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篇1
内容摘要：本文从经济学动力分析的角度找出产业集群对提高区域竞争力的优势所在，并根据陕西省西安地区的产业发展现状提出围绕特色产业建立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并对政府部门促进集群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产业集群经济学动力分析区域优势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地理位置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要素似乎处于次要地位。然而，事实证明处在同一区域内的生产相同或相近产品的企业获得的好处要远远大于处在不同区域内的企业。这就是产业集群所带来的竞争优势。纵观世界，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无论是在高新技术行业还是在一般劳动密集型行业，都存在着明显的产业集群现象，产业集群都呈现出无穷的魅力。正如波特指出的，集群的因素支配着当今世界经济版图，它是每个国家国民经济、区域经济、州际经济甚至都市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他还认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际竞争力，主要取决其产业集群的竞争力。由于产业集群和区域竞争力呈现着正相关现象，培育地方产业集群已经成为许多地方政府的工作重点。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有意识地使用产业集群战略发展区域经济，或许能形成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提升其核心竞争力。产业集群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一种新思维，可以作为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一条路径。
城市产业集群的经济学动力分析及其竞争优势
产业集群是指一些相互关联的企业和机构在特定地域所形成的产业空间聚集现象。它既有本地社区的历史根源，又经常取决于本地企业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集合。
（一）专业化分工提高效率
市场范围决定了专业化水平，在产业集群内部大量企业集聚在一起，使区域内企业通过分工与协作实现规模经济。产业集群创造了一个较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对分工更细、专业化更强的产品和服务的潜在需求更大，随着后福特制（post-Fordism）生产方式的广泛采用，为专业化企业提供了大量的生存机会，也使得它们实现规模生产，两者相互促进，不断提高产业集群整体的生产效率。
（二）交易成本降低
在市场需求多样化和不可预测性持续增加的情况下，单个企业无法也没有必要包括所有环节，每个企业不得不通过采取与其它企业合作交易形式，来获取所需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意味着企业之间的交易频率不断增加，进而交易成本增加。但在产业集群区域内，企业间的空间接近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实现企业的报酬递增。企业的经济活动根植于社会经济关系中，企业与企业、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往往基于共同的社会文化制度背景和共同的价值观，使得信任基础得以建立，交易双方容易达成交易并履行合约，节省企业搜索市场信息的时间和费用，导致监督成本和机会成本降低，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的协作竞争能力增强。
（三）获得外部经济效应
企业通过共同使用公共设施，减少分散布局所需的额外投资，并利用地理接近性节省相互间物质和信息流的转移费用，从而降低成本，实现集聚经济。通过产业的空间集聚，可以实现相同行业的企业数量增加，整体规模增大，进而使得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单个企业在合作基础上实现外部规模经济。通过合资、合作和建立联盟等方式共同生产经营，如大批量购买原材料，不仅使原材料价格降低，还可节省单位材料的运输成本；建立共同的销售中心形成零售、批发市场，降低集群内企业产品的运输与库存费用，使平均成本降低。外部经济具有正反馈机制，产业集聚在某一地区，外部经济效应就会成为新企业进入这一地区的区位选择因子，从而促进集群整体的进一步发展，产生更大的外部经济效应。
（四）劳动力市场共享
产业集群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效率。一方面，集群内容易形成充足的劳动力市场供给，吸引新企业迁入和拥有丰富专业技术和管理经验的人才涌入，使企业很容易获得各种类型的人才，这样单个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生产需要及时调节所需的人员数量，减少管理成本和工资成本以及工人劳动保障等方面的费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具有流动性强的特点，劳动力快速流动对自身素质要求加大，也促进了信息、知识、技术的扩散和传播，并增加了创新的机会。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理论的深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产权明晰的重要性，集群内人力资本的产权将逐步得到明晰的界定，这减轻了德姆塞茨所说的产权“残缺”，人力资本将得到更大的挖掘和利用。集群内明晰的产权界定和高度流动的雇用体制便于劳动者一般性技能的形成。由于集群内企业多从事相近产业，劳动者可就近毫不费力地转换工作，即人力资本产权中的各种权利能够自由地交换时，交易成本较低。若把集群当作一个整体，劳动者的一般性技能具有资产专用性低的特点，但相对于集群外而言，这种一般性技能就具有资产专用性程度高的特点，由于集群外的产权交易成本比集群内高，这就为劳动者向外转移构成了障碍，使得人力资本进入集群容易而退出集群较难，这种单向的流动性有利于培养劳动者对集群的忠诚度，也激励了劳动者的不断创新。
（五）创新能力增强
产业集群内企业间相互关系建立在相互合作、相互依赖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产业集群有利于技术、信息和新思想在集群内企业之间的传播和应用。地理上的集中必然带来竞争，从而促进创新。集群本身有利于企业、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产生一种更为自由的信息传播，从而发现供给者的问题和正确了解消费者的需求。产业集群能够提高集群内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并日益成为创新中心；企业之间的持续联系有助于企业通过相互学习改进技术、机器的适用性以及市场理念；产业集群的柔性有助于抓住市场机会采取创新行动；存在于集群内的现实与潜在的竞争压力，促使集群的创新；集群内专业的人力资源市场降低了雇员与企业之间的交易成本；集群内企业之间容易建立起协同与信息机制；政府部门提供的基础设施、教育等公共产品，以及集群内的信息、技术、声誉等准公共产品，能够被集群内的企业共享。
西安产业发展状况及存在的问题
西安是省会城市，是我国中西部地区重要的科研、高等教育、信息产业、国防科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现辖9区4县，总面积9983平方公里，人口725万人。2004年，全市生产总值实现1095.87亿元，财政总收入164.5亿元，其中地方财政收入86.06亿元。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已形成了以轻纺、医药、电子、机械、化工、建材、食品、冶金、电力为主，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且近年来保持快速增长态势。2004年，全市实现工业总产值1264.1亿元，工业增加值366亿元。比亚迪汽车、陕汽重型汽车等大型制造项目相继落户西安。全市有36个项目列入技改计划，总投资46亿元。近年来，西安市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坚持“全民、集体、合资、个体经济共发展，城乡共发展，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共发展”的方针，形成大开放、大市场、大商贸、大流通格局。
城市产业集群是各要素作用力的耦合，各要素系统及其内部要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城市产业集群，决定产业的产出水平和竞争优势。西安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比较丰富，为发展产业集群创造了条件。虽然自然资源已不能左右经济发展（日本和我国沿海地区的发展可以证明），可这方面的优势却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但是，西安地区以及大部分中西部地区都相对缺乏资金、人才等中级和高级生产要素，缺乏产业之间的关联，缺乏必要的配套产业和制度安排。
促进西安城市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政策思路
根据波特关于产业集群的论述和国内外产业集群的发展实践，政府在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尤其对经济和市场条件都不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来说，地方政府在发展产业集群中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制定产业集群发展规划
制定社会发展规划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要发展产业集群，避免走弯路，首先必须以高起点、高标准、统一进行规划。应根据地方经济的特点和各自特色的产业，选择一种或几种适宜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加以培育，形成竞争优势，并提出产业集群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规划时更多地注重企业间和企业与外部环境的战略联系，更多地审视自身的条件。规划后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由于社会背景和区位的不同，也不能照搬照抄其它集群现有的经验。同时，现有的集群大多是在市场条件下自发形成的，试图通过规划来创造一个政府所希望的集群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够根据现有的优势和特色产业来进行产业规划，产业集群才能持续发展。
（二）加强基础设施及环境建设
在硬环境方面，要求政府部门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区域内交通运输条件，对道路、桥梁、交通通信等方面的薄弱环节，集中人力、物力进行建设。建立完善的供电、供水、供气系统，以满足集群正常运行的需求。建立专业化产品的市场，不仅满足了集群产品正常的销售需要，更加深了企业之间上下游的联系，有利于专业化协作的发展。在软环境方面，首先政府要改变传统的工作作风。中西部地区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较强，掌握着相当多的资金资源，但服务意识较弱。而发展产业集群则需要优质、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需要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规范政府行为，从而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其次要建立公正透明的法制环境，规范市场秩序和企业的竞争行为，建立亲商安商的人文社会环境。同时政府要大力宣传、引导区域集聚文化的形成，破除封建保守意识，形成创新、信任与合作的区域文化氛围。
（三）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
集群中的成员企业既包括供应商、销售商及网络客户，还包括提供技术服务和中介服务的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等等，形成了产业集群的社会化网络。支撑服务部门承担节点之间的传输任务，它们高效率的工作沟通了企业之间信息的桥梁，加速了信息的传递，促进企业之间的协作，大大加快了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壮大。特别要扶持各类中介服务组织，如咨询、会计、质量检测、物流配送等。因为随着产业集群的发展，对各种中介组织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地方政府应积极加以扶持和培育。
（四）建立人才引进和培育机制
由于产业集群中存在大量生产相同或相近似的企业和劳动者可以很方便地转换工作，增强了不同知识和技术碰撞的机会，可以在频繁的接触中产生新的知识和技术，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不断进步。所以政府部门应在集群区域内建立专业化的劳动力和人才市场，促进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针对中西部地区人才储备不足的困难，一方面要积极地吸引区域外各种优秀的人才加盟，另一方面制定措施不仅要留住人才，而且还要利用好人才。
结论
一般地，产业集群由于综合了市场和科层组织的功能，形成了一个稳定、持续、有序的生态组织，从而在整合力、竞争力、吸引力和影响力等方面具有市场或科层组织所没有的整体竞争优势，对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西安作为中西部地区的重要城市，在产业集群得以形成的各要素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由于资金、人才、市场、制度、观念等方面的缺失，一直难以形成具有核心优势的产业集群。对此，需要在充分发挥政府影响力的情况下，改善环境建设，重视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和创新观念，这样才能吸引资本进入和增强城市对产业的聚集力，使硬环境和软环境合力增强，充分发挥产业集群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参考文献：
1.徐康宁.当代西方产业集群理论的兴起、发展和启示[J].经济学动态，2003（3）
2.刘友金.关于集群创新优势的研究及其启示[J].经济学动态，2003（2）
3.吴勤唐.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机制的分析[J].管理世界，2004（2）
4.潘顺东.同类企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发展[J].重庆邮电学报，2004（1）
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篇2
关键词：经济发展水平；因子分析；Borda模糊数学法；合理等级排序；聚类分析
中图分类号：F2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2-0016-04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2.04
国内外学者对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不少研究，但由于各地区城市经济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和相关理论的有待深入，目前还没有一种公认可靠的评价方法[1]。
目前，综合排名有多种方法，主要的研究方法是直接利用因子分析结果，通过计算第一公共因子得分排序，或是结合权重计算公共因子综合得分排序。本文对国内研究成果加以利用和创新，首次将因子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结合系统评价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一方面，方法上选择基于因子分析的Borda模糊综合评判法弥补了因子分析法的不足，并根据序数总和理论建立合理等级排序，优化排序方案；另一方面，本文得出的我国36个主要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排名结果，对于帮助各城市判断其经济所处位置具有参考价值，对于思考其未来经济发展模式有一定启发作用。
一、研究设计
与因子分析法结合进行综合评估时，可将通过因子分析提取的公共因子作为Borda法的评价因子，权重选择因子分析确定的权重，Borda数依据各评价对象在每一公共因子上的得分排序计算获得，最后根据Borda法所建评价模型计算各评价对象综合评估Borda数。
因子分析基础上的聚类结果剔除了指标间相互影响，其精确度高[3]。聚类分析思路为：将每个数据对象各视为一类，根据类与类之间的距离将最相似的类合并，再计算新类与其它类之间的相似程度，不断继续这一过程，直到所有数据对象合并为一类。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具体问题的现实需要选择阀值。
（三）实证结果
利用SpSS17.0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因子分析[4]。由表1，相关矩阵特征值大于1的共有3个：λ1=13.919，λ2=3.505，λ3=1.05；其对应的贡献率分别是：63.268%，15.931%，4.772%，累计贡献率为83.972%。
为便于各因子的名词解释，采用方差极大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表2）。从因子载荷来看，公共因子一F1在X5、X8、X11、X16、X9、X2、X17、X15、X14、X12、X4、X18、X21、X10和X7上有较大载荷；公共因子二F2在X1、X3、X20、X13、X6和X19上有较大载荷；公共因子三F3在X22上有较大载荷。结合各个指标的含义，可将F1命名为经济社会因子，主要反映各市地方财政预算、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和储蓄年末余额等经济指标；F2命名为基础设施因子，主要反映各市总人口和医疗教育等情况；F3命名为生态环境因子，反映各市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
依据序数总和理论，将2种评价方法下的排序号相加，得到序数总和，确定合理等级排序[5]。若序号之和相同，则再结合其重要指标（主要是第一公共因子得分）。结果见表4。
应用SpSS17.0进行聚类，将36个主要城市按其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三类（表5）。
二、结果分析
由聚类分析的结果并结合等级排名，把36个城市划分为三个能级。
第一能级城市数量最少，有3个，分别是：金融中心上海、沿海城市广州和我国首都北京，属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因子分析综合得分上海为2.820932079，是最高分；而综合Borda数广州为31.49，是最高分。可见，按不同的衡量方法，会有不同的排序结果，因而综合两种排序方法的合理等级排序，比单独用某一种方法排序，可能更合理。从单个因子排名来看，这三个城市在经济社会因子排名都名列前茅，验证了经济社会因子的重要性。
第二能级城市队伍最为庞大，有19个，属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城市。从地理位置看，排名相对较前的城市，如天津、深圳、杭州，多临海或位于东南沿海地区，说明区域也是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从单个因子排名来看，杭州在第三公共因子生态环境因子位居第一，独具特色，其经验值得进一步研究、借鉴。
第三能级数量居中，有14个，属于经济发展水平一般的城市。从地理位置看，排名相对较后的城市，如西宁、银川和贵阳，多位于内陆的中西部地区。这与这些地区的交通不发达有关。另外这些地区的专业优秀人才大多流向经济较发达地区，使得这些地区与经济较发达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分析各区域经济发展情况可看出，我国西部各省份应注意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我国中部地区应充分发挥区域的资源优势，加强区域间协调和协作，以增强区域竞争力；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应力争建设成为特大城市。城市区域化与区域城市化成为当今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城市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城市所依托区域间的竞争。因而，各市在经济发展中，应注意加快拓展城市发展空间，走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聚类结果和合理等级排序有很大关系，但略有不同：石家庄和厦门两个城市排名和聚类结果有出入，可能是由于排序与聚类的数学原理和方法不同造成的，是合理的。
三、总结
本文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创新，首次将因子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结合对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排名。实证发现，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因子有经济社会因子、基础设施因子和生态环境因子；基于序数总和理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前三名依次为上海、广州和北京；运用聚类分析方法，36个城市按经济发展水平由高到低，可划分为三个能级。实证结果表明，区域城市化与城市区域化是当今城镇发展的规律，城市的竞争更多表现为城市所依托区域的竞争。基于此，各城市在经济发展中，应加快拓展城市的发展空间，走区域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应当指出的是，本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第一，根据因子分析法得到的权重，受客观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影响，与实际可能会存在偏差；第二，本文参与因子分析的指标只有22个，可能不足以解释问题；第三，因子分析法的缺点表现在样本容量要足够大，评价标准与样本有关，评价结果是一个相对优劣顺序；第四，序号总和理论有两条立论的前提是评价方法要足够多，每种评价方法的结果要大体上准确，但评价方法多就很难实现[6]。
参考文献：
[1]于秀林，任雪松.多元统计分析[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171-172.
[2]谢季坚，刘承平.模糊数学方法及其应用[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128-129.
[3]朱建平.应用多元统计分析[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82-85.
[4]苏金明，傅荣华，周建斌，张莲花.统计软件SpSSForwindows实用指南[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0.462-463.
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篇3
【关键词】城市竞争力辽中南主成分分析
一、城市竞争力的概述
国内外学者对于城市竞争力的定义是不同的。国外学者对城市竞争力含义的把握主要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的：一是借用国家竞争力的定义、把其用到对城市竞争力的分析上；二是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角度间接地分析城市竞争力、即把城市竞争力作为影响企业和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微观经济环境因素进行分析。在国内，则主要是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城市竞争力的评价和分析。
二、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指标体系建立的科学性、可行性和稳定性等原则，在借鉴和参考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辽宁省实际情况，本文选取了经济综合实力、基础设施、人才科技水平、政府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共五大类17个指标组成了辽中南地区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三、辽中南地区竞争力评价分析
（一）辽中南区域概述
辽中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经济区，是东北地区和内蒙古的经济中心。它位于辽宁省的中南部，靠近俄罗斯东南部与朝鲜半岛，地理位置优越。地区煤铁资源丰富，水路交通便利，劳动力充足。地区包含6个城市：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辽阳。
（二）辽中南地区城市竞争力分析
在设定城市竞争力测度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我们采取主成份分析法，建立总体的城市竞争力计量模型，据此计算出各城市的城市竞争力得分，以评价各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优劣。
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本研究选入2个因子，2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2.472%（见表2），表明这2个因子可以反映原数据92.472%的信息量。根据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各个指标在公因子上的载荷大小（见表3），将公因子分别命名为经济实力（f1）和基础竞争力（f2）。
根据以上结果计算辽中南地区的城市竞争力得分并排序，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沈阳得分最高，大连次之，其次是鞍山、辽阳、抚顺，最后是本溪。沈阳、大连竞争力与其他几个城市相比有较大优势，沈阳、大连分别作为辽宁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带动辽宁经济发展的港口城市，其工业企业数量多、国内外交流频繁、市场广阔。并且这2个地区也聚集了辽宁省所有重点高校，教育发达，具有较强的人才优势。鞍山作为辽宁第3大城市，经济发展也较快，鞍钢作为鞍山的支柱产业，不仅活跃了鞍山经济，也为辽宁乃至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抚顺、本溪作为老工业城市，有着扎实的经济发展基础，不过这几年由于企业改革，能源枯竭，导致很多工人失业，使其经济发展速度较前降低。
四、结论与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辽中南地区各城市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象较为明显，各城市之间发展能力存在较大差异。要改变这种不平衡现象，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升辽中南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应从如下两方面入手：
（一）增强地区经济实力经济
经济是影响城市竞争力的第一位因素。只有以经济发展为前提，城市基础设施才能完善，城市环境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社会和谐度等各方面才能提高，城市发展的良性循环才能实现。
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篇4
关键词能值理论;指标体系;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0)03-0056-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3.011
矿业城市作为我国一种特殊的城市类型,是随着资源开发而兴起的城市,其主要职能是开采矿业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加工产业,对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根据其依赖的资源隶属不同,可将矿业城市分为油气类、煤炭类、非金属、有色类、化工类及冶金类等。据中国矿业网―中国矿业城市基础数据库统计,我国共有大小矿业城市近400座。如何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方法对矿业城市的发展程度进行分析对比,进而指导矿业城市的发展,一直是学者们研究和关注的问题。传统的评价方法如模糊综合评价、层次分析评价、神经网络等方法[1-5],涉及到指标选择、方法参数的设置以及权数设定等问题,且矿业城市种类不同所采用的计量指标有其自身特点,制约了这些方法的使用。本文运用能值分析理论,广泛地涵盖了反映各种不同类型矿业城市发展程度的指标,通过转换为能值指标来进行分析,在分析方法中,避免了权数的设定,规避了人的主观性,能科学合理地反映矿业城市的发展水平,进而利用能值指标值进行对比分析。通过收集整理2006年中国典型矿业城市统计数据,构建矿业城市发展程度能值指标体系,运用能值理论计算矿业城市能值指标值,对矿业城市之间及其与其他区域的能值指标值进行对比分析,实现了对不同矿业城市之间及其与其他区域之间的比较,从而为矿业城市的发展提供参考。
1基本理论及分析步骤
1.1能值分析理论
能值理论[6-7]是由著名生态学家、能量分析学家H.t.odum于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能量价值学说,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成为广泛采用的评价方法之一。能值是一种基于生物物理原理的生态经济评价方法,以能量定律、系统学及系统生态学为基础,将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的各种形式的能量转换为太阳能来进行评价,从而达到对自然系统和经济系统的资源、服务和商品的价值进行定量分析,提供了一种可以对不同种类、各种能量(能量流、物质流、经济流、信息流)的共同衡量尺度和评价标准,其单位为太阳能焦耳(Solaremjoules,缩写为sej),能值分析的基本概念包括:
(1)能值:指流动或贮存的能量中所包含的另一类别能量的数量。在能值分析过程中主要是以太阳能值(Solarenergy)来衡量某一能量的能值大小,其单位为太阳能焦耳(Solarenergy,即sej)。换言之,某种资源、产品或劳务的能值,就是其形成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应用的太阳能焦耳总量。
(2)能值转换率:指形成每单位物质或能量所含有的另一种能量之量。在能值分析中常用太阳能值转换率,即形成每单位物质或能量所含有的太阳能之量,单位为sej/J或sej/g。能值转换率是衡量能量的能质等级的指标。H.t.odum和合作者从地球系统和生态经济角度换算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主要能量类型的太阳能值转换率,可用于大系统如国家、区域、城市系统的能值分析。根据各种资源(物质、能量)相应的太阳能值转换率,可将不同类别能量(J)或物质(g)转换为统一度量的能值单位(sej),以便进行统一度量。
(3)能值/货币比率:指当年该国家(或地区)全年总应用能值与该国(或地区)国民生产总值(Gnp)之比。能值/货币比率反映了总应用能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其比值大小,反映了货币购买力的高低。能值/货币比率高,代表单位货币所换取的能值财富多,表示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自然资源所占的比重大;反之,能值/货币比率小的国家(或地区),其自然资源对经济成长的贡献较小,科技发达,说明该地区的开发程度较大。
(4)能值―货币价值:是指将生态系统或生态经济系统物质和能量的能值折算成货币,相当于多少币值,也称为宏观经济价值,其折算的方法是能值除以当年能值/货币比率,这种方法可以增强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可比性,一般是以美元为单位。能值货币价值反映某一产品的实际价值,包括凝结在产品中的人类劳动和环境资源的价值。
由于能值分析理论能够提供一种衡量和比较各种不同种类、不同等级能量的统一尺度和标准,经过不断完善和发展,能值评价理论已经被运用到各个领域。如湿地生态系统[8-9]、环境经济系统[10-11]、区域经济系统[12-13]、城市生态评价[14-15]等方面,对其发展现状和可持续性进行对比分析,为实现社会健康和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参考作用。
曹志国等:基于能值理论的中国矿业城市发展程度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年第3期1.2矿业城市发展程度的能值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H.t.odum提出的能量分析的各项指标,结合中国矿业城市发展实践,构建了矿业城市发展程度的能值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1.3矿业城市发展程度的能值分析步骤
根据H.t.odum提出的能值分析一般步骤,结合矿业城市的实际情况,制定矿业城市发展能值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1)基础资料的收集:收集所研究矿业城市的自然地理及经济资料。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7、各相关省市统计年鉴2007、各相关省市200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公告、各省市统计局网站以及中国矿业网站等权威机构;
(2)矿业城市系统的能量流动分析:包括确定矿业城市系统的边界,确定系统的主要能量来源以及确定系统的主要成分等;
(3)能量分析表编制:能量分析表包括资源类别、资源流动量、太阳能值转换率、太阳能值以及宏观经济价值等项目,进而通过能值转换计算,实现了将各类资源换算为统一的能值单位;
(4)以矿业城市发展能值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对上述计算结果进行整合,计算出各矿业城市的能值指标数值,分析其发展情况;
(5)综合分析和参考建议:通过对上述指标值进行横向比较,发现矿业城市发展趋势,与其他区域能值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制定可行的经济社会发展策略,指导我国矿业城市的健康和谐发展。
2中国矿业城市发展程度分析实例
2.1分析实例
根据1.3矿业城市发展程度评价的能值分析步骤,计算中国矿业城市能值指标值,如表2所示。
2.2计算结果分析
利用表2计算结果计算各类型矿业城市的能值指标平均值及总体平均值,如表3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煤炭类与有色类城市的能值利用强度较低,油气类、冶金类以及综合类城市的人均能值利用强度要高于平均指标,综合类城市能值利用强度要高于其他城市。煤炭与有色矿开采对环境危害较大,故其环境能值/万人民币指标与废弃物占总能值比率较高,在今后发展过程中应做好环境规划,避免由于开采矿产而造成的环境破坏以及次生灾害的发生;在人均不可更新能值消耗比例方面,冶金类远高于其他类型矿业城市和平均指标,这与其工艺生产消耗大量不可更新资源有密切关系。未来发展要通过改善生产工艺,提高能源的利用程度,降低不可更新能源消耗,构建科技含量高、低消耗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矿业城市主要能值指标计算结果进行分析对比。
(1)能值使用结构分析。城市生态经济系统能值使用结构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生命支持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也决定了城市的发展方向和水平。由计算结果可以看到,矿业城市总的应用能值中,系统不可更新能源产品能值占很大一部分比例。而经过长期开发,矿业城市面临着资源枯竭,资源结构调整是其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地理分布来看,绝大部分矿业城市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如东三省矿业城市、山西北部矿业城市、新疆矿业城市以及沿海矿业城市,风能资源丰富,而对其开发却极为缓慢,为调整资源结构,这些矿业城市应大力发展风力资源;根据分析得知,在甘肃石嘴山、山西大同、朔州、内蒙古包头与乌海等地区,由于全年日照时数时间较长,蕴含着大量的太阳能资源,应及早大力开发;在部分沿海矿业城市,如东营,应大力发展渔业资源及利用海洋能,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等。
简言之,矿业城市应在现有基础上,积极主动开发风能、太阳能、海洋能等清洁能源,促进资源结构调整,不能仅靠开发资源维持经济社会发展,应实行环境友好的和谐社会发展。
(2)能值利用强度。能值使用强度体现了单位面积的能值流动情况,可以看出矿业城市的能值使用的集约情形。经济发达国家或地区,其经济活动频繁,能值使用强度必然很高,如2001年意大利、瑞典、中国澳门、广州能值利用强度已分别达到6.86×1012sej/m2,8.99×1012sej/m2,8.05×1012sej/m2,4.33×1012sej/m2,矿业类城市在2006年平均能值利用强度只有1.25×1012sej/m2,远低于过于发达国家及地区。能值利用强度指标较低,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相差较大,说明其城市化水平较低,应加强地区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协调发展,提高矿业城市的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
(3)能值货币比率。能值货币比率体现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其值越高,代表单位货币购买的能值财富较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能值货币比率低,表明资源对经济增长贡献较小,表示该地区开发程度大。美国、日本、前西德、意大利和荷兰等国的能值货币比率均在2.66×1012sej/S以下,而矿业城市的能值货币比率大多维持在5×1012sej/S以上,表明了其经济总量还不够大,经济发展耗费的资源较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4)电力消耗能值比率。电能是高质量的能量,电能的使用可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发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2000年美国电力消耗能值比率已达到20%,印度为10%,江苏为20.8%,浙江为21.8%,而大部分矿业城市电力能值消耗比例远低于20%,说明其工业化程度较差,仍有待发展。
(5)三次产业人均能值对比。从三次产业人均能值对比分析得知,大部分矿业城市第一产业(农林牧渔等)与第三产业(服务业)人均能值基本持平,但其远低于第二产业(工业)人均能值,说明工业在矿业城市中占很大比例,矿业城市的资源依赖较强,应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改善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6)人均科技发展能值分析。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从科技教育投入比例来看,矿业城市科教投入不如GDp总值的5%,人均科技发展能值远远低于系统人均能值利用量。其主要原因包括矿城一般地理位置偏僻,其拥有的教育机构(如高等院校、研究机构)较少以及其对教育重视程度不够。部分矿业城市如阜新、东营等,在其发展过程中,建立了一些与地区资源相关性强的高等院校,这些矿业城市应加大对其区域内教育科研机构的科教投入,促进产学研结合,更好地发挥科技在生产中的作用。其他矿业城市应积极主动,通过多种途径,如联合高校等科研机构建立工业孵化园,提供政策便利,鼓励科研机构落户,加大对基础教育投入,形成共赢的局面,实现科技强市。
(7)系统的环境承载力分析。矿业城市在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每万元GDp的环境能值较高,远高于非资源性城市。这与矿业城市的生产结构有着直接联系,其以资源开发及加工业为主,造成了大量的工业垃圾(废水、废弃、废物)。从废弃物占能值比例分析得知,煤炭类城市产生的废弃物较多。长期以来,资源的粗放型开采,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负荷,遗留下许多生态环境问题。今后要进一步控制工业垃圾排放,加大治理,通过先进的科技手段变废为宝,降低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
3结论
本文运用能值分析理论,在能值分析基本指标的基础上,构建了人均能值利用量、电力消耗能值/系统总能值、环境能值/万人民币GDp和各种人均能值指标等,与原有指标构成了矿业城市能值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综合分析了中国矿业城市的发展程度,通过矿业城市间以及与其他区域时间能值指标值的对比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矿业城市资源丰富,具有较大的能值资源,但大多数矿城依靠资源发展经济,致使其能值货币比率较大,经济发展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属于高资源消耗型、粗放型发展的经济模式;能值利用强度低于其他区域,城市化水平有待提高;同发达国家地区相比,其货币能值比率较高,经济发展中的能耗较大,应加强资源利用效率;矿业城市产业发展不协调,人均第三产业能值偏低,要通过采取相关措施,加强第三产业的发展,促进经济协调发展;要从建设环境友好型城市的角度出发,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对城市环境进行治理,提高城市的环境承载力。此外还要加强科技教育投入,推进科技创新,采取有效措施,培养和聚集高素质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精英人才,提高矿业城市的科技含量等。
能值理论作为生态学和经济学理论的集成,具有较广的应用领域。应用能值评价理论可以分析任何经济系统,定量分析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活动的真实价值,在不同类型的区域间进行对比分析,对资源的科学评价和合理利用、经济发展方针的制定,实现区域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运用系统分析理论,构建了反映矿业城市发展程度的能值指标体系,通过能值计算,将反映各矿业城市发展程度的指标值转换为统一的能值指标值,实现了不同矿业城市之间发展程度的量化对比分析,验证了该方法在矿业城市发展评价分析运用的可行性,解决了运用传统方法的权数设定易主观性和不同类型矿业城市由于指标不同而不易比较的问题,为矿业城市发展评价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虽然odum和其同仁已研究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主要能量和物质的能值转换率,但人类经济产品的能值转换率受地区、生产水平及效益等因素影响而不同。因此,如何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能值评价指标体系,确定科学合理的能值转换率等问题,以此对矿业城市之间以及与其他区域进行横向纵向比较,进而更加有效指导矿业城市可持续发展,是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乌兰.煤炭矿区可持续协调发展评价的实证分析[J].中国软科学,2008(9):82-89.[wuLan.empiricalanalysisontheevaluationofSustainableCoordinatedDevelopmentinCoalmines[J].ChinaSoftScience,2008(9):82-89.]
[2]李新春,孙艳,陶学禹.应用神经网络评价矿区可持续发展[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1,30(4):392-395.[LiXinchun.SunYan,taoXueyu.applicationofneuralnetworkinevaluat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forminingareas[J].JournalofChinaUniversityofmining&technology2001,30(4):392-395.]
[3]汤万金,胡乃联,李祥仪,李仲学.矿区可持续发展的评价[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1999,21(2):119-124.[tangwanjin,Hunailian,LiXiangyi,LiZhongxue.evaluationofSustainableDevelopmentinminingareas[J].Journalof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Beijing,1999,21(2):119-124.]
[4]赵海云,李仲学,张以诚.矿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研究和可持续发展水平评价[J].中国矿业,2004,13(12):14-19,35.[ZhaoHaiyun,LiZhongxue,ZhangYicheng.Studyon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indexandevaluatingofSustainableDevelopmenttheminingCity[J].Chinaminingmagazine,2004,13(12):14-19,35.]
[5]杜栋.企业技术创新的Dea方法[J].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2001,10(1):82-84.[DuDong.theevaluationofenterprisetechnicalinnovationwithDataenvelopmentanalsis[J].Systemsengingtheorymethodologyapplication,2001,10(1):82-84.]
[6]odumH.t.environmentalaccounting.emergyandenvironmentalDecisionmaking[m].newYork:Johnwiley,1996.
[7]Ugiatis,odum.H.t.,Bastianonis.emergyUse,environmentalLoadingandSustainability:anemergyanalysisofitaly[J].ecologicalmodeling,1997[73]:215-268.
[8]nelsonm,odumH.t.,Brownm.t.etal.“LivingofftheLand”;Resourceefficientlyofwetlandwastewatertreatment[J].advancesinSpaceResearch,2001,27(9):1547-1556.
[9]崔丽娟,赵欣胜.鄱阳湖湿地生态能值分析研究[J].生态学报,2004,24(7):1480-1485.[CuiLijuan,ZhaoXinsheng.Researchontheemergyanalysisofpoyanghuwetland[J].actaecologicaSinica,2004,24(7):1480-1485.]
[10]李加林,张正龙,曾昭鹏等.江苏环境经济系统的能值分析与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13(2):73-78.[LiJialin,ZhangZhenglong,ZengZhaopeng.Studyonemergyanalysis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ofJiangsuenvironmentaleconomicSystem[J].Chinapopulation,Resourcesandenvironment,2008,13(2):73-78.]
[11]陈丹,陈箐,关松,陈祥.基于能值理论的区域水资源复合系统生态经济评价[J].水力学报,2008,39(12):1384-1389.[ChenDan,ChenJing,GuanSong,ChenXiang.ComprehensiveevaluationofwaterResourcesecologicaleconomicComplexSystembasedonemergytheory[J].JournalofHydraulicengineering,2008,39(12):1384-1389.]
[12]张力小,杨志峰,陈彬等.基于生物物理视角的城市生态竞争力[J].生态学报,2008,28(9):4344-4351.[ZhangLixiao,YangZhifeng,ChenBin,etc.ananalysisonUrbanecologicalCompetitionCapabilitywithBiophysicalaccountingmethod[J].actaecologicaSinica,2008,28(9):4344-4351.]
[13]彭建,刘松,吕婧.区域可持续发展生态评估的能值分析研究进展与展望[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5):47-51.[pengJian,LiuSong,LüJing.RetrospectandprospectofResearchonemergyanalysisintheecologicalassessmentofRegionalSustainableDevelopment[J].Chinapopulation,Resourcesandenvironment,2006,16(5):47-51.]
[14]HiggiasJB.emergyanalysisoftheoakopeningsRegion[J].ecologicalengineering,2003,21(1):75-109.
[15]刘耕源,杨志峰,陈彬等.基于能值分析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以包头市为例[J].生态学报,2008,28(4):1720-1728.[LiuGengyuan,YangZhifeng,ChenBin,etal.emergybasedUrbanecosystemHealthassessment:aCaseStudyofBaotouCity[J].actaecologicaSinica,2008,28(4):1720-1728.]
analysisonDevelopmentDegreeofminingCitiesofChinaBasedonemergytheory
CaoZhiguoZHaoYiqingYUanFengLiCuiping
(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Beijing),theministryofeducationKeyLaboratoryofHighefficiencymining
andSafetyformetalmines,Beijing100083,China)
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篇5
关键词：云南；城市化；人均GDp；回归分析
作者简介：许宏，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和农业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11-0013-03
一、引言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比如自然条件及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历史文化发展的差异、资源要素配置的差异、工业化进程与结构转变的差异以及市场化进程的差异等等。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种互促共进的规律，早已被世界城市化的历史所证实。事实上，城市是工业化的空间存在形式和有力支撑，城市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牵引力量。没有城市化的相应发展，工业化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必然要受到严重的制约。一般来说，城市化水平与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明水平、生活富裕程度等密切相关。城市化滞后是制约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加速城市化进程，充分发挥城市化对区域发展的拉动、载体及支撑作用是中国城市与区域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
云南省已将城市化作为社会发展的战略之一。昆明新区建设已经开始，同时正酝酿滇南个旧、开远、蒙自（个开蒙）的城市合并建设方案，并计划将其建设成为云南省第二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大力推进城市化进程以提高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已成为云南省决策部门发展社会经济的重要选择。为加快城市化进程，云南省提出到2010年，全省城市化率达到35％以上，到2020年全省城市化率达到50％以上。目前，云南城市化率也以每年1％的速度递增，云南城市化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正逐渐缩小。
对于像云南省这样的经济后进省份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的研究显得很有必要。鉴于此，本文对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城市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行实证研究。
二、云南省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一般来说,在工业化时期,工业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二者之间是一致的,因而可以用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人均GDp作为衡量工业化水平的指标。同时,不论是工业化还是城市化,一般都要与人均GDp的上升相一致。[1]因此，本研究中用人均GDp表示经济发展状况。城市化水平测定的方法通常有单一指标法和综合指标法。[2]单一指标法中城市人口比重指标是世界公认的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并为各学科普遍接受。城市人口比重是指某一地区内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它反映了人口在城乡之间的分布。这一指标法虽然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它简单明了，反映了城市化的突出特征，且便于计算和理解，具有很高的实用性。考虑到人口城市化率指标较易获得，本研究采用这一最具本质意义的、且便于统计分析的指标来描述和衡量城市化水平。在本文中使用的城市人口比重数据和人均GDp数据均来自历年云南省统计年鉴。
（二）经济增长对云南城市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大量的国内和国际城市化发展经验表明，城市化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发展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虽然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城市化水平，但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发展水平具有反作用。周一星教授曾对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化水平进行回归分析，两者呈一种十分明显的对数曲线关系，相关系数为0.96，即城市化水平随人均GDp的增长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又随人均GDp的增加而趋缓。[3]改革开放以来，云南省和全国一样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经济发展和城市的发展都呈现了新的景象，为了探讨云南省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笔者采用1978~2004年云南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受资料限制、统计内涵的调整和数据的波动性（其中城镇人口从2000年起用新的城乡划分标准统计，因此云南省2000年以后的城市化水平数据较之2000年以前的数据缺乏可比性和较大的波动），为了便于考察变动的连续性和趋势预测，本文以城市化率为自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为因变量，分别对云南省1978~1999年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进行回归分析，然后再对2000~2004年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GDp进行回归分析。
1978～1999年这一时间段的云南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的散点图如图1所示，从图1可以看出Y和X不宜采用线性模型来描述，此时应选择非线性模型来描述它们的关系。
根据散点图1，Y随着X的增加而以递增的速率上升，结合经济学中的相关知识，选择指数函数作为模型。通过变换函数的方法将指数函数模型线性化，作为线性模型处理，使用计量经济软件eviews3.1进行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模型的回归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残差序列通过显著性水平为0.01的D.w检验，判定系数R2值为0.887881，回归分析结果中的各个统计量表明，模型拟合得较好。
对用新的城乡划分标准统计的云南省2000~2004年城市化率和人均GDp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两者相关系数是0.941226，说明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相关。以城市化率为横轴，人均GDp为纵轴，作一散点图，此散点图与图1类似，Y也是随着X的增加而以递增的速率上升，所以选择指数函数作为模型。回归分析结果中的各个统计量表明，指数函数模型较好的拟合了2000~2004年云南省城市化率和以人均GDp为代表的经济发展水平数据。其中判定系数R2值为0.913427，表明城市化率的上升解释了大约91.3%的(对数)人均GDp上升。
通过对1978~1999年以及2000~2004年云南省城市发展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两个时段的云南省城市化率和经济发展均呈现比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用指数函数模型均能很好地拟合两个时段的数据，两者呈一种十分明显的指数曲线关系，人均GDp随着城市化率的上升而以递增的速率上升，从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反作用的角度上讲，云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比较大的程度上受到城市化水平的影响。
（三）对回归结果的经济学解释
根据相关的经济学理论，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进程的显著推动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第一，城市化的聚积效应推动着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动的集聚，主要表现为：一是要素的集聚，无论是人力资本，还是物质资本，都会不断地集聚于城市；二是生产的集聚，生产的集聚首先表现为第二产业的集聚，随后表现为第三产业的集聚；三是交换的集聚，这是因为城市不仅能为人们的交换提供功能完备的市场体系和交换所需的各种中介服务机构，而且还能提供交换所需的便利的交通条件和灵通的信息条件；四是消费的集聚，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和交换集聚，必然使消费活动集聚。集中消费与分散消费相比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表现为集中消费不仅能促成消费潮流的产生，从而形成消费方式社会化的效应，而且具有降低消费成本的功效；此外，集中消费还能创造出分散消费所不能创造的新产业。第二，城市化有利于聚集经济的规模报酬的效益和专业化经济的效益。前者是由交易成本、知识的正外部性等因素促成，后者则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使得生产迂回度提高而出现的效益等因素促成。从而使城市的优势可以不断积累，形成缪尔达尔称之为的“循环积累因果”效应。
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论述了城市化的阶段性规律[4]，诺瑟姆根据各个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变化于1975年提出了城市化发展过程是S型曲线，城市发展呈阶段性：初级阶段，城市化水平低，发展缓慢，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重，农业劳动力占比也较大；当城市化水平超过10%，城市化发展速度开始加快，进入中期阶段，此时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离开土地，工业化进入起飞阶段，城市化进入高速成长期；城市化水平超过70%时，进入城市化发展的后期阶段，工业已由劳动密集型过渡到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此时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力量，农业基本实现现代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进入缓慢发展和注重提高城市质量的时期。这说明了城市的发展和整个区域的城市化是一个由缓慢到快速再到缓慢发展的过程。这是普遍规律，不是个别现象。国内学者认为，人均GDp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对数关系的实证研究也说明了城市化发展过程的S型曲线规律。[5]
从本研究的回归分析中可以发现，云南省1978~1999年时段和2000~2004年时段的城市化率和人均GDp之间呈现明显的指数函数关系，相关系数都很高，说明云南省经济发展驱动因素中城市化是一个有力的牵引力量。这是因为，从1978~2004年间，云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大致处于工业化的前期后段向中期发展的阶段，根据诺瑟姆的S型曲线理论，这一时期正好处于工业化进入起飞阶段，城市化进入高速成长的时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较强。尤其从云南省的实证来看，经济计量模型给以了清晰的解释和有力的支持。
三、政策建议
通过云南省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说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云南省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推进云南城市化应着重考虑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城市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必要条件。在云南省域城市总体规划下，搞好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云南城市化进程快速有序发展、提升城市化水平的内在动力。
二是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纽带，实现城市化重点突破和逐步推移。选择符合地方实际的城市化道路是推进城市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人们总是习惯于从纯理论的角度，或基于模型化的最优城市规模主张进一步扩张大中城市，或出于对大城市病的防备而主张积极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实际上，究竟以发展大城市为主，还是以发展中小城市或小城镇为主，没有一个绝对的规律，应根据区域自身实际情况选择适宜的城市化道路，才能有所重点突破。考虑到云南省城市规模结构、空间布局结构及城市化发展区域差异显著等特征，宜考虑以区域性中心城市为重点，强化对各地级行政区域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投入和结构调整力度，使其逐渐向大、中城市过渡，提高其对周边腹地的辐射带动功能。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继续完善省域中心城市昆明的综合功能，同时有重点地选择部分小城镇加强投入，提高其产业支撑和人口聚集能力，逐步实现乡村城镇化和城市化共同提高。
三是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第三产业发展。避免省内多区域产业结构趋同的情况，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优势互补，形成各地区各具特色的主导产业，使经济增长多点发展。产业结构的有序性演进不仅促进城市发展能力的增强，而且是现代城市化的重要推动力，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城市化模式、城市地域空间形态的有序变化；另一方面，产业结构的升级离不开城市空间扩展、城市职能体系等城市化诸多方面的空间支撑。要努力营造云南城市特色，发展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特色产业，使地方经济、资源结构和各种要素的综合以及历史和地域的差异能集中体现在地域空间的载体城市上。
四是加快城乡制度改革和创新。加快城市化进程，就需要彻底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和限制城市化发展的方针、政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
注释：
［1］郭克莎等.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02）.
［2］柯惠新.市场调查与分析[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
［3］许学强、周一星等.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98~101.
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篇6
1．1创意城市问题研究的缘起。20世纪90年代末，以创意产业为代表的创意经济在英国兴起，随后全球都掀起“创意”的浪潮，这意味着创意经济社会的来临。而创意经济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十分紧密，城市既是创意经济的载体，也为创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技术及环境等支撑，而创意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改善，城市发展与创意经济相互推动、相得益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意城市问题研究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创意城市正成为解决工业城市遗留问题的有效途径，创意城市的发展水平、影响因素、发展模式等正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1．2创意城市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世界各国和各城市为了吸引创意人才和发展创意产业，纷纷提出发展创意城市的战略目标。例如，伦敦确立了“世界卓越的创意和文化中心”的发展目标；东京制定了“充满创造性的文化都市”的发展战略；香港则着力打造“开放多元的国际文化都会”［1］。此外，联合国也积极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地创意城市的发展。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创意城市网络”（theCreativeCitiesnetwork）行动，对加入创意城市网络的城市分别授予“文学之都”“电影之都”“音乐之都”“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设计之都”“传媒艺术之都”和“美食之都”7种称号。截至2017年10月31日，已有来自72个国家的180个城市加入该网络［2］。研究联合国创意城市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例如：LeeKwangkug（2011）对日本横滨创意城市案例进行研究，认为横滨除大力发展创意文化工厂、企业、组织外，还应鼓励群众自愿参与创意文化的活动［3］。SasajimaHideaki（2013）对比横滨同欧美创意城市政策模式，认为创意城市政策除了政府发展兴趣为导向外，还应该关注城市周边环境［4］。褚劲风等（2014）分析了伦敦、纽约及联合国创意城市中六个“设计之都”的创意产业发展，提出上海创意城市的转型发展要注重研发设计，优化园区品牌，汇聚创意人才，推动“设计之都”生态转向［5］。上述研究为我国创意城市评价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借鉴和理论参考。
2基于经济生态系统理论的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
2．1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创意城市建设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城市创意经济的发展，提升城市竞争力，为此，构建创意城市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了解创意城市运行机制及其驱动因素，对推动创意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6］。目前国际上较有影响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有佛罗里达等的“3t指数”系列和兰德利的创意城市衡量指数等。佛罗里达（2006［7］，2010［8］）等的“3t指数”指“talent、technology和tolerance”，即“人才、技术和宽容”，这3个要素在创意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宽容要素是其最大特色。兰德利（2009）用创意城市活力与生命力等一系列指标创建了独特的创意城市评价体系，其评价指标更侧重于对城市经济、文化与环境等方面的衡量［9］。国内的创意指数及评价体系多是在上述基础上根据本地情境筛选相应的评价指数构建的。现有文献对丰富和完善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但应该看到，创意城市是一个由各种经济发展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的社会网络系统，既包含了经济要素子系统，也包含了生态环境要素子系统，两者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创意城市的发展。斯科特（2010）指出，区域劳动力资源市场、产业网络及其创意场产生的效应等共同推动了该地区经济发展与企业集聚，最终促进了地区创意城市的出现［10］。霍金斯（2011）进一步指出，创意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是“创意磁铁”［11］。可见，创意城市本身是一个复杂开放的社会经济生态系统，也是一个各种经济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态系统，是一个由创意人才、创意企业及其所依赖发展的社会环境构成的经济联系体，运用经济生态系统理论评价创意城市的发展水平，将对现有研究作出有益补充和深化。经济生态系统理论是在经济生态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利用生态学的系统观点考察新经济条件下企业组织与经济发展的问题，其核心是用生态规律分析经济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涉及各类企业、组织、部门及其同环境间的复杂关系，可分为企业、产业、区域和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四个层级［12］。创意城市属于其中的区域层级。创意城市经济生态系统由经济子系统和生态环境子系统构成，其中，经济子系统主要体现在城市建设发展中所投入的资源、资金、技术、智力（人才）等要素及其相应的产出所带来的经济效率上，生态环境子系统则体现为创意人才和创意企业就业创业过程中，城市环境的便利性、开放性、包容性及城市政府相应的政策支持环境等方面。基于此，本研究构建了由属于经济子系统的创意资源投入要素、创意产业产出要素和属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城市创意环境要素构成的基于经济生态系统分析的创意城市评价理论框架，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见表1。2．2创意城市发展水平评价实证分析。学术界对创意城市评价通常采用aHp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及Sem结构方程模型等［13］。由于因子分析法具有用数据说话的特性，能够避免权重设置时的人为干扰，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合理且能体现唯一性，为此，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进行评价。考虑到当前我国城市化发展呈现出城市圈、城市带及经济区等集群发展的现实，本研究在样本选择上，选取了涵盖16个经济区（经济带／城市群／城市圈）的直辖市、省会城市、沿海开放城市等28个典型代表性城市（见表2）。在数据方面，本研究选取上述样本城市2009—2015年的数据，样本数符合因子分析的要求，数据来源均为2010—2016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省、各地市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等客观数据。个别城市缺失数据采用均值替代。采用SpSS22．0软件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Cronbachsα均在0．8以上，数据信度良好；Bartlett球形检验各指标p＝0．0000，均小于0．001，符合标准要求；Kmo抽样适当性检验显示，除Xo1和Xo2两个指标Kmo值为0．6左右，其余大部分指标均在0．7以上，可见，本研究的样本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进一步结合前文理论框架，运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法，借助SpSS22．0软件对Xi（创意资源投入指数）、Xo（创意产业产出指数）、Xe（创意城市环境指数）三个一级指标进行分析，采用因子分析客观赋权法，结合各分项指标分值，加权计算得出创意城市评价综合得分。计算结果见表3。
3基于经济生态系统分析的中国经济区创意城市发展水平比较
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篇7
论文摘要：全球化和地方化以及伴随的全球空间和地方空间是新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重要外部环境，即全球化过程中的全球体系优势源泉和地方化过程中的地方据点优势源泉。中国城市加速其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城市竞争以及城市一区域一体化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加剧和加速，城市发展取决于其全球性的链接程度以及区域竞争力的高低和地方根植程度。该文分析新经济时代全球化和地方化过程中城市发展和城市竞争的基本特征，通过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分析中国城市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结果表明，中国东部发达地区的全球化和地方化作用相对显著；中西部地区由于区域整体竞争力低、城市区域整合度差，影响了该区域的城市竞争优势。
近年来，我国资本、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经济活动的国际化、技术的全球化和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等也日趋明显，因此面向开放系统的城市全球化过程、全球化程度、对外开放战略分析的研究日渐重要。同时，区域主义日益受到关注，区域竞争力、城市一区域的整合度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外部变量。加入wto，中国城市加速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城市竞争以及城市一区域一体化程度也在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快速发展。本文阐述新经济时代全球化和地方化过程中的城市发展和城市竞争优势，并对中国城市的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进行实证分析。
1全球化与地方化：新经济时代城市发展和竞争的外部环境
一般城市发展和竞争取决于其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但作为一个动态过程，城市竞争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产生一定的“激励”或“滞缓”影响。在研究“地方”与“全球”之间的复杂关系后，thrift和amin发现即使用最通俗的解释，全球化也要求地方走向全球；而有些地方相反，是全球走向地方。全球化与地方化(或“在地化”)是重塑世界格局的两大潮流，学者将全球化和地方化看成一体关系——“全球地方化”(gloealization)：全球化意味着地方／区域之间的连接。波特认为在全球经济中持久的竞争优势日益取决于地方的、竞争对手不能模仿的事物——知识、关系网络、动机等[，3l。全球化、信息化的新经济时代的特征在于网络社会，以全球经济为力量，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领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或所有组织的既有形式。基于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产生了一个以全球城市为节点的全球空间或流动空间(spaceofflows)。与此相对应，基于全球化的区段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区域空间规模尺度的网络空间则为地方空间(spaceofplace)。流动空间、地方空间以及全球化、地方化作为新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的外部环境因素，对城市竞争潜力发挥提供机遇和威胁，是城市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
1．1城市发展的全球化分析：全球化与城市竞争的全球网络优势
全球化是经济开放度、贸易自由度、资本融合度和市场集中度不断发展的过程，以及由这一过程引发的场所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最终融合的不断变化过程。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技术的革新和跨国金融制度的建立，产业资本主义加速了全球经济的增长。Castells阐述了技术革新，特别是围绕信息技术的革新，重新组织了物质基础的社会。全球化反映在空间上，就是以全球城市为节点的全球空间，也称为地方空间。在评述1990年以后信息化社会所浮现的结构性趋势时，Castells提出当代资本主义在结构过程中的重大转化之一是全球空间逐步取代地方空间，也就是全球跨越实质地理界限的、以全球城市为节点的空间接合取代传统地方发展的自我范畴局限。在全球化过程中，一个具有竞争力的城市必须透过一些必要条件与全球城市构成网络和体系密切接合。
全球空间是一种网络空间，网络构建有其自身的规则。通过网络结构分析，全球城市体系是一种由节点、路径和流组成的空间结构图式，其中最重要的是节点。构成全球空间网络节点的是那些能够孵化出创新环境，同时又处于地方空间网络体系的顶级位置的全球城市。这些城市都具有悠久的发育史和庞大的人口、空间规模，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跨国公司的总部云集地、创新中心地或生产、加工地。全球城市的空间排列和等级关系决定网络特质。全球城市的竞争关系是网络的空间结构处于动态平衡状态，流是平衡力量，控制流的权力大小决定城市的地位和等级序列。信息时代的城市竞争主要吸引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的资源，而作为具有网络结构的全球空间，资源配置是其功能之一。网络配置资源既不是通过市场的分散交换机制，更不是运用行政手段和国家意志，而是通过网络机制。全球空间的独特功能在于其能对全球资源进行快速、动态的优化、配置，这是任何其它空间组织形式无法实现的。因此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全球空间的网络关系提供了城市竞争的外部环境条件，那些位于网络节点位置的城市有机会接近、吸纳各种机遇和资源，从而创造城市竞争优势、提升城市竞争力。因此，在全球化空间发展模式下，当今城市的张力是镶嵌在全球化脉络下进行的，一般(西欧的一些地区和城市也许因为全球化过程而呈现一定阶段的暂时衰落现象，如欧洲、北美的一些城市)全球化程度高的地区经济增长迅速，新领域得到发展，新网络获得延伸，城市得到重振(如柏林、维也纳等)；另一方面，远离全球化的地区、国家、城市和个人的边缘化倾向明显，经济两极分化，其最终结果是全球化导致区域变迁。这种源于全球化和全球空间的城市竞争优势可以称为全球城市网络优势(globalnetworksbasedadvantages)或城市体系优势，即城市的竞争优势与城市在全球城镇体系架构网络的节点、路径、流等密切相关。
1．2城市发展的地方化分析：地方化与城市竞争的地方据点优势分析
1．2．1基于资源要素、交易成本的地方经济资本的高速流动和全球化使得地方或区域经济失去意义，形成o’Brien所谓的“地理学的终结”(theendofgeography)，该说法一方面假定资本可以随意流动，向有利的地方投资，以及生产的资源因素(如土地、人力、资本、交通运输甚至信息等)不构成限制条件。另一方面也假定各地的生产已经标准化，因此资本可以随意配置，使用当地劳动力、基础建设条件和劳动组织形式，以强化竞争力并占据市场。但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假定有很多问题，首先不同商品资源因素的限制性不相同。其次，交易成本构成资本移动的限制因素。1)资源要素与区域经济。资源要素是区域和城市竞争的主要影响因素，也是城市和区域竞争的主要目标之一。现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需要很多外在条件的配合，包括劳动力、原料、土地、交通运输，还有信息的获取。有些商品的生产需要特定区域的人力、原料、信息，其受制于地域条件的程度较高。另外，某些商品则不受资源因素的影响，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如以简单劳动力为主的制造业，高流动性廉价劳动力就是最主要的成本比较优势来源；而一些高技术产业则需要技术和设计能力，受到资源因素的限制。因此，资源因素尤其是人力并非随地可得，而是相当依赖地区的社会制度、学习机制、网络和地区知识。在全球化阶段，虽然商品或者资本有高度的流动性，但是区域经济的某些商品，由于有一些社会制度特质，并不会失去重要性，“地理学的终结”此种说法被过分夸大。2)交易成本理论与区域经济。交易成本理论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理论，从该理论出发，资本全球化也不会使区域经济消失。交易成本理论不仅关注生产组织，也关注制度对区域和城市发展、竞争的重要性。“制度为交换提供了结构(加上被采用的技术)而决定交易和转换的成本”。不同的地方，由于不同的文化社会规范，形成不同的制度，决定了不同的交易成本，因而制度促使区域、城市等不同层面的“地方”主体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地域尺度”。许多学者对决定区域竞争优势的关键社会和制度因子作了大量研究，诞生了“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新区域主义”注重“规则、作用渠道”以及使“学习”成为可能的组织和合作行为方式。amin和thrift引用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全球化进程对镶嵌在“地方”的社会、文化和制度网络依赖程度越来越高，并将其定义为制度“集中度”或“密度”(institutionaltlickness)，凭借其能够在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中创造地方强有力的经济节点。
因此，从资源因素和交易成本的角度，地方经济不会因为高度的全球流动而失去重要地位。相反，全球竞争的激烈、知识经济的出现刺激了基于地方、内生资源的相反趋势。技术进步和政治转型使竞争加剧，也促进地方或国家经济脱离各种制约和社会的根植，引入新的自由市场的竞争机制，使区域经济或者地方经济在全球化过程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1．2．2地方经济、地方空间与城市地方据点竞争优势与全球城市为节点的全球空间相比较，基于“区域和地方经济”的地方空间是一种物质性空间，是物质的载体。地方空间规模的扩张是区域经济竞争的结果，起决定作用的是区域中心城市的组织、服务能力及自身的综合竞争能力。全球经济特征是国家之间有根本的不对称情形。全球经济的实际运作和结构牵涉的只有经济部门、国家以及区域的部分区段，而其所占比例视部门、国家或区域在国际分工的特定位置而定。这种全球化的区段化(segmentation)特征给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同时也提出了挑战。从这方面讲，无论是位于全球城市网络上的区段，还是网络外的区段，它们作为一定意义上的“地方”的空间单元，对区段内城市的竞争优势有很大的影响。上述分析中，地方空间一方面是区域一体化、融合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空间的发展推动地方空间与全球空间的融合过程。
从城市的外部竞争环境角度看，城市竞争优势一方面源于全球城市体系优势，另一方面地方化趋势和过程使城市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城市所在区域和地方，包括区域竞争力、城市与区域的整合程度等，这可以认为是城市竞争的区域优势或城市竞争的据点优势(1ocation—basedadvantages)。总之，“一个有竞争力的城市”需要全球化和技术的进步，重视全球链接，更应重视城市与区域所具有的地方发展能力，需要可持续的地方发展。
2中国城市全球化与地方化程度分析
2．1分析理念与指标体系(图1)
当前全球经济提供了有竞争力的城市再结构(restructure)的机会和威胁，然而这只是一个大环境下的趋势，要掌握城市竞争优势的外部环境源泉，还必须透过地方向度加以决定，界定城市发展优势面向，这才是建立与其它城市进行全球竞争的基础条件，也就是所谓的“地方基础”(1oc~basis)。
借鉴意大利的一项相关研究成果中关于城市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分析的指标体系以及假设前提，本文关于城市全球化和地方化程度分析指标体系选取参考表1、表2。数据来源于2002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2．2中国城市全球化程度分析
根据表1，本文采用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地级以上城市(本研究未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城市)全球化程度进行分析。将前述关于全球化的指标借助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最终城市全球化程度得分如表3。
2．3中国城市地方化程度分析
关于地方化过程的城市区域整合的实证分析，近几年意大利等国家对其研究比较深入，得出的结论是：全球化过程并不能使城市脱离区域城市网络或者城市发展文脉J。地方化程度的分析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1)区域竞争力。地方化深刻、长远地影响城市竞争优势的持续力，影响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作用的发挥。地方化趋势使城市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所处的区域竞争力，尤其是区域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能力。2)城市区域整合度与城市竞争力。城市竞争力除与所在区域竞争力密切相关外，城市与区域的整合关系也不能忽视。一个城市所在的区域竞争力再强，一旦城市与区域关系脱离，区域竞争力也不会有助于城市竞争力的方面：一是区域产业整合发展，主要是指区域产业群提高。城市与区域整合(regionalintegrati0n)包括两的发展；二是区域空间的整合发展程度。
2．3．1区域竞争力分析以中国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为基本的区域分析单元，根据表2选取区域人均GDp、GDp总量、地均GDp作为评价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广东、福建、辽宁、山东等省、市区竞争力最高；其次为河北、黑龙江、湖北、海南、新疆、吉林、河南、湖南、安徽；其余省、市区竞争力相对较低。
2．3．2城市区域整合度分析选取的10个指标经主成分分析后归为3方面的主成分因子：1)人均产品销售收入、人均GDp、地均GDp、人均批发零售贸易额反映的是城市的生产率；2)市域GDp总量、市域客运总量反映的是城市的总量经济，其中两个反映生产业的指标，金融保险业从业人数和科研综合技术从业人数也被归纳为总量经济中；3)市域客运量和地均客运总量则反映了城市的交通流状况，据此得出全国地级城市的城市一区域整合度。
2．3．3城市地方化程度综合分析区域发展要经历极核发展、点轴发展和网络发展3个阶段。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区域发展阶段可划分为低水平均衡期、极核发展阶段、扩散阶段、高水平均衡4个阶段。一般按照区域竞争力(a)和城市区域整合关系(B)的不同分为4种(表4)：a与B均高的属于高水平均衡期(i)，城市地方据点优势最明显；a与B均低的属于低水平均衡期(Ⅳ)，城市地方据点优势最弱；a高B低的是集聚期(Ⅲ)，城市区域关系开始密切，城市地方据点优势尚较弱；a低B高的是扩散期(Ⅱ)，城市地方据点优势较强。根据表4将城市区域整合分析得出的结果与区域竞争力分析结果连接起来，得出中国城市的地方化程度(表5)。
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篇8
关键词:城市化水平;层次分析法;大连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2-0132-03
前言
城市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之一[1],当前中国处于急速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发展迅速,因此中国地理学界对城市化展开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城市化研究中,对城市化水平的测度则成为关键的问题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常常采取单一指标(例如城市人口)测度城市化水平的研究方法。但是随着人们日渐深入地认识城市化内涵,学者逐渐放弃使用这种片面的测度方法,进而选择多指标的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的方法[2～3]。本文以辽宁省区域城市化为研究对象,从城市化内涵出发,构建城市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山东省进行实证分析和聚类分析,分析山东省各地市城市化水平的现状、分类、区域差异及各类城市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建议。
一、城市化定义
城市化是世界性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然而关于城市化的定义理论界尚没有统一的定义。纵观城市化的各种定义有以下三种典型代表:(1)人口城市化观点;(2)空间城市化;(3)乡村城市化。他们都只是对城市化内容的描述,或是对城市化过程一些特征的概括,而未能完成对“城市化”概念由现象到本质的揭示。
税尚楠、吴希翎认为,城市化的科学内涵是“乡村人民和城市人民共同创造和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共同享用人类数千年来积累起来的科学、文化宝藏,无论在什么地方居住其生活都是无差别的[4]。”城市化至少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含义:
1.城市化是乡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大批农村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可是原有的城市根本无法容纳这么多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农村非农化和都市化成为必然的选择。”[5]这一过程是城市化进程“量”的增加过程,是城市化的初级阶段。其结果是导致城市人口不断地膨胀、城市数量不断地增加、城市用地规模不断地扩张。
2.城市化是产业结构转变、城市文明不断发展与传播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仅是城市化进程“量”的增加过程,更重要的是城市化进程“质”的提高过程,是城市化的发展阶段。随着乡村人口向城市的集中,使得原来从事传统的、低效的、第一产业的劳动者转向从事第二、三产业,产业结构逐步升级,城市经济不断发展。同时,城市的运营机制、管理手段、服务设施、环境条件不断得到提高与改善。
3.城市化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城市现代化、乡村一体化。这是城市化的高级段。“人口和非农产业的集中,只是物化了的城市化。只有城市人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实现了现代化才是完全的城市化。”[6～7]城市化也是城市文明向乡村不断渗透与传播的过程,并使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城市化。在实现高度发达的城市社会同时,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广大农村地区在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享有与城市社会同等的文明程度。因此,采取人口等单一指标测度的城市化水平,已经不能反映城市化的全部内涵。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对大连市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测评。
二、城市化指标体系的建立及权重
1.城市化指标体系。主成分分析选取指标,利用软件计算出相关矩阵特征值,以及各主成分的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按照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共选取4个主因子,其累计方差达到89.827%,基本上能够反映出原始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具有显著代表性,能够反映出辽宁省14个地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见下页表1)。
本文根据系统性、可操作性、相关性、可比性等指标体系构造原则,构造城市化评价指标体系。具体指标体系(见下页表2)。
2.权重。本文应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项综合指标权重及综合指标内分指标内权重;在此基础上进行层次加权确定各项分指标权重[8]。具体指标权重见(见下页表2)。
三、城市化水平综合测度模型的建立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t时期现实的人均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与同时期城市人均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或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比值称为综合城市化率,并与人口城市化率相区别,以表示该国或地区的综合城市化水平。设用St表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t时期综合城市化率、表示其mt时期现实的人均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表示同时期城市人均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或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nt则t时期其综合城市化率或综合城市化水平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为:
St=mt/nt(1)
由于是复合指标法,因此有多个指标参数,这些用来评价综合城市化水平的指标单位是不一样的,不能直接相加,所以mt和nt也就不能直接计算出来。因此,在综合计算之前,必须将各参评指标换算成可以相比较的无量纲的相对值,设为Lti即:
Lti=mti/nti(2)
式中:Lti――所要评价的国家或地区的参评项目t时期的相对值,也就是国家或地区第i参评项目城市化的程度;mti――表示其t时期现实的人均经济社会发展的指标;nti――表示同时期城市人均经济社会发展指标或预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若考虑到各项参评指标各自在城市化中的重要程度会有差异,需要适当的加权处理,使计算结果更接近实际情况,经过加权处理的的和,既城市化率公式表示为:
St=wti*Lti(3)
wti――第i参评项目t时期的加权值。
四、测度结果及分析
1.测度结果。计算辽宁省14市各综合指标城市化水平及总城市化水平,结果(如下页表3)。
2.聚类分析。为了使其结果更加清晰明了,我们采用系统聚类的方法对山东省各地市城市化水平进行聚类分析(见下图)。
鞍山市3─
抚顺市4─┤
本溪市5─┼─
盘锦市11─├─────
营口市8─┬─│
辽阳市10─│
丹东市6─├──────
葫芦岛14─┤││
锦州市7─┤││
阜新市9─┼───││
铁岭市12─├───│
朝阳市13────│
沈阳市1─┬──────────────
大连市2─
辽宁省城市化水平聚类谱系图
从图中可知,辽宁省诸市按城市化水平可以划分成三类,沈阳、大连城市化水平最高归属第一类,鞍山、抚顺、本溪、盘锦、营口、辽阳等城市化水平居中归属第二类,丹东、葫芦岛、锦州、阜新、铁岭、朝阳等城市化水平最低归属第三类。
3.分类分析。从人口指标城市化来看,人口城市化率高的地区有抚顺、本溪、沈阳、大连,这些地区是建国以来辽宁省重点发展地域,重工业发达经济发展水平高。鞍山、营口、辽阳、盘锦等人口城市化水平中等,这些城市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不及大连等城市。其余城市产业结构不够合理尤其是锦州和朝阳还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第一产业比重过大,人口城市化水平低。
从经济城市化角度分析,经济城市化水平高的地区有沈阳、大连、盘锦,这些地域是辽宁省经济发展的重心,开发时间早经济最为发达。经济城市化水平中等的地区有鞍山、抚顺、本溪、营口、盘锦,这些地域是辽宁省传统重化工业中心,产业结构以重工业为主产业机构继续调整,经济发展处于转型期。其余城市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第一产业比重大经济水平低。
从生活城市化角度分析,大连及沈阳生活城市化水平明显较高,与其他城市差距显著,沈阳都市区及大连都市区这里城市及人口集中,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完善,城市中心地等级高,辐射能力强,此因大连、沈阳构成一级,其余城市构成第二级。
从社会城市化角度分析,辽宁省诸市差别显著小于以上三种指标。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扩展,重视城市规划的作用,按照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设置城市道路等设施,此因除大连沈阳的少数经济特别城市外其余城市差别不大。
五、城市化问题及对策
地区间产业结构不均衡、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不协调。以产业结构和从业人员比重为基准,辽宁产业结构和从业人口地区不均衡现象严重。当前处于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第一产业比重小于20%,第二产业大于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最大,农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处于30%～45%;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现象明显,辽宁地区生产总值其中,大连、沈阳分别占1/4,其余12市占剩余的50%。具体分析大连、鞍山、抚顺和本溪的产业结构已经进入成熟阶段,但是,沈阳、丹东、锦州、阜新、朝阳和葫芦岛的产业结构并不合理,尤其是锦州和朝阳还处于工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第一产业比重过大。然而,锦州、阜新、铁岭、朝阳和葫芦岛仍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工业化发展程度和水平很低,同时由于这些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人力资本短缺、农业机械化水平低,农产品产量、效益和农业产值能力较弱,还无法真正实现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
省级和各级地方政府需要针对地区发展实际重新调整发展思路,尤其要解决好地区间协调发展、优势互补、特色产业等核心问题,充分发挥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县域化城镇的产业承接作用、城市群的整合作用,从而使区域内、区域间发展体现科学性、协调性、互补性和特色化。
面对辽宁城市化发展的矛盾和制约因素,构建辽宁新型城市化战略是最佳解决策略,尊重城市化发展定律,综合考量各种制约因素,在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党中央科学发展的理念下,构建新型农村、新型城市,塑造新型农村公民和新型城市公民;在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上实现县域城市与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一体化共生;产业调整、空间规划和制度保障的一体化共进。
参考文献:
[1]周一星.城市地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100-105.
[2]颜世元,蒿峰.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研究[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7:23-25.
[3]高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45-50.
[4]蔡俊豪,陈兴渝.“城市中化”本质含义的再认识[J].城市发展研究,1999,(7):69-72.
[5]税尚楠,吴希翎.试论中国的乡村城市化道路[J].经济地理,1984,(1):21-23.
[6]周大鸣.论深圳特区的多村都市化[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l997,(6):25-31.
[7]周大鸣,郭正林.论中隅乡村都市化[J].社会科学战线,1996,(5):31-34.
[8]刘艳军,李诚固.城市化综合水平测度初探――以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为例[J].世界地理研究.2005(6):25-30.
[9]大连市国家统计局.大连年鉴2007年[K].大连: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
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篇9
关键词：蓝色经济区经济贸易聚类分析城市指标体系
一、引言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以临港、涉海、海洋产业发达为特征，以科学开发海洋资源与保护生态环境为导向，以区域优势产业为特色，以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协调发展为前提，具有较强综合竞争力的经济功能区。2009年4月，总书记视察山东时强调指出：“要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科学开发海洋资源，培育海洋优势产业，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立，从地区经济角度上讲，有利于拓展山东半岛经济的发展空间，加速地区经济增长，完善我国沿海整体的经济布局；从国家宏观经济角度上讲，有利于推进生态经济的建设，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国民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从国际经济与贸易的角度上讲，有利于提高我国海洋经济的国际合作水平，加强国际间的交流联系，深化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目标。但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立建成不能仅仅依靠山东半岛的七个沿海城市的相互支持所能完成的，而是由全山东省的十七地市共同打造完成的。规划主体区范围包括山东全部海域和青岛、东营、烟台、潍坊、威海、日照6市及滨州市的无棣、沾化2个沿海县所属陆域，海域面积15.95万平方公里，陆域面积6.4万平方公里。山东省其他地区作为规划联动区。因此，研究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对地区经济的发展，需要将整个山东省的各个地市作为不可分割的部分，纳入到研究的范围中，才能完善整个分析过程。山东省，作为整个发展规划的整体，在2011年实现生产总值45429.2亿元，较上一年增长10.9%。在全省共同的努力下，成为继广东、江苏之后，第三个迈入“四万亿俱乐部”的成员。这就表明，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发展有了经济强省做保障，再结合地市之间的贸易合作，最终实现整合海洋资源，发展海洋产业，联动全省经济贸易的科学和谐发展。针对这一目标，本文提出了通过聚类分析的分析方法，将全山东省的17个地市进行初步的筛选统计，根据聚类分析的结果，使具有一定的联动优势的城市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同时在顾全整个区域的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将全省的资源进行合理再分配，保证一部分有区位优势的地区能够率先发展国际贸易，而后带动其他地区共同发展。
二、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及其周边城市发展现状分析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依托山东省辖区内7个沿海城市而建立发展起来的，因此分析经济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要对7个沿海城市的现状进行分析。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核心城市——青岛，位于整个蓝色经济区的中心位置，整个山东省的东南部，副省级城市，全国五个计划单列城市之一，被誉为“中国品牌之都”、“世界啤酒之都”和“世界帆船之都”。在2011年1月，国务院批准青岛市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核心区域和龙头城市。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城市，全市进出口总额1191.3亿美元，港口吞吐量35012万吨，实际利用外资28.4亿美元，与上年同比增长52.8%。烟台市，地处山东省的东部，是我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环渤海经济圈内以及东亚地区国际性港口城市、商贸城市和旅游城市。综合其发展潜力，烟台被中国社科院评为未来10年最具潜力城市之一。在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整体规划中，烟台市将成为全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港口城市、金融贸易服务中心和旅游度假胜地。日照，位于山东省的东南部，整个蓝色经济区的南部，是黄海之滨的新兴港口城市。日照城市的经济发展依靠港口优势，临港工业迅猛发展。与其他城市相比，日照市的临港工业将以“大项目－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基地”为发展模式，逐步延伸至山东省的其他城市，带动其他城市的发展。在经济生产总值方面，2010年日照市已经突破了1000亿，其中在第二产业方面，增加值561.55元，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为突破600亿元，这充分体现了日照作为港口城市，发展港口产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威海，地处山东半岛的东部，是我国沿海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同时也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旅游城市。在经济发展方面，威海市是全国综合经济实力50强城市之一，2011年全市的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大关，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2.5万元。因此，威海进入到蓝色经济区依靠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大力发展其对外贸易。潍坊，位于山东省的中部，同时也位于蓝色经济区的中心位置，是山东半岛都市群最大城市。与之前的四个城市相比，对外开放的港口优势不明显。但是，潍坊市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经济发展之路。在2011年，潍坊市实现生产总值3541.85亿元，增长11%。至2011年年底，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4057家，实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5%。因此，潍坊市在第二产业方面比其他城市具有更大的优势，极大地稳固了半岛地区的经济贸易基础。东营，位于山东省的中北部，位于黄河入海口，“胜利油田”的所在地，是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年轻的城市。2011年，全市生产总值超过2600亿，保持着较快的增长，人均生产总值迈入十万元大关。胜利油田，作为中国第二大油田，涵盖石油勘探、钻采、管道输送、石油化学品和石油工程技术服务等各个领域。石油行业关乎到整个经济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命脉。从国际形势和国家贸易的角度来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石油仍将是世界的主要能源，而石油勘探行业势必将被国际投资者看重，从而注入大量资金，引导石油行业进入新的阶段。滨州，位于鲁西北地区，整个蓝色经济区的最西端，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海岸线共240公里。作为渤海湾重要的城市，滨州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是鲁西北地区重要的机械制造、纺织、印染行业城市。虽然整体的经济状况与其他城市差距较大，但是作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与京津唐地区的重要的交通要道，滨州还是为整个经济区的贸易发展做出了贡献以上七个城市共同组成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从上述现状可以看出：城市之间有各自的发展轨迹，同时又有相同之处。所以，我们在分析经济区对地区经济贸易发展的影响和采取的措施时，既要考虑共性，又要考虑特性。
三、各城市经济指标体系的建立
分析城市经济贸易的发展，需要建立可靠地指标体系。指标体系的建立需要包括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但要有经济区发展的特色，应包括：经济总量方面、一二三产业方面、经济区贸易发展的重要行业方面等。这些指标作为对各个城市的描述，为了便于更好地找到各个城市之间的差距，将样本城市之间的各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指标体系如下表所示：
表1经济指标体系表
四、聚类分析法的原理与应用
1、聚类分析法的原理描述
聚类分析是按照数据本身的结构特征对数据进行分类的一种探索性统计方法。“聚类”的实质就是按照数据距离的远近将数据分为若干各类别，是的类别内数据的“差异”尽可能的小，类别间“差异”尽可能的大。分析的基本步骤在确定距离的基本定义和类别间的距离的计算方式，然后依照类别见的远近，通过把距离接近的数据归类到可能的聚类结果，最终利用相应的指标来确定能够分成几类。
对蓝色经济区城市的不同数据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处理，具有改变之前经验分析法的无法从数据本身定量的分析的弊端。因此，从可得到的数据着手，运用聚类分析方法从蓝色经济区的数据本身的数值之间的特征对数据进行分类。具体而言，将现有统计指标作为基础，以经济区各个城市的数据为对象，对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得出合理的蓝色经济区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水平测量的分类标准，并在此基础上统计得出不同类别的特征值。
2、实证研究
根据上述的原理，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7个地市的数据进行收集，如下表所示：
表2各项指标信息表
将上述样本数据，进行样本凝聚分层聚类分析得出下图结果：
图1聚类分析数值结果图
图2聚类分析图形结果树状图
3、结果分析
从数值结果的角度来看表明：第一步距离水平最小为2.75857，对应的聚类是：（潍坊，滨州）。第二步距离水平次小为3.04030，对应的聚类为：（青岛，烟台）。如此继续下去，最终凝聚为1.从聚类分析图形结果树状图来看，将相似水平指定在51.9228，那么从左向右，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青岛和烟台；第二类是威海；第三类是日照；第四类是潍坊和滨州；第五类是东营。由此可以看出，山东省境内的各个城市发展存在不小的差异，但又存在共性。从类型上看：第一类的青岛和烟台这两个地区的相似水平很高。因为两个城市相临，同时是国家开放的沿海城市，地理位置俱佳，在面积、人口方面，两座城市的数据相似。随着近几年来交通通讯不断地发展，青岛和烟系更加紧密。特别是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建立，将两城的合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从良性发展的角度上讲，青岛和烟台在某些优势领域要积极地加入竞争因素，既保证了发展，又充满了活力。值得一提的是，两座城市的民营企业在大的良好的经济和对外贸易环境中蓬勃发展，在金融危机来临时没有大量破产，而是通过自身的努力经营和国家政策支持，迎难而上，实现了增长，稳固了青岛和烟台在整个蓝色经济区核心的地位。第二类威海和第三类日照都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无论从自然环境还是从社会环境角度上讲，都是全国闻名。这个良好的条件为威海日照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基调。但是，地处青岛、烟台这两座核心城市周围还是为两座城市的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不小的影响，加之两座城市面积较小、人口较少的特点，经济发展的确收到了很大的限制和影响。因此，在城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要积极地向核心城市吸收经验，而且结合着自身的特点，有重点的发展。通过蓝色经济区的建立，能够助推这两座新兴城市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第四类的潍坊和滨州相似水平在七个城市中最高。两座城市均有悠久的历史，都出现过众多名人和历史古迹。但是，碍于地理位置的影响，没有像其他沿海城市一样，大力发展自己的进出口外贸行业，转而发展第一和第二产业，保持着第一、第二产业共同进步、共同发展的步调，并且在这两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蓝色经济区的建立为城市发展开辟了新的思路，指明了新的方向。作为整个经济区的后备地区，扮演者供给第一产业产品和第二产业产品的角色，同时不断的改善城市的经济贸易发展的方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软硬件结合，走出属于自己的经济发展的道路。第五类是东营市。作为石油之城，东营的发展在深化第二产业的同时，逐渐向发展第三产业倾斜。东营的各项人均指标均名列山东省的前茅，所以，在发展整体经济的同时需要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着重培养高新人才，为人才创造成长的环境，并且投身到城市经济发展中去，为整个蓝色经济区的对外贸易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五、结束语
本文通过聚类分析的方法对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七座城市进行分析，通过数据的处理，可以发现城市在发展地区经济和对外贸易同时需要积极地与其他周边城市合作学习，找到自身的不足，做到城市之间相互联动，共同促进山东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政治、文化多方面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宋建斌等.打造"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背景分析.环渤海经济瞭望，2009
城市发展的经济学分析篇10
关键词：点轴开发理论；点轴空间格局；区域城市等级层次；区域城市节点体系；城市经济效益；江南万亿工业走廊
中图分类号：F061.5；F12771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6009306
一、引言
“点—轴系统开发模式”是关于生产力布局、国土开发和区域发展的空间经济理论模式，在我国得到了广泛应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该模式最初由我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先生提出并系统阐述，他主张我国应重点开发沿海轴线和长江沿岸轴线，以此形成“t”字型战略布局。之后又衍生出了“π”字型、“弗”字型、“目”字型、“菱”字型等区域开发模式，实质上均属于点—轴式开发模式。该理论强调节点的层次性，认为高层次的节点是位于主开发干线交汇处的大城市，中层次的节点是位于主开发干线与次开发干线交汇的大中城市，低层次的节点是位于次开发干线与地方开发线交汇的中小城市（陆大道，1988）。该系统开发模式不同程度地体现了社会经济空间组织的有效形式，是制定区域生产力合理布局和城市重点发展战略的重要结构模式（姜国忠，2006）。
郭莉滨：重庆“江南万亿工业走廊”城市节点等级分布研究重庆作为我国五大国家中心城市之一，是“长江一线”和“西南一片”的衔接点，是长江经济带和西部大开发“H”形发展战略构架的重要支撑点，也是部级综合交通枢纽，肩负着带动长江上游地区、辐射中西部、推动国家区域统筹和发展转型的历史使命。总体上看，重庆长江沿线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较突出，长江以北地区经济相对发达，长江以南地区经济较为薄弱。为加快江南地区经济发展，重庆提出建设“江南亿万工业走廊”该走廊涉及重庆市4区6县，西起巴南，东至巫山，途经长寿、涪陵、丰都、忠县、石柱、万州、云阳、奉节，江岸线总长约500公里，规划总面积约360平方公里。。该走廊东接“长三角”，南拥“珠三角”，西连“成渝经济区”，北靠“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重庆“江南万亿工业走廊”，对于加快长江经济带发展、重庆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拟基于点轴开发模式理论，运用多元统计模型，对2010年重庆“江南亿万工业走廊”各节点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分类评价，分析点轴开发模式下不同等级的城市节点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贡献效应，进而确定各等级城市节点的规划发展方向，寻求现阶段重庆长江以南城市群发展的合理模式，以期对推动长江沿县经济发展，促进重庆“圈翼”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区域城市节点体系构建的理论框架
对于特定区域而言，城市体系的等级序列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区域的城市体系在经历了扁平的面状结构之后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最终形成稳定的节点体系结构。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与人口的迁徙，区域总体资源呈现出明显的增量，各个城市由于其先天禀赋和后天获致不同，所获得的资源亦不相同。本底状况较好的城市有可能在发展壮大自身的同时对周边区域产生辐射，进一步造成资源的定向流动，从而产生区域城市的分异，如阶段B所示。
在区域经济逐步呈现成熟且稳定的定态时，区域的城市体系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阶段C），城市节点体系逐渐建立并明晰，不同城市基于自身的规模、经济体系及影响力形成了多级的城市体系，产生了中心城市—次中心城市—节点城市—一般城镇的分异。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区域城市节点体系及其表现出的等级结构取决于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此，可以构建出相应的指标体系定量评价相应区域的城市等级结构。
三、实证分析
目前研究城市等级结构的方法较多，本文将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中的主成分分析、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等方法，综合考虑影响城市等级的各方面因素，评估“江南万亿工业走廊”各节点城市的综合经济发展实力等级。
1.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是城市经济效益评价的关键，本文借鉴已有综合测度指标体系成果，结合“江南万亿工业走廊”自身特点，对城市经济效益的评价从两个方面考虑：（1）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现状，主要选取宏观经济指标；（2）社会经济发展优势，主要选取社会公共设施指标及人民生活水平相关指标。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构建如下评价指标体系：
2.重庆“江南万亿工业走廊”各城市发展水平测度
选用主成分分析（principalComponentanalysis，pCa），可以在尽量保留原始数据的基础上，降低指标维数，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反映出事物的内在规律（陆大道，2002）。主成分分析主要步骤如下：（1）依据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原始数据矩阵；（2）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得到标准化数据矩阵；（3）利用方差最大法正交旋转，得到各主成分的特征值和贡献率；（4）计算主成分得分、综合得分及单项得分（门可佩，2008；欧向军等，2008）。
根据上述指标体系，对重庆“江南万亿工业走廊”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主成分分析评价。利用方差最大法正交旋转（旋转收敛的最大迭代系数为25），得到各主成分的特征值和贡献率。通过SpSS软件提取出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按照累计贡献率超过88%的原则，提取出能涵盖原始变量绝大部分信息的主成分。
由表2和表3可知，第一主成分的权重为60.626%，是最重要的影响因子，其在第三产业产值、GDp、第二产业产值等指标载荷较大，反映了城市经济发展总体规模与实力。第二主成分的权重为39.374%，其在实际利用内资、进出口总值等指标负载较大，反映了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
由表3可知，万州区综合得分（F）最高，F2得分第一，经济发展实力最强；其次为涪陵区，F1得分第一；其他城市根据F得分先后排名为：巴南区、长寿区、忠县、丰都县、奉节县、云阳县、石柱县、巫山县。
（1）一级节点：发达型城市，包括万州区和涪陵区，作为重庆“江南万亿工业走廊”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承担着整个轴带经济增长带动、交通枢纽、信息与服务中心、产业发展、扩散辐射的作用与中心功能。万州区发展条件良好，是人口、城镇及经济设施密集区域，是有机联系的城市群的代表和核心。应抓好特色产业及产业链，倾力招商引资，培育大型企业及产业集群，加强生产要素配置，以工业园区为重点，加快产业平台建设。涪陵区正处于产业带的核心，是重要的千亿节点城市，修建的沿江铁路将串起整个“江南万亿工业走廊”；伴随重庆外环时代的到来，交通优势日益明显，应继续做好产业规划，扩大对外开放，加强招商引资，承接重大项目，打造产业发展的平台（陈迅等，2011）。
（2）二级节点：中等型城市，包括巴南区和长寿区，由于在地缘、政策、产业、资源、市场、信息上的发展优势，经济扩张力逐步扩大，担负产业轴向延伸、资源横向交流的作用。巴南区麻柳沿江开发区作为重庆江南万亿工业走廊的起点，是重点打造的新兴工业区，是目前主城发展空间最大、规划功能最齐全的开发区之一。根据增长极理论，巴南区作为西端极点，应形成强大的辐射区，带动整个城市圈的快速发展，形成更多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聚集中心点。长寿区作为枢纽轴带的中间部分，起着“上传下达”的沟通作用，并具有完善功能分工体系的功用，也应大力发展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产业集群，尽快形成若干经济板块（陈攀等，2009）。
（3）三级节点：发展型城市，包括忠县、丰都、奉节、云阳、石柱、巫山，城市规模较小，经济发展水平较弱，人均资源占有量较低，与一、二级城市差距较大，但经济发展潜力较强。这些城市应依托各增长极和重点开发区，以长江沿线工业园区为支点，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建设产业转移承接示范区；因地制宜发展农林产品、资源深加工和先进制造业；支持建设特色商圈和特色街区，形成一批次级物流基地，推动特色旅游和边贸经济发展。四、政策建议
结合研究结果，对增强不同等级城市节点经济影响效益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科学规划空间布局
因地制宜制定好空间布局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加快推进“江南”园区规划范围的核准，将“江南”区县区域内符合“两规”的拟用于工业园区发展的面积进行核准，为工业走廊发展提供保障。
2.构建网络化基础设施体系
依托长江高速公路和铁路构成的综合交通网络，加快建设长寿、涪陵、万州等市级物流枢纽，借助重庆部级物流枢纽平台的建设，带动区域物流发展，形成长江上游地区最具优势的水上物流带。加强区域重大公用工程设施规划建设的协调，有效解决“江南万亿工业走廊”地区公用工程设施建设滞后和环境污染等紧迫问题，引导区域公用工程设施相对集中建设，为工业走廊发展提供坚强保证。3.加快集群工业发展
围绕重庆市“6+1”支柱产业体系，以“整机+配套”为重点，加快壮大龙头企业，快速推进配套体系建设。加快工业园区标准厂房建设，全面推动集群工业发展。按照《工业园区规范导则》要求，通过规范化建设试点，健全园区配套功能，加快污水处理厂、生活设施、商用设施、文化设施的建设。
4.加速资源要素集聚
突破重庆“江南万亿工业走廊”现有行政界限，按照区域发展与环境、资源相协调及共建共享、互利互惠的原则，加速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的集聚程度。进一步完善创新体系，集聚创新资源，优化创新环境，促进科技、产业、金融有机结合，加速孵化一批成长性创新企业。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围绕产业人才队伍建设，推进校企合作，加强重点企业劳动力资源储备，立足企业需求开展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创新人才政策体系，加快培养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技能型、实用型人才。
5.加强区域间协同合作
切实推进“江南”规划实施，促进长江“南北”产业优势互补，实现经济资源和要素优化配置。主动加强与沿海发达地区的联系，在优势产业、知名品牌等方面进行配套承接。
参考文献：
陈攀，陈浩.武汉城市圈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路径选择——基于“点轴理论”的研究[J].武汉工程大学学报，2009（4）：2125.
陈迅，冯敬娟.重庆区域经济差异分析——基于泰尔指数[J].技术经济，2011（6）：6569.
姜国忠.黑龙江省国土开发整治点轴系统分析[J].经济地理，2006（10）：3137.
陆大道.区位论及区域研究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
陆大道.关于“点—轴”空间结构系统的形成机理分析[J].地理科学，2002（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