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常识篇1
a.同级机关
B.同一系统的机关
C.三个以上的机关
D.行政主管机关与业务指导机关
2.公文区别于其他信息记录的特点是()
a.传播知识
B.具备查考价值
C.书面文字材料
D.具备法定的权威性
3.在行政决策组织体系中被称为“神经系统”的是()。
a.信息系统
B.中枢系统
C.控制系统
D.研究咨询系统
4.公文的语言应当()。
a.诙谐幽默
B.古朴典雅
C.庄重规范
D.华丽流畅
5.我国国家行政机关实行()
a.职务分类制
B.职位分类制
C.品位分类制
D.职级分类制
6.政企分开的主要措施不包括()
a.解除政府主管部门与所属经济实体的直属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
B.大量裁减政府专业经济部门
C.大力裁减社会中介组织
D.加强和改善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方式
7.下列人员()可以由委任产生。
a.乡长
B.镇长
C.县长
D.国务院各部委副部长
8.下面不属于一级政府派出机构的是()
a.行政公署
B.区公所
C.村公所
D.公安派出所
9.公文的基本语气是()。
a.祈使语气
B.陈述语气
C.疑问语气
D.感叹语气
10.下列文稿中具有正式公文效用的是()
a.议论稿
B.送审稿
C.征求南京市意见
D.定稿
11.在归部委管理的国家局中，国家技术局归哪个部(委)管理?()
a.国家计划委员会
B.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C.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D.国家教育委员会
12.政府机构之间最重要的关系是()。
a.协调关系
B.业务关系
C.协作关系
D.领导关系
13.轮换又称()。
a.转任
B.调任
C.挂职锻炼
D.轮岗
14.公务员必须退休的条件是指()。
a.工作年限满20年
B.工作年限满30年
C.男年满55周岁
D.女年满55周岁
15.行政管理体制的物质载体是()。
a.权责体系
B.组织结构体系
C.运行机制
D.行政权力
16.行政管理的主体是()。
a.社会公共事务
B.政府
C.人民群众
D.企事业单位
17.申诉期间原机关处理决定()。
a.不再执行
B.继续执行
C.变更执行
D.废止
18.下面哪种社会关系，公务员可以不用回避?
a.夫妻
B.密友
C.甥子女
D.祖父母
19.批复是用于答复下级机关请示事项的()
a.下行文
B.平行文
C.上行文
D.具有行政约束力的规章
20.行政管理的首要环节和各项职能运行的基础是()。
a.行政权力飞
B.行政法规
C.行政领导
D.行政决策
21.下列公文中，不需要指明主送机关的是()。
a.通知
B.请示
C.报告
D.决议
22.国家公务员向有关单位提出申诉的必要理由是()。
a.对公务员个人的处理不公正
B.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
C.公务员认为自身受到的处理或待遇不合理
D.须有涉及公务员个人的处理决定
23.在国外被称为“智囊团”的是()。
a.研究咨询系统
B.决策信息系统
C.审批控制系统
D.行政决策的中枢系统
24.关于行政效率，总的原则是()。
a.效率第一，公平第二
B.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C.效率为主，公平为辅
D.公平优先，兼顾效率
25.“三讲”教育的对象是()。
a.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
B.县级以下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
C.省部级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
D.省部级以下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26.管理幅度和管理层之间是()关系。
a.正比
B.反比
C.随机
D.不确定
27.在领导者的诸多素质中起主导作用的素质是()
a.职能素质
B.基础素质
C.业务素质
D.核心素质采集者退散
28.要重视搞好领导班子的群体配备,实现领导班子的()。
a.高效稳定
B.优化组合
C.整体效能
D.合理搭配
29.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属于政府的()。
a.政治职能
B.文化职能
C.经济职能
D.社会职能
30.调查报告的结构一般包括()。
a.标题、导语、正文、结语
B.标题、正文、落款
C.开头、导语、主体、结尾
D.标题、正文、结语
31.公文写作的基本要求不包括()。
a.一文一事,中心明确
B.用语庄严、简明、通顺、平实
C.为使各方面了解情况,多印发文件
D.符合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
32.陈述性文件有()。
a.通报
B.指示
C.请示
D.决定
33.商洽性文件有()。
a.会议纪要
B.决定
C.指示
D.函
34.下列属于我国行政外部监督体系的是().
a.法制监督
B.财务监督
C.审计监督
D.主管监督
35.政党监督的主体除了党委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外,还有()。
a.党的宣传部门
B.党的基层组织
C.党的组织部门
D.党的领导集团
36.职权集中,责任明确,指挥灵便,行动迅速,可以减少权力冲突和内部摩擦的一种领导体制是()。
a.首长负责制
B.委员会制
C.混合制
D.直线职能制
37.公务员必须遵守的纪律有()
a.不,贻误工作
B.不贪污,不行贿
C.不违公德
D.不得参加非法组织
38.下列哪个属于公务员之列?
a.企业工人
B.农民
C.转业军人
D.行政机关工作人员
39.不属于派出机构的是()
a.行政公署
B.公安派出所
C.内蒙古自治区驻京办事处
D.街道办事处
40.在领导体制中,行政监督机关和审查机关都实行()。
a.业务领导制
B.首长负责制
C.委员会负责制
D.双重领导制
41.行政管理体制的核心系统是()。
a.结构体系
B.运行机制
C.权责体系
D.规章制度
42.批复是答复下级请示的文件是()。
a.被动文件
B.主动文件
C.是对报告的批件
D.下级没有请示,用来指导工作的
43.办公室更改电话号码,可用()公布周知。
a.通知
B.通告
C.启示
D.布告
44.区公所是()的派出机关。
a.乡人民政府
B.国务院
C.省、自治区人民政府
D.县人民政府
45.我国机构改革的关键是()。
a.精简机构
B.裁减人员
C.转变职能
D.核定编制
46.规范性公文标题的时间是()。
a.公文的时间
B.公文撰写的时间
C.公文打印的时间
D.公文讨论的时间
47.国家公务员可以辞职的条件是()
a.未满最低服务期限的
B.在涉及国家安全,重要机密等特殊职位上任职的
C.女性公务员在孕期、产期及哺乳期的
D.正在接受审查的
48.我国公务员制度同西方文官制度强调的文官“政治中立”具有的本质区别是()
a.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
B.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C.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D.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
49.不能联合行文的机关是()。
a.同级政府之间
B.政府各部门之间
C.上级党委和下级政府之间
D.政府部门和同级人民团体之间
50.清退保密文件时,要()。
a.摘录文件内容
B.复制原文
C.按原文标注密级处理
D.按平件清退
参考答案
1.D2.D3.a4.C5.B6.C7.D8.C9.B10.D
11.B12.D13.D14.D15.B16.B17.B18.B19.a20.D
21.D22.B23.a24.B25.a26.B27.D28.B29.D30.a31.C
公共管理常识篇2
[关键词]公共管理;新常态;发展路径
新常态是在中国发展的新时期提出来的新概念，概念提出以来，很多学者都对新常态进行了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新常态的内涵被不断界定和拓展。从广义上讲，新常态适用于诸多领域，它指的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常态化。的治国理念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公共管理在其中也面临着新的战略机遇，针对当前公共管理领域的困境，我们要结合时代主题为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注入新的内涵，探索新的发展路径。
一、新常态下公共管理的困境
新常态在当前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深化改革，但是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在历史的语境下为当前改革遗留了瓶颈问题，要实现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就要变革传统的管理方式，转变思路，突破困境，实现公共管理领域的伟大变革。
（一）当前的社会治理水平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相差较远。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就是要兼顾法治和民主，治理手段科学透明，把社会治理形成现代化制度，协同化统一到治理能力中。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政治廉明，文化进步，说明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符合当前的政治生态的。总体上，我国的社会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但距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要求还比较远，在治理思路、治理方式方法上都需要改进。尤其是在制度层面，当前的国家治理制度运行机制僵化，治理结构有待调整，治理体系要提高法治化和民主化程度。缺失调节利益和公平的分配机制，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渠道不畅通，缺少法治保障。政府、社会组织、市场和公众都是社会治理主体，新常态对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的社会治理起步较晚，治理能力比较弱，各个主体的组成成员都尚不具备较高的治理能力。组织建设不完善，政府和社会组织、政府和市场的分工尚不明确，协同治理能力欠缺。所以，我国当前的社会治理能力离治理现代化的目标还相差甚远，在新常态下，如何提高各个主体的治理能力以及明确权责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二）公共管理手段不能满足公共管理技术要求。公共管理技术是为实现某一目标针对管理对象运用创造性知识体系生成的管理手段和管理工具。随着科技现代化的发展和治理理念的进步，现代治理在数字技术、智慧政务技术、应急管理技术、风险评估技术、科学决策技术和绩效治理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成绩。各级政府都采用了现代公共管理技术进行社会治理。公共管理技术具有创新性、规范化的特点，是当代社会治理主体用于现代管理的工具，能够大大提高治理的工作效率。技术的先进已经成为客观事实，而且具备可操作性，但是，先进的管理技术并没有恰到好处地用在公共管理方面，一些部门理念陈旧，方式僵化，没有把群众的需求和利益的满足作为首要条件，造成技术资源的浪费。尤其是一些政府部门突出政绩效应，没有实现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结果造成公众对政府能力的质疑，引发信用危机。
（三）公共管理者与组织之间的矛盾。公共管理者离不开其所在的组织，组织文化笼罩在公共管理者之上，公共管理者的个人自觉行为和个体意识往往埋没在组织文化中。因此，组织文化是否良好对公共管理的成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组织文化可以约束管理者个体的行为，增强道德感和责任感。公共管理者拥有权力，一旦有失范行为就会影响公众对组织的判断，使组织失去公信力。要坚决杜绝公权腐败案件，加强管理者的伦理道德感，用道德意识规范集体权力行为。建立以德为先的组织文化，把党员自身道德修养和抵制诱惑的能力作为评价公共管理者的标准，用法律规范公共管理者行为，对的行为坚决惩处绝不姑息。
（四）公共管理改革的困境。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党中央提出要全面依法治国和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对公共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中央的顶层设计是比较完善的，能够集中反映当前国家的管理形势，也能够有条不紊地安排公共管理工作，解决管理难题。比如，大部制改革，减少行政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等。但是在改革推进过程中，顶层设计与基层管理之间出现了矛盾，顶层设计是否能够真正落实并发挥效用，主要依靠基层政府的态度和落实程度。国家在基层民主建设、法治国家建设等方面都有宏观上的战略部署，由于基层环境的不同，在落实改革具体问题上存在区别对待的现象。地方管理需要在国家制定的改革基本框架下结合本地发展的实际情况加以创新，推动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制度和政策的创新，构建新型的公共管理机制。我国政府始终非常重视公共管理的改革，在国家公共管理的政策制定上都传达和督促地方政府对地方公共管理进行与中央精神一致的改革。我国出台政策激励地方进行公共管理改革，但是一些地方政府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把公共管理改革落实到位，缺乏公共管理改革工作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在公共管理领域缺少相关法律保障。地方的管理资源和中央的改革统筹无法达到一致时，就会出现资源浪费、改革不彻底等问题，无法顺利进行改革，也不同程度地挫败了地方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积极性。我国的社会公众意识较弱，人民群众参与公共领域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意识较差。人民群众缺少参与公共管理的途径，也没有相关的制度对公共管理进行规范和保障。在我国，治理理念中的治理主体多元化并不能真正达到，制度化、法制化推行也比较缓慢。由于技术层面的问题，网络化的公共管理难以在我国的行政环境中得到有效运行。因此，自上而下的公共管理改革推进是比较困难的，在基层治理层面难以与中央保持速度上和质量上的一致，基层的公共管理只能按照中央的部署逐步推进。
二、新常态下公共管理的主体分工探索
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是公共管理新常态下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与以往相比，表现在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主体更加突显了公众在公共管理中的地位，增加了公众治理的比例。
（一）提高政府的公共管理服务性质。以往公共管理的主体是政府，政府的公众管理能力主要在组织机构设置和职能设置方面保障公共管理制度的正常有效运行。政府要进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治理方式，深入服务理念，提高办事效能，及时回应人民的需要，调整治理结构。对政府人员进行管理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培训，把党的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高统一起来解决公共管理问题。用绩效考核等方法提升政府人员的管理能力和基本素质。
（二）增加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管理的比重。社会组织参与公共管理的比重应该逐渐加大，社会组织能够有效补充政府管理能力的不足，社会组织管理是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创新形态，社会组织能够督促和监督政府的办事效率，补充政府的行政空缺。新常态下，要培育社会组织更多地进行公共管理，提高社会组织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带动社会组织的协同管理效能。
（三）提高公众的管理主体地位。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要突出人民的自我管理和参与公共意识。国家治理要充分发挥公众的作用，首先要普及公众的文化知识，提高公众的法制意识和民主意识。其次，畅通公众参与国家治理的渠道，让公众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其三，要按照原则性、法制性的社会规则正确地进行社会治理和自我管理，既要满足个体的合理诉求，又要符合国家治理的正常秩序。
三、新常态下公共管理的辅助手段
（一）着力加强现代公共管理技术手段的创新。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与现代化发展共同向前推进。数字化的管理技术、电子政务技术、应急管理技术、风险评估技术、科学决策技术等智能管理手段都被引入公共管理中。现代公共管理技术是新常态下公共管理高效率的保障。在技术层面要把创新技术的应用作为公共管理的新亮点。公共管理主体的治理方式也随着现代化技术而更新，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改变影响办事效率的僵化思维，在创造性和实用性的基础上做出管理上的新突破。
（二）为落实顶层设计构建机制。要破解自上而下改革的困境就需要为落实顶层设计构建机制。首先，地方政府要认真学习党的十精神和系列讲话精神，按照顶层设计布置地方政府管理的机制框架。其次，按照整体部署，地方应结合具体实际制定不脱离顶层设计的实施方案，可以适当自主选择社会治理模式，但要按照中央规定的管理内容来设计。建设法治社会就是要把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保障，一旦地方政府的治理方法失效，要在法治的前提下调整改革路线。地方政府要处理好顶层设计和充分发挥积极性之间的关系，按照顶层设计的要求发挥积极性，创造但不随意，自主但不跑偏。其三，注重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提高社会组织的社会治理地位，规范社会组织行为，让社会组织在其职能的相关范围内合理合法进行社会治理。确定社会组织的治理范围，鼓励社会组织创新，创新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新常态下，制定治理规则要依照国家宪法和各项法律法规，要以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核心。社会组织比较容易赢得广泛的群众基础，更应该占据优势协助政府处理公共事务，多创造公共价值。构建社会组织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结构网，分担政府的一些职能，如果面临特殊情况，社会组织应及时与政府沟通合作，及时解决困难。社会组织起着连接政府和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与政府共同治理，共同担责。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方式应该刚柔相济，杜绝强制性的社会治理方式，鼓励协商与合作，借助网络化平台加强治理的协商技术水平，构建网络化治理平台和治理机制。地方治理主体要定期参照顶层设计对自身工作进行评估和反馈，改进工作中的不足，调整不适当的治理方法，切实提高治理效果。
（三）在公共管理领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共管理领域要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引导公共领域的价值追求。新常态下，公共管理主体要用价值引导接触传统思维下公众对政府产生的不信任，用工作实际和服务精神加深公众对政府管理的正确理解。政府要树立公共信任，就要使自身的组织文化积极向上，构建公共领域的伦理制度体系。贯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在经济、政治、社会等新常态下，公共管理伦理制度体系应由三个层面组成。在国家意识形态层面应培育社会主义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法治、民主、公平、公正；在制度层面应构建以宪法至上为要旨、以法律制度为陈词的公共管理伦理制度，将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导向和伦理要求落实到制度设计中；在行动层面应重建政治精英的“公仆德性”和社会公众的“公德意识”，通过加强伦理道德的宣讲和道德榜样的示范，在全社会范围内重构良性的价值秩序和以德治国的群众基础与价值基础。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要突破传统管理方式带来的困难，调整不适应新形势的社会治理思维和治理方法。在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的趋势下，发挥各个公共主体的效用，提高公共管理科学化水平，在技术层面、顶层设计的落实层面和价值观层面再上新台阶，促使公共管理主体职能明确，管理高效。
[参考文献]
[1]管清友,朱振鑫.经济新常态更需政策平常心[J].中国金融,2014,(14).
[2]姜晓萍.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体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4,(02).
[3]任丙强.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的环境治理:问题、挑战与对策[J].政治学研究,2013,(05).
[4]张再生,吴云青.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与对策研究[J].理论探讨,2012,(05).
[5]苏曦凌.行政技术论[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05).
[6]余斌,吴振宇.中国经济新常态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J].改革,2014,(11).
公共管理常识篇3
关键词：新常态；公共危机治理；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G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8-00-01
引言
公共危机是指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需要由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系统做出决策来加以解决的事件，这了事件的出现很可能会对一个社会系统的行为准则、秩序、基本价值等产生严重威胁，妨害社会的健康发展。目前，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浪潮的影响下，中国已进入公共危机的频发期。我国要想实现国家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政府等相关部门必须提起高度重视，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类公共危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安全稳定的保障。然而，在新常态下，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方面面临着诸多困境与实践难题。因此，我们应深入分析中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发现导致这些困境的原因，找出解决困难的途径，为强化公共危机管理，维护国家形象，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一、新常态下的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
（一）预警和识别能力不足。为了做好公共危机的防范工作，政府及相关部门有必要建立公共危机预警机制，做好公共危机的预警防范工作，提升科学预防的能力，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的危机情况，预防危机事件失控，避免产生严重影响。另外，相关部门还要做好各类信息的搜集整理工作，通过对搜集来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的危机事件，并做好防范预警工作，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的发生。
（二）政府危机公共意识薄弱。强烈的危机意识是预防危机发生和发展的前提，只有政府各部门及公众有了充分的危机意识，才能保证人们面临危机时能够临危不乱，保持冷静的心态，正确处理各类公共危机带来的各种后果。然而，目前，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时期，政府及社会各界都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提高经济效益上，政府官员和公众危机意识普遍淡薄，忽视了随时可能发生的公共危机，缺乏危机防范和应对能力，面度突发事件极容易惊慌失措，加大了生命伤亡与财产损失的几率。目前，在社会新常态下，全球化的发展加速了危机的传播和蔓延，这就大大提高了社会公共危机的发生的可能性，除了常见的自然灾害、人为事故等传统危机以外，生态恶化、恐怖袭击、核原料泄露等新的危机也不断发生。
（三）缺乏科学合理的危机应对手段，危机管理制度不健全。目前，在公共危机的预警、识别、处理机制的建设上，各地政府还缺乏足够的重视，面对公共危机时通常处于被动状态，不能有效做好危机的防范和预警工作。同时，我国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还没有建立完整的法律保障体系，虽然制定了相关法律法规，但是难以达到统一规范管理，给公共危机的治理带来困难，危机预警与应急制度也难以满足危机公关的需要。
二、新常态下的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的对策
（一）增强政府和社会的公共危机意识。“居安思危”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历朝历代生存发展的重要法则，即使在和平的发展时期，也应该抱有危机意识，预测可能出现的各类危机事件，在物质上和心理上随时做好应对各种危机的准备，以防在危机发生之时手忙脚乱，束手无策，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然而，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新时期，人们被经济利益冲昏了头脑，只注重眼前的利益，危机管理意识淡薄，而忽略了社会公共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危害，使得各种潜在的危机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爆发，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我国政府必须提高对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视。首先，要唤醒广大领导干部和普通民众的危机意识，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处理危机事件能力的培训；其次，还要对民众还要进行应急训练，提高公民的危机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保证普通民众在公共危机爆发后能够正确的去应对突发事件，配合政府开展工作，把公共危机的危害降到最低。
（二）构建综合治理网络，实现多中心治理。公共危机发生时，政府在履行其应该承担的公共职能的同时，还要充分调动各阶层的组织和社会群体参与公共危机的预防、治理工作的积极性，从而形成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协调合作，进而形成“多中心治理”的格局。这样的治理格局不仅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危机防范意识，还能加强各方应对危机时的联动协调能力。
（三）提高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力度，实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首先，强调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主体作用的同时，必须最大可能地调动社会资源，努力拓宽社会参与渠道，提高非政府组织参与的力度，形成全民动员、集体参与、共度难关的局面，全社会共同应对公共危机，从而实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其次，要提高政府信息的透明度与公开度，构建信息资源共享的平台，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社会舆论方面的危机。然后，提高非政府组织和民众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力度，让民众从中意识到公共危机带来的危害，进而提高自身危机防范意识和危机应对能力，从一定程度上减少危机发生的几率，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三、结语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在公共危机治理方面还存在一些制度、观念上的问题，因此，政府必须提高对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性认识，增强危机意识，提高预警，加强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力度，减少公共危机带来的危害，最终实现保障社会安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樊新新.现阶段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困境及出路[D].河北大学，2013.Doi：10.7666/d.D349078.
[2]刘宇，汲君.我国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及其化解[J].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0，12（2）：34-36.Doi：10.3969/j.issn.
1009-6922.2010.02.08.
公共管理常识篇4
关键词：公共活动管理；公共安全；具体对策
城市的发展使得居民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逐渐提高。于此同时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精神生活的追求也越来越丰富。政府也逐渐将目光放到了居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与公共资源规划发展上来，使得公共活动场所的设立逐渐增多。但是，由于公共活动场所的环境十分的复杂，人流量较大，配套的设施也不够完全，所以在公共场所聚集活动时，往往容易发生突发事件，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所以加强和改进公共服务，强化城市公共安全管理是政府在进行城市管理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所以要及时的排除一切不稳定的因素，加强城市公共安全管理。
一、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概念
城市的安全是为了给居民提供一个安心的居住环境，也是为和谐社会的建设保驾护航。安全不仅仅是要保证人们的身体不受到伤害，也包括对人的精神状态的一种保护。城市的公共安全主要是指在城市规模化活动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一些突发的事件，比如自然灾害或者是突发公共卫生及社会安全事件进行的管理保护工作，使得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娱乐尽可能小的受到影响和威胁，具有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城市公共安全管理就是要以城市公共活动的安全为主体，维护社会的公共治安，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活动的正常开展，运用各种法律、经济、管理手段却最终良好的效果。
二、城市公共活动安全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结合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的时间频频发生，所以社会各界对于公共活动的安全重视也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加强城市公共活动安全的管理已经成为了大家共同的目标。目前在城市公共活动安全管理当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首先，就是公民对于公共活动安全的意识问题以及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者的安全意识问题。公民的安全意识以及公共安全管理者的安全意识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城市公共安全管理的水平。在08年发生的各种特大灾害面前，显示出来我们城市公共安全管理部门在安全知识普及，安全教育以及应急处置方面都存在着非常大的问题，公民的安全意识以及心理适应能力都急需提高。
其次，是在日常生活当中缺乏防范意识。公共安全事件发生之后，人们的目光往往聚集在应急处置和事后的恢复上面，往往忽视了如何在日常的生活中如何加强预防，化解公共活动当中的安全危机。许多公共活动出现安全问题，都是由于在活动开始之前忽略了安全检查工作，对于存在的安全隐患没有加以重视。只有加强日常的防范意识，才能够积极有效的化解安全危机，才能够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在日常管理的机制当中，要对可能发生的危险进行提前的员，这样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发生何种危机，都能够及时的解决，提高救援的效率。
最后，是信息导向的错误问题。当今的时代是信息多元化的时代，所以信息的准确程度以及信息传播的速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决定着安全事故的发展方向。正面的信息有利于社会的舆论导向，使公共安全部门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在发生安全问题时进行有效的防范。目前，许多地区都没有建立一个权威的信息平台，发挥不了信息的导向性作用。
三、城市公共活动管理的对策分析
首先，需要我们强化安全意识，将责任落实到主体。一般的情况下政府部门都会对有组织的公共活动进行准备并且做好紧急预案。但是对于一些自发性的活动就不会多加的重视，造成时间节点的预判发生错误。所以需要政府的相关部门树立安全责任意识，加强风险方案意识。进行公共活动的公民也应该提前对场地的安全设施进行检查，熟悉场地结构，做好安全防范工作。要加大宣传教育的普遍程度，可以用实战演习等方法让群众掌握基础的逃生技能和危机处理方法。可以使用公共设施开办讲座、展览等等，不断的强化安全意识。
其次，加强基础设施的排查，注重实效。尽管信息化建设近几年来被重视，但是一旦发生险情，无法向群众传递信息进行指挥，做到安全有序的撤离和疏散。所以公共场所的基础设施不应该将目标仅仅放在现代化上，而是应该注重实用性。对于这些安全设施也要定期的进行排查，防止出现紧急状况下的失灵现象。在大型的公共场所，一定要预留应急通道，要制定完善的预案细则，健全应急指挥中心的联动机制，确保信息的及时送达以及人员的及时疏散。
最后，要加强信息的推广，建立权威的信息平台。可以使网络、电视、广播等多种形式，向群众宣传和强调重要场所以及重大时间节点的安全防范意识。对于假期的出行指南进行及时的，引导公众实现合理化的流动，减少高密度人群的聚集活动。对于发生了安全问题，要及时的通过权威平台真实可靠的信息，避免群众被错误信息误导，作出不理性的举动。
公共管理常识篇5
公共危机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构架产生严重威胁，并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做出关键决策的情境。我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公共危机呈现高发态势，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和损失。在高校中发生的公共危机不仅具有突发性和难以预测性，而且往往同时涉及多人，甚至波及整个学习、工作或生活的群体。一般具有公共危险性，严重影响高校的正常秩序，其造成的危害非常严重。迫切需要找到更合理、更有效的应对方法，来提高高校公共危机管理的效能。对大学生开展公共危机教育，建立应急管理体系，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提高公共危机，在受到教育界关注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
发生公共危机后大学生可能出现的问题
高校突发公共危机事件，大学生由于亲身的经历或各种信息干扰后，会出现情绪上的波动，可能表现出一些异常心理和行为。
在心理上，可能出现恐慌心理、焦虑心理、抑郁心理，以及其他一些心理问题。恐慌心理主要表现为面临危险发生时，企图摆脱或逃避某种情境而又苦于无能为力的情感体验。焦虑心理主要表现为内心紧张不安、预感到似乎将要发生某种不利情况而又难于应付的不愉快情绪，出现回避、烦躁等，呈高度警觉状态。抑郁心理常在突发事件后出现，突发事件通过应激机制增加了抑郁发生的危险，应激的强度不仅取决于突发事件的性质，更取决于人格特征、认知评价和应对方式。其他心理问题，如睡眠障碍、愤怒、悲痛的情绪反应、情绪问题伴随的躯体症状和体征等。
而在行为上，则可能表现为逃避、束手无策、社交退缩等。还有部分学生可能出现过激行为等。
开展大学生公共危机管理的建议
加强大学生的教育与管理是公共卫生危机状态下学生能力培养的重要环节。有必要加强教育，使大学生增强危机意识，掌握应对常识，具备自救或救援技能，增强心理承受能力，树立法律制度观念，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危机管理效力。
1开展公共危机教育
危机的爆发具有不确定性。教育主管部门、各高校以及高校内部各部门应注重大学生公共危机教育问题。
一方面可以通过邀请专家进行专题讲座、开展主题班会等形式进行教育，使大学生明白居安思危的道理。当危机来临时，大学生应做到临危不乱，正确对待，积极应对，并做好应对灾难和危机的心理准备，树立危机意识，以危机感触动紧迫感、责任感。
另一方面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还可以开设一些公共危机相关的网站、论坛，和评述危机事件，传播相关知识；校园里的餐厅、宿舍楼的电视设备，教室里的张贴版面等也可以利用起来，宣传应对危机的知识；有条件的学校还可以通过校电视台或广播台制作播放相关的节目。
2开展公共危机相关知识与技能培训
大学不仅要传授各种危机相关知识、危机应对常识、危机管理典型案例，而且还要对大学生加强危机应对的心理教育和法制宣传。危机相关知识可以通过开设相关课程、组织专题讲座、制作宣传栏等形式来普及和宣传。危机应对技能可以利用军训开展紧急疏散演习、消防演习、野外生存训练、急救护理常识等科目。
校园保卫部门一般会定期开展防火、防盗宣传，主要是图片展示的形式。学校可在此基础上开展一些有奖问答、知识竞赛等互动项目，增强宣传效果，进而提高全校学生的危机意识。还可以利用校内外的社团组织，吸引对危机救助和管理有兴趣的同学参加，开展一些急救常识和技能的培训。
公共管理常识篇6
关键词：公共管理；困境；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社会环境的改变，社会公共管理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在新的形势下如何有效的运用经济、政治、管理、法律等方式进行公共管理改革，提升政府部门的管理能力，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以及绩效，为社会公众谋取更多的福利与利益，成为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因此要积极采取措施，不断提升公共管理主体的治理能力，创新公共管理手段，完善公共管理机制，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对解决当前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
（一）治理主体结构有待优化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平稳、政治稳定以及文化繁荣的新时期，我国的行政生态环境与的实际经济发展都处于良好的状态，但是目前在公共管理中仍存在一些有待改善的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与经济的长远发展，比如说：公共管理治理体系中的治理主体结构仍旧有带进一步优化，治理制度缺少完整性与灵活性，法制化、民主化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等，虽然在新阶段政府、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公众都属于公共管理上的治理主体，但是治理主体存在着的能力不足的情况，比如说：治理主体内部成员的素质能力相对不足，不能够适应新形势下公共管理的要求，另外，治理主体协同治理能力比较弱，各个治理主体缺乏明确的分工等，因此也可以说公共管理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仍旧无法满足社会实际发展的需求。
（二）公共管理手段比较单一
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包含了数字治理技术、科学决策技术、绩效治理技术以及风险评估技术等，而且这些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已经在公共管理中具有了可行性，并且由于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具有可操作性、规范性等优势特点受到公共管理主体的青睐，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却没有充分发挥出实际效果，公共管理主体在现代公共管理技术的应用中并没有根据实际管理职能的需求以及社会公众的意愿进行应用，从而无法使现代管理技术实现最大化的社会公共利益，仅是为了方便自己的管理职能而采取较为单一且保守的管理手段，进而导致社会公众对政府的公共管理能力产生怀疑，甚至有可能产生社会信任危机。
二、公共管理的发展路径
（一）促使公共管理主体不断提升治理能力
公共管理主体涵盖了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众，并且在不同的治理层面上对管理主体的治理能力要求也存在很大的差别，比如说：对政府部门来说，在公共管理中需要政府部门不断深化体制改革，积极转变治理手段以及要积极优化政府的治理结构。而对于政府部门内部来说需要不断完善相关的机制，比如说：需要完善绩效治理机制、人员选拔机制以及激励机制等并要对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加大管理能力的培训，从而有效的提升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的服务理念以及职业道德水平，促使政府部门解决公共问题的能力不断提升。而对于社会组织来说，其治理能力的提升主要是为了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并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监督力度，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出协同治理作用。另外对于社会公众来说，要注重提升现代化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我国不断完善社会民主制，使人民群众参与治理的渠道更加顺畅，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同时需要我国不断完善知识教育体系以及文化价值体系建设，促使人们的民主法治以及治理主体意识得打有效的提升，自觉的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
（二）创新公共管理手段
现代先进的管理技术，比如说：应急管理技术、数字治理技术、智慧政务技术以及风险评估技术等为现代公共管理治理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因此应该注重现代公共管理技术的应用创新。这就需要促使政府部门不断地改变观念，树立现代管理意识，并运用现代化的公共管理思维方式，科学的运用现代公共管理技术，从而促使引导公共管理管理主体自觉的改变传统的单一且僵化的现代管理手段，并创造更加新颖以及使用的现代管理技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还可以把公共管理技术与物联网、移动互联网技术等建立必要的联系，从而为公共管理提升公共管理效率以及创新管理手段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
（三）完善公共管理机制，构建核心价值体系
随着网络信息科技的发展以及人们自我意识的提升，人们的思想意识也逐渐朝着多元化的思想方向发展，尤其表现为在公共管理管理主体所表现出的拜金主义以及思想等，从而导致在公共管理中无视公众的需求以及公共利益，这在一定程度上给公共管理带来很大的危机，在此种情况之下应该要逐步完善公共管理机制，促使公共管理行为能够受到法律制度的约束，并要着力构建核心价值体系，解决公共管理组织文化对公共管理主体意识影响，从而促使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理念有效的结合，使公共管理管理主体树立正确的公共行政价值观念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意识，逐步提升自身的治理能力，根据公正的需求以及公共利益的引导，创造和谐发展环境，促进社会公众的积极参与与配合，从而有效的解决公共管理中的各项矛盾，实现公共管理的可持续化发展。总之：在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常态环境下，我们要加快国家治理体系改革的步伐，协调各个治理主体的关系以及提高他们的治理能力，就要改变在公共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就要促使公共管理主体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创新公共管理手段，完善公共管理机制，构建核心价值体系，并要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院系从而促使公共管理效能逐步提升，把民生作为公共管理的重点内容，构建民主化、制度化、透明化的公共管理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杨娜，罗文宝．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的困境与出路研究［J］．现代商业．2016（16）
［2］张再生，白彬．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困境与出路［J］．中国行政管理．2015（03）
公共管理常识篇7
一、知识管理的发展战略与公共管理
在1998年曾有专家指出：“今后十年的一个最为火爆的题目就是知识管理……最佳的公司是把知识管理作为一项战略目标来做的……以使其符合他们知识管理的战略目标……”我们首先从知识管理的发展战略与公共管理的关系开始考察。根据美国生产力与质量研究中心对在实施知识管理方面名列前茅的11家公司和组织进行的调查，可归纳为六种模式和五种实施方法。
1、知识管理的发展战略模式
一是将知识管理作为企业经营战略，是一种综合性战略计划。通常将知识视为产品，坚信对知识实施有效管理会对企业赢利甚至生存产生积极影响。二是知识转移和最优实践活动，是最普遍采用的知识管理战略计划。将知识融入产品和服务，以缩短生产周期，降低成本和增加销售，鼓励知识转移活动。三是以客户为重点的知识战略，旨在通过获取、开发和转移客户需求、偏爱和业务情况等知识，提高企业竞争能力，这一战略要求对客户问题实施知识管理。四是建立员工对知识的责任感，使之认识到知识对其高度竞争性工作的重要价值，从而建立激励机制和纳入评估体系，并努力建设有利于知识管理活动的企业文化。五是无形资产管理战略，充分发挥专利、商标、经营管理经验、客户关系等无形资产的作用，重点是无形资产的更新、组织、评估、保护和增值以及市场交易。六是技术创新和知识创造战略。通过企业基础和应用研究和开发，进行新知识创造和技术创新活动。要不断地发现和创造知识，明确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
2、知识管理战略的实施方法
一是构建支持知识管理的组织体系。构建该体系要有领导人、专门小组的参与，以及基础设施如信息技术平台、数据库和图书馆等。二是加大对知识管理的资金投入。动员全企业从上到下为知识管理投资，以保证其管理活动正常开展。三是创造有利于知识管理的企业文化，包括职业道德、企业荣誉感和团队精神等，领导者的支持是成功的保证。四是开发支撑知识管理的信息技术。因特网和内联网技术是知识管理活动的催化剂，要开发数据库系统和其他信息技术。五是建立知识管理评估系统。研究建立无形资产评估体系，如无形资产组成指标法、计算知识管理的投资回报率等。
3、实施知识管理必须利用信息化、网络化手段
建立递增收益网络；通过内联网把人们联系起来；承认个人在知识发展中的独特性。从以上各点不难看到知识管理与公共管理的联系，例如知识转移活动、对客户实施知识管理、专利、商标、基础设施等，均涉及公共管理领域，尤其是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其中，颇多属于政府行为。如某些重大基础设施，亦非企业所能和所愿办得到的，因为投资既大，还要管理、维修、更新和向全社会开放。
4、知识更新必须建立国家创新体系
知识更新的主要方法是建立国家创新体系，没有这一得力支持，便难以顺利实现，原因是从各方面进行激励、协调知识更新，只有国家能够做得到。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意见，国家创新体系是由一系列公共机构和私营机构（企业）组成的系统和网络、活动的相互联系、作用和影响决定一个国家扩散知识的能力，并影响国家的创新表现。这些是通过政策、体制、机制和组织等方面来结合进行的。以下以美、德、日三国为例浅作分析。
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特征有：自由主义经济传统、崇尚创新、投资大、重培养新公司、实行间接投资，以免造成不平等竞争；德国国家创新体系历史久，有优势，基础研究好，技术集中化程度高，七家大公司研发投资达总额的31%；日本国家创新体制中，政府和大企业作用大，背景为代表国家力量的大金融财团，以技术模仿为主，忽视基础研究，创新能力较差，导致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下滑。
二、知识管理的发展环境与公共管理
知识管理的运行环境的公共管理支持：个别企业要实施知识管理，必然会接触到公共管理领域的有关事项。仅就企业间的问题或纠纷而论，不少要依靠公共管理部门来解决或处理，还不说许多必备条件和整个发展环境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因素。
知识管理的生态环境的公共管理支持：大环境和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间和可持续性发展等，不仅国家要有措施，还要有国际协议来保证，不容许有转嫁污染等错误行为。
知识管理的社会安定的公共管理支持：发展经济需要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这又是非政府不能承担的重要职责。跨国犯罪和国际恐怖事件，还需要国际协作去防治。
知识管理的项目资源的公共管理支持：事关全局和根本的长远的特大工程和基础设施，在公共管理中经常被看作是“保留”项目，如道路交通、能源、电讯、网络等。
知识管理的风险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公共管理支持：研究、开发中的巨额风险投资，个别企业也常缺乏相应的胆识和能力，不进行高代价的科技创新又难以有突破性的进展。
围绕以上知识管理实施的环境的公共管理支持问题，我们再作以下简要阐述：“知识管理是一个范围广大而复杂的题目，对关系企业来说，知识就是力量。”可是，“知识是一个难以表述的目标。要具备所有的知识是不可能（也是不实际）的”，问题在于对不具备的知识有迫切需要时怎么办？那就要看到咨询业的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而咨询业是社会中介组织，属于非政府的公共管理范围。知识经济时代，咨询业将更加发达。
值得注意的是，知识管理虽还在起步阶段，遇到的难题却已很多，有人提出了“知识管理为何这么难？”的问题。由于知识管理需要尽量发挥集体知识和智慧的作用，关键在于个人乐于奉献，这需要适当的风气和一种企业的文化氛围，因而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难就难在文化。”
但是，企业文化不可能是孤立自生的，它与所处的大文化环境存在各方面的联系。后者对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发挥重要作用。应当肯定，在公共管理领域重视和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优化社会风气，必将有助于企业文化建设。
譬如说，企业文化以诚信为本，员工要有敬业和乐业精神，重视效率、质量等等。倘若早有这些素养，显然就比较容易合乎要求。否则，必然有很大的差距和难度。因此，“文化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在每个时代都起着推动时代前进的作用。随着社会从工业时代向知识时代的转变，文化和精神的作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重要到什么程度呢？不妨借中外两位教授的意见来回答。
一位是我国的两院院士、电子学家罗沛霖教授。他说“伴随新的产业革命，文化不再仅仅抽象地、间接地作用于社会物质实践，而且文化事业（产业）终将占据社会物质实践的绝大部份，并终将成为整个社会物质实践的压倒性的支配因素。这是人类进步史中无可比拟的大事件。”
另一位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管理学教授威廉·哈拉尔。他用一张“工作演化”图（略）表明，“随着时代的进程，以文化为主导的精神不断成长，从事精神和文化活动的人员大大增加，以至社会最终将成为以精神和文化为主导的社会”。
因此，如果说实施知识管理必须倡导、创建和弘扬优良的企业文化的话，那么，一方面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企业文化成为愈来愈热的热门话题；另一方面，与公共管理状况有直接联系的社会大文化环境的重要性，也就显得格外突出。因为任何一种优秀文化，绝非一朝一夕一蹴而就，需要社会群体共同作不懈努力和进行长期的积累，这就涉及人才培养中的文化、品德、素质等问题。
三、知识管理中的人力资源开发和供应与公共管理
知识管理、人力资源调集、运行离不开公共管理；知识管理中技术团队的营建离不开公共管理；知识管理中核心技术、创新技术构建离不开公共管理；知识管理中技术领军人才的发掘、启用离不开公共管理。基于上述论点，本文作以下扼要阐述：知识管理中的一个要害问题，关于知识、技能、思想、精神、品德、文化之类，都离不开作为载体和主体的人，以下是从人力资源和供应的角度，相对集中地考察知识管理对公共管理的依赖或需求。从特定意义上来看，称之为知识管理的核心或重中之重均不为过。
事实是，若没有符合质量和素质要求的出类拔萃的优秀人才，或不能保证供应并及时到位和积极发挥其如所预期的作用，发展知识经济便将成为空想、空谈，而个别企业无论其实力有多么雄厚和历史有多么悠久，在人力资源开发方面，仍存在很多不能摆脱的制约因素，出路只有把希望寄托于人才市场。
然而，常识告诉我们，没有货源就不成其为市场。人才市场也是一样，就是同样要有“货源”。所谓人才争夺，即由于求过于供，尤其是拔尖人才，则更加如此。问题在于，人力资源在哪里？怎样才能进行有效的开发并保证不断供应？而时代和社会的经常更新和对此的广泛需要是渴求得到满足的。
极其自然，人们把目光和思路转向了教育事业，后者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包括学前教育、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等，既有不同的层次，又有不同的门类和内容，还有成人教育、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等等。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教育也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以求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通过兴办教育事业来培养人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也历来是公共管理特别是政府部门的一项重要任务。知识经济时代没有改变这个格局，因为个别企业办教育的局限性极大，无法对人才完全实行“自产自销”或“自给自足”。
教育面广量大，着眼于全民素质的改善，是艰巨的任务和庞杂的系统工程，还要循序渐进和全面联系。既要注意普及又须重视提高。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是可行的和必要的，但国家责无旁贷。由于教育有公益性质，将教育管理列入公共管理的领域。
广义的教育不限于学校教育，还要发展各种教育设施，鼓励自学成才（有自学考试制度），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业，普及科技知识，奖励研究成果和发明创造，以及发展文艺、体育、新闻广播电视、出版发行、图书、博物、文化馆和其他文化事业，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等，均有助于培养人才。
由于知识更新的频率加快和竞争加剧，加强各种培训已成为普遍的共识。有一种流行的形象说法，把这比作“加油”、“充电”，以利于不断提高和继续前进。那么，这“油”和“电”从何而来？又怎样去加和充呢？除一般培训外，涉及高、精、尖、新的科技和管理理论、方法，必须借助于高校、科研机构、专业团体等，就是要与公共管理领域有所接触和打交道。
情况清楚地表明，无论任何一个实力哪怕真的是达到富甲天下或富可敌国程度的超特大企业，也没有必要和可能举办、维持和发展一个完备的教育网和学科齐全、尽收全国、全世界杰出专家、学者的人才库。咨询业之所以愈趋发达，已部份反映了这种情况和说明了这个问题。科教兴国战略之所以特别重要，亦在于此。
与此相联系和相类似的是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的与日俱增的客观需要。在为回答如何才能使这类迫切需要及时得到满足的问题寻找答案的时候，上述情景也同样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科技日新月异，新人新事物层出不穷，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越来越少不了公共管理和服务的有效支撑。
在出现知识经济的知识时代和知识社会里，建立和发展学习型组织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作为一个热门话题，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也日益增多和受到重视。问题具体到学习什么、怎么学习、同谁讨论、向谁请教等等。其中，最突出最集中的是知识创新，而为了真正切实做到、做好这一点，就必须努力实现知识（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共享以及力争最大限度地发挥集体智慧的作用。这也正是知识管理的核心、焦点所在，不认真、彻底改变过去的领导观念、方法、作风不行。
问题还在于对“共享”和“集体”的范围，除相对狭小的自身领域（包括工作领域和学科领域等）外，还要想方设法和灵活巧妙地去扩大。于是，公共管理极其自然地将成为支持各种学习型组织和整个学习型社会的最得力的因素。
总之，公共管理不能不关心知识经济的发展，不能不注意我们正在进入知识时代和知识社会。因而公共管理研究也就不可无视、忽视知识管理的兴起，而应当给予高度重视。
【参考文献】
[1]赛勒斯·弗赖德海姆著，顾建光译：万亿美元的企业——企业聪明的革命将如何转变全球工商业[m].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
[2]孙涛编著：知识管理——自“战略模式”以下[m].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
[3]徐勇、王福今等著：知识管理——如何构建中国的知识型企业[m].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公共管理常识篇8
关键词:新常态;公共管理;困境;出路
十以来，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纵深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全面进入新常态。在的积极引用和诠释下，“新常态”一词迅速传遍于中国的报刊媒体及互联网，成为大街小巷、妇孺皆知的时代热词之一。本文将从公共管理的视角，在系统论述新常态的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对新常态下公共管理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从理论角度探寻新常态下公共管理冲破困境“藩篱”后的途径和出路。
一、中国语境下正确认识的新常态的丰富内涵
(一)经济发展中的新常态。
与其他领域相比，中央对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的解读和界定是最为清晰的，中央明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新常态的发展阶段，从九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趋势性变化，并提出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落实机制。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增速的趋势特征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发展理念和发展机制是要实现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增长动力是要实现从主要依靠要素驱动、投资驱动逐步转向为主要依靠创新驱动。
(二)政治改革中的新常态。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总目标，那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依法治国总目标。因此，在新常态下，我国政治发展的主要特点就是要在积极推进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逐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我国政治新常态的衡量标准为:一是公共权力的运行和行使越来越制度化和规范化，二是制度安排更加体现民主性，三是治理过程的更加法制化，四是政府等公共管理组织履职服务的高效化，五是国家治理系统和制度安排的协调性。
(三)社会治理中的新常态。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政治新常态下，要求具有法治化的社会新常态。法治化的社会，要积极营造全面懂法、信法、守法、护法的良好社会环境，凝聚起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国家和社会治理。法治社会新常态包含以下内涵:一是积极弘扬法治精神，建设法治文化，积极培育社会居民的法治意识;二是要在法治框架内创新社会管理机制，转变社会治理方式方法，构建多层次、多领域的社会治理体系;三是让法律赋予社会治理主体行使社会管理职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对社会管理权力进行依法监督。
(四)环境保护中的新常态。
一方面，由于过去片面强调经济增长而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使得当前的白色污染、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有的甚至达到和超过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值，在降低民众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的同时，使得公共部门进行环境治理的经济和政治成本不断增加。另一方面，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增强，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的需求和期望不断增加，使得政府进行环境治理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挑战，如果环境治理成效不明显，很容易消弭群众对公共部门的认同度、支持度和信任度，消耗公共部门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五)文化建设中的新常态。
在全面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外来西方文化和价值观的冲击越来越大，文化的多样化、多元化特征日益突出，价值混乱、价值堕距、价值真空等险象丛生，使得文化综合体系难以有效建立，主流价值观混乱且缺乏全面有效的信仰驱动。当前，一方面日益发达的互联网等现代文化传播渠道，为人们便捷地享受文化权利提供了机会和平台，另一方面还不能够真正完全、高效地满足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
二、新常态下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
(一)现代治理水平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新常态下，我国公共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总目标就是要实现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公共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不断实现社会管理和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法治化、制度化、透明化、协同化。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总体上不断提升。
(二)社会发展对公共管理技术手段的要求越来越高。
随着科技革命浪潮的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为实现现代管理和良好治理提供了更好的现代技术和手段。当前，我国各级政府已经充分认识到现代信息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并投入了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门户网站、官方微信、协同办公平台等建设。但是，与社会发展步伐和公众期待相比，公共部门现在的管理技术手段还显得比较单一和落后，难以完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三)公共管理组织目标与个体自觉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
当前，中央大力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查处了曝光了大量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的党政干部。作为公共组织中的个体，深处组织文化和伦理价值体系这个“大染缸”中，势必会发生“染缸效应”。健康的组织文化体系会使公共管理者个体发生积极反应，主动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道德约束。相反，发育不良的组织文化和价值体系，容易使得公共管理者个体陷入道德困境，不顾法律政纪和道德意识的约束，产生权力寻租和行为。
三、新常态下公共管理发展的出路探析
(一)努力提升公共管理组织的综合治理能力。
作为公共管理部门，要积极适应新常态，主动转变角色定位，不断完善职能职责，通过加强管理管理能力学习和职业伦理培训、建立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和激励机制、落实绩效治理机制等方式，提高公共部门人员的综合治理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准，增强服务意识、回应能力、效能观念和法治意识，切实提高公共管理人员解决各种公共问题的综合性能力。
(二)不断加强对现代公共管理技术和手段创新。
要积极适应新常态下的新技术要求，组建优秀的公共管理技术团队，充分把把GiS技术、数字治理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物联网技术、智慧政务技术、绩效治理技术、风险评估技术、公共危机应急管理及预警技术等充分运用于现代公共治理实践过程中，为提高公共管理绩效和效率提供必要的现代技术支持。同时，加强对全体公共管理者的现代技术应用培训，提高公共管理队伍的现代技术综合应用水平，确保现代技术切实用好、用活、功能得到充分发挥。
(三)积极塑造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体系。
应在改善公共管理者待遇、完善公共管理者违法违规惩戒体系的前提下，不断加强对公共管理者进行职业伦理道德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帮助公共管理者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管理观和发展观，将权力关进制度和道德的“笼子”里，使得公共管理部门和管理人员能够同时受到法律和道德的约束与监督，实现社会公共价值与自我人生价值的积极结合和有机统一。结束语当前，“新常态”一词已成为官方话语体系中描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新变化的非常重要的综合性词汇，并焕发出新的丰富内涵与历史穿透力，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在新常态下，公共管理面临着新的变化、新的任务和新的要求，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机遇与挑战。破解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困境，是一个长期的时代课题，需要公共管理部门和管理者主动作为，积极探索，不断找寻新的方式和出路。
参考文献:
［1］张再生，白彬．新常态下的公共管理:困境与出路［J］．中国行政管理，2015，03:38－42．
［2］王资博．“新常态”研究述要［J］．重庆社会科学，2015，04:32－41．
［3］金碚．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5，01:5－18．
公共管理常识篇9
美国学者罗森豪尔对于危机的界定是:“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在公共管理领域中，危机是相对于人类生活中正常的社会关系秩序而引入的一个概念。它意味着在社会中，一系列终止和平进程和瓦解社会正常秩序的事件正在迅速展开，使对社会稳定的破坏力大大超过了正常水平，迫使相关的系统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反应，采取控制或调节行为，以维持系统的生存，如果举措不当，就会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及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笔者以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强化危机意识
有效的危机管理需要全社会的危机治理意识，危机意识是危机治理的起点。各级政府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现阶段危机管理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公共危机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性，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大意思想，切实做好公共危机防范工作。因此各级政府必须树立起危机管理不只是危机发生后政府的迅速回应和对危机局势的严厉控制，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有及时有效解决社会问题、防止危机爆发的意识。换言之，各级政府必须要有忧患意识，要能将危机管理于日常的制度建设和管理之中，优化政府常态管理。在日常的公共决策中，以广大群众利益为先导，采取科学民主的决策方式，在源头上降低危机事件发生的可能。
二、建构完善的法律体系
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战略，政府的所有管理行为，包括危机治理必须依法进行。法治是政府进行危机管理的必由之路。无论是常态还是危机状态下，政府行为法制化是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则，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行政应急权力也是法律授权的结果。公共危机管理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他们有比较全面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框架，在紧急事态面前，有法律依据，政府应该做什么，公民应该做什么，相关的社会组织应该做什么，法律有基本的甚至是详尽细致的规定。我国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检疫法》《突法性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体系尚不完整。
一是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不统一，每个单行的法律只能适应一种紧急状态，一旦紧急状态产生的原因复杂，就很难有一统一的紧急状态下的指挥机制；二是有关紧急状态法对政府可以采取的紧急措施规定得不够清晰，特别是一些必要的行政程序缺乏，很容易为政府随意扩大行政权力或不作为留下法律上的漏洞；三是公民的权利很容易在紧急状态时期遭受各方面的侵害，但无法得到法律上的有效救济。因此，针对我国突发性公共危机的特点，亟须建立信息畅通、反应敏捷、指挥有力、责任明确的应急法律制度，满足法律体系中两个相互关联的标准：第一，法律体系的全方位内涵，囊括国家安全、经济、交通运输、福利保障、新闻舆论等宏观领域的危机立法，以及具体管理环节的实施细则。第二，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在全方位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宪法、部门法、地方的行政法规等法律条文不得相互矛盾冲突，发现问题能够及时纠错和补救。这样才能在法律上明确各级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责任，建立较为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用法律保证应急减灾的胜利。
公共管理常识篇10
【论文摘 要】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本文试图归纳分析存在的问题的表象及成因，做一番梳理。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从而引发全球范围的公共管理研究与改革。”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
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的发展方兴未艾。中国的行政改革实践和行政理论的发展，促使大批行政学、管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但是我们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大都在西方历史经验基础上形成，立足于多党合作的政治体制，运用政治行政二分法和“三权分立”的思想进行的公共改革，其范畴、方法、分析框架在分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它的解释力与其存在的困难之间的紧张关系。另外，我国国内没有统一的研究公共管理角度，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常常从自己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研究，由于哲学理念、思维方式和知识构成的不同，从而导致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差异，致使公共管理学在中国尚处于“理论引进与纷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大量涌入，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经过近三十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取得巨大的历史性进步，逐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同时缩小了与西方发达国家研究的差距。但总体来看，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多问题:
1.公共管理学研究陷入“西化”误区
多数学者和研究成果以介绍国外研究现状与评论国外研究成果为主，或者是试图按照西方理论框架和基本观点来解释中国。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自觉不自觉地固化西方经验，陷入“西化”误区。在很多情况下是直接用西方话语系统来解释中国公共管理实践，理论研究过程充满了直接移植和加工痕迹。在一份“行政管理学前沿与热点问题研究综述”在谈到研究薄弱环节时认为，特别是在对国外政府管理经验的研究方面，一般往往停留在介绍和引进层面，缺乏深入的分析，对于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真正有效实现西方经验与中国政府管理实践的结合问题，目前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
不可否认，引进和吸收是理论发展中必不可少的数量积累阶段和创新准备时期。然而，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暗含着一些包括意识形态和基本价值观的当然前提条件，比如他们认为当然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以及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体制。这种结果形成其典型的畸形研究范式就是从西方现成的理论出发，依据西方最新流行理论，对照中国公共管理现实，指出实践中不符合理论之处，把原因归结为根本体制(暗指难以改变的基本制度)。于是，提出对策和得出结论就必然习惯性地陷入“体制无奈”，造成公共理论研究实践中无为。盲目的寻找理论根据并生搬硬套的做法是非常有害的，它不仅容易导致学术上的坐享其成消极思想的养成，而且无法结合我们的现实国情，对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公共管理模式的建立都是一种误导。
2.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实质性知识的增长
公共管理学研究热衷于理论概念的“时尚”与研究成果表达方式的“语言陌生化”，偏离社会科学研究方向。有学者概括，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发言最多但水平不一定更高的现象:观点炒作多理论创新少，应景之作多，知识积累少;学风浮躁者多，治学严谨者少。在西方所谓“普世”理论与中国基本“制度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中，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出现了两种倾向:
2.1西方公共管理学研究成果的盲目引进
我国过于追求理论时尚，对国外最新流行的公共管理理论采取“夹生饭”引进方式并加入个人喜好，专注于制造一些似是而非概念，以“西化洋化”的姿态出现。首先，表现为对外来知识和历史知识消化能力不强。知识没有国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引进大量西方发达国家公共管理理论，弥补了国内这方面知识的空白与不足，非常必要。但其中让人感到消化能力不强，如照抄照搬，很多理论仅停留在移植层面，和我国现实的结合还是两张皮。
2.2公共管理学研究缺少反思
国内学界受到西方公共管理研究各种范式争论的强烈影响，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专家学者常常从自己原来的学科角度切入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呈现出完全相同的理论观点但却各自表述的状态，看似百家争鸣，实则原地踏步，理论对话与争论陷入缺乏反思的“自说自话”境地。西方公共管理学的发展史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争论，正是在争论的过程中，西方的公共管理学在逐渐的意识到自己在知识发展上存在的问题，并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地完善和改进研究，逐渐确立起自己的“身份”和学科地位，实现公共管理知识的有效增长。相比之下，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缺少必要的“声音”与“反思’。
3.公共管理学缺乏本土化问题研究
“公共管理学的本土化(或中国化)是指把产生于国外的公共管理学与我国的现实国情和公共管理的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进行理论及理论体系的创造性转化，使其从概念工具到知识范式、从精神底蕴到具体方法，均符合我国公共管理实践的客观要求，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认知方式、心理特征、交往行为、价值取向、情感诉求等，以便能够最充分地体现和适应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公共管理学本土化研究，最核心本质的问题在于构建中国自己的公共管理理论。
因此，公共管理的机制主要不是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对于经济和社会组织发展水平都较高的国家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具有历史性突破的公共管理创新模式，而中国的现实显然与此相去甚远。还有如废除科层制、实行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改革等主张也是如此。长期习惯于奉行西方“经典”理论，忽视了中国公共管理学最应有的对中国许多具体问题的研究。例如，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未曾有过的具体制度，毫无经验可循，立足本土化研究才具有真正的价值意义。“中国理论界对于公共管理理论的研究成果已非常丰富。但是，关注民族自治地方特殊性的公共管理研究却仍处于起步阶段。民族自治地方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关民族自治地方的公共管理有许多不同于一般公共管理的特色。因此，需要有特殊的公共管理理论来为之服务，需要将公共管理的理论民族化”。再如，“领导者”难题。在任何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领导者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的政治决断力和能力决定着改革的命运，中国也不例外。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公共部门的领导者是任命的，并且没有严格执行任期制，变动较快。这一方面导致了诸多改革因为领导人的变动而终止，另一方面也使得新到任的领导人为了获得任命部门的注意，突出自己的不同，频繁地以“创新”的名义做出各种决定举措。因此，公共管理改革也受困于“政绩工程”之累。即使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改革强人”也会遇到“人走政息”的难题，也必须面对“过激”的改革措施，遭遇到公共管理部门内部既得利益的阻挠。
总之，借鉴西方国家理论的研究成果过多，结合我国具体国情进行本土化研究的文献越少，对我国“真实世界的公共问题”的深入研究就越缺乏。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