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的意义篇1
【关键词】灾害灾害意识中学地理教育
【中图分类号】G633.5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772（2014）04-001-01
我国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地域广、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地震、洪涝、台风、干旱、风雹、雷电、高温热浪、沙尘暴、地质灾害、赤潮、森林草原火灾、植物森林病虫害和疫病等灾害在我国都有发生。学生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和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积极培养和提升学生应对灾害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什么是灾害和灾害意识？
1.灾害是对能够给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的事物总称
一切对自然生态环境、人类社会的文明建设，尤其是人们的生命财产等造成危害的天然事件和社会事件，如地震、火山爆发、风灾、火灾、水灾、旱灾、空难、海啸、雹灾、冰雪、泥石流、疫病等都是灾害。
2.灾害意识是指人们对灾害现象的主观反应
人是灾害的主体，而客体是灾害现象。灾害意识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低层次的灾害心理，指人类面对自然灾害的心理承受能力，它包括人类在自然灾害发生时的自救能力及灾后重建时的心理承受能力等；二是高层次的灾害意识形态，包括灾害法律、灾害道德、灾害文化及灾害科学理论等。
二、学生灾害意识教育的意义及目标
1.灾害意识教育的重要意义
第一，从灾害的危害性和可防范性来看，只要较好地把握其科学知识，掌握防范应对能力，是完全可以将灾害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学校加强学生应对灾害能力的培养，有利于培养和提高学生应对灾害的能力，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第二，加强学生应对灾害能力的教育培养，提高他们的防灾避灾意识，提升其应对能力，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体现教育以人为本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从当前政府的层面来看，积极教育和培养学生具备良好的应对灾害的能力对于配合政府处置突发灾害事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执政为民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灾害意识的培养目标
灾害意识包括以下三个素质。
⑴知识素质。主要是指灾害的基本知识，包括灾害的基本事实、灾害的概念、灾害的成因、灾害原理与灾害规律等。
⑵能力素质。主要是指运用灾害知识，对自然灾害进行有效的预防、防治、逃生、抢险、救助、重建等，包括战胜灾害的信心和勇气等。
⑶品德素质。主要是指在对灾害知识的掌握及具备一定灾害意识的能力素质的条件下，面对灾害的正确的人生观和道德行为准则，并用于规范自身的行为，包括积极的减灾防灾意识及对有关设施的保护、灾害发生时团结互助精神及灾后的节约和自力更生的意识等。
3.地理教学是培养学生灾害意识的学科优势
灾害是地理现象的一种，是地理学的研究范畴。自然灾害涉及自然地理学的方方面面，如地质学、地貌学、水文学、气象学与气候学等等，可以说对自然灾害的成因、过程、结果都有更多、更深层次的了解；人为灾害涉及的环境保护问题、灾害隐患防范问题、科研实践的道德问题也是人文地理的重要研究内容；而综合因素造成的灾害更是集地理学科之大成的研究课题。因此，地理教育对灾害意识教育具有不可替代性。
三、培养学生灾害意识的途径
1.灾害知识的教育
应对灾害，首先要切实掌握应对灾害的相关知识，这些知识主要包括灾害知识、心理、法律、安全、自救互救等方面的常识。学校要开展广泛而深入的宣传教育活动，具体操作分为以下几点：
⑴扩展教学，寓灾害意识教育于地理教学之中。在地理课堂教学过程中，结合课本中的灾害知识，通过叙述、提问、讨论、比较等启发式教学方法，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兴趣进行必要拓展，把灾害的情况及其危害，以及防灾、抗灾、救灾的方针政策向学生宣传。例如地震是我国在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潜在的破坏性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
⑵用典型事例启迪学生的灾害意识。例如，给学生观看“98年长江流域洪灾”的录像，引导学生思考：①什么原因造成长江流域长时间的降水？②长江南北向的支流对形成洪灾有什么影响？③长江中上游植被（森林）情况如何？④围湖造田是件好事吗？⑤一些水利设施长期失修、质量难保会带来什么后果？通过这些问题引导学生归纳出长江流域洪灾频繁的自然和人为原因，以及如何治理长江的具体措施，从而提高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让学生充分认识到植被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
⑶通过地理课外活动，强化学生灾害意识。开展地理课外活动是课堂教学的延续，可进一步丰富学生对灾害的全面认识，还能在活动中培养他们高尚的品德、良好的心理素质及应变能力，是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实施地理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例如进行以“大气污染、水污染”为主题的讲座，利用板报宣传生态环境知识等，以多种形式的活动强化学生对生态灾害的关注。
自然灾害的意义篇2
摘要:应对突发的自然灾害，人们不同的道德行为将直接影响到抗灾救灾的实际效果。在灾后救助中需遵循“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儿童妇女优先、集体主义、紧急处置、职权明确”等原则。
关键词:自然灾害;灾后救助;伦理原则
“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人类在极力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主要是物质条件）的同时，却频繁遭受来自大自然的威胁，全球范围内自然灾害的发生率明显提高。”1有关资料显示，20世纪前50年全世界有大灾16次，后50年有大灾30次，大灾次数明显上升。期间，中国发生的大灾多达15次，接近世界大灾的1/3。而面对自然灾害，人们不同的道德行为将直接影响到抗灾救灾的实际效果。因此，对自然灾害灾后救助的伦理问题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一、以人为本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是我们党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思想主张。以人为本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我党在新时期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也应该是灾害救助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灾害救助中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就是要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因为生命对于任何人来说只有一次，没有人的生命，就没有一切人类文明。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胡锦涛总书记在第一时间提出了要不惜一切代价首先救人的救援思想。2008年5月18日，国务院公告，首次设立“全国哀悼日”，悼念汶川地震遇难同胞。秘鲁等国也设立“国家哀悼日”，为中国汶川地震致哀。这些都极大地体现了人们对生命本身的尊重。坚持以人为本，要在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的前提下，尽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因为财产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财产得到更多的挽救，既是对受难者的心灵慰藉，也能对灾后重建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坚持以人为本，还需对灾民进行灾后的心理抚慰与救助。“自然灾害的发生常常难以预料，超出个人和团体的应付能力，这会导致灾民出现焦虑、恐惧、烦躁不安、消沉等不良情绪，形成心理危机。”2心理学研究表明，经历一次重大灾难后，受害人可能长期保留灾难中的种种痛苦回忆，造成心理创伤后应急紊乱。3因此，对受灾群众进行有效的心理救助，使他们尽快地走出灾害的痛苦和阴影，重建生活的勇气，同样是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内容。
二、公平正义原则
救灾活动是维护公共利益的社会行为，因此，必须体现公平与正义的原则。自然灾害救助中的公平与正义主要是指在灾害的管理中坚持人与人的权利与义务的平等，维护人类社会的公共利益。公平与正义原则在救灾中主要体现在生命权、救助机会、物资分配等方面。
生命权是指人身不受伤害和杀害的权利或得到保护以免遭伤害和杀害的权利，取得维持生命和最低限度的健康保护的物质必须的权利。生命权是人权最基本的权利。由于人人生而平等，人人都享有平等的生命权，在自然灾害突发的那一刻，人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逃生权利和享受平等的救助机会。不能以权力大小、级别或学历的高低来决定谁先逃生、谁后逃生。同样，在救援过程中，也必须实行无差别的救援，即“救人不挑人”，一旦发现受灾人员，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对其实施救援，而不能因为其身份、性别、国籍、受伤程度等不同而区别对待。
物资分配公平指对灾民在救灾物资的分配上必须坚持平等原则，不能因为是干部就多分。2008年汶川地震后，温家宝强调，抗震救灾物资的分配要根据受灾地区的情况，保证重点，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要向群众公布救助标准、享受救助条件及救灾物资数量，坚决杜绝优亲厚友、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维护灾区群众的基本生活权利。
三、儿童妇女优先原则
在自然灾害面前，虽然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求生机会，但是这种公平的求生权利事实上只能在一种理想状态下才能实现。这种理想状态就是当灾害发生时，每个人都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足够的逃生机会和自救条件下获取自救。而现实往往却是受灾群体自救手段和途径非常有限，逃生时间极其紧迫。在如此尴尬的境地中，必然就会涉及到谁应当具有优先性的伦理问题。本文认为儿童妇女应该给予优先考虑和关注。
对儿童和妇女的优先保护，首先是由他们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儿童是国家和社会的希望，是人类的未来，其命运决定着人类发展的方向，其安危关乎着整个时代。妇女在生活中不仅承担着繁重的家务，更承担着繁衍下一代的责任，她们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儿童和妇女的保护，是人类保护自身种族繁衍的需要和本能的体现。其次是由他们身心发展的特殊性决定的。儿童和妇女都属于弱势群体，对于年幼的儿童来说，他们人生阅历有限，认识与理解能力不足，在重大灾害发生之际，面临生死逃亡，他们很难做出及时的反应和理性的判断选择，对逃生途径也掌握不足。妇女由于受生理、心理和体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灾害面前往往缺乏理性认知和科学判断，自救能力相对较低。而保护弱者历来是人类的传统美德，也是人性的体现，更是使他们真正享有平等生命权的需要。因此，在灾害面前人们应该给他们更多的关爱和帮助。
四、集体主义原则
在灾害中，集体主义精神必不可少。只有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在抗灾救灾中我们才能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共渡难关。⑴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是灾民成功自救的基础。因为一方面由于面对自然灾害的巨大风险，个人力量往往比较薄弱，再加上个人缺乏有效协调，不了解自救的科学步骤与合理方案，就难以实现科学逃生与有效的自救。另一方面如果每个人只顾及自己和其亲友，社会将陷于一盘散沙，社会功能将会失效，则个人就很难自救成功。因此，灾难面前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利益，遵从集体的安排，积极参与社会团体的责任分工，相互协调，通力合作，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最终才能在与他人的合作中实现自救。4⑵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是实现损失最小化救灾目标的前提。在某种情况下，当牺牲一个人的利益或少数人的利益能够换来大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时候，个人或少数人如果能够在关键时刻勇于献身，牺牲自我的利益，发挥集体主义精神，就能使灾害损失实现最小化。比如，在洪水灾害中，往往需要开辟泄洪区来泄洪，这样，一部分上游区域的人们为了保证更多下游区域人们的安全，就需要具有这种伟大的集体主义精神，在安全撤退的基础上，让洪水淹没自己的家园，而保证大多数人利益的安全。
⑶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是赢取抗灾救灾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因为自然灾害是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的共同敌人，与自然灾害作斗争就必须依靠整个社会甚至全人类的力量。不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凝聚集体的力量始终是我们战胜一切自然灾害的法宝。从灾害救助中我们可以看到，集体主义并非社会主义所独有，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共有的精神。灾害救助中最为宝贵的团结互助精神就是来源于集体主义。无论是1998年的雪灾、洪水，还是2008年的汶川地震，我们之所以能够最终战胜它们，无不是靠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团结一致、众志成城，充分发挥了集体主义精神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是否会与提倡生命优先的人本原则和公平正义原则相违背？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既是为了保护更多人的利益、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和财产，同时也往往是成功自救的前提。这不仅没有违背人本原则，恰恰是人本原则的更好体现。而且，它是建立在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自觉奉献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和坚持人本原则和公平正义原则不是互相否定的，而是辩证统一的。
五、紧急处置原则
所谓紧急处置，就是指在紧急情况下为了有效保护事物的安全，可以采取非常规的处事方法。在灾难面前，时间就是生命，坚持紧急处置原则，就能把握最好的救灾时机。这是减少、减轻自然灾害损失的一个重要前提。自古有“嫂溺叔援”的故事：“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儒家传统礼仪说，男女授受不亲，而当嫂子掉进河里时，孟子则认为小叔子此时冲破传统礼仪规范，援之以手去救嫂子是合理的。这既说明了人们应该视实际情况而变通的做法，也是对紧急情况下一种处事伦理原则的探讨。
自然灾害必须秉持紧急处置的原则，是由三方面决定的。一是由人的生理特征决定的。根据人的生命机理，人不吃不喝一般只能坚持72小时，这便是常说的72小时黄金救援期。所以救援工作要求及时有效，就必须坚持紧急处置原则。二是由自然灾害的突发性特征决定的。自然灾害的突发性，要求决策者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做出反应，紧急启动应灾机制，才能保证救援人员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赶到救灾现场，实施紧急救助。三是由自然灾害发生过程中的复杂性决定的。灾害发生后，人们在自救和救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各样难以预料的情况，需要采取一些紧急处置的方法。例如，当一个人被压在废墟下需断臂才能得救时，救护人员也应该果断采取措施，对其实施断臂措施以挽救生命。当然，这些紧急处置行为应该得到公众的理解和认可。
六、职权明确原则
在防灾减灾活动中，整个社会是一个抗灾共同体，必须保持减灾行为的系统性。也就是说，在这关键时刻，每个岗位责任人都是抗灾群体中的一员。在整个抗灾大军中，要保持职责权限的清晰划分，保障防灾减灾工作的通畅有序，如此才能赢得抗灾工作的全面胜利。5灾害中的责任群体，通常是对灾害场地最为熟悉和了解的群体，或者是最具组织协调能力的群体。比如，剧院工作人员、学校老师、医院医护人员等即是责任人。灾害突然来袭，人们会陷入盲目和恐慌中，此时，恰当的抉择就意味着生的希望。慌不择路，行为盲目失当，就会导致更大的牺牲。因此，作为灾害中的责任人，就要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一方面要在坚持非责任人优先逃生的前提下，做好示范、组织、引导工作，尽最大可能保障受灾人群的生命财产安全。另一方面，要防止责任错位现象发生。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责任人往往会陷入暂时的茫然与混乱，很容易出现哪里有危险就往哪里去的英雄主义行为。而这种放弃自己应当承担的工作职责，盲目投入抗灾，就会导致社会救灾的无序和混乱，产生严重后果。因此，灾难中必须坚持职权明确原则。
在灾后救助的各项基本伦理原则中，可以说“以人为本”原则是最高原则，其他一切原则根本上都是为了实现“以人为本”的救灾目标。因为只有坚持公平正义原则，才能保证占绝对数量的普通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只有坚持妇女儿童优先原则，才能使公平正义真正得以实现；只有坚持集体主义原则，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损失最小化；只有坚持紧急处置原则和职权明确原则，才能保证灾民第一时间得到有效救助。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挽救和维护尽可能多的受灾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引文注释
1李萍.哲学视域下自然灾害的本质探析[J].改革与开放，2014(10).
2李萍，范存力，王锡伟.自然灾害的价值追问[J].求实，2011(06)：38.
3郭太生.灾难性事故与事件应急处置［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169.
自然灾害的意义篇3
关键词：自然灾害基层政府公信力提升
一、有效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对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的意义
1.重大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是指由于自然界中因异常的变化而造成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社会失稳、资源破坏等现象或一系列事件，它具有不可预测性，时间性，紧迫性，破坏性等特点。重大的自然灾害其危害性更大，影响范围更广，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会造成重大的威胁。
2.政府公信力
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霍布斯在他的著作《利维坦》中就指出“国家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个人对它的行为授权。”因此，“政府公信力”指的就是政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以及在人民心中的诚信度。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它可以反映公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是对政府在面对社会差异和利益分配，通过公正、高效、廉洁、民主、负责等途径获得公众普遍性信任的能力的概括。我们可以从这个概念中看出，“政府公信力”涉及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即政府和人民群众，他们之间相互影响。政府主体责任及义务的履行，确保了人民群众这个客体对于政府可信任度的提高，信任的提高又加强了政府的权威性，提高了政府的公信力，主客体间协调配合有助于良性循环过程的产生，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3.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与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的关系
重大自然灾害事件与基层政府公信力之间相互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有效地应对自然灾害对基层政府公信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样基层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对于有效地抵御自然灾害具有积极地促进作用。
有效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对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及时准确的灾害预警可以使民众远离灾难，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时可以有效地提高政府公信力，基层政府健全自然灾害预警机制，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就可以体现出政府的责任意识与诚信理念。其次，灾后第一时间的救援工作，可以最大限度地援救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基层政府客观地应对重大自然灾害所带来的破坏，有效地制定重大自然的预警方案，加大对自然灾害的监控力度，完善自然灾害发生的应急制度，规范救灾过程中的政府行为，通过制定的具体营救措施，提高面对自然灾害中的工作效率，展现良好的政府姿态，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不断加强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建设。其三，灾害重建可使民众树立生活的信心，因此必须要积极开展灾后重建工作，对受灾群众进行心理辅导，鼓励各类社会组织竟相支援，加大舆论的监督力度等，以上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和一定条件下，对自然灾害的抵御产生积极地影响，对基层政府公信力的提升具有能动的促进作用。相反，如果没有制定相关完善的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的灾前预警机制，灾害一旦发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政府在人们群众中的认可度，对基层政府公信力将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同时，具有良好公信力的基层政府可有效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基层政府公信力的树立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工作，是一个量的积累，只有在平时的日常工作中处处彰显基层政府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夯实群众基础，体现公平正义原则，才能不断促进基层政府公信力的提升，才会在灾害到来之时经受的住大自然的考验。在重大自然灾害到来之时，拥有良好公信力的基层政府可以使人民上下一心，更加具有凝聚力、向心力，更加团结、高效的应对自然灾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基层政府的地方危机，降低人民的恐慌，达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只有不断加强基层政府公信力建设，才能更加有效的应对自然灾害所带来的影响。
二、基层政府公信力在应对自然灾害时面临的挑战及原因
1.基层政府应急能力不足以及应急保障的缺乏
在我国，自然灾害大多发生在偏远地区（或山区），这些地区也是政府行政部门中最薄弱的一环。当自然灾害突发时，一些基层政府往往措手不及，惊慌失措，缺乏应急处置能力和应急保障能力。尽管基层政府会临时组建抗击自然灾害的领导班子，试图提高救灾过程中的效能，但由于基层政府的地位导致这种临时的指挥所在其运行过程中，会遇到诸多问题，如信息不畅、协调失灵、调度失措、处置不力及保障缺乏等，这些都无疑影响了自然灾害的救援。且灾难一旦过去，这些所谓的救灾指挥所就会在一定时间内解散，生命周期太短，利用价值不高等问题就会凸显。对于我国而言，并没有健全以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危机一旦发生，应急保障物品和人员的缺乏，将进一步加剧救灾局势的恶化。同时，基层政府往往在缺乏科学知识和科学论证情况下，不计成本，不论代价地所谓制止灾害，其结果甚至可能发生更大的次生灾害的发生。
2.基层政府管理低效，体制僵化，信息滞后以及技术设备陈旧
在面对突发的自然灾害时，基层政府尽管也会第一时间处置，但重要的是必须要层层报批，请示领导，由上级政府制定救灾方案。这往往就错过了救灾的最有利时机，同时这也是部分官员推卸责任的借口。正因须层层报批，请示领导，基层政府不能在第一时间准确消息，甚至有些基层政府还故意隐瞒消息，所有这些都无不造成流言满天飞和人心惶惶的混乱局面，严重影响了自然灾害的及时有力处置。与此同时，基层政府的基础性的应急技术比较落后，也迟滞了救灾活动的开展。例如在2008年南方的冰冻雨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自然灾害发生时，出现了大面积的通信中断，人们断水，断电，中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人们无法正常的生活，整个救援工作也无法开展开来。
3.灾后援助不利
灾后重建工作是自然灾害发生后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基层政府在抗击自然灾害的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及财力，但在重建的关键环节往往是捉襟见肘。其一是由于救灾过程中的大量投入，导致了重建过程中能力的不足；更重要的是有些基层政府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救灾过程中，对于重建的工作只是轻描淡写的“做样子”，重救灾而轻重建的思想，直接会导致众多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情得不到充分的落实。与此同时，由于观念和相关专业人员的缺乏等诸多原因，灾后群众缺乏及时心理安抚，这也增加灾害援助的难度。
4.宣传教育不足，防范意识较弱和应急人才匮乏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缺乏对民众防范自然灾害的宣传教育，更没有像日本那样对民众进行防范自然灾害、自我逃生及自救演练，甚至有些基层政府和民众心存侥幸心理，这无疑在自然灾害来临时，极大增加他们的恐慌心理，从而造成相当程度的混乱，给救灾带来本可避免此时却无法避免的更大灾害。与此同时，有些基层政府没有树立预防第一的理念，功夫并没有下在平时日常预防与应对上，尽管一些基层政府也有应对自然灾害的预案，但往往是将其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另外，我国目前尚相当缺乏应对与处置重大自然灾害的专业人员。应对与处置重大自然灾害既需基层政府的努力，更需更需专业人员的临场指挥与救援。专业人员的严重缺乏，对自然灾害的拯救无疑是雪上加霜。
三、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以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之路径选择
1.自然灾害的预警阶段
（1）逐步完善我国基层政府的预警机制与保障体系
首先需要建立一个在自然灾害发生时可以统筹协调各个部门、整合各类资源、具有一定权威的综合性的组织体系，加快落实长期性的应急指挥体系建设，不断健全防灾预警系统，将预警系统以及指挥系统作为常态发展以提高预警能力。其次，基层政府要建立健全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等为主体的保障体系，这既是抗灾预防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保障救灾工作顺利进行的核心力量。对于不同种类灾害频发的基层地区不仅要根据灾害特点准备适用的应急储备物品，而且还要有充足的人员保障。同时，相关人员要严格规范救灾物资的使用条例，避免出现挪用物资、非法占据的行为，督促基层政府官员落实责任，协调上下级部门及政府间的配合关系，下放部分权利，提高责任意识，依靠科技力量，健全保障体系和危机管理体制，从而实现基层政府应急能力的实质性提高。
（2）科学做好灾前预测和预防工作信息的
基层政府在不断完善和更新科技设备的基础上，从人本的角度出发，实行相关应急专业人员全天24小时的灾害监测制度，定期前往自然灾害频发地区实地考察，杜绝隐患，不断加强高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应急管理能力。同时，信息的准确获取和是预防工作的重点，要建立完善应急信息管理系统，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快速获取，及时的与共享。
2.自然灾害的应急阶段
（1）健全基层政府应急管理的快速反应机制和运行机制
必须要加强上下级政府部门之间和同级政府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能力建设，应用先进的科学应急技术不断更新应急设备，加强监测预警机制和系统建设，制定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管理制度，规范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程序，建立应急物资储备机制，以提高应急反应的速率和效率，完善基层政府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危机管理的运行机制，完善基层政府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基层政府危机管理的分级响应机制，建立基层政府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危机管理的队伍联动机制，积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减少损失，统一指挥，分散执行，坚持不懈的捍卫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逐步完善应急法律规范，促进政府公信力提升
在抗击自然灾害中，政府要发挥主导性作用，一方面要靠政府自律，但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法律的约束。逐步完善法律机制，要以宪法有关规定为依据，在完善应急法律规范的过程中，强调高效应急处置是政府法定责任的法治精神，通过总结突发事件应对的经验，结合上级政府的立法在应急制度建设方面的原则，使本地区的应急法律规范可以更加具有针对性，使应急程序的规范和应急能力的提高有法可依，按照法律规范的程序和原则，最大程度的提高救援的质量，这样才能使民众的权利得到保障，从而促进政府公信力的提升。
（3）完善基层政府与社会团体协同救援的多元体系
在基层地区，灾害应急管理工作的关键在民众，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是应急管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要强化社会参与应急救灾的激励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义务参与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群众自身的危机应对意识、危机预防能力和危机应对水平是决定政府应急管理质量的重要因素。其次是建立应急征用补偿等制度，建立专职救援队伍面向社会服务和参加社会救援的补偿政策、资金投入政策、工伤保险政策、指战员转岗安置政策等。突发事件发生地的村委会和其他组织应当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救，调动社区、非政府组织等力量在应急中发挥作用。基层政府在应急管理中要充分发挥群众、社会团体的力量，坚持权利运用公开透明的原则，克服单边主义的思想，努力构建社会救援的多元体系，促进协调能力的提高，降低应急重心的高度，从而有效的抵御自然灾害的造成的影响。
3.自然灾害的恢复阶段
当对自然灾害进行有效的控制之后，灾情已经趋于稳定，灾后重建工作已经有序进行时，接下来我们将面临一个重要阶段：灾后恢复阶段。首先，在灾后恢复阶段，要避免“重救灾，轻重建”的思想，正确评估灾情，启动救灾专门资金并将其常态化，安置灾后民众，确定重建思路与方案。其次，基层政府在重视物质资料建设的同时，更要兼顾广大受灾群众的心理教育的辅导。其三，要逐步完善自然灾害事后的危机评估机制，通过对己经发生的自然灾害事件进行评估后，可以发现灾害预测、预警工作、资源投入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而可以有针对性的改进工作。最后，充分发挥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作用，使民众的意愿和利益可以得到及时的反馈和切实的维护，只有这样才能使政府的公信力得到一个质的飞跃，才能在自然灾害到来之时不断强化基层政府的权威，促进基层政府公信力的稳步提升。
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事件与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建设二者是辩证统一的。提升基层政府公信力要求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在态度、工作上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通过不断完善制度法规，加强宣传教育力度，扩充应急保障体系等一系列的措施，将会对我国基层政府的公信力产生实质性的提高，从而在重大自然灾害到来之时可以有效地抵御其带来的破坏，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同时，当面对自然灾害时，只要基层政府本着以人为本的宗旨，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放在首位，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提升民众对基层政府的认可度，才能更加有效的抵御自然灾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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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灾害的意义篇4
对人类来说，所谓自然灾害，是指因不可抗拒或难以预测的自然因素(诸如火山、地震、干旱、洪涝、沙尘暴、泥石流、虫灾、瘟疫等)或人为因素(诸如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等)引起自然变异，从而导致严重损害或危及人类生命、健康、财产和栖息环境的祸害。自然灾害往往是天灾与人祸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在环境史学家看来，人类开发和利用自然的历史，是自然被改造和被破坏的历史，是人类不断自食苦果和需要自我反省的历史。因此，大量环境史著作都是以历史上的自然灾害——人类与自然关系恶化的极端表现形式——作为主题，以警醒自诩为“自然主宰”的人类，并倡导环保意识和生态伦理。自然灾害的人为因素往往是环境史学家要着力探讨的方面。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比如美国环境史学家特德·斯坦伯格在2000年就出版了一部名为《上帝的行动：美国自然灾害的人为因素的历史》的著作。
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灾害问题就一直存在，这可以从神话传说和历史文献中得到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女娲补天、后羿射日、诺亚方舟和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等传说都可以视为自然灾害史的资料。灾害史的资料还大量散见于中外的各类历史文献之中。
自然灾害一旦出现，社会的抗灾自救能力就会经受严峻的考验。如果抗灾工作井然有序，就可以将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整个社会就可化险为夷；否则，灾害影响所及，远不止于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它也许会加剧人们的心理恐慌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可以加速政权的更迭、文明的毁灭和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提到，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衰落，与当地居民过分开发土地导致自然灾害频仍直接相关。在《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克莱夫。庞廷从生态学的角度解释了一系列文明的衰落，他认为过度开发导致的环境崩溃使文明也随之瓦解。
古往今来，对人类来说，瘟疫都是自然灾害中最大的生命杀手，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类》对此进行了描述。在历史的长河中，天花、鼠疫、霍乱、伤寒和疟疾都曾经长期肆虐。在瘟疫面前，人们往往束手无策，而且瘟疫的流行时间之长，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有时可达两三个世纪之久。因此，瘟疫带来的人口死亡令人触目惊心。在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是天花和鼠疫。在1348—1351年，黑死病(鼠疫)使欧洲几千万人丧生。在17、18世纪，欧洲死于天花的人口超过1亿人。在新旧大陆接触过程中，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大部分都成为了白人携带的天花、伤寒、痢疾、梅毒等多种病菌的牺牲品，土著人口锐减导致了阿兹台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迅速瓦解，为欧洲的殖民扩张扫清了道路。澳洲土著在白人到达后也几近灭绝。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和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均讲述了白人病菌在欧洲殖民扩张中的故事。他们的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尽管两位作者都不免有欧洲中心论、生物决定论和为白人的罪责开脱的嫌疑。离现在最近的一次世界范围内的瘟疫是1918年的流感，它使全球至少两千多万人丧生。2003年春夏肆虐的SaRS与历史上的瘟疫根本不能等量齐观。尽管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控制，我们对人类在未来能够战胜病毒切不可盲目乐观。近年来新出现的病毒——诸如爱滋病毒、埃博拉病毒、尼帕病毒和SaRS病毒——倒是提醒我们，大肆破坏森林沼泽，侵入动物栖息领地，滥捕滥吃野生动物，对人类来说是引火烧身，人类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尊重自然，不要恣意破坏自然的生物屏障。
和以往相比，人类的抗灾救灾能力在目前有了很大提高，这主要归功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政府组织能力的加强。尽管如此，人们对环境灾害，尤其是对瘟疫的担心反而比以前更多，人类的生存环境从整体上看比以前更趋恶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物质消费的不断升级，对有限自然资源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资源损耗将更趋严重；传统的自然灾害有增无减，而与此同时，人类又面临着新的困境：二战后的8大公害事件令世界震惊；各种形式的环境污染(比如工业三废、农药污染、核尘埃、核废料污染)层出不穷；酸雨、荒漠化、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和生物多样性减少已经成为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和传统的灾害相比，人们很难预见工业发展和科技滥用将带来的长期后果。许多难以预见的和不易确定的环境灾难，犹如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环境史学家往往将自然灾害视为天灾人祸，认为生态的脆弱为自然灾害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但相对而言，人为因素是导致启然灾难的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各种形式的环境污染就完全是人为的产物，资源的退化则是因为人类的索取超过了资源的自我恢复能力。洪涝灾害和土地的荒漠化无疑与滥垦滥伐、植被破坏有很大关系。一些瘟疫的流行就是人类向大自然盲目进军的恶果，而城市化和全球化则又加速了瘟疫的传播。总之，在环境史学家看来，灾害更多的是人为因素而不是自然因素的结果，因此应该从不同方面对灾害进行文化反思。
科学技术与灾害。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发、利用和变革自然的能力也不断提高，这种情况在二战以后表现更加明显。科技的运用带来了物质的繁荣，但它的滥用确实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引发了许多新的灾害。比如杀虫剂确实能够有效地控制农业病虫害，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它也会造成食品污染和生态灾难，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就对此进行了描述。核能的开发能够缓解能源紧张的局面，但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核废料的处理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它犹如潘多拉盒子，一旦失控，有可能毁灭全人类。氟利昂被应用四十多年之后，科学家才发现它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科技远非是尽善尽美的，在有的情况下，科技制造的问题比它所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另外，在受到外界赞助的情况下，科学家也很难从事真正独立和自由的研究。据此，环境史学家对科技发展通常持谨慎态度，提醒人们对科技的潜在巨大风险保持警惕，确保技术的发展不偏离造福人类的轨道。
文化观念与灾害。自然资源的滥用，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与人类不能善待自然、把自然看作人的对立物有关。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自然的中心，自然完全就是为人的利益而存在，自然只有工具价值而没有内在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另外，传统的发展观只承认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把发展片面地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和毁灭自然资源为代价，导致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一以贯之地从文化观念的角度对环境灾害进行批判。在《尘暴》一书中，沃斯特认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文化是导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沙尘暴肆虐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只有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改革，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使生态意识深入人心，环境灾害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制止。
自然灾害的意义篇5
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灾害问题就一直存在，这可以从神话传说和历史文献中得到反映。在一定程度上，女娲补天、后羿射日、诺亚方舟和普罗米修斯盗取天火等传说都可以视为自然灾害史的资料。灾害史的资料还大量散见于中外的各类历史文献之中。
自然灾害一旦出现，社会的抗灾自救能力就会经受严峻的考验。如果抗灾工作井然有序，就可以将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整个社会就可化险为夷；否则，灾害影响所及，远不止于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它也许会加剧人们的心理恐慌和社会秩序的混乱，甚至可以加速政权的更迭、文明的毁灭和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提到，两河文明、希腊文明与罗马文明的衰落，与当地居民过分开发土地导致自然灾害频仍直接相关。在《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一书中，英国历史学家克莱夫。庞廷从生态学的角度解释了一系列文明的衰落，他认为过度开发导致的环境崩溃使文明也随之瓦解。
古往今来，对人类来说，瘟疫都是自然灾害中最大的生命杀手，威廉·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类》对此进行了描述。在历史的长河中，天花、鼠疫、霍乱、伤寒和疟疾都曾经长期肆虐。在瘟疫面前，人们往往束手无策，而且瘟疫的流行时间之长，几乎令人难以置信，有时可达两三个世纪之久。因此，瘟疫带来的人口死亡令人触目惊心。在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是天花和鼠疫。在1348—1351年，黑死病(鼠疫)使欧洲几千万人丧生。在17、18世纪，欧洲死于天花的人口超过1亿人。在新旧大陆接触过程中，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大部分都成为了白人携带的天花、伤寒、痢疾、梅毒等多种病菌的牺牲品，土著人口锐减导致了阿兹台克帝国和印加帝国迅速瓦解，为欧洲的殖民扩张扫清了道路。澳洲土著在白人到达后也几近灭绝。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的《生态扩张主义：欧洲900—1900年的生态扩张》和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均讲述了白人病菌在欧洲殖民扩张中的故事。他们的解释有一定的说服力，尽管两位作者都不免有欧洲中心论、生物决定论和为白人的罪责开脱的嫌疑。离现在最近的一次世界范围内的瘟疫是1918年的流感，它使全球至少两千多万人丧生。2003年春夏肆虐的SaRS与历史上的瘟疫根本不能等量齐观。尽管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控制，我们对人类在未来能够战胜病毒切不可盲目乐观。近年来新出现的病毒——诸如爱滋病毒、埃博拉病毒、尼帕病毒和SaRS病毒——倒是提醒我们，大肆破坏森林沼泽，侵入动物栖息领地，滥捕滥吃野生动物，对人类来说是引火烧身，人类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尊重自然，不要恣意破坏自然的生物屏障。
和以往相比，人类的抗灾救灾能力在目前有了很大提高，这主要归功于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政府组织能力的加强。尽管如此，人们对环境灾害，尤其是对瘟疫的担心反而比以前更多，人类的生存环境从整体上看比以前更趋恶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人口的快速增长和物质消费的不断升级，对有限自然资源的压力将越来越大，资源损耗将更趋严重；传统的自然灾害有增无减，而与此同时，人类又面临着新的困境：二战后的8大公害事件令世界震惊；各种形式的环境污染(比如工业三废、农药污染、核尘埃、核废料污染)层出不穷；酸雨、荒漠化、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和生物多样性减少已经成为区域性或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和传统的灾害相比，人们很难预见工业发展和科技滥用将带来的长期后果。许多难以预见的和不易确定的环境灾难，犹如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安全。
环境史学家往往将自然灾害视为天灾人祸，认为生态的脆弱为自然灾害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但相对而言，人为因素是导致启然灾难的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各种形式的环境污染就完全是人为的产物，资源的退化则是因为人类的索取超过了资源的自我恢复能力。洪涝灾害和土地的荒漠化无疑与滥垦滥伐、植被破坏有很大关系。一些瘟疫的流行就是人类向大自然盲目进军的恶果，而城市化和全球化则又加速了瘟疫的传播。总之，在环境史学家看来，灾害更多的是人为因素而不是自然因素的结果，因此应该从不同方面对灾害进行文化反思。
科学技术与灾害。伴随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开发、利用和变革自然的能力也不断提高，这种情况在二战以后表现更加明显。科技的运用带来了物质的繁荣，但它的滥用确实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引发了许多新的灾害。比如杀虫剂确实能够有效地控制农业病虫害，从而提高农作物产量，但它也会造成食品污染和生态灾难，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发表的《寂静的春天》就对此进行了描述。核能的开发能够缓解能源紧张的局面，但具有高度放射性的核废料的处理一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它犹如潘多拉盒子，一旦失控，有可能毁灭全人类。氟利昂被应用四十多年之后，科学家才发现它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科技远非是尽善尽美的，在有的情况下，科技制造的问题比它所要解决的问题还要多。另外，在受到外界赞助的情况下，科学家也很难从事真正独立和自由的研究。据此，环境史学家对科技发展通常持谨慎态度，提醒人们对科技的潜在巨大风险保持警惕，确保技术的发展不偏离造福人类的轨道。
文化观念与灾害。自然资源的滥用，自然灾害的发生，往往与人类不能善待自然、把自然看作人的对立物有关。长期以来，人类都习惯于认为，人是自然的中心，自然完全就是为人的利益而存在，自然只有工具价值而没有内在价值，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完全不顾自然的利益，这就是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另外，传统的发展观只承认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把发展片面地等同于经济增长，甚至不惜以牺牲生态环境和毁灭自然资源为代价，导致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一以贯之地从文化观念的角度对环境灾害进行批判。在《尘暴》一书中，沃斯特认为，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文化是导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沙尘暴肆虐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只有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改革，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使生态意识深入人心，环境灾害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制止。
自然灾害的意义篇6
论文摘要：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防灾减灾抗灾历来是党和政府十分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防灾减灾抗灾既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全党全国人民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总书记非常重视防灾减灾抗灾工作，对此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并亲自指导防灾减灾抗灾工作。当前认真学习和研究总书记防灾减灾抗灾的论述，对于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强化防灾减灾工作”任务，保障国家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文章从防灾减灾抗灾的重要性、举措等方面对总书记防灾减灾抗灾的论述进行了归纳和阐述。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强化防灾减灾工作。”这是当前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如何才能做好防灾减灾抗灾工作，学习和研究总书记防灾减灾抗灾的论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对防灾减灾抗灾工作，总书记非常关注，在多种场合对此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并亲自指导防灾减灾抗灾工作。其防灾减灾抗灾思想非常丰富，我们认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牢记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提高防灾减灾抗灾重要性的意识
灾害就是危害人类生命财产和生存条件的各类事件。以自然变异为主因的灾害称为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海洋灾害、生物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等。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20世纪60年代为400多亿美元，70年代为600多亿美元，而80年代则为1200多亿美元。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灾害种类多、额度高、分布广、造成的损失大。在我国，尤以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等最为严重。台风、暴雨（雪）、雷电、干旱、大风、冰雹、大雾、沙尘暴、高温热浪、低温冻害等灾害时有发生，由气象灾害引发的滑坡、泥石流、山洪以及海洋灾害、生物灾害、森林草原火灾等也相当严重，对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生活以及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据记载，1949年前的2000多年中，我国发生过80多次破坏性大地震，1300多次赤地千里的大旱灾和1600多次一泻千里的大水灾。解放以来，自然灾害发生频率也非常高，几乎年年有灾，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巨大，20世纪50～70年代每年为300亿元人民币，80年代每年达500亿元，90年代每年升至700亿元。我国70%以上的城市、50%以上的人口分布在气象、地震、地质和海洋等自然灾害严重的地区。最近15年来我国因自然灾害造成年均直接损失2500亿元，受灾害影响人数达3亿。[1]近年来，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各类极端天气事件更加频繁，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不断加重。我国自然灾害中的70%是气象灾害，每年因各种气象灾害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达5000万公顷，受台风、冰雹、霜冻和大雾等重大气象灾害影响的人口达4亿人次，每年气象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3%。[2]基于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国家这一现实，总书记多次强调，为了保护国家的财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切实加强对全体国民进行灾害知识教育，提高对防灾减灾抗灾重要性的认识，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抗灾工作，时刻树立防灾减灾抗灾意识，积极投入到防灾减灾抗灾具体工作实践中。“我国是一个地质环境脆弱、地质灾害多发的国家。地质灾害防治事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关重大建设项目的成败。”[3]因此，我们必须强化防灾减灾抗灾意识，做好防灾减灾抗灾工作。
二、加强组织与领导，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是防灾减灾抗灾工作顺利开展的根本保证
总书记通过总结建国以来，尤其是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防灾减灾抗灾工作的实践经验后强调指出，要保证防灾减灾抗灾工作的顺利开展并取得最后胜利，必须加强组织与领导，坚持预防为主，防灾、抗灾、救灾相结合的减灾方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合理配置资源，处理好减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加强国家对自然灾害的管理工作，不断提高综合减灾水平。为此，一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各级组织的指导作用。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增强工作的预见性、组织性，提高工作的实效性。在抵御各种自然灾害过程中，也必须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做好动员和组织工作，保证防灾减灾抗灾工作的有序开展。“面对严峻的防汛防洪形势，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一定要以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精神，精心部署，科学调度，密切配合，真正把各项防汛抗洪措施落到实处。”[4]“面对各种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有关地区和部门全力以赴，组织群众抗灾救灾，为群众排忧解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5]二要发挥人民和武警部队的作用。人民和武警部队是保障我国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钢铁长城，也是做好防灾减灾抗灾工作的坚强后盾。哪里有困难、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人民和武警部队。在防止各种自然灾害中，他们响应党的号召，服从中央军委的命令，积极投入到防灾减灾抗灾的实践中，为保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多次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和表彰，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总书记多次要求人民和武警部队官兵：“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在抗灾救灾斗争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6]三要发挥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党员干部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其言行对广大人民群众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作为人民公仆的党员干部，在防灾减灾抗灾工作中的模范作用，必将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投入到防灾减灾抗灾的工作实践中，为取得防灾减灾抗灾工作的胜利提供强大的群众基础。2008年初，我国南方多个省区发生了严重的冰灾，在这场抗灾救灾斗争中，涌现出一大批不畏艰险、勇挑重担的党员干部先进人物。2月5日，总书记在广西桂林考察抗灾救灾工作时亲切接见了这些先进人物的代表，并对他们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在这场严重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面前，你们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挺身而出，奋力拼搏，顽强战斗在抢险救灾第一线，哪里有困难你们就出现在哪里，哪里最危险你们就冲向哪里，在关键时刻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7]四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作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人民是我们事业发展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防止自然灾害，广大人民群众是最基本的队伍，必须组织好这支队伍，发挥好这支队伍的作用。今后无论是进行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还是防灾减灾抗灾工作，都必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发挥其聪明才智，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要切实抓好防汛队伍和物资的准备，进一步提高应急处置能力。”[4]
三、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建国50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防灾减灾抗灾工作，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办法抵御自然灾害对我国人民生命和财产的严重影响。实践证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如兴修水利等是保证防灾减灾抗灾取得胜利的有效措施之一。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了重大发展，在防灾减灾抗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我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还远远不能满足抵御各种自然灾害的需要。特别是我国当前仍然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大国，虽然科学技术已广泛运用于农业生产实践中，但我们还没有彻底改变靠天吃饭的状况。“农村水利基础设施薄弱。一些地区地下水下降、河湖萎缩、湿地减少、生态功能下降等生态问题十分突出。这些问题，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5]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仍是防灾减灾抗灾、促进生产的必要措施。所以，必须“要加强防汛抗旱和水利建设。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最大限度减轻水旱灾害损失。加快推进治淮等大江大河治理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5]“要切实做好防汛抗旱工作。要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旱，继续加快堤防建设和控制性工程建设，搞好重要河段的河道整治及蓄泄洪区建设，抓好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确保大江大河、大型水库、大中城市和重要设施的防洪安全。”[3]2008年1月11日至14日，总书记在安徽考察工作期间再次强调：“防范水患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兴修水利任何时候都不能松劲。要贯彻蓄泄兼筹的方针，坚持全面规范，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继续实施治淮工程，进一步完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确保淮河流域防洪安全和沿淮人民安居乐业。”[7]
四、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也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基础。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关系中华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也关系到防灾减灾抗灾工作的成效。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得到加强，重点流域、区域环境治理不断推进，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一定控制，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等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工程逐步展开，循环经济和生态省建设开始起步，人民群众环境保护意识明显增强。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进展顺利，大江大河大湖治理等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和水资源调控能力得到加强。”[3]这些成就在国民经济建设、防灾减灾抗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在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方面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可是生态环境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依然十分突出，这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而且严重危害了群众健康和公共安全，也不利于防止自然灾害的发生。因此，大力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森林、草原等对防止风沙、保持水土流失、防止土地沙漠化等自然灾害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总书记对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减少自然灾害的发生，建设美丽的家园作过许多重要指示。特别是就我国自然环境恶劣的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进行过详细的阐述，强调要防止和减少自然灾害，必须做好植树造林、建设草原等具体工作。2006年7月2日，他在考察青藏铁路沿线地区建设时指出：“植树造林、防风固沙，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一定要科学规划，加大投入，全民动员，年复一年地抓下去，为子孙后代多留一片绿荫。”并对护林员说：“你们做的事很有意义。把这一片树林养护好了，会对整个格尔木市的风沙治理起到很大作用。要齐心协力把生态环境保护好、建设好，使我们的家园越来越美丽！”[8]要“继续实施以生态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大力加强六大林业重点工程建设，加大沙漠化防治和湿地、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力度，防止已经有所改善的生态状况出现反复。”[5]
五、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效率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极大地提高了人们控制自然的能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改善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创造了许多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运用于各个领域。在抵御各种自然灾害过程中，也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由于许多自然灾害是可以预测的，应合理运用先进科学技术对自然灾害进行科学预测，提前采取应对措施，尽可能降低自然灾害的影响，减少损失。例如，地质灾害、海洋灾害，可以通过先进科学技术进行预测，将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要“积极开展环境地质和地质灾害调查评价，不断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5]“要进一步加强国土资源调查评价和地质灾害防治。切实抓好基础地质调查。认真组织实施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切实做好重点地区和汛期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努力提高预警预报成功率，最大限度降低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进一步加强海洋和测绘工作。”[5]再如，气象工作，对于提高防灾抗灾能力、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加强气象预报，提高对气象灾害的应对能力。总书记非常关心气象工作，多次到气象部门调研和指导工作，要求气象部门应努力做好预测工作，提高对自然灾害的预见性，以便更充分做好防灾减灾抗灾工作。“要加强汛期气象预报和汛情检测工作，根据汛情变化及时调整和完善工作预案，以确保防汛抗洪斗争的胜利。”[4]根据总书记多次指示精神，结合我国气象工作的实际，2007年7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气象防御工作的意见》。《意见》中明确要求发挥先进科学技术在防治气象灾害中的作用。要“加快新一代天气雷达系统、气象卫星工程和气象监测与灾害预警工程建设”，建立完善雷电、酸雨、臭氧、大气成分、土壤墒情等专业观测网，加密自动气象观测网站，形成地面、高空、空间相结合的监测体系，提高对气象灾害及其次生衍生灾害的综合监测能力。“气象部门要组织跨地区、跨部门联合监测，特别要做好农村、沿海、重要江河流域、森林草原、地质灾害易发区域的气象灾害监测工作。”2008年2月18日，大年初一，总书记来到甘肃省气象局看望气象工作者，强调指出：“气象工作非常重要，对于提高防灾抗灾能力、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气候变化是国际上的热点问题，你们要做好研究工作，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9]
六、加强国际合作，学习他国先进经验，是做好防灾减灾抗灾工作的重要条件
当今社会是全球化的社会，世界各国联系更加紧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往来日益频繁，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离开这个国际背景，而且很多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必须加强合作，采取联合行动。经济关系、贸易交流、减灾救灾等诸多方面，都是全球性问题，是相互依存的，无一不需要开展合作，需要有共同遵守的规范。2005年7月5日，在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开展和深化在文化、救灾、教育、旅游、新闻等领域的合作。”[10]2006年4月19日，在美国友好团举行的晚宴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中方也愿同美方加强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赈灾减灾等领域的磋商和协调。”[11]同时，对一些发达国家防灾减灾抗灾工作中的经验应学习和借鉴，以提高我国防灾减灾抗灾工作的能力。
参考文献：
[1]王绍玉.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条件的综合灾害风险管理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4）.
[2]穆治霖.完善气象灾害防御机制的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4）.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4]总书记对防洪防汛作重要指示[J]．新华月报，2005，（8）.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6]孙志斌．总书记春节前夕到广西桂林考察抗灾救灾工作记实[eB/oL]．http：//www．.cn，2008-02-07.
[7]总书记在安徽考察工作[J]．新华月报，2008，（4）.
[8]孙志斌．总书记考察青藏铁路沿线纪实[n]．人民日报，2007-07-03.
[9]亲切的关怀巨大的鼓舞——总书记正月初一看望甘肃气象工作者侧记[n]．中国气象报，2008-02-19.
自然灾害的意义篇7
新闻背景：
江西省处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统计显示，发生在江西省的自然灾害中，90%和“天气、气候和水”密切相关。近年来，江西省每年气象灾，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害造成的损失，大约占全省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3%至6%，严重时可达15%到20%，而全国平均值为3%至4%。省减灾委专家介绍，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和经济的发展，省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高、经济损失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十一五”期末，江西省将力争实现天气预报准确率在现有基础上提高5%，气象预报警报公众覆盖率达95%，气象灾害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率在现有水平上降低20%至25%。
2005年，是继1998年以来自然灾害对我省影响最大、损失最重的一年。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在江西省发展史上刻下了不同寻常的印记——经济损失达125.3亿元，115人死亡。
3月23日，又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气象日”，其“预防和减轻自然灾害”的主题，对自然灾害频繁的我省无疑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客观而言，我们尚无力阻止自然灾害的发生。但如何避免使灾害变成灾难，却大有可为。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农村和城市在防御和减轻自然灾害上各有特点，但灾害监测、预警和完备的应急措施，仍是保护城乡和谐发展所必须的基本手段，而上述措施的完善以及实施效果，则要依靠社会防灾、减灾意识保障。
农村：重在获取预警信息
对于刚刚步入小康的农村群众来说，“天灾”不仅容易导致返贫，而且使生命安全受到极大威胁。增强农村防御和减轻自然灾害的能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过程中所必须攻克的难关。
专家介绍，在各种自然灾害中，尤以洪涝、地质灾害、雷电对农村群众的生命安全威胁最大。由于农村通信、电力、交通、住宅等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居住地偏僻分散且多在灾害易发的山区，使得农村成为防御和减轻自然灾害的薄弱区域。
以地质灾害的防御为例，每年雨季，江西省全南—安远—寻乌以及崇义—余都—石城地质带上发生群发性崩塌、滑坡、泥石流的可能性非常大。但在赣南，农村切坡建房随处可见，一旦地质灾害袭击，往往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
据统计，2005年，江西省因灾直接经济损失125.3亿元中，农业占88.5亿元；因灾死亡的115人中，绝大多数为农村群众。
记者了解到，2005年9月，瑞昌市政府将36户住在岩溶塌陷坑上的村民整体搬迁；同时搬迁的，还有码头镇黄沙林场和花园乡黄坑村两个重点地质灾害危险点的160户748人。不过，组织危险区域的群众搬迁，固然是万全之策，但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和自然灾害类别的不同，江西农村群众不可能完全摆脱灾害的威胁。
江西省气象局专家认为，准确地把灾害信息可靠、及时地送到处于危险之中的人群，是农村灾害预防的前提条件。2005年6月17日，省气象台与国土部门制作了“暴雨型地质灾害预测”。正由于准确的预测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面对入汛以来时间最长、强度最大、范围最广的罕见暴雨，我省未发生人员伤亡。
不过，尽管有成功的经，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验可资借鉴，专家还是认为：由于广大农村通信基础设施薄弱，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内，信息不畅依然是农村群众避免灾害威胁的“瓶颈”。
城市——重在预案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就越大。2003年6月23日到28日，南昌市降水超过400毫米，全市积水泛滥，多处交通受阻，直接经济损失6.47亿元。据统计，作为江西城市化进程中的“领头羊”，南昌平均每年因灾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亿元以上。
江西省处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城市自然灾害一般以暴雨洪涝、雷电、大风、热害等为主。专家认为，相对于农村，城市拥有便捷的信息渠道，因此城市防灾、减灾的关键，在于制度的完善。
3月中旬，南昌市遭受7至8级大风的侵袭，广告牌等悬挂物被大风刮倒伤人事件屡屡发生。而记者了解到，由于缺乏相关的管理部门，公共场所的悬挂物不需经过抗风能力的评估即可顺利“上岗”。
另外一个对比鲜明的例子是，2003年6月24日至25日，南昌出现日雨量达309毫米的特大暴雨（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新高），但由于南昌市气象局研发的城市积涝灾害预警系统投入使用，政府得以及时采取强有力的排涝措施，使城区积涝时间比预期减少了5至8小时，损失大为减少。
自然灾害的意义篇8
关键词：湟水流域；灾害；灾后应对
一、选题意义
随着社会史的蓬勃发展，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湟水流域的研究比较重视，发表了大量的学术成果，这一定程度上为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也具备了可行性。具体而言，选取清代青海湟水流域的灾害及其应对进行研究，主要出于以下几个考虑：
纵观目前学术界对区域自然灾害的研究，成果颇丰，加之研究成果多集中于论述灾害发生的特点、原因及影响，而对清代湟水地区灾后应对进行研究的较少，而且不全面，这就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湟水流域因其远离政治中心，文献资料记载较为分散、稀缺，因此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性。
“清代青海湟水流域的灾害研究”这一课题，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现实上都具有一定的意义。首先是对灾害研究体系内容的充实和丰富，有较多专著及文章对该地区的灾害做了介绍，但比较零散，所以选择这一地区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其次，就现实而言，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不仅使人类面临严重的物质灾难，同时深深地伤害着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感受。青海地区作为多民族杂居地，因此总结清代青海湟水流域的灾后应对，对当今社会应对该地区自然灾害提供借鉴意义。
二、研究现状
（一）灾害及灾后应对专著
袁林的《西北灾荒史》①一书，是西北地区（陕、甘、宁、青、新）灾害历史研究的专著，全书分为上编“西北灾荒史研究”和下编“西北灾荒志”两部分，其中上编对整个西北地区历史时期发生的干旱、水涝、冰雹、霜雪冻、风沙、地震、滑坡山崩地裂陷、虫类、鼠类、瘟疫、畜疫、禾病、饥荒等灾害进行了详细分析，总结各类灾害情况，并对灾害进行历史分析，得出应对灾害的对策。下编主要是收录各种文献记载保存下来的关于历史时期西北地区自然灾害概况的资料。本书虽覆盖了青海湟水流域的灾害，但是并不系统，需逐一摘录出来。
王昱的《青海方志资料类编》②是本文河湟流域灾害所依据的核心文献，这套方志资料是在青海各地方志资料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整理并且分门别类地记载各地自然、经济、政治、军事、文教科学、社会、人物等方方面面，同时这部类书对记载有出入的地方进行了校对，是一部极具参考价值的方志资料集成。其中自然篇中专门介绍了各地方志中出现的记载历史时期青海各地发生的自然灾害，如水灾、旱灾、虫灾、风沙灾害、雹灾、霜灾、雪灾、鼠灾、地震以及饥馑等，史料大多源自清朝和民国时期。
青海省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编的《青海地方旧志五种》③，本书整理《青唐录》、《碾伯所志》、《丹葛尔厅志》、《大通县志》和《贵德县志稿》五种种旧志并对有关地区的各民族历史沿革，分布状况、民族关系、经济生活、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做了详细的记载，是认识和研究青海，青海民族的过去的重要的历史材料。
温克刚、王莘主编的《中国气象灾害大典・青海卷》④是研究青海气象灾害比较珍贵的史料。书中历史上青海各地的主要的气象灾害作了分析研究，重点介绍了气象灾害形成的特征、造成的影响、社会应对的措施等。
（二）灾害及灾后应对的论文期刊
1、关于灾害的论文期刊。朱丽东的《青海省灾害环境区划初探》⑤以青海省现行综合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为基础，强调了青海省灾害环境区划的多因素性、复杂性和综合性，在区划思路和区划原则的指导下，对青海省灾害环境区划方案进行了初探。
张经久，张田生的《清代甘肃自然灾害考论》⑥通过统计多种文献关于灾害的记录，总结清代甘肃地区灾害的特点。
阿利亚・艾尼瓦尔的《清代新疆报灾程序初探》⑦本文探讨了清代新疆报灾程序的形成及其演变。第一部分，以清文献分析了报灾程序的建立与发展。第二部分初步探讨了建省前新疆各地的报灾流程和各地不同的报灾方式，同时分析了建省后新疆报灾程序的变化趋势。第三部分主要探讨报灾期限及其社会影响。报灾是清政府救济机制运行的关键，体现了新疆地方行政制度与内地划一的行政职能。
2、关于灾害及灾后应对的论文期刊。朱普选的《明至民国时期青海东部地区自然灾害及其治理》⑧一文，通过对比统计分析《西北灾荒史》与《青海方志资料类编》所载的自明代以来青海东部地区自然灾害情况，总结了明至民国时期青海东部地区自然灾害的特点，分析了各种灾害发生的背景以及危害，并论述了历代政权的治理措施，同时从社会内部结构层面探讨了灾荒发生的社会原因。这篇文章对我写河湟地区灾害及灾害治理提供了模板。
孙东岭的《清代河湟地区自然灾害初探》⑨概述了清代河湟地区自然灾害的类型，分析了各种灾害发生的特点，最后总结了几点对现代河湟地区防灾、救灾、减灾工作的启示。
刘娜的《甘南自然灾害的社会成因分析及防灾对策》⑩作者认为甘南发生自然灾荒的频度高，受灾面积广，受灾危害深，这与甘南的社会经济、政治、人文环境等诸多社会因素有密切联系，因而从人口、畜牧、经济等方面分析了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自然灾害的社会成因，从而总结了应对这些引起灾害的社会成因的对策。
杨洪远的《民国时期甘肃灾荒研究》B11总结民国时期各种灾害，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分析灾害发生原因，介绍政府和民间团体的救灾方式。
张高臣的《光绪朝（1875-1908）灾荒研究》B12和其他灾害研究一样，本文介绍了灾害的分类。在救灾方面，本文提出了一个新观点即义赈对传统灾害后救灾的影响。
刘永刚的《清代减灾活动中的文化现象研究――以西北地区为中心》B13清代是我国历史上的“灾害群发期”，清代的减灾思想、减灾措施以及礼俗行为文化较之前代更为发达、完善和繁荣。本文主要论述清朝西北地区灾后的救灾与防止。
⑧朱普选.明至民国时期青海东部地区自然灾害及其治理[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5年10月第4期.
⑨孙东岭.清代河湟地区自然灾害初探[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7月第3期.
⑩刘娜.甘南自然灾害的社会成因分析及防灾对策[C].甘肃高师学报，第17卷第4期.
B11杨洪远.民国时期甘肃灾荒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07年.
B12张高臣.光绪朝（1875-1908）灾荒研究[D].山东大学，2010年.
B13刘永刚.清代减灾活动中的文化现象研究――以西北地区为中心[D].西北师范大学，2005年.
B14张祥隐.嘉庆朝西北地区建立和健全灾赈积弊防杜机制案例研究――以嘉庆十五年甘肃灾赈为例[J].中国农史，2014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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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6朱普选，姬梅.河湟地区民间信仰的地域特性[J].青海民族大学（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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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8朱莹.晚晴关中农业灾害与民间信仰风俗[J].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B19高兵茂，刘色燕.略论晚晴时期桂东南地区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J].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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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李筱利.明清皖北地区的灾荒与神庙信仰的历史演变[D].厦门大学，2014年.
B22徐心希.明清时期闽南地区自然灾害与民间信仰的特点[J].闽都文化研究，2004年第2期.
B23杨芳.宋代仓凛制度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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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5王玉春.清代河西仓储研究――以官仓、民仓为主[D].陕西师范大学，201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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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7刘五书.论民国时期的以工代贩救荒[J].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
自然灾害的意义篇9
关键词：社会风险；灾害；危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
中图分类号：C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7）02-0086-04
作者简介：陈淑伟（1973-），男，山东五莲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行政学理论与实践、政府应急管理。
人类自诞生起就没有停止与各种威胁进行斗争。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说，我们处在一个“除了冒险别无选择的社会”［1］。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自然的、人为的因素导致的事件，对人类生产、生活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大。可以说风险无处不在。正因如此，许多社会学家把现代社会称之为“风险社会”，并从不同途径探讨风险社会的治理之道。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说，社会风险的治理就是公共部门通过组织化、制度化的途径不断降低社会风险，保护公共利益，维护公共秩序的管理活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迄今为止，社会风险治理存在三个基本的视角，即灾害、危机和突发事件。
一、灾害（Disaster）
纵观世界，各种灾害从未停止对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影响和破坏，有些灾害所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难以抹灭的灾难性印记，比如，唐山大地震、印度洋海啸、美国的9.11事件等等，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从某种意义上讲，整个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与各种灾害不断斗争的历史。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到高度文明的信息化的现代社会，人们一直与洪水、暴风、地震、干旱等各种自然灾害不断进行较量，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大，虽然迄今为止仍不能完全避免各种自然灾害对人类的伤害，但是文明的发展使我们在自然面前不再完全处于被动的局面。然而，在人类与传统灾害抗争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也不断制造出新的灾害，使人类增加了环境灾害、技术事故、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战争破坏等风险，而且，由于现代社会人们对技术依赖程度不断提高，人口密度不断增加，各种已知的未知的灾害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使用灾害这一概念是从这些事件的最基本特征，对人的生产和生活的影响上来讲的。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为的事件，只要这一事件的发生对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带来或者可能带来损害，这个事件对人来讲就可以称作是灾害。我国学者罗祖德、徐长乐认为：“灾害是由自然原因、人为因素或二者兼有的原因而给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不利后果的祸害”。［2］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和界定灾害，特别是自然灾害的。
人类与灾害斗争的历史表明，有些灾害特别是自然灾害，人类试图通过技术手段阻止其发生几乎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有些灾害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这在科学技术还不够发达的古代，通常被归结为神的意志和力量。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水平的提高，人类很自然的把与灾害斗争的重点放在减轻或者避免灾害发生可能对人的生命财产、环境以及社会经济的影响和破坏上。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专门的知识，比如，水利学是在与水灾斗争中形成的，预防医学是在与疫病灾害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防灾减灾的要意之所在。
如何应对这些灾害，减少它的负面影响成为对策研究或者国家政策制定的一个主要出发点。在传统的农业社会里，灾之为“害”主要以“荒”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作为国家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的灾害防治对策，就是所谓的荒政。［3］在现代工业社会，防灾救灾无论是国家政策层面，还是学术研究领域，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美国，灾害管理（Disastermanagement）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领域。联合国国际减灾十年（1990~2000）（internationalDecadefornaturalDisasterReduction，简写为iDnDR）活动的主旨就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通过国际上的一致行动，把当今世界上，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人民生命财产损失，社会和经济停顿减轻（少）到最低的程度。
这种防灾减灾视角的特点在于，一方面它是技术导向的，把先进的技术运用到灾害的预测、预防、预警和灾后的救援等环节中，这在防灾减灾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有时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技术的进步已经大大地提高了我们与灾害斗争的能力，并且，这种对技术导向的强调，在管理实践中导致了基于不同灾种的管理部门的分化，在这个意义上，我国对社会风险的治理基本上是基于灾害视角的；另一方面，它基本上局限于自然灾害，或者说那些反复出现，为人们所知的“天灾”。正因如此，我们平时所讲的“灾害”，往往是“自然灾害”的简称。［4］
事实上，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有效防灾减灾之道的过程中，视角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视野也愈加开阔，管理的、制度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危机管理中的法律制度、资金和物质保障、信息披露制度、公民道德建设以及社会心理引导等非技术因素也同样不可或缺。”［5］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的灾害中人为的诱因日益凸显，或者说灾害不仅仅是“天灾”，“人祸”的成份也越来越明显。这就意味从人和自然关系上来寻找防灾治灾的途径越来越重要，换言之，我们必须从人的活动本身来寻找防灾治灾的有效办法；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带来人口的膨胀和城市人群的聚集，以及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既加大了传统灾害给人类生活带来的风险，也同时产生了许多新的灾害，比如，危险化学品事故，恐怖袭击等，而且现代社会的灾害日益呈现出群发性和链发性等特点。这些因素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和思考，在各种灾害频发，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满足人的生存和安全需要的问题。
二、危机（Crisis）
危机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来观察和应对各种威胁。二战之后，危机的学术研究开始在西方国家出现，有些工商管理学院开始设立危机管理的研究方向，研究商业组织的危机管理。随着两大阵营的形成和对立，危机研究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通常被认为是危机研究在公共领域的兴起。严格地讲，危机管理的系统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以学术界对古巴导弹事件的系统研究为标志，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艾里森(G.allison)的《决策的本质》（theessenceofDecision）（allison，1971）。西方学术界对危机的研究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直接相关的。两极对抗的格局和此起彼伏的地区冲突，使早期的危机理论基本上局限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
20世纪70年代，受“尼克松冲击”和石油危机的影响，日本政界和学术界开始重视危机管理理论，将这一理论的研究和应用扩展到了经济领域，并在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取得了实际成效。美国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频繁发生的国内危机事件，斯蒂文•芬克成为早期著名危机管理专家，他的著作《危机管理》（Crisismanagement）至今仍有很高的引用率。自此，危机研究的范围开始逐渐扩大，到20世纪80年代末形成了一个研究高潮，研究领域涉及国际危机研究、灾难研究、冲突研究、危机中的个人、团体与组织关系研究等。虽然,这一时期危机管理研究的范围有所扩大，但是受当时国际形势的影响，国际关系仍是其主要的研究领域，决策研究仍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和冷战的结束，人们的视线逐渐从国际转向国内，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国内的公共管理领域，危机管理研究的重心也就随之转向形势日趋严峻的国内公共领域。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这种趋势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自然灾害、技术事故以及恐怖主义等事件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公共领域的危机管理研究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研究领域既涉及到传统的军事、国防、能源、环境、外交、灾害，也涉及现代的经济、金融、食品、卫生、水资源、骚乱、、恐怖主义等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危机”在英文与之相对应的是“crisis”。该词源于医学用语，指人濒临死亡、生死难料的状态，后被演绎为描述人们不愿面对、不可预期、难以控制的局面。汉语中“危机”表示危机和机遇两层意思，它既会带来各种损失，也会带来机会和转机，如果决策者直面危机，危机可以促进制度的革新和环境的变革。显然，危机管理的视角对于人所面临的威胁的观察和界定，是从个人、组织或者国家这些主体出发，对它们所处的情势，比如决策、生存等状态的一种描述，是一种感知的威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超出了感知者的掌控能力，动摇了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比如，个人的生活危机、感情危机、信任危机，组织的债务危机、信誉危机；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国家的战争危机等等。保夏特（pauchant）和米德罗夫（mitroff）用一个形象的例子说明了危机和事故的区别：一个工厂的水龙头坏了，如果仅仅是一些会议的时间被调整，那就是事故；但如果由此造成了工厂停产，甚至引致破产倒闭，那就成了危机。这实际上是从事件的危害和影响程度上来界定危机的，有一点必须指出，那就是无论一个事件的影响有多么严重，只要在个人或组织能力的掌控范围内，或者个人或组织已有充分的准备应对之，危机之说其实就是虚妄的。
然而，在今天许多学者那里，危机管理已经泛化了，几乎将所有可能危险情境或事件，都认为是危机，都试图用其危机管理的理论解决之。危机几乎成了“事故”、“分裂”、“灾害”、“灾难”的代名词。但是，事实上如此以来就完全背离了危机这一视角的基本定位。也许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危机管理理论强调危机前的预防和缓解，在理论上，任何一种可能造成大的生命财产损失的事件都可能导致危机，所以从根本上讲，它们都应当是危机管理的范畴。但是，一个理论一旦失去独特的视角，它的理论价值和对实践的指导的作用就很值得怀疑。
危机视角与灾害视角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一方面它将注意力投向人自身，强调事件对人的影响，试图从制度和管理的手段，以及人的自我心理调适来应对来自内外部的威胁。它的意义在于强调，有些灾害的发生有时是不可避免的，比如地震等，而危机却不同，它是可以通过管理的、技术的等手段避免的。这也正是危机理论多存在于管理、决策、心理等学科领域的原因；另一方面，危机理论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对人为因素对组织和社会威胁不断加大所做出的反应。因为传统的灾害研究，虽然也重视非技术的因素的作用，但其专注于灾害本身的视角，决定了它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上的先天性不足，而这恰恰是社会发展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所要解决的。
三、突发事件（emergencyevent）
概括地讲，无论灾害还是危机都是对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无法预料损失的事件的某种属性的描述，只不过认知的视角不同而已。灾害强调客观事实，比如地震、火山爆发、战争等，我们可以从事件的规模、影响，以及它所带来的损失对其进行描述，并根据其各自的发生、发展的规律，探索防灾减灾的对策。危机强调事件对某一主体所造成的影响。这就意味着，同一事件对于不同的主体而言，意义可能是不同的。比如，1982年9月，美国芝加哥地区有7人因服用强生公司（Johnson&Johnson）的主导产品――“泰莱诺尔”（tylenol）胶囊突然死亡，随后媒体传闻死亡人数上升至250人，其影响迅速扩展到了全国各地，此事件导致该公司销售急剧下滑而陷入困境。很明显，此事件使强生公司面临着严重的危机。然而，这一事件对于其它组织而言，至多是一个具有警示和学习意义的案例而已。再比如，2002年初，在我国京津地区发生艾滋患者用含有艾滋病毒的注射器扎市民的事件，一时间谣言四起，满城惊恐。虽然该事件后来被证明相当一部分信息是虚假的，但是在官方正式采取有效措施辟谣、平息相关传闻之前，对于该地区的民众来讲，就面临一种来自对健康和生命挑战的危机，而对于其它地区的人来讲这种感受就十分微弱。
列举以上两个事例并非意在进一步说明危机这一视角的特征，而是为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观察，它又意味着什么呢？或者说，我们脱离事件直接影响到的个人或组织，而是从管理的角度来分析这些事件对政府管理者所提出的问题。很显然，政府作为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的维护者，无论强生公司的“泰莱诺尔”事件，还是“艾滋患者扎针”事件，都不单单是某个组织的私人问题。那么，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它们是一“灾害”还是“危机”？事实上，我们从上述分析中已经可以清楚地得出这样的答案：这两种视角，对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功能的发挥，都是模糊的，因为这些事件发生一开始并不具有那样的政策意义。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如果政府对药品的市场监管不力，对扎针事件和谣言处理不当，那就不仅仅是一部分人受害的问题，最终可演变为对政府的信任危机。这就是说，对于政府而言，这两种视角在其管理活动中有相当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很自然的就寻找另外一种视角和解决问题的途径，即，将其界定为“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是对事件发生方式的一种概括，它强调事件发生的突然性和紧急性和非常规性。我国2006年初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将突发公共事件界定为：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并根据其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将其主要分为四大类：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这实际上是从管理的角度，将管理事务分为常规的和非常规的两大类，常规事件是可以预期的，可以用常规的管理手段计划和程序进行管理的事件，非常规事件就是不可预期的，采用常规管理手段难以奏效的事件。
这一视角的意义就在于，它是政府管理本位的，对于提高政府公共管理水平和能力具有现实的意义。因为，作为政府来讲，其公共管理责任的实现，有赖于其日益程序化和高度官僚化的管理系统，而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和变迁，意味着各种不可预知的事件越来越成为政府有效运作的最大挑战，这就需要不断发展适应这种挑战的非程序化的，超越层级节制和繁文缛节的综合的管理模式。
作为对这种挑战的回应，在公共管理领域逐渐兴起了应急管理的研究和实践探索。应急管理在英文里称作“emergencymanagement”。“应急管理的范围和实践得到迅速的扩展，作为回应现实对政治和技术技能的应急管理者的需求，而逐渐成为一个职业领域。应急管理政策和计划获得越来越多的兴趣和支持的最主要原因，就在于近年来大的灾害的数量的增长，人民和财产面临的自然的和技术的风险越来越大。”［6］
西方发达国家很早就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和实践。1977年，一个由美国国防部民防局资助的研究小组，在对美国政府间的防灾体系进行分析后认为：“缺少一个综合性的全国紧急政策及将联邦的责任分散在许许多多的联邦机构中，妨碍了种州对灾害情况的管理。”于是，1979年，卡特总统了总统令，建立了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Fema），专门负责协调应对这种突发事件的管理事务，把各种具有潜在社会风险的事件都纳入到了Fema的统一管理之下。自此，西方许多国家都陆续建立各自的综合应急管理体系。我国在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也加快这方面的建设步伐。
总之，社会风险治理视角是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强调这三种视角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事实上在实践中它们是相互交叉，并相互借鉴和相互补充的。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对它们进行区分，可以进一步透视不同途径的社会风险治理的思维逻辑，并促进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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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绍聘．中国救灾制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
自然灾害的意义篇10
1灾害双重属性的内涵及其实践意义
1.1灾害双重属性的内涵以往将洪水灾害定义为自然灾害，强调洪水是超常量降雨所致，是自然现象。但是从气象、水文等自然条件来看，虽然洪水的年际变化较大，但从一个时段来看，各条江河自然态洪水都有相对稳定的量级和发生概率。然而，近代以来各主要洪水国家的水灾损失却无不几倍、几十倍地增长。因此，将近几十年和前几十年相比较，既然洪水量级和发生概率差不多，而水灾损失却大幅度提高，显然无法只从自然变异来解释，而应进一步从社会环境方面去寻找原因。
水利学界从水灾防治角度阐述了对灾害本质属性的认识：“笼统地说，防洪的目的是防止洪水灾害。细致地分析，洪水灾害概念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洪水；二是灾害。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和洪水作斗争，控制洪水泛滥，主要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在这里，人所面对的主要是自然属性的洪水。……而洪水灾害则是超出工程控制能力的洪水作用于人类社会，因而造成对社会的损害，洪水灾害体现在人类社会本身。因此，为减轻洪水灾害，即要认识和驾驭洪水，更要调整社会以适应洪水，达到防止洪水泛滥，或在洪水泛滥时减轻损失的目的。……总之，所谓全社会的防洪减灾体制，应既要能够有效地承担向自然属性的洪水作斗争的任务，也要能够面对灾害的社会属性，担当起统一地、有权威地组织实施防洪减灾的任务”[1]。这一概念被评价为：“灾害的双重属性进一步阐明了灾害的本质属性，这是一种哲学思维方面的进步”[2]。《大英百科全书》科学理论条认为：“用过去科学的遗产或者采用恰当的比喻来给一个理论作解释，这不是理论的固有要素。但是，只有小心谨慎地运用，这类解释就此较易于领会；找到新的应用；提出较为重要的修正。……”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
在灾害双重属性当中，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是相互渗透和加强的。在古代，自然属性成为灾害惟一的或主要的致灾因子。而在近代，既由于社会对灾害更加敏感，又由于大规模改造自然活动助长自然变异，甚至使得社会致灾因子跃居自然因子之上成为灾害增加的主要因素。既然洪水灾害是超出工程控制能力的变异造成的对社会的损害，那么减轻灾害损失就不应单纯从控制自然态洪水着手，还应从调整和规范社会发展以适应自然规律方面去努力。这是灾害双重属性概念所要着重表达的方面。从消极的方面来说，单纯强调自然灾害是超出了工程设防标准的自然变异对社会的损害，可能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行政管理者推御责任的说词，而局限了进一步实施社会化减灾措施的实际努力。
灾害双重属性的理论认识有两个来源：一是吸收了国外防洪思想的新进展；二是直接继承了我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即以两千年前贾让三策为代表的改造自然与适应自然相结合的思想。双重属性认识的根本点在于，防洪减灾的目标是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减灾效益，而不是一味追求战胜洪水。
2000年10月1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国际减灾日文告中说：“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所谓“自然灾害”并不完全是自然产生的，事实上学术界己经主张尽量减少“自然灾害”一词的使用，而只称作灾害。学术界的忠告是明确的：导致灾害损失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灾害不能简单称之为自然灾害，那么，比较而言，可以认为灾害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属性本质的更简明的表述，是中国减灾科学工作者的新贡献[3]。这一概念此后被灾害学界广泛引用和阐发。
1.2灾害双重属性和工程与非工程相结合的减灾措施之异同20世纪中叶美国科学家首先提出了工程与非工程相结合的减灾方针以及洪水保险等社会保障措施。这一理念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工程与非工程是按照工程硬件（如水库，堤防）与技术（如洪水预报）和管理软件（如法规、体制）人为划分的两种技术措施。
灾害的双重属性不是减灾的具体方案，也不是工程与非工程减灾措施的另一种表述方式，而是对灾害本质属性的理论概括。在双重属性当中，二者缺一就构不成灾害。由双重属性概念出发可以引申出与此前相仿又不完全相同的两种减灾的技术途径，即划分为针对自然变异和针对社会环境两部分：①通过兴建防洪工程，以及提高洪水监测和预报水平来提高制约洪水、防范灾害的能力；②通过加强国土规划和管理，通过协调相关人群之间的利益关系，来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高社会对灾害的承受能力。提出灾害双重属性概念的理论意义在于，它剥离出蕴含在灾害概念中的本质特征，使认识得到深化。比起工程与非工程相结合减灾的表述来说，灾害双重属性概念更能反映灾害本质。当然，加深了对灾害本质的理解，必将有助于制定更明确的减灾方针和政策。
1.3灾害双重属性概念的实践意义提出灾害双重属性的理论认识对完善我国的防洪方针有实际的意义。这是由于我国引进非工程防洪概念已有20年历史，但所吸收和实行的大多数仍限于针对洪水的技术性措施。对非工程防洪措施最本质的方面，即调整社会以适应洪水却缺乏理解。总体来看，在自然力面前，人们控制洪水的能力是有限的，一味追求战而胜之是不现实和不经济的。人类自身从属于自然界，因而在自身发展中，既要克服和改造不利的生存环境，也应主动地顺应自然规律和在发展中谋求与自然的和谐。
世纪之交，我国己开始实现了由防洪到防洪减灾的战略调整，其实质是：防洪依靠的是针对洪水的工程技术措施，以防止洪水泛滥为目的，由此产生减少水灾的效果。而由防洪到防洪减灾的转变，则是以减少水灾为目的，其减灾措施包括工程技术措施以控制洪水，又包括统一协调国土开发、经济发展和防洪减灾之间的关系以适应洪水。可见，由防洪到防洪减灾的转变明确表明了防洪目的性的转移，同时也导致了治理途径的扩展。
自1998年长江、松花江大水之后我国政府提出的治水方针，其中包括“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平垸行洪”、“移民建镇”，并归纳为人与自然和谐的治水新思路，表明治水方针开始转变。可以认为其中包含着近10年来灾害学领域学术研究的贡献。
《汉书·霍光传》中讲到这样一则故事：一齐国人置新屋，邻里祝贺。有人建议主人将烟囱拐个弯，再将灶旁柴草移开，免得火星窜出，引发火灾。主人置之不顾。不久失火，邻里急往救之。事后主人杀牛置酒酬谢，焦头烂额者请上座，却忘记建议预防火灾者。有人取笑说：“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后来演化为一个成语，叫“曲突徙薪”，隐喻事先消除致灾因素和防灾救灾同样重要。用作比喻，对于理解“灾害双重属性”和由此衍生出的“关于完善防洪方针的建议”[4]的价值或许有益。
2灾害双重属性概念的科学基础
从学科分类角度来看，以往的治水是研究洪水规律和建设水利工程控制洪水的技术，限于自然科学范畴。而新的治水方略，是联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范围更大的学科体系。这种联合体现出当代科学发展在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综合的总趋势。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曾经预言：“自然科学往后将会把关于人类的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正如同关于人类的科学把自然科学总括在自己下面一样：它将成为一门科学”[5]。这种前景将形成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一体化，对于理解灾害双重属性概念是有益的。
2.1科学的分析与综合科学的发展是逐步深入的。从科学发展史可以看出，它在发展初期是一个人与自然的统一体系。之后，在文艺复兴的推动下，科学的发展逐步深入到对于客观世界各组成部分内在本质的研究，于是开始了学科的分化。分解深化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不过，科学被分解为各个相互独立的学科，不是由于研究对象存在本质的差别，而是由于人们在那个时期认识能力的局限。分解也割断了各个学科相互之间的联系，以致妨碍了对于事物本质的更深层次的理解，甚至形成片面性。于是，在科学进一步深入的时候，必然要求相关学科之间的联系和贯通，迎来综合交叉的时代。中华科学传统中，尤以注重天人和谐、直观体验、有机联系、整体协调为突出特点。这对现代科技发展不无借鉴意义，此其一。其二、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对自然界的影响和改造能力日益强大，甚至正在接近地球有限资源和环境的承受限度。同时自然界对人类干涉的反作用也日益显著，因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必然要求沟通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综合研究和理论思维的进步，以求得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减灾是一门以大自然为背景的学科，具有较强的经验性和综合性。防洪减灾并不限于工程建设，而是越普遍、越深入地与社会的、环境的、经济的、资源的条件相联系。其成败得失甚至直接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因此，学科间的交叉渗透会越来越普遍。从双重属性来理解，其中社会既是承灾体，而大规模人类活动又往往成为致灾因子。同时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快速增长，这种干扰不仅成为引发灾害的因素，甚至跃居于自然因子之上，成为首要的致灾因素。可见，对于减灾领域来说，尤其要重视综合研究。
2.2历史学与水利学交叉研究的优势实现学科之间的融合是有一定困难的。由于各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发展历程和研究方法的差异，长期以来形成其间的分割和疏远，所谓“隔行如隔山”。尤其是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交融起来就更加困难。例如，随着技术的飞跃发展及其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人们往往热衷于追求看起来对当前更直接有用的知识，而相应地减弱了对某些科学理论和战略问题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又例如，在科学发展中，定量化研究是先进性的重要标志，同时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和评价标准也越来越重视成果的可重复检验。由于过度追求量化与公式化，忽视理论问题的辩证思维，有时科学变得远离其本应扎根于其中的现实世界。例如，本来人与天、人与地和人与水的关系是那样不可须臾分离的密切，然而此前却将它们人为分割得支离破碎，甚至使得科学失去感受生活的能力。在防洪工程学领域，长期以来只偏重研究控制洪水，而忽略了社会化减灾及其终极目标——减少损失，就是一种表现。
从水利科学来看，不仅与水利直接相关的自然科学各分支之间是彼此联系、相互影响的，而且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也密不可分。由于治水问题的边界条件十分复杂，表现出较强的经验性和综合性，而历史上的水利原本是前人的实践，其中既包括相关的江河地理演变等自然因素在内，还直接受到政治、经济、法律等条件的影响，显现出多种制约因素综合作用的统一结果，因此历史的经验有重要价值，尤其在宏观问题研究方面。其中，历史学与水利学的交叉和融和显现出自己的优势，既拓展了认识事物的时间和空间，也进一步激发了研究工作的活力，被称作“历史模型”[6]。这里所说的模型是依托历史治水思想构建的理论模型[7]。
3灾害双重属性概念的哲学基础
以上讨论的科学分析与综合是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的。一般来说，整体等于部分之和，但在自然界中，整体往往并不等于各部分的简单相加。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的联系往往对事物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研究灾害自然要分析自然变异的作用，但离开社会和社会对自然的干预来讨论灾害，无异于盲人摸象。为了进一步理解灾害的本质属性，有必要从哲学方面寻求支持。
3.1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我们祖先的认识是发人深省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也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古人生活的年代，改造自然以适应人类社会发展需求的能力不高，其生产生活都须注重服从和顺应自然规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利用和改造的同时，主要表现为对自然的尊重和敬畏，直接面对自然界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隐喻。这种思想的主流暗合了人与自然统一的客观事实，被归纳为“天人合一”的哲学认识。
淮南子对天与人的关系说得更为贴切。他在论述对“无为”和“有为”的理解时说：地势决定水自西向东流，人们依据这个道理而加以疏导，就可以避免水灾发生。作物春天开始生发，人们依据这个规律去耕种，五谷才能得以生长。如果听任洪水自流，则大禹就不会有治水的功业。如果听任作物自然生长，则后稷的智慧就不能展现。依据自然规律去治理，这就是所谓的“无为”。而如果妄想用火去焚烧水井，用淮水淹灌高山的话，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即所谓的“有为”。这是淮南子对老子“无为”本义的理解。
对于水灾本质的认识，2000多年前贾让的概括是极有见地的：“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保留）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8]，恰当地表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先哲类似的认识不胜枚举。
古代生产力低下，自然力对于人类社会处于支配的地位。人们不得不怀着敬畏的心情，更多地关心和记录自然变异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注重天文、地理与人事之间的综合思考。虽然前人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不及今人之深刻，但这种综合思考的原始自然观和世界观，反映的却是世界是完整统一的客观事实。如今，哲学界普遍认为“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华文明的主导思想，是东方综合思维范式最完整的体现，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9]。
现代化是创新，但创新并不一定是一味地向前捕捉什么。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还有必要时时回过头去看历史，并且会每每有所发现。毕竟我国古代先进的科学和哲学思想曾使我们的民族长期领先于世界。当然，哲学主要是通过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来对人们的认识产生影响，激发和启迪人们的智慧。这个过程是潜在的，不能指望哲学也能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3.2《自然辩证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西方传统哲学对人与自然的思考偏重于征服和改造自然。而当工业化开辟了人类发展的新纪元，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性开发也显现出其负面影响并开始危及人类社会自身发展。对此，辩证唯物主义者早在100多年前即已明确发出警示。
1876年恩格斯论述劳动在由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时，谈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由于人类的不明智做法造成自然的失衡及其对人类社会的严重后果。他说：动物不断的影响周围的环境，那是为了生存而利用外部世界时发生的。但是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越带有经过思考的，向着事先计划的目标前进的特征。而随着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显著增强，却滋长了支配自然界的盲目性。“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恩格斯并举出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环境退化导致水资源枯竭，洪水灾害增加，疾病蔓延等恶果。而造成这些恶果的原因则主要在于人们的急功近利。
在讨论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哲学命题的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无论对一切理论思维多么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10]。恩格斯的精辟论述和远见卓识正是切中当今时弊而应引以为戒的。
3.3人与自然和谐的自然观洪水是一种自然现象。防洪减灾是人们发展水利，制约水害，恰当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努力。因此，在防洪减灾中应该注意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人和洪水的关系也随之发展。最初人们为躲避洪水的危害，不得不“择丘陵而处之”，住在洪水一般淹不到的高处。此后发明了堤防，人们和洪水的关系进了一步，可以“水来土掩”，修筑堤防限制洪水的泛滥。
近明了混凝土，人们可以修建高坝大库滞蓄洪水，调节天然径流。在自然面前，人们又多了一些主动。但是，有了许多新手段、新技术以后，人们是否就可以对洪水战而胜之，达到自由的境界，这曾经是一段时间的理想。然而，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迅速提高，科学的光芒和技术的威力使许多人不自觉地滋生出科学技术至上的思想而睥睨千古。这些成功在鼓舞人们改造自然信心的同时，也滋生出“人定胜天”的豪情和对自然规律的漠视。以为依靠科学技术人类将无所不能，而把天与地都视为供人类利用之外物，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导致功利主义的泛滥，加剧了对资源、环境的掠夺性开发，走进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误区。
之后，人们突然警醒地看到，在这些建设成就的后面，却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情况，生态环境恶化，灾害频仍。事与愿违的后果促使人们反思和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重新找回“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并进一步归纳为“人与自然和谐”的哲学理念。事实说明，无论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变得如何强大，但试图对自然战而胜之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却证明了，人类把自己视作自然的主人的无奈，同时进一步证实了一个基本事实——人类社会的确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们在背离自然规律去大规模营造只满足自身发展的新天地的同时，也加剧了和外界自然的冲突，并导致制约自身发展的新的障碍。人们似乎由此觉醒到“人定胜天”之不堪和古代哲人关于“天人合一”认识之精辟。实行防洪与减灾相结合的防洪政策，是对自然规律的进一步理解和正确运用的产物[11]。
参考文献：
[1]周魁一.关于防洪减灾体制的思考[J].科技导报，1991，(8)：3-5.
[2]汪恕诚.中国防洪减灾新策略[n].中国水利报，2003-06-05.
[3]大英百科全书(中文版)[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
[4]周魁一.关于完善防洪方针的建议[J].科技导报，1994，(9)：46-4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6]周魁一.略论水利的历史模型[a].水利史研究室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学术论文集[C].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16-21.
[7]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哲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8]周魁一，等.二十五史河渠志注释[m].北京：中国书店，1990.
[9]季羡林.人文地理学与天人合一思想[a].谢觉民.自然、文化、人地关系[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1-15.