
其次，新制度经济学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原有的发展观中极度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不顾一切追求高的经济发展速度。然而事与愿违，那些片面追求高发展的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末也遭遇了经济发展停滞或不尽理想的境地。这时，部分经济学家提出鉴于经济的外部性和信息的不完全性，经济中不光存在着政府失灵、计划失灵的问题，同样还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以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强调一切依靠市场来解决问题的思路在实践中是行不通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的制度实际上包括一系列制度规则、规则发挥作用时的特
点，以及在执行过程中人们相互作用的行为规范。
再次，内生增长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应用。其核心思想是认为经济能够不依赖外力推动实现持续增长，内生的技术进步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正是有这些新理论的指导，广大发展中国家又找到了一条新的发展路径与方法。这些新理论在发展经济学中的运用，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成熟。纵观整个发展经济经济学发展史会发现，在发展经济学成熟后期，一定程度上可以将发展经济学看作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应用。
如今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分析方法，发展经济学都有着进步和发展。理论方面如竞争性均衡的经济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等；应用方法和分析技术方面，如均衡方法、经济计算和平衡分析及实证研究等。发展经济学至此已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学科，同时也变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进行指导和研究的科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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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发展阶段篇4
关键词：城市化；政府干预；经济学
一、我国城市化进程发展历史
（一）第一个阶段――起步阶段
我国城市化进程从1949年开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百废待兴，各行各业亟待振兴。因此，国家开始了对于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在这一阶段，政府采取了“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政策方针，鼓励城市的发展以及合理的城市规模扩张，在这一阶段，城市化进程进入到起步阶段，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7年，在这个过程之中，经济获得较大的发展。因此，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涌进，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在这一阶段我国城市化率由1949年的10.64%增长到1957年的15.39%短短几年时间获得了较大发展，在很大程度之上拉动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二）第二个阶段――快速发展阶段
1958年到1960年是城市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之中，由于政府政策的放开，允许农民进城，以及中国经过一五计划之后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导致了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进军特别是重工业的不断发展，需要大量的农村闲置劳动力，因此，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人口快速增加，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之中重要的一环。
（三）第三个阶段――调整阶段
从1961年到1965年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调整阶段，在这个阶段之中，由于1959到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导致我国人口减少，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得限制，同时政府采取了禁止农民进城的政策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之上限制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城市化水平在这一期间受到压制，开始向调整阶段发展，同时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的活动促使更多的农民留在家乡，所以，这种政策阻碍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在这一个阶段之中呈现出徘徊趋势发展。
（四）第四个阶段――停滞阶段
1966年到1977年是中国十年浩浩荡荡的，在这个阶段之中，由于政治因素，中国的经济受到很大的损失，各行各业发展缓慢，经济停滞，对于农村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减少，同时，由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活动的开展，大量城市的知识青年和干部向农村涌进，导致了中国城市化不进反退，严重影响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加之一些自然原因和政治因素，人口向城市涌进的很少，这样就导致了中国城市化水平的降低，城市规模随着动乱的影响而不断缩小。
（五）第五个阶段――飞速发展阶段
1978年，我国实施了改革开放的重大策略，对于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放宽了个体经济，同时在80年代，我国实施了允许农民进城建立作坊的政策，而且，对外开放政策导致大量外国先进思想传入中国，中国的农民开始大量向城市涌进，在这里寻找发展机会，同时由于经济的复苏，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因此，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规模急剧膨胀，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建成了上海、北京、广州等几座千万级的大城市，还有很多百万级大城市以及众多的二三线城市在不断发展，我国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的逆城市化程度相比，我国城市化水平差距比较大。
二、城市规模扩张机制与政府干预的经济学原理
（一）蛛网理论
根据“蛛网理论”，在完全的市场条件下，一种商品的供求能否趋向均衡，取决于该种商品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弹性。当供给弹性小于需求弹性时，价格调节使供求逐步趋于均衡；而当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时，价格调节使供求数量远离均衡点（发散型）。城市规模扩张说到底是对于城市土地的使用，又蛛网理论我们可以知道城市土地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弹性，影响弹性的因素就是城市土地的价格，当一定时期内土地的供应量增加时，所带来的必然是需要较高的土地成本，土地价格增加，对于土地使用者不利。因此，政府必然会收取较高的税收进行干预，这样一来，就促进了市场土地价格的均衡。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之中，对于土地的投资有相关的替代品可以进行替代，例如股票、债券等，这些替代品导致土地的需求弹性变大。因此，土地在市场和政府的干预下达到均衡，城市规模获得有机扩张。
（二）城市规模和集聚效应
城市在发展过程之中，随着人口的增加，增加城市的规模，同时这些城市规模的扩大将在很大程度之上产生集聚效应，城市规模化所带来的城市资源的配置问题是经济学的一项重要课题，在计量经济学之中，通过对于城市规模的考察以及城市规模大小的研究来最终确定城市资源的分配，建立相关的函数模型，对于城市资源结构以及人群分配进行合理的解释，目前我国政府限制大城市的发展，鼓励中小城镇的发展，运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政府干预城市建设，通过计量经济学来取证和研究大城市发展的合理化，同时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通过经济发展程度、城市人口密度、城市地理环境等因素建立一种考核的经济模型来不断反映城市集中度，通过这种集中度来指导政府进行城市规模的规划。
（三）城市功能划分和资源配置
城市规模的扩展必然导致城市资源分配的出现，对于资源的分配出现城市区域的划分，包括中心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区等等。城市功能划分与计量经济学以及相关的运筹学和统计学紧密相关，政府干预城市发展规划通过对于城市经济水平，城市人口，交通等因素，通过这些因素来建立相关的回归系数，对于各个区域优势，交通优势进行相关的回归系数分析，通过分析，政府可以确定城市区域结构，确定合理的功能区域进行城市建设的审批和规划，政府干预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以及经济学相关理论息息相关。
三、结论
随着时代经济的发展，城市朝着不断扩张的形势发展，城市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得主流趋势，但是，城市扩张与政府的相关政策相关，政府通过宏观经济调控以及各地区政府的计量经济学统计来进行合理的城市规模化发展和城市功能区域划分，通过这些蛛网理论以及规模集聚理论等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最终制定城市发展的规划策略这对于目前我国城市发展策略来说是一种改进，能够充分体现经济学原理以及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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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发展阶段篇5
前言
目前，高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学正逐渐成为一个难题，甚至成了“学生冷遇、教师逃避”的一门课程，存在边缘化趋势（张桂文，2011），因为其内容和框架的不确定性，甚至成为学生听不明白、教师讲不明白的课程。因此，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亟须发展和创新。
首先，这是坚持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的需要。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其他应用类经济学科的重要理论基础，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大多是根据各个时期党中央的文件精神来编写，其内容总是随政策的变化而变化，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属于“政策解释学”或者是“政策宣传学”，缺乏理论的独立性和创新性，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社会主义实践进行理论总结、阐释和指导的功能，也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陷入了理论与现实严重脱节的困境之中。因此，为了提高教学效果，与时俱进，紧扣时展主题，科学确定教学内容，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次，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需要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课程分两大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资本主义部分是以马克思的《资本论》为原型进行编写，逻辑框架严密、完整。相比而言，社会主义部分主要介绍我国的经济制度，虽与现实联系紧密，但并没有形成一个较严密的、完整的理论体系。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对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它要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必须具有强大的理论总结能力和创新能力来跟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变化的现实（乔榛，高文敏，2009）。
正是出于这些方面的需要，要确立一个与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具有同一研究对象、同一研究框架、不同出发点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是坚持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求。
一、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的出发点
研究的出发点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起点，物质资料生产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在这一前提下，政治经济学的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的出发点应有所区别。对于资本主义部分，没有什么分歧，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出发点是资本主义阶段，包括一般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和垄断竞争资本主义阶段。那么，与之相对应，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也应有其具体的出发点。
理论和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的出发点。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要过渡到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社会所有、没有商品货币关系、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将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至少要经历如下几个阶段，即利用（和限制）旧的经济关系的阶段――对环境和人进行彻底改造的阶段――建立新社会的阶段（朱炳元，等，2008）。准确把握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现实。
因此，为能够把握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一定要在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含义和特征的基础上进行。脱离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出发点，整个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就会偏离其学科根本，被西方经济学所替代。
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
对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研究对象进行科学定位是进行教学和研究的基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理论界大体同意是生产关系，但马克思的《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在分析社会主义社会时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亟须发展。
作为新发展部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定位为以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它既包括属于基本制度方面的生产关系，也包括属于运行机制方面的生产关系，但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是第二位的。
首先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所要研究的生产关系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具有生产关系的一般性，包括一个基础――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所有制，三个层次――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四个环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
同时作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也有其特殊性，从生产关系的三个层次来说，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机制。而对其特殊的强化和理解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重中之重。
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内容构建
与研究对象问题密切相关，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内容结构是一个重大的、全局性的问题，需要经济理论界全力进行探讨，此时以生产关系三层次论为基础是一个比较好的思路。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
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多样性，在一个社会形态中，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可能是单一的，而是以一种所有制为主体或占统治地位，同时并存着其他所有制形式；二是主导性，居主体或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形式决定该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的确立以及各种社会经济制度的划分，都是以占主体地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是由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首先，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其次，是由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决定的，生产力多元化，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也多层次。
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社会主义公有制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三个部分。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体现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重点是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
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部分，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三个部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非公有制经济具有积极作用。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经济体制指的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存在与实现形式。经济体制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决策机制，一般有集中决策和分散决策两种形式；二是信息传递机制，一般有纵向和横向两种形式；三是动力机制，包括精神奖励或物质奖励两个方面。经济体制主要有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种类型。经济体制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需要用多课时来分析的，建议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进行安排。
首先，分析计划经济体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为，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理论和苏联的示范效应，新中国成立之初采取了计划经济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确保了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进行，从而为消除技术和经济的落后打下了基础，并为经济过渡到新的、社会主义的管理形式创造了条件。但也出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双重损失”，经济效率低下、经济结构僵化、短缺等，最终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具备实现计划经济所必需的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完全的信息、较低的信息获取成本和很强的信息处理能力；二是人们根本经济利益的一致性。
其次，介绍各社会主义国家对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说明中国于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及其两大创新：一是认识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经济体制范畴，社会经济性质取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既定经济制度可以通过不同经济体制模式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存在商品经济，具备商品经济产生的两大条件：社会分工以及存在不同经济利益的经济主体。
最后，介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含义和基本框架，突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之上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政府进行必要的调节的经济体制，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机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机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经济主体之间内在的相互作用。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企业。生产是生产关系的第一个环节，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是生产的主体，被赋予三种基本任务：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是公有制的基本实现形式；二是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任务是校正市场失灵；三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承担增强产业竞争力的重任。为把国有企业培育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我国进行了两方面的改革：一是国有企业的微观改革，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二是国有企业的宏观改革，通过战略调整，有所为，有所不为，缩小国有经济范围（张银杰，2010）。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分配是在生产之后的第二个环节，应重点分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一个人收入分配基本原则的必然性，按劳分配着重调动生产中的人即劳动者的积极性，体现劳动者的经济利益；按生产要素分配着重发挥生产中的物即生产资料的作用，体现要素所有者的经济利益。
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结果，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统一体，表现为“五个统筹”：一是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二是统筹区域发展，贯彻“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中部崛起、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区域经济发展总体战略；三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四是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五是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宏观调控具有必然性，且应以间接调节为主，即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入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手段。
总之，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确定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机制”三层次论是分析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有效框架，在此框架下，把介绍基础理论知识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结合起来，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主体思路，也是对政治经济学的“与时俱进”创新。
四、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学中的配套建议
为了进一步保证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学成果，还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经济学发展阶段篇6
我国经济法学和经济法律体系是伴随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三十多年来中国特色经济法律制度的变迁受到市场化经济发展、重大政治决策和整个国家法治化进程的推动。本文分析中国特色经济法学和经济法律制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结合当前中国经济法治发展现状和经济法律制度建设的实际，提出中国特色经济法律制度体系构建的建议和基本观点。
一、中国特色经济法学的形成和发展
我国的经济法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三十多年来，尽管经济法学界外对经济法学独立部门法地位存有质疑，经济法学界内部也存有不同经济法学观点的争论，但总体而言，我国经济法学及经济法体系已逐步成熟并自成一体。有关经济法学或者经济法体系构成的多种观点，笔者更倾向于上世纪末出现的一种表述，即“按照整体经济法律关系存在的时间不同，可将其分为历史经济法、现实经济法和未来经济法”。笔者的理解是：所谓历史经济法包括西方市场发达国家的经济法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法，其中以西方市场经济下的危机对策经济法为研究重点;所谓现实经济法包括当代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法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时期的经济法，其中以中国经济和社会转型经济法为研究重点;而未来经济法应该是现代市场经济法，包括中外现代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法，其中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法为研究重点。在此之所以按照以上粗线条地理解经济法学研究现状，是由于当前经济法学的不同观点更多的是在不同层面或不同视角下各自的表述，这些观点之间在深厚“统一”的基础上也存有鲜明“对立”的一面，每一种观点都有各自的合理性和学术价值。许多观点属于历史经济法，目的可能在于为当前的研究寻找理论根源;也有许多观点属于现实经济法或者中国转型经济法，目的可能在于解决当前中国出现的问题;还有许多观点属于未来经济法，目的可能在重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法，即中国特色经济法。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我们面临着立足当下，承继过去，开辟未来的重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任务之一就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把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法律体系和经济法学说作为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律系体和经济法学说一定是总结古今中外人类法治文明成果，满足当前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实践的需要并经受其检验，又符合未来高度发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法律体系和学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律体系和经济法学说的看法要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判断一致;而对现阶段中国经济法律体系和经济法学说的看法还要与对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判断相一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因此，当前的中国经济法律体系和经济法学说也一定是能够满足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经济法律制度和经济法学说。当前我们所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因此，当前的中国经济法律体系和经济法学说也一定是正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律体系和经济法学说。各种经济法学说中的深厚“统一”的方面构成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学说的坚实基础，而不同经济法学说之间鲜明"对立"方面的存在既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学说还处于初级阶段，也是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走出初级阶段的新生点和突破口。但是，无论哪一个经济法学说，验证其存在价值的基本标准是：是否能够解释和解决当下中国经济法治进程中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该是一个具有开放性、能够吸收世界各国法律文化优秀成果、结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风格的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学和经济法律体系也应该如此，尤其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法学和经济法律体系更应该以海纳百川之势，包容和吸收各类经济法学说和经济法律体系构建的特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逐步完善并形成高度共识性的学说和法律体系。
二、中国特色经济法律制度体系形成和发展
“人类发展阶段史就是各种利益冲突的博弈史;而利益博弈规则的制度则是提供基本的结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人们通过这个基本结构来创造秩序并减少交换中的不确定性，追求理想的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协调生态发展”。因此，法律制度是随社会集体与个体利益博弈客观规律的变化而变化，并具有继承性和发展阶段性的体系制度。到目前为止，我国经济法学和经济法体系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逐步发展和完善，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前市场经济阶段的经济法律制度建设。这一阶段为改革开放之始至党的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是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可以称为前市场经济阶段。在此阶段中，改革开放的第一批有关的经济立法主要满足对外开放和基本经济秩序重建的需要，主要是对外经济合作主体法，如“三资”企业法，由于发展外向型经济所引致的相关所得税法，基本经济运行所需要的经济交易法律制度和统计法、会计法等，约12部法律。①
2.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阶段的经济法律制度建设。这一阶段从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八大，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初级阶段，也可以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阶段。此阶段的经济立法可以进一步细化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小阶段的经济立法主要反映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所需要的市场主体法律制度、市场秩序维护法律制度和交易法律制度等20多部法律。②第二小阶段的经济立法主要是适应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的需要，在金融和对外贸易方面的立法较为突出，这一时期的经济法制建设的另外一个特点是修法，③修法所折射出的法律制度变迁也反映出此阶段较之前一阶段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质的变化。此外，这一时期，2007年还颁布了对整个社会生活和经济影响巨大的基础性法律《物权法》，制定了基本的民事法律《侵权责任法》。2007年颁布了《物权法》和《反垄断法》，这两部法在同一年颁布纯属巧合，同在2007年颁布也属偶然，但总体是一种必然。这两部法的颁布，标志着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即将迈迈上新台阶。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作为市场经济基础法，这两部法的颁布也标志着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体系的形成。
3.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阶段的经济法律制度建设。这一阶段为党的十八大至今，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初级阶段走向“升级版”的阶段，也可以称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阶段。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修改公司法的决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规定》、《个人独资企业登记管理办法》、《个体工商户登记管理办法》、2014年2月20日《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工商总局令第64号)、财政部2014年1月26日下发《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等等。与第二阶段高位阶法律制定和宏大法律制度体系构建为特点的法律制度建设相比，这些反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具体低位阶法律制度的以及对高位阶法律的修改，更能显示中国经济法律制度日趋成熟的现状。根据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及中国法治社会发展进程，可以合理预计，在未来三至五年，以反映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主旨的经济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大量修改必将成为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
三、中国特色经济法律制度体系重构
中国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市场化测度总指数从2001的64.26%上升到2008的76.40%，平均每年提高1.73%。从2009年至2013年的五年也是中国市场化程度稳步提升并在近期有了质的突破的时期。从2009年至2013年的五年间，中国经历了世界金融危机的考验;中国的GDp总量位列世界第二;2013年9月27日上海自贸区成立;2013年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政治决策等等，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最近五年中国市场化测度总指数会有很大提高。这种经济飞跃的现状，也给维护市场秩序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其中的经济法制度的创新，提出了新的客观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矛盾论来说就是“经济基础决定法律上层建筑”。更形象地说，由于人作为社会性动物，“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双重需要就必然存在交易或交往，在交往过程中就产生了不同层次的利益冲突，为了降低交易成本产生了包括国家和市场交易在内的各种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冲突各方的利益博弈均衡，实现各方利益共赢”。其中，具有决定性的博弈类型就是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的对立统一，其运动决定了包括法律制度在内的制度的演化。因此，中国特色经济法律制度体系的重构必须以现有的经济理论为基础，根据社会集体与个体利益均衡发展的客观规律要求来进行构建。
目前经济法学界关于经济法体系概括的一个高度共识是“一体两翼”，即经济主体法、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其中，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维护社会经济和市场的健康良性运行，都属于在动态中发挥调整作用。此外，还应该有与上述三部分相对应的基础法，以静态的方式发挥经济法维护社会经济和市场良性健康运行的作用。基础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关联度大，与其它法联系广泛，支撑非基础法的运行，为体系内其他法律制度的运行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其他法律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基础性经济法律制度的作用是“使市场机制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和交易环境”，具体比如会计法对经济主体的会计核算和监督行为进行规范，并对经济主体与其外界因会计行为而产生的关系进行调整，尤其是《公司法》、《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都有关于财务会计的规定。尽管会计法与税法、金融法等关系紧密，会计法治下产生出“真实而公允”的经济活动信息是经济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所依赖的基础，但会计法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调控手段或规制工具，而是一种特殊的“让事实说话”的威慑力量，即通过连续地、完整地、全面地、系统地提供市场主体以及经济活动的图像，形成对市场主体的特定行为的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会计法是典型的经济法的基础法。
此外，从宏观经济发展视角看，作为服务于经济运行的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体系，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经济秩序法;二是经济发展法，经济秩序法属于基础法。通过立法目的考察，会计法和破产法都以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最终目标，是典型的经济秩序法，而按照部门法划分的一般标准，属于民商法部门法的物权法也属于经济秩序法;而证券法、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预算法等都以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为最终目标，属于经济发展法，而按照上述思维路径，从形式上看，属于民商法部门法的合同法也许应该划属于经济发展法，但是，从合同法所调整的关系和发挥的作用看，实质上应该划属经济秩序法。以上分析可知，作为经济法体系的基础法律不只是某一个，经济法体系内的基础法由多部法组成，它们共同发挥基础法对整个法律体系基奠性的支撑作用。
经济学发展阶段篇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773024)
作者简介：
杨友孝(1960-)，湖南汉寿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财经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开发研究与人力资源管理。
摘要：文章以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为基础，从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异同角度，即产业发展目标、产业关联方面、产业生命周期、产业发展贡献、技术进步特征和受空间载体的约束等六个方面，并根据两者发展的动态更替性特征，将广州花都临空经济区产业中的汽车整车与零部件制造业、现代物流业、高新技术制造业、珠宝产业和会展业作为带动其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并进行了比较和分类。
关键词：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经济发展阶段；临空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9)08-0027-05
收稿日期：2009-05-18
主导产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整体带动作用以及产业关联效应，进而实现其经济助推器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末由动态比较费用理论、非平衡增长理论、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三大主导产业选择理论出现伊始，学术界普遍关注该研究的深化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学者通过对文献的不断总结和挖掘，并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由20世纪80年代对主导产业选择基准的研究和界定，到20世纪90年代研究对象的逐渐丰富和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目前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取得了较多科研成果，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极具现实意义。但是，根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主导部门(主导产业)在经济发展经历的不同时期体现了不同的阶段性特征并伴随着比较明显的连续性。因此，单纯从经济的某一发展阶段出发研究主导产业选择问题，而缺乏对经济发展阶段整体把握的研究是不足的。本文通过对主导产业的界定。及其与支柱产业间的密切联系，以及在两者随着经济发展而体现的动态更替特征的基础上，对广州花都临空经济区的相关产业进行了主导产业选择问题的研究。
一、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概念界定
(一)主导产业概念界定
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Rostow，1960)根据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标准，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其中，他将经济成长阶段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成熟、高额群众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等六个阶段，并指出每个阶段的演进都是以主导产业部门的更替为特征的，且主导部门序列不可任意改变，不同阶段经济的发展是建立于主导部门迅速扩大基础之上的，任何国家都要经历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过程(表1)。他认为主导产业是这样一些产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革新创造的可能或利用新的有利可图甚至至今仍未开发的资源的可能，将造成很高的增长率并带动这一经济中其他方面力量的扩充”。本文从推进产业结构质量提高、在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大、满足市场大幅度增长的需求、具有持续的产业高增长率以及能够较多地吸收先进技术等不同角度出发，将主导产业概念归纳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值占有一定比重、采用了先进技术、生产率增长率高、产业关联度强，对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提升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产业。
(二)支柱产业概念界定
支柱产业指在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中所占比重很大，是国民收入来源的重要构成，具有稳定而广泛的资源和产品市场，对国家和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和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产业。支柱产业普遍基础雄厚，适合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的总体发展态势，是一国或一个地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一段时期内对经济发展起重要支撑作用(秦海波，2001)。区别于主导产业强调潜力和未来的特点，支柱产业的概念关键在于突出规模和现状，主要体现在：比重大，即该产业产值所占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总值比例大；产出多，即该产业的产出占整个产业结构体系产出的比重较大；就业广，即该产业所容纳的就业人口占产业整体的系数高；收入多，即该产业在外汇或利税创收数额排名靠前等多个方面。其中，最关键的是支柱产业制约并体现了本阶段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整体状况，是衡量现阶段经济发展是否良好的重要指标。
二、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联系
(一)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的异同
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的差异性和相同点主要体现在产业发展目标、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产业的生命周期、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产业对技术进步的要求以及其空间载体等几个方面。其中，前五点表现为差异性，第六点描述的是共性。
产业发展战略方面两者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主导产业的选择问题关键在于考虑下一经济发展阶段，即能否适应经济更高级阶段的发展要求：其中，主导产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和产业整体的提升作用代表了其促进经济向更高级阶段推进以及产业结构演变的方向和趋势(Liebermar，1990)，体现的是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发展中质的飞跃，较侧重于从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以及产业结构的长期目标出发来解决发展中的过渡问题。支柱产业的选择问题更加侧重于关注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注重经济现阶段发展状况的表征和体现等中、短期目标，根本任务在于将本阶段的经济推向成熟化，促使本阶段的发展更加全面、产业结构更加完善；其中，支柱产业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体现在适应性方面，即它不代表产业结构的演化方向，但是体现了现阶段产业结构的主要特征。
在产业关联方面，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差异表现在关联产业的数量和产业关联程度即扩散效应两个方面。其中，主导产业的最大优越性体现在它对关联产业的扩散效应上，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主导产业有较长的产业链，关联产业数量众多；第二，关联程度强，即对前向、后向、旁侧关联产业都具有非常突出的带动作用，对产业结构整体也具备很明显的推动作用，即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度。支柱产业与之区别体现在：第一，与支柱产业具有密切联系的产业数量众多与否并不确定，支柱产业甚至是可以相对独立的产业，意味着支柱产业可以只与较少的产业发生关系；第二，在产业关联程度方面，支柱产业并不一定具备很强的扩散效应，即对其前向、旁侧、后向关联产业和产业整体的带动作用可能并不明显，但在产业增加值中比例较大。
根据产业生命周期理论，各产业内产品的生命周期决定了任何产业都具有生命周期。一般情况而言，主导产业处于幼稚期到成熟期之间的过渡期，具有强劲的发展态势和发展潜力，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呈不断增强趋势，经济向更高级阶段的推进必须伴随主导产业的快速和稳定成长。相对于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普遍已经处于成熟期，有些甚至进入了衰退期；其作用的发挥在所处阶段可能仍旧明显，但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支柱产业发挥的作用是持续增强抑或逐渐减弱并不确定。由于主导产业处于过
渡期，所以主导产业的发展并不稳定，易受制约条件如制度、资源、技术、市场供求和产业结构等多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决定了主导产业具有明显的更替性特征，不断出现新旧更替现象并呈现由低到高的发展趋势；反观支柱产业，其生产技术比较成熟、市场规模比较稳定，且对现阶段经济发展的贡献较大、运行状态良好，因此不易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冯江华，2000)。
主导产业具备大规模生产潜力，产品或服务供给量大且生产率上升速度快，产出增长率较高，易于组织大批量的生产，产品除供本区域需求外更主要是向区外输出，潜在市场容量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高。支柱产业体现在本阶段的效率和规模方面，例如具有在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份额、运行状态良好、资源配置合理、对GDp的贡献率较高等特点；其贡献主要体现在稳定经济和扩张区域经济总量方面，可为国民经济或地区经济提供更多的积累和消费。
主导产业的技术方面应具有领先性或超前性。主导产业为了实现综合目标，即强调在产业发展中的领先地位，并代表产业结构演变和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或趋势，就必须建立在具备良好的技术创新性，或有效吸收新技术革命成果能力的基础上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其增长率不断提高，进而实现对其它产业发展所产生的加速器作用。因此，主导产业依靠技术进步实现生产率的提高是必要条件。区别于对经济的带动作用，支柱产业对科学技术的依赖是从经济的积累角度而言。由于发展目标主要集中于对现阶段经济的贡献，决定了其对技术进步依赖的强弱程度并不确定。
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都受到其空间载体的约束是两者的共性所在。产业空间载体的区别多体现于层次与特征的差异上。从功能性标准来看，具有不同功能特征的临空经济区、临港经济区、高新技术产业区，这些经济区之间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存在差异；从同质性标准来看，不同层次的区域，比如国家、省、市(县)之间其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同样存在差异；从规划主体来看，政府规划和建造的经济区和以自然资源依赖性为主的区域之间，其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的选择和发展均存在明显差异。因此，对这两者划分的研究必须建立于明确其空间载体的基础上来完成。
(二)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在经济发展阶段中的联系
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本质联系表现在两者可以相互转化，并且主导产业具有明显的更替规律。当符合以下条件：条件一：某一国民经济(或某一地区经济)发展分别经历由低级向高级的i、Ⅱ、Ⅲ三个阶段，且不具备跳跃发展能力；条件二，每个阶段仅包含两类产业，即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条件三，经济由最原始的状态开始，此时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重合，均为产业a。基于上述假设，当经济发展进入阶段Ⅱ后，可能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阶段Ⅱ的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仍旧均为产业a：第二种情况：产业a发展为阶段Ⅱ的支柱产业。新生产业B出现并成为阶段Ⅱ的主导产业。当经济进入阶段Ⅲ后发展情况可以同理描述(表2)。
第一种情况：阶段Ⅱ的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仍旧均为产业a。由于吸收了先进技术或利用地区优势等原因，产业a发展势头良好，具备持续发展的潜力，并成为阶段Ⅱ的主导产业。因此，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仍旧均为产业a，没有新生产业的出现，产业a持续发展依次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图1)。其中，横坐标轴表示经济的积累，纵坐标轴表示经济发展阶段，下同。
第二种情况：产业a发展为阶段Ⅱ的支柱产业，新生产业B出现并成为阶段Ⅱ的主导产业。支柱产业a对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强的积累作用，起到了稳定阶段Ⅱ发展的要求，但并不能引导进入更高级的阶段Ⅲ；由于产业发展环境产生变化，具有更强的适应性的新生产业B出现，体现了对经济发展应有的较强推动力以及对产业体系的提升作用，成为该阶段的主导产业，能够代表经济持续发展的潜力，并促使经济进入更高的发展阶段Ⅲ；如果产业B不具备以上潜力，无法成为阶段Ⅲ的主导产业，则新生产业c出现并成为该阶段的主导产业，促进经济向更高级阶段发展(图2)。
主导产业与支柱产业上述联系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主导产业的本质特征是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以及对产业结构改善和提升的作用，是促使经济发展阶段出现“质变”的产业类型，具备这一特性的产业就是主导产业；而支柱产业最大的作用在于对现阶段经济发展贡献较大，主要体现在积累方面，是促进所处经济阶段不断发生“量变”的产业类型，具备这一本质特点的产业就是支柱产业(熊清华等，2003；建筑，1991)。以上结论拓展到临空经济区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其发展阶段及主导产业特征的变化同样存在固定模式与路径(表3)。
三、广州花都临空经济区主导产业选择分析
花都区临空产业多样化特征明显，并具有较强的集中度。具体表现在：2006年规模以上企业中汽车制造、皮革皮具生产、珠宝产业共完成工业总产值472.08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0.9％，贡献能力较强，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产值规模前三名的排序分别是汽车制造业、皮革皮具制造业和摩托车制造业。其中资本密集型产业占产值比重较大，如汽车制造业产值429.52亿元，同比增长25.5％；皮革皮具产业2006年全年产值38.12亿元，增长26.0％，对外出口额1.44亿美元，增长了27.3％；各产业产值增长速度差距较大，其中汽车制造业41.8％、皮革皮具制造业9.7％和机械五金业6.7％；作为新型产业的珠宝产业增速达到了13.4％，出口额增长了30.1％，特色旅游业总收入为16.54亿元，增长了11.3％，发展潜力巨大。在经济效益方面整车生产制造企业总计缴纳国税32.53亿元，同比增加7.56亿元，增幅30.26％，占同期区税收总量的53.27％，区内汽车零配件加工企业总计缴纳国税8.2亿元，同比增加3.52亿元，增幅75.省略)
注释：
经济学发展阶段篇8
关键词：产学研融合；科技创新；经济发展；networkDea
中图分类号：F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1-0041-07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自从Solow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将技术进步引入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分析以来，科技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就普遍受到人们的关注。根据Solow的分析，促进产出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而非资本积累。单就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一指标而言，发达国家普遍高于70%的水平，美国高达80%，而我国这一指标仅为40%，差距明显。面对当前外需不振、经济持续低迷和内部“三期叠加”的不利形势，为了使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摆脱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现状，更应该依靠科技创新助推经济转型升级，以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政府近年来对科技创新越发重视，2005年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明确了科技创新的作用。2012年我国科研经费总额位列全球第三，规模首次超过万亿元；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为鼓励科技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然而，伴随着科研经费的持续增长和政府对科技创新的高度重视，我国科技创新是否已经摆脱产学研脱节、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两张皮”的问题？产、学、研三方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如何？产学研的融合与合作状况如何？这正是本文要着重探讨的问题，即从产学研融合视角研究科技创新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有关于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在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关联度方面，随着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的深入。国外学者逐渐转向对二者关系内在作用机制的探讨，并逐步拓展为科技创新与经济系统运行不同阶段子系统效率的联系上，探讨科技创新c经济增长的多阶段与网络化特征，考察每一生产系统或环节对整体生产系统的影响。Kao和Hwang对networkDea模型进行一般化分析，将每一个网络拆分成串联模型和并联模型的组合，从而实现对经济系统及其子系统效率与联动机制的分析。国内关于科研投入、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与国外的研究思路基本一致，主要采用面板数据对科研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谢兰云和曲永义运用SVaR模型，利用协整方法和SVaR方法对1991-2006年我国企业、政府的科研投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政府和企业的科研投入都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庞瑞芝等借助拓展的networkDea方法，以系统观视角考察我国省际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效率以及科技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发现目前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偏小，科技成果未能有效转化制约其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创新生产阶段和经济发展阶段是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
在区域科技创新系统方面主要有两个研究方向：一是对于区域与产业协同创新体系的研究，Fromhold-eisebith和eisebith研究发现，创新环境与社会资本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创新环境可以刺激产业发生变化。Hong和peng建立一个灰色对称进化链模型来探讨产学研协同创新过程中的稳定平衡性。孔祥浩等提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四轮驱动”结构模型，分析核心要素之间的互动结构，并且提出要素协同发展的保障机制。王玉梅等建立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网络协同创新发展机理模型，给出企业与公共研究机构、政府间，以及系统各要素间的协同创新关系。二是对于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Dan等研究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创新活力的载体，它既包括企业，也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在内的“知识组织”；另一方面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可以通过某种治理安排来促进和支持这些“知识组织”。洪名勇较早设计了我国省级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认为科技创新差异是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魏阙和戴磊设计了基于创新活动基础、产业集群环境、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四个维度的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在创新效率与创新绩效方面，Carlino等研究发现，城市的专利密度与就业密度呈正相关关系。Castellacci通过对欧洲9个国家制造业生产率差异性的分析，将技术体制量化为技术机会、独占性、开放程度和市场规模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何军和胡亮对我国规模以上内外资工业企业绩效进行分析，发现内外资企业的生产要素增长率都在逐年增长，但内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快于外资企业，其增长来源也并不相同。余泳泽考察了创新要素聚集程度、政府支撑程度和制度环境因素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发现我国科技创新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科研机构和高校空间布局上的集中并没有带来科技创新效率的提高，但企业科技创新要素集中度提高却带来科技创新效率的明显提高。郑伟波和田也壮考察了文化因子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认为文化因素中的高权力距离和约束性组织文化对科技创新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本文进一步扩展networkDea方法，将经济活动拆分为若干串联的子系统，并将产、学、研作为彼此并联的子系统，分别考察三方面科技创新的作用效率，分析三者的经济转化效率及其在哪些环节存在问题。
二、研究方法、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1.研究方法
从科技创新的作用机制来看，科技创新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呈现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阶段化的，这一作用形式在不同阶段依次甚至同时展开，不同阶段的推动作用强度与效率呈现差异化特征。二是网络化特征，即经济生产中的每一个环节与生产单元都对经济增长有影响，各阶段下的不同产物可能构成下一阶段的投入品，由此构成经济增长的网络化模式。为了能够系统化、全面性地分析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需要考虑科技创新对经济推动作用的阶段化和网络化特征。基于这样的考量，Fare和Grosskopf提出networkDea方法，将生产过程进行分解，考察经济系统中每一个子系统的效率及其对整个经济系统效率的影响。当生产过程分解为两阶段时，两阶段的联动主要通过中间产品进行，即上一生产阶段的产出转化为下一生产阶段的投入，利用生产过程的分割，通过对每个子系统的分析探讨经济效率。Fare等拓展了netwo～Dea方法，将其细分为两类模型：一是资源约束型。两个生产阶段在同一资源约束下同步运作。二是序列型，两个生产阶段存在投入产出关系，前一生产阶段的产出为下一生产阶段的投入。
Kao和Hwang建立了两阶段networkDea方法，全面分析了子系统和整个经济系统之间的联动机制。但两阶段Dea缺乏足够的拓展性，无法从两阶段分析拓展到一般情况。Kao对networkDea模型进行了一般化分析，将每一个网络拆分成串联模型和并联模型的组合，从而实现对经济系统及其子系统效率与联动机制的分析。因此，本文借鉴Kao构建两阶段五系统networkDea模型，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阶段Ⅰ和阶段Ⅱ为串联关系，阶段内部分别为三系统和两系统的并联。其中系统1和系统2为科技创新过程，其分别投入科技资源（X1，X2），产出科技成果（Y1，Y2）；系统3是科技创新促进下的生产过程，系统4为常规生产过程，投入非科技资源（X1（3），X2（3）），产出非科技资源（X1（3），X2（3））；系统5为模拟下的虚拟生产过程，与系统4类似。
假设存在n个决策单元（DmUs），μi为投入乘数，νr为产出乘数，ek为各个决策单元的效率。系统各个阶段的边际产出不会超过中间投入。本文构建各个决策单元的效率模型如下：
（1）
其中，j=1，2，…，n；μ1，μ2，μ3，ν1，ν2≥ε。考虑到前文所述的阶段性特征ek=eⅠ×eⅡ，对于阶段Ⅰ，根据Dea的边际条件，其总产出不应超过其总投入，即：
（2）
根据约束条件，设μ*和ν9分别为投入的最佳比率和产出的最佳比率，阶段Ⅰ的效率为：
（3）
根据同样的限制条件，阶段Ⅱ的效率为：
（4）
2.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选取2006-2013年中国大陆27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科研投入与产出以及宏观经济数据，样本的基础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
本文所选取的初始投入X1（1）为各省份高校研发人员全时当量；X2（1）为各省份高校科研经费支出；Y1（0）为各省份高校专利授权数；Y1（1）为各省份高校专利技术市场成交额；X1（2）为各省份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剔除高校）；X2（2）楦魇》菅蟹⒆时敬媪浚ㄌ蕹高校）；Y2（0）为各省份专利授权数（剔除高校）；YX2（1）为各省份专利技术市场成交额（剔除高校）；X3（1）为各省份地区资本存量；X2（3）为各省份地区从业人员（剔除研发从业人员）；最终产出Y3为地区高技术产业产值。
三、结果分析
1.科技创新对地区经济发展推动作用评估
科技创新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整体水平不高。表1为2009-2013年各省份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效率水平。
从表1可以看出，最高值为1.000，最低值为0.450，五年间全国平均水平为0.710。从变化趋势看，全国平均水平从2009年的0.677上升到2013年的0.791，整体处于上升趋势，显示出近年来科技创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效率不断上升，这反映了目前各地区对科技推动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视。但就整体水平而言，目前科技创新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效率不高，尚有提升空间。因此，除了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外，还应从多渠道、多途径人手着力提升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效率水平。
科技创新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就各省份而言，得分最高的为江苏、北京、上海和浙江，均在0.980以上，得分最低的为山西、云南、贵州和甘肃，均在0.500左右，仅为江苏和北京的一半，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得分最高的为内蒙古，在全国排名第六，西部地区得分最高的为陕西，在全国排名第十七。就各地区而言，东部地区平均得分为0.838，高于中部地区的0.657和西部地区的0.562，仅有东部地区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0.710。各省份平均增速最快的是安徽、吉林、黑龙江、陕西和湖南，分别为9.6%、8.7%、7.6%、7.5%和7.2%，均达到7.0%以上的增速。由于江苏、北京、上海和浙江保持着较高的效率水平，因而上述省份增速最慢。整体而言，中部地区增速最快，西部地区略逊于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由于整体水平较高，增速最慢。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受制于地区条件，除了科技资源的集聚外，不同地区在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设施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设施既包括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和交易市场等“硬件设施”，也包括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和市场环境等“软件设施”，还包括需求端的企业发展状况、企业科技需求水平与企业科技成果转化水平等“配套设施”，虽然中、西部地区在硬件设施方面有所提升，但东部地区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设施水平整体高于中、西部地区。
2.科技创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两阶段分解
对于多数科技创新要素而言，都需要经过从初始要素变为中间要素（科技成果），再应用于区域发展过程的两个阶段。因此，本文将科技创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拆分为两阶段，即阶段Ⅰ和阶段Ⅱ，正文中统一表述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第一阶段为科技创新要素投入转化为科技成果，第二阶段为科技成果推动地区经济发展。表2为2009-2013年各省份科技创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两阶段分解结果。
从表2可以看出，科技成果推动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第二阶段）成为制约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主要原因。2009-2013年各省份科技创新要素投入转化为科技成果（第一阶段）的效率均达到0.920以上。均值达到0.943；第二阶段的效率最低为0.451，均值仅为0.717。针对科技创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效率不高问题，在对科技创新过程进行两阶段分解后，可以看出制约科技创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第二阶段的效率过低。即科技创新要素投入转化为科技成果的效率较高，但科技成果最终投入到实体经济进而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效率过低。
两阶段效率各地区差异巨大，东部地区促成整体效率的提升。本文对各省份两阶段效率的描述性统计量进行计算，结果显示就各地区而言，东、中、西部地区第一阶段的效率比较接近，并且中部地区（0.991）和西部地区（0.996）的效率均高于东部地区（0.986）。西部地区在科技创新要素使用分配方面更加审慎，科技创新要素的转化效率很高。但在第二阶段，东部地区的均值为0.850，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0.717。就各地区组内差异而言，东部地区组内差异最大。中部地区组内差异次之。西部地区组内差异最小。
为了探讨各地区的效率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东、中、西部地区为分组变量，对两阶段效率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第一阶段组间平方和与组内平方和仅为0.002和0.018，远低于第二阶段的1.187和2.124，即对于东、中、西部地区各组而言，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主要体现在第二阶段，第一阶段组间差异和组内差异均不大。同时，由于组间差异在5%水平下显著，可以认为东、中、西部地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效率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
基于SpSS20.0的统计结果，依据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效率水平进行系统聚类。将各省份依照科技创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和较差四类，得到优秀评级的均为东部地区的省份，得到良好评级的主要为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仅有内蒙古得到良好评级：东部地区的辽宁、福建和海南得到一般评级：中部地区的省份主要得到中等评级，西部地区的陕西、四川和重庆也得到中等评级，得到较差评级的主要为西部地区的省份，唯一得到较差评级的中部地区省份为山西。由于依赖能源产业，科技创新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得不到足够重视，使得山西经济同样出现“能源诅咒”困境。
从上述结果不难看出，将各省份依照科技创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分为四类后，各省份的评价水平基本上符合东部地区最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劣的排序水平，东部地区仅有部分省份得到中等评级，同时东部地区没有省份得到较差评级，中部地区省份主要得到中等评级，没有得到优秀评级的省份，仅有山西一个省份得到较差评级。即东、中、西部地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效率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的结论再次得到验证。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建立两阶段networkDea模型分析科技创新和经济系统之间的联动机制，通过对该模型的一般化分析，将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过程拆分成一个包含研发人员投入、科研经费支出、专利技术市场成交状况、地区资本存量等要素的串联模型和并联模型的组合，从而实现对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分析，考察科技创新在每一阶段的作用效率，分析科技创新的经济转化效率及其具体在哪些环节存在问题。根据前文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科技创新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整体水平不高。现阶段从科技创新要素投入到最终实现推动经济发展的链条仍存在断点。科研投入在短期内难以实现成本回收，加大了地方政府科研投入压力，使得企业参与型的科研模式在中、西部地区难以生根发芽。科技创新要素投入对应着科技产出与经济增长的彼此割裂，这种割裂在中西部地区的问题更为严重。因此，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水平，地方政府需要从多渠道、多途径人手，着力提升科技创新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效率水平，避免科技创新要素被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拖后腿，进而造成科技创新要素的无谓损失。
第二，科技创新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成为提升科技创新整体推动经济发展效率的支柱。在对整个经济系统进行两阶段分解后，可以发现各地区之间、各地区内部的差异也主要体现在第二阶段的差异上，同时，由于组g差异在5%水平下显著。可以认为东、中、西部地区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效率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虽然中、西部地区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硬件设施方面有所提升，但软件设施、市场环境、微观激励机制和政策配套等方面仍与东部地区存在差距。
第三，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设施水平较低是当前各地区亟待突破的瓶颈。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从形式上看受制于地区条件。从内容上看则是受制于科技成果推动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转化效率低下，除了推进科技资源的优势区域集聚外，仍需要着力解决不同地区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中、西部地区在科技创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方面明显受制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设施水平，这种基础设施的差距集中体现在了科技成果推动地区经济发展阶段的低转化效率。可见，现阶段科技成果转化的核心是区域内宏观与微观层面上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设施水平亟待提升。
经济学发展阶段篇9
论文摘要：区域创新系统处于不同的阶段对区域经济的支撑和引领方式不同，对应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也不一样。以区域创新系统理论为指导，对区域创新系统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和特征刻画，据此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要素驱动、质量驱动、创新驱动、网络驱动四个阶段，建立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以河北省为例进行了定量判定。
1区域创新系统及其发展阶段划分
区域创新系统是在一个开放的区域内，企业、政府、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介机构等创新单元相互联系和交流，政府宏观引导创新活动的区域创新网络，是一个为创造、储备和转让知识、技能和新产品相互作用的创新网络系统，也是各创新主体自身及与环境相互联系，共同发展的一个复杂适应性社会系统。根据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笔者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可以分为创新主体发育、创新主体互动、创新网络形成和创新系统成熟四个阶段。
(1)创新主体发育阶段。区域创新系统在形成初期其组成要素规模小，且体系不完整，系统的发展主要是各创新主体的成长与发展。企业需要进一步扩大规模，加强技术研发投入，努力成为技术创新的真正主体。高等院校在实现人才培养功能的前提下，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服务职能，充分提高自身依托基础研究服务企业的能力。科研院所也要充分提高自身科研实力，积极融入区域经济建设。中介机构此时还不健全，需要进一步健全机构，充分发挥其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沟通与链接职能，此时的政府科技经费投入是创新经费的主要来源，政府鼓励和激励创新的政策体系还需要不断建立和发展。政府在加大对创新的投入力度的同时，应通过财政开支、税收等政策对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进行财政补贴，实施税收优惠。政府通过宏观调控能力、地方性金融政策，加大对区域公共设施和公共社会服务的投资，优化投资环境，间接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从而使企业逐步发展壮大，建立合理的创新投入体系，促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的主体，从而使创新系统逐渐发展到下一阶段。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的充分发展及环境系统和辅助系统的建设是这一阶段的重点。
(2)创新主体互动阶段。随着创新主体的不断完善，区域生产要素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为了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目标，创新必须面向经济建设，即创新必须与经济发展的需要紧密联系。因此，作为知识创新主体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要想使自己的科研成果适应市场的需要，就必须加强同技术创新主体——企业问的联系。这一阶段开始由政府单独推动技术创新逐步转变为向市场多元主体共同推动技术创新，科研院所、大专院校与企业之间的联系在市场作用下进一步加强，中介机构得到较大发展，企业与创新系统的实力得到增强，表现为新产品不断涌现，引进基础上的消化吸收和国产化水平不断提高，企业技术改造速度加快，经济得到较快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得到较快改善。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市场和政府共同推进技术创新。辅助系统的完善与主体系统的构建是这一阶段的战略重点。
(3)创新网络形成阶段。随着区域创新系统中各创新互动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密切，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中介机构在创新系统中作为创新单元相互联系和交流，这些创新单元在政府的宏观引导下逐渐形成了进行创新活动的创新网络。中介机构与创新系统中的其他子系统之间的交流合作，会在区域创新系统内部形成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良好运行机制，政府的宏观调控促进了高校与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工作，促使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科技经费投入力度，形成合理的投入产出结构。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大学和科研机构成为技术创新所需知识、思想、技术和人才的重要来源。创新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产、学、研等创新行为主体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和机制联系起来，加强他们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形成有利于知识、信息、资金、人才等创新资源流动的、开放的创新网络。
(4)创新系统成熟阶段。这一阶段是区域创新系统发展的高级阶段，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已经充分显示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高校科研机构作为知识创新的源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介服务机构运行良好，创新系统的创新产出和创新人才都能满足社会需求，主导产业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也颇具水平。创新系统的对外输出占有突出份额，此阶段的特征是政府的职能得当，发挥宏观调控、充分激励和鼓励创新的作用，使市场在组织、调整、配置资源方面起着主导作用。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
2基于区域创新系统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与指标体系建立
区域创新系统发展阶段不同，其对经济支撑和引领的力度和方式也不同，对应的经济发展方式的本质也不一样。在区域创新系统主体发育阶段，经济发展主要通过企业等主体规模扩大和资本增加，表现为生产要素的积累，经济发展方式以要素积累的驱动为主。在区域创新系统创新主体互动阶段，经济发展逐步转变为依靠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鼓励主体合作、改善经济运行的结构和质量，经济发展方式以经济运行的质量改善为主。在区域创新系统网络形成阶段，经济发展依靠各创新主体进行知识的整合、密切的合作，充分配置区域内的资源，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已经形成技术创新合作网络，合作创新在区域内普遍存在，因此经济发展方式是真正的创新驱动。在区域创新系统成熟阶段，如上所述，这是区域创新系统的高级阶段，其对区域经济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也发挥到最大，知识经济发展模式已在区域内基本建立，主要依靠知识经济和创新网络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为网络驱动。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又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到位的过程。因此，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有助于准确把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程度和进程。遵循全面性、合理性、动态性和可行性的原则，结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我们建立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主体互动、经济效益、可持续发展等6个方面设立了20项指标，作为考核和评价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程度的指标体系。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依据区域创新系统发展阶段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将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过程划分为要素驱动、质量驱动、创新驱动、网络驱动四个阶段。根据经验数据，给出了20项指标不同阶段的临界值(见表1)。据此，可对某一区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行定量判断。
3河北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阶段定量判定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河北省经济发展中的一项战略性工程。要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河北省必须促进经济增长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建设沿海经济社会发展强省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的迫切需要。
经济学发展阶段篇10
“以人为本”是发展型社会新阶段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已经步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社会矛盾阶段性特征的变化要求我们转变发展理念。突出强调“以人为本”，正是发展进入社会新阶段的客观要求。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客观上需要不同的发展理念。在我国步入发展型社会新阶段的特定背景下，进一步解放思想不仅需要继续加快制度创新，更需要从实际出发，尽快转变改革发展理念，全面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和改革观。发展理念的变化根源于发展阶段的变化。国际经验表明，发展阶段的变化是改革发展理念变化的客观基础。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断提升，发展不能局限于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内涵已经扩大到包括社会发展、政治文明等在内的全面发展。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适应社会发展阶段的提升。xx指出，“一个国家坚持什么样的发展观，对这个国家的发展会产生重大影响，不同的发展观往往会导致不同的发展结果”。在生存型社会，以做大经济总量、解决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发展理念，起到了积极作用。进入发展型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发展的重要目标。科学发展观，正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而提出来的。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作为新阶段新的发展理念，科学发展观揭示了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之间的本质联系，具有深刻的内涵。从我国进入发展新阶段面临的矛盾和国际发展经验来看，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至关重要。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必须高度重视而不可回避，必须逐步解决而不可任其发展。科学发展观从基本国情出发，系统地回答了在我国这样一个具有13亿人口、且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在新世纪新阶段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等事关全局的基本性问题。在我国进入到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进程不断加快，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人为本既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也是新阶段改革观的本质内容。改革不仅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国正处在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时期，落实科学发展观，重要的内容之一是树立以人为本的改革观，将发展建立在制度改革与创新的基础上。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改革是全面改革的核心。30年的改革实践告诉我们，按照“以人为本”的要求，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改革的正确路径。第一，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真正为社会和企业办实事。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立，市场的微观基础已初步形成，政府主要是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服务的，要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第二，各级政府要了解百姓疾苦，反映和代表百姓的利益。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的监督。
第三，政府要有形成良好的文化和正确的理念，处理好管理和服务、决策和执行、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权力和责任等四对关系。由此，政府才能自觉地约束自身行为，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切实地推进各个领域的重大改革，推进新阶段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新的矛盾问题，要从历史发展趋势的角度深入研究、统筹规划下一步的全面改革。这是当前关乎发展全局的重大现实问题。加快思想解放进程，抓住机遇，适应阶段变化、矛盾变化和环境变化，深化全面改革，就可以为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奠定最重要、最坚实的制度基础。由此，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为动力，把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