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城中村”社区治理制度创新【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变迁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其实质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被动城市化的产物。作为“都市里的乡村”，“城中村”已经严重影响到城市整体功能的发挥，影响到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已是当务之急。在“城中村”改造中，“城中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是社会转型的现实要求，是城市治理的重要任务，是社会治理的重大课题，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作为“过渡型社区”“发展型社区”，“城中村”社区治理相较于一般城市社区治理或农村社区治理，其牵涉的利益更加多元，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要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创新，需要对其进行“理念―体制―机制”多重视角的理论审视，需要对其进行“政府―市场―社会”多重逻辑的制度创新。
“城中村”社区治理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敏感性和探索性
要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创新，必须准确把握“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特点。“城中村”社区兼具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双重特质，作为特殊的“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的空间形态，社区治理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敏感性和探索性。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复杂性。“城中村”社区治理的复杂性源于“城中村”社区本身的复杂性，体现在人员构成的“混杂性”、社会形态的“过渡性”以及管理体制的“二重性”等方面。人员构成的“混杂性”是指“城中村”居住人口主要包括具有村籍的原住民和大批外来的暂住人口，而且往往暂住人口规模大幅超过原住居民的规模；同时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学历、不同技能的各种人混杂在其中生活。社会形态的“过渡性”，是指“城中村”社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都已经基本城市化了，但由于“城中村”社区的相对封闭性，带有明显的“村落社区”特征，与“街道社区”或者“单位社区”都有较大的不同，仍然是以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互识社会。管理体制的“二重性”是指“城中村”社区是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社区，既是城市社区组成的一部分，在城市政府治理体制中运行，同时又属于农村社区，在社保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受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规范。因此，“城中村”社区在管理体制上存在双重体制的交叉，其社区复杂性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治理难题。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敏感性。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具有极大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在于“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实质上成为了我国社会矛盾最突出、最集中、最复杂的区域。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导致“城中村”已成为“问题村”的代名词。社会问题形式多样，主要有居住环境恶劣、公共服务滞后、社会治安恶化、贿选现象盛行、村官违纪犯罪较多等。另一方面，“城中村”改造意味着巨大的利益调整，在巨大的利益调整中极易诱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在“城中村”改造中，往往征地拆迁矛盾突出、村民上访不断乃至频现，可见，“城中村”改造中的社^治理极具敏感性。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探索性。中国社会的转型是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结构型社会变迁，这种社会变迁覆盖了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等诸多领域，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变革。我国“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正是这种全面社会变迁的缩影。“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在秉承“乡政村治”的前提下，存在着一定的“非正规性”特征。这种“非正规性”体现为治理理念的表意性、治理制度的临时性、治理措施的随意性。在治理理念层面，没有形成能够有效整合社区居民的价值认同；在治理制度层面，目前的制度安排无法有效提供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的公共产品；在治理措施层面，既有的措施设计都无法解决“城中村”的拆迁补偿、企业改制、资产处置、村务管理中的利益之争。正是这种“非正规性”，给未来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制度多样化、机制多重化的探索提供了最丰富的沃土。
“城中村”社区治理存在理念上认识不到位、体制上改革不彻底、机制上设计不协调的问题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问题出现，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产生的国情性矛盾、城市体制与农村体制二元的结构性矛盾、公共需要与个人需要的利益性矛盾的必然产物。目前，对“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存在理念上认识不到位、体制上改革不彻底、机制上设计不协调的问题。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理念阙如问题。针对“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目前存在四个方面的认识偏差。第一，将“城中村”改造简单理解成为“景观城市化”，采取简单的“推倒重建”，掉入了“见物不见人”窠臼，没有“综合治理”思维；第二，认为“城中村”改造就是“化乡为城”，坚持单线性发展道路，忽略了城乡双向互动共融，没有“统筹城乡”思维；第三，在“城中村”改造治理中，走“外延发展”发展道路，单纯以外在终结“城中村”为使命，没有“内涵发展”思维；第四，过于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突出所谓的“经济社会优先”，忽略居民的思想观念问题，没有“全面发展”的思维。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体制不适问题。这种体制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中村”社区治理中缺少专门性法律依据、地方政府管理进退两难、村民自治流于形式等几个方面。在“城中村”改造中，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全面系统的规范“城中村”社区治理工作的法律法规，已有的《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和《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对此项工作都仅仅提供原则上的指导，无法为“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提供清晰、系统、有力的法律支撑。地方政府在“城中村”改造的问题上，陷于“压力极大、能力有限、责任无限”的困境之中。“城中村”社区的面貌确实与城市环境不协调，极大地影响城市发展质量，同时在上级的政绩考核中，“城中村”改造往往是考核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一部分“城中村”社区居民对开展“城中村”改造有急迫的要求，地方政府被置于这样的压力下，也希望能够努力搞好“城中村”改造。但是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又不足以应对村民的拆迁补偿与安置善后。在“城中村”改造中，出现的一切问题最终都需要地方政府承担责任。在社区自治中，“城中村”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和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三种力量往往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协商民主得不到很好落实，部分“城中村”社区还在依靠村落传统和家族纽带进行一些最基本的治理。这些问题导致“城中村”社区治理绩效走向衰微。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机制不畅问题。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建立“调节、限制、疏导人们利益行为的一套机制”，“城中村”改造中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对于社会治理质量有直接的影响。就“城中村”改造这一活动而言，涉及广泛的利益，地方政府、开发商、村民作为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复杂的博弈关系。由于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中村”土地快速升值，土地具有较高的级差地租，“城中村”居民往往能够获取较高土地利益。对“城中村”进行改造，涉及到利益的重大调整。政府是“城中村”改造的主要推动者，有追求政绩的强劲动力，同时也期望通过“城中村”改造获得收益；开发商拥有雄厚资本，期望通过“城中村”改造尽可能牟取利益；村民也希望获得集体土地增值的全部收益。成功的“城中村”改造需要平衡的利益分配，地方政府、开发商、村民之间的利益如何分配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城中村”社区治理要以法治化、民主化与科学化为主线
作为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需要进行理念再造、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在“城中村”改造社区治理创新中，需要把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神，符合时代潮流，要从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高度充分认识问题的重要性；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要坚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切实改善民生，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把法治化、民主化与科学化作为“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创新的三条主线。
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法治化。要实现“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善治”，保证社会治理质量，必须用法治的理念去统领社会治理制度构建、机制设计与行为实施，在社会治理的立法、执法与司法等基本环节积极转变，提升“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法治品格。“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问题，涉及户籍管理制度、土地利用制度、财政金融制度、城市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复杂问题。国家应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广泛征求各方人士，特别是“城中村”社区居民意见，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规范“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政府的治理行为、市场的投资行为、居民的参与行为。要加强执法，保障“城中村”居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护“城中村”集体资产不受损害。同时通过公正司法，确保地方政府的治理行为合法。
推m“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民主化。首先，要加强“城中村”社区的党组织建设，使之成为凝聚、整合社区的政治核心。“城中村”社区党组织要担负起组织、教育、管理党员的功能，要努力组织社区党员参与社区治理；支持社区居委会依法履行自治功能；要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帮助社区居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其次，要推动“城中村”社区的多元治理，使之成为解决“城中村”社区治理问题的核心思路。要摆脱完全依赖政府的管理机制，同时也不能过于依赖市场机制以及自治机制，而应将“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致力于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实现治理主体的多样性。最后，要扩大“城中村”社区的基层民主，大力推进协商民主，全面加强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提升“城中村”社区治理的民主品质。
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科学化。为提升“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绩效，需要提升“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科学品位。在“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实施目标要由“静态标准”向“动态实施”转变，治理理念要由“空间上的城市化”向“人的城市化”转变，治理模式要由“政府主导”单一模式向“自主推动型、企业实施型、政府主导型”多样化模式转变，治理策略要由“统一安排”向“一村一策”转变。
（作者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行政管理系主任）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县域社会治理质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6BZZ061）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田莉：《“都市里的乡村”现象评析――兼论乡村―城市转型期的矛盾与协调发展》，《城市规划学刊》，1998年第5期。
②卢俊秀：《从“乡政村治”到“双轨政治”：城中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广州市一个城中村的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③陈郁：《治理理论与国家职能的辩证：英国观点》，《政治科学论丛》，2012年第3期。
社区治理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社区治理;居民自治;政府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5）01―0070―02
一、问题的引出
当今我国正处在一个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关键阶段，社区作为一定范围内人们生活的共同体，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社区建设和治理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提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1〕社区的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安徽省Z社区以此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社区自治的新探索，不断将居委会的权力下放、盘活居民自治单位，突出居民社区主人翁的地位，在实践中社区以思想转变为先导，努力探索出一条“社区――居民”二元良性互动的新型社区自治路径。社区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注意把好的治理经验吸收、提炼和转化，同时也要注意把不足之处找出。安徽省Z社区在探索社区居民自治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这些不足之处体现着当前我国社区自治困境的共性，有着一定的典型意义和剖析价值。
二、社区居民自治的困境
居民自治是我国民主在基层的重要实现形式，在中国已经有了30多年的实践发展经历，它是我国民主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当前，我国居民自治的发展面临着一系列的困境，这些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居民的自身条件不够成熟和社区自治的外部环境不够完善。
（一）居民的自身条件不够成熟
“社区自治的主体是居民，居民是社区自治的主人翁，社区治理的好坏关键还要看居民自己”〔2〕，居民应该通过社区治理这个平台来充分实现其价值，体现其自治的地位，然而，当前我国社区居民自治的自身条件还不够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水平有限
社区建设和发展的主体是居民，居民是社区自治的主力军，“而有知识、懂文化、会科学的居民是推进社区自治和发展的关键，”〔3〕良好社区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居民的参与。有知识、懂文化、会科学的居民可以为社区的治理注入新的活力，具体表现在社区治理的政策建议、行动逻辑、办事章法、邻里关系上等。然而，当前我国社区居民的整体文化水平都比较低，很多居民连小学文化都没有，其中有一部分居民甚至都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知识水平极其有限。笔者这次调研的安徽省Z社区的居民就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很多居民都没上过学，大多数的居民都认为社区的治理那是政府的事情和自己没有太大的关系。社区居民文化水平的有限性直接导致社区自治能力的低下，由于知识的欠缺很多居民都不愿意参与社区的治理，同时有意愿参与社区治理的居民由于知识上的不足也往往打退堂鼓，社区的发展需要居民们提出切实的政策建议，但由于知识水平的有限，居民们一般很难提出，社区居民的文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2.参与意识的淡薄
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共同体，社区的自我治理需要居民们的广泛参与，居民们的广泛参与是社区自治的前提条件。有序的社区参与可以更好的表达居民们治理社区的意愿，有利于实现社区的自治，激发居民们的参与意识，进而推进我国民主在基层的实践。目前，我国社区居民们的参与意识普遍淡薄，参与意愿不足，参与能力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具体表现在与居民们息息相关的社区事务，大多数居民都持有消极参与的态度，参与意识欠缺，如社区选举、社区基层设施的修建、社区公共活动的举办等。安徽省Z社区的居民就很少关心本社区的事务，据调查本社区的居民大多数都没有行使过选举权和监督权，对社区居委会举办的公共活动也很少参加，参与意识极其欠缺，据了解有的居民虽然参与了社区举办的公共活动但也不是出于自己的本意，很大程度上都是“被参加”。社区居民参与意识淡薄，大大延缓了社区自治的进程。
3.公共精神的欠缺
社区居民的自治离不开和谐互助的公共精神，没有注入公共精神的社区自治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自治。居民自治就是让社区的居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做到自我做主，自我商议，自我治理，而要做到这些和谐互助的公共精神必不可少。公共精神是大家合作的粘合剂，它可以把理性的个人行为转化为协同的公共行为，从而实现集体的最优。和谐社区居民的自治就需要这种协同的公共精神。然而，当前我国社区居民的公共精神严重欠缺，在很多事务上都很难达成一致，大家都各管各的，抱着一种“个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态度，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别人的与我无关。公共精神的欠缺在社区的治理上主要体现在参与意愿的冷漠化和参与过程的理性化两个方面。以安徽省Z社区为例，社区的居民对社区举办的公共活动很少参与，对涉及自身利益的行为，如社区投票、社区选举、社区监督等行为也是不闻不问，冷漠化倾向严重。同时，有些居民在社区事务的参与过程中理性的利己心态严重，只考虑自己，合作协同能力差，缺乏基本的公共奉献精神，社区的自治往往也因此很难达成一致。和谐互助的公共精神是居民自治的应有内涵和题中之意，而现今公共精神的欠缺将会严重滞缓居民自治的进程。
（二）社区自治的外部环境不够完善
社区自治的主体是居民，居民是自治的内生力量，虽然内生力量是社区自治的根本，但外部环境对社区的治理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外部因素可以通过介入能力的强弱、介入范围的大小、介入层次的深浅来影响着居民自治。
1.制度因素
影响居民自治的制度因素主要是指政府单一的行政治理手段。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强行介入社区的治理，将居民自治的“民主堂”变成了政府独断专行的“一言堂”，严重抑制着居民自治的积极性和压缩着居民民主参与的空间，使居民自治无法真正落地。政府在社区的建设和治理中一直都扮演着主导性的地位，大事小事都是政府说了算，政府包揽着社区治理的一切。虽然社区的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支持，政府适度的支持对社区的建设和发展起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现实的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往往占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和拍板权，权力过大。以安徽省Z社区为例，在国家精简放权的大背景影响下，居委会虽然将部分权力下放到了居民的手中，让居民自主治理社区，但很多权力都下放的不彻底，横向不到边，纵向不到底，居民形式上有权，但实际上没权，以致于社区居民自治一直都处于空转的局面。
2.文化因素
居民自治也需要一定的文化土壤，在自治文化的熏育下才会有居民自治的空间。自治文化在两个方面影响着居民自治：一是内生性的影响，主要是指在长期自治文化熏育的过程中内化成居民自我治理的一种强烈渴望;二是外生性的影响，主要是指在自治文化的治理单位内，人与人之间通过沟通交流而产生的自治意愿。然而，现在居住在社区的居民大多数都是由原先自然村的村民组迁而成，受着小农意识的影响，千百年来农民都被束缚在土地上，认为种地才是自己的本业，离开了自己耕作的土地那便无法生存，在这种陈旧思想的影响下，农民不愿意尝试除耕地以外的其他事情，只安于在行政权力的支配下生活，缺乏基本的权利意识和治理理念。来源于农村的社区居民虽然在居住环境上较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其基本的农耕文化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因此，在社区的治理上居民往往表现出参与动力不足、参与态度冷漠、参与行为固化等特征，自治的文化土壤贫瘠。
3.组织机构因素
组织机构是居民自治的有效载体，是居民行使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的重要平台。社区议事会、社区代表大会、社区管事会、居民理事会等组织都是社区组织机构的重要体现，这些社区组织机构的设置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社区的不断发展而增置或取消。例如安徽省Z社区，由于需要将17个自然村的村民搬迁到新的社区，社区居委会便临时决定创建“新村理事会”组织，其基本职能是协调居委会落实社区搬迁政策。合理高效的社区组织机构是居民自治的的重要保障。然而，当前我国社区的组织机构大多数都形同虚设，很多居民治理组织运行的效率较低，主要表现在居民参与和治理渠道不畅通、组织运转机制不健全，内部民主程度较低、没有一个长效健全的机制等。社区组织机构是居民行使自治权利和体现社区自我治理的重要平台，组织机构运行的低效和信息传达上的不畅通严重阻碍着居民自治的落地。
三、路径的优化
社区居民自治是社区治理发展的新趋势，当前我国社区的治理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居民的自身条件不够成熟和社区自治的外部环境不够完善，因此，居民自治的路径优化也应该从这两个视角展开。
社区自治的居民视角。居民是社区自治的主体，是社区治理的主人翁，社区的发展离不开居民这一内生动力，居民在社区的自治中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首先，不断学习文化知识，提升自己的能力水平，努力培育懂知识、有文化、会科学的新型社区居民。其次，激发居民的参与意识，让居民充分认识到“没有社区这个大家，也就没有居民这个小家”的重要性，努力不断调动居民的热情，激发其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最后，以合作共建为要求，重塑居民公共精神。在社区的自治过程中要尽可能的打破个人经济理性的行为，充分激发居民的合作互助意识，让协同互助的公共精神成为社区治理的主旋律。
社区自治的外部环境视角。外部环境因素是影响居民自治的重要变量，它对社区的治理有着加速或延缓作用。首先，政府要进一步将治理权力下放。以凸显社区居民的主体地位，激发其自治活力，培育其责任意识，努力打破原先“居委说，居民做”的管制型社区治理模式。其次，重塑自治文化，打破意识上的藩篱，努力培育居民的自治精神，让其充分认识到社区主人翁的地位。最后，完善和健全社区组织机构，畅通居民参与渠道，不断提高其内部民主程度，为居民提供多种社区自治的平台，努力构建一个长效健全的参与机制。
〔参考文献〕
〔1〕王浦劬.全面准确深入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06）.
社区治理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社区管理体制；“准事业+准自治”；转型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36X（2013）01—0086-04
随着社会结构急剧调整、社会环境复杂多元以及国家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苏州社会管理体制面临进一步调整创新的挑战和机遇，社区管理体制调整创新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本文以苏州市区7区32个街道、17个镇的403个社区（居委会）为范围，以横塘街道为样本，研究探讨大中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调整创新的可行方案。
一、苏州社区管理体制迎来调整重构窗口
（一）社会管理重心下移需要调整社区角色
顺应社会管理重心下移的改革趋势，苏州也将城市社区作为城市社会管理的支撑点、落脚点。根据铜陵、黄石、贵阳等地撤减管理层级试点的做法，管理重心下移力度存在进一步加大可能。社区管理职能正不断增加，社区角色也正由单一自治组织角色向综合性公共服务角色转换。
作为社区管理职能具体承担者，社区主要管理机构至少扮演三重角色，除社区自治组织者、居民权益维护者以外，还必须是社区公共服务提供者，其中第三重角色已越出自治组织职能边界。管理重心下移，政府将部分公共服务职能如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优抚救济、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和社区矫正等转移下放，由社区开设窗口提供服务。社区承担本来由政府承担的这些公共服务职能，能显著减轻政府负担，在有效监管和激励条件下有助于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效率、提升居民满意度。
随着改革深化，社区逐渐成为基层公共管理服务中心，实际行使部分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而这与社区的自治性质存在矛盾。其一，公共服务是政府职能，是政府服务人民、联系群众的基本方式，由社区自治组织代为行使淡化了政府作用，可能影响服务的权威性。其二，公共服务要求公平公正廉洁合理，仅凭社区自治组织自身管理、协调、监督难免顾此失彼，而外部监管对自治组织而言在机制上并不顺畅。其三，公共服务要求高效优质，要求从业人员具有较扎实的专业知识、较充分的职业道德和较饱满的工作热情，社区自治组织往往缺乏相应的人才吸引力度和激励能力。其四，公共服务成本可通过向社区自治组织购买服务加以弥补，但由于前面三个问题的存在，这种购买风险相对较大。因此，为适应社会管理重心下移需要，社区管理机构必须改变自治组织的单一性质。目前苏州社区公共服务项目运行比较正常平稳，原因之一正在于这些机构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自治组织。
（二）基本现代化建设对社区管理提出了更高要求
苏州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出的更具挑战性的“三区三城”和宜居苏州、创业天堂、幸福家园建设目标，都以加强改善社会管理作为重要基础，要求社区管理服务范围拓展、标准提升、功能强化，反映出社区管理将从全面普及、规范运作进入提升品质、优化效能的新阶段。一是机构设置顺应新阶段、新任务要求。机构职能综合化，既包括公益服务、权益维护、社区管理等自治职能，又要名正言顺地代行政府部分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因而机构性质也应相应调整。二是人员配备符合专业化、精干化要求。一方面，人员数量应充实加强，目前一般达不到苏州规定的常住人口1.5‰的标准（见表-1）；另一方面，社区工作人员应具备相应专业技能和素质，目前差距较大。从表-2看出，横塘街道48位社区工作者拥有大学学历的仅8.3%，未受过系统专业训练的（高中以下）接近四成，拥有社工职业证书的仅1人。这种情况在苏州市各社区很普遍。三是资源配置遵循合理化、可持续要求。社区资源配置最关键的是资金的来源与使用，目前街道财政拨付社区核定在编人员工资，提供部分社区办公活动经费，其余工作人员经费及办公活动经费由社区自行解决，出现亏空可向街道借支，待有能力时再还。街道财政负担社区部分人员办公经费，体现对社区承担部分街道下放公共服务职能的补偿，但也说明社区实际上并非完全自治。社区自营收入差异很大，也存在起伏变化，街道财政拨付作为稳定的资金来源，可以为社区公共服务的正常开展提供基本保障。
（三）城市人口二元化结构使社区管理面临新问题
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2010年11月1日苏州总人口1176.91万，其中户籍人口637.77万，占54.2%，外来人口539.14万，占45.8%，外来人口在苏州人口结构中几近半壁江山，占市区常住人口四成半以上。
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一般集中在治安防范和计划生育管理两个方面，总体而言，外来人口游离于社区管理服务体系之外。在苏州人口二元结构常态化情况下，将外来流动人口纳入城市社区管理服务体系，是“三区三城”建设的内在要求。这不仅会大幅度增加社区管理服务工作量，还会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即如何应对流动人口流动性强、归属感弱、责任意识淡薄等特点，如何保障外来流动人口合法权益，如何让流动人口参与社区管理，如何平衡外来流动人口与户籍居民利益关系。这些问题对社区管理机构设置及运行提出了调整完善要求。
（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社区管理体制进一步调整优化提供了必要基础
目前，苏州全面推行以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工作站）为主的社区管理服务模式，顺应了加强改善社会管理的需要，社区管理服务机构运行正常，形成了与社会建设总体适应的运行机制。社区在政府财政支持下的“自治”及兼顾公共服务、公益服务、权益维护和社区管理的运行模式，可以说已经具有了一定程度的“事业化”色彩，为社区管理机构进一步调整和运行机制进一步优化准备了经验、提供了思路、预留了空间。此外，苏州各城区财政状况良好，可用资金充裕，社区管理体制调整的物质基础较为坚实。
二、苏州城市社区管理体制调整重构路径选择
（一）社区行政化不符合“小政府、大社会”改革要求
其一。社区行政化很容易走向将社区事务、社会生活全面纳入行政管理调控范畴，侵占居民社会生活空间，形成社会生活过度组织化的局面。其二，社区行政化导致行政机构下伸扩张，社区发展成“小政府”，与社会管理体制扁平化改革方向相悖。其三，社区行政化违背自治原则，侵占居民自治权，抑制居民和有关方面参与社区管理服务和建设的积极性，不利于动员各方力量共建和谐社区。
（二）社区居委会完全自治难以有效落实
1.社区居委会资金来源的对上依赖制约社区自治权的行使。社区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区财产、产业收益。这种以股份制为基本形式的财产、产业收益，除主要用于股东分红及再生产投入，拿出部分用作社区自治经费。这类收益差别、波动较大，且不宜较多切割，从而影响股东权益，其使用也不宜随意超越社区自治范畴。二是政府财政划拨，用于政府核定工作人员工资和社区办公活动经费，这是目前许多社区主要或基本经费来源。横塘街道每年拨付学府社区80万元财政经费，接近该社区年经费需求的1/3；该街道另两个社区财政拨款分别达73万元和100万元，成为支撑这些社区正常运转的重要条件。社区依赖街道财政拨款活动运行，难免损失部分自治权，听从政府调遣，代行部分职能。
2.社区自治能力偏弱影响社区自治的开展。一方面，社区工作人员尤其是主要干部缺乏社区自治专业知识，将原有的行政推动办事方式移植到社区管理服务中，社区自治的意识、知识、技能只能在实践中边干边学、逐步积累；另一方面，缺乏社区自治经验，一些地方的探索有待总结提炼，其适应性也有待检验。苏州的实践基本都是在街道介入或领导下的社区有限自治，缺乏完全自治的案例。
3.社区治理结构隐含非完全自治的内在因素。社区实行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为中心的治理结构，提倡党组织负责人兼任居委会主任，党组织班子成员与居委会成员交叉任职。《中国共产程》规定：上级党组织可以调动或者指派下级党组织负责人。这就存在居委会主任及成员直接、间接由上级指派的可能。另外，社区机构实际处于行政体系末梢、自治体系顶端，从其优秀工作人员中优先选录公务员、或者进入事业编制的激励政策，对社区工作者具有足够大的吸引力，难免导致一些人较多听命于政府。
4.居民自治意识薄弱削弱社区自治基础。社区自治需要居民参与，目前总体来看由于社区居民普遍缺乏必要的自治意识和知识，参与情况并不是很理想。
5.社会团体发育滞后影响社区自治环境。苏州社团发育与其它地方相仿，呈现程度较低、活力不足、不够平衡的状况。横塘街道的3个社区共有社团26个，在列出的12类社团中文体健身类的14个，占一半以上，联谊、学术等3类空白，管理、调解、环保等5类仅在一个社区有分布；最多的石湖社区有7类社团，最少的学府社区仅有3类社团；社团经费差异较大，有的社团没有活动经费，经费来源均为社区资助，说明社团的影响力、活动能力、持续发展能力不够理想。
6.社会管理重心下移需要社区配合。政府以社区为依托下移管理重心，社区居委会承担起部分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街道社区各得其所，形成目前相当有效的合作模式。这种合作模式使社区实际处于街道行政权力的辐射范围之内，社区活动很难做到完全自主自治。目前在这种模式下，街道社区配合较为默契，社区管理服务较为平稳，表现出良好的适应性和较大的生存发展余地。需要解决的主要是如何避免社区过度行政化的问题。
（三）完全购买服务方式难以全面替代社区居委会的职能
在加强社区建设过程中过度使用购买服务方式、轻视社区居委会作用，会产生一些问题，社区居委会有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1.购买服务需要有组织实施者，社区居委会是本社区组织实施的合适人选。针对社区居民的服务，需要有相对熟悉社区情况、进入社区没有障碍的单位来承接，且最好能够与社区自治活动协调对接。比较符合这些要求的，目前基本上就是社区居委会了。有些专业性较强的服务项目，可以政府直接招标，也可由社区代替政府招标购买，监督实施。
2.购买服务具有一定局限性，有些公共管理服务项目、公共事务不宜采用此类方式。像社会保障、社会救助、优抚救济和计划生育等公共管理服务项目，因其政策性、专业性、敏感性较强，关系管理服务对象的切身利益，购买服务就显得不够严肃稳妥，应由比较权威、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政府的机构稳定提供，现在由居委会及社区工作站来承担这些活动得到了普遍认可。社区重大问题决策、选举表决等公共事务，也必须由居委会等社区主要机构来主持；社区建设、社区自治需要有组织推动者，社区居委会是这些事项的合适承担者。
（四）“准事业+准自治”是社区管理体制调整的现实选择
社区管理体制以社区居委会为中心，社区居委会兼有事业和自治双重性质，是目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切合实际的合理选择。
1.自治是社区管理服务机构的基本职能和性质。自治是社区居委会与生俱来的基本职能。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围绕社区居委会这个中心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突出了居委会在社区自治中的地位作用，符合我国城市社会建设的实际和社会管理重心下移的要求。在苏州市区，社区居委会较好承担起了社区自治组织者、推动者、协调者角色，机构的自治属性、组织推动自治的职能都是鲜明的，在和谐社区建设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基础支撑作用。
2.公共管理服务是我国社区成长发育中的新生职能。随着城市社会管理重心进一步下移，社区居委会逐步成为城市社会基层管理服务中心，其承担的基层公共管理服务职能必然会进一步增加，形成居委会兼具自治和公共管理服务双重职能的格局。公共管理服务本质上是由政府向居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其中部分可以采用购买服务方式提供，其余需要以政府名义、或者由具有一定权威的机构代表政府来提供，这类公共产品提供者的人员由政府招聘供养、费用由财政承担，实际上就具有了事业性质。
3.“准事业+准自治”是苏州市区社区管理体制的本质情况。苏州市区403个社区居委会，都具有自治和公共管理服务双重职能，设有符合标准的社区服务中心57个。社区居委会承担了部分政府下移委托的公共管理服务职能，街道为其聘用配备一部分工作人员，街道财政每年对其拨付一定经费。横塘街道为学府社区核定编制9人（含2名街道招聘派驻人员），年财政拨款80万元。苏州老城区及工业园区2006年开始设立社区工作站，人员由政府聘用、经费由政府财政承担，其中沧浪、平江、金阊3区实行一居一站，依托社区建有工作站150个。工业园区也设有社区工作站。这些居委会等社区机构，与政府之间已经不是主导、被主导关系，而是具有一定程度的领导、被领导关系，一定程度的人员、经费依赖关系，再仅仅将其看作纯粹的自治组织就不够全面，应在肯定其自治属性的同时，正视、承认其本质上兼具的一定程度事业属性。以此为基础，试行“准事业+准自治”社区管理模式，名正言顺地行使、规范、发展居委会为主的社区管理机构的双重职能，是一条值得一试的强化和改善城市基层管理服务、理顺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可行路径。
三、苏州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双重化转型的主要内容
从苏州“三区三城”建设需要和社会建设发展实际出发，苏州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在今后10年左右时间内可以考虑双重化转型方案。
所谓双重化转型方案，其转型目标是要实行社区主要管理服务机构“准事业+准自治”双重性质，履行提供公共管理服务和组织社区自治双重职能。社区居委会（至少其中的社区服务中心、社区工作站）明确其兼有事业性质，给予部分事业待遇，俟将来基层政府组织机构改革方向明朗，再作进一步调整。如减撤管理层级、社区居委会职能增加责任加大，可考虑提升事业待遇，转为“事业+准自治”性质。社区管理体制双重化转型主要应该包括如下六个方面内容。
（一）机构设置梯次化
社区机构设置分为3个层次。一是核心机构，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及其服务机构。其中社区党组织是领导机构，社区居委会是主干机构，负责社区公共管理服务和自治的组织、推进，兼有事业和自治机构性质。二是支持机构，包括业委会、居民组长、楼道长。前者组织业主居民维护权益、支持配合居委会工作，后两者作为居委会依托的工作网络发挥上通下达、贯彻落实作用。这一层次的正常运转对社区居委会有效开展工作支撑作用最大，应注意提高其成员素质、能力，尤其业委会作为相对独立、代表业益的自治主体，在社区自治中具有较为独特的作用，应予更多重视。苏州提倡居委会成员兼任业委会负责人，是一条很好的思路。应改变这一层次服务义务、无偿的做法，根据付出劳动情况以购买服务等形式给予一定报偿。三是合作机构，包括物业公司、共建单位、企业组织、社会团体等非营利组织。其中物业公司主要由业委会向其购买服务维护社区正常环境和秩序，其它组织通过社区购买服务、联合共建、接受志愿服务和组织社区活动等方式进行合作。
为将外来人口全面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体系，在机构设置中要重视外来人口的参与，尤其在核心机构和支持机构中，要参考社区外来人口数量，吸纳适当比例优秀外来人员，符合条件的应给予承担主要负责工作的平等机会。
（二）职权分解明晰化
明确区别划分社区两类职能，明晰岗位责任、职权，提供相应工作条件，促进社区公共管理服务能力和居民自治能力的全面增强，推动两方面工作运行正常、平衡发展、相得益彰。社区居委会要有负责人分别主抓公共管理和居民自治，人员、资源分配也要合理，努力争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其中公共管理服务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是需要不断加强的职能，要安排专人，设置专门服务窗口，达到适度规模的社区（2000户、5000人），都要设立服务厅室乃至服务站等专门服务机构。政府在财政上对承接公共服务任务的居委会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并作为常规开支列入财政预算；政府在公共管理服务相关的人员招聘使用、经费使用以及公共管理服务的运作、质量等方面有参与、监督、考评、奖惩的权利。与此同时，社区自治职能作为社区基本职能，不仅不能忽视，也必须逐步加强。
（三）重要岗位职业化
社区主要机构的关键岗位、重要岗位实行职业化。一是任职资格专业化，由具有专业职业资格的专业人员、至少是经过较系统专业职业培训的人员来担任；二是岗位任职稳定化，保持岗位任职人员相对稳定，不轻易进行跨专业人员岗位调整。这些岗位主要包括社区党组织主要负责人、社区居委会正副主任等社区机构主要领导，社区公共服务机构或窗口的负责人、主要业务骨干，居委会内设专门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等，条件允许的也可扩大到业委会负责人。重要岗位职业化需要有个过渡期，过渡期内可以实行符合任职条件的首先职业化，同时加强职业培训、人才引进，争取3～5年内基本完成过渡。
（四）专职人员事业化
专职从事社区工作的专业人员承认其事业性质、给予其事业身份、让其享受相应的事业待遇。专职社区工作者事业化待遇的关键在于经济收入待遇和社会保障待遇的落实。目前苏州市社区工作者收入水平与上年职工平均收入水平相比不算低，但与事业单位平均收入水平相比就有差距。建议逐步提升社区专职人员收入水平，向事业单位靠拢，从而增强社工岗位吸引力。享受事业化待遇的专职人员必须控制合理规模，从必要、合理、公平等多角度考虑核定指标，同时规定合情、合理、适度从紧的准入门槛，由政府相关部门组织实施。
（五）一般事务社会化
除公共管理及政策性、敏感性较强、对承担者身份要求较为特殊的公共服务项目，一般事务性、技术性的公共服务、公益服务乃至部分社区自治工作，实行尽可能社会化原则，主要由社会上有资质、有能力、有兴趣的单位或个人承担。社会化的方式基本有两个：一是购买服务；二是公益性活动。政府、社区建立购买服务外包项目库、公益性外包项目库，设立负责服务项目招投标的专门机构，在资金上进行配套，并列入相应层级预算。
社区治理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社区治理；城市居民；网络参与；个案研究
社区治理是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从治理理论的视角出发，社区成为一个能够接纳多重力量的开放性场域，这就必然打破原有社区治理主体的单一性，转变为由政府、社区组织、非营利组织、居民等主体共同治理的多元合作格局。信息技术的变革发展催生了网络社区的形成，拓宽了公民参与的渠道，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思考空间和实践路径。重庆市B社区突破传统管理的窠臼，以互联网为载体，对公民网络参与社区治理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一、社区治理中网络参与的特点
社区是社会的基层自治空间。在我国传统的社区自治中，“由于参与渠道不畅通、参与机制不健全，以及缺乏利益保障和实际诉求的动力，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不强，参与范围不广，仍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1]（p205）然而，在当代治理浪潮中，公民参与社区治理则成为一种必然逻辑，这既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诉求，也是社区治理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与此同时，互联网在城市生活中的普及发展，已然超越了信息传递工具的简单功能，塑造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空间。在现实社区的网络化、信息化建设中，传统的沟通交流方式和公共事务的共同治理方式发生转变，网络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工具、方式和途径，是公民参政的基本载体”。[2]
所谓公民网络参与，是指“公民个人或公民组织以网络为基本载体，对与自己相关或者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事务发表意见、阐述利益诉求，进而影响和推动国家政治、经济或社会生活的一切活动。”[3]由于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虚拟性、互动性、开放性、平等性等特性，与传统的政治参与不同，社区治理中的网络参与凸显出自身鲜明的特点：一是参与主体的拟实性。传统意义上的参与主体主要是社区居民、社区组织，身份是具体的、单一的。而网络参与的主体则不然，他们既可以是传统现实的居民个体和组织，也可以是现代虚拟的“网民”、“虚拟团体”等。二是参与客体的公共性。网络领域比现实社会更天生地指向“公共性”，因为“虚拟自我总愿意围绕着社会公共利益诉求而聚集、发声乃至行动。”[4]网络参与的治理客体主要指向典型的社区公共事务，比如社区的环境、治安和公共设施等，鲜少涉及政府行政性事务和个人选择性事务。三是参与方式的便利性。基于互联网本身所具有的独特性，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突破了传统地理上的局限、信息沟通方式和信息获取途径的局限，体现得更为直接和便捷，也大大降低了参与成本。四是参与环境的开放性。互联网具有天然的开放性和可扩充性，是一个无边界、无中心的分散式结构。参与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跨越时空界限，自由访问社区内外的各种网络信息资源，广泛交流、传播自己的理念和观点，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信息和内容。可以说，网络参与体现了政治行为与信息工具的深度结合，它打破了居民制度性参与的禁锢，使城市社区治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遇。
二、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个案实践
B社区位于重庆北部某高校校园内，建于1950年。现有常驻人口2776户6516人，其中16岁以下803人，17岁至59岁4143人，60岁以上的1389人。社区劳动人口中，经商劳动力147人，工人2045人，教师、医生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2589人，其他行业137人。社区空巢、独居老人76人。总体来看，B社区具有独特的优势资源：1.居民文化素质普遍较高，公共参与能力强；2.社区历史悠久，居民相互熟识，社区归属感强；3.学生和教师志愿者众多，社区建设的人力资本丰富；4.居民电脑拥有率和上网率高，便于信息沟通与交流。基于这些优势，2010年B社区积极探索了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新型模式。
（一）创建公共参与平台。网络社区是网络参与的主要载体。网络社区是“建立在电脑基础上，用来满足特定社区中个人社会需求和经济需求的一个系统或一套系统。”[5]（p118）B社区居委会与高校志愿组织合作创建了一个数字化综合管理与服务的网络页面平台――“我们的网上家园”，开设了社区动态、社区服务、社区教育、社区活动、社区论坛等版块。居委会在社区网上征求居民意见，回应居民诉求，动员居民参与社区活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逐渐赢得越来越多的关注率和参与率。其中，“社区服务”、“社区教育”、“邻里互助”、“特色论坛”等版块更是备受关注，成为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物业、居民与居委会（或其他管理机关）等主体间交流互动的平台。
（二）培育社区参与主体。在网络社区治理体系中，B社区除了维持传统的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物业公司等治理主体，还将培育社区组织列为工作重点。首先，社区主要通过展板、海报、宣传页、入户走访、条幅、宣传手册、文艺汇演以及新闻媒体等形式，对培育社区组织的目的和意义进行广泛宣传；其次，通过网上投票、入户走访的形式寻找社区内的积极分子与社区精英，从中选出老年人代表、青少年代表和妇女代表，聘请专业教师培训他们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最后，让这些代表们负责发动居民参与社区活动与建设，并建立社区组织，为社区和居民服务。目前社区主要有志愿组织、活动组织、教育组织、管理组织、邻里互助组织和环境治安组织等居民组织。
（三）扩展居民参与范围。依托社区网络平台的信息传递和资源整合作用，重点引导居民广泛参与社区治理，重点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共事务管理，让居民对社区服务、环境卫生、社区治安等社区事务建言献策，形成良好的舆论场所。二是社区教育活动，通过整合、优化、利用地区教育资源，形成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社区教育体系，其中包括“生命教育”、“老年大学”、“家庭学校”、“社区大讲堂”四个子项目，它们相互关联、相互补充，形成了一张密织的教育网络。三是社区文化建设，通过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促进社区文化建设。依托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组织，形成以居民为主导开展形式多样文体活动的模式，培养居民自主管理的社区意识。四是社区志愿活动，志愿者协会秉承“爱心、奉献、互助”的精神，负责及时各类信息、提供法律咨询与援助，慰问和帮扶老人等公益活动，融洽了社区人际，提升了居民的凝聚力和社区归属感。
（四）构建互动回应机制。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有赖于政府对民众诉求是否主动回应。为促进公民网络参与的积极性，B社区构建了互动回应机制。一是建立社区（街道）网络党建工作指导小组，通过网络党建推进网络参与社区治理。二是成立社区网络舆情分析和研判联席会议，由党政部门、社区居委会、辖区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共同组成，负责应对网络重大、焦点舆情，及时提出对策措施。三是将网上回应和网下落实相结合，相关政府部门将网络信件按接待回复、待签收、办理中、已办结等进行分门别类，并规定了信件办理时限。
从B社区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公民网络参与社区治理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居民诉求能及时反映并得到妥善解决，提升了政府形象；居民邻里关系进一步融洽，增强了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居民的民主参与意识增强，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政府治理模式。
三、进一步推进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思考
需要指出的是，B社区对公民网络参与的探索和实践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困境：缺乏整体宣传和理性引导，居民对社区组织的了解还不深；社区网上的服务内容仍需完善，存在网站内容更新不及时、开设栏目单一等现象；参与主体和参与领域不平衡，参与主体不平衡，偏重于专业技术人员、商业服务人员和学生，中青年人居多，同时参与的领域也失衡，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等非政治活动和医疗、社保、就业等密切关系自身利益的事务。要进一步推进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必须正视这些问题，并积极寻求有效的解决途径。
（一）加大宣传力度，增强主体参与意识。公民网络参与的有序运行，取决于参与主体的理性意识。首先，作为政府主体，要革新观念，摈弃“全能政府”的传统思维，建立与公民、自治组织等主体多元合作的治理结构，整合资源，共享信息，共同行动，实现社区善治；其次，加大宣传力度，注重引导社区居民理性认识网络参与的社会价值，力争将社区参与内化为居民个人的价值追求和生活需要，并将网络民主参政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激发公众参与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再次，加强社区的网络化建设，降低网络通信使用费用，提高其使用率，同时注重丰富和适时更新网站信息内容，满足居民的多层次、多元化需求，使社区网站真正成为各治理主体间的信息桥梁。
（二）加强参与教育，提升主体参与能力。互联网虚拟、匿名的特性容易消解公众参与的心理障碍，往往成为公民释放现实压力、畅所欲言的网络公共场域。这种隐匿性、安全性一方面促使居民乐于通过网络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积极与政府互动，另一方面又容易使社区网站成为非理性情绪酝酿和发酵的聚集地，从而背离了民主参与的理性精神。因而，应加强对社区居民网络参与能力的教育，引导其理性、有序参与社区治理。一是建设网络社区的同时，针对各类群体，分层次、分类别、分专题开展社区网站使用培训班，使居民能够灵活应用网络操作技术，正确识别和分析各种网络信息，提升公民有序参与的基本技能。二是强化网络道德教育，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橱窗、互联网、专题讲座等形式，有目的、有步骤地培养人们的公共精神和公民责任感，规范居民的网络道德行为。三是加强网络道德监督，筛选和过滤网上的不文明、不健康言论，清除虚假信息，建立文明、生态的网络空间。
（三）完善参与机制，保障主体有效参与。稳定的、良好的制度是实现公民有效参与的保障。首先，要加快制定网络参与的相关法规。对网络参与立法，可以为居民有序参与社区治理提供一个“有法可依”的制度环境，规范网络参与秩序。完善网络立法，既要注重“将互联网的特征与民主政治的实质相结合”，又要“注重处理好网络秩序与公民参与之间的关系”，[6]（p36）从而有效保障公民网络参与秩序。其次，要推进社区电子政务建设。电子政务天然具有的技术性和便利性特征，为居民的网络参与提供了一条制度化的途径：一方面，政府通过社区门户网站推行阳光政务，能够有效缓解乃至规避信息传递的“肠梗阻”现象，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它能够促进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政府借助网络平台广泛征集社情民意，而居民则可以直诉衷肠，表达自己真实的利益诉求或意见，有利于政府科学决策，促进社会治理。加强社区电子政务建设，一是要丰富电子政务公共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质量，吸引居民广泛、踊跃地参与；二是要优化政务信息服务，及时透明公布信息，整合区域网络资源，建立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三是要提高网络安全性能，培养优秀的社区网络技术人才，强化居民的网络安全意识。再次，优化社区网络服务平台建设。社区网站是服务居民的重要窗口，也是影响居民网络参与度的重要环境因素。优化网络服务平台建设，一是要进一步整合网络服务资源，注重拓宽服务内容的亲民性、便民性和实用性，同时网络平台设计要界面亲和、操作简洁、便于居民参与，提升居民参与率；二是要以维护居民根本利益为导向，提供人性化的网络服务，根据不同的用户群体需求，提供规范的、有针对性的服务，尤其增强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重点民生领域的服务供给力度；三是要加强对政府等责任主体的监督问责，督促相关部门积极回应网络参与，尤其对一些网络热点问题要及时引导，有效解决，及时公开结果，并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以此促进网络互动的规范化、常规化。
从理论上讲，与传统社区的管理模式相比，网络参与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它是一种自发的、主动的、去中心化的治理形式，与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精神内涵相契合，是社区治理的发展方向。但事实上，由于当前的参与机制不太健全，网络参与还仅仅只是一种制度外的有效补充路径。在这种背景下，作为个案的重庆市B社区网络参与的实践，本身就是颇具自身特色的发展方式，能否持续地、有效地发展下去，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和分析。相应地，作为普遍意义上的网络参与社区治理的长效机制，还有待于政府、社会、学界共同深入探讨和研究。
参考文献：
[1]魏娜.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
[2]盛馨莲.网络环境下公民参与政策过程的问题和对策[J].东南学术，2007，（4）.
[3]魏娜、袁博.城市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网络参与[J].中国行政管理，2009，（3）.
[4]王英杰.网络空间的价值认同：特点、规律及其引导[J].理论导刊，2013，（11）.
[5]安德鲁・查德威克.互联网政治学：国家、公民与新传播技术[m].任孟山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0.
社区治理的重要性篇5
一、深学细悟全面贯彻中央省委城市工作和社会治理新部署新要求
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出发，系统回答了事关城市发展全局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我国社会治理领域最为重要的创新性理论与制度成果，是推进城市发展治理的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要深刻认识准确把握“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的总体要求，深刻认识准确把握“一尊重五统筹”的基本思路，深刻认识准确把握“城市的核心是人”的价值取向，深刻认识准确把握“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新”的科学方法，深刻认识准确把握“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实现路径，深刻认识准确把握“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的鲜明导向，深刻认识准确把握“以建设服务型党组织为抓手，带动社区自治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建设”的重大要求，深刻认识准确把握“加快培养一批懂城市、会管理的干部”的重要任务。
系列重要论述是一个内涵丰富、有机联系、全面系统的科学理论体系，蕴含着城市工作和社会治理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具有极强的思想性、战略性、理论性和指导性。我们必须全面学习、自觉践行、坚定贯彻，在深学细悟笃行上下功夫，推动中央和省委各项重大要求在成都落地生根，确保城市社区发展治理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断提升特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二、把握大势科学研判成都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新阶段新特征
当前，成都开启了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城市的壮阔征程，城市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面临着一系列新挑战。一是城市人口持续增长，公共服务压力增大，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社会潜在风险增加，城市社会治理面临着严峻挑战。二是市民利益日趋多元，更加关注生活质量，更加关注公平保障，更加关注个人权益，更加关注人居环境。三是社会发展活力不足，部分居民创业就业动力不足、能力不够，公共资源共享不充分，社会组织发育水平不高。四是改革力度、深度、广度仍显滞后，机构设置和人员管理还需优化，“放管服”改革不够彻底，公共服务方式仍较落后。
城乡社区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独立于城市发展进程之外，总体来看，社区发展治理与城市化进程基本同步，社区的发展变化与城市发展步伐基本一致，社区发展治理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面临着基层党建亟需加强、资源配置不尽合理、聚焦主责主业不够、共建共治格局尚未形成、法治能力仍显不足、服务水平依然偏低、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等新情况新问题。
差距就是潜力，问题就是方向。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必须顺应城市发展大势、正视现实问题、破解治理难题，重点把握好四项原则：必须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各项工作都要体现党的意志和要求，体现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着力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转化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优势。必须构建符合特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区治理体系，加快构建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共促发展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体系，着力提升治理能力和水平。必须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要求，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根本坐标，依法有序组织市民参与社区治理，努力提供精细城市管理和良好公共服务，让人民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必须保持“生活城市”“休闲之都”的鲜明特质，突出传承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整体性与独特性的统一、大众性与品位性的统一，营造高品质生活环境，促进人与城市和谐共生，为实现城市永续发展提供丰厚滋养、文化沃土和创造源泉。
三、遵循规律努力探索特大城市社区发展治理新路子
古人说，“舟循川则游速，人顺路则不迷”，深刻阐述了遵循规律的极端重要性。站稳国家中心城市的位置，冲刺世界城市的目标，必须树立全球视野，秉持大历史观，观照先发城市社区发展治理实践，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自觉按规律办事，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特大城市治理规律的社区发展治理新路子。
一要处理好科学发展与有效治理的关系。科学发展是为了更好的治理，有效治理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二者相互依存、互促共进，具有内在一致性。科学发展是前提、是根本，也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有效治理是途径、是方法，是实现善治良序的必然选择。我们要在推动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中促进社区治理水平不断提高，努力做到社区发展和治理良性互动、共同提升。
二要处理好党建引领与融合共治的关系。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和前提，融合共治是时代趋势和要求。要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一条红线，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要注重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基础作用，引导多元主体深度融入社区治理和服务，共商区域发展、共同服务群众、共创美好家园。
三要处理好行政推动与共建共享的关系。行政推动是实现治理目标的有力保证，共建共享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二者不可偏废。政府要强化主体责任，当好组织者、执法者、规划引领者、政策制定者、城市建设者；机关企事业单位要强化社会责任，主动开放公共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多样化个性化服务；市民群体要强化主人翁意识，不断提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能力。
四要处理好城市特色与现代城市的关系。特色是一座城市鲜活生动的灵气，是城市竞争力和魅力所在；城市现代化是经济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特色全面彰显的高级阶段，二者相互映衬、相得益彰。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就是要树立以人为本、师法自然、守正出新、登高谋远的规划理念，强化城市整体设计，保护好街区独特肌理，传承天府文化根脉，全面提升社区宜居品质。
五要处理好依法治理与文明浸润的关系。依法治理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石，城市文明有赖于文化的浸润、植根于法治的土壤，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要坚持依法治理、依规办事，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破解难题。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文化人、以德润城，推动天府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文明之泉浸润每个角落，让人文精神滋养每个家庭。
四、增强定力努力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
纵观现代城市发展史，宜居历来是城市建设管理者的不二选择和不懈追求。宜居城市、生活城市不仅仅是美誉，更是城市核心价值之所在，决定着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建设和谐宜居生活城市战略定力，坚定不移转理念、转职能、转方式、转机制、转形态，推动城市发展从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从生产导向转向生活导向，努力实现城市综合实力争先进位与人民生活品质改进提升相得益彰。
要坚定不移转理念，推动发展取向由以GDp为中心向以人民为中心转变，更加注重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贯穿城市建设管理全过程，努力创建方便而经济的人际、商品、服务和思想交流的特色街区和生活社区，让城市更有温度，让市民生活更有质感。坚定不移转职能，要强化区（市）县组织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责任，突出街道（乡镇）统筹社区发展、组织公共服务等主体责任，剥离街道招商引资职能，促进社区更好履行发展居民自治、教育引导群众、协助公共服务、统筹社会服务职能。坚定不移转方式，社区布局要以价值尺度和人性尺度为指引，优先步行可及性、个人舒适度、社区安全性和可识别性；城市更新要坚持政府主导模式，选择可以吸引人才和创造新业态的基础投资，从改造经济基础入手，稳步推进老旧院落和城镇改造；公共服务要坚持优质均衡，注重补短板、优存量、加增量，稳步推进城乡公共资源优化配置。坚定不移转机制，要紧扣目标导向，构建资源整合机制，拓展公共服务功能；紧扣需求导向，构建供需对接机制，推动便民服务与社区商业一体化发展；紧扣市场导向，构建社会化服务机制，推动社会组织、社会企业在服务中发展壮大；紧扣责任导向，构建共建共享机制，实现服务效能最大化。坚定不移转形态，要以建设小街区规制为目标，从城市空间尺度上针对社区建筑功能、密度、高度、体量、色彩建立设计导则，打造一批产业特而强、形态精而美、机制活而新的特色乡镇街区；突出景观化，建设城市绿道和慢行系统，发展农村微田园、城市微景观，高标准扮靓蓝绿交织、望山亲水的幸福家园；突出生活化，提升服务层次、引导邻里守望、增进文化认同、化解矛盾纠纷。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围绕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的目标，大力实施“五大行动”，不断夯实和谐宜居生活城市底色，努力让“生活城市”享誉世界、别样精彩。
一是实施老旧城区改造行动。坚持政府主导、项目化运作，以规划为导向，以片区为单元，在老旧城区规划建设一批更适宜居住、更具经济弹性和可持续性的新型社区。坚持市场化导向、商业化逻辑，打破“就地平衡”改造模式，推行货币安置、异地安置等方式引导人口合理疏解。坚持少拆多改、拆改结合，因地制宜积极稳妥推进改造拆迁，坚决防止大拆大建，通过先自治后整治、一院一策，依托群众力量有序推进改造。
二是实施背街小巷整治行动。重拳铁腕整治背街小巷“乱象”，针对油烟乱排、污水乱倒、垃圾乱丢、物料乱堆、车辆乱停、招牌乱设、摊位乱摆、线缆乱牵等“八乱”问题，要坚持疏堵结合全面整治全面提升，推行“街长制”持续用力消除街巷乱象。畅通街区街巷“微循环”，以网格化、小尺度道路划分城市空间，增加市政街巷通道，通过城市慢行系统有机串联社区、公园、绿地、交通场站和公共服务设施，畅通织密城市“毛细血管”。坚守留白增绿的静气，坚决拆除侵占开敞空间的违法建设，拆除公共区域有碍空间开放的围墙，增加城市绿地、景观小品和休憩设施，形成开放共享、环境舒适、体验丰富的街区内部公共空间。
三是实施特色街区创建行动。打造一批特色精品街区，遵循一街一品一特色原则，突出城市特色塑造，传承历史文化基因，融合现代时尚元素，协调自然人文景观，力争两年内打造200条充满创新活力、产业特色鲜明、配套系统完善的精品开放街区。创建一批特色小镇，打破原有行政区划、城镇体系，选择重点产业功能区、轨道交通枢纽、重要交通功能节点、特色建制镇，改造提升100个左右规模适度、特色鲜明的具有小城市形态的特色镇。塑造一批川西林盘聚落，以展示天府之国形态为目标，通过土地综合整理、河流水网重构、交通地理改善、生态功能提升，规划布局一批川西林盘聚落，再现沃野环抱、密林簇拥、小桥流水的川西田园风光，打造独具天府文化和都江堰灌区品牌的旅游景观。
四是实施社区服务提升行动。健全社区服务配套设施，将社区综合服务设施纳入城乡规划，在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设“一站式”、全天候服务的社区综合体。优化社区综合服务功能，拓展党群服务中心的公共服务、便民服务、志愿服务功能，依托商场、超市、便利店叠加政务服务功能，大力发展社区电商、小区金融、物业增值服务，方便群众就近办事。促进社区生活业提档升级，培育社区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支持社区发展生活类服务企业，确保社区有独立的经济来源。鼓励社会组织提供专业精准服务，将社会组织纳入党和政府的社区工作体系，完善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机制，改进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支持党组织健全、公益性质明确、管理规范有效的社会组织优先获取公共服务项目。
五是实施平安社区创建行动。加强社区法治建设，加快构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地方性法规体系，深入开展“法律七进”活动，提升居民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把社区发展治理事务纳入法治化规范化轨道。推进共商共建共治，健全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机构及社会组织多方协商机制，积极动员驻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鼓励引导驻区单位向居民开放公共服务设施，实现组织共建、活动共联、资源共享。完善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深入推进“大联动·微治理”，规范社区综治中心建设，实行社区民警实岗制，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和日常管理水平，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不出街道（乡镇）。培育“向上向善向美”的社区精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把天府文化融入社区建设全过程，鼓励友善公益的志愿服务，形成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守望相助、乐观包容的良好社区氛围。
五、完善体系全面提升领导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能力
社区发展治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学问。必须加快构建新型基层治理体系，推动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转变，着力提升城乡社区发展治理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和组织化水平。
一是构建科学的组织动员体系。要在人口流动和组织形态变化中不断扩大党组织覆盖面，主动适应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行政区划、人口分布、管理层级、治理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在商务楼宇、产业园区、商圈市场、互联网业等新兴领域建立党组织，对流动党员、零散分布党员实行社区党组织兜底管理。在社会主体的利益分化中提升党组织的整合功能，注重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将社会分散、多元的要素纳入基层治理框架，把不同价值取向的多元主体凝聚起来，增强党组织动员群众、协调利益、化解矛盾的能力。在突出价值引领中增强党组织动员能力，深入学习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先进典型宣传教育，凝聚信念共识、制度共识、政策共识。
二是构建法治的管理运行体系。建立统一规范的管理体制，探索建立与发展阶段、战略定位和实际需要相适应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模式，形成以社区党建和社区发展、治理、服务、创业、文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组织架构。建立协调运转的工作机制，明确各领域治理主体之间的职责边界和事权划分，构建权力分配合理、职责清晰明确、高效协调运转的机制，解决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中缺位越位错位问题。建立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建设多元主体合作、多种方式并举、多类资源联动的共治体系，运用多种手段和力量推进社区治理，形成开放包容的治理格局。建立完备有力的法治保障，用法治规范用权行为、规范组织活动、规范社会秩序，完善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推动形成多层次多样化的社会治理规则体系。
三是构建精准的引领服务体系。推进健全服务体系与满足群众多元需求精准对接，在社区普遍建立党群服务中心，设置网上办事服务平台，完善延时服务和全程代办制度，努力提高公共管理服务的便利性。推进联系服务群众与凝聚党心民心精准对接，在各行业广泛开展党员示范行动，在机关开展“走基层”“双报到”活动，在农村完善部门包村、干部驻村、结对帮扶制度，在社区开展“双联”、志愿服务等活动，让基层干部带好头，让基层党组织服好务。推进社会组织发展与传导党的执政理念精准对接，把社会组织纳入社区治理体系之中，引导社会组织在服务中传导党的执政理念，让社会组织成为党在基层服务群众的重要资源。
四是构建专业的人才支撑体系。选优配强社区“带头人”，突出“一好双强”标准，多渠道选配社区党组织书记，选拔优秀社区党组织书记进入街道（乡镇）领导班子。建强社区专业人才队伍，统筹选聘社区工作者，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到社区挂职锻炼，鼓励“一村一大”扎根社区工作，不断拓展事业发展空间，增强职业责任感、荣誉感。完善社区工作者职业化制度，加快制定社区人才发展专项规划和管理办法，制定良性合理的收入增长机制，鼓励参加职业资格认证和学历教育培训，健全完善激励评价机制，礼敬善待关心关爱社区工作者。
五是构建严格的权责约束体系。推行权责清单管理制度，赋予街道、社区党组织相应的职责职权，明确干部考核、工作考核、规划编制、综合协调、检查督办权责。健全权力监督机制，完善市、区（市）县、街道（乡镇）、社区四级联动的明责、履责、问责体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约束“微权力”、治理“微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完善考核评价机制，针对不同领域党组织实际，设置差异化考核指标，完善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联述联评联考机制，健全考核问责办法，建立更加严格规范的治理责任考评和追责机制。
社区治理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合作治理；城市社区；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3）08—0039—02
一、合作治理理论
20世纪9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治理理论及时化解了“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带给全球的治理危机，它强调多权力中心，认为政府并不是公共权力的唯一主体，是一种“有限政府”，只有与公民等多元主体良好的合作，才能实现一种双赢，治理的目标是最终实现“善治”。合作治理理论建构的多元网状治理系统，政府不再是主导或核心，而是与其他治理主体相互平等，他们通过建立的平等对话机制制定公共政策、进行公共决策，从而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合作治理是一种不同于参与治理的创造性的治理模式，它是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发展趋势而提出的：人类社会正在走向一个重视社会自治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社会中的每一个自治系统都与其他系统共生于一个共有的大环境中。在这种“共生中，每个系统都要对自己的个体自主性作些牺牲，通过互相交换和互相参与，获得新的自主性层次，在环境中建立起更高的协调系统。”〔1〕在这里，共生依赖于个体的自主性，没有自主性就没有共生的问题。在自主性作出牺牲的时候，仅仅意味着融合，即融合为一个统一体，同时，又在融合为统一体的过程中获得更大的自主性。所以，合作治理模式中的自治组织，可以通过牺牲自主性而实现合作，却不会在牺牲自主性的时候丧失自主性，反而会在合作中获得更大的自主性。〔2〕回顾历史，我们很清楚的认识到，我们人类的文明是通过人与人、人与其他组织的不断合作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文明演进过程中的每一个更高层次，其结果都必然导致在更大范围的合作。在市民社会，那些规模庞大的都市能够完好的运行，单靠政府一己之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有市民社会的那些非官方自愿性团体和个人机构的积极参与和首创精神，需要各个区域单位及其行动，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在更大空间、范围上进行的合作。〔3〕而城市社区在其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场域时，它更需要以多元主体的合作来推进其文明的不断向前发展。〔4〕人们需要与他人合作行动，出于合作的需要去了解他人和被他人了解。然而，当合作双方都意识到对方的需要时，它们之间将会建立起高度的信任关系，这一信任将使双方的关系得以继续。〔5〕
充分发挥城市社区多元主体的作用，加强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成员的合作。政府应大力支持非政府组织在社区内获得开展活动的持续资源。非政府组织在加强自身能力和自身建设的同时，要积极同政府进行沟通、交流。合作治理是社会各种力量不断成长的一种结果，通过社会的充分自治从而走向一种合作的治理将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历史趋势和发展潮流。
二、合作治理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
（一）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定位
城市社区要构建以“党组织、政府、社区居委会、非政府组织”为主体的四架马车的合作治理。在公民社会还未完全形成时，政府作为主要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其重要性不可忽视，要保证政府对重组后社区资源的合理配置。治理主体的定位应该遵循：社区居委会在重组后的社区中的地位无疑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并拥有了以前所不完全具备的权力、财力和人力资源优势，为实现自治提供了条件和平台。非政府组织在这种机遇中必然会得到快速的成长，并形成一种不可小视的势力。所以，当这些治理主体都拥有了相当的资本，特别是拥有可以进行平等对话的资本时，合作就成为可能。
（二）城市社区治理事务分类
成都市部分城市社区推行“居站分离”模式使政务和居委分开，以此来破解社区自治难题，通过在社区设置的工作站来承担政府在社区的下沉事务，使社区居委会从繁杂的工作事务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带领社区居民进行社区自治。但是单从此一层面进行的调整和创新并不是最优，必须要在社区公共事务的分类，真正做到事务分类，责任具体。结合目前社区治理机构设置及社区实际，综合社区研究专家学者的意见，现将社区公共事务分为三个大类：即社区行政事务、社区自治事务、社区其他事务。分类后的社区公共事务实行治理主体负责制，社区行政事务的责任主体是政府组织，在目前社区主要可以通过政府在社区派出的组织——社区工作站（社区公共服务站）承担；社区自治事务的责任主体是社区自治组织，在目前社区主要由社区居民委员会等负责；社区其他事务则由社区其他非政府组织负责。进行重新划分后的社区事务和责任主体都将更加明晰，能大大提高社区治理的效能，同时也充分调动社区居委会的积极性，使其进行社区自治的空间更大。
（三）城市社区治理流程再造
流程再造（BushinessprocessReengiiling）最初是在90年代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迈可·哈默（michaelHammer）博士和CSC管理顾问公司董事长詹姆斯·钱皮（JamesChmpy）提出来的。在对传统分工理论进行反思后，通过流程再造提高工作效率，以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后被西方国家引入到政府管理中，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中“政府再造战略”的核心内容。西方国家将“政府流程再造”引入政府部门，实施过程控制与结果导向并重的绩效管理，取得了显著成效。在城市社区合作治理中同样要进行流程再造，从居民需求出发，然后多方参与主体根据居民需求，设计新的满足需求方式，动员居民志愿者参与服务的提供，最后实现需求的满足。这是一个上下结合、多元互动的循环回路。合作治理模式的特点是以社区为基础的草根性，需求问题为导向的针对性，项目为载体的实体化。合作治理模式的核心是参与主体的多元化，有政府、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等。实现的基本条件有两点：一是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二是社区组织的培育和社区服务的发展。
（四）城市社区治理机制构建
“利益的一致引出人类合作之必要性和可能性，而在合作中利益的冲突则更加强了正义原则的必要性。”〔6〕因此，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时，首先必须确定的是进行制度设计的这些行为主体是正义的、合作的、公益的，同时保证设计这个制度也是符合正义原则的。制度是制约和规范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和总和。“制度的关键功能是增进秩序：它是一套关于行为和事件的模式，具有系统性、非随机性。”〔7〕根据新的社区治理权限及其目标，社区合作治理系统应逐步建立和健全各项规范化的治理机制：
1.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机制
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有权威的分配。”我国学者、北京大学的陈庆云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把公共政策定义为：“所谓公共政策就是指政府根据特定时期确定的目标，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一种行为准则。”〔8〕而公共决策机制是指担负着公共决策任务的机构和人员所组成的组织体系以及制定政策的基本程序和制度。它依据管理层次和管理幅度的不同，可分为纵向结构和横向结构。在重新整合的大社区组建以各治理主体为代表的社区合作治理理事会，设常任理事和非常任理事，形同联合国的安全理事会形式，在公共决策中通过投票的形式进行决策。
2.公民参与对话和信任机制
在进行社区合作治理的过程中，要鼓励和提倡公民参与治理公共事务，因为“参与和包容的方法是建立公民意识、责任意识和信任的最好办法，而且，他们可以促进公共利益中服务的价值。”〔9〕同时要加强对社区所有的公共事务实行信息公开制度，重点在社区建立“社区论坛”、“社区听证”和“社区对话”机制，使合作治理的各主体和社区公民平等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彼此间建立信任、互惠、规范和网络，培育公民精神、提高公民道德，建立社会资本。因为信任是合作的基础，信任会使人们更愿意去合作，而在彼此之间的合作交往中所达成的互惠，又反过来增强彼此的信任，这种良性化的循环就使得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合作关系变得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牢固。〔10〕
3.合作治理的效能评估机制
根据合作治理公共事务的分类，建立效能评估标准和考核办法，对治理责任主体定期进行评估和考核，将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对在公共决策执行中受损的团体或个人进行必要的补偿，弥补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损失，从而不断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和人性化，更加体现公平正义。
三、结语
合作治理理论倡导的平等、合作的理念对于优化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是，我们同样要认识到合作治理依然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困境和无法超越的现实，那就是它倡导的平等、合作理念如何才能实现。社区治理流程的再造，则需要以制度创新为纽带。根据治理事务的不同，可以通过多样性的制度安排，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同时，促使政府学会应用监管、直接服务、付费等多种机制，保证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质量。不断完善城市社区的治理体制和机制，不断加强法治建设和监督，确保政府不滥用权力，更加明晰职能，在社区建立彼此信任的公民文化，不断培育公民精神，不断增大社会资本的存量，如信任、互惠规范和网络。这种良性的循环会产生社会均衡，形成高水准的合作、信任、互惠、公民参与和集体福利。这些规范和网络能够将社会成员联结为互惠合作的“公民共同体”，克服民主政治生活中公民“集体行动的困境”，从而增进民主政治的制度绩效，城市社区才能由合作治理不断走向公共治理，最终走向公民治理。
〔参考文献〕
〔1〕〔美〕埃里克·詹奇.自组织的宇宙观〔m〕.曾国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31.
〔2〕张康之.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32.
〔3〕徐勇.治理转型与竞争——合作主义〔J〕.开放时代，2001，（07）.
〔4〕翟桂萍.社区共治：合作主义视野下的社区治理——以上海浦东新区潍坊社区为例〔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8，（02）.
〔5〕〔美〕罗德里克·m·克雷默（KramerR.m），汤姆·R·泰勒（tylert.R）.组织中的信任〔m〕.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76.
〔6〕何怀宏.公平的正义：解读罗尔斯《正义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180.
〔7〕〔德〕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韩超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33.
〔8〕陈庆云.公共政策的理论界定〔J〕.中国行政管理，1995，（11）.
社区治理的重要性篇7
关键词：人性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大学生社区
中图分类号：C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2）04010004
《现代汉语词典》对“进”的解释有六个义项，前三个义项与本文研究的思想政治工作进社区有直接关系：“①向前移动（跟“退”相对）；②从外面到里面（跟“出”相对）；③收入（进货、进款）等，与减少和失去相对。”根据这些解释，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进社区至少应产生三方面的现实效果：第一，它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工作上实际意义上的提升或者推动；第二，它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空间的扩展或延伸，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由原来的学校教学区向大学生社区扩展；第三，思想政治工作进社区所带来的教育时空的拓展，也应取得相应的成效――在原有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教育的覆盖面扩大、实效性增强。
纵观目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进社区的研究成果，人们多从外在“四进”、“五进”乃至“七进”着手，即在硬件设施方面侧重于办公场地的修缮、设备的添置；在人事配备方面停留在教育管理人员的配置补充；在制度建设方面满足于岗位责任制度和社区管理制度的建立完善；在机构设置方面注重组织构建的完善。我们现在谈思想政治工作进社区，是否能真正“进入”到大学生心中去，并产生预期的教育效果呢？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社区实效性的多视角分析
1.社区心理视角
高校的学生社区与普通的居民社区不一样［1］，但它同样具备成员、地域、成员互动和社区认同四大要素。其成员主体由大学生构成，还包括与大学生相关的教育管理和生活服务人员；在地域位置方面，大学生社区紧邻大学学区，是大学地域不可分割的部分；在成员互动方面，大学生社区中的人，即学生、教、管、服务人员生活在同一空间，衣、食、住、行、育、乐等方面必然要形成某种互动。因此，相关的交往互动关系和规范这种互动关系的相关规定或制度由此形成；在社区的社会认同方面，一个大学社区成员往往以本社区的名义与其他社区的成员沟通，而成熟的大学生社区的成员对自己生活的社区会产生“社区情结”和明确的“归属感”，这种“情结”是与成员间交往互动紧密联系的，是与这所大学所追求的精神文化紧密相关的。大学精神越是被社区大学生接受，社区成员的交往越是亲密融洽，社区中的大学生的归属感和社区情结就越强烈。
所以，从社区社会学的视角来看，所谓思想政治工作进社区，就必须要把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作为社区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部分融入社区的情感培育、环境营建和制度管理等方面，在潜移默化中赢得社区成员的认同。
2.教育规律视角
根据教育活动规律，教育的功效不是由施教者单方面的意愿和活动决定的，而是由施教者和受教者、中介及教育环境多方面因素综合互动实现的。教育的作用也不是单一的，它可以起促进作用，也可以起中性作用，甚至还可以起到负面作用。那么，思想政治教育进社区，就不仅仅是只有组织、人员、设备、规章制度等外在的、显性的、物质的“四进”、“五进”、“七进”大学生社区，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在于――作为受教育者主体――大学生的健康成长必须得到尊重。这种尊重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在大学生社区的具体体现，更是大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以生为本的体现。表现在对大学生人性需求的尊重上，应注重当代特殊环境下对大学生意识形态接受机理规律的充分把握与遵循。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也是当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需要的创新精神要求。
二、人性化理论对大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人对人所做的工作。增强高校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除了硬件设施、制度管理、机构设置等必须的、“固态”、“外在”的进之外，还要注重“动态”、“内在”的进，即从人性基础出发，让大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真正体现出实效性。
1.人的自然属性是大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
马克思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是和他们的利益有关，思想如果离开利益的话，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2］思想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无法回避个人利益的。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利益”，就是指人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基本生活需要，也就是人的自然需要。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的自然需要在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基础作用。因此，大学生社区思想政治工作要想真正收到实效，就必须尊重大学生的生理、心理特点，在后勤保障部门的配合下，尽可能完善相关的硬件、软件配套设施。
2.人的社会性是大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
人的社会属性是人性生成、进步和发展完善的依据和条件，并由此规定人性的整体风貌和特质。人性的本质规定在于它的社会性，生物人只有经过“社会关系”及其历史运动的洗礼才能提升为真正意义上的人。而学生社区不仅是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更是大学生成长、成才、成功的园地和获取信息、交流思想、探讨问题、沟通感情的重要领域，同时也是培养大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的实践课堂。它对大学生的人格塑造、道德养成、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树立和形成，甚至生活道路的选择都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充分发挥大学生社区化的管理优势，尊重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发展规律，以人的社会性为核心内容，培养他们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社区的社会价值所在。
3.人的精神属性是大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和归宿
马斯洛把人的基本需要划分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层次。这五个基本需要“是以一种层次的和发展的方式，以一种强度和先后的次序，彼此联系起来的”。从“爱的需要”开始，就折射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在精神上、心灵上所需要的慰藉和寄托。因为人类有思想、有精神，能理性认识其存在、存在环境以及存在方式，所以，人类最不能缺少的是精神家园。但是，当今社会转型时期的激烈文化冲突，使得整个社会的价值、规范、准则处于一种调适状态，多元文化思潮的涌入对大学生影响最突出的就是社会失范和价值的多元化。因此，大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显得任重而道远，必须为他们的发展提供精神关怀和人文关怀，引导其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而不至于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找不到前行的方向。
三、基于人性化理论对提高大学生社区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思考
“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效果好的，一般是符合人性的；人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一般也会取得良好的效果。从一定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化，便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客观规律的自觉遵循。”［3］在时间和空间上，大学生社区占了大学生生活的三分之二，大学生社区的人员构成主要为80后、90后的青年知识分子女，且多为独生子女，他们除了具备人所具有的上述属性之外，在自然属性方面，新陈代谢更为旺盛，情感世界更为敏感丰富；在社会属性方面，他们的个性尤为突出。在信息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在精神属性上，有着更为广阔和开放的视野。因此，大学生社区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理应从物质环境入手，从情感培养切入，以精神文化营建为目标追求，将大学生社区建成他们精神归依的家园。
1.教育管理人员的思想情感投入
教育管理人员思想情感进社区是大学生的生活需求、情感需求与精神文化需求的人性基础需求的需要。教育管理人员思想情感进社区不仅仅是指进入社区这个空间，更重要的是管教人员的思想情感要放在生活在社区里的人――大学生的身上。所谓思想情感放在人的身上，并非指教育管理人员对大学生的偏执溺爱，而是指站在大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角度，对他们给予符合教育规律的教育与帮助。无论是思想影响情感、情感决定行动，还是情感影响思想、思想决定行动，人的思想和感情都会对他的工作方法、处事态度甚至面部表情产生重要影响。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的基础是与受教对象在情感上的融洽。如果教育管理人员的心思与感情不在大学生身上，对大学生没有感情，仅仅将他所从事的工作作为一种职业和求生的“饭碗”，那么，他将很难从思想情感上拉近与大学生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他进了社区，哪怕他天天与学生打交道，也不可能在其所在的教育管理范围内与学生建立起一种亲密融洽的关系，当然也就不可能营造对学生具有感召力的社区氛围。社区是大学生生活的家园，它同样也应该是大学生的精神家园。只有当大学生把他所居住的社区当成了生活、情感与精神的皈依地，社区所倡导的思想文化与价值取向，才会被他们所认同、接受、内化和外化。如果社区的教管人员心中没有学生，过分严肃刻板，拒人于千里之外，与学生格格不入，即使社区有再好的硬件设施，再“科学”的管理条例，也不可能产生与之相匹配的教育效果。因为，这些东西脱离了思想政治教育人性基础的核心内容――大学生被关爱与被关注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管理人员的思想情感进社区，远远比先进的硬件设施进社区更重要。
2.尊重学生自治组织的独立性
教育家陶行知指出：智育重自学，体育重自强，德育重自治。管理是为了不管理，尊重学生自治组织的独立性，满足青年学生的自治热情，是社区育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目前，大学生自治组织包括学生代表大会、学生会、学生社团等自治组织。的活动范围从最初相对封闭的社团内部或校内，逐渐走出校园、深入社会，呈现出深刻的社会性；自治权限也由最初的指导教师全权管理逐渐走向独立，学生开展活动的方式、内容都有较大的自主性；另一方面，由于社团活动经费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团的发展，许多大学生社团想办法走出校园，积极与一些企业联系，利用自身的智力和文化优势，为企业发展做贡献，同时得到企业的资金支持，以求得社团向更高层次和水平健康发展。这些社会化的社团活动为同学们提供了一个接触社会、了解社会、适应社会的舞台，促使大学生从被动者、无责任者向主动者、有责任者的社会角色转变。另外，学生社团还可以团结不同意见和背景的学生，有利于学校的管理与和谐，学校应该对学生社团大力扶持，并鼓励言论自由，实现学生自治，从而更有利于社区的管理。
3.淡化专业界限，推行“混住制”
借鉴国外高校，如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等的“住宿学院制”模式，打破学院、年级、班级、专业集中住宿的管理模式。大学新生入校后，将不再是同一学院、同一专业院校学生住在同一宿舍，而是跨学院、跨学科，随机分配到某一社区。社区学生的活动不再由各个学院的辅导员分割管理。负责社区教育管理的辅导员会进入“社区”，党团组织也会进入［4］，大学生将在社区里管理自己的生活。这种淡化专业界限的“混住”方式，不但使学生摆脱过往“集体宿舍”那种整齐划一、缺乏自主性的管理方式，而且通过不同专业学生意识碰撞、互通有无，还可以使大学生的组织管理、时间管理、人际管理等社会化潜能得到开发和挖掘，让大学生找到置身于社会的感觉，更可以让他们找到并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寻找一种社会认同感。
4.畅通学生意愿表达、情绪释放机制
充分表达学生意见的机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学生意见表达机制、有效解决矛盾机制和平衡利益机制。从政治哲学角度来看，凡有人的地方皆有矛盾。如何解决矛盾？无疑，遮掩矛盾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而公开矛盾、有序解决矛盾才能实现社区的动态平衡，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有利于构建和谐社区。大学生作为特定年龄段和具备一定知识量的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都有着自然生理需求、社会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这些需求无处不在。但大学生社区的规章制度、工作方法、活动方式、运作模式等，都有可能与学生的生理、心理、社会与精神需求不一致，这原本是高等教育由精英型向大众型转型过程中高校社区化管理不可避免的。所以，要解决大学生各种需求与大学生社区教育管理之间的矛盾，就必须建立起大学生社区的学生意见表达机制，使学生的各类需求通过科学规范的程序及时反映到相关部门，并通过这些部门进行职能范围内的有效解决或妥善处置，将矛盾解决在爆发之前，将问题消除在萌芽之初。相反，如果所有相关部门与人员的“进社区”都是各自为政，没有将学生的生活需求、社会交往需求、思想文化需求作为一个基于人性基础综合考虑与妥善处置的话，那么，大学生社区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必然会降低。同时，如果没有一个以生为本的指导思想，没有以维护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为根本目的，仅仅是形式上的“网络进社区”、“心理咨询进社区”、“党建组织进社区”等，就有可能在工作过程中将大学生反映出来的精神价值偏差取向等问题，简单的视为一种“情绪状态”、“思想动态”，并简单粗暴地开展维护“安全稳定”工作。这无疑会加剧矛盾双方的分歧，引起大学生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反感和排斥。
参考文献：
［1］李伟梁.社区资源整合略论［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12312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03.
［3］张耀灿.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性基础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1.
［4］惠恭健.社区党建网络信息技术应用状况的分析及思考――基于对无锡市10个社区的调查［J］.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2（2）：2429.
Brief analysis on the pragmaticality of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y Community Based on Humanity
HUanG Dan，Xie Huaijian
（Chongqing Jiaotong University，Chongqing400074， China）
社区治理的重要性篇8
“助人自助”理念城市管理社区工作
一、前言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城市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位制趋于解体，城市管理亟待改革，社区的管理模式不得不做出相应的调整，社区治理应运而生。社区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社区研究、社区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是指以社区地域为基础，政府、社区组织、社区单位、社区居民和非营利组织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
二、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三种模式
1.政府主导的强政府、强社会的治理模式
这种治理模式包括了两种理论，一是“行政社区建设理论”，其核心观点是单位制解体导致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疏离，在一定程度上危及了国家权力的基础。因此，社区建设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其基本路径是以居住规模为核心标准把城市区域划分为若干社区（即居住区），力图通过重建基层党组织及其能力，行政权力向下转移以及向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来重建对基层社会的掌控。因此，在行政社区建设理论中，社区是一个以居住区为分界基础的行政控制单元，社区关系的主导性质是行政性的。此理论认为，城市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强调坚持党和政府的领导、指导、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核心地位及主导作用是城市社区建设的主要原则。
政府主导的强政府、强社会治理模式的第二个理论依据是“政府主导论”，认为虽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治理主体呈多元化趋势，但是政府是治理的主要主体。在社区管理的实际运行中，政府通过对社区居委会财务的控制，使其具有行政组织特色。
2.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自治型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强调社区的优先性和自主发展性，认为社区自身的发展才是城市社区建设的要义所在。强调社区的相对独立性，认为城市社区建设的要义是培育社区自身的发展，在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力主“去行政化”“还社区于社会”。认为社区内社会关系的主导性质不是行政性的，而是情感共同体或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互助关系。
这一结构中典型的两种理论观点是基层民主论和nGo参与建设论。基层民主论强调人民群众是社区治理的主体，政府发挥指导性作用，按照“小政府大社会”“小社区大服务”的思路进行改革。王琳、宋晓辉认为社区民主决策的主体是全体社区居民，以社区居民会议或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的形式进行决议。持此种观点的学者大多强调党建的重要性，认为党是推动社区建设的主导力量，党基层组织建设的重心从单位转向社区，是党实现有效社会参与的组织前提。郑杭生教授也指出当今社区建设是在一个陌生人世界中进行的，在陌生人世界中构建和谐社区需要以党建带动社建，社区凝聚的核心力量主要是社区共产党员组成的基层党组织（党支部或党总支或基层党委）。
nGo参与建设论的学者主要认为非政府组织作为一项重大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通常具有五个特性，即组织性、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这些决定了他们和政府、企业不同的角色、地位。非政府组织主要致力于城市社区服务和管理，其基本宗旨是满足城市社区公民的需要。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就在于其扮演着把家庭和城市社区与广阔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中介和催化剂角色。
这些观点具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即源于西方传统政治学的以强调行为主体自为核心的自治理论，即公民个体表达权利的自和共同体管理自身事务的自。这一观点对不太重视公民及其组织的自的中国具有积极的意义，也符合未来中国的发展走向。
3.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模式
这种模式主张政府通过向社会赋权、分权，把原先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交由社区内社会组织来承担，在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强化社区组织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职能。这一治理模式看到了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以及主体之间面对面的协商合作关系，其理论来源是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动的公民社会理论和个权力主体参与共同事务管理的治理理论，理论视角是多元主义和社团主义的混合。
三、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两者间的关系
社区治理是一种实践活动，其主体是社区（包括组织、家庭和个人），并具有既定的资源和目标。正如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归根到底，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相应地，据此得出社区治理的一般性定义，它是一种培育社区秩序、优化社区组织运行、整合社区系统的集体行动，是引导居民、家庭或组织遵守社区规范、协调社区利益关系的过程。总而言之，社区管理就是对社区（居民、家庭、组织和制度）的管理。
社会工作是遵循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平等公正的专业价值观，在社会服务及社会管理等领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技能和方法，帮助有需要的个人、家庭、群体和社区，整合社会资源，协调社会关系，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专业和职业。归结起来，社会工作是以现实社会中实际发生困难的人以及由个人所组成的组织和社区等生产和生活单位为工作对象，采取科学的专业手法，帮助他们走出困境，实现助人自助。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社会工作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是现代社会的一项重要制度设置，理应与社区治理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是因为社会工作本身具有的助人自助的根本价值属性，决定了它会对社区管理工作产生重要作用。
可见，社会工作与社区治理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两个概念。一方面，从体制机制的角度来说，社区治理是社会工作实务领域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是因为社会工作兼具个案、团体和社区三大专业方法，所以社区工作治理属于社会工作的应用领域之一。另一方面，社会工作对社区管理还有更为积极的作用，它是加强和创新基层社区管理的重要推手，这是本研究的立论基础。
具体来说，以“助人自助、服务社会”为理念的社会工作，兼具“寓服务于管理，寓管理于服务”的特征，它在维护社区和谐稳定、化解社区矛盾、解决社区问题，维系社区中个人、家庭、组织、制度和规范的互动，整合、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等方面有着积极作用，它与社区管理在实施内容和主要目标上的契合程度甚高，也成为社区管理改革与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志愿服务的逐渐推广将有助于更好地维护社区和谐稳定，培养社区居民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意识，从而对培育整个社会的互助精神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四、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理念下的社区治理实践
1.以楼门自治为代表的居民自我管理
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本居住地区居民依法选举产生。基层社区在管理与服务的过程中，应坚持“以居民自治促管理”的原则，积极推动并已实现居住楼宇的自治与管理。而社区公共事务集体决策的居民代表会议制也是实现居民自我管理与服务的尝试。社区治理离不开社区居民有效参与管理与服务工作，也离不开公众的自我组织化。社会工作在促进社会公众参与治理活动、提升他们自我组织与服务的能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在社会工作理念指导下的社区居民自治协商正是在一种积极参与社区管理与建设过程实现居民的自我组织化的体现和尝试。可以说，社会工作恰在促进社会公众参与治理活动，提升他们自我组织与服务的能力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建立社工与义工的联动的社区志愿者队伍
社区应倡导并积极组建居民志愿服务队伍，例如一些社区实行的“和谐促进员”志愿队伍，正是助人自助理念下的居民自我服务与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现。社会工作者是指受过专业教育的人才，具备系统的助人服务理念、方法与技巧等知识体系，因此其优势主要在于专业性。然而，与现实需求相比较而言，专业社工的力量还相对比较有限，无法全面、深入地面对所有服务对象。因此，志愿者在其中主要发挥人力资源优势，大批志愿者提供的集体性、目标明确的行动是对专业社工的有效补充。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理念下的社区工作，通过社工倡导与组织志愿服务活动，可使志愿者在自助或助人的实践中与有需要的人士产生互动，进而影响更多的人认可与接纳志愿精神，并积极参与志愿服务，提升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社会支持存量，从而实现增进个人福祉与增进社会团结的积极功能。
3.动员社区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利用
社区内各种资源富集，但传统的单位参与和邻里互助的参与模式总是难以突破原有的架构，使社区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从而造成了社区内资源浪费与资源贫乏并存的尴尬局面。助人自助理念下的社区治理，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社区资源分散、各自为战的困境，强调充分挖掘和合理利用社区现有的资源，整合社区居委会、驻社区企事业单位、商业服务业等组织的力量，本着自愿互惠的原则实现社区资源共享，优化了社区资源配置。从理论上讲，动员驻社区单位参与社区建设，实现资源共享是推动社区建设和社区发展的有力保证。要促进社区参与的提高，就必须转变“单位参与意识”，培育“社区自治参与意识”。各单位在为社区发展添砖加土的同时，营造一个适宜自身发展的优良社区环境，从而也能为单位组织的长足发展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
五、“助人自助”是实现社区善治的指导理念
社会工作本身就是一种饱含价值色彩的社会设置，其助人实践过程就是社会工作者践行其专业价值观的过程。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推手，社区工作者始终坚持社会工作以人为本、助人自助、平等公正的专业价值观，在践行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上传递一系列有益于个人、社会的规范性价值。这种价值观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培养居民互帮互助精神，二是增强居民的社会责任感，三是增强居民参与社会生活的意识与水准。
强烈的互助与团结精神，明确的社会责任感，积极而有序地参与是现代新型公民的全新形象，后者是现代社会秩序中不可或缺的要件。在当前我国社会秩序转型的特定背景下，运用现代社会工作事业培育社会互助团结精神、新型权责观念以及社会参与意识的工作，进而塑造新型公民是创新社会管理进而逐渐实现善治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冷熙亮.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的国际比较与启示[J].社会，2001，（3）.
[2]王琳，宋晓辉.论城市社区基层民主自治的实现途径[J].广东培正学院学报，2009，（3）.
社区治理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后单位社区;权威;社会权威
中图分类号:C91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3-0078-05
随着社区结构和社区管理体制的变化,社会资源从由政府――单位统一配置向由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同分配的方向变迁,城市社区经历着从“单线性政治权威统治”向“多元化权威结构”的转型。这是经济权威和社会权威逐渐在政治权威单极化的社会成长解放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后单位社区权威真空现象逐渐走进人们的视野,并被广泛关注。因此,如何建构后单位社区权威,尤其是如何重塑以社区群众性自治组织为主体的通过社区居民让渡出的权力为基础形成的社会权威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笔者的实证调查,以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为切入点,分析当前后单位社区社会权威的现状并试图探讨重塑后单位社区的社会权威。
一、后单位社区社会权威的现状分析
S社区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作为H大学的家属区规划、兴建的。在规划设计时,S社区没有独立完备的配套设施,如电梯、车库、专门的办公用房、配套的活动场所等,S社区的居民与H大学共享公共设施,H大学的后勤管理机构为其提供相关的物业管理服务。2000年H大学进行住房制度改革,将原来由单位统一管理的学校家属院逐步剥离出去,而归居民――教职员工私人所有,除此之外,H大学将部分职能撤出S社区,由社区居民实行自治。按照惯例,房改后S社区应该由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与服务,但是当时S社区的大部分居民远远没有适应这种转变,因此社区两次引进物业公司都以失败告终。S社区内部环境逐渐开始恶化:众多小商小贩自由进出社区且大声叫卖,这不但严重影响了S社区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且社区中自行车被偷盗的案件也时常发生;部分居民私自开发门前的绿化地种植蔬菜,甚至少数还将原来社区内种植的观赏花卉拔出,变成自家小菜园,破坏了社区环境。对此,居民的不满情绪不断蔓延,很多居民纷纷向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等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当时,社区并未改制,还称为XK路居委会,就在S社区院内。居委会工作人员一方面鉴于与社区居民的工作与生活关系,也鉴于所属社区的治安状况是考核街道办事处这一级行政机构工作的指标,因此,街道办事处要求XK路居委会将S社区的安全管理工作作为重点事件来抓,限期年内完成。在这个过程中,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出谋划策,决定先将大门管理起来,这不但首先保障了社区的安全而且工作难度也相应较小、费用也比较低,在社区居民的承受范围之内。
虽然有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的强大支持,但是鉴于部分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冷淡,当时的缴费工作进展也不顺利。此后,为了能够让居民切身感受门卫管理的优势,居委会出面与H大学交涉,希望H大学能够划拨一万元经费用于门卫管理的试运行。直到2005年,XK路居委会通过“致居民一封信”的形式征求了居民的意见,每户居民每个月交5元门卫费,在70%居民同意的情况下,2005年9月28日S社区正式设立了门卫,在居委会的协助下,公开聘用的五名门卫正式上岗。在门卫管理逐步走上正轨之后,有部分居民向居委会提出异议,认为门卫应该由社区居民自我管理,由居委会出面不太合适。鉴于这种情况,居委会决定组织居民通过民主选举的形式成立门卫管理小组,具体按照楼栋长推荐、自荐的形式选出候选人,张榜公示形成决议。最终,由七人组成的门卫管理小组正式成立,这也是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前身。门卫管理工作应该可以顺利运行了,然而,情况并没有那么简单。由于门卫管理小组的七名组成人员都是退休人员,身体偏弱,且个别还有重病,行动不便,无法胜任催缴门卫费的工作。因此,S社区门卫管理重新由XK路居委会接手,门卫自治管理工作陷入停顿。
在门卫管理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因为门卫费的支取问题,S社区里很多居民都反映居委会有贪污门卫费的情况,其中t女士甚至还多次与居委会Z主任发生争吵;S社区缴纳门卫费屡遭波折,收取状况欠佳,难以支撑门卫的正常运转,门卫曾多次换人;S社区内部停车问题成为影响社区生活另一大问题,一方面是因为并不是该社区部分车辆长期停驻S社区,占据了小区内的停车位置,另一方面,社区内居民的车辆经常出现划痕。这些问题居委会与门卫管理小组都无法有效控制,这进一步加剧了居民与门卫以及居委会之间的矛盾,门卫管理面临失败。
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门卫管理小组亟需重新选举。考虑到S社区自治工作的一再受阻以及吸取上届失败的经验,本次选举按照居民推荐和自我推荐的方式产生候选人。经最后公示,本届小组成员大多具有领导身份或曾经在单位中具有普遍影响力的老同志,其中最值得提出的是本届小组的组长系南京市GL区人大代表、H大学教授以及某学院的党委书记,这几重身份也是备受社区居民和居委会所期望的。根据工作需要,2008年5月16日选举产生的门卫管理小组更名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下设门卫管理小组、车辆管理小组、业委会筹建小组三部分。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成立初始,在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建立一套工作机制:每周五由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组长召开全体成员会议;会议产生的决议需及时张贴公示会议简报,以此加强宣传;完善楼栋长管理与服务机制等。
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成立之后,首先将最引人关注也是最有难度的门卫管理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做,安全自治管理小组重新招聘门卫,提高门卫工资使其达到南京市最低工资水平,完善门卫管理与责任制度;其次是采取措施,寻求社区民警和交通部门的帮助,力图将S社区的车辆按照不同类别管理起来,缓解居民内部的矛盾;第三,管理小组还多次与学校相关部门交涉,希望H大学可以划拨部分资金在社区内部安装摄像头以利于社区安全;第四,业委会筹建小组积极筹备业主委员会的成立以达到小区出新的目标,并全面开展社区楼栋长的选聘和管理工作;第五,与居委会完成门卫管理的经费交接,彻底实现自我管理;第六,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组长以区人大代表的身份与区政府和学校交流,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工作的开展争取更多的社会支持。
以上众多举措,在管理小组成立及运行之初效果明显,社区居民对管理小组的工作赞不绝口。然而,随着工作的逐步开展,阻力和矛盾也开始凸显出来:社区t女士作为社区积极分子在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成立之前一直负责门卫管理,据居民反映她曾以此为利让部分小商小贩进出社区,管理职权的丧失导致t女士联合S社区门口一家商贩多次与管理小组的成员发生争吵,甚至与管理小组一位70多岁的S老师产生身体接触,这严重影响了管理小组的日常工作,直至导致门卫管理工作的半停顿,也为后来门卫的接连辞职埋下了伏笔;车辆管理的过程中,车辆管理小组组长D老师曾因阻止某车辆进入社区而与车主发生争执,车主言语激烈对D老师进行侮辱,甚至恐吓,这直接导致D老师辞去小组长职务,安全自治管理小组还有部分成员也是因为类似事件而辞去职务,导致小组成员逐渐减少;在管理小组成立之初,小组成员并没有意识到社区自治管理工作难度会如此之大,同时在工作进展缓慢始终局限于讨论阶段的前提下,很大一部分成员失去了早前的热情,后期小组例会经常出现请假或早退的情况,直至后来小组例会从一周改为两周,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濒临停运的边缘。
二、后单位社区社会权威的特征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成立及整个运行过程,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在政治权威推动下社区居民进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一个典型案例。其中成绩的显现与矛盾的产生皆来自于门卫管理和车辆管理,在这两项管理工作中,我们看到了多元化权威主体之间的互动,更加突出了原生态的、自组织的、权力依靠相对薄弱的社会权威生存与发展的艰难。我们从以下几点具体分析:
政治权威的诱因性作用。我国是一个深受集权思想影响的社会,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往往都要通过政治权威的号召才能实现,即使是在单位退出社区之后这种趋势依然明显。通过对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整个事件的梳理,管理小组的成立、运行其实都时刻看到居委会在其中强大的影响力。从理论上来讲,居委会应当是居民利益的代言人,应当以社会居民自治权力的组织载体而存在,但是从实际运作来看,居委会工作人员的选聘、提拔、工资待遇以及居委会运转经费并不依赖于社会居民,而来自于所属街道办事处,这必然导致居委会的行政化倾向,成为政治权力的延伸。S社区中的事务管理也证明了这些,居委会在S社区设立门卫一事上的鼎力支持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街道办事处的强大压力,以及后来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成立也来源于“争创”的行政压力。在政治权力的强大作用力下,居委会作为活动在社区中的政治组织完全拥有了合法性的政治权力并获得了社区居民的广泛支持和自愿服从,在其后的管理小组选举、楼栋长会议的召开具体工作上体现出了政治权威的强大作用力。值得一提的是,以政治权威和社会权威作比较来分析,政治权威更容易获得居民的长久和稳固的服从,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从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社区民警等处得到的支持都体现了这一点;另外一方面,管理小组组长S教授以人大代表的身份曾多次与区政府进行书信之间的沟通,希望能够得到应有的支持,虽然效果甚微,然而我们依然可以发现无论是管理小组还是社区居民都对政治权威充满了期待。这也从一个角度为我们证明了以目前的居民意识以及管理结构,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权威依然会是社区事务的主要推动力量,同时它也是当前社会权威主要特征之一。
社区居民的意愿选择。城市社区在从单位制向后单位制的转变过程中,虽然传统政治权威的影响力依然活跃,然而我们所看到的更多的是变化,其中表现较为突出的便是从单线性的一元化领导向多元化民主协商的转变。在社区事务的决策上不再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政治权威主体开始侧重于与居民协商、合作,在尊重居民的意见的基础上组织、动员居民,引导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管理,居民的自愿性选择为社会权威的生成提供了广泛的草根基础,同时居民之间对自治组织不同的意愿选择也为社会权威的进一步发育注入了不稳定的元素。
社区房改打乱了传统社区管理的模式,有事找单位的时代随之远去。物业管理公司引入的两次失败使得社区居民开始以主人翁的开始思考自我管理的方式,门卫管理被首先提上了日程。门卫的建立是在社区居委会的协助下民主决策成功的典型案例,S社区也获得了短暂的安定。其后,门卫管理小组和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成立更进一步体现了民主协商的优势,居民在这期间也尝到了自治的成效。但是,随着管理小组成员的逐步推出和小组管理成绩的差强人意,社区居民意见开始分化,甚至出现了对立的局面,这进一步加大了自治管理工作的难度,这从S社区t女士以及支持者与管理小组的矛盾冲突可窥一斑。至此,建立在利益表达和利益实现基础上的社会权威因其缺少相应的合法性权力开始变得脆弱,社会权威主体的管理小组与社区居民之间的鸿沟开始逐渐扩大。
通过对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案例的分析,可以清晰的感受到S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自治的愿望,社会权威生成的社会基础已经成为现实。但是,一方面由于缺乏类似于合法性政治权力的权力支撑,另一方面社区事务的繁重与利益的相离也为社会权威作用的发挥提出了相当大的难题,这便决定了社会权威在当前后单位社区里只是处在萌动的状态。
社会权威的萌动。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以及门卫管理小组都是在居委会的协助下,在社区居民的强烈要求下自发组织成立的。从社会权威的生成来看,它完全顺应了社区居民的自治要求,社区居民乐意于将自身享受幸福的权利让渡给自治组织,因此实现社区居民对社会权威的自愿服从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在居民要求自愿呼声的过程中,居委会作为S社区中长期存在的政治权威一方面为了顺应民心,另一方面也为了工作的顺利开展,居委会发挥组织优势积极动员社区居民开展民主选举活动实现社区事务的自我决策,从本质上来看,政治权威为社会权威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提供了政治权力保障,这便反映了管理小组运行之初为什么工作开展的总是那么的顺利。
但是,在管理范围逐步拓宽、管理难度逐步加大的情况下,社会权威不足也逐渐显现出来。一方面是因为社区居民对社会权威的认同还没有发展到自觉的程度,对社会权威的自愿服从因权威主体工作的迟滞不前而衰减,从而失去了居民的心理支持、丧失了群众基础;另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社区事务的决策过程都是需要借助政治权威(权力)来实现的,社会权威是在政治权威的推动下实现的,政治权威从具体事务中脱离使得社会权威丧失了天然的权力支撑,因此,自治管理工作在后期的困顿也变得可以理解了。
从整体来看,广泛存在于后单位社区的社会权威目前并没有发展成熟,不论是居民的心理支持还是合法性权力的物质支撑都显得比较脆弱,但它毕竟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通过S社区的安全自治管理小组成立及运行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管理有着可能性,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权威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这也是我国社区建设的关键所在。
三、后单位社区社会权威重塑的几点思考
单位制解体以来,后单位社区的公共空间具有一种与国家的特殊相关性,即,它在被国家所包含的同时,又必然具有某种独立性。因此,“我们不必将独立性与被包含强行分开――因为,市民权利具有普遍性”[1]。公共事务的参与必须以公共空间的存在为背景,这就使得社会自治组织的发展看起来具有了天然的自生性,为社会权威的出现开启了大门。但是,通过对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的观察,当前社会权威作用的发挥还显得过于稚嫩,因此,惟有对社会权威进行改造,从生成机制、主客体关系等方面入手才能使社会权威承担公共生活的职责。
首先,完善社区自治组织权力生成机制以重塑社会权威。“社区组织权力是指利用社区资源,动员社区力量,实现社区目标的一种影响力”[2]。单位制时代,社会权威从组织成立到作用发挥依赖于单位的权力赋予,成分比较单一,S社区家属委员会的运作实践充分体现了这一点。通过笔者的调查和研究,单位制解体以后,社区组织权力的生成机制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核心的一点便是社区组织权力的来源呈现多元化趋势,具体包括:社会权威需要法律和法规所认可的权力,非合法性自治组织即使能够接受社区居民的普遍认同,其在后期运作过程中依然会遭遇到因法定权力的缺失而出现的后续乏力;社区权威需要社区自治组织内部章程和规则的权力支持,组织成员必须依靠协商通过的章程和规则来约束成员的行为,对违反规则者予以惩罚,才能维护社会权威的有效性,以维护社区自治组织的正常运转;社会权威需要居民自身权利让渡而形成的权力,权威形成的最基本的要素便是客体对主体的主观认同,社区场域内公共事务的处理效果关系到居民的切身利益,社会权威只有获得居民自觉让渡的权力才能在最大程度上获得行动的支持和心理的认同。
第二,强化社区自治组织精英人物的个人魅力以重塑社会权威。社区自治组织经营是指拥有一定的优势社会资源,参加社区公共权力的分配与运行,能够对社区公共事务产生影响力的人群总体。“他们或因政治身份、或因经济实力、或因文化权威而拥有更多的优势社会资源,因而较之于普通社区居民更有可能主导和参与社区公共权力的分配,对社区事务产生影响”,[3]尤其是在组织网络缺失、权威真空和居民参与意识表层化的后单位社区内部,精英人物的作用可能会显得尤为突出。调查中发现,精英人物的有效治理和理性参与不仅与制度化的工作机制有关,更与其开阔的视野、灵活的头脑、丰富的社会资源有关,他们往往能够通过其多渠道、制度化的公共身份满足社区居民公共参与的内在需求,安全自治管理小组组长作用的发挥便体现了此点;其次,在精英人物自身实力无可否认的前提下,便需要精英人物能够时刻保持对社区居民利益的忠诚,很多情况下正是基于对社区事业的热爱和制度化参与,才使得社区自治建设开展得有声有色,这是他们在社区治理和公共参与过程中的重要标准;最后,很多情况下,多元且深厚的公共身份以及持续性的对社区事务的热爱并不能完全巩固精英人物的合法性地位,合法性地位的取得来源于对社区公共利益的表达、整合与实现程度,只有在现实工作成绩的面前精英人物才能获得居民长久的支持,并维系其所代表的自治组织的社会权威。
第三,提高社区自治组织工作绩效以重塑社会权威。社区自治组织作为居民自发形成的并以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为目的的组织,能否实现工作绩效的最大化成为组织能否赢得居民认同的关键环节。首先,自治组织需要提高组织成员必备的工作能力,掌握社区治理的技巧,明确某项工作所要求的能力水平和类型,因人而异分配各项工作,S社区安全自治管理小组工作的停顿在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对成员能力和水平的误判而形成的,这必然影响组织整体的工作绩效而影响社会权威的有效性;另外,确定组织有效的工作目标,美国心理学家洛克早在1967年便提出目标设置激励理论,认为任何人和组织的行为都是受某种目标驱使的。因此,通过给组织和成员制定合适的工作目标,进而激励员工,使其成为提升工作绩效的有力工具,更重要的是确定工作目标的同时应当注重工作目标的价值取向,这是因为“人之所以能够从事某项工作并达成组织目标,是因为这些工作和组织目标会帮助他们达成成员自己的目标,满足自己某方面的需要”,[4]通过价值目标取向的引导能够不断激励成员向工作目标进发,这也成为当前对成员奖励的主要方面;很多情况下,情绪是动机的源泉之一,它能够激励人的活动,提高人的活动效率,一个良好运作的组织应当能够成功地消除挫折感、愤怒、爱恋、憎恨、喜悦和悲伤等类似情绪,培养成员积极的工作情绪,保持与社区居民的良好互动,增加居民对自治组织工作的认可,进而实现工作绩效的最大化。
第四,借助于“熟人社区”的特征以重塑社会权威。一般意义上的熟人社区有些类似于邻里相望的农村社区,从成员结构上来看,后单位社区的常驻居民大多原属于一个单位,居民的异质性程度偏低;从社区结构上来看,后单位社区多少呈现封闭化的特点。在此前提下,社区自治组织便于掌握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能够因地制宜地开展具有区域性特质的服务项目;再者,邻里相望的社区特点,还有利于社区自治组织及时获得居民对其工作的态度,并及时做出反馈;在相对封闭的空间内,居民的利益冲突相对比较弱,有利于社区自治组织有效整合社区内部资源,实现自身工作绩效的最大化;后单位社区的“熟人社区”特征还有利于自治组织掌握社区成员的特点,便于发现社区内部具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优势的精英人物,使他们能够参与到社区治理中来,为社会权威的稳固奠定人员基础;最后,后单位社区一直以来都与较为固定的政治权威主体交往,这在一定程度上便于实现社会权威与政治权威的有效整合。
参考文献:
[1]王斯福.面子的方位――当代中国乡村的公共空间与对公益的说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390.
[2]魏娜.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3:115.
社区治理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模式;乌鲁木齐市
中图分类号：C95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5）06-0042-07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少数民族大部集中在西部地区。特殊的地域环境造就了我国民族种类的多样性以及文化的复杂性。从历史发展角度看，城市的扩大和发展使原先单一的民族和文化结构逐步打破，作为人口、物资、活动、设施等高度集中的中心又作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在民族交往民族互动以及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同时也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
城市化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化进程速度的加快造成的人口迁移使大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涌入城市。各民族的交融扩大了各民族的交往范围，增加了各民族间的互动与了解，这无疑为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带动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加速城市多元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应该看到，处于社会发展高速运行时期，不同的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等多方面差异给城市的管理和民族工作的开展造成的困境也不容忽视，边疆地区城市的稳定和发展必然成为国家关注的焦点。因此，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了要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社区作为国家与民众互动的基本界面，是社会管理最主要的基层载体和国家管理基层社会的重要抓手。作为城市基层组织单元社区扮演着信息传播、资源共享、利益协调、维护稳定的多重角色，城市多民族社区的形成也正是社会多元化发展的产物。在当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研究边疆地区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状况、创新社区治理模式，对开展城市民族工作、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积极地推动作用。
一、治理理论在现实中的发展状况
近年来，关于社会治理全面创新的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关于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论述中呈现出两个新提法：
第一，用社会治理代替社会管理;
第二，全面论述了中国社会治理方式的改进，提出了“四个治理”原则，即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1]。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第三产业逐渐成为社会生产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由此催生出各种新兴的社会组织活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社会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社区作为城市中基层的社会组织结构单位，它的创新治理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我国对社区治理的研究起源于上个世纪90年代。随着生产力不断的发展，原先“单位办社会”的现象逐渐消减，政府掌握的资源不断地流向社会，作为单一的社会治理主体不再能够奉行“全能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治理方式。事实上，不同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改革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即城市基层政权建设与社区民主自治之间的关系。借鉴国内外经验，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必须将理顺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放在首位，同时赋予社区相应的权力，在社区治理体制创新中适时适当的扩大公民参与公共管理的自、大力发展社区组织、推进社区管理和建设。城市多民族社区作为社会性与民族性兼具的特殊社区，基于地缘关系产生的聚居形式，民族特性使其成员共同拥有的情感归属以及多元文化结构的民族特色在治理模式上与其他城市社区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一定的差别。从我国当下的社区治理模式实践来看，正是由于城市多民族社区在其本身形成、发育的过程中与其他类型的社区存在一定的差距再加上多民族社区本来的多元化、异质性化程度更高，面临的社区问题更为复杂，所以在社区治理中政府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究其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我国城市多民族社区仍然采用的是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社区治理在社会治理的基础之上，其核心点在于由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政府、社会组织与公民，共同来治理和管理一个社会。[2]笔者认为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关键就是如何把握好处理民族工作中的特殊性，将现代化治理方式与传统的民族文化特色相融合，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本土特色化。
二、乌鲁木齐市后泉路北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实践
乌鲁木齐市后泉路北社区是西部多民族社区的一个缩影，其研究对研究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后泉路北社区所在区域概况
后泉路北社区所在地乌鲁木齐市辖七区一县，是我国西北边疆重要城市之一。基于历史原因，乌鲁木齐市人口分布存在着“南维北汉”空间分异现象。其中以天山区和沙依巴克区为界限往南，城市社区主要以传统老居民区、外来移民区居多;往北社区类型主要以单位家属院社区、新建小区为主。
天山区是乌鲁木齐市的老城区，同时也是乌鲁木齐市的政治、经济、文化、金融中心，区内常住人口60余万，包括汉、维、回、哈等44个民族，其民族构成相对复杂。
后泉路北社区成立于2012年6月23日，辖区范围东起黑甲山前街、西至金银路，南起后泉路、北至东环市场及后泉路北13个巷道北端，总面积0.072。
整个社区由15个网格划分而成，其中辖区内有综合性市场2个：东环干果市场（含门面278个）、后泉路服装批发市场（含门面363个），日流动人口数量约5000人次左右。
此外，临街有13个巷道，居民构成主要由民语系和汉语系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流动住户1671人，流动人口达到4361人②。
城乡二元结构的推行、户籍制度的改革不断地把大批人口推进城市，给城市注入新鲜活力的同时也带来发展的挑战和困难。民族的多样性使背负不同文化、语言、的群体在社会化进程中不断碰撞、相融呈现出民族人口众多、民族成分复杂、民族关系敏感的特点。社区作为城市最小的行政区划和基层组织，在开展民族工作维护民族团结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后泉路北社区治理现状
作为一个多民族社区，后泉路北社区在上级党工委和办事处的领导下，积极探索治理模式的创新路径，其大致做法有以下几方面。
1.加强党群共建，实现社区民族工作的规范管理
社区党组织建设是社区发展的核心。随着信息化和城镇化速度的加快，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涌入城市，后泉路北社区的流动人口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并且凸显多元化发展的特点。在这样的多民族聚居社区，维护社区的稳定和团结是实现社区自治的重要目标。作为国家权力合理的介入途径，社区党组织是国家和公民意志“上传下达、上行下效”的纽带，这种自上而下的介入不仅可以弥补社区自治功能的不足，还能起到发展和调控的双重作用。[3]（p.103）为了及时了解掌握群众的思想动态、区情民意、确定群众思想工作的主体，社区以巷道管理工作为依托将全区划分为5个网格、成立了6个党员小组，采用“”的形式推进党群共建，同时将“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贯彻落实到社区治理工作中。双语干部是多民族社区中联络群众的重要纽带，为此后泉路北社区定期下派双语干部走访社区巷道，多角度、多层次的开展思想政治宣传活动，通过树立民族团结典型充分利用社区精英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培养民族认同感加强民族团结教育。网络化、院落式的管理模式逐步形成了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党员干部为骨干，综合治理为主体，居民协调配合的格局。
2.推进“四化”建设模式，实现“微时代”社区治理创新
在全球化的今天，各民族人口已突破原有的地区界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杂居”的格局。作为连接亚欧大陆的重要城区乌鲁木齐市也成为了多民族共居的城市。在维护稳定和加强社会管理中，后泉路北社区借鉴内地经验运用“院落式”的管理方法，把居民住所划分成网格和巷道进行管理。此外，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党群联系，又将“单位化、网格化、责任化、数字化”的“四化”模式在社区全面推行。社区所辖的13个巷道和两个综合性市场日人均流动数在5000人次左右，一般以个体户、商务从业者居多。为了摸清社区流动人口基本情况、开展社区工作，后泉路北社区在2013年年底推行“二维码名片管理制度”，开启了大数据背景下的社区治理“微时代”。
社区流动人口以家庭集体迁移为主，巷道内个体经商户居多，社区干部采用“三三六六制”工作原则，定期走访入户用手机扫描住户专有的二维码标识及对住户信息及时采样、更新掌握社区流动居民的实时动态。社区通过数字化管理将全区居民的信息通过网络信息平台进行统计分析，运用双语模式实时居民需要的包括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文化活动、就业以及相关技能培训的各类信息，帮助居民建立社区归属感。后泉路北社区通过信息化手段将社区各主体间有效的联系起来，以此来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通过对数据的整理和分析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信息提供了数据资源的支撑，将治理的三大主体用信息化的手段构建了一套富有活力的社区服务体系。
3.以法治为基准培养居民自治能力，妥善处理社区民族纠纷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要求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依法管理城市民族工作是依法治市的基本要求，而实现城市民族工作的法治化就是要以多民族社区为切入点。依法治市是三大主体共同参与、协调的过程，将法治化推进社区则是在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下更加强调基层组织自治的能动性，这就需要社区多方面共同的参与协作其中以社区居民的参与最为重要。
后泉路北社区是撤村建居后形成的，外来流动人口通过房屋租赁进行经营生活。虽然民族的多样性使社区同时聚集了不同文化、习俗的居民，不同的职业和经济状况使社区成员构成相对复杂，但是基于社区自治的角度，数据显示有近60%的居民对社区建设和管理持比较关心，只有不到10%的居民表示对此不在意。为妥善处理民族纠纷，特别是因房屋租赁产生的经济矛盾，社区干部动员房主成立了社区出租房屋管理中心并且由居民自愿自发选举房东代表，通过相关法律程序制定了《房屋租赁合同》（双语版）以此解决居民之间发生的矛盾、纠。居民参与是社区自治的重要体现，依法治理是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城市多民族社区必须理性运用法治的方式将民族工作深入人心，提升居民主人翁意识的同时增进了民族法治意识，为培育政府和市场以外的市民社会奠定了基础。
三、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
社区建设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伟大创举，从中央到地方都处于摸索阶段，还没有形成一个全国统一的模式，因此，基层社区自下而上的经验创新就显得更加弥足珍贵，它们构成了中国模式坚实支柱，也为不同层次的高端设计提供草根基石。[4]但从实际情况的分析来看城市多民族社区的治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一）社区行政色彩浓厚、“维稳”工作任务繁重
在法律上居委会被定义为是由社区居民自行选举产生的代表自身利益的自治组织，有相应的决策权和执行权，但是现实中居委会普遍受到上级行政机关的控制。与普通社区相一致，城市多民族社区同样存在上级机关把大量的行政工作下放到社区中的现象。特别是自“7・5”事件政府加大了社会维稳力度以来，社区被纳为重点维稳对象。社区干部除了应对上级委派的行政任务之外还要参与到繁重的维稳工作中，从而无法将主要精力放在服务群众和掌握社情动态上，造成社区自组织能动性建设的缺失。
（二）社区内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社会资本开发不足
公共服务设施是社区治理的有效工具，行政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实现了统治性行政向服务性行政的转变。政府作为一种公共组织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将政府服务的受益者和公众定义为消费者，为其提供公共产品和推动制度创新以及更多优质的服务。[5]
后泉路北社区辖区面积0.07平方公里且大部分区域都用于建设居民住宅，公共服务设施的配备非常缺乏。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居民认为社区内的配套设施不够完善，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从另一方面来讲，居民的参与是社区发展的主要力量，社区自治是社区治理的终极目标。当前，城市多民族社区的治理需要政府和社会多方治理主体协同开展、共同的行动。但由于政府与社区权责划分不明、人、财、物配套不足，给社区资源的合理配置产生了障碍，造成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与实际需求相脱节。此外，社区缺乏与周边企事业单位的沟通和交流，缺少与民间社区组织的互动，没有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强政府、弱社会”的现象并未得到改善。
（三）社区管理队伍薄弱，缺少专业化民族干部
从人力资源开发的角度可以看出，城市多民族社区在工作人员结构的配备中存在着管理队伍专业化程度低、内部开发不足、民族干部相对缺乏的现状。目前民族地区专业的社会工作者数量很少，能够熟练使用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掌握法律、政策、了解民族文化满足多民族社区需要的专业社会工作者相当匮乏。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语言、习俗等方面的差异，汉族同志的工作方式在多民族社区的工作开展中往往会遭遇壁垒或者产生误解，给社区内矛盾纠纷的解决增加了障碍和难度。面对多民族社区中居民利益诉求的多元化以及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产生的纷争，社区工作人员在处理此类事务时往往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了给居民创造更加友好的居住环境，做好社区民族工作成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和创建和谐社区的关键。因此，如何把握社区干部配备结构、发挥民族干部的特长和优势是当前多民族社区开展工作的重要任务。
四、对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对策建议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将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写入党的纲领性文献。[6]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基础，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借鉴国内外社区治理经验的同时，推动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更加重要的是需要把理论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实现社区治理模式本土化。
（一）转变工作思路，实现多元主体协作治理
正如国外学者罗西瑙指出的那样：“与统治相比治理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含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的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7]像乌鲁木齐后泉路北社区这样的城市多民族社区因其多元性的特点，客观上要求社区治理模式构建上也要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共治”，实现多元主体的协作治理。
一是要理顺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间的关系，优化治理结构，根据《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将社区工作中本属于居委会自治的部分剥离出来归还给居委会，使其充分发挥自组织功能。
二是要充分开发社会资本，发挥辖区内单位的参与和治理作用。
三是要结合社区自身情况培育社区志愿组织，积极动员社区精英力量，为创建民族团结和谐社区奠定群众基础;四是要拓宽社区参与平台和参与渠道。社区组织机构要实现扁平化发展，设立民主议事平台，优化多元服务，提高居民的法治意识和生活品质。
（二）开发社会资本，建立健全社区公共服务体系
多元性和公共性是当前社区治理的两大属性，多元共治的治理模式正在取代单一的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模式成为社区治理的新方式。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对社区居民参与治理实现社区治理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影响。面对多民族社区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要加大对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
一是要根据居民的不同需求，由政府协调企事业单位、公益组织为社区居民提供相关技能培训，提高居民的自身素质、满足社区群众多元化的基本文化需求。
二是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利用有限的场地开展除了各民族大型节庆活动之外的文娱活动，比如民族歌舞比赛、书画展、成立社区舞蹈队等等。以此为居民提供更加丰富多样的精神文化服务。
三是运用大数据数字信息化系统全面推进社区“微治理”的模式创新。以信息技术和网络信息平台为依托，通过微博、微信、QQ、广播等自媒体形式不断扩大社区参与主体开发社会资源，将除政府以外的治理主体纳入到社区治理的队伍中。
（三）引进专业社区人才，激发公众参与活力
专业的社区工作者是社区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当前社区人才结构储备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城市多民族社区居民的构成相对复杂，社会异质性程度较高，推动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需要专业化的、民族多元化的社区工作者作为保障。
首先，政府要加大专业社区工作者的引进力度，针对不同的社区治理工作对社区在岗人员进行专业化培训，提高在岗人员的素质;
其次，加大民族地区双语干部的开发力度。语言障碍是开展社区工作中的首要难题，双语干部的培养便于各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为增进居民之间的归属感、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活动奠定了基础。
再次，开发社区内部的人力资源。培育社区志愿者队伍，发挥社区精英的作用，借助政府和第三部门的力量激发社区成员自身的组织活力，为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奠定良好的人力基础。
（四）完善社区自治法律制度，推进社区法治建设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和重要保障，完善立法体制、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成为了当前法治工作开展的重要环节。治理强调的是主体的多元化特别是城市多民族社区，其法治化模式的建设更加注重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政府、街道、居委会、居民、社区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等构成的社区法治建设共同体的参与。
首先，完善社区自治法律制度是依法治理的先决条件。在国家立法层面，应当及时修订《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尽快制定相应的社区管理服务条例，将民间组织的管理、服务规范纳入社区治理的法律体系建设中。在地方层面，各地区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有针对性的制定地方性法规，将社区自治章程作为推进社区依法治理的有效工具。
其次，作为民族地区的城市多民族社区，推广法律宣传、增进居民法治意识也是推进社区法治建设的一项必要措施。通过坚持依靠民族干部、民族骨干做民族团结进步工作，运用多语教育的治理方式向广大居民推广法律常识，为增进居民的懂法、守法意识打下牢固的理论基础。
再次，政府需要理顺与社区的关系从而通过法律和规章赋予各类执行机构一定的权力，一度减少社区、居委会“无权”的尴尬。此外，还需要将部分权力下放至居民，充分发挥居民的维权意识以及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总之，社区法治化进程的推进需要一个双向的互动过程，不仅是国家的责任，同时也是居民的义务。
五、小结
乌鲁木齐市作为边疆地区的重要城市其民族流动性较大、社会异质化程度较高。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多民族社区在城市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通过对乌鲁木齐市后泉路北社区的调研，笔者认为实现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势在必行。当然，只有从实际调查入手，才能够更加深入了解城市多民族社区的现状和困境，才可以运用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帮助多民族社区实现其治理模式的本土化。
注释：
①图表来源2013年国家统计年鉴（3-8，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基本情况）。
②数据来源于课题组对该社区的调查访问。
③图表来源2013年乌鲁木齐市统计年鉴，（147）。
④笔者根据实际调研绘制。
⑤笔者根据实际调研绘制。
⑥笔者根据实际调研绘制。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01）.
[2]郑杭生.理想类型“与本土特质――对社会治理的一种社会学分析[J].社会学评论，2014，（3），（4）.
[3]邱梦华，等.城市社区治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03.
[4]郑杭生.从“浙江经验”到“中国经验”一项社区理论本土化研究评《城郊结合部和谐社区建设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12，（10）：154.
[5]胡祥.城市社区治理的热点问题研究[m].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